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渤海大學管理學院，遼寧 錦州 121000）

【摘　要】近年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由于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特殊性，我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過程面臨諸多挑戰。制造業企業如何選擇正確的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對企業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

1　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自“走出去”戰略作為國家戰略正式提出以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短短十多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中，非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由2003年的28.5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01.7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45.2%。非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存量總額5256.6億美元，其中在2003~2013年間非金融業累積投資4494.1億美元，占非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5.5%，表明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晚，但實現了短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也由2003年的6.2億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48.9%。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存量總額428.2億美元，其中在2003~2013年累積投資達到397.5億美元，占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92.8%，說明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起步晚，取得了更加快速的進步。由以上數據可知，制造業直接投資存量占非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1%，其中在2003~2013年間制造業累積投資占非金融業累積投資的8.8%。雖然近年來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碩果累累，但機會與風險并存。由于我國特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制造業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也面臨著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因此，對影響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因素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

2.1　技術優勢

Barney認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既可能是為了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和能力，也有可能是為了獲取其他企業的核心資產[1]。當企業相對于東道國的競爭對手具有壟斷優勢，并且由于市場的不完全性，導致企業不能通過市場交易獲得壟斷資產的全部收益時。為了獲得壟斷資產的全部收益，企業傾向于在東道國采用新建投資的方式實現對壟斷資產的控制，以期獲得壟斷資產的全部收益[2]。當企業在東道國不具備壟斷優勢時，在與競爭對手的市場較量中處于弱勢地位。為了彌補技術上的差距，企業傾向于在東道國采用跨國并購的方式，獲取目標企業的壟斷資產，實現企業技術的快速提升。

2.2　國際經驗

在陌生的經營環境中，企業往往對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缺乏了解。信息不對稱將提高信息收集成本，增加企業運營成本，甚至會導致跨國經營的失敗。因此，具有國際經驗的企業再次面臨投資決策時，通常利用以前投資中的經驗、教訓，掌握的投資技巧，快速鎖定投資目標，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因此，具有國際經驗的企業更傾向于利用以前投資過程中掌握的投資技巧，快速鎖定目標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進入東道國。反之，則采用新建投資的進入方式。

2.3　制度約束

制度約束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減少了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有利于保護跨國企業在東道國的合法權益[3]；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制定各項法律制度，設置制度障礙，限制他國企業進入本國運營，以保護本土產業安全[4]。制度約束會導致企業經營風險增大，進而提高企業的運營成本。因此，在制度約束大的東道國進行投資時，為了降低不確定風險的影響，減少運營成本，企業更傾向于高度控制國外分子公司，以保證母子公司的一致性。因此，在制度約束大的東道國經營時，企業會采用新建投資的進入方式。反之，則采用跨國并購的進入方式。

2.4　文化距離

企業決策不僅考慮企業利益最大化，還要兼顧消費者心理狀態、社會價值觀等社會心理的影響。當企業對外投資決策時，則需要考慮母國和東道國文化差異，即文化距離的影響。東道國與母國文化距離越大，企業面臨的潛在文化沖突風險也越大，企業的運營成本也將隨之增加。因此，企業在文化距離大的國家進行跨國投資時，為降低文化沖突的影響，企業應該通過跨國并購的方式與東道國相關企業合作，在合作的過程中深入了解東道國的價值觀念、思維模式等，從而實現國際化的戰略目標。反之，則采用新建投資的進入方式。

3　結論與建議

3.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企業應在日常經營中不斷完善管理體制、拓展融資渠道、增強資源整合能力，在日常經營中根據環境的變化不斷完善管理能力，增強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為企業跨國經營奠定基礎。

3.2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企業在投資前應深入了解東道國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東道國政府對于境外資本的態度。如果東道國政府對外資保持開放的態度，則意味著企業可以自由選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進入模式；如果東道國在出于某種政治原因的情況下，對外資進入本國經營設置比較嚴格的限制，則意味著企業應該在明確法律規范的前提下，采取謹慎靈活的方式進入東道國。

3.3　重視潛在文化沖突的影響

在文化距離小的國家進行跨國經營時，企業面臨的文化沖突風險較小，可以自由選擇跨國經營的進入模式；在文化距離大的國家進行跨國經營時，企業面臨的文化沖突風險較大，應在與東道國企業合作的過程中，逐步深入的了解東道國的文化傳統，謹慎的選擇企業跨國經營的進入模式。

參考文獻

［1］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1):99-120.

［2］Hymer 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6.

［3］Meyer, K. E. 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try mode choice in Eastern Europ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32(2):357-367.

篇2

所有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企業理論的出發點就是，要確保跨國企業的投資有利可圖，進入東道國的跨國企業必須具備當地競爭者所沒有的優勢。也就是說，擁有特定的優勢是跨國企業在當地投資的前提條件，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正是利用其既有的特定優勢的過程。實際上，跨國企業實施FDI也可以是構建新的競爭優勢的過程，目前僅擁有部分競爭優勢的后發企業可以對外直接投資，吸取和積累知識型資產，在未來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傳統理論將具備壟斷優勢視作先決條件的靜態化處理方法，正是造成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困局的根本原因所在。

藉此為突破口，吳先明教授的新作《創造性資產與中國企業國際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從創造性資產的分析視角對既有理論進行了積極拓展，從理論上解釋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為蓬勃興起的中國企業國際化進程指明了方向，并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打破對外投資困局提供了很好的途徑。

本書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從傳統理論的核心問題和基本前提入手構建新的理論框架，立意高遠?？鐕髽I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跨國企業為什么愿意并能夠以直接投資的形式到東道國從事經營活動?以國際生產折衷范式為代表的傳統理論認為這取決于三個基本條件。企業之所以能夠到國外經營，是因為企業擁有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壟斷優勢；企業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資的方式，是因為企業使自身優勢內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給外國企業更有利；而企業之所以愿意到東道國經營，是因為企業在東道國結合當地要素投入來利用其優勢時比利用其本國要素投入更有利。將企業擁有壟斷優勢視作其對外投資的既有前提是傳統理論的根本缺陷，這一缺陷不僅造成了發展中國家企業投資兩難的理論困境，也使得傳統的理論范式不斷受到現實中跨國企業發展的新情況和新變化的嚴重沖擊。比如本書中所提到的三個影響深遠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增長迅猛；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全球研發活動蓬勃興起；以及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并購取代新建投資成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方式，等等。

基于此，本書利用鄧寧1993年所提出的創造性資產的概念，強調跨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競爭優勢的動態化過程。該書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國際生產的動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在實施FDI較少地強調利用既有的所有權特定優勢，而更加關注通過并購新的資產，或與外國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系來擴展自身優勢。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新型競爭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不再是以壟斷優勢為先決條件，擁有局部競爭優勢的后發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得創造性資產，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例如，發展中國家可以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競爭優勢，以此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重構自身資源和能力基礎，通過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去尋求和獲得重要的創造性資產――如創新技術、商業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

本書所建立的理論框架是其一大貢獻?？梢哉f。該書的理論框架既是對傳統理論的繼承，又是對傳統理論的突破和創新。一方面，本書基本理論框架和國際生產折衷范式并無太大差異，因此它仍然可以解釋傳統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另一方面，它又對折衷范式中某些基本前提進行了修正，賦予其動態化變動的涵義，使其更符合跨國公司發展的新發展和新情況，從而增加了理論的解釋力度。

與同類書籍相比，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其理論分析和經驗分析緊密結合。由于數據難以獲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研究大多偏重于理論分析，或者一般意義上的定性分析。但由于跨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經驗分析如果缺乏深度就難以得到有說服力的結論?；诖?，本書不僅以邏輯一致的理論框架為基礎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而且每個理論分析結論都注重以充分的經驗分析作為支持。

篇3

一、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規模差距懸殊，危機后走勢不一

中美相互直接投資在規模上有顯著差距。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經歷兩輪增長，第一次擴張期為1993—2001年，從5.56億美元增至19.12億美元；2003—2007年進入第二輪增長階段，2007年達到52.43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發展緩慢，2003年僅為0.65億美元，2007年為1.96億美元。

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和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走勢不同，美國對華投資波動較大，出現資本凈流回，中國對美國投資則增長較快。美國經濟分析署的數據顯示，美國對華直接投資2008年增至歷史最高值，2009年降至負值，出現凈資本流回，且2011年再次出現16.63億美元的資本凈流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數據，沒有出現負值，但呈現下降趨勢。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則增長較快，2010年和2011年的增速分別為43.9%和38.5%，2011年達到18.01億美元。

