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經濟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鄉村經濟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發起新鄉村運動的社會背景和科學依據

韓國山多，耕地只占全國國土面積的22％，平均每戶只有1公頃多。韓國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對有限國土面積的壓力日益增大，從而導致地價不斷上漲，這種現象尤以城市近郊最為顯著。此外，韓國資源匱乏，只有勞動力資源?；谶@種國情，韓國的決策者們一致認為，依靠人力資源開發發展經濟是韓國得以快速、持續發展的唯一途徑。

人才資本的形成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有兩項至關重要：（1）國民的科技水平；（2）國民的生活倫理（workethic）水平。1945年韓國光復后，國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為60年代和7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韓國國民的生活倫理水平嚴重滯后于經濟、科技的發展速度。毀滅性的朝鮮戰爭，加上長年的政治動亂，以及循環往復的通貨膨脹嚴重地破壞了韓國國民勤儉節約、相互信任的良好社會風尚和民風民俗。自60年代以來，韓國工農業發展、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因貧富差距爆發戶和貧困戶之間的矛盾加劇，社會分配不公、官員腐敗，加上頻繁，社會不斷動蕩，民憤一觸即發。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大批農村年輕人紛紛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沖擊著農村原有的傳統文化、倫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選舉之際，政治家們為了增加選票，提出很多不能兌現的口號作為政治資本，腐蝕了農民健康、淳樸、自助、自立精神。

韓國的學者們認為，要想提高人力資本兩個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須通過一種措施提高國民的生活倫理水平，使其與國民經濟和科技發展相輔相成、比翼雙飛，才能全面發展農村經濟和推進社會進步（見圖）。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間交流的擴大，從國外引進新科技并不難，但是國民的倫理水平，如勤勉、誠實、節儉、自助、協同等思想、精神、意識是永遠無法用金錢和引進獲取的。國民的生活倫理與本國國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內在的諸多因素密切相關，而且一個國家國民的生活倫理具有必須依靠本國國民樹立與提高的本質特征。如果通過一種具有感召力的活動和國民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運動，使國民長期受抑制而潛在的良好的社會倫理再次迸發出來，就會釋放出無窮無盡的效能。60年代末，韓國經濟依靠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財力支援農業，以縮小城鄉、工農、區域之間的差距。這種社會背景，從客觀上要求韓國的農民振奮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體，建設家鄉，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

圖：新鄉村運動與韓國國民科技水平和生活倫理的關系（缺）

二、新鄉村運動的發起過程、主要內容和社會效益

（一）新鄉村運動的發起過程

韓國政府自1962－1971年實施了第一、二個經濟發展5年計劃，重點扶持產業發展和擴大出口，但在此期間工農業發展嚴重失調。第一個5年計劃中工業發展速度為7.8％，而農業發展速度僅為5.3％，第二個5年發展計劃中工業發展速度為10.5％，而農業發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農業發展速度之差，從2.5個百分點擴大到8個百分點。城市居民和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農戶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當時，在全國農村人口中，經營不足1公頃耕地的農戶占67％，他們的年平均收入還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這種差距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導致農村人口的大批流動。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從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農村人口的大量無序遷移，帶來了諸多的城市問題和社會難題。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弱質化，農業后繼無人，加上農業機械化發展滯后，導致部分農村地區的農業瀕臨崩潰的邊緣。

為解決這一農村與社會問題，韓國政府在實施第三個5年計劃時（1972－1976），把“工農業的均衡發展”、“農水產經濟的開發”，放在經濟發展三大目標之首位（其它兩個目標是擴大出口和發展重化學工業）。在此期間，韓國政府投資20億美元，啟動農村地區的綜合開發。但由于有效利用資金投入的體制和機制尚不健全，加上農民立足家鄉，改變家鄉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強的精神和意識匱乏，導致資金投入效益并不明顯。根據這種實際情況，韓國政府自1970年開始發起了“新鄉村運動”，并設計實施了一系列的開發項目，以政府支援、農民自主和項目開發為基本動力和紐帶，帶動農民自發的家鄉建設活動。以勤勉、自助、協同為基本精神的新鄉村運動先在農村開展以后，以振興國家為動力，迅速波及工廠、學校及城市，向全國范圍擴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韓國政府為全國的所有農村免費平均提供了300袋水泥，并限制農戶不得自行處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業。當時韓國的農村平均每村有80多戶農民，每戶4袋水泥，按當時的市價計算相當于4000韓圓的政府支援。地方政府為了利用好這些物質，設計了近20種建設項目，如修建橋梁、公共浴池、洗衣場所，修筑河堤，改善飲水條件和房屋、村級公路等。

村民們得到這些援助物質后，紛紛組織動員起來，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業。發起新鄉村運動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預期的還要好。第一年，全國35000個村莊中的16000多個村表現積極，成績顯著；第二年，政府對這些成績顯著的村莊繼續提供援助物質，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噸鋼筋。政府還將35000個村劃分成自立、自助、基礎三級，成績最佳劃為自立村，最差的劃為基礎村。政府的援助物質只分給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國農村中的約1/3被劃成基礎村，此后，基礎村迅速減少，到1978年，基礎村基本上消失，約有2/3的村升為自立村。

（二）新鄉村運動的發展過程

韓國政府在組織實施新鄉村運動的過程中，制定了階段性目標，至今已開展30年，取得了超出預期目標的效果，實現了一個發展中國家跨越式、超常規發展的模式。1，基礎建設階段（1971－1973年）

