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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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 要：新自由主義通過多種途徑傳播入我國，已經成為影響當代中國最為主要的思潮之一，但由于其自身存在內在矛盾，加上不符合我國國情，并不適合在我國推廣，然而可悲的是，它已經對部分群眾產生了消極的影響。本文在客觀分析新自由主義基本思想的基礎上，以馬克思思想為指導，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提出解決對策，引導群眾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樹立正確自由觀。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自由觀；馬克思；青年

新自由主義理論形成于二戰以后，曾一度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導社會思想。在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逐步以學術交流、社團活動等形式涌入我國，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新自由主義與馬克思自由主義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產生了強烈的碰撞。在這一思潮的影響下，部分思想信念不夠堅定的群體，在片面的認識新自由主義的前提下，錯誤地認識“自由主義”，盲目崇拜，致使價值觀扭曲。特別是對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年群體來說，影響巨大。因此，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引導群眾樹立正確地自由觀十分必要。

通過對新自由主義的分析發現，其思想的基本主張中對個人思想影響最大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強調自由狀態。新自由主義極端推崇“個人至上”的觀點，認為個人權利應當被無限擴大，應當取締任何對個人自由的約束。第二，崇尚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個人在社會活動中不應當受到集體或他人的干擾和阻礙，甚至認同極端個人主義。第三，追求平等。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機會均等，至于過程中實質上，以及結果是否公正平等并不重要。換而言之，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平等實質上是其競爭意識的一種體現。

是我國基本指導思想，馬克思哲學的核心是實踐，所謂的真理必須要放到實踐中進行檢驗，才能驗證其是否真正可行，因此我們在探討自由觀的同時，必須要結合當前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文化背景，并在馬克思自由主義觀的引導下，理性的分析和認識新自由主義，提出科學的自由主義觀點，規避新自由主義產生的不良影響，引導群眾走上健康的發展之路。在前文分析的基礎上，為了樹立正確地自由觀，針對新自由主義的三大基本主張，我們應該清楚的意識到：

（一）自由應當是相對狀態，而非絕對自由

認為，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在一定的條件下發展形成的，它應當是一種相對的狀態。我們所推崇的自由，應當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約束和道德標準之上的，自由的第一定義應當是擔負自己的責任。責任具有道德強制力，只有在這種強制力的約束下，公德心才不會被磨滅，才不會喪失個人修養。如果一個人連基本的個人修養都沒有了，那么他追求自由還有什么意義呢？我們鼓勵追求自由，但是個人自由的追求不應當破壞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不應當凌駕于社會公德之上。在我們追求個人自由的同時，我們應當時刻警戒自己，自由只是一個相對狀態，責任感當與自由同行。

（二）樹立新集體主義觀

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一些大學生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將集體主義、奉獻精神等拋之腦后，全盤否定集體主義的價值。雖然我們鼓勵人們塑造個性、凸顯個人價值，但是人與社會這個大的群體是不可分割的，我們必須要承認權利和義務是統一的，我們不能一味的要求社會和集體能為我們做什么，而自己卻不為集體和社會做出任何付出。在我國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之上，結合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我們應當理性地看待“個人主義”，積極倡導新集體主義，既提倡個性的發展，又保證集體的發展壯大。

（三）追求平等應當更注重實質平等，而不只是“程序公正”。

隨著社會上不公平現象曝光率的不斷上升，以及就業壓力越來越大，使得青年群體對于社會現狀產生了焦慮。在這樣的環境下，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以保護個人主義和提倡自由為前提的公平公正原則，貌似合情合理，極具煽動力，對青年群體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甚至在這種思想的刺激下，使得我國部分青年群體的公平公正觀念已經發生了扭曲，他們過分看重結果，而忽視了更為重要的實質。哲學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的正義觀，追求不僅僅是程序公正，還包括機會均等，更看重的是實質正義。我們必須冷靜地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提倡的新自由主義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他們所提倡的公平公正也是為了最大化的滿足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面對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等問題采取冷漠的態度，任其自由發展，認為任何機構都不應當干預其發展。然而，這樣的結果只能導致差距越來越突出，階級鴻溝不斷拉大，社會也就越來越不穩定，這與我國社會主義本質，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是相違背的。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要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是在西方特殊政治經濟背景下的產物，它的某些理論雖然極具渲染力和誘惑力，但是我國有自己特殊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新自由主義并不適合我國國情。我們必須要正確地認識新自由主義的實質，同時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在馬克思自由理論的指導下，樹立正確地自由觀，避免誤入歧途。（作者單位：成都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1] 吳易風.略論新自由主義及其影響[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4（02）

篇2

關鍵詞：平等；個人主義；正義;羅爾斯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學思想其特征可歸納為幾個方面：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改良主義等。其中個人主義可以被視為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靈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維護個人主義這一思想作為其主旨。個人主義意味著：（1）個人是道德價值的最終單位；（2）社會擁有作為恰當目標的對于個人的益處，不存在超越或凌駕于個人益品之上的社會益品;（3）個人的福利需要人們盡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選擇。［1］簡言之，自由主義認為只有在對個人充分尊重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真正的關于社會集體事務的公共理性，個人擁有自我選擇、自我決定的權利。要實現這一目標個人首先必須是平等的單元和價值的終極。所以對“平等”的訴求是實現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前提。雖然自由主義的思想具有某些極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論的批判，但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內部在不斷變革創新，企圖將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紀末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使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又以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一、“正義”成為自由主義的新主題

以羅爾斯正義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興起為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在于：古典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自由，而新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正義。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2］3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評價現代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內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就已經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也是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權利。資產階級尤其強調“天賦人權”，“天賦人權”是指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剝奪公民的權利。在強烈的權利意識下，自由也被納入權利范疇之中。由于基本權利為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每個人都要求一種權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原則，又是權利原則，同時也是平等原則。

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時期。古典自由主義所處的歷史時代決定了它對平等的理解僅限于形式。因為古典自由主義雖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實現。羅爾斯賦予平等更加豐富的內涵。羅爾斯認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分。一種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種是經濟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關注前者，新自由主義關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關聯。平等的權利原則歸根到底是一種制度原則，這種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權利平等，權利平等是由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來保障確立的，法律規定的權利為每個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撐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現代民主法律制度。

啟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錮和神權統治的運動中產生，當神權統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變成世俗的法權平等。資產階級革命打碎了幾千年的特權等級制度，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確認，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古典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平等也就僅限于此。這種形式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人類的不平等更多地體現為經濟的不平等，特別是在啟蒙哲學之后的歷史時期。工業革命創造和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許多人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貧困，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勢群體更加邊緣化。羅爾斯認為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個社會基本結構和社會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夠的，必須實現實質的平等。所以他對平等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二、平等的三種樣式

在羅爾斯看來認為平等具有三種樣式。它們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羅爾斯認為歷史上前兩種平等觀念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中曾經有著重要影響，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基本自由市場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認為是早期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平等。這種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級制度的階級差別和固定特權地位，將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個體。它要求一種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每個人都能有同等的權利進入市場參加競爭，并在市場中盡其所能地獲得相應回報。但自由競爭的市場體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為在看似公平的市場競爭中，人們往往在兩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進入市場的前提和基礎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導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個人的前途（收入、財富和機會等）總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會任意性的影響，如天賦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會環境的好壞等。羅爾斯由此認為：自然的自由體系最明顯的不正義之處就是它允許分配的份額受到這些從道德觀點看是非常任性專橫的因素的不恰當影響。［2］72自由的平等力圖解決由社會和文化環境給人造成的不利影響，它通過增加教育機會、實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會改革措施，為所有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出發點。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是對“放任自由主義”的超越，也是對靠純粹“市場”調節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應該說比自然的自由體系更可取，但羅爾斯認為它同樣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會偶然因素的影響，但它還是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賦的自然分配的影響。這從道德的觀點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過歷史和社會的機會來確定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樣，讓天資的自然分配來確定這種分配也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造成人們之間不平等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和文化的，人們在出身、環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為“幸運”；另一種是自然的，人們生來就具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們通常認為，產生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因素經過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卻無法消除。如果人們的自然天賦（智力、體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著消滅不了的差別，那么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永遠存在不平等。羅爾斯認為，僅僅消除由社會文化因素產生的不平等是不夠的，還應該消除由自然因素產生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自然的自由與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沒有觸及實質平等。自由的平等雖然有向實質平等邁進的趨勢，但并不全面。以一種深切的道德關懷來講，人類社會應該解決一切不平等，不論是社會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羅爾斯提出了自己解決不平等的理論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民主的平等相對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觀念。

對于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最好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來達到。差別原則的核心觀念：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該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左右社會基本的一

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別原則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社會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觀念。

羅爾斯認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分配方式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會都無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應該爭取達到相對而言最大的平等。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擁有最少的權力、機會、財富和收入，社會不平等最強烈地體現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被羅爾斯稱為“最少受惠者”。一種正義的制度應該通過各種社會安排來改善這些最少受惠者的處境，增加他們的希望，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分配差距。這樣，如果一種社會安排出于某種原因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義的。

差別原則構成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思想。從平等角度而言，差別原則體現了實質平等的觀念，表明了羅爾斯想解決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義原則

在對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羅爾斯提出了正義理論。

羅爾斯首先提出正義一般的直覺性的觀念，即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個一般的正義觀體現為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原則：每個人都擁有與其他所有人同樣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的平等的權利。

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2］302

如果說第一個正義原則體現了形式正義的觀念，那么差別原則則體現了實質正義的觀念。正義的一般觀念是闡明什么樣的平等觀是符合正義的，羅爾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義就僅是那種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兩個正義原則是對這一觀念的具體原則支撐并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則。

羅爾斯認為，這兩個正義原則主要適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他將社會大體上分為兩個部門，即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第一個正義原則適用于政治領域，它用以確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對于羅爾斯來說，平等雖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樣不能忽視，否則將會同古典自由主義一樣犯簡單化的毛病。羅爾斯在自己的正義中給自由一個價值定位，或者說在正義的框架中給自由以相應的理論位置。在啟蒙的價值譜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羅爾斯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同樣接受了這一價值譜系的安排。

