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方案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方案，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團市委切實履行預青專項組辦公室工作職責，積極協調成員單位，2015年10月16日，召開全市預青工作會議，總結工作、查找不足，推廣試點工作經驗、工作模式，進一步明確六類重點青少年群體工作目標定位，完善信息匯總和動態監測、引入專門力量教育矯治、利用正面力量接觸聯系、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關愛幫扶等重要工作機制。

切實抓好有不良行為青少年、閑散青少年等群體的服務管理工作。協調相關部門不斷完善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組織體系和制度體系，深入貫徹落實新刑訴法，嚴格執行相關未成年人法律規定，落實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合適成年人參與訴訟、未成年人附條件不、未成年人刑事檔案封存、提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等制度，加強青少年維權工作載體和陣地建設，命名了市公安局網絡安全保衛支隊、市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室等30個集體為曲靖市青少年維權崗，同時推動各級“青少年維權崗”與社區結對，開展經常性的預防和維權工作，幫助青少年健康快樂成長。

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和法制宣傳教育。團市委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全過程，各種主題實踐活動豐富多彩。通過運用微博、手機報等新媒體積極組織開展“我與祖國共奮進”、“學黨史、知黨情、跟黨走”、“曲靖青年志在四方”、“與信仰對話”、“與人生對話”等主題教育活動，結合“3?5”、“五四”等重要節日，組織開展學雷鋒日青少年志愿者集中服務和“高舉團旗跟黨走 奮力實現中國夢”主題團日活動，開展“中國夢”與“青年歷史使命與擔當”迎五四專題知識講座，進一步增強了廣大青少年的社會責任感；組織曲靖各界優秀青年進學校、社區、企業和農村，開展了“四進”公益勵志6期巡回演講，受益青年1.6萬人次。在潛移默化中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加強社工專業力量和專業隊伍建設。圍繞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這個核心目標，出臺了《曲靖市關于加強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及《曲靖市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實施方案》，加快建設進度，探索成立非營利性民辦非企、創辦民辦服務機構、與現有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建立合作等多種方式，加快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機構）建設步伐，推動縣（市、區）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機構）建立發展。鼓勵團干、志愿者（合適成年人）等參與社工資格考試，儲備人才。通過培訓、引進專業社工、招募志愿者（合適成年人）等方式，進一步培育壯大社工人才隊伍；對照《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工作手冊》，找準參與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著力點，強化項目推動。針對6大類重點青少年群體，開展個案管理、青春期教育、禁毒防艾、困難幫扶等工作；針對涉案未成年人，開展合適成年人到場參與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社會調查、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預、附條件不監督考察等工作，爭取公檢法司支持，通過與青少年事務社工服務中心簽訂委托合作協議的方式購買服務。積極在社區、城中村、監所等地設立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工作站，拓展服務范圍。目前全市扶持培育了6家青少年事務社工組織，有社工專業社工30余人，從業人員70余人。社工在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實踐中的重要作用得到一定發揮。

推動全市“青少年維權崗”活動廣泛、深入、持久開展。為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的青少年權益保護和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動員社會力量共同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營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良好社會環境，組織動員各級“青少年維權崗”及創建單位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幫助和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活動，提高社會各界對“青少年維權崗”的知曉度和認同度，充分發揮各級“青少年維權崗”在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和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方面的作用。

篇2

摘要：社會教育學是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外的第三個獨立的教育領域，也是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的社會工作，其主要功能是補充和協助家庭教育以及學校教育。成都市錦江區華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在國內率先推動“社會教育學”領域的建立與發展，探索和創立一種嶄新的華仁工作模式。本文以“華仁模式”為例，從社會教育學的視角探討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作為一個綜合領域的理論基礎、功能定位、實踐操作和職業發展。在界定基本概念并闡述“社會教育學”與“社會工作”關系之后，從以下幾個層面分析了“華仁模式”的主要特點：應對隱性社會問題、理論基礎、功能定位、服務內容、反思性視角、本土文化視角、對專業性和專業素質的理解，并分析“華仁模式”對國內豐富和發展社會教育學領域的推動意義。

關鍵詞 ：社會教育學 社會工作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 華仁模式

[中圖分類號] C9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4828(2015)01-0003-32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1.001

張威，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德國開姆尼茨科技大學博士（成都610065）。

過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的社會工作領域，在探討如何應對涉及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一系列問題時，人們慣于使用“兒童社會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和“家庭社會工作”這些概念。然而，第一，對于這四個概念，目前社會工作領域尚無統一界定，并且由于它們所面對的工作對象和所觸及的工作環境相似或重疊，故它們的內涵和外延有多重交叉之處。第二，盡管“兒童青少年”這一未成年群體以及“家庭”和“學?！边@兩個社會化基礎機構均與“教育”息息相關，但人們依然執著地使用著“社會工作”概念，并熱切地在各種心理學和社會學理論中尋找理論依托和實踐模式，而“教育學”這一核心視角卻被遺忘和冷落。

成立于2013年1月的成都市錦江區華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以全新理念致力于應對涉及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種“隱性社會問題”，在中國大陸首次推動“社會教育學”領域的建立與發展，努力探索嶄新的“華仁工作模式”（下文簡稱“華仁模式”）。2014年7月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華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并與華仁負責人深入交流社會工作、了解“社會教育學”在成都的建立與發展情況，華仁的工作得到了默克爾總理的高度肯定和贊賞。

那么，“華仁模式”究竟有何獨特和創新之處？本文在分析和闡述“華仁模式”特點之前，首先對幾個重要的基本概念“社會教育學”、“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華仁模式”進行界定和論述，并闡述和分析“社會教育學”與“社會工作”的關系。

一、什么是社會教育學？

在歐洲大陸國家，社會工作領域中有兩個概念并存，即社會教育學和社會工作。社會教育學的起源是怎樣的？為什么會形成社會教育學？什么是社會教育學？社會教育學的主要服務領域有哪些？它的核心理念和觀點是什么？它的相關立法或法律基礎是什么？

社會教育學的起源和定義。社會教育學概念形成和起源于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瑞士、奧地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北歐國家。教育學家海爾曼·諾爾(Herman Nohl)認為，社會教育學從教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人類應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的一種體現。他用五種“精神能量”（即社會運動）概述社會教育學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原因：(1)工人運動所提倡的社會主義（1848年）；(2)新教教會的“向內福傳”運動（1849年）；(3)婦女運動(1870年)；(4)社會政策運動（1870年）；(5)青少年運動(1900年左右)(Thole 2002)。教育學家和政治家蓋爾圖特·波爾摩(Gertrud Baumer)對社會教育學的最初界定是：“所有關于教育的，只要不是家庭、不是學校，都是社會教育學”。這一定義雖然非嚴格意義上的概念界定，但它確立了社會教育學作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外的第三個獨立教育領域的地位。蓋爾圖特·波爾摩同時強調，社會教育學雖然是第三個獨立的教育領域，但它并不是與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毫不相干，相反，社會教育學與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甚至社會教育學與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相互融合。由此，歐洲大陸國家在面向兒童青少年與家庭以及面向成人的社會工作領域中，形成兩種不同的傳統職業分支：以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為主的社會教育學(sozialpadagogik)（起源于面向兒童青少年的救助工作）、以及以面向成人為主的社會工作(sozialarbeit)（起源于面向成人的救助工作）。在當今的歐洲大陸，雖然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依然并存，但這兩種歷史性職業分支和職業領域正在逐漸趨于融合，專業人士嘗試著使用一個涵蓋兩者的上位概念Soziale Arbeit即社會工作來表述。

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盡管如此，在今天的歐洲大陸，無論是大學的人才培養領域還是專業服務領域，社會教育學仍然是人們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社會服務時的綜合性專業術語。在實踐領域中，社會教育學的工作領域和服務范疇也被統稱為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kinder-und jugendhilfe)，在歐洲大陸國家，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所涵蓋的范疇絕不僅僅是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和家庭社會工作，而是范疇寬廣、分支細微、內容繁雜，它涉及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各種性質和各種內容的服務，是一個龐大、系統、專業的綜合體系，而這一領域的形成和這一概念的出現經歷了較長的歷史發展過程。

早在1922年，魏瑪共和國為了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部分兒童青少年失去了家庭的照護和教育，也為了聚集和利用分散的社會力量，同時將當時的兩個工作領域，即面向大眾的青少年業余生活、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以及面向“問題青少年”的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合為一體，設立了一個獨立的社會教育學專業性官方機構即青少年事務局(jugendamt)，并頒布了《帝國青少年福利法》(RJWG)。該法律規定，地方政府有義務設立青少年事務局。該法律一直實施至1990年。從1990年起，該法律被修訂并編人《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 SGB VIII/KJHG)。該法律因此成為“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的重要法律基礎和依據，并進一步增強了青少年事務局作為社會教育學專業性官方機構的地位。

按照《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60條，“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的任務主要含“服務項目與內容”（第11～41條）以及“其他任務”（第42～60條）兩部分。第11～41條規定了以下四種任務類型或工作方向的服務項目和內容（見表1總結）：

第一類任務是促進兒童青少年（自身）的成長與發展（第11～15條）。包括以下服務項目和內容：青少年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教育性兒童與青少年保護工作等。青少年工作與青少年社會工作的區別在于，青少年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所有兒童青少年的開放性工作，比如校外教育、業余生活與體育活動、青少年之家或青少年聯合會的工作；而青少年社會工作主要是指面向有特定問題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體，其中包括青少年就業社會工作和學校社會工作兩個重要的服務領域。這一類任務主要面向兒童和青少年。

第二類任務是促進對家庭的教育（第16～21條）。其中包括以下服務項目和內容：家庭培訓、家庭咨詢、家庭休養、分居和離婚咨詢等，其目的是面向家庭和成人，協助其建立良好和睦的夫妻關系和家庭關系，正確處理分居和離婚等情況。這一類任務主要面向家庭和家長。

第三類任務是促進日間照管機構中兒童的成長（第22～26條），其中包括以下服務項目和內容：托兒所、幼兒園、小學生課后照管機構、自發組織的團體等。在此筆者要補充說明的是，在德國，幼兒教育屬于社會教育學的工作范疇，其財政開支和人員數量在社會教育學領域中所占比例最大。這一類任務主要面向兒童，其功能很清晰——對家庭教育進行補充和協助、使年輕父母減少或擺脫育兒和工作之間矛盾的困擾。

第四類任務是協助、補充或替代家庭教育、協助精神殘障的兒童青少年融人生活、幫助年輕的成年人（第27～41條）。其中包括以下兩類服務項目和內容：一類是流動型協助或補充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家庭教育咨詢、小組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另一類是固定型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如寄養家庭、收養家庭、兒童與青少年寄宿教養機構等?！傲鲃有汀币辉~基于社會工作形式中的“來結構”和“去結構”：“來結構”是指服務對象來到社會工作機構或服務處，主動尋求幫助，比如，家庭教育咨詢；“去結構”是指社會工作者來到服務對象處（如服務對象家中或者經常逗留的地方），為服務對象提供幫助，比如，家庭社會工作、街頭社會工作。因此，此處所說的家庭社會工作是專指社會工作者進入案主家中開展工作。一般來講，不超過6～8周，每周3～5次。“固定型”一詞是指服務對象較長時間地處于一個固定住所或機構中，比如，寄養家庭或者兒童與青少年寄宿教養機構。其中兒童與青少年寄宿教養機構面向所有無監護人以及有監護人但因各種原因其監護人不具備撫養和教育能力的兒童與青少年，或者是面向被忽視、身心得不到照顧、無法得到教育的兒童與青少年。也就是說，“流動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補充和協助家庭教育，而“固定型”工作的主要功能是臨時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

以上四種類型的任務是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的核心服務項目和內容。承擔和提供這些服務項目的可以是國家（官方）機構（公立型機構），也可以是非政府機構（自由型機構）。但按照《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第3條規定，自由型機構“可以”承擔這些任務，而公立型機構則擁有法律義務、“必須”承擔這些任務。

除了以上所述任務之外，按照《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第42～60條規定，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還需完成其他任務。此處的其他任務（第42～60條）是指主要由公立型機構承擔和完成的任務，比如，國家庇護、以及在監護法庭、家庭法庭和青少年法庭上，青少年事務局有義務協助或參與各類法庭的工作，比如，來自青少年事務局或某個自由型社會工作機構的青少年法庭社會工作者，為青少年法庭的法官提供有關某青少年日常生活環境和成長狀況的報告，并向法庭提出教育或懲罰措施的建議。自由型機構一般不承擔這類任務，而只有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受國家委托承擔這些其他任務，也就是說，青少年事務局可以在特定條件下委托某個自由型社會工作機構承擔這些任務。

在此，筆者要特別強調的是，以上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的服務項目與內容（第11～41條）以及其他任務（第42～60條）中雖然包含了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但是第一，這三個工作領域只是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眾多服務內容中的三項，而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務內容極其廣泛、服務領域非常細化；第二，如上文所述，這三個概念所包含的內涵也極為明確：青少年社會工作的主要領域包括青少年就業社會工作和學校社會工作，主要面向有特定問題或特定需求的青少年群體；而家庭社會工作是指社會工作者直接進入案主家里展開工作。因而，歐洲大陸在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服務領域方面，立法與服務已非常成熟，國家與社會機構的合作由來已久，服務體系和操作模式已非常系統，服務領域已非常細化。出于該原因，本文在此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或者學校社會工作或者家庭社會工作，而是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的綜合性上位概念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

如前文所述，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是社會教育學在實踐工作領域中的統稱。也就是說，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的核心理念來自于社會教育學思想。下面從兩個方面簡要分析來自社會教育學領域的基本核心觀點，它們既構成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理念的基礎，也體現出《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與其他社會立法的不同之處：一是關于兒童與青少年的權利；二是對兒童與青少年教育和成長的理解。

