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謠言的傳播機制范文
時間:2023-10-31 17:58:5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網絡謠言的傳播機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近期,網絡謠言的發展迅速,造成較大的社會危害,網絡謠言問題已成為社會熱點問題,并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本次調研通過對調查問卷和訪談結果的統計分析,從對學生、公務員、企業員工、自由職業者等的調查問卷中分析了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的人對網絡謠言的態度,并通過對網民、學者、新聞媒體、公安司法機關以及電信部門等的訪談中分析了解訪談對象對網絡謠言的基本看法、網絡謠言的辟謠措施,以及關于解決網絡謠言問題的建議。
通過調研的統計結果和分析,我們發現多數網民認識到網絡謠言的社會危害性較大,基本能理性對待網絡言論,但同時也認為網絡謠言辨別難度較大,網絡言論自由需要有一定限度。結合心理學、傳播學等理論知識和實踐訪談的調研結果,我們從造謠者和傳謠者兩個角度分析網絡謠言產生和傳播的原因,提出了網絡的匿名性、利益驅動、報復心理、獵奇心理、自我表現欲望、網民對網絡謠言判別能力低等原因。
一、現狀分析
(一)新媒體為網絡謠言提供土壤
在傳統媒體時代,報紙、廣播、電視、網頁新聞等新聞媒體為主體的信息傳播,盡管也有假新聞出現的情況,但通過相關媒體把關,考證新聞的真偽,能大大減少謠言的產生和傳播。新媒體網絡平臺,如微博、人人網、論壇等,有傳播范圍廣、傳播速度快、傳播時效性強、傳播難度小等特征,任何人都能發狀態,因此網絡謠言很容易就會產生,在獵奇心、同情心等各種心理的驅動下,一些較能吸引眼球的信息就會通過新媒體平臺迅速傳播。
(二)網絡謠言社會危害性大
通過對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群體的問卷調查數據分析,68.18%受訪者認為網絡謠言會“危機國家安全”,占最大比例;其次是59.74%認為網絡謠言會“損害個人名譽”;再次是44.16%認為網絡謠言“損害國家機關、社會機構的名譽”;其余的39.61%認為網絡謠言會“損害公眾的人身安全”,37.01%認為網絡謠言會“損害公眾財產安全”。由此可見,多數網民將網絡謠言的危害置于國家安定的層次,可見在網民看來,網絡謠言具有較高程度的危害性。
(三)網絡謠言辨別難度較大
盡管網民認識到網絡謠言的社會危害性較大,但問題是網絡謠言辨別難度較大。在對網民的訪談中我們了解到,大多數網民都是首先通過自己的常識對網絡的相關信息進行初步判斷,部分網民表示會通過搜集更多信息來加以辨別。但是,由于網絡謠言的時間跨度大,謠言的產生到辟謠通常需要一段時間,部分網民判別能力不足、網絡素質不高,加之官方不能及時的辟謠等因素,都使網絡謠言一時難以辨別,從而促使了網絡謠言的傳播。
(四)多數網民能理性對待網絡謠言
我們調查發現,多數網民都能理性對待網絡謠言,對網絡謠言持質疑態度,并不會隨意轉發傳播相關信息。我們在對網民對待網絡謠言的態度調查發現,58.44%的網民表示都會“依據自身的判斷分析,對謠言持懷疑的態度”,25.32%的網民“覺得可信其有不信其無,認為謠言出現必定有它的道理”,12.99%的網民認為“官方信息可信度不強”,只有1.95%的網民認為會“完全相信謠言所述”。我們在對網民傳播網絡謠言情況的調查中發現,77.92%的網民表示不會傳播網絡謠言,只有22.08%網民表示有可能或極有可能傳播。
二、原因分析
網絡謠言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與安全,也危害了國家與社會的長遠利益。我們將從造謠者和傳謠者兩個角度分析導致網絡謠言產生和傳播的原因。
(一)造謠者
從網絡謠言的者角度看,制造謠言的原因主要由以下五種類型:
(1)提醒群眾或引導群眾產生變革意識;
(2)出于報復心理;
(3)打擊競爭者;
(4)滿足自我表
欲望;
(5)無目的、不負責的游戲心理。
(二)傳謠者
而對于謠言傳播者來說,網民普遍是出于參與性、獵奇性、匿名性等心理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許多網絡平臺的存在有賴于需要網民的相互交流,如微博與論壇等。這種高度交互的虛擬社會讓網民認為自身有積極參與信息傳播的責任,而網絡的匿名性又免除了他們確保信息真實性的責任,因此網民對于許多能引起廣泛關注的謠言選擇了“轉發”等擴散方式。對于社會中的很多反常因素,不少人抱有寧可信其有的態度,將信息傳播給親朋好友。但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又會根據自身偏好對信息進行簡化和加工,最后造成信息的歪曲。這樣即便是本來真實的信息也會變為謠言。在網絡謠言的傳播中,也有些行動者是為謀求利益,借謠言事件售賣防備性物品以獲取暴利。
三、建議分析
為了杜絕網絡謠言的發生、降低網絡謠言的危害,針對各方提出以下建議,并結合當前熱點,提出了相應的“辟謠”機制完善方案。
(一)政府及司法部門應主動作為,打擊網絡謠言,營造健康的網絡環境
政府應當提高政府公信力,及時政府及公共事務、突發事件信息。同時,應積極學習世界各國打擊網絡謠言的先進經驗,通過立法、實名制、法院判例等多種手段,嚴厲打擊網絡造謠和違法活動,倡導積極健康的網絡行為。
(二) 提高網民鑒別能力,提高網絡素質和責任意識
網民應提高自己的網絡責任意識、判斷能力和自律精神,提倡網民在傳播前對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斷,不因網絡的匿名性而減少對所傳播信息的責任感,用正確的信息抵制謠言。在享受網絡帶來的方便快捷的同時,時刻謹記作為公民的社會責任,維持良好的網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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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謠言對社會穩定的危害及其治理 淺析網絡謠言的危害以及治理 淺談網絡謠言的危害與治理 網絡謠言的社會危害及其防治 網絡謠言的法律規制及其完善 網絡謠言的危害與法律規制分析 網絡時代謠言傳播的特點及其危害 治理網絡謠言 法律如何亮劍 論網絡謠言的形成機制及其治理對策 網絡謠言治理的國際經驗及其啟示 網絡謠言的法律成本 網絡謠言的治理分析 依法治理網絡謠言的必要性 認清網絡謠言的社會危害 認清網絡謠言的巨大危害 網絡謠言的內生路徑及治理對策研究 微時代網絡謠言的傳播特征與治理研究 網絡謠言成因及治理對策研究 網絡謠言公關治理研究初探 淺論網絡謠言的法律規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3/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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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過程分析
根據傳播的特點,“鹽荒”謠言的傳播可以分為幾個階段:醞釀階段(2011年3月12日至2011年3月14日);爆發階段(2011年3月15日至2011年3月17日);終結階段(2011年3月17日至2011年3月19日)
2011年3月12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表示,受地震影響,因11日大地震而自動停止運行的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放射性物質泄漏到外部。自此,謠言開始醞釀。
2011年3月15日,一條微博開始在網絡傳播:“據有價值信息,日本核電站爆炸對山東海域有影響,并不斷地污染,請轉告周邊的家人朋友儲備些鹽,干海帶,暫一年內不要吃海產品?!?隨后,這條微博在4個小時內被溫州、寧波和余姚的博友轉發,并加入了當地早在15日下午就出現“搶鹽潮”的內容。16日當晚,上海、南京等地的博友也開始傳播了“搶鹽”內容。而到了17日,“滿城盡斷食用鹽”,已經蔓延到了北京、安徽、四川、山東等多個地區。
2011年3月17日,中鹽公司明確指出中國完全有能力保障食鹽供應;國家發改委發出緊急通知,嚴打造謠惑眾、擾亂市場不法行為;工信部發言人指出,我國原鹽年產量是食鹽銷量8倍;衛生部辟謠,通過食用碘鹽無法預防放射性碘的攝入。在一系列官方權威信息后,謠言得以平息。
傳播特征分析
1.模糊性
社會學家奧爾波特曾給謠言的生成與傳播提出過這樣一個公式:謠言的傳播與謠言對傳者的重要程度和謠言的模糊度成正比,而與公眾對待謠言的批判能力成反比。事件的模糊性常常起源于缺乏正式渠道傳播的官方信息??ㄆ召M雷認為,“謠言就是在社會中出現并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者已經被官方所辟謠的信息”。在環境模糊的情況下,如果公眾對信息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公眾就會尋求非正式的渠道來獲得對事件的解釋,填補出現的空白。
在日本震后的核危機事件中,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充分,人們對于核泄漏擴散面積和危害程度并不了解,對自身及親友身體安全存在較大恐懼,這時候往往對小道消息格外注意,謠言也借此模糊契機“逍遙世上”。
