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學研究方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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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誕生的100多年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許多重要而深刻的變化。在西方國家，與新科技革命相伴隨的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具有了許多新特點，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以及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大。面臨著這些挑戰，我們應該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本文應用經濟學方法論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探討了這一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經典著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它是一本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是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資本主義制度建立100多年來積累的大量詳實的材料和史實的基礎上寫出的。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但是距《資本論》出版，現在資本主義又發展了‘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大生產，服務業在國民產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無產階級擺脫了極度貧困化，整個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時資本主義家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進行宏觀管理，以及歷史上出現的社會主義風潮的平息。這種種馬克思未曾也無法預見到的歷史變化，致使馬克思的《資本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下降，那么我們還能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我們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及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地位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綱領，它堅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隨社會條件變化而發生調整具有靈活性的保護帶是什么?它規定著的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啟發是什么?它在調節適應當前的經濟社會現狀的變化中反面啟示的作用又是怎樣?

很多學者試圖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這兩種范式的根本區別的研究結果來回答《資本論》的硬核是什么的問題。有人說馬克思研究的是經濟制度(生產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的有效配置。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探討了經濟制度，也探討了分工理論，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及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理論，在再生產理論中也有關于資源(生產資料)的有效配囂問題的研究。當然西方經濟學巾的制度經濟學也探討經濟制度的問題。所以這種區分不全面：也有人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本質，經濟制度的長期演化，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日?，F象。也不全然是這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研究了貨幣，信用，工資，生產價格，及利潤，這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和現象，而且從研究方法來看本質的研究也脫離不了對現象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還有人說《資本論》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學說，而兩方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建設性建議的學說。馬克思通過《資本論》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病例，對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為其處方的開出做了很大的貢獻，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實質就是相對過剩的危機即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這一層面來說，兩方經濟學某些流派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以《資本論》對資奉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為基礎。我認為以上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都沒涉及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說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是教條而是方法。我們分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撇開具體的如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也用到過的方法，就是它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世界觀與方法論指導。唯物的觀點，辨證的觀點，發展放入觀點是我們后來者學習繼承《資本論》小可動搖的，它們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一綱領的硬核。而兩方經濟學卻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觀感受的偏好效用這些主觀分析的基礎上。當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作為一部經濟學著作，它在經濟學理論層次上的一系列理論中，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根本。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論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其它理論的基石，是堅持馬兜思政治經濟學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勞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條件，是人類生活永恒的狀態。勞動價值論將社會財富與人類的生活緊密的聯系起米了。勞動價值論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而這也是根本區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薩伊的”三位一體”價值理論的。很多著名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學者都認為只有承認勞動價值論才能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淪》的硬核是：建立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勞動價值論。這是我們學習繼承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始終捍衛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其它的理論都是它的保護帶。如分工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經濟危機和周期理論，地租理論等等。它們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會受到一定的沖擊，相應的可以做出調整。如對生產性勞動的劃分，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性勞動范圍應該擴大。再如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會組織的壯大和國家調控的加強及社會文化的提到，它將表現的不那么明顯了。再如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和行業，像信息產業，服務行業，它們會阻止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從而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也需要調整。所以說當這些理論碰到與當今現實看起來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釋時我們不該氣餒，不該就放棄，而應該對其調整和發展。這也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品質，唯物史觀的矛盾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用當下的話說就叫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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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勤，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省跨世紀中青年學術帶頭人，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員，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湖北省分會理事，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分會理事，中國經濟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學術研究領域：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方向：工業化中的經濟結構問題，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與就業，人口、教育與人力資本投資，農地制度、農村金融，中小企業、中小金融，以及區域經濟發展等。

二、主要學術背景及經歷

1977―1980年，華中工學院政治理論課部師資班經濟學專業畢業，1981年9月―1982年1月武漢大學經濟系學習進修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世界經濟等課程，1985―1988年華中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系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研究生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2―1996年武漢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研究生畢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9年10月―2000年3月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東亞經濟研究中心訪問教授，2001年7月―2001年9月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應用哲學研究所休假訪問，2004年8月―2005年7月，美國富布萊特學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農業與資源經濟系訪問學者，2009年9月2日獲得國家漢辦海外孔子學院院長候選人資格。

三、主要論文

1、《論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問題》，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1989年第2期。

2、《農業國工業化與發展經濟學》，江漢論壇，1993年第3期。

3、《論結構變動與工業化》，江海學刊，1994年第5期。

4、《論第三產業的就業效應及意義》，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年第3期。

5、《解決失業：一個世紀課題》，中國改革，1998年第1期。

6、《農業技術進步路徑與勞動力的利用》，經濟縱橫，1998年第1期。

7、《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發展述評》，經濟學動態，1998年第1期。

8、《論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問題》，華中理工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9、《從“退耕還林”和“禁伐”政策的實施看對農民利益的補償》，改革，2001年第3期。

10、《論我國城鄉人口遷移中的不確定性及其影響》，中國農村經濟，2001年第7期。

11、《淺談我國農村金融的支農作用》，武漢金融，2001年第6期。

12、《農村“綠色板塊”在我國農業產業化中的融資效應》，武漢金融，2002年第5期。

13、《比較優勢與中西部發展戰略》，華中理工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

14、《貨幣聯盟理論的新發展》，經濟學動態，2003年第4期。

15、《教育與農業發展關系實證研究》，中國農村觀察，2004年第5期。

16、《振興東北的產業選擇》，經濟學消息報，2004年7月23日。

17、《關系型貸款與中小企業融資》，武漢金融，2004年第8期。

18、《區域傳統文化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機理研究》，學習與實踐，2006年第6期。

19、《從香港和大陸稅改看制度變遷的時空約束條件》，經濟學消息報，2006年8月4日。

20、《“人口紅利”效應與中國經濟增長》，經濟學家，2007年第1期。

21、《我國農村社會資本變遷的經濟分析》，福建論壇，2007年第12期。

22、《基于農業公共投資視角的中國農業技術效率分析》，中國農村經濟，2009年第5期。

23、《科學工業化理論歷久彌新》，經濟學消息報，2010年1月15日。

四、主要參研項目

1、1992年參與主持湖北省社科基金項目“湖北省‘中部崛起戰略’研究”。

2、1998年主持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農業產業化的國際經驗及其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3、1996年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方國家的工業化與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業”，代號96BJL018。

4、2001年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農業產業組織、技術進步與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之關系研究”，代號01BJL003。

5、1999年參與湖北省社科基金項目“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與加快中西部經濟發展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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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博士后 管理創新 勞動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G644.8 文獻標識碼：A

Postdoctor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University Teachers Trai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abour Economics Perspective

XIE Zhaoyang

(Personnel Divion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Citizen's intelligence is a kind of national resources,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The aim of postdoctor system are to product talent flow,and to exercise and choose the more excellent talents, as well as found more advanced talents in training and using process, postdoctoral is a very good channels for training and reserve teachers.

Key wordspostdoctor; management innovation; labor economics

博士后制度是指在國內的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或大型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留學人員創業園和科研生產型事業單位設置一些特殊職位，挑選獲得博士學位的優秀年輕人員在規定的期限內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博士后科研流動站是指在高等學校或科研院所的某個一級學科范圍內，經批準設立的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的組織。博士后是指經批準并在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注冊，在流動站或工作站里從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的人員，不列入正式編制，研究期間一樣計算工齡，除享受國家規定的優惠待遇外，還享受同本單位正式職工一樣的各種待遇。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往往具有探索、開拓和創新性質，博士后作為國家高精尖人才和科研創新生力軍，其創新能力與水平對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1 高校博士后管理現狀及特點

博士后制度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和學術帶頭人，使年輕的博士從一個非獨立的科研工作者成長為一個能自我選擇研究方向、獨立組織科研活動的學術帶頭人，探索了新的用人機制，在傳統體制中開辟出高級人才培養的一塊特區，突破了傳統人事管理在戶籍、人事關系、職稱評定、人員編制、學科交叉等多方面的限制，促進了我國高級人才的合理流動，在培養和使用好人才的同時，吸引、穩定和儲備了大批的優秀人才。

我國成立了由人事、科技、教育、財政等有關部門領導和著名科學家組成的全國博士后管委會，制定規劃和宏觀政策并協調有關工作，體系獨立，統一規劃與管理。設站單位和專業都是根據國家經濟、科技、教育以及國防事業發展的要求而設，博士后招收數量與研究生教育和高層次人才隊伍建設需要相適應。在招收方式上，由國家公費資助，發展到自籌經費、依托項目、企業招收等多種形式。把海外留學博士和國內優秀博士引導、調配到國家建設最需要的地方，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引導其承擔和參與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凝聚和吸引人才，在使用中培養人才，把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結合起來。

我國博士后的界定明確，管理統一和規范，招收方式主要是由一部分高等學校、科研院所接受國家、省的資助，設定崗位，自主決定人選和研究課題。博士后制度規定博士后工資標準略高于同資歷的固定工作人員，國家還實行了一系列優惠政策，為博士后研究人員創造較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博士后制度有配套的管理體系，全國博士后管委會辦公室與設站單位的雙向互動模式，保持了較高的工作效率。主管部門采取統一管理現有設站單位和在站博士后的方式，規定一致，報批備案，監督管理，總控質量，取得了較好的管理效果。然而，目前管理沒有考慮流動站自身情況，經費也一視同仁，國家資助的比例僅占博士后在研人員的30%，有些博士后為經費而設定研究方向，學術自主性受到抑制，具有重大理論的科研課題得不到重視。缺乏與之配套的評估體系，統一的指標體系并未考慮到各流動站、各學科專業本身特點。

我國博士后制度于1985年開始實行，是在借鑒發達國家培養高級人才經驗的基礎上誕生的。美國的博士后制度最初的目的是培訓青年學者和推進科研，是在自然發展過程中形成一套為大多數人認可的習慣做法，招聘和管理模式多種多樣，研究期限、考核制度、工資待遇和經費來源形成多樣化。管理寬松靈活，注重競爭和自我約束，博士后期望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獲得良好評價和推薦，以便找到合適工作。中美兩國博士后制度都是為了加強科技研究，培養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年輕研究人才，研究課題大多代表了科技發展的方向，或多或少具有跨學科的特點，博士后相對獨立或在高級研究人員指導下半獨立地進行工作，具有臨時性和過渡性，得到政府的重視和支持。然而也有差異，美國政府不介入直接管理，僅在經費投向、科技政策以及在官方機構設立的博士后項目上發揮導向性影響，招收機構的發展方向和規模受科學研究的發展和市場機制的調控與制約。

