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業的重要性范文
時間:2024-01-05 17:41:48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紡織業的重要性,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有了職業體驗的“感同身受”,就會注重職業設計,創新能力提高、更多知識知識儲備,有更明確的學習目標動機,學習興趣也會提高。
一、職業生涯需要設計,它是以自身特點、才能、性格、興趣等條件為依據,對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組織環境進行分析,制定自己的一種職業發展方向。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一)認識自我,認識自己的優點與不足;長處與劣勢,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潛在能力。
(二)根據自身特點,確定自己的位置,保持與社會、組織、環境的和諧。
(三)確定職業目標,并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四)制定行動方案,行動是需要有行動方案作保障的。
(五)不斷對目標進行評估反饋,適時調整。
二、職業體驗相對于職業實踐與創新有其優點所在。運作更便捷,經濟成本更優化,警示作用并不減少?!皶接脮r方知少”的知識積累;從業艱難不容易;獨特技能、挖掘潛力所需要全面的知識儲備。都可以通過職業體驗加以改變。很容易說明這些觀點,人們都在說要搞現代化農業,切切實實勞動的辛苦、管理的水平高低有別、銷售市場的把握……這些體驗比實踐而言成本更低,仍然有實踐的同樣效果。
三、有了職業體驗,更加重視知識儲備,學習更有動力。擇己所愛,擇己所能,擇世所需。
四、職業體驗常態化,重視職業體驗教育,就可以達到警鐘常鳴,對學生而言,對“勞動者工作的艱辛”體驗,就會更加刻苦發奮地學習,就會更好地學習,注重積累知識,更好地儲存……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習慣。
五、萬事歸于心,體驗生活就是用心感受,用心念經,方有開竅,人文關愛,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用心去做,必有期盼的效果;用心體驗,必定會心有靈犀。
六、職業體驗,對于思維能力、思維方法都十分有利,也就在處理實際問題時更有成效。
為什么要教育學生“體驗”,學生稚氣還在,正所謂“小時不識月?!憋堊郎系母卸?,吃飯前作感恩教育,體驗生活不易,生活中就不浪費一粒糧食。年輕、有沖勁、善于溝通的求職者,一定是對職業體驗有自己獨特認識的年輕人。這就是作者所要強調的,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應當加以重視。學生閱歷有限,教師則應該從教育、心理深層次指導學生多方面的深層體驗,除了“職業”體驗外,其實這種之外就是“職業”體驗的根基,厚重而有樂趣;豐美而有更強的邏輯思辨能力。
七、拓展
教師為了更有效地做好職業體驗教育工作,就必須有多方面理論依據。
(一)馬斯洛多種需求層面。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是行為科學的理論之一,由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在1943年在《人類激勵理論》論文中所提出。書中將人類需求象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分為五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
自我實現:是指人都需要發揮自己的潛力,表現自己的才能;只有當人的潛力充分發揮并表現出來時,人們才會感到最大的滿足。理論來源西方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大師...
另一位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代表人物羅杰斯認為,所謂自己,就是一個人的過去所有的生命體驗的總和。假如,這些生命體驗我們是被動參與的,或者說是別人的意志的結果,那么我們會感覺,我們沒有在做自己。相反,假若這些生命體驗我們是主動參與的,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那么不管生命體驗是快樂或憂傷,我們都會感覺是在做自己。
中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目的是在實踐中實現自己的道德人性,從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謂的"心中樂地"。這種實現完全是現世主義的,它主張在現世人生中實現最高理想,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因為永恒和幸福本來就在你的心中,隨時可以實現和受用。中國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為人生三不朽,正體現了中國文化在價值取向上的現世特征。
(二)八方面能力全面提高
思考能力;創新能力;自由選擇生活能力;破解生活難題能力;溝通合作能力;推理預見能力;獲取幸福的道德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八種能力,《決定一生的八種能力》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美)約翰?錢斐。
(三)心理、教育深層學習理解
哪些職業體驗在教育過程中要重視呢?
老師重視教育到學生自己注重職業體驗,是一個長期養成、習以為然的學習、成長過程,因老師閱歷不同,常常談談必要性重要性,經驗方法的“大道理”、“細微處”都很有裨益。杜威說過,教育即長成,生活體驗、人生體驗、職業體驗應該是一脈相承的。
為什么經常有人抱怨自己選錯行呢?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對自己本身不了解,二是對職業世界不了解。如果在校期間有過多一些“職業體驗”,既充分認識自我,又了解職業世界,知己知彼,才能正確擇業。 對自我的認識,主要有興趣、氣質、性格、能力幾個方面。光有興趣是不行的,還要有相應的職業能力,這有時侯也需要忍耐,每一個崗位都需要用時間去磨練一個人,經過忍耐和磨練才能實現你的職業最終目標。 職業規劃強調為自己作出適當的職業選擇。
在老師幫助下,進行職業體驗的效果更加顯著,這是教育過程中老師應該認識到的。
篇2
計劃生育政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
《金融研究》刊文指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確對儲蓄率產生重要影響,但是影響并不一致,在不同的時間影響不同。1991年至1997年間,由于社會撫養費的征收,計劃生育政策降低了儲蓄率,1998年至2007年間,獨女可生二孩政策與二孩政策混合的地區盡管相對于二孩及以上政策的地區,存在儲蓄與孩子的互替,儲蓄率較高,其主要原因是性別比例失調導致的婚姻市場擠壓。在計劃生育政策下,中國的家庭對孩子的性別、質量和婚姻進行了理性選擇,獨生子女政策與獨女可生二孩政策混合的農村地區,性別比例失調,城市化和城鄉收入差距形成對婚姻女性的拉力,造成婚姻市場擠壓,有兒子的父母更容易偏向婚姻而不是教育,為了兒子成功娶妻,儲存比其他家庭多的財富,導致競爭性儲蓄,是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儲蓄率偏高的一個主要原因。
擇校意愿的心理機制《北京大學教育評論》刊文指出,通過根據滿意度理論提出義務教育滿意度的假設模型,并在分析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家長教育滿意度的評價及擇校意愿的數據基礎上,采用模型檢驗方法對義務教育滿意度模型進行驗證,得出了滿意度對擇校意愿的影響程度以及不同的人口學變量對滿意度影響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義務教育階段家長教育滿意度評價是影響家長擇校意愿的心理變量。盡管家長是否最終作出擇校行為還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家長對政府的滿意度和對教師的滿意度評價是具有顯著作用的預測因素,學歷、職業等人口學變量影響家長的滿意度。從滿意度的角度來分析家長的擇校意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微觀的視角來理解擇校意愿的心理機制。基于此,建議如下:第一,在管理上提高弱勢家庭選擇教育的能力,從而降低社會資本對教育公平的傷害;第二,家長對教育的預期可能帶來非常強的獨特性,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教育背景可能會有不同的教育預期,因而政府和學校應提供滿足家長對教育期望的多種擇校學習的方式;第三,從本質上來看,對于擇校而言,政府的職能不應該是限制和提高擇校的成本,而是促進教育的均衡發展,提高家長的滿意度,最后減少擇校發生的可能性。
工程文化研究的著力點
