報業與政治制度關聯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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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報業報業理論媒介制度政治

[摘要]：

報業制度系政治制度之一環，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人性問題、社會與國家的性質、個人與國家的關系、知識與真理的特質是報業哲學的核心問題。本文從歷史學、哲學與政治學的視角，分析了世界范圍內各種不同的報業理論和報業制度。對于中國，在其政治制度下，有望探索出自己的報業制度而成為世界的典范，為人類謀幸福。

Abstract:TheLawofPressisonepartofthegeneralpoliticalandsocialsystemsanditwillbechangedwhenthesocietyischanged.Thehumannature,therelationbetweenindividualandnation,thenatureofknowledgeandtrutharekeyissuesofthephilosophyofthepress.Thispaperanalyzesvarioustheoriesaboutthepressanditslawsorsystemsintheworldfromhistorical,philosophicalandpoliticalperspectives.Underitspoliticalandsocialsystems,Chinahastheopportunitytofinditsnewwaytobethemodeloftheworldandcreatethefortuneforhumanbeing.

Keywords:Press;TheoryofthePress;MediaLaw;Politics

一、前言

通常認為，報業制度取決于政治制度。換言之，報業制度乃為政治制度之一環，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所以，了解各種政治制度的理論，應為了解各種報業理論的前提。

人類自有歷史以來，社會即有兩種力量相互激蕩成長：一種是極權的力量，另一種就是自由的力量。如極權力量取得優勢，就出現一種極權的政治制度；如自由力量取得優勢，就自然建立一種自由的政治制度。但不管是極權的制度或自由的制度，都對下列問題，堅持一套假定的信念。[1]

二、報業哲學的核心問題

（一）人性問題。極權主義認為人性是惡的、愚昧無知的，所以主張嚴格統治，輔以教育，使之向善。自由主義認為人性是善的，能夠分辨是非善惡的，所以主張民主自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二）社會與國家的性質。極權主義認為社會與國家是實體的，有生命的，是真理的化身，是文化的結晶。而自由主義則認為社會國家是抽象的，沒有生命的，它僅是個人的組合，沒有個人，便沒有社會國家。

（三）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極權主義認為個人是國家的臣屬，不能獨立存在，個人本身沒有目的，沒有意志，他必須在國家內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而自由主義則堅信個人為唯一存在的實體，有目的，有獨立意志，并有天賦不可剝奪的權利；國家之存在，在于維持公共秩序及增進個人之福利。

（四）知識與真理的特質。極權主義認為社會國家之結構，系基于人類天賦智慧之不平等，統治階級具有最高之智慧并為真理之主宰，故主張知識與真理均應由統治者來傳播。而自由主義強調天賦平等之權利學說，認知體系經學習及經驗而來，真理則散布在每個人之心中，故主張言論自由，真理愈辯愈明。[2]

綜上所述，可知分析報業制度的不同，最后便歸入哲學的范疇。本文系以歷史學、哲學及政治學的角度，來比較當前世界各種不同的報業理論。

三、報業理論的類別

前面說過，人類社會政治制度，有極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與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兩種，所以報業制度只有兩種，就是極權主義報業與自由主義報業。自1917年俄國革命后，出現共產主義報業（CommunismPress），因其報業由黨與政府經營，所以亦稱新極權主義報業。二十世紀后，自由主義報業因黃色新聞的泛濫，與報業所有權的集中，致使自由報業的理論失效，新聞自由面臨危機，因之有“社會責任論”的興起。社會責任論，僅為對自由主義報業的一種修正，亦稱“新自由主義報業”。所以當前世界上共有四種“報業理論”，即“極權報業”（TheAuthoritarianTheory）、“自由報業”（TheLibertarianTheory）、“共產報業”（TheCommunistTheory）與“社會責任論”（TheSocialResponsibilityTheory）。[3]這四種報業理論，前三種已建立根深蒂固的報業制度，而“社會責任論”僅為西方所謂“自由報業”向往的一個目標。

任何新聞（報業）制度，均為政治制度之一環。換言之，一個社會的政治哲學決定它的新聞哲學；而新聞哲學又直接決定它的新聞政策、新聞制度與新聞觀念的價值標準。所以任何國家的新聞事業，必須服務于它所依附的政治制度，及其生存社會的價值標準，此乃一項必然的選擇。

四、西方自由報業的演變

西方資本主義，亦稱自由主義，所以它們的商營報業，亦叫做“自由報業”。這種報業強調新聞事業應享有充分的“新聞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自由報業在主筆（Editor）主持的政論報紙時代，對近代民主政治曾有偉大的貢獻。但自二十世紀初葉報業商業化后，報紙發行人與經理人員，取代了主筆的領導地位，亦即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前院長麻特（FrankL.Mott）所說：“報業商業化后，高速度輪轉機的聲音，淹沒了主筆的聲音?！盵4]

