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的弱點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小農經濟的弱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合作經濟； 穩定性； 財務結構質量

中圖分類號：F27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2-0051-04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我國合作社發展而言，存在著兩個路徑選擇：一是保持合作社性質，并不斷發展和完善；二是由合作社發展為股份合作型企業。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型企業演進的機理是，合作社面臨資本的挑戰，一人一票和資本報酬限制原則將制約其吸引資本的能力，而采取股份合作制，可以吸引外來資本（股金之外投入的額外資本）和社會資本（非社員的資本），這也正是合作制在新的條件下的創新。有的股份合作型企業還會向公司型企業轉變。我國農業的弱質性和農民群體的弱勢特點，決定了股份合作制如同合作社一樣，具有廣闊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潛力。但是，對于非農產業，股份合作制企業是一種過渡性組織形式，這是由其產權結構及其運作機制所決定的：股份合作制企業與合作社相比，允許資本參與分配，增強了吸引資本的能力，這是合作社向股份合作制企業演變的動因；同時，由于我國農村人均資源的微小化，使得股份合作制具有事實上的妥協困難①。這種演變，是伴隨著相關法律和法規建設進程而進行的。因為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制度變革需要以強制力的規制形式確定游戲規則，從而保障以產權明晰為根本特征的市場要素配置,而這些制度保障都是針對合作經濟的不穩定性（脆弱性）而設計的。

隨著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頒布，從立法的基本層面界定了困擾我國基層合作社關于產權、組織等方面的法律問題，為農村合作經濟主體進入市場確立了制度保障；同時，也為我們確定了符合經濟人假設前提的邊界。那么在合作經濟逐漸趨于市場化并整體轉好的當前，其主體企業內外因素是否協調趨于穩定了呢?如果是，又通過何種模式理解并解釋這些現實因素對股份合作聯合體的影響？這正是本文所關注的內容。下面我們試圖以影響供銷社企業財務結構質量的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等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二、文獻回顧

工業化以前，小農經濟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國和地區。恰亞諾夫（Chayanov，1925）提出農民家庭經濟單位的“勞動―消費均衡公式”。在他的“勞動―消費均衡論”里，均衡點是不確定的，它受到影響勞動辛苦程度和影響家庭需求的各種條件的限定，亦即家庭農場主的個人效用的難以測量性。這里如果換個角度思考，不妨認為恰亞諾夫是想表明農民家庭經濟具有一定的低效性。我們不難發現，現實的小農經濟中確實存在這樣的現象，也就是說在小農經濟及其合作經濟體內存在著不穩定性。

劉易斯（1988）的“二元經濟”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由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其中的傳統部門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及簡單的、零星的商業和服務業，其勞動生產率很低，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數，存在著大量的隱蔽失業。從生產方式上看，傳統經濟部門是“維持生計”的產業。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部門的任務就是為工業輸送剩余勞動力，以廉價勞動力為工業部門創造利潤，累積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始終處于停滯狀態。從劉易斯的理論不難得出農業及其經濟體是工業的附庸這樣悲觀的結論。

但是，舒爾茨（1964）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他認為，農業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對于農業能否成為經濟增長的一臺強大發動機，已不再有任何懷疑了”。但是，他強調只有現代化的農業才能對經濟增長做出重大貢獻，而使用傳統要素的農業無法做到這一點。所以，舒爾茨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把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化的農業。

故而，大家可以知道小農經濟的弱項――脆弱性，難以妥協；也知道小農經濟的發展前途――適度的集約，現代化。那么，讓我們來看一下我國的現實情況：我國農村的基本國策是家庭承包制，而且保證30年不變，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村經濟仍舊沒有跳出小農家庭經濟的圈子。但是，我們同時也注意到促使小農經濟變化的一個因素――合作經濟。我們知道，任何資本的產生和發展，都是需要依靠生產資本的集約和商品流通的，這同樣適用于將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化的農業，而合作經濟以及供銷社基層社和農村的天然聯系，無可退讓地擔當了這樣一個角色。從合作經濟在我國發展的近況來看，合作經濟的實體企業已逐漸在適應市場經濟，并借助我國對于農村的傾斜政策，獲得新的發展，而這種新的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效應，就是促進農村商品物資流通、擴大人員的就業和提高農村產業深化和現代化。

在看到合作經濟的優點時，我們也要看到合作經濟的弱點，那就是因為基層社的主體還是農民或面向對象是農民，所以基層社本身還帶有一定的“脆弱性，難以妥協”傾向；另外，由于制度等因素的慣性制約，基層供銷社本身還帶有“低效”性質。

當前涉及財務結構質量的研究較少涉及合作社企業財務問題，近期文獻中，李心合、葛志興（2000）指出財務結構的合理性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但財務結構分析一直局限于幾項傳統指標的淺層次分析，遠遠不能適應現代企業多角度分析的需要。此外，張新民、王秀麗（2003）提出與企業財務狀況質量特征有關的概念體系至少應該包括資產質量、資本結構質量、利潤質量和現金流量質量，并從上述方面對企業財務狀況的質量特征進行了研究。

我們注意到，就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看，盡管有些研究也涉及到了合作社企業財務問題，但大多不夠深入或局限于傳統財務指標的定性研究，其背后隱含的深層聯系并沒有揭示出來。

三、對影響合作經濟企業財務結構質量因素的分析

我國合作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與其他國家不同，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其發展經歷了“三上三下”的曲折路程。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合作經濟便遇到了重大挫折，20世紀90年代，全供銷社系統曾經連續8年虧損，直到1999年，供銷社系統的經營狀況才開始逐漸好轉。我們認為，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化，供銷社系統的經濟實體會成為真正的具有市場特征的運行主體。

（一）樣本選擇

近年來，盡管我國合作經濟的發展進入一個相對較好的時期（國家加大了對農業的傾斜），但是，從其轉型的時間和效果來看，還存在著不穩定性，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主要考察供銷社系統內各省的匯總情況，選擇樣本的期間定在全系統經濟穩定發展時期。由于相關因素限制，我們僅獲得了全國供銷社系統2004年和2005年的統計數據，共獲得以省供銷社系統為對象的60個樣本。

（二）指標說明

企業的財務結構質量表現在很多方面。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更主要是出于對供銷社系統企業財務結構質量穩定性考慮，在進行變量選擇的時候，主要是從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三個方面進行選擇。

財務質量（CWZL）：以基層社的全國平均值設置啞變量，超過平均值為1，否則為0。

利潤(LR)：考慮到基層社的實際情況，選用傳統的利潤來進行表征。其中按照基層社業務的分類設計其輔助指標農資利潤和棉麻利潤來計算利潤總值。

內部財務運行因素：一般情況下，企業的財務運行穩定應當是實際資產利用程度高，長期資金比例適宜。這里將相關因素分為兩組：待處理流資損失(LZS)、不用固定資產(BYG)和流動負債金額(LFZ)、長期負債（CFZ）。我們認為，由于合作經濟的業務周期等客觀因素以及相關制度的影響，這些指標能比較現實地從短期和長期資金的結構反映其運行的財務穩定性。

組織結構因素：供銷社系統的資金結構一般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即供銷社資本、社員社股金和社員股金，這里我們把社員股金同供銷社資本的比例稱之為股權集中度（JZD），并以之來表征供銷社組織結構中的股權控制傾向。供銷社的社員股金從單個資本量來看都是比較小的（其中基層社中凈資產基本集中在10萬～50萬元之間），很難產生簡單再生產的規模效應，所以社員股金比例的加大，無論從產權的意義，還是從利益分配權的索取，及至經營機制的轉變，都有著相當的現實意義。

外部影響因素：對于以往和現在的供銷社基層社而言，來自制度的因素始終存在并一直影響著其運行。這里將收到的地方資金（CZJ）和地方收取的費用（DFF）作為外部影響因素。

（三）研究方法、結果及探討

對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三個方面因素使用SPSS軟件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具體結果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

財務質量和利潤、地方財政資金、地方收取費用、流動負債和長期負債在0.05水平上顯著，這些都支持了我們在設置這些變量因素時的邏輯方向；但是我們同時注意到它們的相關系數都不大，這可能同宏觀統計數據歸聚后信息量減少有關。

長期負債和所有因素關系都顯著，這說明長期借貸資金的比例是影響財務結構質量穩定的重要因素。就現實狀況而言，供銷社系統的平均權益比例2004年、2005年分別為1.695和1.013，這從事實上證明了這點。

地方資金和地方收取的費用是我們提到的影響財務結構穩定的外部因素，它們的存在表明了制度的影響。在市場經濟還不完善的現狀下，對于合作經濟主體的政策支持力度（資金的供給和索?。?，事實上直接影響著合作經濟主體的生存和發展。

更為突出的是股權集中度同財務質量、利潤、長期負債和地方收取的費用在0.01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市場經濟條件下合作經濟主體企業的宏觀運行穩定同股權的控制傾向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充分說明了我國從規制層面確定產權主體的經濟意義我國合作經濟法的一個主要貢獻就是為合作經濟主體賦予了法律上的保障，這里同樣說明了這一點。。

四、結語

上述研究表明，在經濟轉型的現實國情下，合作經濟企業運行的穩定性是同其主體企業內部財務運行因素、組織結構因素和外部影響因素等主要方面緊密聯系的。尤為顯著的是股權的明確對于合作經濟發展穩定的重要性日益顯示。對地方資金和地方收取的費用的分析表明，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同時，要逐步鞏固既有的改革成果，要充分認識到現代企業的產出功能除受制于投入要素的功能外，還受制于系統自身結構狀況和外部因素影響。

總之，在企業乃至整體產業投入向產出的轉換過程中，結構狀況必然會影響其轉換效率，進而引起系統產出功能的非線性變動。因此，重視結構研究，改善結構質量，才能提高系統產出功能，才能進一步優化合作經濟的結構質量，增強合作經濟發展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李心合,葛志興. 2000． 財務結構分析的新思路［J］． 浙江財稅與會計 (6)．

劉易斯． 1988．二元經濟論［M］． 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42．

舒爾茨． 1987． 改造傳統農業［M］． 北京：商務印書館：104-106．

張新民,王秀麗.2003． 企業財務狀況的質量特征［J］． 會計研究 (9)．

CHENNERYED H B． 1988．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nual［M］． London：288．

The Stability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Operation in China:

Study of Quality Factor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ZHANG Heng LI Changan2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篇2

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經過三十多年改革與發展，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基本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并存的農村金融體系，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農村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仍然不適應農業和農村金融機構發展的需要。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村金融供需發展不平衡。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農村金融機構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從整體來看，農村金融的需求與供給仍然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主要表現在：許多農村金融機構長期經營困難，虧損嚴重（比如農村商業銀行），存在人情貸款等現象，使得這些機構的自身效益和社會效益低下，根本無法發揮應有的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 

農業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后，退出了容易出現大量虧損的農戶貸款業務，轉而將發展重心轉向大中城市和大客戶。在有些地區，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在縣一級都沒有設立支行，更不用提在鄉及以下層次了。另外，近幾年來，由于農民貸款政策放寬，少部分人鉆法律與政策空隙，向農村金融合作機構大量貸款，用于其他非農業發展用途，致使農民金融信用降低，導致農村資金流向城市。本來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的農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等金融機構大多只在農村地區吸收存款，對農戶提供信貸服務極為有限。而農村信用社因為大量不良貸款和虧損，無法針對不同需求，進行差異化金融服務。基于上述原因，使有信貸需求的農戶和中小企業不得不依靠非正規的金融形式獲得資金的支持。不難看出，我國農村金融的需求與供給嚴重不平衡，農村金融服務業面臨著極為嚴峻的生存與發展考驗。 

2.農業金融機構發放貸款比例不平衡。當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三農”發展日益增加的金融需求和農村金融的有效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嚴重地制約了“三農”問題的解決。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圖1所示，農村存款余額從1981年的448億元增加到2009年的63845.93億元，而同期農村貸款余額則從189.7億元增加到30651.8億元，兩者相差33194.13億元，這個差值就是所謂的“金融漏出”，超過農村貸款110%。這一方面反映出被動的金融漏出問題，即金融機構減少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另一方面反映出農村經濟目前面臨的一個尷尬：有了一定的存款，卻找不到合適的農業投資渠道，小農經濟抑制了農戶擴大再生產的動力。 

有關數據顯示，隨著“三農”問題的不斷深入，金融機構的農業貸款在逐年增加，從1997年到2009年12年間增長了近7倍，但農業貸款在金融機構的全部貸款中所占的比重各年卻基本持平，說明農業貸款與其他行業貸款的發展水平相比，并不存在優勢。大量的農村資金也不能“取之于農用于農”。由于農業的先天弱質屬性，使得農業融資風險高、成本大，且農業資金需求通常又是使用周期長、回收慢。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農村金融機構為了自身的存續和發展必然要以盈利為先，對農業貸款的貸放比例也必然受到這方面的制約。此外，盡管現在農村非正規金融普遍盛行，但資金缺口還在4.5萬億元以上。農村金融機構發放貸款比例嚴重失衡。如果目前縣、鄉區域金融體系不能進行徹底、有針對性、大規模的金融創新、制度創新，農村與農業經濟的發展將直接被阻滯。因此，構建多層次農村金融體系，以提供多樣化和差異化的金融服務，已經成為國家經濟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課題。 