2.頻發性
日本地震尤其是發生核泄漏事故以來,國內電視、網絡等媒體連篇累牘地持續報道,無形中渲染了恐怖氣氛,給人造成一種危機和恐懼感。尼葛洛龐帝曾形象地將網民稱為“沒有執照的電視臺”。網絡信息的自由、自發的生產環境也導致各種網絡謠言頻繁發生。以日本地震后的謠言為例,僅在2011年3月11日至18日一周時間以內就達11起之多,涉及地區安全、人身健康、公眾人物“被死亡”、核輻射危機等多個社會層面。具體見下表所示:
謠言的控制、監測和預警
謠言傳播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系統,不僅謠言本身豐富多樣、千變萬化,具有較強的迷惑性,其中還摻雜著公眾的能力、人格、需要、動機等心理因素,并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與歷史等背景密切相關。因此,政府需要從受眾和媒體兩方面出發,采用以下方法、原則和策略加強對謠言的控制、監測與預警:
1.及時信息
事件發生之后,政府應當在第一時間消息。通過及時辟謠,能夠體現政府處理事件的誠心和決心,容易取信于民。此外,及時信息能夠將謠言控制在萌芽狀態,避免謠言的大規模擴散。
謠言所引發社會反應的產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對事實的調查也是逐步深入的,應該根據調查進展隨時公布最新情況。另外,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具有頻發性,并會根據事態的發展而變更,因此,政府應當及時掌握謠言的發展動態,有針對性地予以澄清。
2.全面、真實的信息
信息的完整真實與否取決于政府是否在澄清謠言時及時權威信息,盡可能選用可信度較高、與事情沒有利害關系的人、相關當事人和證人出來說話,并公布有關書面文件、照片和視頻等第一手材料。
在“鹽荒”事件的處理過程中,國務院要求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就是很正確的做法,能有效減少社會情緒壓力。此外,中國鹽業總公司強調食鹽供應充足,海鹽只占小部分等信息,也有利于及時阻止恐慌情緒的蔓延。
3.媒體正確引導
媒體是實現政府與公眾溝通的橋梁和紐帶。因此,事件發生之后,政府應當歡迎媒體采訪報道,充分利用媒體傳播自己的聲音,并通過媒體反饋輿情,以掌握限制謠言傳播的主動權。
4.建立應急機制
搶購風波也反映了我國公眾獨立思考能力、危機應對能力和科學常識的欠缺。碘鹽和碘片不能等同,且食鹽攝入過量對人體有害無益。所以,政府在事件發生之初便做好危機處理的快速反應,是打消公眾恐慌心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與日用品供應、消費市場監管部門之間的溝通,共建應急機制,已成當務之急。
5.嚴厲打擊謠言散布行為
謠言的制造者必須受到法律制裁,而傳播和利用謠言牟利者更應被繩之以法。針對我國民間資本炒作的發展趨勢、公眾缺乏必要獨立思考和危機應對能力的現狀,有必要在資本市場和現貨市場共同建立預警機制,對通過散布謠言實現獲利目的的行為予以嚴厲打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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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王偉亮:《群體性突發公共事件與危機傳播――以貴州甕安“6?28”事件為例》,《新聞記者》,200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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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網絡謠言事件,在“失蹤小孩眼角膜被摘”發生之前的近一年里,聳人聽聞、荒誕離奇的網絡信息接二連三地上演。
網絡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捷的同時,也給謠言提供了傳播途徑和空間。被歪曲和妖魔化的信息,制造了網站的點擊率,也制造了社會的混亂。謠言這顆“毒瘤”嚴重腐蝕著網絡環境,不僅會引起社會恐慌和群體性焦慮,還容易引發社會震蕩,危害公共安全。以“搶鹽風波”為例,毫無根據的“食用碘鹽是防核輻射良方”的論斷,加上在傳播過程中權威信息渠道不暢和受眾理解偏差而產生的信息畸變,一部分人聽信了食鹽“漲價停產”的謠言,而商家又趁機抬價,引發了市場秩序的一片混亂。
在網絡謠言事件中,大多數網民對事件證實的渠道有限,所以在未知真實性的情況下聽信一家之言,很容易以訛傳訛。同時,在傳播中人們常常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事件內容進行刪改或添加,這就有可能造成信息失真,甚至與現實嚴重脫節,給當事人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
網絡謠言四起,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網絡環境匿名傳播的原因,有現實社會中商業利益的驅使,也有網絡監管責任的缺失等。然而,有一方面的原因卻往往被我們所忽略。那就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互聯網的特點直接促成了眾多網民心理防御機制中“虛擬人格”的出現。
網絡虛擬人格的表現,首先在于“本我”被壓抑的人格?!氨疚摇笔侨烁竦幕A,是非理性的,常常違行為規范。這種本能受到約束,在現實中很少能自由表現,網絡的虛擬性則讓“本我”有了釋放的空間。其次是個體“超我”的理想化人格。現實中,“自我”往往落后于“超我”,因此個體常常希望成為“超我”所要求的“理想化的自我”,而往往在現實生活中沒能做到或達到的要求可以在網絡虛擬空間實現滿足。對于謠言傳播者而言,傳播謠言可以在網絡虛擬空間中獲得被關注的滿足感,而在他們達到目的、贏得了點擊率的同時也制造出了混亂。
中國科學院心理學博士樊春雷說:“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信息疲憊,一般的信息不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而高風險、高刺激、重口味的信息,都是容易引起人的情緒喚醒的,很容易在網絡上被傳播?!痹诰W絡空間中,人們通過對各種惡的、丑的、假的、落后的東西的諷刺和嘲弄,實現對現實苦難和不幸的超越,并彰顯出人對自由生命的追求,而這種巴赫金所說的“狂歡理論”在網絡虛擬環境中,有時會演變為以歪曲事實或憑空捏造事件為表現的情緒宣泄。而網絡謠言的傳播,正是在網絡虛擬環境中人們的虛擬人格被喚醒,隨后表現出情緒被喚醒后的“狂歡”,致使網絡謠言的傳播愈演愈烈。
從認知層面來看,網民對網絡信息的知覺和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網絡傳播媒介自身。互聯網上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從什么角度進行傳播、是否體現了真實性的原則,都直接影響著網民對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也就是說,網絡媒介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網民觀察社會和世界的視野。置身于信息如此龐大的網絡虛擬環境中,網民在享受新興媒介帶來的視聽盛宴之時,容易在主體認知上有一定的迷惘,表現為虛擬空間中的道德認知紊亂。
因此,網絡倫理道德建設勢在必行。而網絡倫理道德建設的核心就是要強調網民自律。理查德?斯皮內洛在談及網絡倫理時強調,網絡倫理道德的自律應當是網絡空間的終極管理者。網絡可以說是一個樸素的自律型社會,在崇尚自主和個性的虛擬空間中,無論采取哪種方式規制,都必須關注人的核心的道德價值。理查德?斯皮內洛認為,道德的作用也正是強調了以個人道德修養的自覺性為基礎自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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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網絡背景下的社會謠言在傳播途徑、傳播速度以及傳播范圍上呈現出新的特征。如果社會謠言得不到及時控制極易引發社會恐慌和社會動蕩不安。采取有效社會手段控制社會謠言,意義重大。
一
社會謠言不是針對某個在社會上“無關緊要”的個人私生活或個人事務所產生的謠言,“而是關于社會的某個公共事務所產生的謠言(陳新漢,1996:53)”。社會謠言與閑話、宣傳和公眾輿論一樣,是一種人們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種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會謠言是一種初級集體行為的表現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現為信息內容的社會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虛假性以及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等。