自此以后，報紙展開了激烈的商業競爭，結果報業形成“一城一報”及“商業獨占”。發展至此，自由報業反而消滅了民主政治所依賴的“意見自由市場”（FreeMarketPlaceofIdeas），亦即消滅了自由報業本身所追求的基本目標，因而使報紙純粹成為商人的營利工具。

就實際而言，任何報業制度都自稱有最充分的“新聞自由”。然而事實上這種自由僅為少數人所享有。如極權報業之新聞自由，為極權政府所享有；共產報業之新聞自由為共產黨精英分子所享有；而資本主義報業之新聞自由，則為少數資本家（發行人）所享有。資本主義的商業報紙，強調“新聞自由”是人類的一項“基本權利”。這種觀念，沿襲已久，人云亦云，積非成是。但經近代許多權威學者的反復研究，確認“新聞自由”僅是報紙發行人的一項“特權”，與一般人民的“基本人權”并無關聯。例如，哈佛大學哲學教授霍根博士（WilliamE.Hocking）于1947年出版了《新聞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一書，他否認新聞自由是“基本人權”，而認為它僅是報紙發行人的一種道德權利（MoralRights）；他認為只有在報紙盡到道德責任時，這種權利才應受到保障。霍根博士的這項理論，得到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CommissiononFreedomofthePress）委員們的一致同意，因此形成今日流行的社會責任論。[5]

五、社會責任論的理論

“社會責任論”認為人類并非絕對的理性動物，充分的自由競爭并不一定能實現真理（Truth）。所以報業必須積極地先從擔負“社會責任”做起，即提高人民文化水準，服務民主政治，保障人權，促進經濟發展，提供健康娛樂，維護社會和平，然后才能保障它的“生存”與“自由”！

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強調：“如果報紙拒絕擔負社會責任，則政府及社會大眾可制定法律強迫其擔負責任，且政府可自己發行報紙?！盵6]

社會責任論具有健全的哲學基礎，這一理論認為人性是“自私”的，需要制度的制衡；個人為獨立實體，有自由意志；這一理論認為“真理愈辯愈明”。但它指出了自由報業的弊端，亦為無可爭論的事實。但令人懷疑的是它的方法，即政府如何強迫報紙擔負責任？政府如何發行報紙而不產生極權報業的缺失？

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不同于極權主義與共產主義，也不同于資本主義。而這三種主義的報業制度，均已產生極大的弊端。

六、目前報業制度的缺失

極權主義、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報業的缺失，主要源于這些報業制度中的“新聞自由”分別掌握在獨裁者、共產黨精英與少數資本家的手中。根據民主政治的理論：“個人權益，只有個人自己知道；并且個人權益，只有自己有權保護，才能真正安全。”所以要建立民主主義的報業制度，必須使“新聞自由”的權利確實為全民所“共享”，這才是正確而合理的途徑。

現在人類的智慧，已經不再相信政治獨裁與宗教獨裁，更不相信經濟獨裁；難道我們還會相信報業獨裁會為我們帶來好處？！

民主主義與社會責任論，認為新聞自由的原則應普遍存在，不應由少數人獨裁。兩者的報業哲學是不謀而合的，兩者對于報業功能的看法也是相同的，但民主主義的報業制度，不主張由政府直接控制報業，也不主張政府直接發行報紙，而主張報業應徹底民主化。因為報業只有在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原則下，才能使報紙真正為公益服務，也才能真正建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事業！

七、英國威廉斯教授的報業理論

英國威廉斯教授（ProfessorFrancisWilliams）為牛津大學董事長、民主社會黨主席與倫敦衛報（theGuardian）主筆，他認為在民主國家之中，不僅政府應該實行民主，而且支持民治政府的新聞媒介，其經營亦應徹底民主化。1974年2月，威廉斯教授應邀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大眾傳播研究中心，主講民主傳播制度（DemocraticCommunicationSystem）。他認為民主國家不僅政府應民有、民治、民享，而支持政府之大眾媒介，亦應民有、民治、民享（ADemocraticsociety,governmentaswellasthemassmedia,shouldbe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7]

八、報業改革的途徑

新聞媒介應如何民主化？英國BBC與德國ARD以及所有公共廣播電視媒介都已徹底民主化。報紙與電視不同，報紙應多元化，其實行民主化之途徑如下：

1、確認報紙之基本性質為教育文化事業，并非商業；

2、報業應由政黨與人民公益團體發行，不得以商業方式經營；

3、報業應以報道新聞與發表意見為宗旨，不得以色情與暴力新聞作為營利之工具；

4、報業須多元化，防止一城一報與報業獨占；

5、全國重要城市應設立國家印刷廠，以公平、快速之方式代印全國所有報紙；籍以大量減少報業成本，以維護報業多元化，目前各國報紙大量?？?，主要是因為報紙印刷與固定資本太高（約占85%）；