3.農業、農戶不具有信貸需求優勢。我國農業一直是一個弱質產業，不具有金融需求的產業優勢。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力一直較為低下，基本上是典型的小農生產模式，生產力水平和比較收益低，資本形成效率整體水平低，不能承擔較大的信貸風險。農業的這種產業特性使農業從金融機構獲取貸款的比重偏低，同時，國家財政支農力度近些年來雖一直有較大幅度提升，但還是同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有較大差距。 

此外，我國農戶存在著經營規模小、數量多、高度分散、信息不靈通等特點，收入水平、組織化程度和市場化程度均比較低。因此，農戶信貸需求具有無抵押、貸款額度小、高度分散、當年借當年還短期金融居多等弱點，導致信貸風險大、成本高、利潤率低，金融機構缺乏介入積極性，農戶不具有信貸需求優勢。 

4.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惡化、資金大量外流。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惡化表現為：一是由于農村信用制度缺失、信息不對稱導致農村金融機構難以對信貸交易對象做出準確判斷，信貸交易成功率低，交易成本很高；二是農村金融需求主體承貸能力弱、貸款條件差，導致農村金融機構慎貸甚至拒貸；三是部分農村企業和個人惡意逃廢金融債務，致使農村金融機構、企業、個人之間的資金鏈受損，導致農村金融機構被迫減少放貸數量以規避金融風險。在農村金融生態惡化情境下，一些農村正規金融機構已放棄滿足農村信貸需求的努力，收縮放貸和減少農村營業網點，導致農村資金流向城市和非農領域。與此同時，農村企業和農戶可獲得的貸款卻嚴重不足，銀行機構對農貸款數量偏少，農村的合作金融如村鎮銀行等國家批準的數量也仍然很少，使農村企業和農戶的貸款需求只能主要依靠需要規范、引導和加強監督管理的非正規金融渠道。 

篇3

[關鍵詞]近世；廣西；農民家庭農場；規模效益；勞動生產率

小農經濟，或者說個體農民經濟，是傳統農業生產的基本形態。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從事個體生產的農民，無論是自耕農還是佃農，就其小塊土地經營和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而言，都是“小農”。本文考察的對象即為這種小農的家庭農場。

從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水平上看，廣西歷來就屬“南蠻之地”，被視之為落后地區。在中國傳統經濟的區域發展序列中，廣西直到明代以前還處于“未發展”狀態，明清以來廣西才跨入“發展中”行列。[i]廣西盡管從明清開始就作為南方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腹地，但直到20世紀中葉其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仍完整地保存著，從這個意義上說，廣西又是研究發展中地區傳統農業和農民經濟變遷的典型。同時，本文研究的時間跨度為1800—1950年的150年時間，其中既包括清代前期的歷史，又包括近代的歷史。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能對廣西農民經濟變化的研究作一個長期而連續的考察。筆者將這150年統稱為“近世”。

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作為透視農家經營活動所依據的主要指標，過去學術界單從土地所有權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片面性研究。近年來，一些學者嘗試從土地使用的視角展開對小農經營的研究，并取得了卓有影響的成果。[ii]筆者過去曾對廣西近世農民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做過考辯，[iii]在此基礎上，希冀進一步探討他們經營規模的經濟效益。

一、勞動生產率：近世廣西農民家庭農場規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

據筆者過去的考訂，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家庭農場出現了一種“戶耕十二畝”的經營規模的標準模式，并在廣西全境逐步地得以普及。[iv]本文將探討農民的耕作規模與產出效益之間的關系，而衡量它們之間關系的一個重要標志即為農戶的勞動生產率。有關農民勞動生產率的界定，學術界歷來就有頗多爭議，但學者們似乎都認為傳統小農的勞動生產率在若干方面與近代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存在著差異。在此，筆者采用李伯重的界定方法。他認為傳統小農的勞動生產率具有三個特征。首先，在勞動時間方面，近代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以日或者小時為單位，而傳統農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則應以年為單位。其次，在勞動者方面，近代工業中勞動生產率以勞動者（工人）為單位，而傳統農業中的勞動生產率則往往以勞動者（農民）的家庭為單位。最后，在勞動成果方面，近代工業中的勞動成果，通常以貨幣產值來計算；而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由于商品經濟不夠發達，農業中的勞動成果，在許多情況下是以實物來計算的。[v]

大體來說，李伯重以上所開列的傳統農業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三個特征，也適用于近世的廣西。根據本文的考察對象，此處的勞動生產率應是一個農戶一年內在其家庭農場上生產出來的產品總量。

（一）1800—1950年廣西農作物畝產量的變化

估算農戶勞動生產率的第一步，即為估算農戶家庭農場的畝產量。畝產量的變化，可以通過三種不同的方式來實現：（1）每播畝作物畝產量的變化；（2）每畝耕地復種指數的變化；（3）畝產值較高的作物與畝產值較低的作物之間的互相替代。

我們首先來看看作物復種制在廣西的變化。據研究，清代前期廣西有兩種復種制逐漸地發展起來。一種是雙季稻，因廣東移民遷入，其在廣西東南部的梧州、潯州、郁州等府州有所發展。另一種是稻麥二熟制，在桂北地區也發展起來了，但范圍很小，僅局限于慶遠府、桂林府的極個別州。[vi]而在雙季稻區也并非全是種植兩季水稻，潯州府屬的貴縣直到光緒年間農民仍只種植一季水稻。[vii]因此，盡管清前期實行一年兩熟制的地區占廣西總面積的40％，但復種指數最多也不會超過120％。[viii]另據學者統計，清后期廣西各地的陂塘建設非但沒有停滯，反而有所加強，尤其表現在南寧地區。[ix]因此，清后期與水利密切相關的雙季稻種植在廣西應當有所發展。據周宏偉研究，廣西在清后期雙季稻的種植由桂東南四府推廣到桂南的南寧府。[x]據此，可以估算出至清后期，廣西作物的復種指數當在130％左右。至于廣西20世紀的作物復種指數，據筆者估算，即1933年為140％，1943年為150％，1946年為120％。[xi]由此可知，1800—1950年間，廣西作物的復種指數是逐步提高的。

150年間廣西主要作物的每播畝產量的變化卻相對復雜，因為各地方志的有關記載都十分零散，尚有學者依據各種方志對清代（包括前期和后期）廣西的水稻畝產量進行了考證，但都是將復種指數計算在內。因此，筆者根據以上估算的復種指數對以下兩組畝產量進行還原。清代前期的畝產量是依據郭松義的研究，他估算當時廣西水稻的畝產當在410市斤，合343斤。[xii]按當時120％的復種指數還原，清代前期廣西水稻每播畝產量大體在286斤左右。周宏偉的研究提供了清代后期廣西水稻畝產的數據。他考證了廣西各地水稻的畝產量，筆者將他所考證的這組數據分別乘以各自的權數，即可得到當時廣西平均的水稻畝產量338斤。[xiii]然后再按130％的復種指數折算，則可以估算出當時廣西水稻每播畝產量大約在260斤上下。進入民國以后，時人對作物畝產量的調查和估算日趨科學。當時廣西各種官方統計報告中引用最多的水稻畝產量數據是1935年由張培剛等人在廣西各地做的糧食調查數據。張培剛等人通過對廣西99個縣水稻畝產量的調查，估算出當時廣西水稻平均每播畝產量為251斤。[xiv]盡管民國時期的水稻每播畝產量低于清代，但若是乘以復種指數，前者的每畝產量仍要高于后者。現將廣西各時期水稻每播畝產量和每畝產量列表如下：

以畝產值較高的作物取代較低的作物，是提高畝產的一個有效方法。150年間，廣西出現了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擴大而水稻種植減少的顯著趨勢。有清一代，廣西經濟作物種植面積雖然無從查考，但據研究，當時廣西經濟作物的種植規模盡管不如廣東，但其推廣速度仍是較快的，甚至在某些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已超過了水稻的種植面積。[xv]民國以后，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即開始出現在官方的統計報告中。1914年，廣西的糧食種植面積占全省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絕大多數，經濟作物僅占3％；1933年，廣西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增加到5.3％。[xvi]從這種數據，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廣西經濟作物的種植仍在繼續擴大。當時廣西主要的經濟作物有苧麻、煙草、花生、甘蔗、豆類、瓜子、芝麻、藍錠、油菜等。這些經濟作物的產值一般都比糧食為高。譬如，依1933年廣西省政府的統計，其每畝的平均產值分別為：“煙草（土種）為7.61元，苧麻為16.38元，甘蔗為22.53元，而在糧食作物方面，同年的玉蜀黍只為1.95元，水稻只為5.27元，前者的價值大于后者的4～5倍?！盵xvii]這就是說，同一單位面積的收益，經濟作物較糧食作物高出若干倍。故此，經濟作物的擴大，也就使得農田畝產量隨之而明顯增加。

以上三方面足以說明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家庭農場的畝產量有了緩慢的提高。由于這三方面畝產量變化的途徑都與“戶耕十二畝”的經營模式密切相關，[xviii]所以當這種經營模式在廣西各地逐漸普及之時，廣西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也必定隨之發生變化。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一變化。

注釋：

[i]高王凌：《經濟發展與地區開發——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第12～24頁。

[ii]曹幸穗：《舊中國蘇南農家經濟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中有關江南農民經營規模的研究，三聯書店，2003年。

[i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iv]徐毅：《廣西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學歷史系2001級碩士學位論文，藏于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v]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21頁。

[vi]郭松義：《清前期南方稻作區的糧食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1期。

[vii]民國《貴縣志》卷10，“物產”引光緒縣志。

[viii]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1頁。

[ix]李閏華：《民族交往與近代廣西農業的發展變化》（未刊稿），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99級碩士生學位論文，藏于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x]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2頁。

[xi]徐毅：《廣西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學歷史系2001級碩士學位論文，藏于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xii]郭松義：《清前期南方稻作區的糧食生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1期。

[xiii]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2頁。

[xiv]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17頁。

[xv]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4～241頁。

[xvi]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農業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5頁。

[xvii]胡學林等著：《廣西經濟建設諸問題》，廣西省訓練團教材，1948年，第27頁。

[xvi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嫁q》，《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一、勞動生產率：近世廣西農民家庭農場規模效益的重要指示器2

（二）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發展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談的農民，僅指農村中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如前所述，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取決于其一年內實際勞動的日數和所獲得的總產量。因此，如果農民的實際勞動日數隨產量的增加而增加的話，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可能停滯甚至下降。因而，了解農民一年內實際勞動日數的變化，同了解產量的變化同樣重要。關于當時廣西農民勞動日數的問題，可從兩個方面分析：一是農民一年內的總勞動日數；二是耕地畝均勞動投入。在此，首先引入一段明清時期的史料：

吳、浙農家甚勞，橫之農甚逸（注：橫，指明代橫州，在今廣西橫縣）。其地皆山鄉，有田一丘，則有塘潴水。塘高于田，旱則決塘竇以灌。又有近溪澗者，則決溪澗，故橫人不知有桔槔。每歲二月布種畢，以牛耕田，令熟秧二、三寸即插于田，更不復顧。遇無水方往決灌，略不施耕蕩鋤之工，惟薅草一度而已，勤者再之。薅者，言拔去草也。至六月皆已獲，每一畝得谷二石者為上。此亦習于逸情而不力耳。又有畬禾，乃旱地可種者。彼人無田之家，并瑤、壯人皆從山嶺上種此禾。亦不能多工，亦惟薅草而已，獲也不減水田。彼又不知種麥之法，故膏沃之地，皆一望蕪莽不顧。[i]

根據這段史料，并結合李伯重對明清江南農民經濟所作的研究，可以推論出：

1、農民一年內的總勞動日數：農業生產的一個特點是具有鮮明的季節性。因此，農民在一年中有相當多的空閑日子。從以上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廣西農民在明末清初之際要比同時代的江南農民安逸，而當時嘉興有句流行的農諺，即“農夫半年閑”。[ii]因此廣西當時農戶的年耕作日肯定不會超過180天。而史料中“六月皆已獲”之語也進一步證明了這個數據。近代廣西，據統計，農家每年的農閑時間在5～6個月左右。[iii]也就是說，近代廣西農戶一年花在大田勞作中的時間在6～7個月之間。

2、耕地畝均勞動投入：據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水稻種植中所使用的人工，自耕田至收獲，每畝十余個，加上灌溉（車水），運送肥料等，共15個工作日。[iv]而從以上的史料可知，當時廣西農戶既不用桔槔灌溉，又鮮少施肥，故可推知清代前期，廣西平原地區的農戶種植一畝水稻大約只需10個工左右。在近代廣西，筆者根據張培剛等人對廣西7個縣農民水稻種植的生產成本及損益的調查，推算出7縣農民一畝稻田的投工量，現匯制成表2：

資料來源：據張氏的《生產成本表損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計算方法》、《正苗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早秈生產成本及損益》、《晚造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詳見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22～25頁。

在表2中，天保農民每畝稻田的投工量之所以要比其他地區高出近一倍，并不是因為當地農民耕作技術細致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區，而是當地的水田大多處于山領之中，所以耕作時耗工較多。除了天保之外，桂平農民單位稻田的投工量也要稍高一些，主要是因為當地水稻種植技術歷來為全廣西最高之處，其細致程度可與鄰近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相媲美。若推算桂平縣兩造水稻的平均投工量，則為15個左右。