（二）雙邊直接投資都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投資趨于增加

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集中于制造業領域，對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投資趨于增長，但仍然較小。2000年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存量為70.76億美元，占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的比重為63.5%，2011年達到267.1億美元， 所占比重為49.2%；其中，以滿足當地市場需求的食品業和化工、冶金和交通設備等重工業為主，計算機和電子產品的投資規模也較大。對服務業的投資增加，2000年美國對華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存量8.09億美元，占美國對華投資總額的比重為7.3%，2011年為146.37億美元，所占比重為27%；其中，對金融業的投資整體呈增長趨勢，所占比重為4.6%，但總體上仍然較少。

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金融業投資增加較快。2010年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存量占比27%，為我國對美國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國際金融危機后，對美國金融業的直接投資增加，2007年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金額為1.96億美元，2008年大幅增至4.62億美元，其中，對金融業投資增幅最大，2010年對金融業投資所占比重為10.8%。

（三）雙邊直接投資在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聯系中相對較弱

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歐洲地區，對華直接投資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2008年之前不足2%（2005年除外），國際金融危機后出現波動，2010年對華直接投資占比為2.33%。中國引進美國投資占中國引進外資的比重也較低，并且下降趨勢較為顯著，2004年為6.5%，2010年降至2.0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亞洲和非洲地區，2011年對美國直接投資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比重為2.43%；從美國引進外資的角度看，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所占比重更是很低，2009年之前都低于0.2%，2011年為0.25%。

二、形成中美雙邊直接投資基本格局的主要影響因素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已形成一定規模，而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雖然國際金融危機后發展較快，但仍處于起步階段。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存量為542.34億美元，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僅為38.15億美元。

（一）比較優勢決定雙邊投資的基本格局

從美國的角度看，美國的企業由于具有技術創新、先進的企業管理和營銷與品牌等優勢，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居世界首位。從中國的角度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更多地擁有“國內資源部門的準入權優勢”和“生產階段的分工”，而只有少數企業在某些領域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所有權優勢”。

如果將美國和中國的優勢放在一個框架中分析，則美國更多地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所有權優勢”，中國更多地擁有“國內資源部門的準入權優勢”和“生產階段的分工”優勢，這決定了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基本格局。

（二）區位因素和歷史文化聯系

從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看，經濟發展的歷史聯系和地理因素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格局的主要影響因素。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加拿大、歐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資頭寸所占比重，分別為8%、55%和20%，對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占比僅15%。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較深地參與到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中，逐漸成為世界主要的制成品出口國。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主要是來自亞洲地區的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的直接投資發揮了主導作用，來自美國的直接投資并不是促成中國參與當前國際分工的主要因素。

三、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

（一）美國“再工業化”對雙邊投資帶來不確定性

為應對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和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等問題，美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有層次、有步驟地推出一系列系列舉措。美國“再工業化”對雙邊直接投資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

1、部分美國在華制造業企業回歸，但宏觀影響并未顯現

隨著機器人、人工智能生產和頁巖氣技術的突破，美國的制造成本降低。2012年3月份波士頓咨詢公司推出《美國制造回歸：制造業或臨拐點》的報告，認為中國制造業的低成本優勢正在不斷削弱，制造業從中國向美國回歸拐點將有可能在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家電和電氣設備、機械設備、家具、金屬制品、塑料和橡膠及運輸工具七大產業率先啟動。目前確實也出現了部分制造業企業回歸美國生產的現象。

在宏觀層面上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未受到顯著沖擊，但趨勢不穩。美國對外制造業直接投資，2008年降到最低，2011年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水平，但已溫和復蘇。美國對華制造業直接投資在2009年下降幅度較大，2010年和2011年先增長后下降，趨勢不穩。從制造業的內部結構看，計算機和電子信息產品、電子設備和零部件以及交通設備領域的直接投資波動較大。

2、中國對美跨國并購受政治干擾趨多

從中國企業近幾年對美國的直接投資看，華為、中興、三一和萬向等中國企業在美直接投資接踵遇挫?！罢巍?、“國家安全”、“威脅”等成為阻礙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的主要障礙。具體看，中國對美跨國并購的企業主要是中國在高技術產業領域有過激競爭力的企業，美國存在對其技術外溢的擔憂。根據《埃克森-佛羅里奧修正案》規定，總統有權基于國家安全的理由對任何外國兼并、收購和接管美國的商業公司的行為采取行動。對外國并購等的審查具體由外國投資委員會來負責。這種“審查權”就賦予了美國總統在經濟領域的“政治干預權”。

因此，從經濟要素的稀缺性來看，有限的資本根據要素成本的差異，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進行區位選擇，意味著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面臨不確定性，但目前尚未帶來明顯沖擊。另外，從先進技術的壟斷性看，出于對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增強的防范，針對中國對美高技術企業的并購，美國通常會以威脅到國家安全的理由進行干涉，從而給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增加風險和不確定性。

（二）影響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發展趨勢的基本因素尚沒有變化

1、中國的市場需求巨大，且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增長快

從亞太地區看，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市場需求巨大的優勢較為顯著，成為吸引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即前面提到的，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市場拓展型投資”，目前已取得較好的發展。

一是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已形成較大規模。中國已經為美國對亞太地區制造業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在2004年之后經歷了快速增長，2007年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頭寸，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國家，2011年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的投資頭寸為267.1億美元，高于日本的233.12和新加坡的214.47億美元。

二是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持續穩定增長，并且前景不錯。美國商務部公布的美國—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經常賬戶項目下的直接投資為凈收益，并且穩步增長。2000年直接投資項下美國對中國實現的投資收益為12.2億美元，之后快速增長，2007年為57.7億美元，2008—2011年，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收益仍保持較快增長，達到96.8億美元，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的比重也提高至2%。

另外，美國對中國金融業的投資增長空間較大。截止到2011年美國對日本的金融業直接投資總額為545億美元，相當于制造業投資總額的2倍多，而對中國金融業的投資總額25億美元，不足制造業領域投資的十分之一。美國對新加坡、韓國和印度的金融業直接投資分別為137、57和37億美元，也高于中國。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和開放水平的提高，美國對中國金融業的直接投資將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因此，美國對華制造業投資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金融業領域的直接投資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并且投資收益穩定增長，這都成為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的有力支撐。基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市場潛力的逐漸顯現，預計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增長的基本趨勢不會受到影響。

2、中國擴大對美直接投資的必要性凸顯，且具備客觀基礎

中美之間的直接投資聯系較弱，貨物貿易和中國持有美國的國債是目前中美兩國主要的經濟聯系。從資本流動的方式看，中國資本流入美國的主要方式是中國增持的美國國債和美國銀行增加的負債，直接投資方式所占比重非常?。幻绹Y本流向中國的主要方式是美國銀行投資權益的增加，直接投資占比也較小。通過增加對美國直接投資已成為改善中美經濟貿易聯系的主要方式之一。

從直接投資的動機看， 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的動機日益強烈。確保在美國的市場份額，規避貿易摩擦等占主導地位，人民幣相對美元升值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隨著我國高技術產業領域部分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增強，為加快提升我國高技術和先進制造業的發展水平，進行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也成為推動中國企業對美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因素之一。

從比較優勢的角度看，我國部分企業具備了跨國并購的基礎，中國已到了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的階段，“走出去”戰略實施后，一系列支持海外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的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三）政策環境整體有利，且長期看尚存機遇

從長期看，美國“再工業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市場需求，以及產業分工深化為促進兩國直接投資帶來機遇。

1、中美雙邊直接投資面臨的政策環境整體有利

一是“選擇美國”計劃的實施有利于中國對美國的直接投資。2011年6月奧巴馬簽署行政命令，創建“選擇美國”項目辦公室，旨在推動全世界各地和美國本土企業擴大在美國的投資，為美國創造增長良好的就業環境。

二是中國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1年修訂）》擴大了開放度。目錄取消了部分領域對外資的股比限制，通過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以促進制造業改造提升、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促進服務業發展；中國“走出去”戰略的加快實施，也為國內企業加強對美直接投資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撐。

三是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正在推進。2008 年6月，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雙方同意啟動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旨在加強雙邊投資保護的同時，促進雙邊投資健康發展。2012年5月重啟中美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談判，兩國政府并為此展開了相關研究。

2、辯證看長期雙邊直接投資尚存機遇

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從發展的角度看，一是必然意味著對潛在市場投資的增加，以更準確靈活地捕捉市場需求信息，二是“再工業化”帶來的新一輪產業的發展，必然帶來國際分工的深入發展。首先，長期看，市場需求是企業技術和產品創新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當前產品生命周期加快，產品的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再創新階段，間隔時間較短，必然意味著為了抓住市場規模而帶來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中國具有潛力巨大的市場。美國可能通過對華直接投資，來捕捉更多的市場信息。其次，“再工業化”將帶來新一輪產業興起和發展，必然帶來國際分工格局的調整，這無疑是中國參與新一輪全球經濟分工的重要機遇，通過培養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中的新優勢，提升技術水平，與美國更多地展開科研合作，與美國形成不可替代的產業分工關系，將有利于雙邊直接投資發展。