兒童青少年權利的特殊性以及兒童青少年權利保護的實質。關于兒童與青少年權利的主題，涉及國內外各種不同的法律和規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是眾所周知的國際層面兒童權利法律文本。但值得思考的是，《兒童權利公約》是基于聯合國《人權宣言》發展而來的，它是以自由憲法的形式對人的各種權利進行規定：如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結社自由、擁有社會參與權與決策權，故較為成人化，而兒童權利與成人權利（保護）存在本質差異。兒童權利是一種間接權利而非直接權利，它主要通過家庭保護和監護人責任得以體現，因此，把兒童權利成人化存在一定問題。兒童由于身心發展的未成熟狀態，不具備獨立生活能力，無法感受和實現自我權利的保障，而是通過成人（父母／監護人）的保護和照顧來實現，因此兒童權利處于一種特殊地位，而且非常棘手，尤其是在家庭與兒童雙方愿望發生沖突時，兒童權利常常被忽視或被侵犯。因此，兒童權利保護的實質更多的是指，為兒童的成長與發展提供和創造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并促進兒童與其所處環境的良好互動。兒童權利保護的總體目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在參與原則的指導下，為兒童的教育、成長與發展過程提供良好和積極的條件，促進其健康成長和發展；兒童權利保護體現在監護人（或撫養人）的責任和義務實施上，監護人要承擔起兒童權利保護的責任和義務。

為此，需要首先明確兒童青少年一父母（家庭）——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而確定三者關系的基本原則是“輔原則”(subsidiaritat)，這一原則也是保守型福利國家構建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框架的基本原則之一。

輔原則由天主教社會學說所提出的三大原則發展而來，即人的原則、團結互濟性原則、輔原則。人的原則(personalitat)強調每個人都擁有尊嚴，其尊嚴不可侵犯。團結互濟性原則(solidaritat)強調機會均等與社會公正，倡導通過團結互濟促進人類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安康。西方福利國家構建社會政策（社會福利）與保障體系所遵循的三大原則是保險原則、福利原則與救濟原則，其中保險原則充分體現了團結互濟性原則的精神，而救濟原則充分體現了輔原則的思想。

輔原則包含兩層意義，一是由個體到家庭到社會組織到國家的自下而上的層面。在此層面上，下一方有義務首先對自己負責和承擔起責任，只有當自己無能力自助時，才可以求助于上一方，此層面強調自下而上的自我責任和義務。另一層面是指，從國家到社會組織到家庭到個體的自上而下的層面，該層面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輔助和協助義務：當下一方因各種原因無能力自助：無法實現自我責任和義務時，上一方需伸出援助之手進行協助和幫助。但上一方的義務僅局限于輔功能，而不是取代下一方的職能和作用。這種自下而上的自我責任和義務與自上而下的輔助功能和義務被稱為輔原則。

輔原則和多樣化原則(pluralitat)，今天已成為保守型福利國家構建社會工作體系的核心指導性原則，以及確立國家與社會組織關系的重要依據。其中，輔原則的思想已被明確納入聯邦德國《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第4條。該條文針對“公立型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機構與自由型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機構的合作”作出以下規定：(1)為了確保年輕人及其家庭的幸福與安康，公立型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機構應與自由型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機構進行伙伴式合作。在合作過程中，公立型機構應尊重自由型機構（即社會組織）在確立目標、實施任務和組織結構方面的自主性。(2)如果具備資格的自由型機構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服務或活動，那么公立型機構就應放棄官方的服務措施。(3)公立型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機構應按照該法典規定對自由型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機構進行資助，并加強自助團體的各種工作形式（《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第4條）。在此，輔原則確立了國家和社會組織之間的伙伴式合作關系，這一合作關系體現在以下幾方面：在承擔和提供社會服務方面，社會組織具有優先權；若具備資格的社會組織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服務，國家有義務對其進行財政資助，但社會組織在制定目標、實施操作和組織構架等方面依然擁有自主權。輔原則的這一基本思想，即一方面盡量避免國家的涉人，國家的功能是從屬和輔助的；另一方面，社會組織有權利得到國家資助，這一思想使得社會組織被置于國家和個體／家庭之間的位置上，并由此形成新合作主義。

因此，輔原則明確了個體、家庭、社會組織和國家四方之間的各自功能與相互關系。在兒童青少年權利保護方面，首先應該承擔起責任的是家庭，國家的責任和義務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方面，在家庭遇到子女教育問題和困難、但仍有能力教育子女的情況下，國家及社會組織有義務支持協助或補充家庭教育、增強和促進家庭的社會化功能，比如，為家長提供預防性家庭教育咨詢，協助兒童健康成長和發展。另一方面，國家擁有最高監督權，監督家長或監護人履行教育和養育子女的義務。當家庭教育功能缺失，或家庭出現結構性問題、無力自助時，國家有權監督家庭教育／監督家長。比如在家長缺位或失去監護能力的情況下，國家有權撤銷其監護權，并承擔起臨時監護權。這種情況下，國家就從監督者的角色轉變為教育者的角色，由此，公立型或自由型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是臨時性或永久性替代家庭教育。但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會出現兒童權利與家長權利相沖突的情況，這種情況下應謹慎處理矛盾和緊張關系，并需要相關立法支持，以及通過法律訴訟程序進行裁決。

社會教育學對“教育”的理解。傳統教育概念特別強調：作為成人的教育者和作為受教育的孩子兩者之間存在著知識和經驗方面的差異，教育行為的焦點也是兩者在知識和經驗方面的差異，因此傳統教育將教育過程簡單地理解為老師“教”和學生“學”。但是，現代教育概念并不是將這種差異簡單地理解為知識和經驗的差異，而更多的是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因此，教育是一個雙方相互合作的過程，在具體的社會或環境框架下，所有參與者之間所產生的一個互動過程(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

因此，社會學家尼可拉斯·魯曼(Niklas Luhmann)提出，教育行為具有“技術缺失性”(technolo-giedefizit)。即在教育學領域中，人們無法像在技術領域那樣，如，機械師修理機器、木工制作桌椅，能夠通過運用簡單的工具（方法和技術）達到某一特定的教育目標。教育行為中的技巧、方法與所要達到的教育目標和效果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和確定性(Niklas Luhmann，1982)。教育者所能起到作用的，只是推動和激發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即自我學習和自我理解的過程。教育過程需要一種持續不斷的自我反思和重新定位。

從社會教育學的角度來看，兒童青少年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與教育者之間的關系，都是促使他們學習、推動他們成長的契機和載體。社會教育學家米夏爾，溫克樂(Michael Winkler，1988)在他的《社會教育學理論》中提出教育行為的兩個決定性基本條件：教育地點和主體?！吧鐣逃龑W永遠都無法肯定，主體是如何在教育地點成長和發展的”(Luhmann/Schorr，1982：282)。溫克樂想要用“主體”這一概念說明，教育工作者所接觸的工作對象，總是與他們的環境處于某種關系狀態中，而這種關系狀態又是他們通過自身的行動自主建立起來的，因此，他們完全可以在這種關系中改變自己。這也意味著，兒童與青少年自身是積極主動的，他們會分析和探討周圍的環境，并且能夠在積累的經驗基礎上改變自己。

教育學家海爾曼·諾爾(Herman Nohl)提出，教育工作成功的前提是建立教育關系紐帶(pada-gogischer bezug)。教育關系紐帶這一概念是指，一種以同等程度將教育者．被教育者以及客觀世界（社會文化環境）三方連在一起的紐帶。因此，教育者處于受教育者（主體）和客觀世界（客體）之間的位置，他的任務是權衡兩者，或者說教育者承擔著雙重任務：一方面他要促進個人（主體）的成長與發展；另一方面他要向個人傳授客觀世界（客體）所要求的價值觀體系。對于這兩種任務和職能，教育者應做到不過度偏重哪一方，比如只注重傳授客觀世界所要求或所希望的價值觀，而忽略了兒童自身的成長與需求；或者只注重兒童自身的需求而忽略了向其傳授客觀世界的價值觀。海爾曼·諾爾強調，建立這種教育關系紐帶需因人而異、因情景而異，它是所有教育工作成功的基本前提。

由此可見，社會教育學所理解的教育是一個教育者、受教育者（主體）和客觀世界（客體）之間的一個動態變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教育者需要注意的是，一要權衡教育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二要關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雙方之間的互動過程，三要認識到教育的技術缺失性，清楚教育的實質在于推動教育者的自我教育過程。

社會教育學對成長與發展的理解。社會教育學認為，成長與發展概念與社會化息息相關。社會化是一個個體在與所處的社會和物理環境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狀態下成長和發展的過程。對兒童青少年而言，它是一個從自然人到社會人的發展過程。在《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中，兒童與青少年成長與發展的目標或出發點是，使他們成為“為自己負責”和“為公眾和他人負責”的人。由此該法律明確表述了“達到成功社會化過程”這一總體目標。因此除了獨特的教育理念，“努力為兒童青少年創造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這一目標也是《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的顯著特點。這一目標的理論基礎主要來自社會科學學者尤里·布朗芬布倫納(Urie Bronfenbrenner，1981)的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模式以及教育學家迪特爾·巴克(Dieter Baacke)的社會生態區域理論模式。

布朗芬布倫納的人類發展生態學模式認為，社會化過程由個人（主體）及其所處環境（客體）兩者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組成。人們在環境中所獲得的經驗時刻影響著個人，而個人又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改變著所處環境。這一互動過程是一種個人（主體）不斷分析和探討所處環境（客體）的過程。人們通過行動適應環境，同時也對環境產生影響。人與環境之間存在著一種互動關系。也就是說，人的成長與發展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和持續進行的。因此，布朗芬布倫納強調，一個發展中的個人是動態環境中的實體；個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是雙向的，這是一個相互適應的過程；個人與環境的交換體現在不同層次。布朗芬布倫納還將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分為四個層面：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外部系統、宏觀系統。他認為人的發展和社會化始于微觀系統。

微觀系統。指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觸的個人、群體、組織或機構，比如家庭、學校、同輩群體、鄰居等。微觀系統是個人生活中最直接、最核心、最重要的環境，也是兒童社會化的基礎結構，直接影響個人的行為與發展。微觀系統既隱含著促進兒童發展的潛力因素，也潛藏著妨礙兒童發展的危險因素。

中間系統。指在個人所處的微觀系統之間發揮連接和中介作用的系統。它們自成一體、構成各種社會網絡。例如家長會或者班主任與家長的定期聯絡，它連接學校和家庭兩大微觀系統，這兩個微觀系統相互影響，兒童青少年本身并不處于該中間系統中，但受其間接影響。

外部系統。指個人與之沒有接觸或很少接觸、但卻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個人的群體、組織或機構等。例如父母的工作環境或工作崗位就是兒童的外部系統，兒童本身雖然沒有身處父母的工作環境中，但父母工作環境的狀態與變化（如工作緊張或常年外出打工），會間接地影響到兒童的身心健康與發展，比如母親在工作崗位上生氣或不滿，回到家中將這種不滿情緒發泄在家庭生活甚至孩子身上。通常，源于這種外部系統的影響會被人們忽視。

宏觀系統。指能夠對外部系統產生直接影響的制度、文化、意識形態、民族信仰、風俗、法律等。例如，某些地區因區域性貧困外出務工的現象突出，邊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貧困現象、戶籍問題、民族信仰、地方風俗、教育體制的城鄉差異等，都屬于間接影響兒童的宏觀系統?；蛘哒f，宏觀系統是某種特定文化或特定社會的可視性結果。

布朗芬布倫納尤其強調兒童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生態過渡期。當一個人的角色發生轉變，或者當他的生活內容或生活環境發生改變，就會產生生態過渡期。對兒童青少年來說，對其影響較深的生態過渡期有入學、轉學、退學、從父母家中搬出去住。這些時期，中間系統可能會轉變為微觀系統。生態過渡期是兒童青少年生理變化和環境變化共同帶來的結果，它是一個個體與環境相互適應的過程。每一個生態過渡期既是成長過程的結果又是成長過程的助動器。在這些生態過渡期中，尤其可以看到兒童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很多問題和危險因素，它們也顯示出兒童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某些敏感階段。因此，處于生態過渡期的兒童和青少年尤其需要環境對他們的支持和幫助。

教育學家及兒童青少年研究者迪特爾·巴克( Dieter Baacke，1991)將布朗芬布倫納的社會生態系統模式運用于“兒童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的行動與經驗空間”理論中。他認為，兒童青少年是積極的行動者，他們以行動的方式獲得生活經驗，并在此基礎上逐步適應自身所處的社會生活空間和環境。

迪特爾·巴克對兒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進行結構性研究，包括兒童青少年成長的時間性、人際性結構以及成長環境的空間性結構。巴克還將兒童青少年的生活世界劃分成以下四個社會生態區域：

社會生態中心，包括家庭和家以及與此相關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人。

社會生態近區，指兒童首先接觸的外界關系和外部區域，比如鄰居、城區、游玩場所。

社會生態特區，指具有特殊功能和任務的區域、承擔著特定角色和特定目的的經驗場所。最重要的社會生態特區是學校。

社會生態外緣，兒童與這些區域只是偶爾接觸或計劃外觸及。

迪特爾·巴克指出，通常這些區域之間是相互滲透的，但是，比如在家庭出現危機的時候，這種區域之間的滲透有可能會受阻。兒童青少年的活動可能發生于所有區域中，而某些活動卻只在特定的區域中進行(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58～63)。

