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遷移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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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G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962（2013）05（a）-0212-01
1.農民參與勞動力轉移培訓現狀
1.1參培率較低。近兩年我鎮參訓人數分別為716人、833人，培訓人數占從業人員的比重分別為1.8%、2.2%，參培率低得可憐。
1.2主動性缺失。農民雖對有關培訓政策表示出一定程度地歡迎和擁護，但往往是在多方勸說下才同意參加，主動參訓少之又少。
1.3思想顧慮重。受多種因素制約，農民參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存在諸多顧慮。
例如，2012年儀征市月塘鎮勞動力轉移培訓，主觀不愿意參訓的人數占10.8%，認為補貼標準偏低、缺少吸引力的占26.4%，覺得不培訓也能順利就業的占38.7%，認為培訓時間難以保證的占13.6%，怕培訓后就業困難、沒有積極性的占8.3%。
2.轉移培訓叫好不叫座原因分析
2.1農民培訓意識普遍淡薄
受歷史、地域、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現有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偏低，造成自我發展能力受限。在農民自己看來不存在需要像中小學生那樣學習的必要性，也看不到知識經濟時代背景下學習的緊迫性以及智力投資的重要性，僅把培訓當成政府的強迫行為，被動接受。
2.2培訓補貼標準明顯偏低
目前，我鎮對參訓農民，每天僅能給予20元的務工補助，培訓項目也僅限于玩具、服裝加工等非熱門項目，農民想參加餐飲服務、機械操作、出國勞務等熱門培訓必須到市區，按政策規定他們雖可享受一定補貼，但由于標準偏低，補貼費用僅占培訓費用的極小份額，加上還需支付一筆數量可觀的交通、食宿費用，農民需要自掏腰包，因而積極性不高。
2.3培訓時間難以得到保證
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時間一般為15天左右，但部分參訓農民因害怕耽誤生產造成經濟損失，連基本的時間都無法保證，培訓單位也只能壓縮培訓時間，簡單傳授一些基本知識和技能，農民無法學精學透。
2.4就業準入制度執行不嚴
近幾年，企業用工難現象有愈演愈烈的趨勢，企業為了生產需要，相應降低了就業門檻，無培訓照樣上崗，加之培訓后就業與未培訓就業工資水平差距不大，種種現象使一部分農民認為參與培訓費時誤工。還會影響收入。
2.5服務保障體系尚未建立
目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大多停留在培訓層面上，培訓后服務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主要表現為：（1）不能及時向全體參訓人員提供各種就業信息，（2）沒有與用工企業簽訂定向培訓協議，推薦就業崗位；（3）對培訓后因失業而返鄉的農民未能提供免費的二次培訓，促其再就業，四是對轉移就業的農民缺少必要的后續跟蹤服務，如權益保護、法律援助等。
3.調動農民參與培訓積極性對策
3.1加大輿論宣傳，著力提高農民思想認識
通過廣播、報紙、電視、網絡等媒體，廣泛宣傳農村勞動力轉移實施目的意義，擴大宣傳廣度和深度，使廣大農民及時了解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精神實質，積極主動地參訓，深入宣傳那些通過轉移培訓外出創業中涌現出的典型人物事跡，大力開展表彰獎勵活動，發揮典型示范引領作用，擴大社會影響，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3.2提高補貼標準，切實減輕農民培訓負擔
切實加大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補貼力度，提高補貼標準。地方政府應落實好相應經費，并納入財政年度預算。逐步建立政府主導、用人單位與農民共同投入的費用分擔機制，在保證政府投入的前提下，引導企業加大培訓投入，鼓勵民間捐資，簡化農村勞動力轉移補貼環節，及時足額地將補貼發放到參訓農民手中，讓農民真正得實惠。
3.3創新培訓形式，不斷提升農民就業技能
整合各類教育資源，按照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吸納本地優勢教育資源參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以培訓機構的品牌效應吸引農民參與培訓。從農民的愿望出發，從企業的需求出發，從市場發展角度出發，科學設置培訓專業，采取位點下移、就近培訓，就地轉移等培訓模式，讓農民不出遠門就能參與培訓。加強與行業協會、勞動力市場、用工企業等的合作，舉辦具有行業特點、針對性較強的專業技能培訓，走先培訓后輸出，定向培訓、定向輸出的路子，以培訓促輸出。堅持嚴格考核、合格發證制度，切忌走形式，走過場，讓經過培訓的人員真正學到一種技能，得到市場的認可。
3.4強化政策引導，逐步實施就業準入制度
逐步完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就業配套政策，建立先培訓再就業制度，使培訓成為農民個人自覺行為。逐步實施市場準入制度和勞動力預備制度，嚴格實施持證上崗制度，提高用人單位使用合格勞務人員意識，規范用工行為。要不斷強化政策引導力度，使每位農民知曉就業準入制度的實施，并不是人為阻止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而是引導農村勞動力自覺接受職業技能教育和培訓，從而更好地實現轉移就業。
篇2
關 鍵 詞：城鄉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04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7)04-0016-06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問題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勞動力流動也呈現空前的規模。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入差距也日益嚴重，并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已成為中國經濟協調發展與構建和諧社會的巨大障礙。理論上說，勞動力流動會縮小收入差距，但事實并非如此。這種與理論相悖的現象并不是中國獨有，許多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有過類似經歷。但是，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又有其特殊性。本文將圍繞中國的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的關系、勞動力流動為什么沒有縮小收入差距等問題的相關文獻進行綜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清這些問題的研究思路。
一、中國的收入差距：現象與原因
1. 城鄉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呈先縮小后擴大的態勢。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一個轉折點，之后城鄉收入差距又呈不斷擴大態勢。從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個指標的比較來看，若考慮零售物價指數的變化，城鄉收入比率（以農村收入為1）從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8年的1.5，隨后提高并達到2003年的2.4。[1]按照一些學者的觀點，這里使用的城鄉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鄉收入差距還會大幅度擴大。[2]此外，從我國東、中、西部的城鄉差距來看，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城鄉差距一直高于同期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1980-1985年間，東部和中部地區城鄉差距呈縮小趨勢，而西部地區維持不變。其后，三大地區的城鄉差距不斷擴大，但西部地區的變化趨勢更為顯著。1980年，東、中、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分別為2.01、1.63和2.11。然而，到2000年，中、西部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上升為2.49和3.62，而東部地區卻只有2.30。[3]城鄉差距在不同地域上的嚴重程度不同，這也是我國城鄉差距的特征之一。
對于不斷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解釋。從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來看，城鄉收入差距始于城鄉勞動力市場的行政分割。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形成了幾乎延續至今、阻礙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框架。這種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所造成的勞動力市場扭曲，被認為是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4-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地區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均傾向于城市集聚，加之城鄉之間產業結構的根本差異，導致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城鄉收入差距存在自然擴大的趨勢。同時，政府在基礎教育等資源分配上的城市傾向，以及對城市計劃控制部門的工資和福利的制度保護，都會加劇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8]此外，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外貿易的發展、勞動者素質的差異、就業的所有制結構調整、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分配不公以及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等，也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9-10]
2. 地區收入差距
與城鄉收入差距相一致，中國地區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趨勢，[11-14]而且根據收入差距分解顯示，地區間收入差距本身就與中國巨大的城鄉收入差距有關。[15-16]地區差距的擴大在20世紀90年代尤其明顯，[17]1980年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別相當于東部的78%和70%，到2000年，它們占東部的比例分別降到了62%和54%。[18]為此，學者們提出了各自的觀點。概括地說，不斷擴大的地區差距與政府政策、要素流動、市場化進程、資源稟賦、教育投資等因素有關。
王小魯和樊綱（2004）通過考察資本、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在各地區間的流動和配置狀況、市場化進程在各地區間的差異、城市化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等方面，指出我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生產率的差別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流動所導致。[18]陳秀山和徐瑛（2004）經過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要素投入、市場化進程與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響地區差距的因素。[11]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指出，地區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下形成的生產要素存量配置結構與各地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符合程度不一致。[12]蔡和都陽（2000）通過考察中國地區經濟增長中存在著俱樂部趨同以及條件趨同的現象，認為中西部地區存在著一系列不利于向東部地區趨同的因素，如人力資本稟賦稀缺、市場扭曲和開放程度不足。[19]還有一些研究將中國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的原因歸結于外商投資，[20-23]以及中央政府的地區傾斜政策或地理、文化等因素。[24-25]他們認為，國外資金的流入、中央政府對東部地區的優先投資是中西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的根源，同時，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條件也限制了這些地區的發展。
二、中國的勞動力流動：規模與特征
1. 勞動力流動的規模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人口遷移、戶籍政策的逐步松動，我國勞動力流動規模越來越大。根據我國1990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兩次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82-1987年間中國勞動力遷移規模是3053.3萬，1985-1990年增至3412.8萬；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遷移規模在1990-1995年間達3642.6萬，而1995-2000年高達13122.4萬。[26]
2. 勞動力流動的特征①
按流動人口的遷移距離劃分，可以分為近鄰流動、中程流動和遠程流動。②在全國流動人口中，屬于近鄰流動的人口為6563.4萬人，占45.5%；中程流動人口為3633.8萬人，占25.2%，兩項合計占總流動人口的70.7%。遠程流動人口為4241.9萬人，占29.3%。此外，勞動力遠程流動多發生在經濟相對較發達、體制創新快、工業貿易發展較活躍的地區。從三大地帶看，沿海地區是遠程流動比重最高的地區，達39.9%，遠高于中部地區（10.5%）和西部地區（21.1%）。[27]這說明遷移規模與遷入地和遷出地的經濟差距成正比。
從勞動力流動的方向看，沿海地區成為勞動力凈流入地區，凈流入人口總計3195.8萬人。內陸地區成為勞動力凈流出地區，凈流出人口為2358.4萬人。從各省區來看，廣東、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的外來人口中來自于內陸地區的比例分別為76.74%、59.2%、53.99%、91.06%和91.7%；而內陸地區的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和河南則是主要的勞務輸出省，其遷往沿海地區的比例分別為72.04%、91.88%、92.14%、95.71%和73.32%。[28]由此可看出，地區收入差距對于勞動力流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按戶籍是否變化分類，所有的遷移人口可分成兩類，即戶籍遷移和非戶籍遷移。后者占全部遷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務工經商為遷移目的的占45.9%，反映了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勞動力的跨地區就業。城市到城市的遷移和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構成了全部非戶籍遷移的80.3%。實際上，這些遷移者構成了城市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9]
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
由上述數據可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與勞動力流動規模不斷擴大并存的現象。按照經典的遷移理論，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是誘發人口和勞動力流動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而勞動力流動又會縮小收入差距，但中國的事實并非如此。理論與事實的相悖引起了研究者們的極大關注，學者們就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由于數據獲取等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影響的實證結果還較少。[30]從現有的研究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與數據不同，其得到的結論也存在差異。
1. 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
一些學者應用實證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進行了研究。Zhu（2002）使用probit模型的結構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證實了城鄉收入差距在中國農村向城市遷移過程中的正向作用。[31]蔡（1996）研究了本地農村人均收入與全國農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對于遷移的影響，發現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減少遷移。[3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分析了地區收入差距與人口流動之間的關系，其結論是，20世紀90年代末，遷移對地區收入差距的反應顯著提高。[33]Zhang和Song（2003）利用時間序列和橫截面分析，指出收入差距是省內遷移和省際遷移的巨大推動力。他們認為，既然省際遷移主要是從內地的農村遷往沿海的城市，那么任何減少內地與沿海收入差距的方法不僅可減少這種遷移，而且可為廣大內陸省份提供大量的發展機會。[34]Wu和Yao（2003）在人口無限供給的假設條件下，運用需求導向模型，對中國的省際遷移與省內遷移進行了研究。其結論是，城鄉收入差距是遷移產生的原因，但除此之外，還存在著其他決定勞動力流動的因素。[35]王春超（2005）也有相似的觀點，他利用相關的調查數據分別從“收入差異和勞動力流動性”以及“勞動力就業集聚”兩方面做出檢驗，得出的結論是，城鄉收入差異并不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原因，農民在轉移過程中將愈來愈關注其轉移的成本以及決定其轉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36]
