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焦慮治療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交焦慮治療，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摘要］本文通過對社交焦慮患者注意特點的探討和有關文獻的回顧，揭示出社交焦慮患者的認知風格并指明治療方向。

［關鍵詞］社交焦慮；域內視角；自我關注

社交焦慮患者是影響人口非常多的一種神經癥，根據美國、加拿大、德國的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顯示其終生患病率為10%~13%。患者固執地認為自己失態（臉紅，目光不端，緊張），而刻意去回避社會交往的場合，導致機會減少，生活質量下降。患者有很強的內省能力，對自己在社交場合緊張和恐怖，一般都比較痛苦，有強烈的求治欲望。

ClarkDM等［1］建立了社交焦慮模型，用來解釋社交焦慮產生的過程。該模型比較符合實際情況。其中自我意識過剩，自我關注是社交焦慮患者比較核心的認知風格。見圖1。

社交焦慮者應對社交場景采取一種警惕―回避的態度，非常在意對自己的負面評價，對外界對自己的態度很敏感，能很知到他人的細微動作；但是卻無法進行更加深入的觀察和加工，而是采取回避的態度，導致形成錯誤的印象和判斷。這在臨床上屢見不鮮，有些社交焦慮患者對于別人吐痰、輕微的笑聲等都能夠注意到，卻無法判斷別人的行為是否是故意針對自己的，感到很迷惑。KosterEH等［2］在點探測任務中，分別以100ms、500ms、1250ms呈現不同高威脅（被毀壞的身體）和一般威脅刺激（帶小刀的人）的圖片。結果顯示高社交焦慮被試者在100ms、500ms對高威脅圖片有更強烈的警覺反應，在1250ms情況下，卻有更加強烈的回避反應。在中等威脅圖片下，高焦慮患者依然采取和高威脅圖片一樣的反應方式，而低焦慮患者在100ms、500ms的情況下沒有對中等威脅圖片的警覺反應。表明無論是高或者中等的刺激，高社交焦慮者都傾向于采取一種警惕的態度，容易受到威脅信息的影響，引發比較高的焦慮水平。而為了降低焦慮水平，又促使其采取回避的態度，導致無法正確地處理信息，對正常行為產生影響。眼動的研究給出了更加直接的證據，GarnerMJ等［3］呈現不同面孔來觀察被試者的眼動，發現高社交焦慮者快速注意到情緒面孔，但是相對低焦慮患者，只能夠維持一個短期的注意。表明高社交焦慮個體在一個短暫的對情緒面孔警惕后，是長時期的回避。

軀體化是社交焦慮患者比較明顯的特征，HAMA焦慮量表有7項軀體癥狀項目，占總項目50%。可以推測，社交焦慮患者回避對外部信息的注意，而轉向關注自身。MansellW等［4］通過比較被試者對外部刺激（呈現在屏幕的面孔）和內部刺激（手指頭上的顫動，被認為是代表了被試者的喚醒水平）的注意偏向，發現高演講焦慮個體在預期演講的情況下，將他們的注意從外部刺激轉移到內部刺激上來。而在非威脅情況下，沒有該效果。

自我關注，導致高焦慮患者把自己當成社會交往中的客體來對待，采取域內視角的方式看待自身。即社交焦慮的個體在腦海中產生了一種他們在別人眼中是何種樣子的消極形象，好像第三者從外部觀察自己一樣，采用的是一種觀察者的視角。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域內視角，指站在自己本身的角度通過自己的眼睛身體去觀察周圍的情況。WellsA等［5］通過讓被試者回憶特定的情景，然后讓其判斷自己在回憶該場景的時候所采取的角度。結果發現社交焦慮患者在回憶容易引發焦慮的社會場景中，采用的是域外視角；而在非社會場景中采取的是域內視角。

而有研究表明類似域內視角的客體自我意識（objectiveself-awareness）經常從第三者的角度去看待自己，這樣容易產生一種實際的行為和自己期望的行為之間的落差，而當人自認為無能為力消除這種落差的時候，就會產生焦慮。JaneM等［6］通過讓被試者進行演講，演講前通過指導語的誘導讓被試者產生不同的視角。結果發現，無論高焦慮被試者還是低焦慮被試者，在采取域外視角的情況下演講，都有比采取域內視角更加強烈的焦慮反應。說明域內視角這種認知方式容易產生和維持焦慮，而高焦慮患者比低焦慮患者更加容易采取這樣的方式。

總而言之，高社交焦慮者通過對自我的持續關注，導致和維持的焦慮的產生，而通過將其注意力轉移到外界或者任務上可以緩解其癥狀和焦慮。BgelsSM等［7］通過發展了一種新的任務導向的注意力訓練，患者通過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任務和環境中，以降低對自我的注意，大大降低了紅臉恐怖等社交恐怖的緊張和擔心。WellsA等［8］通過8例案例研究，發現暴露加注意外化實際上導致從域內視角朝域外視角的轉化，比單獨采取暴露療法，更加有效的減低了社交焦慮。焦慮障礙的認知特點的研究有助于心理咨詢師客觀了解評測社交焦慮患者的心態，應用新的治療方法和技術，取得好的療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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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心理治療對青年學生社交焦慮癥的治療作用，筆者對26例青年學生社交焦慮癥患者采用了心理治療聯合藥物治療，并與單純藥物治療的26例社交焦慮癥患者作比較，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5年1月—2007年1月在我院進行心理咨詢和治療的青年學生52例，均符合CCMD2R診斷標準，且排除其他的器質性病變和嚴重的軀體疾患，年齡18~25歲，病程3個月~2年。隨機分為集體心理治療加藥物治療組（試驗組）和單純藥物治療組（對照組），每組26例；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文化程度、病程及診斷等方面無統計學差異，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選擇抗焦慮、抑郁藥物——米氮平治療，2周后逐漸加至有效治療劑量；試驗組用藥物種類及給藥方式與對照組相同，同時給予集體心理療法，每周1次。集體心理療法的主要步驟［1］：正確認識自我，了解自我，糾正患者錯誤認知；冥想放松訓練；正確面對自我，主要以病人為主體，要求進行相互交流，加深對自身疾病的認識，積極討論和參與自己面對的問題，如生活方式，集體活動等；投入活動，釋放自我：用游戲或集體活動，激發和調動他們的參與興趣。以此激發他們積極向上的心態，增強自信心，敢于面對現實，正視自我，重新確定自己的社會角色與地位，并自覺的調整自己的情緒和行為方式。兩組患者分別于就診時、治療第2、4、6、8周末利用漢密頓焦慮表（HAMA）評分［2］評定療效。

1.3 療效判定標準 以HAMA減分率計算。痊愈：HAMA減分率≥75%；顯著進步：HAMA減分率50%~74%；進步：HAMA減分率30%~49%；無效：HAMA減分率＜30%。以痊愈、顯著進步、進步例數計算總有效率，以痊愈、顯著進步例數計算顯效率。

1.4 統計學處理 實驗數據采用t檢驗，P＜0.05表示有統計學差異。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6周后療效結果對比見表1。表1 治療6周后試驗組與對照組療效對比 2.2 HAMA評分比較見表2 治療第2、4、6、8周末兩組HAMA評分檢測值均與治療前比較有極顯著性差異，P＜0.01。治療第2、4、6、8周末兩組HAMA評分檢測值比較有顯著性差異，P＜0.05。表2 試驗組與對照組HAMA評分檢測值