《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第1條第1點表明：“每一個年輕人都有權利在成長過程中獲得幫助、得到教育，以使他成為能為自己并能為公眾和他人負責的人?！鄙鐣逃龑W的理念在該法中通過成長和教育兩個概念被清晰地表達出來。這兩個概念對童年與青少年時期的塑造有著重要意義，同時這兩個條件的好壞也直接決定著兒童青少年年能否過上一種對自己和對他人負責的生活。因此，讓兒童青少年實現他們的權利，即在成長過程中獲得幫助、得到教育，成為兒童青少年專業工作的基本任務，這一基本任務在該法第1條第3點中得以具體表述：如“協助和促進年輕人的個人成長和社會成長、避免或減少社會歧視；協助家長和其他家庭教育成員教育子女并為其咨詢；保護兒童青少年的身心安康與權益不受危害；致力于維護或創造有利于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Raetz-Heiniscl1／Schroeer/Wolff，2009:56～57)。”

類似觀點在《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中還有更具體的表述，如，第11條第1點：青少年工作(jugendarbeit)“為了促進年輕人的成長與發展，應為他們提供青少年工作方面的服務。這些服務需符合年輕人的興趣、并由他們共同參與制定，其目的是引導和促使他們成為具有自我決策能力、并擁有社會責任感和社會義務感的人?！边@表明，兒童青少年專業工作被理解為一種（人為創造的）積極環境，該環境為兒童青少年提供各種與其興趣相連的服務項目和內容。并且在此過程中，兒童青少年是積極參與服務內容確立和制定的主體。國家或由國家委托的機構有義務提供這類服務，但個人并不具備合法要求。

而第30條，則規定，在符合相應事實條件并呈交相關材料的條件下，在“促進協助補充或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范疇內，可以為受助者提供家庭教育輔導的服務（即個人具備“合法要求”）。具體地說，一位專業教育工作者，如社會教育學工作者或社會工作者，將專門為某一個兒童或青少年服務，協助他的成長。這種工作通常在兒童或青少年的家庭中進行。該法第30條原文是，“教育輔導員或教育照管員應在盡量考慮兒童青少年社會生活環境的情況下，協助他們克服成長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并在盡可能維護兒童青少年在家庭中成長的生活條件下，協助家庭提高自主功能?！痹摲蓷l文還明確體現出，在完成日常生活任務的過程中，兒童青少年是一個積極行動著的主體?！巴瓿伞币辉~顯示出兒童或青少年的主動特性，專業教育工作者只是“在他們完成日常生活任務的過程中”協助他們、推動他們的成長。

因此在促進兒童青少年“成長”“教育”方面，《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具有以下“雙重視角”的特征：

第一個視角是從兒童青少年自身出發。兒童青少年是其成長過程的行動者。在成長過程中，他們自身是積極主動的。兒童青少年專業工作應協助他們更好地完成日常生活的任務。兒童青少年專業工作將社會教育學工作地點看做一種人為創造的積極環境，這種環境也可以是某種具體的助人形式，比如啟蒙、教育、咨詢與危機干預。

第二個視角涉及構建社會生態環境。兒童青少年專業工作需要積極構建健康的社會生活環境。良好的生活條件以及符合兒童和家庭需求的社會環境，都屬于社會生態環境，它們是個人成長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

簡而言之，《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中的成長與教育概念，需要在雙重內涵中理解。它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在兒童青少年的成長過程中，對教育主體即兒童青少年的幫助；二是構建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在這種成長與教育的交叉互動式理解中，所有工作的出發點一方面是積極的主體，即兒童與青少年；另一方面是積極的社會生態環境(Raetz-Heinisch/Schroeer/Wolff，2009:64-65)。

綜上所述，無論在學術理論還是在立法或服務操作層面，在歐洲大陸，社會教育學作為一個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的綜合性專業領域，其功能、任務、目的、內容以及服務對象的權利等等，都已構成一個完整、系統、成熟的體系。

二、社會教育學與社會工作的關系是什么？

首先從歷史發展的脈絡和傳統的角度來分析。在歐洲大陸國家，歷史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職業分支發展脈絡，這一傳統延續至今。從12～13世紀起，到14～16世紀，在面向有困難的群體提供幫助時（包括物質性救濟和精神性幫助），人們對未成年的兒童青少年群體和成人群體已有所區分。最初面向兒童青少年的服務，主要針對最困難的群體，比如棄嬰孤兒、貧民子女、無人監管的“問題青少年”，人們將面向他們的照管工作稱為“青少年救助工作”(jugendfursorge)。從17～18世紀到18～19世紀再到20世紀，面向“問題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逐漸擴展為面向大眾兒童的“幼兒園”以及面向大眾青少年的青少年業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jugendpflege)。此外，受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的影響，除了生活照管和物質救助，教育的思想和理念被加入進來。到了20世紀，面向大眾青少年的青少年業余生活和校外教育工作以及面向問題青少年的青少年救助工作兩個領域又被合并為社會教育學。

而人類最初面向成人的幫助，主要體現在對窮人的物質性幫助或經濟性救濟，如14~16世紀的濟貧工作(armenpflege)，這類工作被統稱為“成人救助工作”(erwachsenenfursorge)。隨著時代的發展，面向成人的服務工作從物質性救濟擴展到了精神性幫助，服務人群也從窮人階層擴展到其他社會階層，從17～18世紀到18～19世紀再到20世紀，面向窮人的“救助工作”逐漸被面向大眾的福利工作(wohlfahrtspflege)所取代。到了20世紀，面向大眾的福利工作又被社會工作(sozialarbe-it)這一概念所代替( Schilling/2eller,2007)。（見圖5）

從圖5中可以看出，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會教育學和面向成人的社會工作存在著傳統的職業發展分支。但今天，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的建立將兩者連在了一起，當今兩個工作領域逐漸地趨于交叉、重疊和相融，但同時，這兩個領域在服務對象、服務內容和工作領域等方面仍舊保持著各自的獨特性。

鑒于這種狀況，對于專業概念的使用，專業領域內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為了簡單起見，用社會工作（soziale arbeit“社會”與“工作”分開寫）這一上位概念來涵蓋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會教育學(sozialpadagogik)以及面向成人的社會工作（sozialarbeit社會”與“工作”連寫）這兩個概念。例如，德國社會工作職業聯合會(DBSH)稱其為“社會工作者（‘社會’與‘工作’連寫）、社會教育學工作者、康復治療教育工作者和幼兒教育工作者的專業聯合會、工會和職業聯合會”。按照這種界定，社會教育學被看做是上位概念社會工作領域的一個組成部分（見圖6）。第二種是將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會教育學以及面向成人的社會工作（“社會”與“工作”連寫）作為同義詞或近義詞使用，在面向不同群體和不同服務領域時人們使用不同的表述。

因此，也可以從工作領域以及立法角度，對兩個概念進行進一步區分。社會教育學的工作領域主要是指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如上文所述，《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SGB VIII/KJHG)第11～41條中，明確列舉了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的四類服務項目與內容（第11~41條）以及其他任務（第42～60條）。而面向成人的“社會工作”主要包括以下服務領域：老人工作（老人專業工作）、殘疾人工作、癮病社會工作（吸毒、酗酒、賭博）、無家可歸者社會工作、失業者社會工作、精神病院社會工作、監獄和司法社會工作等。這些工作領域也有著各自不同的法律基礎／立法，如，《社會法典》的其他幾部法典。此外，某些面向成人的“社會工作”也含有很多行政性成分，如面向貧困者和失業者的社會救濟局和面向大眾的衛生局的工作。當然，如前所述，社會工作和社會教育學這兩個工作領域在某些時候有交叉重疊之處。

最后從大學教育中的專業名稱和所獲學歷來分析。在歐洲，社會工作的專業化始于20世紀60～70年代，從那時起，大學開始開設社會教育學專業，所獲學歷為社會教育學碩士。而?？拼髮W開設的專業名稱更多是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與保障事業，所獲學歷亦為社會工作碩士。近幾年來，一是受博洛尼亞進程改革的影響，二是受法律對兩種學歷同等認可度的影響，很多高校在開設專業時，對專業名稱有所調整。比如很多1971年以來招收社會教育學專業的大學，將專業名稱‘調整為社會工作。而有些?？拼髮W則開始開設社會教育學專業，或者將兩個概念在專業名稱中合為一體，即社會工作（社會教育學），比如德累斯頓新教社會工作?？拼髮W，或法蘭克福社會工作與社會教育學研究所。

綜上所述，無論從歷史發展角度、從服務領域和立法角度，還是從大學教育的專業名稱和畢業文憑角度，社會教育學與社會工作的關系體現在兩種形式的理解上：一社會教育學與社會工作被作為同義詞使用；二社會教育學被作為社會工作的分支領域和組成部分使用。為了簡單起見，專業領域通常將兩個概念合二為一，即使用社會工作（社會教育學）這一表述方式。本文將社會教育學作為社會工作的分支領域使用。

那么，社會教育學與社會教育又是什么關系？兩者雖有聯系，但有著截然不同的外延和內涵。在國內，人們通常將社會教育理解為個體在家庭和學校以外的社會這個大課堂所獲得的學習、體驗、實踐和教育，即社會性教育、社會性宣傳，包括社會實踐、校外教育和媒體教育。如果具體到兒童青少年這一未成年人群體，社會教育更多的是指：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學校之外所獲得的個人體驗、社會實踐、校外教育和學習成長?？梢钥闯?，國內針對未成年人的社會教育，實際上是社會教育學龐大領域中的一個較小的組成部分，即以補充和輔助家庭教育為主要功能、只針對兒童青少年自身、以培養未成年人綜合素質與能力為目的的兒童青少年工作，比如校外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包括道德思想教育、行為素質教育、能力培養）、社會實踐、業余生活與文娛體育活動等等，這類工作帶有明顯的預防性社會工作性質。

而社會教育學的社會功能和工作領域非常系統和龐大，它是一種從系統性角度出發、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種綜合性社會工作服務總稱。它不僅具有補充和輔助家庭教育的功能，也有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它不僅只面對兒童青少年自身工作，也針對未成年人所處的社會生態環境工作，比如，家庭、學校和同輩群體環境；它不僅提供面向全民的預防性社會工作服務，也面向有特殊需求的服務對象提供咨詢性和介人性社會工作服務。因此，社會教育學是一個較為系統的上位概念，它涵蓋了針對未成年人的“社會教育”這一分支領域（如圖7所示）。

三、本文為何使用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這一概念？

在中國大陸，如果將社會工作與兒童青少年和家庭這兩大概念聯系起來，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務領域中，能立即發現以下概念：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婦女社會工作或者這幾個概念的相互排列組合。從文獻分析中很容易就能看出，這幾個概念在多介層面均有重疊交叉之處，如，服務對象、工作環境、應對問題或服務內容等。而對于這幾個概念或服務領域的具體區分或界限，社會工作專業領域中卻沒有明確統一的論述和說明。

比如，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多以工作對象兒童青少年為界定標準，而從其理論依據或理論基礎以及服務內容的角度看，它不僅僅涉及兒童青少年這個群體本身，也涉及其主要的微觀生活環境如家庭和學校。而學校社會工作的工作環境、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也絕不僅僅拘泥于學校和學生，家庭社會工作所面對的服務對象雖然主要是家庭，但也同樣隱含兒童青少年這個群體。這種重疊和雷同不僅僅體現在概念界定上，從所應對的問題和服務內容上也可看出，比如，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所應對的問題有貧困問題、心理情緒問題、親子關系、厭學問題、青春期教育、網癮問題、早戀問題、偏差行為、就業問題、特殊家庭問題、兒童受虐待／被忽視等；學校社會工作所應對的問題有貧困問題、青春期教育、心理情緒問題、親子關系、早戀問題、網癮問題、師生關系、朋輩／同學關系特殊家庭問題、兒童虐待、職業規劃等；家庭社會工作所應對的問題有婚姻關系、家庭關系、親子關系、家庭暴力、家庭教育、特殊家庭問題等。此外，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幾個領域的理論依據大多出自社會學和心理學視角，比如，對社會工作實踐產生深遠影響的認知行為主義、心理動力理論和人本主義心理學理論以及系統（社會生態）視角等等。但涉及兒童自身成長和教育的教育學視角基本被忽視。

因此，目前中國大陸社會工作領域中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這幾個概念無論在服務對象、理論依據還是在工作環境、所應對問題以及服務內容方面，都有多處雷同，幾個概念的本質區分和邊界問題較為模糊。但從另一方面講這種內容層面上的雷同和重疊也是必然的，因為：第一，兒童青少年這一群體自身和家庭是密切相關的；第二，他們所處的核心社會生態環境是類似或相同的。

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相互關系決定了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時，以上三個服務領域都很難系統全面地體現面向該群體的服務理念和服務體系。因此本文在社會教育學的框架下，使用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這一概念。第一，避免在使用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概念時所出現的重復，如，服務對象和服務內容。也就是說，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有可能既涉及兒童青少年，同時也涉及家庭和學校；第二，從系統性和過程性角度，兼顧和考慮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群體相互之間的關系及其共同的微觀系統或社會生態環境，比如家庭、學校、同輩群體等，而不是機械地將其分隔于某一領域中，比如通過使用某一概念；第三，立足于社會教育學，以兒童青少年自身及其所處環境兩個層面為工作出發點，確立服務目標、制定服務項目。

因此，筆者將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界定為，以促進兒童青少年自身成長以及為其創造良好環境雙重視角為出發點，以確保日常生活的順利進行為目的、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所提供的各種綜合性專業社會工作服務。這一雙重視角決定了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的目標在于，一方面，注重將兒童青少年培養成為自己負責和為他人和公眾負責的人，即自身能力的培養和公共責任感的培養，也即兒童自身工作；另一方面，又注重為兒童青少年的成長創造最佳環境比如家庭環境、學校環境、同輩群體環境，即關注個體與環境的互動狀態和契合程度，也即環境工作，這兩個目標是否達到，體現在兒童青少年和家庭能否確保他們日常生活的順利進行。也就是說，在這一過程中，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是積極行動的主體，而服務工作者的位置界于主體（服務對象）與客體（客觀環境）之間，其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協助、輔助或推動服務對象與環境之間的良性互動過程或調適狀態，使得服務對象最終能自己掌控生活、使其日常生活順利進行。

