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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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區衛健委《關于進一步加強衛生健康系統意識形態工作的意見》及《區衛生健康委關于開展意識形態安全重大風險隱患排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院黨總支針對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和風險隱患進行了排查。

醫院結合工作實際，圍繞意識形態領域的敏感節點、關鍵部位、重大問題，全面排查責任制落實執行情況、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和各種錯誤思潮在醫院的影響、易引發意識形態事件的突出問題等，對風險點進行梳理研判。

經排查，我院全體干部職工的思想狀態能做到與黨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沒有出現與黨背心離德、不良言論等問題。

篇2

關鍵詞：意識形態

目標函數

經濟決策

交易成本

一、背景陳述與問題的提出

從19世紀末開始，川江航運逐步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1890年，根據《煙臺條約增續專條》規定，英商可自備華船或雇傭華船，掛外國國旗進入川江，享有在其他水域和口岸同等的權益；而且這些船只在重慶繳納一次關稅，比華商入口厘金還低。1895年，中日《》規定日本輪船能“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重慶府”，“附搭行客，裝運貨物”[1]；根據片面最惠國待遇，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國家也立刻享有了這項特權。在這樣的條件下，各國航運公司開始大量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到了本世紀最初十年過去的時候，川江航線上的幾家主要的航運公司是：英國的太古、怡和，日本的日清，美國的捷江。這些公司憑借技術上和資金上的優勢，以及制度上和軍事上的特權排擠和控制中國航運公司，謀取壟斷利潤。無論從廠商數量、資源流通、還是從產品特點和競爭方式來看，這一時期的川江航運市場都接近一個寡頭壟斷市場，已經基本飽和[2]；在這樣一個時候，“沒有任何理由要開辦一個新的輪船公司——特別是一個中國公司，而卻有一切理由不辦它?！盵3]

令人驚奇的是，民生公司，這個由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的航運公司，一無資金優勢，二無外國資本或官僚背景，竟在這種情況下入主長江航運市場，并在20年間崛起為中國航運市場上最大的公司，兼并了眾多外國航運公司，一度成為中國近代最具實力的企業之一。[4]

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問題：民生公司為什么能在如此不利的條件下，在外國航運公司壟斷的川江航運市場上站住腳跟，并且由一個“不起眼的”小公司發展為近代中國屈指可數的大航運企業？我們發現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試圖引入新的變量進入企業目標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二、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理論簡述

（一）定義——意識形態

我把意識形態（Ideology）定義為：一定的時期一定的人群所共同擁有的對社會環境（某一方面）的共同認識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套非強制性的習慣、準則和行為規范。

一定的時期是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Mannheim，1927），這里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特點的社會經濟生活的產物，并且隨著時間而變化：“當人們的經驗與其思想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其意識觀點”。在某些特殊時期或特殊環境下，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得到強化，某些意識形態可能會被弱化（Olson，1971）。

一定的人群是意識形態的空間緯度，“人群”可大到整個社會，小到交易中的兩個人[5]。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有很多種標準來界定：可以是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組織或者不同的社會階層，如此等等（North，198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較大人群的意識形態對在此范圍中較小人群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的形成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Olson，1971)。

（二）假說——意識形態的經濟意義

據此我們提出本文關于意識形態的4個假說（H1~H4）：

H1

意識形態對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目標函數的影響[6]

H1-1

假定在沒有特殊意識形態影響下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最大化問題為：

其中Πi2代表由于受特殊時代意識形態影響而被納入某一特定人群中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的特殊經濟利益[8]，Πi2實際上有可能為-PΠi1，但是我們將會看到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它可能會被作為正的因素納入最大化問題中。ri是一個外生參數，它表示微觀經濟主體受這種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

H2

對特定人群中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

對于需要做出跨時決策的經濟主體來說，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是其V-N-M函數。我們以風險厭惡者為例來說明意識形態對各經濟利益主體預期效用函數的影響：假定一個原沒有受特殊時期特殊意識形態影響的風險厭惡者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使他產生某種信仰：在客觀概率（Object Probability）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他對某個預期（Expectation）的主觀概率（Subject Probability）大大提高了[9]。相對于原來的他，他現在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風險偏好者，甘愿冒風險把自己的一切投入有可能是風險極大的一項“買賣”。

H3 意識形態與經濟決策主體之間的互動

H1和H2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各利益主體的經濟行為：在單人決策的情況下，它可能會使各經濟利益主體產生某些“反?！毙袨?，如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和企業的投資選擇可能會偏離通常的最大化目標；在多人交互決策的情況下，由于共同Πi2的存在可能會減?。ɑ驍U大）交易各方的機會主義傾向[10]，同時預期效用函數的改變可能會減?。ɑ驍U大）主觀不確定性（Subject Uncertainty），進而節約（或增加）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最后，同樣是由于意識形態影響了個人的預期，可能由此催生某些具有特殊品質的人（如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

H4

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

根據H1~H3以及中國近代的實際情況，這里提出關于近代中國愛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假說。我把這一特殊意識形態的時間維度定為1919~1945，空間維度定為整個中華民族[11]。并且，我們把討論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也就是說只討論這種意識形態在經濟方面的內容而忽略它的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含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具體內容定義為如下共識（H4-1，4-2）：

H4-1 共同信仰：微觀經濟主體以很大的主觀概率相信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最終能夠取得獨立并發展壯大——如果多數人都為此努力的話。

H4-2 人們相信國家利益和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且國家經濟利益至上。這一共識以及H4-1共同由于外國的軍事和經濟侵略而得以強化。這種強化使得國家經濟利益（Πi2）以一定的r被納入單個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Ui）中。

三、實證分析——意識形態的作用與民生公司的發展

（一）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市場進入決策

這部具體的要解這個問題：在川江航運市場被外國大公司壟斷的條件下，中國的航運公司基本不可能生存，民生公司如何作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

沒有理由認為民生公司作為一個航運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這一行為在去掉它特殊的意識形態背景之后仍然可以算是理性的行為。因為當時的川江航運市場，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樣，不僅被外國航運公司壟斷，而且幾乎已經飽和，如果一個新的廠商要選擇進入的話，一般情況下它的預期是這樣的：一，它可以打敗一部分壟斷企業，獲取一部分市場份額；二，在這個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應該大于在其它市場上的預期凈收益。其中第一條是第二條的前提條件。而我們已經看到，在近代川江航運市場，這第一個預期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現的，而民生公司仍選擇進入，正體現出意識形態的作用。

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民生公司的目標函數，雖然說它不可能放棄利潤最大化的目標（Πi1），但是這中間摻進了其他目標的假設肯定是合理的?？梢哉f，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的目標不僅在于賺錢，更在于考慮到了國家的行業經濟利益這一因素（Πi2），具體地說有兩個重要方面：“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基礎，發展行業和民族工業，盡快將國家建設起來；另一個目的是以民生公司為中心，進行現集團生活的第三個試驗”[12]。有了這樣的目標，無疑增加了決策者進入航運市場的主觀預期收益，而由于強烈的民族感情而產生的必須成功的信念有在無形中降低了擊敗外國輪船公司所需成本的主觀預期值（據H2）。

因此可以看出：有近代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背景，民生公司做出進入川江航運市場的決策并不是非理性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說，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作用使得民生公司做出這樣的決策。

（二）愛國主義與民生公司的崛起

這一部分要回答的問題是：民生公司進入川江航運市場后，在極其艱難市場條件下，它的發展壯大和當時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之間有多大關系？

