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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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皡^、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區、系、類型”中的“區”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而且“區、系、類型”中“區”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脊?a href="http://www.trq119.com/haowen/212351.html" target="_blank">學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脊艑W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皡^、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憋@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系、類型”中的“區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即海岱地區;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的一個亞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則包含了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因此“區、系、類型”的“區”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等?？脊艑W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中“區”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律可尋?！皡^、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生的突變。因此,“區、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系、類型”的“區”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的“區”“,區、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脊艑W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同一律。考古學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翱脊艑W文化的區、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因此六大區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考古學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

篇2

一、手工繪圖依舊是取得考古現場第一手資料的基本方法

我國20至21世紀的考古工作與考古學研究的結果表明，迄今為止，我國考古繪圖主要依賴手工完成。不僅貫穿于考古發掘的全過程，也是當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據。

從我國考古學建立之初，傳統手工繪圖就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內容，不僅在攝影技術不發達的時期，全部考古圖錄主要靠專業工作者手繪完成：“要親自動手，文物一旦露頭，……必須完成當天的考古記錄”，即使在考古學高度發展的今天，考古繪圖工作已經加入了新的技術因素，大量在現場依照實況和器物實體手工繪出的圖紙，作為現場采集的第一手資料，其價值是臨摹、修改、復制、打印等后續而成的二手資料所不能比擬的。

在攝像與電子技術高度應用于考古學領域的今天，人工對遺址現場的全景、地層、地形、遺跡及其分布的實測與繪圖，仍是保留現場信息的必要步驟，方格網等方法依舊被作為最基本的測量和繪圖方式在實際工作中使用，以保留考古遺址和器物的原貌?，F場示意圖、剖面圖是考古遺址不可忽略的重要步驟。以河南焦作府城遺址發掘為例，所做的大量對遺跡的結構、分布、地層堆積、坑底細部情況繪制的平剖面圖不僅是對現場的第一手記錄，也是后續分析研究工作的基礎，特別是對結構復雜的各墓葬、窯址等清晰的繪圖，是動態發掘過程中不可遺漏的重要證據。對其深淺層位進行精確的測繪，明確遺物的出土位置、疊壓關系，對后期墓葬主人身份的辨析考證，具有極重要的證明意義。

即使在一些特殊的考古場合，現場繪圖也是必不可少的，手工繪圖不斷運用于考古新領域。2010年“南澳I號”的沉船船體和文物發掘中，繪圖工作是在水下數十米深處與現場發掘同步進行，現場對考察“南澳I號”復雜的遺址堆積狀況的記錄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是學界揭示南澳島水下的遺址群的概貌、探討南澳島作為海上古絲綢之路的咽喉要地重要意義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種原因，傳統考古繪圖方式被忽略、被扭曲的現象時有發生。隨著大規模建設的展開，少數匆忙開發的遺址，由于缺乏專業繪圖理念，未能遵循正確的繪圖原則，往往造成第一手繪圖資料的缺失。如某些遺址的發掘，由于忽略了現場繪圖記錄，不僅缺乏寶貴的現場記錄資料，也為后續的疊壓關系研究、器物鑒定、排序與研究造成困難。

繪圖軟件的大量應用，一方面帶來繪圖工作的便捷和細致，另一方面也使人產生誤解，認為即便沒有繪畫能力，各種軟件也可以取代人工，完成繪圖工作。這導致傳統繪圖方法被忽略，手工繪圖的重要性降低，甚至很多本應由專門人員完成的原始資料圖由技術工人，將繪圖視為現場的簡單記錄。

問題的出現是考古工作中對繪圖工作的理解出現誤差。事實上，考古繪圖并不是單純圖錄備用，而是將現場復雜信息整理、篩選和保存的過程。特別是對地下遺物多、疊壓打破關系復雜的遺址，準確保留第一現場的必要信息，將疊壓的復雜關系正確傳遞給后續研究，沒有相應的專業知識是無法完成的。

我國長期考古工作的經驗表明，傳統手工繪圖無法取代。它不僅貫穿于20世紀近百年的中國考古，并且會在21世紀的考古發掘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二、考古繪圖是考古工作深入研究的重要手段

我國考古事業的不斷發展，使考古繪圖有著廣闊的發展領域。在承擔野外調查、現場發掘任務之外，考古繪圖貫穿于器物整理、考古報告、現場復原全過程，并且正在不斷深入影響考古學研究。

在后期的器物整理、遺址報告中，作為三大要素之一，繪圖也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任務，是梳理和陳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段。幾乎所有的考古學報告，都要配以大量的圖錄，闡述考古過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發掘特征，提出新的觀點。武漢考古所等為盤龍城宋窯與商墓遺跡所做的大量清晰繪圖，清晰地表明了黃陂盤龍復雜的多層文化，為學界的后期研究提供了最明了的答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石市博物館在《湖北大冶蟹子地遺址2009年發掘報告》的附圖包括遺址示意圖、探方圖、地層堆積剖面圖、各個時期的器物圖、紋飾圖等數百幅。而記錄600座楚墓，反映東周文化的考古報告《江陵九店東周墓》，正是其圖繪工作的疏忽草率，而受到學界的批評。

器物的修復整理，往往需要對原物預先繪圖，特別是對彩繪器物的修復，必須首先采集和保留原物信息。其中包括“詳細記錄描述器物各個部位的彩繪顏色、范圍和保存狀況”，“采用多種顏色進行繪制，詳細記錄描述每層彩繪相互之間的關系”等。在對秦俑一號坑新發現的斷裂數塊的彩繪陶俑進行搶救性處理前進行的保存原樣的繪圖，就是修復器物的規范做法。

圖文并茂是考古學者深入研究的基本方法。蘇秉琦以北首嶺出土雙唇口、壺罐形口與姜寨壺罐形口的比較圖提出關于仰韶文化分期的重要論點，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述論》，以數十幅歷代城池遺址圖、地形圖論述中國都城考古的發展成就，都顯示了我國考古學家圖文并長的研究功力。

篇3

山東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現，如今經過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已經基本建立，為深化這一區域的考古學研究創造了條件。伴隨著山東地區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該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山東地區的農業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統的研究則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吳詩池概述了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2)，隨后又系統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狀況(3)。隨著考古發掘資料的不斷增多，吳詩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對山東地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資料進行了綜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關于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在整體分析的基礎上，出現了一些區域性的系統研究，如石敬東利用出土文物資料研究了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5)；房道國概述了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發展情況(6)。同時，這一時期的單個文化的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得到了發展，有學者在系統梳理海岱龍山文化生產工具資料的基礎上，對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的生產工具進行了類型學的考察，并進而對區域間的生產方式的差異進行了解釋(7)。另外，還有學者綜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農具，認為岳石文化的農具較之龍山文化農具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散見于各類有關經濟、環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進入二十一世紀，山東地區的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文章鮮見于各類刊物之上，綜合系統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區域性的個案研究成果則未見發表。

從以上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研究的發展狀況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綜合整體敘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尤其是生產工具的個案研究。區域性的農業研究雖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領域還有待擴展?？傊?，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基礎比較薄弱，方法還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緊迫性較之其他領域更為突出。

二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雖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是存在的幾個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發展。這些問題既有資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資料方面，目前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發掘資料中，多數側重于陶器的統計分析，對石器基本上是粗線條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調查資料中，鮮有對石器的全面系統描述（指文字、線圖、尺寸描述齊全者）。資料的不足在發掘器物的數量上體現的十分明顯，例如山東龍山文化發表的資料中陶器數以萬計，而石器僅有幾千件，這種數量上的巨大差距說明了學者們以往對石器的重視程度不夠。當然，這可能是時代的原因造成的，因為過去學者們偏重于對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譜系的建立，而在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優越性。另外，山東地區史前考古資料還缺少植物、動物鑒定的資料，雖然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和簡報中有些這方面的資料，但是這些資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綜合系統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東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過去多從生產工具入手來研究農業的發展狀況。這種方法上的單一化，不利于揭示農業生產發展的本質。在一些具體的研究上則存在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偏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側重農業發展史的研究，缺乏農業發展動因的合理解釋；農業起源研究略顯不足。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存在上述問題，資料豐富程度不足是一個原因，而要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關鍵。農業考古研究是一項綜合的系統研究，多種方法的整體運用是必然趨勢。史前農業考古研究沒有文獻資料可供參考，只能采用考古學資料進行分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考古學的理論不斷傳入，為綜合系統分析提供了有利條件。如今，考古學研究領域中正呈現"理論多元化、方法系統化、技術國際化"的趨勢，農業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國外一些先進的技術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資料獲取程度，同時也相應地擴展了研究的領域。農業考古學應該以此為契機，豐富自己的研究理論，改進技術方法。這其中民族學、經濟學、數學統計分析的方法尤為重要、民族學中有關原始民族以及現代晚進民族的資料是進行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活化石"，這些資料可以為史前農業研究提供參考；經濟學中有關社會經濟發展研究的原理，對史前農業發展進程的分析具有借鑒意義；數學中統計方法對史前農業進行量化研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講，過去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注重整體敘述分析，缺乏個案深入研究，而個案深入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體敘述分析可以從整體上把握史前農業的發展進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個時期的農業狀況則必須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為量化分析能夠更清楚地了解各種因素的比例關系，發現隱藏于實物資料背后的深層次動因。例如，我們過去將目光過多地集中于生產工具的發展變化上，從生產工具的變化角度尋找社會變化發展的原因，但是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屬生產工具在農業生產中并未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從量化的角度來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這一點。農業考古研究不僅要復原古代農業發展史，還要對此進行解釋。既然農具不是農業生產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應該找到另外的"指示器"。從山東地區史前遺址的發現情況能夠大致看出這方面的因素。山東地區史前文化譜系比較清楚，從早到晚依次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發現的遺址數量中，后李文化為10余處，北辛文化100余處，大汶口文化500余處，龍山文化1300余處，岳石文化近300處。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還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磨制石器已占絕大多數。在農業生產工具沒有質的變化的情況下，社會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東龍山文化時期遺址達1300余處，表明此時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釋這一現象還需聯系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龍山文化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現、等級分化加劇，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從中國的歷史實際進行分析。從綜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壇的建筑可以獲知社會組織管理職能的加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管理職能也會反映在農業生產的分工協作上，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擴大了農業生產。另外，農作物栽培技術的改善也會相應的增加產量，促進農業發展。因此可以說農業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非單一變量的原因?？梢?，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因。

總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無論是從整體敘述上還是從個案分析上，都要求我們必須采取多種方法并轉換傳統的研究視角，從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出發，在多種因素綜合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中國農業發展的規律，闡釋中國文明的本質動因。 三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雖然存在資料不足的現實情況，但是這并不妨礙農業考古學研究的深化，而且這種情況在不久的將來會逐步得到改善。現在重要的是能夠使廣大考古工作者特別是發掘者在意識上形成主動收集農業考古學資料的觀念，帶著科研目標去從事考古發掘工作。考古發掘是收集資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獲得科學資料的關鍵。近年來，有關考古學分支學科的確立使得考古資料的信息量大增，這與發掘者的主觀意識是分不開的。在農業考古學研究中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等分支學科的確立，讓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識到了資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為研究的深入對考古資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在傳統考古學資料中有些是無法獲得的。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中植物硅酸體分析方法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的開展(12)，為加強農業考古學資料的收集工作創造了條件。無疑新方法的應用擴大了研究的范圍，也提高了農業考古學資料收集的精細化程度。

在資料不斷豐富的條件下，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有望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農業生產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礎上，能夠了解個別區域乃至整個山東地區生產工具的特點和具體的生產方式，不同地區、不同地域的生產工具是不同的，這與土質以及環境有直接的關系，而只有深化個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區間的差異。其次是農業起源的研究，多種理論與方法的綜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證。農業是如何起源的問題歷來為學術界所關注，山東地區地理環境較為封閉，其區域的系統研究必將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這里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的理論與方法在分析過程中的綜合應用，有助于問題的解決。最后是農業與文明的關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斷深化的前題下，能夠取得長足的進展。農業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保證，但農業的發展不一定就能導致文明的產生。這里任何單一的因素都無法解釋文明的產生。因此，綜合分析山東地區史前農業發展過程并結合相關領域的研究可以為文明的產生與發展提供合理的解釋。

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研究的問題還相當多，這些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農業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的改進。國外的一些研究理論、方法、技術是在總結西方實踐的基礎上提出的，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是還需中國實踐的檢驗。因此，山東地區史前農業考古學研究在應用這些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對總結中國自己的農業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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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陳文華：《簡論農業考古》，《農業考古》1984年第2期。

（2）吳詩池：《山東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3）吳詩池：《海岱文化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1985年第1期。

（4）吳詩池：《綜述山東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農業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東：《從出土文物看棗莊地區的史前農業》，《農業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國：《濟南地區古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

（7）陳淑卿：《海岱地區龍山文化生產工具的類型學考察》，《遼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農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這類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論山東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養豬業》，《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

劉俊勇：《試論東夷史前經濟》，《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東史前時期自然環境的考古學觀察》，《華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華：《海岱地區原始農業初探》，《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何德亮：《試論山東地區的原始農業》，《慶祝山東大學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論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國青銅時代農業生產工具的考古發現及其考察》，《農業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關山東地區史前植物硅酸體及其相關研究的論文主要有：

王克林、吳加安：《尉遲寺遺址硅酸體分析-兼論尉遲寺遺址史前農業經濟特點》，《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東臨淄田旺龍山文化遺址植物硅酸體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東滕州市莊里西遺址植物遺存及其在環境考古學上的意義》，《考古》1999年第7期。

篇4

關鍵詞：闡釋性呈現；考古電視新聞報道；價值解析

作者簡介：張殿元，男，新聞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副研究員（上海 200433）