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社會經濟領域。羅爾斯把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作為第二個正義原則的第一部分，而將差別原則作為第二部分。可以說，最能代表羅爾斯平等觀念的就是差別原則。羅爾斯指出如果存在滿足上述兩原則的制度結構，它只有在達到下述目的時才是公正的，即當且僅當境遇較好者的較高期望是作為提高最少獲利者的期望計劃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時。差別原則最簡單直接的觀念，社會結構并不確立和保障那些狀況較好的人的較好前景，除非這樣做適合于那些較不幸運的人的利益。

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實際上體現的都是平等的政治價值，第一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分配。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成為現代社會追求的重大價值目標，但在實際上，人們只能很好的解決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的貢獻），而對于平等和博愛卻無能為力（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羅爾斯認為自己的“正義論”能夠很好的把三者統一起來：第一個原則確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確保了“平等”，第二個原則的第二部分（差別原則）確保了“博愛”。

經濟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出現，在于古典自由主義把“自由”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好理解。市場經濟讓人們在其中自由選擇，盡最大努力創造和實現自己的價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由于市場和放任主義政策在產生贏家的同時也產生了輸家，如果不考慮到經濟上的平等，不以差別原則作為補充原則，弱勢群體將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決這些問題，實現真正的機會平等的效果將是采取某種福利主義的、再分配的稅收政策，以幫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勢群體。

新自由主義則希望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以防止市場的任意性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義堅持市場下的自發分配，人們憑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場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并作為自己的財富和私有財產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殘障或缺陷者淪為貧窮者也是應該的。新自由主義力圖糾正這種自發的市場分配，以國家的名義實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的正義。新自由主義強調正義總意味著平等，因此，它必須解決市場經濟下的不公正，調整經濟上的不平等，最終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內在統一。

總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正義的理解。古典自由主義過于強調個體權利，包括政治參與的權力、言論集會的權利和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的。尤其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表達了對君主專制時期對個性壓制的一種反抗。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社會財富急劇集中，雖然生產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會成員過上幸福的生活。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處于貧困狀態。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工人階級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迫使資本主義社會實行一些內部改良。即便如此，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民權運動，如反歧視運動、反貧窮運動、反戰運動等仍然此起彼伏，從未間歇。

羅爾斯試圖確立一套適用于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來重新調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終實現最大程度的平等。

羅爾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義，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契約論等特征，只是在堅持自由的基本立場上，使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應有的保障，從而保障他們擁有自由的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生活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使個人主義這一自由主義的根本特征發揮，所以不得不承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思想是自由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巨大進步。

參考文獻：

篇3

一、“正義”成為自由主義的新主題

以羅爾斯正義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興起為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在于：古典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自由，而新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正義。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3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評價現代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內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就已經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也是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權利。資產階級尤其強調“天賦人權”，“天賦人權”是指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剝奪公民的權利。在強烈的權利意識下，自由也被納入權利范疇之中。由于基本權利為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每個人都要求一種權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原則，又是權利原則，同時也是平等原則。

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時期。古典自由主義所處的歷史時代決定了它對平等的理解僅限于形式。因為古典自由主義雖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實現。羅爾斯賦予平等更加豐富的內涵。羅爾斯認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分。一種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種是經濟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關注前者，新自由主義關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關聯。平等的權利原則歸根到底是一種制度原則，這種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權利平等，權利平等是由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來保障確立的，法律規定的權利為每個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撐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現代民主法律制度。

啟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錮和神權統治的運動中產生，當神權統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變成世俗的法權平等。資產階級革命打碎了幾千年的特權等級制度，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確認，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古典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平等也就僅限于此。這種形式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人類的不平等更多地體現為經濟的不平等，特別是在啟蒙哲學之后的歷史時期。工業革命創造和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許多人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貧困，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勢群體更加邊緣化。羅爾斯認為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個社會基本結構和社會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夠的，必須實現實質的平等。所以他對平等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二、平等的三種樣式

在羅爾斯看來認為平等具有三種樣式。它們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羅爾斯認為歷史上前兩種平等觀念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中曾經有著重要影響，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基本自由市場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認為是早期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平等。這種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級制度的階級差別和固定特權地位，將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個體。它要求一種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每個人都能有同等的權利進入市場參加競爭，并在市場中盡其所能地獲得相應回報。但自由競爭的市場體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為在看似公平的市場競爭中，人們往往在兩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進入市場的前提和基礎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導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個人的前途（收入、財富和機會等）總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會任意性的影響，如天賦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會環境的好壞等。羅爾斯由此認為：自然的自由體系最明顯的不正義之處就是它允許分配的份額受到這些從道德觀點看是非常任性專橫的因素的不恰當影響。72自由的平等力圖解決由社會和文化環境給人造成的不利影響，它通過增加教育機會、實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會改革措施，為所有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出發點。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是對“放任自由主義”的超越，也是對靠純粹“市場”調節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應該說比自然的自由體系更可取，但羅爾斯認為它同樣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會偶然因素的影響，但它還是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賦的自然分配的影響。這從道德的觀點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過歷史和社會的機會來確定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樣，讓天資的自然分配來確定這種分配也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造成人們之間不平等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和文化的，人們在出身、環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為“幸運”；另一種是自然的，人們生來就具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們通常認為，產生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因素經過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卻無法消除。如果人們的自然天賦（智力、體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著消滅不了的差別，那么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永遠存在不平等。羅爾斯認為，僅僅消除由社會文化因素產生的不平等是不夠的，還應該消除由自然因素產生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自然的自由與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沒有觸及實質平等。自由的平等雖然有向實質平等邁進的趨勢，但并不全面。以一種深切的道德關懷來講，人類社會應該解決一切不平等，不論是社會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羅爾斯提出了自己解決不平等的理論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民主的平等相對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觀念。

對于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最好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來達到。差別原則的核心觀念：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該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左右社會基本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別原則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社會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觀念。

羅爾斯認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分配方式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會都無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應該爭取達到相對而言最大的平等。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擁有最少的權力、機會、財富和收入，社會不平等最強烈地體現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被羅爾斯稱為“最少受惠者”。一種正義的制度應該通過各種社會安排來改善這些最少受惠者的處境，增加他們的希望，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分配差距。這樣，如果一種社會安排出于某種原因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義的。

差別原則構成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思想。從平等角度而言，差別原則體現了實質平等的觀念，表明了羅爾斯想解決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義原則

在對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羅爾斯提出了正義理論。

羅爾斯首先提出正義一般的直覺性的觀念，即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個一般的正義觀體現為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原則：每個人都擁有與其他所有人同樣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的平等的權利。

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

如果說第一個正義原則體現了形式正義的觀念，那么差別原則則體現了實質正義的觀念。正義的一般觀念是闡明什么樣的平等觀是符合正義的，羅爾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義就僅是那種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兩個正義原則是對這一觀念的具體原則支撐并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則。

羅爾斯認為，這兩個正義原則主要適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他將社會大體上分為兩個部門，即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第一個正義原則適用于政治領域，它用以確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對于羅爾斯來說，平等雖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樣不能忽視，否則將會同古典自由主義一樣犯簡單化的毛病。羅爾斯在自己的正義中給自由一個價值定位，或者說在正義的框架中給自由以相應的理論位置。在啟蒙的價值譜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羅爾斯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同樣接受了這一價值譜系的安排。

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社會經濟領域。羅爾斯把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作為第二個正義原則的第一部分，而將差別原則作為第二部分?？梢哉f，最能代表羅爾斯平等觀念的就是差別原則。羅爾斯指出如果存在滿足上述兩原則的制度結構，它只有在達到下述目的時才是公正的，即當且僅當境遇較好者的較高期望是作為提高最少獲利者的期望計劃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時。差別原則最簡單直接的觀念，社會結構并不確立和保障那些狀況較好的人的較好前景，除非這樣做適合于那些較不幸運的人的利益。

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實際上體現的都是平等的政治價值，第一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分配。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成為現代社會追求的重大價值目標，但在實際上，人們只能很好的解決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的貢獻），而對于平等和博愛卻無能為力（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羅爾斯認為自己的“正義論”能夠很好的把三者統一起來：第一個原則確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確保了“平等”，第二個原則的第二部分（差別原則）確保了“博愛”。

經濟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出現，在于古典自由主義把“自由”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好理解。市場經濟讓人們在其中自由選擇，盡最大努力創造和實現自己的價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由于市場和放任主義政策在產生贏家的同時也產生了輸家，如果不考慮到經濟上的平等，不以差別原則作為補充原則，弱勢群體將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決這些問題，實現真正的機會平等的效果將是采取某種福利主義的、再分配的稅收政策，以幫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勢群體。

新自由主義則希望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以防止市場的任意性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義堅持市場下的自發分配，人們憑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場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并作為自己的財富和私有財產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殘障或缺陷者淪為貧窮者也是應該的。新自由主義力圖糾正這種自發的市場分配，以國家的名義實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的正義。新自由主義強調正義總意味著平等，因此，它必須解決市場經濟下的不公正，調整經濟上的不平等，最終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內在統一。

總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正義的理解。古典自由主義過于強調個體權利，包括政治參與的權力、言論集會的權利和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的。尤其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表達了對君主專制時期對個性壓制的一種反抗。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社會財富急劇集中，雖然生產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會成員過上幸福的生活。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處于貧困狀態。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工人階級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迫使資本主義社會實行一些內部改良。即便如此，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民權運動，如反歧視運動、反貧窮運動、反戰運動等仍然此起彼伏，從未間歇。

篇4

《資本論》視角下的經濟危機理論

·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是經濟危機的實質與特征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現象是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蘊含著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才使危機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由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追求價值增殖，這就使生產具有了無限擴大的趨勢，在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和社會生產自發擴大的條件下，必然導致普遍的相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虛擬資本與信用制度加深了資本主義各種矛盾

