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法律科論文范文10篇

【提要】日本法學的基本目的不是為了直接培養職業人員，通過司法選拔法制精英的法律職業選拔模式與法學教育是脫節的。但是這種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選拔制度在新的條件下暴露出越來越明顯的弊端.在變動、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參照美國的(LawSchool)模式，提出了法科大學院構想，開始將法學教育與選拔、培養法律職業家有機地結合起來?？梢灶A見這種變化將會對日本司法制度和法學教育制度產生重要，并在比較法文化上具有重要意義。

【摘要題】海外來風

【關鍵詞】法學教育/司法考試/法科大學院構想

【正文】

日本稱法官、檢察官、律師三種法律專門職業人員為“法曹”。欲成為法曹，首先要通過競爭率極高的司法考試，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經過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終考試合格才能夠最終擔任法曹。在這種法曹培養制度下，法學教育與法曹選拔脫節，二者并無直接的聯系。司法考試嚴格限制人數，（注：日本選拔的法曹人數歷來較少，現行制度下，從20世紀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試合格人數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來開始增加合格人數，現在每年的合格人數為1000人左右。參見丁相順：《日本法律職業選拔培訓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檢察》2000年第4期，第61頁。）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日本司法人數不足，司法救濟不夠的弊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國際和國內環境的變化，在規制緩和的大形勢下，長期依靠行政指導制調整社會關系的日本開始了由“事前規制型”向“事后檢查型”的改革。（注：關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參見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報》載《密切法律交流推進中日友好——訪日本法務大臣高村正彥》一文，法務大臣高村正彥說：“人類即將進入21世紀，對于日本而言，面臨社會、形勢的復雜多樣化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當務之急是推進行政等各項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會向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的‘事后檢查型’社會的轉型。具體到司法領域，日本將大力推進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體系，下個世紀，司法將在維護法治社會、保障國民權利等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這樣，為了解決司法人數不足的問題，大學的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制度、法曹培養制度、司法制度開始聯系起來，法學教育界和司法實務界提出了法科大學院構想。

一、日本法學教育的基本特征與改革

【內容提要】日本法學教育的基本目的不是為了直接培養法律職業人員，通過司法考試選拔法制精英的法律職業選拔模式與法學教育是脫節的。但是這種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選拔制度在新的條件下暴露出越來越明顯的弊端.在社會變動、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時代背景下，日本參照美國的(LawSchool)模式，提出了法科大學院構想，開始將法學教育與選拔、培養法律職業家有機地結合起來?？梢灶A見這種變化將會對日本司法制度和法學教育制度產生重要影響，并在比較法文化上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法學教育司法考試法科大學院構想

日本稱法官、檢察官、律師三種法律專門職業人員為“法曹”。欲成為法曹，首先要通過競爭率極高的司法考試，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經過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終考試合格才能夠最終擔任法曹。在這種法曹培養制度下，法學教育與法曹選拔脫節，二者并無直接的聯系。司法考試嚴格限制人數，（注：日本選拔的法曹人數歷來較少，現行制度下，從20世紀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試合格人數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來開始增加合格人數，現在每年的合格人數為1000人左右。參見丁相順：《日本法律職業選拔培訓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檢察》2000年第4期，第61頁。）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日本司法人數不足，司法救濟不夠的弊端。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國際和國內環境的變化，在規制緩和的大形勢下，長期依靠行政指導制調整社會關系的日本開始了由“事前規制型”向“事后檢查型”的改革。（注：關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問題，參見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報》載《密切法律交流推進中日友好——訪日本法務大臣高村正彥》一文，法務大臣高村正彥說：“人類即將進入21世紀，對于日本而言，面臨社會、經濟形勢的復雜多樣化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當務之急是推進行政等各項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會向以個人責任為基礎的‘事后檢查型’社會的轉型。具體到司法領域，日本將大力推進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體系，下個世紀，司法將在維護法治社會、保障國民權利等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保┻@樣，為了解決司法人數不足的問題，大學的法學教育與司法考試制度、法曹培養制度、司法制度開始聯系起來，法學教育界和司法實務界提出了法科大學院構想。

一、日本法學教育的基本特征與改革

日本的法學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日本法學教育在明治時期就形成了官方與民間法學教育的二元格局，經過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統合措施，近代法學教育培養的法科學生為推進日本法制近代化過程和國家的近代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順：《日本近代法學教育的形成與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論集》2000年專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頁。）

