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周期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增長周期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經濟增長;經濟回暖;GDP增長;股市反彈

中圖分類號:F文獻標識碼:A

股票的價格是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未來的風險預期以及由此形成的估值水平決定的,股價是針對未來企業表現的情緒反映。1500多只股票的價格綜合起來,就形成了投資者對未來宏觀經濟表現的總體情緒。所以,股市在相當程度上,可以代表宏觀經濟。即:股市是宏觀經濟的晴雨表.股價反映的是投資者對經濟形勢的預期,因而其表現必定領先于經濟的實際表現.

在經濟衰退至尾聲時,絕大多數投資者已遠離證券市場,每日成交量很小.此時一部分有眼光且不斷搜集和分析有關經濟形勢并作出合理判斷的投資者開始吸納股票,股價開始慢慢上升。

美國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進口大幅度減少,雖然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開始起作用,但由于美國資產在這輪風暴的大幅縮水,其購買力很難恢復到之前的水平。而美國失業率不斷刷新(10月份為10.2%)更加劇了其消費壓力。這對于依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壞消息。

雖然國內GDP實現了保八的目標,但是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投資而非消費,如果經濟趨于平穩,國家政策一旦收縮,經濟是否繼續高速增長便成為未知。同時,因為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政府的強力推動,而對于政府出錢.這存在很大風險。錢從政府和中央銀行來,投放量超過一定限度,股市跟樓市就會出現泡沫,如果不收緊,泡沫一旦破裂,后果嚴重。

眾所周知,1997年香港的樓房泡沫爆破后,近10年才可恢復。但是此時如果收緊,剛剛有點起色的經濟可能會掉頭下滑,功虧一簣。

所以雖然各國明白泡沫破裂的危害,但因為經濟增長仍未穩固,各地政府短期內仍不大可能會收緊,即使調整,也不會加息,最多回收一點資金。從目前各國的動作來看,除了澳大利亞連續兩次加息外,其他各國繼續保持低利率政策。

由于受益于投資持續高速增長、消費的實際增幅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出口產品國際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工業生產穩步回升等4方面因素,支撐中國經濟明顯復蘇,預計今年第4季度GDP增速可能達到10%甚至更高水平。全年經濟增長將實現略高于8%的預期目標,將維持在8.5%左右。

所以現在的市場,不論是政策面、資金面、投資者信心層面、以及上市公司今年的業績成長預期,都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為主,預期向好占據主流。這樣的市場背景,即使大盤出現反復,也不會構成太大的下調壓力。何況大盤在近期的連續上行過程中,本身就很謹慎,大盤上漲持續時間較長,但上漲幅度有限,一些技術性調整需求,大多已在大盤反復與震蕩中同步進行。

表現在盤面,每天盤中股票有漲有跌,熱點輪換節奏較快,一些短線漲幅較大的品種,大多會在盤中順勢震蕩調整,以消除獲利籌碼帶來的壓力.在2010年第二季度之前,政府不會正式實施緊縮政策。

預計受益于出口穩步回升、消費全面復蘇以及個人住房投資進一步加大,中國經濟將于2010年后期持續保持強勁增長。其中凈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預期將由2009年的-2.3個百分點增至2010年的0.3個百分點。因為中國股市的表現一般較潛在的經濟增長期領先2-3個季度,因此預計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中國指數將于2010年第二季度反彈,也即市場開始消化中國經濟2010年將持續強勁復蘇這一預期時。

股價變動與經濟周期之間呈現出大致相似的波動形狀。個人認為,大盤多半會選擇繼續強勢。近期A股呈現一方面是金融地產股的疲軟,另一方面則是產品價格持續上漲預期強烈的品種有著較為樂觀的表現,尤其是農業股、水泥股、有色金屬股等品種。這其實折射出市場對通脹預期漸趨強烈背景下的思路轉變,即越來越多的關注起產品價格上漲的主線。

正由于此,業內人士認為A股市場的漲升空間依然樂觀,因為金融地產股其實也是典型的通脹預期受益概念股,只不過目前市場的資金面尚未達到支撐金融地產股走主升浪的程度。這也印證不同行業受到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程度不同。在擺脫經濟衰退而進入發展階段初期時,最先復蘇的以致股價上揚的有地產業,建筑業,汽車業,化工業等。

而目前我們正處與經濟危機下經濟復蘇增長的初期,所以應多留意此類股票。我們應看到國民經濟增長的大趨勢,樹立投資信心,同時,也應注意經濟周期的波動圖,弄清國民經濟處于經濟周期的哪一段,以作正確投資。

人民幣方面,人民幣將于年內剩余時間維持平穩,在2010年會加速升值,以對抗屆時可能發生的通脹。盡管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內外環境總體上好于去年,但仍需面對來自7方面的風險和挑戰。即:房地產業能否保持穩定發展,消費需求增速下降,投資大幅度增長產生的金融風險,寬松的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壓力,美元貶值與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摩擦。

參考文獻:

[1]陳永新.證券投資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2]七板塊力挺收復三千大漲有因主力搶籌86股.中國證券網.省略/index/tt/201004/493537.htm?page=5

篇2

經濟波動是商業周期理論研究的主題。商業周期(Businesscycle)經典性的定義是由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創始人Burns和Mitchell(1946)作出的:“商業周期是指在主要按商業企業組織活動的國家的總體經濟活動中看到的一種波動:一個由許多經濟活動幾乎同時擴張,隨之而來類似的普遍衰退、收縮以及與下一個周期的擴張階段相連的復蘇所組成。這種周期性變化的順序反復出現,但并不確定發生的時間?！边@種表述意味著商業周期波動中存在著經濟變量時間序列中數據的協動性(comovement),即各種經濟活動一起上升和下降,表現在宏觀經濟統計數據中的各種產出等經濟變量的同步變動。像Mitchell所描述的那樣,Keynes(1936)則對商業周期中的另一種現象進行了研究,即商業周期波動的差異性(非對稱性)。更近的研究用一些數學工具和時間序列數據對協動性和差異性進行了較為精細的分析。Stock和Watson(1989,1991,1993,1999)的一系列論文中估計了一個線性動態因素模型,發現了不同宏觀經濟之間的協動關系。他們使用幾個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數據,抽象出一個簡單的不能觀察到的變量,并把這一變量同美國商業局的合成指數比較,發現了兩者之間驚人的相似,尤其是在商業周期的時間軌跡上。JamesHamilton(1989)使用單變量的非線性模型來解釋差異性(非對稱性),發現美國GNP增長率趨勢函數可用一階Markdv過程在兩種不同狀態之間的轉換來表示,這兩種狀態反映了商業周期的動態,一種狀態是正向的經濟增長,另一種狀態是負向的經濟衰退。Diebold和Rudebusch(1994)研究突出了協動性和差異性(非對稱性)是商業周期的重要特征。盡管隨后的學者進行了相關問題的更多研究,但是,目前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二、三產業領域,特別是在第二產業上。其主要原因是第二、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于第一產業,第一產業即農業對整個國民經濟波動的影響力相對較小。對于現代工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等省份盡管如此,但是對于農業大國,特別是農業大省來說情況并不完全是這樣。為此,本文將以湖南為例,從經濟周期波動的協動性和差異性特征考察農業大省農業經濟波動與國民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研究農業大省國民經濟運行中農業經濟增長的波動特征及其一般規律,以便為農業大省國民經濟的增長更好地發揮農業經濟的基礎性作用,以及實施農業大省轉化為經濟強省戰略提供參考。

二測定方法及指標

從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值分析,經濟波動特征表現為兩種狀態:短期特征與長期特征。短期特征主要是指每一個經濟周期的波動狀態;長期特征是指超越短期,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周期的波動態勢。(一)長期波動測定分析迄今可用于經濟波動長期特征的測定方法或模型很多,主要有:薩繆爾森乘數———加速數動態模型、卡爾多非線性動態增長模型、希克斯非線性乘數———加速數動態模型、斯盧茨基和卡萊茨基的隨機經濟周期模型、混沌理論模型、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等。這些不同的模型來自于不同的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其測定結果是有差別的,我們在本文中選擇了薩繆爾森線性乘數———加速數動態模型。這是一個帶有動態時滯結構的模型。其中,投資函數是一個二階差分方程。乘數基于邊際消費傾向,加速數基于特定時期的生產技術水平。這個模型的特點是:當有一個初始的外生擾動時,在不同的參數域下,動態系統可以產生增幅的發散振蕩、減幅的衰減振蕩和等幅的周期振蕩。這就是說,在特定的參數域內,經濟體系將呈現持續性的波動趨勢。(二)短期波動測定分析從發展和演變的動態過程來看,經濟周期一般可劃分為古典周期和現代周期兩大類。古典周期是指經濟的主要指標表現為絕對下降,即負增長趨勢?，F代周期主要表現為增長周期,是指經濟的主要指標表現為絕對上升,即正增長趨勢。對于增長周期可以按兩種方法進行考察,其一是階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離差周期分析方法。階梯周期是指經濟增長速度的周期波動,是最基本意義上的增長周期。在處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經濟活動水平指標的各期數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標數值進行對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標在時間上的波動來描述增長周期波動。離差周期是指各經濟活動水平指標的數值對其特征值的相對偏離程度在時間上的周期波動。在指標的處理方法上,它要求首先消除序列的季節波動,然后求出序列在各期的特征值,最后求出其相對數,并對所得相對數進行平滑處理。兩種方法的研究,其結果是有差別的。本文采用階梯周期分析方法,引進以下參數:波動幅度、波動系數、波動高度、波動深度、平均位勢、擴張長度、收縮長度。其中波動幅度即振幅,是指每個周期內經濟增長率上下波動的離差,它是反映經濟增長穩定性的一個重要指數,振幅越大,說明經濟增長越不穩定,其分析方法是計算每個周期內經濟增長率波峰與波谷的落差即振幅等于波峰的經濟增長率減去波谷的經濟增長率。波動系數是指國民經濟實際增長率圍繞長期趨勢上下波動的量值,它是衡量周期波動幅度對歷史增長趨勢偏離程度的標準化指標,波動系數的絕對值越大,說明實際經濟增長率偏離長期趨勢的程度越大,經濟增長越不穩定,反之,經濟增長相對穩定。其計算分式為:,其中,式中!為波動系數,y為實際經濟增長率,y為y的算術平均值,"為標準差,n為實際值的樣本數。波動高度即峰位,是指每個周期內波峰的經濟增長率,它表明每個周期經濟擴張的強度。波動深度即波谷,是指每個周期內波谷的經濟增長率,它表明每個周期經濟收縮的力度。平均位勢即波位,是指每個周期內各年度平均的經濟增長率,表明每個周期經濟增長的總體水平,其計算公式為平均位勢,其中xn為報告期實際增長率,x0為基期實際增長率,n為報告期距基期的年數。擴張(或收縮)年度是指每個周期內擴張(收縮)期的時間長度,它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本研究使用農業總產值增長率和GDP增長率等統計指標。

三湖南農業經濟波動測定分析

(一)湖南農業經濟長期波動測定分析

所謂長期本文指的是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即1955年至1976年為第一個長期,從1977年至2003年為第二個長期。根據薩繆爾森的經濟波動理論,引進薩繆爾森乘數———加速數動態模型。1)為產品市場的均衡公式,即收入恒等式,為了方便,也不失一般性,假定政府購買為外生變量。(2)為簡單的消費函數,它表明,本期消費是上一期收入的線性函數,其中b表示邊際消費傾向。對于第一個長期,根據湖南統計年鑒,1955年全省農村總消費為21.74億元,全省農業總產出為25.83億元,而76年全省農村總消費為46.54億元,全省農業總產出為76.44億元,因此,b=Vc/Vy=(46.54-21.74)/(76.44-25.83)=0.49,說明湖南在第一長期內的農村消費比重偏小,亦即國民收入中消費小于積累。而對湖南第二個長期,根據湖南統計年鑒1977年全省農村總消費為52.11億元,全省農業總產出為77.59億元,而2003年全省農村總消費為1067.23億元,全省農業總產出為1425.44億元,因此,b=Vc/Vy=(1067.23-52.11)/1425.44-77.59)=0.75,說明湖南在第二個長期的農村消費比重偏大,亦即國民收入中消費大于積累。(3)按加速原理依賴于本期和前期消費的改變量,其中V為加速數。在第一個長期,根據湖南統計年鑒1955年全省農村總投資為0.75億元,而1976年全省農村總投資為6.53億元,因而,v=VI/VY=(6.53-0.75)/76.44-25.83)=0.11。而第二個長期,根據湖南統計年鑒,1977年全省農村總投資為7.59億元,2003年全省農村總投資為355.06億元,因而,v=VI/VY=(355.06-7.59)/1425.44-77.59)=0.26。雖然改革開放后農業經濟增長中的加速數要大于改革開放前農業經濟增長中的加速數,但是,這兩個系數均小于1,說明湖南農業收入的增長用于農村凈投資的比例偏小,更多的農業收入被用于其它產業,說明農業大省的農業起著支撐其它產業發展的作用。(7)與(11)分別代表著湖南農業在第一個長期與第二個長期經濟增長的總體特征。說明湖南農業經濟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內呈現出單調遞增并趨向于每一個時期的均衡值,表明湖南農業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主要由于其農業生產制度的重大變革使得其經濟的“增長力”迅速增強,初始呈現出爆發性增長狀態,但隨后隨著該制度的逐步完善,其經濟的增長率又逐步趨弱,因而其“穩定性”逐步增強。說明制度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湖南農業經濟短期波動測定分析