《江蘇大學學報》刊文指出,工程文化的進一步研究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展開:一、針對工程特征的工程文化定性定量結合研究的完善。通過深度訪談法、民族志方法、現場描述法等方法,挖掘、描述工程文化的特質,然后再提煉和設計能涵蓋工程特征的工程文化模型和量表,對不同的工程文化進行比較評價。二、中國情景大型工程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中國幅員遼闊,各地不僅在地理氣候上有差異,地方文化和行業環境也有不同。不同地域工程文化的特點是很有意義的研究方向。三、運用將復雜性科學與工程管理理論相結合的新范式研究工程文化的動態演化機理。運用復雜性理論研究工具建立大型工程的工程文化的系統演化模型,不僅可以加深對工程文化的形成和演化規律的認識,還可以成為工程文化變革的推演和學習平臺,提高工程管理者塑造符合工程需求的工程文化的能力。
篇3
關鍵詞:總觀測變異;F分布;方差分析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50-0198-02
據此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法來進行必備數學知識重要性的調查研究。
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經常會出現經管類學生對必備數學知識學習接受程度的差異性問題。為了根據實際需要合理設計各專業經濟數學的教學內容,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調查了金融、會計、工程管理三個專業共計300個受訪者。為簡便期間在各組中隨機抽取了6個人,測量了他們對于必備數學知識的重要性認識。用十級量表,最高為10分,最低為0分,數據見下表,計算數據有四舍五入誤差。
在應用單因素方差分析時,應注意:方差分析是假定各觀測數據是從具有相同方差且相互獨立的總體中抽取的。對于不同的誤差項,它們之間是不相關的。若誤差項之間是相關的,那么F值會被扭曲,嚴重影響到結果的客觀性。上述經管類學生對必備數學知識學習接受程度的差異性問題所選取的樣本是同一個學院學習同一門經濟數學課程的不同專業的學生,樣本個體之間是相互獨立的,符合應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的前提。
下面還是對上述經管類學生對必備數學知識學習接受程度的差異性問題進一步分析。金融專業的抽樣調查數據可認為是第一個因素水平,會計專業的抽樣調查數據可認為是第二個因素水平,工程管理專業的抽樣調查數據可認為是第三個因素水平。
為此,根據不同因素水平效益的點估計公式,有:
由此得出結論,對于經管類不同專業的學生而言,必備數學知識在后續專業的學習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徑相同的。雖然教學課程都是經濟數學,但是根據不同專業的需要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應合理的安排教學內容和教學程度,以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的目的。
參考文獻:
[1]盛驟,謝式千,潘承毅.概率論與數理統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篇4
【關鍵詞】 臨床研究
【摘要】 目的 觀察夜明顆粒治療視網膜色素變性的療效。 方法 52例(104只眼)患者接受了江陰天江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單味中藥濃縮顆粒配方,自擬夜明顆粒的治療,對其治療前后的視力、視敏度、閃光視網膜電圖的改變進行了比較。 結果 104只眼中好轉88只眼(84.6%),閃光視網膜電圖:66只熄滅型中44只眼出現微型b波;視敏度:76只眼中66只眼視敏度提高,治療前后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 結論 夜明顆粒在治療視網膜色素變性和減緩病情發展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關鍵詞 夜明顆粒 視網膜色素變性 臨床研究
原發性視網膜色素變性是一種具有明顯遺傳傾向的慢性進行性視網膜色素上皮和光感受器的變性疾病。病程早期主要損害桿狀細胞及色素上皮細胞,晚期視網膜所有細胞以及脈絡膜毛細血管層均受損害。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筆者自2002年1月~2004年12月用單味中藥濃縮顆粒配方夜明顆粒治療本病取得一定療效??偨Y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病例共52例104只眼,其中男35例,女17例;年齡最小8歲,最大65歲,平均32.1歲;年齡分布:8~10歲1例,11~20歲5例,21~30歲18例,31~40歲10例,41~50歲10例,51~60歲6例,61歲以上2例;有家族史14例,占26.9%;父母屬近親結婚者6例;合并白內障者21例。
1.2 診斷標準 [1] 凡接受治療的病例均符合以下標準:(1)夜盲;(2)視野縮小,早期環狀暗點,并隨病情逐漸向內外兩側擴大,晚期呈10°以內管狀視野,進而影響黃斑,中心視力減退可致失明;(3)視網膜血管顯著變細,早期在赤道部散布骨細胞樣色素,隨病情進展,視呈蠟黃色,色素向周邊部和后極部擴展,可覆蓋于視網膜血管上,視網膜呈青灰色可透見硬化的脈絡膜血管;(4)視網膜電圖(ERG),a波、b波振幅降低,峰時延遲,以致消失,呈熄滅型;(5)常有家族史。
1.3 納入標準 (1)有明確的病史及臨床診斷;(2)外眼無異常;(3)除視網膜色素變性以外的其他影響視力的眼底改變;(4)連續接受本治療的時間為60天。
1.4 治療和觀察 52例患者均服夜明顆粒,每日一劑,30天為一療程,連續服用兩個療程。夜明顆粒方由黃芪、丹參、石菖蒲、枸杞子、當歸、靈芝、制全蝎、山萸肉等組成,接受治療前后對視力、視敏度、閃光視網膜電圖進行了觀察。
2 結果
2.1 療效判定標準 [1] (1)好轉:環狀暗點縮小或中心視野擴大5°以上,視力提高2行(含)以上;(2)未愈:視野、視力無改善。參照《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制定本組療效判定標準。好轉:(1)視力提高2行以上(含2行,0.1以下視力每提高0.02等于1行);(2)視敏度增高。無效:視力和視野無改善或退步。治療前后比較,達到以上標準之一者,分別歸屬好轉或無效。
2.2 治療結果
2.2.1 視力變化 治療后104只眼中視力提高2行以上81只眼,提高1行13只眼,視力無變化但無視力下降10只眼。治療前后比較視力差異有顯著性。治療前后視力分布見表1。
表1 治療前后104只眼視力分布(略)
2.2.2 視敏度變化 采用靜態視野檢查,使用北京生產的MQDS-Ⅰ型視野分析儀,采用定量分析,檢查程序:2mm直徑白色視標,76個刺激點,適閾曲線閾上值測定法,整個過程通過計算機處理后給出視野結果。104只眼中76只眼治療前后進行了視敏度檢查,其中視敏度提高66只眼,無變化10只眼,10°、30°和60°平均視敏度治療前后比較見表2。
表2 治療前后視敏度變化 (略)
2.2.3 內光視網膜電圖(F-ERG)變化 見表3。
表3 治療前后86只眼閃光視網膜電圖的變化(略)
66只熄滅型眼,經服中藥2個療程后,44只眼出現微型b波,22只眼仍為熄滅型,該22只眼治療前視力均在0.1以下,視敏度為零。提示中藥對晚期視網膜色素變性患者閃光視網膜電圖的作用不大。
2.3 綜合療效評定 52例104只眼中好轉88只眼,無效16只眼,有效率為84.6%。
3 討論
視網膜色素變性是一組以進行性感光細胞及色素上皮功能喪失為共同表現的遺傳性視網膜變性疾病。以夜盲、進行性視野損害、眼底色素沉著和ERG異常或無波為其主要臨床特征。視網膜色素變性是眼科最常見的遺傳性視網膜疾病。世界各國發病率為1/3000~1/5000,在西方國家累計約(1~2)/5000的新生兒發病。據估計世界上現有150萬人患此病,是遺傳性視覺損害的盲目的最常見的原因之一,也是當今發達國家兒童盲目最常見的原因 [2] 。
本病類似于中醫學“高風內障”,祖國醫學認為本病為先天稟賦不足,肝腎脾虛血滯,血脈枯澀,脈道不通所致。經過多年的臨床研究,我們篩選的補益肝腎、益氣活血、通絡開竅的中藥組成復方?夜明顆粒方在臨床用之有效。方中黃芪、當歸、白芍、首烏對全面提高機體免疫力與代謝均有促進作用,同時通過酶的作用,對視網膜神經細胞及色素細胞起到良好的營養補助。另外,通過臨床實踐,我們認為必須要配合應用活血通絡藥,這是因為“陽不勝其陰,則五臟氣爭,九竅不通”(《內經》);“人之眼耳鼻舌……能為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氣,有所閉塞者,不能為用也,若目無所見”(《河間六書》)。本病眼底所見視網膜血管細狹,特別在后期,視網膜血管閉塞,是因為本病病變同時累及內層、黃斑區及脈絡膜組織。由于視網膜及視神經供血不足,所以發生萎縮。近代研究認為它的發生是與神經元軸突的物質流動在節細胞體附近阻滯的結果。根據中醫理論結合近代研究,配合活血化瘀藥非常重要。所以該方中用丹參、石菖蒲等活血通絡開竅藥,可以擴張血管,改善微循環,從而使視網膜的供血、供氧狀況得到好轉。本方綜合作用,可以提高視網膜感光細胞的敏感性,改善視網膜的營養與代謝,從而有利于提高視力、改善視敏度及視網膜電圖的作用。
本組52例104只眼經過兩個月的系統觀察治療,有效率達84.6%。特別是治療前66只眼閃光視網膜電圖為熄滅型,治療后44只眼出現微型b波,提示本方對早、中期視網膜素色變性患者閃光視網膜電圖有改善作用。閃光視網膜電圖b波在臨床分析中很有價值,是視網膜功能診斷上可靠而靈敏的指標。b波主要反映雙極細胞及周圍的神經活動,并與感受器的色素濃度及神經節細胞的活動均有關系。在一定強度的光照刺激下,如b波在正常值以下,可以認為視網膜功能低下,如在一定強度刺激下b波消失,而經過治療后用同一光刺激強度出現b波時,即使此b波低于正常b波,也可說明視網膜功能?雙極細胞及其周圍的神經活動與感受器的色素濃度及神經節細胞的活動均有改善 [3] 。本研究表明,中藥夜明顆粒在治療視網膜色素變性和減緩病情發展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143.