二戰以后，隨著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教育日漸普及的情況下，法學教育成為一種法律修養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學本科階段（四年制）法學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養法律的專職人才，而是一種為普及法學思維方式而開設的普通素質教育。實際上，可以說這種教育的目的只是為即將步入社會的學生養成法律思維(Legalmind)為此，在日本各大學法學院的本科課程設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還包括與法律職業無直接關系的政治學方面的內容，四年制本科畢業生人多從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鈴木賢：《日本的法學教育改革——21世紀“法科大學院”的構想》，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參加“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國際研討會時發表的論文。參見此次研討會論文集。）。在現行司法考試制度下，不僅本科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無直接關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與法律職業沒有直接關系。研究生院培養的法學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從事法學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日本全國共有622所大學（國立大學99所，公立大學66所，私立大學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學開展法學教育，擁?法學部或者法學院。法律專業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大體可以分為三類：?nbsp;部分充任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政府機構的公務員；大部分人在各種民間的企業或公司中就職；只有極少一部分的畢業生能夠通過司法考試成為專門的法律職業家。（注：[日]鈴木賢：《日本的法學教育改革——21世紀“法科大學院”的構想》，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參加“21世紀世界百所著名大學法學院院長論壇”國際研討會時發表的論文。參見此次研討會論文集。）

一、韓國國際私法的起點

哈佛大學法學院的Harper教授在論及國際私法中的識別問題時，曾將其喻為“包含有天使也不敢探索的領域的巨大課題”。

作為選擇涉外事件應適用法律的準據法選擇規則，在涉外事件不多的時代，國際私法通常被作為沒有實用性的理論法、學說法劃入抽象的、迂腐的法學領域。但是，時至今日，由于國際社會的急劇變化，復雜多樣的涉外事件數量一路飛升。與此同時，國際私法在經歷方法論上革命性巨變的同時，作為國際化時代所有法律問題的基本法，也開始具有實際有效性，并發揮了核心作用.

國際私法這門學問是在100年前我國引入近代私法制度、開設法官養成所的同時，隨著對西洋法的繼受而首次傳入我國的。

舊韓末開化時期，曾任法官養成所教官的劉文煥作為公費留學生赴日留學歸來之后，于1905年左右出版了我國歷史上國第一部國際私法教科書。從內容上看，該書主要涉及法律的抵觸和民法中的準據法選擇，是傳統的、基本的國際私法。

后來，因韓日合邦，韓國法律制度和學術研究逐步淪為日本的附屬。在此后36年間，韓國進入了適用日本法的時代，韓國法學也因而喪失了獨立性，只能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在解放后的混亂時期，韓國法學在相當長時間內仍處于日本法的影響之下，因而在國際私法研究方面也不可能取得什么發展。

論文關鍵詞:網絡知識產權存在問題侵權措施

論文摘要: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是傳統的知識產權行為在網絡媒介中的延伸。我國應采取一切措施保護網絡知識產權，使其在更加開放、更加和諧的環境下長足發展

1我國網絡知識產權存在的問題

網絡知識產權就是由數字網絡發展引起的或與其相關的各種知識產權。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使用網絡的人以每年10倍的速度發展。因國際互聯網絡的廣泛應用給知識產權帶來了一個大課題。隨著國際互聯網的商業化發展，網絡正日益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然而網絡提供的更多便捷、更龐大的資源共享體系，給知識產權的保護帶來了更大的困難，網絡環境下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日益增多，嚴重侵害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利益，影晌了網絡環境的正常秩序。而立法的空白、懲治的不力是導致侵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屢屢發生的重要因素。

2網絡知識產權受侵權的原因

2.1網絡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化人們在傳統的社會現實與網絡社會中的道德觀念存在很大差異。傳統的社會，依靠法律法規，社會道德以及社會輿論等的監督，以及周圍人們的提醒或者注視下，傳統的法律和道德都會相對很好的被維護。而網絡社會是一個相對非常自由的空間，既沒有中心，也沒有明確的國界和地區的界限，人們受到的時間空間的束縛大大縮小。

康德認為，“人作為有理性的動物，其特征已經在他的手、手指和指尖的形態構造上，部分是在組織中，部分是在細致的感覺中表現出來了。大自然由此使他變得靈巧起來，這不是為了把握事物的一種方式，而是不確定地為了一切方式?！倍侨说倪@種體現在人類學意義上的不確定性使得教育具有其存在的可能，即將人的某種不確定性通過教育而實現其確定的價值。當然，人也不是一個可以完全依據外在力量便必然地被塑造為某種必然的東西，其實際上是一個由內在能動性推動的趨向于無限多種可能發展的生命創造體。而教育在內化為實現和擴張人的這種可能性的驅動力的同時，也就必然的以實現人的個性發展為其根本出發點，這也正是“以人為本”的主體性教育理念在當代教育領域內的核心反映。