從總體上看，自明末清初以來，廣西農民一年勞動日數和每播畝作物的勞動投入日數變化都不大，因此經營方式的變化對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所起的作用當然就成為了關鍵。各種不同的經營方式，都是建立在特定耕作方式的基礎之上的。具體地說，在“戶耕十二畝”的經營模式的持續和普及中，一年兩熟制以及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的增加起了關鍵性的作用。[v]相反，在這種模式出現之前，廣西的農戶生產仍以一年一作制居主要地位，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種植很少。這些差異，可以導致同一耕地的畝產量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此，盡管1800—1950年間廣西農民耕地面積有所減少而農民一年總勞動日數及每茬作物勞動投入數沒有變化，但是勞動生產率卻仍有可能提高。

在此，我們把以上的所得出的結論引入這里的分析，那么可以看到：

1、由于復種指數的增加，清代至近代廣西的農民實際經營規模變化并不如表3第一行所顯示的情況。[vi]我們把上文估算的復種指數乘以戶均耕地數，可得該表的第二行數據：

從上表可知，農戶實際的耕地規?？傮w上是在逐步增加。

2、由于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畝產值高于水稻，所以多種甘蔗和煙草，即使耕作面積縮減，但產量卻可增加。如前所述，一畝蔴田或一畝蔗田的凈產值大約為水稻的4～5倍。因此將一畝稻田改為蔴田或蔗田，實際上就意味著該農戶的經營規模面積擴大了4～5倍。

3、根據表1和表3，我們可以估算出廣西幾個重要歷史時期的農戶糧食生產率。1800—1850年一個農戶的產糧數為4633斤。1850—1900年一個農戶一年的產糧數為4428斤。1900—1950年農戶的產糧數有兩個：1933年為4638斤；1943年為4367斤，所以這一時期的糧食生產率為4638～4367斤。筆者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廣西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小農是從清代后期才出現的，[vii]他們的生產率顯然要比清前期稻農的生產率高。比如一戶蔴農種植熟蔴地，每年收獲以三、四次。[viii]據20世紀30年代的調查，每畝蔴田產蔴84斤，[ix]而一戶蔴農平均可經營蔴地8畝，[x]那么它一年的生產率為2016斤，合米8064斤，比清代前期一個稻農生產率增加了一倍左右。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地是，在農民勞動生產率的研究中，必須注意到勞動人手的數量問題。在近代農村工商業發達的桂東南地區，由于男女勞動分工的發展，清代前期農民家庭農場上的勞動人手是兩個（農夫和農婦二個），而在清后期大田勞作主要落在了農婦肩上。[xi]一個勞動者的實際播種面積，在1850年以前是8畝，而1850年后都在17畝以上，后者比前者多出一倍以上；而一個勞動者（主要是農婦）的年總產量在清前期是2316斤，而清后期以來則至少在4367斤以上，這也說明了農婦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從總體上看，廣西在150年間除了專業化小農和個別地區的農婦生產率有明顯的提高之外，一般農戶的糧食生產率還是有些微的提高，但波動很大，具有不穩定性。

[i]《君子堂日詢手鏡》，引自《廣西歷代農業史料》，廣西農牧漁業編輯室編印，1986年，第94頁。

[ii]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34頁。

[iii]鄭家度主編：《廣西金融史稿》上冊，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94頁。

[iv]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34頁。

[v]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對廣西近世各時期農戶農場經營規模的估算參見徐毅：《廣西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與經濟效益研究——以1800～1950年為背景》（未刊稿），南京大學歷史系2001級碩士學位論文，藏于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v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嫁q》，《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viii]張先辰：《廣西經濟地理》，桂林文化供應社，1941年，第69頁。

[ix]廣西統計局編?。骸稄V西統計年鑒》第二回，1944，第196頁。

[x]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模考辯》，《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嫁q》，《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二、比較視野中的廣西農戶勞動生產率

從全國范圍來看，廣西歷來就是一個地瘠民貧的省份，農業經濟較為落后。到底廣西與同時代全國的平均水平，甚至是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英國的農戶勞動生產率相差多大的距離，這仍需要進行對比性的計量分析。據張培剛將其在廣西的糧食調查與全國的情況所做的比較，“廣西糧食作物之每畝產量，遠較全國為低，計除秈粳稻與玉蜀黍相差三分之一，小麥相差達四分之一外，其余各項相差均達一倍，且如高梁、甘薯兩項相差達一倍有余?！盵i]

另據新近的研究成果，英國在18世紀的工業革命之前，甚至在16世紀的農業革命之前，其農業就有了長足的發展。13—14世紀英國小麥畝產為每英畝10.32蒲式耳或237公斤，相當于中國1畝產76市斤，合64斤。當時英國中等農戶的耕地面積大約為10英畝，相當于62畝。所以，13—14世紀英國農戶的勞動生產率是103蒲式耳或2369公斤。[ii]關于16世紀的畝產量，每英畝16蒲式耳或368公斤是一個廣為接受的估計，[iii]相當于中國一畝產118市斤，合99斤。據侯建新估算，由于農業勞動力不斷向外轉移，16世紀英國個體農戶的勞動生產率為240蒲式耳或5520公斤。[iv]工業革命前夕的18世紀，農業進步尤其明顯。據特納研究，小麥畝產量在1750—1851年間從18蒲式耳增長到28蒲式爾。[v]以單位畝產20蒲式耳計，即使假定農業勞動者沒有擴大耕作面積（仍以16世紀的戶均15英畝計），18世紀英國農業生產率即已達到300蒲式耳或6900公斤。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1）從整個增長的動態過程來看，英國農業無論在畝產量還是在勞產量方面都呈現顯著的、穩定的發展勢頭，并且勞產量的增長速度要快于畝產量的增長速度。與此相比較，廣西農業盡管在畝產和勞產方面也有增長，但除了極個別地區和農戶之外，其增長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多么地不穩定！而且廣西農業的畝產量增長率要高于勞動生產率。（2）從增長的量上看，英國三個階段的小麥畝產量始終低于廣西稻田的畝產量。然而，英國農戶的糧食生產率在三個階段中卻一直高于廣西農戶：13—14世紀的英國農戶的勞產率高于1800—1850年廣西農戶的2％；16世紀英國農戶的勞產率高于1850～1900年間廣西農戶的60％；18世紀英國農戶的勞產率則至少高于1900～1950年廣西農戶的66％。事實上，工業革命前夜的英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仍要高于中國的發達地區在近代早期、甚至近代的農業生產率。依李伯重估算，明代后期江南一個普通農民的糧食生產率為3125斤，清代中期則為3700斤。[vi]據此，我們可知，17世紀中期江南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比英國16世紀的低43％，19世紀初期江南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則比英國18世紀的低46％。

17—20世紀當江南、廣西乃至整個中國的農業生產力仍然踟躕于傳統經濟的桎梏時，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首先在英國，早在18世紀工業革命的前兩百年——大約在16世紀，其農業勞動生產率即取得了突破性增長。在英國歷史上，同時也是在人類歷史上，這個國家第一次能夠持續向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不斷攀升的生活水準。在此期間，英國雖然人口持續增長，實際生活水平仍然提高了35％。諾斯等將這種人均產量的增長稱之為“真正的增長”。[vii]

[i]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27頁。

[ii]詳細估算過程見侯建新：《現代化第一基石——農民個人力量與中世紀晚期社會變遷》第二章，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

[iii]波梁斯基：《外國經濟史》（資本主義部分），三聯書店，1958年，第46頁。

[iv]侯建新：《農民個體力量的增長與英國自然經濟解體》，《歷史研究》1987年第3期。

[v]M.E.Turner，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Englandin18thCentury，EconomicHistoryReview，Aug.，Vol35，1982.

[vi]李伯重：《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三聯書店，2003年，第336頁。

[vii]道格拉斯·諾斯等：《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61～162頁。三、路向何方：廣西近世農戶土地經營及農業發展中的困境

（一）廣西農民農場規模效益有效提高的微觀障礙

如上文所述，廣西近世農戶的勞動生產率僅有些微提高。至于阻礙廣西農戶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原因，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是源于廣西得天獨厚的生態環境使農民產生的“貧惰”思想所致。[i]近來又有學者從交往的角度，認為清代至近代廣西區域、民族間的經濟交往的有限性直接導致了廣西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緩慢。[ii]然而，筆者認為，廣西自1800年以來小農經營成本過高，甚或經營虧損是一個重要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廣西小農農場經營成本過高呢？筆者認為，這與明清以來廣西在被整合到嶺南區域市場的過程中，其經濟地位和角色的日趨邊緣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明清以來，隨著兩廣谷米貿易的發展，廣西逐漸地被整合入以廣東為中心的嶺南區域市場之中。當時廣西的經濟發展水平大大低于廣東。谷米東運是廣西的主要財源之一，此外廣西向廣東輸出的主要商品還有花生、藍靛和木炭，成為廣東的糧食和手工業原料供應地。與此同時，廣東轉往廣西的商品包括布匹、鐵器、絲綢、食鹽、瓷器等手工業品和咸魚等海產品。[iii]進入近代以后，兩廣貿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時期，在輸往廣東的貨物中，最多的仍舊是谷米，其次是木材和柴。而且，在廣西的對外貿易中，按成數估算，每年有1600多萬貨物輸往廣東，占廣西出口總值一半以上。由此可見，兩廣貿易在廣西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iv]這種農產品、初級產品與較高級的手工業制成品的交換，實際上使廣西處于依賴廣東的邊緣地區的地位。不管是西谷東運還是東貨西來，都直接地影響著廣西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19世紀的廣東士紳彭泰來就以道光時廣西的一次“遏糴”為例，較為深刻地分析了廣西農村經濟在這一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自潯、梧達于南寧，皆東方泛舟之役所必至?！回溨砸螅瑒t遏商塞涂，顆粒不使東下。……農粟內死，估運外廢。食操舟者千余家，失業為狗鼠盜……傳聞橫州米積不得出，蒸郁糾結如李梅?！瓘V西服用百貨，無一不資于廣東。東鹽十日不至，則千里淡食，天災流行……”。[v]20世紀以后，特別在新桂系主政時期，仍有人不斷提出反對西谷東運，而主張在廣西發展經濟作物的意見。[vi]以上的史例大多是些描述性的分析。以下，筆者就根據民國時期的文獻和數據，從小農的生產成本和經營核算的角度，對谷米貿易對廣西農民日常經營的影響試作一計量分析。

據張培剛等人1935年在廣西所做的糧食調查和事后估算，從廣西運米至廣東，由于中間層層運銷環節過多，效率低下，交易成本高昂，所以生產東運谷米的農民的收入所得與谷米的消費者所付價格之比僅為70∶100或80∶100。這是在假定“農人在售出糧食時，不受商人或其他中間人的非法剝削”的情況下估算的結果。但對這一假定，張培剛自己認為都是不可能的，僅是為了便于估算。[vii]張培剛等人同期在計入農民所得比例的基礎上，對廣西7縣各類水稻的生產成本及損益又作了調查和估算，見表4。

資料來源：據張氏的《生產成本表損益表所用之折算率及計算方法》、《正苗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早秈生產成本及損益》、《晚造秈稻生產成本及損益》等表推算而得，各表詳見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22～25頁。

從上表可知，百色、天保、龍津、桂林四縣農民生產水稻的收入和支出相抵，仍略有盈余，宜山、賀縣、桂平三縣農民生產水稻的收入與支出相抵之后，則出現了虧損。但是，在表4中，農戶的支出指的是水稻的生產成本，并不包括農民的生活支出。據1935年農民收支情況調查，當時廣西12個縣780戶農民的周年家庭消費支出為227.58元。[viii]由此可以推論，若農民僅僅經營東運的水稻，上述7縣農戶的核算中則沒有一家是收支相抵的，全都會出現虧損。盡管廣西的每個農戶都不可能只經營水稻，但是從這一水稻的經營核算中，我們可以大體地了解到當時廣西西谷東運使農戶生產水稻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事實上，進入20世紀以后，廣西農戶的周年所有收入與支出（即收入包括作物收入、畜產收入、租出農具牲畜的收入、農場副產收入、家庭工業收入、副業收入等；支出包括農場支出、家庭消費等）相抵也出現了虧損。[ix]

值得注意的是，1850年以后，兩廣之間的不等價交換，還進一步表現為廣西的農產品和初級產品與機制工業品的不等價交換。因為從19世紀中葉開始，廣西隨著嶺南區域市場一起逐漸地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兩廣貿易中，農產品與機制工業品的比價在近代是越拉越大。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系統的農產品和工業品的比價指數，在此只能盡量用相關史料展開描述性分析。如來賓縣“農產品既賤，收入自然有限，購入品又種種物價高超所入，定必不敷所出，農村之經濟日困。”[x]

時至20世紀30、40年代，廣西農產品與機制工業品之間價格的剪刀差進一步拉大。1942年廣西柳城等12縣的農村經濟調查對農產品價格、農業勞工的價格和農民日用品的價格在20世紀30、40年代之際的變遷作了詳細的統計和分析。首先是1937年到1941年這12個縣農民出售的農產品價格變遷為：稻谷上漲了16倍，玉米上漲14倍，花生上漲8倍，蔗糖上漲17倍，桐油僅漲了一倍半。其次是被當作商品出售的農業勞動力價格的變遷：1937年至1941年上漲7倍弱，月工的工資上漲僅3倍，日工的工資上漲8倍半。其上漲的速度較農產品更慢。至于農民購入的日用品的價格，以農家應用最普遍需要的食鹽，棉布等為例，融縣棉布上漲34倍；食鹽上漲49倍；火柴上漲了50倍，其他洋布五金、西藥的上漲率，當然更甚。該調查稱，在這種農村物價剪刀差的情況下，大量中農、貧農破產。[xi]