目前，我國自然科學領域博士后所增款項最多，成就最大。心理學、社會科學博士后投資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博士后數量增長有限，提供的資助也不多。部分設站單位在招收博士后時主要考慮該博士是否從事過本單位需要的研究工作，較少從學科的交叉、人才的培養以及知識和技術的創新等方面去考慮。博士后獲得的資助大量減少，影響博士后的創造熱情，對科研成果重數量和理論水平、輕推廣應用和市場需求，落后地位的一些學校由于地理位置或學校教學、科研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對人才尤其是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較弱。博士后研究人員的期刊的影響因子并不是太高，專著和獎項較少。

2 博士后管理效率提高

勞動經濟學研究活勞動這一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效益以及與此有關的社會經濟問題的經濟學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勞動投入費用取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包括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經濟效益。隨著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勞資雇傭關系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勞工政策通常包括：工資標準及最低工資的制度，勞動時間的規定，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社會就業的指導，職業技術教育，勞動條件的監督，勞資糾紛的調解，工廠法、工會法、罷工法、勞資關系法等等。勞動經濟學研究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勞動力的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工資及勞動效率等等。博士后顯然也是很好的勞動力，而且是國家創新的主力。

加強對進站人員的質量監控，對于預期有創新性、能達到一定的科研目的予以進站，進站前明確研究方向，避免進站后造成研究目標與合作單位不符，造成資源浪費。對于申請做博士后的人員，嚴格審核其學術水平和科研能力以及研究計劃，博士后批準進站后及時開題，一年后組織中期考核，中期檢查過程中，要指出博士后研究中的問題并幫助其及時解決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難，期滿兩年后對其進行出站學術評議。建立科研硬環境和軟環境相適應并有機融合的良好環境，促進科學研究的良性發展，提高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感召力與吸引力，培養博士后的科研創新能力。博士后聯誼會由博士后組成，它反映了博士后的訴求和利益。目前，除了各高校自己組織的聯誼會外，以省市為單位，也組織起了聯誼會。每年一次的博士后聯誼不能滿足學術交流的需要，可以通過短期的博士后互訪活動，給研究領域相近或相仿的研究人員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通過學術報告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專家教授舉行講座和專題報告、舉辦博士后科研進展報告會與論壇，支持博士后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搭建中國博士后的國際交流平臺。

對博士后的評價，要有動態分類的評價指標體系。在站基礎時間為兩年，可根據課題性質及任務量來適當調整博士后在站時間，鼓勵博士后加入學?？蒲袌F隊申報攻關課題，博士后要有問題意識，以創新為己任，要有新的思維、理論、觀點、角度和方法，學術研究需要開放，鼓勵流動站之間的交流。在大科研平臺中建立博士后創新團隊，讓優秀博士后在創新團隊中脫穎而出，成為科研團隊的領軍人物。

健全制度保障學術單位的管理權限，擴大學術自主范圍，各流動站或工作站可以設定相應的章程和規則，形成自主學術創新氛圍。對博士后管理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包括管理對象的特殊性、管理流程和方法，建立博士后工作管理人員交流平臺，加強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門與各站管理人員之間的聯系和溝通，提高管理人員工作水平。給高校更大的自，健全國家、地方和設站單位分級管理體制，形成權責明確、分工科學、運轉協調、管理規范、服務周到的博士后工作分級管理體制。隨著博士后發展規模的擴大，不斷增加國家財政投入是博士后事業發展的基本保證。采取靈活多樣的薪酬形式，實行基本工資和激勵工資相結合，通過項目負責制參與科研成果分配。打造多元化的科研經費投入主體，保證科研經費落實到位。加大省級政府投入，劃撥專項資金支持博士后工作站，高校從經費中投入一定資金，作為博士后招收培養的專項基金。通過多種途徑拓寬投入渠道，吸引企業研發資金、風險資金和民間資金注入。

建立科學的博士后管理機制，強化過程管理，建立嚴格的考核機制和科學的評價機制。從課題評估入手，把博士后考核與目標管理結合起來，將中期考核與評估結合起來，建立匿名通信評審機制，根據不同學科、不同課題設置不同的考核標準。從事基礎研究的以發表高水平的學術論文為主，從事應用研究的應有專利申請或提出有影響的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從事開發項目的應實現專利申請、成果轉化及一定的經濟效益。建立科學、規范、高效的科研質量評價機制，強調研究的質量及后續性。尊重實事求是的原則，允許博士后對在站研究課題進行試錯，鼓勵創新。健全科研工作制度，拓展博士后課題研究的空間，實行彈性工作制。制定博士后定期交流制度，完善博士后配偶及子女的戶籍、就業安置政策，建立靈活多樣的戶籍綠色通道，探索博士后配偶就業的貨幣補償安置的市場化方式。

3 優秀博士后轉為高校師資

博士直接進入工作崗位，容易造成人力資源高投入、長周期培養的不良配置，高?？梢酝ㄟ^建立靈活開放的博士后人才流動機制，采取柔性流動方式，促進高層次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博士后制度適應了國家促進高級人才流動、學術交流，促進交叉學科發展，博士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人才培養功效和其所特有的流動性、針對性、時效性、機動性等特點，滿足了我國高級人才培養和使用及科研活動的要求。博士后導師大多數是大學杰出教授，為博士后人員提供教育和科研訓練有著濃厚的興趣，博士后大多來自其他大學，給系和研究小組帶來新思想、新觀點和新技術。博士后能夠在非正規的討論或書面的系統討論中給同行諸多啟示。博士后有熱情，有時間和研究能力，博士后成為大學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博士后能使一組精英青年，增加研究訓練的深度和廣度。博士在學術活躍環境中，經二至六年獨立工作漸趨成熟這些精英就能夠得到適合的大學長期教師職位。

加強博管辦與導師博士后共同管理，博管辦作為管理工作的紐帶，為博士后的生活和工作盡可能多提供方便。博管辦主要負責博士后進出站、中期考核等手續的辦理和日常管理，流動站則負責博士后科研等方面的工作等。突破計劃模式，某些具體審批權限，應從國家下放到省市，進一步下放給招收單位并提高工作效率，調動招收單位的積極性。推行以重大科技項目為依托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員，積極發動有條件課題組自籌經費招收。

鼓勵博士后從事跨學科研究，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術手段互相借鑒和利用，促進相關學科和交叉學科研究的縱深發展，培育新的學科增長點，拓展學科研究的新領域。國內派出留學生頗多，獲得博士學位回來后需要一段時間了解國內現況，國內單位也要了解他們的情況，從國外回來的博士，在國內工作一年后，可允許再次到國外做博士后，以保持與科學前沿的接觸。引導和鼓勵博士后參與重大工程項目、攻關項目、基礎理論研究，對基礎性、原創性、重大公益性研究加大資助力度。統籌兼顧，通過政策傾斜扶持西部地區、東北等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的博士后事業發展。重獎獲得重大技術發明、科技成果轉化取得重大效益的博士后，激勵博士后從事前沿性、創新性的科研項目。

博士后正處于思想最活躍、最容易出科研成果的黃金年齡段，富有發展潛力和創新能力。總之，應用勞動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建立完善管理機制和設定標準，達到這個標準博士后就有優先就業機會，在高校、科研機構或一些企業預留一些職位給優秀的博士后，鼓勵博士后積極向上，免去博士后后顧之憂。采取人才柔性流動方式，為設站單位發現、選拔優秀人才，博士后人員了解、適應設站單位的工作環境與人文環境提供了機會，促進高層次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對優秀博士后設立學校、省或國家級優秀博士后獎勵基金，在職稱評定、住房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傾斜，充分調動博士后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積極性。高校博士后管理工作立足于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博士后管理創新的重點在管理體制創新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激發博士后自主創新的積極性，促進博士后事業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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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丹華.中國博士后制度的制度分析[D].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32.

[3]徐靜.高校博士后管理面臨的問題和對策[J].揚州大學學報,2006(6):30-31.

[4]張斯虹.我國博士后制度管理模式:問題與展望[J].高教探索,2005(4):40-42.

篇4

關鍵詞：廣義價值論 狹義價值論 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F0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6-022-02

價值是誰創造的？這是一個古老而又經典的問題。圍繞這一問題以及在其基礎上展開的關于分配理論的爭論由來已久，一些人認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在分配方面應該按勞分配；另一些人認為勞動只是創造價值的一個要素，因此應當形成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分配理論。我們應當形成這樣的認識：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誰對誰錯，而在于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的主體性。廣義價值論與狹義價值論之爭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很好地認識這一問題的機會。

一、廣義價值論與狹義價值論及相應分配理論的概念界定

（一）廣義價值論及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的理論

廣義價值論由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從狹義價值論到廣義價值論》以及《按貢獻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原則》等書中都有詳細的闡述。蔡繼明提出：“根據廣義價值論，各種生產要素都參與了價值創造。”{1}也就是說，勞動不是價值的唯一來源，勞動降格為一個生產要素，同資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創造了價值。價值理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關系到分配理論，關系到不同利益主體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樣的價值理論就會有什么樣的分配理論與之對應。在廣義價值論的基礎上，蔡繼明教授與谷書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所謂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在社會財富（即價值的創造）中所做的貢獻進行分配?！眥2}這大體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論基礎。

（二）狹義價值論及按勞分配理論

當我們看到“狹義價值論”這個名字時，或許感到陌生，其實所謂“狹義”只不過是與“廣義”相對應的一種說法，狹義價值論就是我們所熟悉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即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勞動不是一種生產要素，它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但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3}。勞動具有二重性，具體勞動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學者堅持的分配理論是按勞分配的理論，即勞動作是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標準。

二、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辯論無解

（一）來自廣義價值論的各種質疑

其實，所謂廣義價值論并不是什么新鮮的玩意兒，它只不過是200多年前法國人薩伊所提出的三位一體公式的一個翻版，但畢竟取了一個新鮮的名字，于是基于廣義價值論的學者拋出了種種觀點，并對堅持勞動價值論的學者提出了種種質疑。