虛擬資本是信用制度的產物。虛擬資本的積極影響主要是能擴大貨幣資本的積累、促進資本集中、加速資本周轉。消極影響主要有使有價證券買賣成為投機的工具，造成虛假繁榮，容易引發經濟危機。當普遍生產過剩危機出現后，貨幣信用危機就隨之而來。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正是對借貸資本的需求在繁榮時期的擴大，造成了停滯時期的信用緊迫，伴隨而來的就是商品跌價、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等，經濟危機隨之進入全面的爆發。

淺談本次美國金融危機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新自由主義者大力倡導放松對金融的監管，他們認為只要靠市場機制就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是從“次貸”危機引起的。“次貸”是美國住房貸款的一種形式，銀行給予那些收入少、信用差的客戶貸款，叫“次級貸款”。許多金融機構為了繁榮住房市場，爭奪客戶，紛紛降低次貸門檻。這樣，開發商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蓋的住房越來越多，購房者所需支付的貨幣僅靠銀行貸款，而銀行貸款實際上是沒有真正購買力的、不能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最終由債務清償危機導致經濟危機和世界性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的啟示

·世界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

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出現衰退跡象。由于部分投資者缺乏投資信心，我國企業引進外資難度加大，引進資金、技術等受到限制。出于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擔憂，部分生產企業對國際經濟走勢難以預料，多數企業處于觀望狀態，企業投資削減逐漸顯現。

·金融危機帶給中國的機遇

首先，從實體經濟角度看，我國沒有受到金融危機太大的影響，我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將較快地提升。從戰略角度考慮，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只有通過經濟手段才能取得與其綜合實力相適應的國際地位。因此，我國應該利用此次金融危機帶來的機會，加快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并在改革過程中，增大中國的發言權。

其次，有利于我國調整產業結構。受金融危機影響，我國許多中小企業來自歐美的訂單大幅減少，這讓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中小企業面臨更嚴峻的威脅。在目前的危機下，中小企業必須升級技術、開拓新興市場。

最后，有利于我國擴大內需，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政府要通過此次金融危機加快改革，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刺激經濟的關鍵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進行收入分配的改革。

·金融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金融危機讓我們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要求政府減少管制。事實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行不通。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經濟主體追逐的目標，盲目性生產在所難免，所以，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同時我們一定要注意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不能放任市場自由發展。

篇5

關鍵詞：殷海光；邏輯經驗主義；移植；理性

殷海光自由主義理論本身的構建還不盡完善，但與同時代的(或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想比較而言，又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學者張斌峰就指出：“在五四思想的重建上，殷海光在有意識地繼承五四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的傳統，又努力汲取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試圖在近代中國的思想與政治脈絡下，構建較為完善的自由主義論述。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有以下特色：即視自由主義為一套具有強烈當下‘針對性的反意識形態’，又視自由主義為一種文化運動，其接受自由主義的主要動力所追求的是某種素樸濃烈人本主義情愫；缺乏自由主義傳統又須仰仗國家力量來建立”。

這一評斷可以說是合乎實際的。殷海光一生秉承五四精神，繼承英美經驗主義自由的傳統，指出以往中國自由主義者對于經濟自由的忽略與倫理自由的缺失。直追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期望在當下的中國。找到一條新自由主義的路徑。但自由主義同樣也有著其自身賴以存在的文化基線。它植根于西方近代文化土壤，于中國而言是外在的。那么，在中國何以有其道路?從理論上講，有三種可能的選擇：一是移植，二是傳統的重新發明，三是創造。關于中西文化問題，在近現代中國主要表現為：移植和傳統的重新發明。前者以殷海光為代表，后者主要表現為以牟中三先生為代表的“新儒家”。筆者比較贊同林毓生的“傳統的創制性轉化”的觀點。所以，在自由的路徑上，他指出：“歷史告訴我們，從專制政制也可以實現自由主義。民主政制只是一種政治方式?？墒牵杂芍髁x根本是一個價值系統。自由主義是全人類最基層的價值系統。一個國邦能否實行自由主義，主要決定于它的社會文化內容。

既然自由主義與否，在于社會文化內容，那么中國的自由主義應是什么樣的?“就中國既存的文化價值和社會結構以及政治建制而言，中國只宜像英國那樣和平漸進。而不宜激劇聚變”。

或許在今人看來，殷先生所做的其實就是：把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理論運用于中國。這就決定了在中國自由化的進程中，他不是自由思想家，而是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者——自由主義啟蒙者。不過，他對中國自由主義的體認：“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卻是非常中肯的。

一、“個體本位”的自由主義

“先天不足，后天失調”形容的是中國自由主義發展在理論淵源上底氣不足及自由主義發展。在中國的困境。殷先生曾指出：“依作者的觀察。自由人之不足以饜人望而服眾心，除某些人之誤解，偏見與自私自利以外，他們本身到了現今之不夠健全，是主要原因之一。這是自由人們在這一個最后時機應該反省的地方”。一個一生為自由主義而努力的“斗士”，必定會積極主動地去承擔其歷史責任。為了解決這一難題，他是經羅素，而波普爾，直追哈耶克。其實，其自由主義理論具有強烈時下針對性及鮮明的個性，而不是把其作為一個價值系統來看待。為了針對當時的專制，他就力倡古典自由主義——以的“鎮制”，而不是當時已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當時自由主義學說并架的，還有社會主義學說(戰后在西方掀起了一場社會主義運動)。但他認為社會主義必然之路是通向奴役之路，將會帶來個體人性的災難。因而，一個自由人之所以為自由人的條件是：“自主自動的精神，是人類推動人類歷史前進在行為方面的主動力。

只有具備充分自主和自動力的人，才有克服目前世界陰暗的希望”。并告訴自由人：“希望不在別處，就在你自己的自主與自動”。所以。無論從其理論的切人點，還是其自由理論的著眼點而言：其理論有“個體本位”的品質。他的“個體本位”是與傳統個人主義相吻合的。自由的內在要求是什么?“這是自由主義的根本要素。自由主義的這種根本要素，與其說是被動地產生于經濟動因，不如說是主動地產生于人類本性的深處。你把嬰兒的兩手捏緊，他立刻會掙扎反抗。一直到他的兩手能夠自由活動為止。這樣看來。自由主義并非一種教條，無疑是一種能動的精神，一種反抗權威的態度和生命本身的發展動因”。

在此，他把自由的根本要素理解為：不受外界的強制，能夠做自己想做的。因為，這是生命內在能動性的要求。充分尊熏了生命的個體性，還能關照到生命的共性嗎?否則，不利于社會秩序的構建——他一直在努力把這種內在價值體系外在制度化。他認為：自由之表象與本質；自由主義精神是建立在責任之基礎上的；自由主義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殷先生指出：“誠然，如果自由人具備思想的能力和獨立精神，常常在事實上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這只是自由人的表象，并不是自由的本質。思想各殊與自由人之所以為自由人并無必然的關聯。自由人可以在某些方面思想與信仰互異，但不能在任何方面與在一切情形之下思想與信仰互異。在許多情形之下，自由人的思想也會一致的。不單如此，過去西方歷史證實，自由人如果各自分離，便沒力量，因而也無從形成一個新力量；自由人如果聚合起來，便產生新力量，因而也就形成一個新時代”。

并且，把自由主義與其它偽自由主義作了一番比較：“自由主義不等于放任主義，更不等于縱肆主義。它含有更高的人生價值和真實的價值。本此，自由主義愛護個別差異，并且讓各人的潛能作最大限度的發展”。在這里，是否可以把殷先生的“個體本位”理解為：不是個性的完善。而是人性的完善或人性的自覺?

二、以邏輯支撐信念

在上文。我們簡單梳理了殷先生的自由主義思想。其實，一個人的思想與他在此過程中所秉持的思維或研究方法是不無關系的。而一個人的思維方法是與他的學識素養是分不開的。在此。筆者愿作一個大膽的假設：殷海光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最終際遇。是否是其思維之花開出的必然之果?不管怎么說，這一假設肯定是一個有意義的嘗試。南開大學的張春林曾有專文進行了分析。她指出：“一方面，他主張以經驗為本。進行致知活動和獨立思想，堅持‘科際整合’的道路；另一方面，他又關注人文主義，在方法論上，努力糾正傳統的科學與人文、知識與價值截然而分的傾向，力圖將兩者統一起來。而且，他還以邏輯經驗論為‘奧康剃刀’，反傳統文化，并以此為方法論基礎。推行其自由主義理想”。從思維方法的角度出發，這一分析是中肯的。

學者張斌峰指出：“殷先生是屬于‘五四時代’的杰出人物，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海峽兩岸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和思想者。的確，他曾自稱在他那個時代的思想要超越新儒家和一百年。這絕非虛言！殷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正在于其自由主義思想家所具有的超越性立場和先進的學術研究方法——文化人類學和精神分析學的研究方法”。

筆者認為，一個人的思維方法是與他的學識素養是分不開的。那么，為了了解其思維方法，有必要對殷海光求學過程做一簡單的介紹。13歲那年，他由其伯父、志士殷子衡帶到武昌。人武昌中學念書。在這之前，主要是受到家庭的影響。而當時他的家庭，是日益衰落的舊式家庭。16歲那年，他曾在名氣甚大的《東方》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意志自由問題的檢討》。是年，通過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同學，接觸到金岳霖剛剛付印的《邏輯》，并對邏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l7歲念高中二年級時就在正中書局出版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并有《邏輯和邏輯學究竟是什么》～文刊于《文哲月刊》。1938年秋在著名哲學家金岳霖的幫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4年之后，又考人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專攻西方哲學。但在聯大期問，他熱心政治，好辯論，表現偏激。1944年，他投身抗戰，去印度學習軍用汽車駕駛技術，中斷學業。

從上文的介紹里，我們可以說：殷海光早年深受理學家庭氛圍的影響。他說道：“在家世方面，當我童年少年時家道已經中落，但是長～輩的人還要擺出一副架子，說話矯揉造作，室屋之內充滿理學式的虛偽”。中學時期，雖酷愛邏輯，但求學之路曲折。并且學習偏科嚴重——數理知識常常不及格。大學時，雖求學于金岳霖，但由于大的環境及經濟上的拮據，加之于狂飚的個性，并沒有為其學術打下應有的根基。研究生時期，則未完成學業。所以。殷先生并未接受嚴格而完善的學術訓練，尤其是邏輯方面。

