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官僚體制　管理主體　新公共管理

    世紀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漲。在西方各國曠日持久的政府改革過程中，公共部門管理研究領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為基礎的官僚制的傳統公共管理理論被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的管理理論與方法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或“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為當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趨向和實踐模式。本文擬從公共管理模式殖變背后的哲學基礎的向度進行闡釋，以求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論啟迪。

                      (一)

    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了利益分化和階級分化以來，就有了公共管理的問題。但是，在傳統的階級統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屬于階級統治的。近代以來，階級統治變得越來越隱蔽，而公共管理卻日益彰顯，人們到處可見的是政府對社會的公共管理。特別是在二戰以后，這種狀況愈加明顯。公共管理從隱到顯的殖變，不僅是管理行為量的增加，也不僅僅是管理活動范圍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變革，是從以統治為主導的模式向以管理為主導的模式轉化的過程。人類社會早期的公共管理在運用行政的和宣傳教化的手段對社會實施管理時，往往訴求于強制性的措施，管理行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覺。近代社會的公共管理在許多領域中無疑也包括強制性的行為，帶有傳統的統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許多領域，公共管理日益趨向采用民主和參與等方式。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務于政治統治的終極目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迅速分化為許多專門領域;政府機構日益膨脹;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運行的高成本、低效率?？傊?，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與西方工業社會的政府管理相適應的。但是，隨著西方各國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這種理論及其模式就顯得力不從心，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社會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論假設和原則均受到普遍的懷疑與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

    其一，作為傳統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體制已被證明是一種過時的、僵化的和無效率的政府體制模式。這種等級劃分、權力集中、控制嚴密的官僚體制的組織模式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繼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門逐步被學習型組織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已被動搖。政府通過補貼、規劃與合同承包等方式間接運行，各種私人公司、獨立機構和社會團體參與了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機構也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務而展開競爭。與此同時，私人部門發展起來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也被公共管理部門所借鑒。市場機制在公共部門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被人們批評為是一種不真實的假定，而且，在現實的生活中政治事務與行政事務是難以真正分開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體制及模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公務員的永業觀念已被打破;業績評估和績效工資制成為一種主要的報酬方式;傳統的片面強調對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養與開發、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見，在現實的公共生活中，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這就導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變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

    “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理論，起源于二十世紀70-80年代的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其他國家。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在整個80年代，英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展反對浪費和低效益運動，成立了效率工作組，對政府的有關項目計劃和工作進行效率審計;大力改革公共部門的工會;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將英國的石油、電訊、鋼鐵、航空等40多家主要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對地方政府的預算開支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設項目實行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公開競標。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根據效率工作組1988年提出的報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英國政府開始將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從政府各個部門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半自治性的“執行局”來承擔這種職能。部長同執行局在談判的基礎上就該局要完成的任務及其在具體運行方面的靈活度達成協議，也即績效合同。這樣，部長們主要只關注預算總額和最終的結果，而各局在預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體事項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尤其是執行局的局長是由公開競爭產生，三年必須重新申請一次，不實行終身制。到1996年，英國有近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承擔的。

篇2

論文摘要:“新公共管理模式”是當代西方政府改革的基本趨向和實踐模式，其出現具有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從哲學層面看，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是哲學的單一主體范式向后現代的多極主體范式轉移的具體顯現。從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向度，具體闡釋行政管理由傳統的官僚體制向新公共管理轉移的歷史過程與原因，分析其背后內蘊的哲學墓礎是管理主體由單一性向多樣性的范式轉型，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具有重要啟迪。

世紀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漲。在西方各國曠日持久的政府改革過程中，公共部門管理研究領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為基礎的官僚制的傳統公共管理理論被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的管理理論與方法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或“管理主義”( 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為當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趨向和實踐模式。本文擬從公共管理模式殖變背后的哲學基礎的向度進行闡釋，以求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論啟迪。

(一)

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了利益分化和階級分化以來，就有了公共管理的問題。但是，在傳統的階級統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屬于階級統治的。近代以來，階級統治變得越來越隱蔽，而公共管理卻日益彰顯，人們到處可見的是政府對社會的公共管理。特別是在二戰以后，這種狀況愈加明顯。公共管理從隱到顯的殖變，不僅是管理行為量的增加，也不僅僅是管理活動范圍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變革，是從以統治為主導的模式向以管理為主導的模式轉化的過程。人類社會早期的公共管理在運用行政的和宣傳教化的手段對社會實施管理時，往往訴求于強制性的措施，管理行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覺。近代社會的公共管理在許多領域中無疑也包括強制性的行為，帶有傳統的統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許多領域，公共管理日益趨向采用民主和參與等方式。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務于政治統治的終極目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迅速分化為許多專門領域;政府機構日益膨脹;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運行的高成本、低效率?？傊?，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與西方工業社會的政府管理相適應的。但是，隨著西方各國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這種理論及其模式就顯得力不從心，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社會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論假設和原則均受到普遍的懷疑與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

其一，作為傳統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體制已被證明是一種過時的、僵化的和無效率的政府體制模式。這種等級劃分、權力集中、控制嚴密的官僚體制的組織模式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繼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門逐步被學習型組織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已被動搖。政府通過補貼、規劃與合同承包等方式間接運行，各種私人公司、獨立機構和社會團體參與了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機構也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務而展開競爭。與此同時，私人部門發展起來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也被公共管理部門所借鑒。市場機制在公共部門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被人們批評為是一種不真實的假定，而且，在現實的生活中政治事務與行政事務是難以真正分開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體制及模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公務員的永業觀念已被打破;業績評估和績效工資制成為一種主要的報酬方式;傳統的片面強調對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養與開發、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見，在現實的公共生活中，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這就導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變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

“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理論，起源于二十世紀70-80年代的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其他國家。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在整個80年代，英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展反對浪費和低效益運動，成立了效率工作組，對政府的有關項目計劃和工作進行效率審計;大力改革公共部門的工會;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將英國的石油、電訊、鋼鐵、航空等40多家主要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對地方政府的預算開支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設項目實行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公開競標。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根據效率工作組1988年提出的報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英國政府開始將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從政府各個部門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半自治性的“執行局”來承擔這種職能。部長同執行局在談判的基礎上就該局要完成的任務及其在具體運行方面的靈活度達成協議，也即績效合同。這樣，部長們主要只關注預算總額和最終的結果，而各局在預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體事項上具有很大的自主權。尤其是執行局的局長是由公開競爭產生，三年必須重新申請一次，不實行終身制。到1996年，英國有近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承擔的。

繼英國之后，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隨著兩國工黨分別于1983年和1984年上臺執政，也開始了大力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蘭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并且具有系統性而備受人們的關注，被學術界稱作“新西蘭模式”，新西蘭財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書被譽為新公共管理的宣言。

美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盡管不像英國那樣，有明確的起點和目標，但似乎開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卡特政府實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而且帶有更明顯的管理主義傾向。里根政府大規模削減政府機構和收縮公共服務范圍，當時負責推行改革的格魯斯委員會的基本職責是將私人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門管理領域之中，來提高政府效率。格魯斯委員會診斷出美國政府公共部門管理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國會對聯邦政府機構的日常管理干預太多;其二，人事特別是高層人事缺乏連續性;其三，缺乏追求高效和經濟的誘因;其四，會計和管理信息系統不完善;其五，缺乏有力的中央財政和會計管理。1993年克林頓上臺后，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塑政府”改革運動。其目標是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并堅持顧客導向、結果控制、簡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則;改革的基本內容是精簡政府機構、裁減政府雇員、放松管制、引人競爭機制以及推行績效管理。這場改革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就是戈爾所領導的國家績效評價委員會的報告《從過程到結果: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簡稱“戈爾報告”?！案隊枅蟾妗敝赋?從本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美國建立了龐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體制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體制以那時的公司結構為模式，采用分等級的科層制形式進行管理。由于對標準化程序的先人之見、垂直的指揮鏈條和標準化的服務，這些官僚機構是穩定的，但與此同時也造成機構膝腫和反應遲緩。當代迅速變化著的世界、閃電般的信息技術、全球性競爭和需求式的顧客，使得龐大、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己經失效。該報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項主要原則:消除繁文縛節，由注重過程的系統轉變為注重結果的系統;把顧客放在首位;授權雇員以取得成果;一削到底，并創造出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

歐洲大陸各國(德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國、美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行政改革的那種系統、全面、連續和激進的特點。但是歐洲大陸各國的行政改革同樣帶有明顯的管理主義色彩，因而具有“新公共管理”的取向。比如，在德國，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連續性漸進主義模式。其改革的基本內容:調整公共事業、削減公共服務人員、壓縮公共人事開支、轉變公共組織結構等均是在某種程度上以管理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特別是在90年代，借鑒了荷蘭的經驗，推行地方政府改革，實行“地方治理模式”，與英、美等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的經濟衰退，公共財政也因為收人減少和福利開支過大等原因出現了連續的赤字，各國政府都面臨著財政緊張的困境。按照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的觀點，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從原則上講有三種途徑:一是限制開支和公共任務的終結;二是增加收人，特別是稅收;三是用較少的開支來實現公共使命，即“少花錢多辦事”。由此可見，只有第三條道路才是較好的選擇?！靶鹿补芾砟Ｊ健钡某霈F就成為各國政府的自然選擇。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張，政府的規模也在逐漸擴大。這使得西方各國政府普遍臃腫、效率低下，傳統的科層制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正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所說:“工業時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于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痹俅?，由于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促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信息時代的來臨以及“數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對瞬息萬變的經濟迅速作出反映，同時它打破了長期以來政府對公共信息的壟斷。新通訊技術以及接觸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會團體更容易參與公共管理活動。這要求對政府組織及其運作過程作出變革與調整。最后，經濟的全球化對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化的趨勢加強了西方各個國家對本國經濟競爭力的高度重視，政府能力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與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經合”組織把政府改革當作其成員國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的一個重要途徑，認為順應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和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內在需要，為公共部門改革提供了新的強大動力。

(三)

綜觀西方社會的這場聲勢浩大的行政改革運動，由于操作上的需要而表現出政府繼續充當運動主體的角色，每項改革措施也不得不基于現實而表現出對管理行政模式的妥協，但就這場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勢而言，無疑包含了如下的意蘊:即對近代以來的公共行政管理化傾向進行全面的檢討。雖然檢討的結果仍然是以“新公共管理”命名，但它與傳統的公共管理已經有著較大的差異。從哲學的向度來看，它是中心邊緣化與邊緣中心化的雙向整合與建構的過程，其實質是管理主體的單一化向管理主體的多極化的轉化。

