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想象力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學的想象力，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許多學者在關于《社會學的想象力》這本書上已經做了太多專業的解讀與注釋，筆者竊以為大多數的解讀只是對《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進行思想與理論上的重構與綜合，并沒有太多的創新點。如遼寧行政學院學報刊發的《獨辟蹊徑的社會學視角――心智的品質》、學術書評登載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共情、洞察及重塑》等文章，它們的共性便是都是從理論層面來解讀社會學的想象力，更多的是一種術語的統合概括，漂浮在形而上的哲學層面。雖然無可否認這些解讀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社會學的想象力，但是正如此書所言，我們需要的是用它來理解周遭，理解歷史與個人的生活歷程，以及在社會中二者間的聯系，這是他的使命與前景。而僅僅糾纏于概念本身并非其本意。

米爾斯在書中寫道：“他們需要的以及他們感到需要的，是一種心智的品質，這種品質可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使他們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許就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這種品質，它可能會被記者和學者，藝術家和公眾，科學家和編輯們所逐漸期待，可以稱之為社會學的想象力。”（23頁）

摘錄本段話的關鍵詞，即可歸結為五個字，即心智的品質。而在此書中，米爾斯的這種心智的品質主要通過了其的一種批判精神與理念闡述所表現出來。而筆者在此想借用中國式的拆遷所涵蓋的問題來試圖理解米爾斯的批判框架。

一、宏大理論的晦澀抽象以及脫離具體情境的意識形態運用

在米爾斯看來，宏大理論缺乏可理解性限制了公眾對他的理解和偏愛。它太偏重于概念而脫離了具體的情境，太執著于制度與秩序，并且認為其一旦出現就必將是穩定的。

用中國式拆遷問題來套用這個理論。先從概念入手，即拆遷。在宏大理論的學者看來，這個概念就應該是這一整個制度的整合，即涵蓋著拆毀房屋遷居他處的一整個過程的程序，并且既然秩序一旦出現就必將是穩定的，則此套拆遷制度出現并且已經運用多年，就先假定其是穩定的。而在構建概念并為其尋找合理性時，又加入了另一個新的標準。這個標準可解讀為帕森斯所謂的“價值取向”和“規范性結構”，主要是為了利用它們之間的關系構建一個合法性。這個價值或稱之為公眾共享的標準則是公眾利益應大于個人私利的一種思想模式與結構。這樣一來，就在宏觀層面構建了這樣一個假設，公眾共享著個人私利服從公眾利益的價值取向，在政黨政府籠絡公眾構建了一個秩序并在操作過程中將其制度化時，即拆遷制度有了合法性與強制力作為后盾，這個秩序將會是穩定的且合理有效的。

那么回到再回到具體實際當中來。拆遷這個概念并不是絕對化的，甚至有時是與事實相悖的。如在中國，拆遷實際上是先遷后拆，它雖然整合了一整個制度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只是參照而非完全嚴格執行。而這些操作在宏大理論的宏觀層面是無法窺測到的。另一個便是，在美國同樣強調公眾利益，但是在拆遷過程中加入了補償標準，當補償標準達到人們的要求時，公眾利益其實便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說當人們共享了同一個價值取向與標準時，也還會有其他的變量來影響其獨立性，這是與具體歷史情境相關的。宏大理論如果看似能夠解釋美國的此種現象，那是因為當補償標準這一個變量起作用時，人們由于主流價值觀的導向與控制總是不自覺地認為是公眾利益這一標準實現了其控制。而在中國，當補償標準尚未達到人們的心理期望，則公眾利益的約束力與控制力就下降了，所以出現了反拆遷事件，而城市拆遷問題也從私人困擾上升為了公眾論題，宏大理論在其宏觀層面也無法做出很好的解釋。

由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宏大理論的缺陷在于脫離了一般的問題情境，思考的層次太一般化，太形而上，從而便無法解決歷史、社會結構甚至一些普通的具體情境下的問題。

二、抽象的經驗主義，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本末倒置

相對于宏大理論而言，走向另一個極端的便是“抽象經驗主義”。如果說宏大理論是對概念的盲目崇拜，那么抽象經驗主義就是對一種過于強調在具體細節上進行“科學方法”的癡迷――對方法的關注超過了對社會研究本身的關注，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反而被忽略了。米爾斯認為，方法的熟練程度不能夠決定研究的價值，相反，真正有價值的問題可能是用研究者“自己的方法”來解決的。

如果套用抽象的經驗主義來試圖解決中國式拆遷的問題，則應當有一套詳盡的研究方案。筆者在互聯網上曾經看過許多關于此方面的調查問卷與統計數據。綜合其詞語應用大概有以下幾種：是否滿意、是否愿意、看法如何、應該如何等可有不同選擇的疑問詞語，而問卷的答復設計一般有以下幾種詞語：有、沒有、好、一般、比較不好等。而關于此問題所做的訪談一般也是以上幾種問題。且筆者觀察到一般做這種大規模的調查都已政府為牽頭人研究所來包辦進行。

那么同樣再通過實際分析來看待這種實證主義的調查。在中國式拆遷這個問題來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研究拆遷問題的進展與解決進展過程中遇到的反拆遷問題。先從整個大層面看來，正如米爾斯所說，“對于抽象經驗主義，有兩種流行的辯解，若它們被接受，則意味著抽象經驗主義成果的貧乏，與其歸咎于方法所固有的特征，不如說是緣于一種‘次要方面’，即：金錢和時間?！蓖ㄟ^對城市拆遷問題的研究主住歸類可以發現，一種是由政府主導進行，一種是由政府部門撥款而研究所包辦進行。這種研究的成本來源使他們研究的研究風格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而研究的結果也多為了政府的喉舌之用。

從研究上來說，他們并不關注你要研究的問題是什么，因為無論什么問題都可以用相似的方法來建構指標進行研究。而從對拆遷問題的研究結果來看，他們的研究采用問卷、訪談等，但是由于這種科學化的操作使數據缺少對實際的心理與思想層面觀念的細致區分，而更多的是一個數據的疊加，沒有充分考慮到差異性與多樣性。加上政府主導的桎梏，由上述用語不難看出，其用語的偏向明顯。并且操作時太注重定量研究的機械性，所以這種看似科學嚴謹的方法所得的數據并沒有實際反映具體情況，而僅僅是一個數據的堆砌。

從上述我們也可以窺探出一些抽象經驗主義的缺陷，過于迷戀方法而忽視了要研究的問題本身，而方法即使不斷完善也無法窮盡所有變量，這都使看似科學的研究顯得過于概括性、堆砌性與粗糙。

三、自由主義實用性的分散、局限與新的實用性的狹隘

自由主義實用性傾向于分散關注點，他們保有對多元主義含混的因果關系的信仰。認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因素都可能對事物發生影響，但通常這些因素又是相互平等的，所以我們只能夠通過每一個因素來認識整個事件的發展，這就是自由主義實用性的意義所在。但是此種觀點卻大大降低了其觀察社會全貌的可能性。

米爾斯在書中寫道：“這個思想往往很空洞，沒什么具體內容。但它的內容實際上也經常是一種政治宣傳，鼓動人們服從那些與小城鎮中產階級達到理想適應的規范和特性?！S多學者建議使用不怎么會引起混亂的手段來實現給定的目標；可他們一般并未考慮到，如果不改變這個制度框架，那些處于非特權位置的群體和個人是否可能實現這個目標?！?96-97頁)。這是對自由主義實用性的一個闡述與批判。

如果將自由主義實用性中國化并將其應用于城市拆遷問題則可以解讀為：影響城市反拆遷的因素有很多，每個因素都是同等重要的，所以無論從政府還是從居民個人都應為其擔負起責任。而兩者的沖突與矛盾之處可以通過調適來解決，個人私利應當服從于政府所代表的公眾利益。從上述套用中我們不難看出米爾斯所批判的自由主義實用性缺陷在哪。在中國，政府是占有比公眾更加權威的話語權，在拆遷問題中城市居民個人甚至于小群體都無法與政府進行對抗與博弈的，在此過程中，甚至可以形容其為弱勢群體。而將政府利益先放大為公共利益再放大為可以無條件或低條件凌駕于個人合法利益之上顯然是缺乏依據的。它并沒有對整件事情做出合理的判斷，而只是分散的關注了公共利益這個因素。至于實現二者利益的協調必然是一方做出妥協與讓步，其結果更是不言而喻。所以除卻將將政府與個人的因素等同是不合理的之外，意圖通過調適來實現均衡也是不公平的。

而新的實用性則是與商業緊密結合并為其建構了一個道德合理性，他們的政治責任在某種程度上被一些大制度的短期目標給蒙蔽了。

同樣的，新實用性在中國也有其表現。若拿拆遷為案例，則可具化為房地產商與社會學的勾結。某部分社會學家或是偽社會學家為中國房地產的強制拆遷辯護，認為其是踐行國家政策，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從而為整個國家的拆遷制度進行辯護。一旦做出了如此假設或是立場，則新實用性的學者也喪失了其學術獨立性，無法為制度的長遠發展與變遷做出該有的貢獻，改革尚無建設，更別提徹底的革命。

四、科層制氣質的社會研究危害研究的自主與獨立性

科層制社會學大致有以下的內容。首先，社會科學的目標是預測與控制人類行為。（122頁）而要想自如的談論預測和控制，就必須接受一些官僚的觀點，如馬克思說指出的，世界是個可以縱的客體對象。但作為社會學家如果要獲得這種操縱力，就必須和政治沾上關系。其次，社會科學研究者組成了各種學術組織，將獨立的個人整合起來，在組織中有明確的分工，一切都被程式化了，以便組織中的個體能夠盡快熟悉和掌握它們。

篇2

而平等公正的觀念也會在社團內部的種種活動中形成與體現。各個成員或社團間的合作會促進他們之間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最主要的是：能夠在無形之中讓學生形成民主、自主、競爭與合作的意識；更能鍛煉他們組織與思考以及處理各種問題的能力。一種真正的平等關系在社團會員之間形成，會員之間相互協作，相互支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在社團活動中，會員能夠自由平等地發表交換自己的意見，不存在所謂的上級與領導的權威，民主氣氛較為濃厚。社團組織者從開展活動的方式到思維方式，從不獨立依賴變為有主見自立，從有問題求助到有問題思考，從各個方面以及各個層次提高了學生的綜合素質。

2激發學生思維，促進高校科研創新

在這種過程中學生成員可以深刻認識某些事物本質，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去共同研究同一個問題，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由內而外從而總結與發現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此基礎上通過聽取專家報告，查找資料后形成自己的獨立創新思維。社團活動除了讓社員能夠鍛煉自己實踐的能力，社員在參與社團組織的個性比賽或者競技中，也可以豐富自己的知識或者某方面的能力，共同進步，在思想與知識方面有深層次的交流，特別是在科研創新方面的碰撞，更能促進高校的科研創新發展。