他們認為勞動價值論無任何邏輯一致性的證明，比如，蔡教授寫到“亞當?斯密曾以鹿和海貍的交換為例說明價值決定，認為，1只鹿之所以能和兩只海貍相交換，是因為捕獲1只鹿和捕獲2只海貍耗費了同量勞動，因此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確尺度。”但是，他馬上指出，“上述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的規律，只適用于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之前的初期野蠻社會，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資本積累產生以后的進步社會，價值就不是由勞動時間，而是由工資、地租和利潤這三種收入決定了。”{4}由此，蔡教授認為在斯密的價值體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實僅存在一種價值理論，即生產費用論，人們通常所認為的二元的價值論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設下對生產費用的不同規定。我們通常認為亞當?斯密是相對較早地提出勞動價值論的，但是廣義價值論者否認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認可，以此否認勞動價值論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從歷史的觀點與階級的觀點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一問題。勞動價值論在亞當?斯密那里確實存在過，斯密之所以在價值理論上背離了他最初堅持的勞動價值論，無非是主體性在作怪。在斯密堅持勞動價值論的時候，他所從屬的資產階級還不是社會的統治階級，他們還需要辛苦的勞動，社會的統治階級是無所事事的封建勢力，而為了論證資產階級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堅持勞動價值論。而當斯密所從屬的資產階級進過艱苦的斗爭終于在斯密的有生歲月了封建勢力，成為統治階級后，資產階級不再需要辛苦的勞動，他們終于有了可以使喚的階級――工人階級，于是為再次論證資產階級的合理性，斯密開始在價值理論上背離勞動價值論。因此，廣義價值論者拋出的這個置疑其實是主體性的問題。

廣義價值論者又認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理論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權，把各個生產要素所創造的收益轉歸各個生產要素所有者。廣義價值論者認為這個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個“所有權”！談到所有權的問題，筆者不禁要問：那個被你們叫作勞動力的生產要素的所有權者所創造的價值在誰那里？如果說資本所有者因其資本要素在財富創造中所作的貢獻而昂首向前，那么勞動者為何尾隨其后？因為勞動力并沒有參與分配，它只是進行了可憐的交換；因為工資從來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勞動僅僅是資本家手里的一種生產要素，它從來都沒有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它僅僅是作為資本家購買到的一種生產要素而獲得了資本家所支付的成本價格。

（二）主體性分析

諸如上面的辯論有很多，但是無論有多少辯論，都會限于一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怪圈，都是無解的。作為一個勞動者，筆者是勞動價值論的堅持者與學習者，初次接觸廣義價值論時，試圖逐條地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回應《從狹義價值論到廣義價值論》那本書當中對勞動價值論的種種質疑。但后來發現，陷于這場無解的辯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雙方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有著不同的主體性，對利益問題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

“主體性”的問題就是“我是誰”的問題。我們每個人置身于這個社會當中，不管你承認與否，你都具有主體性與階級性，沒有人是公平的使者，尤其是那些自稱為是客觀公正的代表全人類利益的學者們更是如此。“迄今為止，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分別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勞動者為主體。”{5}我們不應該流于誰對誰錯的表面現象，應該對不同觀點的提出者進行歸類，首先明確一個學者的主體性與階級歸屬，然后便可以明確他的觀點的立場，他是為誰說話的。我們對現在的政治經濟學者可以大體分為兩類，代表資本所有者階級的學者，與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學者。顯然，當雙方處于不同階級主體辯論階級主體利益時，辯論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不在于誰對，而在于你是誰。

三、走出辯論本身，接受理論與現實的考驗

（一）強者為王

我們說不同主題之間就主體利益的辯論是無意義的，那么在歷史的長河中究竟誰主沉?。繌娬邽橥?！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個社會在物質力量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精神上也占統治地位”，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占統治地位的人的文化。是資本家還是勞動者最終能夠掌握利益分配的話語權與主導權，這要看哪個階級最終掌握了物質力量。中國歷史上的“鹽鐵論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一談到中國古代的經濟政策，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重農抑商”，農為本、商為末，但重農抑商的政策不是中國古代從來就有的，中國在封建領主制時期的周代、春秋戰國時期曾經有過發達的商品經濟，《周易》中有大量的關于商業活動的記載，春秋時的齊國，以發達的商業而稱霸一時，戰國時更是涌現了諸如范蠡、呂不韋等為代表的大商人。但中國的商品經濟卻在進入集權官僚制社會之后經歷了與西歐的商品經濟完全不同的命運，西歐的封建貴族們只看到了商業的發展會給他們帶來金銀財寶，而忽略了與這些金銀財寶一起成長起來的另一個與之相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于是，在西歐商業資本發展成了產業資本，資產階級桎梏他們的封建勢力而成為統治階級。但情況在中國古代卻截然不同，封建勢力害怕大商賈威脅自己的統治，于是，重農抑商這一基本國策，在秦統一后大體確立。漢昭帝始元六年，由霍光組織召開了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大會，也就是“鹽鐵會議”，“會議上，桑弘羊的重商主義與重農抑商主義就鹽鐵專賣與農商關系展開一場大辯論。辯論結果是霍光一派獲勝，這同時也是儒家道統的勝利。至此以后，重商思想很少再有人提及，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由此確立?！眥6}為什么以霍光一派為代表的重農抑商主義會贏得那場辯論的勝利，當時的封建領主的勢力已經由于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各種分權政策而被極大地削弱了，他們在社會當中不是物質力量的統治者。

（二）資本主義經濟學在理論上與現實上的沒落

那么回到我們這場關于廣義價值論與狹義價值論之爭，既然辯論本身已經沒有意義，那么在辯論之外，究竟哪個階級主體會最終勝利？我們要回到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去一探究竟。

以辯護論為方法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生命已經漸趨終結。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辯護論的方法是建立在“經濟人”的假設之上的，經濟活動中的每個人都能夠充分地利用信息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個人在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時也能夠有效地利他。我們說利他源于利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利己不見得能夠利他，利己的過程中可能會產生道德的淪喪，因此個體的理性不等于總體的理性，你根本就感受不到看不見的手，因為它真的不存在。辯護論的方法還“將現行資本主義制度規定為自然規律的表現，是天然合理的社會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實現個人私利的唯一的社會形式?！眥7}從這一點上來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未免太過于確定與絕對化了，那種宣稱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的終結制度的論斷是極其露骨的辯護。辯護論的方法留于現象描述的方法，不探討本質規定，在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我們看到他們把經濟體系分為微觀與宏觀兩個部分，有的加進中觀部分，但都是孤立地看問題的方法，看不到個體與總體的聯系，沒有聯系也就掩蓋了矛盾。他們分析生產就是生產，分析消費就是消費。辯護論的方法還片面強調數學化，認為應用數學的復雜程度是檢驗理論是否有深度的一種重要的標準。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現在這種傾向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已經越來越明顯。剛剛高中畢業的中國學生，他們因為還未步入社會而不了解中國的現實情況，他們當中有的人有出國學習的機會，在國外刻苦的學習使他們中的部分人掌握了高深的金融工程，但作為學生，就像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一樣，他們同樣不了解國外的情況。他們當中有的人畢業后回國工作，用的就是在國外學會的數學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這種在不了解國情的情況下的置空的理論是解決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的。辯護論的另一個特點是庸俗的實用主義，之所以稱之為庸俗，是因為它為追逐創造財富這種有用性而不擇手段。

資本主義的沒落是資本的沒落。資本曾經作為財富增長的手段，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在那個時候，資本與人具有同一性。但是今天，當資本越來越投向既存收入，而不是投向新增收入時，資本是不顧勞動者而在虛擬經濟領域牟利，資本的增長與國民財富的增長不一致了。于是，當資本總體脫勞動時，資本不再同一于人。它已經再無合理性而言了。{8}

（三）社會主義經濟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社會主義不是忽略個體，而是要實現每個個體的充分發展，它是同一于人類的勞動價值論以及按勞分配的理論應該成為勞動者的理論，這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走過了許多彎路。如果說資本主義經濟學因辯護論的方法而走向沒落，那么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朝陽還沒有出現。在很多打著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旗號名下提出的理論充斥著不合理的因素。但這一切的不足不等于說社會主義經濟學沒有前途，恰恰相反，社會主義經濟學代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但它必須明確主體性、革新方法、發展理論。代表勞動者利益的經濟理論必然成為社會上的主導文化。

注釋：

{1}蔡繼明.比較利益說與廣義價值論.南開經濟研究，1987（1）；蔡繼明.從狹義價值論到廣義價值論.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2}谷書堂，蔡繼明.按貢獻分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經濟學家，1989（2）；蔡繼明.從按勞分配到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人民出版社，2008

{3}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8

{4}蔡繼明.從狹義價值論到廣義價值論.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

{5}劉永佶.政治經濟學大綱.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6}劉永佶.政治經濟學大綱.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7}劉永佶.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教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8}馬淮.虛擬經濟運行分析.新華出版社，2014

篇5

（一）關于演進經濟學及其范式的一個理論說明

演進經濟學是一門關于研究經濟行為演化的學科，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研究的關于存在的學科（賈根良，1999）。演進經濟學興起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當代高科技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社會經濟結構處于一種高度不確定的創新變遷狀態，主流經濟學無力解釋日新月異的社會經濟實踐的變遷勢態；另一方面，20世紀中葉以來認知科學、生物基因科學以及現代物理學中的不確定性理論、非平衡系統熱力學和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理論的革命性進展，為一門新學科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論以及分析工具。演進經濟學由此出現和成熟。

沿著schumpeter（1912）開辟的研究方向，15近幾年來演進經濟學在技術創新、知識經濟、網絡經濟以及制度變遷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取得了頗有影響的學術成果。相比主流經濟學，演進經濟學還缺乏精致和清晰的數學推演以及嚴整的理論體系，但我們同樣可以歸納出其獨具一格的研究范式。