在家庭層面上，Hare（1999）發現人均生產性資本對遷移沒有顯著影響，但是，人均生產性資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轉移持續時間增加2%。[37]都陽等（Du，et al.，2005）研究了中國的遷移與農村貧困的關系，結果顯示，處于貧困線附近的家庭比那些更富或更窮的家庭更傾向于遷移。[38]杜鷹（2006）在對四川和安徽兩省調查資料的分析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即中等偏低收入戶往往是外出打工的最大受益者。對于最低收入戶和貧困戶而言，他們主動利用這個機會的能力是有限的。[39]因為，某些基本條件的缺陷制約了他們的遷移。[40]
Zhao（2005）指出，這些發現與Harris-Todaro兩部門模型一致。然而，已有的研究沒有回答V形的城鄉收入差距對于勞動力流動趨勢的影響，且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對遷移決策的影響的實證結果還太少。[30]
2. 勞動力流動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從現有的文獻看，大部分學者認為遷移會縮小收入差距。如段平忠等（2005）認為，中國人口流動地區分布的差距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地區差距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人口流動對增長差距的收斂作用明顯。[41]跨地區勞動力流動會縮小地區差距，其作用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區的勞動力外流，會緩和這些地區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就業壓力；二是勞動力流動為中西部地區帶來了大量的匯款，對流出地區農民收入的增長起了直接支撐作用（王小魯和樊綱，2004）。[18]然而，遷移縮小城鄉或地區差距并非是無條件的，而戶籍制度的繼續存在使得這些條件不能滿足，以致遷移不能發揮其縮小地區差距的作用。[1]姚枝仲等（2003）也有類似觀點，他們認為，勞動力流動除了能使地區間要素收入相等以外，還能改變各地區的需求結構，削平地區間要素稟賦差異，最終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相等。他們的經驗分析表明，由于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受到較大的限制，勞動力流動還沒有對地區差距縮小發揮重要作用。[42]林毅夫等（Lin，et al.，2004）通過估計遷移者對收入差距的反應彈性，認為遷移的確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他們也觀察到，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仍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33]
一些學者也有不同的觀點。如李實（2003）指出，農村勞動力流動對整個農村收入差距的縮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勞動力流動在一些富裕地區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貧窮地區卻起到了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這是因為，在富裕地區外出的勞動力主要來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貧窮地區則主要來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2]因此，現階段僅依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并不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張慶等，2006）。[43]同時，遷移并不能通過自身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Du，et al.，2005）。[38]而完全相反的結論是，跨省勞動力流動的結果反而擴大了地區間發展差距（孫自鐸，2004）。[44]
3. 為什么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收入差距
多數學者認為，包括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是中國勞動力流動未能縮小收入差距的決定因素。
Whalley和Zhang（2004）通過一項模擬表明，③一旦取消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勞動力流動的障礙，現存的收入不平等則會全部消失。[45]蔡則更深入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遷移能夠縮小城鄉或地區差距需滿足一定的條件。根據理論分析和世界各國的經驗，他歸納了四個條件：一是遷移應反映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這種結構性變化；二是流入勞動力有機會且比較穩定地實現就業轉換；三是城鄉總產出分配格局應從不均等趨于均等；四是勞動力流動應是不受制度約束的自由流動及長期行為。一旦社會的遷移活動不符合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條件，勞動力流動的擴大就不能保證收入差距的縮小。就中國而言，計劃經濟時期遺留至今的制度，使暫時性的勞動力流動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遷移，其結果是，雖然遷移規模擴大，卻沒有相應帶來收入差距的縮小。[1]
韋偉和傅勇（2004）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導致勞動力流動沒有縮小收入差距：一是中國由于存在許多制度障礙，流動成本非常大，使農業勞動者在城市的工資超過農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動成本抵消。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的工資收入被固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一方面，農村勞動力在農村的收入較低，純收入更低，導致其在城市就業的機會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城市勞動力需求還不足以吸收全部農村剩余勞動力，所以，農業平均勞動生產率及農民收入還未能因農村人口的轉移而得到明顯提高。這樣，無論農民選擇進城還是選擇務農，其收入都不高。三是撇開流動成本抵消作用來看，農村勞動力無法進入具有高工資和福利的計劃控制部門，這部分差距處于制度保護之內，不能通過人口流動或市場機制來解決，這是導致我國城鄉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在市場主導部門，農村勞動力因其具有較少的人力資本稟賦而在城市中只能獲得較低的報酬，這也是人口流動沒能縮小城鄉差距的原因。[8]同時，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也使得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能縮小。[33]
四、解決勞動力流動未能縮小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在現有的研究中，大多學者還是主張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就政府應發揮的作用而言，學者們的觀點不盡相同。
在轉軌過程中，勞動力流動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是一種制度現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戶籍制度等對勞動力永久遷移的約束，從而不能滿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條件。所以，應改革戶籍等制度，減少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蔡，都陽，2004）。[29]從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角度看，最有效的方法是完善政府職能、加強宏觀調控，利用政策導向引導流動人口向“后發地區”流動，逐漸消除地區差異。同時，加快城市化進程，促進人口向城市流動，也可成為解決地區差距的最有效辦法（段平忠，劉傳江，2005）。[41]
Zhang和Song（2003）則認為，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步伐、規模受經濟增長和發展水平的影響。由于工業與城市社會服務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限，以及經濟增長導致的大量城鄉遷移和城市化等因素帶來了一系列失業與貧窮問題，因此，要抑制失業，政府有必要采取控制城鄉遷移的措施。另外，政府還應著手解決因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而帶來的城市遷移人口增長問題?？梢圆扇煞N政策：一是創造更多的城市工業和服務業崗位；二是限制勞動力流動。[34]
韋偉和傅勇（2004）認為，應立足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來調整城鄉關系的扭曲，在城鄉壓力逐步釋放的同時，改革傳統的城鄉體制。另外，各級政府應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8]
五、研究的困難及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從眾多的文獻看，真實且充分的數據對于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難莫過于獲得適用的數據。目前我國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真實統計數據不僅非常缺乏，[46]而且普查數據與現實不符的問題嚴重。{4}有關收入差距的數據也不能真實地反映事實?，F有研究所討論的收入差距都是以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純收入數據為基礎，但是，按照國際規范的個人收入定義，中國官方統計資料中的城鄉居民個人收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問題，其中城鎮居民收入的低估幅度遠遠大于農村居民。[2]因此，從這一角度來說，對中國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關系的研究任重而道遠。
在經驗研究方面，還有很多有關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關系的問題需要驗證。農村流動勞動力進城就業無疑會對收入差距的變動產生多重效應，它會影響到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也會影響到城鎮內部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從而影響到城鎮內部的收入差距，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較大影響。然而，這些效應是隨著時間的變化、勞動力管理制度的變化和勞動力市場競爭程度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的。對這些變化進行經驗上追蹤驗證是完全必要的。[2]此外，對不同地區勞動力流動的跟蹤調查，從社會學角度進行研究較多，而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勞動力流動前后城鄉與地區差距變化的實證研究較少。試想，如果沒有大量的流動勞動力，我們的收入差距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況？類似于這方面的研究很少。事實上，這是中國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最有說服力的研究。
此外，在諸多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們多采用抽樣調查和典型調查的方法，因而使用規范的定義和利用合理的調查與分析方法是獲得科學結論的關鍵。由于采用不同的樣本，或者使用不同的收入和轉移勞動力的定義，或者利用不同的測量方法等，往往都會得出不同的估計結果。正如前述的研究成果，雖然增進了人們對收入差距與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但仍存在一些假說性的解釋未得到經驗的驗證。而且，有些模型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切實際的假設之上，[47]因而對問題的解釋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約。勞動力轉移會縮小地區差距和城鄉差距的理論預期與現實不符，形成了一個悖論。[48]這要求研究者通過獲得更真實的數據，借鑒更先進的方法，把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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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此處的分析均為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
② 近鄰流動是指人口在縣內或市內各鄉、鎮、區之間的流動；中程流動是指人口在省內跨縣、跨市的流動；遠程流動是指人口的省際流動。
③ 這里，他們的假設是戶籍制度是勞動力流動的惟一障礙，或者說，存在戶籍制度就意味著勞動力不能流動。參見蔡的《中國收入差距和貧困研究：我們知道什么，我們應該知道什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工作論文系列四十二，2005(b)，第1期）。
④ Johnson（2003）通過對中國1990年和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指出，中國省際遷移的數據沒有包括數以百萬計的只是遷移但未登記的人口。此外，兩次人口普查對城市居民定義標準的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對遷移的估計。就業的種類沒有完全包括在城市就業之內，嚴重限制了對就業的估計。還有，擁有大量就業來源的中國農村，沒有可獲得的就業數據來源渠道，其就業數據嚴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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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城鄉轉移 農村剩余勞動力 收入差異
為了探尋我國農村人口大規模城鄉遷移的原因，本文主要分析我國農村和城市發展的現狀，從中對導致我國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由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一系列相關因素進行簡要的分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我國更好解決農村人口的城鄉遷移中的問題提供一些的意見。
一、 我國農村人口城鄉遷移現狀分析
農村建設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措施?！叭r”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增收問題,而增收的關鍵是減少和轉移農民,這就使我國農業就業比重明顯下降,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迅速上升,從而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年齡結構較輕,據農業部調查,2005 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平均年齡為30. 8 歲,比全部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低9 歲。二是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未轉移的農村人口,據農業部2005 年調查,農村外出就業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 0年,比留在農村的農業勞動者多1. 5 年;外出就業的勞動力中接受過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數占46. 3 % ,比全部農勞動力高出9. 6 個百分點。三是生存發展能力較未轉移出的農村人口強,目前相當一部分向城市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常年往返于城鄉之間,他們農忙時在家務農,農閑時外出務工,在外面積累了一定的社會閱歷和精神財富,這使他們比其他農民具有更強的經濟生存能力、社會適應能力和發展能力。特別是很多新一代的年輕農民,外出打工已非完全為謀生計,而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另外，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億人,占全部就業人口近1/3。我國建筑業的50%、煤礦采掘業的80%、紡織服裝業的60%和城市一般服務業50%的從業人員均來自農村，農民工已成為城市勞動者的主體。但是，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逐年增加，就業壓力和轉移難度越來越大。目前，我國有4.9億農村勞動力，還有超過1.8億有待轉移。2020年之前，平均每年大約有1000萬人需要從農村轉移出來。
二、 導致我國勞動力城鄉遷移的因素分析
下面我們簡要的從城鄉收入差距這一因素著手，分析我國的勞動力城鄉遷移的主要因素?，F階段，我國人口遷移的主要方向是農村向城市遷移、由西部和中部地區向東部地區遷移、有邊疆和內地向沿海遷移。
下面，通過統計資料對上述相關收入情況作一個比較：
第一，城鄉收入差異：
從上圖可以看出，近三十年來，我國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變動。特別是從1986年以來，作為反映一個國家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我國的指標不斷的升高。并且已經突破了國際上所公認的0.4的警戒線。
經濟轉軌過程中，收入差距的擴大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就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收入、地區收入、城鄉內部收入等方面的差異不斷擴大。而其中的城鄉收入差異尤其引人注意。