首先根據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持續時間的長短,擴張和收縮的轉變點等特征,我們對湖南自1955年至2003年①農業即農業總產值增長率進行描述,從而得到湖南農業經濟增長變化的路徑,即農業經濟波動的基本軌跡。我們按照一個標準的經濟周期包括兩個時期(收縮與擴張時期),四個階段(衰退、蕭條、復蘇和繁榮四個階段)和兩個轉折點(經濟由繁榮階段轉入衰退階段的關鍵點和經濟走出蕭條階段開始復蘇的關鍵點)的基本原則,將湖南農業1955年至2003年的49年間經濟波動大致劃分成9輪周期,如表1。以下根據表1采用階梯周期分析方法,引進相關參數定量分析湖南農業經濟增長過程中9輪周期的增長率波動狀態。湖南農業經濟周期性波動存在以下特征:第一,湖南農業9輪周期平均波動幅度為21.91個百分點,波動系數為1.05,總體呈現為強幅型,它表明每個周期內經濟增長高低起伏劇烈,其經濟增長處于極不穩定狀態,說明農業大省農業經濟運行隨機因素的影響很大。第二,湖南農業9輪周期波動高度平均值為22.09,總體呈現為高峰型,說明每個周期經濟擴張能力強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前4輪周期更為顯著。第三,從波動深度來看,湖南農業所經歷的9輪周期,其中前3輪均為古典型,表明其經濟活動的絕對水平有規律地出現上升和下降的交替和循環,從第4輪開始,除了第8輪外開始轉向增長型周期,表明其經濟活動的相對水平有規律地出現上升與下降的交替和循環。其中第8輪周期表現為古典型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環境的影響,1998年、1999年湖南連續發生特大洪災。第四,波動的平均位勢由中位型轉向高位型,改革前的4輪周期(1955—1976年)農業增長率年遞增平均值為6.28%,改革后的5輪周期(1977—2003年)農業增長率年遞增平均值為11.24%,比改革前上升了4.96個百分點。這表明,湖南農業在克服“大起大落”中總體增長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第五,波動的擴張長度平均值為2.22年,而收縮年度的平均值為3.33年,擴張長度與收縮長度之比為0.67總體呈現短擴張型,表明農業經濟擴張的持續性較弱,穩定性較差。

四湖南國民經濟波動測定分析

(一)湖南國民經濟長期波動測定分析

首先對湖南城鄉社會邊際消費傾向和加速數作實證分析,根據湖南統計年鑒,1955年全省總消費為26.74億元,總投資為3.37億元,總產出為49.24億元,而1976年全省總消費為67.65億元,總投資為16.84億元,總產出為233.23億元,因此,這一時期的邊際消費傾向b=Vc/Vy=(67.65-26.74)/(233.23-49.24)=0.22,而其加速數v=VI/VY=(16.84-3.37)/(233.23-49.24)=0.22。由于1977年全省總消費為77.66億元,總投資為15.46億元,總產出為256.75億元,而2003年全省總消費為2886.03億元,總投資為1557.00億元,總產出為11604.82億元,因此,這一時期的邊際消費傾向b=Vc/Vy=(2886.03-77.66)/(116.4.82-256.72)=0.25,而其加速數v=VI/VY=(1557.00-15.46)/(11604.82-256.72)=0.14根據薩繆爾森的經濟波動理論和上述同樣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結論是:湖南國民經濟的增長在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內總體均呈現出衰減振動并趨向于每一個時期的均衡值的特征,表明湖南的國民經濟在不穩定性增長中逐步走向穩定。

(二)湖南國民經濟短期波動測定分析

首先,采取上述相關問題同樣的研究理論和方法,我們分別得到湖南1955年至2003年國民經濟增長變化的路徑即國民經濟波動的基本軌跡,如圖2,和湖南國民經濟從1955年至2003年波動的9輪周期,如表3。以下根據階梯周期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其結果由表4給出。對表4作進一步分析,湖南國民經濟周期性波動平均波動幅度為20.02個百分點,波動系數平均為0.84個百分點,總體呈現為強幅型;波動高度平均值為22.65個百分點,總體呈現為高峰型;從波動深度來看,其9輪周期中改革開放前基本屬于古典型,改革開放后的5輪周期均屬于增長型;波動的平均位勢均處于高位型;波動的擴張長度與收縮長度之比為0.89,總體呈現短擴張型。

五湖南農業經濟波動與國民經濟波動的關系

(一)湖南農業經濟波動與國民經濟波動的協動性

第一,從長期來看,湖南農業經濟波動與國民經濟波動具有相同的發展趨勢,即均從制度變革的始初的爆發性增長逐步趨向穩定性增長,呈現出增長力趨弱,穩定性增強的狀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影響經濟增長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即邊際消費傾向和加速數,特別是加速數偏小的制約,使得農業經濟與國民經濟的增長的潛力不足。說明農業大省經濟增長嚴重受到投資不足的影響。此外,這兩者的相關度我們還可以根據表1和表3的數據建立國民經濟增長率(Y)與農業經濟增長率(X)之間的線性關系Y=a+bX模型進行分析,建國以來,湖南農業經濟波動與國民經濟波動的同步相關性十分顯著,通過計算并檢驗。兩者的相關系數為0.55,說明農業大省農業經濟波動對國民經濟波動的同步影響十分明顯。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農業大省長期以來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的組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較大,而且即使第二、三產業的增長降低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成分,但是,由于其中的第二、三產業的增長對農業的依存度較高,農業經濟的波動一方面直接沖擊著增長中的國民經濟,同時通過農業經濟對第二、三產業經濟的直接沖擊而又一次間接沖擊著增長中的國民經濟。第二,從短期來看,兩者的周期性波動非常明顯,兩者的波動周期基本同步,尤其改革開放以來,即1977年以來其波動周期完全一致。兩者的波動高度非常接近,兩者都是由古典型周期轉向增長型周期的發展過程。兩者的波動幅度都存在改革開放后比改革開放前有所減緩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在隨后表現得越來越明顯。說明各種因素對農業經濟波動和國民經濟波動的影響程度有所降低,農業大省的經濟運行逐步走向平穩狀態。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和政府政策及其調控的有效性不斷增強,以及依靠科技力量而克服自然因素的負面沖擊的能力不斷提升,使得各種影響農業經濟波動和第二、三產業經濟波動的因素逐步走向趨同,從而引致農業經濟和國民經濟從初始的不穩定狀態逐步趨向穩定狀態。

(二)湖南農業經濟波動與國民經濟波動的差異性

第一,從長期來看,雖然湖南農業經濟波動與國民經濟波動具有相同的發展趨勢,但從其波動過程來看,存在著不同的特征。農業經濟總體上表現出長期較穩定增長的狀態,而國民經濟總體上表現出長期較不穩定增長的狀態。這種特征主要是受到了國民經濟的其它構成成分,即第二、三產業經濟不斷增長的沖擊。第二,從短期來看,農業經濟的絕對波動幅度和相對波動幅度(即波動系數)均比整個國民經濟的對應值高,說明農業大省農業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明顯低于國民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一方面表明農業大省的農業經濟增長率除了同樣受到制度或政策以及科技進步的影響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受到來自氣候條件等自然因素的沖擊,導致農業經濟的波動性高于國民經濟的波動性。另一方面表明農業大省國民經濟的其它構成成份,主要是指第二,三產業的增長起到了平緩或者說燙平國民經濟周期性波動幅度的積極作用。此外,農業經濟的平均位勢為9.35個百分點,較整個國民經濟的平均位勢11.65個百分點低2.3個百分點,說明農業大省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逐步下降的趨勢,國民經濟在克服主要由于農業經濟引致的“大起大落”中總體增長水平有明顯提高的趨勢。

六結論

湖南作為農業大省,對農業問題十分重視,始終強調必須穩定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然而,建國以來,農業基礎地位的脆弱性卻沒有得到徹底改觀,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業經濟的波動對國民經濟的整體波動起到了引致和助推作用。雖然隨著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這種引致和助推作用有所減弱,但對于一個農業大省來說,這種影響依然存在,并將持續較長的時間。因此,我們認為:

1.建立系統的國民經濟運行監測預警體系,加強對國民經濟波動狀態的預測,及時了解和準確掌握影響國民經濟波動的各種內外因素,特別是各時期經濟運行中的消費、投資、價格、貨幣及其外貿等影響經濟波動的內生因素的變化規律及其內在聯系。加強農業大省經濟增長中的長期波動趨勢與短期波動趨勢的分析和研究,利用經濟波動不同階段的特點,順應經濟波動規律制定相應的對策,積極有效地實施對經濟波動趨勢的調控,防止由于各種因素的隨機變化而產生的對農業大省整個國民經濟的沖擊。

2.繼續重視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業穩定是農業大省整個國民經濟穩定的基礎,農業的增長制約著第二、第三產業的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第一產業比重的下降是必然的,但這種趨勢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必須以農業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因此,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防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的現代化水平;充分有效的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生產效益;以確保農業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篇3

[關鍵詞]進出口貿易;HP濾波;GDP增長

經濟理論認為,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關系通過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公式中體現為 :GDP=C+I+G+(E-M)。公式直觀上給人們形成一種印象,出口增加有利于提高GDP,而進口的 增加會造成GDP的減少。但是,改革開放后,在我國的進口品中,有很多是高新技 術品和先進生產要素的進口,它們對中國GDP的增長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林毅夫、李永 軍[1](2001)認為,為了正確地測算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必須深入 了解出口 和進口的性質及它們與消費和投資的關系;通過國內生產總值恒等式來簡單的計算凈出口對 國民收入影響的方法不是分析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適當方法,低估了外貿對經濟關系的貢 獻度。進口和出口影響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不同,進口額中不僅僅是單純減少GDP,也有增加 GDP的因素。

一、中國學者對兩者關系的既有分析成果及方法

對中國出口額與經濟增長的問題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有:楊全發[2]等(1998) 利用Feder的模型和1978―1995年的有關數據分析了我國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許和連、 賴明勇[3](2001)認為,總體出口額與GDP、工業制成品與GDP不協整,總體出口 和初級產品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范柏乃[4]等(20 05)通過對中國1952-2003年的數據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模型和廣義差分回歸的方法研究了 中國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認為出口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高峰[5] 等(2005)運用單位根和協整檢驗方法 對中國1952-2002年的進、出口額及GDP年度數據進行了研究,認為進、出口額序列和GDP序 列有協整關系,并建立了誤差修正模型,表明了中國進、出口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和短 期關系。

在進口與經濟增長的研究方面,佟家棟[6](1995)利用1953-1990年中國進口額 和國 民收入數據,采用簡單線性回歸方法對進口和國民收入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了檢驗,發現 進 口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夏先良(2002)[7]認為,進口參 數對經濟 增長率的變化具有顯著影響,出口參數則沒有進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貢獻那樣顯著。當考慮 時滯效應以后,回歸結果顯示,進口增長率、出口增長率都對經濟增長具有正相關貢獻,出 口部分增長也會拉動經濟增長。但進口增長率仍然比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加顯著 ,在同樣增長率下,進口大約比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一倍。魏浩,張二震[8] (2004)認 為,因為進口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它雖然不會直接對GDP總額產生正向 促進作用,但是大量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進口會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會促進經濟集 約化增長程度的提高,從而促進GDP增長率的提高。周春應[9](2007)認為,我國進 口貿易對 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最小,對市場化程度、國內投資以及人力資本積累有一定的作用;進口 貿易主要通過帶動出口貿易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

在應用進出口凈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方面,賈金思[10](1998)在他的文章 中討論了為 什么應該用凈出口額指標,而不是用出口依存度或者出口指標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李 軍[11](2008)認為;“從GDP的概念看,本國的出口品應包括在本國GDP的核 算范圍 內,而進口品則不屬于本國GDP的內容。這也是為什么對GDP的計算需要減去進口的原因。 因此,試圖通過國民收入賬戶恒等式的進口項來測算進口對GDP的貢獻,在理論上也是行不 通的”。

二、經濟分析中的HP濾波方法

1980年,美國學者Hodrick and Prescott在研究美國的商業周期時,使用了濾波方法。后 來,隨著實際商業周期(RBC)理論的廣泛應用,很多人使用HP濾波對周期進行研究。這種 非結構方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優勢,即對于周期的計量和解釋是分離的。HP濾波同時是一 個線性濾波,它把時間序列Yt分解為一個周期要素Yct和一個增長要素Ygt。 Yt=Yct+Ygt(1)

HP濾波通過對于增長性要素二階差分變化的補償,使周期因素的方差最小化,即,這種方 法是使以下等式最小化:

{Ygt}T+1t=0=min∑Ti=1{(Yt-Ygt)2+λ[(Yg t+1+Ygt)-(Ygt-Ygt-1]2}(2)

當λ通過補償增長要素Ygt而使序列平滑。這里L為滯后因子,周期性要素Yct=HP (L)Yt。HP濾波能夠很好的過濾出時間序列的商業周期頻率。但是,對于HP濾波的爭論 也由來日久,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λ的取值問題。對于這種方法的批評者認為,在使 誤差平方和(MSE)最小問題上,這種過濾器只有在特別的條件下才是最優的。這里我們采 用現在流行的觀點:對于年度數據我們取值為λ=100。