篇5
“環境惡劣”最突出的表現,是原料的制約。棉花和化纖,紡織工業這兩大主要原料正面臨著不同的困境。
2010年,國內棉價經歷“過山車”似的跌宕起伏,令棉農和棉紡企業苦不堪言。2011年國家棉花臨時收儲政策啟動之后,國產棉花終于告別價格“坐過山車”而趨向平穩,隨著國際棉價一路下滑,國內外棉價差距不斷拉大,更讓國內的棉紡織業承擔了高企的成本壓力。
中國工程院院士姚穆曾引用聯合國的全球人口預測數據:205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96億。他認為,一方面糧食種植需要更多土地,棉花等天然纖維勢必會逐步減小種植規模以騰出更多土地種植糧食;另一方面,穿衣的基本需要也會隨著人口增長而提高需求量?;w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更加凸顯。
近兩年行業內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仿棉纖維”或“超仿棉”,即具備天然棉纖維特性的化纖,其原料多是聚酯纖維改性而來。
棉花問題已然暴露出紡織產業原料的窘迫,另一大紡織原料——滌綸纖維的問題更讓行業人士擔憂。
滌綸纖維在成為紡織品之前,要經過“PX(對二甲苯)—PTA(精對苯二甲酸)—滌綸”的歷程。我國PTA自給能力不斷增強,但加工PTA的原料PX供應卻很緊張。作為低毒性的化工產品,PX項目近幾年在各地頻頻被公眾抵制上馬。PX的下游產品滌綸在各種服裝、家用紡織品、工業用紡織品中大量使用,約占到整個紡織行業全部纖維加工量的67%。
“現在PX缺口在一半左右,這又是紡織原料中的一個重大風險,如果PX大部分都要依靠國外進口,肯定對化纖行業是一個重大制約。”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會長王天凱說。
如何解決這一矛盾?這不僅是紡織行業面臨的問題。民眾對于PX產品本身以及它會帶來的危害并沒有太深的認識,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也在探索和其他行業相關部門一起,讓人們更全面地認識PX,減少其對外依存度。
篇6
關鍵詞紡織品貿易爭端產品生命周期夕陽產業
2005年6月11日,中歐雙方就解決近期紡織品貿易爭端最終達成協議,避免了雙邊貿易摩擦的進一步升級。但美紡織業不買中歐模式的賬,美國“夕陽產業”的代表組織美國紡織業制造商協會認為,在美中兩國解決紡織品貿易問題之前,它們會不斷要求政府對更多的中國進口紡織品設限。截至8月31日晚,由于中美在紡織品糾紛問題上的立場依然相距甚遠,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中美第四輪北京磋商無果而終。
眾所周知,紡織業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是“夕陽產業”,由此,我們不禁想起了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維農以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象為研究對象,提出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產品周期理論。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以產品生命周期中各階段生產區位的變化來解釋國際產業轉移現象。該理論認為,美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與產品周期有關,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在產品周期運動中,由于生產條件和競爭條件變動而做出的決策。維農把一種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創新、成熟和衰退三個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一階段,即技術創新時期,由于產品需求彈性較小,成本差異對企業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不大,因此,產品生產一般集中在國內,國外市場需求基本依靠出口滿足。在產品生命周期的第二階段,產品技術逐漸成熟,國內外對產品的需求隨之擴大,產品價格彈性增加,對降低成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同時,產品的樣型已經穩定,仿制開始,技術優勢弱化。由于競爭對手出現以及擔心喪失國外市場,企業紛紛將生產轉移到國外,投資地區一般選在收入水平和技術水平與母國相近的地區。第三個階段是產品的衰退階段,此時,產品已完全標準化,企業的技術優勢喪失殆盡,產品競爭圍繞著價格展開。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將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以延長產品生命周期,因而,企業該階段的產業轉移主要流向發展中國家。維農認為,在產品衰退階段,企業的壟斷或寡占地位已不復存在,企業之間的競爭基礎是價格和成本。這時企業最關心的是尋找成本低的產品生產區位,于是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跨國公司選擇的最佳生產區位。他認為,那些生產過程需要大量勞動投入的標準化產品最有可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在發展中國家生產的這些產品或是運往國內供應國內市場或是銷往其他國家。
總體而言,紡織業是歐盟國家和美國的傳統優勢產業之一。在上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歐洲和美國無論是在紡織品的生產和貿易上,還是在技術和工藝的創新上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紡織業又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歐美的勞動力成本高,已喪失了價格成本的競爭優勢,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發達國家應該將該產業轉移出去以獲得比較優勢。但是,歐盟和美國的紡織業仍然存在,是一個強勢的“夕陽產業”,而且還常常就此和中國展開貿易戰,大有重新將該產業轉回來之勢。這就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產品第三階段理論”相矛盾了。仔細想想,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第三階段理論”除了包括“眾廠商相對而言是競爭的,不是寡占或壟斷的”這個假設外,還應包括這樣的條件。那就是(1)發達國家在“原來產業”的衰退階段,已經開始了新產品的研制和投產,并且必須和“夕陽產業”的生產時間上繼起,空間上并存,也就是說產業結構調整已經完成。(注意:“夕陽產業”是“原來產業”轉移一部分后所剩下的部分)。(2)發達國家新產品所創造的新的市場需求,和剩余的夕陽產品所創造的剩余市場需求之和必須大于“原來產品”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否則發達國家會吃虧的。用公式表示就是:D1+D2>D3(D1表示新產業的市場需求,D2表示夕陽產業的市場需求,D3表示原來產業的市場需求)。從這個模型我們可以分析,如果D3足夠大,當D1一定時,D2也較大。如果此時將產業全部轉移,也就是D2=0,那么就會出現等式左邊<等式右邊,這樣發達國家的市場需求會縮小,他們就會吃虧。(3)在混合經濟的今天,夕陽產業的轉移必須考慮政府的因素。如果這三個條件不同時具備,在產品的衰退階段,發達國家的產業不會輕易轉移出去。
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轉移產業不僅考慮成本,也考慮了以上所說的三個條件。這就能夠很好地解釋中國和歐美紡織品貿易的爭端,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并不矛盾。首先,第一個條件很容易理解,如果新產業和夕陽產業不是時間上充分繼起,空間上充分并存,也就是還沒有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或沒有充分調整,那么產業的轉移就不可能充分進行。根據紡織業的規模和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歐盟成員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組。第一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紡織業已基本完成產業結構調整的國家,包括德國、荷蘭、英國、瑞典、丹麥、芬蘭等,也是此次不支持甚至反對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的國家。第二組是工業化水平高的紡織品生產大國,產業結構還來不及充分調整,主要包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是此次要求限制中國紡織品的呼聲最高的國家。第三組是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的一些新入盟國家。這組國家又可以細分為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在內的紡織品生產大國,以及波羅的海的紡織品生產小國,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較低,其紡織業的優勢也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上。這組國家對中國紡織品“沖擊”的體會非常真切,自然會站到支持歐盟設限的陣營中去。其次,我們來看第二個條件。歐美紡織業之所以是強勢的“夕陽產業”,是因為等式右邊的D3足夠大,故D2還具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這時發達國家企業會先考慮市場需求,而成本價格劣勢就通過政府來尋求保護。在美國,日益衰落的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汽車工業,該產業的工業增加值高于汽車工業。50年代末,紡織業的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4%,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產值的5.6%。雖然紡織業已難以再稱得上是歐盟的優勢產業,但是它對于歐盟經濟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目前,紡織業產值約占歐盟工業總產值的4%,歐盟仍是世界第二大紡織品和服裝出口國。因此,紡織業和服裝業一直是歐美等國家重要的工業部門。原因就在于D3足夠大,所以D2也很大。再次,在如今混合經濟的時代,國家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而充分就業政策是所有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第一個頭等大事。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能夠大規模的吸納就業人員,所以發達國家是不肯輕易丟掉這個重要的夕陽產業。在美國,紡織業和服裝業在經濟中的就業人員的數量高于汽車工業,20世紀50年代末,紡織業的就業就占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的6%,如果把紡織業和服裝業合并計算,它在1980年占制造業就業人數的10.6%。在歐盟,紡織業就業人數占歐盟制造業的7%,這樣的產業發達國家怎么能舍得放棄。