第二，地區收入差異：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對國土進行東、中、西的劃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東中西部地區各自的經濟發展，無論是從經濟總量還是經濟的增長速度，與以前相比，都有了極大的提高。但是各地區相對的收入差距卻日益增大，東部沿海地區發展很快，西部和中部相對較慢，這也成為我國中西部地區人口向東部遷移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不難得出，由于我國的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差異，造成農村人口、中部和西部人口，對于遷移后的收入形成較高的預期（預期收入大于在農村所得的收入），因而形成了目前我國人口遷移趨勢。
除了上述主要促進因素外，作為中國這一發展中的大國，還有一些其他因素促使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城鄉轉移。具體來說，有如下幾個方面：
1、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
改革開放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在確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效率,同時使大量隱性剩余勞動力顯化。過剩的農業勞動力成為城鄉遷移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由于農業產值的下降和農業收入的降低,土地在農民增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生產要素轉而變為提供保障和抵御風險的資產,土地轉而成為農民社會保障的主要依賴。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性質,使得遷移的農民由于擔心在新一輪的土地分配中失去土地而紛紛回到農村,“循環式遷移”成為中國農村城鄉遷移的主要形式。
2、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
隨著各地區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將會釋放出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會加入到未來城鄉人口遷移的大軍阻礙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因素。
3、農村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人口城鄉遷移存在倒.U型關系，即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稟賦的農村勞動力優先選擇的不是異地轉移，而是選擇在農村的非農產業就業。從遷移人口的文化程度來看，遷移人口的受教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上，其中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遷入人口又占到遷移人口的絕大多數，即中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農村人口城鄉遷移倒U.型關系的拐點可能為初中文化程度。
三、結論
綜上所述，促使我國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轉移是由我國的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是由上述幾個多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本文認為,一方面要調整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推進城市化進程。另一方面又要保證這種差距在適當的范圍之內, 控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另外，加快城鎮化步伐, 提高城市化水平, 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拓展更加廣闊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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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經濟發展；理論綜述；國外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4-0124-02
國外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淵源已久。1691年威廉?配第根據當時英國國情明確指出：工業往往比農業、商業往往比工業的利潤多得多，因此勞動力必然由農轉工，而后再由工轉商；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在此基礎上計量和比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業人口在三次產業中分布結構的變動趨勢，并揭示了其演變規律，指出勞動力分布結構變化的動因是產業之間相對收入的差異[1]，由此形成配第―克拉克定理。但這個問題直到20世紀50年代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的建立起才開始受到重視，并逐步形成了理論體系。
一、宏觀視角
1.劉易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二元結構模型[2]。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二元結構的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化的理論模式。他認為，在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社會里，勞動力供給具有完全彈性，只要工業部門高于農業部門維持生計的固定工資水平，就可獲得無限供給的勞動力[3]。工業部門吸收農業部門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代替資本，所獲超額利潤被用于再投資進行新的資本擴張，吸收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過程中，傳統農業部門逐漸擺脫剩余勞動力負擔，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就會提高，從而得以擺脫低效開始真正發展。此時，二元結構經濟轉換為同質的一元現代經濟。
2.拉尼斯―費景漢模型[4]。1961年，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費景漢針對劉易斯模型的不足進行修正和擴展，并在合作的論文《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拉尼斯―費景漢人口流動模型，1964年又在《勞動力剩余經濟的發展》中對此進行系統的闡述。他們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由一種無阻礙過程變為一種有可能受阻的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農村勞動邊際生產率等于零階段，勞動力轉移不會受到阻礙；二是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大于零小于農業平均固定收入階段，勞動力轉移將會受到農業總產出下降的影響；三是農業邊際生產率大于不變制度工資的階段，勞動力轉移受到阻礙[5]。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人口增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阻礙，確立“臨界最小努力”的概念和準則，擴大了剩余勞動力的范疇。
3.托達羅的鄉村―城市勞動力轉移模型[6]。1969年，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發表《人口流動、失業和發展、兩部門的分析》，闡述了鄉村―城市勞動力轉移模型，回答了為什么農村向城市的移民過程會不顧城市失業和隱蔽失業的存在而繼續進行，從而補充了劉易斯―費景漢―拉尼斯模型。托達羅模型的出發點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移民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作出的，并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決策不僅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還取決于城市就業率和失業率，即：第一，如果城市的預期收入超過鄉村收入，鄉村向城市的流動就會繼續；第二，當人口流動迫使城市工資下降，或迫使城市失業率上升，使城市的預期收入等于鄉村收入時，流動就會停止；第三，當鄉村收入大于城市預期收入，就有可能出現勞動力向農村的“回流”。
4.喬根森二元經濟發展模型[7]。1967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爾?喬根森在《過剩農業勞動力和兩重經濟發展》一文中依據新古典主義的分析方法提出農業產量的盈余對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作用，創立喬根森模型。喬根森認為，農業人口向非農業部門轉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費結構的變化，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當農產品需求被滿足時農業發展就會失去需求拉動，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就會轉向需求旺盛的工業部門；農業人口向工業部門轉移的基礎是農業剩余而非邊際生產率為零或雖然大于零但小于實際收入水平的勞動力的存在；農業與工業兩個部門的工資水平都決定于技術進步率和資本積累率，由于技術進步率和資本積累率總是提高的，因此工資水平是上升的。
二、微觀角度
1.貝克爾家庭經濟學[8]。1964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在《人力資本：特別是關于教育的理論與經濟分析》一文中運用微觀經濟學方法分析了大量的社會學問題，并引入時間的機會成本概念，研究了廣泛的家庭行為，如生育行為、婚姻市場以及家庭勞務分工問題等，形成家庭經濟學理論。貝克爾認為家庭跟其他理性的經濟人一樣，每天都要進行投入與產出相比較的生產決策，合理地分配以試圖達到最佳組合，以求得家庭成員在收入和時間的雙重約束下獲取最大的滿足，實現家庭生產效用最大化的目標。
2.斯塔克新遷移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奧迪?斯達克等人提出新勞動力轉移理論，他們認為遷移決策不是由相互孤立的個人行為主體單獨作出，而是由相互關聯的人所構成的較大的單位（例如家庭）作出的。在這種單位里，人們集體行動以求預期收入最大化、風險最小化，緩解與除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各種各樣的市場失敗相關聯的各種約束[9]。在他們看來家庭成員的遷移不僅能使該家庭的絕對收人有所增加，而且能提高其家庭在當地社會的地位，回避農業生產的風險，減少長期收入的波動。
3.推―拉理論模型[7]。20世紀50年代唐納德?博格在拉文斯坦和巴格內研究基礎上系統提出人口遷移的“推一拉理論”。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人們遷移是兩種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結果，一種是拉動人口遷移的積極因素，包括在遷入地有較多的就業機會、較高的工資收入、較好的生活水平、較完善的文化設施和交通條件等；還有一種推動人口遷移的因素，主要包括遷出地的農業生產成本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剩導致失業和就業不足、較低的收入水平等等。這一理論對影響勞動力流動的社會、經濟及制度因素做了綜合。
4.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1960年，西奧多?W.舒爾茨在美國經濟協會的年會作了題為《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同年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提出人力資本是當今時代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10]，并從人力資本投資角度來解釋勞動力遷移行為，認為勞動力遷移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形式，由于人力資本投資要支付成本，因此只有勞動力遷移的預期收益大于遷移成本時，其在產業間或地區間的轉移才會發生。
三、文獻述評
1.國外學者的宏觀經濟角度分析述評。國外學者的宏觀角度分析多在嚴格假設條件之下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進行分析，這與中國實際國情并不相符。但隨著理論的開展和持續研究，限制條件逐步放寬，雖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卻對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解決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是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競爭前提下闡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忽視了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但該理論闡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較為接近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為研究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和新方法；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強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需要農業和剩余，這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鄉對立運動的一些客觀規律，但它假定農業勞動者的工資不會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這顯然與不事實符；托達羅模式引進了“期望收入”的概念來取代城市的實際收入，從而較好地解釋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化大規模轉移與城市高失業率持續并存的現象，但該理論假定農村不存在剩余勞動力，這與人多地少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不相吻合；喬根森模型強調農業發展和技術進步，重視市場機制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作用，但它假設在存在農業剩余時，糧食需求收入彈性為零，這個顯然與事實不符。
2.國外學者的微觀經濟角度述評。國外學者的微觀角度則多從個人或者家庭的角度出發來研究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社會生活中的經濟行為。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合理的分析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原因和目的，并為其提供了經濟學理論依據，對研究單個個體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該理論以經濟人為假設前提，并不符合現實情況；新遷移經濟學雖然迄今為止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模型，但卻其若干假設和觀點為研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問題提供了嶄新的思路，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作出了合理的解釋；“推―拉”模型從城鄉兩頭考察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較好地說明了轉移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所需承載的壓力和動力，對中國以及各個地區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選擇仍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為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是研究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可或缺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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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勞動力遷移；擁擠成本；公共支出
中圖分類號：F06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4.009
一、引 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鄉與區域經濟發展和交流的深化，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規模日益擴大。2010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規模高達2.6億，占全部人口近20%，其中跨省流動人口8 500萬。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了2.41個百分點，而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的比重都在下降[1]。雖然戶籍政策限制了城市戶籍人口的擴張，但是城市實際就業和居住的人口顯著增長[2]。以上海市為例，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來滬常住人口占39%，與2000年相比，10年間增長了159.08%，年均增長率為9.99%[3]。大量的勞動力流入一方面給流入地區帶來了豐富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教育設施、社會治安、城市交通等這些準公共品的擁擠問題，給地方政府帶來了潛在的財政壓力。