關鍵詞：人本法律教育觀法律教育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人本是相對于神本、物本而言更為理性的社會發展之真理態度、價值取向和實踐原則。淵源于西方的哲學范疇的人本主義思想無論從自然觀、歷史觀、人生觀或是價值觀的角度均強調了人在自然及社會環境中的主體性地位以及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的人文精神的重要性。而以人本主義思想為法律教育體系之內核的一大體現則是人本法律教育觀的形成，即在覆蓋相關領域的多元法律教育體制下，以培養學生成為具有公正的價值評斷能力以及專業與相關技能的復合型法律專業人才為宗旨，并給予學生充分的實現其人格培養及個體價值的機會的法律教育理念。其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是法治社會中每一個人所享有的基本權利。依法治國必須以法治觀念的普遍確立為前提，即要求每個人都做到忠信于法、信仰于法才能達到法律對社會最大程度的有效調控。然而，在這樣一個理性環境下各種社會單元遵循法律規則的協調運作卻是由全民、終身的法律教育貫穿始終的。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卻不盡然導致其絕對性，在人本主義思想指導下的法律教育應當以充分的尊重人權及滿足教育消費者需求為前提，民主、平等的對受教育者的法律意識施加影響，以期對現實生活中的是非作出基本的評斷。因此，人本法律教育觀要求法律教育作為法治社會中人的一項基本權利而存在，人們可以通過主張這種權利來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教育，進而豐富其對權利之學的認知與理解。此外，當人的這種接受法律教育的權利受到非法侵犯時，也應當受到相應法律的嚴厲制裁。

其次，受教育者在法律教育過程中處于主體性地位。法律教育的直接對象應當是選擇接受其教育的法學專業的學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受教育者，同樣作為直接受益方對于教師的知識技能傳授方式、內容以及技巧等的反映與回饋是衡量該教育效果及水平的重要標準。因此，鑒于受教育者對于教育質量評價的決定性因素，其與教育者的關系應當體現為一種主體與主體的關系，而非客體與主體的關系，亦即“應當把每一個學生都當作具有他或她自己的感情的獨特的人看待，而不是作為授予某些東西的物體。”可見，在這種師生關系下的學生已擺脫了不加選擇的接受知識灌輸的被動地位，也不再固定的成為教師單方面施教的作用對象。他們被允許在一定范圍內自主的選擇符合自身興趣的研究課題以及有利于本身知識架構良性發展的法學專業課程，甚至包括對該門課程授課教師的選擇及理性的作出自我評價，也就是說，學生應當時刻持有對自己專業技能發展方向的理性考量及主動學習的意識和能力。此外，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地位還體現在利于學生自我能力發展的教學環境的創造上。在各種教學儀器、設施的配備、教材的選用、課程的安排、教學積件的建立以及不同主題講座的設置上都應當以有利于學生的專業學習為考慮中心。

第三，法律教育中教師對學生自我發展的促進作用。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羅杰斯從治療精神病患者的經驗出發，對教師提出了三項基本要求：第一，真誠。即教師與學生之間應當以誠相待，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出現的任何問題教師應當坦誠的提出自己的意見，并對自己在教育方法上的缺陷及時的作出糾正或開展自我批評；第二，信任與尊重。教師應當合理的尊重、關注和接納學生的情感、意見和價值觀念，并在對以學生為主體性教育模式充分的認識下為學生提供自我發揮的自由空間以及幫助對其自身潛能的挖掘，從而與學生建立起一種相互的信賴關系；第三，移情。是指教師應當以學生的角度去理解學生的思想、情感以及世界觀，以此在對學生的自我意識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礎上更加有效的達到其對學生學習的輔助和促進作用。除了上述教師對學生造成的心理氣氛因素外，其自身的法學專業素質、理論研究水平，靈活多變的教育技巧和方式，科學合理的教學計劃和課程內容安排以及參考教材、資料的選取等均應重在體現對學生自我發展的促進作用。正如人本主義教育家坎姆勃斯所言：“教師的任務不僅是規定、傳統、模板、發號施令、欺哄，它也是管理存在的過程。這個角色要求教師是促進者、鼓勵者、幫助者。”

摘要:網絡環境下的知識產權是傳統的知識產權行為在網絡媒介中的延伸。我國應采取一切措施保護網絡知識產權，使其在更加開放、更加和諧的環境下長足發展。

關鍵詞:網絡知識產權存在問題侵權措施

一、我國網絡知識產權存在的問題

網絡知識產權就是由數字網絡發展引起的或與其相關的各種知識產權。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我國使用網絡的人以每年10倍的速度發展。因國際互聯網絡的廣泛應用給知識產權帶來了一個大課題。隨著國際互聯網的商業化發展，網絡正日益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然而網絡提供的更多便捷、更龐大的資源共享體系，給知識產權的保護帶來了更大的困難，網絡環境下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日益增多，嚴重侵害了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合法利益，影晌了網絡環境的正常秩序。而立法的空白、懲治的不力是導致侵犯網絡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屢屢發生的重要因素。