三、基于HP濾波的中國進出口貿易與GDP增長

(一)數據

本文數據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統計數據,主要有1978年至2007年經過生產總值指 數調整的實際GDP,經過價格調整的實際進出口額、實際出口額、實際進口額和實際進出 口差額的年度數據(我們使用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行調整)。為了幫助消除異方差,我們 對實際數據時間序列取其對數。

(二)單位根檢驗

因為HP濾波不穩定的時間序列隨著單整階數的升高,會帶來人為的經濟周期,所以,我 們首先決定變量的單整階數。我們使用傳統的ADF檢驗方法。在這里,我們對數據取對數后 的序列為實際GDP(lnGDP)、實際進出口總額(lnexim)、進口額(lnim)、實際出口額(lne x)、實際進出口差額(lndiff)。原序列經ADF檢驗證明是非平穩的I(1)序列,一階差分后 的ADF統計量檢驗值見表1。

(三)GDP增長與進出口總額的關系

第一步我們利用傳統的方法把數據標準化,以建立可以直觀比較的濾波圖。標準化后的實 際GDP序列、進口、出口、進出口總額、進出口差額序列其各自的HP(L)濾波圖如圖2所示 ①。從圖1中HP濾波的趨勢比較可以看出,以GDP增長為 代表的經濟總量序列,不論從周期趨勢上還是從波動上與進出口總額的一致性要大于進出口 差額。進出口總額在趨勢上自1992年至1996年的經濟增長與進出口產生了分離現象,其他 時 間上是一致的。我們對增長趨勢進行了分析認為,按照各序列與GDP的一致性程度從高到低 的順序分別為: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進出口其次是出口額,而進出口凈差額(E- M)與GDP相關程度最低,從圖1中可以看出進出口差額與GDP上是不一致的。

從圖2 HP濾波周期波動圖中看到,總體上進出口總額(E+M)、進口額、出口額與GDP序列 周期波動是一致的。周期波動圖中也可以看出,進出口總額、進口額與GDP序列最為一致。 從圖中可以看到,自1987年后進出口總額、進口額的波動領先于GDP的波動,GDP的波動相對 滯后。1989-1992年期間GDP增長的波動與同期進出口總額(E+M)的波動趨勢有背離現象,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在這個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在1989年開始,國內國家政策調控較強;同時 , 當時由于外部環境較差,外國投資減少,經濟增長下滑,通貨膨脹率較高,工資的增加幅度 相對較大;而同時,匯率相對穩定造成外國商品相對便宜,造成同期我國進口增長與GDP經 濟增長背離的現象。在HP濾波圖形分析中,我們看到與經濟增長無論在趨勢上還是在波動 因素上協同性最差的是進出口差額,進出口差額(E-M)的波動與GDP波動一致性不明顯,其 與GDP增長的相關系數也最低,即0.827294。從相關系數矩陣(見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 進出口總額、進口額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系數最高可以達到0.99755。通過對進口、出口、進 出口差額及進出口總額序列與GDP序列的HP濾波分析,參照相關系數矩陣,我們可以得出以 下結論:即進出口總額(E+M)序列、進口序列與GDP序列協同性最好、一致性最強, 而進出口差額(E-M)與GDP序列一致性最差。在雙變量模型分析中,要研究進出口貿易與經 濟增長的關系,應該利用進、出口序列、進出口差額或進出口總額序列中與GDP的協同性最 好、有明顯的經濟理論意義的序列。同時,這個變量序列一定是和GDP序列相關度最大。這 種一致性表現為序列在長期趨勢和周期波動方面的一致。

四、協整檢驗和結論

(一)協整檢驗

根據表1可以看出,GDP和進出口總額時間序列在取對數后即lnGDP、lnexim序列在一階差分 后5%的ADF檢驗臨界值顯著,判定二者是一階單整的即是I(1)的,二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的 可能性;建立二者的協整關系式,我們利用E-G兩步法來檢驗二者的協整關系:

lnGDPt=α0+βlnimpt+εt

Ls:LNGDP=5.60146+0.436122*LNEXIM(1)

(105.45)

(75.54)

R2=0.995

DW=1.12

Lm(1)= 0.02

Lm(2)=0.0057

可以看到,各個系數的T值均在5%的檢驗水平下顯著,R2值達到比較理想的水平。由此初 步 認定lnGDP與lnexim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對于其殘差的穩定性進行檢驗,由于在回歸式中我 們考慮了截矩項,得Δe=-0.85et-1,ADF值為-4.26

(二)Granger因果檢驗

在研究進出口與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是經濟增長推動了進出口還是進出口 推動了經濟增長?或是二者互為因果?我們利用1978―2007年30年的數據來進行Granger因 果檢驗。從表3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檢驗水平下,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GDP 呈 雙向因果關系;進出口差額、進口額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但是,GDP是進出口差額、進 口總額的Granger原因。

表3Granger 因果檢驗報告 滯后期零假設F統計量 P值結 論 2LNDIFF 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0.2360.792接受原假設 2LNGDP不是LNDIFF 的Granger 原因3.7110.041拒絕原假設 2LNEX 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4.9700.016拒絕原假設 2LNGDP不是LNEX 的Granger 原因4.5340.022拒絕原假設 2LNEXIM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3.8800.035拒絕原假設 2LNGDP不是LNEXIM 的Granger 原因3.9300.034拒絕原假設 2LNIM不是 LNGDP的Granger原因1.5600.231接受原假設 2LNGDP不是LNIM 的Granger 原因6.1630.007拒絕原假設(三)結論

通過對1978―2007年的數據進行HP濾波分析、同時參考相關系數矩陣及Granger因果檢驗, 可以看 到進出口總額(E+M)與GDP的一致性、相關度最高,其次是進口額、出口額;一致性、相關 度最低的是進出口差額(E-M)。但是,只有出口總額、進出口總額與GDP呈雙向Granger因 果關系,而進口額和進出口凈差額與GDP是單向Granger因果關系,即GDP的增長是進口額及 進出口差額的原因而進出口凈差額、進口額不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長期以來,人們受 國內總產值(GDP)計算中支出法公式GDP=C+I+G+(E -M)的影響,在研究進出口貿易 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時,誤以為進出口差額(E-M)是最好的選擇;簡單的認為出口額對 經濟增長是正向作用,而進口是負向作用是錯誤的。這種認識忽略了進口對國內生產總值(G DP)的拉動作用,上面的實證分析佐證了我們的這種觀點。在實際考察進出口貿易與GDP增長 關系時,應用進出口總額(E+M)序列考察其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比應用進口額、出口額 、進出口差額序列更能真實全面地反映進出口貿易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這種研究從經濟 學理論上有著深遠的意義,即進口額不能再簡單列為是GDP增長的減少項。以上的實證分析 證實了一些學者的推測,但是,有更多的、從經濟理論上的解釋需要我們去研究和思考。

注 釋:

①為了篇幅關系這里我們選取了與GDP相關度最大的進出口總額和相關度最低的進出口差 額序列,省略了其它趨勢及周期圖形,如有需要請與作者聯系。

主要參考文獻:

[1]林毅夫,李永軍.出口與中國的經濟增長: 需求導向的分析[J].經濟學(季刊),20 03(4).

[2]楊全發,舒 元.中國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J].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8) .

[3]許和連,賴明勇.我國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J].湖南大學學報,2001(3) .

[4]范柏乃,毛曉苔,王 雙.中國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實證研究:195 2―2003[J].國際貿易問題,2005(8).

[5]高 峰,范炳金,王金田.我國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J].國際貿易問題, 2005(7).

[6]佟家棟.關于中國進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J].南開學報, 1995(3).

[7]夏先良.追求最大限度的充分就業中國進口貿易宏觀分析與政策選擇[J].國際貿 易,2002(3).

[8]魏 浩,張二震.對進口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重新認識[J].北京工商大學 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

[9]周春應.中國進口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途徑研究[J].經濟評論,2007(4 ) .

[10]賈金思.論外貿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J].財貿經濟,1998(6).

[11]李 軍.進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測算理論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 008(9).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ss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and GDP Growth:

Based on D ata from 1978 to 2007

篇4

要應對此次危機和創新周期的短期沖擊和長期挑戰，我國應當注重發揮國家體制和市場機制的各自長處，盡快推進技術和制度兩方面的先導性創新，立足現實，面向未來，通過穩定制造成本和結構升級優化來提高可貿易工業品部門的競爭優勢，通過新型城市化和服務業創新來擴大非貿易品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效應。借機調整我國產業結構，強化自主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一、“創造性破壞”和經濟長波、創新周期的內在機理

經濟長周期(長波)是與前蘇聯學者康德拉季耶夫相聯系的。他研究了資本主義國家價格和金融等變量，得出了經濟發展50―60年為一個大周期的“康氏長波”假設，并分析了蒸汽機推廣、鐵路繁榮、汽車與電力在1790年至20世紀初三個“康氏長波”中的作用。

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研究了長周期與技術創新的理論關系，指出創新是改變經濟結構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創新不斷地從內部使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有價值的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組合形式的競爭，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質量上決定性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它們的生命；每一次危機都蘊含下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技術革新的結果可預期下一次波動和衰退。

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庫茨涅茲分析了不同的創新部門對經濟結構的推動意義，再次豐富了創新與長周期的關系。他認為，徹底擺脫危機的最好方法是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活動。

創新與長波假設雖然爭議不少，但其理論和實踐意義卻在爭論中不斷豐富。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依據技術創新理論與經濟波動的關系提出了“真實周期”理論，在邏輯演繹和數值模擬的基礎上，得出了技術創新的沖擊是導致周期波動的惟一因素等。199l年開始，格羅斯曼、赫爾普曼、阿基宏和豪威特等西方學者在新古典理論框架下，開始了把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納入增長理論并對其形式化的嘗試，研究了經濟增長與失業、市場結構與經濟增長、經濟波動與增長以及制度與經濟增長等廣泛的結構問題，認為不僅要關注技術創新，也要重視制度創新，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熊彼特主義增長理論（或稱為熊彼特主義內生增長理論），在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技術創新推動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縱觀英、法、德、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其經濟增長方式從工業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當今后工業時代集約型、創新型的轉變，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演化過程，技術創新活動主導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我們把這個過程分為兩個時期：

（一）古典增長時期（工業化早期）

1、原始資本主義階段，時間約為1760―1860年。此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水力及蒸汽驅動的機械操作和專業化生產替代了工場手工勞動的生產方式；機械制造、鐵路及航運業成為經濟的創新部門；個體或合伙的工廠制成為新的生產組織方式。與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資源投入的農業經濟相比，此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新興工業部門吸納大量剩余的農業人口而獲得，因此增長方式為“勞動力投入驅動型”。

2、大工業資本主義階段，時間約為1860―1910年。主要特點是：重型機器替代了簡單機械，完全實現了社會化的大生產；國家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工業革命基本完成；鋼鐵、電氣、重型機械和化工成為新的經濟領漲部門；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為主要生產組織形式。此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而獲得，經濟增長方式為“資本投入驅動型”。

（二）現代增長時期（工業化后期）

1、管理革命階段，時間約為1910―1970年。主要特點是隨著生產流水線的運用，大規模的精益生產與銷售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車工業為核心，石油、民用消費及服務業成為經濟主導部門；教育、研發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隨巨型企業的發展，福特制和管理層級成為流行的組織方式。由于兩權分離帶來的經理革命以及福特主義的盛行，生產效率大為提高，此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已從資本投入驅動逐漸轉向“管理創新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驅動型”。

2、知識創新階段，約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主要特點是：隨著信息技術的興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為生產方式的新特征；服務業、金融和高科技（電子、電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經濟的創新和領漲部門；對教育、研發以及與提高人的質量相關的投入增大。此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演變為“知識創新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驅動型”。

從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演進的過程，可清晰地看到：

第一，技術進步起了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當前其生產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70―80%），而市場激勵機制、企業家精神、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根本性因素，上個世紀二戰后國家技術創新體系開始在其中發揮重要角色。

第二，經濟危機伴隨著近二百多年來工業化國家的增長史，在破壞原有生產體系的同時，又會催生新一輪的重大技術－組織－產業結構變遷。如早期工業化過程中1873年經濟危機是19世紀持續時間最長、打擊最為沉重的一次經濟危機，此階段汽車（1885年）等科技發明為下一個長周期打下了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間歇性危機中，固態電子元件和計算機的發明和先導性應用，為下個階段的信息技術革命打下了伏筆。在1980年代后的系列危機中，發達國家在掀起“網絡革命”的同時，又開始了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領域的探索。

第三，從技術創新的趨勢看，遵循“農業―工業―服務業”創新的變化過程，服務業的技術進步和創新活動將主導未來經濟發展。

三、對我國的啟示

技術進步持續推動經濟周期性高漲和波動的內生經濟增長邏輯，已經成為經濟理論的共識。經濟危機的爆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清理機制”的作用，淘汰過剩的傳統產能和落后的企業，推動新的增長機制產生，激勵技術創新的出現，這就是“創造性破壞”的經濟意義所在。同時，對經濟長波和創新周期理論和史實的分析，還啟示我們：落后國家可以加入由先進國家發起的長波，通過“干中學”機制以及在技術與制度兩方面的先導性創新，來實現經濟趕超戰略。