演進經濟學的內核可概括為：社會經濟本質上是一個動態非均衡的演進狀態。具體而言，包括以下三層含義：（1）時間不可逆。演進作為一種過程首先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流逝的時間本質上是不可逆的，是單向的，是無法重復與試驗的。時間不可逆決定了經濟系統演進的路徑依賴特征；（2）非最優與多樣性。在各種高度不確定的隨機因素擾動下，經濟演進過程是非均衡狀態，演進過程無法實現最優解。另外，路徑依賴以及隨機因素擾動決定了系統中個體之間的期望、偏好、能力、知識存量和認知模式等都將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別，從而出現個體行為的多樣性；（3）群體協同演進（coevolution）。生物學新的研究發展表明，施加選擇壓力并被生物所適應的“環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動態概念，既包括變化著的非生命方面，也包括變化著的生命方面。生物個體及與之相互作用的所有生物都是其環境的一部分，相互作用的生物之間“協同演進”并彼此適應而非“生存競爭”，是生物世界的普遍現象。經濟學家對演進概念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但生態系統協同演進觀是生物學類比的演進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命題。

與內核相對應，演進經濟學的保護帶包括：不確定性、有限理性、信息不完備且非對稱分布。這里的不確定性是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才有了非均衡的演進狀態的持續存在；這里的有限理性意味著對最優解的否定，意味著多樣化世界的本貌；這里的信息不完備與非對稱分布表明了個體的異質性以及信息（知識）分布的差異性，意味著經濟個體獲利機會的不同。

演進范式的內核和保護帶，決定了演進經濟學對知識的應有關注及強大的經濟解釋功能。實際上，演進經濟學的最初發展是寓于schumpeter（1912）的創新理論之中的，演進經濟學的成熟是與創新（本質上指的是知識創新）理論的發展交織在一起的。新古典范式中被忽略或被內在排斥的關于知識的一些重要命題和原理，如知識創新、知識演進等問題在演進范式中得到了充分闡釋。

（二）演進經濟學對知識性質的深化理解

遵循演進范式，經濟學家們對知識問題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首先是對知識性質的深化理解。

1. 知識創新的高度不確定性與系統性。知識要素的復雜性、知識配置的特殊性以及知識作用于經濟的多層次性，決定了知識創新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不確定性的經濟世界中，這個特殊性主要表現為知識創新的高度不確定性。在schumpeter看來，這種不確定性就是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16與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世界直接對應的必然是認知主體的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知識是主體對外在世界的認知和主觀反映，知識創新是知識主體對不斷演進、變遷的自然界和社會經濟機體的認識深化。

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導致了知識創新的系統性。不確定的知識創新屬含著高風險性和高成本。知識創新的持續、順利推進需要一種能夠有效規避風險的分攤機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約安排。這樣，就需要社會經濟體系中的各個要素、各相關經濟主體、各契約組織之間的有機協調、配套以及緊密合作，充分發揮系統效應。由此，才有了freeman（1987）、lundavall（1992）、nelson（1993）等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形成。同時，創新知識的應用、傳播、擴散與檢驗也必須依托于一個相對完善的經濟體系?？傊R創新本身就是一個系統，也即知識創新具有系統性，而且，知識創新的系統性與知識創新的不確定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2. 知識的不可逆性。這里所謂的知識的不可逆，是指知識所有者對某種特定知識的學習、獲取、體驗、應用必須在而且只能在某種特定的時空狀態下進行，不同的時空狀態（這里所說的不同時空狀態是種區間意義上的時空，是可鮮明地予以辨認和區分的）決定著不同的知識積累與知識存量，也決定著不同知識應用的不同效果。換句話說，知識的不可逆性是指知識積累和知識應用的實驗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是產生于知識主體對知識體驗的時空性。這既包括同一知識主體在不同時空中形成的知識的異質性，又包括不同知識主體之間的異質性。

知識的不可逆性表明了企業知識的異質性。不同的企業知識，依托于不同的知識所有者以及不同的契約組織載體身上，具有實驗意義上的時空性，也就是不可逆性，由此形成了企業的異質性。企業之間知識的異質性框定了不同企業相應的競爭行為以及戰略取向，進而決定了企業之間長期存在著的競爭優勢以及利潤獲取上的差別（劉剛，2002：第66頁）。正是因為知識的不可逆性，nelson & winter（1982）、penrose（1959）、prahalad & hamel（1990）等才把企業知識和能力的積累看作是企業競爭行為的基礎以及利潤的來源，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各自的經濟理論研究。

3. 知識的難言性。因為語言的抽象性和局限性，知識具有難言性。任何知識都含有無法用準確的語言來表達的成分，我們可以明晰說明的知識僅僅是人的知識當中可用語言交流的那部分，還有很大一部分知識是難言的，這種難言的知識也稱為隱性知識（polanyi，1962）。研究知識難言性的重要意義在于：（1）個體或組織的隱性知識是一種高度專用性的、難以轉移的且難以模仿和替代的非競爭性要素，這意味著經濟個體和組織具有是異質性；（2）知識的很大一部分是難言的，如何把隱性知識轉化為可以表述的、規范的顯性知識而加以利用就顯得相當重要；（3）隱性知識是難以直接通過市場交易來進行計量定價的，需要一種特別的定價機制。

（三）演進經濟學關于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

對知識性質的上述判斷、理解與解釋，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知識演進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演進經濟學家眼里，知識演進機制就是知識創新機制，而關于“怎么做的知識”的技術的創新與知識的創新二者并無本質上的差異。演進經濟學家們關于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主要是圍繞技術創新來展開的。在現有的文獻中，有關技術創新、知識創新機制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 創新的動力源研究。schumpeter（1912）是最早研究知識創新動力源的經濟學家， 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他認為，不論是在經濟組織外部，還是在企業實驗室中產生的科學技術，都是創新的源頭，進而提出了“科技推動說”。 schmookler（1966）對此提出了異議。他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創新與其他經濟活動一樣，也是一種追求利潤的經濟行為，要受市場需求的引導和制約。換言之，在刺激科技創新方面，需求比科技進步更重要，由此形成了“需求拉動說”。mowery & rosenberg（1979）則指出，供給和需求都是創新成功的重要決定因素，只是在不同產業中以及在創新的不同階段上，二者的重要性可能會有所區別，但是，無論如何，技術和市場都是創新成功的基本因素。對于創新而言，科技推動與需求拉動既相對獨立，又相互補充、交互作用、缺一不可，這就是創新的“雙因素說”。

2. 創新的契約載體研究。marshall（1890）指出，知識是生產中最有力的發動機，而組織則有助于知識的形成。penrose（1959）則直接把企業的本質理解為在知識積累過程中不斷擴展其生產領域的機制，也即“企業是知識創新體”。在penrose看來，企業新知識的積累，就是以某種特定方式，把關聯的和正式的知識轉化為非正式程序化的富有針對性的隱性知識的過程。通過這樣的一個過程，就逐漸形成了程序化的決策機制，從而有利于企業管理者才能的充分發揮，有利于企業的健康成長。在penrose的基礎上，nonaka（1994）構建了一個企業內部知識創造螺旋的動態模型，在該模型中，企業知識創新與知識積累過程被具體描述為四個知識轉化模式，即隱性知識向隱性知識的轉化、隱性知識向顯性知識的轉化、顯性知識和顯性知識的組合以及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等，這四個模式互為一體、相互轉化，共同構成企業組織知識創新與積累的機制。

知識擁有狀況框定了企業知識創新與積累的幾率，進而決定了企業的成長過程。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的企業能力理論把企業內生的知識和能力的積累看作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17其中，對企業的競爭優勢起關鍵作用的知識和能力被prahalad & hamel（1990）稱為核心能力，企業正是通過其特有的核心能力的積累及由此所決定的競爭行為或戰略來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和超額利潤的。nelson & winter（1982）的企業演進理論推動了這方面的研究。他們認為，在企業演進過程中形成的生產性知識和能力表現為組織“慣例”，慣例框定了企業應對市場變化的行動方式，決定了企業的競爭策略及其后果。同企業的核心能力一樣，表現為慣例的知識也是高度隱性、難以模仿和替代的。nelson & winter同時指出，慣例象生物進化理論中的基因，雖然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慣例也要相應地作出調整，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慣例才具有生命力。

另外，teece、pisano and shuen（1990）的動態能力理論則從演進的視點具體分析了企業核心能力的更新等組織發展問題，這引起人們關于如何運用已有知識去開發新知識問題的研究。近年來興起的組織學習理論就是對此的發展和深化。組織學習理論的基本命題是：（1）企業知識創新的方向并不是隨機的；（2）企業內部學習的功能在于實現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順利互動轉化，這與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密切相關；（3）對于風險和不確定性都很高的創新技術而言，企業的外部學習也是至關重要、不可缺少的；（4）當代市場經濟中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是以經濟網絡為運營平臺的。

3. 創新的生態系統研究?？疾靹撔吕碚摪l展史，20世紀60~70年代，關于創新過程，大多數學者認為：（1）創新的過程遵循發明—開發—設計—中試—生產—銷售這樣一種線性的過程，研究與開發、生產與銷售之間以及與創新相關聯的各類組織之間的信息流動是單向的，不是一種互動循環；（2）整個創新過程都是在企業內部進行的，企業是唯一的創新主體；（3）創新與擴散過程是可以明確加以區分的。隨著創新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看法。nelson and winter（1982）較早認識到，創新過程的長期性和不確定性，決定了創新不是一種由發明到擴散的簡單線性模式，創新能力也不是僅限于企業組織。1987年freeman提出了國家創新系統概念，后經lundvall（1992）、nelson（1993）等人的努力發展為國家創新系統理論。該理論認為，創新是一種交互的學習過程，是不同主體和組織相互作用的產物；創新主體是一個系統，是企業、科研機構、教育部門、中介服務機構、供應商和客戶等所組成的復合體，企業創新離不開其他經濟主體的協作；創新活動是一種動態的、相互反饋的非線性過程；創新是一種連續性的過程，創新與擴散是交織在一起的，擴散過程存在增量創新，而創新過程本身就是新思想、新觀念的擴散。