生活提出問題，哲學解答問題，哲學是生活的解答邏輯。任何具體科學背后都蘊含著哲學理念，因而哲學主導范式的轉換，總會在不同的具體學科中得到或遲或早的彰現。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出現也概莫能外，它是哲學的單一主體范式向后現代的多極主體范式轉換的具體顯現。傳統的政府行政管理把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組織管理原理奉為圭桌，將政府看作是唯一的行政權力運行主體，其中心是追求社會秩序的穩定，管理的穩定性主要是依靠剛性的規范來維持?？墒?，我們可以看到，規范化對行政體系自身的整體協調、結構合理、規模適度等方面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就把人們關注的焦點聚集在行政體系自身。原本是為了社會秩序的目標，但是在對行政體系自身的關注中，目標常常被疏遠、淡化，行政體系自身的存在和運行卻異化為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推崇的終極目的，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被置于整個社會的中心位置。在這種單一管理主體中心主義的行政權力運行機制中，管理者以自我為中心，將被管理者置于客體的地位和從屬“我”并為“我”而存在，從事管理活動，是為了張揚自我的存在。由于傳統的行政管理將行政主體的單一性看作是不可移易的原則，當政府規模太大時需精簡機構，而職能分化的必然性又客觀上要求增加機構;當權力失控時，則強調權力制約，而權力制約不僅需要增加機構，而且會增加權力運行的成本從而降低權力運行的效率。因而行政改革陷人精簡一膨脹、再精簡一再膨脹的惡性循環中，要走出這一怪圈，就必須打破行政主體的單一性。新公共管理就展示了打破行政主體單一性的趨勢，將公共管理的職能對象性分化轉變為主體性分化，即公共管理的社會化。

篇3

一、緣起與內涵協作性公共管理理論的生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學者們從多層面對協作性的基本內涵進行了分析與歸納。

1．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緣起

(1)思想傳承：行政協調論的現代生長行政協調論是傳統行政思想的一個優秀因子，在西方傳統行政理論中不乏豐富的行政協調理念。1887年，古德諾在《政治與行政》一書中對威爾遜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做了進一步闡述，“分權的原則使每種機構只限于行使一種被分開的政府功能。然而，實際的政治需求卻要求國家意志的表達和執行之間協調一致。”“法律與執行之間缺乏協調就會導致政治的癱瘓?！薄?2。51為此，他提出通過行政適度集權化和政府體制改革等措施來實現政治與行政的協調。1947年。懷特也在《行政學概論》一書中對行政協調的動因、機構及原則迸行了分析。他認為：“協調的困難性是行政單位數目的增加”，從而導致“在各個方面的活動中。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十分困難，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實現政府各部門的協調．“應該設置政府委員會以利于行政協調工作的有效開展”。而“協調機關的組織原則是對任何事件均由主管會制定完整的政策，用以領導相關的各部”[217“船。佩里•希克斯指出．“政府之間的協作和整合必要性決不是一個新的東西．盡管具體的形式、偏好的工具和特殊的問題已經時過境遷。但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合作和整合，不管是被稱作是‘協同的’、‘整體的’，還是‘協調的’、‘整合的’，所有的這些都是政府組織永恒的追求目標?！薄?一因此，協作性公共管理是“傳統的合作理論的一種復興，只不過其內容更加復雜，具有綜合性和理論性”H1。

(2)理論反思：碎片化治理的根治之道碎片化治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走向極端的產物。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地推行了一場以新公共管理改革為內容的政府再造運動。新公共管理大量借鑒工商企業管理的原則、方法和技術，把傳統的官僚制政府改造成小型化和分權化組織結構模式?！靶碌慕M織形式以靈活性的日益增強和垂直整合組織結構的解體為特征，合同承包廣泛地被采用，大型組織規模大幅小型化，并被分裂為更具自主性的商業單位。”[5]12-t3如新西蘭除創立國有企業單位外，將剩余的政府部門分割為更小的、更專業的機構，英國也在“下一步改革方案”中建立了大量小型化的執行機構。但隨著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進，也產生了新公共管理的限度問題，即機構裂化問題¨】。碎片化治理就是機構裂化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轉嫁問題，讓其他機構來承擔代價；互相沖突的項目；導致浪費并使服務使用者感到沮喪；互相沖突的目標；由于缺乏溝通，不同機構或專業缺乏恰當的干預或干預結果不理想；在對需要做出反應時各自為政；公眾無法得到服務，或對得到的服務感到困惑，他們常常不知道到哪里去獲得恰當的服務；由于沒有考慮問題產生的原因，而是強調可得的或固有的一套專業干預，從而導致服務提供或干預的遺漏或差距¨娜。可見碎片化治理的根源在于新公共管理改革不僅沒有擯棄傳統官僚制功能性組織原則，而且強化了功能性組織設計。從而導致政府機構之間協調和整合問題急劇增加。因此。尋找一種增加協調和合作的治理模式就成為根治碎片化治理的根本出路，協作性公共管理正是對這種理論反思的結果。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論將公民當成客戶回應，隱含著把公民視為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被動接受者的危險．忽視了政府和公共機構與公民之間開展協作。協作性公共管理則拋棄公民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概念．以協作為基礎，強調加強政府和公共機構與公民以及其他社會參與者I50i}；之間的協作關系和伙伴關系¨1。(3)實踐需求：復雜性問題的應對邏輯公共服務與公共事務的復雜性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產生的直接動因。在信息時代或知識經濟時代，世界趨向復雜化和多樣化，地方政府面對的公共服務需求日趨復雜化和多樣化，這在客觀上需要跨越功能劃分、組織界限甚至地理界限的協作性公共管理活動。奧爾圖提出組織問網絡管理等跨組織結構普遍存在且可能增加的五個原因。a．是處理艱難或復雜政策的需要。傳統社會中官僚制組織形式可以有效解決的那種容易界定、明確的目標和任務的問題已經讓位于需要多方共同解決的惡劣問題。b．政府直接干預的局限性促進了基于網絡解決方法的增長。c．政治驅動力誘導出需要超越政策目標，使聯網成為基本需求。d．實現聯系制度化的努力結果。由于二級項目效果的信息不斷增多，通過組織之間的特別工作小組和計劃團隊等制度安排也相應地增多。e．橫向規定和交叉法令等在內的命令層次提供的額外壓力。因為在許多熱點閩題中，如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不同的項目之間具有不同的目的、資金來源、頒布標準及利益相關者，協作與互動溝通勢在必行一m～。可見，跨組織結構應對復雜性問題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產生的現實動因。

2．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

協作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的一個核心理念，它對于理解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具有重要的作用。學者們主要從組織間關系、組織結構和集體行動的邏輯三種視角對協作進行了界定¨o】肼：a．組織間關系視角的協作是指基于特定議題的利益相關者自發組織、參與到同一過程中，采取行動或共同決策。b．組織結構視角的協作主要從結構與功能的角度來定義協作．認為協作過程是松散的、多層網絡組織的相關組織領導利益相關者以解決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c．集體行動的邏輯的視角的協作意味著自治的參與者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共同制定的規則和組織結構來處理相互問的關系，決定和解決共同關注的事務。基于協作的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個含義十分廣泛的概念，大量存在于各種跨組織協作、網絡管理和公私伙伴關系等實踐之中，學者們從多種視角、多個層次對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進行了揭示和探究。沃爾特•鮑威爾從官僚制官僚制單中心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分權化治理的和新公共管理的比較中揭示了協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治理理論的新模式①。以公民為中的含義，認為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獨特的制心、多中心安排治理和整合性公共服務是協作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場自發性協作和等級制度性公共管理的三個基本特征。有意識性管理的諸多過程‘111。羅伯特•阿格

二、結構、機制與模式

拉諾夫和邁克爾•麥圭爾在《協作性公共管在實踐中，協作性公共管理可以發生在區理：地方政府新戰略》一書中把“協作”作為在域、地方政府和社區管理等多個層次，且橫向協政府組織間進行管理的基本描述符號，“它描作和縱向協作是相互重疊的，協作既可以存在述了在多組織安排中的促進和運行過程，以解于中央政府層級(如美國聯邦系統內)的縱向決單個組織不能解決或者不易解決的問題。協環境中，也可以存在于參與者是地方政府(代作性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縱向和橫向活動的表社區內多種利益)的橫向環境里。協作性公復雜結合，其中僅有一些結合可以被認為是協共管理形成了獨特的結構類型、協作機制和實踐作的，但是所有的結合都是多方參與的。”p”一模式。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則認

1．結構類型

為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網絡化治理模式，它協作性結構可以在政府運作的各種制度和象征著當前改變公共部門形態的四種有影響的體制環境，即在縱向政府各個層級和公私部門發展趨勢正在合流：由公私聯合提供公共服務中組織互動的橫向環境中產生。在具體運行的第三方政府；聯合政府若干機構提供整體服時，既可以自_Ei而IT，也可以自TilliI-_，還可以務的協同政府；基于先進技術用以往不可能的在自外而內的網絡環境里操作n3】。一個公共方式與外部伙伴進行適時合作的數字化革命；管理者可能同時涉及跨政府邊界、組織邊界和要求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消費者需求選擇。這四部門邊界，且負有正式的契約責任，從而很難區種發展趨勢的集合，使網絡化治理成為一種公分不同環境中的邊界，因此，劃分協作公共管理共部門的新形態，“它將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的結構類型就具有重要的意義。米爾娜．曼德私合作特征與協同政府充沛的網絡管理能力結合爾和托迪．斯蒂爾曼根據西方國家治理實踐的起來，然后利用技術將網絡連接到一起，并在服務經驗總結了實踐中協作公共管理的基本結構類運行方案中給予公民更多的選擇權?！眒弘“7型及功能特征(見表1)。總之，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不同于傳統上表從問題導向、對目標的承諾、聯系強度、努力寬度、目的的復雜性和努力范圍等功能性特征分析了如下五種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網絡類型…。

(1)間歇性協調這主要發生在兩個或多個組織相互調整、相互適應地完成同一目標的政策和程序中。間歇性協調結構的交互作用一般在較低的層次產生，組織間的承諾也只是保持在目標完成的深度，資源共享也相對較少和低風險。

(2)臨時性工作組這是用于完成一個具體的和有限的目標，并隨著目標的完成而迅速解體的協作性公共管理結構類型。在這種結構中，資源共享僅僅存在于有限的范圍之內。這類型的結構主要包括為具體的問題(如水質量標準、社會關注事件等)而建立起來的討論潛在性解決辦法的各種組織間關系的群體。

(3)長期或經常性的協調這種類型的協作結構主要發生在兩個或多個組織為了完成一個或多個目標而通過正式的安排(如委員會、伙伴關系等)協議參與有限的活動。這種結構中成員關系通常進行嚴格的劃定和限制，以確保穩定的協作關系。這類結構主要包括區域規劃小組(如南加州政府協會)和各種活動計劃小組(如社會護理小組)。

(4)聯盟聯盟結構發生在相互依賴與戰略性的行動之中，但其目標限制在小范圍內，且所有的行動都發生在實際參與活動的組織中。這類結構的目標是具體的，成員關系以長期承諾為基礎，相對穩定。這類結構主要包括各種公私伙伴關系、職業培訓計劃，以及其他完成具體性長期目標的實體關系。

(5)網絡結構這種類型以長期使命和聯合的戰略性相互依賴的行動為典型特征。它的結構安排以廣泛的任務為基礎，各成員承諾在長期內使用重要的資源實現共同的目標。這種類型的協作結構主要發生在各種社區建設項目和經濟開發項目之中。相比較而言，網絡結構正成為協作性公共管理的代表性結構類型。網絡結構為多種機構和組織的交互聯系和協同運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在解決復雜性問題和公共服務供給方面顯示出了強大的優勢。在政策領域，網絡結構也發展迅猛，有學者認為2l世紀政策領域主要具有信息網絡、開發網絡、延展網絡和行動網絡四種基本類型¨“。當然，各種網絡類型也存在著優劣，根據特定的實踐活動選擇相應的網絡結構類型是公共管理實踐者必須考慮的問題。