1.信息內容的社會性指向
從對社會謠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會謠言指向的是社會公共事務,而非“無關緊要”的個人事務。這里“無關緊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種事務的“社會性”,事務如果是“無關緊要”,就不能引起公眾的“共鳴”,就不會產生社會影響。
事務是否“無關緊要”則有賴于社會情境([美]戴維·波普諾,1999:606)。一項針對個人私事務的謠言,當特定的社會情境存在時,其謠言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特定的社會情境往往會使個人事務變得“有關緊要”,獲得社會性,從而完成個人謠言向社會謠言的轉化,如在2003年“非典”時期,在這個特殊的社會情境下,針對所謂中國“非典”首例感染者黃杏初失蹤之謎的傳聞,看似個人謠言,表達的也是黃杏初個人的事務,其實質上卻已經是一個社會謠言了,因為在“非典”這個特定的社會情境下,被人們認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黃杏初已經不是“無關緊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會學集群與行為理論從群體共享信息的視角來解析社會謠言,認為社會謠言是一種“非體制產物”,是一種“最無組織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維·波普諾,1999:604)?!盁o組織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許多研究謠言的社會學家和傳播學專家在給謠言定義時也強調了謠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國的卡普費雷認為謠言是“在社會中出現并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已經被官方所辟謠的信息([法]卡普費雷,1991:18)?!蹦苿t把謠言定義為“在人與人之間非正式地、通常是口頭傳播的未經證實的消息([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鄙鐣{言的非正式性不僅表現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還可以從社會謠言所傳播內容來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體現。陳新漢認為“社會謠言就其內容來源來說,是非官方性的;就其傳播渠道來說是非非大眾傳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陳新漢,1996:55)。”在這里,我無意對各自有關謠言定義本身作詳細評價,但是有一點卻是它們所共同的,即他們都指出了謠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虛假性
社會學將謠言與“小道消息”一起視為傳聞的兩種形式。謠言作為傳聞的一種形式,與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謠言則總是假的。社會謠言特有的產生機制,注定它從產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虛假性。美國社會學家奧爾波特和波斯特曼認為“刪減、強調和同化”是社會謠言流傳的三個主要環節(陳新漢,1996:53)。
在“刪減”環節,事件的大部分細節被忽略或簡化了,社會謠言所依賴的信息從一開始就被大大刪減了。傳播者或斷章取義,或遺漏信息,使得整個事件變得越來越簡略而失真。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信息被刪減或簡略的現象呢?如果我們排除刪減者主觀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學所強調的“遺忘規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強調”環節,傳播者總是對那些符合自己興趣、利益和需要的內容比較重視,印象也較為深刻,因此這些信息在再次傳播中往往會被傳播者重點渲染和故意擴張,客觀上起到了強調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環節,此時,“所有的細節都溶入一個情節:這個情節將各種說法同化和演變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體(陳新漢,1996:53)?!贝藭r,經過“刪減、強調和同化”產生的“高度吻合”的統一體,與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經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說,這個“高度吻合”的統一體所包含信息的虛假性也大為增加。
那么公眾在傳播社會信息的時候為什么會出現“刪減、強調和同化”呢?陳新漢認為“共鳴”是始作蛹者,“關于某個社會現象的信息在流傳過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細節被忽略,是因為它們不能引起共鳴;而某些細節在流傳過程中被強調和夸張,是產生于要使別人發生共鳴從而需要加強說服力所至;而同化和產生’完善的形式’,是傳者和受傳者之間在流傳過程中發生共鳴,從而在受傳者意識中所產生的結果(陳新漢,1996:54)。”“共鳴”,包括利益共鳴和情緒共鳴,當某種與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緒需要相一致的社會謠言出現時,人們總是抱著極度關切的態度來加以肯定性評判,這個過程本身推動了社會謠言的產生,促進了社會謠言的生長,擴大了社會謠言的傳播范圍,加快了社會謠言的傳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會謠言特有的使人感興趣的話題和聽起來“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傳奇”的美國社會學家詹·哈羅德·布倫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認為,“雖然細致的考察能豪無例外地發現這些謠言是毫無根據的”,但這類傳聞聽起來卻“很有道理”([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社會謠言在傳播過程中,對其真實性和邏輯性往往提供某種了“有力”的證明,比如說“據某人親眼所見”、“據某權威人士所言”。我們以發生在江蘇南京郊縣的社會謠言“剛出生的嬰兒傳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為例,在科技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人們由于對瘟疫,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懼,并最終在想象中成功地虛構了一個“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傳于民間驅趕“瘟神”的一種好方法,在今天農村的有些地方還保留著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驅趕“鬼神”的習俗。當“非典”疫情襲來,當人們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疾病,一個暫時沒有特殊藥物治療的疾病的時候,深睡在人們內心文化角落的恐懼又一次被喚醒,聽起來“很有道理”的說法與這種恐懼情緒最終影響了人們對信息的社會評價。
4.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
社會謠言往往“被說成是發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實故事([美]戴維·波普諾,1999:605)”,它通過“面對面的交流”或通過某種媒體進行傳播。就像“剛出生的嬰兒傳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傳播鏈是由親朋好友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強化。
2003年5月份,當此謠言在南京郊縣盛傳的時候,記者為此采訪了一些當事人:“剛出生的嬰兒會講話,并傳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們看到了嗎?”回答是:“沒有親眼看見,我們是聽朋友講的”,“某某親戚打電話告訴我的,等等?!痹谶@里,這種以親友為主信的息傳播鏈獲得了初級社會群體的性質,面對面的互動交流強化了信息的信度,當然,在信息時代,親友間“面對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對面直接互動,也可以是通過電話、電子郵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間接互動交流。