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研究了創新的生態系統性，但并沒有進一步研究生態系統的形成和創新優勢的機理問題。這則是當前頗為盛行的集群理論研究所關注的重點。saxenian（1994）、錢穎一（1999）、chong-moon lee、william f. miller 、marguerite gong hancock & henery s. rowen（2000）等學者認為，知識創新是一個生態系統，成功的創新需要一系列的環境條件。硅谷作為創新與創業精神的棲息地，是由多種要素共同構成的，如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界的互動、不斷促進創新的風險投資機構、鼓勵創業的氛圍、流動的高質量勞動力等。這些要素之間構成了某種復雜的、動態的、相互依存的演進關系。williamson（1975）、dunning（1997）、porter（1998）、bresson（1999）等認為，產業集聚所形成的知識外溢與信息共享機制、降低交易費用的機制、互補性機制以及競爭機制等增強了企業的創新能力，而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又增強了整個集群的競爭優勢，由此形成了企業與集群網絡共進的產業經濟發展格局。

綜上所述，遵循演進經濟學范式，人們對知識性質以及知識創新有了更為透底的認識，知識的經濟學研究由此跨入了一個新階段。

六、知識經濟學范式：一個結論

經濟學家們對于知識的研究是依托于嚴謹的經濟學范式之中的，同時也是隨著經濟學范式的變化發展而不斷深化的。上文我們是以范式演進的角度來梳理既有的關于知識的經濟學研究文獻的，從中，我們可以形成一個極有意義的經濟學范疇——知識范式。

之所以能夠形成和提出知識范式范疇，理由有三：

第一，知識的經濟學研究的進展是極其鮮明地附著于、滲透于、深化于經濟學范式的演進之中的。從古典經濟學范式到當前的演進經濟學范式，都在不同的角度、層面與視點注入了關于知識以及知識經濟分析的理論傳統與綱領啟迪。知識的經濟學分析需要對現有的經濟學范式進行高度綜合與概括。綜合出創新，概括出新意，知識范式的提出，其要義即在此。

第二，從本質上講，知識范式是從屬于演進范式的，但又是可以從中相對獨立出來的。一般地講，演進范式可以解釋一切經濟行為以及經濟行為所依附的經濟運行機制動態變化的根本內涵與本質特征，它所關注的對象與要解決的問題是高層面的，同時又是具有高度抽象意義的。鑒于知識作為當代經濟運行的一個極為突出的生產要素的身份，有必要對知識配置、知識創新及其相應的運行機制等問題給予特別的關注和青睞。這方面的深入研究，需要一個獨立的范式。

第三，總體而言，經濟學家們對知識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知識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還不成熟，還大有探索的空間。提出知識范式范疇顯然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與理論生命力。

筆者認為，知識范式的保護帶是古典范式保護帶以及演進范式保護帶的自然延伸。具體包括：生產方式變遷的內生性、knight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有限理性與信息不完備性。

與保護帶相適應，知識范式的內核可概括為：關于知識配置的經濟耗散系統。這包括如下兩層含義：（1）它是一個經濟系統。一方面，知識分工以及知識本身的性質決定了知識要素配置是一個系統的范疇；另一方面，在各類生產要素中，只有知識才是一種附著在勞動者身上的，最為真實、最為內在的要素，而勞動者又是經濟運行系統各個層面的全方位的參與者。因此，知識配置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知識要素是根植于經濟運行系統的基本因子，滲透在經濟運行的所有層面。研究知識配置，就必須研究經濟系統的各個層面；（2）這個經濟系統是個耗散結構。18經濟耗散系統指的是在開放的、非均衡的條件下，通過非線性機制、正反饋機制和有規律性地波動漲落而最終形成的一種自組織和自適應系統。耗散結構的意思表明，系統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中，在遠離均衡態的非線性區內，一個非常小的隨機擾動或漲落就會通過以上機制的作用而放大發展為一個整體宏觀的巨大漲落，使系統進入不穩定狀態，達到一定閥值后又通過自組織再上升到一個新的有序狀態，形成一種充滿活力的、螺旋上升的有序結構。我們認為，經濟耗散系統深邃地揭示了知識配置的內在屬性，也是對知識本質的準確概括。

近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史表明，一種經濟理論是否完美與慎密，取決于該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式。一個規范、成熟、嚴謹的研究范式具有強大的經濟解釋功能與廣闊的理論拓展空間。某種既定的范式（尤其是其內核）在一段時間內往往是確定的，甚至是剛性的，但建立在此范式基礎上的某個經濟理論卻具有相當的彈性與柔韌性，可以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發展而不斷拓伸。同樣道理，知識范式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學術界對知識的經濟學研究已經有一定的理論積累，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也為我們對以知識為對象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規范的討論框架。我們可以基于這樣的知識范式，循著前人的研究成果，直面當代知識經濟社會的新勢態、新景象，作出更新、更廣、更深的知識理論的開拓。這當中，筆者認為，如何全面透析知識范式的保護帶，深刻理解知識的本質與特征，從知識及其知識配置的內在運行機理等層面來認識和把握當代社會再生產方式，以及如何深刻領會知識范式內核，準確剖析知識利用、傳遞、學習與創新等問題，具有廣闊的探索空間。而現有的文獻在這些方面的研究顯然還不夠深入、不夠系統、不夠全面，尤其是在關于知識配置的經濟契約制度分析方面，現有的研究還相當薄弱，這當中大有可為之處。作個大膽的假設，筆者甚至認為，把關注的目光與重心聚焦于此，或許會成為知識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主要方向，甚至可能引發一場關于知識經濟學的革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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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市場收益率 房價 外生性 模型

在中央政府數次房地產管理政策改革之后我國房產價格似乎逐漸趨于穩定，市場似乎是處在了一種微妙的“短期均衡”。然而，這N房地產市場的“新常態”是一個依賴政府層層管控的不穩定均衡，并非是一個反映了市場所有激勵的帕累托最優均衡，一旦政府放開管控，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方向難以預測。所以，盡快找出一個具有指導意義的房地產價格出清模型來協助國家調控房地產市場已成為理論界的共識。同時，房地產政策也從2000年開始逐漸成為了人大會議討論的焦點。

地產市場的出清研究在經濟學領域可以說是一個歷久彌新的難題，國內外學術界對土地這一重要要素的研究可謂多如繁星卻仍未形成統一共識，但近些年一些學者通過數學模型對房價的研究似乎正在逐漸撥云見日。

一、房地產行業與宏觀經濟的關系

房地產是我國國民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使用投入產出表對我國以及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四個發達國家房地產業與其密切關聯產業的關聯度進行前向、后向、環向等不同層面量化研究后，王國軍、劉水杏（2004）通過橫截面數據分析了房地產業與其相關產業關聯關系的變化規律、房地產業對相關產業的帶動效應①及我國房地產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發現我國總體范圍內房地產業產值每增加1對各產業的總帶動效應為1.416低于英國和日本；幾乎與此同時，周紅（2005）在對我國宏觀經濟和城市化研究中使用時序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宏觀經濟和城市化進程存在極強的相關性。

然而，在歷經了2006～2009年世界經濟史罕見的舉行房地產泡沫之后，學術界對房地產市場的審視也逐漸趨于理性，早在2005年姜春海就通過定義房地產實際價值，通過實證分析的手段得出當時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已經產生。解保華、李彬聯、石立（2009）借用股票市場F-O模型測度中國股票市場的泡沫度和成本加成定價模型測度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度，得出1999～2007年我國這兩個市場近9年來的月度泡沫估計值；以Granger因果檢驗②的方法證明了我國房地產市場中的巨額惡性泡沫對其它資本市場的嚴重影響。在此之后黃瑾（2010）通過求出房租與房價的預期收益凈現值，并與實際房價進行對比試圖量化泡沫，然而房屋價格的真實組成并非預期收益與市場泡沫的簡單加總，而是包括了諸如文化、市場結構等諸多因素的綜合結果，所以，其研究成果值得思考有待深入挖掘。

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的傳導過程在經濟學界一直有著諸多分歧，所以為了繞開這些分歧有學者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出發，在凱恩斯消費函數的基礎上，通過房地產的財富效應③深入剖析了國民收入與房屋價格之間的因果關系，并通過運用我國季度數據，在誤差糾正模型（an error-correction model，簡稱ECM）④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和居民消費的關系進行實證性檢驗，以此對國民收入與房價的相關關系進行了確認和分析（宋勃，房地產市場的財富效應的理論分析和中國經驗的實證檢驗，經濟科學，2007年第五期）。但是由于任何微觀主體的消費決策都是處在某種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而社會文化環境卻又是一種極其難以量化又起著決定性因素的外生經濟變量，而這種外生變量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又極為顯著而且難以準確地將其外生化（翁媛媛，高汝熹，饒文軍，中國高儲蓄率部門特征、成因以及對策；經濟學家，2010，03）。與此同時也有學者通過房價租金比的方法試圖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以深入分析我國房地產市場與其他經濟變量的關聯性（如儲蓄）（Junmin Wan；Household Saving and Housing Price in China；CAES working paper），但是因為房價和租金僅僅是兩個市場表現結果，它們的變動受到很多外生變量的影響，比如供求關系、利率、文化，而且從Junmin Wan的研究結果上看，我國住房市場化以來房價租金比一直與房屋價格保持著極強的正相關性，甚至可以用聯動性來形容二者的關系，而作為一個反映兩個變量關系的強度相對數房價租金比，應該是有一定的穩定性并且不應該與房屋價格聯動變化。所以在中國這樣的購房者占主導的特殊市場，房價租金比是近乎無效的。

正是由于難以將市場結構、文化環境、消費習慣等諸多難以量化的因素外生化，從宏觀角度觀察房價似乎只能得到一些趨勢化的結論，以及一些定性結果，無法給出真正準確的答案。所以，不少學者嘗試通過金融與房地產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繞開這些難以外生的經濟變量，以利率、固定資產收益率以及通貨膨脹率來綜合分析我國房地產行業發展現狀與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資本市場與宏觀經濟的關系

在每一本經典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上作者們論述每一條理論似乎永遠都離不開對市場收益率的論述，為了簡化分析不少學者常常假設市場收益率在數值上約等于短期國債收益率或者銀行存貸中間利率，然而在近三十年的經濟學研究中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實際市場收益率只有在相當嚴格的假設下才近似于短期國債收益率或者銀行存貸中間利率相等（曼昆；宏觀經濟學第七版）。所以，如果需要研究所使用的市場收益率必須采用更嚴謹的方法從微觀市場角度或宏觀政策角度深入分析。在對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諸多研究中最常用的莫過于基于微觀主體選擇行為角度的多部門聯合出清模型以及基于宏觀政策角度的動態總供給總需求模型（DAS-DAD）。