2．協作機制

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協作機制包括一系列復雜的規則、規定和標準體系，但它與官僚制那種等級制度、嚴格的命令管理和新公共管理分散．化組織實體的內部管理也不相同。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協作機制的設置不是基于一個中心權威之上，因此不能由一個單一的組織目標來指導。這種設置中管理者的首要活動就是選擇適i52；ij：當的參與者和資源，創造網絡的運行環境，想方設法應付戰略的和運行的復雜性。通過協作，每個參與者樹立并維持了他的或她的權威，同時又與其他人一起管理。”[9牌。3換言之，這種協作機制以參與者相互依賴、聯合決策、集體行動為重要內容。各種協同工作的協議和規則建立是協作機制的一個基本特征。以美國區域協作公共管理中的州際協議為例，它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州之間協商達成，并經國會同意的法律協議。州際協議分為州際邊界協議、州際分配或發展協議、州際規制協議、州際再分配協議四種類型。這些類型的州際協議共有300多份，涵蓋的領域包括邊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流域水資源管理、環境污染共同防治、區域經濟發展、大都市區治理、共同資源開發和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等。州際協議“被認為是解決州際邊界和其他爭端，促進各州通過聯合行動解決包括從區域經濟發展和資源保護到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與教育文化衛生等跨州區域公共問題的一種強有力的合作機制”Ⅲ1。美國的州際協議有效地促進了州際協作行動的制度化，推動了跨州公共事務管理的區域化，成為區域協作性公共管理運作機制的典型案例。

3．治理模式

協作性公共管理模式把公民參與作為運作過程一個重要的內容，注重公民參與在協作治理中的作用，賦予公民參與新的內涵，是協作性公共管理區別于其他治理理論的顯著特色。正如庫珀(Cooper)所言：“公民參與就是在一系列利益、制度、網絡中和發展公民身份中，人們有意地組織起來，集體行動，參與治理的過程?！币源藶榛A，庫珀(Cooper)等學者從理論上構建了一種以公民為中心的協作性公共管理治理模式(見圖1)¨”。這一協作性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包括五種參與途徑和六個協作性變量。五種參與途徑就是協商的、公民社會、信息交換、選民的和對抗的途徑。六個協作變量即加強政府合法性，加強政府回應性，提高公民能力，提高政府公信力，提高政府對公民的信任和強化公民效力。六個協作性變量的最大化有利于以公民為中心的協作公共管理發揮最大的功效。在公民參與途徑中。對抗的途徑是最不能增加公民參與的協作性變量，而協作的途徑是最能增加公民參與的協作性變量，它們代表參與途徑的兩端點；選民的、信息交換和公民社會的途徑是一些具有中間功效的參與途徑。在圖l中，從外向內，參與途徑的功效逐步增強。因此，通過協商的途徑是實現公民參與的最佳途徑，這一途徑的實現依賴于對公民參與五個維度的把握：公民中哪些人是參與者?他們的參與動機是什么?他們為什么參與?在什么地方參與最有效?公民怎樣進行參與?協作性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從理論和實踐上完整地回答了這五個問題，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的公民參與中廣泛地運用協商途徑，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在地方治理的實踐中，協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具有多種模式。羅伯特•阿格拉諾夫(Rob-errAgranoff)和邁克爾•麥圭爾(MichaelMcguim)以“城市協作性活動的水平”和“此活動作為城市治理戰略的程度”作為兩個變量，把城市間的協作模式歸結為六種：基于轄區的管理模型、節制模型、自上而下模型、接受捐贈模型、保守模型和滿足模型¨”“’卵。多種實踐模式的存在為以公民為中心的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理論模式提供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三、評價及啟示

從生成背景、內涵、結構、機制和治理模式看．協作性公共管理已經成為一種系統化的理論模式。它比官僚制單中心治理模式更具靈活性，比新公共管理分權化治理模式又更具協調性，比流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更加關注公民需求，注重民主治理。正如邁克爾•麥圭爾(Mi•chaelMc”im)所盲：“在理論和實踐中，協作性公共管理已經成為公共管理中一種標準的政府治理的新模式。”【I7】w•D•利奇也指出：“協作性公共管理已經成為民主治理的一種重要理論?！薄?8】協作性公共管理理論模式對傳統政府管理模式進行了有效的揚棄。在傳統的政府管理中，協作關系一直存在于上下級政府之間和同級政府之間，相關的協作理論(如政府間關系理論、資源依賴理論等)廣泛地存在于行政學的思想發展史中。當代西方地方政府的協作性公共管理可以看做是傳統協作理論的一種復興，并在揚棄傳統協作理論的基礎上，注入了新的內容，在治理結構、治理機制、治理模式及相關的管理能力與技能等方面都與傳統的協作管理具有顯著的區別，呈現出嶄新的特征。協作性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相比較，也具有較為明顯的特色：

(1)從競爭轉向協作。協作性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的最大差異就是強調協作，把協作作為核心理念。新公共管理從本質上看是一種以競爭為核心理念的政府治理理論，它對市場機制和工商企業管理的方法、技術、手段倍加推崇，對協商、溝通、參與等協作功能卻嚴重忽視，從而產生了碎片化治理的困境。協作性公共管理則把協作作為核心理念，通過協作的方法、技術、手段來提供整合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協作性公共管理從競爭轉向協作，使政府治理模式從分散化治理邁向整體治理，推動了政府治理理論的模式創新。

(2)從任務轉向問題。新公共管理以具體公共服務任務作為出發點，在實踐中倡導單目標的任務型組織。任務型組織有效地滿足了公民對多樣化或個性化公共服務的需求，較大程度地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但是在解決公共服務中的邪惡問題(wickedproblems)面前表現得無能為力。協作性公共管理以問題為導向，提倡在公共治理與公共服務中的多主體協同運作與組織功能整合，通過建立一種跨界性的網絡治理結構有效地解決了新公共管理任務型組織所不能解決的邪惡問題。因此．協作性公共管理與傳統的協作理論和當代新公共管理理論區別開來，成為一種代表未來發展趨勢的新型治理模式。隨著社會變遷與政府所面臨的公共治理問題的日趨復雜化．協作性公共管理必將成為未來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中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作為一種地方治理理論的新模式，協作性公共管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有學者認為協作中會出現協作參與者的目標難以達成一致、參與者力量不對稱、信任關系難以建立、參與者之間的關聯性模糊等障礙Ho】鵬。也有不少學者對協作性公共管理所要求的技術手段及工作人員所必備的素質要求提出擔憂。還有學者認為協作性公共管理在權力影響、資源分配、責任共享等方面也存在困難。那么，為滿足協作性公共管理的需要，未來的公共管理者需要做哪些準備呢?羅伯特•阿格拉諾夫(RobertAgranoff)等認為主要是考慮如下六個方面的聞題：

一是把協作性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技術類型，發展協作的技術，開發協作的資源和技能；

二是調查協作環境中的決策，推測它與源自應用行為科學模式的決策有何不同；

三是協作的凝聚力，包括信任、共同目的、相互依賴以及其他協作性管理因素(類似于官僚制中合法權威的統治力量)；

四是要解決協作環境中權力、權威和影響的問題；

五是討論老生常談的責任問題，協作使我們的視野從關注等級責任轉移到職責、回應的理念及民主觀的教育；

六是探討協作在公共計劃和交付過程中加入的公共價值問題。認真地考慮這些問題，無疑有利于增強我國公共管理者運用協作性公共管理的能力。改革開放后，我國地方政府在一些領域也進行了新公共管理改革與治理理論模式創新的探索，取得不少成績，但也產生了西方地方政府實施協作性公共管理時面對的共性問題，如新公共管理改革產生的部門協調與機構整合等治理問題。協作性公共管理對我國地方政府改革與治理不乏借鑒意義，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在推進大部制改革的過程中構建地方政府間的協調機制。這可以在地方推進大部制改革的進程中建立如下三大機制：1)建立結構化的部門協同機制，既對部門內部的組織機構進行職能整合，也要對部門間的組織機構進行職能整合，實現部門內與部門問的協同聯動運作。2)建立制度化的權力約束機制，在權力運行制度化的基礎上建立行政權、執行權和監督權三權既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的權力運行機制。3)建立民主化的利益協調機制。大部制改革與以往的機構改革具有本質的區別，它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質的飛躍，必須對部門利益及相關個人利益進行大調整。西方地方政府的i54；i；i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經驗表明，部門利益是客觀存在的，它不能根除，但可以通過民主化協商程序進行協調與化解?？梢?，建立民主化的利益協調機制是我國穩步進行了大部制改革、減少阻力的關鍵所在。通過大部制改革的這三大機制，有利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切實解決機構重疊、職責交叉、政出多門等問題。

篇4

[關鍵詞]區域公共管理；物聯網；超越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3）07-0109-04

物聯網是通過信息技術將物與物聯通在一起的新一代網絡，在近幾年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美國將物聯網視為擺脫金融危機和發展新經濟的“雙引擎”之一，歐盟提出“物聯網行動計劃”，日本提出“數字日本創新計劃”，韓國提出“U-Korea計劃”，紛紛參與到物聯網發展制高點的爭奪之中。在中國，對物聯網的全面關注與研究始于2009年。迄今為止，物聯網的研究和開發尚處于探索階段，在技術和社會層面面臨著很多挑戰，但其對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影響，彰顯出物聯網與區域公共管理相關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面對物聯網時代，我們急需對區域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做出相關的調整、充實和提升。

在物聯網時代，超越組織邊界的復雜問題層出不窮，區域性公共事務和區域化公共問題展現出全球化、區域化和信息化相互滲透、緊密結合的特征。政府、社會和市場通力合作，努力追求區域公共事務的雙贏或多贏局面，這正在成為時代主旋律之一。在此背景下，現行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顯：就價值層面而言，經濟價值取向過度。公共價值取向不足，公眾參與意識淡??；就權力層面而言，分權與集權失度，政府、社會與市場權力失衡；就結構層面而言，機構整合協作乏力，組織運作縫隙過大。由此，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勢在必行。在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將從諸多方面實現對傳統模式的超越。

一、重塑區域公共管理價值

（一）淡化經濟價值取向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模式主要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上，其基本價值取向在于提高效率，實現經濟價值，因而衡量管理績效的側重點是經濟和效率。經濟學理論對于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物聯網時代逐步顯現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經濟學以個人利益為重的核心理念會導致公共利益的喪失。物聯網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具有易感性和難知性，受眾在獲得信息之后，往往被媒體的傳播力量左右，很難對信息內容進行深入甄別和研究，導致傳播內容簡單化、膚淺化和失真化，個人私利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很可能因為物聯網的力量無限放大。二是以“工具人”和“經濟人”為信條的西方經濟學忽略了人作為“社會人”、“復雜人”的另一面。在這種信條下，區域公共管理往往會忽視文化因素對網絡世界中人性的規制，忽略德治的重要性，使人性的弱點借助物聯網而由網絡世界傳人現實世界，最終引發區域公共倫理危機。三是單純將西方經濟學應用到區域公共管理是一種不太高明的構想。區域公共管理生存于日趨網絡化的環境之下，而單純將經濟學手段引入其中，決定了它采納的價值準則一定是效率優先，其他的諸如公平、正義等價值準則會有意無意地被忽略或剔除，進而陷入區域公共管理合法性的認同危機。