這一階段的目標是改善農民的居住條件，如改善廚房、屋頂、廁所，修筑圍墻、公路、公用洗衣場，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種等。自1970年冬季開始，政府無償提供水泥、鋼筋等物質，激發農民自主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勤勉、自助、協同精神。由中央內務部直接領導和組織實施，建立了全國性組織新鄉村運動中央協議會，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網絡，同時建立新鄉村運動中央研修院，培養大批新村指導員。新鄉村運動經過基礎建設階段，初步改變了農村的生活居住條件，引起了廣大農民的共鳴，調動了他們立足家鄉、建設家鄉的積極性，婦女也開始參與各種社會活動。

2，擴散階段（1974－1976年）

在這一階段，新鄉村運動迅速向城鎮擴大，成為全國性的現代化建設活動。原來劃分的自立村，根據村民的收入情況改劃為福利村。新村建設的重點從基礎階段的改善農民居住生活條件發展為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會館和自來水設施，以及生產公用設施，新建住房，發展多種經營。政府對新村指導員、國家各級公務員、社會各界負責人分批進行了新村教育；對卓有成就的農村提供貸款，并在各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動員理工科大學和科研院所的教師、科技人員輪流到農村巡回講授和推廣科技文化知識和技術。在這一階段，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農業連年實現了豐收。3，充實和提高階段（1977－1980年）

在這一期間，隨著城鄉差距的逐步縮小，社區經濟的開發日趨紅火，政府推進新鄉村運動的工作重點放在鼓勵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和特產農業，積極推動農村保險業的發展。同時，為推動鄉村文化的建設與發展，為廣大農村提供各種建材，支援農村的文化住宅和農工開發區建設。在這一階段，國內政治不斷動蕩，新鄉村運動受到種種批評和責難。經過調整以后，新鄉村運動從政府主導的“下鄉式運動”轉變為民間自發，更加注重活動內涵、發展規律和社會實效的群眾活動。

4，轉變為國民自發運動階段（1981－1988年）

在這一階段，政府大幅度調整了有關新鄉村運動的政策與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國性新鄉村運動的民間組織，培訓和信息、宣傳工作改由民間組織來承擔。政府只是通過制定規劃、協調、服務，以及提供一些財政、物質、技術支持和服務等手段，著重調整農業結構，進一步發展多種經營，大力發展農村金融業、流通業，進一步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繼續提高農民收入等。當時，農村居民普遍認為，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準。5，自我發展階段（1988年以后）

隨著韓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派繁榮氣象從城市開始逐步向四周農村地區擴散，新鄉村運動也帶有鮮明的社區文明建設與經濟開發的特征。政府倡導全體公民自覺抵制各種社會不良現象，并致力于國民倫理道德建設、共同體意識教育和民主與法制教育。同時，積極推動城鄉流通業的健康發展。新鄉村運動轉變為國民自我發展階段以后，為在運動初期啟動農村經濟、文化活動而建立的政府機構、活動內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觀生存與發展規律，有助于農村經濟、文化發展的機構、活動內容和形式，如農業科技、推廣、培訓組織，農村教育機構、農協、流通、農村綜合開發、農村經濟研究等組織機構應運而生，并在不斷優化其結構中生機昂然地傳承著新鄉村運動的精神和理念，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三）新鄉村運動的主要內容、形式和社會效益

新鄉村運動初期，政府把工作重點放在改善生活環境上，其理由是：（1）農民當時最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條件；（2）改善農民基本生活條件，更容易啟發農民并得到廣大農民的積極響應。新鄉村運動就是在這種農村社會背景下發起，又通過一系列實實在在的項目開發和建設工程，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改變了農村的面貌，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和稱贊。

1，改善農村公路

當時的韓國農村，從地方公路到村級公路既狹窄又彎曲，沒有橋梁，各種車輛和農機具無法通過，交通十分不便。新鄉村運動初期，全國大部分農村都組織實施了修建橋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間，全國農村共新架設了65000多座橋梁，各村都修筑了寬3.5米、長2－4公里的進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個別極為偏僻的農村外，全國都實現了村村通車。村民們又自發起來，修筑了許多政府還沒有顧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農民無償讓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鄉村運動發起后，很多農村婦女積極參與，村里選出男女各1名擔任新村指導員，婦女活動在新鄉村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改善住房條件

1971年，在全國250多萬農戶中約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國所有的農民都住進了換成瓦片或鐵片房頂的房屋，使農村面貌煥然一新。由于改善了農村周圍的公路，水泥和鋼筋等物質的運費也大大降低，很多農民從外地運來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頂工程逐漸轉變成以建新房為開端、建設新農村的事業，政府也積極給予貸款支援農民改善居住條件和環境。

3，農村電氣化

60年代末，在韓國的農村只有20％的農戶按上了電燈，其余的農戶還在傳統的煤油燈下生活。到1978年，全國98％的農戶都裝上了電燈，90年代全國已實現了電氣化。新鄉村運動初期，政府鼓勵競爭，優先給積極參與的農村供電。隨著新鄉村運動的深入開展，農村電氣化得到迅速發展，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在這期間，由政府補助一部分，農民借用低息貸款，加速實現了農村電氣化。農民的生活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家電得到了普及，農民為了購買彩電、冰箱、洗衣機就要儲蓄，這又促進了農村儲蓄業的迅速發展。

4，農民用上自來水

自古以來，韓國農民飲用井水，而傳統的井水既不衛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費很多勞動力和時間。當時，能喝上自來水，對農民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夙愿。新鄉村運動開始時，村民們自覺地動員起來，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戶。因地勢高，不宜引水的村莊，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廚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機，農村的飲水條件進一步得到改善，農村環境衛生條件也明顯得到改善。

5，推廣高產水稻品種

新鄉村運動初期，政府開始推廣“統一系”的水稻高產新品種，使韓國的水稻生產跨入劃時代的發展階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頃單產從3.5噸增加到4.9噸。農民們在水稻生產中，學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團栽培”方式。水土條件相近的10－30戶農民，在掌握先進耕種技術的班組長的帶領下，共同選種、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獲。這種共同協作的“集團栽培”，使得水稻高產品種在極短時間內推廣到各地農戶，提高了全國農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農民收入

