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階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增長的階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經濟增長 產業集中度 相關性

一、1978年～2010年三次產業分析

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處于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45.2億元增加到401202億元，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115%，同時，三次產業所占比重也在不斷變化中，其具體比重情況如下圖所示：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三十多年來第一產業在我國所占比重不斷下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則一直保持穩定，一直在我國全國總產值中達到40%～50%的水平。因此，第二產業（包括工業和建筑業）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可以說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有一半是依賴于第二產業的。而在第二產業中，各細分產業的產值情況發展如何，就是本文重點分析的。

二、第二產業各產業集中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工業產業集中度情況

對于產業集中度，采用CR4、CR8來進行衡量，在本文中，這兩個指標分別表示第二產業中細分產業中產值所占比重前四、前八的產業在第二產業產值中所占比重情況。

通過計算2004年～2010年7年的CR4、CR8，得到如下表的結果：

分析可以發現，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在七年中所占比重一直都很高，尤其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在所有行業中的排名一直都處于前兩名的位置，其他的包括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在CR4中都有排名，從總體的CR8來看，可以發現，除了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外，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全國的排名也占據了前八位，而通過CR4、CR8在7年的數據來看，可以發現工業行業的集中度的走勢是比較穩定的，前八個行業的產值在第二產業的產值貢獻率在7年中均超過了一半，當然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還是存在一定的變化，也在不斷的出現輕微的波動。

（二）經濟增長情況

本段分析中，為了上段與產業集中度的相關情況相對應，僅研究2004～2010年7年的增長率進行分析。

觀察可以看出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最高，之后有所減緩。這從整體經濟情況來看，與2007年所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有重大的關系，之后由于受此次危機的影響波及，我國經濟情況一度受到壓制，但是2010年我國的經濟又有所回升，增長率達到17%，盡管不能說我國已經擺脫這次危機的影響，但是我國的經濟也開始顯示出回暖的勢頭。

（三）產業集中度與經濟增長率

在本部分分析中，均采用變化率來進行研究，以使得分析結果更加符合我國目前實踐情況，其變化情況如下：

根據上述分析，可以明顯看出經濟增長率與產業集中度變化率呈現出負相關，即產業集中度越高，經濟增長速度越慢，甚至可能是負增長。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因為集中度越高，那么壟斷程度就越高，這樣不利于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會影響總體的經濟運行。

三、對實踐的意義

本文通過對2004～2010年間數據的處理分析發現如下幾點：

第一，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在我國所占比重一直很高，其原因有多個方面，本文主要分析經濟學方面的因素，具體而言有如下：首先，該產業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而我國是人口大國，勞動力成本低，因此，該產業在我國發展迅速，并且在近年來呈現出由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的趨勢；其次，由于我國現代化趨勢加強，我們正在積極的運用先進技術來改善我國的現實情況，這就要求我們有足夠的人員、技術、資金投入這個產業，因此產業在全國所占比重高也是必然的。

第二，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這三個產業在我國排名均在前8位，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貢獻。

第三，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全國比重也在前8位，其原因為該產業對我們而言是生產生活所必需的，因此對其的依賴性很強，在我國的比重很高，對經濟有著重要的影響。

第四，對經濟增長率和產業集中度變化率之間的分析，可以明顯的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負的關系，即經濟增長越快，產業集中度應下降，反之亦然，而這一點也與我們在經濟學中所學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這是因為，產業集中度越高，那么表明這個國家的壟斷程度越高，這樣就不利于市場競爭，會造成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導致消費者剩余遭受很大損失，從根本上來說是占有了消費者的權益。從理想狀態下，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是最優的，但是在現實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制約，不可能存在完全競爭的環境我們只能希望市場環境向著完全競爭的情況發展，以使得各種資源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引導市場向著服務于人民、服務于社會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魏后凱.中國制造業集中狀況及其國際比較.中國工業經濟，2002，（1）.

[2]戚聿東.中國產業集中度與經濟績效關系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1998，（4）.

[3]白文揚，李雨.我國工業產業集中度實證研究.中國工業經濟研究，1994，（11）.

[4]李小冬，關柯，李忠富.我國建筑產業集中度實證分析.建筑經濟.2001，（6）.

[5]陳阿興，陳捷.我國零售產業集中度的實證研究.產業經濟研究.2004，（6）.

[6]陳志廣.是壟斷還是效率——基于中國制造業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4，（12）.

[7]杜傳忠.中國工業集中度與利潤率的相關性分析.經濟縱橫.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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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投入。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這固然同人口增加，生活質量提高，經濟規模擴大有關，但也同粗放的增長方式有關。從資金投入看，我國投資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并呈不斷上升的趨勢。按照與國際可比的支出法核算，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為34．9％，1995年為40．8％，*年為36．4％，*年高達42．7％，大大高于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傲濉?、“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一億元GDP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是1．8億元、2．15億元、1．6億元、4．49億元和4．99億元。這里雖然有土地市場化加快、價格上漲和基礎設施投資比重提高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高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撐的。土地和勞動力也同樣存在著粗放投人的問題。

(二)高消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質資源實現的。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偏高。從主要產品的單位能耗來看，火電供電煤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2l％，水泥綜合能耗高45％，乙烯綜合能耗高31％。從主要耗能設備的能源效率來看，機動車百公里油耗比歐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國高10％；載貨汽車百噸公里油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l倍以上。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候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的2～3倍。

從水資源利用來看，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時空分布不均，但水資源浪費嚴重，利用效率低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為0．4，是國外先進水平的一半左右；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為100立方米，是國外先進水平的10倍；多數城市供水管網跑冒滴漏損失率超過20％。從礦產資源的消耗強度看，在現行匯率下，我國每萬美元GDP消耗的鋼材、銅、鋁、鉛、鋅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高出許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換來的高增長，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機組發電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窯水泥比重高，礦山利用率就低，廢石和粉塵排放量就多；草漿造紙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廢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礦利用率就低，廢渣和廢石就多。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國每年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近10億噸。

(四)不協調。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說木桶的實際容量，不是取決于桶壁上最長的那條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條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條的部分是無效部分。同樣的道理，經濟結構不協調狀態下的增長，會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效增長。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無論是三次產業結構、產業內部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還是城鄉結構、地區結構、重大生產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問題，有些方面還比較突出，嚴重制約著經濟的整體增長和總體效益的提高。

從農業來看，我國農業基礎依然薄弱，“三農”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農業的“短板”，直接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影響農民的消費水平和農村市場的開拓，并進一步制約其他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

從服務業來看，目前我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45％的水平。服務業不發達，就不能為其他產業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務，質優、價廉的信息服務，以及高效的融資、市場中介等服務，就難以促進其他產業的專業化分工和技術創新，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服務業的“短板”，影響其他產業的競爭力和發展水平，并最終降低經濟增長的效益。據估算，我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比重高達20％，比發達國家高出近1倍。

從工業來看，雖然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工業的整體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傳統產業、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業仍占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裝備制造業的水平不高。許多關鍵設備都要依賴進口。據統計，我國光纖制造設備和60萬千瓦發電站控制設備的幾乎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裝備的80％，轎車工業裝備和數控機床等的70％都被進口產品占據。裝備制造業基礎性強、關聯度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生產消耗水平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技術裝備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產品的層次和附加值就低，產業的競爭力就差，增長的代價就大。這些行業的“短板”，特別是關鍵技術設備受制于人，必然會減緩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進度，增加結構升級的成本，削弱在國際競爭中的主動權，從而制約增長質量和競爭力的提高。

從企業組織結構看，我國企業組織結構相對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業依然突出，專業化分工不夠發達，行業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業組織結構，影響勞動力、技術、資金等資源的優化組合，會造成人力與物力資源的浪費，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加企業的成本，削弱整個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

(五)難循環。從資源流程和對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增長方式存在著兩種模式：一種是傳統模式，即“資源一產品_廢棄物”的單向線性過程，創造的財富越多，消耗的資源就越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越多，對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另一種是循環經濟模式，即“資源_產品_廢棄物_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盡可能小的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模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全世界鋼產量的1／3、銅產量的1／2、紙制品的1／3來自于循環使用。水的循環利用更為普遍，一些發達國家在17個產業部類的生產中，水資源的消耗速率已達到“零”增長，有的已實現負增長。國外鋼鐵企業采用高爐噴廢塑料、余熱余壓發電等資源綜合利用技術，不僅減少了污染，還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美國用鋁廢料生產的再生鋁占其鋁產量的50％以上。巴西鋁飲料罐的回收率高達85％，日本為82．5％，美國為55．4％。

目前，我國資源回收率還比較低，綜合利用率不高，許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資源卻成了廢棄物。我國能源利用效率為33％，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為55％，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分別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0個、*個和20個百分點。煤炭資源綜合回收率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礦為40％～50％，小型煤礦只有10％一15％。我國每年產生上億噸的粉煤灰，歷年積存量已有30多億噸，目前的綜合利用僅限于生產水泥、墻體材料或者鋪路、建壩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質沒有開發利用。我國每年約有500萬噸廢鋼鐵、20多萬噸廢有色金屬、1400萬噸的廢紙及大量的廢塑料、廢玻璃等沒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的增長，必然是低效率。我國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46、日本的1／41、法國的1／34、德國的l／32。剔除農業人口多的因素，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也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