物聯網本質上并非謀利的工具，而是一種深刻影響整個社會生產、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公共產品，除了為企業創造利潤之外，更核心的價值是增添社會福利。物聯網的公共性應用，其終極目標是通過發掘和覆蓋已有的和潛在的市場需求，削減社會成本，最終實現一種社會化盈利。隨著物聯網畫卷的逐步展開，區域公共管理將在一定程度上擯棄西方經濟學“經濟至上”的價值理念，至少在管理對象和目標上會超越“效率”的價值理念，采納公共價值管理理論作為主要的理論基礎，各公共機構將以追求區域公共價值作為其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物聯網所提供的人與物、物與物的互動模式有利于人們培養整體性思維、互動性思維、開放性思維和反思性思維。其中，整體性思維是所有思維模式的核心。因此，在物聯網時代，改革者將運用整體性思維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反思與超越，更加強調區域的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更加注重體現區域社會的代表性、回應性等民主價值，從根本上推進區域公共管理由經濟價值到公共價值的重塑。

（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

物聯網作為戰略性先導產業，在尋找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上具有重大作用。一是有助于改進區域公共管理問責方式。物聯網既能夠為現有的同體問責（即公共管理組織內部的問責）轉化為異體問責（即外部對公共管理組織的問責）提供合適的技術平臺，也可以為公民參與公共管理和問責提供有效的網絡渠道，能夠明顯減少區域公共管理權責不明的現象，最終實現區域公共管理責任的明晰化。二是有助于完善區域公共危機應對措施。物聯網極其便利的信息通信，有助于及時預警區域公共危機，深入了解區域公共危機產生的緣由，有針對性地采取區域公共危機救助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區域公共危機的損失。三是有助于建設區域聯合服務型政府。通過物聯網，公民能更加便捷地參與和監督區域公共管理活動，區域地方政府能及時了解區域社會的需求，高度協調相互之間的管理措施，從而改變政府以往公共決策的片面性和封閉性，大大增強公共決策的整體性、全面性、開放性和協調性。四是有助于改變區域公共管理程序復雜、權力集中的局面，實現簡化公共管理程序、下放公共管理權力的目標。物聯網通過感應器和互聯網來達到人與物的溝通和交流，實現對“物”的智能化、精確化監管與操作，這為精確尋找區域公共價值提供了極大便利，也為創造區域公共價值提供了著力點。

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價值管理將越來越專注于如何創造區域公共價值。所謂“區域公共價值”，就是區域內公民對區域公共管理期望的集合。區域公共價值的創造與否，主要取決于區域公共干預是否實現了包括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在內的區域整體效益。在區域社會中，各類公共組織的責任不是確保自身的延續，而是根據區域發展的需要，積極改變自身的職能和行為，發現、定義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然而，區域公共價值的變動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因此，管理者們需要借助物聯網來在絕對變動中尋找相對不變的區域公共價值：其一，分析不同人群的利益偏好；其二，確定公眾的利益關注點；其三，引導公眾了解區域公共問題，表達區域公共訴求，探究區域問題緣由，尋求區域公共對策。

（三）拓展公眾參與渠道

區域公眾偏好對區域公共價值發揮決定性作用。區域公共價值最終南區由公眾定義，在區域公眾與區域公共部門的良性互動中得到確認。在傳統媒介中，主體因知識程度、社會階層等方面的不同，對物體的感知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而物聯網比以往媒介呈現出更強烈的開放性與平等性，因而這種差異性將逐步縮小。譬如，互聯網時代的維基百科強調主體對文字的編輯和對信息的分享，它沒有固定的編輯者和把關人，鼓勵所有人平等享有修改其中內容的權利。與維基百科不同，物聯網強調物體和主體的共同自主。只要用能聯網的手機等載體，區域社會的每一個人就都能參與到物聯網傳播體系中，更為直觀地發現自身和尋找信息目標。在物聯網社會中，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這些觀念變遷折射到區域公共管理中，就是人們追求平等互動的意識越發強烈，認為其本質是一個協商、互動和交流的過程。物體作為媒介的實現，更加方便公眾將區域公共管理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轉化成現實，平等性、開放性也成了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重構區域公共管理權力

（一）尋求分權與集權的有機結合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一項重要主張就是分權管理，這一主張比較適應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需要。然而，進人物聯網時代后，在這樣一種權變、風險、不確定性的復雜社會生態下，市場變得無界化，信息出現無縫隙化，社會公共事務表現出高度滲透的趨勢，區域乃至全球社會間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狀態。物聯網使得區域性和區域化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得到很大增強，分權管理的弊端逐步凸顯出來：它直接削弱了區域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在物聯網社會中越來越被認為是不安全的、危險的和不穩定的。由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開始強調分權與集權的動態平衡。在價值導向上，將以區域公共事務和問題為主要價值導向，從根本上打破行政區域限制，通過物聯網把“外溢性”公共問題和“區域性”公共事務完全納入區域管理之中。在主體選擇上，將拋棄“全能型政府”的理念，推行“合作型政府”的理念。在頂層設計上，將改革政府“單中心”治理模式，推行政府、社會和市場“多中心”治理模式。

（二）構建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權力平衡

物聯網集公共性與商業性于一身。一方面，物聯網通過不同主體的參與來傳遞和接受信息，這意味其承擔著社會公共性，需要按公共領域的規范要求來運行，向公眾開放，為公共利益服務。另一方面，物聯網有服務對象的限制和利益的局限，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它的開放性。物聯網自其誕生之日起，商業化就已經在其體內潛藏，直至今日生根發芽，并大有枝繁葉茂之勢。今天，隨著經濟的繁榮、制度的完善、大眾文化的發展，媒介商業化作為其眾多變化的誘因和先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前進。。物聯網的上述屬性決定了區域公共管理權力的平衡不再局限于政府內部。事實上，隨著物聯網鋪天蓋地的發展和人們素質的提高，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和組織權力的外移已成大勢。但這并不意味著組織層級制度的消亡。在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所尋求的適度集權，不過是將政府內部的權力平衡提升到更高層面的政府、社會和市場間的權力平衡。

尋求區域公共管理的權力平衡并非是在政府、社會和市場之間絕對平等地分配權力，這在實踐中也不可能。在那些具有全區域意義的公共事務上，區域地方政府要毫不猶豫地把權力集中起來，并通過行政系統行使這些權力。比如，建立區域發展戰略小組和區域公共管理執行處等。但在局部的公共事務上，應當充分賦予社會和市場相應的管理權力。實現區域公共權力的平衡需要做到三點。一是加強法制建設。在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權力配置確定好后，要通過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來規范和保障這種權力配置，如果沒有法律制度的規范保障，權力就難免陷入“收一放”循環的怪圈。二是強化權力監督。在區域公共管理權力失衡或失控的情況下，缺乏有效監督將直接導致權力濫用。因此，必須借助物聯網來構建和強化各種監督機制，保證政府、社會和市場相互之間實現嚴格有效的監督，維護區域整體利益。監控機制應該做到政府既盡可能少干預微觀的公共服務事務，又能確保對宏觀公共事務實施有效調控，通過監督使政府、社會和市場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自由行事。三是完善相關配套措施。任何改革都是系統工程，需要制定和實施相關的配套措施，區域公共管理權力配置改革也理應如此。

三、重組區域公共管理結構

（一）加強公共機構的整合與協作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試圖解決過去存在的條塊分割和部門中心主義問題。但權力的過度下放造成了公共管理機構劇增，公共管理協作決策和問題解決機制缺乏，公共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存在較大困難，區域公共管理組織結構和服務供給呈現半碎片化。隨著物聯網的發展，區域公共管理機構的整合將加速。在物聯網中，物體與主體的交互促進了區域社會公共空間的建構和理解。其一，物聯網拓展了區域公共空問。物聯網在激發主體潛能、建構私人空間的同時，在一定意義上也擴張了公共共享空間。因為物體在使主體更加便捷地獲取信息、知識和自我的同時，也增強了區域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其二，物聯網推動了區域社會關系變革。一方面，物聯網推動區域社會關系的聯結。因為當物體成為信息的載體和實際發起者時，它已經成為傳播體系中某種原則的制定者，而這種共識和規則是區域社會關系建立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物聯網推動區域社會關系的變換。媒介的每一次發展，都促成區域公共空間結構的變化。物聯網出現后，將進一步促進區域社會關系的細化，使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不斷重構和分化，其界限也將日漸模糊。相應的，區域公共組織也會朝功能化和分布化方向發展。因為區域公共組織不能功能化，就難以因應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模糊化的態勢，整個管理就不可能平穩而有序。因此，區域公共管理者應該充分利用物聯網來加強公共組織之間的協作與整合，建立一種由政府、社會和市場組成的新型網絡結構和協作機制。

（二）實現公共組織的無縫隙運作

在物聯網中，物體是真實性與虛擬性的有機結合體。所謂虛擬，主要是指利用媒介技術，通過數字化來取代原事物而形成新事物。在物聯網中，主體通過自身生活體驗進入到區域社會空間，物體以或真實或虛擬的方式呈現自身及文化形態：就私人空間而言，物體通過虛擬技術延展了人的真實存在；從區域公共空間來看，物體通過虛擬增加了真實的信息共享機會。由此，物聯網一方面帶來信息的“虛構”，另一方面也使主體共享的區域空間發生變化。相對傳播手段的“虛擬”來說，這種區域公共空間的變化是真實的，并與私人空間的變化緊密相聯，從而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無縫隙狀態。

無縫隙的區域社會空間需要無縫隙運作的區域社會組織。傳統區域公共管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科層制的弊端，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來實現公共利益的總體提升。但在區域公共事務日益網絡化、區域公共需求日益多樣化的物聯網時代，這些做法已經不合時宜，應當構建一種新的“整體性治理”理念。區域公共管理組織結構不應當再基于一種或幾種特定的功能，而應該以公眾的公共需求為中心來進行頂層設計，在不影響專業化分工的前提下實現公共組織之間的協作。這一頂層設計要具備一定的創新意圖，使設計出來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機制能夠實現縱向層級結構之間和橫向功能結構之間的協調發展。這種頂層設計既要克服部門主義、視野狹隘和各自為政的弊端，提高對復雜區域公共管理問題的應對能力，又要調整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橫向關系，以政府為紐帶，構建政府、市場、社會通力合作，和諧運轉的區域治理網絡，以便更好地滿足區域公共服務的需求。