四、政策建議

加強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目標并不是確保其規模，或者確保其增速，重點是促進中美直接投資結構性加強，立足于利用好中國潛力巨大的市場優勢、較低成本的熟練勞動力優勢和一定基礎的科研優勢，并抓住“美國再工業”及新一輪產業革命帶來的國際分工的機遇，為我國的產業轉型升級創造爭取更多的有利條件。為此建議：

一是分類利用好美國對華直接投資。針對以利用我國低勞動力成本為導向的美國直接投資，政策側重于理順要素市場價格，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無需政策方面壓低勞動力成本以應對“美國制造業回歸”；針對以我國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直接投資，政策側重于市場開放程度的擴大，但也要防范美資企業在我國市場上的壟斷，造成國民福利的損失；最重要的是，為擴大美國高技術領域或者研發機構在我國的投資提供政策支持。

二是加大對戰略性產業的監管。在擴大產業開放的同時，要更加注重監管，保障我國的經濟和產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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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裝備制造業；企業“走出去”；遼寧

[中圖分類號]F203；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7）04-0040-06

裝備制造業是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技術裝備的戰略性產業，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加快中國裝備制造業“走出去”，對促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構建互利共贏的開放型經濟模式有著重要意義。遼寧作為我國制造裝備產業的核心區域，裝備制造I區域集中度較高，擁有一批銷售收入超百億元的在國內處于行業領先地位的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現已形成以沈陽、大連為核心的裝備制造業發展格局。本文從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的基本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出發，通過對遼寧省的裝備制造業企業的問卷調查得到統計數據，找出影響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的關鍵因素，進而分別從企業層面和政府層面提出問題解決對策。同時，期望為其他城市和地區裝備制造業“走出去”提供值得借鑒的經驗與啟示。

一、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現狀

對外直接投資是遼寧省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到達一定階段的必然趨勢，也是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積極主動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途徑。

（一）遼寧對外投資總體情況

截至目前，遼寧累計核準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015家，協議投資總額為220.9億美元，中方投資總額為198.6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從2011年的15.67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37.9億美元，年均增長34.25%。2015年，遼寧省共核準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22家，同比增長27.6%；協議投資總額為35.21億美元，同比增長12%。2016年，核準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共110家，同比下降4.3%；投資總額為24.3億美元，同比增長17.6%。

（二）遼寧裝備制造業對外投資情況

2015年底，遼寧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共達43億美元，占全省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1.7%；其中核準和備案項目共451個，占全省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22.3%。2016年上半年，裝備制造業對外投資達到9.3億美元，占全省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8.3%，其中核準和備案項目共26個，占全省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23.6%。投資主要集中在采礦業、制造業和冶金業等領域；主要分布在東盟、中亞、歐美和非洲等地區。

（三）實力型企業主動參與國際競爭

“十二五”期間，遼寧裝備制造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一批實力型企業主動活躍在國際市場競爭中。例如特變電工沈陽變壓器集團有限公司，近年來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市場，在致力于中國電力建設的同時，積極開展國際化戰略，目前已在世界擁有海外辦事處27個，產品銷往30余個國家和地區，成功啟動印度建廠，完成高端產品向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等國的批量出口，實現了從“裝備中國”到“裝備世界”的飛躍。目前，遼寧省有多個領域的裝備制造企業已經獲得了國際市場的認可，具有了非常高的知名度，這些企業已經具備了“走出去”的強大實力和優越條件。

（四）一大批裝備制造業對外投資項目取得積極進展

北方重工集團并購美國羅賓斯公司研制隧道掘進設備及附屬設備項目，并購額為1.56億美元，項目完成后，預計10年內帶動出口20億美元；大連機車立足“產品+服務+技術+投資”海外發展模式，獲得南非232臺內燃機車，總價9.04億美元的訂單，創造我國內燃機車單筆訂單最高紀錄；沈陽遠大集團與印度最大軌道交通制造公司斯通公司簽訂合資協議，計劃投資2億人民幣設立印度最大的電梯制造企業；沈陽聯立銅業已與哈薩克斯坦Ordabasy集團簽署合作框架協議，項目總投資8億美元，開展銅資源綜合開發及冶煉項目；鞍山海城石油機械集團與俄羅斯巴什基爾共和國政府簽訂合作協議，投資總額3億美元，建設石油裝備制造產業園區，目前已經完成2平方公里園區的一期規劃；華晨汽車集團在埃及設立了整車生產基地；沈陽禾豐牧業集團在俄羅斯、尼泊爾設立了3座生產工廠。這些制造業企業的重點海外投資項目為遼寧省制造業企業對外投資，參與國際產能合作方面探索了新路子，積累了新經驗，提供了典型示范，拓寬了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空間。

二、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存在的問題

遼寧裝備制造業以自身特有的區域特點、經濟狀況、行業特點等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雖然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也存在諸多問題。2011年全省裝備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增長率為33.8%，此后逐年放緩并跌落至負增長區間。近五年，裝備制造業對外投資凈額占全省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總數的比例分別為6.8%、9.4%、9.9%、6.7%和7.8%，所占比重下降后有所回升，但是回升趨勢緩慢，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遭遇瓶頸。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活力不足

遼寧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多為實力雄厚的國有大型企業，其境外投資占比為65%。相對而言，民營企業在對外投資與合作中占的比例偏低，僅為30%。大量國有資產的低效配置，生產裝備的老化狀態，導致生產效率較低，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

（二）產業鏈關鍵環節的附加值不高

產業鏈由不同相互交錯關聯的鏈條構成，企業不只是提品，還涉及研發、設計、服務等環節，這些都是提高產品專業化水平和產品附加值的要素。遼寧裝備制造業的生產環節附加值較低，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研發創新環節有待提高，研發、策劃等高端服務業還處在起步階段。

（三）國際合作的基礎有待夯實

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與國際企業的合作還處在起步階段，不斷探索的同時還面臨著來自環境、制度、技術、文化等方面的障礙和挑戰。而東北老工業基地中老國企占比很大，經營體制固化嚴重，長久以來習慣于從國內市場競爭獲利，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缺乏經驗。

2.加快體制機制創新，增強企業活力和國際合作基礎。增強遼寧企業的長期應變能力，以國有企業改革攻堅為基礎任務，進一步推動投資主體多元化，加速民營企業制度創新，不斷完善現有企業制度；構建國有資本監管運營體系的新模式；改善政府職能及其管理模式，為企業更好的實施對外投資與合作提供高效服務保障。推動與海外華商合作發展。海外華商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在政商網絡關系中，都有著強大影響力。應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揮海外華商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加強與東道國政府的聯系，搭建高端資源平臺，為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的轉型升級提供支撐。

3.加快裝備制造業人才培養。當今和未來的裝備制造業國際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裝備制造業“走出去”成功的關鍵是技術和創新，而遼寧除了要解決裝備制造業企業自身技術進步和創新意識不足的問題外，政府還應更加重視裝備制造業人才的培養，加大基礎教育投入，注重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培養更多高素質的人才，更好地服務于裝備制造業的國際競爭。

以強大的人才基礎作為支撐，可以促進遼寧進一步整合產業鏈以形成國際競爭優勢。將產業鏈中不同環節的企業合并、重組，形成研發、采購、制造、銷售、服務等完整價值鏈，進而使產品綜合配套能力提高。用領先的技術研發新產品、新工藝，通過產品的配套服務以滿足多樣化國際需求，為客戶提供安裝調適服務、在線支持、總承包等方案，打造有國際市場影響力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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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貿易；產業；變參數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6-0276-02

一、模型與數據

二、制造業和服務業出口貿易與OFDI互補的原因

OFDI促進出口貿易擴大的原因可以從企業對外投資的類型及地域分布的特點這兩方面來分析。制造業和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有很大一部分是技術導向型。技術導向型OFDI可以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增強母國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從而使生產率得到提高，產量增加，同時，隨著世界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服務的可貿易性增強，從而促進出口擴大。2010年中國對亞非拉國家和地區的OFDI流量占投資總額的83.7%，而這些地區大部分為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相對落后，這就決定了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一部分是垂直型的。技術差距的存在會導致一定的貿易創造作用，這種類型的OFDI會帶動機器設備和技術等的出口，也會帶動其他中間產品的出口。另一方面，OFDI也會產生貿易關聯效應，產品的出口要涉及許多中間環節，中國企業在國外建立相應的服務設施，發展倉儲、零售、運輸、銀行保險業和咨詢等服務業，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和其他國內相關企業出口貿易的發展。企業通過OFDI在國際市場上建立更為先進的營銷網絡也會對國內產品和服務出口有促進作用。