16、德國的1／12和韓國的1／7。我國水泥企業的人均年產量不到500噸，世界先進水平一般在8000噸以上。我國重點煤礦原煤生產效率是每人每天3．4噸，而美國為44噸，德國為11噸，俄羅斯為9噸。

資源產出效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按現行匯率計算，我國單位資源的產出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德國的1／6。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我國只有785美元，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產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我國只有2美元，英國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國是5l美元。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資源產出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也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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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業結構高級化；經濟增長；經濟波動；協整；虛擬變量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產業結構轉變是理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區別的一種核心變量，也是一國加快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給予了廣泛關注。Fabricant（1942）曾用偏離-份額法將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遷從要素生產率中分解出來從而研究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Chenery et al.（1986）利用多國模型研究了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模型對控制變量的選擇標準比較模糊，容易產生變量遺失，其產業結構的衡量方式也較為復雜。Peneder（2002）分別以產業進口和出口份額比重代表產業結構，并引入投資額和經濟景氣指標等控制變量研究了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呂鐵（2002）指出偏離-份額法由于沒有考慮規模遞增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作用將最終造成產業結構效應的低估，并且他認為有必要針對不同發展階段制造業結構變化的宏觀效應進行差別研究。孫廣生（2006）研究發現第二產業與經濟波動的相關性最強，其次依次是第三和第一產業，但他對產業結構的度量同樣過于簡單，對金融時間序列的處理也不夠精確。劉偉、張輝（2008）利用偏離-份額法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正不斷減弱，但文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分析并不夠細致。干春暉等（2011）研究發現經濟增長率相對較低時，一定程度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能夠維持經濟的增長，但當經濟增長較快時，產業結構不合理則明顯地抑制了經濟增長，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為力求彌補現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本文對時間序列和模型的處理更加謹慎，運用協整和誤差修正使模型結論更加精確，并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度量指標進行了合理補充，引入虛擬變量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在不同階段的影響效應進行了具體量化和對比，以期重點從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視角探討產業結構的宏觀效應影響。

二、模型構建

（一）指標

1.產業結構合理化

該指標反映了產業間的聚合質量，刻畫了產業間的協調程度，體現了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是要素投入結構和產出結構耦合程度的一種衡量。干春暉等（2011）建議用泰爾指數TL測度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程度。

（1）

其中，Y表示產值，L表示就業，i表示產業，n表示產業部門數，Y/L即表示生產率。TL為各產業加權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權數為各產業勞動生產率的自然對數，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時各產業部門的生產率水平相同，，TL=0，TL越大，表示經濟越偏離均衡狀態，產業結構越不合理。

2.產業結構高級化

鑒于產業結構形式由低到高的演變路徑為勞動密集產業—資本密集產業—技術密集產業—知識密集產業，本文從兩方面入手衡量了產業高級化，一是采用傳統的高級化比率即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TN，集中反映前三種產業形式的發展程度；二是考慮到信息化推動下的經濟結構的服務化已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特征，采用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產值之比TS指標用來集中反映知識密集產業的發展程度。TN與TS上升時，產業結構即在升級。

（二）模型

1.為研究產業結構高級化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影響，我們建立如下模型（2），因變量分別為以GDP增長率表示的經濟增長和以增長率的滾動標準差表示的經濟波動。

（2）

2.汪海波（2008）將中國經濟發展分為市場取向改革起步階段和全面展開階段、市場取向改革制度初步確立階段和完善階段。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具體研究后兩個階段（1992-2000與2000-2012）產業結構的宏觀效應差異，并引入虛擬變量D1建立模型（3），經計算，2000Q4lnTN和lnTS值分別為1.6742和0.3339，由式（3）各系數的顯著性便可判斷截距和斜率效應的結構差異。

（3）

其中， 。

三、實證分析

（一）整體階段

1.協整檢驗

對模型（2）中的季度時間序列數據進行ADF平穩性檢驗的結果表明原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E-G法和Johansen法檢驗均表明該模型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因此，1992-2012年間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之間均存在長期均衡。

2.經濟增長

式（2）中經濟增長模型結果如式（4），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式（5）：

T （-9.4194） （7.5206）

R2=0.6330 （4）

T （-20.6292） （14.3331） （-19.1144） （5）

式（5）中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短期內系統存在誤差調節機制防止長期關系的偏差在規模和數量上的擴大，式（4）中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之比對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為-0.4235，第三產值與第二產值之比對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為0.6092，二者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6330。這表明第一，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可以在63%的程度上對我國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做出解釋，其他控制變量有37%的解釋力，促進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歸根結底還是實體產業經濟的發展，其中產業結構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中，非農產值比重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負，而服務信息業等知識密集產業的升級則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高速的促進作用。在產業結構的路徑發展中，前三階段的發展對經濟貢獻不大，知識密集產業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的主導產業，我國必須加快經濟發展轉變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在最后一個階段的升級，才能真正有效的提高經濟發展。

3.經濟波動

式（2）中經濟波動模型結果如式（6），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式（7）：

T （5.9215） （-3.8930）

R2=0.3776 （6）

T （12.4428） （-2.0618） （-3.0356） （7）

式（7）中的系數顯著為負，表明短期誤差調整機制存在，長期存在均衡關系。由式（6）可知，第一，產業波動只能在38%的程度上對經濟波動作出解釋，經濟波動不僅受到產業經濟波動的影響，還更多受到如宏觀政策、國際形勢、消費信心等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第二，TN的提高會增加經濟的波動性，TS的提高會減少經濟的波動性，也就是說，第二產業在歷史發展時期已經積累了較多的問題，存聚了較大風險，但第三產業的發展有益于防止經濟波動的產生，它對經濟波動的緩釋程度甚至高于TN的引發作用。綜上所述，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已經不適宜作為社會主導產業來促進經濟增長，1992年起我國就應該把知識密集產業作為大力發展的產業。

（二）分階段模型

1.經濟增長

T （-5.5945） （7.7564） （-0.7700） （-2.4779）

R2=0.66 （8）

由（8）可知，不顯著，均顯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階段對經濟增長有抑制作用，第二階段不顯著。TN截距效應差異不顯著；兩個階段TS對經濟增長均有顯著促進作用，在第一階段市場機制初步確立階段， TS對經濟增長的彈性達0.6747，在第二階段中TS的彈性下降到0.4919，TS斜率差異顯著。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過了起初高速發展階段，效率有所下降，知識性密集產業作為社會應大力發展的產業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程度卻變得緩慢，這對我國目前產業結構服務化和信息化的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

2.經濟波動

（5.9953） （-4.2923） （-1.3612） （3.7610）

R2=0.51 （9）

式（9）中不顯著，均顯著，因此，TN的提升在第一階段加劇了經濟波動，第二階段影響不顯著。TN截距差異不顯著；兩個階段TS的提升均有助于緩解經濟波動，但在第二階段TS對經濟波動的緩釋作用較第一階段呈現下降趨勢，緩釋彈性從0.3527下降到0.0897，TS截距差異顯著。我國第三產業的波動性風險提升。綜上所述，可以看出，2000-2012第二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影響較1992-2000第一階段存在著結構突變，尤其是截距差異效應顯著。其中，TS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彈性降低，對經濟波動的緩釋彈性也下降，TN則不顯著。

四、結論

本文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研究發現：第一，促進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歸根結底還是實體產業經濟的發展，其中產業結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則比較復雜，經濟波動更多的受到了其他經濟變量和宏觀形勢的影響。第二，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經濟增長和波動間存在長期均衡，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負，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的投入產出效率低下，并能引發經濟波動，而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則對經濟增長有高速促進作用，并能明顯緩釋經濟波動。第三，勞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已經不宜作為社會主導產業來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已經到了把知識密集產業作為主導產業經濟部門的時代。我們應理性看待產業結構高級化，不同社會需不同的產業形式去促進經濟發展。第四，市場取向改革制度以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和對經濟風險的緩釋作用明顯降低，這也是產業周期效應的必然體現，我國應繼續加大發展第三產業的力度，改善風險管理，促進效率提升，促進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升級。

參考文獻：

[1]孫廣生.經濟波動與產業波動（1986-2003）[J].中國社會科學，2006（03）.

[2]劉偉，張輝.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進步[J].經濟研究，2008（11）.

[3]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05）.

[4]Fabricant， S.，1942，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1899-1939”， NBER， New York.