中圖分類號：G22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3）04-0073-05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之上的，只有將前人的經驗、智慧、知識加以記錄、積累、保存并傳給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發展和創造。我們的先祖們曾經創造了璀璨的文明，它對于今天和未來中國的發展而言，意義重大。但正像培根所說，“知識的力量不僅取決于其本身價值的大小，更取決于它是否被傳播及傳播的深度和廣度”。

在考古知識的多種傳播途徑中，電視媒體成為最受公眾歡迎、接收考古知識和信息最多的渠道。近年來，文物考古方面的新聞報道頗為引人關注，2000年至今，就有十多場考古類電視新聞直播和數百項考古新聞報道。然而在越來越熱的考古報道背后，考古工作者對電視媒介的認識和電視工作者對考古項目的了解都還非常不足，一些好的考古項目苦于找不到出口，沒有好的宣傳和普及。一些被重點宣傳的考古項目，因受到報道者對考古項目了解的局限，沒有做到最充分的解讀和表達。如何借助電視媒體報道考古項目、傳播考古知識，不僅是考古工作者也是電視新聞人迫切需要的，更是受眾所期待的。

早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就已提出“公眾考古學”這一概念，旨在將考古學大眾化，使大眾理解、支持、參與考古和遺產保護活動，并做出了相應的嘗試，比如建街邊博物館，文物修復透明化，創辦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期刊等。我國在這方面起步較晚，尚處于萌芽階段，雖然也有如《故宮》、《中國博物館》等精品，但更多的是像《鑒寶》這樣的節目，娛樂性尚可，但嚴重缺乏內涵。如何借助電視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在廣播電視藝術學、傳播學和考古學的架構中，思考考古學大眾化的問題，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普及和提高：電視新聞報道對考古大眾化的價值呈現

電視出現之前人們對考古的了解主要通過對紙質媒體的閱讀以及民間的口耳傳播獲得的，這種信息的傳達由于受到人們文化素養和媒介自身的局限，在考古大眾化的過程中影響僅限于少部分人當中。電視的出現是傳媒史上的重大事件，多種傳播符號的聚合讓最大多數人卷入到了電視傳播構成的世界里，即便是像考古這樣并非所有人都感興趣的節目也在電視的放大效應下不斷走進千家萬戶。經過多年的節目設計，特別是隨著人們對精神文化需要的提高，包括考古節目在內的文化類傳媒產品成了各電視機構開發的熱點。

當下電視對考古學及考古活動的傳播從題材上看包括三種類型，一類是傳播國家有關考古方面的重大研究項目，如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在這些科學研究項目中考古發掘工作最為引人注目，因為觀眾對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關心，這讓考古類節目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中央電視臺第10套節目多次播放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片子，收視率很高；第二類是新聞媒體如中央電視臺和省市級電視臺，經常播發各地考古發掘的收獲，甚至搞考古工地現場直播。如北京老山漢墓的發掘，河南林州東周墓的發掘，湖北棗陽戰國墓的發掘，江蘇泗陽漢墓的發掘，還有水下考古的報道等等；第三類是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發掘的報道。大的諸如長江三峽工地、黃河小浪底水庫工地、鐵路和高速公路建設，小的如老城區改造等。由于這些工程建設過程中的古物發現和發掘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有的就發生在現實生活里，因此在民間的影響也非常大。

近年來出現的比較多的有關考古發現的新聞報道和相關的專題節目，在不斷增強人們對中華古老文明的關注度的同時，也對民眾的文物保護意識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特別是與基本建設相關的考古發掘的報道，文物單位直接同基建部門、老百姓打交道，利用考古發掘現場講解文物知識和公民的行為規范，進行文物保護宣傳，取得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此外，電視機構的大量考古信息的傳播，也直接影響了老百姓對文物的價值判斷，并提高了文物保護的意識，強化了文物是國家民族公共財產的心理，改變了處理文物的態度，最后讓大家共同行動起來保護歷史文物。文物保護宣傳抑或電視新聞的考古報道，專業性強，而我們面對的主要宣傳對象是基層的百姓，知識鴻溝以及興趣上的障礙很明顯。電視媒體應該通過什么樣的傳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影響人、教育人，如何將文物保護的宣傳民生化，在貼近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上下功夫，是電視媒體在進行考古報道的時候需要考慮的問題。

二、好看和時效：電視新聞報道與考古大眾化的價值錯位

考古報道熱產生的客觀效果是積極的，但考古學和電視新聞報道的特點，也決定了電視新聞報道和考古工作之間存在一些較難處理的問題：電視首先要好看，考古的判斷關鍵是價值，好看的未必有價值，而有價值的常常又不好看；新聞傳播要求快，再重大的考古項目錯過了宣傳的時機就不再是新聞；考古研究要求嚴謹，新發現之初，往往不希望新聞報道，因為在大多數考古學者的意識中，考古是個相對封閉的過程，完成這個過程需要學者潛心去努力，只有盡可能摒棄雜念，才會從考古第一手的資料中讀懂或者接受比較完整的古代信息，更何況輕易下結論有出錯的風險。具體而言，目前中國電視考古報道中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電視作為一種理解模式無法深入解析考古活動

考古學被認為是一門典型的實證科學，它的誕生是以實證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對關于遠古神話、傳說的想象和思辨加以匡正的結果。相對于考古挖掘的器物而言，對考古器物的解析更重要。對考古發現的理解模式是多元的，相對的，可選擇的，但并非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好的理解模式能夠把更多的考古證據聯系在一起，更深入、更廣泛地解釋人的社會活動過程?？脊艑W理論的進步不僅表現在證據的積累，更重要的是選擇合適的理解模式，把盡可能多的已知證據聯系起來，對已知的和未知的過去事件，提出更有說服力、覆蓋范圍更為普遍的解釋。

理解模式有許多種，如考古學、新考古學和后過程考古學等等，新聞傳媒既可以再現這些理解模式，同時也是對考古的一種新的理解模式，但這種理解模式容易重蹈“鏡像論”的誤區。電視對考古的報道嚴格遵循真實性的原則，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現考古活動的全過程，這種記錄性質的報道體現出來的文化進化的主要證據，是考古器物及其制作工藝技術的改良和進步，但這些證據充其量只是證明了物質文化的進步，在社會組織、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價值信仰體系等“觀念文化”的層面，史前時代是否比以后的時代更簡單、更低級、更落后，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解釋文化遺物的更科學的理解模式，而不是文化遺物本身。

考古報道的復雜性體現在通過器物思考史前人們的思維方式，而史前人的思維并不是簡單地對包括器物在內的物質世界的反映，這是其一；其二是史學家對考古發現的思考，也是結合了自己的史學理論能動化地解釋眼前的器物及其所代表的那個年代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電視在報道考古發現的時候，往往找個別的專家和學者就自己的研究來向大眾講解發掘的器物所代表的古人的思想和行為方式，有一定的片面性；其三，不管有多少機位，電視對考古挖掘的再現都是有選擇的，這種用鏡頭對考古事件所做的選擇性報道，無法還原考古事件的本來面目，演播室的專家更無法依次來完整解析古人的思想觀念等深層的內容。

（二）考古電視新聞報道無法反映“過程考古學”的實質

面對考古發掘出來的遺物，即使我們知道了它們的文化特征和類型，也常有“見物不見人”的感慨，要真正做到“透物見人”，就必須借助考古學以外的學科的知識，賦予考古遺物一定的社會歷史意義，這樣它們就不再只是物質文化的載體，而且與上古史記載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宗教等事件相對應，重現史前各部落集團的生活和歷史。而電視的考古新聞報道多半都是以少于2分鐘的短消息的形式出現的，記者將復雜的考古活動用10幾個鏡頭記錄并報道出來，觀眾只是通過這些鏡頭了解了一個簡單的新聞事件，那些硬邦邦的器物所代表的也只是一段已經“死去”的歷史，有關那段歷史的豐富意義無法在大眾的眼中呈現。

“新考古學”強調研究人類活動的過程，也被稱為“過程考古學”。它通過考察各地、各種族活動的自然和社會過程，做出跨文化的概括。對考古證據的科學解釋更加重視文化遺物的社會意義，一件文化器物不是孤零零的客觀存在物，而是特定社會模式中的人的生活的一個片段，社會模式把一個個片段聯系在一起，使它們重現過去人類活動的過程，使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得到完全的解讀。而串聯起一個個片段的社會模式無法從簡單的一次考古活動中概括出來，需要一個超越時空的宏觀觀照，但考古新聞報道并不是基于考古學的原則生產出來的，它不會考慮不同時間和地點的考古發現的內在聯系，這種零碎的考古新聞報道事實上割斷了作為“過程的”考古學。

（三）考古電視新聞報道容易淪為利益集團的工具

在普通大眾的眼里，考古挖掘的報道不過是一個新聞事件而已，但在當地政府的眼里，考古挖掘特別是可能與歷史名人扯上關系的考古挖掘就成了一件關涉到旅游和財政收入的大事件。這樣的考古新聞報道事實上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權力場，相關的政府部門、有關的專家學者、科研機構、社會輿論都牽涉其中，進行有關歷史名人歸屬的大辯論。新聞媒體本來是這一事件的旁觀者和記錄者，應該有自己對這一事件的價值判斷，但是當事件本身成為一個社會議論的熱點話題時，媒體也會不分青紅皂白大肆進行報道炒作，以提高媒體的收視率，賺取廣告收益，這時候的電視機構也便成了博弈的一方了。媒體的主動介入讓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出來發聲，以至于事件越鬧越大，作為事件的推波助瀾的媒體最終讓自己站在了事件的風口浪尖上，成為被利益集團利用的工具。2009年關于曹操墓的考古挖掘的新聞報道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2009年12月27日，中央電視臺《午間新聞聯播》報道了河南安陽地區考古挖掘的“疑似曹操墓”。但當晚《新聞聯播》與第二天CCTV-4的跟蹤報道稱，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開新聞會，專家宣布在河南安陽發現的西高穴墓地，其墓主人已經確認為曹操。毗鄰安陽的河北邯鄲，人所共知是曹操鄴城所在，曹魏文化源遠流長.卻眼見著曹操墓現身河南，頗有些不平靜，除了質疑河南方面外，也宣稱曹操墓可能在邯鄲一帶。而曹操老家、安徽亳州據說也不排除開挖疑似曹操墓的曹氏宗族墓群的可能。嚴肅的考古成果，不期引來大討論，掀起大波瀾，著實讓河南方面有些手忙腳亂。尤其糟糕的是，河南越強調此次考古的專業、科學和審慎，其遭遇的網絡阻擊就越強烈。2009年最后一天，河南方面組織文物專家集中答疑釋惑，試圖將口水仗平息在2009年。然而，事件的走向已不可控，網民乃至社會公眾的疑問，并沒有因為專家措辭簡練的幾條意見而消失。后來，國內某著名高校擬啟動現代DNA基因調查技術，專辟科研課題，尋曹氏后人比對遺傳信息，參與遺骨甄別，尋求新的信息支撐。在這場旋風中，一些利益集團包括少數專家學者不失時機地利用先驗的“學養”信息優勢，利用手中控制的不對稱信息資源很“內行”地炒作自我，操弄話語權，成為眼球經濟時代的名利雙收者[1]。

此種情況下，受眾與電視傳媒或許反被輿論所牽引，成為睜眼瞎，不知不覺中為人作嫁而提供免費論壇和廣告。事實上，面臨復雜的事件，電視媒體只是秉持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原則還不夠，有時還需多一份審慎的保留，要關注事態的發展變化，使新聞報道更具可操作性、調控性和糾偏性，把握輿論導向的主導權。否則，盲目搶位，向受眾兜售本質上并不客觀的新聞，必然損耗媒體的公信力。

三、闡釋和責任：電視新聞報道對考古大眾化的價值回歸

20世紀60年代以來，公眾考古學開始成為考古學中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它的出現既是適應考古學大眾化趨勢的一個必然結果，同時也反映了公眾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愛。進入21世紀，公眾考古學的發展更加迅猛，隨著現代傳媒技術的日益強大，我國考古學的大眾傳播近年來也呈現出不斷升溫的趨勢?，F代傳媒在促進考古學大眾化的過程中雖然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弊端，比如或多或少帶有金錢化、庸俗化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誤導大眾，使大眾對考古學的認識與獵奇、探險等聯系起來，而沒有真正認識到考古學的社會作用等等。雖然有CCTV的“探索”、“走進科學”、“國寶檔案”等專業考古欄目的設置，在大眾中享有較高的收視率，但作為普及范圍最大的電視傳媒領域，仍缺乏精品，大多數考古類的節目多流于形式而失去了節目的真正價值。要將公眾考古學的理論與中國的現實相結合仍需一段時間，但中國考古學家已開始憑著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感邁出了公眾考古學社會實踐的步伐，相關科普類讀物相繼面世，考古學家也開始與傳媒合作，而時下考古電視報道的策略應該考慮的問題是：

（一）超越電視考古報道的技術邏輯，解釋比描述更重要

我們可以通過發掘文化遺物，來認識人類過去的歷史。在史前時代這段漫長的歲月里，人類活動遺留在地下或洞穴里的器具或痕跡是我們現在唯一可知的證據?？脊艑W在創立時的主要任務是尋找這些證據，重現史前時代的事件。通過考古證據的積累，可以對越來越大的范圍和越來越長的時間中的原始文化做出越來越普遍的判斷。隨著技術的進步，考古挖掘和考古發現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少，現代的考古技術和儀器，讓被發掘的遺物的數量不斷增長。