在經典的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理論框架下，勞動力遷移與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緊密相連。較早的Tiebout模型[4]探討了居民可流動情況下的公共產品提供過程，認為居民根據地區間的支出-收益組合來選擇居住地區，在提供不同公共服務的社區間自由流動可以充分顯示他們對公共產品的偏好，通過“以腳投票”實現公共產品的最優配置。然而，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條件下，某一地區執行較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會激勵低收入者蜂擁而至，并迫使高收入者不斷外遷，從而導致整個再分配水平的下降?？紤]到上述因素，Musgrave和Oates[56]提出應該由中央政府來執行收入再分配職能。Boadway[7]進一步提出一個普遍適用的結論，即只要地方政府預算具有再分配職能，則高收入地區將因財政原因而吸引勞動力流動，從而擁有較多的人口；如果地方政府預算具有累進性，則存在勞動力向低收入地區流動的傾向。Aronson[8]認為這種因財政待遇差異而非要素價格差異所引起的人口流動會擴大原有的財政性不公平，并且還會產生資源配置的效率損失。
地方政府在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和收入再分配能力方面處于兩難境地。在現實中，地方政府通常針對大規模的勞動力遷入采取兩大類舉措：一是使勞動力流動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從而增大他們的遷移成本；二是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勞動力實行有差別的再分配政策，從而改變了他們的預期收入[9]。因此，勞動力遷移除了受到遷出和遷入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增長速度、工資水平、失業率和預期收入等多種因素影響之外，還受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影響。
政府公共政策從兩方面影響勞動力的遷移。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支出能夠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勞動力的工資，勞動力將從流動中獲益，增加了對勞動力遷移的激勵。當然，隨著勞動力的不斷遷入，公共服務變得更擁擠[1011]，公共支出對產出的貢獻下降，勞動力工資水平下降，勞動力流入減少。另一方面，政府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延伸到公共預算的收入方面。遷入勞動力為政府公共支出提供融資，高的公共支出需要高的稅率，這就降低了地區間工資（征稅后的凈工資）的差距，對勞動力遷移產生負向激勵。這兩種相反的效應同時起作用，哪種效應占優？即分析政府公共支出對遷移的凈效應非常有意義。另一個問題是，政府公共政策對遷移率的影響在短期和長期是否相同？
財政分權經典文獻主要通過總額稅、轉移支付和政府支出等工具改變要素所有者的凈收入，從而決定勞動力遷移的機制。而本文基于政府在公共健康服務、教育和維修道路等方面的支出對生產率和工資有全局的影響，在遷移模型中把政府支出作為一種主要的生產要素引入到生產函數中，并考慮公共服務的擁擠效應，分析公共支出影響勞動遷移率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以及政府公共支出對勞動力遷移的短期影響和長期效應。
二、模型的基本框架
（一）基本假設
本文主要基于Barro的考慮政府支出的內生增長模型和Clemente等的勞動力遷移模型[1011]進行了分析，提出了4個基本假設。
假設1：一個經濟區當中包括兩個地區，一個是經濟發達地區（本地），另一個是其他地區（外地）①，類似于Baldwin & Forslid給出的中心地區和地區[12]。經濟發達地區由于技術先進和生產率水平高等原因，比其他地區工資高，因而吸引外地勞動力遷入。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力是L，它的增長取決于自然人口增長（一個外生的增長率n）和內生的遷移率（mt=Mt/Lt。式中：M為流入的勞動力數量）②，tLt=nLt+MtLt=n+mi。
假設2：勞動力的遷移面臨一定的遷移成本。假設遷移成本與其他地區的凈工資（可以看作是遷移的機會成本）成正比，與經濟發達地區的遷移率成正比。即：
式中：mc為遷移成本；τf為其他地區政府對工資收入的征稅比率，wf為其他地區的工資水平。遷移成本對遷移率是遞增的、凸的（ζ'>0，ζ″>0）。這個遞增的關系反映了一些沒有在模型中明確考慮的因素，例如交通成本、社會成本等。
假設3：資本在地區之間能夠完全自由流動，各地區的利率是完全一致的。
假設4：增長是外生的。本文的聚焦點是有關遷移的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而不是增長的機制。為了進一步簡化模型，假設除發達地區之外的其他地區經濟都達到穩態，經濟增長速度更慢rfn。
（二）經濟主體決策分析
下面逐一分析廠商、政府、消費者三個經濟主體的決策。
1.廠商決策。按照Barro的思路，考慮到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夠提高廠商的生產率，將政府的公共支出引入到生產函數中。廠商使用資本（K）、勞動力（L）和政府公共支出（G）這三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采用的是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技術。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具有擁擠性?？偵a函數可以表示為：
式中：Y為產出；A為一個表示產出規模的參數，包含了固定要素（例如土地等）對產出的貢獻，A>0；γ為外生的生產率增長；參數α和β分別為資本和政府公共支出的產出彈性，α>0，β>0，且α+β
式中：y=Y/L，k=K/L，g=G/L。
2.政府決策。地方政府通過對工資收入征收τ的比率稅和發行公共債券D（赤字）為政府支出G進行融資。地方政府的預算達到平衡：D=G-τwL。
分別用和表示政府的公共債務水平和政府公共支出水平，都以相應變量占GDP的百分比來度量，其中=D/Y，=G/Y?？偟墓べY額為wL=（1-α-β）Y，那么有：
式中：（1-α-β）-1可視為一個考慮了公共債務的更加寬泛的稅率水平。
3.消費者決策。假設個人的收入來源于兩個方面：工資收入與購買債券的收益。個人將其收入用來消費和儲蓄，儲蓄全部用來購買債券。根據預算約束，個人選擇消費路徑以實現福利最大化。由于本文考察的重點是勞動力的流動，因此假設固定要素（把資本和勞動力之外的產出都歸為是固定要素帶來的）的所有者是不流動的。假設經濟發達地區初始的工資水平更高，（1-τ）w>（1-τf）wf，因此該地區的勞動力沒有理由外遷（畢竟遷移有一定的成本），因此最優的遷移與其他地區的勞動力相聯系。其他地區勞動力的決策不僅意味著消費的最優路徑，還包括地點的選擇。在時刻t，其他地區勞動力的問題可以歸結為：
或者（1-τ）ws+rsbs-mcs=cs+s（如果他遷移到經濟發達地區）
式中：u（cs）為效用函數；c為消費；ρ為跨期貼現率；b為債券持有額；為債券持有額的瞬時變化；r為債券的利率。
比較其他地區勞動力留在本地和遷移到發達地區兩種情況，兩種消費路徑之間的差異可以通過工資流和遷移成本的差異給出[13]④。我們定義一個變量B，表示凈工資差異的貼現流：
當這個值大于遷移成本時，其他地區勞動力遷移；小于遷移成本時，其他地區勞動力留在本地。因此，遷移的短期流動一直會持續下去，直到遷移成本等于收益：
三、短期、長期均衡和動態分析
假設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因此廠商支付給生產要素相應的邊際產品價值。實際利率等于資本的邊際產品，實際工資率等于勞動的邊際產品。根據生產函數，可以得到：
根據式（5）和（6），把工資表示為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口數量的函數，可以得到：
經濟發達地區的工資水平隨著人均公共支出的增加而增加，隨著勞動供給的增加而減少（因為擁擠成本的產生）。
根據式（2），可以把均衡的工資水平表示為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人口數量的函數：
（一）工資比率和遷移率的動態變化
為了分析穩態和遷移的運動路徑，首先考慮兩大地區工資比率的變化。從式（8）中可以看到，發達地區的工資水平的動態變化為：
/w=[γ-η β（n+m）]/（1-α-β）
假設勞動力遷移不會對其他地區（流出地）的人口增長產生顯著影響，則其他地區工資水平的動態變化是：
因此，相對工資比率wwf （發達地區工資比上其他地區工資）的動態行為方程為：
式（3）的遷移收益可以用相對工資比率重新表達為：
式（4）對時間t求導數，綜合遷移收益和其他按地區工資水平的動態變化，可以推導出遷移率的動態變化：
式（11）可見，短期遷移率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經濟發達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相對工資率，相對稅率，其他地區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和利率、遷移成本、生產技術參數和擁擠效應。其中，工資、人口增長率、經濟增長率、遷移成本這些因素在大多數文獻中都進行了考慮。而利率、稅率、生產技術參數和擁擠效應則是將政府公共支出引入到生產函數，并考慮公共服務的擁擠性后，影響到遷移率的一些新的因素，它們會對遷移過程產生暫時的加速或減速作用。
（二）相對工資和遷移率的長期均衡
相對工資和遷移率的長期均衡值可以根據式 （9）和式（11）在滿足?=0和t=0時求解得到：
從遷移率的穩態值中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第一，長期的遷移率取決于四個因素，一是人口增長率，其他地區較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口增長率越大，遷移率越高；二是經濟增長率，經濟發達地區較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率越高，遷移率越高；三是生產的技術參數，政府公共支出對產出的彈性越小，遷移率越高；四是公共服務的擁擠性，公共服務的擁擠性程度越低，遷移率越高。第二，公共服務的擁擠程度 η和政府公共支出對產出的彈性β表明了政府活動在遷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長期的遷移模式獨立于公共政策，不論是政府預算變量（公共支出、稅收），還是直接針對遷移成本的管理措施，對長期的遷移率都沒有影響。
（三）相位圖分析
除穩態之外的經濟的動態行為可以由工資率和遷移率二維度的微分方程組給出：
在式（14）中，設?=0，關于m求解，得到m=γ-γfηβ+nf-n（?=0曲線的方程）。這個遷移率正好等于長期均衡的遷移率m*，也是唯一的實現工資比率穩定的遷移率。?=0曲線與橫坐標軸垂直。
在（15）式中，設=0，關于求解，得到=1-τf1-τ[1+（r-γf-ηβnf1-α-β）ζ（m）]（=0曲線的方程）。遷移成本函數對m是遞增的，因此=0曲線是一條上升的曲線。見圖1。
圖1 相位圖和穩態
為了找到流水線應該具有的一般方向，對式（9）和式（11）的兩個方程求偏導數，得到：
根據式（16），當m增加時，?應經歷（+，0，-）的符號序列。所以箭頭在?=0曲線左方時應指向上方，而在右方時應指向下方。
根據式（17），當增加時，應經歷（+，0，-）的符號序列。所以m箭頭在=0曲線下方時應指向右方，而在上方時應指向左方。
按照這種箭頭會出的流水線給出了一個鞍點均衡。長期均衡的穩態特征可以通過檢驗雅克比矩陣得到⑤。它的跡TrJ=rf-γf-ηβnf1-α-β>0；而行列式DetJ=-（1-τ）ηβ*（1-α-β）ζ′（m*）
圖1表明，經濟沿著斜率為正的穩定分支接近穩態。當經濟發達地區初始的相對工資高于穩態值時，導致了比穩態更高的遷移率；而更高的遷移率使相對工資率的增加為負，逐漸削弱了相對工資的優勢。當工資的差距下降時，遷移率也下降，直到達到穩態值。相反，一個較低的初始相對工資與一個低的遷移率相對應。然而，經濟發達地區的生產率增長更快，使得相對工資率上升，這又加速了勞動力流入。在經濟向長期均衡移動的過程中，遷移率和相對工資率都會上升。
經濟發達地區增加遷移成本的公共政策對遷移率會有什么影響呢？假設遷移的收益不變，遷移成本的增加使得對遷移的激勵減弱，導致遷移率的突然下降。之后，經濟沿著新的穩定分支移動，直到達到新的長期均衡。見圖2。
圖2 遷移成本增加的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
增加遷移成本的政策雖然對遷移率造成短暫的下降效應，但是長期的遷移率并沒有改變。事實上，最終的遷移是經濟結構差異的結果，阻止永久遷移的政策應該著力于消除生產率增長的差距，以及人口增長方面的差距。正如我們從動態系統中看到的一樣，提高外地的生產率或者降低人口增長率，降低了其對遷移的激勵效應。如果外地最終達到了本地的生產率增長和人口增長，那么遷移的激勵就消失了。但是，由于更高的遷移成本，新穩態下的工資比率也變得更高，因此，更高的遷移成本對工資差距和人口規模有永久的效應。
四、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對遷移和人口規模的影響
前文的分析已經得出結論，長期的遷移率獨立于公共政策，不論是政府預算變量（公共支出和稅收），還是直接針對遷移成本的管理措施，對長期的遷移率都沒有影響。那么，是否意味著可以忽略政府對遷移的作用呢？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對短期的遷移率和本地的人口規模是否有影響？
政府支出增加了勞動生產率和工資，因此對勞動力的流入產生正向激勵效應。另一方面，給定公共債務水平，更高的政府支出意味著更高的稅率水平，從而個人的稅后凈收入和效用水平更低，對勞動力的流入產生負向激勵效應。因此，需要進一步討論占主導地位的效應，或者凈效應。而且，還應該考慮到移民的進入會增加稅收總額，因而增加了政府的支出能力。
從式（11）可以看到，提高本地稅率τ會暫時產生對遷移的負向激勵，這和更高的遷移成本的作用類似。因此，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確實對累積的遷移流動和本地的人口規模有重要的影響。
為了考察這個問題，可以把穩態下的本地工資的穩態路徑表示為：
根據等式=-τ（1-α-β），式（12）的長期工資比率可以表示為：
把式（19）代入到式（8）中，求解L，得到人口規模的方程為：
為了分析稅收或者政府規模對人口規模的影響，我們定義標準化的人口規模為L*n=L*te-（n+m*）t。這個變量將穩態下的經濟政策效應和人口增長效應分離開來。因此，更高水平的標準化人口規模反映了更多的勞動力流入，反之亦然。結合式（19）中的長期相對工資率的表達式和式（20），我們可以計算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對標準化的人口規模的彈性為：
彈性的符號取決于和β1-α（1-α-β+）之差，而兩者的大小關系并不明確。因此，政府規模和遷移之間的關系不是單調的。當政府公共債務占GDP的份額一定時，在政府公共支出較小的地區，公共支出的增加對瞬時遷移率增加有一個激勵效應。因為此時公共支出對工資的生產率效應超過了稅收效應。在政府規模較大時，公共支出的增加的稅收效應超過了對工資的生產率效應，對瞬時遷移率增加有一個負向激勵效應。在臨界點處，兩種效應正好相等，政府規模=β1-α（1-α-β+）時，標準化的人口規模達到最大。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標準化的人口規模呈現為倒U形曲線，見圖3。
圖3 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標準化的人口規模
公共債務占GDP的比率越大，說明通過稅收融資的政府支出份額越小，稅收對遷移帶來的負面激勵效應更弱，此時臨界值就越大。
另外，在其他情況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公共支出對累積的遷移的效應與公共產品服務的擁擠程度η負相關。當公共服務高度擁擠的時候，外地勞動力的進入很快降低了，因為政府支出增加帶來的生產收益。因此，在早期移民進入之后，其他勞動力進一步遷入的激勵就消失了。
篇6
關鍵詞：新遷移經濟學；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適用性
農村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轉移是各國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農村勞動力的鄉城遷移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如何理解農村勞動力轉移這種行為？許多專家學者對該行為進行了探索與研究，建立了相關的理論或者模型。其中最為突出的，當屬新遷移經濟學。
一、新遷移經濟學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據Stark（1991）的論述，新遷移經濟學建立在四個基本前提之上。
1.遷移決策并不是獨立的個體行為，而是更多相關的人組成的一個更大的單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為。與新古典遷移理論把遷移決策作為獨立的個體行為不一樣，新遷移經濟學將遷移研究的關注點由獨立的個人轉向了相互依賴的個人。如此以來，家庭內部的一些行為（如匯款行為）就被納入了遷移理論的研究范圍，而且，在分析勞動力市場時，遷移者的行為和績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遷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約束來加以解釋。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同時也為了最小化家庭風險。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城鄉之間存在工資收入的差異，還存在著其他能夠引起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比如，農業部門受到惡劣的氣候因素影響，農產品歉收，家庭的農業收入大幅下降，家庭還可以從遷移者那里獲得工資性收入（通常是以匯款的方式）以補償農業歉收的損失。從根本上來說，勞動力的遷移并不像水的流動那樣，必然從高處流向低處。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場體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遷移現象將不會發生。新遷移理論指出，在發達國家，家庭的風險通常由保險公司或者政府項目得到保障，但發展中國家還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險市場，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過將勞動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場以分散風險；同時，發達國家擁有相對發達的資本信貸市場，家庭獲得投資啟動資金的代價較小，可能性較大，而這在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輕易實現的。在現實生活中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諸如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問題，比如，居住在偏遠落后地區的農村居民無法了解到發達地區某項產業的發展狀況，那么，對于這樣的家庭來說就有了遷移的欲望。決策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人們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與一定的群體相比較，由此會產生一定的滿足或者失落感。新遷移理論認為，家庭決定其成員的遷移，不只是為了提高其絕對收入，同時，也是為了提高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為了減輕在某一參照系內的相對貧困感。人總是有與周圍的人作比較的心理，如看到鄰居遷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遷移的動機。