篇4

30多年來，多位海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當代改革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青木昌彥就是其中一位。他參與了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經濟體制改革，至今仍然密切關注著中國改革的進程。

作為比較制度理論的大家，青木昌彥對中國經濟學家有深刻的影響。他在公司治理理論方面也貢獻卓越，全球所熟知的“內部人控制”概念就是由他發明的。近日，青木昌彥在北京參加學術會議期間，接受了《財經》記者近兩個小時的專訪。76歲的老人侃侃而談，思維縝密。

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轉折期：一方面經濟增速不斷下降，持續多年的高增長成為過去;另一方面中國試圖通過新一輪市場化改革，使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獲得一個穩定的基礎。由于國內外的不確定因素很多，人們對于經濟改革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在青木昌彥看來，“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p>

青木昌彥用國際經濟學界的新理論――“統一增長理論”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指出中國經濟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來拉升經濟增長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彼f。

青木昌彥提醒道：“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p>

“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

《財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連年下滑，引起許多人士的焦慮。2008年為了應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中國政府進行海量投資，成功拉升了經濟增長速度?，F在一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再次使用這種刺激辦法。你是否同意這種觀點，為什么？

青木昌彥：我不同意靠刺激政策拉升經濟增長速度，因為它是不可持續的。要看到，中國經濟正在轉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階段，經濟增速不可避免地會放緩，我認為可能至少下降2%。

《財經》：你所說的“完全不同的新階段”，就是“新常態”吧？

青木昌彥：中國學者和政府都在談論“新常態”，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更傾向于“新階段”這一術語，因為中國正在從一個經濟增長階段向另一個經濟增長階段轉型。在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許多人仍然習慣于用所謂的“三駕馬車”理論框架來分析。其實，中國經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不是“三駕馬車”理論框架能夠解釋的。在我看來，特別適用的一個分析框架是“統一增長理論”。根據“統一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會從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一個經濟體的現代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從農業為主的增長階段，發展到以現代制造業、服務業為主的增長階段，再過渡到基于人力資本的增長階段。

《財經》：那么，從統一增長理論來看，影響經濟增長的變量是什么？

青木昌彥：影響經濟增長的，不是人們經常說的“三駕馬車”，而是五個重要變量。首先是勞動力從低生產率行業流動到高生產率行業，特別是從傳統農業經濟過渡到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直接提升了經濟增長速度，我們可稱之為“庫茲涅茨過程”。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通過研究經濟發展歷史發現，一個國家從事農業的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發展速度呈反比。你看戰后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日本從50年代到70年代，韓國從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從80年代一直到現在，都是大量就業人口從農業進入工業和服務業。不過，當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例降到20%時，經濟增長速度就開始下降了。日本在70年代，韓國在80年代中期，都達到了20%的轉折點，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財經》：中國是否達到了這個拐點呢？似乎很難確定，因為流動人口的大量存在，所以中國的農業就業人口數據很不統一。

青木昌彥：我研究了中國的一些數據，發現農業就業人口已經低于總勞動人口的20%。這意味著，中國的上一個經濟增長階段結束了，開始了另一個增長階段。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因素是“人口紅利”。日本在“二戰”以后，韓國在朝鮮戰爭以后，中國在“”之后，動蕩結束，這些國家相繼進入了人口生育的高峰。當高峰出生的人口成為勞動力的時候，就成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動力。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減速也就不可避免。

《財經》：研究表明，從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供給開始絕對地減少，而勞動力新增需求依然穩定在每年1000萬以上，中國未來的就業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

青木昌彥：當人口紅利減少的時候，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來自人均生產率。而人均生產率由兩個因素構成：一個是對機器、工廠等的資本投資，另外一個是對人力資本投資。

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三個、第四個因素。中國過去30多年有大量的資本投資，大量資金流入提高了工人生產率，中國資本回報率一度很高，但是近年來資本回報率大幅下降。如果人力資本沒有相應提高，會導致資本回報率進一步降低。

人力資本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有益，但也有成本，如教育、時間以及父母對孩子的照顧。人力資本越寶貴，成本越高，所以現在人們要孩子的數量少了。

《財經》：中國生育率長期偏低，這和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有直接關系。

青木昌彥：當人力資本重要性增加，女性的生育率就會下降。這是統一增長理論強調的一個普遍規律。即使現在開放計劃生育政策，我預測中國人口也不會有太大的增長。

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是影響經濟增長的第五大因素。過去十年中國的實際勞動參與率在降低。一方面勞動人口減少，另一方面由于醫療、營養水平等提高，人民的平均壽命不斷提高，老齡化社會給經濟增長帶來非常大的挑戰。

《財經》：中國已經“未富先老”，步入了“老齡化社會”。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青木昌彥：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孩子數量的減少，勞動人口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任何經濟體遲早都會面臨老齡化社會的嚴峻挑戰。由于獨特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老齡化問題加速到來，給中國帶來的挑戰似乎更為嚴峻。

總之，按照“統一增長理論”，影響經濟增長的五個因素，中國已經發了巨大變化，因此中國經濟正在經歷重要轉折期。中國經濟不是進入“新常態”，而是進入一個“新階段”。“新常態”并不包含變化的因素，特別是數量的變化。

“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財經》：“新階段”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十年”，人們擔心中國也存在類似的風險。自2012年以來，安倍政府推出“安倍經濟學”，實施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效果如何，你怎么評價“安倍經濟學”？

青木昌彥：我認為，“失去的十年”實際上更多是心理層面的。考慮到老齡化和日本經濟發展的新階段，GDP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因素是“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因素，因為人們對未來感到不確定，對于過去的輝煌和高速增長的消失感到失落。

安倍經濟學也許不是非常有效的經濟政策，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解決了人們的心理問題，人們會說“情況也許沒那么糟”。人們的心理也很重要。

《財經》：現在世界經濟正在復蘇，有些中國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出口會逐漸好轉，如果政府繼續進行海量投資，還能夠維持經濟高速增長10年或者20年，你怎么評論這種觀點？

青木昌彥：中國不可能再維持像以前那樣的高速增長了。中國正在進入新階段，中國應該直面新挑戰，而不是維持現狀，回避挑戰。那些發達經濟體，如美國、日本、西歐各國，都在致力于應對一些巨大挑戰，比如財政預算、社保體系、人口老齡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也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

《財經》：在你看來，為了順利轉入經濟增長新階段，中國應該做什么？

青木昌彥：為了完成經濟階段的轉型，中國應增強教育。教育對人力資本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將來隨著孩子越來越少，必須要加強人口的質量，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只有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實現從數量增長到質量增長的轉換。此外，要增加社會投資，比如說城鎮化過程中要提高交通、自然環境、垃圾處理等這樣的一些社會基礎設施投資，使城市更適合人們來居住，更利于吸引人才流入。

《財經》：中國確實要轉向人力投資，但中國經濟正處于下降過程，而人力投資代價大、時間長，人們擔心的是，在階段轉變的過程中，經濟會不會突然出現崩潰式下降？尤其中國現在地方政府債務龐大，當人力資本還沒發揮作用的時候，會不會從“斷崖”上摔下去？

青木昌彥：我相信，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完成增長階段的轉型，中國能夠避免經濟硬著陸。

新階段的最大特點，就是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人力資本投資的領域，首先應該是學校教育，包括職業教育也非常重要，它有利于中國的產業升級，政府應該加大投資。我注意到，中國學校的招生數量在增長了，盡管它在短期減少了勞動者數量，但是長期來看，隨著人力資本的積累，未來的生產率會提高，這樣才能實現“第二次人口轉型”。

另外，現在很多40多歲的農民工回到戶口所在地，原因是他們對于未來缺乏安全感和對孩子教育的考慮，這會造成人力資本的流失。從某種角度說，這是“逆庫茲涅茨過程”，因為他們從生產率較高的崗位又回到鄉下。盡管這可能平衡一下城市和農村的生產率水平，但是無論如何，應該取消戶口制度等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提高農民工待遇，妥善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等問題?？傊?，要拆除壁壘，讓農民工不用擔心未來或者孩子教育等問題，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這將有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

《財經》：中國在2012年達到了勞動力的高峰，日本早在90年達到了勞動力數量的峰值。據我所知，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上世紀70年代設計的，它是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的呢？

青木昌彥：如何用過去的社保體系來應對一個老齡化的社會？日本現在站在挑戰的最前沿。日本已經有很大的制度變革。20年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齡是60歲，現在有很多公司延長退休年齡，或者給老人提供第二次工作機會。所以，日本現在有10%的就業人口年齡在65歲以上，而美國是5%，歐洲僅有1.02%。

我提出，為了提高勞動參與率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日本應該推遲退休年齡，提倡男女就業機會平等，提高女性在高生產率崗位上的參與度。日本還有一個選擇，就是要開放移民，吸引有更高勞動技能的人力資本，辦法之一是日本的大學吸引外國留學生，特別是亞洲留學生。所以，將來日本和中國有可能爭奪人力資本階段，我們稱其為“第二庫茲涅茨過程”或“全球化的庫茲涅茨過程”。

《財經》：中國老齡化人口的勞動技能不高，所以老齡人口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不一定會提高經濟增長。