二
伴隨信息技術的進步,網絡已不僅僅是一種全球性信息技術系統,而是發展成為“以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為其物資基礎,以發送和接受信息為核心,以反映基于計算機平臺的包括人類網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等在內的文化形態。(董婭,2006:333)”
1.新穎的傳播渠道
信息時代,“道聽途說、耳語相傳”已不僅僅是社會謠言傳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體”和“第五媒體”成為社會謠言傳播的新選擇。所謂第四媒體是指通過互聯網平臺傳送文字、聲音和圖像的信息傳播工具。所謂第五媒體是指基于手機平臺的短信發送。在信息時代,利用以上兩種新傳媒流傳社會謠言的案例越來越多。在2003年“非典”時期,各種人群利用互聯網平臺散布社會謠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難以統計,一時間,有關此類報道也是經常可見,如“女大學生網上擾民心:沈陽破獲首例非典謠言案”(謝詩建等,《沈陽今報》,2003.5.1);“兩名女研究生網上散布非典謠言被處以行政警告”(《楚天金報》2003.5.1)“轉發’非典’謠言短信息,一農民被拘15天”(《中華網》2003.4.27)等等。今天,社會謠言在傳播途徑上已經突破了“以親友為主的信息傳播鏈”,開辟了新潁的傳播渠道。
2.瞬間的傳播速度
克蘭茲伯格第一定律認為“技術既無好壞,亦非中立([美]曼紐爾·卡斯特,2001:90)”,信息技術革命在推動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也為社會謠言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溫床。與傳統社會社會謠言的傳播速度相比,社會謠言在信息時代獲得了“瞬間的傳播速度”,也就是說幾乎達到了異地“同步”。如發生在2003年“非典”時期的廣東第二次搶購風波,前后僅花一天時間,謠言就已傳遍廣東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慶、清遠出現購鹽人潮,其中清遠最為突出;中午12時后搶購風迅速蔓延至江門、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擴展到搶購大米、食用油、調味品;傍晚時分,搶購風波及深圳、珠海、東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時后,廣州卷入搶購風波(李香平,2003:15)?!鄙鐣{言的這種傳播速度是傳統社會所難以想象的。
3.“全球”的傳播范圍
受眾的全球性是第四媒體的主要屬性,互聯網技術在傳播領域的革命性作用,不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復制和傳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變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現改變了人們原有的時空感,跨地域的溝通成為可能,但是這種跨地域帶有’時滯’。第四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報紙、廣播和電視)的地域限制,結束了這種’時滯’障礙,實現了’實時同步’,即所謂超時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體以其“多終端、超鏈接、跨媒體、多平臺(蔣亞平,2002)”的特點,實現了信息在網絡環境中的全面開放,只要點擊鼠標,人們就可以實時獲得任何連網電腦上的共享信息資源,當然也包括社會謠言。
三
社會謠言誤導公眾,使人們在最渴望了解某種信息的時候,卻獲得了虛假信息,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社會謠言得不到及時控制極易引發社會恐慌和社會動蕩不安。
1.由權威來公開權威信息
從信息角度分析為什么社會謠言得以產生與流傳的原因時,社會學給出了兩個原因,首先社會謠言所傳遞的信息必須是“大家關心的問題”,無論這種信息是否真實;其次,公眾對該類信息“缺乏足夠的來自權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認為這兩個條件的同時滿足對于社會謠言的發生十分重要,如果該謠言不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那么它的傳遞也將受到阻礙,而正因為社會謠言所依賴的信息是一個大家所關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眾性問題,且對這個問題又缺乏權威信息,社會謠言才得以產生,并在流傳中得以豐富。其中,“權威信息”尤顯重要,由于社會變遷,和過去經常由于信息匱乏而導致社會謠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時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實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現誤傳、謠傳,這時,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時地利用傳統媒體發揮它的權威性(李香平,2003:18)。”
顯然,只要我們去除以上兩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社會謠言就無法生存了?!按蠹谊P心的問題”是無法去除,那么我們就只有去除第二個條件。既然“缺乏足夠的來自權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會謠言產生的條件,何不給予公眾以足夠豐富的權威信息呢?這是控制社會謠言的最簡單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時期,當廣東出現第二次搶購食鹽和糧食風波的時候,政府(權威部門)及時介入,并以“新聞會”和“主流媒體”(官方權威媒體)介入的方式,“廣東備有百日鹽半年糧”的權威信息,使社會謠言得到了及時的控制。正可謂“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興的是,在“非典”后時期,我國政府正從機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對公眾的信息制度。該項舉措開辟了一條公眾分享政府權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將有助于對社會謠言的控制。
2.及時辟謠,將謠言控制在脫離控制之前
謠言的生命力在于流傳,社會謠言發生的本身也包含著流傳,在社會謠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為是對謠言內容的默認,因此及時辟謠、阻斷社會謠言流傳就不失為一個控制的好方法。“在謠言一出現時就進行辟謠,一旦謠言發生了效果,再來辟謠就會增加難度,就象在人們心目中已有的偏見一樣。有時辟謠反而會增強人們的回憶,結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強謠言的效果(鄧東蕙,1993:408)”。從發生在我國“非典”時期的幾則社會謠言的有效控制來看,政府(權威)及時辟謠,將謠言控制在脫離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當江蘇南京郊縣出現“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會謠言時,南京市收視率較高的權威媒體“南京零距離”及時辟謠,阻斷流傳。其它諸如對“北京封城”、“廣東搶購鹽米”、“某某城市又出現’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會謠言,政府也采取及時辟謠的方法,使得這些社會謠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時消除了這些社會謠言給社會秩序帶來的不良影響。
3.注重心理疏導,提高公眾的信息認知能力
社會謠言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的原因,即當時的社會情境及一個社會的信息機制等,也有公眾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眾的心理因素、知識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經驗研究表明,社會謠言多發生在“突發事件”后,如自然災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會事件(金融危機、9·11事件、伊拉克戰爭)等,因此,注重對公眾的心理疏導,提高其面對突發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過度的恐慌就尤顯重要。