3 討論

社交焦慮癥是個人對可被他人觀察到的公眾場合，預先感到的一種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懼，害怕自己會做出令人難堪的舉止。其意識到了這種恐懼其實是多余的，沒有理由的，但還是逃避恐懼所控制，要逃避那些可能有公眾監視的場合。其發生與心理和社會因素有密切關系［3］。心理治療可以在短時間內消除社交焦慮癥的常見心理問題，并促進成功應對方式，掌握自我調節方法，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對于藥物治療該癥，就是抗抑郁、抗焦慮治療，氯氮平、氯丙咪嗪、米氮平等藥物對該癥均有一定的療效。藥物治療結合集體心理療法，對社交焦慮癥的治療效果顯著，總有效率和顯效率均顯著高于單純藥物治療。HAMA評分治療后第2、4、6、8周末試驗組較對照組均有統計學意義。

【參考文獻】

［1］ 劉金英，甘露春，馮冬梅，等.青少年社交焦慮集體心理治療的臨床研究［J］.廣西醫學，2006，28（11）：1736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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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第三人民醫院 青海省西寧市 810007

【摘　要】目的：探討舒肝解郁膠囊與舍曲林治療圍絕經期焦慮抑郁障礙的臨床療效。方法：將110 例圍絕經期焦慮抑郁障礙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55 例，對照組給予舍曲林治療，觀察組給予舒肝解郁膠囊治療，對比分析兩組治療結果。結果：觀察組總有效率98.18% 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4.55%，HAMD、HAMA 評分均較對照組降低更為顯著，觀察組安全性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舒肝解郁膠囊治療圍絕經期焦慮抑郁障礙，疏肝解郁，養血安神，較舍曲林療效更加顯著，且安全性高，值得臨床優先選用。

關鍵詞 舒肝解郁膠囊；舍曲林；圍絕經期；焦慮抑郁障礙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將我科2009 年12 月～ 2012 年12 月期間收治的110 例圍絕經期焦慮抑郁障礙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55 例，均符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 版[1] 中關于圍絕經期焦慮抑郁癥的診斷標準。對照組：年齡41 ～ 57 歲，平均（48.6±6.1）歲；病程3 ～ 23 個月，平均（14.3±4.2）月。觀察組：年齡42 ～ 56 歲，平均（48.8±6.3）歲；病程3 ～ 25 個月，平均（14.5±4.3）月。兩組患者一般資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P>0.05）。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1） 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17) 評分≥ 17 分， 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14 分。

（2）簽署知情同意書。

（3）配合隨訪。

排除標準：

（1）近期內接受過抗焦慮抑郁治療。

（2）子宮內膜、乳腺等腫瘤。

（3）其他系統嚴重原發疾病。

（4）治療依從性差。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給予鹽酸舍曲林片（輝瑞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80141），50mg晨起頓服。觀察組給予舒肝解郁膠囊（成都康弘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Z20080580），0.72g/ 次，2 次/d。兩組均以6 周為1 個療程。

1.4 觀察指標

治療前、后均參考《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對兩組患者進行HAMD 和HAMA評定并結合癥狀改善狀況以評價療效。治療過程中觀察出現不良反應的類型及患者例數并檢測血、尿常規及肝、腎功能等實驗室檢查及心電圖以評估安全性。

1.5 療效標準

參考方惠玉學者研究制訂療效標準：治愈：評分減少率超過75%，抑郁焦慮情緒完全改善，主要癥狀完全消失；顯效：評分減少率超過50%，抑郁焦慮情緒明顯改善，主要癥狀大部分消失；有效：評分減少率超過25%，癥狀有所改善；無效：未達到上述標準。治愈、顯效、有效之和為總有效。

1.6 統計學方法

所得數據使用spss 15.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 標準差（ ）表示，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 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療效對比

觀察組總有效率98.18% 明顯高于對照組的74.55%，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數據見表1。

2.2 HAMD、HAMA 評分對比治療前， 對照組HAMD 評分為（24.16±5.06） 分，HAMA 評分為（21.56±4.23） 分， 觀察組HAMD 評分為（24.23±5.08） 分，HAMA 評分為（21.63±4.31）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 對照組HAMD 評分為（8.42±2.31） 分，HAMA 評分為（10.37±3.12）分，觀察組HAMD 評分為（6.13±2.16）分，HAMA 評分為（7.98±1.89）分，均較本組治療前明顯改善，但觀察組改善更為顯著，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 安全性對比

對照組共13 例患者出現不良反應，發生率為23.64%，觀察組僅3 例患者出現不良反應，發生率為5.45%，兩組安全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X2=5.9242，P<0.05）。

3 討論

舍曲林主要通過選擇性抑制5- 羥色胺的再攝取而發揮抗抑郁作用，廣泛應用于各類抑郁癥的治療。本組數據顯示，單用舍曲林治療圍絕經期焦慮抑郁障礙雖可一定程度上改善抑郁焦慮情緒，但總體療效欠佳，且不良反應較多。

舒肝解郁膠囊由扶正固本、養血安神的刺五加和疏肝解郁、清心瀉火的貫葉金絲桃相合組成，二者補瀉同用，可收疏肝解郁、標本同治之效?，F代藥理研究認為：舒肝解郁膠囊可阻斷突觸前膜聯合轉運體對神經遞質的攝取，升高突觸間隙神經遞質濃度而發揮抗抑郁作用，且可以抑制單胺氧化酶，發揮雙重抗抑郁效果。本組數據顯示，觀察組HAMD、HAMA 評分均較對照組降低更為明顯且總有效率明顯提高，不良反應較對照組明顯降低，提示舒肝解郁膠囊高效低毒，安全可靠。

總之，舒肝解郁膠囊治療圍絕經期焦慮抑郁障礙，疏肝解郁，養血安神，較舍曲林療效更加顯著，且安全性高，值得臨床優先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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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討伴焦慮抑郁障礙冠心病患者接受介入治療前后情況以及肌胺肽苷注射液聯合心理干預的效果。方法:采用Zung抑郁自評量表（SDS）、焦慮自評量表(SAS)對201例擬接受冠脈介入治療的冠心病患者進行焦慮抑郁障礙調查評分。將201例患者隨機分為聯合干預組和對照組，干預組在手術前1～2d和手術后7～10d靜點肌胺肽苷注射液，同時于上述時段以及術后3月、6月、12月、24月給予心理干預，對照組常規治療并于同樣時間進行焦慮抑郁評定和心理干預。結果： 術前兩組患者抑郁發生率、SDS評分無顯著差異。術后干預組的抑郁障礙較對照組有明顯改善（SDS評分分別為36.54±4.25和46.17±6.42， P