他的這種求學經歷，加之于后來個人生活的際遇，毫無疑問會影響到他思想與思維的方方面面。他的自由主義是在反對當時專制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F實越是禁錮他，他就越是堅定他的自由信念?！懊總€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每個人都可抬起頭走路；只要是社會文化許可的，任何人都不必看別人的顏色來做他能夠做的是；只要不妨礙他人，任何人可以照他自己的意思來生活并求發展”。

從邏輯上講，殷先生的話不無道理。但社會人倫規范呢?人畢竟是社會的產物。社會屬性才是其根本屬性。并且作者在前面也指出自由的實現需依賴于一定的社會文化?！笆鞘裁?，就說什么。在思想方面，集權者用的是辯證法。這個東西，說“甲是甲又是非甲”，說“對立物可以統一”，別別扭扭”。這是作者的思維邏輯。這是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但社會問題遠比這要復雜。這也是他的困境之一。

“內心自由是一切自由的起點”。這是作者的觀點。內心自由一道德意義的：道德主義意志克服了人的意念(“存天理去人欲”)；開放心靈的自由一心靈的牢房：一是未經批評地崇拜，二是時代的虐政。外部自由是指人的行為、言論、組合等自由。

其實，晚年的作者也意識到這一經驗邏輯的不足。在1966年致克里神父的信中就寫道：“現在。我應該懺悔，我反對玄學的論點與其說是對玄學的一種謹慎而公平的評論，不如說是一種打倒偶像的舉動。如果沒有在至低限度上默認玄學，那末即使建構知識論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的邏輯經驗主義究竟指的是什么?筆者認為他的邏輯是指西方的現代數理邏輯，而非傳統邏輯。他的經驗是以西方(英美)的價值體系為經驗，并不是指中國自身的。這是我們在把握其思想時，必須加以關注的。

三、自由的出發點是理性

在《自由主義的趨向》一文中，殷海光指出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特征為：(1)批孔；(2)提倡科學；(3)追求民主；(4)好尚自由；(5)傾向進步；(6)用白話文。也就是說，在近現代中國，只要能滿足這六個要件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歐克肖特指出：理性主義政治有如下特點：首先，它是一種功利政治。歐克肖特稱之為“所感知的需要政治”，即運用理性解決現實的需要、問題或危機。其次，理性主義的政治是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這種政治認為“任何問題的‘理性’解決，在其本質上都是完美的解決”。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理性主義者除了“理性”的權威是唯一的權威；理性主義者沒有經驗積累感，不要傳統，總是想白手起家；理性主義者懷疑時間，渴望永恒，對一切局部和短暫的東西煩躁不安：迷信技術的霸權。對照殷先生的自由主義思想，可以發現有諸多的共性，或說是一種家族相似。如他在《自由的出發點是理性》一文說到：“我們自由人應該守的是常道。支持這個世界的，維系人類的正常關系的，啟導人類向前進步的，是些常道。自由人的大責，就是發掘。謹守，并發揚這些常道”。

其反傳統的一面，勿須再多言。不過他追求科學，并不是一定完全為了“迷信技術的霸權”。他多次表明，對現代工業文明，尤其是美國式生活方式的反感?！熬臀腋杏X所及，許許多多留學生一到美國就被機器卷走了，忘卻了自我。哎！沒了自我，就算一天到晚吃牛奶面包，也不過跟豬差不多。

綜合上文所述，殷海光的自由主義具有明顯的理性主義因質。學者張峰斌就指出：“而且他還開始由經驗論的自由主義的知識立場，推進到‘演進的(或批判的)理性主義’的自由主義知識論的新層面，而最終成就為一個真正的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自由主義與西方政治話語下的理性主義是有區別的。就拿反傳統來說，西方的武器是反中世紀的理性主義；而他的武器是英美古典自由主義的經驗和其所依存的價值體系。但同時他也知道，任何文化現象的出現，都有其應有的文化基線。所以，一生中，他翻譯大量的英美自由主義著作，以傳播自由主義思想。想籍此為中國自由主義發展之可能創設一定的必要的文化基線?？伤淖杂芍髁x并不是為了自由主義本身，而是像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一樣，認為自由主義是解決中國當下問題的一個有效的工具。他說：“自由而以理性為本。它的基礎是堅實的，是巔撲不破的；同時，它所導向的世界是向上的”。他很天真地以為：只要自由主義化了，中國社會就會必然隨之上升。

篇6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公平與正義；社會和諧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5-0006-02

一、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思想淵源

在人類思想史上，公平和正義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話題。早在古希臘時期，公平與正義就開始倍受人們的關注和思考，并逐漸成為哲學家、思想家探討的重要議題。哲學家蘇格拉底將德性、理性與正義結合在一起，認為一個公民服從法律才是正義的。柏拉圖繼承和發展了蘇格拉底的正義觀，他認為，正義是人的天性和行為，天性忠厚，天真單純，并將正義作為構建理想國的準則，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就個人而言，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干自己的事情[1]。亞里士多德則認為，人類在本性上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城邦以正義為原則。由正義衍生的禮法可憑以判斷是非曲直，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盵2]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把正義看作是德性之首，認為正義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正義的也就是違法的和不平等的[3]。他還將正義分為“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分配正義意味著對共同體中榮譽、財富和其他可分配資源的分配，可以是均等的，也可以是不均等的。而矯正正義就是讓已經錯的轉變為正確的，恢復業已被擾動的平衡。古希臘這種以人的行為和理性為主要內容的正義觀在經歷了歐洲中世紀的冬眠后，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興起，近代啟蒙思想家又從自然法的角度開始對公平和正義進行訴求，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愛”為主要內容的正義觀。羅爾斯正是在吸收前人這些正義思想的基礎上，以新契約論觀點形成對正義的判斷，提出了“作為公平的正義”基本范疇，對正義作了系統的論證，從而創立了制度正義論。正如他所說，“我一直試圖做的就是要進一步概括洛克、盧梭和康德所代表的傳統的社會契約論理論，使這上升到一種更高的抽象水平。” [4]

此外，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還繼承了新自由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他認為，“自由的優先性意味著自由只有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奔础爸挥凶杂傻闹鲝埆@得了滿足后，其他的原則才能發揮作用?！盵4]但是對自由堅持的同時，羅爾斯新自由主義通過“詞典序列”使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中心轉為了“平等”。 “在實質結論方面，我們看到，羅爾斯理論的基本傾向是結合與調和自由與平等”[5]。由此可見，兩者在理論前提、哲學基礎，方法論等方面有著深刻的思想淵源[6]。

二、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核心內容

羅爾斯正義理論在批判吸收前人正義思想的基礎上，對正義作了系統的論證，提出了“作為公平的正義”基本范疇，是迄今西方思想史上有關公平正義問題最有代表性和最有系統的論述。其核心內容包括：

1.“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原初狀態相當于社會契約論中的自然狀態，是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假設前提之一。他認為，“它是一種其間所達到的任何契約都是公平的狀態，是一種各方在其中都是作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選擇的結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會力量的相對平衡所決定的狀態?！?[4]原初狀態的觀念旨在建立一種公平的程序，使得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則都是正義的，其目的在于用純粹程序正義的概念作為理論的一個基礎。在他看來，我們必須以某種方法排除使人們陷于爭議的各種偶然性因素的影響，它們將引導人們利用社會和自然環境以適于他們自己的利益。所謂“無知之幕”是指原初狀態中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關社會理論的一般知識，不知道任何有關個人和所處社會的特殊信息，他們完全是在“無知”的條件下運用博弈理論中的“最大最小規則”進行選擇的。它是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又一個重要的假定前提。無知之幕的設定排除了由于自然機會或社會環境的偶然事件使人們選擇只對自己有利的原則，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們對正義原則無法達成協議的可能性。這樣，就避免了根據功利主義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原則進行選擇所造成的對一部分人（特別是少數弱勢群體）的平等自由的嚴重侵犯。

2.兩個正義原則。在假定無知之幕下的原初狀態后，羅爾斯提出了兩個“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是“自由平等原則”。即“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4]。第二個原則是“公正原則”。包括 “社會的公平、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即“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4]。它所涉及的是基本的“善”，即基本的自由的一個集合。它包括兩個要求：一是我們每個人都具有對同樣的基本自由的平 等權利；二是基本自由應該盡可能廣泛。第二個原則是機會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的結合。 該原則要求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只有在地位和官職對所有人開放并且這種不平等對所有人都有利，特別是對在社會中處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況下才符合正義。羅爾斯在其所提出的正義原則中強調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為標準來判斷是否正義，并希望通過補償或者再分配使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獲得公正。因為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并不像設想的原始狀態那樣處于平等地位，由于出身和天賦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應該對其加以補償?！翱捎靡恍┤说妮^大得益補償另一些人的較少損失，或更嚴重些，可以為了使很多人分享較大利益而剝奪少數人的自由?！?/p>

3.新契約理論。羅爾斯正義理論不僅僅簡單地回歸古典契約論，而是將古典契約論和道德建構主義結合起來，建立了一種新契約理論。他明確指出，契約論實質上是“假設的和非歷史的”，其核心是一種“純粹程序正義”。在沒有正義標準的情況下，需要一種“純粹程序正義”的觀念。他認為，一個正義的社會需要某些正義的原則，用來支配其社會基本結構和基本制度。我們面對著許多原則，但是不知道哪些原則是正義的，按照純粹程序正義的觀念，我們在正義程序中選擇的任何原則都是正義的，因此，關鍵不在于我們“選擇了什么”，而在于“如何選擇”，如果我們能夠設計出一種正義的程序，那么，我們從中所選擇的任何原則都是正義的，通過程序正義，條件的公平能轉變成為結果的公平。在新契約論中，程序比結果重要，正義的結果是由正義的程序建立的，而“原初狀態”的設計則保證了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

三、羅爾斯正義理論的現實觀照

社會公平與正義是人類社會一直追求的價值目標，也是當前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需求。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不僅是對西方現實的一種批判，也是對世界現狀的一種反思。他的兩個正義原則對當前我國實踐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啟示。