各國處于不同的創新周期階段，后發國家往往處在模仿和擴散過程。導致價值鏈的國際再分工，大量制造業和低端服務業通過“外包”分給了發展中國家，同時通過品牌、知識產權、技術標準、金融、文化創意等更為牢固地控制了價值鏈的高端，全球價值向更有知識創新的國家集中，制造業國家則相應地處于價值鏈低端。未來的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科技實力的競爭，而科技實力又取決于創新能力。

與一些先行國家不同，我國目前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活動和消費行為已出現，一些部門和地區正步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的開端；但同時總體上仍面臨一系列“古典性質的”社會經濟矛盾，自然資源短缺，生態環境脆弱，農業人口過多。在資源可承受與環境可持續條件下，面臨著將社會大多數人口從落后的生產狀態轉移到現代生產方式中來的艱巨任務?！俺啊迸c“滯后”將成為很長一段時期的現象。

我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基本上是處于干中學的“模仿”階段，依然是承接國際價值鏈的“外包”分工，這對于有如此眾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我國來說也是大的機遇，可以通過接受“外包”的方式加快農村勞動力進入現代部門，同時累積財富和技術水平。與此同時，我們經過建國后兩個30年的跨越式發展，模仿的技術水平，特別是制造業水平，在不斷逼近發達國家，因而模仿的收益正在不斷下降。我國應立足本國國情和發展階段，把握國際前沿趨勢，才能應對目前面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面對工業化過程中的成本上升問題，應該通過穩定制造成本和工業結構升級優化，來維持和提高可貿易工業品部門的國際競爭優勢。

第二，面對勞動力過剩壓力，應通過新型城市化和服務業創新所帶來的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創造效應，擴大非貿易品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程度。應營造更有利于個人投資和創業的政策和社會環境，以更大程度地獲得因創新而帶來就業創造的“資本化效應”。

第三，制定服務業技術創新戰略。服務業的現代化和技術創新的根本是體制性的創新，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創意激勵等，這些是我國目前階段最為缺失的部分。在制定國家創新體系時，應積極將服務業技術創新納入到國家戰略中。

篇5

近年來，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隨著人們對商品房地產關注度的不斷提高，商品房經濟的概念逐漸走入了人們的生活當中。相應的商品房地產經紀不是一成不變的事物，其有著自己的發展規律呈現一個周期性的波動狀態。我們把這個這個現象稱之為商品房地產經濟的周期波動性。嚴格來講，商品房地產經濟是宏觀經濟形式的一種。這這是知己關乎民生要點部分所在，所以研究商品房地產經濟波動性是保持我國商品房地產經濟的關鍵所在。眾所周知，房地產業在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所占據的重要位置。我們可以這么理解，它所具備的產品的基礎性以及創造的社會大額財富性的特點都成就其在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作為一種產業，它必然具備一定的產業周期，產業周期的規律受到宏觀經濟發展規律的制約。在我國，商品房地產的整個發展過程就是一個從萌芽到壯大的過程。然而這個發展過程也不是一個平穩的直線而是一個波動的曲線。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房地產行業經濟波動性曲線能夠客觀反映我國房地產事業的興盛程度。本文將詳細論述房地產波動理論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進一步從理論和實際上把握市場機制的健全方案和政策調整，以確保我國房地產經濟能夠平穩有序的發展。

二、商品房地產波動理論研究

首先，關于經濟的波動與經濟的周期理論研究。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人類經濟的發展也是上下波動的。在這種波動的作用下，人類社會的經濟或者出現了進步或者出現了災難式樣的倒退。這種關于經濟周期波動的理論，西方經濟學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有了系統的理論記載。在這種理論中所帶來的波動曲線當中，我們不難發現人類社會的經濟在不同時期增長的速度也不一樣。同時，實際的增長曲線也于所期望的曲線存在著偏差。要知道，只有縮小這種偏差才能夠達到我們預期的穩定的經濟增長模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周期的概念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可以由不同的理解，比如說有的學家按照邏輯的理論來分析，那么經濟周期的波動性就是一種偏離均衡性質的體現，也有學家從經濟的收縮與擴張角度出發，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本文在這里就不加贅述了。其次關于商品房地產周期與房地產波動理論研究。我們可以這么理解，商品房地產的經濟周期主要包括四個階段：1、繁榮階段；2衰退階段；3、復蘇階段；4、蕭條階段。這四個階段放到宏觀經濟的運動過程中，就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經濟不規則的波動性。還有就是，房地產經濟波動的不規則所表現來的經濟增長狀態表現出一種連續的和動態的特點。通過對該種特點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房地產經濟增長曲線與實際曲線的偏差程度的研究更能夠實際的反映出房地產經濟增長的特征。房地產經濟實際增長曲線與趨勢增長曲線的偏離程度越大，那么房地產經濟波動幅度也就越大，房地產增長的穩定程度就越差，反之，房地產增長的穩定程度就越好。最后，我們來談談商品房地產周期波動與經濟周期波動的關系。商品房地產周期波動與經濟周期波動總的發展來說是密切相關的，也可以分兩個不同層次來分析房地產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的關系。因為，一方面房地產周期波動是經濟周期波動這個大范疇的一部分，是房地產行業的經濟周期波動；另一方面，房地產周期波動是房地產行業運行過程中經濟周期波動，也就是說房地產周期波動是經濟周期波動在房地產行業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運動形態。

三、新時期如何防止我國商品房地產經濟大幅波動

我國房地產的周期性波動，其波動的幅度不盡相同，我國地方經濟目前是典型的土地財政經濟，因此房地產的劇烈波動會明顯降低百姓的購房意愿，造成房地產的價格上漲乏力，并最終造成政府賣地價格較低，使得地方政府失去GDP的有效獲取手段。在地方財政吃緊后，又會造成地方的基礎設施投入不足，造成宏觀經濟的普遍衰退。因此，減少房地產的劇烈波動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課題，應盡可能的減少房地產的系統性風險和周期風險。第一，穩定房地產尤其是商品房的價格。房價作為房地產景氣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其穩定性是房地產的重要基石，因此應該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減少商品房價格的劇烈波動。在供求關系出現重大轉變時，應考慮采取政策法規等強制性手段穩定房價，避免房價的劇烈下跌。同時應利用房價的波動周期，最大限度的挖掘出讓土地的價值。對土地價格和商品房價格的雙向控制也是保證降低房地產波動的必要手段，在宏觀調控方面，中央的政策在地方的可變性較小，但是地方的微觀調控往往能夠起到重要的穩定效果。因此對商品房的價格的調控應堅持中長期執行國家宏觀政策，短期調控作為輔助的策略。第二，促進居民的商品房消費能力。作為商品房的購買主力，居民的購買能力和購買欲望也是房地產走向的重要因素。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購買需求會由剛需轉向改善性住房，這一改變也就帶來了房地產的二次價值挖掘。由于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不斷增強，也減少了居民購房的盲目性和投機性，從而從根本上減少了房地產價格劇烈波動的因素之一。同時，對于低收入人群，政府應積極開發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措施，控制商品房與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完善房地產行業的供求關系和供求機制，通過多點開花、多渠道解決的方式，完善房地產市場的解決方案，從而減少房地產的劇烈周期性波動。

四、結束語

篇6

從2008年開始,結構主義進入了一個重要的長達20年的適用期;周期波動、結構演進和制度變革三位一體地構成了結構主義分析框架。周期波動和結構演進是結構主義的兩個研究主線,羅斯托的工業化理論和熊彼特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基本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嘗試中,我們較好地判斷了繁榮的起點、瘋狂的終結以及劇烈震蕩的到來,近期也很好地指出了周期大拐點的到來。

在未來的20年中,全球經濟增長總量的邊際遞減是不可抗拒的,所以,依據總量進行投資的邏輯只可能是一個波段取勝問題。現實的情況是,在發達國家,貨幣釋放的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繼續實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用很低,可能無法對沖總需求的下降和生產率的下滑,這意味著實體經濟對流動性的吸收和消化已經達到一個極值,長期流動性的拐點已經到來。在長波衰退之后的這個歷史階段,實體經濟無法繼續吸收流動性,也就是說,微觀主體已經無法對貨幣的寬松和持續寬松做出理性的反應,因為這個階段,不斷下滑的總需求制約了微觀主體的行為,他們更加注重經濟基本面和未來的預期,而對流動性寬松程度的反應已經事實下降。

資本市場研究邏輯

自2005年以來,我們就在使用結構主義的框架在分析經濟和市場,但是這套理論體系真正發揮其效果,是在2007年長波進入劇烈的衰退期之后,我們對重要頂底的預測說明結構主義框架在顯示其作用。驚人的巧合是,在上一次長波的衰退及蕭條期(1966-1980),西方經濟學對結構主義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而在此之后,由于長波進入了復蘇期,結構主義的周期研究開始衰落,任何的理論框架都是應運而生,而不可能統治久遠,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法則,但重要的是,結構主義在長波的衰退和蕭條期,即未來的20年將是一個重要的適用期,這恰如在上個世紀70年論界對長波的研究如火如荼一樣。

為什么我們要在此時選擇說明這個框架的適用性,是因為結構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探討經濟增長原動力的經濟學,所以經濟波動和結構變動就是其兩條基本線索,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我們相信問題的核心在于經濟新的增長點,而不是我們還能把泡沫吹得更大,所以,按照康德拉基耶夫所揭示的人類行為規律,未來20年就是洗去過去30年繁榮中的過度需求成分,探索未來新的經濟動力源,從而為下一次繁榮進行準備。因此,探索動力源就是結構主義的基本理論核心,在這一點上,結構主義的時代開始到來。

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中國尤其將表現出經濟增長結構變動的可能性和資本市場的結構性機會。原因在于,結構變動本身就分為經濟特征的結構變動和經濟周期中的結構變動兩個級別,歐美國家在未來的中周期中只存在經濟周期的結構性變動,而中國作為正在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自2008進入了走向成熟階段,這將是一個經濟結構的大級別變動期,通常所討論的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即是一個大級別的變化。

所以,未來的機會更多的將存在于結構變動中,而不是總量的變化,這是一個投資邏輯的改變。按照對當前資本市場的認識,至少在可以預見的1-2年內,市場對機會的認識和把握都不可能是前十年的重復,而是一個顛覆。

值得特別強調的是,結構主義分析框架是借用了結構主義經濟學的部分理論,而不是結構主義經濟學本身。根據我們2005年以來的實踐,結構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研究經濟增長和波動中的必然,而認為政策或者流動性都屬于增長中的外生變量,這是一套探討必然性的理論體系,自然只是說明了經濟和資本市場運動的一個方面,而非全部,沒有一套理論體系能涵蓋全部問題。(見圖1)

周期波動和結構演進是兩條主線

結構變化在周期中的實現

根據多年的探索,對于策略研究的兩個核心即趨勢和配置而言,結構主義就是以周期波動和結構變動兩條邏輯的交匯來完成研究的,對于中國經濟的研究而言,顯然首先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自2005年開始,我們首先運用羅斯托理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進行探討,但在后來的工業化進程研究中發現,結構的變化不是孤立存在的,結構的變化是靠經濟周期的演變來實現的,最典型的是,長波對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具有極強的約束作用,所以,只有將周期的波動和結構研究結合起來,才能對趨勢和配置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就在這樣的實踐中,我們的理論體系開始成熟。

實際上,根據羅斯托理論,2000年到2008年的中國工業化起飛期,是以研究增長為主的理論階段,而到2009年進入走向成熟階段之后,羅斯托理論的重點開始進入一個轉換期,羅斯托自己也承認,這是一個富有希望的選擇期,也是一個極其危險的過渡階段。因為進入走向成熟之后,增長問題的重要性降低,而全社會由于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變化,開始進入一個更加關注財富分配的階段,這是工業化自身的宿命,是起飛期財富集中的結果。核心問題,是如何在結構主義框架下繼續解釋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潛力,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比以前十年(2000-2008)大得多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在這個階段遭遇到不可避免的長波衰退以及隨后的蕭條,其對一個國家工業化的抑制是不可抗拒的,在這些問題的認識上,我們的理論在2008年實現了第一次飛躍。(見圖2)

關于三周期嵌套

隨著對周期波動的不斷研究,事實證明了熊彼得的三周期嵌套模式是一個非常全面的周期解釋框架,熊彼特其創新經濟學和三周期嵌套理論,是考察經濟周期變動的主要分析工具。當長波、中波和短波周期力量的方向性是一致時,就很容易地感受到經濟運行的特征,而當三個周期力量是沖突的,就需要辨別哪個力量是主導性的,而這個工作往往超出研究預期的能力,為此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市場就會顯得很迷茫、混沌。

在2007年底,我們曾經使用長波理論對全球經濟即將步入長波衰退的劇烈階段做出了預測,當時,應該是長波在經濟周期中占主導的階段,而在2009年以后,主要使用的是庫存周期理論做出了中級反彈的頂底和熱點的判斷,時至今日,本輪庫存周期已經運行在了其最后的二次去庫存階段。

今年下半年及未來1-2年,中周期的趨勢將成為主導,探索中周期的啟動機制已經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研究核心,這就是所謂的新的增長點問題,即新起點,但是,對于經濟周期理論而言,新的增長點不等同于創新。結構變動本身即存在周期中的結構變動和經濟特征的結構變動兩個級別,現在看來,這兩個問題對中國同時存在。但是首要研究的該是周期中的結構變動。在這個問題上,再次體現出了我們的框架的要義,即在周期波動中體現結構的機會。