在韓國，農戶收入由種植業為主的農業收入和非農收入兩部分組成。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逐步向農村地區擴散，農戶收入中的非農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預計到2004年，非農收入所占比重從1994年的35％增加到50％。韓國農民收入的明顯提高是從70年代開始的。1970年，農戶年平均收入為25.6萬圓（當時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戶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1978年農戶年平均收入為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農戶的實際收入也大大提高。韓國農民的收入急劇提高，得益于如下幾個因素：（1）自1973年以來，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水稻新品種；（2）自70年代中期，政府為保護“統一系”水稻新品種的價格，給予財政補貼；（3）部分農戶改種經濟作物，調整優化農業結構；（4）政府以新鄉村運動的名義，大量投資，扶持農村經濟持續發展。

7，農協組織的迅速發展

70年代的新鄉村運動，對于韓國農協，尤其是基層農協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自古以來，韓國農民因貧困交加而沒有多少儲蓄的習慣，但自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到農協金融機構儲蓄，而且儲蓄額也不斷增大。1971年每戶農民的儲蓄額只有4300韓圓（時價12美元），而1978年增長到24.5萬韓圓（500多美元）。隨著農民儲蓄額的不斷增加，由農協提供的農業生產資金也不斷增多。60年代中期，由農協提供的生產資金中，70％來自政府的財政資金或金融資金，而到70年代中期，這一比重下降到25％。農協的信用資金主要來源于農民的儲蓄，農協的金融組織在農村金融業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婦女組織在發展農村儲蓄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為新鄉村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業外，在流通方面，農協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農民在種植水稻高產新品種的過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農藥，農資、建材、家電等物質也都由農協來組織提供。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協的規模也迅速得到擴大。70年代，全國基層農協數為1500個，大致與邑為單位的行政區域數相近，一個基層農協對1000多戶農民開展業務。一個基層農協的工作人員從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個基層農協受理的資金從1977年的4300萬圓增加到1980年的23.4億韓圓（330萬美元），其中180萬美元來自信用事業，100萬美元來自經濟活動，50萬美元來自公共福利保險事業。由此可見，基層農協在當時社會經濟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8，興建村民會館

新鄉村運動一般在冬季農閑期間開展，但在當時很難找到村民能集中討論活動的場所。所以，從開展新鄉村運動的第二年開始，各地農村紛紛興建村民會館。農民有了自己的會館以后，不僅用來召開各種會議，還用來舉辦各種農業技術培訓班和交流會。為在農忙期間節省勞動力，提高勞動效率，在村民會館中辦起了公共食堂。婦女會在村民會館中還舉辦了公共交易場，降低了產品的流通費用，節省了村民的購物時間。村民會館收集了包括農業生產統計資料和農業收入統計資料在內的各種統計資料。村民會館還經常向村民展示本村發展計劃和藍圖。在村民會館組織的各種活動中，農民不是只通過書本，而是在各種實況展示和社會實踐中親身體會到了民主決策和管理的真諦，也學會了與各級政府同心協力，共同改變農村落后面貌，進而加快實現農村現代化的實踐能力。

三、新鄉村運動遇到的問題與發展方向

進入90年代以后，韓國的農業與農村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1993年，農村居民的收入已達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農、菜農占較大比重的漢城市郊和濟州島的農民收入最高。1993年，農村居民的收入也顯著提高，每100戶農民所擁有彩電率達到123.6％，電冰箱105％，燃氣灶100.4％，電話99.9％，汽車20.9％，計算機6.7％。

新鄉村運動在國家發展和社區經濟開發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現了各種問題，遇到了種種難關，如新鄉村運動的理論研究落后于社會實踐；在城鎮開展此項活動并不理想；因過分強調政府的統籌作用和依賴行政手段，助長了農民依賴政府號召和組織的思想；農村勞動力后繼乏人日趨嚴重；對烏拉圭回合以后開放農產品市場缺乏研究；對農業結構調整、發展特色農業、農業高新技術研究、發展效益農業、農業可持續發展都沒有更為有效的對策等。在這一期間，韓國的新鄉村運動組織也組織開展過一些有效的活動，如“一區一社一村一品運動”、“農產品直銷”、“城鄉姊妹聯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動”，以及敬老、環保、交通安全等活動。這些都無非是城鄉、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內容，盡管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資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間企業和農民的積極性有直接關系，但是農民通過新鄉村運動樹立的勤勉、自助、協同精神和意識仍鼓舞著韓國農民積極向上和奮發進取的主人翁意識和勤勞致富的精神，值得學習和借鑒。

韓國開展新鄉村運動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得到聯合國有關組織的關注和肯定，得到發展中國家的重視，先后有130多個國家派出12000多人參觀、學習和取經，有些國家的總統、各部部長親自帶領考察團組學習、考察。中國農業部、中國農學會在綠色證書培訓、科教興村活動、農村科教扶貧、農村綜合開發等項活動中，與韓國新鄉村運動組織機構、全國大學教授新鄉村研究會有著廣泛深入的聯系、交流與合作，據2002年4月統計，在全國開展科教興村活動的村莊已有3000個。韓國在推進和實現國家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諸多社會問題與我國目前遇到的社會問題極為相似，韓國的新鄉村運動發起過程、主要內容、社會效益及經驗教訓，對我國調整農村政策和產業結構，研究農村與農民問題都會有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李水山、許泳峰著，《韓國的農業與新村運動》，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12

2，王廣忠、李水山著，《中韓農業教育與區域開發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中國農業出版社，1996.9