四、重建區域公共管理關系

（一）從側重市場調控走向市場調控與宏觀調控并重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市場化主張體現了其對區域市場化倍加推崇的理念，然而，區域市場化在許多時候和場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必須減少公共管理，而是應該實行不同的公共管理，因為沒有公共管理的區域市場將導致撕裂化的區域社會。在某些特定的區域環境條件下。市場機制的局限會凸顯，甚至會對整個區域造成一些消極的影響。就利益分配層面而言，市場經濟本質上以利益為導向，因此它不但不阻礙，甚至可能促進純租金的出現；就倫理層面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區域社會將構建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網，但它并非市場機制的產物。實踐證明，市場機制并沒有傳統觀念想象的那么神奇，毫無必要對市場化盲從。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所推行的過度市場化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當私人機構成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主要生產者時，政府就幾乎放棄了應盡的區域公共管理責任。物聯網本身就是市場性與公共性高度結合的新媒介，舍棄其一都會導致嚴重失衡，因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不應當反對市場化，但應當反對過度的市場化和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的某些不適當的做法。因此，在物聯網時代，對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過度市場化采取的重大修正舉措就是加強宏觀調控與市場調控的有機結合。政府要充分利用行政、經濟、法律、教育諸多手段來調控區域宏觀公共事務，同時把部分應當承擔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重新收回來自己進行生產和提供。

（二）從第三方政府走向網絡化政府

區域公共管理經過多年的市場化發展，出現了所謂的“第三方政府”模式，即政府依賴私人公司和非營利組織來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例如。當前美國聯邦政府的每一個主要政策行動都是通過公私伙伴關系來進行管理的，如崗位培訓、醫療衛生、環境清理、扶貧項目、高速公路等。當政府主要依賴第三方來提供區域公共服務時，政府的績效也會主要依賴于對合作伙伴的管理能力。然而，雖然第二三方政府與私人組織合作的程度較高，但其對公私網絡的管理能力卻比較缺乏。因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對過度市場化的第二個修正就是，以物聯網為依托來建設網絡化政府，實施網絡化治理。事實上，傳統區域公共管理在市場化方面最致命的錯誤并非市場化本身，而是對市場化的管理還保留著明顯的等級制政府模式。在公共服務網絡單一的年代，這種模式不會有太大問題，公共組織可以通過命令的方式來出色完成整齊劃一的日常工作任務。然而，隨著物聯網的發展，日益發達的區域市場網絡和日趨復雜的區域社會網絡卻迫使公共行政者開發新的治理模式。

從更為寬泛的意義上說，網絡化治理不僅是對過度市場化的一種修正，更是一種與所有超出單一組織的活動相適應的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當政府、社會和市場共同參與到區域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提供中來，權力越來越分散，組織界限越來越不固定的時候，就必須要有一個跨越政府、社會和市場的執行網絡去完成任務。在這種模式中，公共行政者的核心職責不再是直接管理人員和項目，而是組織區域公共資源、創造區域公共價值。因此，政府直接供給服務的功能將逐步淡化，管理區域公共價值的功能將大大加強。

物聯網為第三方政府向網絡化政府的發展提供了上乘的技術方案，它使得區域公共管理的信息成本得到極大的下降。伴隨著物聯網技術的發展，跨組織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將變得更好、更快、也更廉價。物聯網革命已經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將復雜的區域公共管理系統組織起來，這些技術上的進步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網絡化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推動網絡化區域公共管理時代的到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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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 鍵 詞】新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傳統公共行政

【 正 文】

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主導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并被譽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傳統或稱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環境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層體制愈來愈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和知識密集型社會和經濟生活，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科層管理論均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和困難：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 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與以往傳統的公共行政框架內進行的變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對現存行政管理體制和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局部調整，或僅僅是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首先，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如從“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獲得績效管理的依據；從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理論中獲得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的依據；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對政府績效目標進行界定、測量和評估的依據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新公共行政管理認為，私營部門許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為公共部門所借用。如私營部門的組織形式能靈活地適應環境，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僵化的科層制；對產出和結果的高度重視（對私營部門來說，產出就意味著利潤，而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要獲取利潤就必須給顧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產出；人事管理上實現靈活的合同雇傭制和績效工資制，而不是一經錄用，永久任職，等等?？傊?，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各國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訂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一級行政區域和某些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權，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 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如圖所示：

市場狀況／憲法職責模式

附圖

1、此項服務活動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屬政府職責范圍之內，同時也沒有其他競爭者，如國防，應由政府承擔。

2、雖屬憲法規定的政府職責，但同時有其他競爭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門也在從事此項活動，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并非一定要親自提供此項服務，而大可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形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要對其績效目標進行測定和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便不失為一種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3、憲法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而又存在著市場競爭者，如影視業，這時政府就完全可以不從事此項活動，而完全由私營部門承擔。

4、憲法既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同時又沒有或缺乏從事此項活動的競爭者，如高等院校，這時政府就應積極培育市場，鼓勵人們參與此項活動，以提高此項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有效性。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種公共服務類型，在現實中，更多是介于這四種之間的混合型服務領域，因此，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圍、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現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美國聯邦政府現有文官250萬，而政務官僅4000人左右，這使得“兩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務官基本上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門。如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險部的七位政務官實際上根本無法控制他們的96850名文官。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第六，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新公共管理的擁護、支持者也認為，公營部門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體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等。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國日趨流行的同時，也遭受到許多批評和指責，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新公共管理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但兩者在根本目標上并不相同，前者是提供公共服務，后者則以利潤為最終目的。

2、新公共管理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務的供給，這是不適當的，把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實際上是把前者簡單化。因為相對于政府來說，公眾具有彼此沖突的雙重角色，他們既是享受政府服務的“顧客”，又是作為政府稅收來源的納稅人。一方面，他們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另一方面又抱怨自己交的稅太多。

3、新公共管理強調對產出或績效目標進行精確的界定、測量和評估，但政府的許多服務項目，其產出、成本以及績效都是難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難以準確測量和評估。

4、新公共管理主張公營部門私有化，實際上是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逃避提供社會福利的責任。

5、新公共管理強調目標管理、績效管理，實際上是一種“新泰勒主義”。

6、新公共管理主張對高級文官實行政治任命，以加強對他們的政治控制，破壞了傳統的文官政治中立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和濫用職權。

7、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所謂“顧客導向”、長期計劃和預算總量控制很難付諸實施。

盡管新公共管理受到了各種指責和批評，但在西方公共行政領域，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80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開展的一系列的行政改革便是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從美國的“重塑政府”運動到英國的“運動”，以及其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市場導向和顧客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體現出新公共管理的諸般特征。

四、幾點啟示

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如前所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國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具有一些可供借鑒之處。

第一，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如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

第三，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盡管公共行政管理與企業管理，公有部門與私有部門，在各自的目的、對象和方法上均有種種差異，完全采用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的管理方法來實施公共行政管理并不可行，但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參考文獻】

主要參閱書目

①Christopher Hood:《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Vol 69 Spring1991(3-9).

②Owen Hghes;《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③Owen Hghes：《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An Introdu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4.

④Metcalfe，Les Ruhard，Sue:《Improving Public Management》，London:Sega Publication1987.

篇6

摘要：本文從研究新公共管理的內容和特征入手，分析借鑒美國、新加坡、韓國等國家稅務管理中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應用和實踐，從而提出借鑒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稅務行政管理的具體舉措。

關鍵詞：公共管理；稅務行政管理；借鑒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來興盛于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來西方規?？涨暗男姓母锏闹黧w指導思想之一。它以現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主張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壟斷；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結果，而不是只專注于過程，重視政府績效的考核；把公眾視為顧客，將顧客滿意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新公共管理運動首先發端于英國，以撒切爾夫人上臺為標志，隨后波及到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加拿大、荷蘭、法國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這些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增強了整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體現在七個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強調公務員不必保持中立，而應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

雖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把政府與公共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們進一步深化稅收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不無借鑒意義。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實踐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發展條件下的產物，體現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傳統的西方國家和新型的工業化國家中普遍展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滿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務需要，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通過國外稅務管理部門對新公共管理理念的運行就可見一般。

美國國內收入局在1998年實施了重組與改革法案，其新使命被描述為“通過幫助納稅人了解和實現他們的納稅義務，并通過使稅法公平適用于所有納稅人，來為美國納稅人提供最高質量的服務”。在組織形式上，收入局建立了一個類似于在私營部門中廣泛應用的組織，即面向顧客需求的組織。在這里，稅務機構的顧客是納稅人。利用先進的信息化技術，收入局同時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主要單位數目，以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對顧客的培訓和服務。在績效評估方面，美國國內收入局建立了一套平衡評價體系，對收入局內部各級組織及其員工進行評估。

新加坡國家收入局提出的目標是“稅務管理在國際上要居于領先地位，由受到良好培訓的、專心工作的稅務人員提供優質的服務”。新加坡國家收入局從1992年開始改革進程，將部門式的收入管理改為獨立的收入局。獨立的收入局有利于提高稅務管理的靈活性，并能雇用到高技術的職員。同時，新加坡國家收入局把沒有完整性的以稅收為基礎的組織結構，改為以功能為基礎的為納稅人一站式服務的組織結構。這一新結構減少了以稅收為基礎的原有機構中存在的功能重復問題。

韓國國家稅收服務局保證以1999年9月1日作為一個新起點，開始為納稅人提供公平、透明的稅務管理服務。為此采用功能導向型管理制度進行根本性機構改革，并實施高效、公平的稅務管理。同時，采取從外部評價國家稅收服務局的績效等措施。

新公共管理理論給西方稅務機構改革帶來的變化，是西方政府管理改革的縮影，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加強稅務機構內部管理提供了經驗。這些經驗歸納起來有三點：一是引入企業經營管理思想，注重結果、激勵和績效評估，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實行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二是把納稅人視為顧客，將政府的職責定位在根據納稅人（顧客）的需求向納稅人（顧客）提供服務，以顧客滿意度作為衡量績效的標準；三是重視稅收管理活動的結果和產出，關心提供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并能夠主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情況的變化做出富有成效的反應。

3借鑒新公共管理理念、完善稅務行政管理的啟示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我國的經濟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中。近年來，我國也積極借鑒公共管理理念，作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參照，并取得初步的成效。因此，作為政府公共部門的稅務機構，很有必要借鑒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的成果，按照“調動人力，減少成本，優化服務”的基本方針，逐步推進我國的稅務行政管理改革。

3.1完善組織機構，進行合理布局稅收組織結構是實現稅收職能的組織保證，沒有科學的組織結構，就會影響稅收職能的實現。傳統的稅務機構體系縱向結構是按行政區劃設立的層級制結構，有一級政府就有一級稅務機構；橫向結構則是下一級比照上一級，基本對稱。稅務部門信息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為組織機構的扁平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謂組織機構扁平化，就是通過減少行政管理層次，裁減冗余人員，從而建立起一種管理層次少、管理幅度大的組織機構。實現扁平化，就要對目前的組織機構進行改造重組，建立橫向的信息交流機構，便于信息的溝通。要利用依托信息化的稅收管理機制，減少中間環節，壓縮管理層級，按照實際需要，收縮沒有必要存在的稅收機構，前移各項稅收業務，簡化工作程序。按照流程再造理論，摸清稅收信息管理的內在規律，按照信息的流向和結轉的方式歸集稅收業務，從而對機構進行合理布局，找到效率和制約的最佳平衡點。