⒈企業文化的特征和管理費用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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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審計準則；制度經濟學；路徑依賴

中圖分類號：F239文獻標識碼：A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在北京舉行了會計審計準則體系會，了39項企業會計準則和48項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其中，新制定的審計準則22項，修訂完善的審計準則26項。新的48項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全部自2007年1月1日起施，標志著我國審計準則體系的正式建立。審計準則的變遷，不僅是一個國際趨同的過程，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有著深層的原因。

一、制度經濟學對審計制度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服從程序、道德和倫理的，用來約束個人行為的規范。它可以視為一種公共產品，由個人或組織生產出來，形成制度的供給。制度變遷是指一種制度框架的創新和被打破，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標模式）對另一種制度（起點模式）的替代過程，或者說是一種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產生過程。制度是一種約束機制，它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各個方面。按照這種界定，審計――約束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機制也是一種制度。既然這樣，對審計性質的分析就可以納入制度分析的框架。在審計市場中，一套既定的審計準則不僅使注冊會計師能更加快速、有效地進行執業，還可對公司管理當局的內部控制等方面提供相關建議。審計準則在某種程度可視為注冊會計師的抗辯依據，即審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注冊會計師為自身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護。從這一意義上看，審計準則可以降低注冊會計師執業的費用和風險。因此，審計準則是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審計準則在交易中可以發揮如下作用：

（一）降低審計交易中的信息費用。在審計交易中，有關審計委托人不僅要了解審計主體的聲譽評價、業務能力的評價，還要了解他們遵守協議的意愿。獲取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的，這些成本可稱為信息費用。審計準則可以提供規范審計行為的基本標準，把不同方面的標準聯系起來有助于評價各個審計主體的聲譽，進而幫助委托人簡化決策程序，根據其潛在伙伴以往的行為方式去推斷自己未來最有可能的行為方式，從而產生對未來立場的合理預期。

（二）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由于有限理性和契約的不完全性，在達成確定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后仍然面臨著權利的再度界定或進一步界定的問題。審計準則能夠有效降低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界定費用，雖然它并不能夠消除這一費用。首先，審計準則確立權利界定的基本原則。其次，審計準則直接確定審計主體權利的行使范圍。再次，審計準則為審計交易中的權利爭議提供了解決程序。在充斥著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具備有限理性特征的審計行為主體之間不可能簽訂一個能夠預測契約期內所有可能事件的完全契約。審計準則確定了解決爭議的程序，從而使各方在不終止合同的情況下尋求爭議的合理解決。

（三）降低審計中的監督制裁費用。對于根據理性原則進行損益計算的審計主體而言，違反制度規則的凈收益必須超過由于這一行動而產生的凈成本。如果他們由于違反制度而受到制裁，那么他們就要把這種制裁帶來的損失納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由于對聲譽的珍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審計主體即使是在自利要求與審計準則要求不相一致時，也會遵守審計準則，履行與之相關的審計協議，從而可大大降低用于監督制裁機會主義行為的費用。

二、審計準則制定和變遷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制度變遷理論深刻揭示了審計準則的變遷是由其內部存在的各種矛盾引發的，明確了只有當通過準則創新可能獲取的潛在利潤大于為獲取這種利潤而支付的成本時，準則創新才會發生，才導致準則的變遷。從制度創新的動力源泉與條件來說，新制度經濟學所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是經濟主體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制度變遷總的潛在收益大于變遷成本并不一定會導致制度創新，只有當制度變遷為權力集團帶來的潛在制度收益大于新制度的組織操作成本時，才是制度變遷產生的唯一途徑。

制度變遷分為誘導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兩種類型。誘導性制度變遷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它具有漸進性、自發性、自主性的特征，可用成本收益比較模型和供求模型去解釋，創新者作為制度的供給者或生產者只不過是對制度需求的一種自然反應和回應。對于審計準則的變遷來說，誘導性變遷是指審計準則的各需求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對現存審計準則不滿意或者對新審計準則產生需求而發生的變遷；或者是指供給主體從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出發，當出現新的獲利機會時而發生的變遷。由于變遷中的原有制度在面臨競爭、威脅其存在和發展時，必須對此有所反應，并能夠回應，因而出現了另一種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強制性變遷指現行審計準則的變更或替代不在于個人獲利機會的發生，而是通過政府命令或法律強制實行。它可以避免誘導性變遷過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車問題，同時也可以有效降低變遷成本。在制度制定和變遷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從環境上對審計制度施加著不同程度上的影響。

（一）審計制度變遷的意識形態因素分析。意識形態是由互相關聯、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所構成，包括道德和倫理法則。意識形態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種制度安排。市場機制得以有效運行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人們能遵守一定的意識形態。如果對個人的最大化行為缺乏某種制約，產生了過高的遵從規則的成本，需要花費大量的投資去使人們相信這些制度的合法性，那么，制度安排將是無效率的?？梢?，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識形態相結合。審計準則是審計市場上各利益主體間博弈的產物。由于各主體對審計環境、審計質量和審計風險等在認識上存在差異，因而，將審計準則的制定與意識形態相結合就非常重要。在制定審計準則時，應考慮各利益方的意識形態。當某些團體認為審計準則有失公平時，必須要付出足夠大的代價以使他們相信準則是恰當的。在審計市場上，各利益主體不計較各自利益的差異而采取服從審計準則的行為，正是意識形態在起作用。毫無疑問，意識形態對審計準則的制定有著特殊的影響。

（二）審計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問題。路徑依賴是指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過程中得到自我強化。制度經濟學認為，如果人們選擇的制度變遷路徑是正確的，經濟制度的變遷可能進入良性的循環軌道，迅速優化；反之，則會順著錯誤的路徑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而導致停滯。一旦進入鎖定狀態，除非借助強有力的外力推進，否則選擇新制度就會變得十分困難。如果審計準則變遷的路徑選擇正確，審計準則的制定就會沿著預定的方向快速推進，并能極大地調動各利益方的積極性，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來從事審計準則的修訂，促進審計準則的完善。這反過來又成為推動準則進一步完善的重要力量，雙方呈現出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局面。如果路徑選擇不正確，準則的制定不能給利益相關方帶來收益增加，而只是有利于少數利益集團，那么這種審計準則不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劇了不公平競爭，導致審計市場秩序混亂。這種局面一旦出現，就難以扭轉。毋庸置疑，路徑依賴對審計準則的制定具有極強的制約作用，是影響審計準則制定的關鍵因素。

三、制度變遷理論對我國審計準則制定的啟示

我國審計制度的變遷過程是一個由制度非均衡到制度均衡再到制度非均衡的交替往復過程。目前我國審計準則的制定和變遷正處于原均衡的打破和新均衡的實現階段，存在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從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審計職業發展較晚、審計師的職業判斷和理論水平有限等實際情況看，當前執行由國家制定的普遍性較強、條款較為具體明確的審計準則是比較符合現實需要的。介于上文針對意識形態和路徑依賴的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發揮政府在準則制定中的主導作用和民間組織的輔助作用。利益分配的差異使得制度的產生成為可能，一套共同遵守的審計準則體系的制定并予以實施，可以使得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由于一部分利益關系人需求審計準則“潛在利益”的實現，利益誘導因素迫使制度出現變遷，從而要求審計準則被修訂，而誘導性變遷無法實現各利益相關方達成統一共識。通過誘導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動態結合，才能實現審計準則的不斷完善。在這整個過程中，政府由于其自身的權威地位和在資源配置中的優勢地位而起著主導的作用，使得更符合現實的準則得以順利產生及應用。在肯定政府在準則制定中的主導作用下，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輔助作用對有效審計準則的制定有著重要的意義。緊密聯系審計工作實際，不斷完善審計準則。針對審計準則中存在的相對于審計實務過于超前和滯后的條款，依據實際執行情況，通過審計實踐不斷加以修正和完善。