3，韓國全國大學教授新鄉村研究會，《新鄉村運動論文集》，新鄉村運動中央協議會，19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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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理念評價機制循環體系

從資源流程和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是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載體，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創新觀念，奠定發展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更新發展觀念，理清發展思路，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在發展思路上要徹底改變重開發、輕節約，重速度、輕效益，重外延發展、輕內涵發展，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傾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切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1.樹立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盡可能地節約自然資源，不斷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循環使用資源。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要減少物料的使用，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標；建立生態工業網絡，把不同的工廠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在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源的減量化和再利用。

2.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徹底轉變單純追求GDP增長的狹隘觀念，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對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樹立新的經濟增長觀。要積極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鼓勵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二、科學評價，引導循環經濟健康發展

1.建立循環經濟評價機制的基本思路。一是理論評價與具體操作相結合。建立評價機制包含兩種類型：理論評價主要從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的原理入手，從各個方面較為全面地反映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發展潛力、資源利用的節約程度及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水平。操作型評價偏重于研究區域的實用性，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評價城市循環經濟發展狀況。二是經濟和資源環境指標相結合。循環經濟更加強調資源的節約和高效率利用。因此，從“3r”準則出發，設定三個類指標，建立評價機制：(1)減量投入指標、污染減量排放指標和資源再循環利用指標，旨在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和減量化投入水平，改善環境質量。(2)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旨在評價經濟和社會效益，在經濟總量上實現高速度增長的同時，提高就業率，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科學文化水平。(3)生態環境質量指標，則是利用各項環境質量指數，從側面反映出當地循環經濟的發展水平。

2.構建循環經濟評價機制。構建循環經濟評價機制應考慮五個方面的指標。一是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應包括人均GDP（綠色GDP），低能耗、高產出行業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以工業廢棄物和垃圾為生產原料的循環類型企業產值，循環經濟增加值（指循環經濟部門總產出扣除總消耗后所創造的新增價值）。這一評價體系主要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狀況。二是資源減量投入指標。應包括單位GDP能耗，單位GDP能耗降低率，單位GDP耗水量、耗電量等。用以表明單位能源利用率。三是污染減量排放指標。主要包括廢氣排放率，工業廢水達標排放率，工業煙塵達標排放率等。主要說明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四是資源再循環利用指標。主要包括生活污水處理率、回用率，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置利用率，城市垃圾回收和綜合利用率等，這一指標體系主要反映資源回收利用水平。五是生態環境質量指標。主要應包括環保投資指數,噪聲達標區覆蓋率,空氣質量指數,綠色能源占總能源比例,這一指標體系主要反映經濟發展對環境的投入和保護情況。

三、完善機制，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1.堅持制度創新。發展循環經濟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和生態規律，將生態環境納入到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改變外部不經濟這一長期困擾的問題，使企業自覺“循環起來”，構建資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產環節的贏利模式，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其關鍵在于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政策、合理的費用機制。如政府投入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收費和稅收機制等。只有通過制度安排，通過市場機制，企業才會去追求經濟的循環。

篇3

【關鍵詞】環境教育；存在問題；轉變方向

在百度詞條中輸入“環境教育”，會瞬時彈出數千條關于其的定義，匯總梳理后不難發現，環境教育始終離不開兩個關鍵主體，即人類和環境。簡而言之，環境教育就是圍繞人類與環境的關系而進行的一種長期、系統的教育活動。既然關鍵主體是人類和環境，那么就不可回避的要談談現在的環境問題。

跨入21世紀的人類社會，由于人口激增、科技進步及生產力迅猛發展所產生的環境問題日益加劇，人類對環境惡化的擔憂也與日俱增，處于對自身的保護，環境教育必須委以重任。環境保護，教育先行，環境教育作為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是人類獲取環保意識和環境道德價值的重要途徑。

一、環境教育概述

環境教育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思維和理念是教育內容外延的重要補充領域，馬桂新在其《環境教育學》一書中明確提出：“環境教育是一個涉及整個教育過程的教育新領域，它以生態、經濟、社會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促進以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途徑與方法，實現受教育者情感、態度、價值觀與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一系列轉變，使受教育者成為具有環境綜合素養的新人類。”

具體包括以下四大類，第一類環境科普知識，顧名思義即感知外部環境并獲取環境知識；第二類環境法律知識，例如，通過學習新《環境保護法》來明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法律對于政府、企業及公眾都有賦予什么權利和義務，讓廣大民眾自覺遵守環境法律法規，不斷強化環境法律意識；第三類環境體驗知識，例如，通過參觀“綠色主題”環境教育基地來豐富和填補書本上的環保知識。讓環保知識更加貼近生活、服務生活；第四類環境道德倫理，即在掌握一定的環保知識和環保法律法規的基礎上，用環境道德倫理做支撐來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利用外界環境。

二、環境教育存在的問題

回顧我國環境教育的發展史，清晰可見，環境教育突出貢獻在于“傳道授業”，即傳播環保知識、培養環保意識。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績，環保知識予以普及化、大眾化和全民化。與此同時，環境教育也存在著形式單一、方法簡單、內容碎片化及城鄉差異大等諸多問題。

第一，環境教育形式單一、方法簡單

單純依靠說教的方式很難達到素質教育的目的。課堂固定的一對多的信息接收模式剝奪了學生們戶外體驗的感受，過多發揮環境教育中“傳道授業”的作用，勢必會影響環境教育陶冶情操的功效。