3學生社團對社會管理的影響與作用

3.1拓寬適應社會生活的綜合素質，利于社會管理

學生社團給當代大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提供了條件和機會，讓他們在社團中發揮長處，彌補不足。不同的社團類型與種類對學生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這些社團在對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方面是最為顯著的。首先，學生可以自覺地培養與鍛煉自己的興趣愛好，一項良好的興趣愛好不僅可以激發對學生生活的熱愛，陶冶自己的身心，還蘊涵了廣博的知識；其次，社團成員的構成是多樣化的，同一個社團中有不同專業的社員，在這樣一個人員廣泛，并集聚著不同思維方式與能力的組織中，很多學生在平時的社團活動與交往中感受到年齡與知識的不同，從而受到啟發與教育，更能讓幾乎每一個人都能受到相互的影響與刺激，并且能在活動與相互交流中能夠完善自己的思維方式與拓寬自己的知識背景，再次，學生在參與和組織社團活動的過程中，其社會交往能力、組織管理能力、創新創造能力、處理事件能力、信息的收集處理加工能力、語言表達能力等都會得到提高和鍛煉。所以廣大學生通過積極參加和組織各類學生社團活動可以實現自身的全面發展，有效拓展綜合素質，有助于個人水平與文化水平的提高，更能有利于將來的社會管理。

3.2促進學生社會化，提供了解社會的途徑

社會化是指個體從自然人通過社會實踐向社會人轉變的過程。其個體要通過學習和實踐以規范自身的社會性，并且慢慢形成自己的獨立人格，最后經歷社會知識的洗禮被社會認可的過程。學生社團是學生步入社會獲取社會經驗與社會建立聯系的橋梁和平臺，積極參與學生社團活動的大學生進入社會后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在校期間，除了在學習專業知識之外，參加社團活動，甚至參與管理社團，不僅能夠豐富學生的知識層面，更在提高學生實踐能力與交流、管理等各方面社會能力上有著顯著的效果，從而幫助學生更好地適應社會，在畢業后能夠快速進入自己的社會角色。學生社團與社會科研機構、企事業單位建立聯系，經常邀請一些社會成功人士、專家、企業管理人員等來學校開座談會，作報告，幫助學生走向社會，走出校門，深入社區，利用所學的專業知識，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了解社會，接觸社會，增強了社會適應能力，在奉獻才智的過程中加速了自身的社會化進程。

3.3培養學生適應社會角色變遷的思維，利于社會化管理

社團活動能從一定程度上培養學生適應社會角色變遷的思維，更有利于社會化管理。從根本意義上來講，培養合格的社會角色是社會化的全部內容。學生不應該自己來認定社會角色，而是由社會來客觀賦予學生的社會角色。大學生在走出校門的一刻，就代表著他們必須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重新認識自己并擔當起新的社會角色，學生只有充分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社會職能與角色，并且認真地履行自己在社會上的責任與義務，才能真正融入到社會，奉獻社會并享受社會給予的回贈。由于學生社團具有來源廣泛的成員的特點，依靠自主運行內部規范和章程，使得學生以擔任一定的社團角色參加社團，必然承擔相應角色的義務與權利。大學生活不斷向前，社團內部的分工也不斷變化，新舊交替，人員的職能也不斷變化，在這種改變中，每個人都在不斷地調整著自己所擔任角色的相應期望值，履行好自己的角色的相應職能，在變遷過程中提高了相應的角色適應能力，從而為今后走上社會，適應社會角色的不斷變遷以及擔任一名合格的社會角色奠定了基礎。學生社團的發展對于學生思維的變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學生社會化的進行有良好的促進作用，同時有利于社會化管理。

4總結

篇3

一

事實上，“司法空間”的機構意味著在行動者之間確立邊界。它區分了兩種行動者，一種有資格參與游戲，另一種盡管發現自己也在其中，但事實上由于自己的沒有能力完成進入這個社會空間所必需的心理空間（尤其是語言態勢）的轉換而被排除在外。要確定適當的職業能力，要想在技術上掌握通常與出于常識的簡單勸告相反的一套復雜的知識，就需要認定非專家的公平感是不合格的，就需要撤銷他們對事實的天真理解，撤銷他們的“就事論事觀”。將要進入法院裁判范圍的個人，也就是說當事人，他對案件的普通想象與專家證人、法官、律師和其他司法行動者的職業想象之間的差異，絕不是不重要的。這種差異對于權力關系而言毋寧是根本性的，兩種假設體系、兩種意圖表達體系，即兩種世界觀正是建立在這種權力關系之上。這種差異正是排除非專家的基礎，它源于通過場域結構而確立的禁令制度，源于確立有關視界與分類原則的體系（這些原則被寫進了基本法即憲法中）。這種制度的核心就是假定有一種特殊的全面態度，這種態度尤其在語言方面是可見的。

盡管我們可能都同意，如同每一種專業化語言（比如哲學語言），法律語言也無非是以一種獨特的方法使用了普通語言，但是分析家一直很難發現這種“獨立與依賴相混合”的真正原則。[31]所謂語境或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網”的效果，并不是根據其通常意義來推斷語詞和日常語言的用法，但是，僅僅考察語境或“網”的效果依然是不夠的。影響所有語言特征的變位與假定某種一般的態度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對所謂一般態度的假定不過是一系列視界與分類原則的混合形式。這些原則構成了場域，這個場域本身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在依賴中或通過依賴而實現獨立。提出言說行為的哲學家奧斯丁感到驚訝的是，從來沒有人提出這種問題：為什么我們“用同樣的名稱稱呼不同的東西”。

人們還可以進一步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我們這么做不會產生任何問題。如果說法律語言本身就允許使用一個詞語來命名與這種詞語在日常使用中所指的完全不同的東西，那是由于語詞的這兩種用法是通過兩種語言姿態聯系起來的，這兩種語言姿態如同（現象學上所說的）感知意識和想象意識一樣，截然相對。其結果是，通常所謂同一空間中兩個能指[32]之間的沖突可能導致的“同形異義的沖撞”（或誤解），其實是極少出現的。我們通常講兩個能指之間的相互分離的原則，并將其歸結于文本中上下文的效果，但這一原則不過是心理空間的二重性，而這一心理空間又依賴于支撐它的不同的社會空間。這種姿態上的不一致構成了所有誤解的結構性基礎，這種誤解可能發生在那些博大精深的法則的專業使用者（比如物理學家，法官）和普通的門外漢之間，這種誤解既可能是句法上的誤解，又可能是詞匯學上的誤解。這種誤解中最突出的就是在這種場合中發生的誤解：來自日常用法的語詞由于學術用法而使得它背離它的通常用法，在這個時候，它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普通的門外漢由于不理解其學術用法而按照通常用法而“牽強附會”地理解這個詞語。[33]

二

司法過程的運轉如同一個中立的空間，它通過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直接沖突轉變為調解人之間的對話這一過程中所固有的去現實化（de-realization）和遠離現實，將任何處于沖突中的利害關系加以中立化。由于第三方在這場沖突中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這與中立是兩回事），同時它還準備通過參考古老的文本和久經考驗的先例來了解當下處于緊張狀況中的現實，因此專門化的法律機構就不知不覺地引入一種中立化了的距離。至少在法官那里，這就成為一種發揮作用的命令，但是這種命令已經銘刻在最深層的慣習之中。對那些過分不設防地卷入到金錢交易或政治問題的第三方立即予以譴責和審查的貴族團體（a peer group），不斷地回想起并強化著一種禁欲苦行的、同時也是貴族化的態度，這種態度正是這種超然于外的中立化要求的內化了的顯現。一句話，將涉及個人利益的不可調和的沖突轉化為平等主體之間受規則約束的理性論辯的交流，構成了一個與處于沖突中的社會集團相獨立的專業化機構的存在理由。這個機構負責根據已經確立的形式將社會沖突以公開的方式表現出來（public representation），并由此來找到被社會認為是公平的解決沖突的辦法。這些解決辦法之所以被人們作為公平的方案而接受，就是由于這種解決辦法的確定是基于形式的同時邏輯上也是連貫一致的學理規則，這種規則被看作是獨立于直接的沖突雙方的。[34]將法庭描述為利益沖突由以轉化為專家對話的一個獨立而有回彈力的空間，將審判描述為一個井然有序地通向真理的過程，[35]這種自我表述（self-representation）剛好喚起了司法活動之符號效果的一個維度，即司法活動是自由而理性地運用被人們普遍地并以科學的方式認可的規范。[36]判決作為不可調和的要求之間的一種政治妥協，體現為對立命題之間的邏輯綜合，它本身就包含了司法場域的全部混含性。它的效力在于它同時參與到兩個相互分離的場域的邏輯之中：一個政治場域，它的特征在于朋友（或聯盟）與敵人之間的敵對，在這種對立中，發展的趨勢就是排除任何第三人作為仲裁者的介入；另一個是科學場域，它傾向于承認實踐優先于真理與錯誤的對立，從而給專家們的一致意見賦予了產生效力的判決權。

三

司法場域是一個圍繞直接利害相關人的直接沖突轉化為由法律規制的法律職業者通過行為進行的辯論而組織起來的社會空間。它也同時是這種辯論發揮作用的空間。這些法律職業者具有共同的知識，他們都接受法律游戲的規則，即司法場域本身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甚至是要求不顧法律的文字表述而打贏官司的法則（因此，在卡夫卡的《訴訟》中，律師和法官一樣使人生畏）。從亞里士多德到Kojève，法學家常常被定義為一個“作為第三人的調解者”。在這個定義中，實質性的理念是調解，而不是判決。調解意味著法學家面前缺乏任何可以直接馬上采納的“判例”。因此，在訴訟當事人面前就出現了一個更高的權力，這種權力超越于私人世界觀的沖突，而這種權力不過是這些沖突可以在其中發生的結構和社會建構的空間。

進入司法場域意味著默認了這個場域的基本法，這實質上是一個同意反復，它要求在這個場域中，沖突只能以司法的方式來解決，也就是說，依照這個場域本身的規則和常規來解決。因此，進入司法場域完全是對普通經驗和任何訴訟中的所有處于決斷中的情形的重新界定。如同其他任何場域一樣，司法場域的構成體現了實在（reality）本身的構成原則。加入游戲，同意玩游戲，接受給出沖突解決辦法的法則，都無言地接受了一種表述與討論的方式，這種方式意味著放棄了物質暴力和符號暴力[37]的基本形式，比如辱罵。這首先是認識到了在法律上建構這一問題的具體要求。由于法律事實是法律建構的產物，而不是相反，因此將爭紛的所有方面徹底地轉譯（retranslation）為法律事實必然如同羅馬人所說的那樣，是為了“提出”案件（ponere causam），那就是將爭紛建構為訴訟，建構為能夠成為受司法規制之辯論對象的法律問題。這樣一種轉譯將可以用法律相關的觀點來辯論的所有問題作為案件的一部分，而且是僅有的一部分，最后只有作為事實能夠成立的所有東西，或者作為能夠成立的所有有利或不利的主張，才能夠保留下來。