但是，考古學的目標是對過去的事實和事件做出解釋，而不單純是對過去的描述。作為一門歷史科學，考古學的研究不應限于對古代遺跡、遺物的描述和分類，也不應限于鑒定遺跡、遺物的年代和判明它們的用途與制造方法?？脊艑W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于闡明存在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規律，考古學家要論證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探求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差異點和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原始文化的要素，如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儀式活動、社會層次和價值系統等，需要通過對原始社會中的人的意識和行為模式的考察，才能被認識或理解?？脊艑W發掘的文化遺物所攜帶的信息主要與物質文化相關，但這些無生命的物件不足以揭示原始人群的意識和行為模式。

電視在進行考古報道的時候，全方位記錄的現場感是任何其他媒體都無法比擬的，但與紙質媒體相比，影像無法進行思辨和邏輯演繹，電視代表的是肯定文化，而紙媒代表的否定文化。當我們要對考古的過程做全面描述的時候，電視的優點就可以發揮作用了，但我們要對考古發現做進一步解釋的時候，電視的缺點就表現出來了。因此，我們要盡可能利用電視節目制作積累的經驗和提供的平臺，盡可能超越電視的技術限制，通過專家解讀和電視深度報道的形式對考古發現做更精細深入的闡釋。

（二）避免零散報道造成的歷史隔斷，利用考古新聞宣揚中華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多樣性和統一性的融合，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自上古時代起，就生活著眾多不同的部落，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經過這些部落之間的征戰、聯姻、合作，慢慢形成了今天中華民族的完整格局。電視考古報道特別是那些篇幅較長的考古電視直播報道，應該在具體的某一地區的考古報道中，利用專家的講解將這一地區的文化和其他地區的關聯講清楚，讓廣大的電視觀眾科學地了解中華民族的形成歷史，不要讓觀眾看了這些報道后，產生“非我族類，與我無關”的想法。

能夠了解中華民族形成史的考古理論包括“上古三大集團”理論和“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學者徐旭生在分析先秦時期傳說的史料基礎上，得出結論：“我國古代的部落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集團……。這三個集團相遇以后，開始互相爭斗，此后又和平共處，終結完全同化，才漸漸形成將來的漢族”[2]（P3-4）。蘇秉琦根據中國各區域發現的史前遺址的器物的整理、分類和概括，把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分為六個區系：以燕山北為中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陜西、晉南和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太湖地區為中心的東南部，以洞庭湖地區和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陽湖到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六大區系中的三個屬于歐亞大陸文化圈，三個屬于環太平洋文化圈[3]（P120，69）。這兩個理論的結論是等值的，兩者相互對應，相互參證。“上古三大集團”的理論使我們見到了不同類型文化遺物的屬主，他們是一些部落集團。仰韶文化是華夏集團的創造，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屬于東夷集團，而江浙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苗蠻集團的勢力范圍，龍山文化和后來的中原龍山是混合華夏和東夷文化的文化類型?？脊艑W家嚴文明說，這六個文化區的關系好似“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結構”，“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各文化區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有不同程度的聯系，中原文化區更起著聯系各個文化區的核心作用。……它與古史傳說中各個部落集團經常遷移、相互交往乃至發生戰爭的記述是相呼應的?！盵4]（P258）

對考古發掘的器物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模式，如果是專家學者私下的個人研究，很難分出這些模式的高下優劣。但是，當這些考古的研究通過電視媒體被放大到觀眾面前時，就不一樣了。如果我們把傳媒呈現看成是精英考古學和大眾考古學區別的話，那大眾考古學理解模式的好壞就應該在通俗之外秉承文化傳承和能否發揮教育功能的標準，前面的兩大理論就是符合這種標準的理解模式。目前中國的電視考古報道還缺少這樣的大局觀，在以后的節目策劃特別是直播節目找嘉賓學者時，應該遵循這樣的選擇標準。

（三）強化電視考古報道節目的文本意識，新聞生產要對歷史負責

新聞人都知道一個常識，即今天的新聞將是50年后的歷史，因此，新聞人應該具有一定的歷史使命感，當新聞對現實的記錄涉及考古之類的歷史命題時，這種使命感就更強烈了。

我們知道，對于考古學而言，實物本身并不是經驗，它們只有在被理解之后才能成為經驗證據。文字證據與實物證據對于我們的經驗有著同等重要性。但是，文字證據與實物證據這兩種經驗都不是獨立于命題的，在此意義上，兩者又都是“文本”。當今的“解釋考古學”認為，考古發現的遺物和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文本”。文本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有意義，文本的語境是過去、現在和將來相互融合的“視域”。從“視域融合”的觀點看，史前的遺物不僅是那時候人的思想活動的產物，而且反映了他們對社會、環境或“生活世界”的理解，他們的理解既是對過去的解釋，也被他們之后的人們所解釋。理解活動代代相傳，每一時代的解釋都不能離開相傳至今的過去的解釋，現在進行的解釋也向未來開放。

在這個意義上，新聞報道的考古也是一種可供考古研究的文本。一方面，電視考古報道對考古挖掘過程進行全方位記錄，強烈的現場感真實完整地呈現古人的生活場景，這些影像資料就是將來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文本。特別是那些超大型的古跡，無法挖掘出來在博物館保存，研究者不便于經常光顧考古現場，電視記錄的影像就成了重要的研究文本；另一方面，考古現場直播中專家的講解和電視人查閱大量資料編輯制作的節目都是對考古發現的一種理解，這種對器物和歷史的解讀也必將被后人所再次或多次解讀。同樣是文本，前者是對古人生活的記錄，要對歷史負責；后者是今人對古人的理解，這種理解是對未來開放的，要對后人負責。

參考文獻：

[1] 張君安，汪開海.論新聞傳播中的信息不對稱——曹墓考古引發眾聲喧嘩的啟示[J].新聞前哨，2010，（4）.

[2] 徐旭生.中國上古史的傳說時代[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

篇5

關鍵詞:福柯 理性 主體

在法國旺多佛爾小公墓里有一座樸實的墓碑,上面刻著“保羅-米歇兒??？?法蘭西學院教授,1926～1984”。保羅-米歇兒??？率钦l?仰望20世紀思想的星空,群星閃爍,燦爛奪目。但我們一眼就能發現一顆極其閃亮的星星,那就是米歇兒??？?Michel Foucault)。?？率钱敶晃灰俗⒛康乃枷爰?被稱為是薩特之后法國最重要的哲學家。福柯這個名字已經是我們在涉及20世紀西方文明、思想、學術等方面時不能不提到的名字。他對于整個法國和當代西方思想界的影響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當代各種思想流派和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各門學科,幾乎沒有一個領域可以避開他的思想光芒的照射。就像美國著名學者克利茲曼所說:“?？轮涝诜▏R界造成了一個巨大的空白。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思想家像他那樣對歷史學、哲學、文學和文學理論、社會科學乃至醫學產生如此之大的影響?！雹偕踔练▏軐W家德勒茲宣布:這個世紀將被稱作“?？聲r代”。

?？率且晃环磦鹘y和反西方正統文明的思想家,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但他始終不愿意將自己的思想歸屬于任何一個流派,甚至拒絕給他的思想標上一個特定的標簽。然而,他畢竟深刻地影響了整個后現代主義的思想模式及其方法論,甚至影響了后現代主義的許多重要觀點。所以,人們往往將他列為后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甚至被奉為后現代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福柯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是批判現代性、人類中心主義和人本主義。與其他后現代主義者一樣,福柯反對啟蒙運動將理性、解放和進步等同起來,認為現代性實質上是一種控制和統治的形式,主體和知識等都是被它構造出來的產物。另外,在他看來,西方傳統思想體系致力于抹殺各種差異,建立一種整體歷史、統一的世界觀、統一的價值體系和統一的文明。這種思想體系在哲學上有兩種互補的方面:一方面把人的意識當做一切歷史發展和一切行動的原初主體,另一方面是把歷史說成是連續性的進步。因而,福柯的歷史哲學主要批判現代性和人類中心主義,包括對歷史理性、歷史主體、歷史總體化和連續性即線性進步的否定。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反對理性權威

福柯把現代性分成兩個時期:(1)古典時期(1660年～1800年);(2)現代時期(1800年～1950年)。在古典時期,一種強有力的控制人類的方式開始形成,并且在現代時期達到高峰。恩格斯對這種現代性特征有過一段經典式描述:“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辯護或者放棄自己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雹诶硇灾髁x作為啟蒙運動的標志登上了歷史舞臺。至此,理性作為歷史隱蔽的“元力量”被一切文化學者所服從。

福柯認為現性是一種強制力量。在古典時期,人的理性從神學束縛下被解放,它試圖在一片混亂和狼藉中重建社會秩序。18世紀以來,人類的一切行為都被整合到現代話語實踐的帝國之中。啟蒙的任務就是伸展“理性的政治力量”,并且逐漸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規范人們的日常生活。這樣,?？陆议_了現代性的假面具。原來,理性求真的精神將會帶來歷史進步和人的解放的現代性信條,其實名不副實,它不過是異于前現代社會的另一種傳統制度罷了。啟蒙的理性神話用“求全求同”的虛妄來掩飾和壓制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

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峦ㄟ^對瘋癲現象進行考古學研究,揭示了在西方社會中瘋癲是如何被歷史地構成為理性的對立面,進而被打入冷宮。他首先發現了從文藝復興時期到1656年之間的某種歷史中斷。在1656年之前,西方社會和文化尚能接受瘋癲現象,但是當1656年巴黎“綜合醫院”誕生時,瘋癲現象完全被作為異己和“非理性的危險”而被排斥。由此,反對和壓抑癲狂現象的話語結構和社會制度同時被建立起來。古典的和現代的話語實踐中,心智健全與精神病、正常與反常之間的界限首先被確立起來。理性通過排斥、拒絕、禁閉、阻礙、隱藏等非理性方式給理性與非理性劃界,從而樹立自己的權威。理性就是這樣通過這種否定性的機制成功地實現了對非理性的控制。

否定歷史主體

主體和理性都是現代社會的一項發明,正如現代科學取代了宗教一樣,理性個體取代了上帝?，F代概念無論是科學的、政治的還是歷史的都是隨著主體的定位而得到定位的。因此,消滅主體同時也是消滅了與它相聯系的所有現代觀念?？梢哉f,主體成了對現代性進行總批判的一個工具。?？乱袁F代性的反對者面目出現,他繼尼采喊出“上帝之死”之后,宣布了“人之死”。

在《詞與物》中,?？轮謱ΜF代人文科學進行考古學分析。他研究了現代人文科學產生的歷史條件及其特定的話語結構和規則,詳細分析了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時期和現代時期的內在規則、前提和規范程序。特別是,他分析出“人”是隨著生命科學、經濟學和語言學的興盛而誕生的。簡言之,“人”是現代時期推論出來的產物。具體來說,隨著古典時期表現模式的解體,人類第一次不僅成為求知的主體,而且成為現代科學研究的對象。不過從一開始,“人”這個概念就十分矛盾,它身兼兩職,既是認識的主體,也是被經驗科學研究的對象,即它是“構成者與被構成者”的混合體。但是,隨著20世紀的到來,各種新科學相繼問世,諸如“精神分析理論”、“語言學”和“人種學”等,使得人作為認識主體的地位岌岌可危,主體不再是認識和主宰對象的出發點,而是語言、欲望和無意識的結果和產物,因而“人”也就隨之死亡。

質疑線性進步觀

現代歷史觀把歷史看成是在時間緯度上逐漸積累式的進步,它一勞永逸地拋棄了倒退的、停滯的觀念,樹立起樂觀主義。福柯對這種傳統的歷史線性進步觀進行了批判的質疑。線性進步觀是假定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是不斷進步的,理性歷史的自我轉換就像生物學家構想種類歷史的進步一樣,是不斷進步、不斷發展,是辯證地向前推動的。?？聫娬{這種幻想“不是科學這樣說,而是科學史這樣說,此外,我并不是說人性不進步,我想說的是,提出諸如‘我們是如何進步的?’這類問題是一種壞方法。問題是‘事情如何發生?’而且現在所發生的并不比過去發生的更好、更先進、更好理解”。③

?？抡J為歷史進步是一種先驗的目的論,它預設著一個人們持之以恒地向之運動的事先給定的目標。這種目標又是在線性的編年史時間中展開,因此編年史時間是對經驗作形式化處理的不加思考的一種背景或一套先驗的框架。它具有魔法一樣的功能,一方面,僅僅由于時間的先后就有了新與舊、創新與模仿的區別和不同價值等級的區別;另一方面,無論是怎樣矛盾、不相容、斷裂、模糊、不可越的現象,一旦被納入這套框架中被重新組合和裝配后,歷史就變成了理想的、連續的,從而具有了生命。合理性變成人類的命運或目的,并且運用一些先驗的話語單位維護這種目的。

福柯的系譜學和考古學方法中斷了思想史的先驗目的論的連續過程,拋棄了樂觀主義的歷史發展論。它認為,并不是任何事情都會一天天變得進步起來。實際上,事情將更多地與其所處的具體的環境和形勢有關,而不是被捆綁在一種必然性上面;事情將更具有一種隨意的性質,而非不言而喻的;事情將更為復雜,更有臨時性和歷史性,而不是由不可避免的人類學常數來決定。西方主流傳統中的理性、進步觀念與瘋癲、犯罪一樣都是特定社會話語和非話語實踐建構的,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意義。歷史是知識――權力體系的轉換,它又會在一定條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個知識――權力體系,我們不能抽象地說這種轉換是否存在著由低向高的進步。