因此,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有它存在的條件,中國和歐美的紡織品貿易爭端是一個正常的經濟現象,用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可以對他進行解釋??梢韵胂?,只要”夕陽產業”市場需求大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發達國家不會輕易放棄,他們必然會尋求政府去彌補他們的成本和價格上的劣勢。我們只有抓緊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出口商品結構,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參考文獻
1.就中國與美歐之間的紡織品貿易爭
端問題新聞會上的發言[N].新華網,
2005-05-30
2穆榮平.國際技術轉移影響因素分析[J].科
學研究,1997(12)
篇7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紡織業 國際競爭力
一、引言
當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我國紡織業原有的國際競爭力總體上的優勢在于:我國是一個人力資源大國,勞動力成本相對比較低;我國與紡織行業相關的產業構成了完整的產業鏈;紡織產業需要的原料供應充足;國內可以消費的紡織產品數量巨大;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于紡織產品的出口,并且我國紡織行業融入了世界紡織產業的分工。我國紡織行業產業集群效應可以應對市場風險,民營紡織企業具有靈活性,提高了紡織產業的競爭力。在新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我國紡織業國際競爭力遇到了挑戰,因此,研究如何提高紡織行業的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表 中國紡織品的競爭力
年份 國際市場占有率
(%) 貿易競爭力指數 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1996年 12.45 0.35 3.59
2000年 14.15 0.50 3.49
2004年 19.25 0.59 2.85
2005年 22.56 0.64 2.90
二、我國紡織業國際競爭力應對的挑戰
1.勞動力成本處于劣勢
我國長期以來在紡織業具有的相對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不再明顯。我國勞動力供應數量相對減少,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勞動力邊際成本處于增長的態勢,這些勞動密集型的紡織企業集中在經濟發展的東部地區,而內地紡織企業相對較少,紡織企業的人力資源分布不平衡,這樣的區域產業結構調整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降低勞動力成本。
2.紡織業原材料面臨成本壓力
我國的紡織原料供給量大,但是人均紡織原料供給量小??傮w上,紡織資源的供給量不足,因此,紡織原料如棉花、化纖等需要依賴國際市場的進口。然而,隨著國際市場紡織原料價格不斷上漲,我國紡織業原材料面臨著成本的壓力。
3.貿易壁壘阻礙紡織品的出口
由于國際石油價格過高,當前各國面臨能源危機,各國經濟增長放緩,導致各國進口我國紡織品數量下降。同時,歐洲、美國等發達國家利用反傾銷、反補貼、技術性貿易壁壘阻礙我國紡織品貿易出口。我國紡織品過于集中歐美市場,市場風險過大。
4.匯率變化影響紡織品競爭力
我國紡織品出口受人民幣匯率變動影響很大,人民幣升值給我國的紡織品出口造成了成本壓力,國際匯率市場的變化增加了紡織品出口風險。匯率變化的風險包括結匯周期、結算貨幣的風險。
5.紡織品產品結構不合理
我國紡織品出口產品檔次比較低、品種比較少、工藝落后。我國紡織品產品主要做三來一補貿易,這樣在國際市場上沒有自己的品牌。生產技術缺乏創新能力和企業研發能力不足,導致紡織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受到了阻礙。因此,我國紡織品產業主要是加工貿易,而銷售網絡沒有建立起來,也難以造就知名品牌。
6.管理與技術水平低
我國的紡織企業仍然處于向現代企業轉變的階段,要構建適應市場經濟的科學管理方式,改變以往的不合理制度和管理方式。我國紡織企業大部分生產設備還很落后,盡管引進先進設備,但是在生產中的使用還存在著障礙,獨立研發的生產設備很少,多數是仿制,生產自動化低、能耗高,導致紡織品成本缺乏競爭力。
三、提高我國紡織業國際競爭力的措施
1.培訓員工
紡織企業為提高競爭力應加強培訓員工,提高勞動力素質。只有高素質員工才能生產出高質量產品,這樣出口才有競爭力。培訓員工的職業素質包括員工的知識結構、團隊協作能力、技術水平等,這樣才能使企業與國際先進的管理與技術水平接軌,增加企業的技術含量和產品附加值。紡織企業擁有了高素質員工可以實現企業的自動化、信息化,以及建立標準化管理的現代企業制度。
2.優化紡織業的產品結構
我國以往的紡織品出口主要是中低檔產品、技術附加值小。紡織產品出口要占領國際市場就必須優化產品結構,注重產品研發,生產高附加值的高檔產品。同時,應用先進技術改造企業的技術和產品結構,也有利于降低產品成本,獲取管理效益和技術效益。
3.創立紡織品牌
我國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缺少知名品牌。我國紡織品要保持出口優勢就必須創立自己的紡織品牌,營造品牌效應,將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創立品牌可以從產品技術、產品質量、服務等方面入手,打造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紡織品牌。紡織品的品牌建設重點提高產品的技術附加值與文化內涵。技術附加值提高應加強企業管理、改進產品設計、采用節能高效的生產設備。紡織品的技術附加值是產品品牌的支撐,要加大技術的研發力度,從原材料、產品設計、工藝流程等方面不斷提高產品檔次。例如原材料可以選用天然彩棉、生產新型化學纖維。紡織品的文化內涵是企業文化的沉淀,具有無形價值和競爭力。當前,全球倡導的清潔生產和綠色消費,促使紡織企業的生產過程更加環保。我國紡織企業應抓住這個契機,生產綠色紡織品。這不但可以沖破貿易壁壘,也可以增加企業品牌的文化價值。
4.增強紡織企業的創新能力
我國紡織企業的創新能力增加的途徑有兩個。一個創新途徑是與國外企業合作,借鑒其組織管理、銷售渠道建設、品牌運營、生產工藝以及科研研發經驗。我國企業以聯合辦廠、收購品牌和企業等方式,提升我國紡織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另一個創新途徑就是自主研發。我國紡織產品由于國際分工的原因處于產業低端,要改變這種分工格局就必須將高科技注入產品中,提升產品的檔次和文化品位。紡織企業的創新能力體現在國際市場開發能力、管理制度創新、營銷模式創新、產品設計創新等方面。
5.出口市場的多元化戰略
我國紡織品出口市場過于依賴歐美國家,相對集中的市場導致了出口風險加大。為保證出口安全,以及紡織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紡織品的出口市場應采取多元化策略,創建出口市場的新格局。
6.整合紡織業的外部環境
我國紡織行業應積極利用多種渠道引進資金與技術,促進產業升級,增加紡織品附加值,提升紡織品國際競爭力。紡織企業應及時了解國際市場行情,防范反傾銷的貿易風險。國內企業可以在國外建廠或參股,這可以利用國外投資地區的比較優勢,減少貿易摩擦,并有利于擺脫低價惡性競爭的困境。
7.構建完善的物流管理系統
我國紡織業的物流配送系統還不完善,紡織企業與物流企業還沒有形成協作效應,這樣導致了產業增值受到限制。為加快紡織業的物流服務效率,應積極更新物流管理、物流服務以及物流技術,構建完善的物流管理系統。其具體措施包括多渠道采購、流通加工、貨運、信息服務、社會化儲存、商業配送、多式聯送、電子商務等為一體的高效、優質增值服務體系,以此降低企業成本,提升紡織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四、結論
通過對我國紡織行業的競爭力分析得出:我國紡織業競爭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勞動力成本處于劣勢;紡織業原材料面臨成本壓力;貿易壁壘阻礙紡織品的出口;紡織品產品結構不合理。為提高紡織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必須在企業內部增強創新能力,在企業外部進行優化市場環境,積極利用有利因素,為紡織產品的出口創造機會。
參考文獻:
[1]曾 瑩: 盤點:2010年中國紡織業競爭力.中國纖檢,2010(1)
[2] 余文娟 李曉鐘:中國與印度紡織品出口競爭力比較. 國際商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8(1)
[3] 陳 鋼:中國紡織品國際競爭力分析.商場現代化,2009
[4] 胡玉潔: 提高我國紡織服裝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途徑分析. 當代經濟.2008
[5] 唐長亮:加強紡織企業職工教育培訓,提升紡織企業競爭力. 西安工程科技學院學報,2006
篇8
【關鍵詞】產業集群;SWOT分析;政府
新疆是我國最大的產棉區和商品棉基地,新疆棉花生產量占全國的1/3,新疆棉花種植面積、總產量、單產量、國內銷售量、出口量連續11年居全國首位。新疆擁有如此好的棉花資源,但新疆的紡織業卻很落后,棉紡生產規模僅占全國的5.4%。落后的紡織工業使新疆成為一個單純的原料供給地,不但容易使產業鏈條割裂,而且利益流失相當嚴重。因此,必須要把新疆從全國性的棉花基地建設成為全國性的紡織工業基地,延長棉花產業鏈。借鑒我國其它紡織工業發達地區的成功道路,在新疆建立紡織業產業集群是一條既快又好的出路。
一、紡織業現狀