【關鍵詞】 冠心病;介入治療;抑郁;焦慮;心理干預;肌胺肽苷注射液

冠心病患者抑郁焦慮患病率為15%～20%，是普通人的2～4倍[1，2]，也高于其他慢性病人。心臟介入手術是冠心病住院患者最有效的診療措施，而冠脈介入手術對冠心病患者抑郁焦慮發生和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因此對冠狀動脈介入患者進行抑郁焦慮評分調查和積極的干預不僅可提高手術的療效，而且能改善患者的心理健康。目前抗抑郁藥的應用主要是基于抑郁癥的單胺和受體假說，從而調節和改善5HT和NE系統功能產生療效，肌胺肽苷注射液可改善5HT和NE系統調節機制，進而產生抗抑郁作用，但聯合心理干預相關的研究報道較少，我們對201例接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PCI）患者進行了抑郁焦慮調查同時進行肌胺肽苷注射液聯合心理干預，取得較好療效。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510—200712月在河北北方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擬行PCI治療的冠心病患者201例，入組條件如下：(1)冠脈造影確診為冠心病或已有確切證據診斷為冠心病(如心梗)。(2)處于疾病的穩定期。（3）排除其他軀體疾病及精神疾病。（4)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3]，評分≥41分患者入選。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干預組107例，男68例，女39例；平均年齡58.45 歲。對照組94例，男56例，女38例；平均年齡60.34歲。兩組的性別、年齡、職業及文化程度無統計學差異。

1.2 CAG檢查采用標準Jndkins法經股動脈或經右側撓動脈徑路對每個病變均以最佳多造影，結果由兩名有經驗的醫師判斷冠狀動脈病變：采用目測直徑法和計算機密度測定法（QCA）判斷冠狀動脈狹窄程度，狹窄程度>70%為介入治療的適應證。

1.3 聯合干預

干預組術前1～2d及術后7～10d靜點肌胺肽苷注射液，心理干預在此基礎上由專職護士從患者入院至出院進行系統心理干預：①通過與患者交談了解其需求及心理狀態，詳細告知患者術前、術后應注意及配合的事項。同時請康復期患者現身說法，消除其顧慮，讓患者了解冠心病國內外治療動態，增強治療信心。②個體化心理疏導。根據患者的家庭經濟狀況、家庭背景、生活背景、文化程度、性格等差異進行及時有效的個體化心理疏導，采取個別交流、不同心理安慰方法疏導患者，讓其能正確對待疾病，配合治療，盡一切可能調動患者的積極心理因素，克服消極心理因素。③分散患者注意力，給患者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分散其心理壓力，引導患者聽音樂，閱讀報紙、雜志；將接受介入治療的患者盡可能安排在同一病房，使其了解病情，相互交流，營造和諧的氣氛，以淡化住院患者角色。④根據患者的社會背景，尋求社會支持。指導與患者有關親友、所屬單位及其他相關人員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來減輕患者焦慮、抑郁情緒，減輕壓力。

1.4 療效評定方法 術前及術后7d、30d、6個月、24個月各評定一次。對術前及術后24個月評定進行比較。

1.5 副反應評價 采用不良反應癥狀量表（TESS）[4]于治療后7d、30d、6個月、24個月各評定一次。

1.6 統計學處理

用SPSS13.0統計軟件對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正態分布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四格表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冠狀動脈介入前后抑郁焦慮對比分析 對照組PCI前后抑郁焦慮發生率分別為38.5%和35.6%，無統計學差異（P>0.05），干預組在PCI前后抑郁焦慮發生率分別為43.8%和16.5%，有統計學差異（P

2.2 干預組及對照組干預前后抑郁發生及SDS、SAS評分的對比分析 兩組患者心理干預前抑郁焦慮的發生率無統計學差異（P>0.05），干預后干預組抑郁焦慮的發生率較對照組明顯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干預組的抑郁焦慮障礙有明顯改善（SDS評分分別為36.54±4.25和46.17±6.42 P0.05）。干預前兩組患者SAS的癥狀評分無統計學差異（P>0.05），干預后干預組的抑郁焦慮障礙有明顯改善（SAS評分分別為22.54±4.25和43.17±6.42，P0.05）。

2.3 長期隨訪結果對比分析 干預組在患者出院后30d、6個月、24個月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P

3 討論

冠心病患者普遍存在焦慮、抑郁等負面情緒，明顯高于其他慢性疾病患者，本研究冠心病患者抑郁發病率為35.4%，稍高于文獻報道，可能與病例選擇和醫師判定抑郁掌握標準不同有關。在所有心血管疾病中，焦慮抑郁與冠心病的關系最為密切。研究表明抑郁患者存在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的功能亢進，引起交感迷走神經失衡，血兒茶酚胺水平升高，導致心率加快，血管收縮對心血管系統不利。抑郁也導致交感腎上腺系統的功能亢進，心率變異性降低，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猝死重要的危險因素。抑郁患者可伴有C反應蛋白的升高，引起白介素1增高，血小板5羥色胺2A受體信號傳導系統過度激活，引起血小板功能異常[7，8]，血小板活化、血液粘稠度升高，上述因素均促發或加重冠心病的癥狀，增加手術并發癥的發生率，甚至可能影響手術的順利進行。同時冠心病不適感可導致或加重抑郁焦慮癥狀，使心臟死亡率增加。

焦慮、抑郁也是介入治療患者普遍存在的心理狀態[36]，目前PCI術是治療冠狀動脈病變的主要手段，雖然創傷較小，但費用較高，存在一定手術風險及術后再狹窄、血栓、長期服藥等情況，易對病人造成重大的經濟、心理壓力，直接影響手術療效和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在冠狀動脈介入患者中存在焦慮抑郁癥狀或使已經存在的上述癥狀明顯加重已經引起心血管內科醫師的高度重視。而且國外大樣本研究顯示介入療效與12個月內抑郁重型發作密切相關，成為重大心臟事件發生的最強預測因子，抑郁癥是冠心病總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9，10]。故對冠心病患者于介入手術前后進行干預，消除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以減少軀體癥狀的發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中干預組患者術后抑郁癥狀明顯少于對照組，而且出院后再入院率和心血管事件發病率明顯少于對照組。說明及時的術前和術后心理治療對預防焦慮抑郁情緒發生有積極的作用。

血漿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是1983年R Senfeld等應用DNA基因重組技術研究發現的一種神經肽，廣泛分布于中樞及周圍神經系統，參與多種生理活動。有研究結果顯示，抑郁癥組CGRP濃度升高，且糖皮質激素濃度與抑郁癥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提示CGRP可能參與了抑郁癥的病理過程。Mathé AA等先后于1994年、2002年兩次進行實驗，推測CGRP可能是重癥抑郁癥早期診斷的特征性標志物[11，12]。肌胺肽苷注射液含有CGRP、核苷酸和多種必須氨基酸，對心血管系統疾病有改善血液循環障礙、降低血管阻力、增加心肌利用氧等作用，能促進造血系統活動增強、粒細胞數量增多，同時有增加血管彈性、防止血管硬化作用。臨床上對于冠心病輔助治療有重要作用。而我們的研究證實該藥物對調解抑郁有明顯拮抗作用，與心理干預聯合應用對抑郁的拮抗以及預防心血管惡性事件發生有明顯預防作用。本研究中肌胺肽苷聯合心理干預組SDS評分、SAS的癥狀評分優于對照組。干預介入治療患者可以減少心血管事件，從機體內分泌角度聯合心理學角度考慮干預介入治療患者更利于患者的康復。