服務業OFDI對其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小于制造業OFDI的出口擴大效應，這一方面是因為與制造業相比，服務業OFDI規模相當較小。另一方面，中國的制造業特別是紡織機械等產業已經發展比較成熟，規模經濟水平較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也相對較高，而中國的服務業發展起步較晚，規模較小，技術和管理水平也相對比較落后。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服務業OFDI對促進出口貿易發展方面有很大的上升空間。

為了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就業、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等方面的效應，中國應該鼓勵有條件的制造業和服務業企業走出去，特別是對發達國家進行逆向投資以利用創造性資產獲得技術溢出效應，一方面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的發展，一方面還可以降低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路徑依賴。

三、農業和礦業OFDI與其出口貿易呈替代關系的原因

中國農業和礦業OFDI有很大一部分屬于資源導向型的橫向直接投資，而橫向直接投資由于對中間品等的需求少，不容易產生貿易創造作用，貿易替代作用比較大。農業和礦業中未經加工或輕加工的初級產品價格低廉，加之出口會產生運輸和勞動力等方面的成本和費用，通過對自然資源豐富和存在廉價勞動力的國家進行效率型投資，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以及運輸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但會產生貿易替代作用，不利于出口貿易的擴大。另一方面，國外分公司或子公司為了使母公司獲得穩定的資源供應，向母國出口各種礦產資源等初級產品促進了母國進口的增加。對農業和礦業的OFDI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而產品出口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加之近年來發達國家對中國設置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等貿易壁壘越來越多，也刺激了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第三國市場出口至歐美等市場，這種“迂回出口”對中國出口貿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

加強對農業和礦業深加工產品的對外直接投資是緩解以上問題的重要途徑，同時，企業應該注意在轉型中促進行業內結構的優化升級，并在對外直接投資時注重關聯配套，形成一體化的產業鏈以帶動上下游關聯產業的發展，提高整體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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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效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2，（19）.

篇6

國際直接投資的母國貿易效應:理論基礎與傳導機制

1．理論基礎

長期以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界研究和爭論的焦點，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研究。較早的理論支持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替代關系，例如:芒德爾(1957)放松生產要素在國際上不能流動的假設，并引入關稅分析，得出資本流動將替代商品貿易的結論;約翰遜(1967)認為，關稅引致的投資如果使東道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進口替代部門獲得發展，就會減少貿易額。20世紀70年代以后產生了一些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互補的理論，如小島清(1978)注意到，當在母國具有比較劣勢的部門(即邊際產業)進行直接投資時，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是互補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例如:李普西和韋斯(1981)使用美國14個產業的截面數據證明對外投資存在積極的出口效應，并發現如果東道國為發展中國家，那么互補效應更為突出;佩特里(1994)發現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會因投資類型的不同而不同，成本導向型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補充效應比市場導向型的更強;卡馬來羅和泰莫瑞特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歐盟和日本、美國的工業品進出口貿易，證實了貿易與投資之間存在互補關系［2］。

2．傳導機制

一般而言，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影響母國的對外貿易:一是出口帶動效應。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帶動投資母公司對海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出口增加，另外還會引發東道國企業對母國其他相關企業產品的需求增加，因此會導致母國的出口增加。二是出口替代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導致的母國出口減少?？鐕就ㄟ^對外直接投資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在東道國當地生產后就地銷售，從而部分或全部替代原來的自母國進口。另外，國際直接投資還在東道國產生了技術示范和技術擴散效應，當地企業可以學習或模仿生產該產品，從而導致從母國進口的該產品數量減少。三是逆向進口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會增加母國自東道國的進口?？鐕就ㄟ^對外直接投資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在東道國當地生產加工后，其中部分或全部產品將返銷母國。四是進口替代效應。即對外直接投資會減少母國的部分進口。在母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前，國內企業生產某些產品時需要使用一些進口投入品，當對外直接投資發生后，由于生產基地向國外進行轉移，因此國內生產將縮減，從而導致進口的投入品也相應減少。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會同時引發多種貿易效應，但每種貿易效應的強弱程度會有明顯差異，對母國進出口貿易的最終影響將由各種貿易效應相互作用的凈效應所決定［3］。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進入21世紀以來，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取得了迅猛發展。199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10億美元，2005年突破100億美元，2006年突破200億美元，到2010年已經達到688億美元，相當于“十五”期間總和的2．3倍，20年間增長了69倍。2010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3172．1億美元，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5萬億美元。從地區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2010年末，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投資存量2281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71．9%，在拉丁美洲的投資存量439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3．8%。分具體的國別和地區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國際避稅港、資源豐富國家(地區)和發達經濟體，如中國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南非、俄羅斯、加拿大、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201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前20位的國家(地區)存量累計達到2888億美元，占總量的91．1%。從行業分布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幾乎覆蓋了國民經濟的所有行業，但主要集中在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和制造業等六大行業。2010年，中國對這六個行業的直接投資均超過了100億美元，其中:對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直接投資972．5億美元，占比30．7%;對金融業直接投資552．5億美元，占比17．4%;對采礦業直接投資446．6億美元，占比14．1%;對批發零售業直接投資420．1億美元，占比13．2%;對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直接投資231．9億美元，占比7．3%;對制造業直接投資178億美元，占比5．6%。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基于投資動因角度的分析

參照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世界投資報告2006》的分類方法，我們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歸結為市場尋求型(Market-seeking)、資源尋求型(Resource-seeking)、效率尋求型(Efficiency-seeking)和創新資產尋求型(Created-asset-seeking)等四大類。不同的投資動因所導致的貿易效應也有所不同。

1．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中國對采礦業的直接投資屬于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能源和礦產資源市場上的需求大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幫助中國獲取國內生產所必須的石油、礦產等關鍵性自然資源，或者獲得較為有利的價格條件。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在中國境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較大，2010年，中國對采礦業的直接投資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14．1%，主要分布在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在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贊比亞和巴西等國，采礦業是中國對其直接投資的第一大行業。由于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國外的能源和自然資源，因此會直接導致中國資源型產品的進口增加。同時，境外資源開發還能帶動中國的生產設備、實用技術、中間產品和相關勞務向外出口，特別是向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時，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帶動作用更為明顯，因為這些國家更需要中國的機械設備、開采技術與總部服務?？梢姡Y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的進口與出口均發揮著較強的促進作用。

2．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所謂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一國企業為了繞開東道國的貿易壁壘，或更有效地占領或擴大東道國市場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它是企業就海外市場規模、國際貿易壁壘、國際運輸費用和相對生產成本等要素綜合權衡的結果［4］。尋求或擴大海外市場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就行業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貿易依附型服務行業和加工制造業領域。2010年，中國對境外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等四大服務行業的直接投資額為2177億美元，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8．6%。對這些服務業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中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服務，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會促進對外貿易特別是對外出口的規模擴張。中國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為了突破貿易障礙或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直接投資;一種是為了穩定與擴大原有市場或開拓新的市場而進行的直接投資。不同情況所引致的貿易效應也各不相同:如果投資是為了規避貿易壁壘或保持原有的市場規模，由于在投資發生前，中國是向東道國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現在改由海外分支機構或子公司在東道國當地生產和銷售，因此會導致最終產品的出口減少，但同時海外投資建廠也會帶動生產設備、中間產品、原材料和服務的對外出口，因此對外直接投資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中國的出口結構;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是為了開拓新的海外市場，則會對中國出口貿易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跨國公司的海外生產會帶動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出口，而且不存在對原有出口的減少與替代效應。

3．效率尋求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指跨國企業為了節約生產成本，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布局，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由于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利用國外廉價的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和土地)，因此所選擇的投資對象多為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豐富而且廉價的發展中國家，投資的產業多為母國由于生產成本過高而喪失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近些年來，由于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國內某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因此初步形成了將邊際產業向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的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向外轉移，在減少國內生產的同時會使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從而增加東道國的產量和出口量，其中部分產品會返銷到中國，由此引起中國的進口增加。同時，海外投資所需要的總部服務、機械設備、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等會從母公司采購，由此帶動中國的出口增加?？梢姡蕦で笮蛯ν庵苯油顿Y與中國的進口、出口均呈較強的互補關系。但是，目前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非資源尋求型直接投資數量十分有限，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尚未真正形成。