四、“華仁模式”的界定和特點

華仁是成都市錦江區華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的簡稱。華仁從成立初始就確立了獨特創新的模式。華仁所面對的服務對象是兒童青少年和家庭，華仁從成立初始就確立了社會教育學的指導思想，并決定使用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這一概念來表述本機構的服務領域。由此也確定了華仁的雙重總體目標：即促進兒童青少年的自身成長以及為其創造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該機構為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所有服務均圍繞著這兩個目標進行。

“華仁模式”即華仁工作模式與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社會工作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專業文獻對社會工作模式的界定不一，一般來講有兩種界定方式：一是與社會工作理論等同，即主要來自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的理論模式，因此，當人們談到社會工作模式時，就會想到諸如人本主義模式心理動力模式、行為主義模式等概念。專業文獻對社會工作模式的第二種理解是界于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一種相對固定的操作或運行范式，但對于這種范式所含的具體內容，文獻中少有說明。本文中的“華仁模式”是一種社會工作機構在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時其功能目標、理論依據、實踐操作、服務性質、關注焦點等層面所呈現的綜合特點、相互關系和特有結構，它既是一種社會教育學作為第三個教育領域的工作模式，亦是一種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綜合性社會工作服務的工作模式，因此，它與專業文獻中的以上兩種理解均有不同。

（一）“華仁模式”的界定及其新之處

1．“華仁模式”這一概念主要含以下幾個層面，其新主要體現于以下幾方面

(1)理論依據。含兩個層面，其中不僅包括社會工作實踐理論即主要來自心理學領域的理論依據，更重要的是提供目的和方向性指導的社會工作基礎理論，尤其是引入社會教育學的思想和理念，這部分理論目前在國內尚屬空缺。這一點也是“華仁模式”之新的體現。

(2)服務目標與功能定位。提出社會工作的核心服務功能鏈：即預防一咨詢一介入，并強調社會工作的預防功能。在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專業工作方面，華仁確立了兩個明確的服務目標，一是針對提升兒童青少年自身能力的工作，二是針對改善微觀環境（家庭、學校、同輩群體）。在服務目標與功能定位方面強調社會工作的預防功能。華仁的各項工作以此三種功能為主。假如此功能鏈繼續逐級擴展，在“介入”之后將出現“治療”和“救助保護”等功能。

(3)連接理論與實踐的方式。強調反思性社會工作的視角和意識。在反思性社會工作思想的基礎上，華仁贊同漢斯-烏韋·奧托(Hans-UweOtto)的社會工作是反思性職業或職業化反思科學的觀點，因此也贊同社會工作有別于體系外觀察、而因此具有極強的不確定性。正是由于社會工作的這一特殊的科學性質，使得理論無法直接套用于實踐，進而使得社會工作者的反思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即社會工作者能否關注其與案主之間的互動過程、能否根據具體情境，靈活機動地應對各種問題。因此華仁強調，以反思性視角連接理論與實踐，或者說，對于一個社會工作者來說，除了知識、能力和價值觀，其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前提是：他是否具備反思意識和反思能力。這一點也是“華仁模式”之新的體現。

(4)對待社會工作實踐理論或方法的態度。因社會工作是反思性職業或職業化反思科學，因此在實踐操作層面，華仁倡導跨理論為跨方法的操作模式，而反對將某一種心理學模式直接套用于某個案例的服務對象身上。這一點也是“華仁模式”之新的體現。

2．“華仁模式”所含層面及其新特點，已從側面彰顯了它與國內現有社會工作理論及實踐的關系以及不同

(1)理論層面。現有國內的社會工作理論大多來自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社會學或哲學的理論，即社會工作實踐理論。而華仁的理論依據含兩個層面：（來自本學科的）社會工作基礎理論以及（來自其他學科的）社會工作實踐理論。前者為社會工作提供了方向性依據，后者為社會工作提供了操作性基礎。

(2)服務目標與功能定位?，F有國內的社會工作實踐大多聚焦于面向弱勢群體的救火式工作，即把社會工作的功能定位于有了問題之后的介人工作。華仁所提出的社會工作服務功能鏈，科學細化了社會工作的逐級功能，并強調以社會工作的預防功能為主，同時兼顧介入功能。這對社會工作職業的功能定位以及未來發展具有前瞻性意義。

(3)連接理論與實踐的方式。因受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加上對社會工作學科定位的模糊不清，在探討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方面，國內普遍存在著理論用于指導實踐的觀點。華仁強調反思性社會工作的視角和意識，從社會工作是反思性職業的觀點出發（理論不能直接運用于實踐），主張社會工作者用反思能力連接理論與實踐。華仁的這一立場直擊國內社工和學者越來越對直接運用來自心理學的社會工作理論持懷疑態度的現狀和根本要害，為未來專業領域探討社會工作理論與實踐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和戰略性參考依據。

(4)對待社會工作實踐理論或方法的態度。在現有社會工作實務領域或專業文獻中，存在著一種試圖將社會工作實踐理論（如，心理動力模式或行為主義模式）一對一套用于案例的取向和傾向。這種對待方法的態度使得社會工作者在實踐中屢屢受挫。而華仁所倡導的跨理論、跨方法操作模式，基于反思性社會工作思想，是一種較為靈活對待方法的方式。

以下本文將從應對隱性社會問題、理論基礎、功能定位、服務內容、反思性視角、本土文化視角、對“專業性”和“專業素質”的理解這幾個角度，進一步詳細分析和探討“華仁模式”的特點和嶄新之處（見圖8）。

（二）“華仁模式”的特點

1．應對隱性社會問題

華仁一切工作的出發點是國內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生活狀況及實際需求，比如，獨生子女的成長問題，孩子、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惡性溝通以及由此引發的家庭矛盾和家庭問題，他們在家中受寵，入學后首次面臨家庭以外的社會交往，當遇到同輩群體的批評、嘲笑或諷刺等負面反應時，如果孩子不知道如何應對、逐漸形成心理問題或行為問題，成績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沉迷于游戲、不知道如何與陌生人交往等問題會接踵而至。而這時，如果家長不清楚原因也不知該怎么辦，會把來自老師的壓力繼續傳遞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癥狀”會越發加重。這時，家長會更加焦急、越發催促孩子，就此形成孩子、老師、家長惡性循環。如果是三代同住家庭，這種惡性循環又會多一個環節一祖輩的隔代親和過度疼愛。而學?？荚囁鶎е碌倪^度聚焦于成績的現象，又進一步促成了這種惡性循環的加劇。

這種惡性循環不僅影響孩子的成長和家長的心情，也會引發家庭矛盾和家庭問題，比如，父母因孩子問題產生爭執、祖父母又有著完全不同的教育觀念，孩子整日生活在成人的爭執和矛盾之中，家中缺乏一致的教育聲音和主導的教育角色。不僅孩子生活在矛盾狀態中、毫無方向和目標，而且成人之間也由此產生矛盾、影響情感，比如，由此產生的夫妻矛盾、甚至夫妻離異并不少見。在華仁所服務的家庭中，有很多三代家庭存在嚴重的家庭矛盾問題。

以上提到的兒童成長問題、家庭教育問題、家庭關系問題等，華仁將之形容為隱性社會問題，即尚未爆發和顯現、但在特定條件下會惡化甚至影響家庭環境和家庭穩定的各種問題。此類問題涉及很多家庭，只不過每個家庭應對的能力、應對的方式和應對的效果有所不同。華仁所做的各種工作，就在于應對隱性社會問題，幫助家庭改善家庭環境和家庭關系，或對其進行能力建設、使家庭具備自我調節、自我成長的能力。

在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直接開展家長或家庭工作，不是很實際，中國人萬事不求人、家丑不可外揚的觀念使得很多家庭即使問題重重，也不愿求助于陌生人。因此，華仁找到一個切入點開展工作，即孩子問題，比如孩子的成績問題、性格問題或行為問題。大多數家長關切孩子的成績問題，也愿意因此尋求專業幫助。專業人員在與家長和孩子工作一段時間之后，往往會發現，大多情況下，孩子的問題或癥狀是家長問題或家庭問題的載體，比如家庭關系問題、夫妻矛盾、三代家庭問題、父母的心理投射、或在離異家庭中的子女父母化等問題和現象。由此，專業工作會從孩子問題轉向家庭問題、并涉及家庭問題的方方面面。

2．理論基礎

“華仁模式”的理論基礎與眾不同，華仁是一個既以社會工作基礎理論又以社會工作實踐理論為理論基礎的專業社會工作機構。社會工作基礎理論為華仁提供了方向性指導和目標功能性定位，同時，華仁對待社會工作實踐理論的態度和方式也與眾不同。

昂斯特·恩爾科(Ernst Engelke)將社會工作理論分為，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特殊性社會工作理論和外延社會工作理論。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是闡述社會問題如何形成、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社會工作是什么、社會工作功能與目標的理論。正因為它是闡述本學科自身功能與任務的理論，所以帶有極強的普遍性，故被稱為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此類理論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都尚為空缺。特殊性社會工作理論主要涉及社會工作過程中觀察、判斷和行動的三個階段，是社會工作實踐操作的理論依據，這類理論大多來自心理學領域（如心理動力理論、行為主義理論、人本主義理論等），因這類理論僅僅涉及社會工作的某個特殊方面如實踐操作，帶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被稱為特殊性社會工作理論(Engelke，Borrmann，Spatscheck，2008)。國內目前大多數人所理解的社會工作理論就是這類理論。

筆者認為，昂斯特·恩爾科所提出的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為社會工作提供了功能性目標與方向，也就是說，明確社會工作的功能、目標與方向，是所有社會工作的前提和基礎，必不可少，因此，筆者稱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為社會工作基礎理論(張威，2012)。筆者認為，昂斯特·恩爾科所提出的特殊性社會工作理論主要涉及社會工作的實踐操作層面，即社會工作該如何做，因此筆者稱特殊性社會工作理論為社會工作實踐理論(張威，2012)。本文選擇使用社會工作基礎理論和社會工作實踐理論這兩個概念。

華仁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專業工作同時基于基礎理論和實踐理論。前者為其提供了方向性依據，后者為其提供了操作性基礎。尤其是華仁引入的社會教育學思想和理念，為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專業工作領域提供了明確的目標和功能性定位，即社會教育學作為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外的第三個獨立的教育領域，與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相輔相成，其主要功能是補充、輔助、協助甚至是替代家庭教育。如前所述，替代家庭教育的功能主要由國家（官方機構）來承擔，比如，當監護人失去教育子女的能力時，為補充、協助家庭教育的功能，可以由國家、也可以由社會工作機構承擔。華仁社會工作發展中心是在成都市錦江區民政局登記注冊的民辦非企業單位，作為一個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華仁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專業工作有著極其鮮明的社會教育學理論指導思想，其主要功能是補充、輔助家庭教育、協助家庭完成其社會化功能。

3．功能定位

社會工作基礎理論為華仁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性指導和目標功能性定位。這點具體體現在機構功能定位與服務功能定位”兩個層面。

第一，機構功能定位。作為一個專業性社會工作機構，華仁首先對本機構的雙重功能進行了明確定位。按照社會教育學家（社會工作學）者漢斯·替爾施(Hans Thiersch)的觀點，社會工作機構承擔雙重職能或雙重任務即助人與監督(張威，2012)。監督職能是指社會工作機構支持國家政體、完成國家委托，并受國家之托監督社會風險因素，確保社會穩定。助人職能是指社會工作機構為大眾百姓以及需要幫助的個人和群體提供服務和幫助，使其確保日常生活的順利進行，而這一緩解矛盾和化解沖突的工作過程，同時又促進社會發展。因此助人與監督的雙重職能也隱含著社會工作既維護社會穩定又促進社會發展的辯證性作用和功能。然而，履行雙重職能或完成雙重任務，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尤阿西姆·梅爾謝(Joachim Merchel)認為，它取決于以下三方面的狀態和質量：社會政策的現有框架、機構的經濟性和機構的專業性。這三者之間相互補充，但在特定條件下也會相互制約甚至相互矛盾，而此時，起決定性作用則是倫理道德性原則與反思(Mer-chel，2006)。

由此華仁對雙重功能進行了明確定位：助人與監督。這一雙重職能使得華仁與所有其他社會工作機構一樣，處于國家和服務對象之間的位置。因此，如何權衡兩者并在其中找到實際可行的行動空間，既支持國家政體、完成國家委托、履行監督職責，又能為百姓提供專業服務和幫助，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正是出于對這種雙重職能的理解以及完成這一職能所需的三大必要前提條件，華仁不僅僅致力于面向服務對象的微觀社會工作，努力確保機構的經濟性和專業性，更提倡社會工作者也應該成為社會政策的推動者和倡導者。因為助人自助的目標，只有在服務對象的各種物理和社會環境得以改變以及社會政策不斷完善的前提下，才能徹底得以實現。

第二，服務功能定位。在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層面上，“華仁模式”引入了社會工作基礎理論，尤其是社會教育學理論和理念。在當今中國教育制度極受應試制度制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過度聚焦于學習成績、家庭教育缺乏適度引導和支持、社會教育學幾乎完全缺失的情況下，華仁決定將“社會教育學”作為第三個獨立的教育領域建立起來，其主要的社會功能是協助和補充家庭的社會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以及協助和補充學校的社會化功能（如圖10所示）。

華仁基于社會教育學對兒童青少年教育和成長的理解，其工作重點在于兩方面：兒童工作即兒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識的培養（對自己負責和對他人負責）以及環境工作（比如家庭）。這一雙重目標也決定了華仁所有工作的出發點均具有多重視角，即在培養兒童青少年自身能力和公共意識時所需的教育學視角，以及在開展環境工作時所需的空間上的系統性視角、時間上的過程性視角（社會學和心理學視角）、具體情形下的靈活性和辯證性視角（哲學視角）。正因為具有教育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元視角，使“華仁模式”能清晰地區分于大陸現有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所持的理論依據和理論基礎。