目前新疆的紡織產業尚未形成集群。2006年新疆的紡織企業只有80家,且分布比較分散。新疆的紡織企業多建在棉花產區附近,而新疆的棉花遍布全區,因此新疆的紡織企業分布也比較分散,其中一些大中型企業多集中在產棉大區附近,如烏魯木齊、石河子、喀什、阿克蘇等城市。其次,新疆的各紡織企業間、紡織企業與棉花供應企業間、以及紡織企業與下游企業間關聯性不強,企業的各自為政導致了棉花產業鏈的割裂,不利于新疆棉花產業的長遠發展。近幾年,由于棉花價格上升,導致紡織企業經營成本增加,再加上企業本身流動資本短缺,企業融資困難,又導致開工不足,重點項目放緩建設等,從這一系列問題可以看出,要加快新疆紡織業發展,實現從棉花基地向紡織工業基地轉變的目標,任重而道遠。
二、新疆發展紡織產業集群的SWOT分析
現用SWOT(自我診斷法)分析新疆紡織業的現狀。
1、優勢
(1)原料基地
新疆棉花產量約占全國棉花產量的1/3,占世界棉花產量的8%左右,占全國商品棉交易量的60%和出口貿易量的100%,新疆每年度80%的棉花生產量均需通過國內外市場銷售,是我國最大的棉花產區。除此之外,新疆還是世界和中國最大的手摘細絨棉和中國惟一的長絨棉生產基地。近幾年,由于棉花市場價格大幅波動,一些大型棉紡織企業將投資轉向了棉花資源豐富的新疆地區。
(2)區位優勢
新疆與8個國家接壤,有16個對外開放口岸,這個巨大的市場潛力對內地紡織企業很有吸引力。除此之外,如果從新疆進入周邊市場特別是歐洲市場,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節省運輸時間和運輸費用。例如從新疆的阿克蘇地區進入歐洲市場比從歐亞大陸橋縮短1200公里,運輸時間比海運縮短四分之三,運費降低二分之一。落戶新疆的山東如意集團也是看中了新疆的區位優勢,因為從新疆到歐洲的陸運通道,比從山東到歐洲的海運通道可節約一半的運費。
2、劣勢
(1)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
目前中國紡織企業是高度競爭行業。國內改制的紡織企業占到90%,國營的不到10%,而新疆國營紡織企業還占到70%~80%。新疆國有及國有控股紡織企業的負債率、就業人數、都高于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紡織企業的平均水平,全員勞動生產率(增加值)只有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紡織企業平均水平的53.4%,且虧損總額占到新疆90%以上。
由于新疆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始終跟不上內地國有企業改革的節奏,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問題不能很快得到解決,體制和機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因此造成新疆紡織國有企業參與市場的競爭能力逐漸減弱,普遍陷入經營困境,一些企業被迫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狀態。[1]
(2)紡織人才短缺
新疆紡織企業非常缺乏專業的管理人員、技術人才和操作熟練工。新疆高等院校的紡織工程和紡織機械專業均已停止招生多年。據新疆紡織業協會統計,目前新疆各類棉紡織企業中專業技術人員不超過5%,其中,棉紡織專業技術人員所占比例更低,尚不到2%,精通棉紡織業經營管理的人才更為稀缺。
目前新疆部分棉紡織企業甚至沒有專業的產品開發技術人員,因此多年來生產的產品毫無改變,很難應對市場需求,另有一些企業雖然購置了高檔、高效的新設備,但產品依然是中低檔的老品種,使好的設備無法發揮出應有效益。[2]
3、機會
①國內紡織業梯度轉移
《中國紡織工業“十一五”發展綱要》中提出了“紡織產業梯度轉移”,要把沿海地區的紡織產業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新疆就是重點發展區域之一。“十一五”期間,國家明確提出要繼續加快新疆優質棉生產基地建設,規劃總投資15.21億元,其中申請國家投資7.5億元,地方投資5億元。新疆巨資投入棉花基地的建設,將為承接紡織產業向西部轉移奠定基礎,也為紡織產業集群化落戶新疆創造條件。[3]
2006年以來,越來越多的沿海紡織企業開始向西部轉移。內地棉紡企業如江蘇的華芳、浙江華孚、山東如意等紡織集團公司紛紛到新疆棉花產地投資,棉紡錠數達到28萬錠,投資總金額達8億-10億元人民幣。
②自治區政策支持
新疆紡織工業“十一五”發展規劃中也提出:經過5-10年的發展,實現從棉花基地向紡織工業基地的轉變,形成若干具備當地特色,體現資源優勢的產業集群,進一步發揮在自治區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作用。
另外,從投資環境來看,為了促進新疆紡織業的集群式發展,新疆各地、州政府建立了紡織工業園,并出臺了很多優惠政策,吸引企業投資建廠。例如,阿克蘇新規劃的輕紡工業園區,市政府對前來合作和投資的企業實行電費、稅收、土地使用、提供貸款等優惠政策。③紡織品貿易自由化
紡織行業是我國重要的傳統產業。自從2005年紡織品貿易實現自由化以來,我國的紡織業快速發展。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紡織品第一大出口國。2006年我國紡織品出口1439.9億美元,同比增長25.2%,約占全球紡織品貿易總額的1/4,排名第一。全球紡織品貿易自由化不僅為我國沿海地區的紡織業帶來了機遇,同時也為中西部地區的紡織業帶來了機遇。
4、威脅
①國內紡織業集群的競爭
由于目前在國內浙江、廣東一帶已經形成了一批較為成熟的紡織產業集群,且自2002年我國確立了第一批紡織業集群試點名單以后,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建立紡織產業集群的熱潮,各國各地已建立了眾多的紡織產業集群,而新疆紡織產業集群還處于孕育階段,必然會受到國內眾多紡織業集群的競爭。
②周邊國家紡織業的競爭
新疆與周邊幾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且經濟結構相似,如巴基斯坦等國也擁有豐富的棉花資源,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政府的優惠政策,因此,在新疆建立的紡織產業集群,也會被周邊國家所模仿、競爭。
三、新疆建立紡織產業集群的建議
由于絕大多數產業集群都是經過歷史的沉淀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單靠政府造出來的。但也有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認為,產業集群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可能通過政府有意識地規劃發展生成。當然這其中政府的作用就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1、加大政府干預
政府要加強對集群經濟的引導,通過建設工業園區和重點城鎮,依靠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引導紡織產業及相關產業向工業園區和重點城鎮聚集。利用本地的特色資源和既有的企業基礎,有意識地培育和發展紡織產業集群。
建立產業集群的一種有效途徑就是建立工業園區。據有關專家測算,一個企業在園區內發展,可以節省公共設施投資10%,節約土地15%,治理污染費用可降低5%。工業園區所產生的區域聚集效應和輻射作用,也使許多地方政府將公共政策的重點放在工業園區,形成一定區域內的科技、知識、資金、信息等優質生產要素的有效集聚。因此,工業園區在創辦之初一般采用“政策區”的運行模式,即園區規劃選址、生產要素配置、產業布局方式等都較多地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優惠政策加以引導。[4]
另外,政府還應適當地控制企業的投資規模,避免大型企業壟斷市場,鼓勵建立中型企業,維護市場有序的競爭秩序。
2、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繼續認真貫徹執行國務院關于《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加強管理的基本規范》加快自治區紡織企業建立規范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為重點,建立健全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
選擇部分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逐戶進行分析研究,制定改革重組方案,通過采取向國內外招標等方式,引進戰略投資者,實現股權多元化。鼓勵和支持外資企業、民營資本、社會法人資本對國有企業進行參股、控股和整體收購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爭取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企業盡早完成股份制改造,[5]進入市場同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在競爭中發展壯大。
3、注視紡織人才的培養
針對目前新疆紡織業人才短缺的狀況,應積極實施人才戰略,加強產、學、研相結合。創新是一個產業集群能不斷發展壯大的源動力,而人才則是創新的載體,因此,要在新疆建立紡織產業集群,就一定要加強對紡織業人才的培養。
首先要恢復各大高校的紡織專業,以及相關課程,培養紡織專業人員。其次,推動產、學、研相結合,為各紡織企業和紡織學校、紡織研究所建立聯系,鼓勵大學和相關的科研院所直接參與產業集群的創新活動。再次,新疆各紡織企業也應該多從內地引進紡織人才、技術工人,對企業現有工人定期進行職業技能培訓,對新招聘的工人也應該制定就業前培訓課程,提高企業工人的整體素質。最后,紡織行業協會要組織各企業定期交流,以及與內地先進紡織企業形成良好的互動,組織人員觀摩學習等。
4、積極招商引資
在如今國內紡織業向西部梯度轉移的大環境下,新疆自治區政府要抓住機遇,擴大對外宣傳,充分發揮本地優勢,積極地吸引國內外企業到新疆投資建廠,并且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鼓勵企業上大項目,帶動本地紡織企業,從而促進紡織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
5、完善區內服務體系
產業集群不是孤立地發展的,必須要有一個完善的服務體系做支撐。首先,政府應該鼓勵并引導市場調查機構、技術咨詢機構、知識產權事務中心、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各種咨詢機構和中介服務機構進駐產業集群內部,參與集群的發展。第二,加快建立大型的客運總站和物流中心,為企業提供方便快捷的物流服務。第三,舉行各種博覽會,洽談會等擴大本地產品知名度,在大中城市建立紡織品集中市場,為企業打開國內外市場。最后,建立發達的信息網絡,搭建一個良好的信息平臺,為企業提供快捷、準確、便利的信息服務。
參考文獻:
[1]制約新疆紡織工業發展的體制與機制問題的研究.課題組.加快新疆紡織工業體制與機制改革的對策和建議.決策咨詢通訊,2005.6.(70).