新的生物一心理一社會醫學模式實踐認為，心理干預治療是與臨床藥物治療、物理治療、手術治療等三種治療并列的第四種治療。是伴有焦慮、抑郁癥狀的冠心病患者的有效治療手段。聯合肌胺肽苷注射液的應用，使患者生活質量及軀體功能都有明顯提高，并且使其他危險因素的嚴重性明顯降低[1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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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約翰，29歲，單身男性，多年來一直在你的全科醫學診所看病，不過他來的次數很少。如果他要預約看病的話，總是要求你上班后第一個給他看病。這次他再來看病，仍然要求你在別的病人來診所之前給他看病。他跟你說，他有資格獲得工作上的晉升，不過新的工作崗位要求他與同事們一起工作。他說自己做不到跟別人一起工作。他來問你是否可以幫幫他，讓自己不在公共場合感到害羞和臉紅。

其他病史

約翰說自己很難“跟別人打交道”。他從來不能在大庭廣眾前講話；在與其他人相處的過程中，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不能去餐館吃飯。他回憶說，即便在上學的時候，也總是害怕老師在課堂上叫他回答問題。他從來沒有過女朋友，同性的朋友也很少，而且很少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他的工作還可以，有自己的辦公室，大多數情況是用電子郵件與別人溝通。他跟你說，他擔心別人會把他看成傻瓜，害怕別人談論他。所以，除了萬不得已，他會回避任何可能被人看不起、或被別人議論的社交場合。

體 檢

約翰是一位身材苗條、衣著合體的年輕人。每次看病總是在預約時間之前到達診所。體檢結果：脈搏規律，72次/min；血壓125/80 mm Hg（1 mm Hg=0.133 kPa）；心臟聽診正常；面部皮膚有些小濕疹；其他方面正常，沒有明顯的痤瘡或皮癬。心理狀態檢查：他愿意跟你談話，不過在描述他的問題的時候，顯得非常焦慮。他否認自己感到抑郁。他的想法集中在害怕別人怎么想他、怎么議論他，以及害怕自己看上去很傻。當別人問他問題的時候，甚至別人看著他的時候，他就會臉紅。沒有證據表明他有思維障礙、妄想或偏執。他沒有知覺障礙（如幻覺）。他對自己的情況有較好的洞察力，判斷力也正常。常規檢查（包括全血化驗檢查、甲狀腺功能檢查）全部正常。

提 問

問題1：可能的精神病學診斷是什么？

問題2：應該考慮哪些其他診斷？

問題3：需要哪些其他病史和其他檢查？

問題4：你能做哪些治療？

問題解答

問題1的解答

最可能的診斷是社交焦慮障礙（social anxiety disorder），也稱為社交恐怖（social phobia）。社交恐怖是病人對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或被別人仔細觀察的社交場合的明顯恐懼。社交恐怖可以表現為廣泛性形式，不過更常見的是在要求做出成績的情況下表現出非廣泛性形式[1-2]。

廣泛性社交焦慮癥或廣泛性社交恐怖

（generalised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or generalised social phobia）：病人害怕自己的行為舉止給自己丟臉，或讓自己尷尬。病人可能表現出發抖、臉紅、驚恐發作。當病人暴露在恐懼的場合時，會產生焦慮。如果有可能的話，病人會盡量回避社交場合。病人自己能認識到這種恐懼是過分的，是沒有道理的。通常，病人對計劃中要發生的社交場合表現出焦慮性期待（anxious anticipation），比如病人可能在計劃中的社交事件發生的幾個星期前就開始擔心，并在事件中忍受恐懼和焦慮。社交恐怖往往影響人際關系和求職。

問題2的解答

應該考慮到廣場恐怖（agoraphobia）。廣場恐怖與社交恐怖是不同的，主要區別在回避社交場合的范圍和種類，以及患者的認知程度。社交恐怖的病人所害怕的是遭到別人的負面評價，因此病人只是要回避遇到陌生人的場合；而廣場恐怖的病人所害怕的是在驚恐發作的時候不能逃避或得不到幫助的場合，因此廣場恐怖的病人要回避的場合很多，如封閉的空間、空曠的環境、擁擠的人群、公共交通、購物中心等（請參見本期的《驚恐發作》案例分析）。如果某人總是擔心別人會怎么想自己，或者別人會怎樣說自己，或者認為別人正在議論自己，那么很有可能這個人存在妄想思維（paranoid thinking）。這種病人擔心別人會傷害自己，別人在議論自己，別人在跟蹤自己，或者別人在計劃傷害自己。妄想思維在精神分裂癥患者中較為常見，在嚴重抑郁癥患者中偶見。

問題3的解答

由于這個病人存在焦慮癥狀，所以要進一步檢查病人，以排除生物學因素造成的焦慮癥狀。因此，要給病人檢查甲狀腺功能，詢問病人使用咖啡因的情況，以及使用違禁藥品的情況。社交恐怖的病人往往會使用某些藥物。更為重要的是，有些病人可能存在藥物濫用情況，如使用苯二氮卓類藥物、和/或通過飲用酒精來抑制自己的恐懼和焦慮癥狀。

所以，對社交恐怖的病人一定要核查他們使用藥物和飲酒情況。其次，社交恐怖的病人經常會有抑郁癥狀，所以一定要詢問病人是否有抑郁癥狀，如情緒低落、睡眠障礙和食欲不振、缺乏興趣、缺乏精力和動機等。一定要詢問病人是否有自殘想法；有些病人即便沒有抑郁癥狀，也會有自殘想法。

可以采用自評問卷來評估癥狀的嚴重程度，如Liebowitz社交焦慮量表-自評版（LSAS-SR）[4]。這個問卷不是診斷工具，而是在確診社交焦慮癥后衡量癥狀嚴重程度的工具。它還可以用于評估在治療過程中的癥狀改善程度。該量表中文版參見附件[5-6]。

問題4的解答

廣泛性社交恐怖是一種慢性的心理障礙，經常始于童年時期。有這種心理障礙的病人往往朋友很少，社會支持也很少。在社交恐怖的治療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性的放松策略、壓力管理技術和社交技能的培養，是針對性治療的重要基礎。認知行為治療（CBT）是非常有效的方法，采用逐步社交場景情景重現的方法，并配合焦慮管理方法，采用認知策略來糾正患者的思維模式。采用增強自信心的策略，能幫助患者克服對負面評價的恐懼。如果病人癥狀嚴重，并有明顯的功能損傷，則在認知行為治療的基礎上加上藥物治療?？梢圆捎眠x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這類抗抑郁藥，如帕羅西汀。如果病人伴有抑郁問題，或者病人通過酒精或藥物濫用來應付自己的癥狀，那也必須要同時對這些問題進行治療。換句話說，如果不對病人的抑郁問題和酒精或藥物濫用問題進行治療，那么針對社交恐怖的治療措施也不會有效。

相反，對于非廣泛性社交恐怖來說，治療的目的是減少特定的生理學癥狀（交感神經興奮過度），這些癥狀（如顫抖、心悸、出汗）往往出現在進行某個特定任務（如面對聽眾做演講）的過程中。在特定任務發生前30～60 min前使用β-受體阻斷劑，如心得安（propranolol）10～40 mg，可以有效地緩解癥狀。