二、網絡知識產權受侵權的原因

1、網絡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化人們在傳統的社會現實與網絡社會中的道德觀念存在很大差異。傳統的社會，依靠法律法規，社會道德以及社會輿論等的監督，以及周圍人們的提醒或者注視下，傳統的法律和道德都會相對很好的被維護。而網絡社會是一個相對非常自由的空間，既沒有中心，也沒有明確的國界和地區的界限，人們受到的時間空間的束縛大大縮小。

摘要：日本自2004年開展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目前僅設置法學學科，授予“法學博士專業學位”，其人才培養機制即代表著日本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培養現狀。高層次、應用型法律從業人才的培養目標，統一與多樣的招考制度，寓行于教的課程及教學，強制實踐學分及內外雙向評估等凸顯了機構專門、多元培養、資格銜接、學位單列的特點。我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在博士人才培養方面，應構建一體化課程體系，建立流線型培養過程，健全三維評估機制。

關鍵詞：日本教育；博士專業學位；培養機制；一體化課程

博士專業學位是隨著科技進步和社會分工具體化，為滿足特定職業領域對高層次專門人才的需求而設立的，職業特性明顯。2018年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指出：要完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著眼于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融合協調發展，共同優化創新型、復合型、應用型和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機制。［1］日本于2004年在博士層次僅設置“法學研究生院①”招收攻讀法律專業學位的研究生。其人才培養機制代表著日本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現狀，是日本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及職業教育的最高層次，對我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及職業教育具有啟示借鑒意義。