新遷移經濟學試圖以上述四個前提為基礎解釋農村勞動力遷移問題。該理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在更廣闊、更復雜、更真實的背景下討論遷移行為，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其主要思想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戶通過家庭成員的遷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級生產技術中的兩個主要的障礙，即投資資金的匱乏（信貸市場的約束）及風險規避工具的短缺（保險市場的約束）。解釋了家庭這樣的主體為什么、在什么時候會發現最有利的時機，在若干市場上采取戰略性的行為，并在這些市場間進行勞動力分配，使其行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出現。
二、新遷移經濟學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國的適用性
上述新遷移經濟學的四大基本前提，與我國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些特點比較吻合。
（一）關于遷移的決策主體
新古典遷移理論或者模型都將遷移者個人作為遷移決策的主體。這種假設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現實情況的。新遷移經濟學與其他遷移理論不同的關鍵點就在于它認為遷移決策不是由孤立的個人單獨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聯系的人所構成的較大的單位（如家庭或家戶）作出的。不同遷移決策主體的假設，對于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政策的設計和政策的實施效應是有著直接影響的。
在現實中，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決策通常是由轉移者和非轉移者群體（其他家庭成員）聯合作出的。而轉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轉移者和非轉移者群體之間隱含的契約安排中所規定的分配規則在二者之間被共擔/共享的。例如，家庭轉移成員轉移需要的車旅費以及生活費都是家庭非轉移成員提供的，而轉移成員獲得收入后常以匯款的方式寄回家。新遷移理論的出發點由獨立的人變成相互聯系的人，即它將遷移看作是一種“有意識的戰略”，而不是一種絕望的或盲目樂觀的行動。
將家庭而不是個人置于遷移決策的中心是一個比較新的思路（當然這不一定非得意味著家庭成員全部遷移）。這種理論并不是忽略遷移個體行為，而是把個體遷移行為作為分析的基礎置于遷移框架之內。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種“聯盟”——一個由面對周圍的世界彼此承諾采取統一行動的單位。而家庭成員的遷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間或范圍經濟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規模不經濟。
由我國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的一些特點可知，把相互聯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戶）作為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的決策主體在我國更具合理性。這些特點包括：第一，在我國尤其是在農村地區，人們普遍有強烈的傳統家庭觀念。第二，我國農村地區的強化了農戶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與其留在農村地區的家庭之間存在著極其密切的聯系。在一項調查中發現，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當中，82%的人定期給農村家庭匯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農村家里看望一次（蔡昉，1996）。第四，根據近幾年許多新聞媒體的報道，越來越多的參與鄉城遷移或轉移的農民工在城市地區工作一段時間、有了一定的積蓄、學到相應的知識或技術后，紛紛返回家鄉創業。這些特點充分顯示了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個人與其在農村的家庭之間密切的生產生活聯系，也證明了農戶作為決策主體的正確性。
（二）關于遷移的動機
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嗎？對此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們集體行動以求不僅最大化其預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風險并緩解與除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各種各樣的市場失敗相關聯的各種約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遷移者僅僅是追求其預期收入最大化，那么，當城市預期工資收入與農村工資水平之間的差異為零時就不存在農村勞動力鄉城遷移。
在我國現實中，影響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城鄉之間存在工資收入的差異，還存在著其他能夠引起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因素，轉移的目的也是為了分散家庭風險，使其風險最小化。正如投資某個項目一樣，人力資本的分散投資也是為了規避風險。從嚴格意義上說，當個體是風險厭惡型時，他通常寧可接受當前某一確定的工資也不愿意接受與當前收入數額相等的一個含不確定的預期收入，于是工資零差異可能帶來農民由城市到農村的回流；而當他是風險中性或者偏好時，并且他對閑暇附加了一定的價值，那么，即便城鄉工資差異為零，遷移仍有可能。簡單地說，給定一個農村部門的工資水平Wr和一個更高的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Wu（假設從事城市部門工作的概率為p），并假設在兩個部門中的標準工作時間都是S，更具體地說，假設在農業部門工作S天可獲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門工作S天則可獲得Wu，即便pWu-Wr=0的情況下，農村部門的閑暇與工資搭配（0，Wr）則取決于城市部門的閑暇與工資搭配的狀況[（1-p）S，pWu]，從而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就會發生（Stark，1982）。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農村勞動力遷移的主要目標不僅僅是預期收入最大化，同時也為了最小化家庭風險。
（三）關于市場制度、金融制度與遷移的關系
新遷移經濟學第三個假設前提告訴我們如果市場體系和市場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遷移現象將不會發生。我國市場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經濟領域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不完整、不完善對于農村家庭的勞動力使用上、從而對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上必然產生一定的影響。具體來看：
1.農作物保險市場
無論什么時候，當一個農戶家庭將時間和金錢投入到播種某種作物上時，他們總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以產品的形式得到補償，他們可以將這些產品賣掉換成現金以購買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將這些產品用于農戶家庭的消費。但是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比如惡劣的氣候因素有可能會導致農產品的減產甚至絕產，從而使得農戶家庭面臨收入減少甚至難以維持生計的風險。同樣地，新的農業技術的引入（諸如高產良種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變農戶所面臨的風險。如果農業技術專家的意見是正確的，使用新的改良種子可以增加農民的產出；如果農業專家的意見是錯誤的，農戶便面臨著將來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風險。在發達國家，這一類的主觀和客觀風險是通過正規的保險體系來解決的。在這種保險體系下，農業生產者向保險公司或政府機構交一定的費用獲得相應的保險，以求在將來農業生產遇到損失時獲得相應的補償。一旦將來在生產過程中農戶遇到諸如干旱、洪水、新技術推廣失敗等風險，保險機構將按照所保險的農作物市場價值賠償農戶的損失，從而確保農戶的經濟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農作物保險無法得到，農戶就會傾向于通過將一個或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出去的方式來實現自我保障，以確保在即便出現收成下降的情況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資本市場
許多農村家庭除了追求現金收入、經營收入最大化外，同時也希望增加其資產的生產率，為此他們首先需要獲得用于追加投資的資本。比如，農戶會希望灌溉農田、施用化肥、購買良種、購買機械等，但他們可能同時缺乏用于購買這些投入要素的貨幣。非農民家庭會希望投資于家庭成員的教育或培訓、尋求獲得資本品用以生產某種能夠在消費品市場上銷售的商品，但是他們也可能缺乏用于這些方面的投入的貨幣。在發達國家，投資要么來源于私人儲蓄，要么來源于借貸。儲蓄也好，借貸也好，都取決于你能否順利進入一個健康的有效率的銀行系統。如果收入有波動，借貸還可以幫助抵御消費風險。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儲蓄制度是不穩定的或不發達的，借貸也是很困難的。這或者是因為農戶家庭通常缺乏獲得貸款的擔保，或者是因為借貸資本的短缺，或者是因為銀行系統的服務范圍有限等。對于低收入的農民家庭來說，唯一的能夠獲得貸款的渠道通常是來自于當地的高利貸者，這種高利貸由于交易費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卻步。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再一次被視作獲得資本來源的一個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過它積累資本用于改善生產效率、穩定消費水平。因此，處在這種處境中的家庭此時具有很強的將其某個家庭成員轉出農業生產領域、遷移至城市地區以增加儲蓄并通過往回匯款的方式將資本轉移回家庭的強烈動機。期貨市場
無論什么時候，一個農戶在播種時總是期望所播種的作物在將來收獲后會按照一個理想的、足以能夠獲得養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狀況的收入的價格出售。但是在整個生產過程中，卻始終存在著農作物價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從而導致家庭歉收的風險。在發達國家里，價格風險是通過期貨市場加以控制的。通過期貨市場，農戶可以按照現在確定下來的價格在將來出售其全部或部分農產品。如果未來價格跌至約定價格以下，則投資者承擔損失；如果未來價格升至約定價格以上，則投資者獲得盈余。許多發展中國家要么不存在期貨市場，要么雖然存在但低收入的農戶通常無法進入，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就提供了一種農戶自我保險、抵御由農產品未來價格波動而導致的收入風險的機制。社會保障
無論是農民家庭還是非農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員的收入維持。如果當地的經濟狀況惡化、就業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狀況就會由于收入的減少而受到威脅。在許多國家里，政府設立了相應的保障體系以保護勞動者及其家庭免遭這種風險。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里，這種針對失業者和傷病者的保險體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這同樣促使農戶家庭將其勞動力轉移出農村地區以求實現自我保障。而在我國，農民幾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會保障，這一因素對于農村勞動力的鄉城轉移不可能不產生任何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遷移就使得農民減緩了這一風險。
（四）社會環境與遷移的關系
新遷移理論認為，家庭決定其成員的遷移，不只是為了提高其絕對收入，同時，也為了提高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為了減輕在某一參照群體內的相對貧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動機，即相對剝奪、相對經濟地位變化、相對貧困（蔡昉、都陽，2002），以下都稱做RD。農村家庭之所以將某個家庭成員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遷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為了增加其絕對收入，也是為了改善家庭的相對收入水平（即相對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從而降低其與其他參照群體相比的相對貧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為代表的新遷移學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農村鄉城轉移的RD模型。他們認為單位i的效用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絕對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帶來的相對失落。由效用對絕對收入、相對貧困的偏導可知，效用隨著其絕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隨著RD的增加而減少。假設F（y）為累積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個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說是y +Δ） 而產生的不滿足感，那么，該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對貧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況下，這一表達式等同于以下兩項的乘積：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這些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與y之間的平均差距（額）。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給個體帶來的效用不僅在于絕對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該收入在特定參照群體內的位置，即人們總是把自己的收入與特定群體內的他人的收入比較。該思想更貼近中國的實際。
為了進一步理解相對收入這一概念，我們假設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貧困家庭的收入不變，那么貧困家庭的相對貧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與相對貧困程度呈負相關，那么，即便貧困家庭的絕對收入和遷移后的預期收入保持不變，只要通過其家庭成員的遷移可以改善其在所處參照群體中的相對收入水平，該家庭參與遷移的動機依然會增強。由此可以說，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變化，該家庭參與遷移的概率會增加。制約了貧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機會的種種市場失敗也會增加遷移對貧困家庭的吸引力，因為此時通過遷移貧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對收入狀況。
相對收入（貧困）因素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也能夠找到相應的佐證。在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過程中，雖然農村地區各類家庭的總體收入水平與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著較大的差距，但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參與轉移的農民工中，在參與轉移前其家庭在農村中處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數。這說明遷移與原本農民家庭在農村的相對收入水平是有著相當明顯的聯系的，也說明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地區轉移時在其轉移動機中是有著較強的對家庭相對收入水平（或相對貧困狀況）的考慮的。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具體分析來看，新遷移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與我國農村及農業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實際情況是基本吻合的。在這些前提下，沿著新遷移經濟學的思路來分析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問題，應該說不存在什么難以逾越的理論和邏輯障礙。
三、對待新遷移經濟學分析思路應有的態度
在運用一種理論分析我國現實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對它采取科學的態度，既要堅持又要發展的態度。最近幾年來，我國勞動力轉移勢頭較猛，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理論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釋這種行為。而新遷移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也就引起了國內外遷移理論研究領域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根據以上新遷移理論與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適用性分析，我們在運用這一理論分析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時，有如下幾個方面是需要明確的：