另外,針對許多個案的研究表明,社會謠言的流傳是受一定階層和區域限制的,也就是說社會謠言總是在它適合的群體和地區內流傳。如“都市傳奇”的流傳范圍只是在都市,而非鄉村,對于一個從未見過微波爐的農民來說,他絕不會去傳遞“微波爐里的狗”的謠傳的。而相反,有一些社會謠言則多發生在鄉村,如“剛出生的嬰兒傳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農民受自身知識水平和信息判別能力的限制,此類在城市居民看來是荒誕不經的事,只有在農村地區和農民群體中才得以傳播。為此,社會要根據不同的群體和地區開展不同的宣傳和教育,教育人們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眾的信息判別能力。
4.重拳出擊,依法嚴厲打擊制謠、傳謠者
社會謠言是一種“反權力”(陳新漢,1996:55),仔細分析該命題,可以從兩個角度加以解釋。首先是主觀角度,即制謠和傳謠者主觀帶有不良的動機,他們或為報復社會、或為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傳播社會謠言,對于此類問題的處理,就應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予以嚴懲。其次是客觀角度,即制謠、傳謠者本身雖然不是出于反社會的目的,但是社會謠言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卻是“反權力”的,如“非典”時期出現在互聯網上的社會謠言,其制謠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點擊率,但是對那些雖無主觀惡意,而在客觀上卻已經擾亂了社會秩序的制謠、傳謠者來說,理應受到懲罰。2003年“非典”時期,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時間內,“北京、廣東、河北等17個省市公安機關依法查處借非典問題利用互聯網、手機短信制造傳播非典謠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罰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評教育24人(《中國新聞網》,2003.5.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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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網絡參政;政府改革;趨勢
網絡信息技術給人類的生產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網絡已經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擴展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影響了人類對世界的基本看法,特別是對政治生活的影響也在不斷地加深。人們越來越多地受到網絡的影響,每天人們都可以通過網絡了解到方方面面的信息。很多人們關注的問題,在網上被人們廣泛地熱議,并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網絡參政的過程中。
一、網絡參政的含義及現狀
參政議政是每個成年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我國一直倡導公民積極、正確地行使參政議政的權力,群策群力促進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復興。隨著網絡的發展,網絡政治參與正在成為一種新型的政治參與形式,給現實社會政治生活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網絡以其快捷、便利等優越性向社會公民提供著大量的信息,公民通過評論、轉發等方式參與和推動話題在網絡中的討論。當一個事件或信息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和關注的時候,人們便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使事情有所改變,網絡參政的范圍和影響力便逐漸擴大。
隨著網絡媒體技術的發展和我國網民數量的增加,網絡已經逐漸成為政治活動的長效平臺。通過政治參與,公民可以參與到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政策的執行和民主監督、表達民意、政治活動、基層民主管理、政治協調等活動中。通過網絡,公民有更多的機會了解政府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并以多種方式及時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參與決策。
2013年7月17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了5.91億,較2012年底增加了2656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44.1%,較2012年底提升2%。[1]手機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掀起了網絡參政的浪潮。
網絡參政具有參政主體數量龐大、范圍廣泛,參政媒介便捷,參政不受時間和地點的約束,參與者身份的隱匿性等特點。這些特點是一把雙刃劍,既給政府建設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網絡參政主體龐大、身份特征復雜,可以使問題得到充分的討論,更有利于群體力量的發揮,從而有助于政府在充分考慮民意后作出科學、公平的決策;同時還可以幫助政府及時發現問題,也有利于及時、快速地解決問題,以便更好地完善政府職能,提高辦事效率。
網絡參政的發展對政府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由于參與者身份的隱匿性等特點,也會導致很多虛假的消息出現來混淆大眾的視聽,對政府形象產生了惡劣的影響,有的甚至影響和危害到了民族團結,非常不利于政府治理和發展。網絡上關于熱點新聞、歷史人文、食品衛生、社會民生、金融經濟、健康常識等生活中所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謠言,比比皆是,層出不窮。涉及國家政治的謠言危害更是嚴重,讓人深惡痛絕。這些網絡謠言會誤導公民網絡參政的方向,給政府的正常治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和困擾。作為向服務型社會轉變的政府來說,面對這樣的現狀是不能冷漠相待、坐視不管的,只有積極地面對這一挑戰,適應性的改善政府建設,才能夠切實保護人民的利益,真正地實現為人民服務。
二、網絡參政趨勢下對政府改革的建議
網絡的存在不僅使得政府的工作更加透明,同時還讓民眾有機會能夠監督政府的工作,對政府的管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例如:在7?23動車事故中,民眾通過微博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評鐵道部的善后處置。網絡參政,不僅對政府的政務公開、行政效率的提升、處理公共危機事件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在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同時,要不斷滿足社會各階層的不同需求。網絡參政對政府的回應能力、政府的公信力等也都是一個挑戰。
面對挑戰,選擇什么樣的態度去面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在面對網絡參政這一不可避免的趨勢下,政府和公民都應該選擇正確、積極的態度去面對,才能充分發揮網絡的優勢,促進政府建設的完善,促進國家的良好發展。
首先,公民在進行網絡參政過程中,應該認清這是自己的一份權利,也是一份應盡的義務。既然是權利,就不應該濫用;既然是義務,就應該盡職盡責。對于網絡上的一些信息不應該盲目地轉發和傳播,應該自覺地抵制網絡謠言,不做謠言的傳播者,更不應該做網絡謠言的制造者,無中生有,擾亂是非。其次,作為政府,面對公民網絡政治參與,不應該回避或者漠視,而應該變被動為主動,積極利用這一方式幫助公民解決問題,提高自身建設。要積極為自己的工作進行宣傳,公開工作進程,方便公民了解政府的工作狀態,關注方向等等。這不僅可以有效地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誤解和猜疑,也有助于政府工作的順利開展。
既然網絡參政具有負面效應,那么是否還應該提倡這一參政途徑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因為網絡參政具有很多優越性。首先,網絡參政是公民行使參政議政權利的重要途徑。政府應該對公民行使權利的范圍、方式等內容進行合理限制,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其次,對網絡參政媒介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網站應該做好網絡信息傳播工作,積極配合政府工作,不做虛假信息的階梯,幫助群眾篩選信息,及時發現虛假信息、惡意信息,防止這些不良信息進一步傳播。政府要加大對網站的管理,讓網站管理者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努力做到規范化管理,保障公民的網絡平等權和個人隱私權。政府要大力普及信息網絡知識,并提供必要的經濟資助;對網民提出的意見和要求等信息進行必要的調查,以切實保障公民“網絡參政”;要加大信息技術的投資力度,使網絡參政的途徑保持通暢。