[2]新疆紡織工業工作會議部署行業工作重點“十一五”發展規劃助力新疆紡織升級進一步發揮紡織工業的支柱產業作用.記者徐峰馬杰.中國紡織報,2006.3.1,001.
篇9
【關鍵詞】 環境規制; 離差最大化; 財務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5;F4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6)11-0013-06
自從20世紀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水平得到了飛躍性提高,如今已位于經濟強國之列。但是我國的產品以“污染重、耗能高、資源密集型”為主,環境被污染,資源面臨枯竭,由我國工業引發的環境問題已非常嚴重,解決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的矛盾刻不容緩。在眾多工業中,紡織業是我國重要的民生產業,很早就已興起,占據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地位,亦緩解了我國的就業壓力,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但同時不可忽略的是2013年紡織業共排放工業廢水20.3億噸,在工業廢水總量中位列第四[ 1 ]。顯而易見,紡織業是名副其實的重污染產業,其環保任務很艱巨。
一、文獻述評
美國在20世紀60―70年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環境保護運動,此后社會人士開始廣泛關注環境與企業間的關系,學術界也展開了多樣研究。相比于國外而言,我國對環境和企業關系的學習開始得比較晚,隨著近年來我國產品出口貿易的發展、法律的逐漸完善和環境與生產矛盾的加劇,我國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并對其進行探討。
一些學者覺得環境規制對企業所起到的影響是消極的,將會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例如,Sancho,Tadeo & Martinez(2000)以西班牙家具制造業與木制品的效率指數為基礎作實證研究,得到的結果為環境規制對該產業的生產效率存在負面作用[ 2 ]。Shadbegian & Gray(2005)運用實證分析了在1979―1990年間美國的鋼鐵、石油和造紙三產業的樣本數據,發現環境規制強度與產業生產率負相關,說明環境規制對產業存在負面消極的影響[ 3 ]。姚蕾和寧俊(2013)運用計量經濟模型進行實證研究也得到了類似結論,紡織服裝的出口貿易量會隨著環境規制嚴格力度的加強而萎縮[ 4 ]。
一些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企業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推動企業的發展并使其得到更加良好的成長環境。例如,Mitsutsugu(2006)以污染控制支出、研發投入分別代替環境規制成本、技術創新,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日本在20世紀60、70年代高污染產業的污染控制支出和企業的技術創新呈正相關[ 5 ]。趙玉煥(2009)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發現我國的紡織品出口額與紡織業環境成本變化呈顯著性正相關,對環境規制的加強有助于提高我國紡織品出口量[ 6 ]。李小平、盧現祥等(2012)通過對我國30個工業行業在1998―2008年間的數據進行經驗分析,得出了工業行業環境規制強度能夠提升產業貿易比較優勢的結論[ 7 ]。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影響,但其影響形式比較復雜。例如,Lanoie,Patry & Lajeunesse(2001)在研究環境規制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時將企業分為面臨競爭強與面臨競爭弱兩類,結果顯示企業面臨的競爭愈強,環境規制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正面影響就愈顯著[ 8 ]。張倩(2011)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到的結論為環境保護強度與我國紡織服裝業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和MI指數呈負相關的同時與該行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以及貿易競爭指數呈正相關,說明環境保護對產業國際競爭力既有消極影響也有正面影響[ 9 ]。張成、陸D等(2011)采用面板數據,對我國30個省份的工業部門在1998―2007年間的環境規制強度和企業生產技術進步之間構建的模型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在東中部地區,企業的生產技術進步率在起初較弱的環境規制強度下被削弱了,但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卻逐步提高,即該兩者之間呈現出“U”型關系,而在西部地區這兩者之間還尚未形成在統計意義上顯著的“U”型關系[ 10 ]。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兩者之間的影響至今無法明確。例如,Busse(2004)在HOV模型上以參與國際協調的努力程度和環境管理作為環境規制強度的替代變量,在對2001年119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除鋼鐵業之外,比較高的環境規制標準并沒有導致高污染行業國際競爭力的降低,紡織行業亦是如此[ 11 ]。傅京燕(2006)仔細分析了影響環境和競爭力關系的各個因素,并且比較了環境成本內部化對一些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幅度,發現無法判斷出環境規制將會對產業競爭力產生何種影響[ 12 ]。郭紅燕、劉民權等(2011)經過研究認為環境規制對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無法確定,環境規制將會通過多種要素以及多個途徑影響經濟,綜合這些效應才能顯示出環境規制對國際競爭力的最終影響[ 13 ]。
顯然,各國的學者都相當關注環境規制與企業貿易之間的關系,通過認真嚴謹的研究,大致分為四種觀點:一是前者對后者存在消極影響,對企業環境要求的提高會增加生產成本同時降低利潤;二是前者對后者存在積極影響,環境規制措施能夠推動企業貿易的成長繁榮;三是兩者之間有聯系,但其影響方式并不一致;四是兩者之間的關系尚不確定。眾多學者在關于環境規制對企業國際競爭力和出口貿易的影響上分析得比較普遍深入,但是專門分析紡織業的環境規制對企業影響的研究卻比較稀少。因此,本文針對我國紡織企業的真實運營情況,研究環境規制對我國紡織企業所產生的財務影響。
二、我國紡織業的發展概況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外貿壓力不斷加大,紡織行業在經歷了人民幣升值、勞動力成本上漲和美歐國家反傾銷制裁的沖擊后出現了增速放緩的態勢,雖因國際市場需求減少、國內外棉價差拉大等原因造成了紡織業的產值有所下降,但是紡織業的凈資產和利潤總額總體呈現上升趨勢。鑒于目前國際市場發生劇烈動蕩的風險較低、我國內需增速穩中有升的情況,我國紡織業將繼續保持平穩發展的態勢。
紡織行業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的增長,但與此同時生態環境的污染問題也隨之而來。在由國家統計局調查統計的41個工業行業中,2013年我國共有20 776個紡織企業,排放的工業廢水占重點調查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的11.2%,廢水排放量長期緊隨造紙和紙制品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兩者之后,成為水污染的重要排放行業。紡織業是一個用水和排水都比較多的產業,廢水是其引發的最主要環境問題。對于我國的紡織業來說,一大半的所需水量皆用于高污染且處理難度大的印染環節,廢水的回收再使用率較低;該行業的廢氣主要產生于行業內使用的鍋爐,約有15%的鍋爐排放不達標;固體廢棄物主要是下腳料與鍋爐廢渣;噪聲污染絕大多數來自于設備與機器的運作[ 14 ]。
三、環境規制對我國紡織企業財務影響的分析
文章結合專家調查法,在產業ERS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15 ]的思路和計算方法基礎上運用離差最大化[ 16 ]模型,構建了一個環境規制強度綜合評價體系,對環境規制進行測量,從整體上對紡織產業進行評價。
(二)環境規制強度指標
對1997―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進行收集的同時加以處理,并運用離差最大化決策方法計算權重λ,λ值歸一化之后的結果分別為0.50514、0.49486、0.32637、0.32847、0.34516、0.41222、0.58778。在此作用下,紡織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值如表1所示。
從表1的結果中可發現,總體上1996―2013年這18年間我國紡織業的環境規制強度值呈現出一個不斷上升的態勢,說明我國的環境規制強度逐步加大,保護環境的意識愈來愈強,對環境愈加重視。
(三)我國紡織業財務績效相關指標
表2參考“四種能力”分析[ 17 ]財務評價體系,采用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等九項具體指標對紡織企業的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盈利能力、發展能力進行分析。
依據1997―2014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相關數據進行整理,經計算得到表3結果。
表3中財務指標總體呈現良好發展的態勢,流動比率呈上升趨勢,資產負債率呈下降趨勢,紡織業的償債能力不斷得到改善,該能力比較強;流動資產周轉率、固定資產周轉率和工業成本費用利用率、總資產貢獻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其間雖有所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并不太影響紡織業的總體營運能力和盈利能力;而凈資產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呈波動變化,近幾年的比值相較于2003年而言下降幅度較大,但凈資產、總資產并不是負增長,其總額呈上升趨勢,只是近期的成長速度沒有以往那么迅速而已,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在2012年為-0.15%,主營業務收入相比上一年而言有所下降,但其下降份額較小,基本上和2011年持平,從整體上來說紡織業的成長情況比較好。