第一，要重視社會制度的正義與合理。正義是社會的基礎，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羅爾斯所言，“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或一個接近正義狀態的社會，其目標是維持和加強正義制度?！薄澳承┓珊椭贫?，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例，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4]可見，一個社會是不是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有沒有一個正義的社會基本結構，換句話說也就是有沒有一個正義的制度設計。和諧社會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而是一個善于化解利益沖突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一個好的制度往往表現在它能容納社會矛盾和沖突。當前，我國的各項改革從本質上看實際上是一種利益調整的過程。如果這種利益調整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則社會將和諧穩定，否則就會產生各種問題。所以，在制度的安排上，我們應根據我國具體情況，形成一個能包括所有階層、反映最大多數人利益的正義制度框架。正如他所指出的 “社會制度應這樣設計，以便事情無論變得怎樣，作為結果的分配都是正義的”。而“社會正義原則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合作體系中的主要的社會制度安排”[4]。

篇7

關鍵詞：普遍服務 電信業 媒介融合

普遍服務：從國家保障到市場定義的“類公共服務”

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是世界上最早擁有電信業的國家之一，它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879年，在那年全英第一家電話局在倫敦開辦。1912年，作為政府部門的郵政局接管了全英電話業務，也就是說在1969年郵政局轉變為公營公司（public corporation）之前，英國的電信業是完全國有的。在此之后郵電就開始醞釀“分家”了，直到1981年，英國電信法案（the 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 Act）頒布，郵電正式被拆分為皇家郵政公司（Royal Mail）和英國電信公司（British Telecom，下文簡稱BT），電信業由此獨立出來。

按照原監管機構電信辦公室（OFTEL）的說法，“普遍服務（universal service）的概念對于英國電信業來說是一個長期以來的準則，它可以追溯至1984年BT開始私有化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①”然而，它的含義在這之前與之后卻并不完全一樣。在BT私有化之前，普遍服務被認為是“為全體英國人民（people）提供一個合理使用電信網絡的保障”。（OFTEL，1997）而國家便是這種全民承諾的保障。然而，1984年私有化以后，它便被定義為“為所有需求合理的用戶（customers）提供能夠負擔的基礎電話業務或者為殘疾人提供相應的服務，而無論他們身在何處。②”這個定義成了日后最為廣泛接受的一個定義。然而，首要的問題是，該定義中所謂的“合理”與“能夠負擔”究竟應該如何度量?國家的角色隨著私有化的進行而日漸式微，那么誰來度量?其次，雖然這個定義仍不失公共服務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表述將服務對象以“用戶（customers）”代替了“人民（people）”，前者是一個針對“市場”而言的概念，而后者則是一個更具“公共”意味的概念，換言之，電信私有化之后的“普遍服務”實際上是試圖以市場解決的方式達成對于公眾的承諾。這就與英國廣電業的“公共服務”有所不同。

“公共服務”非市場的實質性含義是真實地存在過英國廣電業的歷史之中的，它從一開始就由一系列非市場化的具體措施來保障對全民的公共承諾。20世紀60年代，英國的商業電視臺ITV就曾因將“公眾所需即我們所要提供”的商業理念代替了“公共服務”的理念而遭到當時皮金頓委員會（Pilkington Committee）的調查與批駁，從而被后來出臺的政府法案要求強化公共服務的職責。因而，即便伴隨著后來主張市場自由競爭，去除國家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實踐，一方面，原有非市場定義的“公共服務”理念不斷地被質疑被挑戰，也被不斷地進行著市場化定義的改造，另一方面，直到今天“公共服務”與市場之間的張力也始終存在，并最終被承認無法完全依靠市場的力量被提供（OFCOM，2003）。

而相比之下，英國電信業普遍服務理念的推行要順利得多，市場以無可爭議的姿態借助電信業所有權的變更同步完成了對它的再定義過程，從而使得其含義中“類公共服務”的特征所帶來的內部矛盾性（指需要不斷地超越自身利益的要求）只能以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存在。因此，說普遍服務具有類公共服務的特征是因為它畢竟帶有針對全民（people）的抽象承諾，而它并不能實質性地完全等同于“公共服務”則源于兩者與市場的不同關系。

新自由主義與電信私有化運營中的普遍服務

英國電信業的私有化是一個由部分私有化到全面私有化逐步實行的過程，電信業與郵政業于1981年“分家”以后，電信業當年就以組建英國電信公司（BT）這樣一個公營公司的形式開始了獨立運營，但同時絕大部分用戶端設備的提供、安裝和維護都自由化了（liberalised）。后來在1984年4月出臺的電信法案里，政府明確表示要對BT進行私有化改造，但卻將其以有限公司（limited company）的形式為國家所有。不過很快，當年的11月，政府就出售了BT50.2%的股份，從而將其實質性地私有化了。值得注意的是，整個過程正好發生于推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撒切爾政府上臺執政的初始階段，而這一切并非只是巧合。撒切爾與她的支持者主張去除國家監管，提倡自由市場競爭，這樣的執政理念反映在原來完全國有的電信業上便是推行私有化，即將BT變成完全意義上的市場主體，并以引入競爭者（引入Mercury公司形成雙寡頭競爭的局面）的方式促進電信市場的發展。因而，學者Morgan認為英國電信私有化是具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動機的（Morgan，1989）。

然而問題的重點并不在于政治動機本身，而在于它是如何尋求并獲得合法性的，以及這樣的合法性究竟帶來了什么?！捌毡榉铡报D―這個英國電信業長久以來的準則便是其借以獲得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只有具體落實對于“普遍服務”的承諾才是對電信業所有權的變更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變革最有力的支持。然而與廣電業不同的是，新自由主義對于英國電信業“普遍服務”準則的定義是基本沒有“歷史包袱”的，因為按照OFTEL的說法，電信私有化之前“普遍服務”的含義并不清晰，這多少導致其后來幾乎無可爭議地就被直接賦予了市場化的內涵。

具體來看，在1984年-1991年BT與Mercury雙寡頭競爭的階段，檢驗“普遍服務”的具體實踐首先依賴于“價格”指標，即是否提供了全國范圍內（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均一價格的服務。最初這個要求只針對BT而言（畢竟雖然Mercury是為了引入競爭以政府保護的形式進入市場的，但“它的商務市場直到1991年仍僅占10%左右，家庭固定電話市場更是僅占1%――總共大約4%的份額③”，也就是說，競爭格局并未真正形成，BT始終占據當仁不讓的主導地位。），不過這種增加該運營商成本的要求后來被認為并不合理，從而被修正為“自1997年起（筆者注：那時已結束雙寡頭競爭而進入多運營商競爭的階段），為提供普遍服務而付出的費用按照不同運營商的收入來分配。④”（筆者注：即多收多付，少收少付）。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年中，OFTEL作為獨立于政府部門的監管機構，明確要求BT“提供諸如999報警電話，為殘疾人提供特殊服務、海事服務等不追求利潤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并且要求BT能夠證明它近乎壟斷的地位是無害于消費者或者競爭者的。⑤”這里無疑表露出“公共服務”區別于市場定義的本質，表明了“普遍服務”的定義中理應包含的公共服務內容，同時也表露了“消費者”并不等同于“全體公眾/人民”的事實。

然而如前所述，這個雙寡頭競爭的局面只存在了7年，到了1991年，奉行新自由主義的英國政府決定引入更多的競爭者，從而將電信市場全面自由化，包括服務與基礎設施（DTI，1991），同時也將其對于BT所持有的剩余股份全部出售。而此時政策調整的理由已經直接被表述為“要給消費者（consumers）更多的選擇”了（OFTEL，1996）。

到了1997年，OFTEL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了對于“普遍服務”的定義（見前文），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給出定義之前，文件中明確寫道：“OFTEL對于普遍服務的定義是針對所有英國消費者（consumers）的⑥”，這等于正式取代了過去作為類公共服務的普遍服務對于全體公眾（people）的承諾（即便是抽象的承諾），也等于正式確認了“消費者”才是所謂“普遍服務”所針對的真正對象。當然，“消費者”并非是對立于“公共”的概念，滿足消費者的利益也并非就是損害公共利益，實際上從該文件的表述來看，其所定義的普遍服務是包含相當的公共考量的。但畢竟“消費者”是針對“市場”而言的概念，當市場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公共利益如何能夠實質性地得以維護？這便是媒介融合的今天無法回避的問題。

媒介融合背景下作為消費者的公眾

美國20世紀70年代就走上了“信息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的發展道路，相比之下，20世紀90年代初才對此有所回應的英國要晚得多。這使得“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幾乎從一開始就在英國對于“信息社會”的構建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因而，對于“媒介融合”的理解也需要放置于對整個“信息社會”的理解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信息社會”的建構最初在英國經歷了民眾質疑和抵制的過程，其依據在于他們并不認為“信息社會”是一個能夠保證所有公民（citizens）都有效地參與其中的構想。正如Maria Michalis指出的那樣：“僅僅提供更先進的基礎設施對于全民參與‘信息社會’來說是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⑦”Tracey則更直接地認為新媒體更加強化了“個人化”的觀念而非“共享的”、“公共的”以及“一致”的觀念，由此使得建立在后者基礎之上的公民（citizens）角色與消費者（consumers）這個角色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這才是真正的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Tracey，1998）。

然而，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如今，當基本的人類需求是公民權利的一部分這樣一種想法都遭到挑戰，何況是獲取信息的要求呢。⑧”“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在后現代的潮流中找到一個很好的依據即不認為對共同利益或者可控利益的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表征是可能的。⑨”這種境況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使得與“公民”相連的普遍服務原則越來越喪失其存在的基礎和實現的可能；另一方面為不斷建構消費者與重新定義的所謂普遍服務之間的對應關系做足了意識形態上的準備。當然，就英國電信業的具體實踐來看，似乎還沒有走到最為極端的境地，公民的角色在今天還是會以各種方式被時不時地喚起，而它也是我們反思媒介融合的依據之所在。