這個問題從行業的角度出發,通過工業化理論及其結構的演進,來分析經濟體系中產業鏈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從而為市場提供“結構性”機會。各個行業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彈性是不一樣的,為此行業演進的次序和程度是有區別的,我希望通過結構變遷這個中觀視角來剖析市場機會。但同時,在周期的運動中,各個行業的變遷又有其特定的規律,這一點對于配置更有短期意義,所以,要厘清周期中的結構變動和經濟特征發展中的結構變動的不同意義,這對于配置極為重要。(見圖3)

結構和制度剛性是深層因素

更深層次的因素是制度性的。結構主義經濟學分析的視角是多樣的,條條道路通羅馬,但是結構主義最終的一個歸宿就是制度。這既是結構主義的一個缺陷,但同時也是一個優勢。缺陷在于它無法獲得總量分析框架下的定量結論,優勢在于它可以獲得總量分析框架下難以企及的方向性。對于投資而言,這個方向性很多時候是具有實質性意義的。

拉美結構主義的代表普雷維什說“經濟進程趨向于使發展的成果局限于社會的一個有限的范圍之內”這就是結構主義的必然理論歸宿,所以,“民主化趨向于將這些成果作為社會性的擴散”,結構主義最終問題的解決是制度問題,而在這方面,羅斯托對走向成熟這一工業化階段中對分配制度的關注也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歸宿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奧爾森是從社會調和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打破制度剛性的改良理論,他的公共選擇理論詮釋了如何打破制度剛性。

當經濟增長趨緩,財富分配重要性就凸現,這種局面的產生從技術層面上看是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與人口紅利減少的結果;從制度層面上看,由于分利集團的膨脹對創新的抑制,為了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進行實質性的制度變革。

結構主義在投資策略中的運用

結構主義的試探:羅斯托工業化理論的實踐

早在2005年底,結構主義分析框架就以羅斯托工業化理論中的工業化轉型期的投資路徑出發,研究中國虛擬經濟繁榮的起點,認為2005年以來的中周期投資增長可能是未來一段較長歷史階段無法逾越的,中國高速增長和工業化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期,工業化起飛及其城市化是當時經濟周期起飛的原動力,產業多樣化過程中的主導產業將會沿著市場化的線索展開,城市深化過程匯總的房地產、金融、基礎設施、流通、零售業態等將不斷創新,日益成為未來的主導產業。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在2005-2006年正好處在虛擬經濟繁榮的起點階段,工業化深化階段的實體經濟將會對虛擬經濟產生支撐作用,從一個相對較長的視野來看,虛擬經濟大繁榮將超越周期。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伴隨著一些臨界條件的發生,虛擬經濟將走向大繁榮,而且時間將比較長。隨后,市場從2005年開始啟動,直到2007年,實際上也是一種超越經濟周期的趨勢。

周期波動與結構演進的首次結合:周期內核

2007年的市場演繹瘋狂行情中,觀察到全球市場的疲態之后,結構主義的分析框架從資源約束、信用膨脹和美元幣值為要素的周期內核分析中指出,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長波衰退中的通脹階段,而這個階段,信用的膨脹和以資源、資產爆發式上漲扮演了經濟增長的“掘墓人”,全球經濟注定進入一個大衰退階段。2007年底,結構主義分析框架就根據長波的演進得出,全球經濟將在2008年陷入一個衰退的巨大轉折中。

對于中國而言,在全球產業鏈中,中國是美國的上游,為此經濟將緊緊受到美國經濟的制約,陷入一個國際化博弈中,中國經濟的走勢和中國市場的表現將取決于國際化博弈的結果。但是,在國際化博弈中,中國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被動方,并沒有主動性,為此,中國可能被迫進入一個衰退的進程中。而且,中國工業化進程也到達一個工業化起飛結束的階段,“工業化蕭條”作為一種常態,也將降臨。對于市場策略而言,轉攻為守的時刻已經到來。

周期波動與結構演進的二次結合:結構內核

美國次貸危機以其意外性和巨大沖擊性,極大地摧毀了市場的信心和經濟增長的動能。危機的醞釀、爆發和深化標志著長波周期大拐點的到來,以一種極其暴力的方式演繹了結構主義對長波周期演進的判斷,這個沖擊的猛烈程度甚至超出我們的預期。全球經濟在2008年秋季之后,開始進入一個風聲鶴唳的年代。中國經濟在國際化博弈中被動陷入一個大衰退中,這也是改革開放及工業化開啟以來所未曾有過的。當然,這個衰退是以外部沖擊的方式展開的,但是,按照我們的研究邏輯,即工業化理論,中國工業化起飛完成之后的起飛蕭條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同時,按照這個邏輯,我們認為2008年底的衰退程度將是一個最劇烈的階段,其后的經濟將在工業化的主導下進入一個向成熟階段的過渡,經濟將逐步復蘇,市場也將開始一個基于估值修復和復蘇預期的中級反彈。

經濟結構轉型:周期的大拐點

從工業化起飛向工業化成熟的過渡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由于消費的雙低點模式,實際上收入滯后調整導致的消費回落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政府投資的潛力和深度伴隨著去政策化的過程和財政收入的約束,經濟逐步回落是更為可能的大概率事件。特別是,通貨膨脹預期的顯性化,市場將逐步轉向未來通脹和去政策化,這都將影響市場信心,從這個角度出發,市場將達到一個關鍵的選擇時點,中期反彈的頂部已經構筑,2009年下半年的主旋律將是調整,市場將開始演繹結構轉型的特征。此后,市場和經濟也演繹了一個下滑的過程。

在結構主義分析框架的邏輯中,當市場大幅下跌之后,市場開始處在一種混沌狀態,看多和看空的力量僵持不下。而根據經濟周期的此起彼伏,我們判斷2010年第二季度是庫存周期的大拐點,也是長波周期的一個階段性拐點,其后經濟將進入一個大拐點之后的景象,即過渡和蕭條的特征。為此,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趨勢已經確立,在新動力尚未建立之前,經濟和市場將是一個趨勢性下行的過程。2010年二季度以來,經濟和市場再次演繹我們的策略邏輯。

結構主義需要回答的現實問題

對全球而言,結構主義要研究的是一個周期運動的問題,而結構的問題是次要的,因為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短期內不存在升級式的大級別結構變動,而且,由于長波處于衰退后期,其拐點特征十分明顯,是一個總量增長向結構增長的過渡階段,而同時又將在一段時間內存在虛實分離的特點,所以,這是一個虛擬財富的下降階段,需要解決2010年第二季度周期大拐點之后,全球經濟和美國經濟的景象是如何的,長波統治下,短波和中波的力量能否帶來結構性的上升機會。特別是,在面臨主要發達經濟體去杠桿的過程,不同經濟體的投資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將會如何演進,即全球經濟再平衡對總需求及其結構變化的影響。

對于中國經濟和市場而言,在結構主義分析框架下,最需要回答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第一,中國未來經濟波動中的市場的底部和頂部是由中周期的運行所決定的。在全球經濟長波遭遇大拐點之后,中國經濟的短周期、中周期與全球經濟長波周期的關系及其相互影響。這實際上是一個經濟周期嵌套中的主導性選擇問題,也是一個周期運動的問題。

第二,發展模式轉化和經濟結構演進中的結構性機會或成長的線索。是繼續走投資和出口雙輪驅動的發展模式,還是轉向以內需為主、消費為主的增長模式,即是中國工業化演進的結構性問題。當然這里面還涉及到要素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產業之間的關聯及順序可能會發生變化,即所謂的前向和后向效應的考察。這個問題的本質實際上是資本積累問題,各個行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和程度的不同,將決定了未來經濟的結構。從這個路徑出發,我們需要尋找到彈性不同的各個行業的發展趨勢以及帶來的成長線索,或投資機會。這實際上是一個結構問題,與發達國家不一樣,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結構變遷,即大結構,而不是一個次要的問題。

第三,是增長與分配的關系。當經濟增長到達工業化起飛完成階段,社會矛盾就十分明顯,社會利益集團分立,收入分配差距達到高點,經濟效率開始明顯下降,分配等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十分明顯。即中國是否存在制度紅利問題,制度紅利能否對沖其他風險。

當然,不管是全球經濟、美國經濟還是中國經濟,對其經濟周期波動和結構演進的研究實際上是為了指導我們的投資。而在我們周期和結構兩個研究主線中,我們也是在尋找成長的線索,用以指導投資的邏輯,一方面避免在周期的力量中陷入起伏的無序性,另一方面又能掌握好周期起伏的波段和結構變化中的機會。

篇7

作者簡介：郭 婧（1990-），女，河北人，主要從事宏觀經濟、財政理論研究。E-mail：

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了戰后美國經濟周期波動和貨幣政策的演變歷史，并利用HP濾波法分離出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GDP和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波動成分，通過對比分析發現，在更多的時候，反周期的貨幣政策反而成為經濟波動的觸發因素之一。因此，在利用貨幣政策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同時要注意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特別是要避免因調控產生新的市場扭曲，從而引發新一輪的經濟波動。

關鍵詞：經濟周期波動；貨幣政策；HP濾波法

中圖分類號：F1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1）06-0111-05

工業革命以來，在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現實經濟活動（主要表現為經濟系統中的宏觀總量）總是圍繞著其自身穩定的增長趨勢呈現循環往復的起伏波動，換句話說，經濟增長是在經濟擴張和收縮的交替運動中實現的。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經濟周期”［1］。雖然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理論流派的學者對經濟周期的定義不盡相同，但概括起來講，古典經濟周期時期強調的是經濟總量的擴張和收縮，而現代經濟周期時期則強調經濟增長率上升與下降的交替變動?，F在普遍認為，經濟周期是經濟變量對經濟增長的一般趨勢或長期趨勢的偏離。在長期中，隨時間的推移，經濟沿著一種穩固的GDP增長趨勢運行，這種趨勢基本上由技術進步、資本積累等供給方面的因素決定。而在短期，經濟將圍繞這種增長趨勢波動，這種波動既可能來自總需求，也可能來自總供給的沖擊。

自凱恩斯之后，反周期的宏觀政策開始在世界各地流行。貨幣政策的設計與實施旨在應對經濟周期，熨平經濟波動：利率、儲備金率和貼現率等主要貨幣政策工具逆經濟周期而動。當經濟增長過快、通脹壓力加大時，就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緊縮貨幣供給與信貸；反之，當經濟增長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風險的時候，貨幣政策則要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和信貸總量，刺激投資和消費，為經濟增長提供相對寬松的金融環境。由此觀之，貨幣政策工具完全是逆經濟周期的走向使用的。大多數國家都試圖通過貨幣政策進行需求管理，以期達到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控，熨平經濟波動。然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卻一直存在爭議。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認為，由于貨幣供應量反復無常的變動，是造成經濟周期的根本性原因［2］。本文將從美國經濟周期波動和貨幣政策的演變以及美國GDP和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兩個方面來考察其經濟周期波動和貨幣政策的關系。

一、經濟時間序列波動的測度方法

Taylor和Woodford［3］提出，衡量一個國家宏觀經濟波動的方法就是看總產出和其他相應經濟指標的時間序列對于它們長期趨勢的偏離程度?？墒牵@類指標相當多，如何選取其中最重要的指標是關鍵。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經濟波動周期確定委員會使用了總產出、收入、就業和貿易等等指標來測度經濟波動周期，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指標就是GDP，對于其他指標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對GDP指標的研究分析基礎之上。所以，在判斷宏觀經濟波動是否出現時，我們主要考察實際GDP偏離潛在GDP的程度。因此，測度經濟波動的關鍵是估計經濟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然而應用何種方法進行估計，經濟學家們眾說紛紜。

總的來說，根據不同經濟理論對于長期趨勢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將估計經濟時間序列長期趨勢的方法分為兩類：一類是統計分解趨勢法，另一類是經濟結構關系估計法。前者試圖把經濟時間序列分解為趨勢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而經濟周期表現為周期性的成分偏離長期趨勢后的波動；而后者則試圖用經濟理論分離出結構性和周期性因素對產出的不同影響，解釋經濟周期就是結構性因素決定的潛在產出的運動和周期性因素決定的各種沖擊共同作用下的表現結果。統計分解趨勢方法不需要經濟理論的支持，數據容易獲得，計算相對簡單，因此很多學者利用這類方法對經濟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進行近似估計。

綜合考慮各種方法的利弊，本文將利用統計分解趨勢方法中的HP濾波法來估計經濟時間序列的長期趨勢。這種方法是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分析戰后美國商業循環的論文中第一次使用［4］。從上個世紀末開始，HP濾波法得到了日益廣泛的應用，其原理是把樣本點的趨勢值當作潛在GDP，通過最小化實際GDP和樣本點的趨勢值，來估算出潛在GDP，即：