一、日本法學博士專業學位的人才培養機制

日本國立、公立、私立大學及日本律師協會或地方公共團體均可申請成立法學研究生院，開展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授予畢業生“法學博士專業學位②”。截至2018年，日本設置法學研究生院培養法學博士專業人才的大學共計43所，其中國立大學16所，公立大學2所，私立大學25所［2］10。（一）高級法律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日本法學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標是在公平性、開放性、多樣性的基礎上，培養兼具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的高層次、復合型法律從業人才。2003年文部科學省第16號令《專業學位研究生院設置基準》第18條第1項規定：法學研究生院以培養能勝任具備高度職業技能和卓越實踐能力的高層次專門職業人才為目的，開設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課程，培養具有法律實務技能的法官、律師及檢察官等［3］。既注重培養法學人才處理法律事務的必備技能及創造性應用實踐能力，還注重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公正公平道德觀、發散性思維、批判性思考能力等。目標定位清晰，具有較強的職業性和專業指向性，屬于高層次專門職業教育。（二）統一與多樣的招考制度。日本法學研究生院招收本科畢業生，學制一般為3年，經法學研究生院認可、已取得法學學士學位的人員可縮短至2年，非法學學生的修業年限必須為3年。法學研究生院每年的招生人數是有限的，除招收法學畢業生外，還招收經濟學、醫學、數理學等學科的畢業生和具備社會經驗的在職人員，并規定這兩類的入學人數不少于總入學人數的30％［4］。近年來受少子化等社會影響，日本法學研究生院入學人數有逐年減少的趨勢，但社會在職人數通常占總入學人數的五分之一左右，如2018年新生入學人數共計1621人，社會在職人數占17％；2017年共計1704人，社會在職人數占19．8％；2016年為1857人，社會在職人數占20．0％［2］4，法學研究生院招收多樣化學生，使學生在原有學科基礎上修習法律知識，目的在于培養交叉學科、跨學科的復合型法律人才，也成為社會在職人員進修學習的提升平臺。入學選拔以公平公正、多樣開放為原則，采用全國統一適應性考試（又稱日本LSAT③）與各校選拔考試相結合的方法。近年來部分法學研究生院要求應試者出具托福成績和日語能力考試成績證明，以東京大學法學研究生院為例，要求應試者托福成績在90分以上，日語一級能力考試成績在140分以上，具備以上條件后才可參加全國統一適應性考試。2010年之前，統一適應性考試是由獨立行政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和公益財團法人日本法務研究財團組織的，2011年以后，由法學研究生院、公益財團法人律師法務研究財團、公益社團法人商事法務研究會共同組成“適應性考試管理委員會”，統一組織考試。目的在于測試應試者是否具備將來作為法律從業人員的素質及能力，是否具備關心社會問題的責任感，是否適合從事司法行業。統一適應性考試合格率較高，如2016年參加考試人數為3535人，合格人數為3286人；2015年應試人數為3928人，合格人數為3621人；2014年應試人數4407人，合格人數4091人，平均合格率為92％左右［5］。應試者參加統一適應性考試成績合格后，可向報考院校提交申請書，申請書內容一般包括研究計劃、推薦信、成績證明、本科畢業證書等，申請書被報考院校接收后，考生可參加各院校的入學選拔考試。從歷年考試統計數據來看，各院校入學選拔考試的合格率較低，如2018年全國報考人數8058人，通過1621人，2017年全國報考人數8160人，入學1704人，［6］尤其如知名的早稻田大學法學研究生院、東京大學法學研究生院等招生人數較少，難度更大，最終合格者可入學接受法學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三）寓行于教的課程與教學。日本法學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法律從業人員為目標，因此課程與教學側重增強學生的法理分析能力、處理法律實務能力，注重培養學生社會責任感和倫理道德觀，呈現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的特點。課程內容一般分為法律基礎課程、實務基礎課程、法學相關課程和尖端拓展課程四大類，其中法律基礎課程是對日本基本法如憲法、民法、刑法的學習；實務基礎課程是通過實地考察或現場模擬強化學生的法律實務技能，如培養學生的法律文書寫作、司法信息搜集、法庭審判辯論等能力；法學相關課程內容較為多樣，通常包括國際法、經濟法等，側重與各部門的聯系；尖端拓展課程注重拓展學生的國際法律視野，包括世界各國的稅法、勞動法、知識產權法、環境法等內容［7］8。在此基礎上，文部科學省鼓勵各法學研究生院自行增設或刪減相關課程，發揮優勢學科特色，倡導各有所長。法學研究生院對師資的要求較高，《關于法學研究生院的制度設計》中規定普通大學學部的教師不能擔任法學研究生院的專任教師。法官及檢察官可以申請到法學研究生院任教，法學專任教師需滿足以下條件：在專業領域內學識淵博、有實際工作經歷且經驗豐富、具有相應的研究成果。各方向專任教師數量不得少于12名，師生比一般為1：15，且專任教師中教授需占50％以上，實踐型教師要占教師總數的20％［7］1。對實踐型教師的要求是具備5年以上的工作經歷，在校每年必須承擔6個學分以上的課程，需負責實務基礎課程的教科書編寫等。日本法學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并非僅靠教師向學生單向傳授知識，教學方法通常以案例研究、實地調查、雙向或多向交流探究為主。具體包括實習調查、課堂發表、個別輔導等，一般采用小班教學，班級人數標準為50人，以實例研究為中心，理論聯系實踐，使用計算機、多媒體等高科技設備將實踐內容導入至基礎教學中，或在室外實地授課。教學活動一般是在教師監督指導或律師協會協助下進行，學生可在律師事務所或企業法務部門進行實地研修，參加商談研討會，學習談判技巧，聽取解決方案，現場觀摩具體法律案件的進展。日本不同大學法學研究生院的教學方法各有側重，如司法考試合格率連年居高的一橋大學法學研究生院采用師生結合、互助一體、一幫一帶的形式進行法學研修；名古屋大學法學研究生院建立了講義收錄系統，將行之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案歸納整理，制作為講義靈活運用；靜岡大學法學研究生院為增強學生的法律實務技能，倡導他們參與就業支援活動，協助教師開展教學活動，減輕專任教師負擔。（四）強制實踐學分＋內外雙向評估。日本法學研究生院強制學生實踐實習，并將其作為學位授予標準的考核項目。文部科學省規定攻讀法學博士專業學位的研究生須至少獲得93個實踐學分，實踐實習學分必須占總學分的近三分之一［2］2。因博士專業學位培養的不是法學研究者，而是處理事務能力較強的專業人才，所以畢業論文不是授予學位的必要條件。畢業的嚴格之處是通過讓學生完成實際項目，來提高學生處理法律事務的能力，保障專業學位的實踐性和職業性。為保障博士專業學位的人才培養質量，日本實行院校內部自我評價和第三方專門機構外部監督相結合的評估方式?！秾W校教育法》第109條第3項規定：由文部科學大臣認證授權的評估機構必須每五年一次對專業學位研究生院的各項教育活動進行評審。評價項目包括課程設置、師資構成、成績評定、入學選拔、管理運營、設施設備及圖書資料等［8］。目前文部科學省認證的評估機構有公益財團法人律師法務研究財團、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予機構和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其中，“公益財團法人律師法務研究財團”是由日本律師協會聯合其他法律中介機構于1998年共同成立的，2004年8月經文部科學省批準成為法學研究生院的評估機構；“獨立行政法人大學改革支援•學位授予機構”前身是1997年成立的“大學學位授予機構”，2003年更為此名，2005年1月成為法學研究生院的評估機構；“公益財團法人大學基準協會”是由日本46所國立和私立大學于1947年自發組建的大學評估機構，2007年2月獲得評估法學研究生院的資格。評估標準由以上評估機構制定，法學研究生院須在指定日期內，根據《自我評價實施要則》進行自我評估，撰寫“自我評價報告書”，并依程序提交申請書，經評估委員會書面審查后，派遣專門人員對申請單位的各項事務進行調查，最終形成“評價結果報告書”在官網上公示，以保障專業學位的含金量。