3.2改進工作運行機制，保證機構高效運轉運行機制包括各種崗責體系、規章制度、工作流程等。良好的工作運行機制是做好工作的可靠保證，是整個工作的基礎，是實現稅收職能的關鍵。沒有機制的保證，稅收職能的實現就會受阻，甚至難以實現。因此，必須按照整個稅收工作的各個環節設定崗位，因事設崗，以崗定責，將各項工作分解落實到具體工作部門、具體工作環節、具體工作崗位、具體工作人員，使每一項工作任務都有明確指標、完成時限和基本要求；根據工作實際的需要，及時調整崗責，確保每一項工作特別是新增工作有人負責，有人管理，構建專業化的崗責體系。完善規章制度，加強制度建設，理順工作流程，對工作運行的原則、具體工作的程序、手續做出明確規定，形成從一般規則到具體規則的層級結構和依法、簡約、科學、高效的制度體系。進一步強化內部管理，完善具體制度，搞好部門配合，加強部門間信息的傳遞和交接，避免錯位、缺位，消除“管理空檔”和“真空地帶”，建立起部門職責明確、工作程序規范、運轉順暢、文明高效的政務管理體系。同時，牢固樹立稅收成本觀念，將稅收成本觀念引入稅收政策制定和實際征管工作中。盡快建立規范、系統、科學的稅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確成本開支范圍、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責任等內容，加強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定期對稅收成本進行統計分析，對納稅成本進行測算，向社會公開，接收輿論監督，構建科學的衡量稅收成本的指標體系。

3.3優化稅收服務，提高工作實績首先，創新服務理念。牢固樹立“服務就是管理”的觀念，把國家賦予的稅收執法權更好地體現在為納稅人服務上，實現由傳統執法意義上的“執法隊”、“審判長”、“檢察員”向體現全方位納稅服務的“服務員”、“導航員”、“裁判員”轉變，從而通過優質的納稅服務引導納稅人的自覺納稅遵從，創建良好的征納關系和稅收環境。其次，創新服務載體。對現有服務資源和服務手段進行有效整合，逐步搭建納稅人質量認證、開業登記、注銷、稅種劃分及稅款入庫的納稅服務外部平臺和熱線咨詢、稅收管理、稅務登記、納稅申報、稅款劃轉及稅務稽查統一的納稅服務內部平臺，實現以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服務手段的新突破。再次，創新服務內容。在依法治稅的前提下，以納稅人的需求為總目標，進行具體細化，達到“六化”的標準，即納稅服務環境最優化、服務內容的標準化、納稅人辦稅成本最少化、納稅人待遇的公化平、辦稅效能的快捷化和服務過程的全面化。

3.4實施人本管理，充分調動人力資源一方面，根據注重結果、靈活性和激勵的原則，在公務員招聘、工資、培訓、晉升和解聘等方面，設計強有力的稅務人員激勵約束機制，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使稅務人員的行為與稅務機構的戰略目標統一協調起來。創新人才評價機制，把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等要素作為評價人才的主要指標，完善推薦、測評、評議制度，逐步建立上級考核、同級評比、下級評議、自我評價相結合的稅收專業人才績效考核體系，完善資格考試考核、業內同行評議相結合的專業技術人才評價體系。創新人才激勵機制，建立待遇與貢獻相對應的分配制度，采取諸如以崗定級、競爭上崗、崗績結合等多種方法確定報酬，逐步完善職務與能級相結合的工資、獎勵制度，綜合考慮工作職責、能力、業績、年功等因素，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增強能級的激勵功能。另一方面，必須充分重視行政管理環境的培育，加強稅收文化建設，用先進的文化來培育人。有意識地培育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積極奮發、健康向上的稅務行政文化，創造良好的行政管理環境，在稅務人員中形成一種共有的思想觀念、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行為標準，使這種文化意識滲透到稅務機關的行政管理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制約稅務人員的行政行為。同時，通過開展豐富多彩、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營造有特色的行政文化氛圍，推動行政機關的精神文明建設，增強全體機關人員的群體性和凝聚力，從而更好地開展各項工作，推動行政管理現代化建設。

篇7

政府受托責任的變化和會計確認基礎的選擇

會計目標決定了會計確認基礎的選擇。政府財務報告的目標是提供政府受托責任的信息。隨著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政府所承擔的受托責任的重點開始有所轉變，從而導致會計確認基礎從收付實現制向權責發生制轉變。傳統公共管理體制下，各級政府部門只需要達到規定的目標，而不需要考慮要達到這一目標所需耗費的經濟資源，只要遵守預算和法律法規的要求，無需向社會公眾披露資源的使用效率。由于傳統公共管理體制下政府的受托責任主要反映在政府的支出是否遵守授權和法律法規的要求，因此政府會計總是和預算緊密聯系的，政府會計成了預算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主要用以反映預算的執行情況并為預算的編制提供信息。收付實現制直接對現金收支加以記錄，不僅操作簡單、易于理解，而且在衡量收支合規性方面非常有效。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掀起了以降低政府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為目標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在這種管理模式下，政府的受托責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不僅要做到收支的合規，而且要重視產出，重視績效，重視成本和效益分析，要全面反映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將收益和所耗費的資源相配比，以衡量政府的工作績效，政府必須在一定的資源耗費下盡可能多產出［2］。政府受托責任的變化，對會計信息系統提出了新的要求，會計信息系統應該充分反映真實的財務狀況，應該提供充分的成本信息，從而有利于以產出為基礎編制預算，并以產出的成本進行評價。收付實現制下是難以實現這些要求的，使用權責發生制則可以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信息。

OECD國家改革經驗的借鑒

20世紀70年代以來，部分發達國家興起“新公共管理”理念，將企業管理理念引進政府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和公共部門必須重視財政績效和受托責任，要求政府財政預算更加透明、會計信息更加完整。實踐證明，收付實現制下的政府財務報告不能全面反映政府的資金運動和積累狀況，財務報告信息不夠全面透明，而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編制的政府預算，可以全面、真實、準確地反映政府的收支活動和財務狀況，有利于提高政府預算管理水平，增強財政透明度，能對政府的收入和負債進行全面而連續的反映，因此，OECD國家大多數在政府財務報告上采用了權責發生制，后來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在政府會計中不同程度上引進權責發生制。這種制度對于支持績效導向的政府預算改革、鑒別和控制財政風險以及改進政府對長期資產的管理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顯。此外，有關國際組織對于政府會計的確認基礎改革也給予了密切的關注。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在1986年就設立了公共部門委員會(PSC)，2004年11月改名為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委員會(IPSASB)，制定并了基于完全的而非修正的權責發生制基礎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s)。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也提倡從現金制向權責發生制轉變，并且積極推動IPSASs的應用［3］。正是由于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大力推動，權責發生制在政府會計中的運用日益成為政府會計改革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為提高政府財務信息質量、增強財政透明度，建立與新公共管理體制相適應的政府會計模式創造了條件。但是政府預算的權責發生制改革涉及很多方面，而且權責發生制也不斷受到來自政府官員、社會公眾和經濟學家的質疑，認為應計制的強度越高，風險就越大，需要解決的計量問題就越多，也越缺乏理論的支持，結果將會更加主觀，對于潛在的資產、負債項目、不同資產和負債，應當不同程度地采用權責發生制，因此，OECD國家在實踐中，也都是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權責發生制:1)完全采用:所有事項都按照權責發生制來確認;2)局部采用:除不進行資產資本化和折舊外全部采用權責發生制;3)特別規定:總體實行收付實現制，但對某些特定事項采用權責發生制;4)補充規定:總體實行收付實現制，但對某些事項按照權責發生制做出補充性規定。

中國政府會計確認基礎的選擇

在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推動下，我國正在向建立廉潔、高效的政府行政體系方向發展，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我國政府必須遵循國際規則，向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提供必要的信息，保證國際資本的健康流動，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從而提高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另外，近年來我國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會計學家和會計工作者也開始關注政府會計的建設。公共財政的建設，也積極推動了權責發生制的引入。西方國家的政府會計改革實踐，為我國改革預算會計，引入權責發生制也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1)階段性地進行權責發生制改革。根據國際經驗，政府會計采用權責發生制是一項需要付出代價和成本的改革，采用何種程度的權責發生制，需要權衡。我國預算會計確認基礎的改革，既要參考國外政府會計改革的經驗教訓，也要符合我國預算會計現狀和財政管理體制。預算會計信息應當和財政管理的要求一致。如果會計信息在數量和質量上不能滿足財政管理的需要，財政管理的部分功能就會缺失;如果會計信息的提供超出了財政管理的需要，那就會造成信息的過度，從而提高了信息提供的成本。因此，預算會計的改革中首先應當避免一蹴而就的想法，而應當分項目、分階段引入權責發生制。

政府的受托責任包括合規性的受托責任和財政績效的受托責任，合規性是受托責任的較低層次，但也是基礎層次，只有在實現了合規性目標后才能夠追求財政績效的受托責任。西方國家經過多年的財政管理實踐，已經較好地解決了合規性問題，在新公共管理的推動下，把目標提高到財政績效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在我國，近年來國家審計中暴露出了大批的公共部門違法、違紀問題，表明我國目前政府公共部門的合規性目標尚未達到，合規性問題仍是政府公共受托責任的關注焦點。另外，在政府公共部門中全面推行權責發生制會計系統，實施和運行的成本也相當高?？梢娢覈A算會計由收付實現制向權責發生制全面轉變的時機尚未完全成熟，但隨著新公共管理浪潮在世界范圍內的沖擊，我國也需要建立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新的公共財政管理模式，需要在保證合規性的同時努力實現提高財政績效的目標。這就要求我國逐步地引入權責發生制。

(2)權責發生制改革的內容。改革要循序漸進，逐步實施。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在改革中采用了循序漸進的過渡辦法。我國作為一個實行五級預算管理體制的大國，不可能一步到位。法國的一些做法就值得我們借鑒，法國從1999年起在中央政府會計中逐步引入權責發生制原則，如在年末計提應計應付利息，對固定資產進行盤點后開始計提折舊，對債權開始提取壞賬準備，在報告中加強附注披露等［4］。這些做法雖然沒有改變整個會計系統的核算基礎，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收付實現制的不足，為向權責發生制平穩過渡打下了基礎，適合剛開始引入權責發生制會計的國家借鑒。事實上，收付實現制和權責發生制只是確認基礎的兩個極端，在它們之間，還有修正的收付實現制和修正的權責發生制。其中修正的收付實現制通常將會計期末后一定時期內能夠收到的應收款項作為收入確認，這種確認基礎比較偏向于收付實現制。修正的權責發生制的修正內容通常是不確認實物資產，從而也不確認固定資產折舊，這種確認基礎比較偏向于權責發生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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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公共行政

中圖分類號：F27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0-0033-02

1　新公共管理理論

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其理論基礎與以往的行政理論有很大的區別。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一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2　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 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一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一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規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3　公共服務理論