由此可以得到趨勢成分：

Tt［1+λ（1－L2）2（1－L－1）2］Yt

目前對于HP濾波法存在的最大爭議就是λ的取值。λ0時，滿足最小化問題的趨勢等于序列Yt；λ增加時，估計趨勢中的變化總數相對于序列中的變化減少，即λ越大，估計趨勢越光滑；λ趨于無窮大時，估計趨勢將接近線性函數。一般經驗地，λ的取值如下：當使用季度數據時，經濟學研究者們一般都認同Hodrick和Prescott［5］的意見（λ取1 600），但是當使用年度數據時，學術界對λ的取值存在著不同觀點，Backus和Kehoe［6］認為應當取100，而OECD則提出應當取25。

二、美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演變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美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是工業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固定資本更新是導致美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基礎性原因［7］。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生產規模、管理手段和信息化程度等的影響，美國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供求背離比較明顯，經濟波動幅度比較大。而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技進步使主導技術的更替日益加速，成為導致新經濟條件下經濟周期波動的基礎性因素。在信息及通信技術革命的驅動下，經濟增長率較高而通貨膨脹率較低，并持續了整整10年。投入要素的知識化減少了自然資源稀缺對經濟發展的制約，知識要素的邊際收益遞增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網絡化管理和柔性化生產增強了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正因為如此，1990年以來，美國經濟運行具有了明顯的內在穩定機制，保持著相對適度、穩定的增長。但是，信息及通信技術的發展也為虛擬經濟的迅速膨脹提供了技術支持，在金融創新的不斷驅動下，美國虛擬經濟嚴重背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直至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引起美國歷史上又一次經濟大衰退。

為了準確刻畫美國這一歷史時期的經濟波動狀況，我們利用HP濾波法對美國1960―2009年GDP進行分解，得到經過HP濾波過的經濟增長趨勢和周期波動圖。

從圖1中可以看出，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了3次較大的經濟衰退：第一次始于1973年，由于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中東主要石油輸出國為打擊以色列及其支持國，決定收回石油定價權，將油價提高兩倍之多，從而引發了全球的經濟危機，美國首當其沖。第二次始于1978年，由于伊朗政局動蕩以及隨后爆發的兩伊戰爭，石油輸出量銳減，引發油價出現暴漲走勢，再次造成西方國家經濟的全面衰退。第三次始于2007年，由于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起的金融風暴，致使西方國家出現嚴重的衰退，至今還未完全復蘇。資料來源：歷年GDP數據來源于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bea.gov）。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7年金融風暴發生之前，美國曾持續20多年的時間沒有出現嚴重的衰退或通貨膨脹，這一時期被美國經濟學界一度稱為“大穩定”［8］時期。在這種背景下，很多學者提出了美國經濟波動微波化問題并探討背后的原因［9-10］。有的學者則將這種現象歸因于貨幣政策，認為沃爾克和格林斯潘時期的貨幣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經濟波動［11］。可是，次貸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表明，美國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緩而非熨平了經濟波動。

三、美國貨幣政策的演變

1952年以前美國實行釘住利率政策，財政部成為主體在操縱貨幣政策，而朝鮮戰爭爆發后引發的通貨膨脹最終使釘住利率被放棄［12］。艾森豪威爾上臺后美聯儲才能夠完全自由地操縱貨幣政策。此后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的貨幣政策是以反經濟周期和刺激經濟增長為顯著特點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由于該時期經濟狀況的復雜性，導致政府政策目標變換不定，貨幣政策時緊時松，使經濟基本處于“松―脹―緊―滯―停滯”的惡性循環中。20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以來，美國的貨幣政策以現代貨幣主義為指導，使貨幣政策較充分地發揮了穩定幣值和物價的作用，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穩定的宏觀政策環境。但“里根經濟學”經濟政策執行的結果同時也帶來了高赤字、高利率和高匯率等嚴重的“三高”現象，直接導致了美國20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1987年上臺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1993年放棄了執行了十多年的以貨幣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貨幣政策操作體系，轉而力求實行以泰勒規則為基礎的、以聯邦基金利率為操作目標的中性貨幣政策。2005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新主席后，提出了美國貨幣政策的發展方向：基于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與一貫性的要求，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

美國貨幣政策的轉變，既有貨幣政策在實踐中遇到的困難而迫使它轉變的客觀因素，也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與純規范理論的發展為貨幣政策的轉變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每一次貨幣政策的轉變其實都對應著一個理論認識上的發展。雖然美國貨幣政策的演變有時看似是對以前貨幣政策的回歸，但實際上卻是貨幣政策理念上的根本轉變，是美聯儲對經濟運行規律認識螺旋式上升的過程［13］。

貨幣供應量是貨幣當局重要的貨幣政策操作工具，它的變化也反映了貨幣當局的貨幣政策變化。本文用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反映貨幣政策變動的指標，并利用HP濾波法對美國1960―2009年貨幣供應量進行分解，得到經過HP濾波過的貨幣供應量趨勢和周期波動，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與經濟波動一樣，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也存在著周期波動的現象。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了3次大的貨幣供應增長高峰：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貨幣供應增幅大幅上揚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1978年的通貨膨脹率為9%，1979年為12%）。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為了應對美國20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第三次是2004年，美聯儲出于對經濟陷入衰退的擔憂，加大了貨幣供應量。2008年次貸危機發生以來，美聯儲通過直接注資、降低利率等手段加大了貨幣投放量，使得貨幣供應量扭轉了之前的向下波動的趨勢，進而掉頭向波峰挺進。資料來源：歷年M2數據來源于美聯儲網站（federalreserve.gov）。

四、美國貨幣政策與經濟周期波動的關系

關于貨幣政策和經濟周期波動的關系已經有學者進行過研究和考察，但還沒達成共識。Friedman和Schwartz［14］指出貨幣增長能引起經濟周期變動，且前者對后者的影響有長而可變的滯后；Tobin［15］認為，總產出的變動引起貨幣增長率的變動，但反之則不然；而且正是這樣一種逆向因果關系導致出現Friedman和Schwartz［14］所發現的那種時間序列關系；Hodrick和Prescott［5］的研究認為沒有證據表明貨幣和經濟周期存在上述關系。

為了定量考察美國貨幣政策和經濟周期波動的關系，我們將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美國經濟波動和貨幣供應量波動進行了比對，如圖3所示。從圖3可以看出，貨幣流通量的增長并不是呈直線式上升，而是螺旋式上升，呈現出一定的周期規律。2000年以前，美國經濟波動與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每個貨幣周期都對應著一個經濟周期，只是存在一定1―2年的滯后或超前期。2000年以后，美國貨幣供應量的波動才具有明顯的反周期特征。盡管貨幣政策具有反周期的特性，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貨幣政策并不總能達到熨平經濟波動的效果。更多的時候，貨幣政策的頻繁變動成反而為經濟波動的觸發因素之一。

上世紀末，美國曾經歷了技術進步主導的“高增長、低通脹”的新經濟周期，同時也滋生了美國股市較長時期的非理性繁榮。然而，2001年由高科技泡沫破滅引發的美國股市繁榮的終結，加上“9?11”事件，美國經濟籠罩著衰退的陰影。為阻止經濟下滑，美國政府采取了激進的經濟政策。2001―2003年美聯儲連續十余次降息，將聯邦基金的目標利率由6.5%降至1%，貼現利率由6.0%降至2%的歷史性低水平，并在此基礎上維持了近一年時間，2004年中起才逐步加息，恢復到正?；健ｉL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產投資，而房地產市場上漲抵補了股市下跌的負財富效應，繼續支撐了美國居民的過度消費，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快速復蘇。而事后看來，美國政府對上次高科技泡沫破滅的救贖，埋下了次貸危機的隱患。甚至有人將此次危機歸為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政策遺產［16］。正是由于他在任上采取先發制人的貨幣政策，長期實行低利率，延緩了經濟周期的正常調整，用一個泡沫彌補另一個泡沫，結果釀成了一個更大的泡沫，最終難以維系以致崩潰。另外，美國長期的擴張性經濟政策，還導致了美國乃至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在市場投資風險溢價普遍低估的情況下，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進一步對美國房地產泡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周期波動和貨幣政策的演變歷史，并利用HP濾波法分離出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GDP和廣義貨幣供應量的波動成分，分析了二者之間的關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宏觀經濟調控的代價不菲，特別是美國反周期的貨幣政策在很多時候并不是真正反經濟周期的，而是為下一次經濟波動埋下了隱患。由此提醒我們，政府在利用貨幣政策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同時，尤其要注意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系，特別是要避免因調控產生新的市場扭曲，從而引發新一輪的經濟波動。

回顧2008年9月爆發金融危機之后，我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值得深思。當時，貨幣政策從“從緊”突然轉變為“適度寬松”，銀行存貸利率全面下調、信貸規模放松、按揭貸款利率過度優惠等。在這些政策引導下，2009年我國銀行業全年新增貸款高達近9.5萬億元，差不多相當于2006―2008年3年的信貸增長總和（為10.52萬億元）。這實質上屬于“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必將引起新一輪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盡管在2009年下半年，我國貨幣當局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立即采取一定信貸規模管制政策，但其對中國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資產價格泡沫和嚴重的通貨膨脹）依然存在。

因此，在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時，貨幣當局至少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要慎用貨幣政策，過度頻繁的貨幣政策調整反而會干擾正常的經濟運行次序；第二，要輕用貨幣政策，不要低估經濟的自我恢復能力，貨幣政策用得太猛反而會成為經濟過熱或低迷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 姚慶彬.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測度研究［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2］ 董鐵峰.反經濟周期的貨幣政策［J］.中國軟科學，1996，（6）：44-47.

［3］ Taylor，J.B.，Woodford，M.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M］.MIT Press, 1999.

［4］ Hodrick，R.J.，Prescott，E.C.Post-War U.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R］.Carnegie University Working Pager, 1980.

［5］ Hodrick，R.J.，Prescott，E.C.Post-War U.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7, 29（1）: 1-16.

［6］ Backus，D.K.，Kehoe，P.J.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Historical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J］.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1992, 82（4）: 864-888.

［7］ 陳繼勇，彭斯達.新經濟條件下美國經濟周期的演變趨勢［J］.國際經濟評論，2003，（11）：38-44.

［8］ James，H.S.，Mark，W.，Watson，S.Has the Business Cycle Changed and Why？ ［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2,（17）:159-218.

［9］ Weber, S.The End of the Business Cycle？［J］.Foreign Affairs, 1997, 76（4）: 1-9.

［10］ McConel, M.，Perez，Q.G.Output Fluctu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What Has Changed since the Early 1980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 90（5）: 1464-1476.

［11］ 曹永福.美國經濟周期穩定化研究述評［J］.經濟研究，2007，（7）：152-158.

［12］ 秦嗣毅.美國貨幣政策的演變軌跡研究［J］.學術交流，2003，（3）：87-90.

［13］ 彭興韻，施華強.伯南克變革的基本方向――兼論美國貨幣政策的演化［J］.國際經濟評論，2007，（3）：57-62.

［14］ Friedman，M.，Scbwartz，A.Money and Business Cycl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3，45（1）: 32-64.

篇8

關鍵詞：美林投資 基金配置 應用

一、美林投資時鐘的提出

美林投資時鐘理論由美林證券在2004年的時候提出來的，是一種將經濟周期與資產和行業輪動聯系起來的方法，它對于幫助投資者識別經濟中的重要拐點，正確把握經濟周期的輪換有著一定的意義。至今其仍然是投資界經典的經濟周期分析工具。

美林證券使用美國市場超過三十年的資產和行業回報率數據對投資時鐘的合理性進行了驗證。

二、美林投資時鐘理論

美林投資時鐘更具經濟增長和通脹的情況將經濟周期劃分為了不同的階段，分別為衰退、復蘇、繁榮和滯脹四個階段。在不同的經濟周期階段，不同的金融資產的表現也會出現顯著地差異，每個階段都會有某種金融資產表現優于其它的金融資產。

1、衰退階段：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持續增加，商品價格持續走低讓通脹也持續走低。企業盈利困難，各國政府為了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通常使用貨幣政策對市場進行干涉，試圖用降低利率來讓經濟重回增長，此時債券是最好的投資選擇。

2、復蘇階段：在政府各項經濟政策的作用下，經濟趨勢開始轉變，經濟增長逐漸恢復。同時，通脹仍然持續回落，企業利潤恢復。此時是投資股票的黃金時期。

3、繁榮階段：經濟增長開始趨緩，通貨膨脹不斷上升。為了抑制過高的物價，各國央行開始提高利率，但是經濟增長率仍然維持在高位。此時債券和股票的表現都常常不盡如人意，此時大宗商品是最好的投資選擇。

4、滯脹階段：經濟增長率開始降低，但是通貨膨脹仍然在持續上升。由于實體經濟一蹶不振，企業為了維持利潤而提高商品的價格，同時，失業率也在不斷上升。此時，企業盈利惡化，股票市場表現差強人意。此階段現金是最好的選擇。

三、基金的簡介

基金起源于英國，而后興盛于美國，現在已經在全世界都成為了投資理財的重要手段?；鹜顿Y在歐美國家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投融資手段。我國在80年代末開始出現了投資基金形式?；鹜顿Y具有集合投資、分散風險以及專業理財的特征。相對于直接投資股票，基金的投資方式不需要太多的專業知識，因為投資基金是將錢放到基金公司，由專業人士運用專業的投資手段來達到增值和理財的目的。并且，由于個人投資者通常資金有限，可以選擇的投資標的相對有限，但是基金公司集中理財就能很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有效分散風險。