二、日本法學博士專業學位的人才培養特點

關鍵詞:區際刑法;跨境犯罪;刑事管轄權沖突;刑事司法協助

內容提要:當今中國客觀地存在“一國、兩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現狀,因而區際刑事法律沖突不可避免,中國區際刑法應運而生。中國區際刑法主要針對跨境犯罪而展開,研究如何處理不同法域的刑事管轄權沖突,并有效地開展區際刑事司法協助。中國區際刑法在范疇上包括跨境犯罪、基本原則、各法域刑事法主要規定、刑事管轄權沖突、刑事司法協助五個方面的內容,因而具有獨立的對象、內容。關于中國區際刑法的研究也具有獨立的方法,中國區際刑法具有獨立學科的屬性。

一、中國區際刑法問題的產生

區際刑法的問題既可以產生于某一個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又可以產生于分裂的國家,如未統一前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①。這兩種情況也是香港、澳門未回歸前世界上區際刑法的主要兩種模式。當然,這并不是說在香港、澳門兩地區未回歸祖國大陸之前,不存在兩個地區與大陸刑事法律的沖突與協調問題,而是說,這種沖突與協調問題并不是很突出和明顯。其實,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與臺灣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沖突在某些時期表現得還是非常激烈的。最為典型的莫過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發生多起大陸居民劫持航空器到臺灣的嚴重刑事案件,而臺灣方面并沒有移交犯罪人或給予嚴厲刑事處罰。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三個法域與大陸地區之間的法律沖突是客觀存在的。

隨著香港、澳門以及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之間經濟文化交往的加深,特別是在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大陸、建立特別行政區之后,在中國范圍內,一個國家、兩種(政治)制度、三種法系、四個法域的格局顯得尤為明顯,解決四個法域之間在各種法律制度方面的沖突也較為迫切。其中,相對而言,解決中國大陸內地與其他三個法域的法律沖突則更為重要。而刑事法律方面則尤為值得關注,因為刑事犯罪對當地的社會秩序有著嚴重乃至根本性的侵犯,當地司法部門通常都會給予充分的重視和嚴厲的打擊,但對其他司法部門來說就意味著義務和負擔,乃至會涉及政治上的責任,不容易解決刑事法律方面的沖突和糾紛。因此,該問題引起了兩岸四地諸多刑事法學者的積極關注與認真研究。這也是當前打擊刑事犯罪,處理刑事管轄權沖突等司法實務面臨的急切任務,中國區際刑法問題由此產生。

二、中國區際刑法研究狀況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中國稅法研究目前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徘徊的狀態，而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研究方法尚顯單一、研究人員知識結構不合理，以及缺乏可供挖掘的理論資源等是造成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為此，首先應當加強稅法學界的研究合作，發揮中國稅法學研究會的主體作用，通過研討會、課題協作、創辦《稅法論叢》的形式促進中國稅法研究的進步；其次應當重點培養稅法學教學和科研的高級專門人才，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和運用，為稅法學的發展壯大夯實必要的基礎；最后應當……

一、中國稅法學研究落后的成因分析

稅法在現行法律體系中是一個特殊的領域，它不是按傳統的調整對象的標準劃分出的單獨部門法，而是一個綜合領域。其中，既有涉及國家根本關系的憲法性法律規范，又有深深浸透宏觀調控精神的經濟法內容，更包含著大量的規范管理關系的行政法則；除此之外，稅收犯罪方面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很強的專業性，稅款的保護措施還必須借鑒民法的具體制度。因此，將稅法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加以研究不僅完全必要，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當憲法學熱衷于研究國家根本政治經濟制度而無暇顧及稅收行為的合憲性時，當經濟法學致力于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而不能深入稅法的制度設計時，當行政法學也只注意最一般的行政行為、行政程序、行政救濟原理而難以觸及稅法的特質時，將所有的與稅收相關的法律規范集合起來進行研究，使之形成一門獨立的法學學科顯得尤其重要。這樣可以博采眾家之專長，充分借鑒相關部門法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稅法的體系和內容更正完整和豐富。