第一，新遷移經濟學與新古典遷移理論關鍵性的區別有兩個，一是遷移決策主體的不同，二是遷移動機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異包括政策含義的不同都是由這兩點衍生出來的。其中，遷移動機的假設不同，是導致新遷移經濟學區別于其他遷移經濟學理論流派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遷移經濟學在理論前提、相關假設方面與我國國情的高度吻合決定了它對于分析發展中國家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問題有較強的適用性。但是，它并不是為中國勞動力轉移問題提供了具體的分析方法，因此我們在分析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行為時，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遷移經濟學提供的分析方法為指導，對我國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三，任何一個經濟理論都不能包羅經濟世界的全部現象，新遷移經濟學也不例外，我們在用新遷移經濟理論指導我國的實踐時，同時，也要學會借鑒其他遷移理論的科學方面，將此結合起來，用來更好地指導我國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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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家庭分工；勞動力數量；可替代收入渠道；務工；務農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3-0090-07
從理論邏輯上看，農村居民選擇在家鄉務農，還是選擇進城務工，對于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農村居民務農是保證農業持續發展，特別是糧食生產穩定的基礎性條件；另一方面，農村居民進城務工是工業化生產勞動力需求的主要來源，也是推動城市化進程的決定性因素。從社會現實角度看，近年來，中國國內的農民流動又出現了一個近似悖論的現象，那就是，“農民種地不賺錢已經成為一種相對性的社會事實”，但東南沿海工業城市卻出現“民工荒”，大量農民工選擇返鄉務農，出現了農民工“回流”現象。這些都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了這樣的現象？或者說，是什么因素影響農村居民在務農與務工之間作出選擇？
一、文獻回顧
已有的研究對農村居民務農務工選擇的探討，就宏觀層面而言，主要是照搬或沿襲西方學者的研究路徑，來討論和考察影響城鄉人口流動的因素。簡單地，可以把這些討論大體上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主要強調城鄉收入差異對于農村居民城鄉流動的決定性作用。如托達羅認為有兩點對于農村居民遷移到城市具有重要意義：一是城市真實收入差距，二是獲得城鎮工作的概率。這二者相結合可以理解為農村居民遷入城市的預期收入，如果長期預期收入低于農業生產的收入，農民就不會遷入城市，做定居計劃，即使是進城務工的農民也不得不像鐘擺一樣，選擇“往返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第二種觀點，主要強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數量多寡對于農村人口城鄉流動的影響，認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是農民進城務工的前提。圍繞現在中國農村勞動力剩余數量有多少，或者說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的問題，學術界進行了大量的討論，以蔡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已經不多，劉易斯轉折點已經來臨。
這些宏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但就近期形勢，特別是國內工業化發展水平來看，要想讓農村居民迅速市民化還存在諸多的困難，尤其是存在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城鎮就業崗位相對不足和勞動力市場分割所造成的務工收入不足問題。所以，避開鄉一城移民的視角，直接從微觀層面研究現階段中國農村居民的務農務工選擇也許更具有現實重要性。令人可喜的是，國內學者已經開始著手這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雖然采用了不同的理論視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得出了一個相近的研究結論，即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差距是決定農村居民選擇務農還是務工的關鍵原因。
綜合來看，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已有的文獻研究均未能意識到城鄉收入差異僅僅是影響農村居民選擇務工還是務農的一個方面，而且，城鄉收入差異并不能很好的解釋近年來的農民工“回流”現象。第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個體決策的視角來分析農村居民的務農與務工選擇問題，而未能認識到家庭分工對農村居民外出務工的制約；同時，這些研究對農村勞動力剩余數量估算，無論是采用何種理論依據，使用何種估算法，都是對農村總體剩余勞動力數量的估算，而未能從家庭分工的視角，以家庭為單位進行估算。但在中國下，家家有田種，家庭作為一個經濟、政治和精神共同體，勞動力的分配必須滿足每個家庭分工的需要，所以農村勞動力剩余的計算必須以家庭為單位，即考察家庭勞動力數量的影響。第三，已有的定量研究均采用地方性的，比如某個省市的數據作為數據分析的基礎，缺乏利用全國性的大型調查數據作為支持，存在樣本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綜合已有相關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我們需要用一個比城鄉收入差異更為宏大的概念來理解農村居民務工與務農的選擇，這個概念就是“可替代收入渠道”。本文中，筆者把可替代收入渠道定義為：除了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特別是在城市中可能取得的，可以替代農業生產的，為農民提供穩定經濟收益和養老、醫療保障的收入渠道。本文將利用全國性的調查數據，采納家庭分工的視角，主要考察農村“家庭勞動力剩余”和“可替代收入渠道”對于我國農村居民務農務工選擇的影響。此外，基于移民健康效應理論，筆者還將考察“移民健康效應”在農村居民務農務工選擇中的影響。
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由于每個農村家庭農業生產勞動力需求標準的不確定性，我們不去評估和考察每個家庭在滿足農業生產之外的剩余勞動力數量，而是通過考察每個家庭勞動力數量與農村居民務工務農選擇之間的關聯，來間接考察家庭剩余勞動力數量與農村居民務農與務工選擇之間的關聯。
二、數據來源與統計描述
1.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于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所主持的中國社會綜合調查2010年（CGSS 2010）數據。去除“非農業戶口”、“藍印戶口”、“居民戶口”、“城鎮戶口”個案，有“農業戶口”個案6040個；同時，凡回答“不知道”、“不適用”、“不回答”和“其他應答而未回答的情況”刪除，再刪除每一變量中的缺失數據值，最終剩余有效個案2044個?；贑GSS 2010采用的是多階段分層概率抽樣方法，分層是外生的，不同省份的居民進入樣本的概率是不同的，為此，在本文中我們依據“地區”對數據進行加權處理，處理后的最終有效個案為4763個。
2.變量統計描述
（1）因變量。本文的因變量為“務農與務工選擇”。這是一個比城鄉人口遷移更為寬泛的概念，它不僅包含那些流動人口，也包含那些固守在農村進行農業生產的居民群體。在CGSS 2010年的調查問卷中有這樣一道題目：“您工作經歷及狀況是？”問卷答案選項情況如表1。
在表1中，我們看到有過或正在從事非農工作的農村居民不到1/3，一直在農村務農的居民占絕大多數，這就提醒我們，僅僅分析農民工的務農務工選擇，或者說回流現象，不利于我們從整體上認識中國農村居民城市化遷移的困境。
（2）自變量。本研究的自變量主要有兩個。一是“可替代收入渠道”。在問卷中有這樣一道問題：“您務農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選項賦值情況如下：1=目前務農收入還比較理想；2=務工收入和務農收入差不多；3=沒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務農；4=有其他收入，務農不是主要收入。絕大部分人選擇了“沒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務農”，即“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農村居民選擇務農的最重要原因。二是“家庭勞動力數量”。在問卷中：“請您談談您家目前的勞動力情況（在這里，家指的是與被訪者在同一個戶口本上的所有人）”，其中，第一個小問題是：“16～65歲有勞動能力的人有多少人”。這個問題主要用來測量每個農村家庭現有勞動力的數量?；诩彝シ止趧恿┙o的制約，“當留守勞動力較多時，家庭勞動可以更多地由其他成員來承擔，非市場型勞動對收入的替代作用就會比較強，勞動供給意愿也比較強；相反，如果留守勞動力少，家庭勞動無人承擔，勞動供給意愿就會比較弱”。所以，每個家庭現有勞動力數量應該是決定農村居民務農務工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
（3）控制變量。主要是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婚姻狀況、身體健康狀況等人口特征變量。其中“年齡”和“健康狀況”的重要性有必要予以特別強調。就年齡來看，勞動經濟學理論認為年齡是勞動力遷移的重要因素，20～24歲是勞動力流動的高峰，勞動者年齡越大，流動性越低。這主要是基于三點：一是把勞動力遷移、進城務工看做是一項人力資本投資，認為年齡越小，其工作時間越長，收益時間也就越長，在這項人力資本投資中所獲得收益現值越大。二是遷移的心理成本理論，認為遷移會喪失原有的社會網絡、社會資本，年齡越大的人，社會互動的需要越大，這樣，與遷移相關的心理成本越大。三是，筆者認為，對于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年輕人生活在改革開放以后，對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有著比父輩更高的期望，他們向往城市的現代化生活方式，其向城市遷移和進城務工的愿望也就更強烈。就身體健康狀況而言，已有的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存在移民健康效應，即新遷移人口的平均身體健康狀況要好于遷入地人口的身體健康狀況，“身體更健康（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個人更傾向于自我尋求遷移”。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村居民而言，他們背井離鄉、缺乏家人鄰里的社會網絡支持，而且與在家鄉務農相比，在城市務工工作強度往往比較高，所以，一個合理的邏輯推理是身體健康是農村居民選擇進城務工的基礎性條件之一。此外，基于照顧依賴性人口的需要和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社會事實，我們也把“未成年子女數量”、“老人數量”和“地區”作為必要的控制變量納入模型。具體情況見表2。
三、實證模型與分析結果
1.實證模型
筆者以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勞動力數量兩個因素作為分析框架，建立模型。由于因變量屬于多分類無序變量，且變量賦值分為三類，所以宜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來分析。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其中，P1、P2、P3分別為“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目前務農，曾經有過非農工作”、“目前務農，沒有過非農工作”的概率；模型中以第1類“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為基準，P1+P2+P3=1。Xi分別為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婚姻狀況、身體健康狀況等個體特征變量，以及家庭未成年子女數量、老人數量和（東、中、西）地區等控制變量；Xj為“家庭勞動力數量”和“可替代收入渠道”兩個自變量；β1t、β2j、θ1j和θ2j為系數；αi為截距，i=1，2。
2.統計檢驗與結果分析
如表3所示，模型AI中，就“目前務農，曾經有過非農工作”與“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群體相比較而言，年齡越大的農村居民，越可能選擇回鄉務農；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選擇務工；女性選擇務農的比例更高；未成年子女數量越多，選擇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越高?；橐鰻顩r和健康狀況則對務農與務工選擇沒有顯著性的影響。家庭未成年子女數量越多，農村居民越容易選擇務工；但家庭老年人數量對于農村居民的選擇卻沒有顯著性的影響。就東、西部地區的比較來看，確如理論所推測的那樣，西部農村居民務農的可能性更高；但就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比較來看，中部地區的農村居民務農的傾向性卻更高，顯著性水平小于0.05；這可能是源于中部地區的自然條件更適合農業生產，農業收入較西部地區更高的原因造成的?！翱商娲杖肭馈焙汀凹彝趧恿盗俊睂r村居民務農選擇都存在顯著性的影響。具體來看，家庭勞動力數量越多，農村居民選擇務工的可能性越大；與“務農并非主要收入來源”的家庭相比，認為“務農收入比務工收入有優勢”和“沒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務農”家庭的農村居民更容易選擇回鄉務農。
模型AII中，就“目前務農，沒有過非農工作”與“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相比較，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身體健康狀況、家庭年收入、未成年子女數量、地區等控制變量的影響與模型AI的影響是一致的，只存在系數大小和顯著性水平的差異。但婚姻狀況的影響有些不同，“離婚或喪偶”的農村居民更可能選擇務工。就自變量來看，“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勞動力數量”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水平都是與模型AI比較接近的，也只是存在系數大小和顯著性水平的微小差異。
綜合模型AI和AII，我們不難看出，“可替代收入渠道假設”和“家庭勞動力剩余假設”都得到了證實?？商娲杖肭廊狈突诩彝シ止ぶ萍s的農村家庭勞動力相對不足才是中國農村居民選擇務農和留在農村的關鍵影響因素。一方面，對于曾經有過進城務工經驗的群體而言，家庭勞動力數量越少，他們選擇“務農”的傾向越高，這說明農民工選擇“回流”務農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勞動剩余條件下的供給不足。同時，與“務農并非主要收入來源”群體相比較，認為“務農收入比務工收入有優勢”的群體也更可能選擇務農，這意味著城鄉收入差異也是影響農村居民務農務工選擇的一個重要方面。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AII中“收入渠道”的兩個系數值和“家庭勞動力數量”的系數均比模型AI更大，其統計結果顯著性水平更高，顯著性水平均為0.000。再綜合前面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有77.2%的應答者選擇“沒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務農”，這充分說明“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是農村居民選擇務農，或者說不能進城務工的最關鍵影響因素。
同時，只有在“目前務農，沒有過非農工作經歷”與“目前從事非農工作”的比較中，個體健康狀況才有影響，不健康的農村居民傾向于務農，健康的農村居民傾向于務工。個體健康狀況對于中國農村居民選擇在農村務農，還是進城務工的影響并不是很明確，這可能是由于統計數據誤差或者其他不明原因造成的，移民健康效應的存在也還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就控制變量來看，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個體特征值對于當前我國農村居民務農務工選擇有著顯著性的影響。就年齡而言，年青一代處于個體生命歷程的早期階段，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有著更高的期望，他們期望自己未來能過上城市居民的更優質生活，所以更可能選擇進城務工；張同升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就性別而言，女性比男性選擇務農的比例更高，筆者認為這可能與“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傳統有莫大關系。就教育程度而言，教育程度高的農村居民，其在城市務工謀生的成本相對更低，在城市獲得工作的機會也更多。這與勞動經濟學理論的認識是一致的，對于同齡群體中哪些人更容易遷移，更可能進城務工，教育是一個最好的指標。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具有較高的遷移率，即進城務工的可能性更高。但婚姻狀況對于農村居民選擇在家務農，還是進城務工并沒有顯著性的影響，這與已有的研究有些出入。有學者研究認為“已婚農民外出打工成本非常高，已婚農民退出或不參與城市農民工勞動力市場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和民工荒并存的主要原因”，但這在本文中并沒有得到證實。此外，令人奇怪的是，老人數量對于農村居民務農與務工選擇沒有顯著性的影響；未成年子女數量雖然有顯著性的影響，但統計研究發現未成年子女數量越多，農村居民選擇外出務工的傾向也越高，這與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的需要會制約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理論推測截然相反。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樣本數據的差異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這都需要以后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篇8
關鍵詞:農業勞動力轉移;回流;貼現
關于農業勞動力轉移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建立了二元經濟模型。但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狀況與“二元經濟模型”并不完全相符,出現了特殊的現象:由于農業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吸納勞動力的能力相對有限,帶來了大量的城市失業人口。