6、報紙之總編輯與記者為報紙之靈魂，應有一定資格；

7、報業應設新聞評議會與報業法庭，報業之新聞、言論與廣告應受評議會之監督；

8、為保障國家利益，積極發揮報業之正功能，報業可仿照英國BBC由全民精英代表組成董事會，發行高級“公共報紙”（Publicnewspaper），這種報紙就像社會大學一樣，完全服務全民，不與其它報紙競爭，其收入亦靠發行、廣告，如果入不敷出，則由國庫補助。

九、近代報業改革的新觀念

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均認為報業是個嚴肅問題，應予改革，但因“政治制度”與“新聞自由”問題，許多改革建議均未成功。上述8項建議并非新觀念，而是對近代各國報業改革新觀念的總結。

1、1933年10月，德國制定編輯人法（Editor’sLaw）規定，編輯人與記者應有資格；1935年4月，又規定“工商團體須退出報業”，并認為“金錢不得制造輿論”。

2、1947年，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CommunicationonFreedomofthePress），認為新聞自由并非基本人權，而是道德權利，新聞業應負道德責任；并認為報業受劣幣驅逐良幣法則（Gresham’sLaw）的支配，所以為了社會利益，必須由國家發行高級報，免于商業報紙的競爭。

3、1953年7月，英國成立新聞評議會（ThePressCouncil），評議報業缺失，限制新聞自由，防止報業獨占與腐化。

4、1959年10月，美國著名政論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建議美國建立公共電視（PublicTelevision）。1967年11月，美國國會制定公共電視法案（PublicTVAct），隨之建立公共電視公司（CPB）；當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WorldReport）發行人勞倫斯（DavidLawrence）預言“公共報紙”終將誕生。

5、1967年，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與國會議員兼《衛報》專欄作家詹格爾夫人建議報業應收歸國有，并建議設立國家印刷廠（NationalPrintingCorporation），以降低報業成本，維護報業多元化。

6、1968年，美國著名作家塞爾茲（GeorgeSeldes），認為政府管理報業行不通，新聞自律也不可能，他建議公眾應創辦TVA型的“公共報紙”，這種報紙的功能與其對社會的服務，就正像田納西公共水利管理局（TVA）一樣，它可依照社會責任論的報業功能，證明一份十全十美或接近十全十美的“公共報紙”是可以成功的。在TVA建立以前，密西西比河經常泛濫成災，人民生命與財產損失慘重。而TVA建立后，不僅免除水災，而且完全實現防洪、灌溉、飲水與觀光的目標。

7、1973年7月，美國成立全國新聞評議會（NationalNewsCouncil），防止新聞事業濫用新聞自由，后因《紐約時報》等大報抵制，不幸于1984年3月20日夭折。

8、1981年3月，韓國根據《言論基本法》，成立“言論仲裁委員會”，該會性質為新聞評議會，但“仲裁會”如同報業專業法庭，全國設立14個分會，與地方法院合署辦公，如報業不服該會裁決，即移送法院審理。

9、1984年10月，法國頒布新《出版法》，防止報業獨占與維護報業多元化。該法規定，一家公司在數個城市發行多家地方報紙，其總發行量不得超出全國同類報紙總發行量之15%；如為全國性報紙，則其發行量不得超出全國同類報紙總發行量之10%。

十、結語

目前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報業的實際表現都難以令人滿意；尤其是色情、暴力的新聞報道，對社會風氣、教育文化與社會犯罪，都有著明顯而深遠的影響。有鑒于此，自20世紀中葉，許多國家的政府、國會、學術團體以及著名作家，都紛紛提出改革報業的建議。但由于“新聞自由”的敏感性或報業由資本家所控制，因既得利益的壟斷，致使報業的改革迄今尚未成功。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屆30年，在經濟方面已獲得輝煌的成就。但是報業的改革仍面臨分歧的十字路口，所幸中國報業絕大部分系由黨與政府所經營，沒有資本家既得利益的干擾，可排除過度的商業化，并且完全依照近代報業改革的新觀念，建立報業的公信力以及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公共報業制度”，徹底根絕色情、暴力與犯罪新聞，完全服務公益，如此必可解除當前報業的困境，而成為世界報業制度的典范，為人類謀幸福。

[注釋]

[1]FredSiebert,WilburSchramm&TheodoreB.Peterson（1956）.FourTheoriesofthePress.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p.2.

[2]WillisMoore,LecturesonPhilosophyofJournalism（SIU,1964）

[3]Ibid.1.

[4]FrankL.Mott（1962）.AmericanJournalism.N.Y.:Macmillan.

[5]CommissiononfreedomofthePress（1947）.AFreeandResponsiblePres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6]Ibid.

[7]李瞻（2005）.大時代見證.臺北：三民書局，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