拒絕歷史總體化

?？路磳硇?、進步的矛頭直指啟蒙以來現代性有關總體性、壓抑性的宏大話語霸權。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為了所謂的人類解放、進步主題,只是另一種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啟蒙以來,理性通過掩飾和壓制多元性、差異性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強制性力量。?？碌囊粋€重要任務就是要擾亂它,恢復話語的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給予被排斥、遺忘、邊緣化的主題如瘋癲話語、懲罰話語、性話語、街頭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夠的關注。他用這些微觀話語對抗宏大話語的霸權,取消整體歷史優先權。如果說在歷史元敘述中,抽象的宏大敘事占據了歷史敘述的講壇,歷史成了大寫的歷史的話,那么,福柯的學說則是排除了傳統的歷史講壇的微觀敘事,把單數、大寫的歷史拆散成眾多的、復數的、小寫的歷史。

在《知識考古學》中,?？聢詻Q反對總體化的觀念史,并描述了觀念史上發生的突變帶來的革命性后果:“它已分離了由意識的進展、理性的目的論或人類思想的發展構建的漫長系列;它已質疑了匯聚和完成這兩個論題;它已懷疑了總體化的可能性。它導致了不同系列之個體化……”④總體歷史觀念是一種目的論,即認為人類是有目的地朝著某個預先決定的目標從低到高前進的,而?？聞t要表明,由意識發展和理性目的論提出的總體化是不可能的。

福柯反對史學家和哲學家使用世界理想類型和時代精神這樣的文化總體性的范疇,他要用系列、界限、偶然來質疑目的論和總體化。他主張用通史來取代總體史。因為總體史“設法重構一個文明的總體形式,一個社會的物質或精神原則,一個時期的所有現象所共有的意蘊,說明這些現象的連貫性規律,即人們用隱喻所說的一個時期的‘面貌’”。⑤而通史則討論系列、區分、界限、斷裂、起伏、變化、轉換、差距、年代學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關系類型。因為總體史把所有的現象都壓縮在唯一的核心,即原則、意義、精神、世界觀、總體形式的周圍。而通史正好與此相反,通史將展現無主體的、分散的、非中心的、充塞著各種偶然性的多樣化空間。

總體歷史觀是把大寫的理性、大寫的主體確立為原則和核心,并進而用這樣的抽象原則和核心來統領所有的文明現象。?？聦傮w歷史觀的批判,是通過清算以往哲學中的總體化哲學理論來進行的。?？屡形挥诂F代歷史意識和歷史核心處的康德的總體化的人類學中心主義,因為康德把貧乏的、有限的主體的構造力轉變成了所有知識的先驗條件,把歷史看做連續的進步和久遠的集體意識;黑格爾歷史哲學是典型的總體化歷史主義。福柯不僅反對康德有限主體的總體化,而且也反對黑格爾絕對精神的總體化;?？屡辛笋R克思那樣的總體化理論思考和總體化分析。?？抡J為理論是實踐,是局部的、地區性的和非總體化的實踐,是用來構造適于讀者使用的工具的,而不是用來構建具有永恒真理的體系的。

總之,?？碌难芯砍晒麑Ξ敶鞣綒v史學和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碌恼軐W是一種獨特的哲學,他不像其他哲學家那樣論述歷史上大哲學家的思想,也不討論傳統的哲學概念,而是通過一些從未被哲學家注意的邊緣領域如瘋癲、疾病、犯罪、性等的歷史考察來分析哲學問題。?？戮褪沁@樣將哲學主題引入歷史中,表層是歷史分析,深層是哲學思考,在歷史研究中包含著一套獨特的歷史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福柯運用考古學、系譜學方法嚴厲地批判了傳統的歷史主義,打破“歷史神話”,重塑“真實的歷史”,并對傳統的西方歷史理性、主體、進步、總體化等問題提出挑戰,瓦解了傳統歷史觀念的根基,為我們研究歷史和哲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從而也造就了福柯哲學無與倫比的魅力。

注釋:

①劉北成:《當代法國思潮變遷與福柯》(前言),載劉北成編著:《?？滤枷胄は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轉引自余章寶:《散亂的歷史――?？潞蟋F代主義歷史觀》,《史學理論研究》,2001(1)。

③王利民:《解釋過去了解現在――從系譜學看?？碌臍v史社會觀》,《社會》,2000(12)。

④⑤轉引自莫偉民:《論?？路菤v史主義的歷史觀》,載于《復旦學報(社科版)》,2001(3)。

篇6

關鍵詞：音樂藝術；圖譜學；圖像學；書籍學；文獻學；相互補充；互為關聯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近現代以來，伴隨著歷史文化的轉型和學術思潮的風起云涌，各種學術思想、方法和學科概念不斷翻新變化。如以科技文化為唯一標準發展階段，所有學科層層剝離，新學科概念汗牛充棟，而隨著“多元文化”理念的回歸，相近的學科嫁接交融、合而為一等，又成為一種全新的時代風尚。擺在我們面前的有關圖譜圖像之學與書籍文獻之學的古今關系與現實意義問題，就是這一時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認真探討的學術命題，要分辨二者長期以來的互為關系，及至和相關學科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有必要從我國歷史文化、學術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脈絡與接續關系等方面，進行全面細致的梳理與分析。

一、歷史文明接續關系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文明傳承發展的進程中，圖像文化與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續，相互映襯，形影相隨，不離不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時代特征。筆者將其劃分為五個歷史階段，即圖像文明時代、圖文接續時代、圖文并存時代、文盛圖衰時代和圖像時代的回歸。

其一，圖像文明時代。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曾經歷過圖像時代，即在我國語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們曾經有過一個漫長的以圖記事、以圖說事和以圖表情達意的時代，故圖像文化應是早于語言文字而獨立存在的中華早期文明之一。而當語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圖像則又轉化為一種藝術文化的形式，并在學術文化研究的平臺上得以綿延傳承。如《通志》說：“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生；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生。圖成經，文成緯；一經一緯錯綜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1]

伴隨著舊石器、新石器、青銅器時代等歷史期的變遷，圖像文化的形態也不斷地發生變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時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紋[2]，江蘇省蘇州市中吳區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狀舞蹈紋玉飾[3]，包括分別見于甘肅大地灣、云南滄源、廣西花山、內蒙古陰山、新疆昆侖山等地的巖畫、地畫圖像，以及全國各地出土后世各個時代的各種圖像，足以反映出這種圖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圖文接續時代。據考證，作為具有中華文明象征意義的中國文字，是由先民們勾勒勾畫的表現世間萬象的圖形圖畫漸漸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產生，即緣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觸的歷史基礎。上古時代，商人馴化大象，役象代勞，并根據象的形象創造了“象”字?！跋蟆痹跐h語中最初是名詞，以后才引申和轉化出“現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見“象”字的初始形態“”。

到了戰國時代，由于氣候變化等多種原因，象在中原地區絕跡。如韓非子說：“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盵5]也因于此種歷史的緣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簡稱“豫”字，主體框架為“象”，其詳細字義為：形聲，從象，予聲。本義：大象。如《說文》說：“豫，象之大者?！盵6]中國字則被稱之為“象形”文字。關于中國文字（漢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考古發現最早的遺存，是安陽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這種“象形”的文字，應是我國圖文接續時代的有效見證。

其三，圖文并存時代。世上任何一種人類文化形式的出現，都要經過人們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磨礪和體悟的過程，而一種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種文化形式，也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包括一方的漸興、二者重疊和另一方減退等過程，圖像與文字兩種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著這樣一種漸進的接續關系，而且二者之間肯定有著一個較長時間的并存期。

關于我國古代的圖譜圖像與書籍文獻長期并存與發展的歷史，在先秦時代的古文獻中也有相關記載。如《周易?系辭上》說：“天垂象，見吉兇，圣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盵7]這段在古人長期的口頭文化傳播基礎上的文字記載，將圖像文化和書籍文化這兩種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為同一源頭，雖有一些夸飾、捏合的成分，但卻并非子虛烏有的憑空想象或神話傳說，而是以一種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煉生動的比擬手法，奇特傳神地把我國歷史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一些不朽的歷史印跡連綴在了一起，簡約而又翔實地記述了我國圖像文化與文字文化曾經并存發展的歷史信息。

其四，文盛圖衰時代。隨著自漢以來我國古文字的逐步簡化和定型，人們漸漸地用簡約的文字文獻取代了圖譜圖像的實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現出文字繁盛、圖像日衰的發展趨勢。如《通志》說：“……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為《藝文志》。自此以遠，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后學而墮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圖譜之學”和“書籍之學”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即“圖成經，文成緯，一經一緯錯綜成文”，及至漢代文字通行，著書立說只用文字不用圖像，導致“圖譜日亡，書籍日冗”現象，預示著文盛圖衰時代的出現。

其五，圖像時代回歸。20世紀以來，鑒于古文獻記載已不能滿足現代學術研究之需的原因，圖像研究再度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并在世界范圍內興盛蔓延，西方國家較前一步完成了作為現代學科屬性的圖像學學科理論與方法體系。作為一名哲學家的睿智與敏查，海德格爾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圖像時代”[8]的到來。

通過數十年來的發展蔓延，海氏預言已經在學術實踐中得到了有效驗證，世界各國、各民族及其諸多相關學科，都廣泛地運用讀圖、說圖和研圖的方法，從而全面呈現了圖像時代歷史性回歸的壯觀景象。當然，圖像時代回歸的另一含義，是指以現當代科技文化高度發達為標志的視頻、視像，以其直觀、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動畫面，再次撼動了以文字為載體書籍文獻之學的一統地位。

二、史學研究互為關系

對于古代歷史學、文化學的研究，我國學人長期以來探索實踐了多種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響力的是自漢以來以書籍文獻為主體史學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圖譜圖像和北宋時代肇始的“金石學”，以及近現代引入西方國家考古學、圖像學等以實物考據為主體的研究方法，它們之間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為關聯。

1.書籍文獻史學研究

書籍文獻史學研究，在我國學界素有文獻考據之說，指對古代文字記述的史料進行考證、辨析和闡釋解讀的一門學問。由于文字記述有著比圖形圖像簡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漢以來它逐步發展演變成為著史和進行史學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獻”一詞，最早見于孔子《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證）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之故也?！盵9]在古代，文，指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記載；獻，指見多識廣，熟悉歷史的賢人。

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說：“文，典籍也；獻，賢者也?！闭J為“文”是經史、會要、傳記等書本，可以互相參證史事；“獻”是學士名流的言論紀錄，可以用來考訂典故、史傳的是非。[10]簡言之，文獻是指典籍記載與學士名流的言論。

我國古代將古文獻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讎”，故有校讎學之稱謂。傳統文獻學正是在校讎、目錄、版本諸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獻的源流、特點、處理原則、方法（如分類、目錄、版本、辨偽、校勘、注釋、編纂、輯佚等）及利用的一門學問。其宗旨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關于對待歷史的態度問題，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盵11]這充分反映出，作為我國儒家學派創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實、重視傳統的優秀品質，也為后世學人治史、證史和論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論基礎。

總之，采用古文獻考據的方法，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經”、“史”部分，它們構成了歷代史料文獻的主干，“證經補史”即成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務。其優長和不足之處分述于下。

其一，書籍文獻史學研究的優長。

自《史記》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第一部國家史典問世以來，之后的每個朝代都有以此為例的官修史書，其中多有《禮樂志》《樂志》《藝文志》《音樂志》等記錄宮廷樂文化發展狀況和具體活動的部分。歷代官史文獻中的內容，分別以記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國外諸事等為主體，是在所謂國之大事即時性在案記錄基礎上的編纂整合，故被尊為“國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類書目則被稱作“野史”。后世學人一般認為，“正史”中的內容具有較高的可采信度，故歷代“正史”中關于音樂方面的記載，即成為古代音樂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

其二，書籍文獻史學研究的不足。

在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實踐中，學人們不斷發現古代書籍文獻中存在著較多的遺漏、不實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諸多問題，如著名音樂學家黃祥鵬先生所舉《樂問》[12]百題，就是由于官史文獻的不詳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學人的困惑和無所適從，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許多千年死結?！罢贰蔽墨I中的不足之處，大概有如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記載的簡約和多義性特征，致使后人無法讀懂其意；二是同一歷史事象，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傳過程中，難免出現演繹夸飾成分，形成一些虛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權文化一統地位政治的訴求，有計劃和有目的地虛捧抬高或詆毀打壓某一歷史文化主體，造成蓋棺論定的虛假歷史信息；五是鑒于古代文字記述方式的單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牘、竹簡等文字載體，傳承和流通都存在著較大困難，極易丟失和損毀，造成史料文獻遺失現象嚴重；六是歷代官史中主要記述宮廷樂事，廣大社會的音樂生活則較少涉及，這對于中國音樂史的系統研究來說，無疑存在著較多的問題。

2.圖譜圖像史學研究

所謂圖譜圖像，最初僅指人類文明肇始以來通過繪畫、雕塑等方式，記錄保存社會萬象的圖形圖像和銘文等，近現代在西方國家興起的圖像學，漸漸地把研究范圍擴展至出土相關實物的照片等。

在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實踐中，由于史料文獻的不足、艱澀與語義不詳等原因，我國歷代學人一直十分看重圖像的史學研究價值。肇始于東漢時期的“古學”就包含有圖像研究的成分，魏晉以來金石圖像考據之風漸盛，至北宋時期形成了以“證經補史”為宗旨的“金石學”的學問，并在清朝成為顯學。關于金石學，朱劍心認為：“‘金’是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鑒等物，凡古銅器之有銘識或無銘識者皆屬之；‘石’是以碑碣墓志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幢、柱礎、石闕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圖像者皆屬之；那么，‘金石學’則是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定、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鑒賞之學也?！盵13]可見，金石學研究包含有音樂的器物和圖像；金石學的宗旨目的，除“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以外，還有著辨章學術、藝術審美之學等十分寬泛的內涵和外延。關于金石學的學術方法，“大約不出于著錄、摹寫、考釋、評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錄其文者，有圖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記載者，有分類編纂者。或考其時代，或述其制度，或釋其文字，或評其書跡，至為詳備?！盵13]（p.20）應該說，這里面特別值得珍惜和弘揚的是，我國一以貫之的綜合性、包容性學術文化理念。