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誕生了托達羅模型。該模型認為從農業部門轉移到其他部門的主要動因不是農業部門與其他部門間(或城鄉間)的實際收入差距,而是部門(或城鄉)間的預期城鄉收入貼現值的差(托達羅,1985)。用公式表示如下:
上式中,S表示凈的從農業部門遷移到工業部門的勞動力數量,S代表城市現有勞動力數量,VU(t)表示一個典型的非熟練工人在工業部門預期實際收入的貼現值,VR(t)并且表示同一個時期內預期農業實際收入的貼現值。F′>0說明隨著預期城鄉實際收入貼現值差距的擴大,遷移勞動力速度加快。
根據托達羅模型,農民進城的決策是依據預期城鄉實際收入貼現值的差距而不是實際差距做出的。托達羅模型對農業勞動力的遷移提出了新的視角和解釋,但是該模型僅僅是一個粗線條的理論模型,沒有考慮到特定社會、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制度制約因素和個體的不同稟賦。本文將用托達羅模型的思想,結合個體的不同稟賦、轉型時期的制度制約因素對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的動因進行更深層次的剖析。
第一,假設我們的研究對象農業勞動力是理性的“經濟人”。假定他們有4種行為方案:α0、α1、α2、α3。其中,α0表示完全務農;α1表示農忙時務農,農閑時在農村非農產業就業;α2表示城市暫時性轉移,進入城市打工若干年,最終返回農村;α3表示城市永久性轉移。結合上述托達羅模型的思想:農民進城決策是依據預期城鄉實際收入貼現值差的大小做出的,這里我們假設農業勞動力選擇上述4種行為方案的動機完全是由預期收益流的貼現值決定的,他們會選擇使自己一生獲得最大貼現值的行為方案。假設一共有N個時間段,如果以年為時間段的單位,那么N等于他自身的預期壽命減去目前的年齡。
第二,托達羅模型和以往模型的不同之處是假設城市存在失業。就業概率為π(t),表示如下:
上式中,π(t)表示轉移出去的農業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就業概率;N(t)表示t時期城市就業人口總規模;S(t)表示t時期城市總的勞動力規模;λ表示工業產出增加率;ρ表示勞動生產率(Labor productivity)。托達羅模型中的π(t)反映的是特定社會總的農業勞動力在城市中的就業概率,或者說假設勞動力同質,每個轉移動勞動力所面臨的共同的就業概率。而實際上,不同的人以及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以及一定的制度約束下都會有不同的就業概率。我們假設t時期農業勞動力預期自己找到非農產業工作的概率pi,t是其個人稟賦、宏觀經濟因素、制度因素的函數:
pi,t=g(個人稟賦:年齡,教育程度;宏觀因素:λ,ρ......,制度因素:雙重就業制度)
i=1,表示在農村非農產業;i=2,表示在城市。這里,我們用p′表示在城市正規部門的就業概率。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我們這里進一步做出假設:農民工預期自己的就業概率pi,t是年齡的減函數,是其教育時間長短(包括在職培訓等非正規教育)的增函數。
設務農預期農村非農產業收入為y1,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預期收入為y2,在城市正規部門就業預期為收入y′2。注意,這里假設農民預期其收入時是根據他個人受教育時間長短來預期的,當他受教育時間越長時,他預期自己的收入就越高,反之依然。假設進入城市的勞動力t失去工作,他可以獲得失業救濟yr,t。如果不能夠獲得失業救濟,那么就意味著yr,t=0。
第三,設農民通過農業生產從土地中得到的經濟收益為e。農民也可以選擇放棄e,將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出租出去或者徹底轉讓出去。將土地出租,獲得的租金為γ1e,這里γ1表示租金與農業生產收益e的比率。將土地永久轉讓,獲得一個固定的轉讓費:E。我們假設農民以利率γ2(如果上述時間段以年為單位,這里表示的就是年收益率)去投資E,在每期獲得一定的預期資本利得:γ2E。
農村與城市的界定:是否有制度。農業勞動力進入城市受到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的限制。永久性轉移與暫時性轉移的界定:暫時性轉移出去的農業勞動力仍然擁有土地承包權,永久性轉移出去的農業勞動力則將土地承包權轉讓出去,獲得收益E。
設農民預期收益函數為Di=H(αi)。假設農民是風險厭惡者,如果預期未來收益不確定性較大,則他會選擇較大的貼現率貼現未來預期收益流。我們設務農收益的貼現率為r0,農村非農產業收益的貼現率為r1,城市中務工收益的貼現率為r2。
做出這個選擇的農業勞動力是典型的風險厭惡型,他們認為自己的知識技能、精神狀態等方面比較差,對城市了解甚少,所以需要非常大的r2來貼現城市務工收入的預期收益流。另外,由于年齡以及文化程度的限制,使他們沒有機會得到較少的機會從事農村非農產業。
選擇α1的農民,農忙時務農,農閑時在非農產業中就業。那么他的預期收益就是:
設當農民忙時務農、閑時務工時,務工時間占農業勞動力年滿負荷工作總時間的比重為t′。這些勞動力占有年齡輕與較高的文化素質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獲得從事農村非農產業的機會,從而可以顯著提高自己的收入。朱農(2002)通過對遷移者與非遷移者的比較中發現,受教育程度較高者反而更傾向于留在農村從事非農工作,其原因可能是,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人可以從事非農業經營或者進入鄉鎮企業,而這些非農業活動能顯著的提高他們的收入。蔡(2007)認為農村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一般已經占據了較好的農村就業崗位,因而遷移動機教弱。
選擇α2的農民,城市暫時性轉移。那么他的預期收益就是:
目前,轉移到城市的絕大多數農民工都屬于這一類。做出這個選擇的農民工一般比較年輕,文化素質較低,沒有什么特殊技能。轉移到城市之后,受到制度的限制和自身素質的原因,進入正規部門工作的概率p′2,t幾乎為零。但是,由于目前城鄉差距很大,預期y2,t>>et。尤其近幾年,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迅速,當地的勞動力已經無法滿足快速發展的經濟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為了吸引更加優秀的勞動力前來工作,出臺了很多優惠措施,p2,t比較大。但是,他們工作流動性很強,尤其是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種社會保障,當他們失去勞動能力時,將完全失去收入。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如果將務農收益et看作一個無風險收益、城市務工收益y2,t看作一個風險收益的話,農民選擇暫時性轉移到城市就業是在受到制度制約與自身素質限制的雙重約束下,在一生中的不同階段對自己的人力資本在獲得無風險收益et和獲得風險收益y2,t中分散投資,在獲得最大收益的同時有效規避風險的一個理性決策。
選擇α3的農民,即城市永久性轉移的農民,他的預期收益就是:
目前,這一類農民工比較少。他們是因為特有的技能、較高的學歷等特殊因素被城市接納,到城市正規部門工作,從身份上變為城市人。另外一類雖然暫時身份不被接納,但是從事經商等工作中得到了相對于從事農業生產高的多的收益,這些收益足以彌補永久留在城市的風險,他們決定永久留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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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
Abstract：AccordingtohumancapitaltheoryandtherealityofXinjiangFarmingCorps，humancapitalofXinjiangFarmingCorpscanbeclassifiedintothreetypessuchasgeneraltype，technologicaltypeandbusinessmanagementtype.Basedonthis，thispaperanalyzesanddiscussesgeneral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intheaspectsofregulareducation，healthandhealth-care，farmingtechniquecultivation，labortransferandsoon.Presenthumancapitalinvestmentmethodandmodelarestillworthdiscussingandtheproblemisthatthehumancapitalinvestmentishigherbutthereturnislowerinthecorps.Thecombinationinvestmentmodelwhichchoosesfavorableinvestmentmodelbasedontherealityofthecorpsaccordingtohumanresourcesvalueandspecialtyofdifferenthumancapitalscansolvethepresentprobleminhigherinvestmentinhumancapitalbutlowerreturn.
Keywords：farm；humancapital；investmentmodel
經濟學家們紛紛揭示和論證了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緊密聯系，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領悟?，F在，人們的目光已經集中到如何形成和提升人力資本這一問題上，因此，結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以下簡稱兵團)實際，對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作深入的分析，對促進兵團農場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兵團農場人力資本的類型劃分
兵團農場人力資本，從受教育程度和所從事的工作性質、特點等角度分類，可劃分為普通型、技術專長型、經營管理型三類。這三類具有由低到高的層次性，便于我們對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進行分析和設計，有利于提升農場人力資本。
1.普通型
普通型農場人力資本是目前兵團農場人力資本中等級最低，最一般的類型，主要是指身體健康，智力健全，具有小學或初中文化水平，能從事一般性農場作業的勞動力。這類人力資本的形成一方面是完全或部分接受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具備了基本的知識文化素質，另一方面，通過家庭式的傳、幫、帶，從父輩那里獲取一定的農場知識和作業技能，并且在自身實踐中形成自己的農場技術。這類農場人力資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體素質，對體力的要求較高，所以，在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前提下，男性的人力資本存量比女性高得多。在兵團總人口中僅受過初中教育的人口為81.84萬，占總人口的33.36%。受過小學教育的人口為76.02萬，占30.98%，尚未受過任何正規教育，但基本具備農場生產技能的人口38.09萬人，約占16%，三者共同構成兵團普通型人力資本的主體，占兵團總人口的80%以上。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普通型人力資本應該力爭向下面兩種類型轉化，否則，此類人力資本有可能在殘酷的競爭中被淘汰。
2.技術專長型
技術專長型農場人力資本是農場人力資本的“中間型”，是今后大多數農場人力資本的發展方向和基本類型。它主要是指身體素質好，智力較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一般為普通高中、職業高中、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從事技能性農場操作的勞動力。這類農場人力資本經過了較高文化層次的培養，具有扎實的知識文化基礎，較強的學習能力，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技能型農場人力資本比一般型農場人力資本具備更大優勢。在團場具備上述條件的人口約34.83萬人，占14.20%。
3.經營管理型
經營管理型農場人力資本是農場人力資本的最高層次，在農場人力資本中不占多數，但他們所起的作用卻不可小視，并且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也很高。經營管理型農場人力資本是指身體素質好，思維敏捷，邏輯性強，洞察能力強，具有大專以上(少部分人學歷較低)文化程度，熟悉農技知識及農村人文知識，有較強的市場觀念，具備管理能力，能在農場中從事管理性工作的勞動力。這類農場人力資本具有很高的知識文化水平，善于抓住機遇，能夠把握農產品市場的脈搏，能夠管理農場企業。兵團農場的各級管理人員基本可以歸為此類。
二、農場人力資本投資的一般模式
在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歸結起來有正規教育、衛生保健、培訓、遷移等，對這些模式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既可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論依據，也可以輔助農場勞動力作出理性的人力資本決策。
1.正規教育的投資和收益分析
秦偉平，汪全勇，石冠鋒，劉文霞：新疆建設兵團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探討正規教育投資分為兩種，一種是農村家庭對家庭成員(一般為子女)個體的投入，一種是政府或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前者暫且稱為“個人投資”，后者暫且稱為“社會投資”。正規教育的收益也分為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個人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經濟收益，精神收益包括教育可以使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人對職業的選擇能力和滿足程度大大提高，人對工作、生活、藝術的鑒賞能力大大提高，人更具有責任使命感，人更具有組織性與社會適應性，甚至更深刻地認識人生的意義。經濟收益主要是指個人未來較高的經濟回報，這種回報不僅是較高的經濟收益，而且受教育的人會合理的安排經濟支出，會利用科學文化知識更好地保護自己和家人的身體健康，從而減少醫療費用。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會有更多的機會更換職業，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社會收益主要是指服務于社會的收益和個人不能獨自享有的收益部分，如教育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風氣好轉等。
從社會投資角度來看，兵團在切實貫徹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同時，積極調整中等教育結構，重點改革高中階段的教育結構，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和中等成人教育。農牧團場的勞動力素質不斷提高，特別是職工子女素質，他們知識水平普遍較高，整體素質較好。但是這些子女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上崗，造成農場人力資本的現實投入很低，嚴重影響了農場經濟的發展。
從個人投資角度來看，農場人力資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體素質，對體力的要求較高，青年男子因進行正規教育而放棄的收益即機會成本較女子大，農村男子的增量投資收益率會低于女子的增量投資收益率，由此推出的結論是對男子進行正規教育投資的可能性比對女子進行正規教育投資的可能性要小，但是現實生活中，因種種因素，如重男輕女思想、男女的生理差異對學習的影響等，結果往往是對男子進行正規教育的投資比對女子進行正規教育的投資多。從而表現出個人投資的非理性。
2.健康投資和收益分析
健康投資也可叫做衛生、保健投資，是指一定時期用于預防和治療人體病變、維護和保持人們身心健康所花費的所有支出。從內容上看，健康投資包括花費在醫藥、醫療器械、設備及設施、醫務人員服務報酬支付，醫療科學技術研究和情報調查等方面的直接費用；也包括用于公共衛生(包括環境、食品、勞動等衛生工作)，地方病、寄生蟲病、急慢性傳染病的大規模防治，以及衛生檢疫和衛生宣傳方面的間接性費用。健康投資是一種可以為投資帶來預期經濟收益的生產性投資。
“十五”時期，兵團衛生事業快速發展，對兵團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保障和促進作用進一步加強。居民健康狀況明顯改善，到2004年，兵團居民人均期望壽命為75.61歲，嬰兒死亡率為12.69‰，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15.4‰，孕產婦死亡率0.72‰，各項綜合反映國民健康的主要指標均超過了“十五”計劃。“十五”時期兵團衛生公共體系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初步搭建起兵團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醫療救治體系、衛生監督體系和疫情網絡體系構建，完成了兵團、師、團三級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職能作用明顯發揮。
3.農場技能培訓的投資效果分析
如果說教育投資、衛生、保健投資對農場人力資本生產主要是一種間接影響，在于形成知識存量和體能存量，那么，農場技能培訓的投資往往直接形成能力，具有很強的專業性、鮮明的層次性、顯著的實踐性和明顯的經濟性。
在職培訓是克服目前農場職工，尤其是外來勞務工素質下降的一個最快捷、最有效的措施。冬季培訓是農場長期以來狠抓的一項大規模的在職培訓活動，包括勞動局實施的“職業資格”培訓、科委開展的“科技之冬”活動以及教委進行的“掃盲”工作。這些活動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對提高了農場人力資本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條塊分割，各自為戰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能培訓的整體性。最好是三家聯合，統一指揮，以“技術等級”培訓為主要形式，以實用生產技能培訓為主要內容，開展培訓。讓職工在學技術、用技術中提高，在學技術、用技術中脫盲，整體上提高培訓的質量和效果。
4.“遷移”的投資和收益分析
現有研究表明，遷移新地后的凈現值(即新地區期望獲得的收益現值減去遷移耗費的成本現值)超過現在地區的收入現值是農村勞動力遷移的基本條件之一。獲得預期較大的收益是勞動力遷移的決定性原因。
兵團勞動力的遷移從形式上可以分為就地轉移和異地轉移兩類。勞動力的就地轉移主要表現為農場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轉移。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1980年到2004年，從事農場的職工從占職工總數的65.7%下降到2001年的47.0%，到2004年剛剛恢復到50.5%；而從事工業、建筑業的勞動力比重由22.6%下降到18.7%；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由11.7%上升到30.8%。從事種植業的職工下降速度最快，由從業人員總數的64%下降為43.5%。