小農農場經營成本的高昂，甚或經營虧損，直接構成為廣西小農長期積貧積弱的微觀障礙。所以，那些將廣西農業的不充分發展歸咎于當地農戶的貧弱，只是觸及到問題的表層原因，并沒有探及其深層原因。

（二）廣西農民農場生產率提高的宏觀瓶頸

廣西農業經秦漢大開發以后，沿至宋代，已形成為稻作——畜牧——林藝三位一體的農業體系。[xii]進入明清以后，宋代廣西這種三位一體的農業體系逐步變異，其主要表現在：一是明清之際，隨著玉米、番薯、麥類的傳入與“西谷東運”的大規模展開，桂人的主糧繼稻米之后，又有玉米、番薯何麥類先后補入，形成主糧新組合。[xiii]再加上這一時期旱地經濟作物的勃興，廣西種植業內部的稻作——旱作種植格局最終定型。二是廣西畜牧業日益萎縮。時至民國，“畜牧乃成為廣西農家之副業，……利用農閑及婦孺之勞力及荒閑之曠地，以雜糧、菜葉、谷類、苗梗，飼養家畜?！盵xiv]三是林藝獲得更大發展。木材的開采廣度、強度加增，部分天然野生林產資源開發殆盡，人工培植桐、茶、杉木、棕等經濟價值較高的林木漸成規模。[xv]可以說，在1800年之前，廣西新的稻作——旱作——林藝三位一體農業體系已經代替了原有的農業體系。

1800年以后，“戶耕十二畝”的經營規模逐步形成。廣西一般的農戶都兼營稻作、旱作和林藝。因為“戶耕十二畝”的經營規模既包括水田規模，也包括旱地規模。農戶不僅可以水旱輪作，而且在旱地也多進行旱地作物與林木間作。[xvi]由此，新三位一體的農業體系構成為廣西農民農場運作的宏觀經濟環境。

如前文所述，在兩廣貿易的影響下，廣西農民家庭經營的成本越來越高，不得不重新配置即有的經濟資源。而廣大農戶的這一資源配置轉向都是與廣西即已存在的新三位一體農業體系相結合。在農戶的家庭經營中，它體現為水旱輪作、稻林結合或是水旱林兼作等形式。作者在過去的研究中就曾指出，當時小農的這些經營形式屬一種投工少，投資少，過多倚重當地資源的經營方式。[xvii]在這里，我們想進一步指出，小農稻林結合、水旱輪作或水旱林兼作等經營形式，在其內部也存在著相互協調，相得益彰的關系。下面就以大瑤山瑤農的有關情況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近代以前，大瑤山的瑤農“因為開墾荒地耕種，例需丟荒?！钡浇?，瑤農往往“就可把它種樹。等到耕地肥力消失不能再種作物時，樹也長成了。象這樣的地把種植作物和造林結合起來，則種樹和幼樹的管理就不要另費較多勞力。等到樹木長大，只需要砍伐運輸的人工；如種油茶、油桐、茶葉等經濟林，則只需要一些鏟山和收籽的勞動而已。故林業的經營是費工少而收入多的生產。”[xviii]從中可以看出，瑤農經營林藝主要是依賴于適于生長林木的山地。因為這些經濟林木“對土壤要求不甚嚴格?！盵xix]

據研究，英國17—18世紀的農戶開始普及一種叫諾?？溯喸灾?。在這種輪作制中，糧食作物（小麥、大麥）與牲畜飼料作物（蔓青、苜蓿）交替種植。這種制度下的耕地還可以和牧場輪流交替，形成“轉換型畜牧飼養”（convertiblehusbandry），從而不僅提高了牲畜產量，而且還恢復或提高地力。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加了農場中畜力畜肥的使用。[xx]黃宗智將英國農戶農場的這種變化稱為是單位農場勞動的“資本化”，與江南單位農場上勞動投入的“過密化”形成鮮明對照。[xxi]廣西的新農業體系和英國的諾?？酥贫认啾容^，都是投工少，在各自內部的組件都能相得益彰的農業體系。但兩者仍存在重大的差異：英國諾?？酥贫仁且环N高資本的農業體系，而廣西的新三位一體農業體系卻是低資本的農業體系。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并不象英國與江南是由于在勞工投入上的差距所致，而是廣西與英國的農業體系內部相得益彰的關系的差異。諾?？梭w系內部是農牧業之間的相互結合與協調，牧業可以為農業提供充足的畜肥和畜力，從而提高整個英國農業的資本化程度；而稻作——旱作——林藝體系從本質上說，仍屬種植業的范疇。旱作、林藝與稻作相結合主要是彌補了廣西農戶勞力少、資本少的缺陷，而且進一步使廣西農戶倚重于當地的自然資源。結果抵制了廣西農業向節約勞動的資本化方向的發展，而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也就成為泡影。其實，這正是廣西農業體系和小農經營中的最大一個弱點。

以上，圍繞150年廣西小農家庭農場規模效益的提高與不提高，做了詳細的個案分析與考察，并與江南、英國等地同期的個體農戶的相應狀況做了比較。對于廣西農民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生產遲遲未能實現快速、持續的增長這一問題，從上文的實證分析和跨地域比較中，似乎也能找到某些思考的線索。

[i]周宏偉：《清代兩廣農業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0頁。

[ii]李閏華：《民族交往與近代廣西農業的發展變化》（未刊稿），為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2001屆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藏于廣西師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iii]陳春生：《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6頁。

[iv]楊乃良：《民國時期兩廣貿易交往及其對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廣西社會科學》2001年第一期。

[v]《說賑》下，《廣東文征》第30卷。

[vi]胡學林等著：《廣西經濟建設諸問題》，廣西省訓練團教材，1948年10月，第26頁。

[vii]張培剛：《廣西糧食調查》，廣西省政府總務處統計室編印，1934年，第127～130頁。

[viii]千家駒：《廣西省經濟概況》，商務印書館，1936年，農業之部。

[ix]千家駒：《廣西省經濟概況》，商務印書館，1936年，農業之部。

[x]廣西省政府經濟委員會編：《廣西各縣農村經濟狀況》，1925年，來賓部分。

[xi]摘自《廣西柳城等12縣農村經濟調查》，《廣西農業通訊》第2卷第7、8兩期合刊，廣西省政府農業管理處編印，1942年8月。

[xii]弋德華、李炳東：《廣西農業經濟史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1～311頁。

[xiii]弋德華、李炳東：《廣西農業經濟史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56頁。

[xiv]張先辰：《廣西經濟地理》，桂林文化供應社，1941年，第71頁。

[xv]徐毅：《近代民商與民族經濟開發——桂北湘南平地瑤的經濟特征》，《甘肅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xv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嫁q》，《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徐毅：《近代廣西區域的農民土地經營規?？嫁q》，《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xviii]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廣西瑤族社會歷史調查》第一冊，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第429頁。

[xix]弋德華、李炳東：《廣西農業經濟史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21～222頁。

[xx]M.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ngland:TheTransformationoftheAgrarianEconomy，1500～1850.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p.116～118.

[xxi]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叉：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

AReviewofReturnstoScaleofFarmManagementinModern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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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家族企業；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

論文摘要：我國民營企業普遍采用家族式的企業組織形式。通過對家族式企業社會關系網絡的分析，試圖說明社會關系網絡對家族式企業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這主要體現在減少企業內部協調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方面。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轉型時期，社會關系網絡的獲取和積累對于家族式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具有顯著的正效應。

中國的民營企業普遍采用的是家族企業組織和管理方式。從文化角度而言，家族式企業在亞洲文化環境下顯示出了特定的競爭優勢，這一競爭優勢主要來自于家族倫理的內部凝聚力、關系網絡帶來的信任和特許權以及在管理上降低監督、控制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等。實際上，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家族式企業也是一種主要的組織形式。但是，我國的家族式企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這體現在社會關系網絡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相當重要。從關系網絡的角度來界定，所謂家族企業，就是按照血緣、親緣以及地緣等特殊關系組成的網絡。曾經闡述過我國傳統社會關系與西方的“團體格局”的不同，即所謂的“差序格局”。他指出，一個以家文化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系達成的網絡。這一網絡是某種在時間流程內相對穩定的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模式，其特征是相互聯系和互利。家族式企業多是“弱組織和強網絡”。所謂弱組織，是指以家族企業為主的組織形式；所謂強網絡，是指家族企業之間以信譽為基礎的聯系具有長期穩定的特點。家族式企業之所以能夠成功，正是這種網絡關系彌補了組織軟弱的不足。在市場機制不完善、市場調節能力有限、社會規則不健全以及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強網絡可以被視為一種具有明顯優勢的廉價組織資源。因此，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社會背景下，應該肯定家族式企業存在與發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一、家族式企業產生的歷史背景

家族式企業作為一種企業形式，它是一種經濟關系的具體表現。它的產生、發展、轉變與消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中國的小農經濟歷史悠久，家族經濟的根基較之其他國家更加根深蒂固。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家族式企業將會長期存在和發展，尤其是在廣大農村不斷城鎮化、產業化的歷史進程中，家族經濟和家族式企業將會繼續大量出現。

（一）市場競爭效率的必然

在企業組織形式中，能夠在特定的市場環境、文化環境下更好地整合資源，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組織形式，就是有效率的。按照市場競爭的一般特性，國有企業的效率相對較低。而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時間尚短，其在中國扎根不深，不了解我國市場的文化底蘊，因此，不能擔當我國配置市場資源的主力軍。家族式企業在創業初期，以其小而靈活的特點，適應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模式。在市場競爭中，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家族各成員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外部尤其是市場變化的信息能夠很快地傳遞到企業的每位成員。同時，家長制的權威領導，可以使公司的決策速度達至最快。因此，在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和管理模式在逐漸轉變，而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模式尚未確立，家族制度自然而然地承擔起整合社會資源的責任。

（二）管理上的家長制

家族內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員能夠不辭辛苦、不計報酬地勤奮工作，這在創業的初始階段發揮了主要作用。家族式企業的創立者或繼承者，往往以其較大的股份、較高的輩份或獨特的個人魅力，在家族企業中扮演著家長的角色?！凹议L”依托家族的血緣關系，將企業的決策權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內部，從而建立了集中、穩定而強大的領導實體。但在很多時候，資產所有者和人的目標常常不一致，客觀上也存在著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問題。資產所有者可能面臨著資產流失的危險。家族式的管理幫助企業降低了監控成本，因此家族企業的總成本相對于其他類型的企業更低。家族成員彼此間的信任以及了解的程度遠高于其他非家族企業的成員，家族企業成員之間可能負擔較低的心理契約成本。因此，在企業規模不大、市場范圍有限、管理技術要求不高的創業階段，民營企業所有者經營的家族治理結構是有一定道理的。家族管理模式符合最小成本的管理學原則。

二、家族式企業管理模式的優缺點

無論是內地近年成長起來的私人企業，還是港、澳、臺以及在東南亞地區久負盛名的華人企業，無一不是從家族式企業起家。他們的管理理念和經營成功的文化底蘊都是中國傳統文化。華人在海外的創業環境，使他們必須以自我奮斗、依靠家庭成員協作、依靠同族、同鄉幫助才能獲得成功。因此，家族成員、同鄉之間自然產生了一種信賴和親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以寬容、仁愛、平均為準則的倫理型管理模式。

（一）家族式企業的優點

盡管許多家族式企業的管理平庸、技術低下，但仍有很強的生存能力和競爭能力，這就是家族式管理模式特有的優點，其集中表現在：第一，企業的員工多實行終身雇傭制，員工穩定且很少流動，因而人力資源開發投資少，員工培訓成本低，且能夠確保員工的整體素質較高。第二，職工對企業的依賴性強，企業有較強的凝聚力。終身雇傭和年工資制使員工不愿離開企業，一旦跳槽到新的企業，工資福利就重新從零開始。因而將員工的利益和命運與企業聯系起來，提高了企業的耐久力和抗風險能力。第三，內部人際關系和諧。家族式管理講求以情動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管理者使用職位權力較少，運用個人權威較多，因而勞資矛盾沖突少，企業的人事糾紛少，不易產生西方企業那種勞資對抗激烈，罷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惡性事件。第四，對新技術、新工藝有較強的吸收消化能力，能夠有效地防止企業機密和技術專利的泄露，其內部技術創新也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用性。第五，家族式企業中管理者和員工在感情上存在著“知恩圖報”的內在邏輯。員工有視管理者為衣食父母的報恩心理，非親緣員工也會有知遇之情、賞識之親、重用之恩，他們會以加倍的努力去報答。

（二）家族式企業的缺點

家族式企業的最大缺點是管理者憑其優越感而濫用權力，親疏分明，從而造成一些員工存有怨言。因而，這類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后，其弱點就表現得明顯，常常導致企業的不攻自破。

家族式企業管理過分重視人情，忽視制度建設和管理。這種管理模式，使企業內部人際關系融洽，為企業帶來了和諧的利益。但企業不是家庭，而是一個社會經濟組織，其成員的個人目標和利益與企業目標和利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和沖突，特別是沒有血緣關系的員工之間以及員工與管理者以及親屬或親信之間的利益關系的調整，必須有一個客觀公正的標準。用統一的制度和紀律來約束全體成員的行為，才能夠形成客觀公正的管理機制和良好的組織秩序。