根據投資標的不同，基金可以分為債券基金、股票基金、貨幣市場基金、指數基金、黃金基金以及衍生證券基金等。按照投資的目標不同可以分為成長型基金、收入型基金以及平衡性基金。不同的投資標的決定了基金資金的投向。而不同的投資目標決定了基金不同的投資風格以及風險程度和收益大小。而這些資金最終還是投向金融資本市場，所以，其收益和風險和經濟周期仍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四、投資者如何使用投資時鐘

宏觀經濟的走勢對于金融資產的影響是直接而且深刻的。在不同的經濟周期，調整不同類型的基金品種的配置，可以有效控制風險，并且能夠取得較好的收益。比如在中國加入WTO，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之后，經濟開始呈現高速增長的勢頭，作為非專業人士的投資額，可能因為缺乏專業知識或者是時間上的不能兼顧而無法去直接投資與股票市場，那么這時，股票型基金可以作為投資者很好的選擇。但是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股市都在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此時繼續股票基金就存在很大的風險。而此時，債券市場卻表現十分搶眼，這時如果將債券基金加入資產配置之中就能有效控制風險，并且取得較好收益。而之后大宗商品市場，特別是貴金屬黃金、白銀等開始走出一波牛市，此時關聯基金就可以作為配置品種，以共享大宗商品的牛市。當經濟出現了低迷，金融投資產品都出現一蹶不振，現金在手中又抵御不過通貨膨脹的時候，就可以考慮購買貨幣基金作為資產配置，既可以保持一定的流動性，又可以規避風險，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

五、我們當前所處的經濟周期及配置建議

根據美林投資時鐘理論，是需要通過對目前所處經濟周期的判斷來確定資產配置的策略。通過把握經濟周期的交替，來對資產配置進行調整，從而達到降低風險取得最大收益的目的。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2003年到2007年間一直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而CPI的走勢就有所反復，在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2008年仍然維持高的通脹率，而在2009年通脹得到很好地控制，但是2010年之后又開始呈現上升的態勢，在2010年到2012期間，政府也是將抑制通脹作為經濟政策制定的重心。目前通貨膨脹加劇上漲的態勢已經得到了明顯的抑制，前三個月的CPI都出現了明顯回落，物價趨于穩定。同時，GDP的增長也開始呈現下降的趨勢，政府已經將今年的GDP增長預期從之前的8%調整為7%，是首次下調GDP增速。從2007年經濟過度繁榮和通貨膨脹，到2008年開始出現的滯脹，之后政府開始采取貨幣政策對利率和存款準備金進行了多次的調整。2012年，貨幣政策開始趨于穩定，但是經濟增長開始出現下滑，進出口都呈現疲軟的態勢，并且大宗商品也已一改之前一路走高的牛市行情，開始出現普遍下挫，市場需求不足，出現了明顯的衰退的跡象。目前全球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沒有出現根本性改變，債券成為目前市場上相對來說比較好的投資標的，此時可以適當配置債券型基金以及貨幣基金作為相對穩健的投資組合.同時，對于中國的股市來說也是相對低點，可以考慮適當配置股票型基金，等待經濟持續回暖信號出現再做積極調整。

參考文獻：

篇9

事實上理論界對于經濟周期的測算從來都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標準。對于本輪經濟衰退周期，就出現了兩種差距極大的判斷：其一認為是長期的經濟周期衰退，理論依據來自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因為他認為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經濟周期一般要持續20年，而衰退周期應該在10年左右。其二則認為，美國的經濟周期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而最近幾次美國經濟衰退持續時間最長的不過16個月，一般都不會超過一年。因此本輪經濟衰退最多也不過在一年半左右就應該結束。

從十年到一年半，對經濟周期的判斷差距如此巨大，若試圖圍繞經濟周期理論來測算政策作用，則根本是無本之木。

筆者認為，無論哪個周期測算更加貼近事實，都不應該低估刺激政策的作用，而決定政策最終作用大小的關鍵在于，政策能否配合經濟內生的創新能力。房地產市場泡沫崩裂之所以會出現長周期問題，是因為在傳統經濟體下，經濟內部的自我創新能力不足，沒有辦法抵御房地產等傳統行業暴跌所帶來的巨大沖擊。而近幾次美國經濟泡沫之所以能夠迅速緩解，恰恰是因為新興產業替代了傳統產業的地位，能夠直接帶動新的經濟增長動力，無論是金融服務業還是網絡經濟產業都是如此。市場自發的創新能力是如此強大，因而大大縮短了經濟衰退的周期。

然而此次的經濟波動有些例外。一方面房地產行業是衰退的龍頭，并且最終帶動了鋼鐵、汽車等傳統行業集體沒落；另一方面透過華爾街精妙的金融設計，房地產暴跌直接讓金融服務業陷入困境，而后者恰恰是新興產業的代表。因此，真正的疑問在于，哪個行業有可能代替金融服務業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事實上，這也正是海外投資市場最大的擔心所在，正是因為沒有辦法找到可以避險的投資品種，使得市場內生的挽救功能喪失，市場波動也才會非理性放大。

調控政策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能夠找到可供避險的投資品種。如果調控政策能夠創造出市場認可的新經濟增長機能，那么政策改變經濟周期的可能性就會加大。與之相比，僅僅去計算經濟周期長短如何，最終其實只能在理論上擁有些意義。因此，尋找創新主導行業才是調控政策的當務之急。

好在這并不是一個難事，畢竟市場的智者盡管很少，但是并非沒有。股神巴菲特高調宣布要買入股票，而他選擇的電動能源行業就是一個最大的投資方向。以巴菲特對于行業市場研究的能力，更多的是傾向于傳統行業，這些行業在暴跌中往往會被過度低估。而當經濟波動周期在苦苦尋覓新的經濟增長點時，巴菲特給出新的行業選擇的含義顯然不同尋常。

政策改變市場周期波動也并非一定是奇跡。借鑒投資大師的做法至少不會錯太多。如果調控當局能在推行傳統刺激方案的同時大力鼓勵新能源行業發展，那么經濟周期就完全有可能走出庫茲涅茨所設定的十年時間。換言之，當諸如十年長周期的悲觀言論出現，市場的長期價值投資機會就已在醞釀中。

篇10

[關鍵詞]內外失衡；通貨膨脹預期；宏觀政策；增長路徑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0)04－0001－07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持續，我國面臨著保增長、調結構等諸多難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召開促使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節能減排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宏觀經濟面臨更加嚴峻的約束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經濟學界在宏觀經濟理論和宏觀政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特別是內外均衡、通貨膨脹預期、經濟增長路徑、經濟周期波動、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宏觀經濟走勢、宏觀財政政策及其效應、宏觀貨幣政策及其效應、資源與環境約束下的可持續發展與宏觀政策等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內外失衡問題研究

收入分配失衡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失衡的重要表現，并且往往成為宏觀經濟內部其他失衡，甚至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

白重恩等在分析了1992年-2005年間我國國民收入在企業、政府和居民三部門之間分配格局的變化之后發現：居民部門在全國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達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在初次分配階段，居民部門下降了10，71個百分點，企業和政府部門則分別上升了7，49個和3，21個百分點；在再分配階段，居民和企業部門分別下降了2，01和1，16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則上升了3，17個百分點。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占比的下降是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時，初次分配中生產稅凈額占比上升進一步導致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

羅長遠等從產業角度對中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結構變化和不同產業勞動收入占比呈正相關，二者均加劇了勞動收入占比的波動。同時，勞動收入占比在地區之間也存在巨大差異，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差異在逐漸縮小，這也與產業結構和產業內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密切相關。

朱玲等借助統計分析表明，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對全國居民收入不均等的影響，高于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且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差距；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多地表現為中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他們發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縮小城鄉和地區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強化社會緊急救助，為農村進城勞動者提供社會保障，促進低收入群體就業和創業，以及消除個人所得稅中的累退性，對于減少收入不均等程度和增強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樊綱等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均指出，企業可支配收入相對于勞動者報酬不斷提高帶來的收入結構和儲蓄結構失衡，是導致我國儲蓄一投資長期失衡的根本原因，而長期的儲蓄一投資失衡又是造成我國貿易順差的重要原因，經常項目持續的大規模順差，往往給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一系列的不利影響。

陳享光認為，收入分配失衡不僅會造成經濟內部失衡，而且會引起外部失衡。收入差距的擴大與消費率的下降存在直接關聯關系，而造成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價值過低引起的勞動性收入比重下降。勞動性收入下降自然限制消費增長，加之國內投資能力的限制和外商投資的競爭性擠壓，結果造成國內儲蓄過剩，在這種情況下，鼓勵出口是合乎邏輯的選擇。但是在開放條件下，相對勞動力價值過低和收入分配的過度失衡，又必然造成外部非均衡，從而使本國極易遭受國際金融資本的侵害。

張連城等總結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年會上的諸多觀點，指出我國內外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外需和內需的失衡、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以及城鄉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因此，短期政策安排應著力于積蓄復蘇的力量，如提高居民購買力等，而中長期政策應以改革為先導，把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應改善政府服務質量，全面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二、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問題研究

隨著寬松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實施，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董直慶等利用互譜和CF濾波的方法考察了CPI和PPI周期波動的關聯性和決定因素，并且發現，短周期CPI波動源于食品類消費品供給變化而非流動性過剩，CPI是PPI的先行指標；中長周期CPI和PPI呈現同步波動特征，且中長周期PPI波動由投資驅動，而CPI變動則源于貨幣供應量而非消費需求。

肖爭艷等基于BVAR模型的分析表明，國際價格因素對國內價格影響存在滯后性，國際石油價格、國際糧食價格在短期內會對我國的CPI產生影響，而國際工業原材料價格在中短期內都會對我國CPI產生顯著影響。

陳彥斌等通過VAR和BVAR模型的實證研究發現，MO、MI、M2均對我國通貨膨脹沒有影響，因此，在短期內不能單純采用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

楊繼生考察了通貨膨脹預期的性質以及流動性過剩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指出我國通貨膨脹的動態性質具有短期新凱恩斯混合Phillips曲線的典型特征，即同時存在著向后看的適應性預期和向前看的理性預期。對零售商品價格而言，理性預期的影響略強于適應性預期；對消費價格而言，適應性預期的影響要強于理性預期。他同時發現，通貨膨脹率對于流動性過剩近似具有單位彈性，準貨幣是導致通貨膨脹趨勢的主要根源。因此，明確公布并切實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抑制通貨膨脹是有效的。

柳欣等則認為，我國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為了穩定匯率，就要求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上頻繁地使用沖銷工具。中央銀行的沖銷政策導致了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這些投放的基礎貨幣通過商業銀行進入經濟體系，并且通過乘數效應進行放大，從而導致了貨幣供給的增加超過了經濟系統所需的貨幣數量，由此產生了通貨膨脹。

戴國強等運用ARDL模型對我國資產價格和通貨膨脹的關系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表明，資產價格波動影響通貨膨脹，但各因素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差異較大，具體來說，房地產價格和匯率兩個指標作用顯著，股票作用則較弱。

楊子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通過采用“有向無環圖”等技術方法，他發現，在通貨膨脹的國際傳遞中，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實體的美國發揮著主導作用，與此同時，無論是在中國“通貨緊縮”時期還是在“通貨膨脹”時期，中國對各主要貿易伙伴國物價水平的沖擊均十分微小，也就

是說，中國并非引致全球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在國際物價傳遞中，中國既沒有輸出通貨緊縮，也沒有輸出通貨膨脹。

三、宏觀經濟增長及其路徑問題的研究

結構轉變是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動因之一。干春暉等分析了我國1978年-1992年、1992年－2001年及2001年-2007年三個階段生產要素構成的變化和產業結構演進以及要素生產率水平和增長率的差異，并利用偏離一份額法分析了產業結構的增長效應。他們發現：(1)勞動力和資本的結構變動度在加快，而產業結構的變化則較為平滑；(2)生產率的增長主要來自產業內部，尤其是第二產業內部；(3)勞動力要素的產業間流動具有“結構紅利”現象，資本的產業間轉移則并不滿足結構紅利假說。

呂冰洋等利用空間計量技術，對區域間經濟效率提高的路徑、源泉和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后發現，經濟效率的提高有三種方式：知識積累和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改革帶來的微觀技術效率提高、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和外部治理環境改善帶來的宏觀經濟運行效率提高，以及打破市場封鎖等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實證研究表明，資本結構改善、政府生產性支出擴大和以產品市場發育、非國有經濟發展為代表的市場化程度提高可有效地提高經濟效率，而投資過快增長和對外開放度提高則會抑制經濟效率的提高，教育水平、要素市場發育對經濟效率提高的影響不顯著。

郭慶旺等通過建立一個包含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兩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模型說明，公共教育政策通過影響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以及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供給和相對效率，從而對經濟增長和人力資本溢價產生影響?；谖覈》萁洕膶嵶C研究表明，我國地方公共教育投入政策并未充分發揮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同時，教育資源更多地向基礎教育傾斜能更好地促進地區經濟的增長，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支出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則并不顯著。

劉飛等改進了巴羅具有擴大產品種類的技術擴散模型，將FDI國際R&D溢出、加工貿易國際R&D溢出、國內R&D作為經濟增長的解釋變量，運用中國的宏觀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顯示，人力資本和國內R&D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統計上較為顯著性，且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FDI和加工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正向外溢效應。