第二，環境教育內容碎片化

目前，環境教育主要采用滲透式教育法，通過學科交叉來導入環境教育，缺乏系統、完整的環境教育體制，無法充分挖掘環境教育的相關結合內容來滿足學生們強烈的求知欲。

第三，環境教育城鄉差異明顯

我國廣大農村地區連環?；A設施都不健全，談何環境教育？此外，缺乏接受正規環境教育培訓的老師也是造成城鄉環境教育差距大的重要原因。

三、環境教育轉變的方向

第一，環境教育形式多樣、方法靈活

深入挖掘教材內在的環境教育因素，在潛移默化中開展環保教育工作，配合植樹節、世界環境日、世界地球日等開展環境體驗活動，讓學生親身參與到環保活動中，從自身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把從環境教育中獲取的環保知識內化為環保道德情感，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環境意識真正轉變為自覺行為。

第二，環境教育內容獨立化、系統化

滲透式的環境教育模式，短期內可以滿足孩子們的環境知識需要，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不足以把環境教育向普及化、大眾化和全民化推進，環境教育應作為獨立開設科目，列入中小學教育大綱，通過學習環保知識、掌握環保技能、了解國家法律法規來提高孩子們的環境意識，讓環境教育真正成為實現全面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環境教育從加強農村基層設施建設為切入點

全面提高素質教育，必須注重農村人口素質提高，只有農村人口素質有了質的飛躍，才能從根本上實現我國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目標。廣大農村地區的環境教育，應首先從加大環保設施的投入為切入點，只有改善環保基礎設施薄弱的現狀，環境教育才有存在和發展的沃土。除此之外，培養并輸送更多從事環境教育的專業教師也是促進農村地區環境教育工作的深入開展的重要因素。

四、結論

環境教育任重而道遠，需要不斷摸索、開拓和創新。環境保護，教育先行，環境教育是人類獲取環保意識和環境道德價值的重要途徑，更是素質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馬桂新.環境教育學（第二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2]張敦房.淺談我國大陸中小學環境教育[J].國科教創新導刊，2008（19）

[3]周敏.論青少年環境教育與環境意識培養[J].寧商務職業學院學報，2002（1）

篇4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雖為美國首創，但在我國已經實行好多年了。這么多年來，對緩和和防治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改善我國環境質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上還是任重而道遠，所以說及時發現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問題，在最短的時間內行之有效的將其解決，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生的發展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關鍵字：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完善的對策；

中圖分類號：B845.6 文獻標識碼：A

1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探討

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主要體現的是“預防為主”的原則，是保證社會安定，人民群眾健康發展、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前提。雖然我國在環境影響評價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環境保護上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但置身于21世紀嚴重污染的環境中，這些工作還是顯得存在了很大的問題，以下將具體討論之。

1.1公民環境保護意識差、環境影響評價的公眾參與度不夠高

我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公民環境保護的意識太差，對身邊的環境不能好好的保護，在環境影響評價活動中也表現的尤為突出。執行環境影響評價的有關部門對環境影響評價的重要性認識不夠高，在環境影響評價活動中不能積極有效的完成評價工作，大部分的工作流于形式化，不能讓公民真正參與到環境影響評價工作中來，這樣一來，對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工作的有利展開，以及對我國日益惡化的環境進行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而維持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是極為不利的。

1.2環境影響評價缺少替代性的方案

環境影響報告是將環境影響工作的過程以及結果進行書面化，也是環境影響評價的最終表現形式。在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中缺少必須有替代方案的規定，這樣導致了大多數單位的環境影響評價只有唯一的一個可供選擇方案。使得公眾在評價的過程中選擇性太過低，只能按照一套評價方案來評價，這樣就使環境報告制度的作用降低。

1.3沒有規范的法律法規以及健全的管理體制

在法律上有關于環境影響評價單位承擔的法律責任和相應的懲罰措施，但是法律的責任不是很明確，導致環境影響評價單位在實際的操作中對環境影響評價結果的準確性還是不承擔任何的法律責任，不受任何的處罰。這樣造成了環境影響評價沒有了法律的約束，致使環境影響評價單位的工作責任心大大降低。其次，很多環境影響評價單位沒有完整的管理體制、評價制度，在評價過程中畸形的操作嚴重影響了環境影響評價活動的正常開展，在環境影響評價的結果上可信度大大降低。

2如何完善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環境影響的評價是有著重大的意義的，不僅是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之上，以及當代人民對環境資源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后代對環境資源的要求。針對以上提出的問題，就如何完善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更好的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而提出幾點具體的建議和對策。

2.1建立公眾參與機制

公眾參與是一個項目的計劃和實施的主要基石之一。環境評價能否有效大部分取決于公眾的參與程度。因為他們能夠從積極主動的方面，最好的幫助環境評價單位從實際社會需求，以及良好的經濟效益的決定。這些決定在幫助評價單位均衡項目政策做出了非常寶貴的建議和貢獻。

2.2可供選擇的方案機制

環境影響評價進程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出任何情況下在環境方面和社會經濟方面都是最佳的項目選擇方案，這也就是說，可供選擇的方案在項目開始之前就必須制定出來，并且要經過合理的分析和審定，達到環境影響評價小組的一致通過，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未雨綢繆，在具體的評價過過程中不管出現任何問題都能夠自如的解決，提高工作效率，優化環境影響評價過程，提高環境影響評價的可靠度。

2.3完善環境影響評價的評審體制

為了使我國的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發揮真正的作用，不受地方主義的干擾，有必要在評審活動中采取兩級的體制，即受中央環境影響評價機構的管理，同時又有地方環境影響評價機構的管理，雙管齊下，加強對我國環境影響評評審制度的假設。

3 結束語

總而言之，環境影響評價是一項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人民群眾的健康以及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的社會活動。很多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已經通過立法或國際條約采納來實施環境影響評價，評價對象和范圍早已涉及到具體的工程項目、規劃計劃、經濟政策等宏觀活動。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在我國作為經濟建設活動所必須遵循的一項獨立的法律制度，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全面發展、工業發展的合理布局、對污染源的強化治理等都有著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對環境影響評價要全面的重視起來，讓其發揮有效的作用，促進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大力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楠；淺談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對策；[M]；中國校外教育；2009