家族式企業管理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們的道德、行為端正，作風嚴謹，起到了奉公敬業的表率作用，業務素質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長。他們大多是復合型人才，不僅是某個技術領域的專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和公關能手。由于他們的才能而限制了許多下屬作用的發揮，壓制了人才的成長，容易形成個人絕對權威。因此，這類企業經常會出現“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現象。同時，當此人不在或退位，組織會出現人才斷檔、權力真空的現象，造成企業一段時期內處于無組織的狀態。

家族式企業管理任人唯親現象嚴重。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常常按照親疏遠近而非因才適用。因此，在組織內產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別，造成“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的家族主義氛圍?！巴馊恕睘樯妫簿挖呇赘絼?，拉幫結派，容易造成企業內訌。因此，家族式企業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強、人際關系融洽，要么內部四分五裂、派系紛爭嚴重。

總體而言，家族式企業管理模式是具有一定優勢的，關鍵是看自己的領導能力。

三、家族式企業社會關系網絡的主要特征

社會關系網絡在我國家族式企業經濟活動中往往起著替代正式制度的作用，而在配置資源功能上顯得尤為突出。

第一，社會關系網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企業內部的協調成本，降低道德風險。有學者指出，以社會關系網絡為基礎的個人中心型管理是家族式企業內部管理的重要特征。企業內部各成員之間的交易是長期的，信任程度較高。通過內部的人際網絡關系，可以避免過高的行政費用和規模過大而缺乏靈活性。

第二，社會關系網絡可以協調企業與外部組織環境的關系。由于家族式企業缺乏搜尋、獲取資源的能力以及聲望，進而在傳統的市場上進行交易時處于劣勢。在這種情況下，家族式企業只有依靠其外部網絡，來獲得資源和完成交易。

第三，家族式企業對于社會關系網絡有著很強的路徑依賴。由于體制缺陷以及市場法制環境的不健全，家族式企業的管理高度依賴于企業家預先存在的社會網絡。無論是創業初期，還是發展壯大時期，均是如此。

第四，社會關系網絡對于家族式企業的人力資本的影響是顯著的。正是這種以血緣、親緣、地緣以及業緣關系為基礎形成的特殊的信任和規范的強關系，使得家族式企業在用人上具有明顯的“任人不避親”和排外性。其人力資本具有高趨同性和高緊密型的特征。而且，這種特殊的關系還深刻地影響著企業職員崗位的分配和職位的提升，也使得外部的人力資源很難融入家族式企業之中。

四、社會關系網絡與家族式企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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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營銷渠道；網絡營銷；農超對接；冷鏈物流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7034

1創新農產品營銷渠道的必要性

在技術變革更加迅速、市場競爭越發激烈的今天，產品同質化問題卻越來越突出，這一切都體現出營銷渠道的重要性：營銷渠道已經成為決定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營銷渠道是市場競爭的產物，有效地拓展營銷渠道也是參與競爭、在競爭中獲勝的重要手段。但是，就我國大多數企業而言，仍然沿用的是傳統的營銷渠道。在現今越發激烈的市場競爭下，傳統營銷渠道的弱點也越發突出。

農產品一般都存在季節性，有淡旺季之分，相同的農產品在不同季節的價格也波動較大。一般來說，“反季節生產”的農產品，其銷售價格一般要比正常生長時節高得多。與此同時，農產品生產的地域性也非常強，南北差異，沿海與內地的農產品的生產也存在較大差異。同一品種的農產品，在不同的地區種植，其生長時間、收獲時間、單位面積產量、質量以及價格往往都有較大差異。為了最大化利用農產品的價值，充分解決農產品的時間效用與空間效用問題，我們需要進一步去創新營銷渠道。

為了促進我國農業又好又快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當務之急是解決當前農產品營銷體系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積極構建新型的農產品營銷體系。

2制約農產品營銷的因素分析

21物流政策及設施不完善

物流企業數量多，基礎設施相對滯后，物流標準難以統一；規模小，先進技術難以推廣，資源浪費的問題突出；效率低，物流成本高；政策法規不夠完善，市場魚龍混雜，不能滿足現代物流發展的要求。我國的水果蔬菜無論在品質還是數量上均占世界首位，但由于物流方面的缺陷，損耗量高達25%～30%（發達國家的損耗量約為5%），損耗價值750億元，大約90%的肉類、80%的水產品、大量的牛奶和豆制品基本上還在沒有冷鏈保證的情況下運輸，其中80%以上的生鮮品是采用常溫保存、流通加工的。據統計，常溫物流中糧油損耗約15%、蛋約15%、肉干約3%。

22農村信息傳播技術相對落后

我國很多農村地理位置偏僻，規模較小，居住分散，分布廣泛，且大多數地區經濟水平仍有待提高。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薄弱，很多信息機構仍然不健全，信息通達度低?；ヂ摼W的普及程度直接關系到網絡營銷活動的開展。2014年5月的《2013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指出：截至2013年12月，我國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達到275%，而城鎮則為62%。從目前來看，雖然城鄉互聯網普及差距進一步縮減，但與城市相比，農村互聯網普及率依然較低，與城市尚有非常大的差距。農村信息傳遞滯后，信息準確及時的傳播仍然有很大的阻礙。想要獲取信息就必須依靠農村集市，消息經過大眾口口相傳，其真實性大大降低，造成農產品信息不對稱，跨區域購買難度大，也增加了購買成本。而且農民還不能很好地獲取和鑒別信息，不能準確地了解市場走向，判斷市場需求。就目前農村的狀況來說，還遠遠不能滿足現代化生產和農業發展的需求。

23農民缺乏市場營銷意識

農村現在的營銷模式仍然是在當地購買和消費。突破地域限制的可能性小，推廣范圍小。受我國長期以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影響，再加上我國農民知識水平普遍偏低，并且農民很少關注市場走向和市場需求，一般都是盲目跟風市場，只考慮生產，且大多數農民會生產市場上適銷價高的產品。這就會導致來年同類產品富余，價格必然隨著供過于求而降低，銷售產品所得的利潤往往遠低于人工費用。我國農產品的營銷狀況并不樂觀，農業企業數量少，產業化、標準化程度低，缺少正確的指導，發展緩慢。

24銷售層次過多不利于農民增收

我國幅員遼闊，農產品分銷渠道多，農產品在流通過程中，從生產者到農產品分銷市場（一級市場，二級市場……）， 再從各分銷市場分銷給各中間商，最后才能到達消費者手中。農產品營銷渠道層次過多，產品流通時間過長，容易造成產品的破損和腐敗，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成本，導致農產品價格產銷差異大，而農民卻沒有得到較多的利益，長此以往會打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不利于市場經濟活動的有序進行。

25農產品加工方法落后，設施簡陋

涼山地區，農業發展歷史雖然源遠流長，但產業化發展起步較晚，農業技術相對落后，產能也相對較低，農產品精深加工程度低，產地初加工發展不足，主要還是以初級產品為主，這直接影響農民收入和整個農業的發展水平。有關數據顯示，由于產地初加工方法落后、設施簡陋，我國的糧食產后損失率達7%～10%，遠高于發達國家1%的水平，其中玉米的采后腐損率高達8%～12%，馬鈴薯為15%～25%，由此測算，我國每年的糧食損失超過3500×104噸，以每噸4000元計算，則損失產值約15億元。我國的果蔬產后損失率為10%～20%，遠高于發達國家5%的水平，其中水果為10%～15%，蔬菜為15%～20%。

對農產品進行合理的初加工不僅可以減少浪費、提高質量、穩定價格、增加有效供給，還可以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促進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促進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

3借鑒“宏林”發展模式服務農民

“宏林”從事綠色農業，擁有土豆、洋蔥、韭黃、石榴、葡萄、獼猴桃等多種水果蔬菜種植基地和反季節蔬菜基地。公司主要經營批發零售各類農副產品以及對各類農產品進行初加工。“宏林”農產品配送中心更是整個地區的先行者。建設有2500平方米農產品電子信息商務管理平臺、電子商務果蔬檢測檢驗中心及農產品質量追溯系統，這不僅能拓展交易的寬度與廣度，也為交易貨品質量提供科學支撐?！昂炅帧苯ㄔO有1500平方米的農產品分類加工車間和15000噸規格的商用氣調保鮮庫，引進德國冷藏技術，購進全德國進口設備，打造攀西地區最大的冷鏈流通運輸體系和現代化的冷鏈存儲系統及全世界最先進的農產品五次追溯系統。這勢必將大大打開涼山地區優質農產品外銷的大門，源源不斷地將涼山地區優質的馬鈴薯、洋蔥、苦蕎麥、蘋果、草莓等時令果蔬銷往全川、全國。此外中心還建設有近10000平方米的農產品批發交易區（水果交易區、蔬菜交易區、藥材交易區、預包裝食品交易區），建成涼山州農產品區域性物流配送集散中心，滿足涼山州、西昌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承接成昆，聯動雅攀”的發展戰略，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該物流配送中心通過農產品旺儲淡銷，實現從產地到市場的無縫對接，降低30%以上成本，減少中間損耗，助農增收30%左右。有效解決了農民增產不增收的問題，真正解決涼山農產品“賣難”問題，實現涼山農產品的均衡供應。讓大涼山優質農產品走出家門，走出中國，走向世界。

4創新營銷方式促發展

為了促進我國農業又好又快發展，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當務之急是解決當前農產品營銷體系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積極構建新型的農產品營銷體系。

41網絡營銷

農產品網絡營銷是指在農產品銷售過程中，企業改變傳統的在農村集市中獲取信息的方法，利用先進的網絡技術，開展電子商務活動，在搭建的電子商務平臺上及時與收集產品需求、價格、農業政策等信息，并依靠農業生產基地和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統進行農產品買賣的營銷方式。

互聯網突破了信息傳播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限制，就傳統的商務活動而言，網絡營銷更具有實效性。傳統模式下，信息傳遞渠道不暢，速度慢，易造成買賣雙方信息失衡。為了更有效地進行網絡營銷，需做好如下工作。

411進一步完善電子商務政策

從1998年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與信息產業部聯合宣布啟動“金貿”（以電子貿易為主要內容）工程開始，電子商務逐步進入可持續穩定發展時期。支持高速數據傳輸的蜂窩移動通信技術（3G技術）的蓬勃發展更是成為電子商務大踏步向前的強勁動力。電子商務現已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先后出臺系列政策措施，規范電子商務的管理和服務，完善關于電子商務應用的政策、管理制度和標準規范，推進電子商務又好又快的發展。國家在2012 年提出了“積極發展電子商務”這一明確指示，但對于符合農產品特點的平臺還有待進一步出臺政策，比如規范發展流程、制定標準、完善追蹤體系等方面需要出臺一系列針對性（農產品特點）的政策。

412及時更新農產品網絡信息

互聯網的迅速普及，使得網絡真正成為人們交流、溝通以及信息交互的必需工具?；ヂ摼W可以傳輸文本、聲音、圖像等多種形式的內容，極大地簡化了人們面對面的信息交互方式。消費者自主瀏覽企業的產品信息，根據各自不同喜好和具體情況，選擇更加適合的產品。農產品是時效性比較強的商品，所以及時更新網絡信息非常重要，這樣既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又有利于消費者及時獲得自己想要的產品。

413加大網絡地域的普及率

互聯網快速、便捷、低成本的特性，也在不同程度上擴大了信息傳播的范圍，加快了信息傳播的速度，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為了農民能更好地與各界聯系，國家應該加大網絡的布局范圍，要求網絡運營商必須在農村地區，尤其是生產特色農產品的區域建立網絡，在降低網絡費用上給予優惠政策，真正做到為農民辦實事、辦好事。

42減少流通環節，實現農超對接

農超對接指的是農戶和商家簽訂意向性協議書，由農戶向超市、菜市場和便民店直供農產品的新型流通方式，主要是為優質農產品進入超市搭建平臺。農超對接是國外農產品生產銷售普遍采用的模式，亞太地區的農產品經超市銷售比例達70%以上，但中國只有15%左右。我國農業大部分是分散生產，分散銷售，組織化程度低。農超對接的出現無疑是一種進步，直接到基地采購，壓縮中間環節，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另外，對于緩解特色農產品被局限在產地無法進入大市場銷售和解決農民賣菜難，以及降低流通環節費用會起到很大作用?！稗r超對接”既可解決城鎮居民吃菜難、不新鮮、時間受限制的難題，又解決了菜農難以預測銷售市場的后顧之憂，也節約了商家成本，多方受益。正因為如此，才真正做到了將更多利益留給農民和消費者。

43完善冷鏈物流

隨著全球化、市場化和網絡化的進一步推進，物流企業也得到快速發展。而現代物流則是企業網絡營銷、建立網絡營銷平臺的重要構成要素之一。物流的發展，拉近了銷售商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使其關系更加密切。

在我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越來越高，人民現在早已越過溫飽問題，更加關注食品的安全性。每日必備的瓜果蔬菜的新鮮程度，更是人們考慮的重要因素。

冷鏈物流指易腐食品在生產、貯藏、運輸、銷售的過程中，始終處于規定的低溫環境下，并以裝有制冷機組的制冷裝置和聚氨酯隔熱廂的冷藏專用運輸汽車來實現物流配送的物流方式。

雖然我國尚未形成完整的冷凍冷藏鏈，但在未來，大量農產品投入冷鏈流通則勢在必行，這不僅是人民的要求，更是順應時展的必然趨勢。在農產品生產、貯藏、運輸、銷售的過程中引入一站式冷鏈物流服務，可大大降低其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提高經濟效益。