（二）重視意識形態在審計準則制定過程中的作用。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審計準則的制定，意識形態亦有著特殊的作用。在審計準則制定的過程中，統一各利益主體的意識形態有利于節約準則制定過程中的信息費用和減少準則的強制執行成本。為此，開展審計理論研究、統一人們的認識十分重要。注冊會計師協會在正式準則之前，向公眾征求意見稿，既是一定程度上從意識形態領域內展開對審計準則制定的理論宣傳，又是使審計準則的供求雙方在良好的氛圍中進行理性博弈，從而達到制定有效審計準則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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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產品；金融制度；國際貿易；風險；防范策略

中圖分類號：F746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8-0089-03

作者簡介：師超（1982-），女，吉林松原人，長春財經學院國際經濟貿易學院講師，碩士，主要研究國際經濟貿易政策和國際經濟法；黨楊（1982-），女，黑龍江鶴崗人，長春財經學院經濟學院講師，副院長，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博士，主要研究西方經濟理論和區域經濟學。

知識產品是人類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實踐中，依靠知識、智力等要素所創造出來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成果的總和。它包括影視傳媒作品、期刊出版物、企業信譽、商標、專利、計算機軟件及商業秘密等。本文擬在分析知識產品國際貿易諸多風險形成原因、表現形態的基礎上，提出防范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基本策略。

一、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成因分析

根據知識貿易學的基本規律，貿易必然導致風險，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必然導致基于特殊傳播機制的知識溢出性風險。具體講，導致各種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爸R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校或研究機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形態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的匯率風險、基于主權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 Wang 和 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梢赃@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渴裁磥砑s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①澳門地區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部的聯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②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2認真研究貿易國的政治、經濟及法治狀況，牢牢把握貿易國的政策特征和價值偏好。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地區，中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擁有極為廣闊的需求市場，并吸引了大批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出版業、廣告業乃至各種文體娛樂行業。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國內文化消費需求空間很大。作為中國知識產品貿易的主要輸出國，美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治運作特點、經濟發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價值評估體系都是各國知識產品貿易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信息。一般來講，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消極財政政策時，這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反之，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對于知識產品貿易商來說，只有認真研究了貿易伙伴國的政策變化動態并隨時關注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才有可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取客觀的比較收益，否則，巨大的貿易風險將不期而至。就歐洲和美國來說，中國的電影電視產業要想打入這些國家的主流音像市場是很難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經濟實力有限，更是由于這些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質疑和困惑。由此，中國在輸出知識產品的時候要盡量尋找那些極富傳統感染力的文化產品，避開那些帶有單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識產品；中國輸入到歐洲和美洲的知識產品要盡量體現出對那些國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我們的核心目的是輸出出版業和傳媒業的文化產品，把古老的東方儒學文化傳播到遙遠的非洲部族。

3選擇正確的計價貨幣，有效規避匯率風險。出于國內貨幣市場特殊性的考量，中國政府對外匯交易實行的是金融管制政策。近年來，雖然社會各界都在大力提倡建立外匯保險政策和存款保險政策，但由于匯率和利率波動的不可預期性，均未能實施。外匯管制政策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證本幣的運行安全，并規避全球金融市場危機，但也會造成外匯市場的流動性呆滯，造成進出口貿易商的雙邊貿易風險。我國企業要想在國際貿易中有效防范貨幣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就應該正確選擇計價貨幣。一般來講，出口的時候要以硬幣作價、進口的時候要以軟幣計價。如果迫不得已在出口的時候采用了軟幣計價，就要相應提高作價；在進口時采用了硬幣計價，則要相應調低作價。如果選用的計價貨幣匯率波動幅度較大，還應該通過以匯率區確定價格的方式在合同中列入價格調整條款以更好地維護雙方的權益。

注釋：

①中日知識產品的雙邊貿易受制于兩國的歷史糾葛和主權爭論，近年來的知識產品貿易額正大幅下滑。至2014年底，雙邊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為120億美元，進出口基本持平。

②根據Krugman，Fujta，Venables新經濟地理學的基本觀點，結合納什均衡的一般闡釋，我們可以斷定：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規律與國家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某種正相關關系。由于具有相似的文化歷史背景，韓國人對學習中國文化有一種明顯的偏好，并且直接體現在對中國文化類產品的貿易數值上。但與韓國人相比，中國人對韓國電影、電視劇和化妝、美容、整形等知識產品的青睞程度遠遠高于他們對中國知識產品的研究興趣。由此決定了中韓知識產品貿易的巨大逆差。

參考文獻：

[1]李婧.加強宏觀金融調控 規避國際貿易風險[J].中國證券期貨，2011，（5）.

[2].淺談國際貿易中的市場風險與防范[J].時代金融， 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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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道德失范現象的普遍性

當前，電腦、手機等設備在中國廣大民眾中已經相當普及，網絡已經深刻地融入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文化對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影響日益增強。在網絡社會中，信息交流的頻率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時網絡思想的活躍也導致許多的問題的產生，其中最為普遍的就要數道德失范的問題了。美國網絡倫理研究者巴戈（R•N•BARGER）認為，在虛擬世界中，人類道德呈現弱化趨勢，誠實、公正、友愛、互助等現實社會中的道德規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1]。據了解，幾乎所有的網民都曾遇到過道德失范問題。在一項在線問卷調查中，只有0.71%的網民選擇“從未碰到”網絡道德失范現象[2]。我們在網絡上經?？梢钥吹揭恍┥⒉シ欠ㄐ畔⒌木W站及一些宣揚不道德行為的個人，這些網站或個人散播非法信息、宣揚不道德行為的方式五花八門多種多樣。例如，在論壇聊天室我們看到的侮辱和謾罵的語言，一些網站制作和傳播迷信的內容，黑客惡意的攻擊，垃圾郵件的傳播，窺探傳播他人隱私，網上欺詐行為，網上賭博行為，不正當的網上投票等。這些不文明、不道德甚至是違法犯罪的行為，讓廣大網民在一邊享受著網絡帶給人們的便利和多種多樣的休閑娛樂的同時，還在擔心著自己的信息安全和財產安全。特別是對于一些對信息真偽分辨能力還尚不健全的青少年來說，更易受到一些不道德行為的毒害。在《世紀道德:信息技術的倫理方面》一書中，波士頓大學的理查德•斯皮內洛提出了“每隔10年，技術的發展總會引發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的觀點，并在其書中指出“社會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難跟上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抓住信息時代機遇的同時，卻并不總是能意識到和密切關注各種風險，以及為迅猛的技術進步所付出的日漸增長的社會代價”[4]。的確，網絡技術的發展給人們帶來了諸多道德方面的困擾，但究其原因絕不僅僅只是因為技術的發展而產生的道德問題，甚至可以說網絡道德失范問題只是伴隨網絡技術發展的一種現象，要分析這種網絡道德失范問題產生的原因，我們應該從主觀意識和客觀影響兩個方面來思考。