政府自身應該完善電子政務建設,實現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有效溝通機制,完善公民網絡參政的法制環境,盡快創建完備的網絡法律法規,維護網絡信息安全。政府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必將會有利于我國政府更好地適應網絡參政的挑戰,更加進一步促進政府全面深化改革。
【注 釋】
[1] 數據來自:中國互聯網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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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社交網絡提供的已不僅是碎片化的個人通訊及內容,開始形成統合的自組織意識以及梳理甄別信息、提供更全面透明資訊和更具介入性救助功能的努力。這是對社會傳播體系的重構,也是社會動員體系的新嘗試,展現出了國內社交網絡災難響應的新進化。
微博這樣具有強烈媒體屬性的平臺已展現出公共廣播化的能力。4月20日8時2分,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僅僅25分鐘后,新浪 @頭條新聞ID即發出第一條播報內容。當日上午11時,@央視新聞ID開始通過微博播報地震傷亡人數。本地媒體也開始現場圖片信息,通信搶修隊伍開始開進現場,并通過微博呼吁用戶把通信資源留給災區。
除了信息廣播功能,微博上互動、反饋的信息同時也成為救援力量介入救助、分配資源的依據。4月20日上午,李連杰的壹基金開始調配資源進入災區,民間救援組織藍天救援隊也開始通過微博獲取災區用戶提供的需求信息,并借此調配各地救援隊伍及資源。
在公共信息播報與反饋之外,點對點通信支援也成為社交網絡最為核心的貢獻。在災區電話通信受阻之時,微信的通訊仍然暢通。受災地區的通信運營商也的確很快就建議多使用微信,把“電話通信資源留給最需要的人”。
而微信公眾平臺作為一個新角色,成為了災難應對中又一條信息通路。
相比微博基于媒體屬性的高轉播性,微信公眾平臺的優勢在于它遠勝于手機端的精準送達,也避免了傳播過程中可能的“信息污染”。
地震當天,騰訊官方就上線了全國首個地震救助微信平臺 “蘆山地震救助”的公眾號。借助原生移動互聯網屬性,用戶可通過手機向其發送地理位置、救助內容、現場照片等,并經由騰訊這一公眾號公布求助信息。傳統媒體的全面介入也為社交網絡中的信息準確性、權威性和多元傳播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如在蘆山地震發生后,央視的微信賬號快速滾動播發消息,并首次推出了實時視頻直播,央視也將其地震尋親二維碼放上了電視屏幕。
大災之后,謠言泛起是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應。在海量信息涌來時,如何盡可能提升碎片傳播中的信息的“潔凈度”和透明度,成為新的社交網絡面臨的問題。
“一場災難發生后的5分鐘內,Twitter的貢獻最大,12小時后它開始幫倒忙?!泵绹ㄊ款D馬拉松爆炸案發生后,國外媒體如此評價社交網絡上彌散的謠言和負面情緒。
雅安地震后,謠言也的確躥起。據新浪微博的統計,截至4月21日晚11時,地震后舉報的虛假微博已超過700條。
但人們觀察到,相比數年前的玉樹地震等災難事件,謠言的數量和破壞性已大為減少。一方面來自于社交網路發展中,信息來源和透明度增強后,其自清潔的糾錯能力增強,同時社交網絡平臺自身的辟謠機制也在強化。
如新浪微博通過微博小秘書給虛假信息標注“不實信息”的標簽。騰訊的“蘆山地震救助”官號由于產品特性本身能直接顯示用戶所在區域的地理信息,且配備了5人編輯團隊對尋親和救助信息進行電話核實,使得所遇虛假信息較少。
社交網絡的災難響應進化還體現在對碎片化傳播的信息統合處理。這是其“去混亂化”的努力,表達出對信息有序性和介入救助常態功能性的追求。
其具體表現就是在大災面前,中國互聯網巨頭暫時拋卻恩怨,結成了統一的尋人信息平臺。
篇8
“秦火火”和“立二拆四”被抓,嚴打網絡謠言成為一時間的熱潮。網絡謠言自網絡興起之始,就一直成為人們詬病的對象。網絡反謠言風潮也是一波又一波,此起彼伏,不絕于耳。果殼網的謠言粉碎機、新浪微博的官方辟謠帳號、搶鹽風波后的全民理性抗謠都一度讓我們以為謠言終于能夠被止住了,有凈化渠道了。但事實卻是,我們依然在第二天太陽升起后,點開、轉發、評論另一條謠言。
新一輪全國性的打擊網絡謠言行動,能夠起到的作用多少,其效果還有待觀望,但至少這一次行動傳達的意圖是清晰的,在強調抓好宣傳工作后,打擊網絡謠言必然是對于現有的輿論生態的一次大的改善之舉。然而正如有經濟市場、有思想市場一樣,謠言從人類誕生之日就伴隨出現,也說明謠言有自己的市場。套用一句中學政治課本的慣用語:“政策和市場,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兩手都要抓。”在全國打擊網絡謠言的熱潮之中,或許我們也可以潛入謠言的社會學肌理,去看看謠言為何始終都有市場,我們又該如何在政策的手之外用社會的力量抗擊謠言的危害。
若要討論世界上第一條有資可尋的謠言,可能這更多地是史學家們的工作,但是討論所有謠言共同的起源——人類心理意義上的起源,或許對我們的意義更大。從表面意義上看,人是個體理性與群體理性的動物,所以按照邊沁功利主義哲學的看法,我們做一件事情目的應該是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者群體利益最大化。然而從最普通形式的謠言——那些鄰里之間的嚼舌根、朋友之間的八卦——來說,它本身無法完全符合這樣的規則。網絡興起后,謠言制造者諸如秦火火們尚可以以點擊率博眼球獲取經濟效益,但生活中八卦式的謠言在利益上就并非那么明顯。而從群體的角度來看,一些無心的謠言更是對社會秩序的嚴重破壞,有利可圖四個字更是無從談起。所以深究謠言的起源,可能物質上的催動力反而是小部分,生活里謠言更多植根于心理意義之上。而這種心理動機我們不妨從神話——人人都相信的謠言入手。
人們創造神話是為了解釋無法解釋的宇宙和自然,從謠言里獲得安全感和滿足感;而其他的人選擇相信神話是因為另外的人都信的集群心理和“不怕一萬”的投機心理。當我們把神話兩個字替換成謠言,上面這個句子依然可以成立,制造謠言的人可以從聽眾那發光的眼神里獲得平時要靠學識、地位、財權才能獲得的認同感,而聽眾一旦獲知傳說中的小道消息就立刻換位成高高在上的“內部人士”。而社會學里知名的“搭便車”心理——在利益群體內,某個成員為了本利益集團的利益所做的努力,集團內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則由這個人承擔——讓人人都不愿去花費力氣證實一個消息的真實性,于是,謠言得以從小道消息開上8車道的康莊之路。
如果生活里的八卦小道消息還只是一些閑時的談資而已的話,同樣的心理邏輯應用到更為虛擬的、人人原子般存在的網絡之上,個人傳播謠言的成本幾乎為零,讓謠言找到了自誕生以來的最好土壤。
是以,謠言這個從來都是“有市無價”的產品能夠橫行人類社會這么多年,絲毫不應該感到奇怪,它原本就是為人類脆弱的心理定制的一份夏娃的“禁果”。然而從現今的謠言市場來看,我們不得不驚嘆人們的造謠能力與信謠智商。此時再從心理角度來分析可能要被戴上種族主義的帽子,所以不如從美國社會學家奧爾波圖提出的著名的謠言公式來看看為何我們屢次禁謠不止。
謠言公式R = I×A/C:R是rumour的首字母,指的就是謠言的傳播量;C指公眾對謠言的批判能力(critical ability);I是importance的首字母,代表事件的重要性;A是ambiguous的首字母,指的是事件的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程度。
R:網絡的出現,平頭百姓把傳播這個詞從媒體精英的手中徹底奪過來,人人都有麥克風的年代,謠言的傳播量同樣也享有其他信息的待遇,這也是為何網絡的出現讓謠言更為囂張的原因。
C:對于公眾對謠言的批判能力,盡管“搭便車”的心理不管黃種人、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有,但是為了防止“搭便車”心理損毀公共利益而建立的獎勵機制卻不是每個國度都有。其次,當一個國家國民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越高,出現“搭便車”的情況往往越少。另外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到的是媒體素養的問題,人人都有麥克風卻并不代表人人都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麥克風。媒介素養能力在業界都甚為缺乏的現今社會,公眾對于謠言的批判能力建設的確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過程。然而要強調的是,在這個過程里,如果我們一味地把公眾對謠言的批判能力建立在其自我素養的提高之上,或許又難免會走入另一個企圖。最完美的社會結構——“橄欖型”也必須以一部分的底層人士為基礎,所以要想抑制謠言,要有公眾的自我提高,更需要一個理性的對話平臺的建設,任何人都可以將信息拿到一個公開的平臺進行探討,公眾對于謠言的能力才有生根的土壤和生長的活水。