（一）基于微觀視角下的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

這類研究的研究者們大多堅信，宏觀經濟變量中的實際變量的變動是只能直接地由實際沖擊所影響，而名義變量改變對宏觀經濟發展是沒有實際沖擊的，只會通過某些特定的方式，在長期或者超長期對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式產生間接影響（這也可以理解為古典二分法在現代經濟學研究領域新發展）。Jordi Gali在分析貨幣政策和理性資產泡沫以探討傳統“逆風向行事”（leaning against wind）貨幣政策的可行性時候采用的一種三部門聯合出清模型就是一個現代宏觀經濟學研究領域非常經典的例子（2014，AER）。因為后文所引用的很多文獻論述都是基于多部門聯合出清的方式展開的，而Gali教授此文是近年來使用世代交疊模型展開多部門聯合出清模型的一個典范，所以這里我將詳細介紹一下Gali教授此文中關于市場收益率的研究方法。如同標準世代交疊模型研究方法一樣，我們將無差異微觀個體的一生分為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為年輕時工作，其一期財富分為兩個部分：已有財富（來自于繼承上一代的財富）、工資薪酬，其消費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用于現期消費、一部分用于儲蓄后者購置風險資產；第二期處于退休階段，所有的經濟決策都依賴已有財富，其消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用于消費，一部分通過遺產或者轉移支付的手段留存給下一世代的無差異微觀個體。在此基礎上，我們便可以進行三部門聯合均衡的論證分析了。

1.每個微觀個體有如下效用最大化條件：

即Πt為t時刻的總通貨膨脹指數，Π為中央銀行通貨膨脹目標，QB為穩定的資產泡沫價值。

Gali教授在后文的論述中使用該聯合出清模型分析了了適應性預期、理性預期、隨機收益率、固定收益率假設下的的動態與靜態的市場表現情況，詳細闡述了中央銀行的政策行為可能對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也充分論述了市場收益率和中央銀行指定的短期國債利率的明細關系，對我們后續的更嚴謹的對基于資本定價方法分析房地產發展走向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如最近剛剛在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上刊載的Inflation and House Price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35 Major Cities in China （Weida Kuang；Peng Liu）一文中就使用了包括了房地a商在內的四部門的聯合出清模型，而且本文創新的使用HPI與CPI之間的協整回歸來驗證二者之間的時序相關關系，同時，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驗證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方向，最終成功驗證了在我國主要城市中居民消費水平與房價之間的關系。雖然模型的具體形式以及推導方法與Gali教授對資本市場泡沫的研究不完全相同，但二者都不約而同的使用了多部門的聯合均衡和跨時期的微觀主體決策來論述自己的觀點。所以，綜合上文所述作為世代交疊模型核心理論的多部門的聯合均衡和跨時期微觀主體決策理論必然會給我國學界對房地產市場現象的研究引入新的思路。

（二）基于宏觀政策角度的市場收益率與宏觀經濟的理論研究

近些年來，基于泰勒定理和適應性預期下的動態總供給總需求模型（DAS-DAD）逐漸成為學界的新焦點。為了模型的完善，有學者對其在彈性通貨膨脹預期、最優需求政策反應的前提假設下對已有的DAS-DAD模型進行了相應的拓展（Sami Alpanda， Adam Honig，Geoffrey Woglom；2013）。最終分別給出了在多種情況下實際收益率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由于本文主要論述市場收益率、宏觀經濟與房地產之間的相關關系，對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就不多贅述。

三、資本市場與房地產行業

房地產作為一種特殊資產，與資本市場的信用供給密不可分。理論上，資本市場的市場收益率、土地市場的地價、樓市的房價與銀行貸款存在兩個相互作用關系循環，在以土地為中心的房地產行業里，資本市場對產業的周期發展起到外部放大（縮?。┑淖饔谩Ｍㄟ^對資本市場和房地產行業的產業周期的深入研究，吳劍雄（2012）認為資本市場是房地產周期轉換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資本市場對于不同時期的房地產行業作用效果不同：在房地產擴張時期，資本市場對房地產擴張推波助瀾的作用效果明顯，但是在房地產收縮時期，資本市場對房地產收縮效果有限。如周教授的研究結果，我國現今正處于房地產行業的收縮洗牌階段，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并沒有對房地產行業產生顯著影響。與此同時，由于對接連不斷的由房地產市場違約引起的金融違約現象的關注，國內不少民眾錯誤地認為我國房市崩盤的日子即將到來。但是這條觀點畢竟是缺乏嚴謹理論研究的外行觀點，2014年，就有學者對銀行體制、資本市場與房地產風險做了深入而理性的分析，通過對銀行利益與資本市場的抑制關系、資本市場中銀行自身風險的累積的論述分析，發現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雖然不會因為個別房地產市場中的違約現象受到很大風險沖擊，但是由于我國目前單一的房地產末端融資方式以及現有銀行體制下缺乏再融資平臺，金融市場無法實現預期的繁榮。同時由于風險的不斷累積，如果不采取相應的再融資平臺以及再融資方法以分散已有風險的話，我國的資本市場在未來必然會面對一定的流動性風險和違約風險。

可能是出于對中國房地產近幾年的特殊市場表現以及中國特殊的資本市場組織方式所吸引，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正逐漸直接或間接的觀察著中國市場。最近有法國學者在美國研究抵押貸款規模擴張的外生效應時發現，當放松金融管制之后，市場信用供給增加，于此同時房屋需求增加，但是由于房地產市場的彈性供給，信用擴張的最終結果卻是導致房價升高同時房屋的市場儲備增加，即信用擴張在某些特定條件下會加劇房地產市場的不均衡（Giovanni Favara，Jean Imbs，2014），并且，通過對美國金融市場的IBBEA數據庫，以及相應的住房抵押貸款的HMDA數據庫研究，作者嚴謹地得出了，在低彈性需求市場中，信用擴張所帶來的房地產市場影響是積極的，即會使房地產市場處于高價高出清的理想狀態，但是在彈性市場需求中，信用擴張卻會適得其反，即會對已有的市場均衡產生不良影響。而這似乎正是我國這些年來房地產市場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即在早些年放松銀根和管制似乎只有在初期帶來了房地產市場的良性繁榮，但是后期的發展似乎不盡如人意，即存在Giovanni Favara與Jean Imbs在論述中所提到的信用擴張會加劇房地產市場不均衡的市場現象。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并不是，眾所周知，在我國安土重遷的傳統文化思想下，住房需求相對于其它國家更具有低彈性的特質。也許有人會質疑，對土地的剛性需求是人類歷史中勞動成果私有化的產物，早就深深地植根于每個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每個國家的歷史中都有無數人以自己的方式出生入死只為獲得一塊封底，如歐洲的騎士階級、教會、中國的士族、日本的武士階級……雖然方式不同，但最終目的無不是尋覓一塊可供自己立足的土地。但為什么同樣的文化因素主導的剛性需求，不同市場卻有不同的表現呢？這里，我們不能單純地以總體的文化因素一概而論，我們要看到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特殊性。這是一個僅僅存在了30年不到的年輕市場，所以其理性程度仍然相當受到傳統文化因素的制約，所以我國目前的房地產市場現狀是由多種因素協同制約的一個復雜的經濟體系，現存的分析方法雖然可以在定性的角度上提出合理的觀點，并能夠給出適當的政策建議，但是，在定量的角度上以及預測的方面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理論模型。

四、總結及研究方向上的一點思考

在學術界對房地產市場已有的理論研究領域，國內外無數學者在已有的經濟理論框架下，已經對房地產市場從各個角度和方向做了細致而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市場供給與房地產市場的關系，微觀主體決策與房地產之間的關系，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的聯動反應，房地產市場與宏觀經濟諸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這些已有研究對我國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提出了及其寶貴的建議，指出了合理的監管手段和監管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迄今為止，卻沒有一個理論界公認的模型能為我國的政策當局給出一個晴雨表式管理尺度以及管理方式的穩健的建議，即缺乏一個公允的、值得依賴的定量尺度來解決我國房地產市場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市場現狀。以上基于已有經濟理論框架的研究均忽視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兩個極為重要的特殊性：1、我國是一個受傳統文化影響極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大國，文化變量對于市場的影響相對于其它國家更為明顯，即我國市場可能存在著極大的優于文化因素影響的非理性成分；2、我國的房地產市場是一個極其年輕的市場，房地產市場的參與者與管理者都缺乏足夠的技術與經驗，使自身決策能夠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效用或者政策效果。

所以，綜上所述，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研究，要在已有理論基礎上，基于我國特殊的市場性質提出一定的理論創新，才能獲得近乎完美的模型成果，才能在新常態下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出更多嚴謹的建設性建議。

注釋

①帶動效應：某種產業的發展對其它與之關聯的產業聚落帶來的推動效應。

②Granger因果z驗：使用OSL或者GSL方法通過分析相關變量之間往期與現期的相關關系來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方向，具體方法以及思路見附錄4。

③財富效應：貨幣余額的變化，假如其他條件相同，將會在總消費開支方面引起變動這樣的財富效。應常被稱作庇古效應或實際余額效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1992）

④格蘭杰、紐博爾特（1974），菲利浦（1986）指出當使用非平穩序列進行回歸時，會造成虛假回歸，并且沃深（1989）也證明當變量存在著單位根現象，即非平穩時，傳統的統計量，如t值、F值、DW值和R2將出現偏差，具體修正方法是當VAR模型中發現存在單位根現象時采用差分或者中心化等方法將原回歸模型置換為多階協整（co-integration）序列模型，在模型平穩化，即通過了ADF分布的單位根檢驗后，使用修正過的模型對經濟變量進行解釋的方法，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無法完全闡明模型具體使用方法，僅在此論明思路。

⑤這里原文為：可能由于作者Gali教授的疏忽，文中并沒有提及往期信息如何處理的問題，所以筆者認為此處不能簡單地以終值代替所有過程信息，因此該問題業已以email的形式提交到了AER校對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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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資源型城市；第三產業；華北地區