二、網絡道德失范現象普遍存在的主觀原因

（一）網絡自律意識的缺乏眾所周知，從一定意義上來講，現實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的行為經常會懾于道德影響和他律力量的影響，大多數人能夠較為自覺地接受傳統的倫理道德規范和法律法規的約束，行為也相對嚴謹。然而，由于網絡參與的特殊性，網民發表言論并不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而是隱于屏幕背后。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人們更愿意去發表一些他們在通常情況下不便表達的言論，更有甚者將網絡當作自己發泄不滿的場所。所以，我們在能夠匿名發表言論的論壇或者微博、貼吧等網絡信息交流場所會更多的看到一些惡意的謾罵、謠言等不雅內容。在這網絡的虛擬環境中，人們很容易進入一種“反正沒人認識我”的自我意識中，一些缺乏自律意識的網民在這種狀態下為了表現自我或者其他個人目的，很容易拋棄傳統的道德規范和輿論的直接約束而發表一些逾越道德底線的言論。

（二）網絡誠信的缺失講求誠信是中華民族傳承數千年的傳統美德。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誠信都被人們視為一種最美好的品質。這說明誠信作為一種優良的道德品質，在社會道德中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誠信的缺失在網絡社會交往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表現形式。由于網絡信息失真，假消息、假新聞、網絡售假、網絡詐騙屢見不鮮。據有關資料顯示，網絡監察部門每天收到的有關網絡詐騙的投訴案件數以千萬計。有不少網民認為在網上聊天，大家互相看不見對方也不知道對方是誰，所以經?；ハ嗥垓_已經成為了很“正常的事情”。網絡誠信缺失還表現在精神世界追求的虛假化。例如“網婚”現象的出現，不僅對現實家庭構成沖擊，傷害了事實婚姻，為犯罪份子提供了可乘之機，而且對于網絡誠信甚至整個社會也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誠信危機。有些人認為“網婚”只不過是填補個人的精神空虛，但是試想一下，對于現實中的家庭和婚姻雙方來說，離開了誠信，談何愛情？而離開了相互的精神依戀，又怎能有助于家庭的穩定？這些都只是網絡誠信問題的一個縮影，網絡誠信問題遠不止于此。網絡環境的特殊性為誠信缺失提供了一個滋生的溫床，這是我們不可否認的。

（三）主流意識形態的淡化網絡社會與現實社會看似是兩個同時存在而又互通的世界，但究其本質不論是網絡社會還是現實社會都有其共同的現實基礎。馬克思在其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就闡述了有關意識形態的基本理論：“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5]他認為“意識形態總是深藏著統治階級的利益傾向和階級意識”[6]?！啊瓘倪@時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7]。在此之后，列寧又提出了他對于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概念的解釋，列寧認為哲學是“有黨性的”，文化是有階級性的。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階級社會中，作為一種觀念性的東西，人們的意識形態在社會實踐中的確存在且發揮著重要作用。實際上，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文化，并且是文化建設的一項十分重要的中心內容。如今，人們已然被網絡文化的一系列特性所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也正經受網絡文化魚龍混雜和負面信息強烈沖擊的嚴重挑戰。筆者在一項在線問卷調查中發現，有8.78%的網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完全不了解，58.46%的網民選擇了解一點，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比較熟悉和非常熟悉的網民分別僅占28.05%和4.17%。這表明，在網絡社會生活中絕大多數人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來規范他們的網絡行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淡化影響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也是導致網絡道德失范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網絡道德失范現象普遍存在的客觀原因

（一）網絡道德教育重視不夠中國自古就是禮儀之邦，崇尚禮儀的培養。我們從小學開始就有思想品德課程，德育教育一直貫穿于學校教育的始終。但是從縱向來看，道德教育是一個相互銜接、逐步提高的過程。中國長期以來都實行應試教育，普遍存在重智育、輕德育的現象，各個階段都沒有實現道德教育既定的目標，導致道德教育缺乏縱向的溝通和聯系。不僅如此，網絡道德教育存在其特殊性，針對網絡道德的教育還處于起步階段。甚至目前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沒有認真探索新形勢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與網絡道德教育的關系，如何實現二者的有效結合還是一個盲區。此外，思想政治教育隊伍建設也跟不上形勢的變化，某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網絡技術水平不高，無法深入到網絡社會中去了解學生的網絡行為，對其網上道德失范現象更是知之甚少。這是網絡道德教育缺失的重要方面之一。此外，關于道德教育的問題不僅要從學校教育入手加以重視，家庭教育同樣是網絡道德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許多家庭對于子女的道德教育重視不夠，對于網絡道德的教育更是缺乏，由于家庭道德教育的缺失導致的未成年人網絡道德失范現象比比皆是。因此，家庭教育關于網絡道德教育方面的重視不夠同樣也是導致網絡道德失范問題的一個方面。

（二）網絡輿論缺乏正確引導隨著網絡的廣泛應用，網民參與網絡輿論的門檻越來越低，更多的普通民眾開始選擇網絡作為民意的表達途徑。尤其是近年來在相關突發公共事件和熱點話題上，網絡輿論發揮了非常顯著的作用。網絡輿論的主體已趨向大眾化，網民也不再是單一的信息被動接收者，而是網絡輿論傳播的匯集點，每一位網民都可以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信息者。正是由于網絡輿論的這些特性，導致網絡輿論環境的混亂，也正由于混亂的網絡輿論環境縱容了網絡道德失范問題的發展。固然網絡輿論環境混亂存在著網絡媒體本身的問題，但關鍵原因還是在于我們對網絡輿論缺乏正確的引導。從認識上講，管理者對新生的網絡輿論了解的缺乏是導致政府網絡輿論引導工作不到位的根本原因。雖然我們的管理者歷來重視輿論工作，并且在傳統輿論的管理和引導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但是對于網絡輿論引導工作的特殊性認識還不足，這導致我們在實踐中主要沿用的是一般輿論工作的做法，而沒有根據網絡信息傳播的特點以及網絡輿論的特殊規律制定一套專門的措施，針對網絡輿論進行管理，因而在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使網絡輿論引導工作常常陷于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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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結構及內在機制分析 

文化的發展有深層文化和淺層文化之分。文化的深層面表征為一種價值觀念、習俗、規范等，具有不易覺察、穩定、抗變革等特性。文化的淺層面則表征為群體的物質形態、行為方式，具有不穩定、易變革、較易覺察等特性。從文化學研究的成果和文化層次來看，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又可劃分為內層、中層和表層三個基本層面。內層為精神層，中層為制度層，表層為物質層。這三個層面自內向外逐層落實，層與層之間互相制約、互相關聯、互相滲透，有機地結合為法律風險管理文化，對企業法律風險管理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圖1。

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表層文化為法律風險物質文化，稱為物質層。企業法律風險物質文化是由一系列實物和服務，如那些可以通過感覺器官就能直接體察到的設施、人才、法律風險結果、法律風險形象以及法律風險環境等有形文化基因所組成的，是一個企業思想精神和行為特征在資源和環境上的集中反映。法律風險物質文化往往能反映出一個企業的法律風險管理理念、工作作風、價值追求和精神風貌，并折射出企業對法律風險的關注度及追求程度，是形成企業法律風險文化其他層的物質基礎。法律風險制度文化是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中層文化，又稱制度層。它是企業為實現企業法律風險防范目標和企業法律風險戰略方針而制定和執行的有關制度、規則、規范等，是企業對員工法律風險防范行為和組織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的制度文化、規范文化，主要體現為防范法律風險所需的有關法律法規、標準規范、工作制度以及有關法律風險識別、評估、考核和激勵辦法等。法律風險制度文化只有嚴格遵守和實施才能使之變成一種自覺自律的文化特質和行為規范。法律風險制度文化是精神層的規范性體現，對物質層也具有保證的作用。法律風險精神文化是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內層文化，又稱為精神層。它是滲透于企業全體員工思想和心靈深處的法律風險意識形態，是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核心和法律風險管理文化建設的終極目標，主要包括法律風險理念、宗旨、方針、目標、態度以及價值觀、發展觀等方面。法律風險精神文化決定著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性質與方向，對物質層和制度層的形成起著決定性作用。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三個層次是緊密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物質層是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外在表現和載體，是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基礎，為精神層和制度層提供物質保證。制度層是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中介，約束和規范著精神層及物質層的建設；既是精神層的支撐和保障層，同時又是精神層的規范性表現；既是物質層的引導和約束層，同時又是物質層的保障。精神層是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是物質層和制度層形成的思想基礎和動力源泉，并通過制度層和物質層的建設得以貫徹與落實。 