I:事件的重要與否可能與治謠關系不大,但網絡奇異的審丑情結總是能霸占熱點頭條的現象不得不令人駐足。對于特殊事物的好奇人人都有,但是整個社會占用大量的公共資源去關注一批又一批的丑角卻讓人百思不得其解?;蛟S秦火火等人的一朝得志不僅僅讓我們看到我們為謠言付出的代價,更讓我們對于自我的網絡足跡作出反思——當感嘆信息的泛濫與深度缺乏時,我們又在將自己的眼球拋向何處。
A:拋磚引玉,謠言公式對于現今的輿論生態最為重要的或許是A這一點。隨著社交網絡的普及日益深入人心,伴隨著打擊網絡謠言工作的另一項工作是網絡反腐。網絡反腐與傳統的紀委內部反腐的最大不同即在于其公開性,當然還有其不確定性和隨意性。網絡式反腐反映的是公眾渴望表達話語權的表象,但由于社交網絡的屬性特點決定了網絡反腐只能是一種渠道而不能成為一種趨勢。如果公眾都打著反腐的旗號,肆無忌憚,造成輿論的混亂,且不論其信息的真實與否,我想那也是有悖我們的初衷吧。
謠言的危害性來自于它為人類的生存帶來了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即是ambiguous(不確定的,有歧義的)。既然謠言的徹底消除不可能,那么不確定的消除或許才是正途,因此打擊網絡謠言需要通過懲處惡意的造謠以儆效尤。反過來,要消除信息的不確定性的根源,在于信息的合理公開性,還是那句話,以信息的陽光驅散謠言的烏云。
篇9
摘要: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推進,各種矛盾日益凸顯和加劇,也不可避免地波及高校,致使高校突發事件頻發。在網絡化的新媒體時代,網絡輿情的變化牽動著高校突發事件的走向。本文闡述了新媒體時代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的定義和特征,分析了網絡輿情對高校突發事件的影響,提出了完善高校管理制度,加強網絡輿情預警;健全信息機制,追蹤網絡輿情最新動態;加大網絡監管力度,凈化網絡生態環境;引導大學生價值取向,增強網絡媒介素養建議。
關鍵詞 :新媒體時代;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影響;對策
一、引言
隨著社會轉型不斷推進,高校管理日益復雜,各種矛盾日益凸顯和加劇,致使高校突發事件頻發,嚴重影響了高校正常的教學秩序和生活秩序。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網絡的方便快捷,使互聯網成為人們捕獲信息的首要渠道。尤其是思維活躍的大學生成為了互聯網的中堅力量。他們通過網絡渠道對高校突發事件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使網絡輿情形成強大的陣營,逐步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極大地影響了高校突發事件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應對難度。積極做好網絡輿情應對工作,對建設平安校園和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新媒體時代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定義和特征
1.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定義
高校突發事件是指在高校內部突然爆發的,不以高校管理者意志為轉移的,對高校正常的教學工作、生活秩序造成極大影響的危害事件。常見的高校突發事件主要包括,治安安全類突發事件、衛生類突發事件和高校管理類突發事件。隨著社會環境日益復雜化,頻繁發生的各類突發事件不僅損害了高校的形象和聲譽,也在不斷沖擊著高校的安全和穩定,延緩了平安校園建設進程。
新媒體時代,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使得網絡成為反映輿情的主要平臺。而網絡更加受到了擅長接受新鮮事物的大學生群體的關注和青睞,成為他們自由言論和自由發揮的場地。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是指擁有不同知識結構、價值觀念和情感依附的多元主體,以網絡為載體,對所發生的高校突發事件作出的情感表達和主觀評價的總和。在網絡輿情中達成共識,形成具有導向性和公信力的言論和意見,往往致使高校突發事件偏離原有的運行軌道,加大了處理力度和難度。
2.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特征
網絡輿情具有直接性、突發性、偏差性等特點。與一般網絡輿情相比,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具有自身獨特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1)傳播擴散迅速,社會關注度高。由于高校主體的特殊性,一旦爆發突發事件,勢必備受社會關注,引起社會的強大反響。高校學生主體擅長利用微信、博客、微博、飛信、QQ等載體第一時間進行網絡評論,使得信息快速傳播,網絡輿情迅速形成強大陣營,引起社會的廣泛熱議和爭論。
(2)輿情效果不可控,危害力度大。新媒體時代,各種傳播工具層出不窮,傳播手段豐富多樣。但由于網絡的虛擬性,人們可以在網絡中暢所欲言而無需承擔任何責任,使得信息的傳播具有隱匿性和多元性,各種言論良莠不齊,致使一部分人利用網絡渠道故意造謠滋事,夸大事實,甚至借機宣泄,惡意詆毀,嚴重影響了高校的形象和聲譽,使事發高校處于被動不利地位。
(3)輿情信息失真,引導難度大。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的大部分主體是高校學生群體。由于年齡、知識水平相近,使得學生群體極易達成網絡共識,形成強大的極具影響力的輿情群體。有些學生借機宣泄對學校的不滿情緒,主觀臆斷,惡意夸大高校突發事件危害,很容易引起具有類似想法學生的共鳴。網絡輿情一旦形成,涉及范圍廣、持續周期長、影響深度強,加大了網絡輿情引導難度。
三、網絡輿情對高校突發事件的影響
網絡輿情是社會輿情在互聯網空間的映射,是社會輿情的真實反映。及時關注網絡輿情信息動態,化解網絡輿情潛在風險,對創建平安校園和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網絡輿情作為一把雙刃劍,客觀真實的輿情反映有利于網民追蹤實情,化解網民內心的疑惑,對社會活動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但客觀存在的網絡輿情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
1.網絡輿情是高校突發事件爆發的導火索
高校學生群體在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中往往占據半壁江山。大學生思維敏捷,易于接受新鮮事物,追求刺激與挑戰。但由于心智并未完全成熟,情緒波動較大,他們也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擾,對網絡中關于社會上的敏感話題或高校的管理失當行為的各種評論,極易受到其他網民過激言論的誘導和影響,引起內心的波動,甚至產生過激言行,為高校突發事件的爆發埋下隱患,成為高校突發事件爆發的導火索。
2.網絡輿情是加速高校突發事件惡化的催化劑
在高校突發事件中,高校學生群體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理優勢。他們當中一部分學生在目睹高校突發事件發生、發展過程后,會用手機錄制現場視頻,將信息第一時間到網上,極易迅速引起廣泛關注和熱議。網絡輿情迅速由星星之火演變為燎原之勢,各種評論和爭議接踵而至,一些片面、失真的信息還會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一部分憤世嫉俗的網民則借此大做文章,猛力抨擊高校管理制度,極力詆毀事發高校聲譽,網絡輿情被無限放大,加速高校突發事件形勢的惡化,增加了高校突發事件處理難度。
3.網絡輿情是阻礙高校突發事件解決的延緩器
網絡的便捷性和自由性使其成為人們暢所欲言的場所。高校突發事件發生后,由于高校未及時公布突發事件處理效果,致使一些好奇心強、社會責任感匱乏的網民繼續追蹤事件動態,借機宣泄不滿情緒,制造謠言,夸大事實。謠言通過網絡渠道傳散開來,極易引起人們新一輪非議,致使逐漸平息的突發事件再一次被引燃,延緩了高校突發事件的有效解決。
四、新媒體時代高校突發事件網絡輿情應對策略
新媒體時代,信息傳播的飛速性,使網絡輿情在高校突發事件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決定著高校突發事件的走向,使高校突發事件的解決變得更棘手。因此,及時掌握網絡輿情最新動態,合理防范網絡輿情潛在風險,有效應對網絡輿情負面影響,有利于高校駕馭突發事件能力的提升。
1.完善高校管理制度,加強網絡輿情預警