四

在確定進入司法場域的契約的隱含條款中，依照奧斯丁的觀點，我們尤其需要提到三個方面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給出一個判決，無論是對原告還是對被告，都要給出一個差不多要“白紙黑字”的判決：確定是有罪還是無罪，是有責任還是無責任。其次，就是要求起訴和答辯都必須符合法律史中確立起來的人們認可的一個程序性范疇。這些程序性范疇盡管有一定的數量，但是和出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控訴請求和辯護相比，它們是相當有限的，而且是陳規老套的。形形的沖突和爭辯由于是針對非常瑣細的問題，就可能被認為是還不具備法律來管的資格，或者這些沖突和爭辯完全是一個道德的訴求，就可能被認為是不由法律來管。第三，進入司法場域還要求參照并服從先例，這個要求可能導致歪曲普通的信仰和表述。[38]

遵循先例這個規則宣布以前的法律判決對任何目前的訴訟都具有權威效力。它與法律思想的關系就象涂爾干的格言所說的那樣：“用社會來說明社會”，而與社會思想的關系則是：它以另外一種方式主張法律推理和法律判決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先例被看作是如同一個可能解決問題的空間在起作用，參照先例就可以使得出法律判決似乎是中立且客觀地適用具體司法程序的結果，從而使法律判決具備了合法性，盡管參照先例的動機事實上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慮。先例是被作為使某個判決結果正當化的工具來使用的，同時也是作為某個具體判決的決定因素起作用的。同一個先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也就能夠用來為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進行正當化。而且，法律傳統中有各式各樣的先例和法律解釋，從中人們可以選擇最適合某一個具體判決結果的先例和解釋。[39]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遵循先例無疑不應當被看作是通過限制主觀決定來確保法律判決之一致性、可預期性和客觀性的一種理性的假定。無疑，韋伯賦予“理性法”的可預期性和可計算性只能源于法律慣習的一致性和同質性。通過基于一種共同家族經驗的法律學習和法律職業實踐，塑造了法律慣習流行的稟賦，這些稟賦就像一些知覺和判斷的范疇那樣發揮作用，它們支撐著對普通沖突的知覺和判斷，并將這些沖突轉化為法律上的對峙。[40]

五

即使人們并不是完全接受“糾紛理論”之方法論的前提界定，但是，這種方法論仍可以用來描述“范疇化”的集體勞動，這種勞動傾向于將一個人們意識到的抱怨，甚至是還沒有意識到的抱怨，轉化為一個可以明確找到原因的傷害，并由此將一個簡單的爭紛轉化為一個訴訟案件。最不“自然”莫過于“需要法律”，換句話說，莫過于使人訴諸法律服務的那種不公正的印象。顯然，不公正的感覺和意識到某種經驗是不公正的能力，并不是以一種統一的方式來分布的，它差不多是依賴于一個人在社會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將一個沒有意識到的傷害轉化為一個被意識到的、被加以命名的且可以具體的找出原因的傷害，期前提條件就是建構社會實在的勞動，這樣的勞動很大程度上落在了法律職業者的肩上。發現不公正本身就依賴于他具有權利（“應得的權利”）這種感覺。因此，法律職業者的具體權力就在于揭示出這些權利，這一過程也揭示出不公正，或者反過來，僅僅基于一種公平感否決了這種不公正的感覺，并打消用法律來捍衛這些主觀的權利。一句話，法律職業者的權力就是操縱法律激情，即在某些案件中創造法律激情，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夸大或打消法律激情。[41]法律職業者將日常語言所表述的問題重新界定為法律的問題，將日常語言轉譯為法律語言，并對不同策略的勝算機會進行預期的評估，從而為他們的服務創造了需求。無疑，他們在建構爭紛的工作中是由金錢利益所指引的，但是，他們同樣受到倫理傾向和政治傾向的引導，這些構成了他們和其當事人之間的社會親和力的基礎。首先，他們被他們更為具體的利益所指引，這些利益是由他們與其他職業者之間的客觀關系所決定的。例如，這些利益在法庭上就顯現了出來，由此導致了一些明顯的或隱含的交涉。司法場域的運作傾向于強加一種封閉的效果，這種效果體現在司法機構生產真正獨特傳統的傾向中，體現在感覺和判斷的范疇，這些感覺和判斷永遠不能被轉譯為非法律職業者的感覺和判斷。司法機構依照法律外行們無法掌握的深奧邏輯生產出他們自己的問題和他們自己的解決辦法。[42]

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踐中，心理空間的轉化依賴于社會空間的改變，這種轉化保證了擁有法律資格的人們把握著司法形勢。他們自己就可以采取這樣的態度：允許依照司法場域的基本法來構筑司法形勢。那些通過接受進入司法場域而默許放棄了自己直接解決沖突的努力（例如，放棄了訴諸暴力，訴諸非官方的仲裁，訴諸直接努力尋找友好的解決辦法）的人們，他們的身份就變成了當事人。司法場域將他們進入司法之前的利益轉化為法律案件，并將職業資格轉化為社會資本，這種職業資格保證法律職業者掌握著司法場域自身的邏輯所要求的那些司法資源。

六

司法場域的構成與一種職業壟斷了生產和銷售獨特種類的法律服務產品這一制度是分不開的。通過決定哪一種沖突值得進入司法場域，通過確定要將這種沖突建構為符合法律的主張必須被包裝成怎樣的形式，法律資格包含了一項允許對進入司法場域加以控制的特定權力。僅僅這種法律資格就可以提供完成這種建構工作的必要資源，這種建構工作通過選擇合適的范疇，允許將現實化約為我們用法律定義來稱呼的有用的虛構。法律職業群體正是由他們壟斷法律建構所必需的工具來界定的。這種壟斷本身就是一種侵占：壟斷市場保證的每一個法律職業者所獲得的利潤的大小，取決于壟斷能夠對法律職業者成員的生產的控制程度，取決于對法律人員的訓練程度，而且首先是頒發執照從而授權他們出售法律服務的程度。通過這種方式，法律服務的供給收到了調節。

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我們都可以在法律職業準入（其實還有醫生群體、建筑師群體以及其他不同類型文化資本的持有者群體的準入）的傳統模式出現危機而產生的效果中，找到證明上述主張的最好的證據。例如，在這種聯系中，值得一提的是努力通過增加職業準入難度的措施來限制法律職業服務的供給，努力限制不斷增加的提供法律職業服務的競爭所導致的效果，比如收入的普遍降低。另一方面，法律職業者通過各種各樣不同的手段來努力增加法律需求。這種手段的一個例子就是作廣告，這在美國比在歐洲更為普遍。另外一種手段就是激進小組的工作，他們的作用（這并不意味著是他們的目標）就是通過支持弱勢群體的權利，通過鼓勵少數者群體主張他們的權利，來開辟新的市場。類似的努力就是更廣泛地說服公共當局，使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那些可以被名之為“法律需求”的事務。[43]

最近司法場域的演化使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侵占司法構成的過程，這一過程相應地伴隨著將通常的法律外行排除在外，這一過程通過將以前被看作是司法外的沖突解決方式這一社會存在領域，納入到司法秩序的領域中而創造了需求。例如，在涉及到大量不同類型的勞動合同的糾紛中，勞動仲裁委員會基于一種公平感，依照簡化程序來進行仲裁，這種仲裁是由一個在這種糾紛領域中有經驗的個人來主持的。這種糾紛已經被緩慢地納入到司法領域中。[44]通過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仲裁委的官員與某些強烈關注社會弱勢成員利益從而擴展其法律服務市場的法學家之間的客觀合謀，這塊獨立于司法的飛地已經被慢慢地整合到職業法律市場中。于是，勞動仲裁委員會的成員越來越頻繁地被迫訴諸法律制度來實現他們的裁決，或者使他們的裁決獲得正當性，尤其是原告和被告不斷地趨向于訴諸法院并求助于律師的服務。上訴的大量增加也迫使勞動仲裁委員會服從上訴法院的判決。結果，勞動管理機關和各種協會越來越頻繁查閱專業法律期刊并求教于律師，從而使后者獲得相當可觀的利潤。[45]簡而言之，一個循環強化的過程開始運作了：趨向實踐緯度之“司法化”的每一步都創造了新的“司法需求”，由此，在那些擁有必要的特殊資格（在這個情形中就是勞動法的知識）的人們中間，新的司法利益在這些需求中發現了新的市場。通過這樣的法律實務者的干預，他們導致法律程序的形式主義的增加，并由此促使對他們自己的服務和產品的需求也隨著增加，促使在實踐中將法律外行排除在外。法律外行被迫求助于法律職業者的建議，后者將一步步取代原告和被告的角色，而原告、被告也只不過變成了落到法院管轄范圍內的一群人而已。[46]

那種與外行態度所保持的距離決定了場域的成員資格，這種距離將會由于對原告利益的任何過分狂熱的捍衛而受到損害。小心地維持這種距離的欲望導致了在交涉機制中發揮作用的半職業的調解人不斷地以一種技術的方式參與到交涉過程中，以至于以極其引人注目的方式顯示出他們遠離于那些其利益由他們來捍衛的人們。因此，他們傾向于為他們的主張賦予了一個日益具有權威性的中立特征，但是他們這樣作的風險就在于破壞了友好交涉本身所具有的邏輯。[47]

三、命名的力量

一

審判就是個人觀點之間的對抗，在此，這些觀點的認知方面和評價方面很難徹底區分開來。這種對抗只能通過一個“權威”莊嚴宣布的判決來加以解決，這個“權威”的權力是由社會賦予的。因此，審判代表了社會世界固有的符號沖突的范式展現：這是彼此不同的、其實是彼此敵對的世界觀之間的斗爭。每一種世界觀都以其個體的權威，尋求獲得普遍的認可，并因此獲得自己的自我實在化（self-realization）。在這場斗爭中，真正關鍵的是壟斷了強加普遍認可的關于社會世界的知識原則的權力，也就是壟斷了強加一個合法化了的歸屬分配的原則的權力。[48]在這場斗爭中，司法權力通過伴隨著刑罰（包括物理約束的行為，比如剝奪生命、自由、財產）的判決，證實了某種超越個人視角的特殊觀察角度，即國家主權的觀點。因為國家單獨擁有對合法化符號暴力的壟斷。

一個個人作為私下言說而發出的辱罵聲，僅僅涉及的言說者本人，就很難擁有符號的效力。相比之下，某個法院的判決通過公開關于人和物真理，從而決定了涉及到這些人和物的沖突或交涉，這樣的判決歸根結底屬于命名行為或創設行為的范疇。判決代表了權威的、公開的、官方言說的典型形式，這種言說是以每一個人的名義的的，同時是針對每一個人的。這些表述，這些實體的（相對于程序的）判決，是由權威機構代表集體作公開做出的，它們都是一些魔術般的行為，它們之所以獲得成功就是因為它們有權使它們自己獲得普遍的認可。[49]因此，它們成功地創設了這樣一種情形：其中沒有人可以拒絕或無視它們所強加的這種觀察角度、這種國家主權的觀點。