4．創新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是指企業為了獲得國外的戰略性要素或無形資產所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在其所尋求的戰略性資產中，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就是先進技術尤其是尖端技術。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決定了這類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行業，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建立聯合研發中心和國外R＆D中心等。目前，中國的多數大型家電制造企業如海爾、TCL、科龍、康佳等都在美國、歐洲或日本建立了自己的研發基地;信息技術產業企業聯想、華為等公司在歐美投資設立了研發機構［4］。一般來說，這類直接投資會帶來相關專利技術、專有技術等技術貿易的廣泛開展和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增加，因此與中國的對外貿易具有一定的互補性。但就目前而言，中國的此類直接投資規模十分有限。2010年，中國對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173．7億美元，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占比5．4%;對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投資為123．8億美元，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中占比4%。

結論與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對外貿易的影響主要有:資源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帶動中間產品的出口增加和資源性產品的進口增加，因此具有較強的出口創造與進口創造效應;對貿易依附型服務行業的直接投資可以促進出口規模的擴大;對制造業進行的市場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改變出口商品結構;對發達經濟體的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增加;對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可以帶動機器設備、中間產品和技術的出口增加。結合上面的分析結果，為充分發揮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我們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對外直接投資要及時進行結構調整

目前，中國對貿易依附型服務業的投資比重過高，而對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的投資比重過小。對服務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商務服務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等傳統領域，而對現代服務業如信息服務、計算機服務與軟件、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行業的直接投資規模較小，投資層次較低。加快發展對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不僅可以為第一、第二產業的投資和貿易活動提供高質量的配套服務，而且還能提高中國服務貿易的整體效益和水平。對制造業直接投資的主要功能是繞開貿易壁壘，改變出口商品結構，有利于改善中國的出口環境，減少貿易摩擦。

2．加強對發達經濟體的創新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

目前，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直接投資規模較小，而且主要流向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而對科學研究、技術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等領域的投資較少。這樣的投資結構雖然有助于中國企業維持或擴大發達國家市場，但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卻不明顯。如能實現以市場尋求型直接投資為主向創新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為主的結構性轉變，不僅可以幫助中國企業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信息、管理和服務等戰略性資產，促進國內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還能增加從發達國家的進口，縮小貿易差額，減少貿易摩擦與糾紛。

3．加強對亞洲、非洲、拉美及中東歐等發展中國家的效率尋求型直接投資

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些具有豐富的能源和礦產資源，有些具有比中國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而且大多對中國的輕工、機械、電子、通信類產品具有廣泛需求。中國積極發展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不僅能夠獲取國內短缺的能源和資源性產品，還能帶動機械設備、中間產品和其他資本產品向東道國出口。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力與土地成本不斷攀升，國內某些行業如傳統輕工、機械制造、紡織品服裝等已經喪失了原有的低成本優勢。因此要鼓勵這些行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以此來帶動相關產品與服務的出口，并促進國內生產要素向高端產業和新興產業聚集，實現產業升級。

篇7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7-0012-03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尤其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這一重大轉折點之后，中國以極大的熱情參與世界貿易和國際分工，在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同時，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和影響力也大不同于往日。在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大環境下，中國逐漸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優秀企業。早在2000年，中國政府就意識到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用國家發展戰略高度的重視和優惠政策的實際行動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2014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成果，其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中國正式開啟了“資本輸出時代”。在這集天時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勢下，中國的企業應抓住機遇，大顯身手。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相當大一部分企業的海外投資處于虧損的狀態。

與中國改革開放一樣，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增長也曾同樣地引人矚目。尤其在1969年以后，日本逐漸擺脫了國際收支赤字的影響，政府也不再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行嚴格的管制。日本借助承接歐美先進工業國產業轉移的契機，大力發展自身經濟，優化自身產業結構，與周邊亞洲國家相比，日本逐漸積累了明顯的技術優勢和資本優勢。作為一個資源嚴重匱乏的島國，日本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帶動經濟持續騰飛的強大動力，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達到了鼎盛時期。

雖然時下的中國和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日本經濟狀況存在很大差異，國際經濟的形勢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兩者依然在很多方面都驚人地相似，比如人均資源的日益匱乏、勞動力優勢的逐漸喪失、經濟的迅猛發展和來自外界的貨幣升值壓力等等，中國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以從日本過去的發展經驗中找到借鑒，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從與日本的比較中得到新的啟示。

一、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發展歷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穩步增長，從無到有，由少及多。2003至2012年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尤為迅猛，20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僅為28.6億美元，而2012年該數值已經達到了878.0億美元，增長了三十余倍，年均增長率高達46.3%。截至2012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6283.9億美元，其中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964.5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為5319.4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的6.3%，排名躍居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二戰以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這個時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并沒有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加之國際收支的拖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尚小且發展緩慢；第二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隨著日元的升值和日本與歐美國家貿易矛盾的升級，日本逐漸將重心轉移到海外投資建廠，在這一階段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得以高速增長；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90年代中期經濟泡沫的破滅使日本經濟走下神壇，逐漸衰退，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也隨之規?？s小，進入調整期。

二、中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整體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涉及地區廣泛，但分布嚴重不均。截至2012年末，中國有1.6萬家企業在全球179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對外直接投資企業2.2萬家，覆蓋率達76.8%，但從對各國家投資規模占比上我們發現，中國企業的投資范圍主要局限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投資量分別占到整個對外直接投資的68%和13%，其中，單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就占到了整體的58%。較為發達的歐洲和北美洲相比之下略顯冷清。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是動態變化的，中國企業對各大洲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基本都呈持續上升的態勢，其中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增長尤為突出，這也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布越發不均的原因所在。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中國有明顯的區別，其區位的選擇與國家的經濟形勢和戰略選擇關系甚密。在20世紀五6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是獲取資源，故其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隨后，日本國內的生產水平和資本積累已經形成一定的優勢，日本企業迫切的需要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勢開拓海外市場，此時的投資對象已經擴大到歐美等地。

（三）中日區位選擇的比較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選擇一定程度上受企業自身生產率和技術水平的限制，同時也會反過來影響企業“走出去”的收益和得利。整體來看，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存在較大差異。雖然兩國對亞洲的直接投資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國對亞洲的依賴性更強，其次是拉丁美洲，中國對這兩個地區的直接投資額占到了總額的81%。相比之下，日本的區位分布更為均勻，且更多地集中在發達國家。一方面，由于日本企業在技術和資本的積累逐漸強勢，其投資對象可以從先前的發展中國家轉向歐美等發達地區，動機由最初的尋求資源，開拓市場逐漸偏向技術的學習和獲取；另一方面，日本企業在各個地區的分散投資有效地避免了本國企業的相互競爭，這樣相對寬松的競爭環境賦予了日本的投資企業更大的生存機會和利潤空間。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產業選擇的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從2012年末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企業在各個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5319億美元，涉及產業種類已涵蓋經濟活動中的各個行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是幾個主要的投資領域，而住宿餐飲、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和文化、體育娛樂業等產業投資存量所占份額極小。從發展趨勢上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具有很強的慣性，2004年發展至今依然保持了穩定的存量分布特征，而各個產業每年的投資流量卻發生著細微的變化，比較發現，大部分產業，如農、林、牧、漁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房地產業等，投資流量在2008年或2009年出現回落后都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而采礦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等在近幾年的變化趨勢不甚明朗，甚至在2010年后有下降的趨勢。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

同區位選擇一樣，日本的產業選擇也是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戰略目標的轉移而變化。第一階段，國內資源的匱乏決定了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相關產業上，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在獲取資源相關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到了整體投資的44.6%，其次是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分別占整體投資份額的36.3%和19.1%；進入第二階段后，日本國內技術和資本積累已經初顯優勢，同時加上日本同其他國家貿易摩擦等問題的不斷深化和70年代的石油危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重心逐漸偏向以拓展市場為目標的商務服務業和制造業。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微電子等高科技產業的興起，第三產業逐漸替代傳統的制造業，成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寵兒，1985年，第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占到整體投資的55.3%，資源獲取型產業和制造業的份額和地位越來越不重要。

（三）中日產業選擇的比較

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路徑大相徑庭，這是兩國不一樣的經濟發展軌跡決定的。日本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更像是完成了一個由興起、發展、成熟、產業轉移的階段分明的周期，中國的經濟情況更為復雜。所以表現在產業選擇上，日本經歷了由資源獲取型產業轉向制造業和商務服務業，再轉向第三產業的進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則一直保持著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和批發零售業為主的產業格局。在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中，中國制造業的重要性遠遠不及日本，因為中國的制造業還未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不能從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轉移中獲利。

四、中日對外投資主體比較

（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境外投資企業名錄2013》數據統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由2000年的104家增加到2013年的19705家，其中央企或下屬企業661家，地方企業19044家。由此可見，在數量意義上，地方企業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絕對主力，但是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截至2012年末，中國中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3114.4億美元，占整體投資存量的71.5%，而地方企業的該指標僅為1240.6億美元。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角色將會由央企逐漸轉移到地方企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主要構成是大型跨國公司，同時，中小企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綜合商社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是日本經濟社會的支柱，在國際上也有很強的競爭力。據統計，1974年日本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占整體投資的5.4%，而1978年該指標上升為8.3%，到了1984年更是上升到了16%。