青木昌彥：但是我認為，隨著退休人口越來越多，他們的勞動技能越來越高。中國退休年齡提高是一種趨勢。

《財經》：法國經濟學家皮克迪在新書《21世紀資本論》里提出，如果退休率的增長超過了經濟增長，那么收入差距將會增大。

青木昌彥：這個觀點也得到了經濟數據的支持，但這些數據只研究了最富有的1%人口。皮克迪的理論區分了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但如果勞動者能夠通過政府或雇主投資養老或社?；?，他們就能從將來的資本回報中受益。這種情況下，不應該區分資本家和勞動者。

為了防止出現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中國應該是對養老退休體系進行改革，覆蓋所有的人口。 “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財經》：經濟增長階段的變化是世界經濟體發展過程中的共同現象，政府政策應該作出相應的改變，但是中國作為轉型經濟體，和這些國家還是有一些明顯不同。

青木昌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新階段，這符合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但是出于各種歷史原因，各個經濟體轉型的時間、長度都不一樣，也有可能是一個階段和另一個階段相重合，這就需要制度的介入，讓制度與社會現實進行互動。

對于統一增長理論而言，除了經濟變量和人口變量這兩個因素之外，還有制度變量，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才可能更好地解決問題。

《財經》：中國轉型需要制度建設，你一直研究比較制度，從制度角度看，你對中國現在進行的改革如何評價？

青木昌彥：改革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中國是“一個國家，兩種經濟”，農村和城市二元經濟結構。只有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中國才能進入到經濟增長的新階段。所以，戶口制度要取消，因為它只會成為經濟增長的障礙。另外，社會保障制度要覆蓋所有人口，而不是區分農村和城市戶口。

《財經》中國除了城鄉二元經濟之外，還有一個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二元存在。

青木昌彥：中國的國有經濟早在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也就是在的時代就開始發展，主要是把農村的農業產出剩余轉移到工業領域，而沒有經歷人口流動的“庫茲涅茨過程”。沒有人口流動，所有的農業剩余被投入工業中去。

中國應該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梢园褔匈Y本變為社保基金，更多地回饋全體人民。其實，這是90年代國企改革時就應該進行的?，F在看來，國企改革的難度很大。

《財經》：你對中國經濟問題了解非常深刻，多年來一直追蹤研究中國改革的進程。2013年底中國制定了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一年以來，你對中國改革的進展有何觀感？

青木昌彥：中國盡管推出了改革方案，但是我還沒有看到巨大的變化。因為中國正在進行的是全方位的改革，需要時間，而且改革要克服許多挑戰。例如，戶口制度的改革就涉及政治、社會等方面的重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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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波動;經濟結構;增長動力;新常態

1.引言

在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被定義為產量的增加。具體理解，經濟增長包括兩層含義:(1)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體所產生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持續增加，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長;(2)經濟增長是指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產出(人均實際產出)的持續增加［1］。中國在過去的近30年保持了增速較快的發展階段，但是在近幾年增速開始下滑。這些現象與經濟增長理論和模型中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有關，也與中國自身特殊的國情息息相關［2－6］。在下面，將逐步分析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和模型的特點，并根據相應的經濟學增長理論，分析中國近30年增速較快以及最近幾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并給出展望。

2.中國近30年增速較快的原因

中國近30年經濟增長一直保持了較快的經濟增長，并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可以分別從新古典增長理論和增長核算方程的因素理論來加以分析原因。從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在于總量資本增長、總量勞動增加以及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效率提高。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至今，改革開放的范圍持續擴大，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占有逐步重要的作用直到開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對外開放擴大了利用外資和臺資、港資的資本，經濟體制和結構上改革，建立和發展了金融體系，銀行體系不斷成長，證券市場確立和成長，貨幣投放不斷增加，居民儲蓄維持高位，這些都增加了總量資本，也為產業的快速發展、調整和從三大產業的不斷增長以及動力轉換提供了存量資本和動力［6－9］。在總量資本推動產業的發展中，工業化快速發展，國內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在過去30年，中國的總量勞動也快速增加，這也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從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中，中國的人口總量繼續增長，更多適齡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人口階段，勞動力人口持續增加，總量勞動供給持續增加;同時，由于人口受教育年數的延長和大學教育從1998年的擴招，適應復雜勞動的高端勞動力總量增加，掌握專門技術和各種行業技能的人員的就業，也適應了中國勞動效率的提高，適應了工業化快速的推進;隨著主導產業的轉換，勞動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工業轉移，再進一步向第三產業的服務業轉移;這使得折合成簡單勞動計量時，總量勞動供給數量十分巨大，成為促進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快速增長的第二個重要原因。在過去近30年，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愈發重要，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效率的提高也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在農業、工業、服務業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先進的工業技術、信息技術在生產和生活中層出不窮，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這為制造業、城鎮化、能源供應和利用、工業化、基礎設施和交通運輸業，金融業和廣泛的現代服務業提供了勞動效率提高的手段和新的工具，也使中國在過去30年基本變成工業國，并在東部沿海向后工業化階段邁進，并大幅度提高了城鎮化率。這三個方面是過去近3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國在過去30年的技術進步、資本形成、勞動投入增加和建立了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是我國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8］。在核算理論中，產出增長率的提高也依據于資本增長的貢獻、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和勞動增長的貢獻。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為我國過去30年的產業結構轉化，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進，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和技術、資本以及勞動的供給增加和發揮作用提供了保障。在我國的資本形成與增長，技術進步和應用以及勞動投入增加以及勞動者素質提高的共同作用下，促進了中國過去30年的較快經濟增長。

3.中國最近幾年增速下滑或波動的原因

中國最近幾年經濟增速出現下滑，從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可以分析原因。近幾年，隨著我國進入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東部地區進入工業化后期或后工業化階段，全國總體工業化進入中期或后期，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已開始超過農業和工業的占比，經濟發展速度開始下滑，是經濟發展階段轉化和增長動力轉換所致的［10］。我國的總量資本增長更多的是表現在貨幣進入房地產業、服務業、新興產業和金融業;傳統的工業化速度放緩，大量重化工業部門出現產能局部過剩，尤其是在鋼鐵、煤炭等領域產能過剩明顯;受全球外部經濟增長乏力的不利影響，出口乏力，內需消費的動力的成長還在過程中，投資增速下滑，新舊增長動力還在轉換過程中;我國的城鎮化率增長速度在東部已開始放緩;消費總需求增長放緩，儲蓄率偏高;環保和生態約束提高使過去的粗放增長的企業進一步提高成本。這些方面是總量資本增長放緩以及經濟結構問題導致的中國近幾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在總量勞動增長和技術進步促進增長方面也可以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近幾年增速下滑的原因。中國人口總量、勞動人口總量、人口結構和老齡化的新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下滑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始于過去30年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持續發力，中國人口的增長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新增勞動人口供應量持續放緩，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重，勞動力的劉易斯拐點在近幾年已到來，這些不僅推高了用工成本，同時還降低了人口對國內住房和消費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經濟在消費領域的消費能力，對經濟增長起到了放緩的作用。技術進步對傳統工業產業的勞動效率的增長的貢獻比重已降低，目前也無新的革命性的技術進步突破帶來某幾個大體量的新興行業的經濟增長改變經濟版圖;雖然人工智能、信息技術、互聯網、新能源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但是還無法對沖傳統工業經濟增速下滑的體量，導致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效率的提高對經濟的貢獻作用有限。同時，從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看，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和規律性。中國的最近幾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的自然結果，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自我調整，是經濟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的表現。

4.中國經濟的展望

對中國的經濟的展望可以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做出。未來一段時間的國內總量資本、總量勞動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效率的提高會深刻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率。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到十五年的時期會在很大概率上呈現出L型的增長率軌跡。我國的經濟結構處于持續調整階段，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工業占的比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發展階段，供給側改革和結構調整將深刻影響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的未來結構將進一步變化，金融、服務業、消費、產業升級、高科技產業、城鎮化、生態環保、基建、大健康和制造業升級將進一步加強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增長速度將會持續保持，經濟增長質量和結構會繼續優化;一直到與歐美日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質量差距趨于平衡或孕育新的技術革命突破和新的重大人類與社會需求的出現，中國經濟在未來溫和向好增長的趨勢不會有大的波動。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前景和邁向中高端發達經濟體的趨勢是必然的。在未來，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并有著進一步發展的廣闊空間。

5.結論

通過應用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對中國經濟近30年的較快增長速率以及近幾年的增長放緩進行了解釋，并對未來給出了展望。中國經濟近30年的較快增長與總量資本、總量勞動和技術進步的貢獻推動了經濟增長因素的持續加強呈正相關，也與社會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經濟動力有關。近幾年經濟增速下滑是由于總量資本、總量勞動的下降以及結構轉型、技術貢獻率推動降低等因素的作用。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會在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下持續增長，直到切換到新的平衡狀態或獲得新的強大增長動力，才會發生經濟增長狀態的變化。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六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2］蔡昉.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基于一個貫通的增長理論框架［J］.經濟研究，2013，(11):4－16/55.

［3］徐浩慶.對中國總需求—總供給模型的再檢驗［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9，(2):27－30.

［4］劉偉，蔡志洲.經濟增長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求是學刊，2016，43(1):56－65.