在“害怕/焦慮”欄，填寫能代表你對各種場景害怕程度的數字。在“回避”欄，填寫你通常想要回避各種場景的數字。各數字所代表的意義見下表：

量表分數的計算和評價

篇6

關鍵詞： 兒童教育 社交焦慮障礙 成因

兒童社交焦慮障礙，又稱兒童社交恐懼癥、兒童社交恐怖癥，是一種常見的兒童期情緒障礙，嚴重影響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兒童社交焦慮障礙發病原因復雜，而且一旦未被及時發現并得到有效的治療，該癥可能一直延續至成人期，對個體的發展造成很大的損害。所以，我們必須了解兒童產生社交焦慮障礙的一般原因，從而對其今后的治療和教育提供合理的建議。

一、兒童社交焦慮障礙形成的內因

1.遺傳因素

研究表明，遺傳與兒童的社交焦慮障礙的發生存在相關。這類研究大多集中于雙生子研究和家系研究，也有學者進行過特定基因的研究。許多大樣本的雙生子研究表明，對于社交焦慮障礙的發生，同卵雙生子比異卵雙生子共同患病的比率要高[1]，但針對遺傳對兒童社交焦慮障礙的影響的相關研究較少。Bolton對4662名雙生子進行了縱向研究，在6歲時評估了846名雙生子，發現了遺傳模型能解釋社交恐怖癥的發病，其遺傳率為73%[2]。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與社交焦慮障礙相關的兒童的一些社交焦慮癥狀（如害羞、社交抑制、回避等）進行了雙生子研究，結果發現，這些癥狀的發生與遺傳具有一定相關。Warren等在1999年對326名7歲的雙生子進行研究后發現，遺傳對兒童出現社交焦慮癥狀（尤其是害羞）存在一定的影響[3]。

部分家系研究表明，遺傳會促使兒童社交焦慮障礙的發生?；加猩缃唤箲]障礙的兒童比未受此癥影響的兒童更有可能有患有社交焦慮障礙的父母，同樣，有患有社交焦慮障礙的父母的兒童患此癥的風險也會升高[4][5]。但家系研究的這一結果可能與遺傳和家庭環境因素都相關，無法說明遺傳的影響究竟會占多少比重。

此外，近來也有學者通過基因研究尋找與社交焦慮障礙有關的特定基因。這類研究結果存在較多爭議。Rowe等1998年研究報告了多巴胺運轉基因的重復序列長度多態性與兒童的社交焦慮相關，在后續研究中，該基因被研究得出與廣泛性焦慮、強迫癥、抽動穢語癥有關。2003年，Rowe等還報告了五羥色胺啟動子區多態性的形成與羞怯的顯著相關。但隨后便有學者報告在4歲兒童中并未發現羞怯與多巴胺系統功能基因、五羥色胺轉運基因或是五羥色胺受體基因有關[3]。

2.行為抑制

關于行為抑制（Behavior Inhibition）與社交焦慮障礙的關系一直受到學者的關注。Kagan等人于1984年提出以行為抑制這一術語來描述一種相對持續地對不熟悉的或新穎的人、事物和場合的退縮、回避反應。具有行為抑制的兒童通常在面對不熟悉的人或情境時會克制、小心翼翼、做較少的嘗試、安靜地撤出，他們往往會沉默、膽怯、害羞。現在大約有10%的幼兒和15%的兒童存在行為抑制[3]。

行為抑制與社交焦慮障礙的關系是許多社交焦慮障礙研究者較多關注的問題。較多研究已證實童年早期的具有行為抑制的兒童患社交焦慮障礙的幾率更高。如Schwartz等人隨訪了有行為抑制和無行為抑制的幼兒直至青春期，發現有61%的有行為抑制的幼兒到青春期時發生社交焦慮癥狀，而僅有27%的無行為抑制的幼兒到青春期時發生社交焦慮[6]。

然而，這一類研究也存在爭議。在具有行為抑制的兒童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兒童并未患社交焦慮障礙。在近來的一些研究中，有學者進行了一些回溯性的研究，指出Kagan等人定義和評估的行為抑制并不是一個單一的體系，兒童會存在行為抑制的情境事實上可以分為物理威脅情境和社交威脅情境，而只有對不熟悉或新穎的社交環境存在行為抑制的兒童才更有可能產生社交焦慮障礙[7]。

3.認知因素

認知理論認為，恐懼癥患者總是高估所害怕的情境和事物的危險性，過于擔心某一消極事物即將發生，這種原理也同樣適用于社交焦慮障礙病因的解釋。

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一大特征便是在社交信息處理方面存在扭曲和偏見，并具有引發和保持社交恐懼想法和行為的思想、態度和信念。研究表明，社交恐懼癥個體在激發焦慮的社交情境中，會形成他們自己的一些圖像和記憶，會以外部觀察者的角度來看自己，但對別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觀念常常是扭曲的。研究表明，對社交信息的認知存有偏見和扭曲也是引發兒童社交焦慮障礙的因素之一，他們對自己的不符合現實的負性評價與他們在社會交往中的焦慮相關。Spence等人于1999年探究了一部分患有社交恐懼的兒童的認知扭曲和偏見現象，要求被試完成大聲閱讀和社交角色扮演任務，在此之前，被試需對自己的完成任務的質量做出估計，任務完成后，被試也被要求評價自己的表現。同對照組相比，患有社交恐懼的兒童更傾向給自己負性評價——盡管與非社交焦慮障礙兒童相比，他們在閱讀項目上沒有顯著性的差異（在角色扮演任務上不如非社交焦慮障礙兒童表現得好）。[3]

二、兒童社交焦慮障礙形成的外因

除了遺傳、行為抑制和認知因素等上述內部因素外，兒童社交焦慮障礙還和來自家庭與社會的外部因素相關。

1.父母的教養因素

家庭往往是兒童進行與外界進行交往活動的開始，家庭環境中的不良因素會促使兒童對社交的焦慮的產生，導致兒童患上社交焦慮障礙。除了遺傳外，父母后天的教養方式也會對兒童的社交產生影響，不恰當的教養方式會增加兒童社交焦慮的發生。父母教養兒童時不恰當的做法有：過度保護、拒絕、缺乏溫暖、過度控制等[1][3]。早期的研究多是采用回顧性研究方法研究父母的教養行為，正如許多研究報告指出，患社交焦慮障礙的成人回顧童年經歷時對父母的印象多是對自己控制較多，自己在父母身上獲得的溫暖較少[8]。而JeffreyB. Caster等人199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社交焦慮水平高的兒童更傾向于認為，父母不太與自己互動。父母這些不恰當的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其他焦慮也有相關影響。2003年Whaley等人采用觀察研究的方法研究父母與焦慮障礙兒童的互動（被試中包含9.1%的社交焦慮障礙兒童），通過研究發現焦慮障礙兒童的父母會對兒童有更多的控制[9]。

2.負面的生活經歷

兒童生活中的負面的經歷會增加其患上社交恐懼的風險，這些負面生活經歷包括父母離異、家庭沖突、待、親人去世、疾病、意外事故、轉學等[1][3]，這些負面的生活經歷也會增加兒童患抑郁、其他焦慮障礙（如PTSD、驚恐障礙）等的風險。但負面的甚至是創傷性的生活事件也并不必然會造成兒童的社交恐懼等的心理障礙，如擁有良好心理彈性的個體受其負面影響較小，負面的經歷僅僅是在易感氣質和其他因素的基礎上起了促進作用。