其一，圖譜圖像史學研究的優長。

遺存不同時期豐富多彩的藝術圖像，有著直觀展現古代社會歷史文化基本形態與風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類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并在上古時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樂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間即失的令人遺憾的屬性，歷史上所保留下來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說，而無樂舞藝術本體的東西留駐于世。在近現代以來考古發現的地下遺存中，見有大量以樂舞為主體的綜藝圖像和一些樂器實物，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再現了我國古代樂舞藝術包羅萬有的形式形態，以及一些樂器當時的形制規格、放置與演奏方式、組合方式、藝術表現等鮮為人知的內容，這些彌足珍貴的帶有直觀性的圖譜信息，相對于十分簡約的古文字記載來說，具有更大的實用性參考價值，而且這種藝術的圖像既有著長久持續傳播的縱向連續性，又有著廣布于社會的橫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和學術研究價值的宏大體系，從而受到眾多研究者的密切關注，成為古代藝術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其二，圖譜圖像史學研究的不足。

圖譜之學及現代的圖像學作為一種學術的方法并非完美無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著許多明顯的不足之處。比如對于音樂形態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與表演的形式形態，卻無法準確證明樂器的具體規格，不能還原音樂的樂調和聲響；另如自漢以前的藝術圖像，雖被學界譽為寫實性藝術，但畢竟存在夸飾、想象的成分，需要通過其他資料予以互證；再如因當時圖像載體材質和表現手法等的局限，畫面細節漶漫不清，或由于畫工常識欠缺或技術失誤等原因，造成畫面上樂器形制的失真、變形或演奏形態的不一；特別是即便我們通過深入細致地考證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環節之后，這種研究依然不能夠復原古代音樂的本體形象，故圖譜圖像的研究也和書籍文獻的研究一樣，存在著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總而言之，在中國數千年歷史文明和文化發展衍變的過程中，圖文兩種文化現象從無到有，續斷蔓延，盛衰起伏，變幻無常，既分別從不同角度為后人勘驗歷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證，又分別顯示出其難以逾越的不足之處。我們現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種單一的學術方法，而應放開眼界，破除禁錮，從“多元文化”的宏觀視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資利用的學術資源匯集到一個平臺上，全面實現傳統與現代學術文化的接軌，方能在多種資料和成果的互證下，全面揭示古代藝術文化發展史的面貌。所以筆者認為，圖譜圖像之學與書籍文獻之學，在中國古代藝術史、文化史研究的平臺上是一種互為的關系。

3.學術網絡體系關系

如前所述，自漢以來我國進入文盛圖衰和以文字著述為主體學術文化發展期，而由于歷代學人并未放棄“圖譜之學”在學術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視性作用，使得圖、文兩種學術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對全球性圖像文化回歸的歷史潮流，二者順其自然地復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學術網絡體系。

三、本源性學術網絡關系

鑒于我國古老悠久的“圖譜之學”與“書籍之學”，在歷經數千年傳承接續的歷史文化發展軌跡中，呈現出如江河之水一脈流貫、混溶交互、永無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學術研究及學術文化發展衍進的過程中，也必然地表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屬性。雖然說自漢以來“書籍之學”漸居統領地位，但歷代學人沿襲保留下來的“左圖右書”和“上圖下文、下圖上文、前圖后文”等學術習性，足以證明遠古先民們孕育創造的圖像文化非但沒有就此消失，而且還在學術研究活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圖譜略》：“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虛文也?！瓐D譜之學，學術之大者。”[14]這充分說明，歷代學人在學術理論理念的天平上，從來沒有放棄“圖譜之學”的重要學術地位，在學術研究的實踐中，總會將“圖譜之學”與“書籍之學”進行必要的比照研究，從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間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學術網絡關系。

1.本元性學術網絡關系

在我國學術文化發展的歷程中，從北宋“金石學”的勃興，到具有現代學科定義的考古學、考據學、古器物學、圖像學等相關現代學科的確立，學術研究的視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學術的理論和方法也隨之得到升華。20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理念不斷翻新。從對以科技文化為中心“一元論”文化發展理念的質疑，到后現代諸多新理念的問世，學科交叉理論成為一種新趨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論”形成一股強大的國際性浪潮，并成為國際學界教育與學術研究領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論、新視點和共同的學術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論及學科交叉的理論和方法在我國日漸盛行，如歷史學、文化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等領域，都和藝術學諸學科之間產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許多種交叉學科的研究體系和方法，展示著新時期多元學術文化的繁榮景象。誠然，這種在學科切塊基礎上的學科交叉并非絕對完美，甚至于某種程度上仍存在著“遠交近分”的特征，即僅在遠距離間的學科之間尋求接合點，而對于本來就有著密切內在關聯的各姊妹藝術之間的關系，尚缺乏應有的眷顧。然而，具有特殊意義的是，多元糅雜、兼容并包是數千年中華文化一以貫之的精神傳統，如上古至中古時期融歌、詩、樂、舞、雜技、武術、幻術、繪畫、田獵、宴饗等為一體的“樂”文化體系，近古時期以來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戲曲藝術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審美價值與取向。歷經近百年來的學科切塊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這種民族文化根脈深邃雋永的存在價值。隨著多元文化理念的回歸，必然形成多元交織的學術網絡體系，歷經數千年文化積淀的中國音樂文獻學，與在“古學”、“金石學”學術文化傳統基礎上吸納西方考古學精髓的中國音樂圖像學，必將在這個網絡體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學術網絡關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華文化的悠久傳統，它所呈現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狀態，彰顯的是中華泱泱大國海納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數十年來學科分割的狀態中，較多呈現的是各學科、各專業之間的奇風異彩，甚至于在同一專業領域也會出現輕重量化的差異，比如音樂的史與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而在學術發展的歷程中，卻曾出現“重史輕論”或“重論輕史”的選擇，提出過“以史代論”、“以論代史”或“論從史出”等不同主張。

故筆者認為，學科交叉僅為表象上的一個環節，學術交融才是實質性的進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關學科（或曰專業方向）之間的森嚴壁壘，方是實施學術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樂史與論的研究，本來同屬音樂學的范疇，一味地細分彼此，極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內耗之中，學術創新將受到影響。同時，過多的強調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講，自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神壇破碎之后，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學術文化傳統均得到了應有的尊重、保護與弘揚，人文社會學科再次受到應有的重視等，均為全球性學術文化的實質融營造了相對平等與和諧的氛圍，在此種大文化背景之下，書籍文獻之學與圖譜圖像之學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學術網絡關系勢所必然。

四、結語

在中華民族古老悠久的歷史文化與學術文化傳統中，“圖譜之學”與“書籍之學”一直成為著史與論史的兩大支柱，作為具有現代學科定義的圖像學與文獻學，仍應是史學研究多元學術體系的主干。而由于當今的學術觀念異彩紛呈，許多時候會構成學術角色的轉換與互融，許多新問題、新關系都需要我們一一關注和妥善處理。

1.學科關系

現代意義上的所謂不同學科，實際上僅是殊途同歸的學術研究的不同方法，它們之間往往會形成較為復雜的關系。如傳統的音樂考古學將音樂文物的實物和圖像作為一體研究對象，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構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標，而由于這兩種材料的研究側重點有所不同，漸漸地又形成了兩類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學人群體。音樂圖像學在西方國家的異軍突起，等于從整體上打破了原有的學科結構和形成了學理關系上的新矛盾，而音樂圖像學不斷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圍，如旅美學者韓國介紹說：“凡舉一切和音樂有關， 可以用圖片呈現出來的都能作為研究對象， 這就包括了樂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樂家的生活及表演場所）、風景（和音樂家之創作和文化背景有關者）及一切含有音樂主題的美術作品等等的圖像或照片，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盵15]這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現當代學術肢體細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趨勢。

2.古今關系

從圖譜之學到古學、金石學、考古學、圖像學，形成了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系統鏈條，具有上千年學術發展史的金石學，應該說既是現代考古學、圖像學的前身，又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坐標。然而，實際情況如有學者說：“由于西方新學科的引入與中國教育制度的變革――從科舉到辦學堂，金石學的發展反而越來越離開主流學問而日趨邊緣化……在這種學術分類的轉型過程中，綜合的金石學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學所包含的學術的內容，被分別歸入了現代學科分類意義上的考古學、古器物學、鑒定學、考據學、文獻學等。它的分支越來越強大而自成體格；而它本來的母體‘金石學’，卻在被稀釋、被分化、被零散化細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雹賯鹘y與現代接軌的中國音樂圖像學研究，則必須在“金石學”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關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覺”的學術命題，該主張啟發引導了我國學界開始了尋找逝去的珍貴文化傳統的努力。如有學者將歐文?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研究三層次”理論[16]與中國“金石學”傳統范式進行比較研究認為：“我們發現，這三個層次與中國漢畫像研究的金石學的范式、考古學的范式與文化藝術學的范式，可以有一種內在的類比的邏輯關系?！盵17]另有學者針對音樂圖像學領域里的偏頗指出：“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們在音樂圖像學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將西洋學者的說法當成標準，否定自己的成績?！盵16]同時，許多學者極力倡導金石學的現代學科價值，認為金石學與近代科學的考古學在研究目標上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強調西方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影響，而忽視傳統金石學的傳遞作用，中國考古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如有學者在美學領域提出顛覆性新主張認為：“中國沒有西方式的美學，只有心性文化體系中‘天人一體’、禮樂交融的樂學。”認為“近百年來中國美學誤入歧途，忽視了中西美學在學科形態上的根本區別。所謂中國當代美學，應稱為‘西方認識論美學在中國’?！盵18]此觀點雖有待于學界進一步切磋認定，但其歷史的、現實的和學術的價值已經昭然彰顯，且對于中國藝術學諸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來說，亦不無啟示性、建設性意義。

4.圖文關系

《周易》關于“河圖”、“洛書”之說看似荒誕，實則銘心刻骨地記錄了古代學人對待圖、文兩種華夏文明遺存的深厚情結，從一個側面呈示展現了我國圖文并重的學術文化傳統。雖然從表象上自漢以來文字文獻漸成為著述主體范式，而圖像作為延綿古今的傳統文化形態，足以彌補國史文獻特別是社會文化生活記錄的空白和不足，二者還可以起到互證與互補的作用。同時，我國不同時期的圖像遺存，有著量大面廣、持續傳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體的獨立學術系統。如有學者說：“圖像決不是文獻的視覺化，圖像的象征內涵和意義也不是文獻的意義可以包容的。圖像本身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確定圖像本身的意義就是圖像學要達到的目的。”[1]

總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強是一個密切關聯的文化振興的系統工程，沒有文化的自覺，就不可能產生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現文化自強，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構建和諧發展新理念是第一要務。故無論是在我國數千年歷史文明傳承接續的文化傳統中，還是在多元交織的現代學科與學術文化網絡體系中，各種不同的學術理論和方法，既有著各自的獨立性意義，又同時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學術文化特征和密切關聯，由來已久的圖譜圖像之學與書籍文獻之學將永遠是一對相依并存、和諧發展的互為關系。（責任編輯：帥慧芳）

① [ZK（#]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與經院哲學》（1951年）、《早期尼德蘭繪畫》（1953年）、《視覺藝術的含義》（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圖像學方法的基礎。[ZK）]

參考文獻：

[1]鄭樵.通志?總敘[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365.

[2]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出土的舞蹈紋彩陶盆[J].文物，1978，（03）.

[3]董錫玖、劉峻驤主編.中國舞蹈藝術史圖鑒[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7.

[4]陳政.字源趣談[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40.

[5]梁啟雄.韓非子淺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5.158-159.

[6]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4.

[7]孔穎達正義、阮元?？?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70.

[8]海德格爾全集（上卷）[M].上海：三聯出版社，1996.885-923.

[9]孔子著，孔穎達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八佾[M].北京：中華書局，1980.2466.

[10]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自序[M].北京：中華書局，1986.3.

[11]孔子著，孔穎達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論語?為政[M].北京：中華書局，1980.2463.

[12]黃祥鵬.樂問[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0.

[13]朱劍心.金石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3.

[14]鄭樵.通志?圖譜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837.

[15]陳振濂.金石學研究的當代意義與我們的作用[J].藝術百家，2008，（03）.

[16]杜亞雄.應該正確評價中國音樂圖像學的成就[J].藝術百家，2010，（01）.

[17]朱存明.漢畫像研究的圖像學方法[A].中國漢畫學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C].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60.

[18]吳高泉.中國沒有“美學”只有“樂學”――評《中國古代美學（樂學）形態論》[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11-03.