［5］熊俊.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模型:對索洛模型的一個擴展［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5，(8):25－34.

［6］劉長庚，張曉鵬.勞動人口占比對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基于索洛模型和中國數據的研究［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0(3):60－65.

［7］唐末兵，傅元海，王展祥.技術創新、技術引進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J］.經濟研究，2014，(7):31－43.

［8］方福前，祝靈敏.人口結構、人力資本結構與經濟增長［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3，(8):5－16.

［9］鐘世川，毛艷華.中國經濟增長率的分解———基于要素分配參數的討論［J］.統計研究，2016，33(9):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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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并購；新建投資；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4-0068-08

一、引　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國際直接投資逐漸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與此同時，學術界就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從多種研究視角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些視角包括：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或地區，如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沿海地區或內陸地區；不同的投資主客體，如投資國或東道國。但是，很少有研究將國際直接投資本身按投資方式進行分拆，以考察和比較不同投資方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而且，將這種研究視角與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不同投資主客體相結合的研究就更少了。已有研究一般僅從某一視角的某一方面人手對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這雖有益于研究的深入性，但缺乏同一研究框架下的比較研究。

跨國并購和新建投資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兩種主要投資方式。兩者的特點和運作機制是不同的，這使得兩種投資方式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必然存在差別。當這種差別被置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和不同投資主客體之上時，又會衍生出更多維度的關系，從而增加了研究的難度。因此，若要在區分投資方式的基礎上研究國際直接投資與不同發展階段國家、不同投資主客體的經濟增長的關系，關鍵是要找到合適的研究樣本以將多維的關系置于同一研究層面上。本文認為中國是一個合適的研究樣本。首先，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具有代表性，同時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發展最快的新興市場國家，其對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具有“準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性質。其次，跨國并購和新建投資均有兩個流向，當考察中國的海外并購與海外新建投資時，中國是投資國；當考察中國的外商并購與外商新建投資時，中國是東道國。最后，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并購和外商新建投資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中國的海外并購和海外新建投資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因此，研究中國的跨國并購、新建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具有理論上的典型意義，同時，亦可為中國企業開展跨國并購和新建投資提供實踐指導。

二、文獻綜述

既有文獻關于跨國并購、新建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主要源于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相關研究。目前來看，關于投資國(主要是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多，關于投資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少，而將國際直接投資分成跨國并購和新建投資以比較它們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更不多見。

1.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

多數研究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會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但東道國需具備一定的條件。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指出，在全球化、市場化和服務經濟出現的背景下，國際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資本形成、技術、人力資源開發、貿易和環境等五個方面。Blomstrom等的研究表明，發達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流入量與人均GDP增長之間存在顯著關系，而發展中國家的這種關系則不明顯。Balasubramanyam等認為，FDI可被視為資本存量、技術訣竅和相關技術的組合，可以通過不同方式促進東道國經濟增長。Abramovitz和Choe都認為，東道國獲益于FDI的前提條件是必須具備最低限度的社會能力，這里所講的社會能力與必備的人力資本水平、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性、市場自由化程度以及充分的基礎設施相關聯。Borensztein等的研究發現，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入提高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但只有發展中東道國人力資本存量超過最低極限水平，FDI才能發揮出更高的生產效率；東道國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越高，既定FDI流入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越大。Mello運用時間序列法對32個國家的相關數據分析后發現，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是單一的，其效果取決于FDI與國內投資的關系，只有當兩者是互補關系時，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是最優的。聯合國貿發會議跨國公司與投資司的研究發現，在諸多解釋性變量之中，FDI流入量與教育水平相結合的變量(即FDI與教育的乘積)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最為顯著。王志鵬和李子奈的研究發現，長期經濟增長取決于FDI與國內資本的比例，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具有鮮明的人力資本特征，東道國特定地區必須跨越一定的人力資本門檻才能從FDI中獲益。于津平認為，FDI在長期內會提高東道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主要取決于外資企業對內資企業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Gallagher和Zarsky的研究發現，東道國要實現FDI促進經濟增長，必須使技術、人力資本、人權狀況和體制環境發展到一定的水平。陳柳和劉志彪認為，在控制本土的技術創新能力之后，FDI的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顯著，但FDI與人力資本的交互作用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羅長遠從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出發解釋外國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間接促進作用，認為相對于國內資本來說FDI對經濟增長起著“催化劑”作用。

2.國際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

關于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已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研究。李輝通過增加相關變量，擴展了鄧寧的投資發展路徑理論模型，研究得出中國已經處于國際投資發展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間，這意味著中國將從以吸收外資為主的階段轉向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階段。沈坤榮和耿強基于中國的數據研究得出，FDI的大量流入不僅有助于緩解東道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短缺，加快國民經濟工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步伐，還可以通過技術外溢效應，使東道國的技術水平和組織效率不斷提高，從而提高國民經濟的綜合要素生產率。程惠芳的研究表明，FDI流入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明顯促進作用，其原因與FDI流入規模和我國的人力資本水平有關。江小涓認為，外資經濟不僅推動著中國工業的持續增長，而且改變著中國工業增長的方式，提高了中國工業增長的質量。王成岐研究表明，區域差異及東道主經濟技術水平等因素均強烈影響國際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桑秀國認為，FDI與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不能說FDI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因，相反，中國經濟增長是FDI流入量增長的動因。張立群的研究表明，引進FDI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影響，FDI對中國當年GDP增長率的影響是10:0.65，對下一年GDP增長率的影響是10:1.36 。趙果慶認為，中國的GDP與FDI是相互推動的，FDI具有增長的極限；GDP的自主增長非

常重要，這是中國國際競爭力提升的根本。

3.跨國并購、新建投資與經濟增長

在國際直接投資的兩種投資方式中，跨國并購具有明顯的特性，因此，很多學者對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重點研究。姚戰琪認為，外國企業進入東道國的凈收益是規模經濟和市場勢力的函數，如果并購后企業的市場勢力增強，外國企業選擇并購方式進入；如果并購后企業市場勢力降低，關鍵要分析外國企業從并購后企業的規模擴張中得到的平均成本下降的程度與由于市場優勢地位相對于新建投資的減弱而帶來的價格優勢喪失之比較，若前者大于后者，外國企業優先選擇并購進入，若前者小于后者，外國企業優先選擇新建投資。陸偉華認為，跨國并購主要是通過資本形成效應、技術進步效應、產業結構升級效應、人力資源優化效應及出口競爭力提升效應等來影響發展中東道國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的。王耀中和孫亞婷利用36個國家1990-2006年的面板數據，考察了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結果表明，盡管從區域層面來說跨國并購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差異，但在全球范圍它對經濟增長仍具有顯著的推動作用；跨國并購能夠通過技術外溢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但它與國內投資的聯系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則不明顯；同時東道國自身經濟技術等各方面的狀況，對于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有著深刻的影響。潘勇輝通過對中美兩國1991-2005年跨國并購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驗證了兩者之間存在的長期協整關系和短期修正關系，并且這種關系在中美之間呈現出國別差異。

三、理論分析

跨國并購和新建投資都是由企業實施的，本質上屬于微觀層面的企業國際投資活動，但當這種活動所形成的生產要素(資本、技術、原材料、設備及人才等)國際流動達到一定規模時，就會在宏觀層面上對投資國和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同時，投資國和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水平也會對跨國并購與新建投資的流出與流入產生影響。進而，在綜合考慮不同發展階段和不同投資主體的基礎上，跨國并購、新建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應該存在如下幾組關系：

1.外商并購、外商新建投資與東道國經濟增長的關系

外商并購和新建投資會通過本身的增量資本及相關外部效應(如資本積累效應、技術溢出效應、人力資本提升效應和制度變遷效應等)影響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同時，東道國的經濟增長水平越高，就會吸引越多的外商并購和新建投資流入。

2.海外并購、海外新建投資與投資國經濟增長的關系

開展海外并購和海外新建投資的企業一般具有較強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當這樣的跨國企業增多時，就會提高投資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跨國公司會成為從國外向國內輸送利益的管道，進而促進投資國的經濟增長；同時，投資國的經濟增長會促進國內企業發展狀況的改善，同時加劇國內企業間的競爭和對國外資源的需求，這樣勢必會促使更多的企業通過海外并購和海外新建投資開展國際化經營。

3.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兩種投資方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般而言，跨國并購可比新建投資更迅捷地進入目標國市場，并可獲得被并購企業的各類人員、先進技術、管理體系、銷售網絡和商標商譽等，但往往會因其壟斷性和裁員威脅而受到東道國的限制；在跨國并購中，一般難以準確地評估被并購企業的價值，也可能在相對落后區位(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易找到合適的目標企業，或者并購之后的企業往往需要經過較長時期的整合，而新建投資則很少面臨這些問題。正是這些優缺點使不同發展階段國家對兩種投資方式的選擇存在一定差別：發達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一般會以跨國并購為主，因為發達國家擁有大量適于并購的企業和相對成熟的資本運營環境；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一般以新建投資為主，發展中國家也傾向于吸引更多的新建投資，以拉動國內新增投資、創造就業和增加稅收；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一般以跨國并購為主，發達國家對外資的投資方式一般沒有明顯偏好；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一般以新建投資為主。