3.創傷性社交經歷

創傷性的社交經歷往往是社交焦慮障礙患者恐懼的開始。一項對成人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回溯性的研究表明，58%的成人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匯報自己的發病始于創傷性社交經歷。對于兒童來說，他們創傷性的社交經歷主要包括被欺侮、取笑、批評、拒絕、忽視、被與他人隔離、在公眾面前表現失敗、被重要的人排斥等[1][3]。滑鐵盧大學一項3年的長期研究對3所公立小學的10個班級的2年級兒童進行跟蹤研究，發現兒童在2年級時被同伴孤立與5年級時的自我評價社交無能、教師評價其害羞及不受歡迎等現象顯著相關[10]。

總之，兒童社交焦慮障礙起病原因既有內在個體因素，又有外在環境因素，并且這些因素的研究和分析有待進一步加強，可見兒童社交焦慮障礙的起因是十分復雜和多樣的，這使得我們在對社交焦慮兒童進行評估時要全面考慮兒童的各個方面，從而對兒童今后的治療和教育提供寶貴的意見。

參考文獻：

[1]Jennifer L Hudson & Ronald M. Rapee. The Origins of Social Phobia[J]. Behavior Modification. 2000（1）： 102-129.

[2]Bolton D. et al. Prevalence and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anxiety disorder in 6-year-old twin [J].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6， 36（3）： 334-335.

[3]Ronald M Rapee & Susan H. Spence. The etiology of social phobia： Empirical evidence and an initial model[J].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4， 6（4）： 737-767.

[4]Lieb R. et al. Parental psychopathology， parenting styles，and the risk of social phobia in offspring：A prospective-longitudinal community study[J].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0， 57（9）： 859-866.

[5]Mancini C. et al. A high-risk pilot study of the children of adults with social phobia[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96， 35（11）： 1511-1517.

[6]肖融，張偉. 童年期行為抑制與社交恐怖癥的關系 [J]. 國際精神病學雜志. 2009， 36（2）： 78-80.

[7]Neal J A. et al. Behavioural inhibition and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Is there a specific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phobia？[J].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 4（4）： 361-374.

[8]張蓮，郝春蕓. 淺析兒童社交焦慮障礙的病因和心理治療 [J]. 四川精神衛生. 2008， 21（2）： 附3-附5.

篇7

“匹諾曹綜合征”是社交焦慮癥？

隨著《匹諾曹》這部韓劇的熱播，“匹諾曹綜合征”受關注后，有些媒體認為匹諾曹綜合征又稱被笑恐懼癥，是一種心理疾病?；颊咭坏└械阶约罕怀靶Γ裼龅轿ｋU而不能逃跑的動物，恐懼得肌肉緊張、全身木僵。而劇中女主角害怕社交，害怕被笑話的表現就是打嗝。

也有些媒體認為匹諾曹恐懼癥比較接近心理學范圍上的社交恐懼癥。即在社交場合下幾乎不可控制地誘發焦慮，然后對社交性場景出現持久地、明顯地害怕和回避，社交恐懼癥是比較常見的精神障礙之一，家庭因素是發病的部分原因。

解讀：只是心理軀體化的表現

其實“匹諾曹綜合征”還談不上是一種心理疾病，只是一些心理活動反應到軀體上，在軀體上出現的一些表現。如果說“匹諾曹綜合征”是一種社交焦慮癥的話，就未免有點嚴重了，它只是有些焦慮的癥狀，但是還沒有發展到疾病這么嚴重。所以一般也不需要接受心理治療，不用過度在意。

劇中人物一說謊就打嗝，這可能是之前受到過刺激，當時受到刺激的時候，就出現打嗝的情況。然后慢慢演變成一種條件反射，一說謊就跟打嗝聯系起來。說謊的時候，可能腎上腺激素出現異常，有的人就會出現心慌、臉紅、說話結巴等情況。但是李英輝介紹說，一說謊就打嗝的情況卻幾乎沒有見過。

為什么有些人說謊可以淡定處之“臉不紅，心不跳”，而有些人就“面紅耳赤”呢？醫生認為，這可能是自我克制能力不同。自我克制能力強的人，在說謊的時候，可能就會表現的比較淡定平靜。而自我控制能力較差的人，可能就把心里的緊張情緒表現出來。越在意的時候，軀體癥狀就會表現的越明顯。

現實：一受刺激就會不停打嗝

篇8

【關鍵詞】團體性體育活動；大學新生；社交焦慮

一、文獻綜述

社交焦慮最早使用是英國精r病學家Mark& Glder，Mark將其從廣泛焦慮中區分并命名為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有學者將其界定為在面對社交情境時所產生的不同的焦慮階梯程度。目前在大學生中社交焦慮已經成為主要心理障礙。我國對社交焦慮多采取團體輔導干預和認知行為療法。團體具有使得成員獲得認同感和安全感的人際互動和接納性，進行針對不同情境改善不當的應對方式，跨文化的相關研究也反映出亞裔人種社交焦慮嚴重。

國外的研究包括社交焦慮的界定、病因、癥狀、干預方法、療效評估以及測量等。其概念經歷了行為描述到行為、主觀感受和認知等全面界定的過程。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界定為在人多的大眾社交場合，患者會感到持續的恐懼、焦慮、難堪，進而采取回避行為并伴有痛苦體驗。

國內的研究集中在測量、成因以及治療三個方面。定義未有明確界定，郭曉蔽認為它是對社會人際出鏡的一種強烈擔憂、恐懼的情緒和行為反映。

彭純子則認為是個體面對負責的情境關系表現出害怕被評估被審視，自我心理預期為服刑結果進而產生出的不同程度的焦慮狀態，伴有回避行為。李波等界定為人際處境的緊張與害怕，擔憂自己會在情境中丟臉。回顧文獻表明，彭純子的界定更為詳盡，包含了主觀體驗、認知狀態與行為反應等層面，并設定焦慮等級，故采用彭純子的焦慮界定。

二、實驗設計

本文從心理學和體育學的角度，綜合研究團體性體育活動對大學新生社交焦慮水平的影響。基于此，將用現場實驗法，在現實生活學習過程中對大學新生進行實驗干預，以驗證課題的假設。而進行實驗干預之前，實驗組和對照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焦慮、社交回避等社交障礙；一學期的團體性體育活動實驗干預之后，實驗組社交焦慮的緩解情況明顯優于對照組。

本文采用現場實驗以及開放式問卷訪談相結合。本實驗設計的自變量分別為：是否接受一學期的團體性體育活動實驗干預，因變量為大學新生的社交焦慮水平。本實驗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通過對比一學期的團體性體育活動實驗干預教育前后被試的社交焦慮情況，驗證實驗假設。