法律通過將國家所持的秩序觀神圣化，從而將已經確立的秩序奉若神明。法律為法律行動者賦予了可靠的認同、賦予了身份，而且更主要的是賦予了一系列權力（或資格能力），這些都是社會認可的，因而也是生產性的。這種賦予的途徑就是對運用這些權力的權利進行分配：通過程度的設定（比如學術程度、職業程度）和資格證明的頒發（職業專業化的資格證明、患有疾病的證明、無行為能力的證明）。法律還批準所有與那些權利的取得、增長、轉移或取消相關的過程。法律通過判決將不同數量的不同資本分配給社會中的不同行動者（或機構）。判決中止了或者至少限制了涉及到下屬情況的斗爭、交流或交涉：涉及到個體或群體的品質，涉及到個體在群體中的成員資格，涉及到名稱和頭銜的歸屬，涉及到聯合或分離，總之涉及到構筑社會單位的所有“創造世界”的實踐活動（結婚、離婚、更替、聯合、解散）。法律是命名這一符號權力的最典型的形式，命名創設了被命名的事物，尤其是創設了社會群體。法律給那些從法律的分類中產生的實體賦予了最大限度的、任何社會實體都有權賦予另一個社會實體的那種永恒性，即我們認為歸屬于客體的那種永恒性。

法律是“主動”話語的最典型的形式，它能夠僅僅通過自己的運作而產生效果。說法律創造了社會世界并不為過，但是我們必須要記住其前提：正是這個世界首先創造了法律。如果我們不想陷入激進的唯名論（在某種意義上，?？碌奈鼍桶凳玖诉@種唯名論），不想主張我們生產出我們生產社會世界時所依照的這些范疇，不想主張是這些范疇生產了這個世界，那么，重要的是弄清楚法律的這種類似魔術般的權力的社會條件極其限制是什么。事實上，導致我們建構社會世界的感知和判斷的圖式是由集體的歷史勞動所產生的，因此，它建立在這個世界本身的結構基礎上。這些圖式是歷史上形成的結構化了的結構。我們的思想范疇有助于這個世界的產生，但是其作用僅僅限于它們對應與先前存在的結構。命名的符號行為在這樣的程度上，也僅僅在這樣的程度上實現了其創設性言說的權力：它們提出的視界與分類的原則在客觀上適應了先前存在的分工，這些原則是這些分工的產物。通過將法律所言說的內容神圣化，這種言說使其對象完全成為一種高級的存在，而這種高級的存在正是已經建立起來的制度所具有的特征。

換句話說，表達的特定符號效力是依照符合生產這些符號的世界結構的圖式而產生的，它肯定了已經確立的秩序。一個“正確的”表達以一種人們所認識到的正統信仰的客觀性來描述社會世界之分類的信念式看法，從而實際上批準并認可了這種客觀正統觀。這樣一種行為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創設行為，這種創設行為以每一個人的名義并針對每一個人來宣揚正統的信仰，從而賦予其作為官方的實踐的普遍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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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影響應用心理學心理與社會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逐漸開始注重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因此，心理學做為一門專門研究人類心理現象、精神功能的行為的科學逐漸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1]?；诖?，本文通過對社會中應用心理學的影響進行詳細探討，以期促進人們生活質量的快速提高。

一、應用心理學與社會之間的關聯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應用心理學在社會中被逐漸應用，是一項新發展起來的重要學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因此，應用心理學設計范圍廣，包括臨床心理學、消費心理學、工業心理學一集法律心理學等多方面內容，其與社會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臨床心理學方面，心理學家會從不同方面對病人開展診斷治療，不論這些病人的病情是多么嚴重，臨床心理學醫生都會選擇出正確的方式對病人進行治療，并在潛移默化中開發病人的運動潛能，幫助其找到生活真諦，正確認識到自己能力和聰明才智。其次，在工業心理學方面，由于工業心理學涉及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心理學專家需要需要針對不同的工業職業開展不同的診療方法，心理學專輯愛可以對工業內容進行詳細規劃，從而讓職員能更好的開展工作，完成工作目標。再次，在消費心理學方面，心理學家可以對日常生活中的細小事情進行研究，從而根據消費者的心理傾向設計出相應產品包裝，保證其產品如何消費者信息需要，從而增加消費者購買欲望。最后，在法律心理學方面，心理學專家通過對犯罪人員的犯罪方法進行研究，分析出犯罪人員心理特征，從而繪制出犯罪人員肖像，幫助警察對犯罪案件進行偵查，同時，心理學家還可以對罪犯進行心理輔導，從而挽救犯罪人員，使得犯罪人員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二、應用心理學對社會的影響分析

（一）人際關系方面

我國人際關系就是指人與人之間和諧友好的相處，但是現階段，還存在一少部分做事愿意以自我為中心，從來不去考慮他人的想法，就會直接導致這部分人的人際關系弱化，從而影響我國人際關系交往質量[3]。因此，在此情況下使用應用心理學對自戀的人進行心理輔導，幫助其構建一種新的交往體系，提升其追求意向，從而實現個人價值的提升，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

（二）自卑心理方面

當人們生活在一個大環境下，面對諸多條件影響就會產生自卑心理。例如，在學校中，如果一個班級內學習好的學生占有百分之八十，那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學生面對那些學習好的學生就會產生自卑心理，從而對學習就產生厭倦心態。

（三）積極心理方面

積極心理具體包括人的勇氣、人的希望、人的感恩、人的公平公正等多方面積極的內容。人們在這些積極心理的影響下，可以克服掉以往的自卑心理，從而促進人們健康心態的形成。積極的心理可以為人們提供一種健康的咨詢服務機制，從而幫助人們在社會中養成頑強的意志力，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三、應用心理學在社會中的具體應用分析

心理學滲透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工作休閑方式都有著重要影響，所以在社會中被廣泛進行應用。例如，警察在進行案件偵破過程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從而給警察辦案增加難度，所以警察就會在進行案件偵破過程中使用犯罪心理學進行案件偵查，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犯罪心理專家會通過犯罪人員留下的線索進行詳細分析，從而描繪出犯罪的人格特征，同時在將人格特征與罪犯的作案習慣、作案手法等內容相結合，從而刻畫出罪犯的大致肖像，縮短罪犯追捕范圍。其次，在罪犯抓捕歸案后，有一些罪犯會出現嚴重的逆反心理，此時就需要范圍心理學家對其進行心理疏導，從而幫助罪犯認識自己行為的錯誤性，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另外，在進行建筑過程中，建筑設計人員經常會請教環境心理學家一同對建筑進行設計，在建筑過程中通常會設置一些“防御空間”，從而保證建筑可以有效防止罪犯進行作案，保證人們的生活環境具有安全性。

四、結語

總而言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心理學在社會中逐漸被廣泛應用，對人們的生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過對應用心理學對社會影響、應用心理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展開分析，并探索出心理學在社會中具體實踐路徑，以期為心理學在社會中的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作者：胡夢蝶

參考文獻： 

[1]，張積家.學科比較視角下民族心理學的研究理路與發展趨勢[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1）. 

篇5

關鍵詞：心理健康教育 社會體驗 積極心理

心理健康教育是學校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技工院校的學生正處于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在自我意識、人際交往、求職擇業以及成長、學習和生活等方面難免產生各種各樣的心理困惑。有研究發現，技校學生的SCL-90總均分、陽性項目以及陽性均分均高于全國正常水平。因此，在技工院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是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

而當前的技工院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呈現出一種“類德育化”的現象。這種做法，在造成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不佳的同時，在教育模式上，這種教育還越來越呈現出學科化、醫學化、片面化、形式化、孤立化等傾向。因此，本研究將集中對如何在技工院校進行社會體驗模式心理健康教育進行研究，希望能為技工院校乃至各類學校有效開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一些可行建議。

一、相關研究

針對技工院校學生學習能力的研究已經證實：與其他普通學校的學生相比，技工院校學生通過視聽覺學習渠道來獲取知識的效率明顯弱于前者。這個研究結果表明，通過課堂教學來實施心理健康教育的方式，不能在技工院校取得良好的效用。

同時，由于技工院校學生的校園生活模式不同于大學，大學生的心智發展更為成熟，能夠借助學校平臺衍生出一整套完整的自我教育活動體系，并積極利用學校教育資源。相反的，技工院校的學生尚未找到有效和完善的自我同一途徑。作為德育教育補充的課外教育活動，也很難吸引學生參與。

針對心理健康的概念，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幸福”一詞。這種觀點和美國心理學家西格曼的觀點相符。西格曼認為，心理學應該對力量等優秀品質展開研究。在這種觀點下，心理學研究工作應該包含幾個層面，其中主觀層面是要積極去體驗；個體層面則要對積極人格特質進行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將在各種實踐教育的基礎上，對技工院校學生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社會體驗模式進行探究，以期有效發揮技工院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

二、對象與方法

1.研究工具

研究使用SCl-90量表。

2.研究程序與研究對象

參考有關資料，設置技工院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各類活動程序。志愿服務為常規活動，每1至2個星期開展一次；社工站活動不定期舉行；團隊拓展每個月進行一次；家長小組每個學期舉辦1至2期；創新評價每學期進行一次。

研究小組在廣州市某技師學院隨機選擇兩個班構成實驗班和對照班。其中男生53人，女生32人，共計85人。

三、結果

1.組間比較

實驗前后兩組間陽性項目數和各項心理指標并無顯著性差異（P>0.5）。試驗后在陽性項目數和各項因子（軀體化除外）得分實驗組明顯好于對照組，差異顯著（P

2.實驗組不同性別測試結果比較

男生在軀體化因子上前后得分有所降低，但是差異不顯著（P>0.5），其余因子的差異都達到顯著水平（P

四、討論

通過社會體驗模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動，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說明在傳統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之外，學?？梢詣撛煨缘卦O置平臺，以積極心理體驗為手段，幫助學生在各種體驗活動中發展和培養積極心理品質。

實驗表明，實驗組實驗前后在陽性項目數、人際敏感、焦慮等因子上出現十分顯著差異，這為學校心理健康教育人員的工作提供了參考。技工院校學生面臨的心理問題主要有三類：人際關系、自我認識、就業壓力，問題產生歸因于不能夠正確認識自我，自我概念水平低下。因此技工院校應該創造性地開展一些社會體驗活動，幫助學生在積極的社會體驗中發現內在幸福的自我。