一、研究背景和問題的提出

我國礦產資源豐富，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些資源豐富的地區就會聚集起來相當的人口，之后慢慢發展成了城市，這些城市最初的居民大多是采礦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后來又會衍生出來一起其他產業，包括礦物加工、冶煉乃至重工業，但是這些產業都高度以來資源。一旦這個城市附近的資源瀕臨枯竭，很多問題就會接踵而來，伴隨著人口流失和下崗失業大潮，房地產的泡沫破裂，一個個的“鬼城”便建立了起來，這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和資源的資源浪費。

響應中央的號召，在山西、內蒙古等資源大省，不少地方政府已經在嘗試增加科技投入，以達到產業轉型的目的。但是，由于盲目提高第三產業比重，不但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反而起到了負向作用。另外通過回歸發現了，增加教育投入反而會造成財政收入的下降。由于資源豐富地區的特殊性，產生了一系列違背常理的現象。

二、變量指標選取及數據說明

對于資源型城市，資源相關的資源稅屬于地方稅，地方政府行為作為破解難題的關鍵需要地方財政收入作為保障，人均地方財政收入更能反映地方財政收入和經濟的質量且具有可比性，因此，本文將被解釋變量選定為地方人均財政收入。選取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勞動力比重作為第三產業比重的指標。各控制變量分別為資源開發強度、科技投入比重、固定資產投資、教育投入比重、人均GDP和外資投入比重。第三產業比重和對外開放度描述的是地區的經濟結構，物質資本投入、教育投入描述的是地區的經濟總量。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07―2014。并選取了包括唐山、邯鄲、太原、大同、陽泉、長治、晉城、朔州、晉中、忻州、臨汾、呂梁、烏海、赤峰、通遼、鄂爾多斯和呼倫貝爾華北地區十七個典型的煤炭型城市。因為南北方情況存在一定的差異，考慮到北方主要是火電，南方是水電，所以只選取了華北地區17個煤炭大市，這些城市大部分位于山西，具有較大的相似性，他們的煤產量占了整個北方地區的一半以上，他們的共同點在于，實體經濟和金融業不發達，經濟高度依賴煤炭相關產業，環境污染比較嚴重，并且本地的教育資源比較匱乏，外資投入少。

三、實證結果與數據分析

本文利用使用OLS模型，回歸結果顯示（1）GDP對地方財政收入有正向作用，但是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并沒有給地方財政收入帶來正向影響，資源豐富地區的“第三產業迷途”現象存在。（2）增加資源開采強度對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加有促進作用，但是并不明顯。依次加入科技投入、固定資產投資變量，其對地方財政收入增加都有明顯的正向效應，這與常理相符合，但是加入教育變量對財政收入增加卻有著明顯的負向作用，這與常理不符。增加@幾個控制變量后，第三產業從業比重對地方財政收入的負向作用都沒有發生變化。

經濟學研究表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產業發展的必經之路。所以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不能單純依靠煤炭的采掘，而應該努力發展新興產業。但是問題在于只增加第三產業數量，卻沒有提高質量，這導致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反而限制了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為了追求政績以及達到中央建議的第三產業從業比重，地方政府可能會強行并且不切實際地提高第三產業比重，這樣自然會降低一些適合本地區的一些傳統產業，最終導致財政收入的下降。

按照常理來說，增加教育支出會有助于地區經濟的增長，財政收入應該會增加，但是在資源豐富地區，這個結論恰恰相反。導致這一個結果一個原因可能是，增加教育經費確實會提高一個地區的平均教育水平，會增加優秀學生的比例，但是由于這些地區經濟比較落后，并且大多數是嚴重依賴煤炭的傳統產業，加之煤炭產業往往會造成污染，學習優秀的同學往往會通過高考離開家鄉，到條件更好的地方發展。也就是說，增加了教育支出會導致資源產區的優秀人才流失，這就產生了“教育困境”。還有一個原因是這些地區教育腐敗可能比較嚴重，增加了教育開支并沒有有效用于提供教育水平上。

科技投入比重引入模型后，該指標為正并且很顯著，該地區的科技投入很大程度上改進了煤炭的開采效率和相關產業的生產率，并為重工業，例如鋼鐵冶煉、大型機械制造提供了技術支持，對財政收入的增加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

綜上所述，在資源豐富地區，第三產業的比重和教育投入與財政收入成反向關系，而科技投入、資源開采強度和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對財政收入有正向關系。

四、建議

第一，資源城市可以借助自身的資源優勢進行產業轉型，也就是減少廉價原材料的出售，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煤炭產品的附加值，合理利用煤炭產品殘渣，例如粉煤灰可以用作建筑材料。再次，一些資源城市可以利用地區的天然優勢進行產業轉型，可以加大旅游業等綠色產業的投入。尤其對于一些資源瀕臨枯竭的資源城市，要嚴格控制房地產的投資，避免房地產出現較大泡沫。資源城市由于長期的開采，城市環境一般比較糟糕，政府要致力于城市的環保工作，改善居民生活環境，避免人口的進一步流失。

第二，地方政府應該對轉型產業進行有力的援助，鼓勵發展新興產業，增加政府補助并減少稅收，對下崗的煤炭工人進行再就業的職業培訓，改善投資環境，大力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用事業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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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篇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理論建設以政治經濟學為根基，以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現實情況為出發點，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重要的市場理論，形成了指導我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經濟學由四點構成：即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主義發展理論，這四條理論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的要義，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理論。西方經濟學提出的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是我國新時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依據和重要理論來源。

西方經濟學強調市場的重要性，主張一切經濟行為都要通過市場來完成，需求、供給和價格要通過市場來形成。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經濟體制雖然也運用市場經濟規律來調節生產、消費，但是沒有像西方經濟學理論強調的那么重要，并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在市場沒有起到基礎性作用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雖然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是計劃經濟的弊端也逐漸顯現，資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進行流動，導致了經常性的物資短缺和相對過剩，整個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統籌好物資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滿足國民經濟社會的需要。但是這項工作卻不像我們想想的那么簡單，如何能在年初實現對經濟的有效預期，如何能夠在960萬平方公里范圍內進行有效調配，這對于當時信息傳遞不太發達，計算能力比較弱的中國而言，不能不說是一項浩大的工程。

改革開放初期，與西方經濟發達程度對比中發現，中國經濟社會明顯出現了落后，而且差距還在不斷擴大，改善我們的經濟制度，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市場經濟體制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提。西方經濟中的市場經濟概念逐漸成為中國與西方對接最重要橋梁，也是實現資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這樣大背景下，借鑒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最為重要的理論構成。

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我國逐漸開始完善市場主體，開始允許商品的自由流通，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產品市場、勞動市場、消費市場逐漸形成，這三個市場的形成，使得市場進入了真正發展時期。

通過上圖，廠商通過產品市場實現了產品的銷售，家庭通過勞動市場實現了就業，資本市場是擴大規模，盤活已有市場的重要手段，也是開辟新市場，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時，也幫助家庭提高生活質量，滿足人們的超前消費等。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根本就不存在競爭，一切都按需生產、按勞分配，自然也就不會出現競爭。西方經濟的市場經濟體制卻不是這樣的，通過市場來調節資源的配置，廠商必然選擇利益最大化的投資領域來生產商品，很多廠家同時投入到同一個行業，必然會造成這個行業的生產過剩，也就出現了競爭，購買者對同樣商品必然會對價格、質量、服務等做出不同的權衡，然后決定買那個，這就是競爭，在競爭的格局中，購買者處于有選擇的地位，他有權利去選擇購買那個商品，不買那個商品，有些廠家價格高，產品質量不好，服務差必然會被市場拓淘汰，這叫完全競爭市場，廠家都處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吸取了完全市場理論和不完全市場理論，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國防發展，針對一些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命脈的行業，采取國家壟斷，實行國家獨有，或者國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的不足值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警惕

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歷了百年多的發展歷程，其學術成果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作用都值得學界的肯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是西方經濟體制和成功經驗幫助中國逐漸完善了特色市場經濟體制，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幫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立和推廣，同樣，西方經濟學通過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論到實踐的論證，豐富了其研究視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經濟學中存在的問題，現在一部分市場經濟研究者與實踐者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現象，認為西方經濟學是完美的，是無懈可擊，建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看法是不能得到認同的，目前，西方經濟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研究中國的經濟體制，并從中獲益良多，在某些領域開始照搬中國經濟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

西方經濟制度存在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經濟危機，這種揮之不去的西方經濟制度問題已經被西方經濟學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無法建立一套更為有效的規避機制。另外，工會權利過大，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生產和人民的生活，電視中，經常會看到西方罷工，導致航班延誤、供水供電中斷等，對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響。西方市場經濟有競爭性無排他性，是一種公有資源的私有化進程。所謂無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謂有競爭性是一個人的使用減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無約束的時候會被過度利用。解決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償使用。在現實中，此限制或收費要通過國家的強制措施，諸如現在實行的排污限量超額收費的制度。在西方私權大于公權的市場格局中，國家有時候難以對其采取更為有效的調控手段，來抑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國經濟學理論需要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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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制度；相對獨立性；無限否定性

新制度經濟學作為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延續和研究內容的補充，在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方面已顯示出強大的邏輯力量。但新制度經濟學在制度概念與制度變遷的動力之間的內在聯系方面的研究卻相對甚少，基本上認為制度變遷的動力與制度概念沒有太多的聯系，也就是認為對制度概念的研究與對制度變遷的動力研究是兩碼事。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將人與人關系視閾下的制度概念擴展到人與物關系視閾下的制度概念，并在這一擴展中重新分析制度變遷的動力問題，或者說制度變遷的原動力問題。同時也就闡明了制度視閾與制度變遷動力之間的不可分割性。這種轉換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各種制度分析方法的整合，也能充實馬克思制度分析的微觀基礎。