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盧梭、霍不斯至馬克思，他們對于政府的產生與性質的論述有根本的差異，但是在政府為人而產生和存在這點是共同的。柏拉圖將政府的產生和存在當作一種正義或者一種“善的實現”，是人類自覺地通過政府這種組織實踐達至幸福的途徑，人們“由于需要許多東西，我們邀集許多人住在一起，作為伙伴和助手，這個公共住宅區，我們就叫它做城邦?！眮喞锸慷嗟逻M而指“出城邦是一個至高而廣闊的社會團體，人類的生活可以獲得完全的自給自足，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卑l展到盧梭時，他提出政府是一種公意。有人們各自讓渡一部分權利所訂立的契約，本質也是為人民所擁有，為人的目的服務的?；舨妓拱颜谋举|定義為：“一大群人相互訂立信約，每人都對他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于大家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倍c上述不同的是，馬克思對政府的產生和發展進行了歷史的劃分，發現兩種不同性質的政府：私有制度下的政府和公有制度下的政府，后者是政府和人民的價值高度同一的政府，實現人與人的本質的完全同一。在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的新理論。丹哈特夫婦提供了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比較的一個代表性范式，他們提出了對服務行政有相當指導意義的七個方面：(1)服務而非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標而非副產品；(3)戰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動；(4)服務于公民而不是顧客；(5)責任并不是單一的；(6)重視人而不止是生產率；(7)超越企業家身份，重視公民權和公共服務。夏書章先生對此有這樣的評價，“在傳統公共管理與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現新公共服務運動，并非偶然，故不論它們之間的理論觀點和具體內容上的分歧和爭議如何。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和不容忽視，即強調或提醒公共管理主要是或者歸根到底是公共服務的性質?！迸c新公共管理建立在個人利益

最大化的經濟觀念之上截然不同的是，新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觀念之上的，是建立在公共行政人員為公民服務并確實全心全意地為他們服務之上的。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①新公共服務呼吁維護公共利益，“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并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整”，這種觀念大大超越了建立在個人自利基礎上的新公共管理理論。②新公共服務強調尊重公民權利。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堅持認為，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不同于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系的，“公民具有一種公共事務的知識，一種歸屬感，一種對整體的關切，一種與自身的命運休戚與共的社群道德契約”。新公共服務倡導者相信公共組織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礎上通過合作和分享的過程來運行，就一定能獲得成功。③新公共服務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新公共服務看到當今政治生活領域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就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變化，政府不再是處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而只是非常重要的參與者。更多的利益集團直接參與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中。新公共服務認為行政人員應該意識到，公共項目和公共資源并不屬于他們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企業家，他們是“公共資源的管家、公民權和民主對話的促進者、社區參與的催化劑、街道層次的領導者”，將越來越多地扮演調解、協調甚至裁決的角色。

4　啟示

第一，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第二，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然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特別是顧客(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健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如制訂《國家公務員法》)，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但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的政府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公仆，因此在制定和實施法律法規時，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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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區域公共價值

物聯網作為戰略性先導產業，在尋找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上具有重大作用。一是有助于改進區域公共管理問責方式。物聯網既能夠為現有的同體問責（即公共管理組織內部的問責）轉化為異體問責（即外部對公共管理組織的問責）提供合適的技術平臺，也可以為公民參與公共管理和問責提供有效的網絡渠道，能夠明顯減少區域公共管理權責不明的現象，最終實現區域公共管理責任的明晰化。二是有助于完善區域公共危機應對措施。物聯網極其便利的信息通信，有助于及時預警區域公共危機，深入了解區域公共危機產生緣由，有針對性地采取區域公共危機救助措施，最大限度減少區域公共危機損失。三是有助于建設區域聯合服務型政府。通過物聯網，公民能更加便捷地參與和監督區域公共管理活動，區域地方政府能及時了解區域社會的需求，高度協調相互之間的管理措施，從而改變政府以往公共決策的片面性和封閉性，大大增強公共決策的整體性、全面性、開放性和協調性。四是有助于改變區域公共管理程序復雜、權力集中的局面，實現簡化公共管理程序、下放公共管理權力的目標。物聯網通過感應器和互聯網來達到人與物的溝通和交流，實現對“物”的智能化、精確化監管與操作，這為精確尋找區域公共價值提供了極大便利，也為創造區域公共價值提供了著力點。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價值管理將越來越專注于如何創造區域公共價值。所謂“區域公共價值”，就是區域內公民對區域公共管理期望的集合。區域公共價值的創造與否，主要取決于區域公共干預是否實現了包括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在內的區域整體效益。在區域社會中，各類公共組織的責任不是確保自身的延續，而是根據區域發展的需要，積極改變自身的職能和行為，發現、定義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然而，區域公共價值的變動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因此，管理者們需要借助物聯網來在絕對變動中尋找相對不變的區域公共價值：其一，分析不同人群的利益偏好；其二，確定公眾的利益關注點；其三，引導公眾了解區域公共問題，表達區域公共訴求，探究區域問題緣由，尋求區域公共對策。

（二）拓展公眾參與渠道區域公眾偏好

對區域公共價值發揮決定性作用。在民主國家中，唯有公眾才能決定對他們來說什么是真正具有價值的?？梢?，區域公共價值最終由區域公眾定義，在區域公眾與區域公共部門的良性互動中得到確認。在傳統媒介中，主體因知識程度、社會階層等方面的不同，對物體的感知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而物聯網比以往媒介呈現出更強烈的開放性與平等性，因而這種差異性將逐步縮小。譬如互聯網時代的維基百科強調主體對文字的編輯和對信息的分享。它沒有固定的編輯者和把關人，鼓勵所有人平等享有修改其中內容的權利。與維基百科不同，物聯網強調物體和主體的共同自主。只要用能聯網的手機等載體，區域社會的每一個人就都能參與到物聯網傳播體系中，更為直觀地發現自身和尋找信息目標。在物聯網社會中，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這些觀念變遷折射到區域公共管理中，就是人們追求平等互動的意識越發強烈，認為其本質是一個協商、互動和交流的過程。物體作為媒介的實現，更加方便公眾將區域公共管理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轉化成現實，平等性、開放性也成為了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區域公共管理權力的超越

（一）尋求分權與集權的有機結合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一項重要主張就是分權管理，這一主張比較適應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需要。然而進入物聯網時代后，在這樣一種權變、風險、不確定性的復雜社會生態下，市場變得無界化，信息出現無縫隙化，社會公共事務表現出高度滲透的趨勢，區域乃至全球社會間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狀態。物聯網使得區域性和區域化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得到很大增強，分權管理的弊端逐步凸顯出來：它直接削弱了區域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在物聯網社會中越來越被認為是不安全的、危險的和不穩定的。由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開始強調分權與集權的動態平衡。在價值導向上，將以區域公共事務和問題為主要價值導向，從根本上打破行政區域限制，通過物聯網把“外溢性”公共問題和“區域性”公共事務完全納入區域管理之中。在主體選擇上，將拋棄“全能型政府”的理念，推行“合作型政府”的理念。在頂層設計上，將改革政府“單中心”治理模式，推行政府、社會和市場“多中心”治理模式。

（二）構建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權力平衡

物聯網集公共性與商業性于一身。一方面，物聯網通過不同主體的參與來傳遞和接收信息，這意味其承擔著社會公共性，需要按公共領域的規范要求來運行，向公眾開放，為公共利益服務。另一方面，物聯網有服務對象的限制和利益的局限，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它的開放性。物聯網自其誕生之日起，商業化就已經在其體內潛藏，直至今日生根發芽，并大有枝繁葉茂之勢。今天，隨著經濟的繁榮，制度的完善，大眾文化的喧囂，媒介商業化作為其眾多變化的誘因和先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飆前進［3］。物聯網的上述屬性決定了區域公共管理權力的平衡不再局限于政府內部。事實上，隨著物聯網鋪天蓋地的發展和人們素質的提高，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和組織權力的外移已成大勢。但這并不意味著組織層級制度的消亡。在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所尋求的適度集權，不過是將政府內部的權力平衡提升到更高層面的政府、社會和市場間的權力平衡。尋求區域公共管理的權力平衡并非是在政府、社會和市場之間絕對平等地分配權力，這在實踐中也不可能。在那些具有全區域意義的公共事務上，區域地方政府要毫不猶豫地把權力集中起來，并通過行政系統行使這些權力。比如，建立區域發展戰略小組和區域公共管理執行處等。但在局部的公共事務上，應當充分賦予社會和市場相應的管理權力。實現區域公共權力的平衡需要做到三點：一是加強法制建設。在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權力配置確定好后，要通過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來規范和保障這種權力配置，如果沒有法律制度的規范保障，權力就難免陷入“收—放”循環的怪圈。二是強化權力監督。在區域公共管理權力失衡或失控的情況下，缺乏有效監督將直接導致權力濫用。因此，必須借助物聯網來構建和強化各種監督機制，保證政府、社會和市場相互之間實現嚴格有效的監督，維護區域整體利益。監控機制應該做到政府既盡可能少地干預微觀的公共服務事務，又能確保對宏觀公共事務實施有效的調控，通過監督使政府、社會和市場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自由行事。三是完善相關配套措施。任何改革都是系統工程，需要制定和實施相關的配套措施，區域公共管理權力配置改革也理應如此。

三、區域公共管理結構的超越

（一）加強公共機構的整合與協作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試圖解決過去存在的條塊分割和部門中心主義問題。但權力的過度下放造成了公共管理機構劇增，公共管理協作決策和問題解決機制缺乏，公共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存在較大困難，區域公共管理組織結構和服務供給呈現半碎片化。隨著物聯網的發展，區域公共管理機構的整合將加速。在物聯網中，物體與主體的交互促進了區域社會公共空間的建構和理解。其一，物聯網拓展了區域公共空間。物聯網在激發主體潛能，建構私人空間的同時，在一定意義上也擴張了公共共享空間。因為物體在使主體更加便捷地獲取信息、知識和自我的同時，也增強了區域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其二，物聯網推動了區域社會關系變革。一方面，物聯網推動區域社會關系的聯結。因為當物體成為信息的載體和實際發起者時，它已經成為傳播體系中某種原則的制定者，而這種共識和規則是區域社會關系建立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物聯網推動區域社會關系的變換。媒介的每一次發展，都促成區域公共空間結構的變化。物聯網出現后，將進一步促進區域社會關系的細化，使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不斷重構和分化，其界限也將日漸模糊。相應的，區域公共組織也會朝功能化和分布化方向發展。因為區域公共組織不能功能化，就難以因應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模糊化的態勢，整個管理就不可能平穩而有序。因此，區域公共管理者應該充分利用物聯網來加強公共組織之間的協作與整合，建立一種跨越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新型網絡結構和協作機制。

（二）實現公共組織的無縫隙運作

在物聯網中，物體是真實性與虛擬性的有機結合體。所謂虛擬，主要是指利用媒介技術，通過數字化來取代原事物而形成新事物。在物聯網中，主體通過自身生活體驗進入區域社會空間，物體以或真實或虛擬的方式呈現自身及文化形態：就私人空間而言，物體通過虛擬技術延展了人的真實存在；從區域公共空間來看，物體通過虛擬增加了真實的信息共享機會。由此，物聯網一方面帶來信息的“虛構”，另一方面也使主體共享的區域空間發生變化。相對傳播手段的“虛擬”來說，這種區域公共空間的變化是真實的，并與私人空間的變化緊密相聯，從而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無縫隙狀態。無縫隙的區域社會空間需要無縫隙運作的區域社會組織。傳統區域公共管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科層制的弊端，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來實現公共利益的總體提升。但在區域公共事務日益網絡化，區域公共需求日益多樣化的物聯網時代，這些做法已經不合時宜，應當構建一種新的“整體性治理”理念。區域公共管理組織結構不應當再基于一種或幾種特定的功能，而應該以公眾的公共需求為中心來進行頂層設計，在不影響專業化分工的前提下實現公共組織之間的協作。這一頂層設計要具備一定的創新意圖，使設計出來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機制能夠實現縱向層級結構之間和橫向功能結構之間的協調發展。這種頂層設計既要克服部門主義、視野狹隘和各自為政的弊端，提高對復雜區域公共管理問題的應對能力，又要調整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橫向關系，以政府為紐帶，構建政府、市場、社會通力合作，和諧運轉的區域治理網絡，以便更好地滿足區域公共服務的需求。