44更新農產品初加工設施

農產品初加工是指對農產品一次性的不涉及農產品內在成分改變的加工，即對收獲的各種農新產品（包括紡織纖維原料）進行去籽、凈化、分類、曬干、剝皮、漚軟或大批包裝以提供初級市場的服務活動，以及其他農新產品的初加工活動。由于產地初加工方法落后、設施簡陋，我國的農產品損失率較高。因此，國家與企業應該加快加工設備的更新，引進現代化、機械化的機器或作業流水線，最大限度降低產品的有效成分損失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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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

1.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思維藝術，其整體有機思維是相當發達的，以致“古希臘的哲學家都是天生的自發的辯證論者?！盵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的思想家除了運用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外，更發展了形式邏輯思維藝術，形成為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這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按發生認識論創始人皮亞杰的解釋：“主要特征是它們有能力處理假說而不只是單純的處理客體，”[3][1]從僅僅可能的真實性中“抓住各種可能的變換，并且只憑想象或演繹的事件去同化現實，”[4]③并引出必要的結論，從而構成假說——演繹推理程序。西方第一個哲學家，米利都學派的創始人泰勒斯，在幾何學領域作出杰出貢獻的同時，揭開了這種思維藝術的序幕。英國著名希臘數學史家希思在總結泰勒斯在幾何學上的發展的貢獻時指出：“幾何學開始成為建立在一般性命題之上的一門演繹科學?！盵5][1]畢泰戈拉及其學派推進了這種思維藝術，而亞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邏輯這門學科的同時，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繹為特征的思維藝術。后來歐幾里德又進一步把這種思維藝術貫徹和運用到幾何學中，從而進一步完善了這種思維藝術。

這種以形式邏輯為主要工具的思維藝術，對西方、特別是對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的，科學的發展基礎之一，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的偉大成就。正由于這種思維藝術的強有力的影響，即使進入中世紀哲學成為神學的奴婢;占主導地位的經院哲學，也并末能從根本上否認理性和形式思維的作用，它主要是運用形式邏輯的藝術，從外在的權威，即教會所肯定和解釋的圣經出發，演繹、推論出事實。這種思維藝術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并繼續發揮著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總之，西方思維傳統中既有整體有機思維藝術，也有形式思維藝術，但后者長期以來占著主導地位，并對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實踐，特別是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等等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當這種思維藝術發展成為一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時，就成為人們進一步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認識能力的障礙，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級的整體有機思維藝術，即辯證邏輯發展。即便這樣，這種形式分析思維仍未喪失其價值。它在相當廣泛的，各依對象的性質而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臘和15、16世紀以來，西方數學和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績就是明證，因此今后還可以繼續作出貢獻。就西方來講，當前更為需要的是運用辯證思維，因為無論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已進入需要進行廣泛綜合的時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樣，學會辯證地思維的自然科學家到現在還屈指可數，因此“不僅哲學，而且一切科學，現在都必須在自己的特殊領域內揭示這個不斷的轉變過程的運動規律。[6][1]只有運用唯物主義的辯證邏輯，才能做到這一點。

2.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特征和發展

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一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人類思維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較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特征，正確概括和科學評價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長處和短處，探索它在現時代的轉換趨向，使其更適應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改革實踐，是當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指自古代延續下來的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思維結構模式或思維定勢。其基本特征，在于經驗整合型的主體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經驗綜合型的整體辯證思維;就基本程序和定勢而言，則是意向性的直覺、意象思維和主體內向思維;兩者的相結合，體現了我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基本面貌。中國傳統思維的經驗綜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維相對立，它傾向于對感性經驗作抽象的整體把握，而不是對經驗事實作具體的概念析;它重視對感性經驗的直接超越，卻又同經驗保持著直接聯系;它主張在主客體的統一中把握整體系統及其動態平衡，卻忽視了主客體的對立以及概念系統的邏輯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確定性和明晰性。中國傳統思維的意向性從“天人合一”的整體模式出發，導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對象性認識。它突出了思維的主體因素，而不是對象因素;突出了主體的意向活動及其價值判斷，而不是認識主體對客觀實體的定向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似乎有點像西方的現象學，但卻沒有現象學那樣的意識“還原”和“懸擱”;它不僅承認對象客體和本質、本體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體合而為一，構成了一個整體系統。

經驗綜合的最終結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會）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因而表現為整體辯證思維。李約瑟認為：“當希臘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到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盵7][1]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最顯著優點在于辯證思維。這種辯證特性，主要包含兩點：一是整體思維。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強調整體觀點，認為世界（天地）是一個整體，人和物也都是一個整體，整體包含許多部分，各部分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想了解各部分，必須了解整體?！疤烊撕弦弧笔沁@種整體思維的根本特點。人和自然界不是處在主客體的對立中，而是處在完全統一的整體結構中，兩者可以互相轉換，是一個雙向調節的系統，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調整安排。這表現在思維藝術上，雖然有形上與形下、體和用之分，但形上不離開下，本體不離作用，渾然一體，不能區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維。它認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研究問題，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對象的兩個方面。同時認為所有對立的兩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動”，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維原則。在以后的發展中，又提出了“無獨必有對”、“物極必反”和“一”與“兩”的命題。

顯然，傳統思維藝術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極的，它不僅反映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和風格，形成了獨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對整個世界歷史都具有價值和意義。除上述辯證思維對我國古代科學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經驗整合型的整體思維同當代的系統論整體思維也有某種相似，它不僅在人體生命科學如中醫學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對于其它綜合性科學也有啟發意義。再如直覺思維、意象思維不僅在倫理學、美學和藝術領域中發揮著巨大作用，而且蘊藏著極大的創造力和豐富的想象力，并且同當代符號學有某種聯系。它是科學思維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至于主體意向思維，對于確立認識的主體性和實現人的自我價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國傳統思維畢竟是前科學的直觀性思維，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業社會及其科學基礎上的科學思維。因此，必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理論及其思維成果，徹底改變傳統思維的模式。

首先，必須補上形式思維這一環節。正如在經濟的發展上，我們不能跳過“商品經濟”這一環節一樣，在思維的發展上，我們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維”這一階段。而且，歷史的辯證法還在于，經濟上的“商品化”與思維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幾乎是同步產生的，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

形式思維把人類思維從籠統的整體性推向細節性、定量化，體現出思維的精確性。黑格爾把思維的形式化過程稱為“知性思維”或“理智”。辯證法一方面是對客觀世界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對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說，沒有發達的知性思維過程，就不會產生作為對知性思維的揚棄的辯證法?，F代的辯證思維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觀的樸素的辯證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維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

用思維發展的一般過程來對照我國傳統思維藝術，不難發現它的要害之處在于缺乏知性思維的充分發展這一環節。它的優點是整體性、系統性、辯證性，但卻是立足于直觀性、類比性的基礎上，因而只能是樸素的辯證思維。而“揚棄”這種樸素的辯證思維，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維。明朝徐光啟意識到了中國思維藝術的這一弱點，認為西方科學的長處在于嚴密的邏輯體系，并把這一思維方式比喻為繡鴛鴦的“金針”，而中國人沒有掌握住這一“金針”。因此，加強我們思維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確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華民族思維藝術水平，把樸素的辯證思維提高到科學的辯證思維的必經環節和階段。

其次，必須注重科學技術知識。嚴復在比較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時，認為就思維對象或內容而言，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就在于以“古紙堆”為對象與以“自然界”為對象的區別。西方科學技術在明代以前并無超越中國人之處，后來中國科學技術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學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國人則皓首窮經。中國人普遍認為，科學技術無論多么高明總不過屬于“藝”和“器”的部分，這部分本屬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為可恥;只有“真心誠意”的大道理，“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才是最有價值的大學問。于是造成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狀態：科學研究、創造發明不被鼓勵，它只能自生自滅，循環迭現;知識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結果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始終是感性的，缺乏理論和邏輯，往往不能形成科學公理。盡管四大發明源于中國，但卻沒能引起科技變革，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社會關系、思維藝術的巨大變革。約克多?雨果說：“在歐洲，一有一種發現，馬上就生氣勃勃地發展為一種奇妙的東西，而在中國卻依然停滯在胚胎狀態，無聲無息。中國真是保存胎兒的酒精瓶”。中國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維傳統，提高思維藝術水平，必須要從“古紙堆”中跳出來，改變輕視、打擊和冷遇科學技術的惡習，要象西方人那樣，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鉆研和認真學習科學技術。

我們要在繼承我國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吸取西方思維的成果，以發展、改造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使之更為科學化、現代化。而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在改造傳統思維過程中還必須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現代思維的水平上對思維傳統進行反思。一方面，我們對思維藝術的調整改造，無需簡單重復西方曾經走過的路。我們必須運用的觀點，站在現代思維和現代實踐的高度上，對西方已經走過的思維道路以及現在的思維趨向進行分析。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站在現代實踐和現代思維水平上，自主地展開與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維藝術的交流。在現代的信息條件下，人類思維正不斷趨于同步化;但這種同步性、統一性是以多樣性、差異性為基礎的。我們要形成的是以哲學為基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樣化的現代思維，只有這樣，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義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維藝術的變革與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活動方式的變革結合起來。思維藝術的變革決不是單項的，而是社會整個變革中的一項?，F代思維的特點之一，便是它與行為、生活和活動的緊密結合，并具有較快的轉化節奏和周期。馬克思指出：“甚至人們頭腦中模糊的東西也是他們的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的，與物質前提相聯系的物質生活過程的必然升華物?！盵8][1]思維藝術的變革本身，就是人們要求變革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動方式的體現;思維藝術只有與活動方式結合起來，才展現出變革的意義。

中華民族傳統思維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輝歷史。挖掘埋藏于這一歷史進程中的寶藏，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開放性的現代化思維，不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維進行交流，也需要吸取傳統思維中的精華?？梢源_信，從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鑒的珍品，并使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重放異彩。

二、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有一個方法論的問題。任何一種思維藝術，都是一定時代的一定生產方式的產物，因而都具有某種合理性，同時也都具有某種局限性。從縱向來看，后起的思維藝術，并不能全盤否定、先前的思維藝術，正如高級的社會運動的出現并不能否定低級的機械運動的作用一樣。從橫向來看，不同地域的思維藝術，在整個人類思維的發展中，都只是一個方面或一個側面，不宜硬去比較孰優孰劣。在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各種思維藝術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們之間的結合和互補，開辟了人類科學思維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比較研究中，應該實事求是地分析各種思維藝術的特點、歷史作用及發展趨勢。

為了從總體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差異，有必要將中國與西歐兩種學術思潮及思維藝術變遷的基本路線作個粗略的劃分：

在中國，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戰國諸子文化的興起，為中國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開源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覺醒的時期;大約公元前206－公無1644年，即由兩漢儒學經術的發展經魏晉隋唐時期儒、釋、道的斗爭，直至宋明思辨“儒學——理學”，為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以帶神學色彩的儒學與理學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從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與今文經學至對儒學的批判，是中國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與科學技術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期。

在西歐，從大約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臘英雄神話時代到古典希臘哲學、科學、藝術的啟蒙興盛，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一階段，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覺醒的時期;從大約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臘、羅馬哲學與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形成，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二階段，這是僧侶主義占統治地位的神學的時期;從大約公元1100－1600年，即由對宗教神學的批判導致的文藝復興到近代實驗科學的誕生，為西方思維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理性復活和科學興起的時期。

上述中西方學術思潮與思維藝術變遷的脈絡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國，帶宗教色彩的儒學——理學統治時期比西歐中世紀神學統治時期更長（約長800年）。不過，就中西方思維藝術的具體內容來看，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第一，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以人倫為中心，呈現出以天道與人道相結合的主客體互溶的致思傾向;而西方傳統思維藝術崇尚自然，呈現出以自然為主要對象的致思傾向。

中國古代的災難性氣候，象夢魘一樣壓抑著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們。人們無力戰勝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間的英雄。隨著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國傳統思維中重視人倫、輕視自然的傾向也由此而萌發。這種輕自然、重倫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會思潮，在春秋時展為一種普遍的時代精神。在古代思維中，這種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的特征，經過長期歷史的積淀，以邏輯的格的形式固定下來，作為一種致思傾向，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顯著特點。愈到后來，這種思維藝術就愈成熟，愈具有豐富的內涵。從廣義上說，思維藝術作為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它與中國人文文化是互為表里的;從狹義上說，由這種思維藝術所建構的哲學，是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學”。

中國文化具有人文主義特點。但這種人文主義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義。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現在注重社會的人格，而不是注重個體的人格。人們習慣于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把人看成群體的分子、群體的角色，而不是單個的個體，得出人是具有群體生存需要、有倫理道德的自覺的互動個體的結論，并把仁愛、正義、寬容、和諧、義務、貢獻之類納入這種認識中，認為每個人都是所屬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命運同群體息息相關。在這種文化氛圍中練就的思維藝術，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種文化的印記。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致思傾向，多側重于向內探求，認為價值之源內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認識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發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此，倫理原則是第一位的，“善”與“不善”是一切社會行為和科學活動的準繩，“內圣外王”是修身、內省的最高目標。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必須有“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的功夫。