篇6

一、重新回歸人本身：人本主義哲學的興起

以理性主義為代表的“世界圖式”學說關注世界的本源，探究自然界和社會發展中的理性原則，熱衷于對終極世界的猜想，這是一種有關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宏觀學說，它基本上外在于人，尤其是外在于人的豐富內心世界。盡管文藝復興時期提出了發現人、尊重人等口號，但這場運動主要朝向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和人的自由這樣的人道主義方向發展，而并未回到作為更為本體的人的內心世界。然而，十八世紀以來，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克爾凱郭爾、弗洛伊德、海德格爾、薩特等人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狀況，他們對理性提出了大膽的質疑，開始以直覺、情感、意志、本能、潛意識這些與個人聯系更為密切的心理元素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放棄了有關世界本源以及客觀規律的宏大敘事和終極探索，以非理性取性，開啟了一個被稱之為非理性主義或稱人本主義的哲學時代。在西方哲學史上，這種以非理性為主要特征的人本主義哲學第一次真正啟動了哲學研究向心理學研究的轉向，使心理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直接推動了現代心理學的產生。人本主義哲學與心理學的內在聯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人本主義哲學將研究的主體對象從外部世界轉移到人本身，從對外部理性的關注轉移到對人內心非理性世界的關注，具體研究人的情感、直覺、意志、潛意識等心理元素及其社會意義，這一研究范式的轉移以及它所開辟的新領域為現代心理學的產生做好了準備，并提供了借鑒和啟示。人本主義哲學的根本出發點是非理性的人，非理性的人以情感、直覺、意志、本能、欲望、潛意識為表征，人本主義哲學不僅將個人的這些心理內容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且把這些心理內容看作世界萬物的本源和本質。在唯意志論代表人物叔本華那里世界的本質是“生存意志”；在尼采那里世界的本質是“權力意志”；在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質是生命直覺和生命沖動；在海德格爾和薩特那里世界的本質是生、死、煩、憂、畏等情緒體驗。他們的哲學研究為人們推開了一扇人類意識世界的三棱鏡和萬花筒，他們以個人的非理性世界去對抗傳統哲學的理性世界，他們把表象世界還原成人的意識和心理世界（這種論說基本上就是后來興起的心理還原主義的哲學版），正是在這一點上，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們打通了一條通往心理學的通道。其二，人本主義哲學不是將客觀物質世界作為認識的本源，而將情感、直覺、意志、本能、欲望、潛意識等非理性元素視作世界的本源和人的真實存在，把整個世界看作是自我的產物和體現。他們否認通過理性能夠認識真理，相反，他們認為只有通過體驗和直覺才能認識真理，這實際上就是將人們認識的對象歸于人本身，將認識的手段歸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直覺。生命原本是鮮活而充滿靈性的個體，讓這樣的個體服從于冰冷的理性邏輯，或者服從于自然科學的實證邏輯，而罔顧自身的存在，這是人本主義哲學家所堅決反對的。生命具備如此豐富而驚人的潛能，讓個體放棄自己的潛能，而僅僅依靠理性去認識世界和真理，這同樣是人本主義哲學家所不愿的。歷史上的泛神論追求的是“神我不二”的境界，人本主義哲學在個人存在，個人認識問題上追求的“物我不二”的境界，或者這一境界也可稱之為泛意志主義、泛直覺主義和泛心理主義。其三，人本主義哲學家不僅僅將非理性視作世界的本源，意識到只有靠直覺等非理性的東西才可以把握世界、認識真理、彰顯人性。一些重要的人本主義哲學家還從非理性的角度出發去探尋社會和歷史的發展，從而把人以及人的精神心理世界推向了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尼采對人類非理性世界的探索從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劇的誕生》（1872年）即已開始，在這部著作中，他比較了代表古希臘文化的兩種不同的審美風格，或曰精神信仰，一種是以平靜、和諧、平衡為表征的日神（阿波羅）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臘理性主義傳統；另一種是以熱情、張揚、癲狂等為表征的酒神（迪奧尼索斯）文化，它代表的是古希臘文化中的非理性主義傳統。

尼采敏銳地意識到此后西方基督教文明就是日神文化的延續，而在歷史長河中酒神文化卻遭到基督文明的壓制，人類被基督教所信奉的理性所摧殘和毀滅，真正的自我在歷史上消亡。正是由此出發，尼采宣稱“上帝死了。永遠死了，是我們殺死了他”。在尼采看來，上帝死了之后，人們的首要任務就是重建信仰，再造一個新上帝，而這個新上帝就是權力意志和所謂的超人。這種思路不可思議地被另一位思想家弗洛伊德接了過去。弗洛伊德或許是人本主義哲學家中唯一一位具有醫學學術背景和醫學臨床背景的學者，他關于人類潛意識領域的發現震動了整個西方世界，由于他的學術及臨床背景，也由于他更多地采用實證研究方法，他的學說引起了人們普遍重視。弗洛伊德的全部學說與“壓抑”這一核心概念緊密相關，在弗洛伊德看來，所謂壓抑主要是指現實施加諸于人的諸多限制。潛意識是弗洛伊德最為重要的發現，他認為所謂潛意識就是指被現實壓抑的欲望、本能以及其它替代物。弗洛伊德對夢及其表征進行了深入分析，他認為夢就是被現實壓抑的愿望的實現。他提出了自成一體的人格結構理論，這個包括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結構實際上是一個動態力學結構，其基本運行動力仍然是壓抑的本能：本我體現的是一切被壓抑的本能，自我把守在本我和超我之間，以確保在二者之間取得某種壓力的平衡，超我的形成則得之于經過內化而形成的良知和道德的壓力，三者之間取得平衡的關鍵是壓抑機制。不僅如此，壓抑這一概念還被弗洛伊德天才地用于對整個文明進程的歷史考察，他借用古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弒父娶母的故事，證明外婚制起源于兒子們聯合起來殺死父親并娶母親為妻之后所帶來的負罪感以及恐懼，正是由于他們害怕自己將來遭受父親那樣的命運結局，他們開始以圖騰祭奉父親并宣布“放棄那些促使他們和父親發生沖突的女性”。在《文明及其缺憾》等著作中他更分析了人類精神疾病可能的重要起因就是習俗、制度和文化對人的壓抑，他斷言，每一個體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文明之敵，文明的發展就是以壓制每一個體為代價的①。尼采對弗洛伊德的影響是一個事實，盡管后者宣稱自己不想讀尼采的作品，因為覺得尼采的思想會侵蝕他自己的研究②。吊詭的是，弗洛伊德最終還是接過了尼采歷史研究的文化學和心理學思路。從人的欲望、本能與文明之間的沖突與平衡這一角度去探討社會歷史以及文明的發展在尼采那里已經開始顯山露水，到弗洛伊德這里可以說已是蔚為大觀，這一思想區別于哲學史上的神意決定論、理性決定論、技術決定論、生物決定論以及經濟決定論，它不僅僅為哲學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場所，同時也為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打開了一條新的通道。本文來自于《廣東社會科學》雜志。廣東社會科學雜志簡介詳見

二、心理主義范式的興起及其危機

十九世紀后期現代心理學的誕生以及人本主義哲學的持續發展不僅進一步推動了心理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而且二者還推波助瀾，開辟了一個心理主義社會學的時代。心理主義試圖把一切社會現象還原為心理現象，并將心理變量作為最重要的因素去解釋一切社會事實，這一理論試圖提出人類心理意義上的另外一種“世界圖式理論”。心理主義在美國最初是以進化論的面貌出現。美國心理進化論代表人物萊斯特•沃德（1855—1915）認為：社會力量也就是人的群體狀態中發生作用的心理力量，支配社會運動的根本力量是心理力量。沃德于1892年出版《文明的心理因素》一書，提出了社會意識、社會意志、社會智力、社會統治等一系列重要概念，是社會心理學的雛形。另一位美國社會學家弗蘭克林•吉丁斯（1855—1931）認為：我們確信，社會學是一門心理科學，那種認為用生物學術語對社會的描述是一種錯誤，對此我盡量注意到社會現象的心理方面。他在《社會學原理》（1896年）中寫道：社會就其語詞原意來說，是指同伴關系，交談和交往，一切真正的社會事實就其本質而言，都是心理事實。吉丁斯提出了“類意識”理論，所謂“類意識”理論是指“在生命的尺度上，無論是低等的還是高等的任何生命，將另一種有意識的生命視為己類的意識狀態。”據此，他不是以階級來劃分人群，他將人群劃分為四大類：（1）社會階級，即社會的精英階級；（2）非社會階級，指那些胸無大志的群眾；（3）偽社會階級，指那些依賴他人的人組成的階級社會；（4）階級，即由犯罪組成的階級。吉丁斯的階級劃分理論體現了貴族立場。索羅金（PitirimSorokin）對心理主義的解釋是：將個體的心理特征作為研究變量，并試圖將社會現象解釋為心理特征的衍生物或具體表現。換言之，心理主義就是將社會現象還原到個體水平或心理與行為水平加以研究，從本質上說心理主義就是還原主義③。在人本主義哲學以及心理主義濫觴的大背景下，在美國，不但心理學發展迅猛，社會心理學也很快破土而出。一般認為，社會心理學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及文化人類學這些母體學科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它得以形成的標志性事件一是1908年在美國兩本同名著作《社會心理學引論》出版，作者分別是羅斯（EARoss）和麥獨孤（WMcDougall），它們分別代表著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以及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另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1924年奧爾波特（FHAllport）出版《社會心理學》，它代表著實驗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更多的人將這本著作的出版看作是社會心理學誕生的標志。社會心理學的發展首先是以心理學為先導和基礎。但是，明確區分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并非易事，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對于區分二者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從研究對象來看，一般心理學將個人視為獨立于社會關系的個體，研究的重點是個體心理活動產生的基礎及一般規律，如心理形成的生理機制，個體的感覺、知覺、思維、記憶、情緒、情感、意志、性格以及能力等；社會心理學更多地將人看作一種社會存在，側重在社會關系維度中去研究人的心理和行為，如社會認知、社會感情、社會態度、社會角色、群體與互動、文化與人格以及社會變遷等。從研究方法來看，心理學研究既包括過去那種哲學思辨性的心理學研究，也包括馮特以來那些借助于科學實驗手段來進行的現代心理學研究，社會心理學則幾乎全部采用科學實證方法，這些方法包括觀察實驗法、調查研究法、文獻研究法、實地研究法等。但是，上述區分又不是絕對的。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說：“是有在極少數、十分例外的情況下，個體心理學才可以忽視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在個體的心理生活中始終有他人的參與。這個讓人或者作為楷模，或者作為對象，或者作為協助者，或者作為敵人。因此，從一開始起，個體心理學的該詞語義就被擴充了的。然而，從完全合理的意義上來說，同時也就是社會心理學?！?/p>

篇7

關鍵詞 強綱領 社會學轉向 合理性

一

“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是英國愛丁堡學派系統闡述的知識社會學主張。早在60年代，某些新潮知識社會學家就試圖證明，我們可以對科學家的所有信念作出社會學說明；只有通過社會學，我們才有希望獲得對科學本身的“科學的”理解。他們指責舊的社會學傳統把科學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低估了知識社會學的解釋力。他們強調，社會原因對于科學信念的解釋是首要的和決定性的，所以要“科學地研究科學知識的性質”。這就是眾所周知的“知識社會學強綱領”。愛丁堡學派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史家和科學社會學家試圖從方法論上證明強綱領的科學性，積極倡導科學的“社會學轉向”。勞丹對兩種著名的論證提出置疑。