在被試的選取上，本實驗全部采用大學大一新生作為被試對象。依據簡單隨機抽樣方法從體育課班級中隨機抽取被試。用SCL-90量表篩選被試，SCL-90量表共有9個因子，90個條目。每個項目采用5級評分法，分數越高說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任一因子>2分、總分超過160分、陽性項目總數>43者篩查心理問題陽性，最后確定在人際關系敏感這一因子中得分最高的前20名被試，對這20名被試進行結構式訪談，訪談目的是通過言語詢問和客觀行為評定全面了解對象的社交焦慮狀態，匹配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使兩組被試情況盡量接近。

三、實驗過程及結果

首先，我們選取了三種研究工具：（1）交往焦慮量表（IAS），用于評定獨立于行為之外的主觀社交焦慮的體驗傾向，含有15個條目，采用5級評分，Cronbacha系數超過0.87；（2）癥狀自評量表（SCL-90），由Derogatis.L.R編制，共90個條目，評定最近1周的情況，分為5級評分；（3）自編《關于大學新生社交焦慮與團體性體育活動的調查及干預探究的訪談提綱》。

其次，選取體育校選課為同一個課程的兩個班級的大一新生，要求兩個班級男女比例大致相當，體育選項課最好是個人活動類（如健美操、溜冰等）而非團體活動類（如體育舞蹈、足球等），對所有被試發放量表癥狀自評量表（SCL-90）、交往焦慮量表（IAS ）、社交回避及苦惱量表（SAD），隨機抽取被試用自編《關于大學新生團體性體育活動與社交焦慮的訪談提綱》進行訪談。得到相關數據指標后，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并對訪談問卷進行詳細整理和歸納。結果表明：（1）團體體育活動前后實驗組和對照組SCL-90量表得分比較：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后測SCL_90總均分都有所下降，但實驗組2.95*達到了差異顯著；干預實驗結束后，實驗組交往焦慮的分數降低明顯，達到了差異顯著性水平；癥狀自評量表總分及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精神病性因子的分數具有顯著差異性。（2）實驗組在團體性體育活動干預后的得分明顯降低，達到了差異顯著水平；對照組的后測得分較前測得分雖然有下降，但沒有達到差異顯著水平。（3）在團體性體育活動實驗干預后被試主觀評定結果上，參與被試均認為參加團體性體育活動后人際關系有所改善，性格變得開朗。10名被試均認為參加團體性體育活動后，自己的人際關系有所改善；10名被試均表示小組內和小組外都結交了新朋友；9名被試向親友了解到自己參加活動以來有所變化，變化的方面有：更多考慮別人感受，變得開朗活潑；和異往更自然，更為自信。在團體活動的心得中皆有所體現。

根據以上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實驗設計的團體性的體育運動范式，不僅僅降低了大學新生的社交焦慮水平，并且有效提高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水平。（下轉第122頁）（上接第111頁）而本次的實驗干預之所以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原因可能如下：（1）團體活動的小組成員之間相互尊重信任，氣氛活躍，利于表達探索自己，共情相同經歷，減少焦慮。（2）活動方案具有針對性，通過游戲、角色扮演和情境訓練等方式使得所有成員參與其中，并設置問卷和主觀測評促進團輔貼近生活。（3）在活動中闡述人際互動的重要調動交往熱情，促進小組成員有意識地鍛煉自己的人際交往能力。四、 結語

團體性體育活動干預實驗結束后，實驗組被試交往焦慮的分數降低明顯，達到了差異顯著性水平。癥狀自評量表總分及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偏執、精神病性因子的分數具有顯著差異性。結論表明，團體性體育活動可以有效地改善大學新生的社交焦慮水平，進而能夠提高大學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項目基金：2014年度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心理學視閾下的大學生人生觀教育實踐研究”（L14BSZ043）

【參考文獻】

[1]俞俊洪. 社交恐怖癥的診斷與治療[J]. 國外醫學精神病學分冊，1993（3）：132-135.

篇9

無獨有偶，詠珊也是一個對自己要求苛刻的女性，已經做了三次鼻部整形術了！在第三次手術后，傷口出現了感染，留下了很大的疤，為此她非常后悔。詠珊回想說，自從進入青春期后，她就非常關注自己鼻子的外形和尺寸。她總認為鼻子太大，破壞了面部整體形象，使她變得丑陋。雖然朋友們都認為詠珊的鼻子根本不大，更不會影響她的整體容貌，但詠珊固執地一再向鼻子“開刀”，一會兒做翹鼻子，一會兒墊高鼻梁，這次盡管手術做砸了，但絲毫沒有動搖她的決心:“我早晚還要去做整形手術，讓鼻子變得更美麗！”詠珊這樣告訴別人。

現代生活中，像阿麗、詠珊這樣的女性并非少見，她們的種種表現其實是一種現代心理疾病的表現――形體畸形焦慮癥。形體畸形焦慮癥是一種近幾年才被人們認識的慢性心理疾病，主要表現為病人常對自己某些微小的缺陷（如皺紋、瘢痕、粉刺、毛發略多或略少、五官不夠完美等）或想像中的缺陷產生歪曲、夸大的感覺，為此非常焦慮。為了達到理想中的完美，病人會千方百計折騰自己。由于想像自己的外貌非常丑陋，因而對社交活動產生恐懼感，并由此減少社交活動，影響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在表現形式上，形體畸形焦慮癥與厭食癥頗為相似，只不過前者是對身體局部缺陷的曲解，而后者則是對整體形象的曲解。

形體畸形焦慮癥者以女性多見，占60%。過去，一些職業舞蹈演員到了中年以后，容易出現這種心理疾病。近幾年，病人有年輕化趨勢，一般從青春期開始發病，平均發病年齡為17歲。這是因為如今的人們幾乎被廣告所包圍，在這些色彩斑斕的廣告中，各種靚麗佳人不僅擁有完美的外表，還有迷人的肌膚和體形。很多尚未發育成熟的青春期少男少女，被這些明星名模的形象和氣質深深吸引，常有意無意以這些完美的模特為標準，夢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外貌也變得那樣完美。對比之下，當發現自己的形體有某些缺陷（本人認為）時，心理上便會產生沮喪和痛苦的感覺。久而久之，便出現焦慮心理和行為，最終致病。為改善或遮蓋所謂的缺陷，病人常求助于皮膚科或整形醫生。國外資料顯示:有60%以上的病人希望做整形手術;26%的病人做過一次以上的整形手術。

篇10

關鍵詞　社交焦慮；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大學生

社交焦慮是最常見的焦慮類型之一。大學生處于心理發展的成熟與不成熟分水嶺，其對異性和同性的交往更為敏感，在測試中人際均分偏高，因此社交焦慮在大學生群體中更為易見。自尊是個人對自身的評價和情感。個體自尊的高低不僅影響到心理健康，而且還會影響到個體的交往行為。隨著內隱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概念和測量方法的提出(Green－wald，1998)，內隱自尊成為當今關于自尊的研究熱點之一。我國關于外顯自尊(explicit self－esteem)的臨床應用早有報導，但是關于內隱自尊的臨床應用報導還不多見。有報道顯示，大學生社交焦慮與自尊心有關，為了更好地把內隱自尊應用到臨床方面和進一步完善其相關臨床研究，本研究擬對內隱自尊和外顯自尊對大學新生社交焦慮的關系作一探討。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隨機抽取廣州中醫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2006級新生100人。