王定祥等運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說明了金融資本是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其適度形成是經濟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并且只要市場機制健全和制度富有彈性，偏離適度的金融資本就會自動恢復到適度狀態，進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在對中國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1952年以來，外生金融深化和內生金融抑制政策的實施并沒有使外生金融資本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相反，金融資本的內生形成有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不僅金融業的形成和發展，金融結構對于經濟增長也至關重要。林毅夫等認為，處于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該經濟體的最優產業結構、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規模特征和風險特性，從而形成對金融服務的特定需求。而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在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各個經濟發展階段的最優金融結構需要與相應階段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需求相適應。這樣才能有效地實現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此外，周先波等基于面板數據模型非參數估計的結果表明，全球化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的邊際影響，其促進作用的增幅大小和經濟體的全球化程度有關。具體來說，全球化水平存在一個界限，當經濟體的全球化水平小于這個限度時，開放程度的提高會增加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反之，開放度的提高則會削弱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四、經濟周期與經濟波動問題研究

黃賾琳運用1978年-2005年的經濟數據，考察了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波動性、協動性、穩定性以及沖擊的持久性特征，并總結出了中國經濟周期的特征事實，即在考察的21個經濟指標中，除就業、城鎮居民消費以外的經濟變量的波動性均高于產出的波動性，投資、勞動生產率等經濟變量與產出呈較強的正向協同變化，出口、政府消費、貨幣等經濟變量的穩定性較強，就業、居民消費等經濟變量的穩定性較差，并且產出具有較強的沖擊持久性，居民消費等經濟變量具有比產出更弱的持久性，而第二、三產業就業可能存在偽周期信息。

梁煒等從經濟總量水平、經濟結構、制度水平的變化以及創新水平四個方面對我國1978－2006年的數據進行整理，同時借助Fisher最優分割法進行系統分析后認為，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目前我國正處于第四個階段，即工業化逐漸成熟、開始邁進工業化高級階段和經濟穩定增長的階段。

陳師等將投資專有技術變遷引入到一個具有內生資本利用率的不可分勞動RBC模型，考察了這種技術變遷及其沖擊對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他們發現，這一模型能夠解釋76％以上的中國經濟波動特征，并能較準確地解釋包括就業在內的主要實際變量周期波動的特征事實，也就是說，投資專有技術進步在短期內對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存在著影響。

王少平等運用Beveridge和Nelson提出的趨勢周期分解技術，將1992年42008年GDP總量的季度數據分解為確定性趨勢、隨機趨勢與周期，并基于方差比度量隨機沖擊對我國經濟波動產生的持久性效應，得出以下結論：(1)我國GDP中存在穩健的確定性趨勢，隨機沖擊效應在總體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2)我國經濟共經歷八輪完整的周期，并于2008年第一季度進入第九輪周期的下行期；(3)隨機沖擊對我國經濟的長期波動產生的持久性效應為20％。瞬間效應高達80％。

方福前等利用結構向量自回歸方法，分離出經濟中的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在識別產出變化和失業變化的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根源的基礎上，估計了總需求沖擊和總供給沖擊下失業變化和產出變化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短期內，總供給沖擊是產出波動的主要來源，總需求沖擊則是失業波動的主要來源；長期中，總需求沖擊對產出沒有影響，總供給沖擊對產出有顯著的正的影響，總需求沖擊在長期對失業沒有影響，但總供給沖擊在長期會對失業產生不利影響。

瞿強在批判主流理論對經濟波動解釋的基礎上，借鑒奧地利周期理論對資本異質性和資源跨期配置的強調，并結合費雪一托賓的“債務一緊縮”理論，構建了一個附加信用的結構性經濟周期模型，分析了貨幣和信用因素對宏觀經濟的擾動作用。

五、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宏觀經濟與金融走勢研究

裴平等選取2007年－2008年的月度數據，實證研究了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對主要出口對象的出口總額與這些國家人均GDP、股市總市值、失業率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的關系，

結果顯示：(1)這些國家人均GDP下降和失業率增加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很大；(2)這些國家股市總市值的變化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負面影響較小。這表明，這些國家實體經濟的惡化，是我國出口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

范志勇(2009)認為，由于美國、歐洲和亞洲等國家和地區在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各國對于危機之后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要求，及其在金融體系調整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同時，由于各國在金融危機中所受到的沖擊不同，危機之后經濟調整的路徑也存在較大差異。在新布雷頓體系背景下，要擺脫金融危機的沖擊，需要各國政府對經濟政策主動進行調整。就中國經濟而言，金融危機在造成很大負面影響的同時，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也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機遇。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貨幣霸權視角建立起失衡與危機的數理模型，指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與全球失衡、美國擴張性貨幣政策及美元霸權密切相關。在各經濟體相互鎖定、相互影響的情況下，一國走出危機要依賴外部環境的積極變化和各國之間的協調配合。他們分析了危機沖擊與政策反應模式，指出經濟體的充分彈性是中國經濟復蘇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應該提高勞動力市場的彈性，促進商品的順暢流通，提高私人投資的積極性，推進資源價格改革，提高匯率彈性。

趙彥云等強調，創新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走出危機陰影的重要動力，他們結合我國自主創新的目標和過程，以及非技術創新的特殊性，依據知識生產函數理論，編制了中國區域創新指數，在研究過程中他們發現，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但是我國區域創新能力仍在持續發展，2009年乃至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應進一步強化創新能力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陳雨露等通過將金融危機置于金融自由化和國家控制力動態匹配的框架下加以解讀，指出匹配失衡的金融自由化和國家金融控制力的衰微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對于同時處于改革和開放雙重背景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金融業的開放進程需要在金融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進行綜合權衡，通過適度的國家金融控制，在確保金融穩定的前提下促進金融效率并對開放進程進行適當把握，不僅有助于金融效率的實現，還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這一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潛在風險。

戴相龍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監管缺失、宏觀經濟政策不當、實行了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體制，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合理。因此，面對嚴重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應積極應對，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財政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進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改善社會資金結構；改善國際收支狀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六、宏觀財政政策及其效應

王立勇等利用非瓦爾拉均衡理論中的巴羅一格羅斯曼宏觀～般非均衡模型對我國財政政策的非線性效應進行了理論分析，并結合區制轉移向量自回歸模型、區制轉移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選取1952年-2008年度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了我國財政政策具有顯著非線性效應的結論，即在1952年-1982年、1987年-1990年和1994年－1995年區制中，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具有非凱恩斯效應，這主要由我國短缺經濟和政府數量約束等原因所致；在1983年-1986年和1991年-1993年，特別是1996年-2008年間，財政政策具有凱恩斯效應，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同時文章還指出，財政初始條件和財政調整幅度等影響主體預期的因素不是我國非線性效應產生的必然原因。

李富強等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產出效應、通貨膨脹效應的非對稱性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無論是產出效應還是通貨膨脹效應，我國財政政策均存在明顯的非對稱，也就是說，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產出效應和通貨膨脹效應明顯大于緊縮性財政政策，前者可從公眾預期、政府政策實踐和消費者信用市場不發達等方面尋找原因，后者可從價格和工資黏性的角度得到解釋。

劉風良等基于內生增長模型，利用ARDL方法得出我國目前階段的最優宏觀稅負為16，47％的結論，這低于實際宏觀稅負水平，因此需要進行較大幅度的減稅。他們根據稅收影響經濟增長的渠道，通過核算行業TFP，認為為了促進長期增長，稅收結構調整的重點應該放在降低營業稅上。

龔六堂等在一個具有內生化勞動選擇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考察了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理論分析表明，財政支出結構與稅收結構通過影響家庭的勞動一休閑選擇、儲蓄一消費選擇以及生產性公共支出占總產出的比例，影響經濟增長。同時，通過基于1997年-2007年我國31個省份數據的面板模型，他們發現，生產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總能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生產性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生產性公共支出的規模超出了地區經濟的適度范圍，或是生產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較低。

呂煒等認為，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面臨著如何權衡緩解經濟危機沖擊和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問題。從中國財政政策實踐來看，單純的反周期調節可以拉動經濟走出低迷，卻無力恢復經濟的自主增長能力，因此，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著眼點不僅在于應對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帶來的沖擊，更重要的是利用這次契機化解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存在的體制性約束，轉變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也就是說，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出現的長期內部失衡更需要財政政策著眼于整個改革過程和整個經濟結構。

七、宏觀貨幣政策及其效應

周光友發現，電子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支付方式，而且給傳統的金融理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加大了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的難度。通過計量模型，他檢驗了電子貨幣與貨幣供給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電子貨幣對傳統貨幣具有明顯的替代效應，電子貨幣模糊了各種貨幣層次之間的界限，也改變了貨幣的供給結構，從而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

范從來等結合1996年-2008年的數據，對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從內外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他們首先利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貨幣數量與外匯儲備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從外部沖擊來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喪失了自主性；其次基于VEC模型來考察利率變動是否導致貨幣數量同向變動、貨幣數量是否是內生變量，從內部作用機制系統性地來判斷貨幣政策是否喪失了自主性。其結果表明，在這一區間，中國的貨幣政策總體上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

卞志村等在對開放經濟下我國貨幣政策的規則性成分和相機抉擇性成分進行分離的基礎上。利用Cholesky方差分解等技術手段。發現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操作以相機抉擇性成分為

主。通過動態模擬，他們指出，規則型貨幣政策可以大大減少我國開放經濟下真實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及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波動，因此，他們建議，開放經濟下我國的貨幣政策應盡快向規則型轉變。

鐘偉等評價了近十幾年來宏觀貨幣理論的“新共識”在宏觀框架和貨幣政策方面的不足，指出貨幣政策的中介手段不應以短期利率為惟一工具，而應回歸到數量工具、價格工具和其他工具并用的傳統。

李稻葵等利用擴展的貨幣數量論方程和菲利普斯曲線，建立了一個綜合考慮市場情緒、資產價格等因素的貨幣政策模型，他們的理論分析和政策模擬均表明，市場情緒和貨幣政策兩者的結合會影響資產價格，因此貨幣政策應該考慮并對沖市場情緒。在資產價格過分波動的情況下，以保持產出穩定為部分目標的貨幣政策應該起到對沖市場不理性情緒的作用。

歐陽志剛等以經濟增長率和通脹率為閾值變量建立非線性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其估計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對通脹和產出的反應隨著預期通脹率和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而有顯著的非線性非對稱性，貨幣政策對通脹率的調節區間為2，96％－3，32％，對經濟增長率的調節區間為8，52％－8，83％，因此，當經濟增長率或通脹率高于調節區間的上限時，央行應以通貨膨脹為主要目標，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反之則應以經濟增長為主要目標，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盧盛榮等使用二步OLS法及Markov-Switch―ing模型實證研究了貨幣政策效應的雙重非對稱性，結果發現，貨幣政策不僅存在方向上的效應非對稱性，而且存在區域間的效應非對稱性。在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對于同一貨幣政策的反應彈性不同，具體來說，中西部地區對擴張政策的反應彈性小于緊縮政策的反應彈性，東部地區對緊縮政策的反應彈性小于擴張政策的反應彈性。

陳璋等運用SVAR模型及脈沖響應函數，檢驗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結果顯示，我國貨幣政策存在明顯的區域效應，并且發現，區域生產力水平的差異是影響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長期因素，生產力水平越高的區域，可能受到貨幣政策的沖擊效應越大。同時。區域產業結構和區域金融結構都是影響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重要因素，其中，區域金融結構對削弱貨幣政策區域效應更具實際意義。

八、能源與環境約束下的經濟增長與宏觀政策

韓玉軍等在對“環境庫茲涅茲假說”暗含的同質假設前提提出質疑的基礎上，對165個國家進行分組檢驗后發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存在著4種不同類型，“高工業、高收入”國家出現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倒u”型趨勢，

“低工業、低收入”國家出現微弱“倒u”型趨勢，

“低工業、高收入”國家表現出了“～”型趨勢，而“高工業、低收入”國家環境污染與收入增長同步。

陳詩一構造了中國工業38個二位數行業的投入產出面板數據庫，利用超越對數分行業生產函數估算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并進行了綠色增長核算，結果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總體上已經實現了以技術驅動為特征的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能源和資本是技術進步以外主要驅動中國31jk：t曾長的源泉，勞動和排放增長貢獻較低甚至為負。但是，一些能耗和排放高的行業仍然表現為粗放型增長，必須進一步提高節能減排技術，最終實現中國工業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楊俊等引入考慮了“壞”產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測算了1998年-2007年地區工業考慮了環境因素情況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分解。結果表明：(1)忽略環境因素會高估我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2)西部地區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較嚴重的資源浪費與生態環境破壞，東部地區有力地促進了我國工業向"SL好又快”方向發展；(3)人均GDP、資本勞動比、外商直接投資對考慮環境因素的生產率增長水平有顯著影響。

吳軍也通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將環境因素納入全要素生產率分析框架，研究了1998年－2007年環境約束下中國地區工業TFP增長及其成分，并檢驗了它們的收斂性。結果顯示：(1)環境約束下西部地區工業TFP增長最快且波動幅度較大，中部地區增長最慢且較為平穩，東部地區則均介于二者之間；(2)各地區工業TFP增長主要源自技術進步，東部地區是推動環境技術創新的主要地區：(3)東部和西部地區工業TFP存在俱樂部收斂現象，而中部地區僅存在條件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