（三）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比較

中日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構成和功能較為一致，都是數量較少的大型企業作為中流砥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數量眾多的中小企業貢獻的對外直接投資占的比重較少，但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其地位也在逐漸上升。不同的是，中國企業在區分央企和地方企業時，指的并不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區別，地方企業中同樣包括了大量的國有企業，事實上，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并不多見，所以在中國對外投資直接的企業名錄中，民營企業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日本的主體構成更加健康合理，一方面，日本中小企業有較強的技術優勢，極具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比大型企業更靈活，對于經濟風向的變動更容易做出調整。

五、中日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方式的比較

有一些企業調查結果認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的融資來源并不是銀行的大額貸款，而是自身的未分配利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2013年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調查報告顯示，僅有21%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依靠銀行貸款，而52%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的未分配利潤。

對于日本企業而言，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是對外直接投資貸款的主要來源，它代表了日本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家政策支持并為企業提供堅實后盾。同時期的中國，企業通過銀行貸款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也大約是一千四百億美元，占到GDP的0.31%，但是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總規模卻占到了58.0%，遠高于日本。如果考慮日本1971-1984年的數據，企業通過日本國際協力銀行貸款融資的規模是84億美元，占GDP的0.08%，是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2%。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融資更依賴于銀行貸款。

篇8

近十年來，外資對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帶動了該地區出口的增長，而且使一些國家從農業以及原材料的供應國，逐漸轉變為工業制品的出口國。研究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經驗有助于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本文通過對我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吸引外資的對比分析，找出我國在利用外資方面的差距與不足，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較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比較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比較客觀的反映了一個國家對外資的依賴程度。

首先，從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來看，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自1990年以來一直呈現出持續快速增長勢頭，到2003年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達到35.6%，高于發達國家31.4%的平均水平。不過與東南亞的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還是存在差距。“四小龍”中的我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尤為突出，基本上都在10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表現出明顯的自由港城市經濟特征。東盟四國中的馬來西亞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也遠高于我國，達到了60%左右。不過，韓國和我國臺灣省由于傳統上比較依賴于對外借款等間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相對較低，韓國在2001年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僅為8.5%。

其次，從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來看，亞洲四小龍當中，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也均大大高于我國。東盟四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在絕大多數年份里，馬來西亞和泰國外商直接投資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都高于我國，菲律賓也在某些年份里比我國要高，而印尼則由于國內投資環境總體上消極因素比較多，外資出現了凈流出現象。我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自1995年以來，大致保持在10～14%之間，與同期世界和發展國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當。

通過比較，我國雖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絕對金額來說比較可觀，但如果用GDP和固定資本修正后的相對數據分析，我們發現不少東南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都頗為成功，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的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資流量占固定資本形成的比重高于我國的比比皆是，我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相對于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我國仍然有拓展空間。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特征比較分析

從產業分布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服務業起點低，發展水平也相對滯后，對外開放程度有限，使得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初級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也相對偏低。1995年，我國的初級產業、制造業、服務業占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分別為1.6%、58.5%和36.1%，到2002年，則分別變為1.9%、63.2%和31.4%，相比而言，初級產業所占比重有所增長但仍然微不足道，制造業的比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繼續占據絕大部分份額，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下降。與同期“四小龍”相比，我們看到2002年“四小龍”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與1995年相比在制造業領域所占比重有所降低，而在服務業領域所占比重較1995年則均有所提高，且高于我國。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2002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分別有93.0%和63.8%流向了服務業，而2002年韓國外商直接投資在制造業領域所占存量的比重為57.4%，雖然在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較高，但仍然低于同期我國所占比重，并且與1995年相比還呈下降趨勢的。從東盟四國來看，1995年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三國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中制造業比重均超過50%，其中印尼更是高達64.5%，而服務業所占比重相對較低，與同期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結構基本相同，但印尼和菲律賓在初級產業方面所占比重明顯高于我國，而泰國吸引外資的結構則完全與我國相反，制造業占36.6%，服務業卻占57.4%。到2002年，除印尼因數據缺失無法進行比較外，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制造業所占比重均有大幅下降，分別為38.0%和39.3%，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則分別上升至38.0%和43.9%，其中馬來西亞初級產業所占比重也有了明顯上升，為24.0%。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所吸引的外資均以制造業為主，服務業次之，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制造業所占比重還在逐步提高，而服務業所占比重卻有所削弱。我國這種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狀況不但與世界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差距較大，就是與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很大差別，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方向還有待完善。

（三）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比較分析

從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并購投資所占比重來看，1990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僅為0.2%，此后隨著1999年我國加入WTO前景逐漸明朗化之后，在國際跨國并購熱潮和我國入世的驅動下并購投資在我國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才得以逐步上升，到2003年達到最高峰7.1%。相比之下，“四小龍”由于區內經濟比較發達、金融市場相對較為完善，因此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過程中，以并購投資方式進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占相當的比重，除少數年份在15%左右，其他年份均在30%以上。近年來更是達到40%以上，遠遠高于我國同期水平。而從東盟四國情況來看，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前的1996年，東盟四國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就已達11.4%，高于我國同期4.6%的水平，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東盟四國為了更多的吸引外資，加快國內經濟復蘇的改革步伐，繼續推行經濟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對外資進一步開放了國內市場，鼓勵跨國并購，一時間跨國并購資本紛至沓來，并購投資占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急劇上升，甚至超過100%（如2000、2001年）。

我國利用外資20多年來，由于資本市場發育緩慢、融資機制不健全、企業制度改革落后，加之我國以前對跨國并購方式采取了事實上的嚴格限制，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一直偏向于綠地投資方式，通過跨國并購方式進入我國的外資很少，從而造成并購投資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發展國家平均水平，就是與東南亞四小龍和東盟四國相比，也有相當的距離，吸收并購投資有待加強。

三、促進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通過上述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在利用外資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不足。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一系列戰略措施的實行，我國仍然需要大量外資的流入，為此我們還需從以下幾方面入手，調整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戰略。

1、進一步加快服務業外資的引進步伐，大幅提高服務業引資比重。聯合國貿發會議的2004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構成已從制造業外包為主轉向服務業外包。服務業外包和高科技、高增值的制造業環節的轉移成為帶動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重要引擎，也是新一輪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特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加大對服務業的引資力度，以便有效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

2、把并購投資作為重要的引資增長點，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并購已成為世界普遍流行的利用外資形式，它不但能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而且有利于縮小東道國的綠地投資規模，優化產業結構，減少企業過度競爭，提高產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我國20多年的綠地投資，追求數量而忽視質量已經造成諸如重復建設、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不合理、環境污染、加劇能源和原材料供給緊張等一系列問題，不但需要通過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來解決，而且更需要通過跨國并購的市場競爭機制來矯正。

篇9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升級；傳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3—043-0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經濟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目前中國已進入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開放型經濟條件下，一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除了依賴于國內技術進步的自我增強機制外，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生產要素跨國流動的結果。在改革開放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中國通過大力發展出口貿易和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取得了促進國內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初步成功。但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轉變，中國主要依靠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出口環境不斷惡化，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的“外需”大幅縮減，出口導向型行業受到嚴重沖擊。另外，盲目的、不加甄別的引進外商直接投資，造成國內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日益加重，企業嚴重依賴國外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中國在事實上淪為發達國家的“工廠”，被日漸鎖定在全球產業鏈條的最低端?？梢?，中國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升級路徑迫切需要重新調整。國際經驗表明，許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都曾把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推動本國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隨著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由原來的單向接受國際資本流入為主轉向資本跨境雙向流動并重。在200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僅為69億美元，到2010年已增長到688億美元，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5.2%，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名列全球第五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借鑒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通過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來推動國內產業升級，已經成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二、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升級：理論基礎與傳導機制

1.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理論基礎

關于國際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升級關系的研究，西方經濟學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理論體系。弗農（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一國為了順應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成熟產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自身則從事高新技術產品的研發與生產，這一過程必然會導致投資母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小島清（Kojima，1987）的邊際產業擴張論指出，母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國內處于比較劣勢的部門轉移到國外，可以集中資源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國內的產業升級。這些基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升級具有較大影響。而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興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效應也引起相關研究的關注。威爾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拉奧（Lall，1983）提出的“技術地方化理論”都摒棄了跨國企業只能依賴壟斷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蔡赝柵c托蘭惕諾（eantwell，Tolentino，1990）提出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開始是在周邊國家進行，隨著海外經驗的積累，為了獲得較為復雜的技術會向發達國家投資，這樣就可以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從而促進母國的產業升級。