圍繞以上兩個核心目標，華仁提出了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的服務功能鏈。該功能鏈用以描述和概括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領域所應承擔的一系列社會服務功能。根據社會化基礎機構（如，家庭、學校等）所處的不同功能狀態以及服務對象所面臨問題的程度不同，該功能鏈由淺入深、從不涉人個人私人領域到逐級涉人個人生活領域，承擔起以下幾種逐級遞增的社會服務功能：社會化和預防預防和保障咨詢介入和干預保護（救助）治懲罰(見表2/圖12)。華仁目前所承擔的主要社會服務功能集中于：預防咨詢介入。

社會化和預防。主要由社會化基礎機構承擔，如家庭、學校、媒體等。社會化和預防功能面向全民，其主要目的是發揮基礎機構的社會化功能和預防作用。

預防和保障。主要由以預防為主的社會服務機構和以保障形式為主的官方社會政策機構承擔，其主要功能是預防和社會保障（又分三大范疇：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該服務功能面向全民。正常情況下，如果社會化基礎機構如家庭能夠充分發揮其社會化功能，則不需要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但是社會變遷、經濟改革和人口發展，如，家庭結構變化、人口流動、貧困、失業、人口老齡化等所帶來的社會后果，使得某些社會化基礎機構（如，家庭）無法充分發揮其社會化功能和預防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預防和保障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協助、補充或保障基礎社會化機構發揮作用。在這一層面上，服務內容可分兩類：一類是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的、以物質性幫助為主的社會保障，如，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低保）；另一類是以協助和補充家庭社會化功能為主的預防，比如，兒童與青少年校外教育（非正式教育）、小學生課后托管與教育等。

咨詢。主要由以咨詢形式為主的社會服務機構承擔，其主要功能是協助、幫助（輔導）、咨詢，面向全民以及弱勢群體。咨詢功能主要適用于以下情況：當兒童青少年或家庭遇到困難、需要幫助，但仍有能力自己解決問題時，為其提供咨詢，協助其解決日常問題。因此，其主要目的是為兒童青少年或家長提供咨詢，協助他們提高自己掌控生活和應對問題的能力，使其生活恢復正?；?。在這一層面上，服務內容可以是協助、補充家庭教育的咨詢性工作，比如，兒童青少年心理輔導、家庭教育咨詢、家長學校、家長培訓、家庭咨詢等。

介入和干預。主要由以介入和干預形式為主的社會服務機構承擔，其主要功能是危機處理、危機介入（干預），面向的服務群體主要是弱勢群體和特殊問題群體。當兒童青少年或家庭出現了結構性問題或危機，已經力不從心、不具備自助能力、無法自己解決問題，社會工作者直接介入服務對象的私人生活領域、協助其處理危機。在這一層面上，服務內容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協助家庭完成社會化功能、或協助和補充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介人性工作，即針對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或家庭特殊問題的社會工作，如青少年癮病社會工作（吸毒、賭博、網癮等）、青少年司法社會工作、青少年就業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等。這類工作可以由國家、也可以由社會組織來完成；另一類是替代家庭教育的介入性工作（詳見下段）。

保護（救助）。主要由國家機構承擔，主要面向弱勢群體服務。由于各種原因，若兒童的身心健康安全和發展受到危害、被忽視、缺少保護（比如，監護人失去監護和撫養能力），兒童則需進入限制自由的機構，對其進行強制性保護措施，比如，將兒童從所處環境中解救出來。其目的是保護兒童權益，使兒童能夠健康成長和發展。這一層面的服務內容主要是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它又分兩類：一種是臨時型（流動型）的，比如國家臨時庇護服務機構如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或針對流浪兒童的救助中心；另一種是長期型（固定型、住所型）的，比如，家庭寄養、家庭收養、兒童福利院、或其他兒童與青少年集體寄宿教養機構等。替代家庭教育的工作主要由國家（官方）機構完成。

治療。主要由以治療形式為主的機構承擔，比如醫療體系f包括一般醫院的精神科、心理衛生中心或精神病院），其主要功能是治療。在此層面上，社會工作只是輔助行為，醫療體系和心理療法占主導地位。但一旦案主離開此類情境，社會工作則成為主導地位。該功能主要面向弱勢群體服務，由于案主出現身體或心理方面的疾病，需要對其進行治療。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治療達到康復。該層面的實務領域有諸如醫院或康復機構、精神病院等。

懲罰。主要由以懲罰形式為主的機構承擔，比如公安、司法體系，其主要功能是懲罰。但在面向未成年人時，懲罰的功能要基于教育。也就是說，懲罰的最終目的還是教育。在此層面上，社會工作也是輔助行為，公安司法體系占主導地位。但一旦案主離開此類情境，社會工作重則成為主導地位。該功能主要面向問題群體，由于案主觸犯法律，需要對其懲罰和教育。其主要目的是通過懲罰和教育使案主重新融入社會。

在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的服務功能鏈中，社會服務和社會工作主要以三種工作形式進行：流動型、半固定型和固定型。流動型（臨時性）一詞基于社會工作的“來”結構或“去”結構?！皝怼苯Y構是指服務對象（如，家長）自己來到服務機構接受家庭教育咨詢；或者流浪兒童自己找到救助管理站或未成年人保護中心，要求幫助?！叭ァ苯Y構是指專業服務人員（如，家庭社會工作者）去服務對象處（如，進人家庭）開展工作；或者社會工作者走上街頭尋找流浪兒童，并采取救助措施。流動型工作的目的是臨時性協助和補充家庭的社會化功能（包括家庭教育），它與長期性替代家庭教育的固定型工作形式相對。固定型（住所型）主要是指服務對象處于某一固定場所，且逗留時間相對較長，比如家庭收養或兒童福利院。固定型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替代家庭教育。而半固定型工作的例子比如小學生課后托管與教育一小學生只是放學后逗留于服務機構，晚上回家過夜。

在此功能鏈基礎上，華仁倡導漢斯·替爾施(HansThiersch)的“以生活世界為本的社會工作”思想，即社會工作的核心焦點是服務對象的日常生活世界，社會工作的目標是協助服務對象確保日常生活的順利進行（而非“成功”的日常生活）。因此，HansThiersch強調社會工作的預防功能，他提出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概念。初級預防是指為服務對象創造良好穩定的生活環境，避免矛盾和危機的出現。二級預防是指在可能出現問題或危機的情況下，提供專業工作、防患于未然。三級預防是指在問題發生之后的緊急處理工作(張威，2012)。HansThiersch在此所說的預防是一個較為廣義、寬泛的概念。相對而言，華仁在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的服務功能鏈中所提出的預防是一個較為狹義、具體的概念。因此，華仁將HansThiersch的初級預防、二級預防、三級預防分別解讀為預防、咨詢和介入。在此社會工作思想基礎上，華仁倡導社會工作服務功能的重心從介入轉向預防，以面向全民的預防功能為主，同時兼顧面向特殊問題群體的介入功能，從根本上避免或減少社會問題的出現。

縱觀世界社會工作的發展史，每當社會工作成為一種職業正式走上社會舞臺時，無論在哪一個國家，它都是首先以消防、救火的功能出現的，人們總是用社會工作去應對那些已經出現的嚴重問題或幫助那些已經處于危機狀態的特殊問題群體。而半個世紀、一個世紀過去后，人們發現，救火型的社會工作花錢多、效果差，于是人們開始逐漸將工作重心轉向長期性的預防。華仁從社會工作發展史的角度、也從國內社會工作職業長遠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將社會工作的重心從救火轉向預防，并提出將社會工作常態化、正?；⒊掷m化、大眾化，而不是臨時化、階段化、邊緣化、表面化，讓社會工作服務成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期從根源上防止和解決社會問題。

4．服務內容

在以上理論基礎和功能定位的框架下，華仁將其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和服務項目分為以下三種

第一，預防性社會工作。此類工作面向所有兒童青少年和家長，也就是說，在服務對象方面沒有選擇性，所有服務對象均可參加。華仁目前所提供的預防性社會工作服務項目為：兒童綜合素質與行為教育班、兒童成長小組（面向小學生）、家庭教育講座（面向家長）。

第二，咨詢性社會工作。此類工作面向有服務需求、具備自助能力的兒童青少年和家長。其服務原則是自愿性，也就是說，服務對象通過各種渠道自己找到華仁，希望得到幫助。咨詢性社會工作的核心目的是幫助家長修復教育紐帶，即協助家長重新建立或修正與孩子之間的教育關系紐帶。大多數服務對象在得到一段時間的幫助后，能擺脫對專業工作者的依賴，獨立解決問題，繼續自己的日常生活。華仁目前所提供的咨詢性社會工作服務項目為：兒童青少年心理輔導（面向兒童青少年）、家庭教育咨詢（面向家長）、家庭咨詢（面向整個家庭）、家庭小組（親子小組）（面向家長及其子女）。

以上兩種預防性和咨詢性工作是華仁目前的核心工作，其目的是：培養兒童自身能力以及公共意識。同時以孩子成績問題或孩子行為問題為切入點，以家庭為單元，以家庭教育中的主要問題為主線，引導家長或其他監護人認識和找到孩子問題的真正根源所在，并協助家長改善與子女的溝通模式和相處方式，或協助整個家庭改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狀態和溝通模式。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詢中，咨詢員通常會引導家長發現表象問題背后的真正問題（如家長問題或家庭問題），讓家長意識到孩子的癥狀通常是家庭問題的載體，因而家庭教育咨詢的核心主題通常為家長教育子女的方式、家庭關系、家庭結構以及家庭溝通模式，比如夫妻之間如何在教育子女問題上達成一致，而不是意見相左、發生分歧，導致孩子生活在成人的矛盾之中；或者如何處理好三代家庭之間的家庭系統邊界問題；或者如何讓家長意識到自己的心理投射或子女父母化問題。如果在協調家長和子女之間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時，咨詢員需要與家庭中的多個成員一起工作，這時，家庭教育咨詢會演變為家庭咨詢。

第三，介入性社會工作。在這一層面上，華仁只提供協助家庭完成社會化功能或協助和補充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介入性工作①，即針對兒童青少年偏差行為或家庭特殊問題的社會工作，如青少年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等。介人性工作主要面向有結構問題或處于危機之中的兒童青少年或家庭。在這一層面上，服務對象大多是被送來的或被介紹來的，比如被學校老師、被家長或被其他親戚送來接受幫助的兒童或青少年。因此工作人員所面對的阻抗，工作難度相對較大。目前華仁已啟動的只有青少年社會工作和家庭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尚在籌備之中。

以上三種性質的服務項目雖然逐級遞增，但在實際工作中，它們相互之間的界限和區分并不是僵化靜止的。一方面，很多情況下，它們之間的界限不明顯，反倒是常處于轉化和過渡的狀態中。比如家庭教育講座、兒童綜合素質與行為教育班、兒童成長小組的服務對象在有特殊需求的情況下，就可以成為家庭教育咨詢、家庭咨詢、家庭小組的服務對象。而家庭咨詢的服務對象如果面臨危機或結構性問題、需要較長的服務時間，又會成為青少年社會工作或家庭社會工作的服務對象。另一方面，各個服務項目之間并非完全孤立、互不相干，而是相互配套和互為補充的。因為華仁通過實踐研究發現，每個服務項目雖然都能帶來一定程度的成效，但也會因其工作形式的限制而存在某些局限，比如，家庭咨詢和家庭小組兩種服務形式，存在著各自不同的優勢和局限，需要相互配合和相互補充，也就是說，接受家庭咨詢的家長和孩子可同時參加家庭小組，而孩子可同時參加兒童成長小組。

5．反思性視角

工作模式的形成離不開特定的理論基礎和方向性，也離不開社會工作的實施和過程性。既然工作模式涵蓋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面，就必然涉及從科學知識向實踐行動轉化的過程，而這一轉化過程的決定性因素則是社會工作者所需具備的一種特殊的專業能力，即反思能力。此外，雖然社會工作或社會教育學的概念和理念均來自國外，但如果希望該領域能夠為維護社會安定與社會和諧做出一份貢獻的話，社會工作就必須在中國土壤中生根、開花、結果。因此，社會工作者必須具備社會工作在中國本土發展的框架性視野和文化性視角。因此，“華仁模式”是以下四個核心層面的有機結合體，即，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包括社會工作基礎理論和社會工作實踐理論）、社會工作的實踐操作過程、反思性看待社會工作科學與職業的視角和能力、本土文化視角（見圖14）。

現在重點聚焦于“社會工作的實踐操作過程”層面，可稱為第二個核心層面。在這一層面上，華仁特別強調的原則是，處于工作核心地位的，應是案主的需求以及案主與工作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而不是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說，社會工作者更應關注的是案主的生活世界、狀態與需求，社會工作者應首先自問：“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我幫助嗎？如果是，他需要我幫他什么？”而不是首先思考“我該用什么方法幫助他”。之后，社會工作者需要以一種與案主溝通和協商的方式與其共同尋找解決途徑、達成一致，而不是一廂情愿地替服務對象做主或做出決定。同時，社會工作者需要關注自己與案主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互動過程。這種互動關系為雙方帶來了哪些影響和變化？換而言之，工作的焦點應是案主的需求和雙方的互動，而不是如何設計和實施工作方案，更不是僵硬地把某一種理論或方法套用于案主身上。如果實踐過程與案主需求脫節、社工沒有通過與案主談判達成共識、而是一廂情愿地做出決定，將導致最終工作效果不佳、工作過程流于形式的結局。