一、人與物的關系

人與物的關系的特殊性在于人對物的相對獨立性，這是人類一切問題的總根源。除了人類，其他一切無機和有機物都處于自然界的絕對支配中，體現了黑格爾所說的“自然的就是必然的”。唯獨人類雖然肉身依然處于自然的必然支配狀態，但人類的意識和精神卻能打破這種必然而奔向自由。這里我們無意研究人的意識是如何擺脫自然的必然性的支配問題，但人類思維能力的存在使得人類能擺脫自然的必然束縛而擁有相對的獨立性。這種獨立性體現在人類不再按自然界的規則簡單的生活，而是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正是康德說所的“人為自然立法”。人類擁有這種獨立性的關鍵在于人的大腦能夠進行抽象思維分析。概念、判斷、推理能力正是人類理性能力的具體體現，而人類的理性能力是有強烈意向性的理性能力，或者夸張點說，無意向的人類理性是不存在的。人類的理性是一種邏輯過程，大自然運行的過程也是一種邏輯，而且是必然邏輯，人類的理性邏輯只有符合必然邏輯才成其為邏輯。兩種邏輯之間有巨大的不同，體現在幾個方面：理性邏輯具有意向性與自然邏輯的無意向性的區別；理性邏輯有起點和終點與自然邏輯無始無終的區別；理性邏輯的道德性和自然邏輯的無道德性的區別；理性邏輯從屬自然邏輯，但自然邏輯下必然性孕育多樣性的能力給理性邏輯創造了空間，即給人的理性自由和意志的自由創造了空間，理性的自由是發現和運用自然邏輯的自由。人的自由是選擇的自由，是憧憬和想象的自由，而不是改變自然邏輯或自然法則的自由，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是遵從自然邏輯下實現多樣性的自由而不是實現絕對不可能事物的自由。

二、人與物關系中的制度概念

制度的起源根本在于人對物的相對獨立性，人的理性能力不僅讓人的欲望出現膨脹，而且滿足欲望的手段和能力也不斷擴大，欲望的形成和滿足都可以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欲望在這里是中性詞，突出強調人類需求的急切性和無止境性。欲望是廣義的，泛指人類的一切需要，既有物質需要也有精神需要。生產力是人類運用自然邏輯根據自身的意向性重塑自然形態的能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形成和滿足欲望的形式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欲望的層次也是不斷提高的，就是人類無限的否定性――將非現實的變成現實的，將現實的變成非現實的永恒動態過程。人類這種無限否定性的欲望的能動性滿足正是歷史發展變化的原動力。

這種動力既會改變人與物的關系，也會改變人與人的關系。改變與物的關系體現在人的認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改變與人的關系是利益關系或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制度的起源和概念正孕育在這兩種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關系中。由于每個人都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人，每個人獲取物質利益的途徑要么是向自然界索取，要么是對他人進行搶占或掠奪。在生產力落后的原始社會，每個人都是利益共同體，沒有剩余物，不可能掠奪，因此是共同勞動向自然索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剩余物，人之間的利益出現分化和緊張，個人的利益空間逐漸出現和形成，一個群體內部和不同群體之間都可能出現殺伐和掠奪。當人們意識到妥協和和解更有利于大家的時候，制度就誕生了，制度是一個集體對每個成員利益邊界的確立。這種利益邊界的確立可以是族規、君子協定、可以是倫理和風俗以及法律法規等等。這種利益邊界的劃分對群體內的每個個體來說就構成了某種行為約束，這也就體現為人與人的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利益的邊界就會發生改變，也必然發生改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制度是對利益邊界的確立，是對利益安排的產物，人與人關系中的行為約束和法則，是實現理性人自由的基本保障，是為獲得更大自由的不自由，是人類欲望與個性不斷舒張的必然結果。人類的文明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制度的文明，因為制度是實現人之為人的階梯，而人之為人的關鍵在于人的理性與自由，在于人對物的相對獨立性。對比于制度的約束觀，物對人也是一種約束，不同的是物對人的約束是硬約束，而人對人的約束是軟約束，即有可調整性。硬約束的改變是非常緩慢的且不隨人的意志而轉變的，而人對人的約束的調整與改變相比之下是很快的，具有相當的主觀性。當我們將制度概念放在動態中考察的時候，這兩種約束我們都不能偏廢。

參考文獻：

[1]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2]康芒斯.《制度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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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成本分析邊際分析國防費

一、問題的導入

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是西方經濟學和由西方經濟學所導出來的其它相關學科常用的分析方法，這兩種方法正式由經濟學大師們提出來以后，其運用迅速普及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涉及到了人們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在這個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追求目標的社會和世界大環境下，這兩種分析方法是衡量一個大到國家中到企業小到個人是否獲得利益的主要方法。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在其所創作的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此之前也使用了生產成本這一概念，可見顧及成本和未來可獲取多少利益的“理性經濟人”是我們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的收益的主要方法。

二、對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的科學性的理解

通俗點來講，所謂的成本就是某某人在某某時間去做某某事情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分析就是利用這些人力物力財力去衡量做這件事在當前和長遠上來看是否值得，滿足執行者目標的程度。程度越低，就說明耗費的成本越大；程度越高，就說明成本越低。在成本的家族里面成員很多，根據經濟學家的不同需求和數學方法的應用分類，有機會成本、沉沒成本、顯性成本、隱性成本、邊際成本、長期成本、短期成本等等。這些成本都是具有很強的科學性的，就拿機會成本來說，經濟學家是這么給它定義的：使用一種資源的機會成本是指把該資源投入某一特定用途后所放棄的在其它用途中所獲得的最大利益。就是說一個牧民拿一塊草場去（一種資源）養100頭羊或養50頭牛（兩者只能選一個），選擇養100頭羊，50頭牛就是他的做出選擇養100頭羊的機會成本；選擇養50頭牛，100頭羊就是他選擇養50頭牛的機會成本，他還有一個前提：只有這一塊草場（資源的稀缺性）。從機會成本的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因為它確實遵守了自然界的規律和提出了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一是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二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需要理性的（經濟人）選擇。其它的成本也有它的科學的定義和假設，他們的邏輯結構都是嚴謹的，所以成本分析是一種科學的分析方法。

邊際分析是一種積分分析的方法，它在函數式中的數學的表現是某一個函數的相關變量的導數，即對函數的相關變量求導。它是一種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在經濟學上的含義就是某種資源或要素（貨幣、勞動、土地等）的使用者每增加一單位這種資源或要素（拿去消費或投資等）所引起這種行為在所產生的效果總量上的增量。簡而言之就是某人正在做某事，他做這件事的下一個分量動作或單位的更深程度的去做這件事對整件事所產生的效果，即增加一單位的資源使用對整個投入資源的使用效果所產生的影響。它的種類也是繁多的，如邊際成本、邊際效用、邊際產量、邊際效益、邊際技術替代率等等，與成本相比它更有可量化性，因為它是建立在數學模型的基礎上來分析的，只要數學模型設的對，數學函數選擇得當，它的科學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在國防費研究中的作用

馬克思曾經說過：國防費等于國家安全。國防費是一個國家用于國家防務的一項支出，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的有這種支出，這樣看來國防費是這樣一種資源：它是用來產出“國家安全”這種特殊的公共產品的，而這種公共產品平時看不見摸不著，只有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才會顯示出來。那么就有人說了，平時我們用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都是看到實實在在的產品，實實在在的效益，實實在在的產量，而生產“國家安全”這種似乎虛無的產品還用這兩種方法有什么意義呢？其實不然，先別說有沒有意義，但這兩種方法確實已經在國防費研究中大量應用了；那就也有人說了，既然都已經用了再講有什么意義呢？那是因為有些人雖然用了，還顧忌這不是的東西，存在用經濟學研究國防經濟和用西方經濟學來解決國防經濟的爭論。所以，論述這兩種方法在國防費研究中的作用和意義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一，國防費是一種被利用的資源，是被利用的資源就有投入和產出。就這種資源的投入數量而言，其也是有限的。雖然和平時期和戰局緊張時期國防支出數量不同；平時和戰時的國民經濟運作不同。還是可以以數量來衡量的，如用國防支出占一個國家的gdp百分比來表示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的方法適用于一切有投入和產出的資源運用模型。而且通過這種方法的運用，可以觸類旁通的將西方經濟學其它的研究和分析方法運用到國防費的研究甚至其它有關國防經濟研究的運用中去。國防費和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以及《現代資方國防經濟學》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國防費雖然是生產國家安全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產品，但生產產品的中間過程是物質的，比如說飛機、大炮、導彈等。這些產品為創造國家安全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而這些產品是由國防支出的一部分即武器裝備采購費的購買和裝備保養維護費的維護而產生作用，它們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有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就有其實際的成本和效用。所以成本析和邊際分析在這些領域是可以盡情的合理加以利用的。

第三，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有利于準確的計算國防費的合理投入數量。國防費的支出是有國家財政預算的一部分，每年各個國家的國防費支出都被其潛在的敵對國家或敵對國家密切關注著，比如說經常有國家說我國的國防費不透明、實際國防費比公布的要高等等。國家根據財政收入的多少和國家所面臨的潛在威脅來決定國防費用占國家gdp的比重的，這樣生產國家安全這種產品的成本是必須計算的，高了，由于國民經濟建設投入少了，可能影響國民經濟的建設和發展；低了，不利于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沒有保障，反過來還是影響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同時投入就得講求效益，就得講求邊際成本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等一系列的實際指標，這為國防費的合理投入比例提供了數字計算上的方法和途徑。

最后，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有利于提高國防費的利用效率。國防費是一個綜合性的大項目，其包括武器裝備采購費、軍人工資、軍人福利、武器裝備維護費、軍人轉業安置費、大型軍事活動和訓練費等等。這些費用之間也存在一個比例關系，如何合理的處理它們之間的這個關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利用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能很好的解決它們各自在軍費中所占的比例問題或是為更深一步的研究提供方向、方法和途徑。

四、在實用領域借鑒西方科學的研究方法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在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研究方向上產生了分歧，政治經濟學以研究商品的價值為目標，而西方經濟學以研究商品的實用價值為目的。其實二者對市場經濟來說都是適用的，沒有本質上的對立，所以我們在平時的運用方面兩者皆可，但有些人認為那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意識形態領域排斥它，而忽視了它的科學性這一面。把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暫時拋開，大膽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以成本分析和邊際分析為主的等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我們研究軍費和有關國防經濟的一系列問題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