近年來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國內學術界開始關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升級這一論題。范飛龍（2002）提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之一是要發揮其對國內產業升級的拉動效應，因此應優先選擇產品供求鏈長、產業內貿易量大的產業。王根軍（2004）提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國內產業升級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吐故”與對發達國家的“納新”過程，一方面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為國內產業升級騰挪空間；另一方面從發達國家獲取先進技術、提高國內企業的技術水平，從而促進產業升級。馮志堅（2008）分析了發展中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途徑，提出按照梯度轉移原則，將國內制造業中的成熟產業轉移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為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空間。江東（2010）利用中國典型省份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證明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升級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由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規模和水平還處于初級階段，因此影響較小。

2.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傳導機制

具體來說，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產業升級主要通過以下途徑發揮作用：

（1）傳統產業轉移效應。一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必然伴隨著傳統產業的逐步衰退。但是，在傳統產業退出時會遇到退出壁壘，這些壁壘主要來自于生產設備及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沉淀性。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本國已經或瀕臨喪失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低梯度國家進行轉移，既能釋放出沉淀生產要素用于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又能獲取較高的海外投資收益用于國內技術的革新和研發，因此可以極大地促進本國的產業升級。

（2）新興產業成長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促進母國新興產業的成長：一是通過向境外轉移傳統產業，將釋放出的沉淀生產要素用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二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高于國內的投資收益，并將這部分投資收益匯回國內投入新興產業從而促其成長；三是通過對發達國家的學習型直接投資，使國內企業能更直接、快捷地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從而提高其技術研發能力和管理水平；四是通過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引進外國的消費理念和消費模式，引導國內消費者對高新技術產品產生需求，從而促進國內新興產業的發展。

（3）產業關聯效應。產業關聯的方式可以分為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兩種。所謂前向關聯是指下游產業的技術發展或市場擴大會帶動為其提供原材料、設備和技術等要素的上游產業同步發展；所謂后向關聯是指上游產業的擴展及技術提升會刺激下游產業的投資擴大和技術提升。因此，一國對那些生產鏈條長、有明顯的前后向聯系、輻射效應大的產業進行直接投資，必然導致國內提供要素投入和配套服務的產業規模擴張和技術進步，并由此引發波及效應，促進國內技術水平提高，實現產業升級。

（4）產業競爭效應。當跨國企業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時，為了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它必然會在經營過程中通過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等方式，不斷提升本企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同時，它還會要求國內為其提供投入要素和配套服務的企業提高自身素質，由此將更多的國內企業卷入開放性的經濟活動當中。另外，跨國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又將對國內的同行企業產生新的威脅，使該行業內部競爭加劇，行業整體素質得到提高，從而推動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升級的作用分析

根據上述論證可知，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傳導機制越強，對本國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就會越大，而這些傳導機制的強弱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和產業布局等因素密切相關。

1.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基于投資區域角度的分析

從投資區域選擇的角度來看，一國向低梯度國家轉移邊際產業的效率尋求型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產業轉移效應和產業成長效應；以從發達國家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為主要目的的戰略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新興產業成長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產業競爭效應。因此，中國對發達國家和生產要素價格低于本國的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將會產生較強的產業升級效應。

雖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起步較晚，但并不缺乏效率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實例。近年來，隨著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不斷攀升，一些具有傳統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服裝、鞋業、紡織業、食品、玩具等），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向外轉移，投資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這些企業通過將低效益的加工裝配環節向國外轉移，實現了跨國資源的重新配置，由此促進了國內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中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戰略資產尋求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并購發達國家的優質企業和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發機構與研發中心等途徑來實現。國內一些企業包括海爾、聯想、華為、TCL、中興、吉利、萬向等是該領域的佼佼者。這些大型企業通過跨國研發和并購活動，不僅迅速提升企業自身的技術水準，而且還將通過新興產業成長效應、產業關聯效應和產業競爭效應，促進中國加速實現從一般加工制造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轉向以知識、技術密集型部門為主體的產業結構。

但是，從促進產業升級的角度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布局仍不盡合理，主要表現為對發達國家和低梯度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模較小。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截至2010年末，對這兩個地區的直接投資占總量的85.7%。分具體國別（地區）來看，主要流向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澳大利亞、新加坡、盧森堡、美國、南非、俄羅斯、加拿大、中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其中對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三個國際避稅地的直接投資存量為2395.6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75.5%。與此相對比，中國對歐盟、美國和日本三個發達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僅為184.8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5.8%，對經濟發展水平低于中國的非資源類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則更少。由于流向國際避稅地的資本最終真實去向難以明確，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會返投國內以獲取外商投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優惠，因此導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真實規模大打折扣。同時，由于對發達國家和低梯度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模小，導致中國無法利用對外直接投資更多的向國外轉移邊際產業，無法更多的獲取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戰略性資產來促進國內新興產業的成長，因此對國內產業升級的促進作用十分有限。

2.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升級：基于投資行業角度的分析

從投資行業選擇的角度來看，由于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具有較長的產業鏈條和較強的產業關聯效應、產業競爭效應，因此，一國對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比對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更強的產業升級效應。

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來看，截至2010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在100億美元以上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制造業，六個行業累計投資存量2802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88.3%。除此以外，中國在其他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均少于100億美元，占比均小于3%。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產業升級發揮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主要表現為：在投資方向的選擇上，偏重于對國際避稅地的直接投資，而對發達國家和低梯度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不足；在投資產業的選擇上，偏重于對貿易依附型服務業和能源、資源行業的直接投資，忽視對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在服務業領域，偏重于對傳統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忽視對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在制造業領域，偏重于對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的直接投資，忽視對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缺少國內連鎖效應強、輻射面廣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傊?，現階段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服務于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和國家的全球能源戰略，而向發達國家尋求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過剩生產能力的對外直接投資尚未形成規模。

基于對促進國內產業升級的考慮，我們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重點發展對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尤其是高端制造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等領域的直接投資。以此可以幫助中國企業獲得先進技術、信息、管理和服務等戰略性資產，并通過向國內的轉移和擴散，充分發揮這些戰略性資產的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帶動國內知識、技術密集型高端產業的發展，實現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

第二，加強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直接投資。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很多具有比中國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而且大多對中國的紡織品服裝、輕工、機械、電子、通信類產品具有廣泛需求。因此，要鼓勵那些在中國沿海地區已經喪失成本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以此來延長產業鏈條，并促進國內生產要素向高端產業和新興產業聚集，從而實現產業升級。

第三，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要實現從傳統服務業為主向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結構性轉變。目前中國對現代服務業如信息服務、計算機服務與軟件、科學研究、技術服務等行業的直接投資規模很小，投資層次較低。加快發展對現代服務業的直接投資，不僅可以為第一、第二產業的投資活動提供高質量的配套服務，還能提高中國服務業的整體效益和水平，加速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由“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

第四，通過能源和礦產資源類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上游研發部門和下游資源深加工部門的發展。能源和礦產資源類直接投資會在一定程度上擴張母國的重化工業規模，因此理論上并不完全符合中國產業升級的發展方向。但對該領域的直接投資事關國家的全球能源戰略，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仍會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勘探、開采和初加工環節移至國外，而國內企業則專注于技術援助、信息咨詢服務、管理培訓和最終產品的生產與研發，實現多層次開發、多層次增值，不斷延長產業鏈條，推動上、下游配套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產品結構的提升與國內產業升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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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7-0026-02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有了不俗的表現。2014年末，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更是連續三年保持了世界第三的水平，僅次于美國和日本。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企業作為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主體，國際化程度也逐年攀升，為中國實現對外投資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平衡、促進包容性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數據顯示，中國2014年全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參與境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投資者共對全球逾156個國家和地區的452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投資活動，累計金額達到1029億美元，同比上年有14.1%的增幅，其中非金融類投資898億美元，能源礦產領域仍為投資熱點所在。與此同時，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國家中，發達國家占比有了較大提升，其中對歐盟投資也有約1.7倍的增長，在歐債危機的背景下，中國對歐洲投資的“跳躍式”增長尤其引人注目。

中歐長期以來穩定而密切的經貿往來，雙邊貿易在2013年底達到了5591億美元的規模，其中歐盟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和第一大進口市場，同時中國也是歐盟的第一大進口市場和第二大貿易伙伴。那么，作為一個新興發展經濟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伙伴國結構迅速從發展中國家和資源型國家向歐美發達國家集中的現象，內在的原因是什么？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又有著何種形式和行業分布形態？歐債危機背景下，中國加大投資力度的現象是否是長期性的趨勢？這些問題，都將留待本文在余下部分逐一展開進行探討。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發展狀況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活動的規模與主體