在愛丁堡學派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史家和科學社會學家的著作中，普遍存在一種論證形式。勞丹稱之為“偏好描述的謬誤”（fallacy of partial description）。其典型論證是：“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因而它最好用社會學術語來理解和解釋?！边@種論證形式有大量的變體（通常以作為“實在的社會建構”的科學的名義），但在許多作者的論證中都能夠發現其一般結構。布勞爾就有好幾種表述。例如，他說：“科學是一種社會現象，所以（為理解它）我們應當轉向知識社會學?！保?］他還說，因為科學家經過“教育和訓練”，所以“在所有知識中有社會成分”。［2］

勞丹反駁說，科學是一種社會現象這一事實，科學家受到團體的訓練這一事實，顯然不能保證這一觀點，即所有或大部分科學最好用社會學工具來理解。只有當科學成為唯一的社會現象時，科學的社會特征才會支持這一觀點，即社會學是其研究的最好工具。事實是，科學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多面性。我們可以說，科學是一種心理現象（例如，考慮其中認知和感覺的作用），因此，科學應當主要由心理學家去研究。我們也可以說，科學是一種經濟和政治活動。換句話說，科學是一種有直接目標的活動，并因此合法地處在理論決定和實施研究的范圍中。就科學由人這種動物來落實而言，它也算是一種生物性活動。關鍵是，我們能以各種方式合法地研究科學。勞丹認為，這樣說更加接近本質：科學是人的活動，而不是社會的活動。因此，全部關于人的各種科學都是潛在相關的。

勞丹指出，布勞爾犯了一個邏輯錯誤。謂詞能正確斷言主詞（例如，謂詞“社會”斷言主詞“科學”）。顯然，這一事實并不表明我們關于主詞的知識充其量只限于謂詞描述的范圍。因為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所以科學最好理解為一種社會學現象，這是什么邏輯！

上述觀點雖然明白，但一些社會史家和社會學家不愿承認。人們普遍傾向于一個先入之見：通向真正科學知識的唯一途徑一定是社會學的。例如，布勞爾說：“如果社會學不能以一種徹底的方式應用于科學知識，它將意味著，科學不能科學地了解自身?！保?］勞丹認為這一評論是狹隘的。我們最終可能利用對社會學沒有任何重大作用的經濟學、認知心理學和生物學獲得一種綜合的“科學的”科學知識。這一點雖然不容易出現，但完全可以想象。我們可能發現，有一部分科學活動有助于社會學分析，而其他活動則不能。這一情況同樣可以想象，而且更容易出現。

但是，勞丹還是堅持認為，不論最終結果如何，我們仍不能確信：所有科學都服從社會學的說明，或者，科學的任何要素都能比認識的任何競爭形式受到社會學的更恰當的說明。因為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所以我們就應當把社會學看作首要的研究工具。這像是在論證，因為梅毒是一種社會病，所以只有或主要是社會學家才具備關于梅毒的科學知識。布勞爾把他的科學社會學案例建立在“科學是一項社會活動”這一庸俗的觀點之上，難怪有些人對從事這項事業不感興趣。［4］

二

勞丹承認，與許多科學社會史家喊喊口號不同，布勞爾認真地論證了“社會學轉向”。特別是，布勞爾以完整的一般方式表明，所有的理論信念一定具有社會的原因。勞丹稱之為“不完全決定的論證”（argument from underdetermination）。布勞爾是這樣表達的：

“但是，理論和理論知識不是按照我們的經驗給出的……這不是說，理論不解釋經驗。但理論不是與它所解釋的經驗一道給出的，也不是由經驗唯一支持的。我們要求與物理世界不同的另外的動因來指導和支持知識的這一構成。知識的理論構成是一種社會構成，而它也是真理的必要部分，不是純粹錯誤的符號?！保?］

該論證的核心是，具體科學不是由證據“唯一地支持的”。勞丹認為，布勞爾的意思是，可觀察事實從不唯一地選擇某一理論而排斥其他可能的理論。除了相關證據，似乎還有一些東西可以解釋，科學家為什么作出他們確實作出的具體選擇。像上段中清楚表明的，布勞爾相信，“其他一些東西”其實就是社會文化環境和約定俗成的東西，它們影響具體的科學共同體，并且在其內部發揮作用。

勞丹問：理論的不完全決定論題是否對此作出先驗的保證：所有理論選擇都有“社會成分”，即它是社會環境和約定的結果？勞丹給出肯定的回答，但把他限定在一個次要的層面上。勞丹說，科學家接受教育，組成共同體，交流學術成果。但這些事實都不能映證布勞爾的這一觀點，即理論內容是社會決定的。要證明后者，人們將不得不表明，科學家用于應付不完全決定問題的手段總是社會性的。有好的理由懷疑這一點。要想在兩個不完全決定理論之間進行選擇，有一個共同的科學戰略，就是選擇其中“較簡單的”。這里的簡單性要根據理論假定的不同類實體的數目來理解。對這一原則的大致的辯護是，在先的經驗表明，簡單的理論比高度復雜的理論更容易檢驗和評估。在其他情況下，科學家將使用其他標準（例如維護因果性或保留某種不變性）來克服不完全決定。

對這些方法論原則的正確性，勞丹未加評價。但勞丹說，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除非人們以一種深刻的方式證實，這樣的理論選擇標準是由社會原因引起的，人們不能論證，根據事實本身，不完全決定表明理論選擇是社會性的。

勞丹指出，布勞爾的不完全決定論證還面臨其他可能更嚴重的反對意見。概括起來，理論選擇確實是不完全決定的；想象一個科學家，如果他切近每一邏輯上可能的關于世界的理論，那么，這些理論的子集在經驗上確實難以區分。但在解釋科學家的實際理論偏好時，我們真地企圖解釋為什么科學家x從無數他可能求助的競爭理論中選擇理論y？在任何給定時間，科學家都會面對一些二者擇一的選擇。勞丹列舉了一些真正得到清楚闡明的選擇，這些選擇范圍雖小，卻具有代表性。如果某人在19世紀30年代研究光學，他就要在光的波動說和微粒說之間進行選擇。在同一時期，如果某人是一個地理學家，他就要在均變說和災變說之間進行選擇。如果某人在18世紀90年代研究電子理論，他就要在電的單流體理論和雙流體理論之間進行選擇。在這樣的情境中，想解釋偏好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般都不會問這樣的問題，例如，“為什么弗雷內爾（AJFresnel）選擇光的波動說，而不選擇其他許多經驗上難以識別（因而經驗上不完全決定的）理論？”具體講，歷史學家一般會問：“為什么弗雷內爾相信波動理論，而不相信發散理論？”

這樣提問的結果是，勞丹得到了一個解決不完全決定問題的辦法。勞丹指出，光的波動說和微粒說在經驗上不是等價的。均變論和災變論地理學，單流體和雙流體電學也是如此。對于這樣的理論，科學共同體有一些合用的檢驗辦法，以表明，在這些理論配對中，每一方都比現存的競爭者得到更多的經驗支持。只有當合用的理論同樣得到證據的有力支持時，不完全決定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種情況在科學史中確實發生過，但不經常發生。布勞爾有一個混合論證，其結論是，在科學共同體的每一重大的信念行動中，社會因素都是決定性的。這一論證要求他必須能夠表明，每一個理論偏好都是不完全決定的。勞丹說，布勞爾仍然未能表明這一點。

勞丹認為，完全可以設想，社會因素滲入科學行動中，該行動完全獨立于不完全決定所允許的彈性范圍。但是，勞丹說，如果這樣的話，我們不得不獨立地確定那些因素是否存在。勞丹想表明：（1）如果理論選擇是不完全決定的，它不必然意味著社會因素在原因上造成了對選擇的進一步限制；（2）在許多情況下，當科學家在理論之間進行選擇時，如果選擇的境況被看成純粹經驗上的不完全決定，那么該境況是被錯誤地刻畫了。

三

勞丹的批評并沒有使布勞爾折服。在《知識與社會意向》1991年的再版序言中，布勞爾聲稱，強綱領過去所受到的批評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不打算改變原先的立場。布勞爾在后記中抱怨說，哲學家對強綱領的描述不準確，他們從沒有注意知識社會學家精微之處。他們根本沒有領會他們攻擊對象的核心信條。［6］布勞爾未免夸大其詞，但另一面，我們看到，社會學家確實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特別是在根本性的合理性問題上并沒有達成共識。 應當指出，勞丹不是一般地反對強綱領，而是反對現行的強綱領。勞丹也不是一般地對社會學提出置疑，而是對布勞爾的元社會學提出質疑。勞丹說布勞爾的強綱領是偽科學，是因為他的強綱領仍然沒有說清它自封的科學地位問題，也沒有從教條主義的鎖鏈中解脫出來。而對于至關重要的對稱性論題，布勞爾也沒有令人信服的闡釋，不能說明它在較為合理的同時也能對付知識社會學的那些競爭的損害強綱領的方法。我們不能說勞丹的論證十全十美，但面對呼聲日隆的“社會學轉向”，勞丹確實保持著清醒的頭腦。

勞丹希望修改對稱性論題，找到一種名副其實的強綱領，使得它能夠提出既大膽又得到證據有力支持的主張。這一希望并不過分。強綱領無論是單獨建立在證據支持上，還是單獨建立在大膽、冒險的假設上，都不能真正地“強”起來。強綱領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合理性問題。我們還沒有忘記勞丹給認知社會學加上的那個緊箍咒：“要想研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保?］勞丹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合理性？

其實，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爭論根本上源于對合理性的不同理解。要想讓他們在合理性問題上達成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勞丹是傾向于哲學家的（毋寧說他自己就是哲學家），給哲學家以說明信念的絕對優先權，讓社會學家接受哲學家的殘羹冷炙。勞丹自己的合理性模式確實有過人之處，而那些社會學家卻仍在沿用過時的合理性模式論證他們的時髦的主張，難怪勞丹對他們大張撻伐。

勞丹的合理性模式探尋一條邏輯與歷史相結合的中間道路，嘗試在規范和描述之間，在形式和非形式之間尋找最好的立足點。確實，在新的研究方向上，勞丹獲得了許多重大的成果。在勞丹以前，沒有一個科學家哲學家對科學問題，特別是概念問題作出了如此深刻、詳細的研究，勞丹對普遍性理論的研究也超出庫恩和拉卡托斯。正是因為抓住了理論解決問題這一重要的功能，勞丹獲得了一種對科學進步和科學合理性的新穎、獨特的理解。

但是，勞丹的模式并非十全十美，無可挑剔。這一模式，由于其局限性，也面臨種種困難。即使是勞丹在八十年代努力，也沒有在總體上得以突破。勞丹的合理性理想似乎山窮水盡。我認為，勞丹模式的潛在活力不容忽視，只要打破勞丹模式的狹隘性和封閉性，就有可能建立一個更開放、更系統、更規范和更精致的合理性理論，就有可能實現科學哲學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整合。