綜合以上，基于企業成長的微觀需求和經濟增長的宏觀需求，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會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投資方式進行合理選擇。這樣，占主體地位的投資方式就會對相應投資國或東道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主要影響，進而在投資方式與經濟增長關系上表現得更為顯著。

四、實證檢驗

為了對跨國并購、新建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本文選取經濟增長(記為GDPR，用GDP增長率來衡量)、海外并購(記為MAPR，用海外并購額的增長率來衡量)、外商并購(記為MASR，用外商并購額的增長率來衡量)、海外新建投資(記為GRIX，用海外新建投資額的增長率來衡量)和外商新建投資(記為GRID，用外商新建投資額的增長率來衡量)五個變量，以中國1991-2008年的數據作為樣本展開相關變量之間關系的計量檢驗。相關檢驗采用的計量軟件均為Eviews5.O。

1.單位根檢驗

為了考察各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對變量GDPR、MAPR、MASR、GRIX、GRID進行單位根檢驗(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五個變量均為平穩的I(0)過程，可以對相關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

2.協整檢驗

本文采用EG兩步檢驗法，分別對MAPR、MASR,GRIX,GRID四個變量與GDPR的協整關系進行檢驗。

第一步：運用OLS法進行相關變量的協整回歸，分別得到四個長期均衡方程(如表2所示)。從表2的各統計值來看，方程(1)與方程(4)的回歸效果要好于方程(2)和方程(3)。

第二步：利用ADF檢驗方法對上述方程回歸產生的四個殘差序列(記為e1、e2、e3、e4)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以考察殘差序列的平穩性。從表3可以看出，四個殘差序列都是平穩的，這表明GDPR與MAPR、MASR、GRIX、GRID四個變量之間分別存在協整關系，即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海外并購、外商并購、海外新建投資、外商新建投資之間，分別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同時，這也證明長期均衡關系模型的變量選擇是合理的，回歸系數具有經濟意義。

從協整方程(1)和方程(4)來看，中國經濟增長與海外并購、外商新建投資之間均存在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0002和0.0308，這表明海外并購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很小，遠小于外商新建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但通過變換因變量和自變量位置回歸可以推得，中國經濟增長對海外并購的促進作用要大于其對外商新建投資的促進作用。

從協整方程(2)和方程(3)來看，中國經濟增長與外商并購、海外新建投資之間均存在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分別為-0.0006和-0.0006，這表明外商并購和海外新建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很小的負面作用，但同上理可推得，后者對前二者的負面作用是較強的。

3.誤差修正模型

為了進一步考察上述協整關系在短期波動過程中是如何實現調整和修正的，本文以AGDPR為被

解釋變量，并分別以其他四個變量的一階差分項和誤差修正項(記為ECM，即一階滯后的殘差序列)為解釋變量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表4所示)。從估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在四個誤差修正模型中，ECM項的系數均為負數，且至少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符合反向修復機制。ECM系數的大小反映了短期偏離長期均衡的調整力度，四個模型在反向糾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分別為44.51％、32.41％、39.01％和62.69％。這說明，當中國經濟增長與海外并購、外商并購、海外新建投資和外商新建投資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出現偏離時，從非均衡狀態向長期均衡狀態的調整速度分別約為2.25年、3.09年、2.56年和1.60年。比較之下可見，中國經濟增長與外商新建投資關系的短期調整是最快的，而中國經濟增長與外商并購關系的短期調整是最慢的。

4.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盡管中國經濟增長與海外并購、外商并購、海外新建投資和外商新建投資之間的協整關系已被驗證，但是，在四組長期均衡關系中，經濟增長與其余四個變量的因果關系尚未確定。本文通過建立兩變量的群對象，根據AI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對將經濟增長與其余四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予以估計(如表5所示)。

5.脈沖響應分析

在分別建立中國經濟增長與其他四個變量的非約束VAR模型基礎上，通過構建脈沖響應函數和生成脈沖響應圖，可以分析中國經濟增長與其他四個變量之間的標準差新息響應特征。

(1)GDPR對其余四個變量的脈沖響應。如圖l所示，GDPR對MAPR、MASR、GRlX、GRID的標準差新息，均從第2年開始具有明顯的響應。其中，GDPR對來自MAPR的標準差新息的響應在第2年達到峰值，且較長時期表現出正向響應，在第5年之后逐漸消失(如圖1(a)所示)；GDPR對來自MASR的標準差新息的響應在第2年為正向，此后的響應是不明確的(如圖1(b)所示)；GDPR對來自GRIX的標準差新息的響應在第2---4年為正向，第5年之后逐漸消失(如圖1(c)所示)；GDPR對來自GRID標準差新息的響應在第2年為負向，第3年轉為正向，第4年后不再有明顯響應(如圖1(d)所示)。

(2)MAPR、MASR、GRIX、GRID分別對GDPR的脈沖響應。MAPR對來自GDPR的標準差新息在前2年沒有明顯響應，第3年達到正向響應的峰值，第4年之后具有逐漸減弱的負向響應(如圖2(a)所示)；MASR對來自GDPR的標準差新息在第2年具有較強的負向響應，但之后的響應一直不明確(如圖2(b)所示)；GRIX對來自GDPR的標準差新息在第2年表現為正向響應，但在第3年出現較大的負向響應，此后響應逐漸消失(如圖2(c)所示)；GRID對來自GDPR的標準差新息在第2年達到正向響應峰值，在第3.5年之后轉為負向，并維持較長時期微弱的負向響應，直至第8年后消失(如圖2(d)所示)。

綜合來看，GDPR對MAPR和GRID的沖擊響應在短期內比較強烈，對MASR和GRIX的沖擊響應總體上較弱；反過來，MAPR對GDPR的沖擊響應較慢，MASR對GDPR的沖擊響應方向變幻莫測，GRIX對GDPR的沖擊響應較為強烈，GRID對GDPR的沖擊正向響應較為清晰。

五、結　論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增長與外海并購、外商并購、海外新建投資和外商新建投資之間均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修正關系。中國經濟增長與后四者之間的相關性有正有負，但無論正相關還是負相關，除外商新建投資之外，其余三個變量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均非常小，并沒有許多學者在理論上所闡述的那樣顯著。

從變量之間關系的短期特征來看，海外并購、外商新建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短期調整較快，外商并購、海外新建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短期調整相對較慢。這反映出中國國內的資本運作環境和國外(尤其是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即中國國內的資本運作環境不夠成熟而使得外商優先選擇了新建投資而不是跨國并購，同時，國外較完善的資本運作環境為中國的海外并購提供了便捷的投資機會。變量之間短期調整的快慢將影響中國外資政策調整的靈活性，如果針對相關投資方式的政策調控適時、得當和奏效，將會在長期內使中國經濟增長受益。

以中國為投資國來看，海外并購要比海外新建投資好。海外并購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正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得到了驗證，而海外新建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負相關，且因果關系不夠明確。如此看來，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開展對發達國家的海外并購，要比以“準發達國家”的身份開展對發展中國家的海外新建投資更能促進經濟增長。

篇7

關鍵詞：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灰色關聯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35-0071-04

一般認為，長期的經濟增長是由技術推動的，而短期的經濟增長是由要素增加來推動的。然而在要素、技術固定的前提下，由于各個產業之間是彼此聯系的，不同的產業結構會導致不同的總產出。根據灰色系統理論，經濟增長就是一個灰色系統，產業結構是構成這個系統的要素之一。但是，目前通過灰色系統理論驗證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之間關系的論文不多見。所以，本文以灰色關聯理論為基礎，對云南省的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定量分析。

一、云南省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的概況

云南省經濟經過近50年的發展，三次產業結構出現了巨大變化，發展水平取得了重大成果。如表1所示，1952年的三次產業結構是“一、二、三”的形式，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次產業所占比重分別為61.71%，15.45%，22.84%；到了2009年產業結構轉化為“二、三、一”的形式，其中第一產業下降了53.04個百分點，變為7.67%，第二產業上升了39.39個百分點，變為54.84%，第三產業上升了14.65個百分點，變為37.49%。在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云南省的GDP指數（1952年為100）也出現了大幅上升，上升到8 367.3，翻了近83番。云南省經濟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2―1975年），整個經濟發展以農業為主，是個典型的農業社會，但是第一產業下降了21.16%，第二產業上升了28.69%，第三產業下降了6.1%。這個階段云南省實際GDP增加了97%（1952=100）。第二階段（1975―1990年），在1978年，整個經濟進入了“二、一、三”階段，經濟結構開始以第二產業為主導，農工業為主體的發展階段。但是，這個階段工業發展的速度很慢，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而第三產業卻取得了大幅度的發展，上升了12.21%，達到了28.95%，超過了第一產業的22.24%。第三階段（1990年至今），經濟是“二、三、一”的發展形式，經濟的發展主體由一、二產業轉化為二、三產業。2009年三次產業產值增加值比例為7.67: 54.84 : 37.49。

參考文獻：

[1] 劉思峰，黨耀國，方志耕，謝乃明.灰色系統理論與應用[M].北京：科學教育出版社，2010.