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Zhejiang College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

篇7

現狀簡析

關于藝術學門類下相關一級學科的設置，最初國務院學位辦采取較為審慎的態度，提出最好設置3個一級學科的意見。應該說，從傳統的學術文化循序漸進發展的角度，此意見無疑有著深厚的學理意義和現實意義。然而，為了解決多種因素而形成的各種矛盾，經不同層面的多番研討和論爭，最終突破了這一限制，通過了藝術學科評議組提出的藝術學門類下設藝術學理論、音樂舞蹈學、戲劇影視藝術學、美術設計藝術學等四個一級學科的議案。之后，為了兼顧相關學科的需求和要求，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討論，又將美術設計藝術學一分為二，成為美術學和設計學(可授藝術學、工學學位)，共計五個一級學科。一級學科確定后，我們亟待解決的是藝術學理論相關二級學科的設置問題。由于藝術學作為學科門類、藝術學理論作為一級學科的建設，屬于史無前例、無從參照的新事物，這就只有依靠藝術學理論界集體的智慧，一方面是“摸著石頭過河”，審時度勢，邁好關鍵的第一步;另一方面是要遵循和秉承傳統學科發展完善的理論理念及其長期實踐的經驗，兼容并蓄、提煉升華，客觀科學、扎實有序地實現傳統與現代接軌這一時代賦予的重要歷史命題。在此用“史無前例”一詞，可能會遭到質疑，因為百年前西方國家就有了藝術學的學科概念，中國的藝術學也是得益于西方藝術學理論理念的影響而出現的一個新學科。但若進行系統地分析即可看到，處在不同地域和國度的中西方藝術學之間，確實存在著定義、對象、范圍及其精神實質等方面的較大差異。如貢布里希所言:“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方，藝術這個名稱所指的事物會大不相同。”［3］

比如說西方人口中的“藝術”慣性指向于美術，中國的“藝術”則包含所有的藝術門類;西方的藝術學僅僅作為造型藝術的一般性理論，中國的藝術學則包含著多個藝術門類一級學科與二級學科的實體運作系統。故此“藝術學”與彼“藝術學”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當屬于世界學術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正?，F象。我們不僅要尊重二者之間永恒的共性特征，又要尊重其不同區域、不同民族長期積累而形成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起步之腳才能踏向實處。在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設置的醞釀過程中，如凌繼堯先生所強調，大約遵循了以下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傳統的原則，第二個是現實的原則。所謂傳統的原則，即根據傳統學科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的學術名稱、研究對象、范疇、命題、概念、術語和問題域等設置相關二級學科?，F實的原則，即擬設置的二級學科，一是能適應現實的迫切需要，能夠為國家和區域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服務，并且確有很多理論問題值得研究;二是在現有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已經存在，并且取得一定的業績，我們應該給予它合法的地位，從而促進它更好地發展;三是這個學科涉及多種藝術門類，而不僅僅涉及某一種藝術門類。根據以上關系準則，提出了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下設藝術史論、藝術批評學兩個傳統意義的基礎理論二級學科，以及具有現實意義的“藝術創意和藝術管理”應用理論二級學科的主張。［4］目前統一的學科設置標準尚未出臺，不過據了解，在各高校自主設置的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中，已經涉及了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批評、藝術管理、藝術創意、藝術教育、數字媒體藝術、藝術與科學等多個相關二級學科。

些許思慮

負責任地說，藝術學獨立為學科門類，既是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的藝術學科確立自身價值的大好機遇，又是對中國藝術學人的智力、魄力與理智的嚴峻挑戰。因為學科建設是百年大計，起始階段尤為重要，最要緊的是要選準方向、定好目標，邁出關鍵的第一步。仲呈祥先生在2011年5月于杭州舉行的“2011藝術學學科發展的新向度暨對策研究高端國際論壇”主題發言中也再次強調:“作為民族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藝術學應該為民族的生態環境營造良好的氛圍，以體現中國社會、時代的文明水準，改變當下令人堪憂的人文藝術生態環境的現實情狀。”［1］8并諄諄告誡老師們“千萬不要去搶地盤”，不要“為了整合資源，把人家人文學院的、歷史學院的、哲學院的等其他學院的老師全部拉過來申報。本來就是獨立門戶了，要以我為主了，結果又反客為主，這不行”。“有的時候，本校校內的資源的共用也是可行的，這得有個度，不要搞成了拼湊。”［1］14然而，由于歷史的、現實的、中國的、外國的等多種矛盾的存在，在截至目前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也已經出現了如仲呈祥等學者擔憂的一些搶地盤、拼資源等現象。比如相關二級學科的設置問題，由于在現行的普通高校辦學水平評價機制中，擁有碩士點、博士點的數量是一項重要的評價指標，故各高校無不希望借此機會擴大自己學科點的數量，以致在學科設置過程中出現“化整為零”、東拼西湊現象。更加值得深刻思考和檢討的是，藝術學理論本是旨在將藝術作為一個整體，從宏觀角度進行綜合研究，以此貫通各門類藝術的共性內容與本質特征，探索體現各門類藝術共同性發展規律的一門基礎學科和學問。這一學科的突出特征是綜合性。

按照傳統的一般性學理結構原則，人們常有“史、論、評不分家”的說法，因為三者之間有著割舍不斷的內在關聯。而在這個學科尚未擰成一股繩的初級階段，就簡單化地將其拆解開來，或者更多地將一些本來的三級學科(專業方向)強化為所謂的“特色性”二級學科來建設，極有可能是弊大于利。筆者認為，在當今世界學界都以崇尚學理規范、學術規范等為基本標準的時代，在作為“百年大計”的藝術學學科建設的起跑線上，中國藝術學界需要清醒頭腦，謹慎從事，不能夠讓暫時的利益沖破了理智的防線，因為這個天平一旦傾斜，矛盾和困難不但不會消減，而且會紛至沓來。目前值得思慮的核心問題約有以下幾點:顧名思義，藝術學理論是一門綜合性藝術理論，也是學術文化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規律支配下，經我國許多代人共同努力而開創的一個新局面，二、三級學科的設置更應體現綜合性原則。然而，倘若我們在做法上繼續沿襲已經過時了的“科技文化為中心”模式進行切塊分割，則恰恰是違背了藝術學的基本理論理念和學科宗旨，形成了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走向。我們可以草草地算一筆賬，比如藝術學理論的二級學科可設置六到八個，音樂舞蹈學等一級學科則可設置十四五個，那么，同一所學校如若同時建設藝術學的五個一級學科，起碼要建50余個二級學科，按每一個二級學科設一個三級學科(專業方向)需3位教授計，至少要有150余位教授，而在我國普通高校傳統建制的音樂、美術及至新建的設計院(系)中，能達此指標者恐怕寥寥無幾，必然出現空巢現象，這就勢必要做那些拉郎配、拼資源等不應該又不能不做的事情。《戰國策》說:“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5］歷史的教訓必須記取。據悉，在關于學科設置問題的醞釀過程中，藝術學差一點被取消了資格。除諸多客觀原因以外，本學科在十余年來的發展過程中，較多地關注表象上的繁榮，缺乏學科內聚力的夯實打造應是內因所在。中國是個文明的國度，自古就有“禮樂之邦”“禮儀之邦”等美譽，西周時期就制定了國之禮儀“五禮”，截至如今，許多傳統的倫理綱常，依然潛移默化地根植于人們的理念之中，成為約束個人的行為準則和保持社會群體間井然有序的基本砝碼。藝術學理論一、二、三級學科的設置，理應遵循一個基本的倫理關系準則，不能夠成為無“禮”取鬧，如若倫理關系錯位亦將貽害無窮。#p#分頁標題#e#

薦言要議

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制定了有關優化學科結構、加快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重要舉措。藝術學學科建設與發展的首要步驟，就是要圍繞以上兩個方面開展基礎性工作。有學者指出，“藝術學理論需要在面對質疑和自身檢討中推進學科的發展”，它“旨在打通各門藝術之間的壁壘，通過各門類藝術之間的關聯，構建涵蓋各門藝術的普遍規律的宏觀理論體系”［6］23。仲呈祥先生反復強調“營造氛圍說”，警示老師們千萬不要盲目地去“搶地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任何一門學科的建設，均需要有長期的學術積累、堅實的學理基礎和長遠發展的科學性目標定位，應以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綜合吸納、兼容并包的傳統文化精髓為基本理念，以扎實穩妥、循序漸進、精益求精、質量第一為立學準則，必須恪守學術規律，講究學術規范，遵循學科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路徑，讓其循序漸進、天工雕琢，不能陷于盲目和盲動。在這里需說明的是，“搶地盤”等行為一般并非普通老師們樂行與可行之事，它往往會成為一種地方性行政指令讓你被動地接受，別無選擇。當然，學界同仁并不能因此而推脫或放棄應盡的責任。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學科專家組組長仲呈祥先生的信任和重托，筆者有幸曾參與起草《藝術學學科簡介與博士碩士培養要求》的工作，在此僅將自己通過初步調查研究、集思廣益基礎上提出的一些核心觀點和參考性意見作簡要匯報，敬希諸位方家批評指正。

百年前，先生主張“尚自然，展個性”，倡導美育教育，提出德、智、體、美相融并舉的育人方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原則，推行溝通文理的學科設置，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等舉措。而今看來，以上舉措仍可作為我們教學與治學的基本準則。藝術學理論作為一門綜合性、高階性和理論性學科，其研究的對象包括各藝術門類的藝術實踐、藝術現象和藝術規律等，它體現了實踐性品格、理論性思維和精神性價值等多重特征，旨在以各門類藝術的實踐總結為基礎，以各種藝術現象的宏觀梳理與綜合分析為鋪墊，最終形成用以表征人類藝術文化發展之普遍規律的科學理論、概念范疇、價值論和方法論等知識系統。具體而論，藝術學理論的學科研究對象既包括各門藝術(音樂、舞蹈、戲劇、影視、美術、設計等)共通性的主體創作、造型設計、表演展示、鑒賞評論、教育傳播等藝術文化實踐活動，也包括古今中外人類對藝術現象、藝術史、藝術價值、藝術精神和藝術思想的認知經驗。進而言之，各藝術門類之間必然存在著共通性的價值理念、思想坐標、理論基礎、知識結構和認知路徑。藝術學理論屬于綜合性、交叉性人文藝術學科，其研究方法包括三大維度:一是用以分析并完善那些能夠涵蓋各門藝術基本概念的藝術知識學方法，涉及藝術史、藝術原理、藝術評論、審美范疇學、語義哲學等相關學科;二是用以解釋人類表達與感知各門藝術的形態特征，實現與體驗它們的審美價值等藝術實踐規律的藝術現象學方法，涉及藝術學與相關學科交叉生成的藝術哲學、藝術美學、文藝學、藝術心理學、藝術民俗學、藝術社會學等相關領域;三是用以揭示并預見那些能夠整合各門藝術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用以建構人類藝術創新精神的理性范疇，用以闡釋人類以藝術之道把握主客觀世界的價值真理的藝術之學的理論方法，涉及心理學、精神科學、美學、意識認知科學、文化人類學、宗教學等相關學科。

二級學科是教育教學與學術研究的實體，一級學科的宗旨目的及其各項具體的指標能否順利地實現，關鍵在于二級學科設置的規范性和實施運作過程中的合理性。審視任何一個傳統學科和現代學科的構架體系，無不把學科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理論作為不可或缺的兩大部分，故我國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的設置，應遵循繼承性、科學性兩個基本原則。繼承性原則。注重廣泛地繼承與借鑒世界各國藝術學優秀學術理念、方法和成果，重點強調繼承與弘揚中國藝術文化一以貫之的綜合性、包容性民族精神特質，以期在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建設進程中強力凸顯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強的堅定信念，在此基礎上實現廣采博納、兼收并蓄的學科構架體系的構建與完善。科學性原則。倡導和尊重科學規律，堅持以人為本，這是黨和國家及學術界、藝術界、教育界歷來秉持的發展觀。科學性是一種極具世界包容性、人類本體性和時代進取性的現代學術理念，處在重大轉型起始階段的藝術學理論二級學科的設置，如何更好地體現科學性原則，這是對藝術學理論界群體智慧的重大考驗。具體來說，藝術學理論的學科建設與理論創新，首先需要基于人類據以內化—轉化—外化藝術文化的審美價值規律，其次是需要基于人類用以認知藝術文化和創造審美產物的心腦科學規律，再次是需要基于藝術家用以構制藝術造型的形式法則、感性之道與技術規范。

根據上述基本原則，藝術學理論一級學科的學科范圍，可包含藝術基礎理論、藝術應用理論兩個二級學科，下轄相關的若干研究方向(或三級學科)。藝術基礎理論。藝術基礎理論，主要涉及文化主體對藝術文化世界這個藝術本體系統的觀察、分析、判斷、評價等對象性的藝術認知基礎理論。具體包括傳統學科的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評論等三個主干研究方向。(1)藝術史:含中國藝術史，外國藝術史，以及藝術考古學、藝術圖像學、藝術人類學等交叉學科專業方向。(2)藝術理論:含藝術原理，藝術美學，以及藝術文化學，藝術社會學，藝術教育學，藝術宗教學等交叉學科專業方向。(3)藝術評論:含藝術鑒賞學(傳統藝術鑒賞、現當代藝術鑒賞)，藝術批評學(傳統藝術批評、現當代藝術批評)等。藝術應用理論。在當今時代，“全球審美化”“經濟基礎審美化”“物質審美化”“日常生活審美化”等學術理念不斷影響著藝術理論的更新。藝術和生活的關系再次產生巨大的變異，首先是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審美價值觀與藝術創作的思維范式，倡導生活審美化的藝術理念，藝術已經漸漸地遠離神圣的象牙塔，回歸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本真的層面，也即實現了由人類的生活提煉升華成為以“美”為核心的藝術，再由藝術的“美”熏染提升人類生活的一個博大的理論命題，“審美化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策略”。當然，上述藝術理論的流派及其理論，并非構成對傳統的和現當代其他藝術理論流派的取代，而是形成了一種并存與互補的發展關系。從大局上看，上述變化有助于破除“藝術神圣”“至高無上”的象牙塔情結，讓藝術回歸現實，服務于社會生活，無疑是藝術理論研究造益人生的一大進步。我們再從人類藝術文化演進發展歷史的視角來看，從藝術與人類社會文明的共同源頭(源于生活)，到藝術與生活的漸行漸離(高于生活)，及至藝術再次回歸到生活中來(創意生活)，總體上符合事物循序漸進的基本輪回及普遍性發展規律。因此，設置藝術應用理論二級學科既合乎規范又通于情理。藝術應用理論，主要包括20世紀末以來在我國熱興的藝術管理研究和藝術創意研究兩大主干研究方向。(1)藝術管理學:含藝術文化管理、藝術產業管理、藝術市場與營銷管理、藝術展演與策劃管理、藝術產品與傳播管理，藝術品抵押與信托管理(藝術品抵押、藝術品按揭、藝術品信托、藝術品基金、藝術品“股票”)等方面的研究。(2)藝術創意學:含藝術文化創意、藝術產業創意、藝術傳播創意、藝術經濟創意、藝術科技創意等方面的研究。#p#分頁標題#e#