[2]呂楠；向鵬；周天源；淺析我國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制度；[A]；當代法學論壇；2011；

篇5

關鍵詞：半工業化；華北鄉村；近代中國

本文以近代華北鄉村手工織布業為個案，分析半工業化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發展及其衰退的全過程。半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工業化是指非生物動力取代生物動力的過程，西方傳統工業化史論者認為，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是工業化的開端，德國經濟史學家魯道夫．呂貝爾特在其名著《工業化史》一書中就曾經典性地指出：“在機器時代破曉以后，隨著紡織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作為一項新的能源，隨著從單件生產過渡到系列生產，過渡到大規模生產，人類社會才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工業化的這種變化．”[1](P1)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史學界強調制度變遷重于技術進步，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把工業化的歷史追溯到大機器工業產生之前的農村手工業經濟內部，著重探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第一階段、即紡織工業之間的聯系，美國經濟史學家門德爾斯于1972年發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并不斷修正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最后將它表述為“為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從人類工業生產活動的整體而言，原始工業化對工業化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原始工業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義。但如果從單個國家和地區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能導向工業化，反過來說，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在工業化啟動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便銷聲匿跡，尤其在落后國家和地區，由于工業化基本上是移植外來工業文明的結果，原始工業化甚至傳統鄉村工業仍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不過，這時候的鄉村手工業作為工業化進程第一階段的“原始”意義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業、若干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鄉村手工業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手工業確實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變，筆者主張用“半工業化”來描述這種現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業化”包括以下內涵：在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進步的、分工明確的專業性手工業鄉村的興起與發展。在一個時期中，鄉村手工業在地區經濟總量及家庭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手工業依附于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華北織布業中的若干區域，如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就是半工業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

首先，從技術進步層面分析．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機的鐵輪機，在整體上形成規模生產，如高陽，在1908年以前還使用雙手投梭的老式木機，生產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陽旅外人士從天津引進鐵輪機，到1914年，“高陽有織機2500—3700架之數，其中木機約十分之一二”，鐵輪機已開始占據絕對的優勢，此后高陽區內鐵輪機迅速增加，1915年，為5726架，1917年突破l萬臺，1920年超過2萬臺，到1928年達到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P9-18)。改良機的應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種、提高了土布的標準化，高陽手織布的“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鷥造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入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濰縣織布區半工業化的興起和發展也離不開機紗的使用和改良織機的輸入，民國初年濰縣東鄉有人從天津攜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改良出品，該機“系鐵輪木架之鐵木機，通稱鐵輪機．亦名腳踏織布機，各種輪軸系以生熟鐵制成，其架框則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長l公尺l寸，寬2公尺，計重250公斤，能織白粗布、蚊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種提花布、白細布等．”該縣東鄉濰河沿岸各村莊手織業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織機，1915至1916年間發展到500臺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東鄉傳人南鄉、北鄉、西鄉，遍及全縣，布機達5萬臺以上，成為一個后起的半工業化地區。

其次，從市場層面分析，華北鄉村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費，而是為市場生產，尤其是為區域外市場生產．寶坻、高陽、定縣、濰縣等地區所生產的土布大多銷往本縣以外的市場，其中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區土布的主要市場，如寶坻土布業較為發達的1923年，棉布銷售額的92％和銷售值82％都在當時河北以外地區，具體銷售區域如表1：

表1 1923年寶坻棉布銷售區域

銷售區域|數量(匹)| 百分比|價值(元)| 百分比

熱河|3303000| 72|7392000| 6l

東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總計|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資料來源；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政治經濟學報》第4卷，第2期。

高陽棉布銷售區域更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銷售高陽布共計515581匹，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2．95％，銷售值4283301元，占全國銷售值的40％。無論是銷售量還是銷售值，高陽棉布的主要市場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陽織布業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銷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僅為149889匹，銷售值為1379077元，在全國銷售額中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陽布匹銷售區域分布情況

區域名稱|銷售數量(匹)|百分比|銷售價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東| 6700.0| 0.56| 82006.4l| o．76

綏遠|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爾|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陜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肅|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蘇| 1168.5| 0.10| 13157.04| 0.12

廣東| 1965| 0.16| 37751.03| 0.26

貴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總計|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資料來源：據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第 236—238頁表重新計算編制。

19世紀90年代初，定縣棉布開始銷往境外，后，專營口外貿易的晉商在定縣開設的布店日多，定縣土布輸出也日益增多，據估計，1913年達200萬匹，1914年達260萬匹，1915年達400萬匹，約值2494000元，是定縣土布輸出的最高記錄．另據估計，濰縣織布區，“每年出布約1000萬匹，約值7500萬元以上。其銷路遍及全國，而且以河南為最。”（P132）后起的濰縣織布區也是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

最后，從鄉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手工織布業在近代華北鄉村尤其是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等地區經濟總量及其家庭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對傳統農業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轉而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這些地區，農戶從事鄉村手工業所獲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如1924年，河北寶坻織布業經濟區內織戶每家依靠織布的平均純所得為105．1l元，依靠農作物的凈收入．佃農平均為26．38元，半自耕農為86．62元，也就是說，佃農農戶的織布收入約占總收入的80％，半自耕農的織布收入占總收入的55％，高陽織布區1932年共計50793人從事織布，據對344家織戶的抽樣統計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織布工資75．11元，占49．12元，自織布匹凈利45．60元，占29．82％，兩項合計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戶耕地凈利僅27 96元，占18．29％，副業及其他工藝收入4．24元，占2．77％?！?p142)可見，手工織布業在高陽農民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定縣、濰縣兩大織布區的情形與上述兩地大體相似。

明清史學者對于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存在著原始工：業化現象歧見明顯，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紡織業中沒有出現原始工業化的跡象。也就是說。直到前夕，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仍然處在家庭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之中，華北地區也不例外。那么工業化發生之后，為什么沒有摧毀手工棉織業?相反，是什么力量導致鄉村手工棉織業某種程度的發展呢?