四

無論是邏輯主義者、歷史主義者，還是解題主義者，都承認“渴望之物”（desiderata，亨普爾語；庫恩稱之為“好的理由”）在理論比較中的重要性，但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释镲@然具有超越邏輯和歷史的優越性，它能在邏輯與歷史的最好結合中體現科學進步的脈搏。對渴望之物的深入研究可能導致我們對方法論和科學史看法的根本轉變，從而對科學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看法發生根本的轉變。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定義渴望之物?是否因為渴望之物難以定義就要永遠滿足于一種通常意義的模糊的理解?能否在一種統一的意義上定義渴望之物?幸運的是，在勞丹關于科學進步的解題合理性模式中潛藏著解決這個關鍵問題的巨大契機。

作為一種探索，協調合理性的研究旨在 “拯救渴望之物”。在協調合理性模式［10］中，渴望之物就是協調力的單一模型或評估標準，我稱之為“解題的方式和力度”。例如，經驗協調中的一致性、過硬性、簡潔性、多樣性、明晰性、統一性和精確性等，概念協調中的一致性、過硬性、簡潔性、明晰性、統一性、貫通性和深刻性等，背景協調中的實驗、技術、思維、心理、行為等。全面刻畫這樣的渴望之物十分困難。但是，給每一個渴望之物下一個清楚的定義是必要的，因為規范地描述科學史需要具體的，客觀的，形式化的，實際可行的分析機制。

理論解決經驗問題的效力，可稱之為“經驗協調力”。經驗協調力不僅關注理論是否解決了經驗問題，解決的經驗問題的數量和權值，還關注理論解決經驗問題的方式和力度。經驗協調力反映了理論與經驗證據之間的沖突與協調關系。理論解決概念問題的效力，可稱之為“概念協調力”。概念協調力關注理論內部的概念、觀點之間的沖突和協調關系，關注理論與理論之間，理論與更廣泛的科學信念之間的沖突和協調關系。這些關系在我們還沒有搞清楚之前，是以“概念問題”的形式出現的。

勞丹對經驗和概念兩方面的考察，是對理論的一種靜態考察。在這里，理論被看成一個獨立的既成結果，因此，即使我們談理論的變化、發展，也只是局限在理論相互間的關系中。這就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圈子，我們看不到理論如何參與一種實際的運動，并在這種運動中體現其價值。長期以來，科學哲學停留在這個圈子里，自得其樂，以致于把科學實驗僅僅看作一種研究方法，而不是看作一種可操作的運動，看作實驗儀器的一種相互作用，習慣于把技術看成技術理論，而不是客體的功能釋放，如此等等。這種科學哲學不關心理論到底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因而既不知道理論的源頭活水，也看不到理論的終極價值。勞丹科學哲學思想的一大缺點就是沒有突破這種封閉性。要突破這種封閉性，理論所牽涉的看來不僅僅是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還應該有一個“背景”問題，有一個背景沖突與背景協調的問題。理論的“背景協調力”，即理論解決背景問題的效力，在理論評估上具有理論的經驗協調力和概念協調力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忽視了這種作用，科學合理性問題是不能得到真正解決的。

其實，在最近幾十年中，“背景問題”已受到一些學者的特別關注。反經驗論者約瑟夫勞斯（Joseph Rouse）就把理論看成我們用來操縱和控制現象的模型，而非單純描述和說明現象的方式，強調實踐是事實顯現自身于境遇（contextual）中的背景。［8］劉大椿在80年代中后期認識到，“事實上，科學不僅僅是知識體系，它是一種人類活動，這種活動在當代具有特定的結構”。［9］他把科學作為活生生的過程，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來研究，同時考慮到科學活動的內在方面和它與其他人類活動的關系及其在整個人類活動中的地位，從而使得作為建構嘗試的“科學活動論”形成一種富有特色的完整體系。到90年代，科學哲學研究越來越關注“科技-經濟”關系研究，包括STS研究、發展戰略研究、經濟哲學、經濟方法論等。這些研究后來在“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命題的推動下形成“科學-技術-經濟-社會”一體化的研究方向。當然，協調合理性所講的“背景問題”有著自身的特殊內容。

協調合理性將背景問題提到一個與經驗問題和概念問題同樣重要的高度，為心理的和社會的因素合法地進入科學哲學開辟了一條大道，同時也反對強綱領的激進主張，要求知識社會學退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所謂“社會學轉向”的論證方式仍然停留在邏輯主義的合理性觀點之上。將科學發展中的諸多要素中的一個看成是決定性的，這不僅得不到邏輯的證明，也得不到歷史的印證。

合理性探索是對科學某個總體目標的追求，也是對科學的某些局部的不變目標的追求。科學的總體目標是消解沖突，追求協調。科學的整體目標是一些科學個體目標之和，例如經驗協調力，概念協調力和背景協調力?？茖W的個體目標是科學目標的最小單元，例如經驗簡潔性，概念統一性，背景實用性等等。

科學的任一個體目標都可能存在一種形式化的表達方式，但是，這種形式化不是邏輯的“小形式”，而是反映了科學發展的內在機制、內在軌跡的“大形式”。它將表明，科學合理性仍然是形式的，而不是非形式的?？茖W合理性的這種大形式體現了規范和描述的最好的統一，科學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最好統一。此外，我們不能在科學的任何單一目標之間確定較為重要的目標，確定一種處于優越地位的目標，應當賦予所有單一目標平等的地位。這是因為，所有單一目標都構成科學進步鏈條的一個環節，只要缺少其中一個環節，就無法對科學進步作連貫的描述，也無法盡量全面預知科學的發展方向。

因此，“社會學轉向”只是一種過時的合理性理論的產物，它的時髦的外表更經不住時間的考驗。社會學家和哲學家應當在一種統一的合理性范式下工作，目標一致，各盡其責。

注釋

［1］［2］［3］［5］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London， 1974：9、28、40、12-13.

［4］Laudan，L．Beyong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theory，method and evidence，Westeiew Press，Colorado， 1996：201-202.

［6］Bloor，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1991：163.

［7］Laudan，L.Progress and Its Problem:Towards a Theory of Scientific Grow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77：222.

［8］江天驥：“西方科學哲學的新趨向”，《自然辯證法通訊》2000年第4期，第18-22頁。

篇8

關鍵詞：社會心理 大學生 思想變化 研究

前言

中國改革開放30多來年，我國經濟社會的建設和發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社會的整體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和改觀。與此同時，人們的觀念意識、心理狀態及行為表現都伴隨著社轉型而轉變，新的觀念、心態、行為方式不斷更替著人們習之為常的傳統的觀念和心態、行為方式。大學生是生活在社會環境之中的,必然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大學生所處的外在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稱為社會心理。各種社會風潮浮浮沉沉、起起落落,社會心理也隨之變遷,大學生的思想變化產生了影響。

1.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心理發生改變

加速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三次強勁推力：一是20世紀70年代末實施，使中國現代化全面發展；二是20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中國進一步實施改革開放；三是世紀之交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則使中國進一步邁入改革開放的大門。社會心理是在一定的時期內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下產生,是對社會存在的直接反映,與日常生活直接聯系,表現為信念、情感、習慣、成見、傾向等。社會存在的改變導致社會心理的變遷。三次強勁的推力有助于社會心理的改變。

2.大學生思想變化受社會心理影響規律

21世紀大學生的思想是不斷的變化的，同時也離不開社會心理，從而體現出多種多樣規律，下面是一些規律：

2.1思想變化適應社會心理變化

對改革開放以來不同階段的社會心理、社會心現實的情況以及思想變化軌跡的描述,可以看出作為個體的大學生,其思想變化適應了社會心理的變化?？v觀大學生思想的變化規律,社會心理是主要影響當代大學生社會心理的環境因素,這種因素是動態的,具有復雜性、多維性、開放性的特點。復雜性影響因素的規范性,影響性質的多重性與影響方式的多樣性；多維性影響范圍逐漸擴大,影響角度開始多面化；開放性影響因素在空間上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時間上更沒有嚴格的界限的。社會心理時時、處處影響著當代大學生的社會心理。從社會學角度看,個體學會獨立進入社會生活,成為合格社會成員的過程社會化。大學生多方面的社會會，如政治社會化、知識技能的社會化、道德社會化等等,社會心理對當代的大學生社會化的影響相當的寬泛、更加深入、更加復雜。受教育者年齡與教育的目標之間的特性使個體迅速地走向成熟、走向獨立、走向主動,擔當相應的社會義務。中國的知識階層,自從1895年反對簽訂，到1919年的 “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到執政府門前的“輾轉于文明人發明的槍彈之中”,到“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到“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到、林昭,到“灑淚祭英杰,揚眉劍出鞘”,到“小平同志你好”,社會鳳巢總是最熱烈的。雖然某一時期后中國知識分子會整體失利,但大學生依然接受社會的心理,適應這種變化。從心理學的角度上講,人的思想和行為在群體中很容易受到模仿、暗示、感染等因素的影響,趨向于追求時尚,輿論接受。大學生行為特別的敏感、激情并且是具備一定素質的群體,更加容易受社會風潮帶動，甚至成為當代引領風潮的主體。因此,當代大學生的思想變化與社會心理的變化是相一致的。

2.2社會心理的選擇性

社會心理作為外部環境因素,影響著大學生思想變化。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任何外界影響因素也需要大學生的內在的因素起作用才可是實現。內在因素包含自身的成長經歷,已形成的道德觀、政治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及個體的心理因素,如習慣的遷移、分辨是非的能力、心理傾向的特點、已有觀念等等。不同的大學生之間的思想變化，內在因素差異很大,因此,在大學生的社會心理具有選擇性。例如,某些不好的事件強烈的沖擊了當代大學生的社會心理,對黨領導的地位作出多種評價,通過調研究,絕大多數大學生對三個代表、四項基本原則基本認同。也說明大學生的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多數大學生能夠很好的獨立思考。

2.3思想變化背離社會心理

從大方向看,大學生思想的變化看起來是適應了社會心理的變化,從我國改革開放到現在很多實例可以反映出此種變化。然而去深入剖析真實的現狀就是大學生的思想變化和社會心理是背離的。中國綜合國力的逐漸提升,我國的法制在不斷健全和完善,人們也開始用法律來武裝自己,各種產業也越來越規范。誠實守信、遵守規則是當代社會人們主要的準則。然而我們考察大學生考試中進行作弊的態度的變化軌跡,發現是與之相背離的。大部分同學對考試的作弊表示理解,反對、不參與的比例開始下降。由此可見大學生的思想變化和社會心理之間具有背離性。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者改革教學內容,教育形式的多樣化,能夠的引導當代大學生,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道德觀,以便于社會文明程度的逐漸提高。

結語

總之，根據現在各高校的實際情況來看,認識上的模糊和實踐上的偏差。要對大學生心理和諧高度關注,每個人都達到一種和諧的心態時,人際關系會變得和諧。高校應該更引導學生做到人性完善，如同情心、責任心培養、誠信教育、與愛心激發，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同時呈現全球化的多種特征，如風險意識、公共服務意識、環保意識、珍愛生命意識、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等。這種社會心理世界將更加符合時性，更能表達深切價值理解，更深體現全面人本關懷。

參考文獻：

[1] 張倩.面向心理和諧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河南科技大學.2011.03.

[2] 李紀巖.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研究[D].山東師范大學.2010.04.