(四)環境規制和我國紡織業財務績效的相關性分析
分別分析環境規制強度(E)與流動比率(F1)、資產負債率(F2)、流動資產周轉率(F3)、固定資產周轉率(F4)、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F5)、總資產貢獻率(F6)、凈資產增長率(F7)、總資產增長率(F8)、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F9)的相關性。
利用軟件EViews6.0對上述六個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即可得到各個指標間的關系。研究兩個變量線性關系程度與方向的相關系數r,當r值是正數時表明兩變量間正相關,否則即為負相關關系。當r≥0.95時,表示顯著性相關;當0.95>r≥0.8時,表示高度相關;當0.5≤r
由表4數據可以發現,環境保護強度與流動比率、資產負債率、流動資產周轉率、固定資產周轉率、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總資產貢獻率、凈資產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471、 -0.8932、 0.9650、 0.9794、 0.8676、
0.9697、-0.1250、0.2474、0.1936。這些數據說明了環境規制強度與前六個指標之間高度正相關甚至有些是顯著性正相關,而與凈資產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不相關,即環境規制對我國紡織企業的財務在發展能力方面無顯著影響,但在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盈利能力方面具有相當程度的積極影響力。
環境規制強度在與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周轉率、固定資產周轉率、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總資產貢獻率呈正相關時,與資產負債率呈負相關性。但是資產負債率越低,體現了該行業償還長期債務的能力越強,說明環境規制強度對紡織業的償債能力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即環境保護強度對紡織企業的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盈利能力均呈正相關作用。至于環境規制強度與凈資產增長率、總資產增長率、主營業務增長率不相關,主要是因為整個行業參差不齊,中小企業偏多,整體競爭力較弱,再加上經費及技術不足,需要進行管理改良的時間比較長,短期內成本增加,效益上升速度減慢;另外因為許多衡量環境規制強度和財務能力的因素不能全部被量化反映到模型中去,例如國家的各種政策、產業地位、壟斷程度、貿易限制措施等,這些無法量化的因素在模型當中難以體現。
作為重污染行業,我國紡織企業應該注重環境保護這一長期的發展要求,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增強環保意識,加大對設備、生產技藝的改進,以獲取更好的經濟效益。
四、啟示與建議
總體而言,紡織業的環境規制對我國的紡織企業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環境規制強度對企業的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盈利能力均有積極影響,強化環境規制有利于提高企業績效,應堅持貫徹實施各項保護環境的政策,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并幫助其進行技術和管理上的創新,進而提升整個紡織產業的綜合競爭力。
(一)政府層面:宏觀調控,創造良好環境
1.制定并完善環保政策
我國應該堅持實行“環境保護”這一基本國策,不斷完善環境保護政策和措施的體系。在法律法規上要保證內容的準確性和全面性,避免發生模棱兩可的情況,讓我國的紡織品企業實現真正的有法可依,這樣才能為后面的執法打好基礎。政府在制定環保政策時,可以采用可買賣的排污收費等有激勵性的政策,這樣可以間接地起到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作用,促使企業運用先進的設備和管理技藝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并使企業獲取經濟利益,實現長久的發展。同時,我國也要形成統一的環境監管機制,分配清楚每個部門的職責,避免出現環境問題互相推諉的情況。
2.積極參與國家間的合作
近年我國作為一個積極的建設者,參與了眾多全球性活動,例如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全球環境基金成員國大會,并已連續舉辦六屆世界環保大會(WEC),推動經濟向綠色低碳、生態文明的模式發展,和其他國家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合作次數明顯增多,合作程度也明顯加深。但是隨著紡織行業傳統出口市場中日益增多的綠色壁壘,我國紡織品的出口形勢愈加嚴峻,我國政府應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積極參與多邊條約、國際法規等的制定和完善,這樣可更加準確地理解和執行國際標準。另外,我國的相關法律法規也要與國際標準制度相接軌,這樣才能有效地降低我國遭受綠色貿易壁壘的機率,提升綜合競爭力。
(二)企業層面:微觀落實,加快技術創新
1.樹立綠色生產觀念,提高環境保護意識
我國紡織企業應順應世界環境保護的潮流,實施以質量取勝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樹立綠色生產觀念,這樣能夠更加適應人們對綠色消費的需求,讓企業獲得長久的競爭優勢。但是有一些紡織企業尤其是小型的企業只重視眼前利益,急功近利,采取竭澤而漁的方法發展企業,缺乏環保意識,污染了周圍的環境;而大中型紡織企業雖然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但缺乏資金的投入以及技術的引進,環保設備不能及時更新,也就未能有效地保護好周邊的環境。如果各大中小企業能夠重視環保問題,響應政府的號召,積極主動地尋求技術、制度和管理的創新,則能提升技術水平,提高產品競爭力,從而實現高效生產和長遠發展。
2.進行技術創新,積極實施品牌戰略
創新是所有產業生命力的所在,要想擁有美好的前景就需要把創新堅持到底。若想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我國紡織企業必須加快技術創新,大力研發環保產品,把生態服裝、綠色紡織品作為該行業出口的經濟增長點,努力實現綠色化生產與消費,與國際新型的需求相接軌。近年全球紡織市場的競爭愈演愈烈,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也逐漸上升,已無法僅靠過去常用的低成本戰略獲得勝利。如今的企業只有生產高品質的產品才能在市場中立足,而毫無疑問品牌能給高品質的產品錦上添花,我國已形成一定規模的品牌產品,例如波司登(Bosideng)、佐丹奴(Giordano)、羅萊家紡(Luolai)、安踏(Anta)、恒源祥等。我國紡織企業應該努力創建更多屬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廣泛實施國際上普遍用于應對綠色貿易壁壘的ISO14000標準體系,提高自身以及整個行業的綜合競爭力。
【參考文獻】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1997―2014[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2] SANCHO F H, TADEO A P, MARTINEZ E.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 application to spanish wooden goods and furnishings industry[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es,2000,15(4):365-378.
[3] SHADBEGIAN R, GRAY W. Pollution abatement expenditure and plant-level productivity: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5,54(2):196-208.
[4] 姚蕾,寧俊.國內環境規制對紡織服裝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研究[J].紡織學報,2013(6):107-112.
[5] MITSUTSUGU 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es,2006,28(4):299-312.
[6] 趙玉煥.環境規制對我國紡織品貿易的影響[J].經濟管理,2009(7):147-150.
[7] 李小平,盧現祥,陶小琴.環境規制強度是否影響了中國工業行業的貿易比較優勢[J].世界經濟,2012(4):67-77.
[8] LANOIE P,PATRY M,LAJEUNESSE R.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new findings on the porter analysis [Z].Cirano Working Papers,2001.
[9] 張倩.環境規制對我國紡織服裝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D].天津:天津財經大學,2011.
[10] 張成,陸D,郭路,等.環境規制強度和生產技術進步[J].經濟研究,2011(2):113-122.
[11] BUSSE M. Trad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new empirical evidence[Z].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4:3361.
[12] 傅京燕.環境規制與產業國際競爭力[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13] 郭紅燕,劉民權,李行舟.環境規制對國際競爭力影響研究進展[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28-33.
[14] 林艷真.我國紡織品貿易與環境沖突及協調路徑研究[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2010.