然而，當前我國稅法學研究的現狀是，主攻方向不明確，研究力量分散，研究方法單一，學術底蘊不足，理論深度尤顯欠缺。經濟學者只重視稅收制度中對效率有重大影響的內容，法學家們也只滿足于對現存規則就事論事的注釋，稅法在法學體系中基本上屬于被人遺忘的角落。隨著社會主義法治進程的深入，依法治稅越來越成為人民日益關心的現實問題。人們不僅關心稅收行為的經濟效果，更關心如何通過周密細致的法律措施保證自己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稅法的功能不僅在于保障政府正當行使職權，同時也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對相關主體的行為進行約束和監督，使其在既定的框架中運轉，不至于侵犯公民的權利和利益。恰恰在后一點上，我國稅法學的研究相當薄弱。如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落實，稅收征管程序優化設計，納稅人權利的保護等，都是我國財稅法學研究亟待加強的地方。

所以，總體來說，中國稅法學目前仍然在較低水平上徘徊。由于中國稅法立法數量多，涉及面廣，其中法律規范的內容還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性，所以人們勉強還能接受稅法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存在，不管在位階上它是屬于財政法、經濟法抑或行政法；然而，就現狀而言，中國稅法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的確令人擔憂。作為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首先，應該具有獨立的研究對象；其次，應該形成比較完整的學科理論體系；再次，還應該產生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最后，該學科應該具有豐富的、可待挖掘的理論資源和廣闊的發展前景。對照這些要求，我們慚愧地發現，中國的稅法學研究的確剛起步，用“幼稚”一詞進行描述并不過分。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法學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才進入現代法的復興和發展時期。而其中稅法學的研究更是晚了將近10年，從80年代中期才開始產生和發展。（注：倘僅從時間上看，我國第一本專門的稅法學著作應為1985年由時事出版社出版的、劉隆亨編著的《國際稅法》，但一般認為，1986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劉隆亨所著：《中國稅法概論》一書標志著我國稅法學的形成。參見劉劍文：《中國稅收立法研究》，載《經濟法論叢》（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頁。），不過，這雖然是中國稅法學研究滯后的一個客觀原因，但是我們認為其并不足以解釋全部現象。因歷史原因耽誤的法學學科并非只有稅法學，刑法學、民法學等傳統學科同樣難逃厄運，可是它們現在卻得到了欣欣向榮的發展。10年來法學研究最引人注目的領域是行政法學，它的起步可能比稅法學更晚。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行政法學還只是停留在利用教科書對現行行政法進行注釋的階段，而今行政法學碩果累累，傲然屹立于法學之林。除此之外，還有環境法學等新興學科的興起和發展也都說明了歷史原因并不是中國稅法學研究落后于時代、落后于其他學科的最主要原因。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稅法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稅法學并不是不能夠從事現行法律規范的解釋工作，相反，解決稅收立法、執法和司法過程中的現實問題是中國稅法學的天職。稅法的解釋，既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和發展，又有利于稅法的普及，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同時也是每一個國家法制和法學發展史上一個必經的階段。但是稅法學者在參與稅法活動的各個環節時應該有自己獨特的視角，這種視角不一定與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乃至守法者的視角完全吻合，這樣才能保證它作為一門研究學科得以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且總體來說，稅法學的視角應該比參與稅法活動的其他任何人的視角更能把握問題的實質。要鍛造稅法學這種與眾不同的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必須有賴于稅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加強。只有稅法學基礎理論，才能將稅法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使之不僅關心在征納過程中稅款的計算、稅收優惠的程度等具體的問題，更會著意將自己置于整個國家法律體系的大環境中，關心自己在法律體系的地位，關心自己與其它法律部門如何協調等；也只有稅法基礎理論才能夠使稅法內部發展成為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科學體系，使概念與概念之間、原則與原則之間、制度與制度之間環環相扣卻又畛域分明。可以說，稅法基礎理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稅法學能否獨立地成為一門法學學科，也決定了稅法學自身研究的進展和步伐。反觀中國稅法學界，有關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寥若晨星，只是在稅法基本原則、稅收基本法方面有一些介紹性的論述（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劉隆亨等：《制定我國稅收基本法應具備的特征》，《法學雜志》第1997年第1期；劉劍文、熊偉：《也談稅收基本法的制定》，《稅務研究》1997年第5期；劉劍文：《西方稅法基本原則及其對我國的借鑒作用》，《法學評論》1996年第3期；張守文：《論稅收法定主義》，《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張宇潤：《論稅法基本原則的定位》，《中外法學》1998年第4期；陳學東：《淺論稅收基本法的調整對象》，《楊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李剛：《對稅收基本法幾個問題的認識》，《財經研究》1996年2期；華國慶：《制定我國稅收基本法芻議》，《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3期；郭勇平：《關于我國稅收基本法中稅收司法體系的立法思考》，《楊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徐志：《我國稅收基本法之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9年第1期。），稅收法律關系的研究才剛剛起步（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劉劍文、李剛：《稅收法律關系新論》，《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張登炎、侯緒慶：《論稅收法律關系的構成要素》，《湖南稅專學報》1995年第1期；何小平：《稅收法律體系論要》，《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賀玉平：《論稅收法律關系》，《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1期；王成全：《論稅收法律關系主體之間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稅法與其它法律部門的互動研究也只是在借鑒民法債權制度方面有一些初步成果。（注：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首聞：《略論納稅人的退還請求權》，《法學評論》1997年第6期；張守文：《論稅收的一般優先權》，《中外法學》1997年第5期；楊小強、彭明：《論稅法與民法的交集》，《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8期；楊小強：《論稅法與私法的聯系》，《法學評論》1999年第6期；楊小強：《日本地方稅法中的民法適用及啟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程信和、楊小強：《論稅法上的他人責任》，《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費錦紅：《試論稅收優先權與抵押擔保債權》，《浙江經濟高等?？茖W校學報》1999年第6期。）至于國內目前唯一的一本基礎理論方面的專著，也只能看成是有關稅收基本法的論文集，其內部的體系還有待完善，且總體來說，說理尚不夠透徹，受稅收實務部門起草的《稅收基本法（草案）》所定框架的影響過大。（注：參見涂龍力、王鴻邈主編：《稅收基本法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但不管怎樣，這些成果畢竟對中國稅法基礎理論的研究起到了較好的示范作用，有助于中國稅法學的理性成熟。（注：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稅收經濟學者結合自己的專業也在關注稅法學的進步，并取得了令人稱許的成績。其中有代表性的如許善達等著：《中國稅收法制論》，中國稅務出版社1997年版；許建國等編著：《中國稅法原理》，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本科畢業論文是系統全面檢驗高校本科生通過四年專業學習（某些進行試點改革和允許提前畢業的高校為三年）所獲得之各種學習成果、思維能力、綜合素質及獨立從事科研調查水準高低的主要依據。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由單一專才型向寬口徑復合通才型轉變，兼之“依法治國”、“法律至上”等觀念日漸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學專業本科生撰寫了數量龐大的法學畢業論文，許多非法學專業①的本科生也紛紛結合本專業實際，從個人興趣、教師引導以及就業需要②等方面出發選擇撰寫同本專業相關的法學畢業論文。譬如諸多國際貿易專業本科生選擇撰寫國際經濟法方面的畢業論文，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選擇信息安全法類的畢業論文，哲學專業本科生選擇法哲學、法倫理學類的畢業論文……凡此種種，舉不勝舉。平心而論，這可謂一種令人欣喜的現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國本科教育的寬口徑培養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顯，又折射出年輕一代法治理念質的飛躍。