第三個核心層面是反思性視角和反思能力：社會工作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職業②。貝恩特·德維(BerndDewe)與漢斯一烏韋·奧托(Hans-UweOtto)提倡“反思性社會工作”思想，他們認為：社會工作界于科學理論與反思理論兩者之間、必須在兩者的關系中進行定位。因此，社會工作是一種反思性職業、或一門職業化反思科學(Dewe/Ott02002)。這就意味著，科學知識無法直接運用于實踐工作，也就是說，無論是社會工作基礎理論還是社會工作實踐理論，都不是社會工作實踐操作的成功保障。因此，在整個社會工作過程中，社會工作者的反思意識和反思能力至關重要、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反思能力主要是指，相對地、辯證地（而不是用絕對的眼光）看待知識和能力，清楚知識與能力各自的獨特和局限之處，并能根據具體情境靈活處理和應對各種問題，將科學知識、行業知識、生活經驗、日常知識等轉化為實際行動；關注社會工作者和服務對象之間的互動關系和互動過程。

華仁之所以將“反思能力”列入“華仁模式”，并反復強調，基于對社會工作是“反思性職業”或“職業化反思科學”的科學理解。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反思理論”，有別于常規的“科學理論”。在常規的科學理論（如社會學、生物學、物理學）中，觀察者是從外部角度闡述客體，因此可以忽略（外部）觀察者這一因素。而在反思理論中，不存在外部觀察者。因為觀察者本身就是反思理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就是說，反思理論中的觀察是一種體系內部觀察。這種體系內部觀察與體系外部觀察之間的差異，也恰恰表明，為什么反思理論比常規的科學理論更具有不確定性（張威2012）。正因為如此，社會工作者的反思能力在工作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很多試圖將某些理論或方法標準化的做法，就是因為對社會工作科學的本質認識模糊不清而導致的，這一做法實際上是將社會工作等同于常規的科學理論，認為理論可以直接運用于實踐，也應該直接運用于實踐，進而完全忽略了社會工作者的反思性作用。

正因為如此，“華仁模式”強調跨理論、跨方法的實踐操作模式，這并不意味著無理論、無方法，也不是將某個社會工作理論或方法技巧僵硬地套用于服務對象身上，而是從反思性社會工作思想的角度出發，根據不同的服務對象、不同的工作階段、不同的工作場景、不同的工作目的靈活機動地對待理論和方法。

6．本土文化視角

“華仁模式”強調，社會工作者必須具備社會工作本土發展的框架性視野和文化性視角。大陸的中央集中管理體制和社會文化特性為社會工作提供了獨特的框架性條件和豐富的文化性資源，社會工作者在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時，要善于挖掘和利用這些獨特資源，在辯證性對待知識和能力、理論和實踐的基礎上，積極思考中國文化特點，將文化視角靈活機動地融人到社會工作者與案主之間的互動過程和互動關系之中。

比如對大陸求助關系特殊性的思考，王思斌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人求助關系的哲學基礎，儒、釋、道這些相互矛盾的哲學思想在現實生活中融合起來，成為指導人們行動的規則。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上儒下道。儒家的孝悌和親親、道家的自守自持成為指導一般民眾的基本求助哲學。筆者認同王思斌教授提出的中國社會求助關系基本特點：消極的求助模式、相對主動的助人行為、感情介入（王思斌，2010：336-337）。華仁在與兒童青少年和家長工作的過程中，也研究中國家長和家庭典型的求助行為特征，比如，在家庭教育咨詢中，雖說“家丑不可外揚”，但中國家長最大的特點是“一切為了孩子”，只要咨詢員能從家長所關心的要害環節和切身利益出發，便能很快獲得家長的信任，而一旦咨詢員贏得了家長的信任，家長便會口若懸河、傾訴衷腸；或者當家長前來求助時，一般是急切地尋求一種方法，期望直接使用某種具體方法、解決某個具體問題；或者，家長通常提出一些表象問題，比如，孩子學習不專心、成績下降、突然不說話、整日玩游戲等，而經過咨詢發現，大多數情況下，真正的原因在家長身上等。

再比如，對中國式專業關系和信任關系的思考，西方意義的專業關系認為，專業工作者與案主之間應該保持一種純粹的工作關系，私人關系不應牽涉其中。這一界定背后的社會人文基礎是西方現實世界中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常規范式，即人們在工作的時候，保持著純粹的工作關系、同事關系、主顧關系，工作事務和私人事件之間的界限比較清晰，公是公、私是私，即便私介入公也是短暫、有限度的。對于大多數西方人來說，工作領域是一種責任和義務，它是有限度的；私人生活是一種權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私人生活領域中，大家不約而同所遵循的原則是，我不會去破壞你的自由和權利，但你也別干涉我的自由和權利。工作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分明，使得人們盡量避免公私之間糾纏不清的做法。在這種西方普遍認同的工作關系模式下，社會工作者和案主之間應該保持純粹的工作關系，就顯得順理成章、容易理解了。

但是在中國，無論是中國幾千年的中央集中管理體制，還是無處不在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手段，抑或儒家思想所強調的中庸求和思想，抑或是中國人揮之不去召之即來的面子觀念和思想，這些根深蒂固帶有中國烙印的特色，都使得無法將公私分得清清楚楚。工作關系中隱含著各種人際關系，其中包括私人關系和人情世故。在錯綜復雜交織在一起的各種人際關系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所謂純粹的工作關系，而是面子和人情以及與其相連的各種不成文的、人們心照不宣的習俗和章法，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文化環境中，人們求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們社會關系網絡的建立，不單單取決于個人工作義務的履行，更多是與人情世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在這樣一個社會文化環境中，必須對社會工作者與案主的專業關系進行重新思考和界定。很多一線社會工作者表示，在實際工作過程中，當他們以美國的專業關系界定標準審視自己和案主之間的關系時，常常會陷入困惑之中。因為他們發現，在中國，專業工作者和案主之間的關系不可能完全隔離開來。中國人對自己人和陌生人有著清晰的界限，按照的差序格局，自己人首先是家人親戚，然后是朋友熟人，兩者的共性是，“我們有著緊密的私人關系”，“緊密的私人關系也意味著信任關系”。換句話說，“純粹的工作關系不足以讓我把你看作自己人”，“不足以讓我充分地信任你”；或者反過站在案主的角度來說，正因為我愿意信任你，我想把你從陌生人變成自己人。因此，案主經常會邀請專業工作者參加各種家庭聚會或私人交往，或者有些案主表示想添加咨詢員的QQ號碼。假如工作者拒絕，案主會覺得很沒“面子”，會無形中影響兩者的關系和工作的進展；假如工作者接受，又會無限制地擴大兩者之間的關系，感覺自己很累無法抽身。這種情況下，專業工作者就需要啟動反思的能力，辯證靈活地對待自己所面臨的情景。也就是說，既然完全隔離工作關系和私人關系是不現實的，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對度的把握了。專業工作者要思考，要把握一個什么樣的度，才能既讓案主感覺沒有受到傷害，不影響工作效果，又能讓自己不至于過分疲勞甚至影響個人生活呢。這種時候最需要的就是專業工作者的反思能力。

因此“華仁模式”所理解的中國式的專業關系是指，專業工作者與案主之間在建立和維護工作關系的同時，需要對私人關系的建立和維護保持一種開放、靈活和反思的態度，即在適合案主情況、有利于工作進展和工作效果、同時又不妨礙和影響工作者個人生活的三重前提下，不排斥熟人交情的存在。

再比如，“當案主不說真話時，是他不信任我嗎？”案主的敘述有時和真實情況不符，案主有所保留或有所隱瞞，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多種原因，有可能案主與咨詢員的信任關系還未完全建立，隨著關系的穩定和深入，案主會逐漸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但是如果從深度層次分析，無論咨詢員表現出怎樣的真誠和接納，咨詢員和案主之間仍然處于一種不對等的權利關系，所謂“絕對平等的專業關系”是現實中無法達到的。這種情況下，案主對自己的話語和表達會有所取舍，而取舍的準則來自他各方面的考慮，其中包括維護其本人和所處生活環境的面子和關系的因素。這點在中國的文化環境和語境中，經常會發生。因此，在中國式的專業關系中，咨詢員大可不必尋求一種絕對的信任，即認為只有案主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才是對咨詢員的絕對信任。中國的面子文化和人情世故決定了他們在與陌生人交往時，是具有雙重行為特征的，即一種是他可以向外人展示出來的東西，另一種是他不得已需要保留的東西，后者更多是出于自我保護和自我隱蔽的原因，而不是對咨詢員不信任。因此對咨詢員和案主專業關系和信任關系的思考，必須基于中國自身的文化環境和語境，而不能僵硬地用來自國外的倫理準則來衡量咨詢員和案主之間的關系。

7．對專業性和專業素質的理解

“華仁模式”所涉及的四個核心層面：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社會工作的實踐操作過程、反思性視角和反思能力、本土文化視角，也直擊社會工作專業性這一核心概念。無論在社會工作教育領域，還是在社會工作服務領域，抑或在社會工作研究領域，人們都在談論社會工作專業性，但對專業性這一概念的界定人們有著不同的理解。最為簡單和狹隘的一種理解是：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或獲得社會工作師資質者為專業社會工作者或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因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亦為專業社會工作。假如畢業生帶著這樣一種認識去工作，將是非常危險的，他們會認為自己在學校里所學到的知識就代表著專業性，因而會出現一種試圖將書本上的專業知識套用于服務對象身上的傾向和做法。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忽視服務對象所處的社會生態環境（如中國本土實際國情）、忽視服務對象的需求和狀態（如中國人的求助行為與求助方式特點），（而聚焦于操作方法）、忽視自身能力的缺乏（而只關注知識本身）、忽視與服務對象工作時的具體情景（而聚焦于書本理論）、忽視非專業人員的巨大能量和潛力（而過度強調自身的專業性）……而當套用失敗、所謂的專業性被證實無效時，他們又會心灰意冷、抱怨學校里學的東西沒用或感慨自己處于困惑困境之中、甚至對社會工作失去信心。

因此“華仁模式”認為，社會工作專業性這一核心概念既涉及社會工作的理論基礎層面，也涉及社會工作的實踐操作層面，更涉及兩者的連接層面，即對社會工作者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視角的強調。在未來的社會工作教育和社會工作服務中，需要加強對社會工作者反思意識、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視角的培養。因此“華仁模式”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專業性應體現在理論基礎、實踐操作、反思能力、文化視角四個層面。而截止目前為止，第三個和第四個層面基本上是被忽視和忽略的。正是因為無論在接受社會工作教育時還是在社會工作服務中很多工作者都缺乏這些視角和能力，才會出現諸多困惑、困境。

按照這一理解，“華仁模式”認為，專業社會工作者或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所應具備的專業素質應包括以下四個核心要素：知識、能力、價值觀（道德觀）、將前三者相連接的反思視角、反思能力以及本土文化視角。知識包括專業知識、行業知識、生活經驗、日常知識等；能力包括實踐能力、社會能力、自我能力、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能力等，其中社會能力是指社會交往能力（包括建立關系的能力）、決斷能力、應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組織協調和領導能力等；自我能力是指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和社會責任感、性格與個人特質、感知和感受能力（悟性）、觀察和判斷能力等。社會能力、自我能力直接影響著實踐能力，這些能力以及能否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能力，又均取決于一個人的反思意識和反思能力。

“華仁模式”之所以提出第四個核心要素，其原因在于：知識、能力、價值觀已是人們普遍接受的專業素質組成要素，但對于這三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連接方式，人們并沒有進行更多思考、似乎它們相互之間各自孤立地存在著，或者說，只要知識、能力和價值觀排列組合在一起，似乎就意味著社會工作者自動具備將知識轉化為行動的能力、或具備專業素質。而出于社會工作是反思性職業或職業化反思科學的這一科學立場，“華仁模式”認為，在具體情形和具體案例下，一個社會工作者能否充分發揮他的知識、能力和價值觀、將三者靈活機動地結合起來并將其轉化為一種適宜于具體情形和案例的行動，是需要一個媒介因素的，而反思視角、反思能力在促成知識、能力、價值觀相連接的這一方面恰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圖15所示）。正因為如此，“華仁模式”非常強調對社會工作者反思意識和反思能力的培養，同時也強調社會工作者需具備本土文化意識和視角。

五、“華仁模式”的意義

縱觀國內當前的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現狀，“華仁模式”究竟有哪些獨特之處？或者說對未來國內建立社會教育學領域、對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領域社會工作的發展，能夠帶來哪些推動和啟示？

（一）在理論基礎層面

“華仁模式”不僅基于特殊性社會工作理論（即社會工作實踐理論），亦基于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即社會工作基礎理論）。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雖然發源和形成于歐洲，但因其是闡述社會工作功能、任務與目標的理論，因而具有普遍性特征和指導性功能。尤其是對社會教育學概念和理念的引入，將對國內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工作領域社會工作的發展起到一個“合理化”定位和推動作用。其原因在于，在國內過度強調學校教育、相對忽視家庭教育、而社會教育學幾乎為空白的情況下，社會教育學作為第三個獨立的教育領域以及社會工作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分支工作領域，極易確立其合理化的功能定位、完全契合廣大家庭和當今社會的需求，社會教育學作為第三個獨立的教育領域，極有可能在中國發展成為社會工作的一個獨特的職業領域，在中國擁有極其廣闊的發展潛力和職業前景。

（二）在功能定位層面

正因為“華仁模式”同時基于普遍性社會工作理論（即社會工作基礎理論），因而能夠提出非常明確的功能定位。華仁所提出的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的服務功能鏈社會化和預防預防和保障咨詢介入和干預保護(救助)治療懲罰，是對社會工作在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時所承擔的社會功能進行的全方位梳理和高度概括，它是對未來中國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領域的功能定位和方向性指導。在此功能鏈基礎上，華仁提出社會工作的核心功能集中于預防咨詢介入。華仁對社會工作服務功能的科學細化和分類概括、以及對社會工作預防功能的強調，對社會工作社會功能的合理定位以及社會工作職業的長遠發展有著重要的理論性和戰略性意義。