首先，華北鄉村手織業的半工業化得益于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我國農村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主要是受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影響，直到前夕，以家庭為生產與消費單位的自給自足體系仍然廣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推動，一切仍如從前一樣，那么相信它還會繼續下去的．”(P11)在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我們不必諱言外國先進技術的客觀作用，“倘無外國之貨物與

技術之輸入，中國經濟社會恐猶是二千年來之社會，而不能有絲毫之改變．今日之得有新式工業，豈非受外國工業品之刺激而始然乎?”(P390)所謂“外來勢力”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全球化浪潮，對于傳統的手工業來說，工業化尤如一面雙刃劍，它既給傳統手工業以致命一擊，又在一定意義上激活了鄉村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對棉紡織業來說，遭受致命打擊的是傳統手紡紗，質優價廉的機紗剝離了手紡紗與手織布的緊密聯系，剝奪了它賴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織布業，長期因紡紗的供不應求而得不到發展的手工織布業，因此解除了發展的“瓶頸”，它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要求改良織機，提高效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相繼出現了改良的手拉機與足踏機，“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P682)，比起老式的木機來，手拉機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鐵輪機的輸入，該機“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p11)改良織機的輸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質量，增加了花色品種，使其更適于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的機紗與改良織機的輸入與使用激活了鄉村手工業，“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布機及洋紗輸入之影響”。華北其他鄉村織布業的半工業化亦莫不如此，這是就客觀條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觀上，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發軔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在“振興工藝”的口號下大力興辦工藝局，培養了一批適應半工業化所需的技術力量，這批鄉村技術人才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們回到鄉村，推動了半工業化的發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所設實習工場從1903年至1907年，“先后畢業者共計二千余人”。此外，直隸各屬傳習工場藝徒人數達2712人[10](p526—532）。這些畢業生成為直隸乃至華北鄉村手工業的技術骨干，直隸“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亦復不少?！盵11](P1—2)“實習工場對華北手工業最大之貢獻，則為高陽土布之發展。蓋當時由工藝局行文各縣，提倡手工藝，經高陽李氏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由勸業鐵工廠供給織機。返鄉以后，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12](p4—6）寶坻也同樣受益，直隸織布工場織染部設立后，“寶坻學生之來津習紡織者，即傳人日本機器及新式織布方法……肆意仿制，織布業亦于是發展矣?！鄙綎|各屬工藝局的“畢業工徒，無慮千數，分布各地，類能實行其所學說者。謂今日山東工業之發達，實基于此?！盵13]

民間組織與地方能人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僅以高陽縣為例，該縣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陽商務分會肇始，1906年“高陽商會集資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購買織機，試辦工廠，是為高陽布實行改良之始，光緒末年商會諸人所辦之織布工廠已養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實習工廠及各縣工藝局養成之工徒，亦多散歸鄉間輾轉傳習，因之高陽附近農民熟悉織布新法日漸增多”，高陽商會還針對手織業者無力置機和購紗的狀況，“又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織布之辦法”，同時“選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給織布客戶，改織寬面土布，推廣實行，日增月益”[14](p225)，該會還曾多次開會集議推廣鄉村手織業，僅在1910—1912年間就14次集會研究與土布有關的擴充鐵輪機、勸立織布場、籌議減免稅、設立工藝研究所等事宜，工藝研究所旨在“提倡織紡，振興實業，研究工藝，改良布質)”[14](p233)。正是由于該會“在事人員提倡織紡，悉心籌劃，調查本地之情形，因時度勢，煞費苦心，竭盡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計”[14](p227)。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高陽織布區已擴展成為包括高陽、蠡縣、安新、清苑、任邱等五縣共計414村、43萬人在內的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手織業經濟區。民國時期的高陽縣志載：“張興漢，字造卿，以商起家．……與韓偉卿、楊木森、李秉熙等創辦商會，改良織布．二十年來，附高百里間，賴織布以營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陽留祥左村人王士穎仿造改良機的示范效應也十分明顯，高陽購進東洋鐵機之初，“行之數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適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縣機聲相接，布貨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陽織布業最興盛時期，“本縣李叔良、李希古諸君賡續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國初年，蘇子權將提花機引進高陽。為高陽產品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還應指出，在高陽布業發展困難時期的1921—1925年，農村中一部分“能人”(一鄉或村中殷實而經驗豐富的機戶，在鄉里中較受人敬重)應商人之請，擔任“機領”或“機頭”，他們的職責：“(1)遇有商號須添雇機戶時，介紹新機戶；(2)指導督察他所領的機戶，努力工作，按時繳布；(3)如機戶有領線后，不能繳布的，代商號追索原料或償金．”(p22)“機領”或“機頭”的出現為高陽布業渡過困難時期作出了貢獻。

鄉村手工棉紡織業本來就是傳統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分，是應對人口壓力、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在農業的經濟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業門徑尚未開辟之前，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傳統手工業，這并非農民保守使然，實乃生存所必需。機器棉紡織業發展的趨勢本來是要摧毀鄉村手工棉紡織業的，它也確實摧毀了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紡紗環節，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場空間，使鄉村手工業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但它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織業，沒有使失業的手工業者得到新的工作機會，相反，它的畸形發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織業的基礎之上，因此客觀上激活了手工織布業。近代華北若干地區的民間組織、地方能人在這種困境中利用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技術進步，引進先進工具，培養技術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徑，道路雖然崎嶇不平，但終究是一種進步。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華北若干區域的鄉村手工棉紡織業進入半工業化發展階段。