1.2　工具本研究采用Leary(1983)編制的社交焦慮量表(IAS)測量社交焦慮水平。

本量表由15條題目組成，采用1～5級評分，總分評定為15～75分，分數越高，社交焦慮程度越高；Rosenbery(1965)自尊量表(SES)。本量表由10條題目組成，采用4級計分，分數越高，自尊水平越高。對于內隱自尊的測量，本研究采用內隱聯想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本研究先要求被試將與自我有關的詞和正向詞歸為一類，與自我無關的詞和負向詞歸為一類，并測量反應時。然后要求被試將與自我無關的詞和正向詞歸為一類，與自我有關的詞和負向詞歸為一類，并測量反應時。后者反應時減去前者反應時之差即為內隱自尊的指標。這是基于Greenwald等提出的內隱認知系統測量技術而發展的一種內隱自尊測驗。由于自尊涉及到了評價和情感兩方面，故本研究所采用的內隱聯想測驗也從兩方面進行，分別是關于評價性的IAT1和關于情感性的IAT2。兩個IAT的自我和非我詞相同，目標詞不同。

1.3　程序①由于IAT測驗是由外國傳人我國的。鑒于文化差異的影響，本研究對IAT的屬性詞進行了修改。筆者參考高頻詞典，加入了20個關于自我評價和20個自我情感的詞語，與原IAT的屬性詞一起構成了屬性詞評定表。評定表采用1～7級評分，在本校內隨機抽取180人作預測。最后以均分大于5.5分和小于2分的詞語入組為屬性詞，所有入組的詞語均為兩級相容詞。最后把40個兩級相容詞和10個自我和10個非我詞在Windows2000上用E－PRIME軟件進行編程。②施測程序為，先讓被試完成IAT上機測試(聯想PC，Windows2000)，每人一機。然后填寫IAS和SES。③最后把各量表得分和IAT結果(精確到毫秒)輸入SPSS11.5進行統計學處理。

2　結果

2.1　實驗結果的預處理 對于上述外顯測量的各量表按照計分規則算出量表得分。對于IAT實驗數據處理則參照Greenwald等人的有關做法，把反應時不足300ms的按照800ms計，大于3000ms的按照3000ms計，對錯誤率超過20％的數據予以剔除，相容部分和不相容部分求平均，不相容部分減去相容部分的反應時作為內隱自尊的指標；隨后為使IAT指標更好地適用于后面的統計，還參照國內蔡華儉等的有關做法，對相容部分和不相容部分各做自然對數轉換，以轉化后的結果為基礎求平均，其差作為內隱自尊的指標，以便進一步對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經過實驗數據預處理后，求得有效被試88名，男女各44名。

2.2　廣州地區大學新生社交焦慮，外顯自尊和內隱自尊數據的比較經統計發現，廣州地區大學新生社交焦慮性別差異不顯著(t=0.875，P=0.890)；外顯自尊性別差異顯著(t=2.23，P=0.031)；而內隱自尊則不存在性別效應(t1=1.055，P=0.297；t2=0.817，P=0.418)。而把社交焦慮得分進一步與常模比較發現不存在顯著差異(t男生=0.251，P＝0.803；t女生=1.488，P=0.144)；對于社交焦慮，獨生子女效應顯著(t＝9.354，P＝0.000)，表明獨生子女比非獨生子女具有更高的社交焦慮。

2.3　內隱自尊效應結果分析關于內隱自尊測量結果見表1。

對上述結果不難看出，被試在相容任務中反應更快，即當自我詞與積極肯定的詞與聯結時，被試反應時更短；在不相容任務中，反應較慢，也就是當自我詞與消極否定詞與聯結的時候，被試的反應時也較慢。對IAT1和IAT2分別作配對t檢驗，結果發現，對于IAT1，內隱自尊效應顯著(t=15.749，df=87，P＝0.00)；對于IAT2，結果發現內隱自尊效應也十分顯著(T＝16.427，df＝87，P＝0.00)。

2.4　廣州地區大學生社交焦慮與外顯自尊、內隱自尊以及一般資料的相關分析關于社交焦慮，外顯自尊，內隱自尊的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見表2。

從上表可以看出，社交焦慮與外顯自尊和內隱自尊均達到不同程度的相關；而和家庭收入，成長地則關系不大。

為了進一步驗證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和社交焦慮的關系，本研究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把社交焦慮作為因變量Y，把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兩個指標，以及獨生子女作為自變量x，得出外顯自尊(Beta＝-0.345，P=0.0013)和非獨生子女(Beta=-0.278，P=0.0066)兩個變量對于社交焦慮有更好的預測作用，而內隱自尊的兩個指標預測作用均不明顯。

3　討論與分析

自尊是個人心理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對個體心理健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與個性發展相互影響。從調查結果看出，廣州地區大學新生的外顯自尊水平良好，內隱自尊效應顯著，但是外顯自尊在男女生之間有顯著的差異，而內隱自尊則沒有，這比較符合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而社交焦慮狀況分值與常模沒有差異，表明廣州地區大學生的人際交往比較好，較少出現焦慮狀況，但是獨生子女比非獨生子女存在更大的社交焦慮。關于自尊與社交焦慮的關系，錢銘怡等人的研究報告指出，大學生自尊與社交焦慮是通過羞恥感為中介的，而自尊的形成又與家庭的教養方式有關。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新生社交焦慮狀況和外顯自尊，內隱自尊均有不

同程度的相關；但是未發現家庭狀況，如家庭的收入，地域(農村，縣鎮，城市)等因素相關。筆者認為，自尊受到父母教養方式的影響較家庭狀況的影響要強，而且家庭狀況只有通過作用于自尊等方面才對社交焦慮起作用。因此家庭狀況與社交焦慮的直接關系不大，而間接關系還待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通過逐步回歸分析發現，外顯自尊和獨生子女狀況比內隱自尊的兩個指標有更好的預測力，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顯自尊涉及對自身的意識層面評價，內隱自尊涉及的是個體潛意識圖式中評價和情感傾向，而社會交往幾乎只存在于意識層面之中。高自尊的個體常報告出有較高的自我評價和自我喜歡(self－liking)。當遇到挫折時，此類個體自我認知調節較好，經歷挫折能力也較強，在社交中常常能夠保持高度的自我同一，較少受他人的評價左右而降低個體對自身的評價。另外，由于大學生自我價值的內部評定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低自尊個體的自尊心理尤其對自我價值的評判和接納更多的是依據其社交中他人對自我的態度，同時大學生也希望自我價值在社交中能夠得到他人、特別是權威人物的肯定和承認，因而內心特別重視他人對自我的評價，經常為能否得到他人的承認和接納而擔心，并以社交焦慮的形式表現出來。內隱自尊雖然與社交焦慮也有一定的相關，但內隱自尊主要涉及的是個體無意識層面或者是潛意識層面的自尊，個體在一般情況下沒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和影響。內隱自尊是自我圖式中關于“自我一好”的深層自動化加工，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表現。內隱自尊只有當個體沒有足夠時間檢索出自己的外顯自尊時才會被報告出來。但是社交焦慮的個體常常是有意識去接近或者回避某些人或場合，并且常常感覺到緊張，不自信的體驗，這與內隱自尊的聯結較弱，因此外顯自尊對社交焦慮有更顯著的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