（三）在實踐操作層面‘

“華仁模式”強調社會工作者的反思視角和反思能力、打破理論可以直接用于實踐的觀念和做法，并從這一角度出發，對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和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素質進行重新思考?！叭A仁模式”出于社會工作是反思性職業或職業化反思科學的科學立場，強調對社會工作者反思性視角的培養，這一點將是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或高校社會工作教育的必要補充，也將有效地詮釋和應對高校社會工作畢業生在理論無法運用于實踐方面的困惑，同時也會對中國社會工作實踐的本土化發展帶來重要啟示。

（四）對社會工作職業發展的意義

社會教育學領域的建立和發展，對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社會工作服務功能之合理定位以及社會工作職業地位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戰略性意義。此外，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作為綜合領域的建立，也標志著中國社會工作領域中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婦女社會工作等交叉重疊性職業領域的科學整合與整體發展。

（五）對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意義

社會教育學作為第三個獨立教育領域的確立，對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是一個巨大的支持和協助。長期以來，社會巨變和應試制度為兒童青少年和家長所帶來的個人壓力和家庭問題，個人和家庭只能獨自承受和應對。假如社會教育學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教育領域在中國建立起來，將是對廣大兒童青少年和家長的巨大支持。社會教育學實踐領域即兒童青少年和家庭專業工作，將從兒童工作和環境工作兩個角度對家庭教育進行補充和協助，促使兒童的健康成長、促使家庭的幸福和諧。

（六）對國家和社會的意義

“華仁模式”提倡將社會工作的功能重心從面向特殊問題群體的介人性工作轉向面向大眾百姓的預防性工作，提倡將社會工作日常化、常態化、正?；?、持續化，而不是將其邊緣化、臨時化、形式化和表面化。華仁提倡以面向大眾的預防性社會工作為主，同時兼顧面向弱勢群體的介人性社會工作。因此華仁所應對的問題主要為涉及兒童青少年和家庭的隱性社會問題，以期從長遠發展的角度從根源上避免或減少社會問題的出現，促進家庭和睦與社會和諧，因此在支持國家政體、維護社會穩定方面具有重要戰略性意義。

綜上所述，“華仁模式”作為一個面向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的新興工作模式，具有顯著的獨特性和創新性，它對社會工作在此領域的功能定位、職業發展、實踐操作、專業教育有著重要的啟發性和參考性，對社會教育學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對社會穩定、百姓安康、家庭幸福有著重要的戰略性意義，值得討論和推廣。

[

參考文獻]

[1]王思斌、熊躍根，2010，《社會工作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王思斌，2010，《社會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3]張威，2012，《社會工作基礎理論探究——一個學科構建的新視角》，《中國社會工作研究》（第九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99-135。

[4]Dewe,Bernd/Otto, Hans-Uwe,2002, Reflexive Sozialpaedagogik. Grundstrukturen eines neuen Typs diestleis-tungensorientierten Professionshandelns. In: Thole, Werner (Hrsg.): Grundriss Soziale Arbeit. Ein einfuehrendes Handbuch. Leske+ Budrich, Opladen.S.180-198.

[5]Engelke, Ernst/Borrmann, Stefan/Spatscheck, Christian (2008): Theorien der Sozialen Arbeit. Eine Einfuhrung.Lambertus.

[6]Galuske, Michael (1998): Methoden der Sozialen Arbeit. Eine Einfuhrung. Juventa Verlag, Weinheim und Munchen.

[7]Hamburger, Franz (2003): Einfuhrung in die Sozialpadagogigk. Verlag W. Kohlhammer.

[8]Kahler, Harro Dietrich (2001): Erstgesprache in der sozialen Einzelhilfe. Lambertus-Verlag, Freiburg im Breis-gau.

[9]Kollner, Erhard (1995): Beratung in der Sozialen Arbeit. Ubungsbuch zur Klientenzentrierten Gesprachsfuhrung. Verlag W. Kohlhammer, Stuttgart Berlin Koln.

[lO]Kruger, Heinz-Hermann/Helsper, Werner (Hrsg.) (2007): Einfuhrung in Grundbegriffe und Grundfragen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8.Auflage. Verlag Barbara Budrich, Opladen& Farmington Hills.

[ll]Kunz, Stefanie/Scheuermann, Ulrike/Schunnann, Ingeborg (2004): Krisenintervention. Ein fallorientiertes Ar-beitsbuch fur Praxis und Weiterbildung. Juventa Verlag, Weinheim und Munchen.

[12]Luhmann, Niklas/Schorr, Karl E.(1982): Zwischen Technologie und Selbstreferenz: Fragen an die Padagogik.Frankfurta. M. Suhrkamp.

[13]Merchel, Joachim(2006):Sozialmanagement.Eine Einfuehrung in Hintergruende, Anforderungen und Gestal-tungsperspektiven des Managemens in Einrichtungen der Sozialen Arbeit. Juwenta Verlag Weinheim und Muenchen.

[14]Murgatroyd, Stephen(1994): Beratung als Hilfe. Eine Einfuhrung fur helfende Berufe. Ubersetzung aus dem Englischen, deutsche Bearbeitung und Vorwort: C. Wolfgang Muller.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15lPeters, Meinolf(2006): Psychosoziale Beratung und Psychotherapie im Alter. Vandenhoeck & Ruprecht.

[16]Possehl, Kurt (1993): Methoden der Sozialarbeit.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und 15 Praxisbeispiele aus der So- zialen Einzelhilfe. Verlag Peter Lan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7]Raetz-Heinisch, Regina/Schroeer, Wolfgang/Wolff, Mechthild (2009): Lehrbuch Kinder- und Jugendhilfe. Grundlagen, Handlungsfelder, Strukturen und Perspektiven. JUVENTA.

[18]Sander, Klaus (1999): Personzentrierte Beratung. Ein Arbeitsbuch fur Ausbildung und Praxis. GwG Verlag,Koln.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19]Schilling, Johannes/Zeller,Susanne (2007): Soziale Arbeit. Geschichte- Theorie- Profession. Ernst ReinhardtVerlag Munchen Basel.

[20]SGB VIII/KJHG (1991) .

篇3

[關鍵詞] 社會工作 三校生 小組介入

一、研究背景

“三?！笔侵笇υ谛W生進行技術教育,幫助學生盡快就業或向高職、高專學校輸送生源的中專、職校和技校?！叭Ｉ眲t是就讀于中專、職校、技校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因中考失利而分流進入這三類學校學習。

三校生正處在青春期,生理發育比較快,而心理發育則相對遲緩,心理年齡與生理年齡相脫離,這就使三校生容易產生身心功能障礙,例如出現學習、情緒、人格、人際關系等障礙以及青春期性心理問題等。目前在三校生中尤為突出的問題是心理問題,主要表現在:自卑的處世心理;狹義的交往心理;偏激的認知心理。同時三校生群體也會面臨著因就業受歧視而造成群體歸屬感的缺失問題。

三校生群體自我認同不足,且較少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違規違紀的代名詞――因而容易自尊心受損、自信心喪失,產生消極、抑郁的情緒,長此以往便可能形成一種相對偏執的人格;這種偏執人格和畸形心理又會進一步導致三校生群體產生各種心理問題,甚至犯罪。于是,他們的行為和心理便陷入了惡性循環,社會形象、社會影響持續向負面發展,結果他們便不斷地被社會所邊緣化、面臨著社會認同的困境,繼而成為主流社會下的弱勢群體和問題群體。

產生于上世紀初的學校社會工作,是屬于社會公工作領域的一種專業服務。根據張樂天等學者的定義:學校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個實務領域,是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理論、方法和技巧在學校中的應用,旨在幫助學生充分利用學習資源,最大限度的發揮學生的潛能。在香港,上世紀90年代初就建立了以學校社會工作者為主的綜合服務隊,并根據學校需要調配資源,有效靈活地照顧青少年多方面的需要。截止到2008年10月,香港已經發展了135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臺灣的學校社會工作模式分為內部駐派、外部支援和整合服務三種模式,并設置督導機制以強化績效。從港臺地區的經驗看,學校社會工作在疏導學生心理困惑、解決行為偏差、幫助學生更好適應社會生活等方面具有顯著成效。

中國大陸的學校社會工作工作尚處于探索階段,存在著學校社會工作者與教務人員分工不明確、工作專業性不強等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的學生工作體系已經不能適應三校生日漸多元化的服務需求。本研究通過抽樣問卷,調查了上海三校生的發展問題與發展需求,并通過實踐社會工作中小組工作的專業方法探討了社會工作的在三校生群體中介入的可行性,亦對面向三校生群體的社會工作運作模式予以創新。

二、研究方法

我們參考《SCL――90臨床癥狀精神量表》、《自尊量表》等心理測量量表制定了面向目標群體的需求調查問卷。問卷中考察了三校生在各生活領域中(包括家庭、學校、社會以及三校生自身等)存在的發展問題和需求。我們采用整群抽樣的方法抽取了上海市南匯區、徐匯區和浦東區的三所“三?！?所抽取的樣本分別代表了郊區、市區和新興經濟區的三校生群體。我們共發放自填問卷512份,回收512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問卷共504份,占98.4%。所獲得的數據使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進行了分析。

在問卷正式發放之前,我們還對三所目標學校進行了前期調查。我們實地走訪了部分班級,并與班主任進行溝通,了解班級學生的整體情況以及個別學生存在的個人問題與人際沖突狀況,便于開展后續的實務方案設計與實務介入。

在問卷調查和實地走訪的基礎上,我們確立了小組工作的介入目標,設計了小組服務框架和服務流程,形成了小組介入的方案。最后,我們采用過程評估和結果評估相結合的方式開展小組工作效果評估。

三、結果及分析

自填問卷的反饋結果匯總見表1。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三校生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人際關系不良、自我效能感低下和學業問題;另外,職業規劃和家庭問題也占了較大的比重。其中,“人際關系不良”所占比例高達28.97%。

三校生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既來自家庭和社會,也來自學校和三校生自身:一些上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在家中被溺愛,沒能在家庭身份與校園身份之間進行有效的角色轉換,過于自我中心的在校表現常導致人際沖突;三校生自我效能感較低,學習和工作目標不明確,缺乏職業生涯規劃的指導,故常對個人未來的職業發展持悲觀態度;主流社會充斥著對三校生的負面輿論,很多社會人士認為三校生行為散漫、目無常規、沒前途沒出息,這些言論打擊著三校生的自尊與自信,增加了他們的心理壓力,也使他們在求職就業的過程中遭遇阻力,一些失去生活信心的三校生甚至破罐破摔、自甘墮落。

三校生正處于青春期,這個時期正是形成自我角色定位和身份認同的關鍵時期。他們可能顯得更加自我中心和具有更強的自我意識,但同時也更為注意他人。青少年在這一時期追求獨立,更渴望為同輩、為社會所接納。上述問題若不給予及時引導和解決,都會對三校生的成長產生不良影響。

經過協商,我們和上海市徐匯某校達成介入協議,并選取了兩個班級進行試點介入:一個班級作為實驗班級(以下稱A班),令一個班級作為同期對照班級(以下稱B班)。在小組設計中,我們根據學生們反饋的需求,將提高人際溝通水平和加強心理調節能力作為工作重點,并參照學生們不同的升學計劃――就業或參加高考復習班(簡稱高復)制定了內容各異的“套餐服務”?！疤撞头铡奔磳I小組活動的具體設計如圖1。

如圖1所示,在小組活動的前半段,所有學生參與的活動內容相同:第一節進行破冰游戲、建立專業關系;第二、三節活動教育學生進行換位思考并認識社交四型人格,目的是引導三校生了解他人和自己的立場和想法,以促進人際關系和諧;第四節活動是團體培訓,目的是增加班級凝聚力和認同感。第四節小組活動之后,我們根據學生的升學需求與小組活動設計的需要,將A班和B班分成了四個專業小組,其中包括三個高復組和一個就業規劃組。第五至第七節小組活動便根據學生不同的升學選擇分別設計了服務方案:職業規劃小組進行人生曲線、SWOT自我認知分析和提升自信三節活動,目的是使三校生了解自己的優勢和劣勢,增強就業信心;三個高復小組將活動重點放在交流分享學習技巧和制定人生發展規劃上。最后一節(第八節)小組活動則讓所有學生回顧小組過程并展望將來,這既有助于鞏固其已經習得的知識與技巧,也能夠激勵他們獨立地、勇敢地面向未來。

對于小組工作有效性的評估,我們采取了過程評估和結果評估兩種模式相結合的方法。評估結果見表2和表3:

由表2可知,A班學生人際交往能力經介入,前后變化較大:小組活動前A班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平均分為85.60,活動之后的平均分是77.03。分值越小說明學生人際交往能力越強,這說明我們的小組活動成效顯著。

由表3可知,A班活動之后的學生人際關系能力的平均分是77.03,而沒有進行小組活動的B班的平均分是85.70。如上文所述,由于分值越低代表學生們的人際交往能力越強,這說明A班的人際交往能力高于B班。

過程評估主要采取以觀察員的小組活動觀察及小組活動記錄的方式進行。小組觀察員對小組的活動氛圍、流程、專業技巧、成員反應和活動效果鄧都做了詳細記錄。

總之,從小組活動評估結果與學生和老師的活動反饋來看,此次面向三校生的學校社會工作的介入是成功的。

四、總結

1.小組工作實務反思

傳統教育手法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灌輸,心理咨詢的工作也只涉及個別有心理困擾的同學。本研究引入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理念與方法,注重以服務對象的需求為本,基于尊重、平等、助人自助的服務理念,開設了社會工作小組活動。如上文所述,使用社會工作專業手法介入三校生群體有助于回應其成長需求、激發其自身的潛能、改善其社會適應狀況。