[15] 趙細康.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理論與實證分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篇10
關鍵詞:漢代;女性;經濟
中圖分類號:F1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6-0282-02
漢初,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統治者大力推行“與民休息”的政治措施,隨著鐵農具的增多,牛耕的普及,水利灌溉的發展,施肥、耕種、新型紡織工藝等生產技術的改進,漢代的社會生產力與前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經濟生產迅速恢復并發展起來,女性也廣泛地參與了各項經濟活動,對當時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大地促進作用。
一、農業
農業是漢代最主要的生產部門,也是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史書中不乏女性從事農業的例子,如《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后漢書·王良列傳》記東漢初王良雖為大司徒司直,但他的妻子“布裙曳柴,從田中歸”親自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同書《承宮列傳》記載承宮和妻子一起“之蒙陰山,肆力耕種”。《逸民列傳》則記載了高鳳“妻嘗之田,暴麥于庭,令鳳護雞”;龐公在田間勞動時“妻子耕于前”,夫妻協力,共同勞作。夫婦共同在田間勞動是最平常不過的農村勞動場面,這一點在漢代畫像石上也多有反映。四川成都西郊出土的畫像磚上,共刻有男女六人,其中兩人手執鐮刀,順次收割,三人彎腰隨后拾稻,一人肩挑手提餐具,剛走近田邊,為收割者送飯。收割者裙式裝束,似皆為婦女[1]。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遇到戰亂,男子外出服兵役、徭役等,婦女更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如東漢后期,為了進行討伐諸羌的戰爭,幾乎所有壯年男子都上了戰場,致使國內出現了“麥多委棄,但有婦女鑊刈也”,“小麥青青大麥枯,誰言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 [2] 正是對婦女承擔沉重農業勞動的生動寫照。除了直接參與耕田收割這樣的田地勞動,漢代很多女性還從事和糧食加工有關的勞作,如嘉峪關3號墓5號墓磚上就有農婦持連枷打場的畫面。向倉庫送糧也常常有女性常常參與,晉寧石寨山貯貝器上的“上倉圖”即有成群結隊的婦女頭頂盛放谷物的器具,正向糧倉走去[3]。河南密縣打虎亭發現的東漢墓中畫像石也有女子參與交租的場面[4]。加工糧食的勞動是非常繁重的,被稱為“舂”。劉邦死后,其寵姬戚夫人就被呂后“髡鉗衣赭衣,令舂”[5] 。
二、紡織業
“男耕女織”這種生產模式,是封建經濟在形成過程中按性別形成的自然分工,也是中國數千年不變的傳統生產方式。從桑園到蠶房,從紡車到織機,到處都是女性忙碌的身影,她們以自己的辛勤勞動促進了國家的經濟發展。漢代紡織主要有三種生產形式:
1.官營紡織業。漢時有東、西織室,設在京師長安,由“織室令丞”主管,規模很大,每年費用達5 000萬,是“主織作繒帛之處”,生產出來的織物主要供皇室和官府使用。另外,紡織中心齊郡臨淄設服官之所,稱為“三服官”,三服即指春、冬、夏三季所需用的絲織品[5]。據《漢書·元帝紀》記載,元帝時三服官“做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逄振鎬先生推算,齊三服官漢武帝后和之前相比,工人大約增加了500倍左右,一年耗費約增加了數百倍。說明了漢代紡織業的長足發展[6]。除了一部分管理和輔助人員外,東西織室里均為訓練有素、身懷技藝的紡織女工和有技藝的女刑徒,如《史記·外戚世家》就記載,文帝母薄姬曾是魏王豹后妃,在其失敗后被“輸織室”。
2.私人作坊。私人作坊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地主莊園內的手工作坊,所生產的紡織品主要是為了滿足田莊內部的消費需要,剩余部分才出售求利。另一類是商業性質的私人作坊,如《漢書·張湯傳》載:“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穿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張家擁有規模較大的手工作坊,紡織業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從記載來看,其產品基本上不是自給消費,而是面向市場的求利商品。《漢書·貨殖列傳》也說:“通都大邑,酤一歲……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边@說明在當時的商業貿易中、帛、絮、布等紡織品是市場上非?;钴S的商品,也說明市場上這些大批量的商品,除了部分是小農家庭紡織自用后的剩余品外,一定還有大量的個體手工業者和私人經營的手工業作坊存在,這些作坊的絲織品都是為了盈利而作為商品來生產的。顯然,在這樣的手工場中,所雇傭的紡織者也應是有一定技藝的民間紡織女子。
3.作為家庭副業的手工紡織。紡織業是漢代民間分布最廣的家庭手工業,亦是家庭經濟的一大支柱,家庭成員的衣服開銷,國家租賦的交納都賴于此。當時一匹縑的價格為六百一十八錢,一匹絹的價格為五百錢,而精美的紡織品價格則更加昂貴。相對來說,當時糧食的價格比織物要便宜得多,文景時,糧價每石粟為十余錢至數十錢,“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奔词共怀圆缓龋患{國家田租,把糧食全部出賣,也僅得千余錢。可見,女子的女紅收入有時甚至超過男子的收入,成為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7]?!稏|觀漢記》卷十八《范丹傳》載,東漢萊蕪縣令范丹去官后,其妻“紡績以自給”。《后漢書·列女傳》記載樂羊子妻以紡織來養活家人,供丈夫讀書,可見紡織的收入不菲。因此,為了維持家庭生活,婦女勞動是極端辛苦的,“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睎|漢荊州秭歸縣許多人家的女兒終身不嫁,被幽禁在家里,埋頭紡織以供給朝廷。直至唐代,這一帶仍稱呼進貢的布帛為“女子布”。在兩漢史籍中,描寫自耕農“溫衣飽食”“布帛充用”“百姓充足”之類的贊譽之辭數不勝數,雖有溢美的成分,但婦女紡織在家庭收入中占相當比例,是毋庸置疑的。
三、商業
周代就已經出現了女子經商的情況,《周禮·地官司徒·司市》記載有朝買夕賣的“販夫販婦”。漢定天下后,商業就開始活躍起來,在商品經濟的刺激下,趨利求富遂成為一種風氣,“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北厝灰矊Πㄅ釉趦鹊拿恳粋€社會成員產生影響。張衡《西京賦》說到長安商業的發達,“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于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其中所謂“裨販夫婦”、“肆人之男女”都說明在商業領域中女性的活躍。女性商人在史書上多有出現,如朱儁“少孤,母嘗販繒為業”。館陶公主男寵董偃之母是一位販賣珠寶的商販,經常出入公主及上層貴婦家中兜售珠寶。在出土文物中也有關于女子經商的記載,如漢簡《侯粟君所責寇恩事》22.1—36簡冊,就是一份完整的關于商業債務糾紛的訴訟案卷。我們可以看到在此案中,粟君并沒有參與實際的商業經營,而是其妻參與整個商業過程,與人一道去外地販運、收債等等[8]。一些當時的法律詔令也說明了女子經商的普遍性,甘肅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王杖詔書令》簡冊[8],其中有關于老年女子經商有所優待的條文:“年六十以上,毋子男為鯤。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為寡。賈市毋租,比山東復?!奔磁幽?0 歲以上,如果沒有兒子,可以享受經營商業,政府不征收市租的優惠,可見當時頗有老年婦女經商的情形。同篇“夫妻俱毋子男為獨寡,田毋租,市毋賦”也宣傳了大致同樣的政策。不過,總起來看,女性從事長途販運的行商與巨賈較少,大多是沿街叫賣或上門兜售的小商販,或是開小店鋪的店主。東漢馮衍在他的信中提到一種“販糖之妾”,即賣糖的女子[2]。可以看出,漢代女性在商業領域的活動是十分活躍的。
漢代女性經營酒店業的也為數不少,《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為泗水亭長時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這里的王媼、武負,都是以賣酒為業的女老板,她們經營的酒店,應該都在“泗水亭長”管轄范圍之內,《史記·正義》云:“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酒店在最基層也極為密集,更不要提繁華的都市了。也說明漢代女子經營酒店是一項比較普遍的職業?!妒酚洝に抉R相如列傳》也載:“相如與之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边@是漢代著名才女卓文君當街賣酒的記載。漢樂府中也有“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的詩句?!逗鬂h書·劉盆子列傳》記載呂母“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者,皆賒與之”,雖然呂母的目的不是為了盈利,但是少年多有來沽者,說明女子經營酒店,當時應是一種普通行為,所以呂母才能以此為掩護,收買人心,為子復仇。四川彭縣出土的“漢代女子當壚賣酒”畫像石,以實物證實了史料的記載。
總之,漢代女性在當時主要的經濟生產類型——農業、紡織業、商業中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現,在職業類型上,其勞動形式已經多樣化,她們的生產活動有力地推動了當時的經濟發展。女性從事職業的廣泛性、重要性使得她們在社會活動中承擔了一定的責任,因此也相應地具有較重要社會地位。
參考文獻:
[1] 何浩天.漢畫像磚與漢代社會生活[M].北京: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9:49.
[2] [漢]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1003-3281.
[3] 林聲.晉寧石寨山出土銅器所反映的西漢滇池地區的奴隸社會[J].文物,1975,(2).
[4] 安金槐,王與剛.密縣打虎亭漢代畫像石墓和壁畫墓[J].文物,1972,(10).
[5] [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1558-3937.
[6] 逄振鎬.秦漢時期山東紡織手工業的發展[J].齊魯學刊,1983,(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