但是這種內傾性，并不突出獨立個體的地位，相反，群體是包括個體的;個體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其價值標準是倫常秩序?！俺缟啤钡臉O境，一方面是內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為（視、聽、言、動）必須符于“禮”，即符合社會規范和道德規范?！岸Y”成了修身、內省的標準。這兩者的關系是，倫常秩序（“禮”）不是由外面強加給個人的，而是個人通過修身、內省自然地推出來的，因而個人也就自覺地、誠心地服從它。人們既然以倫理道德為綱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視野之外了。思維的中心內容，便只是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是農業——宗法社會里思維藝術的典型特點。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內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數唯物主義哲學家將自然作為自身之外的對象來研究,一般來說,主導方面是將自然包容于心，“萬物皆備于我”，以人為天，天人合一，還原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識與意識對象（自然界）的界線劃得很清，因此他們有系統的本體論、認識論。中國人則基本上不在內心世界與外部自然界之間劃出鴻溝，在傳統的思維藝術中，這兩個世界是互相交錯、互相滲透、互相結合的。當然，在中國思維發展史上，也有將兩者分離的。

中國傳統的思維藝術，從反天道、重人道，發展到將客體自然（天道）化為主體人心（人道），使主客體互溶，這樣，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是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一個基本傾向。

在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賜，人們對于自然界的態度，卻不象中國原始民眾那樣始終受到災難性氣候的威脅而產生對立情緒。因此，從古希臘開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識的學術傳統。古希臘的文獻記載和哲人們的著作殘篇都說明自然界是這些思想家研究的對象。恩格斯說：“最早的希臘哲學家同時也是自然科學家?！盵9][1]古希臘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思維傳統卻一直在西方延續下來。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后，作為自然科學的哲學家比比皆是。到了現代、當代，這個特點更加突出。愛因斯坦說過，現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幾乎都是哲學家。愛因斯坦本人就是一個例子。這種情況在中國是極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現代以至當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學家的廖若晨星。中國古代的人們當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與社會的政治倫理相聯系、相附會，從現實的利益需要來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們大都是為了純粹的追求知識而探索自然的奧秘，把自然界視為比較獨立的研究對象。顯然，中國傳統思維藝術與西方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是不一樣的。中國近代以后在科學方面的長期落伍，固然與中國長期的封建制度和小農經濟有密切關系，但也不能忽視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視覺焦點不在自然界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自然科學的發展又發反過來促進了思維藝術的發展。在古希臘，自然界還被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自然現象的總聯系還沒有在細節方面得到證明，世界被看成是從某種渾沌中產生出來的東西，在思維藝術上，就表現為天然的純樸的形式，表現為整體上的樸素的辯證法與唯物主義。到15世紀下半葉，近代自然科學誕生，一直到18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是力學和數學，各門自然科學正處在材料的搜集階段。這種狀況影響到思維藝術，就形成機械的、形而上學的思維傳統。18世紀下半葉以后，歐洲近代自然科學由搜集材料階段發展到整理材料、各學科互相綜合和滲透的階段，自然科學系統地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系的清晰圖畫，在這種背景下，“新的自然觀的基本點是完備了：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東西變成了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的和循環中運動著。”[10][1]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藝術，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科學基礎上產生的。

西方思維藝術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為視覺焦點的致思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點，它不僅加速了自然科學的發展，也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學與民主的傳統。

第二，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具有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特點;而西方思維藝術則具有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特點。

人類思維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一般說來，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產方式。原始人類的生產實踐水平和科學認識水平都極低，原始人對自然未有精細的認識。在原始人類面前，自然界是一個神秘的、不可戰勝的整體力量。同時，原始人分化主客體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這一時期的思維就具有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

這種特點，在古代中國和古代西方的思維藝術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天然純樸”的“天才直覺”的思維藝術，隨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在15世紀以后逐漸被一種追求局部性、精確性、實證性的思維藝術所代替。在中國，自然科學在古代取得輝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卻沒有獲得長足的進展，即沒有象西方那樣進步到對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學的停滯不前，以及農業型自然經濟的長期延續，“大一統”宗法社會的不斷加強，使中國傳統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始終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相反卻得到進一步完善和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有代表性的特點。

意會體悟的直覺性。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具有內傾性;而直覺性則與內傾性有密切的關系。內傾性強調向內尋找，如“反求諸己”、“反求自識”、“反身而誠”等，這種內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確的言語表達，即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人們也就只能靠感覺、體驗、意會、領悟來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邏輯思維的成分，因而往往帶有神秘色彩。直覺雖然直到現代仍然是人類多種思維藝術的一種，在認識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為認識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維和實踐活動在認識的作用，這樣就歪曲了直覺思維的本質，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

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在中國，自然科學沒有發展成為近代形態，沒有一個分門別類作精確研究的階段。進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體性思維特點。整體性思維對世界的把握是籠統的而不是精確的。整體性思維把世界看成是某種從渾沌中產生出來的一個整體，一個不斷變化、不斷流轉的過程。它注重自然和諧，習慣于融會貫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張從局部、細節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結合為一體，主張人參與自然界;自然界滲透于人“心”，所謂“萬物一體”、“天人合一”?，F代思維雖然也強調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但它是在認識各個細節的基礎上對整體的科學把握。而中國傳統思維的整體觀并沒有經過對整體的剖析，其思維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樸素的認識階段，因而有待向現代思維靠攏。

朦朧猜測的模糊性。以整體性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思維往往固執于對事物的質的判斷，而忽視對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準確清晰而往往帶有朦朧的猜測成份;其思維范疇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和多義性;在方法上，則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這種思維藝術只能給人們提供關于事物的模糊整體圖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由于歷史的局限而存在著很多缺陷，但綜觀人類思維發展的全景，這種思維藝術是人們認識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發展。思維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應的場合有它獨特的作用，這種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維藝術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國哲學史上，多數哲學家注重對事物的總體把握，注重事物的運動和聯系，與這種思維藝術有著密切聯系。

在中國，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沒有明顯的階段性差異，基本上是一以貫之地漸進發展;而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歷程卻不一樣，古希臘思維傳統和西方近代思維傳統有明顯差別。近代以后，由于經驗自然科學的迅速發展，西方思維藝術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直覺性、整體性和模糊性思維傳統，在近代科學沖擊下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與近代自然科學相適應的，以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為特點的思維藝術。

以古代科學以經驗為主不同，近代科學以理性為主，十分重視實驗的或實證的方法和歸納的方法對科學發展的作用。這個方法的創始人是英國近代實驗科學的始祖培根。在他看來，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因此實驗科學具有重要意義，科學本身就是實驗的科學;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須用大量事實作依據，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單一的、個別的東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論。培根開創的重視觀察和實驗、重視例證和歸納的科學方法論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直到現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維藝術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維藝術除了突出實證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學發展狀況的影響，還形成了局部性、機械性、形而上學性等特點。從15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末，是西方自然科學分門別類地搜集材料的階段。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天文學、化學、生物學等在這一時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發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學，它是近代自然科學誕生后的第一門獨立科學。所有這些學科，都是孤立地、靜止地進行研究的，每個學科都只看到自己領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沒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運動著的有機聯系的整體。牛頓力學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機械力學規律被片面夸大并用來說明一切自然現象。自然科學發展的這種狀況，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思維藝術。培根和洛克最先把這種孤立的、靜止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研究方法帶到哲學領域，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運用和發揮，積淀在人們的深層心理結構中，成為西方思維藝術中一個重要方面。

自然科學的分門別類和量化發展，也帶來了思維藝術上的精確性特點。近代數學的巨大發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學對精確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學、力學、生物學、化學等科學領域，都需要精確的計算。近代的力學家幾乎都在數學上有很深的造詣。同時，由于實證思潮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某一理論的建立，必須有精確的經驗事實支持。這種對于精確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維藝術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對于無論什么結論，西方人幾乎都會問：有沒有數字根據？統計是否精確？

西方思維藝術的實證性、局部性和精確性，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產物，它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起過重大作用，但隨著科學的進一步發展，這些特點卻難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實證性和精確性原則在許多科學領域里（特別是在微觀物質領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對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導致機械論和形而上學，從而阻礙對世界全貌和事物間總體聯系的把握。

第三，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疏于邏輯推理，忽視理論體系;而西方思維則強調邏輯推理，重視理論體系。

中國傳統思維中意會體悟的直覺性、籠統素樸的整體性和朦朧猜測的模糊性，蘊含著系統思想的萌芽?！按蠡餍小?、“萬物化生”，天地萬物渾然一體，這些都是對對象世界的比較正確的描述。中國傳統思維雖然能系統地整體地思考對象，但卻不注重邏輯推理。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思維對事物的把握，往往通過體驗、意會和領悟，講究“設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運用嚴密的邏輯推理。

誠然，在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中，邏輯思想曾有過一段輝煌歷史，如先秦時期的辯者派和正名派，特別是辯者派中的墨辯邏輯，就曾興盛一時。在先秦邏輯思想中，不僅有形式邏輯的內容，而且有較發達的辯證邏輯思想，同時還有數理邏輯和語言邏輯的萌芽。墨辯邏輯的“三物”（故、理、類）理論，可與西方的三段論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終究是不發達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國的邏輯思維不象西方那樣有關于思維形式和論證方法的系統完整的理論?！赌q》雖然是一部邏輯的著作，其中有非常豐富的邏輯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邏輯推理演繹系統和方法論體系。其二，中國傳統的邏輯思維藝術，往往與倫理的規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術思想緊密相連，并屈從于倫理和政治，這樣就削弱了對邏輯思維藝術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邏輯理論，大都偏于對某些概念、命題的論爭，如名實之爭，關于“白馬非馬”、“離堅白”的爭論等。同時，在說明一些邏輯觀點和方法時，仍然采取“設象喻理”的辦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藝形式等形象思維方式闡釋甚至代替邏輯規則。其四，“設象喻理”的思維方法妨礙了邏輯向符號化、形式化發展。在中國先秦之后，邏輯思想基本陷于停頓，純邏輯研究幾乎沒有了，更談不上如西方那樣發展到近現代邏輯，如概率邏輯、模態邏輯、模糊邏輯、語言邏輯等。

由于疏于邏輯推理，中國自先秦以來一直強調“實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這可以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加以分析說明。從內容上看，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十分重視“經世致用”，重現實，重人倫，強調理論必須維護倫理綱紀，必須有益于政治，認為探究理論的目的是為了眼前的實用。而西方學者往往并不注重學術理論與人們實際利益的直接關聯，亞里士多德就說過，希臘人“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知而從事學術，并無任何實用的目的?！盵11]西方很多學者都是為了純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觀世界的奧秘。這種學術傳統使很多著名的理論體系得以誕生。而中國學術史上，這方面卻是個弱點。從形式上看，中國傳統思維不重視宏觀、系統的理論表達方式，而是采用“設象喻理”、“微言大義”、“語錄體”等表達方式?！罢Z錄”需作詳細注釋、發揮，“微言大義”之義蘊何處也不很明確。因此，中國有一門獨特的學問，稱之為經學，即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之學。形式是由內容所決定的，理論體系的貧乏導致表現形式上的這種狀況。

西方的邏輯思維傳統發端于古希臘。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作為傳統形式邏輯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邏輯理論體系?，F代形式邏輯的許多重要內容，在兩千多年前的亞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亞里士多德開創的邏輯學，在西方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到近代以后，英國培根對邏輯學又作出了重大發展，他針對亞里士多德邏輯重演繹、輕歸納的特點，第一個系統地制定了經驗的歸納法。他的歸納邏輯運用了“三表（本質和存在表、差異表、比較表）法”，并以此豐富和發展了亞里士多德邏輯中的簡單枚舉歸納法。到19世紀，英國哲學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廣為契合法、差異法和共變法，同時還創立剩余法，發展了歸納邏輯。邏輯思維發達與否的重要標志在于是否達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紀末，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就曾試圖建立形式的演繹邏輯，并在邏輯的符號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為數理邏輯的先驅。19世紀中葉，英國數學家布爾創建了以他命名的邏輯代數系統，使邏輯形式化有了重要發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現代化形式的數理邏輯命題演算體系，即構成了最早的命題邏輯的公理系統。到2O世紀30年代，現代邏輯又取得了幾項輝煌的成就。

西方現代邏輯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發展，充分說明了重視邏輯思維的傳統在西方思維藝術中所占的主導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這種思維傳統與中國思維傳統相比較，就會看到，在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現代邏輯的所有成果，幾乎全是從西方引進的。從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國思維傳統和西方思維傳統的明顯差別。

西方思維除強調邏輯思維外，還非常重視理論的體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奧秘的過程中以“求知”、“愛智”為目標，追求理性的享受，著重發展知識論。各種理論體系象一個個螺旋上升的圓圈，綿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長河中。亞里士多德以博學著稱，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其著作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認識論和心理學等各個方面。他不僅把各個領域的知識匯合成一個龐大的體系，而且每一領域的知識也自成體系。在他之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是人們所熟知的。到中世紀，正統經院哲學系統化，形成了托馬斯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則是理論體系層出不窮的時代。法國笛卡爾不僅建立了物理學和數學的體系，而且還論證了他的“形而上學”世界觀體系，以及以幾何學為標本的理性演繹方法體系。英國洛克在巨著《人類理智論》中建立了龐大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的理論體系。德國人更不愧是構造理論體系的好手?？档碌摹叭笈小睒嫵闪酥南闰炚?。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包括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個完整的體系。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理論體系也是人們所熟知的?，F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視知識論理論體系，理論自然科學的發達和哲學派流派的蜂起說明了這一點。