[2] 劉思峰，湯耀國，王慶豐.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理論與實踐[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3] 劉懿洋.甘肅省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灰色關聯分析[J].企業經濟，2011，（5）.

篇8

國家繁榮的前提是經濟持續增長，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是企業績效提高，而企業績效提高的關鍵在于企業家能力。正如熊彼特所說資本主義的靈魂是企業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靈魂也同樣是企業家。企業家能力與企業家精神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改善經濟增長方式，甚至提高城鎮化質量。分析企業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既是對企業家能力的宏觀效應探究，又是對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檢驗。盡管企業家能力與企業家精神被看作是重要生產要素，但直至內生增長模型產生，企業家能力與企業家精神才被引入經濟增長理論。研究者們大多從兩個角度研究企業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是關注企業家能力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機理，將企業家能力引入內生增長模型，證明企業家能力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發現企業家能力通過知識溢出、市場競爭、產品多樣化等多種機制促進經濟增長;

二是關注企業家能力配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認為企業家會在生產性行為與非生產性行為之間配置能力，當制度水平較低時，他們可能將其能力更多地配置在尋租等非生產性行為，從而降低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盡管關于企業家能力與經濟增長的文獻較多，但現有文獻仍存在一些問題。首先，企業家能力不僅存在配置效率問題，還存在發揮效率問題。前者指的是企業家將部分能力配置在非生產性行為，使得生產性努力相對減少; 后者指的是企業家只將部分能力發揮出來。

盡管從結果看，這兩種企業家能力的損失最終都會降低企業家能力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但兩種機制的作用途徑是不同的?，F有研究主要關注了前者對企業家能力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影響，較少關注后者對企業家能力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影響。其次，現有研究多采用宏觀數據如自我雇傭比例、企業進入比例、創業者人數等衡量企業家能力，盡管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家精神，但這些宏觀數據相對來說都是間接的，并不能直接反映企業家能力這一復雜概念。

并且，這些指標大多源于歐美文獻，并不適用于當今混合所有制經濟全面發展的中國。例如，自我雇傭比例指的是自我雇傭者占勞動力的比率，這一指標將國有企業的企業家排斥在外。由于控制變量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可能影響企業家能力，這意味著擾動項與企業家能力可能相關，從而產生內生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面板數據中的固定效應方法只能消除解釋變量和個體固定效應的相關性問題，無法解決模型的內生性。為此，選擇兩階段差分 GMM 估計方法，采用兩階段-糾偏-穩健型估計量對經驗模型重新進行兩階段 GMM 估計。采用所有控制變量的滯后變量作為工具變量，以消除內生性問題，回歸結果( 限于篇幅，略) 并無明顯變化。

篇9

市場和政府各占多少的問題和經濟學一樣古老，因此，政府規模對經濟與社會的影響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話題。由于對發展認識的不同，政府規模研究經歷三個主要階段的變化。從庇古時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選擇理論的適度規模政府。政府規模的研究首先經歷了研究政府規模大小及其理論解釋階段和適度政府規模研究階段。雖然研究的內容有一定的區別，但這兩個階段政府規模的研究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所關注的最終目的都是經濟增長。

新古典主義理論從需求和供給方面來解釋政府規模的擴大問題。政府規模的擴大是由于糾正市場失靈和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因此政府規模擴大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積極影響。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張尤其是投資的擴張會對其他部門產生擠出效應。政府選擇過度參與和監管經濟，損害經濟增長和公民生活質量。但是這些理論只解釋了政府規模如何影響經濟和社會，卻解釋不了政府規模大小也好、適度也罷。這種調整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應該是什么。

依據生態經濟學的觀點，經濟增長是有限的，而質量的改善是無限的。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發展和國民生活質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規模的大小就應該與國民福利的增長聯系起來。因此，新的階段政府規模的研究應實現轉型，不僅僅限于研究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政府規模的擴大應該與社會福利的增長密切相關，即評價政府工作的好壞應該是看社會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長。因此，有關政府規模的研究應實現面向福利增長的轉型。

基于這些認識，本文深入研究了國內外有關政府規模研究的相關文獻，并依據政府規模研究的理論解釋將其分為三個階段，提出新階段政府規模的研究應該，向注重福利提高轉型。并論述研究轉型的理論根據和意義。

二、政府規模研究的演進

(一)政府規模的概念及界定

廣義的政府規模指以職能和權力配置為基礎，按一定組織原則建構的政府各個組成部分的總和。政府規模包括內在規模和外在規模。內在規模指政府職能和行政權力的范圍及結構，即職能規模和權力規模。外在規模是指政府機構設置、人員配置的數量、結構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數量，即機構規模、人員規模和費用規模?！?/p>

政府規模對經濟與社會影響的主要方面。表現在政府所掌握和調控的經濟資源的規模和大小。國際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總支出或各項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為衡量政府規模的指標。

(二)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轉型前的政府規模研究及理論解釋

考察國內外相關的文獻，根據其依據的理論，政府規模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或層次。

第一階段，對政府規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釋。早期對政府規模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研究政府規模的變化及探討背后的理論解釋。主要結論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規模逐漸增大。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注意到一個經驗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政府部門逐漸增大，即瓦格納法則(Wagner's Law)。鮑莫爾(Baumol)則推測，由于政府部門生產率低于其他部門，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部門的產出成本將大于其他部門，而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價格無彈性，意味著隨著需求的增長。只能以政府規模的擴大來滿足，即所謂的鮑莫爾成本。

研究者依據新古典主義理論，從需求和供給方面來解釋政府規模的擴大問題。大多數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是需求導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糾正市場失靈。要求公共部門進行干預：另一方面隨著收入的增長，社會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增長，因此政府規模擴大對經濟和社會產生積極影響。Kauand Rubin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大是由于供給增加。因為技術進步使納稅經濟活動增多及稅收成本降低，從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勞動力供給增加，如果需求不變，則政府規模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大。

在實踐上，現代政府早已擺脫庇古時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凱恩斯的大政府論在20世紀30年代金融危機之后備受推崇?？傊?，對于政府規模大小的爭論永遠不會停止，當經濟高速增長。市場運行良好，人們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當經濟危機襲來，人們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當“救市者”。

第二階段，經濟增長的適度政府規模研究。雖然公共選擇理論同樣很好地解釋了政府規模擴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利益集團、官僚體制和財政幻覺導致了政府規模的增長。但公共選擇理論對政府規模研究的最大貢獻是指出政府過度參與和監管經濟會損害經濟增長。公共選擇理論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經濟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員函數中包含的變量包括薪酬、所在機構及人員規模、權利及地位等，這些變量與政府預算成正相關。因此，追求政府預算最大化是官員的目標。這種官員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行為導致了“政府失靈”，從而使經濟和社會福利惡化。公共選擇理論主張限制政府的干預，反對凱恩斯主義。Borcherdingand Lee認為，政府規模的擴張尤其是投資的擴張會對其他部門產生擠出效應。政府規模的研究轉到關注經濟增長的適度政府規模階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總結出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擴大致府的規模將促進經濟增長。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認為。政府規模擴大會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經濟增長。Folster andHenrekson發現，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的關系，過度擴大政府的規模會造成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對于上述結果的不一致，一些學者發現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非只是單調的關系。Grossman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和證明了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存在一種非線性關系。Armey證明并用曲線表達政府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稱阿米曲線。而更進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還證明了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存在最佳規模。

國內有關政府規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側重于研究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這與經濟增長理論仍然占主導地位是分不開的。馬栓友、李國柱、馬樹才和劉方等學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為政府規模指標，研究并估計了我國相對于經濟增長的最優政府規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結果。

三、從經濟增長到生活質量：政府規模研究的福利轉型

在新古典增長理論占主導的情況下，對政府的評價是根據GDP和GDP的增長來判斷的。但在發展已經定義為人的發展和福利提高的情況下，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政府規模的大小就應該與國民福利的增長聯系起來。國際國內的研究者已經從實證上做出了嘗試。

第三階段：政府規模與福利關系的研究。近兩年，國際上

關于政府規模研究的新動向是學者們開始關注政府規模與生活質量的關系。美國學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規模對福利的影響。使用政府消費支出和政府投資支出分別占GDP的比例作為政府規模指標，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作為衡量社會福利的指標，利用154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結論，相對于以HDI表征的社會福利，存在最優政府規模。發達國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為17％，政府投資支出占GDP比例為13％?？偟淖罴岩幠?0％。而發展中國家政府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與HDI正相關，政府投資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達到40％以后才對HDI有促進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滿意度作為福利指標，用政府總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作為政府規模指標。實證分析74個國家的政府規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滿意度。研究結果表明，生活滿意度隨著政府總消費支出的增長而下降。