二、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培育 

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溝通企業員工的思想，使其對企業法律風險防范目標、觀念、規范產生認同感、責任感和作為一名員工的使命感和歸屬感，進而使員工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命運同企業的前途與命運緊密地聯系起來。企業法律風險管理文化的培育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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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共享數據； 聚變時代； 經濟統計

【中圖分類號】 C8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6）22-0026-03

第十屆全國企業經濟統計學年會于2016年7月16―18日在蘭州隆重召開。會議由全國企業經濟統計學會主辦，蘭州財經大學統計學院、重慶允升科技大數據研究中心和重慶譽鋒宸數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聯合承辦。會議的主題是：“共享數據聚變時代下的經濟統計理論及應用研究”。全國近百所高校、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的200位專家學者參會。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博士針對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態勢作了《2016年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報告，北京師范大學邱東教授針對空間經濟比較中由購買力平價推斷存在的賓大效應等問題作了《BHPPP中的純價比假設與賓大效應的弱存在》報告，廈門大學楊燦教授基于投入產出分析的擴展框架作了《產業關聯測度與關鍵產業甄別》報告，暨南大學劉建平教授針對我國政府統計調查體系在新時代面臨的問題作了《深化我國政府統計調查體系改革的思考與建議》報告，浙江財經大學李金昌教授針對大數據時代下如何理解統計學等問題作了《統計學與大數據》報告，上海財經大學徐國祥教授針對大數據時代統計學的發展作了《大數據、云計算背景下的統計改革與創新》報告，山西財經大學李寶瑜教授針對當前統計建模要求前提條件苛刻等問題作了《特征樣本重復抽樣建模方法設計與應用》報告，江西財經大學羅世華教授利用分形方法在非線性時間序列中的研究作了《多重分形時間序列非線性特征辨識及其應用研究》的報告。本屆會議入選論文68篇，分為經濟統計與政府統計、大數據與統計學科發展以及統計學理論及應用等專題展開交流。主要學術觀點綜述如下：

一、經濟統計與政府統計理論及應用研究

南京審計大學賈曉峰在《江蘇最終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互動變化定量研究》中，運用江蘇最新公布的2012年投入產出等數據，分析了江蘇最終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變化情況，運用投入產出模型深入研究了江蘇最終需求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互動變化的數量關系及內在機理，設計出多種方案進行情景模擬分析，并提出了相應對策。

楚雄師范學院張無畏在《基于三角形中線的三次產業結構變遷路徑研究》中，利用三角形中線對三次產業結構變化的六種形式及其內部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六種形式之間的變化路徑以及各種形式之間可能發生轉化，一定是漸進的，不能跨越；每一種形式的數學約束可以用一組不等式表示；用三角形的三條中線來劃分三次產業結構的六種形式，能簡潔有效地表示這六種形式及其變化。

暨南大學劉建平、陳冬進在《名錄庫調查――基于行政記錄的統計調查方法》中，為了破解抽樣調查和普查費用不斷攀升、無回答率持續升高、調查效率和數據質量越來越低、難以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需要等難題，提出將基于行政記錄的名錄庫調查作為我國官方統計調查的新思路，闡述了世界主要先進國家使用行政記錄進行統計調查的基本現狀，討論了建立名錄庫調查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并與傳統的普查以及抽樣調查方法進行了比較，總結了名錄庫調查在統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提出深化我國政府統計改革的若干建議。

東北財經大學屈超、楊森森在《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與東北地區工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中，基于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的Malmquist指數方法計算了2001―2011年東北地區按注冊類型分組的工業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及其構成變化，詳細考察了企業的技術效率，發現東北地區工業企業在觀察期內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技術進步，技術效率的影響微乎其微；使用CCR模型和BCC模型，將技術效率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并得出相關結論。

暨南大學夏帆在《中國三大經濟圈產業聚集現象之檢驗――基于微觀地理數據的分析》中，使用了Duranton和Overman（2005）提出的第三代測度方法對我國三大經濟圈制造業的空間聚集現象進行了檢驗，發現三大經濟圈的大部分產業呈現出聚集特征，呈現分散特征的產業不多；通過對距離上聚集特征的考察，發現聚集總是傾向于在較小的范圍內出現，一般在50公里以內；分析了各個產業的聚集程度后發現三大經濟圈聚集程度最強的十個產業各不相同，且都與各自的產業特色有關。

青島大學張迎春、袁偉萍、管琪在《基于最小間隔樹法的中國地區間購買力平價試算》中指出，最小間隔樹法是國際比較測度各國購買力平價的方法，有利于識別不同國家經濟的相似性，并嘗試將其用于中國地區間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得出相關結論。

上海財經大學鄭正喜在《產業關聯效應的虛擬測度理論辨析》中，辨析了產業關聯效應的虛擬測度理論（HEM）研究方法，認為其核心假設的實質是改變被抽取產業的主體屬性，指出應當采用完全抽取的基礎假設才能構建出相對合理的測度指標，并進行了實證研究。

集美大學陸曉倩、王立鳳在《廈門潛力產業選擇及與臺灣產業對接問題研究》中指出，選擇和培育合適的潛力產業可充分挖掘區域優勢，建立和發展區域主導產業并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同時運用偏離―份額分析法考察廈門的產業結構及第三產業細分行業增長差異，結果顯示廈門市的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業增長優勢明顯；借助區位商的定量標準探討廈門與臺灣在經濟資源稟賦方面的異同，確定了廈門潛力產業選擇的重點，并提出促進廈門與臺灣潛力產業對接的策略。

重慶工商大學劉浩在《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R&D資本化》中，通過對R&D核算方法調整的動因，闡述了核算體系中增加研發支出核算具有的重大意義，系統整理了現有核算方法的利弊，在GDP框架下對R&D資本化的核算方法作了相應分析，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針對R&D活動核算提出對策建議。

河北經貿大學王會英在《河北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研究》中，選取產業結構、經濟效益、經濟總量、居民生活水平和經濟外向性5個方面的16個指標構建評價體系，采取客觀賦權方法建立加法合成評價模型，并基于2013年的統計數據對河北省的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作了定量分析，提出了對策建議。

二、大數據時代統計學與統計學科發展研究

重慶工商大學李勇在《基于物聯網時代的工業大數據挖掘方法及應用研究》中，針對互聯網和物聯網的時代特征，從大數據來源、基本特征、處理技術和大數據思維4個維度提煉出大數據的概念；闡述了數據挖掘基本方法的優勢和不足；分析了物聯網下工業大數據呈現的本質特性；比較分析了消費大數據和產業大數據的挖掘技術和分析方法的異同，指出工業大數據分析和挖掘中存在的難點和重點；結合工業互聯網闡述了大數據挖掘技術的應用。