2000年，英國通信辦公室OFCOM（Office of Communication）作為新的監管機構于當年出臺的傳播白皮書（The Communications White Paper）中提出成立，它綜合了過去彼此分立的五個部門的職能：Oftel，the Indepen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the Radio Authority， the 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 以及the Radiocommunications Agency。監管機構的如此調整是對媒介融合的直接反應。實際上，早在1998年出臺的關于媒介融合的綠皮書中，英國政府就試圖考察建立一種新型傳播監管模式的可能性，但是當時有關“內容”和“經濟事務”之間的關系卻很難協調好（Seamus Simpson，2003）。OFCOM是后來從很多方案中因其能符合“靈活性”與“一致性”的監管要求而被選擇的。

OFCOM的職責在2000年的傳播白皮書和2003年的傳播法案中都有詳細規定，從這些規定來看，其對于“公民”與“消費者”之間的張力在心態上始終是很矛盾的。在2000年的傳播白皮書中，先是開篇明確提出“未來針對公民（citizens）的公共服務應該作為此領域（指傳播領域）公共政策的中心任務。⑩”緊接著后文便說，“我們希望新的監管機構（指OFCOM）能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目標是保護消費者（consumers）的利益和促進市場的開放與競爭。”然而在2003年的傳播法案里，相關表述又發生了變化。該法案明確寫到OFCOM的基本職責有兩點：“進一步維護公民（citizens）在與傳播相關事宜中的利益和以提高競爭的方式進一步維護消費者（consumers）在相關市場中的利益?！蓖瑫r該法案還對公民（citizens）的概念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即“英國的全體公眾（a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 the United Kingdom）”。這等于承認了the public是與citizens而非consumers等同的概念。然而該法案卻并沒有具體說明究竟如何維護公民（citizens/the public）的利益，倒是明確提出了“要進一步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就特別要在選擇、價格、服務質量以及價值觀上尊重他們?！比缃裨贠FCOM的官方主頁上，“消費者”作為一個獨立的欄目與其他欄目并立，此欄目的說明中倒是宣稱要為公民和消費者服務，然而卻沒有任何相關解釋。至此，“公民”成為一個被不斷征用卻被不斷抽象化的概念，沒有任何人宣布對它負責。

而關于普遍服務，2000年的傳播白皮書只是抽象地有所涉及，其具體準則及操作辦法到了2003年的傳播法案中才有所呈現。然而，這個階段對于普遍服務的理解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并沒有什么不同。

在傳統傳播格局中，廣電業經營的是“內容”，電信業經營的是“基礎設施”。而媒介融合卻在一定程度上地消解了兩者之間的壁壘，這使得雙方所持有的行業理念都可能面臨一個重新的檢驗，對于過去僅僅針對network的普遍服務來說，當電信業面對content的時候，它該如何被詮釋？而筆者以為，在這樣的交會點上，“公民”的角色可能會再次被喚起，因為它是傳統意義上“公共服務”與“普遍服務”唯一的交集。

Lan與Rosenbloom曾經指出，誠然，公民（citizens）也希望所得到的服務是經濟的、有效的以及有效率的，但同時，他們也希望能有更多基于社會價值的考慮。但事實上，當社會價值威脅到獲取利潤的時候，基于市場所提供的服務就會對其有所敵意。（Lan&Rosenbloom，1992）這便是追問普遍服務的緣由――如果“消費者”的角色不斷地擠占“公民”角色的空間（尤其是以政策的形式明確下來），那么基于“公民”角色考慮的諸多社會價值就有被基于“消費者”角色考慮的市場價值不斷擠占的可能。從歷史上看，英國電信業對全體公民有過類似于“公共服務”的承諾，但它后來卻走到了遠比廣電業更加市場化的境地，因而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OFCOM一邊大篇幅地不斷強調堅持不能完全依靠市場達成的“公共服務”廣播，一邊卻強化了電信業普遍服務的市場化內涵。對此，英國學界已經發出了大量反思的聲音，而這一切也值得同樣走進了媒介融合的我們去反思。

注釋：

①②“Universal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Consultative Document on Universal Service in the UK from 1997”，p5，11.

③Martin Cave，Peter Williamson，”Entry，competition，and regulation in UK telecommunications”，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licy，1996，Vol.12，No.4，p102.

④Martin Cave，“The evolu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 in the UK”，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1，p696-697.

⑤Robert F.Durant，Jerome S.Legge，Jr，Antony Moussios，“People，profits，and service delivery：lessons from the privatization of British Telecom”，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8，Vol.42，No.1，p124.

⑥“Universal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Consultative Document on Universal Service in the UK from 1997”，p10.

⑦Maria Michalis，The debate over universal service in the European Union：plus ca change，plus c’est la meme chose.Convergence，2002，8，p81.

⑧⑨Grandy，Oscar H，“Chapter26-The digital divide：citizens vs consumers”，in Lievrouw，Leah A.，Livingstone，Sonia(ed)，Handbook of New Media：Social Shaping and Consequences of ICTs， London，UK：SAGE Publications Ltd，2002，p449.

⑩“The Communications White Paper”，p1，2.

“Communications Act 2003(chapter21)”，p3，5，4.

篇8

關鍵詞 羅爾斯 正義論 寫作背景 理論架構 社會貢獻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1寫作背景

羅爾斯寫作《正義論》的年代，正是美國處于動蕩不安的年代。接連暴露的社會問題，無處不在的動蕩和危機，迫使美國人不得不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信仰，嚴重質疑社會制度的合理性。他們急需一種新的理論來解釋與解決各種社會問題，建立起一種新的社會信仰。

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紀以來，英美倫理學乃至整個哲學一直是由實證和分析傳統占主導地位的。倫理學家們大都專注于從形式方面探討道德陳述及命令的語義和邏輯關系，而不太關心緊迫的現實道德問題，自然也不恥于構筑那種形而上的、絕對的倫理學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倫理學實際上變成了道德方面的邏輯學和認識論，以致被人譏為“冷冰冰的倫理學”。這種現象在哲學的其他一些領域內也同樣存在。

針對這一系列問題，羅爾斯認為出現社會危機以及貧富分布不均現象的原因是社會的基本秩序安排出了問題。于是他以洛克、盧梭等社會契約論為基礎提出了足以替代功利主義的一種新的思想理論體系，即《正義論》。羅爾斯在書中重點關注如何解決理論問題，他認為需要重新確立一個規則，為現代社會劃出一條底線，并且強調道德在此之中的重要作用，以控制權力的濫用，保證人們享有最基本的權益，從而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指導，讓社會合作得以持續、穩定發展。

2文本閱讀

周保松先生認為《正義論》是自洛克以來，最重要、最系統的、最強的為自由主義辯護的著作。自由主義是訂立過去幾百年整個現代世界的基礎，、民主、權利、法治這些概念基本都是從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發展起來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的官方哲學，政治世界的基礎。而《正義論》是這個傳統中最重要的著作，所以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2.1理論框架

因為功利主義在現代政治和道德哲學中占主導地位，而且沒有哪一種理論能提供與之抗衡的正義觀和道德觀。但是功利主義把一部分人當成制度的手段，這樣會損害少數人的利益，產生不人道的現象，進而導致社會合作無法持續。羅爾斯認為，功利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民主制度基礎有不可避免的弱點，尤其是功利主義并不能夠對作為自由與平等的個人的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而這對一種民主制度的詮解來說是絕對首要的要求。

羅爾斯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來研究并構建一種新的“社會契約論”。其出發點是：社會基本結構是正義的主題。人們在達成其他協議之前，首先要就社會制度的原則達成協議。然而這種締約不是一種實際的歷史行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狀態中選擇的結果，它是互相冷淡的個人在無知之幕背后的選擇。契約目標是選擇一種指導社會基本結構設計的根本道德原則即正義原則。對所選擇的原則的直接檢驗是看按它們安排的社會制度是否符合人們的直覺判斷；另一個檢驗是看它們是否符合人們的目的。

本書的邏輯推衍如下：第一編討論正義是什么，是對本體論的證明；第二編討論正義的可行性，是對功用性的證明；第三編討論正義的可欲性，是對道德論的論述，只有在正義制度下的善才是符合人性的善。

2.2完美的論證

2.2.1論證步驟

如果在解決某一問題時需要重新建構一個原則，那么，該理論就要滿足一定的前提條件。羅爾斯為社會基本結構建立的正義制度的前提條件就是有良好秩序的社會理性和道德。為了使原則具有穩固性、可持續性。羅爾斯著重從先驗論、本體論和構成論三個層面進行了論證。這一論證主要在最重要的第一編當中。先驗論主要從無知之幕和人們之間相互冷淡進行論述，構成論主要在第三章，體現在構建正義論如果只是反對功利主義和直覺主義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這些只是部分原則的基礎。

通過第一編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關于羅爾斯所呈現的兩個正義原則及其優先性的內容。但這些原則說到底只是紙上談兵，甚至羅爾斯提出的原初狀態都是不存在的。羅爾斯緊接著就論證其可行性，通過四個階段的序列闡明關于這些原則的具體運用，證明他所構建的制度與自由民主社會的制度是相一致的，并且是可以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

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可以解決現實問題的、具有可行性的制度理論，說明羅爾斯的論證是成功的，但是羅爾斯在最后對該制度的可欲性進行論證，這一部分乍看與前兩部分似乎沒有多大的聯系，但如果忽略這一部分的內容最終會誤讀羅爾斯的思想。因橛行У鬧貧炔灰歡就是可欲的，需要有道德基礎，不能與人性相逆，而且可欲的有時候不一定是可行的，雷鋒同志只為他人不為自己在整個社會是不具有可行性的。因為理性是人的本性，人們的自然需求需要與本性一致，但我們知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又都是自私的。

人生活在社會環境中，為了生活需要展示人的能力，因為對幸福有了一定的標準，所以人人都想過上幸福的更好的生活。而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激發人的潛能，讓人能更好的發揮并獲得更多的幸福。羅爾斯及時討論可欲性問題是要告訴我們可行性不能與道德訴求相沖突，只有合理的生活安排才能使正義原則得以實現，才能按照正義原則去實現善、拓展善。至此，羅爾斯的論證才得以完整呈現。