但是，除個別地區外，近代華北鄉村手織業大體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明顯的衰退，有些地區的衰退出現得更早，其表現主要是生產萎縮、產量劇減、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數相應下降。如寶坻布業高峰時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織機8180架，1933年減為375架，減少了96％，織戶由7620戶減至360戶，減少了95％，產量則由3222920匹減為105000匹，減少97%。又如高陽織布業在1929年時開工的平面織布機約25000架，提花機約4300余架，使用棉紗約80000包，人造絲約20000箱，1930年，仍在生產的平面機約20000架，提花機約2300架，1931年平面織布機更減為15000架，提花機約1100余架，使用棉紗約25000包，人造絲約4000箱，衰落趨勢十分明顯(p27)。濰縣是一個后起的鄉村織布業經濟區，1937年后，織布業跌人谷底，據調查，此前濰縣織布區擁有織機10萬臺，此后，布機數量大帽下降，濰縣織布區僅存5000臺，其它布機或被嚴重破壞，或被迫拆賣、或流往濟南、青島、徐州、煙臺等地，所使用的棉紗從全盛時期的10萬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萬捆，濰縣土布業從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時論認為“手工業因為技術的缺乏科學基礎，生產的不經濟，制品之缺乏標準，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來之衰落，實由于此”[17]，這是從手工業生產內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業化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相對而言，高陽、濰縣等地織布業的生產技術與花色品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織戶不僅使用了技術冰平與效率均較高的鐵輪機和簍子提花機，而且所生產的布匹種類與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滿足用戶的所有需要，如棉布類包括白布、色布、條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紋布、寬面床單布、格紋布、斜紋條、羅紋布、小提花布、電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類有葛、綢、緞、羅紡、綈、麻絲格、襯里綢等。所以，調查者曾指出：高陽“所出各種布匹，名目過多，實舉不勝舉，且花紋顏色，日新月異”(p217—221)。還應指出，分散的農民織戶和富裕的農民已經出現了聯合開辦作坊、甚至手工工場的趨勢，以高陽最為典型，1926年至1932年，“興起了一種主匠制的家庭工廠和增加了許多織賣貨的織戶……工廠的廠主，大都就是織布工人出身，見織麻布的獲利，以他歷年的經驗和積蓄，自己或合伙開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購織機自數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過十架，招收工人學徒，代他做準備及織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監督指導，但很少再親自動手了。”[10]有些織布工場甚至開始了向小型織布工廠轉化的的嘗試，如“民國22及23兩年(1923、1924)之間，同和工廠曾首先購置電力絡經機3架，整經機2架，緯線機1架，電力提花鐵木機1架，電力條紋鐵木機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動發電機再轉動各機，試驗成績，已有可觀．”(P30)這表明，華北鄉村織布業中的半工業化已經顯露出向工業化過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區都無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處于衰退之中，可見，技術與效率等內部因素并非是半工業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鄉村半工業化現象的萎縮是否是由于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已到了近代鄉村必須放棄傳統增長方式的地步呢?我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鄉村織布業來說，機織布與手織布生產效率及生產成本的比較，調查中的分歧較大，據嚴中平考證，“普通力織機?？椩焓陌醮植?，每十一小時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碼，可管理二臺至六臺，即以四臺計，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碼，約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織機，每人每十一小時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碼，是即一人使用力機的產量，為使用手機產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過也有考證者認為，以人力為動力的鐵輪機與以電力帶動的鐵機每日(以12小時計)最高生產能力相等，均能織成長5丈2尺寬2尺4寸至5寸的32支頭等布一匹[20]。再比較生產成本．王子建曾對高陽織布區手織業與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作過以下對比，在高陽，每一機(鐵木機)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華商紡織廠，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陽織100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里卻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后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p141)．實際上，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對比，人工成本之外，機織布的間接生產成本(如間接人工、折舊、輔助物料、動力費、稅捐、修繕、保險費、職員薪金、職工伙食、文具等)、推銷及管理費用等均作比較。我們仍訴之于王子建對七省華商紗廠的調查，表3是各種規格機織布每匹總成本：

表3 各種規格機織粗細布每匹總成本(單位：元)

成本分類| 細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間接生產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銷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總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貿料來源：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第216頁．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進一步核算，以12磅細紗為例，每匹布除漿質外，約用紗u．1磅左右，假定經緯紗均為22支，每磅紗價為0．54元，那么原紗成本即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項成本，共計8．121元。按上海貨價季刊所載，1932年12磅細布，全年平均每匹賣價，折合成銀元為9．378元。這樣，每銷售棉布一匹，可獲毛利1．257元。在此基礎上減去應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則所得純利益為0．260元。如按折合成銀元后的最低價、即7．832元售出，則又當虧損1．286元之多．因此，當時“若干布廠工程師，咸謂每織布一匹，當虧本一元”[21]（P218），看來，并非夸張。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鄉村手織業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計成本的勞動力)、及無需付出管理費用的事實，那么，即使按力織機四倍于手織機的生產效率算，機織布在競爭中也未必能占據絕對優勢。這也就說明，鄉村織布業中的傳統增長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鄉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城市低度工業化狀況所造成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內，鄉村半工業化與城市低度工業化將共處共存．

從王業文明進化史看，近代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不過曇花一現，但它卻留下了絢麗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傳統手工業，也非工業化前的原始工業化，而是在大機器工業已經產生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傳統手工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積極方式。盡管在種種外力的干擾下，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進程被迫中斷，但就已經出現的向工業化轉化的趨勢來判斷，半工業化實際上是傳統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的一種動態現象．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城市低度工業化與鄉村半工業化將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相互依存，如何促進半工業化向工業化轉化，是全面實現工業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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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