云南財經大學張敏的《多水平貝葉斯模型在大數據挖掘中的應用》從線性回歸模型擴展到多水平線性模型，將線性回歸統計學習方法的基本思路拓展到多水平線性模型，借助于貝葉斯統計方法和馬爾科夫鏈蒙特卡羅算法，將多水平線性模型應用于大數據的挖掘中并進行了實例應用。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劉洪在《應用統計專業碩士（大數據分析方向）培養模式探索》中，從項目背景、國內外相關項目現狀、數據分析師需具備的基本技能和課程體系設計4個方面，對當前大數據分析方向的專業碩士研究生人才培養進行了全方位的闡述和探索。

天津財經大學楊貴軍在《“數據工程”方向課程設計》中，從全國統計學專業數據工程方向教學聯盟、“數據工程”概念提出的背景、數據工程師專業人才培養和“+數據工程”技能培訓4個方面，詳細闡述了針對大數據時代如何從統計學科角度培養大數據人才。

重慶工商大學李禹鋒在《基于互聯網白酒消費市場現狀的大數據分析》中，通過網絡爬蟲技術收集和清洗數據，借助詞云圖和文本挖掘技術等，對品牌銷售額、品牌銷量以及白酒香型、酒精度和規格的消費傾向等進行了分析，并對未來市場的消費趨勢作了展望。

閩南師范大學陳立雙、祝丹在《大數據推動下中國CPI測算方法創新趨向與挑戰》中，基于居民消費領域大數據對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分析了大數據在CPI測算中的可能應用路徑，探討了大數據推動中國CPI測算理論與方法的創新趨向和面臨的挑戰，探討了大數據在中國CPI測算的方法論問題。

三、統計理論與統計應用研究

天津財經大學楊貴軍、孟杰、蔡凱月在《人口年齡結構、人力資本與人口紅利測度――基于超越對數生產函數模型的經驗分析》中，闡述了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測度人口紅利對全面掌握中國人口變化規律、科學制定人口政策和經濟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指出現有研究普遍僅從人口年齡結構角度測度人口紅利，忽視了勞動力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綜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和勞動力人力資本兩個角度下，使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測度了中國的人口紅利，并得出相應結論。

華中師范大學王江濤、馮元化在《如何確定即時波動率核估計量的最優窗寬》中指出，在即時波動率的各種估計量中，非參數估計量因其能準確地度量即時波動率成為研究熱點，但這類估計量在應用中面臨最優窗寬的確定問題。其借鑒非參數回歸分析中窗寬選擇的思想，以即時波動率的核估計量為例，構建了一種能從數據中準確計算出最優窗寬具體值的算法，從理論分析和數值驗證方面看，該算法具有良好的穩定性、適應性和收斂速度。

廈門理工學院陳安全和浙江工商大學李海濤在《一種新的四格表獨立性檢驗――基于回歸模型的方法》中指出，傳統四格表的獨立性檢驗采用卡方檢驗，若采用回歸模型技術將四格表中的定性變量量化后引入到模型中，同時利用回歸模型中的系數顯著性檢驗來檢驗四格表的獨立性，在一定條件下具有等效性和一致性。

楚雄師范學院梅瑩在《經濟新常態下云南省新的消費增長點培育研究――云南省城鎮居民消費現狀分析》中，針對云南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全年消費性支出的數據，構建了基于擴展線性支出系統的靜態和動態比較模型，得出相關結論。

重慶工商大學周世銘、付安瑤在《網絡意識形態傳播新特點現狀分析》中，通過文獻資料分析、網絡爬蟲技術和問卷調研分析，對舊媒體時代、互聯網時代和當前新媒體時代中的主流意識形態、非主流意識形態、網絡意識形態三種意識形態傳播的方式和特點進行了對比分析，提出目前意識形態傳播過程中呈現出新的傳播特點。

河北經貿大學湯玉環在《基于VAR模型的經濟發展與土地財政關系的實證研究――以河北省為例》中，基于河北省2002―2013年的數據，建立經濟發展與土地財政的VAR相關模型，通過研究河北省經濟發展與土地財政的作用機制，探討土地財政對于經濟發展的利弊作用，尋求地方財政與經濟發展的均衡，以更好地促進河北省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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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構建是企業立足于市場競爭、促進長遠發展的必要舉措，同時也是優化產業結構、激發員工工作熱情的關鍵所在。隨著市場外包模式的不斷成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與外包形式的結合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趨勢，在外部力量的輔助下，提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專業性和有效性。然而，這樣的人力資源管理程序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潛在風險，應當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1.文化溝通中存在的風險。各自不同企業文化的形成都有自身特殊的歷史形成背景，而這一文化背景可能是外包公司所不了解的，因此就有可能在文化溝通過程中產生一些誤差，造成文化溝通風險的存在。從當前多數企業與外包公司的合作來看，文化溝通風險成為了阻礙外包成功的最大制約因素。由于文化觀念與意識形態的不同針對同一資源問題就有可能出現相反的意見，這也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外包實施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2.經營安全中存在的風險。經營安全也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外包執行中不可忽視的風險之一。在企業與外包公司就人力資源問題合作的過程中必要的企業信息透露是必然的，像是企業相關的團隊建設、科研成果、經營理念等，都是需要向外包公司陳述的內容。而這些內容一旦在市場泄露勢必將對企業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加上缺少必要的法律法規約束，企業在這過程中承擔的風險就更大，安全問題亟待完善。

3.外包合作中存在的風險。在企業與外包公司合作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定風險。比如企業自身的外包決斷與處理能力，或是企業能否在市場調控下及時變更自身的外包計劃，又或是企業是否具備足夠的實力實現外包政策的合理調控等，都可能造成企業在外包合作中的潛在風險。不少企業正是由于自身能力有限，缺乏必要的監管機制，進而造成外包合作的失敗。此外，在外包機構的選擇上企業也必須具備完善的市場辨識度，從機構的信用、能力、服務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考量。

4.外包實施中存在的風險。從外包公司的角度來看，也會給企業帶去一定的潛在風險。這是由于一些外包公司在執行人員的質量管理上良莠不齊，專業化水平難以從根本上得到保證。甚至市場中還存在一些外包公司涉嫌違規操作，嚴重影響了自身的信譽。還有一些企業在與外包公司合作中并沒有簽訂長期合作協議，導致合作過程意外頻發，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外包的最終失敗。

二、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外包提升策略

縱觀當前我國各大企業的發展形勢，無論是內部發展機制還是對外貿易模式都顯得較為成熟，這一定程度上也便利了人力資源管理外包工作的實施。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種管理模式在實施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風險，外包形式也是如此。面對潛在風險，我們應當從思想上肯定它的存在，在行動中積極降低它的發生概率，最大程度地保障人力資源外包實施的有效性。作為一項新興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外包形式的虛擬性本身就是一種風險，只有意識到風險，才有可能在實踐中促進管理質量與經濟效益的共同提升。關于人力資源外包的優化策略，可從以下幾方面得以呈現：

1.完善外包操作的政府引導機制。政府機制引導下的外包流程發展必將朝著更加規劃化與系統化的方向邁進。必要的外包法律法規的出臺使得外包過程中的不良行為得到了有效遏制，外包市場中的違規操作也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以此保障企業主體的合法權益。此外，政府部門還應從體制上給予外包工作更多的支持和指導，擴散外包機構的覆蓋范圍，促進企業與外包市場的和諧、有序發展。