高校突發事件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內部管理制度的弊病。高校學生群體長期對學校管理存在異議,很容易將不滿情緒利用網絡載體進行情感宣泄,極易引發突發事件。高校應完善管理制度,與時俱進,不斷適應學生多元化需求,樹立危機防范意識,建立多部門協同聯動、運行高效的突發事件網絡輿情預警體系。同時,要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強網絡輿情監測,對存在校園安全隱患的網絡輿情進行追蹤和分析,高度關注學生的網絡輿情動態,積極收集并采納學生對學校管理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及時防范因學校管理不當引發的網絡輿情無限放大,使高校突發事件從源頭上得以遏制。
2.健全信息機制,追蹤網絡輿情最新動態
信息不及時引起網民猜疑,導致謠言橫生,無疑會加大高校處理突發事件的難度。健全信息機制,可以為網民答疑解惑,有效抵制謠言叢生。高校應建立網絡新聞發言人制度,著力培養高素質專業人員,通過高校權威網站,及時將突發事件處理結果和最新進展公布于眾,掌握網絡輿情最新動態,積極采納并接受網民對高校的有效建議并予以反饋,形成高校和網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及時澄清網絡片面、虛假、不良信息,消除網民內心的疑慮,化解矛盾,積極引導網絡輿論朝著良性態勢發展。
3.加大網絡監管力度,凈化網絡生態環境
網絡的隱匿性和自由性使網民的言論不受限制,致使一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網民借機肆意散播謠言,造謠生事,甚至煽動學生鬧事,極易引發突發事件。政府要出臺相關政策,加強突發事件網絡輿情引導方面的立法,加大網絡監管力度,凈化網絡生態環境。對具有故意煽動挑唆言行的網民要落實責任追究,給予警告或處罰。要嚴格規范網民網絡行為,加大言行失當行為的處罰力度,使網民的發言權在法律規范內有序進行,有效遏制不良言論對事發高校造成的嚴重損失,切實維護高校形象和聲譽。
4.引導大學生價值取向,增強網絡媒介素養
隨著網絡日益大眾化,大學生的價值取向極易受到不良網絡文化的沖擊和影響,致使大學生的價值取向出現偏頗,甚至造成道德價值失范。面對紛繁復雜的網絡信息,提高大學生辨別是非能力,增強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勢在必行。高校應加強主流價值觀教育,培養學生具備積極、健康的價值取向,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應開設有關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教育講座和相關知識競賽活動,調動學生參與的積極性。規范大學生網絡道德素養和輿論傳播行為,提高其對不良網絡文化的免疫力,增強自身的認知力和判斷力。
五、結語
重視突發事件網絡輿情是高校順應新媒體時展和自身建設的需要。高校要在增強自身公信力建設同時,及時關注網絡輿情最新動態,防范網絡輿情潛在風險,化解網絡輿情關鍵矛盾。主動出擊,積極深入網絡輿情主陣營,打好網絡輿情的攻堅戰,增強自身駕馭突發事件風險的能力建設,有效防范和應對突發事件,努力推進平安校園建設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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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網絡時代 政府公信力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7)14-0090-01
政府公信力簡單來說是公眾對于政府能力的評價和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這一概念在2006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中。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網絡傳播作為一種全新的現代傳播方式,以其平臺的廣泛性、參與的自發性以及傳播的高滲透性使得公民政治參與度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更高,從而導致各種社會問題頻發,這些因素都使得政府公信力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和壓力。如何在網絡時代這一大背景下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成為我國政府當今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
一、網絡時代政府公信力所面臨的問題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8月在京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國網民的數量已經達到7億多,較去年增長4000多萬。互聯網普及率為532%,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95億,跟去年同期相比增長大概7000萬。人民網輿情O測室2016年的全國熱點事件的初步統計來看,網絡成為熱點事件的主要策源地。2016年上半年由網絡率先披露的熱點事件占到一半以上,較去年提高了8%。各種新媒體例如微博、微信、網絡直播的發展,都成了社會輿情發展的新策源地。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網民數量人口眾多,網絡生活已經逐步滲透的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都有著影響作用,政務輿情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
我國為了順應網絡時代也作出了很多努力,加強政務公開、做好政務輿情回應,不難看出各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在新的輿情環境下作出了一系列改變。但是還有熱點事件發生時,信息透明度低、回應速度慢等問題。這說明我國政府離適應互聯網時代下人民群眾對政府公信力的期待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二、網絡時代背景下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途徑
(一)切實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加快電子政務建議
人民群眾只有充分行使監督權和知情權,才能提升對政府的信任感。推進政府信息公開是網絡時代下提升我國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我國政府可以合理利用、整合各種網絡平臺,發表民眾所關心、需要的政務信息。傾聽民情、了解民意、加強與民眾網絡溝通渠道的暢通,讓信息公開落到實處。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讓權力得到監督。針對這一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其一,加快電子政務建設,各官方網絡平臺加快建設。其二,政府的網絡平臺要真正做到信息公開,解決疑問,接收訴求。使民眾訴求可以第一時間得到反饋,從政府官方角度第一時間粉碎謠言,安撫群眾,加強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的雙向互動。
(二)提高危機處理能力
首先,在處理突發的公共危機事件時,政府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應急反應機制、危機處理機制和善后處理機制,第一時間作出準確的迅速的合理預判,確保平穩地化解危機。其次,加強問責制、塑造政府的責任形象。將責任切實落到每一個負責人頭上,增強責任感,來提高危機事件的處理能力。
(三)加強網絡監管
首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使網絡問政有法可依。目前,我國在網絡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政府必須加強網絡環境的監管,加強立法,嚴格執法,創造良好的網絡環境,促進網絡環境健康發展,同時也要引導公民合理約束自己的網絡行為,正確客觀地看待公共事件,發表言論要理性公正,對于謠言也要依法打擊公正處理。
三、結語
網絡時代的到來,影響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破傳統的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一方面,網絡的快速發展和普及,給政府公信力帶來了機遇,而另一方面,也使其面臨巨大挑戰。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政府應該加快服務型政府轉變,切實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加強網絡監管,充分認識到網絡輿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提升政府公信力。
參考文獻:
[1]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