據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的數據可知，2010年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存量僅為61億歐元，位居印度、冰島等國之后，而截至2012年末，這一金額已增長了4倍之多。與此同時，數據顯示2013年初中國在歐洲直接投資企業為7148家，企業資產總額為878億歐元，中國企業投資的歐洲國家也由兩年前的28個增至35個，且早在2012年末，中國在歐洲所設立的直接投資企業便覆蓋了全部歐盟成員國。由圖1的部分關鍵指標可以看出，單就企業數目而言，兩年時間內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的企業數目有了較大程度的增長，漲幅高達57.9%；且伴隨著對歐洲直接投資額的迅猛增長，相關企業的從業人員也有了大幅增加。此外，諸多數據也表明中國對歐洲ODI活動中企業偏向于“年輕化”的局面，中國企業在對歐洲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經營水平也正在不斷的提升。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流量與存量

伴隨著中國與歐洲雙邊資金流動規模的增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多，根據由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報告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都有了跨越式的增長。2004年中國對歐盟等國的直接投資的存量和流量分別為5.37、0.73億美元，到2012年底則分別突破了315.38、61.2億美元，增長速度尤其迅猛。無論是直接投資的存量還是流量，亞洲始終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集散地；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了包括香港、開曼群島以及澳大利亞等傳統的避稅區，歐洲地區在2012年分別吸納了中國約8%的投資流量和7%的投資存量，相較之下規模較小，但是仍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據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全年對歐的直接投資占到了流入歐洲的全部外資的1.4%，這一比例顯著需要增強。

三、中國企業對歐洲ODI的投資結構特征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投資結構

自從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以來，國際投資者紛紛撤資，而中國資本卻在此時背道而馳，加大了投資規模，大量中國資金進入歐洲市場。例如，中國山東重工集團收購德國叉車制造商凱傲集團25%的股份、國家電網投資21億歐元購買意大利國有存款銀行能源網資產35%股權、復星集團出資10.38億歐元收購葡萄牙儲蓄總行保險公司的80%股權等等都是典型的代表。整體而言，通過對各行業的流量和存量占比、資金規模都不難看出，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以及金融業是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三大領域，且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也是增長較快的行業部門。

與此同時，也通過選取部分歐洲國家，詳細探討了中國對歐ODI的行業分布結構。如表1所示，在7個樣本國家中，能源、交通、技術和不動產部門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覆蓋面相對較多、投資規模較大的產業部門。這與上文所分析得出的結論相一致，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以及金融業吸納了大多數的中國對歐洲的直接投資。

根據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這兩種投資形式，結合企業投資的行業流向，本文借鑒Hanemann & Rosen（2012）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企業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中，綠地投資模式是投資者更多采用也更為偏好的投資方式，但并購的方式也在不斷增加，特別是在制造業領域。在項目合作方面，通信設備及其服務、工業機械、設備和工具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產業是相對集中的三大產業。當然，目前中國的對外投資領域開始向酒店、醫療、電信、地產等產業邁進。

除了產業分布結構方面的特征，伴隨著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的不斷擴大，從國家和地區分布結構來看，2014年中國在歐洲直接投資規模最大的國家是意大利，而中國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的投資從2011年到2014年有大幅的增長。與此同時，盧森堡、英國、法國、德國、瑞典和荷蘭是吸引中國直接投資最多的歐盟國家。顯然，中國企業在歐洲的分布呈現出西歐多于東歐、北歐和南歐的局面。然后，在不同的地區內部，各類企業的占比也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例如，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占據了西歐投資者的主體，而東歐則以個體及家族企業為主。

根據上述關于企業的行業和地理區位的分布，更進一步對企業所有權結構等特征進行展開。德意志銀行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海外投資曾經主要來自中國的國企，但在2011到2013年之間，中國私企在歐洲大陸的投資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從之前三年的4%上升到30%。

（二）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特征

基于上述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和結構的分析，不難發現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表現出三個明顯的特點。首先，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流量、存量不斷增加，增速明顯，但同時所占比重并不大。伴隨著中國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同時歐債危機為中國企業投資歐盟提供了不少難得的機遇，中國投資者對于歐洲的投資興趣不斷升高，投資規模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長。但正如前文分析得知，歐洲地區在2012年分別吸納了中國約8%的投資流量和7%的投資存量，相較之下規模較小。其中2011年中國全年對歐的直接投資更是只占到了流入歐洲的全部外資的1.4%，相比之下，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無論是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還是在歐盟吸收的全部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例都還比較小。

其次，中國對歐投資重心逐漸從投資自然資源和促進貿易兩方面轉移到全產業鏈的投資模式，投資行業不斷增多、規模不斷擴大。當前，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幾乎覆蓋了大多數行業，但是主要集中在中國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截至2010年底，中國企業對這三個行業的投資存量占同期對歐盟投資存量總額的83.2%，其中對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的投資存量為58.76億美元，對制造業的投資存量為30.79億美元，對金融業的投資存量為14.51億美元，分別占對歐盟投資存量總額的47%、24.6%和11.6%。近年來，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行業呈多元化發展的趨勢，開始向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住宿和餐飲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行業發展。即便如此，工業仍是中國對歐投資的重點領域，化學產業、汽車、煤炭原油和燃氣的投資比重仍然相對較大。

最后，中國企業對歐洲的直接投資地域分布不均，主要投資仍然集中于歐盟核心國家。據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歐盟核心國家，截至2010年底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存量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是盧森堡、德國、瑞典、英國、荷蘭、匈牙利、西班牙、法國、意大利、波蘭，這十國的投資存量占對歐盟投資總額的94.7%。相比之下，中國對于其他新增的歐盟國家投資則極少，比如2010年對馬耳他的投資僅為237萬美元。

四、中國企業對歐ODI投資的動因和變動趨勢

（一）中國企業對歐洲進行ODI投資的動因

國際投資理論將企業尋求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分為四類，包括資源尋找型、市場尋找型、效率尋找型和戰略資產尋找型四種。而且，根據該理論的表述，企業進行海外直接投資一般會選擇自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而從降低自己的生產和交易成本，以獲得比在母國更高的利潤回報。

然而，上述理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卻很難與當前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現狀相結合起來，因為中國對歐洲PDI活動的范圍十分廣泛，很難將其歸于四種類型中的單一一種，更多情況下是多種原因的綜合作用結果。與此同時，在對歐盟的直接投資中，中國企業并沒有將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歐盟，而是將投資重點集中于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這恰恰又是中國企業不具備競爭優勢的領域。因此，需要將分析視角與全球價值鏈相結合，中國主要是通過加工制造業嵌入國際生產網絡而參與國際分工并獲得產業發展的，這也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參與全球產業鏈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國參與的部分位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并沒有主導整個產業鏈，所以，中國企業很難進行將自身優勢產業進行海外轉移的對外投資。上述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促進了中國企業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現存局面，而隨著國際、國內競爭的日益加劇，走出去成了更多企業的選擇。歐盟作為世界上重要的經濟體，擁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完善的市場制度以及極大的市場需求，基本可以滿足中國企業投資發展的需要，因此，擴大對歐盟的直接投資是中國企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中國企業對歐ODI投資的變動趨勢

現詳細分析了中國對歐洲直接投資的現狀和特征，同時在特征部分指出了一些細微的不足之處。在近年來不斷增長的勢頭下，中國對歐ODI的投資也出現了一系列的新趨勢。

首先，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將繼續擴大。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對歐盟的直接投資凈額總體不斷上升，存量和流量每年都以較大的比重增加，按照這樣的趨勢，在雙邊貿易政策和國家關系穩定的情形下，中國企業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規模必將繼續擴大。事實上，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為中國的投資帶來了機遇，同時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與歐盟“2020戰略”深度對接的背景下，中歐政策的高度一致，為中國企業對歐盟的直接投資提供了宏觀的支持，因而未來的投資規模將會有更進一步地擴大。

其次，中國企業對歐盟新成員國的投資也將不斷的擴大。由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國對歐盟新成員國的大部分國家投資非常少，更多的集中于歐盟的核心成員國。根據國際化相關理論可知，實際上這些新的成員國或地區是中國擴大對歐盟投資的潛在區域，伴隨著他們商業法律環境以及市場機制的日漸完善、投資環境不斷優化，通過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不僅能夠實現互補，同時也可以開拓新的國際市場。近年來，中國對于部分新加入的歐盟成員國的投資規模均有了大幅的增加。

最后，跨國并購方式占對歐直接投資的比例將持續提高。跨國并購模式憑借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并占有市場份額，有效降低了進入新行業的壁壘，減少了對外投資的風險等優勢，風險較小、投資收益較快，是中國企業投資歐盟的主要模式，在今后的投資中這種模式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