2.優化企業外包的合作管理理念。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外包模式的形成得益于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的不斷深化。因此，企業應從外包合作的管理理念出發，突出外包合作對于自身核心競爭的發展優勢，應在合作中提升企業的整體工作效率，促進企業的長遠發展。外包過程中，企業還應對自身人力資源管理作出相關的戰略規劃指導，不應放置不理。

3.完善外包合作的目標構建。企業在外包實施前需要首先確定自身的主要市場實施戰略，合理安排好崗位人才的配置，促進企業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外包實施過程中企業員工的各項薪酬制度或是考核機制都是由外包公司來決定，在這過程中員工的失落感是必然的。因此，企業必須加強員工的思想端正，保證外包工作的有效實施。

4.注重國外外包經驗的有效滲透。當前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實施是體現企業核心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在做好自身本職工作的同時也應不斷拓展自身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構建，積極汲取國外關于外包工作的實踐經驗。無論是外包體系的構建還是戰略合作計劃的實施都應建立在平等合作的關系之上，謀求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最佳形成路徑。

5.提升外包團隊專業人才的綜合素養。企業發展建立在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之上，只有從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內涵出發，謀求有效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途徑，才能更好地促進企業的長運發展。外包合作中，專業人力資源管理人才是完成企業資源合理配置的核心力量，也是體現外包價值的重要方面，因此，從人才的綜合業務素養出發，謀求更好的服務質量，才是實現外包成功的最主要動力。

三、結語

篇9

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電網規模不斷擴大，與此同時，電網的特征、運行特點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其系統運行更加復雜，給電網運行控制工作增加了難度。電力調度運行風險控制不當，就會導致電網運行出現嚴重的故障，對電力系統的整體運行產生威脅，進而導致大面積的停電事故發生，給人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不利的影響。在實際工作中，我國的電力調度系統共分為：國家電力調度數據一級網、區域二級網、省級三級網、城市四級網和縣級五級網五個層次，并將各級的發電廠以及變電站納入了工作管理中?？v觀近幾年我國電力調度安全的發展狀況，電力調度的安全處理工作仍存在一定的問題，電力設備的、電力工作人員的素質以及不安全的環境等因素，導致電網調度控制制度存在問題，無法有效的確保電力系統的安全運行。在一定程度上，給人們的安全用電帶來了嚴重的隱患問題。

二、電力調度控制的安全隱患分析

結合當前電力調度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深入分析發生電力調度事故的原因，不難發現導致電力調度安全事故發生的原因，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在具體的電力調度的工作中，相關工作人員沒有嚴格的按照電力設備維修的規定，定期對電力設備進行維護檢修工作，是電力設備存在隱患的基本原因。另一方面，參與電力調度的工作人員自身專業素質不過關，缺乏一定的專業技能，對從事的本職工作缺少應有的責任感，很難發現電力調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隱患問題。長時間的發展下來，致使電力調度風險控制工作存在嚴重的問題。這兩方面問題的存在，是電力調度風險控制工作無法有效進行的根本原因。電力調度控制的安全隱患問題，逐漸成為影響電力調度工作的主要問題。相關管理部門應結合電力調度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積極的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解決。電力調度控制的安全隱患問題，如果一直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很難提高電力調度的工作效率，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電力調度控制安全風險的有效措施

在生活中，電的生產和社會公眾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聯，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電力控制系統的安全發展，對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的工作、生活，都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為了更好的解決電力調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隱患，結合電力調度工作中存在的具體問題，進一步探究電力調度控制安全風險的措施，是確保電力系統安全運行的重要保障。綜合目前電力調度工作的現狀發展，加大硬件設備與專業技術的投入、強化電力調度安全風險管控網絡的建設工作，是相對有效控制措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電力調度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隱患問題。

（一）加大硬件設備與專業技術的投入

在電力調度控制安全風險控制的工作中，加大硬件設備與專業技術的投入，是電力系統適應社會科技發展與更新的重要表現。社會科技的發展，促使自動化設備的使用范圍逐漸擴大，將其應用在電力系統的工作中，可以有效的促進電力系統工作的有效開展。在電力調度工作中，設備作為其核心基礎，保障設備的正常運行，是電力調度工作中的重點工作。在電力調度的管理工作中，必須嚴格的按照規定，對設備進行維護與檢修，加大硬件設備與專業技術的投入，以便可以及時的更新設備。此外，對設備的操作人員進行專業素質的培訓與考核，也是有效避免設備違規操作的主要措施之一。加大硬件設備與專業技術的投入，能夠促使電力部門及時的更換先進的設備，有效的改善電力設備的運行環境，盡最大的努力避免惡劣環境下，電力設備運行存在安全隱患，最終導致電力系統無法正常工作的問題發生。

（二）強化電力調度安全風險管控

網絡的建設工作強化電力調度安全風險管控網絡的建設工作，加大對電力調度安全工作的重視程度，在電力設備、操作工作人員的素質以及工作責任方面重點進行強調。同時，利用現有的條件建設一系列的運行監管與管理機制。強化電力調度安全風險管控網絡的建設工作，能夠在意識形態方面，強化員工的安全意識與工作的責任感。結合實際工作狀況，制定符合實際工作需求的安全生產責任制。同時，對員工工作實行定期考核制度，加強員工的專業培訓工作，嚴格考核員工的職業素質，只有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崗進行工作，避免由于人為操作原因導致的電力調度安全事故。在實際的工作中，通過嚴格實施規章制度，明確各方的工作責任，將責任落實到工作的細節處，在制度執行的基礎上，確保電力調度工作的安全性。此外，加強電力調度現場的監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因此，強化電力調度安全風險管控網絡的建設工作，可以有效的促進電力調度工作的順利開展與安全運行。

四、結語

篇10

[關鍵詞] 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整合 文化風險 文化評價維度

企業文化的概念從產生、發展到現在已有20多年研究歷史，國內外許多學者對企業文化的概念，文化與企業績效的關系，文化的測度體系等進行了研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而且，不同派別的學者運用不同的方法和測量工具對企業文化進行測量與評價，獲得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數據結果。然而，對企業文化的評價并非動態的，隨著社會變化與企業文化的發展，還需進一步探索企業文化整合研究。

一、企業文化的涵義

目前企業文化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綜合國內外的研究情況，對企業文化大致有兩種定義:第一種是狹義的定義，認為企業文化包括企業的思想、意識、習慣及感情領域。第二種是廣義的定義，認為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建設和發展中形成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包含三個層次:物質文化(表層)、制度文化(中層)、精神文化(深層)。物質文化，往往是以實物形式體現，如企業產品、企業環境、企業面貌、企業廣告、產品包裝等。制度文化，是為實現企業目標而給企業員工的行為規定一定的方向和方式，如企業領導體制、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等。精神文化則處于整個企業文化系統的核心地位，它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受社會文化背景、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的影響，經歷長期實踐形成的一種精神成果和文化理念，它包括企業價值觀、企業經營理念、企業社會責任等意識形態的總和。

綜合上述對企業文化的定義，筆者認為，企業文化就是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所形成的那種區別于其他組織的本企業所特有的精神風貌和信念，以及一系列保證這種精神風貌和信念得以持久存在的制度和措施。換句話說，企業文化的內涵具體包括如下因素:價值觀、行為準則、經營理念、企業核心精神等構成了企業文化的核心內容，而制度和規范則構成了企業文化的表層現象和物化形式。