篇8

袁從萬（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體育教育訓練。

摘 要：本文通過文獻資料法對體育人類學的學科性質和在體育學中的學科位置、研究的對象、方法以及體育人類學與人類未來的發展幾個方面闡述了體育人類學這門學科的重要性，并對體育人類學學術研究進展進行一定綜述。只有從人類持續發展角度把握體育未來的發展方向，體育與人類才能更好的互補發展，從而中國體育的發展也需要體育人類學提供新的認識手段和方法和科學理論支撐。

關鍵詞：體育人類學，學術進展，綜述

體育人類學是在體育領域研究人類發展的一門學科，它揭示體育過程的內在結構，在不同形式的體育過程和與之相似的社會現象中尋找共同的規律。因此，體育人類學是涉及體育與人類的各個方面，從人類起源、生存、發展的宏觀意義上去認識體育，在探索體育的起源和發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間傳統體育方面，在研究人種差異與高水平競技方面，在探索人類體質狀態連續進化方面，從而進一步準確地把握體育的本質，以便使體育這種社會實踐活動朝著更有利于人類的方向發展。體育將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將成為各國經濟文化領域的重要產業。[1]

1.體育人類學的研究對象

體育人類學是運用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從人類進化的角度，探討人類進化過程中身體結構和運動方式的變化，結合考古學和民族學來判斷處于不同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體育狀況，居于更高層次，擁有更廣闊的視野，立足于體育對人類學的整體需要，體育人類學涉及到游戲、競賽、鍛煉、舞蹈以及人類身體運動的許多方面。[2]

體育人類學對體育原理的研究，為體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研究民族體育，對民族體育進行科學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篩選出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部分，不僅保護了民族文化，也為增強全民族的體質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論依據；競技文化的研究，使人類從單純追求人體極限的誤區中解脫出來，強調種族平等，競技場上的成績高低，不應該用以概括種族的優劣；人類的發展，為體育的未來制訂了坐標，把握體育的未來發展軌跡，考慮到人類體質和健康的終極效果，探討社會的異化導致的體育特殊需求，揭示體育與人類未來的發展。

2.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

體育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當然要借鑒人類學的基本方法，根據體育領域的實際需要加以調整，主要有以下幾種：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野外考察的準備、野外資料收集技術、野外適應、野外資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別是參與觀察方法，重視人的行為，是人類學最基本的途徑，也是體育人類學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體測量

體育與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都有密切關系，無論是檢驗人體發育或健康水平，還是衡量運動鍛煉或訓練效果，為開展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提供量化依據，都離不開人體測量方法。但應該清楚體育人類學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體標準類型的測量法，也不主張靜止地去研究人體常態。

2.3其他

人類學家必須保持一個視野的寬度，也就是說養成在寬廣的歷史和文化范圍內來觀察事物的習慣，因為他們要遵守人類學研究的兩大原則一一整體論和文化相對論。不僅如此，研究體育和競技活動的歷史需要考古學，在對民族體育的比較和評價中，經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學的成果。

3.體育人類學與人類未來的發展

一般而言，人類學著眼于人類的過去和現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來?；诂F實：生存空間的異化、適應的極限、腦體背離。體育人類學特別關注文明進步給人類體質帶來的負面后果，促進人類的體質健康與社會文化的同步發展，未來體育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借鑒生態人類學的理論，應該是綠色的、生態的。

健康，體現著人類對自身前途和命運的基本關懷；體育，是體現這種基本關懷的最佳執行者。追尋健康，體育應該是：最積極的休閑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娛樂方式。體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站在全人類發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絢麗多彩的身體運動方式來源源不斷生產健康，未來的體育將是最積極、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徑[3]。

4.我國體育人類學的學術進展

4.1學科基礎理論研究

1999年，我國第一本“體育人類學”專著出版（胡小明，廣東人民出版社），對體育人類學的學科理論進行了全面闡述。此后，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席煥久等，2001）和云南大學出版社（饒遠、陳斌，2005）先后出版了“體育人類學”專著。

人類學研究更關注的是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及差異性，以及這一差異形成的原因及其發展演變。因此，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為理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如楊世如對2009年由華南師范大學與貴州民族學院19位專家學者組成兩校聯合調查組以苗族獨木龍舟競渡為調查對象的實踐活動進行闡述，從研究方法上釋義體育人類學為民族傳統體育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理論空間[4]。楊海晨等在《論體育人類學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調查關系》一文中為田野調查法資料的客觀性提出一些建議[5]。

4.2民族體育的人類學視角

民族、民間傳統體育，是體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當前，有關民族體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術研究；2、通過田野工作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進行考察；3、民族傳統體育多元文化研究；4、傳統體育文化遺產保護。[6]

胡小明、李吉遠、鐘海明、萬義、胡建文、楊世如等學者對民族體育的研究，有力的推進了民族體育文化的保護與傳承。許多少數民族的體育活動就是體育的原生態，反映了體育的根，反映了體育最本質的東西。斗牛、龍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時都與自然力崇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體現著對自然的關懷、對生態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桿、獨竹漂等則是粘著土、連著泥，沐浴在自然和風里的。民族體育的發展趨勢主要與體育比賽、旅游產業、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相結合，才能有更好的保護、傳承和發展。

結語

體育人類學是新時期我國體育意識重新構建的關鍵學科，同時也是一門新興學科。新興學科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具有開拓性、創造性，研究新的對象，開拓新的領域，發現新的規律，為人類認識體育提供新知識，為人類發展體育提供新的認識工具。當然，新興學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學科，這決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從學科的成長期來看，體育人類學仍然處于童年，從人類發展的需要來看，體育人類學前景廣闊。（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參考文獻

[1] 王洪.體育運動與人類發展的淵源[J].湖北體育科技，1999（4）：45-47.

[2] 盧元鎮主編.體育人文社會科學概論高級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151.

[3] 胡小明.體育人類學進展[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4，27（3）：289-293.

[4] 楊世如，韋佳.原始禮儀競技的體育人類學研究——苗族獨木龍舟競技文化調查[J].貴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篇9

關鍵詞：比較史學；價值；發展前景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8-0077-02

一、淺析比較史學

史學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重要領域之一就歷史的比較研究，它也是比較史學的基本特征和雛形。早在史學的萌芽階段，歷史的比較研究就開始出現，司馬遷曾在《史記》中指出，對歷史的研究如果想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目的，應必須通過比較研究，“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學家梁啟超則指出：“凡天下事比較然后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長?！?/p>

在西方，隨著歷史研究的領域更加廣泛，理論體系更加完善，史學家們逐漸在對歷史的比較研究之中總結出了比較史學（Comparative History）這一獨立的學科領域。西方公認的比較史學之父，法國年鑒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其1928 年發表的《論歐洲社會的歷史比較》一文中，提出了較系統的比較史學的理論。他認為：“比較就是在一個或數個不同的社會環境中選擇兩種或數種一眼就能看出它們之間的某些類似之處的現象，然后描繪出這些現象發展的曲線，提示它們的相似點和不同點，并在可能的范圍內對這些相似點和不同點做出解釋?！?/p>

使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較史學，比較史學有整套相對完善的理論和方法體系。所以說，在理解比較史學概念的基礎上，我們還必須要掌握比較研究的類型、程序、原則等基本理論問題。比較史學遵循的最基本原則就是可比性原則，它是能否正確運用比較研究方法的關鍵?？杀刃缘呐袛嗍腔趯ρ芯繉ο蟊举|的認識，而非表象的判斷。

二、比較史學在研究中的價值

比較史學對于進行科學的歷史研究很大意義，“由于這類比較方法能夠更好地對近似點進行嚴格的分類和論證，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對事實做出假設少得多而精確程度卻高得多的結論?！?/p>

第一、有利于通過對各種歷史現象的比較研究，察其異同，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

比較史學最主要的功用在于，通過比較考察，探求各種社會歷史現象發生、發展與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種歷史現象發生與消亡的特殊規律，并進而探求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的普遍規律。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史實。差異性決定著歷史是豐富多彩的。但在具體研究中，我們往往把歷史進程中某種制度、某種思想、某種社會現象等局限于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片面地割裂了各種史實之間的客觀聯系，難以把握各種史實之間的同異關系。比較史學可以很好的揭示事物間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糾正歷史研究中的偏向。侯外廬學派認為，對于思想史的研究應當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相結合。這啟發了我們應當從中國思想和社會這兩個維度進行縱向比較，分析和比較不同歷史時期各種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聯系及其特點，從而提煉出值得繼承的精華部分。

第二、有利于深化對歷史的研究。

陳國慶教授在《史學與科學》一文中指出，在學術研究中,或許有若干種不同的觀點, 但是, 研究者們最起碼在史實的判斷上不至于發生歧義。從另一個角度講, 歷史研究者不應當以單純的從事于史實的重建為滿足, 歷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學的階段, 而應當在充分掌握史實的基礎上, 采用當代行為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力量與模式分析史料, 進一步解釋史實。例如, 將許多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史實進行縱向或橫向的比較研究, 以考察分析其異同和關聯, 從而對史實作部分或全部的歸納與檢討, 進而從更高層次上衡量該史實在整個歷史主流中所發生的意義, 將歷史、現實與未來聯系在一起。

當代中國史學大體是在影響下的史學體系, 但前蘇聯的一套史學研究體系, 也給中國當代史學的正常發展帶來過麻煩。通過中外近代史學的比較研究, 把中國近代史壇不時受西方諸種史學思潮撞擊情況及其引起這些撞擊的各種社會背景發掘出來, 可以引起青年人作更深入的扣心反思, 通過中外當代史學的比較研究, 把國門打開后, 西方史學方法的大量引進和對當代中國史學變革的重要而深遠的意義揭示出來。

第三、有利于開闊研究者的視野，拓寬歷史研究的新領域。

根據人們獲得知識的來源，亞里士多德將知識劃分為三類，即理論、實踐和鑒別的知識。而鑒別的知識是靠比較獲得的，比較的長處就在于能認識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樣性。比較史學的興起，正是因為它不僅可以推進對事物的深層次的認識，而且還可促使新思想觀點的產生，從而擴展研究的視野，甚至開辟新的研究領域。

杜維運認為,只研究中國史學,傾畢生之力寫成的中國史學史也只是地方史,不足以躋身世界史學之林。他 “居于世界漸幾于大同的今日,應胸襟廣闊,眼光遠大,以比較史學的觀點,闡述中國史學的出現,成立與發展,同時涉及世界其它地區出現的史學,比較其異同,衡量其得失。如此則中國史學的世界性出現,其價值將弘揚于世界。”

陳國慶教授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需要創新》第二部分——近代專門史研究需要拓寬和深化中指出“對經濟史的研究越深入, 人們感到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就越多。從目前的學術進展看, 有的學者從宏觀角度, 對中國工業化問題提出了新的認識; 有的學者從中外歷史比較的視野, 對近代中外經濟史進行比較研究?！边@啟發了我們，我們的視野不能僅僅局限于中國歷史的史事上，還應將其投放到更廣闊的領域中去，與世界歷史的背景相結合、比較，這樣往往可以獲得更多更有價值的結論。

三、比較史學的發展前景

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史學學科建設中應當大大提升比較史學的地位。目前根據教育部的學科設置目錄，歷史學學科門類下設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但縱觀這三個一級學科下屬的二級學科，都沒有比較史學的位置。對此，筆者認為可以使用兩種方法解決：一是在中國史、世界史下分別設置中國比較史學、世界比較史學；二是參考經濟學的學科設置，將歷史學分為史學理論、中外通史研究與考古學三個一級學科，并在史學理論下設比較史學二級學科。筆者更傾向于第二種設置，比較史學本來就是世界范圍的比較，如果按第一種方案，中國比較史學的存在意義就會大打折扣，但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本來就不僅僅是世界史研究中所必須的，中國史的研究也應當采納。但鑒于第一種學科設置不至于對剛剛調整完畢的學科設置再做大的變動，也可以供決策者參考。無論怎樣，我們都應當重視比較史學在歷史學研究中的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楊豫, 胡成. 歷史學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9.5.