不過有一點需著重指出的是，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畢竟與法學本科生有著較大差別。他們往往在四年本科學習中僅上過寥寥幾門和本專業相關的法律實務課程（如新聞學專業開設的《新聞傳媒法》等），個別興趣濃厚的學生充其量也不過課余翻閱了部分法學書籍，負責指導他們畢業論文撰寫的教師很多也僅為本專業而非法學課程教師。雖然在選題視野開拓度層面他們或許會寬于法學本科生，但在理論研究深度上，便著實難同法學本科生相提并論。③如此一來，我們就必須根據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論文之具體癥結，一一對癥下藥，從而保證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準的本科畢業論文。

一、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撰寫相關法學畢業論文暴露的主要問題

1.論文選題不深入，主題不突出所謂好的選題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由于屬“跳出法學看法學”，在研究視野開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寬于法學本科生。根據筆者在湖南長沙、衡陽、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樣調查，同樣打算寫作合同法方面畢業論文，一些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可能會結合自己專業特點選擇B2B或B2C等網絡無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問題來寫作，而法學本科生則因受電子信息技術知識匱乏束縛，往往更多傾向于探討傳統合同法問題。不過，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雖然在視野開拓度上較之法學本科生具備一定優勢，但他們法學理論功底則有所不及，從而導致選題不深入，時常出現選了一個較新穎方面問題開始寫作，最終結果竟是簡單就事論事甚至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的情況。譬如某些電子商務專業本科生選擇了虛擬貨幣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但往往淺嘗輒止，要么便簡單就事論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語和法律思維像一份記者的新聞報道，要么就從最宏觀政府話語層面大而化之地發些空洞無用的議論。

此外，與選題不深入接踵而來的便是主題不突出的問題。

正如湯維建先生所言，論文選題決定了論文主題，它給論文主題劃定了范圍，［1］既然我們許多非法學專業的本科生存在著選題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題自然也會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專業本科生選擇了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問題進行寫作，由于選題不夠深入，在主題上也變得模模糊糊，洋洋灑灑通篇論述了很多非政府組織的起源、類型和特點，但究竟要探討的是什么具體法律問題，到結尾都沒有完全交待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