農場勞動力的異地轉移主要表現為農場高素質職工的流失和內地農村地區富余閑散勞動力的涌入。農牧農場35歲以下的青年職工不安心在農場，通過各種途徑向內地、城市、沿海地區流動。出現了大量的外出“打工仔”，使農場、連隊失去了“頂梁柱”。為了盡快補充農場一線勞動力的嚴重不足，各師、團、連三級領導也在有計劃地從河南、四川、青海等省引進移民和大量的民工補充職工隊伍。有的連隊60%是新職工，主要由他們來支撐連隊地農場生產。
就勞動力個人而言，勞動力遷移是勞動者在預期遷移收入與成本之間作出權衡選擇的結果(圖1)，是一項理性的投資。圖1中的E0表示如果勞動力在原居住地繼續勞作以后收入趨勢；E1則是勞動力作出遷移決策后預期將來收入，勞動力遷移決策以及遷移的欲望的強烈程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1)在C點以后E1曲線的高度表示變換地區后獲得的收入量。如果遷移后的收入較大地增加，并隨著工齡的延長而提高，必然對勞動力有很強的吸引力；反之，遷移后的收入較少會減弱勞動力的遷移欲望。
(2)遷移后的工作年限長短直接關系到個人總收益量。勞動力個人在較低的工作年齡段就應該尋找最能發揮自身人力資本作用的地區和職業。
(3)圖中的ABC點構成的經濟損失計入遷移成本。這一成本將對農民的遷移決策造成負面影響，如果這一成本過大，農民將取消遷移決策。因此，為降低成本，一般應在遷移之前作好工作安排，以避免損失。
就農場而言，勞動力引進則屬于一種迫不得已的非理。據90年代中期的一次調查顯示，在短短幾年中，自治區流向內地的科技人員達6000多人，其中兵團占到4000余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農牧農場走出去的。近些年來，這種情況越演越烈，“老年職工盼退休，中年職工跳龍門，青年職工不上崗”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當相當數量的職工離開農場而去時，大批內地勞動力涌入，這些人大多來自貧困山區，文化素質普遍較低。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農場生產上勞動力的不足，然而，有技術、懂經營的人走了，沒有技術、不懂經營的人來了，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勞動者走了，較低文化素質的勞動者來了，這不同質的一來一去，使兵團農場職工隊伍整體素質下降。
三、幾點啟示
1.高投資低投入
對兵團這樣一個農場人口眾多、農場人口總體素質偏低的經濟體而言，提升農場人力資本可以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對于這一點相信大多數人都不會懷疑，關鍵在于如何提升農場人力資本，探討農場人力資本投資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我們同時不能忽略一個問題，投資的對象是誰?相對于地方農村，目前農場人力資本的投資范圍不可謂不廣、投資力度不可謂深，但與農場人力資本高投資相伴隨的是越來越多的層次越來越高的人力資本流失。導致農場人力資本高投資低投入的惡性循環。所以，在進一步探討農場人力資本的有效投資模式之前，必須認真分析對不同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后的現實投入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將會繼續導致農場人力資本高投資低投入情況發生。
2.投資模式的選擇
農場人力資本的投資途徑存在多樣性，投資模式存在差異性，這就決定了投資者在作出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應考慮“兩性”，即投資的理性和多元性。所謂理性，就是在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前要進行理性分析，不可盲目地跟隨他人，要根據農場實際情況進行可行性分析。既然是“投資”，就應該考慮到投資的風險性，要大致計算投資成本和回報利潤，其中投資成本應包括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回報利潤也并不僅是貨幣收入，還應包括生活環境改善、個人家庭的心理收益等等，所謂多元性就是人力資本投資的渠道很多，要考慮到投資的多元化。正規教育、專業技能培訓、衛生保健、遷移等都是人力資本的形成途徑，一些人的學歷層次不高卻能獲得較多的收益，正是因為他們通過非正規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存量較多。因此，筆者建議要根據兵團不同類型人力資本的價值和獨特性以及團場經濟條件的實際情況進行投資模式的組合(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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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 二元經濟結構；人口流動模型；理論內涵；政策含義
一、引言
隨著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活動由傳統農業生產為主轉變為現代工業生產為主，社會的空間組織形式也隨之發生變化。在社會發展初期，社會經濟活動主要是傳統的農業生產，它是相對土地密集型的，要求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勞動，所以農民只能分散居住。隨著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開始轉變為工業活動。由于工業部門的生產活動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對分散的空間范圍進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區域空間內進行，但是為了節省不同非農產品之間交易帶來的交易費用，從事工業生產的人們就會選擇居住在某一個區域內，從而形成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工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在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中主要的一個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因此我們需要人口流動模型來理解這種結構轉型。
劉易斯、費景漢和托尼斯、喬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業的隱含假設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達羅為首的一批發展經濟學家發現，在許多欠發達國家，城市不僅存在失業，并且在存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依然存在。因此，他們將人口流動理論的研究重點轉向了城市失業問題，試圖通過建立新的人口流動模型來更好的解釋這一現象。在托達羅模型中，預期收益是潛在遷移者選擇遷移的重要動機，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他們遷移的動機就越強烈。1997年，本斯溫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達羅模型主要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存在逆向選擇的簡單模型，信息不對稱導致了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村部門的工資并誘發人口流動、城市失業問題，但是沒有失業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門來使城市部門和農村部門的工資相等?？诸D等人則考慮到早期遷移的人口對尚未遷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個簡單模型進一步研究潛在移民在城市尋找工作、做出移民決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過程中的選擇性等問題。
二、主要的人口流動模型
1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喬根森模型
（一）劉易斯模型
第一個人口流動模型是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來的，劉易斯認為，由于在農業部門還不夠發達的時候，優先進行了工業化，建立了現代工業部門，因此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即以農業、手工業為主的傳統部門與以制造業為主的現代部門并存的社會組織形式。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存在著大量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二元經濟結構的核心問題就是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說，通過工業發展，現代部門獲得用于資本積累的利潤，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轉移到城市，誘使產業結構發生改變，工業化、城市化達到一定水平后經濟由二元轉變為一元。
（二）拉尼斯-費景漢模型
1961年，費景漢和拉尼斯合作發表的論文中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對劉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擴展，把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關系清楚地表述了出來。在他們的模型中，經濟發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于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且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為零，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并不會影響農業部門的總產出，也就不會引起糧食短缺的問題；第二階段，此時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但其邊際生產率不為零，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會降低農業部門的產出，可能會引起糧食短缺的問題，造成農產品與工資的上漲；第三階段，農業生產部門的邊際生產率大于工業生產部門。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農業部門除了提供剩余勞動力還為經濟發展提供必須的農產品，工業部門擴張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農業部門發展的停滯。由此，他們提出農業和工業平衡發展的思想，認為要避免經濟停滯必須保證農業增長的速度可以滿足工業部門對農產品的需求。
（三）喬根森模型
喬根森對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他認為農業部門不存在勞動生產率低于實際收入或者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喬根森在純粹的新古典主義框架內建立一個不同于劉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費景漢模型的二元經濟模型。在喬根森模型中，農業剩余是模型的基礎和核心。喬根森不認同邊際生產力為零的農業剩余勞動，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勞動完全轉移到工業部門之前工資水平固定的假說。喬根森模型對劉易斯模型有所補充和發展，但是還存在著以下缺陷：首先，喬根森模型忽視了農業物質投資的重要性；其次，喬根森模型中依賴于技術進步的工資率上升需要進一步討論；最后，喬根森忽視了城市中存在的失業問題。
2托達羅模型 20世紀60年代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發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依然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傳統的人口流動理論隱含了充分就業的前提假定，無法對這一社會現象進行合理的解釋，于是托達羅模型應運而生。托達羅在1969年發表于《美國經濟評論》的經典論文《欠發達國家勞動力遷移模式和城市失業問題》中首次闡述了對城鄉人口流動與城市失業的看法。次年，他又與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發表了《人口流動、失業和發展：兩部門分析》，標志著托達羅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達羅模型的基本理論假說是：潛在遷移者是否選擇遷移在于預期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實際城鄉收入差距，只要預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農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動就不會停止。除此之外，該模型還做了一些與市場結構比較相符的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兩部門經濟，即整個經濟系統分為農村的傳統農業部門和城市的現代工業部門；2）農業部門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即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為正，這意味著人口由農村流向城市的機會成本大于零；3）農村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在農業部門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工資等于使用最后一個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價值；4）由于工會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資水平外生決定并且高于市場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門中，企業雇傭一定數量的勞動力使得所雇傭的最后一個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價值等于制度工資；5）存在“非正式的部門”，如果城市居民沒有找到工作，他們可以在非正式部門維持生計，在模型的推導中假設非正式部門的生產力為零；6）農產品的價格簡單地由兩部門的相對產量決定，即哪個部門的產品相對少，其產品的相對價格就越高。
托達羅模型首次將城市失業問題作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過于重視工業部門，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過快發展會擴大城鄉預期收入差距，進而加劇城市失業問題。只有加強傳統農業部門的發展，才能解決城鄉預期收入過大帶來的城市失業問題。
3本斯溫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傳統的托達羅模型中，“制度所決定的”城市實際工資高于農村部門的工資水平，導致了城鄉預期收入差異并誘使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最后使得城市部門出現失業問題。但是托達羅模型的工資剛性假設并不符合實際情況，于是，本斯溫格和斯密在保留托達羅模型主要特點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簡單的逆向選擇模型，試圖通過該模型說明工業部門具有較高的工資水平以及出現城市失業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中存在著雇主和雇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與托達羅模型一樣，潛在移民者根據預期收入決定是在農村部門還是在城市部門工作。通過建立逆向選擇模型，他們得到了與托達羅模型相同的結果，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村部門的工資，并進一步得到了如下結論：城市失業問題是潛在移民對勞動力市場上的逆向選擇作出反應的結果；城市的人口規模取決于工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工業部門會雇用工人直到邊生產力等于工資水平，如果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提高了，企業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門的工人的數量將會上升。
4卡林頓等人的模型
通過對美國南部黑人遷往北方的“大遷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頓等人發現，在南北戰爭數十年后，盡管南北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沒有由南向北遷移，直到20世紀初，南方黑人開始往北方遷移，并且遷移很快開始加速，盡管此時的南北收入差距較以前已經縮小了。傳統人口流動模型能夠解釋勞動力最終流入相對富裕的地區，但卻無法合理解釋在這個遷移過程中的時間選擇和遷移加速的問題。因此，卡林頓等人建立了一個動態遷移理論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動過程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尋找工作的過程、潛在移民對在城市和農村居住的未來預期以及潛在移民基于預期的選擇問題。[JP2]
從理論上來說，人們根據預期城鄉收入差距決定是否向城市遷移，不同的人對預期收入的貼現值不一樣，通常情況下，具有低遷移成本的年輕人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貼現值相對較高，因此他們會首先從農村流向城市。先遷入城市的這部分移民又會對后來移民者產生正的外部效應，首先，先遷入移民可以為后遷入移民提供有關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這為后來的遷移者降低了遷移成本與找工作的難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經有了很多移民，他們已經為后來遷移者創造了相對較好的社會環境，使得后來者可以更快地適應城市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組建的社區可以將新移民者推薦給潛在的雇主和放貸人。因此，卡林頓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遷移一旦開始便會形成某種勢頭，盡管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遷移也會持續進行甚至開始加速；遷移先由遷移成本較低的人開始，但是后來的遷移者會有較高的遷移成本；由人口流動引起的勞動力重新配置不僅將導致農村并將導致整個經濟中的人均收入增長。
三、簡要評述
[J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