四、區域公共管理關系的超越

（一）從側重市場調控走向市場調控與宏觀調控并重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市場化主張體現了其對區域市場化倍加推崇的理念，然而區域市場化在許多時候和場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必須減少公共管理，而是應該實行不同的公共管理，因為沒有公共管理的區域市場將導致撕裂化的區域社會，它不僅會摧殘市場經濟，而且會毀滅自由民主。在某些特定的區域環境條件下，市場機制的局限會凸顯，甚至會對整個區域造成一些消極的影響。就政治層面而言，自由民主能夠有效促進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并不必然促進自由民主；就利益分配層面而言，市場經濟本質上以利益為導向，因此它不但不阻礙，甚至可能促進純租金的出現；就倫理層面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區域社會將構建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網，但它并非市場機制的產物。實踐證明，市場機制并沒有傳統觀念想象得那么神奇。因此，毫無必要對市場化盲從。傳統區域公共管理所推行的過度市場化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當私人機構成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主要生產者時，政府就幾乎放棄了應盡的區域公共管理責任。物聯網本身就是市場性與公共性高度結合的新媒介，舍棄其一都會導致嚴重失衡，因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不應當反對市場化，但應當反對過度的市場化和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的某些不適當的做法。因此，在物聯網時代，對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過度市場化采取的重大修正舉措就是加強宏觀調控與市場調控的有機結合。政府要充分利用行政、經濟、法律、教育諸多手段來調控區域宏觀公共事務，同時把部分應當承擔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重新收回來自己進行生產和提供。

（二）從第三方政府走向網絡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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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由新西蘭率先發起，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美國等西方國家都先后進行了政府會計和預算改革。目前，隨著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與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政府會計體系建設，已越來越為決策者和理論者關注。從國外的改革經驗看，實現由收付實現制向權責發生制的轉變是政府會計改革的關鍵所在，也是政府會計實現國際趨同的主要標志。我國在政府會計改革中如何實現這一轉變，目前理論界尚無定論，本文將結合國外政府會計改革的經驗對此進行分析。作為會計核算兩大基礎之一的收付實現制，以現金的實際收付來確認交易和事項，

通過計量主體在某會計期間收到的現金與付出的現金之間的差額，衡量主體的財務成果。一般認為，收付實現制適用于關注現金余額并控制其變化的情況。傳統上絕大多數政府部門采用收付實現制進行核算和報告，這是在證明現金支出符合性控制合規方面的功效。由于傳統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部門不以利潤為活動目標，更不以利潤作為評價政府活動績效的尺度，政府收入來源于法律賦予的強制征稅權力而非公共產品的銷售或服務的提供，因此收付實現制提供了一種報告組織支出總額的簡單而有效的途徑。與收付實現制不同的是，權責發生制以交易和事項是否實質發生為評判標準計算主體在某期間經濟收益與經濟消耗的差額，作為主體的財務成果。一般認為，權責發生制關注主體控制的經濟資源及其變動情況的真實信息。采用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等非盈利組織通過組織凈值的計量反映主體的財務狀況。

由于該凈值在現金基礎上加減應收及應付賬款、應計收入及負債，并考慮遞延資產與收入，所以它為真實報告組織的現有資源和未來責任提供了一種手段。同時，在預算管理上，權責發生制以政府部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等產出為基礎編制計劃，并按照產出的成本進行評價。對政府管理而言，該會計基礎更具決策的相關性，使得政府及其所屬的公共部門履行受托責任的情況更加經得起檢驗。而建立在資源合理配置基礎上的預算方案也更符合政府長期戰略的目標要求。對于在政府會計中采用何種計量基礎，應對兩種基礎進行綜合比較。收付實現制：在傳統公共管理體制下，政府開支是否符合授權和法律法規要求是受托責任的首要問題。如果開支按收付實現制記錄，那么核查政府履職情況時依據就相當明確。此外，收付實現制操作簡單、易于理解，數據處理成本相當低廉。

因此，在傳統公共管理的政府受托責任表現為確保合規、防止腐敗浪費的既定目標時，收付實現制具有相當好的適應性。但隨著公共管理環境的劇變，收付實現制在政府績效最大化目標、信息透明度、為社會公眾維護國有資產等責任面前，表現得無能為力。例如，由于政府擁有的資產（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和承擔的負債（長期債務、拖欠費用等）在收付實現制報表中無從體現，致使政府財務狀況信息被扭曲；對貸款、養老金、社會保險計劃等隱性負債不能及時確認，導致若干年后政府出現巨額債務負擔等。權責發生制：政府會計引入權責發生制是在新公共管理體制下實現的，因此其相對收付實現制的優越性也在這一環境下得以體現。

首先，權責發生制會計報告為社會公眾充分提供了如實評價政府財務狀況和運營績效的信息，促進了有效的政府管理；其次，權責發生制量化了政府計劃和活動的效率水平，為改進公共部門的服務質量和效率提供了評價機制；再次，權責發生制給政府部門帶來了觀念的轉變，使管理者更重視政府機構的效率、效果等財務績效管理問題；最后，權責發生由整理提供制更加適應新公共管理環境下公共受托責任的要求，增強了財務透明度。隨著公共管理體制的建立，當受托責任將政府績效作為考核公共財政依據、政府會計目標從關注合規性轉至反映真實財務狀況及成果信息時，權責發生制相對收付實現制優勢更加明顯。雖然，會計信息成本會有提高，但引入權責發生作為政府會計核算基礎，其利將遠大于弊。事實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政府會計權責發生制改革實踐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優越性壓倒了局限性。

從國外實施權責發生制的范圍來看，主要有三種情況：①在所有政府會計科目上都實施權責發生制，固定資產計提折舊。代表國家有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芬蘭、瑞典等國。這些國家實施完全的權責發生制，改革比較徹底；②在主要會計科目上采用權責發生制，部分資產和負債科目仍采用收付實現制，如冰島、意大利等國。這些國家實行的是修正的權責發生制，除不計提折舊外，其他會計科目的核算均采用權責發生制；③除特定的交易采用權責發生制外，均按收付實現制進行核算，如丹麥、法國、波蘭等國。在丹麥，利息費用和員工養老金按權責發生制核算，其他會計科目則采用收付實現制。

在波蘭，員工養老金也采用權責發生制。從國外實施權責發生制的層面來看，主要有兩種情況：①整個政府層面和各政府部門均采用權責發生制進行會計核算和編制財務報告，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在這些國家的政府會計中，權責發生制不僅應用于各個政府機構、部門，而且在整個政府層面上也要采用權責發生制進行會計核算和編制財務報告；②只在政府機構、部門的層面上采用權責發生制，而在整個政府層面上則主要以收付實現制為核算基礎。如比利時、德國、法國、荷蘭、葡萄牙、瑞士等國家。這些國家在財政部門對各政府機構、部門撥付款項時，按收付實現制進行會計核算和編制財務報告，而在各政府機構、部門取得收入和發生支出時，則采用權責發生制進行會計核算和編制財務報告。但是，西方有關權責發生制的改革也出現諸多問題：①改革成本巨大，如德國黑森洲進改革方案設計和軟件開發等高達2億歐元；②影響信息需求，如澳大利亞由于全面引用權責發生制而忽視了現金交易信息，影響了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信息需求；③部分項目無法計量，如英、法兩國政府在資產負債表上僅以1元分別列示公園綠地和文化遺產；④審計機構不予認同，如美國審計總署連續8年對聯邦政府財務報告“拒絕發表意見”，認為某些會計和報告實務存在著明顯的重大缺陷。通過國外政府會計改革的實踐，不難看出權責發生制的引入，將是改革面臨的一個重要而棘手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理論界的主要觀點有：①政府會計宜采用收付實現制，不宜采用權責發生制；②實行修正的收付實現制,逐漸向權責發生制過渡;③實行修正的權責發生制,以完全的權責發生制作為長遠目標;④漸進式地引入權責發生制。

本文認為，我國政府會計核算基礎的改革應本著借鑒國外政府會計改革經驗，同時符合我國財政管理體制和政府會計具體情況的原則。根據我國的國情，可采取第三種觀點，即選擇修正1收付實現制與權責發生制在政府會計中的優劣評析2國外實施權責發生制的主要形式及經驗3我國可選擇的政府會計核算基礎改革路徑1.1政府會計收付實現制的基本特征1.2政府會計權責發生制的基本特征1.3兩種會計基礎的比較的在處理該題型時，考生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一些原文細節信息的重現，同時要注意的是對原文進行短句歸納，在這部分要求記下閱讀中碰到的詞語及其搭配。詞匯是語言的基礎。聯結理論使我們從另一個視角來看詞匯的存在形式，即詞匯存在于網絡中的各個節點上。學習者通過在各種語境中接觸大量的語言素材就能建立語言形式和意義的關系，并獲得語言知識以外的信息。詞匯的拓展不僅是個體詞項積累的結果，而是要將所學的詞語并入到神經網絡中。這種并行的神經網絡的信息處理機制能夠用已有的語法知識和小的詞匯單位來理解輸入的信息，同時使用這種預制材料，即比單詞大的語義單位，能夠更快地輸出。通過這種題型的鍛煉，學生可以更為明確的認識到詞匯的使用方式和不同原則，并且可以將這種填空模式看作是一種輸出過程。在二十多個詞性含義各不相同的選項中做出選擇，或者從原文中尋找出正確的詞匯填入相應空格，都可以強化學生對于詞匯的詞性、含義、作用乃至拼寫等相關信息，從而鞏固詞匯的信息化使用，而不是僅僅將詞匯當作一個認知信號孤立的保存在大腦中。此外，摘要本身作為文章整體或部分段落的概括，作為閱讀后的訓練也起著極其重要的信息鞏固和再現作用。首先，在讀寫結合點上，實現輸入和輸出的合二為一。超級秘書網

其次，對字數的控制以提高輸出質量，要求學生用精練的語言來表述自己的思想。作為段落而言，段落是篇章的組成成分。段落的謀篇布局，起承轉合也同樣適用于文章。段落寫好了，文章也自然寫好了。最后，讓學生用剛閱讀過的熟悉的詞匯和內容有助于語言的習得，通過書寫摘要，達到語言的迅速輸出和強化。摘要題可以說是作為鍛煉寫作的一個模板，是從輸入到輸出的一個重要環節。綜上所述，雅思考試作為一個由英語國家專門為非英語國家留學生和移民人員設立的考試，其在閱讀方面的考題設置對于我們的日常英語教學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在均衡語言信息輸入與輸出的實踐中，雅思考試的模式和針對這一考試進行的相應訓練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通過對于語言信息的有目的訓練和和重復，才能夠真正達到，才能使得英語教學脫離過去的學而不用的窘境，真正使學生掌握語言的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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