二、企業文化的研究方向與流派

關于企業文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了兩種方法流派:一派是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沙因教授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流派”，他們對企業文化的概念和深層結構進行了系統的探討。但在考察企業文化與經營業績時，難以比較企業文化與企業行為的效益關系，因而受到批評。另一流派是以密西根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奎恩教授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流派，他們認為企業文化可以通過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維度進行研究，并提出組織文化模型測量、評估和診斷的學說，后被學術界稱為“現象學流派”。但是，這種被歸結為現象學的方法同樣遭到人們的批評，認為該方法只是著眼于組織文化之表，而不能深入到組織文化的深層意義和結構中。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企業文化的普及，企業組織逐步意識到規范的企業文化對企業組織發展的重要意義，并開始考慮以企業文化為基礎來塑造企業形象。90年代初產生了實證流派:本杰明.斯耐得在他的《組織氣氛與文化》中創立了“企業文化與管理過程、員工工作態度、工作行為和企業效益關系的模型”?；舴蛩固固?1997)通過定性和定量分析結合的方法增加了幾個附加維度，構成了“企業文化研究量化表”。沙因(1997)在《企業文化與領導》第二版中增加了在組織發展中各個階段如何培育、塑造企業文化、如何運用文化規則領導企業達成組織目標、完成組織使命等內容，并用案例法說明企業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其組織文化的發展變化過程，特雷斯?迪爾和艾蘭?肯尼迪(1999)也用案例法說明企業文化在增強企業競爭力和滿足員工需求之間的平衡途徑。

這一時期，企業文化研究在80年論探討的基礎上，由理論研究向應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發展，并出現了四個研究方向:

1.企業文化基本理論研究的深入，如:企業文化與組織氣氛(Schneider,1990)、企業文化與人力資源管理(Authur K.O.yeung,1991)、企業文化與企業環境(Myles A.Hassel1,1998)、企業文化與企業創新(Oden Birgitta,1997)等;

2.企業文化與企業經營業績的應用研究，如:企業文化與經營業績(John Kotter & James Heskitt，1992)和企業文化與組織效益(Daniel Denison,1997)等;

3.關于企業文化測量的研究，如:1991年的英國JAI出版公司的《組織變革與發展》,1997年的Pierre Dubois & Associates Inc.出版的一套組織文化測量和優化量表等;

4.關于企業文化診斷和評估的研究,如:診斷企業文化――量表和訓練者手冊(Roger Harrison & Herb Stokes,1992),診斷和改變企業文化:基于競爭價值理論模型(Kim S.Cameron & Robert E.Quinn,1998)等。

企業文化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已經成為管理學、組織行為學和工業組織心理學研究的一個熱點。80年代和90年代因此也被稱為管理的企業文化時代。到目前為止企業文化理論的研究已經采用定量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方法，為企業并購發展提供參照模型與框架。

三、企業文化整合研究

近年國內外關于企業文化研究逐漸轉向企業并購文化整合的風險研究，主要分為以下方面:

1.關于企業并購中文化風險體系構成因素的研究。大衛和辛一格(1994)認為企業并購中的文化風險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對目標企業文化對立和距離的測定;另一類是阻礙兩種文化有效融合的能力。指出在評價一項并購的適應性時，除了戰略問題以外，并購企業必須考慮文化風險。候學明(1999)提出根據企業文化構成的四個層次，將企業并購的文化風險進行劃分為價值觀、經營管理觀念和經營管理作風、經營管理制度和經營管理程序、書面和非書面工作標準和工作程序等四種文化風險。譚靜(1999)使用文化差異性和文化容忍度為橫、縱緯度，將企業并購的文化風險分為相容型、模糊型、摩擦型和沖突型四種類型，并構造了文化風險類型矩陣。吳顯英、姜炳麟(2003)對文化風險的多種表現形式進行了分析，認為溝通風險、種族優越風險、管理風險、商務慣例與禁忌風險是文化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2.關于企業并購中文化風險量化的初步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趙曙明、楊忠(1999)和王基建(2002)認為文化風險有別于其它類型的風險，主要存在于意識之中，對其量化主要以主觀評價為基礎，可以通過德爾菲法、幕景分析法對文化風險進行度量。王寶舟、俞自由(2003 )提出借助概率樹、直方圖等形式評估并購企業之間的文化差異與相容性，力求得出更為明確和直觀的結果。

3.對企業并購文化沖突風險的研究。徐彬(2000)在《企業并購后的整合與協同》一文中認為，文化沖突是企業沖突的集中體現:在對企業文化沖突管理的基礎上進行的企業文化整合就是企業生態系統的再造;企業生態系統包括企業最高價值觀、戰略、結構、組織、制度、技能、人員和作風，其中戰略、結構、制度、作風事關全局。陳浩、王永(2002)在《并購企業的文化沖突與文化整合》一文中提出并購是企業實施戰略發展的重要途徑，然而并購企業將面臨著雙方文化沖突問題，企業文化沖突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企業文化差異。企業在進行并購時，要把消除文化沖突，實現文化相融視為高級整合目標，并滲透到其他整合業務中去。 廖冰(2004)在《并購企業的文化沖突與整合管理》一文中指出不同文化的企業在實施并購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文化排斥與文化沖突現象，具體表現在企業精神文化沖突、制度文化沖突以及物質文化沖突三方面，并指出要成功克服并購中的文化沖突，關鍵在于并購企業對這種沖突的事前考慮與事后反應。

四、企業文化的評價維度與方法研究

就企業文化的評價維度與方法來看，目前國內外關于企業文化測量的工具與方法呈多元化的格局，引人關注的測量工具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O'Reilly,Chatman,和Caldwell（1991)等構建的組織文化剖面圖。該圖非常詳盡,最初的OCP包含54個價值陳述語句,以及創新性、關注細節、結果導向、侵略性、支持性、強調報酬、團隊導向和決策等八個維度。OCP采用Q分類自比式計分方法,是少數提供了關于可靠性和有效性細節的測量工具之一。

第二是Hofstede構建的測量表。他認為，組織文化由價值觀和實踐兩個部分組成，其中價值觀是核心，而實踐由表及里地又可以分為象征和儀式等。其中，價值觀部分由三個獨立維度組成，包括對安全的需要、以工作為中心和對權威的需要，而實踐部分則由六個獨立的成對維度組成，包括過程導向一結果導向、員工導向一工作導向、本地化一專業化、開放一封閉、控制松散一控制嚴格、規范化一實用化。通過實證分析，Hofstede強調了在實際應中，組織文化實踐的部分六維度度量模型的重要性。

第三是Quinn和Cameron構建的組織文化評價量表。OCAI基于競爭價值框架。Quinn和Cameron等通過大量的文獻回顧和實證研究提煉出六個判據來評價組織文化，即主導特征、領導風格、員工管理、組織凝聚力、戰略重點和成功準則。OCAI每個判據下有四個陳述句，分別對應著四種類型的組織文化：宗族型、活力型、層級型和市場型。

第四是Denison等構建的組織文化問卷。Denison等構建了一個能夠描述有效組織的文化特質模型，該模型認為有四種文化特質與組織有效性有顯著相關，即適應性、使命,一致性和投入。其中每種文化特質對應著三個子維度，在此基礎上設計出組織文化問卷量表,包括60個測量項目。

五、結語

隨著企業文化的理論研究深入，對企業文化的測評研究以及文化整合研究越來越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重點。目前企業文化測量標準與工具也層出不窮，而且國內外有許多學者還深入實證研究企業文化與企業績效、文化沖突的風險建模等，對跨文化企業文化整合有許多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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