2.2.2反思的平衡

在羅爾斯論證的過程中使用了“反思的平衡”這一方法。反思的平衡指提出和論證道德哲學時所作出的審慎思考，它研究的是那些通過自我考察形成的行為指導原則。一個人在作出有關正義和道德的判斷時，有可能受到偶然因素的影響和曲解，因而有可能修改自己的判斷。所以，從道德哲學來看，對一個人接受某種正義感的解釋，往往不是在他考察各種正義觀之前便持有的道德觀念或判斷，而是在他對各種正義觀作反思的平衡中得出的結論。反思的平衡使人們對道德和正義的判斷作出更加合理的修正。

簡單來說就是被選擇的原則是否適合于我們深思熟慮的正義信念，是否以一種可接受的方式擴展？通過對原初狀態的一種解釋所提出的原則是否符合我們最堅定的信念并能否提供必要的指導來進行檢查。從中能否強到產生一些有意義的原則？如果不能，就要經過反復來回的修改，直至最后達到這樣一種對原初狀態的描述：它既表達了合理的條件，又適合我們深思熟慮的并已及時修正和調整了的判斷。

2.2.3完美論證

文本中有兩個完美的論證：一個是在第二編當中關于四個階段的序列，從立憲到立法，再到司法適用。羅爾斯根據美國憲法的構想來談道德原則與憲法、立法及執法的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立約者在原初狀態中選擇正義原則，這個階段的工作是建立起一些最基本的原則。處在這個階段中的立約者，沒有任何道德規范可以作為他們的指引，因為他們所要探尋及制度的正是這樣一組規范，這組規范就是正x原則以及有關個人行為的公平原則。在獲得這組原則后，他們就可以召開一個制憲會議，在這個會議中，立約者所要制定的是一部憲法。在制憲過程中，他們已經有規范可以遵循，這個規范就是上述的正義原則，而他們所制定的憲法也不能與這組基本規范相違背。再下一步就是立法工作，這個工作是制定成文法，他們必須滿足正義原則及憲法。最后是法官及有關公職人員執法及制定政策的工作。

另一個是第三編中關于道德發展的三個階段，從權威道德到社團道德，再到原則道德。羅爾斯從心理學家讓?皮亞杰的《兒童的道德判斷》中得到啟發，對負罪情感的發展階段做了論述：（1）不服從雙親或長于自己的“權威”就感到是有罪；（2）認為背叛與伙伴的友情，相互之間不守信譽，以及脫離“集體”的行為是有罪的；經過以上階段，達到了“原理犯罪”這樣一個階段，即（3）在伙伴的意識中，對于沒有與之結伙的他人，自己一方的行為給他人造成危害的情況下，也會感到是“犯罪”。

3社會貢獻

一是現實貢獻，即是否解決社會現實問題；二是學術貢獻，即是否拓展、回應本學術領域的問題，對古典功利主義是否進行了有力的回應。

3.1現實貢獻

當時美國最突出的現實問題就是不公平問題，具體來看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最明顯的一個原因體現在制度層面，亦即我們可以看到的社會基本制度的安排不公正，社會的合作無法持續；另一個原因是思想層面，體現在價值觀的危機、個人自我認同與統一性之間的危機，而這都是功利主義所無法解決的。要想解決社會的不公平需要在制度和思想兩個方面進行修正，可以把羅爾斯對現實的貢獻歸結如下：

（1）想要解決社會問題，在制度方面需要有穩定的價值原則。首先，社會上的人都必須擁有充分的自由，這也是羅爾斯論證自由優先性的原因。自由需要在清單中列明，包括但不限于結社自由、言論自由等，同時還需要有法治的存在，作為保護自由的機制。其次，社會差別的存在是必然的，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差別推動了社會的整體進步，但是差別不能過大，需要有縮小的方法。羅爾斯認為，如果機會向社會所有人開放，那些想要通過后天努力改變現狀的人就可以獲得上升的渠道，使他們的價值得到充分的實現。最后，自由與自由的條件是不一樣的，社會的差別還必須依賴有效的公共手段進行護航，在這里，羅爾斯為福利制度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2）思想方面就必須提供穩定的價值基礎來替代功利主義和直覺主義等。這里需要的是社會公共生活的價值基礎。

（3）除了有社會公共生活的價值基礎外，還需要為自我提供原則，達到個人實現自我善的一致性。

后兩點可以總結為個人與公共性之間的關系。我們知道社會由個人組成，如果僅以個人作為原則，那么難以避免極端的個人主義，所以公共精神或公共原則必不可少。但是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理性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以社群主義作為標準，那么必然會忽視個人的情感而制造出冷冰冰的個人。為了很好的解決這一問題，需要作為公共生活的準則和作為個人行為的準則二者達到有機的統一，作為個人行為的準則要求個人的權利、自由、尊嚴和良心得到完滿的提升和認同。這樣才能最終實現人的自然本性與社會本性的有機統一。

3.2學術貢獻

羅爾斯對學術的貢獻集中在自由主義領域的突破。古典自由主義有其內在的矛盾，即自由與公平的矛盾。羅爾斯對這一缺陷進行了彌補，構建了一個基本框架（價值基礎、行動準則）：社會需要自由，但差別不要太大，要保證公平，使社會合作具有可持續性。

（1）首先解決的是自然權利和自然狀態的問題，這其實是一種囈語。所以羅爾斯通過無知之幕以及人們之間的相互冷淡來加以說明，正義的兩個原則是符合人的本然和當然的選擇的。因此，羅爾斯為自由主義重新奠定了基礎，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2）古典自由主義以自由為最終目標，這里暫不涉及個人自由。社會自由需要有公共的倫理準則，因此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但是現代社會出現了個人與公共性的異化問題，馬克思認為個人與社會的異化原因是生產資料的不公正。羅爾斯則提出公平正義的兩個原則中第二原則可以解決平等與自由之間的沖突，而第一原則可以克服異化，進而達到個人與自我的統一。

參考文獻

[1] 何懷宏.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形成[EB/OL].http：///fzl/web/content.asp.cid=853937070&id=860085083，2015-3-26.

[2] 胡彬.正義的求索――評約翰?羅爾斯《正義論》[J].法制與社會，2010（15）.

[3] 白羽.當代兩種倫理學理論范型的探究[J].學術論壇，2002（2）.

[4] 唐仲清.法治、正義與非暴力反抗――羅爾斯《正義論》述評[J].大連大學學報，2007（4）.

[5] [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修訂版序言）[M].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6.

[6] 周飛.《正義論》讀書筆記[J].華人時刊（下旬刊），2012（4）.

[7] 王濤.從《正義論》到《政治自由主義》――羅爾斯正文理論轉向研究[D].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8] 王雅琦.從“反思”到“平衡”――試論羅爾斯《正義論》的法哲學方法[J].哈爾濱學院學報，2015（4）.

篇9

關鍵詞：正義；原初狀態；平等原則；差別原則

中圖分類號：B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1-0261-02

約翰·羅爾斯：美國當代著名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1971年發表其傳世之作《正義論》，此書的發表，引發了一場關于正義問題的大辯論，在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等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被大多數社會和政治哲學家視為最有代表性的、系統的當代自由主義理論。

社會正義觀是羅爾斯政治哲學思想的核心，正義既是人們社會理想的組成部分，又是調節社會利益沖突的重要手段。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基本主題就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就是主要的社會體制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以及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分配的方式?！闭x是社會制度的基礎，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1]。

一

關于原初狀態的假設是羅爾斯正義原則的理論起點?！霸鯛顟B當然不可以看做是一種實際的歷史狀態，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種真實的原始狀況，它應被理解為一種用來達到某種確定的正義觀的純粹假設的狀態。這一狀態的一些基本特征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無論是階級地位還是社會出身，也沒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資質、能力、智力、體力等方面的運氣。”[1]可以看出原初狀態是一種介于先驗和經驗之間的理想處境，主要包括三種因素。（1）客觀環境或自然條件，其中包括在一定范圍的地理區域內存在著的眾多個人。（2）主觀環境或心理條件，其中包括個人的利益、需要和生活計劃等。（3）更重要的是“無知之幕”。無知之幕保證把所有能夠影響人們進行公正選擇的關于他個人及其存在于其中的社會的任何特殊事實、知識、信息都過濾過去。這些被過濾出去的東西包括:每個人的社會地位、階級出身、天生資質、理智能力等；每個人關于他自己的善的觀念、合理的生活計劃和心理特征等；每個人存在于其中的社會之政治、經濟狀況以及這個社會所能達到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等。

既然每個人都被無知之幕遮掩而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那么，他們一致同意的分配權利義務的原則便一定是正義的、公平的，“正義的原則是在一種無知之幕后被選擇的。這可以保證任何人在原則的選擇中都不會因自然的機遇或社會環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由于所有人的處境都是相似的，無人能夠設計有利于他的特殊情況的原則，正義的原則是一種公平的協議或契約的結果”[1]。一句話，“正義原則得到證明，是因為它們將在一種平等的原初狀態中被一致同意?！盵1]

因為無知之幕的遮掩使每個人都不知道地位和能力等實際情形如何。這樣，每個人在選擇正義原則時便都會萬分謹慎而必定從自己可能處于的最壞情形來做出決定，即按“最大最小值”做出選擇?！啊畲笞钚≈怠馕吨畲蟮淖钚≈怠＿@一規則使我們注意那種在任何計劃的行動中可能發生的最壞情形，并依此做出決定。”[1]這就是說，原初狀態中的每個人在選擇正義原則時，必將根據自己可能是地位和能力最低下的人來做出決定。

二

羅爾斯提出：“處在原初狀態中的人們將選擇兩個相當不同的原則:第一個原則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第二個原則則認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例如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結果能給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會成員帶來補償利益，它們就是正義的?！盵1]

第一個原則可概括為平等原則，它規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在羅爾斯看來，公民的平等自由權利的基本內容，大致“有政治上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擔任公職的權利），及言論和集會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和保障個人財產的權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剝奪財產的自由”。而且，按照“平等原則”，“這些自由都要求是一律平等的；因為一個正義社會中的公民擁有同樣的基本權利?！盵1]