篇10

[關鍵詞]后現代主義哲學

圖書情報學認識存在學科體系

[分類號]G250

1

引

言

用哲學化的視野觀察科學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揭示科學研究與知識、社會存在和人之間的關系，并最終促使我們用更為合理的方法得出更真實反映社會存在的理論…。圖書情報學理論和實踐中對自身理論基礎和身份的迷惑正是缺乏學科哲學觀照(philosophicalcounterpart)的反映。在此研究需求下，國內外學者開始探索圖書情報學哲學層面的解釋和理論基礎”。]，其中后現代主義哲學解釋下的圖書情報學研究不乏深入見解。

本文在回顧圖書情報學哲學研究淵源的基礎上，對后現代主義哲學(也有“后現代哲學”的說法，本文采納馮俊教授的說法，即后現代主義的哲學轉向，后現代主義哲學是后現代社會的社會特征、知識特征、文化特征、心態和思維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理論上的反映)與圖書情報學的關聯研究進行述評，在此基礎上提出后現代主義哲學對圖書情報學若干問題的一種解釋。

2　國內外研究現狀

“后現代主義”一詞最早被用來描述現代主義內部發生的逆動，涵蓋哲學、文學藝術和社會文化，是一種思維方式和態度，以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統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以及多元化為特征。后現代主義哲學的指導思想對圖書情報學現狀具有映射價值，并能夠為其發展提供可能的方向和觀照。

2.1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圖書情報界的研究者基本認同圖書情報學與哲學的天然內在聯系。約赫蘭德(Birger Hjrland)曾總結出圖書情報學研究的如下哲學假設，包括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批判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經驗主義(empiricism)、女性主義認識論(feministepistermology)、解釋學和現象主義(hermeneutics andphenomenology)、歷史主義(historicism)、哲學(marx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范式理論(paradigm―theory)、后現代主義和后建構主義(postmodernism andpostconstmetural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系統論(systems theory)。隨著哲學層面上圖書情報學研究的深入，科學哲學①、社會認識論、信息哲學開始進入研究視野。

在此基礎上，后現代主義哲學與圖書情報學的關系開始引起關注。主要分為后代主義哲學與圖書情報學研究本身的關系以及對圖書情報學學科環境的觀照。

密蘇里大學圖書情報學院的巴德教授(John M，Budd)是較早開展圖書情報學與后現代主義哲學關聯研究的學者，認為經過修正的認識論可以解釋圖書館的本質和人在圖書情報學實踐中的認識狀態，并強調解決問題可以有多種途徑和方法，即用后現代主義認識論取代以理性和絕對正確為代表的現代性理論。1998年，萊德福德依據福柯的論文“The fantasia of li―brary”，運用后現代認識論的觀點對圖書館、圖書館實踐、圖書館員以及讀者的認知和理解進行重構，提出“圖書館的目標是使讀者和作者自由建構自己的知識，而不是理解外界強加的知識排序”。此后，福柯的觀點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圖書情報學研究者關注。200B年，萊德福德運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探討圖書情報學中的“管狀視野和盲點(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即圖書情報學中的話語成規何以成為問題，這種話語成規如何阻礙圖書情報學研究多樣化以及如何利用?？碌闹R考古學來促使圖書情報學的研究者進行反思，并促使新的話語規范的形成。這種運用后現代主義哲學典型理論方法對圖書情報學的研究路徑和研究活動本身進行的思考，推動了圖書情報學哲學研究的嚴謹化和深入化，并促使圖書情報學展開跨學科思考。

與此同時，美國情報學家維思格提出了后現代科學知識變遷的概念，包括知識的非個人化、可信度、零碎化和理性化，在這種情況下，情報學應該成為一門后現代科學，即不應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運作，而是以問題為導向。英國情報學家穆迪曼提出圖書情報學的教育背景不再是informatin society能夠表述的，應該用“復雜的、片段的和后現代”來表述，圖書情報學關注公共知識社會變遷的管理視角已不再適用。霍巴則把書目指導和學生教育聯系起來，提出傳統的書目教育應該汲取后現代教育理念，圖書館應是一個在話語背景下的學習中心。

國外研究至少在三個方面為圖書情報學提供了研究幫助：①為關于圖書情報學本質的思考提供新思路，比如?？碌挠^點、后現代認識論；②為圖書情報學研究提供了多種研究方法，比如解釋學的方法、話語分析的方法等；③為圖書情報學學科生存環境提供新的解釋，以此幫助研究者重新認識圖書情報學的社會存在。

2.2　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哲學層面的圖書情報學研究，一方面是引進介紹西方哲學理論；另一方面也試圖用本土話語來解釋本土現象，或用西方話語來透視本土現象。傅榮賢認為中國古代文獻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個環節都是向個體存在敞開的，表現出與科技相對的哲學性。金勝勇等人提出用科學哲學的判斷標準來對圖書館學的科學性進行觀照性研究。王知津則對情報學中的哲學基礎理論、哲學方法應用、哲學理論應用進行綜合分析。

其中，國內學者運用后現代主義觀點和方法對圖書情報學展開研究較晚。蔣永福明確提出中國的圖書館學具有后現論特征：價值多元主義、權利話語取向、工具理性盛行。王建冬論述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對情報學基礎理論的影響，包括波普爾現代本體論思想、庫恩科學歷史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的科學哲學在情報學理論中的顯性引入與啟發以及新解釋學和社會建構主義兩種取向的作者、讀者與文本關系的后現代解讀方法對情報學認知觀和領域分析等基礎理論的影響。王知津認為情報學中表現出的非表達特質、不確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現代主義的典型特征，而情報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情報學后現代主義趨勢的表現。俞傳正認為后現代主義階段的科學哲學對“語境”的關注會對情報學的發展和走向產生重大影響。賴鼎銘分析了后現代社會對圖書資訊服務的沖擊，包括對經典作

品的解構、數字化技術對教育和學習體制的虛擬化沖擊以及數字化技術對圖書資訊服務的質量、可得性和可用性的新要求。葉乃靜提出后現代社會的圖書館學要從傳統的精英視角為大眾服務。此外還有對后現代圖書館的描述。

國內學者對圖書情報學與后現代主義哲學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對圖書情報學研究和實踐現狀的分析上，并沒有涉及研究所反映的社會存在以及對研究本身的歷史分析和邏輯分析，內容較為淺層。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學者開始探索深層次運用后現代主義哲學的理論和方法關注國內圖書情報學的研究與實踐，比如俞傳正在其博客中提到國內圖書館事業的后現代轉型，即從事業轉向職業，藉以改變國內圖書館事業發展的瓶頸，并提出如何借助話語分析方法對圖書館用戶進行分析。

3　后現代主義哲學對圖書情報學現狀的解釋

3.1　技術的地位

技術要素在圖書情報學發展中的地位不言自明。從討論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生院對技術、方法和管理技能的忽視開始，美國學者一直關注新技術的出現對圖書館學和圖書館事業以及情報學之間關系的影響。薩瑞塞維克認為情報學與信息技術有密切的相關性，約赫蘭德認為“一門學科必須由其研究對象而不是使用的工具來界定”。歐美研究者承認信息技術在促進情報學出現和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研究對象本身，連薩瑞塞維克也提出情報學面臨著最大的危險――忽視用戶和人，只專注于技術。

如何看待技術在圖書情報學中的地位?一方面，生態后現代主義認為技術既不是拖著我們尾巴隨它而走的獨立力量，也不僅僅是一種中立的、非價值的工具集合，每一種新技術的目標和設計都反映了我們的文化。圖書情報學中的技術應該成為學科價值和方向的體現和實現手段。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哲學中的非理性主義認為技術是知識體系理性的表現形式，是現代社會最能展現理性實力的手段?，F代性的圖書情報學研究正是用技術證明人對社會存在的掌控以及其在學術群體中的尊嚴地位。圖書情報學中普遍存在的工具理性被人們質疑，其解決之路又在哪里?①在于對技術的重新定位，即技術為理論、實踐和價值服務，而不是技術本身是理論、實踐和價值；②在于技術適用范圍的確定，并不是所有問題都適合用技術解決以及在方法選擇表中的排序。非理性主義中對工具理性的發難、強調情感思維和感性方法可以作為突破口。傳統的社會學方法，扎根理論，也能促使圖書情報工作的改善并提供新的思路。

3.2　多種聲音的存在

圖書情報學研究的一大特點就是多種聲音同時存在。有人統計國內關于圖書館學研究對象的觀點，20世紀90年代末有五六十種之多。該特點一方面體現出研究者對研究對象、本質和基點的固執追求；另一方面又表明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正愈來愈顯現出后現代主義哲學非中心化、非基礎主義、非理性主義和視角主義的特征。表現為：①拋棄“普遍性知識、總體化語言”，圖書情報學的總體總是不完全的，需要增補，這種增補有賴于認識的深入以及認識對象本身的發展；②圖書情報學的客體和主體都是非中心的、非封閉的，只有正確認識圖書情報學認識對象和認識活動的位置與空間，才不會局限于“機構”與“非機構”、“大圖書情報觀”與“小圖書情報觀”之爭；③圖書情報學中不存在絕對的真理和永恒的框架，即不能對任何觀點抱以絕對化或力求學界統治地位的想法，也不能將追求真理與追求絕對等同；④對圖書情報學的研究應脫離固定界限概念限制，傳統哲學和邏輯實證主義推崇的是概念分析，但其分析對象往往是抽象的和靜止的，忽略了對象本身的動態發展和復雜性，圖書館學所關注的“圖書館”正是如此。國內圖書館學研究傾向于找到學科研究基點，試圖通過明確學科基點和學科體系的建立來指導實踐并確立其科學地位的做法體現出現代性和后現代的碰撞與沖突、堅持與突破。

3.3　身份危機

關于圖書情報學身份的迷惑以及由此帶來的危機感一直是研究者關注但又不愿直面的問題。學科的地位以及由于現代性理論中對理性、地位的尊崇使得我們一直陷入“術”與“學(道)”爭論的怪圈中。從圖書館專業(1ibrarianship)、圖書館研究(1ibrary study)到圖書信息學(1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y)，這些變化可以顯示此學科研究取向的范式遞變，圖書信息學的研究與學科本身也從錄音帶、影帶、光盤到網絡，不斷學習調整，以求跟得上技術變遷的腳步，但卻面臨名稱的爭議、學院歸屬、失焦的教育目標、核心課程的難產、學生來源狹隘、本土性教材、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困境。后現代主義哲學能夠為這種身份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困境帶來什么改變?首先是思想的轉變，圖書情報事業不再是最初現代性中維護自由與公平的宏大事業，在其合法性危機、技術導致的生存危機的背景下，需要從現代性時期的一項事業轉而成為后現代時期一項普通的職業；其次轉變方法，比如后現代主義哲學的建構主義，即關注用戶使用圖書館的目的及圖書館對他的幫助是什么。現代性指導下的用戶研究由常態模式看用戶，因此，在某一時空背景下，某一群人的行為是一樣的，和個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沒有相關性。建構主義認為使用者是在建構環境，而不是適應環境。所以，預測及了解用戶如何使用信息，必須先了解其信息需求產生的情境，進而了解用戶是在怎樣的情境下使用圖書館。圖書館若能由意義建構理論來了解用戶信息需求產生的情境，并提供幫助，圖書館使用率必能提高，圖書館存在的意義得以體現。

4　后現代主義哲學指引下的圖書情報學未來――一種可能

4.1

圖書情報學的存在環境

圖書情報學的誕生與知識和信息傳播及利用密切相關。利奧塔對后現代社會知識和科學狀況的考察展現出社會知識的深層特征。①知識的信息化(量化和可操作化)，以計算機運用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正迅速改變知識的性質，只有將知識轉化為可操作的信息量，才能被生產者和使用者獲取和使用。②知識的商品化。知識和認識者之間不再是單純的外在關系，而是為了價值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供求關系。如此，知識的獲得(包括研究)和知識傳播(包括教學)都發生了改變。圖書情報學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知識的信息化要求那些傳統載體形式的知識必須改變，否則將失去存在的價值和可能性；知識的商品化使得人們獲取知識的動機、知識流動的方式、知識的生產都將與利益、價值和金錢緊密相關，那么純粹的閱讀、文化的教養與熏陶、知識的提供，乃至傳統的保存和繼承都將受到金錢的制約與改變，傳統的圖書館使命和情報機構的工作該將何去何從?

4.2

圖書情報學的認識與存在

對認識和存在關系的重新解讀是后現代主義哲學的重點。后現代主義哲學影響和解釋下的圖書情報學認識和存在的關系表現為：①圖書情報學的認識對象(存在)處于不斷的變化中，即社會存在的變化。從最

初施萊廷格以圖書館整理作為圖書館學研究對象開始，圖書情報學對研究對象的認識經歷了所謂的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和由機構到知識信息的過程。這一變化正是由認識對象變化引起，即從最初的圖書整理、簡單的圖書資料提供，到近現代的信息檢索和提供，圖書情報學的認識對象在不斷擴展、豐富。于良芝也認為隨著信息職業的細化，圖書館職業和情報工作所要解決的問題發生了巨大變化。②圖書情報學的認識與存在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統一于科學知識對存在的解釋中。即研究者自身的立場、文化知識背景和社會背景決定著其對存在的解釋，正是這種理解的歷史性使得圖書情報學的知識必須建立在解釋的基礎上，并不存在絕對的客觀立場。因此，圖書情報學的研究必須出現多種聲音，即視角的多元化、解釋的多元化和意義的多重性。同時，這種解釋性的認識表示我們認可的學說和觀點也是建立在視域融合的基礎上，即研究群體的共識。③圖書情報學的認識對象只有變化、復雜，沒有絕對的唯一和本質，試圖找到各種現象和存在簡單化的努力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④圖書情報學的認識本身是開放的、多元的，且僅僅是對存在的一種解讀。⑤單純的概念不能解決圖書情報學的問題，固定界限的圖書館概念不能把握龐大復雜且流動著的圖書情報學認識對象。

4.3

圖書情報學的學科體系

傳統的圖書情報學學科體系大多以線性的、單一的、封閉的模樣出現，并試圖囊括所有認識存在。在后現代主義哲學解構主義、利奧塔的知識合法性判斷等觀點指引下，圖書情報學的學科體系應具備以下特征：①開放性，即學科體系的邏輯解構容許新內容的加入；②非確定性，學科體系不能成為宏大的“元敘事”，即不能試圖成為解釋一切的標準統一語言，也不能試圖規定研究群體的話語，話語的多樣性以及學科知識的話語敘述傾向才是學科的發展趨勢；③非線性，即學科體系的各要素間充滿差異且彼此互補，邏輯結構體現的是多向性，而非直線單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