國內有關政府規模與福利關系的研究，劉長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規模與社會福利的關系。作者構建了社會福利指數，以政府總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政府規模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和最優規模估計，估計出我國最優政府總支出規模為39.21％。潘雷馳對政府支出的增長率和HDI兩個時間序列進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長率的變動對人類發展指數變動的影響不顯著。這些研究雖然使用的指標與國際上的研究相似，但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深入系統的研究，為我國政府規模與福利關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實證結果和理論基礎。

四、政府規模研究福利轉型的理論根據

(一)生態經濟學是政府規模福利轉型的理論基礎

新古典理論從需求或供給方面可以解釋政府規模擴大的原因，公共選擇也可以說明過度的政府規模會對其他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從而影響經濟增長。但是這些理論只解釋了政府規模如何和為什么會影響經濟、社會，卻解釋不了政府掌握和調控經濟資源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政府規模大小也好、適度也罷。這種調整最終要達到的目標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態經濟學，作為對傳統經濟學的反思，在經濟發展的目的和政府調控目標上可以解釋上述問題。

1　新古典理論及傳統增長理論是建立在以下兩個主要假設基礎上的，但是這些假設遇到了挑戰

假設一：經濟增長可以持續地帶來福利增長。

假設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強政府干預和擴大政府規模，以便糾正市場失靈。

第一，許多研究證明經濟增長并不能帶來福利的持續增長。Manfred Max-Neef提出“門檻假說”，即“在每一個國家似乎存在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經濟增長帶來生活質量的改進到達一個點，即門檻點，超過這個點，如果更多的經濟增長，生活質量可能下降?！敝?，生態經濟學家的研究證明了經濟增長存在福利門檻，超過這個門檻經濟增長不再導致福利增長。

為了克服GDP作為福利測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實進步指標(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為GNP替代指標來測量福利，發現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GNP持續增長但ISEW開始下降。之后ISEW被應用到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等國。計算不同國家的ISEW發現，ISEW隨著GDP的增長會達到某一點，超過這點ISEW的增長出現停滯甚至下降。原因是經濟增長引起的環境和社會問題使得經濟增長創造的財富沒有全部轉化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福利。生態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成為經濟增長的福利門檻。這些研究顯示經濟增長不一定可以持續地帶來福利增長，至少在發達國家是這樣。

第二，相對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規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顯示存在福利增長的適度政府規模。前面介紹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結論，即相對于以HDI表征的社會福利，存在最優政府規模。Biornskov等的結論是，生活滿意度隨著政府總消費支出的增長而下降。這些結論構成了對假設二的挑戰。

2　生態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評價政府的標準是什么

1977年赫爾曼?E?戴利fHerman E.Daiy)發表了《穩態經濟學》，重新將經濟和物質世界聯系起來。在《穩態經濟學》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駁了傳統經濟理論將經濟過程與能量和物質資源脫離開來，提出了為古典經濟學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經濟學家和主流經濟學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長的極限。戴利指出，經濟理論和實踐遵循熱力學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釋經濟過程。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將潛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質轉化為這樣那樣的商品，商品經過一定的時間被用光或損壞最終被拋棄。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將低熵的資源轉化為高熵廢物的中間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長和以不變的比率接受太陽能。所以。以無限制地將能量和物質輸入經濟過程。無限制地向環境輸出廢物為特征的無限經濟增長是難以為繼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雖然在一定階段、一定程度可以解決發展中的問題，最終仍然缺乏根據。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其規模的調整應該以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即評價政府應該使用福利標準，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長。

(二)生態經濟學對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規模福利轉型的推動力量

自從庇古區分了經濟福利和非經濟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經濟福利是不可測量的，經濟福利是福利中能夠用貨幣加以量度的部分，國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詞，

但是，GDP作為福利測量存在許多不足(Costanza)。生態學家對如何更好地測量福利進行了許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和真實進步指標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實儲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馬蒂亞?森發展了福利經濟學，認為人的福利主要取決于人獲取福利的能力。人獲取福利的能力與健康、知識和收入密切相關。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人類發展指數(HDI)作為衡量福利的新指標與阿馬蒂亞，森的貢獻分不開。阿馬蒂亞?森認為，HDI是廣泛認可的用于比較國際之間福利的指標。

從福利研究的進展可以看出，經濟增長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僅靠經濟增長單一手段也不能持續地推進福利增長。那么，政府規模研究僅僅考慮經濟增長是不夠的，政府規模的研究應該實現福利轉型。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的發展和國民生活質量的改善，政府作為社會福利的主要推動者，其調控經濟資源的最終目的應該有利于國民福利的提高。

五、結論

篇10

增速適度回落是好事

歐債危機再度惡化、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放緩、國內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階段等，導致中國短期需求明顯收縮，這是今年以來經濟增長面臨下行壓力的主要原因。

但同時也要看到，在經過了30多年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之后，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性條件發生變化，如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關系轉變、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空間縮小、基礎設施投資的潛力下降、區域增長格局發生變化等，中國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趨于下降。當前經濟增長持續回落、明顯偏離過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速增長階段的轉換。

近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的一些新變化，表明中國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可能已經開始。

一是基礎設施投資的潛力和空間明顯縮小。2010年以來，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明顯回落，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從近十年來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

二是東部發達地區經濟增長明顯回落。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等省市，去年以來工業生產、投資增速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些地區的人均GDP已經達到增速下降的時間窗口，增長階段率先轉換是符合邏輯的。

三是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市場風險非常明顯地增加。人們對這些領域投資回報率的擔憂，實質上是對其增長潛力的擔憂。

另外，城市化尚有較大空間，但由于中國經濟規模大幅提升的基數效應，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在明顯降低。這些都可能預示著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也預示著本輪經濟調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調整。即便下半年出現回升，經濟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長軌道。

就宏觀政策與增長階段轉換的關系而言，宏觀政策要順應而不是抵觸增長階段的轉換，防止過度放寬宏觀政策，造成經濟重回以往高增長軌道的傾向。

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一旦潛在增長率下臺階，擴張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長速度，反而會推動經濟泡沫化，積累新的風險。同時也要看到，增長階段轉換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宏觀環境，宏觀政策也需要適時適度調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內增速過快下滑。

從中長期看，保持經濟持續增長，已經不是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和外延式增長所能解決的，必須從體制、機制等方面入手，通過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有效防控風險的同時，加快中國增長動力從要素投入為主向創新驅動為主的轉變。

中國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就業狀況明顯惡化常常成為政策調整依據，宏觀經濟政策強調保增長，其實就是保就業，而保就業就是保穩定。近年來，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明顯下降，“民工荒”、“招工難”也反映了勞動力供求格局正在發生轉變。

在本輪持續較長的回調過程中，就業壓力尚不突出。國家統計局調查失業率5月反而有所降低，實際調研中也沒有發現大量解雇職員的現象，宏觀經濟政策為保就業而保增長的壓力明顯得到緩解。

從經濟增長與就業、社會穩定的關系看，短期宏觀調控應容忍經濟增長的適度回落，并引導經濟增速逐步回歸到中長期潛在增長率水平。顯然，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下調為7.5％是合適的。

從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與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看，經濟增速適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過度擴張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脹，有利于增強需求約束，促進行業兼并重組和優勝劣汰，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和發展方式轉變，也有利于逐步與“十二五”規劃確定的7％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相銜接。

短期過快下滑有風險

從近期和以往較長時期的經驗看，經濟增速下降將直接影響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在現有增長模式下，中國企業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速度與規模。

在經營方式和贏利模式未能根本轉變之前，增速一旦短期內明顯回落，企業效益也會相應下滑，并將波及到財政收入和金融資產質量，從而引發系統性財政、金融風險。

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伴隨著經濟增速短期內過快下滑，都出現過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企業效益大幅度下降的情況。1996年以來，經濟增速最低的四個季度分別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長6.9％，財政收入增長2.4％，稅收收入零增長，工業企業利潤負增長34％，虧損額增長82.5％。

由此可見，當經濟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時，企業虧損面和虧損額將會大幅度地提高，財政收支壓力明顯增強，經濟穩定的基礎十分脆弱。因此，需要正確認識經濟增速與結構調整的關系，避免將速度和結構調整對立起來，忽視速度與效益、速度與風險之間的轉化關系。

速度下降本身會倒逼市場主體調整結構，但當增速短期過快下滑時，經濟關系繃得很緊，風險陡增，也就失去了調結構的有利時機。特別是在速度效益型贏利模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適當的經濟增速顯然是必要的。

今年1月-5月，全國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分別增長12.7％和9.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3個和21.4個百分點。其中，5月全國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扣除不可比因素后分別僅增長5％和4％左右。1月－4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1.6％，虧損企業虧損額同比增長78.2％。

這種狀況如果不能及時扭轉，可能出現增速回落——效益滑坡——過度悲觀預期——生產和投資收縮——增速下降的惡性循環。實際上，在高速增長階段，各種矛盾和風險往往可以被高增長、高效益所掩蓋；經濟增速回落，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下降，各種矛盾和風險則可能集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