第二個原則可以概括為差別原則，它“適用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以及那些利用權力、責任的不相等或權力鏈條上的差距的組織機構的設計”[1]。這一原則就是要調節社會和經濟利益分配。因為社會的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會因為社會、自然等因素而無法做到絕對平等；這就需要調節社會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使它合乎每個人的利益，特別是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同時，在機會公平的基礎上，權力地位和領導性職務必須向所有人開放，以便所有人都有可能進入權力地位和擔當領導性職務。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兩個原則不是等量齊觀而是按照“詞典式”先后次序安排的，即第一個原則優先于第二個原則。第二個原則中的公平機會優先于差別原則，只有在充分滿足了前一個原則的情況下才考慮后一原則。

篇10

1、你要注意每個經濟學家是哪國人，他的立場就站在哪個國家。現在美國提倡新自由主義，我看這是侵略性的經濟。那些著作都是強盜思想。我經常講，你不要看入了世貿，入了后，美國來收購了，美國來參股了，美國來合并了，那是好事嗎？你們有沒想過?。恳驗椴恢雷约旱奈幕?，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場了

2、今天的世界惟科技馬首是瞻，人格養成沒有了，都是亂的不成器的，教育只是販賣知識，這是根本亂源，是苦惱之源。只有科學、科技、哲學、宗教、文藝、人格養成教育回歸一體，回歸本位，均衡發展，才有希望。

3、譬如孟子的話，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管天下。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別管外面的事，至于職業做什么都可以，職業跟學問根本是分開的。學問不是知識，做人做事都是學問。如果有機會叫你出來做事，那就不是為個人，是為整個國家社會做貢獻。這是孟子的教育。

4、當年我讀四書五經，都是要背的。小朋友們要放學了，心里高興，一邊嘴里唱著一邊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這樣讀書，心里會記住，一輩子忘不了。想起來的時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

5、這個世界政治學的大目標，十二個字就講完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安居樂業。但如果要問，世界啥時才能實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呢？我說，人類也許永遠不會實現。假使人類真有這么個社會出來，就是宇宙毀滅的時候。社會很怪，就是要亂七八糟，有正有反，才有味道。平安固然好，但平安就不好玩了！

6、作一個中國人，我常常問，你發財為了什么？以中國文化來講，任何一個人發了財，要注意一件事：一家溫飽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你發了財，很多老百姓會怨恨的，眼睛歪著看，格老子怎么會發？讀書出來做官，做了幾十年的官，也同時造就了不少惡業。我老祖母就不讓我去做官，一代做官九代牛啊

7、我還有個主張，希望大家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研究經濟政治問題，要多讀歷史才好。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我們小時候讀歷史是最重要的課。要了解現在時代的趨勢，必須要懂得自己古代的歷史。觀察個人事業的成功失敗，要拿古代做鏡子，古代每個時代，怎么失敗的？怎么成功的？沒過去就沒現在。

8、如果要消費刺激生產，頂好天天打仗。所以你看，美國到處挑動打仗，這是最大的消費刺激生產了。現在，美國又提倡走所謂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你們去研究下這個新自由主義，完全站在自己國家的立場，拿經濟武器統治全世界，用錢來控制全世界的人，變成經際經濟軍閥。這是什么文化？我們要深思

9、當年我讀四書五經，都是要背的。小朋友們要放學了，心里高興，一邊嘴里唱著一邊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把的。這樣讀書，心里會記住，一輩子忘不了。想起來的時候心里默念一下，其中的道理就又琢磨了一回。

10、我們都常聽說“得意忘形”，但是，據我個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還要再加上一句話 “失意忘形”。有人本來蠻好的，當他發財、得意的時候，事情都處理得很得當，見人也彬彬有禮；但是一旦失意之后，就連人也不愿見，一副討厭相，自卑感，種種的煩惱都來了，人完全變了。

11、常有人問我，為什么能有這么好的學問，我都實實在在告訴人家，這都是我十三歲以前熟背這些古書的效果。

12、十九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疾病是肺炎，二十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癌癥，二十一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精神病?，F在是精神病開始的時代了，我發現很多年輕的孩子們精神都有問題了，歸結起來是教育的問題。一個國家、社會的興衰成敗，重點在文化，在教育。

13、政治、軍事、外交都是沒有善惡是非的，只有利害關系。怎么臨時處理，要懂得應變。但是要注意，雖然沒有善惡是非，都還是有因果的。

14、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西方文化的貢獻，促進了物質文明的發達，這在表面上來看，可以說是幸福；壞，是指人們為了生存的競爭而忙碌，為了戰爭的毀滅而惶恐，為了欲海的難填而煩惱。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人類正面臨著一個新的危機。

15、國幾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謀生，是教我們作一個人，職業技術則是另外學的。而且教育從胎教開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老師學習。人格教育、學問修養是貫穿一生的。所以，社會除了政治力量、財富力量以外，還要有獨立不倚、卓爾不群的人格品格修養，作為社會人心的中流砥柱。

16、我們祖先曉得語言三十年一變，所以把語、文分開，把語言變成獨立文字，因此中國五千年文化，用古文保留下來，兩年功夫，只要學通中國字，就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都懂了。中國方塊字，康熙字典里大約五萬個，一個中國人，如果認得2500個，哦喲！這個學問是非常大嘍！國文教授還認不到1500。

17、譬如孟子的話，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管天下。告訴我們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倒霉，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別管外面的事，至于職業做什么都可以，職業跟學問根本是分開的。學問不是知識，做人做事都是學問。如果有機會叫你出來做事，那就不是為個人，是為整個國家社會做貢獻。這是孟子的教育

18、中國文化，什么叫做事業呢？孔子《易經系傳》叫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一個人，一輩子，做一件事情，對社會大眾有貢獻，對國家民族，對整個的社會，都是一種貢獻，這才算是事業。

19、我常常感到，國家亡掉了不可怕，還可以復活，要是國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遠不會翻身了。

20、我講一個故事，是唐人的兩句詩，也是對現代狀況和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塵土十分歸舉子，乾坤大半屬偷兒。所謂舉子就是讀書人，意思是說，世界上的事情，知識分子一點都沒用，讀書沒用！讀了一輩子，不過歸到泥巴里打滾。這宇宙，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屬于小偷、土匪之類的，才會做出來。

21、這個世界政治學的大目標，十二個字就講完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安居樂業。但如果要問，世界啥時才能實現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呢？我說，人類也許永遠不會實現。假使人類真有這么個社會出來，就是宇宙毀滅的時候。社會很怪，就是要亂七八糟，有正有反，才有味道。平安固然好，但平安就不好玩了

22、一個均貧的社會，如果穩定下來，先求農業科技的發展。農業科技，我們今天還沒辦法。你到美國看看，人家的農莊，一望無際，看不到頭。把農業基礎打穩，工業發展，再談商業，再談國際貿易，那就不同了。結果，我們由均貧的社會，一下開放了，先蓋高樓大廈，土地公有嘛，老板是政府，他能隨便賣。

23、我們中國傳統文化，最怕一輩子太享福，太順利，太平安了。沒有憂患意識，象吃了毒藥一樣，把自己毒死了。

24、佛學像百貨店，有錢有閑，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根本不逛也可，但社會需要它；道家像藥店，它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是糧店，是天天要吃的，要深切了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將來怎么辦，就要研究四書。

25、我認為今天的文化，主要在四個東西上面轉。一個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一個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一個凱恩斯的消費刺激生產，第四個是馬克思的資本論思想。這四樣轉了一百多年了，空前未有?，F在的整個人類世界，思想文化困惑很多，這一點你們要注意。其實，消費刺激生產，是最壞的經濟思想觀點。

26、今日的世界，物質文明發達，在表面上來看，是歷史上最幸福的時代；但是人們為了生存的競爭而忙碌，為了戰爭的毀滅而惶恐，為了欲海的難填而煩惱。在精神上，也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痛苦的時代。人是莫名其妙的生下來，無可奈何的活著，最后是不知所以然的死掉。

27、以前的官做得越大，書房越大，下班以后是先進書房。你們看京戲就知道了，那個做大官的回家，太太在門口，老爺請，夫人請，然后送到書房里了?，F在呢？有些公務員一天兩餐應酬，光吃飯，五六個鐘頭去掉了，哪有時間辦公？回來以后，再卡拉OK一搞，完全是OK卡拉了！問題很嚴重，講不完。

28、中國幾千年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謀生，是教我們做一個人，職業技術則是另外學的。而且教育從胎教開始，家教最重要，然后才是跟先生老師學習。人格教育、學問修養是貫穿一生的。所以，社會除了政治力量、財富力量以外，還要有獨立不倚、卓爾不群的人格品格修養，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

29、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西方文化的貢獻，促進了物質文明的發達，這在表面上來看，可以說是幸福；壞，是指人們為了生存的競爭而忙碌，為了戰爭的毀滅而惶恐，為了欲海的難填而煩惱。在精神上，是最痛苦的。在這物質文明發達和精神生活貧乏的尖銳對比下，人類正面臨著一個新的危機。

30、現在人碰到事情就罵政府，我說你們錯了，政府沒有罪過。所謂政府，是文字上的一個符號，政府機構是水泥木頭建的房子，政府里頭的內容是官員。官員哪里來的？不是政府生的，是我們老百姓生的子女，培養出來送去做官的。他們做得不好，就是政府做得不好，所以應該罵我們自己，沒有把子女教育好

31、我們中國文化的財產太大了，古文不懂，繁體字不懂等于丟了鑰匙，這個財庫的門打不開了。

32、這是一個好像最講民主平等自由的時代，其實全世界的皇帝姓“錢”，都是錢做主，以錢來決定貴賤，沒錢就沒自由。沒有真正獨立不倚、卓爾不群的人格修養、學問修養，有的只是亂七八糟的所謂個性張揚和向錢看。連科學研究、教育、學術都在聽錢指揮，沒有精神支柱，一旦失業，就像天塌下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