2.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維傳統的差異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層次的，其中經濟文化背景尤為突出。任何一種類型的思維藝術，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由人們思想活動的逐步演變和長期積淀而形成的。就是說，思維藝術的起源和演變是時代精神變遷的產物，其最深厚的基礎固然如馬克思所說是“塵世間的粗糙的物質生產”，而生產關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識等，則是這種精神同經濟基礎之間的不同層次的中間環節。分析中西方思維藝術差異的背景，我們既要從經濟基礎出發，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探究思維藝術產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從思維藝術所依附的社會子系統著眼，透視社會文明狀態對思維藝術的影響。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產生于這樣的條件：第一，半封閉的大陸型社會地理環境。這種地理環境，與歐洲一些國家的開放性的海洋環境不同，其特點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閉。自然的隔離帶來與外部社會的隔離。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經濟，也不同于工商業經濟的農業型自然經濟。這種農業經濟使中國社會文化心理（包括思維）具有很強的農業社會特征。第三，家國一體的宗法社會。這種社會結構使人們注重血緣，膜拜祖先，推崇傳統。另外，中國古代自然科學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正是在上述諸條件下形成了與西方思維藝術迥異的中國傳統思維藝術。

在幾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維藝術的發展進程呈現出多樣化，即使在同一時期內，西方各民族、各國的思維藝術也不盡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們分析西方思維藝術的產生條件，只能根據有比較代表性的社會環境對思維藝術的影響，論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區，這里氣候溫暖濕潤，海上交通發達，從而大大促進了農業、工商業和航海業的發展。自然的開放帶來向外部社會的開放。第二，在歐洲，從古希臘開始，就以工商經濟為主。農業經濟雖然存在，但對社會歷史和文明的發展影響不大。這種經濟類型，特別是商業活動，以其純粹的謀利性質和流動的生活方式，構成了足以摧毀家族社會的血親溫情和世系組織的強大沖擊。第三，在整個歐洲沒有形成象古代中國那樣的統一的社會群體;而是小國林立，各個城邦國家可以結成同盟，但它們從來沒有取消自己的國界而混為一體，整個社會可以說是一個松散的個體的組合。相應地，整個歐洲世界觀的核心就是個體性。對歐洲人來說，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擺布的人都是奴隸。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當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廣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個體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維藝術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所有這些，都是與中國歷史相異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與中國傳統不同的思維藝術。

三、中西方思維藝術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

1.中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條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個不同地域的人們在思維藝術上有著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都產生過整體的、模糊的、直觀的思維藝術，都把世界看成一個混沌的整體，把某種具體的物（或現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樸素的關于事物發展、變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維藝術逐漸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人類進入到現代社會，思維藝術發展的軌跡似乎又開始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階段，中西方思維藝術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補充，形成了一種融匯合流、協同發展的趨勢。

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融匯發展，是以現代科學革命和現代技術革命為背景的，是在當今世界開放與發展的形勢下形成的。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使空間距離的縮短，以及廣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維藝術的迅速接近和共同發展有了現實的可能。換言之，現代科學技術及其成果為中西方思維藝術的溝通和共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而在開放的國際環境中，世界性的廣泛、頻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發展自身文化的過程中有了更多的參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覺地反省自身，博采對方之長，吸收、消化外來文化。

如果說，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開放、文化交流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外部條件的話，那么，思維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它對自身不斷完善的要求，則是當代人類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中國和西方形成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思維藝術，分別沿著兩個方向發展，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各執一端。在認識和把握世界過程中，這兩種思維藝術都有其獨特的長處，發揮著各自獨特的作用,在很多時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們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如果不克服這些缺陷，思維就不能充分地、科學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維自身也就停止了發展。可是我們知道，正如人類的實踐發展是不會停止一樣，人類思維的發展也是不會停止的。思維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質是綜合思維的空間跨度和時間跨度，使人類思維在無限的歷史長河中不斷接近絕對真理。這是一個思維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不同思維藝術的互相取長補短、融匯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而當代科學的高速發展和社會的高速發展則加速了這一進程。

2.西方思維藝術融匯發展的內容

中西方思維發展的互補融匯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人文與科學并重。中國思維傳統重人文，以人道、倫常為視覺焦點;西方思維傳統重科學，以自然規律為視覺焦點;這是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的兩個側面、缺一不可。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社會的不斷發展，人文和科學互相滲透，關系越來越密切，以致不可分離。即：人文領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運用科學分析方法，科學領域中則擺脫不了情感因素和價值評判?，F代西方哲學的兩大思潮，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潮，是并駕齊驅的，同時也互相對話，互相吸收和互相補充，愈來愈顯示出匯融的趨勢。注重科學傳統的西方哲學家和科學家，對社會與人的問題也愈益表現出強烈的關注，如關心人類的和平與發展問題，研究人和人的價值，人的本質和自由等。在中國，對民族坎坷歷程的深刻反思強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觀念，大膽的開放政策使現代先進科學技術跨進國門，科學主義盛行起來。中國傳統思維藝術一向重視人倫綱常，但在科學主義的影響下，開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們在思考某種理論時，不僅要問：它的社會意義和倫理價值如何？而且還要問：它是不是科學的？它有沒有嚴格精確的論據？

正如中國思維藝術中不能說完全沒有科學主義傳統一樣，西方思維藝術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人文主義傳統。但是，歐洲的人文主義注重個體的人格，從個體去看社會，認為社會應以個體為單元和基礎;而中國的人文主義注重社會的人格，把個體看作是社會和群體的分子，從關系中去體驗一切。前者強調人的自然屬性，最后把人歸于自然性;后者強調人的社會本性，進而把自然也人化為具有倫理本質的東西。這兩種人文主義，在當代也有融匯的趨勢：西方人逐漸重視人的社會性和社會關系，而中國人則開始強調個體人格。

其二，模糊與精確并重。一般認為，模糊性是古代思維的特征，精確性是近代思維的特征。實際上，模糊性和精確性都是思維的固有特性，無論在古代、近代、現代思維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維的模糊性是樸素的、粗淺的，抑或說是不得已的，當時的人們囿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對世界總畫面的細節作出精確的說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體。不僅思維的對象是模糊的，思維本身也是模糊的。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想精確而不成的時代。現代思維的模糊性則不同，它建立在對外部世界的精確的基礎上，同時客觀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發展的某些模糊過程和環節。這個時代可以說是為精確而模糊的時代。中國傳統思維藝術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維本性的一種表現，它經過長期的延續而得到豐富和發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維藝術那樣在近代受到過精確的揚棄，因而直到今天，中國思維藝術中的模糊性仍帶有古代樸素的色彩。

人類思維的本性要求精確地準確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實踐中改造外部世界。人類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確性，試圖使認識盡可能真實地接近客觀事物本身。沒有精確性也就沒有科學的認識，因此精確性是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觀世界中真實地存在許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關系等方面，很多時候不可能有精確的結論。這種模糊性表現了事物兩極對立的不充分性，或差異的中介過渡性。反映在思維中，就必然會產生思維的模糊性。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就是現代模糊思維的兩種形式。傳統數學竭力追求精確性，排除模糊性，結果遇到很多不可解決的難題。2O世紀60年代模糊數學誕生，使數學獲得重大發展。模糊數學精確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為人們提供了重要的思維手段，而這一點是傳統的精確數學所做不到的。模糊邏輯是對傳統邏輯的揚棄，它也為我們提供了現代思維手段。傳統邏輯是二值邏輯，它的基本規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對任何命題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斷，不考慮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現實世界中，有很多問題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們的思維活動中也存在著多值的模糊的判斷。因此模糊邏輯便應運而生。

總之，西方人有精確思維的傳統，同時又創立了模糊數學和模糊邏輯，開創了現代模糊思維的新階段;中國人擅長于模糊思維，同時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確思維藝術。這說明，模糊性和精確性作為人類思維的兩種特性，在現代社會得到長足的發展并互相靠攏。

其三，歸納與演繹并重。在西方哲學史上，歸納的傳統和演繹的傳統都是存在的。近代歐洲發生的經驗論和唯理論之爭其焦點之一就是思維方法的問題。以培根、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把歸納法作為根本方法，反對演繹法;而以笛卡爾、萊布尼茨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則把演繹法作為根本方法，認為歸納法得出的知識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銳對立的兩派哲學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當時，歸納法與演繹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傾向。洛克把理性演繹隸屬于經驗歸納之下，對演繹法作出了經驗主義的解釋。萊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繹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拋棄了“理性直觀”的絕對性，容納了經驗歸納法的某些內容。這段歷史事實證明，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的，它們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離。歸納法的缺陷在于，從個別的單稱陳述推出一般的全稱陳述并無邏輯必然性。演繹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結論的普遍性程度總是超不過演繹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繹的前提從何而來是演繹法本身無法證明的。因此歸納法和演繹法必須互相補充，同時并重，才能獲得科學的認識。

中國傳統思維藝術是重演繹輕歸納的。中國哲學史上的“天”、“道”、“氣”、“神”、“有無”、“道器”、“陰陽”、“和同”、“動靜”、“常變”、“體用”、“本未”、“一兩”、“理氣”、“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進行理性演繹的概念范疇。當然，中國傳統演繹法與西方有所不同，意會、領悟的成分比較多，不象西方那樣重邏輯、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國傳統思維藝術在歸納和演繹問題上有兩點不足：一是輕歸納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繹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統。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在思維領域中，片面地偏重歸納或演繹都違背思維規律，現代思維發展的趨勢必然是使兩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匯。

其四，橫向和縱向并重。思維本身具有時間跨度和空間跨度。從時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向過去和未來兩個方向無限延伸，宇宙和人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思維的對象，這是思維的縱向性;從空間跨度來說，它的視野遍布宇宙，宏觀和微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每個領域，都可能成為思維客體，這是思維的橫向性。

對于任何思維對象，縱向把握和橫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產生、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前因后果，人們必須從過程中即從時間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與他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各種參照系列，人們又必須從橫向對比中即從空間跨度上把握它?？v向思維把思維者提升到歷史的高度，能鳥瞰事物運動的全過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歷史性特點;橫向思維則使思維者具有寬闊的視野，能洞察事物之間的異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時性差異。

在西方，社會開放和文化交流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形成了傳統，因此很少有思維的地域性屏障。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西方人思維的橫向性特征比較明顯。在中國，由于半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和長期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人們的思維視野局限在本土之內，因此偏向縱向思維。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現代思維正將兩者結合，成為綜合的、全面的、科學的思維。

其五，直覺與邏輯并重。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藝術。直覺思維是人通過知覺對事物進行瞬時的、直接的選擇和判斷，從而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邏輯思維則是借助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形式以及各種邏輯思維方法，在理論推演中認識事物的性質、聯系和關系。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都是人類思維藝術的必要環節。就直覺而言，有古代直覺和現代直覺之分。古代直覺是一種樸素的、原始的直覺，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而現代直覺則建立在敏銳的知覺能力、明確的思維定勢和豐富的經驗知識基礎之上，現代心理學的成果也說明了直覺的科學性。

在現代思維藝術的發展中，直覺與邏輯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補充的趨勢。直覺思維可以在瞬間“恍然大悟”而體驗到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省去了很多中間環節，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強，效果難以保證。邏輯思維可以對事物進行嚴格科學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認識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結論可靠，其缺陷是中間環節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時效果。直覺思維的長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短處，直覺思維的短處正好是邏輯思維的長處，兩者結合起來，則成為比較完整的思維。

在現代思維中，直覺和邏輯互相滲透、互相促進。邏輯思維的發展，使直覺思維有了更多的直觀形式和渠道，更為完善化。在很多情況下，由于邏輯推理過程高度簡化、形式化、自動化，經過反復練習，人們憑直覺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同時，直覺思維進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規律也逐漸被人們所揭示，并被人們作為一種邏輯方法運用到科學發現和生產實踐中去。

其六，形式化趨勢。在人類思維發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現的成果，它是現代思維藝術的重要標準。所謂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語言（表意符號）代替自然語言，描述事物的結構及其規律，并暫時撇開符號代表的意義而僅著眼于形式，把對事物的研究轉換為對符號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維藝術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形式化必須有幾個基本前提：首先，人們對于思維規律有比較透徹的把握，能用簡潔的符號表達它的復雜的本質聯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統，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統有運演的邏輯基礎;再次，有嚴整的演繹理論體系，以適應推理方法與符號公式之間的轉換，最后，有高水平的語言學研究成果。

思維的形式化過程，是思維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過程，也是思維的分解和深化的過程?，F代科學要求語言無歧義地表達概念，用最簡明的方式表達事物內部和事物之間的聯系，而形式化則滿足了這一要求，它用符號準確無誤地表達某個概念，用符號化的公理系統清晰地揭示事物內部及事物之間的聯系，越過了自然語言的障礙，使思維更加精確化、客觀化?，F代形式化思維的一個重大成果是數理邏輯的誕生，它為人類思維藝術的發展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

形式化思維藝術由于舍棄了符號所代表的意義，而只著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維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從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同時，形式化思維藝術在科學理論的研究甚至科學理論的發現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現代思維藝術發展的主要趨勢之一。

形式化思維還有力地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思維元素用符號表示，思維過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統代替，這樣便能輸入電子計算機，使電子計算機成為能夠“思維”的智能機。人工智能的出現，標志著人類思維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人類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自覺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維藝術。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思維的社會機制和生理、心理機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來，以至于能通過腦電圖破譯思維語言，能通過射線攝影透視人腦思維的活動過程。人類思維藝術正處于大變革的前夜。我們相信，思維藝術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必然會展現出新的前景

注釋：

[1]《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74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頁。

[3][4]皮亞杰：《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2頁。

[5]《希臘數學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頁。

[7]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3卷，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頁。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