[3] 游向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心理健康教育比較研究[D].西南大學.2009.10.

篇9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過程； 有效性； 社會心理學

中圖分類號： G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9749（2012）03－0035－04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教育者根據一定社會的思想政治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質形成發展的規律，對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促使受教育者產生內在的思想矛盾運動，以形成一定社會所期望的思想政治素質的過程。它是由教育者（主體）、教育對象（客體）、教育內容和方法（教育介體）、教育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教育環體）四個基本要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構成的。只有思想政治教育過程運行有效，才能實現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有效性問題必然涉及教育主體、客體、介體和環體四個方面的有效性。社會心理學家霍夫蘭德提出的“態度改變—說服模型”把說服看做信息交流的過程，著重分析了影響態度改變的四個關鍵因素—溝通者、溝通本身、接受者及溝通情境，這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有效性問題提供了一種分析視角。筆者嘗試從作為信息溝通者的教育主體，作為接受者的教育對象，作為教育介體的溝通本身和教育情境幾個方面分析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有效性問題。

一、教育主體的有效性：基于教育者可信度的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有效，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具備有效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能力和素質，成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社會心理學認為，溝通者是最主要的信息源。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信息源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提出者或傳授者，也就是教育者或者說是教育主體。教育者對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影響是巨大的，它關系到教育信息的可信度。教育者的可信度是教育主體有效的基礎。分析教育者可信度可以從教育者權威、教育者立場、教育者意圖三個方面著手。

1.教育者權威影響主體的有效性

權威是指社會生活中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支配與服從，是“社會生活中靠人們的公認的威望和力量形成的支配力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權威就是教育者由公認的威望力量形成的對教育對象形成的支配力量，沒有權威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是無效的教育主體。我們所說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權威更側重指教育主體因其個人修養、學識所擁有的感召性的權威，也只有以此為基礎才能進一步形成教育者的“法理的權威”。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須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和強大的人格魅力。

心理學家阿倫森等人進行過一個實驗，證明了“權威”的存在。他們列舉了由不同詩人撰寫的幾首詩，向被試者征求意見。這些被試者對其中的一首詩作出了否定性評價后，他們告訴這些被試者說：有人認為這首詩寫得相當好。他們又對其中的一些被試者說，作出這一評價的是著名的詩人艾略特；而對另一些被試說，作出這一判斷的是一名在校大學生。然后讓所有的被試重新評價這首詩。被告知是艾略特意見的有更多的人改變了對這首詩的評價。這個實驗表明，高權威的傳播者比起低權威的人來說，能夠更有效地改變信息接收者的態度。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作為教育信息源，在受眾中的權威對于教育工作的效果有很大影響。教育者的高權威性可以顯著增加人們信服的程度，也正因為“權威效應”的普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應重視提高教育主體自身的綜合素質來增加其信息傳播的說服力，或者就是選擇具有較高權威效應的教育者開展教育。在現代社會中，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專業知識與專業訓練將成為影響其權威性的主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須加強自身的學術修養：一方面要積極投身于各種社會實踐中，豐富社會經驗與人生閱歷，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還要豐富自身的知識結構，除了具備非常廣博的政治理論知識、方法論知識外，還應具備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等方面的知識?，F代社會的思想政治教育者既應該是具有豐富知識的學術型通才，還應該是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應用型專才。

2.教育者立場影響主體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有效性跟教育者所占的立場有很大關聯。站在教育對象的立場考慮問題、傳達教育信息，在不違反原則的情況下給予教育對象更多的人文關懷，可以提高教育主體的可信度和可接受度，實現主體的有效。

社會心理學家沃爾斯特·阿倫森和阿伯拉罕進行過一項名為“增加低信譽傳達者說服性”的實驗。結果表明，如果傳播者站在自我維護的立場上，則他所提供的信息影響很小，因為人們懷疑其動機；而如果傳播者的立場是自我犧牲的，則甚至是無名的小人物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若總是站在社會要求的立場上作為社會要求灌輸的代言人出現，往往被認為是對個人需要的壓制。這種情況下，教育對象即使接受了教育內容，也僅是迫于強勢力量的壓服而不是真正的心悅誠服。因此，教育者的立場影響了教育對象的接受狀況，是教育主體有效的重要條件。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應同時立足于教育性和服務性兩個立場。教育性立場即社會要求和社會規范的傳播者立場；服務立場即從關心關懷和服務教育對象發展的要求給予幫助。教育主體服務性的立場主要就是為了讓教育對象認識到教育者的行為并非為了自身利益，而是從教育對象的角度出發。教育者的這種反自我利益行為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強所傳達信息的說服力與影響力。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無原則地喪失自身的教育性立場，否則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實質性意義。

篇10

關鍵詞：中職護理；解剖學科；臨床導向；實驗教學；改革

一、解剖實驗教學改革適應專業特色需要是大勢所趨

解剖學科作為中職護理醫學教育的基礎骨干課程，是其他基礎醫學課及臨床護理學的基礎，也是護理人員進行護理實踐操作的理論基礎；作為復習鞏固學科理論知識，培養和鍛煉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實驗教學環節，在解剖學科的教學環節中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實驗教學的效果不僅直接影響到學生學科知識的掌握，而且對學生畢業后在臨床工作中實際操作能力也具有深遠影響。因此遵從中職護理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以中職護理專業的崗位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探索“教、學、做”一體化實驗教學方案，已經成為廣大解剖專業教師必須認真研究的課題。

二、以臨床為導向的解剖實驗教學設計與教學實踐

教學實驗設計：在教學內容選擇上堅持以“實用性技術型護理專門人才”的中職護理人才培養目標為指導原則，強調突出專業特色，重點體現護理崗位需求，本著“必需、夠用、重實踐”精神，對現行教學大綱的實驗內容進行優化，在既重視系統解剖結構的觀察和辨認基礎上，尤其注重與臨床護理操作密切相關的應用解剖學內容，如，體格檢查常用的體表標志、體表投影，臨床常用的注射、穿刺、手術切開術選擇的部位、結構層次、毗鄰、角度和深度，及臨床插管技術經過的途徑（位置、形態）、長度或深度等局部解剖學基礎知識；并適當增加與局部應用解剖內容密切相關的護理技術操作內容。整個實驗教學過程中始終強調臨床護理實踐的導向作用，教師指導學生在“做”（臨床實踐）中“學”，而教師則在“做”（臨床實踐）中“教”，從而實現實驗教學過程的“教、學、做”一體化。

實驗教學實踐以消化系統大體結構實驗為例：

1.教師于實驗課前布置下列臨床病例護理實踐預習思考，使學生能夠結合臨床護理實際問題復習解剖學理論知識，并學會運用課堂所學解剖基礎知識和通過查閱資料所獲課外知識思考分析解決臨床病例涉及的護理實際問題。

病例一：李某妻上山砍柴時，見一大樹下地面長滿鮮嫩蘑菇，因見其形狀跟平時常見的差不多，于是采摘了一些煮來當菜一家人吃，其中大兒子饑餓嘴饞多吃些，飯后不久出現嘔吐，神志模糊，家人急忙通知李某急電120送往醫院，醫生確診為食物中毒，為避免過多毒素被吸收引起中毒加深需要給病人插胃管進行緊急洗胃。請查閱并觀看有關插胃管洗胃視頻并了解插胃管時：（1）插管的途徑。（2）插管的長度（要求學生親自測量）。（3）當胃管進入咽部時，為何要囑患者做吞咽動作？

病例二：同事小張前天傍晚因暴雨淋濕全身，回家后晚上11點多突然肚子痛，小張的父母見他實在疼痛難忍就急忙連夜送至中醫院，經醫生初步檢查考慮是闌尾炎，請問體格檢查闌尾炎的壓痛點在哪里？如果需要手術切除闌尾并考慮選擇右下腹斜切口，需要經過哪些層次才能進入腹腔找到闌尾？

病例三：劉爺爺今年86歲了，平時就有便秘的不良習慣，近段時期因吃的蔬菜少了些，已經有兩天未解大便，來醫院就診，醫生了解情況后決定給其施行灌腸治療。請查閱觀看有關灌腸術視頻和了解有關灌腸術的途徑和有關注意事項。

病例四：老張十年前曾患重癥肝炎，經治療后雖轉危為安，但化驗肝功能一直是“大三陽”，幾年前體格檢查時B超顯示肝臟的密度增高，有肝硬化的征象。近一年來多次因嚴重腹水或上消化道大出血入院治療，今晨又因嚴重腹脹入院。考慮到病人腹水嚴重并嚴重影響呼吸，需進行腹腔穿刺放腹水治療，請問腹腔穿刺需要經過哪些層次？

病例五：莉莉的爸爸老廖是個裝修工人，前天在工地干活突然肚子痛得厲害，工友們急忙七手八腳地把他送到醫院。經醫生了解得知老廖近半年來反復出現右上腹部疼痛，有好幾次了，經過仔細檢查，醫生告訴他可能是膽囊炎發作并建議他做個B超檢查以便確診。請問體格檢查膽囊的壓痛點在哪里？如果需要手術摘除膽囊考慮并選擇右肋緣下斜切口，需要經過哪些層次才能進入腹腔？

2.在課堂教學中，教師于實驗開始前幫助學生認真領會本次實驗教學的目標與要求。然后學生在實驗教師的指導下，從模型、標本到活體復習辨認、觸摸感知已往所學過的有關體表標志（如鎖骨、肋弓、劍突、髂前上棘、臍環等）及臨床選擇不同部位手術切口或穿刺所經過的腹壁解剖層次，并仔細觀察確認消化系統的重要臟器（如咽、食管、胃、腸、肝、膽、胰）的位置、形態結構、毗鄰及體表投影；在學生熟悉和掌握有關解剖結構的基礎上，指導教師于適當時機導入臨床病例涉及的相關護理操作技術思考問題。引導學生觀看有關護理操作教學視頻并分析解答疑問；完成視頻教學后學生按照教師指定分組模擬完成有關護理技術操作，最后教師于實驗結束前根據學生在實驗過程中遇到的疑難和完成有關護理技術操作時反映出的問題進行總結點評，以幫助學生解答疑問以鞏固所學知識內容。

3.課后教師可安排適當時間進行實驗室開放，以便部分學生得以彌補因學時不足所導致的、在實驗課堂中沒能及時完成的教學達標任務。

教學體會：

1.有利于激發學習興趣，提高解剖實驗教學效果。臨床導向的解剖實驗教學設計，一方面由于教師在課前結合典型臨床病例布置了趣味性護理實踐預習思考，可以通過典型病例涉及的趣味性護理實踐思考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點燃學生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教師在課堂當中通過適時導入臨床病例涉及的思考引導學生觀看與解剖教學內容有關的護理操作教學視頻，而且學生在觀看視頻教學后還可以模擬護理操作技術，改變了以往標本、模型觀察示教這種單調枯燥的實驗教學模式，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第三方面，實驗指導教師在實驗課結束前的學習點評與總結，以引導和保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學生求知欲的點燃，學習積極性的提高，必然伴隨著實驗教學效果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