然而,想要在三校生群體中廣泛開展社會工作專業實務,在現實社會情境下仍具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復雜問題前,社會工作服務資源難以搜尋與整合、專業服務人才缺乏、服務效果難以鞏固和深化等。此外,學校社會工作者身份的認可與崗位配置、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資源的挖掘與使用,尚未得到校方廣泛的重視與支持。這些都有賴于不斷推動社會工作本土化、專業化、職業化的進程,以及持續加強民眾對專業社會工作的認知與認可,從而營造出適合社會工作在各個社會領域廣泛開展的有利環境。

2.“三校生”社會工作介入模式初探

社會工作介入“三校”,目前已有兩種服務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機構提供服務,三校購買服務。這種模式的好處在于校方掌握了主動權,可以自主選擇所需服務,甚至可以將其作為學校的特色以吸引生源;機構與校方服務職責明確,便于機構服務績效考評。缺點在于三校購買校外機構的服務,費用相對較高,在目前三校自主辦學的背景下,提高了校方的財務預算;機構工作人員和三校生存在較大的年齡差距,在工作過程中容易產生代溝,構成工作阻力。

第二種是在試點學校推行“一校一社工”的服務模式,該模式正在上海浦東區實行。經調查,第一批試點學校內的社會工作者身份來源復雜(包括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專家、德育干部、其他教師等),這限制了服務的專業性。并且,該模式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強調學校社會工作只是學校德育工作的補充,沒有做好學校社會工作的定位。

綜合上述兩種模式的特點并參照本研究的成果,我們探索出一種“高校和三校結合”的社會工作介入模式。我們認為,上海開設社會工作專業的高校眾多,可以考慮將高校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資源和三校生服務需求進行供需配對。我們設想讓三校和高校結對,讓高校社會工作系的學生在三校內進行專業實踐,例如為三校生開展多種多樣的成長小組,高校專業教師亦可以在三校內開展或督導個案社會工作。在介入試點學校的過程中,這種模式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從三校學生的角度來看,相比老師的說教,他們更容易接受同輩群體的引導,年齡相近的高校學生可以通過分享個人經驗給予還在中學階段的三校生更多實用的建議;從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學生的角度來看,學校社會工作是其畢業后的就業方向之一,若開發三校作為本科階段的實習基地,社會工作系的學生便能夠獲得鍛煉和提升自己專業能力的平臺(我們通過訪談了解到,許多社會工作系的同學正對學校社會工作領域表示出濃厚的興趣);從三校校方的角度來看,接納高校社會工作系的學生作為學校社會工作的主力,不但保證了專業性和可行性(高校社工系高年級的學生具備一定的理論和實務能力),也節省了一筆可觀的人力經費預算;從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建設的角度來看,拓展思路、廣攬資源、引導社會工作系的學生盡早投身社會實踐,有助于專業人才的培養與促進學科自身的發展。

綜上所述,高校和三校可以在初期采取“一對一結對子”的服務試點模式,待摸索出一套完善可行的工作方案后,再嘗試擴大各所高校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的輻射面,使得一所高校的服務資源能夠同時惠及多所“三?！被蚱渌愋蛯W校,從而構建出以高校為中心的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具體做法是:在具備服務需求的三校內由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學生(高年級)開展小組社會工作,由高校社會工作專業老師督導或直接開展個案社會工作。以上是我們在此次調查和研究中探索出來的一條社會工作介入“三?！钡目尚械缆?。我們希望繼續深化研究并推進實務,使這一創新模式能夠在更多三?；蚱渌愋蛯W校內推廣。

參考文獻:

[1]羅一嫻,雷才麗.“三校生”困境及對策研究[J].教育研究,2008.4.

[2]王楊.高校社會工作的介入及學生工作系統的重構[J].四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9.3.

篇4

兒童福利院內有一類特殊青少年群體，失去父母的他們從小在福利院里長大，他們智力和生理狀況良好，能夠在各種學校（主要是初中、?？萍夹?、高職院校）內接受教育，未來的他們將進入社會，融入社會，參與社會競爭和互動，脫離福利院獨自生存。但是由于缺少家庭的成長氛圍，恰當的教育方式，愛的體驗和付出，情感的培養和支持以及與生俱來的自卑情結，在傳統的研究和現實的生活中，他們都被認為在心理和行為上出現了或多或少的偏差。隨著價值多元化時代的來臨，個體意識、個人價值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些雖然生活在福利院中，但是在學校和社會環境中參與互動的社會邊緣青少年群體，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這也為展現尊重個性、回應需求的社會工作理念和方法提供了巨大的舞臺和豐沃的土壤，在實踐中檢驗社會工作服務于人類生活的功效，為本土化社會工作模式的形成提供一種路徑參考。

一、傳統視角中的福利院兒童青少年

如今在我國某些地區的福利機構當中，對兒童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早已擺脫之前的軍事化、高壓化的管理模式，提倡人性化、個性化、多元化的培育模式，關注個人、關注親情、關注發展，可以說如何對待兒童青少年，福利院等兒童福利機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是這并不意味對兒童青少年的助人理念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尤其是在兒童青少年出現思想行為問題，出現成長障礙的時候，管理者、教育者仍然秉持著問題視角和經驗為本的理論技巧，用懷疑、指責、不信任的眼光來審視這些所謂的“問題”兒童青少年，出現問題的個體往往被套上“行為偏差”、“人格障礙”、“病癥”等諸如此類的標簽。福利院院方對兒童青少年的總體評價往往是：懶惰、沒有上進心、自私、不會與人交往、不會關心人等等。這些為一個成人定性的詞語，卻用在孩子身上。在環境不能為他們提供應有的愛、自由和關懷的情況下，成人絲毫沒有降低對他們的苛刻要求。問題視角下的教育者和輔導人員，往往會采用思想政治教育、認知重建、行為矯治等輔導方式，這種介入模式固然有它的理論基礎和科學性，但是它是從教育輔導人員個人主義角度出發的，一種帶有缺陷性的模式。采取這樣的方式，我們往往會發現有以下幾種結果。

（一）被輔導者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或者價值取向有問題。兒童青少年正在處于由兒童向成人逐漸過渡的階段，他們的思想行為、價值觀、人生觀還未真正形成，對于出現在自己身上的一些行為和意識，他們認為是理所應當，沒有什么不妥和需要改正的，原因是他們的朋輩群體中也是這么做這么思考的，而且行為的背后也具有深層次的心理動機，這是連他們自己都無法意識到的。在這種情況下，輔導者忽然之間會發現自己失去了話語權，無論怎么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都無濟于事，無法激發兒童青少年自我向善的動機，最好的結局是被輔導者懷有一種暫時性的自律，短期時間里約束和克制了自己的行為，但最后還是會發現被輔導者又重新回到了過往的生活之中。

（二）關系不平等，忽視輔導對象的心聲。雖然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助人的專業強調輔導者和被輔導者在專業關系中的平等關系，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往往難以實現。當我們剛接觸被輔導者的時候，我們會運用我們的經驗和各種量表，把被輔導者限制于某種類型的缺陷和問題當中，采取某一種通用的模式“對癥下藥”，被輔導者的觀點和話語變得無足輕重。在兒童福利機構中另一個造成關系不平等的原因是輔導者在機構中的角色和規范位置要求輔導者采取一種相對權威和凌駕于上的方式加強對服務對象的控制。

（三）環境脫離，無法調動服務對象自我行動能力。以問題為本的輔導或是治療，關注輔導對象個人，忽視案主生態式的描述，忽視文化、制度、精神、經濟如何導致、維持、影響個人的錯誤和失敗，以致讓人陷入困境之中。單純的問題視角，把個人和問題合二為一，個人就是問題，問題就是個人，無法觀察到被輔導者生活環境和生態系統當中的支持因素和優勢能量，在這種理念下，被輔導者個人的行動能力和積極因素就無限制地被縮小了，最終被輔導者也對自己失去了自信心，對未來失去了期望和憧憬，對自己的人生和命運失去了改變的動力。

二、關于優勢視角

傳統社會工作理論和實踐立足于這樣的假設：案主之所以成為案主，是因為他們有瑕疵、有問題、有病理和疾病，他們確實就某種程度而言是有問題的和缺陷的（Saleebey，2004)。優勢視角的概念框架是基于對缺陷模式的挑戰而建構起來的，它的核心概念是圍繞洞見到案主的優勢和資源而形成的。Saleebey(2004)認為幾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種特定的條件下都可以視為一種優勢，包括體驗、個人品德、天賦、感悟、故事、靈性、意義和社區資源。賦權意味著幫助個人、小組、家庭以及社區在其內部或周圍探求和擴展其資源與手段的意圖和過程。Gutierrez、Delois和Glenmaye(1995)認為：權力的方式可以歸納為以下三種，即獲得所需要之東西的能力；影響其他人如何思考、感受、行動或信念的能力；影響資源在諸如家庭、組織、社區或社會等社會系統中分配的能力。Saleebey(2004)認為探求人們和社區內部的力量，我們必須和拋棄歧視性標簽；為家庭、機構和社區的資源連接提供機會，讓受害者遠離這種思維定勢；拋棄父愛主義；信任人們的直覺、陳述、觀點和精神；確信人們的夢想。BarbaraLevySimon(1994)將賦權的概念建立在五個理念之上：與案主和委托人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對擴大案主能力和優勢的強調；關注個人或家庭與環境；將案主視為積極的能動主體；將個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剝奪和壓制的人群。

三、優勢視角中的福利院兒童青少年

福利院兒童青少年幾乎都有著被父母和家庭拋棄的經驗和體會，基于這樣的事實，我們往往會根據主觀經驗認為這些孩子由于缺少家庭、缺少親情、缺少管教，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采取專業的方法予以糾正和輔導，以便他們能夠適應規則、適應機構、適應社會。這樣的傳統假設無疑忽視了這些兒童青少年自我行動能力，忽視了他們身邊的系統資源和社會環境，更加忽視了他們的個性和自我良好品質。被拋棄的經歷和體驗對他們來說確實是一種創傷和災難，但是在逆境之下人們總是能夠從自己、他人、和周圍世界獲取東西，人們不但獲益于成功的經驗，而且能夠獲益于困難和失望的經驗，經教育和知識把獲得到的這些親身生活經歷進行分析和感悟；其次，這些兒童青少年從逆境和困難當中發展起來的個人品質、美德、特征也是一種優勢，學校中的教師往往會發現福利院的孩子很多都具有獨立、愛勞動、幫助他人的特質；最后，就算那些表面看起來沒有任何能量的人都有可能隱藏著巨大的天賦，只不過需要我們去發現或者需要展示的平臺，正所謂再平庸的人在某一方面也是天才。#p#分頁標題#e#

除了個人優勢以外，福利院兒童青少年也還具有其他優勢資源。雖然說給他們提供院內集中供養的福利院對他們自身而言存在著種種不足和缺陷，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福利院作為孩子們成長家園的優勢。首先，在這個環境中，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生活經歷的個體可以找到一個提供心理支撐的同輩支持系統，在這個系統內他們相互幫助和交流；其次，福利院的物質生活保障、教育資金保障也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優勢，在這方面可能某些經濟困難的家庭也無法比擬，只是他們沒有深刻意識到；再次，福利院內的工作人員以及其他一些愛心人士無私的愛心和付出雖然比不上母愛和父愛，但是對缺少父母的兒童青少年來說無疑是上帝帶給他們最好的禮物。另外，社會愛心人士和團體、志愿者資源、福利政策、慈善機構等等都是福利院兒童青少年的資源和優勢，只是需要我們和兒童善于發掘和利用。賦權的視角無疑給兒童青少年社會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啟示，要相信他們有能力作出決策，雖然兒童青少年在思想和行為上都還不成熟，但是他們有優勢和潛能去解決他們生活中的困難。社工的角色是培育、鼓勵、支持、協助、激發、釋放他們內在的優勢，明確他們所處的環境，指出環境中可以獲得的優勢，發現他們想要的東西，探索滿足那些期望的替代方法并努力實現。生活在福利院中的兒童青少年，自從他們自我意識覺醒之后就發現自己一直帶著一種特殊身份的標簽，這種標簽可能追隨他們一生，在這種身份意識下，他們看不到能夠獲得的資源，意識不到自己的優勢和改變的能量，所以有些人試圖通過種種破壞性、攻擊性、顯示出自己的能量，以圖扭轉、重建他人對自己的身份認識，另外一些人則聽命于他人，對自己缺少要求和主見，缺少自我發展的動力。社工應該關注于幫助這些兒童青少年自己給自己賦權，幫助他們發現并實現自己的優勢，掌握他們自己的命運并解決自己的問題。

以往的社會工作常常假設案主的行為問題等都是危險因素引起的，逆境必定導致發展受阻，所以社會工作干預的重點在避免危險因素的發生。在以往的治療和輔導中，社工習慣于評估問題和缺陷，個人的自我糾正取向，從傷害中修復的能力、內資優勢和保護性因素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鼓媪ψ鳛閮瀯菀暯堑闹匾w現，使社會工作實踐理念由消極的問題取向轉為積極的優勢取向，其關注個體及其環境系統的優勢資源，從而實現了社會工作實踐范式的轉換，激發了預防和干預的全新的理念。McMillen(1999)認為，人們在經歷痛苦和危難之后可能伴隨著成長，因為曾經面對的困難甚至創傷性事件導致遇到另外的挑戰之時具有更大信心或者處理逆境的能力的提升；逆境可以促進一個人反省自己的價值觀念、信仰、優先性、承諾、人際關系和娛樂方式，從而做出必要的調整，進而真正改進個人的健康和生活方式；當困擾浮現時，人們會發現以前所不知的來自于他人的資源并意識到自己的脆弱性，這就為改變提供了動力基礎。

四、路徑和策略

（一）建立關懷性關系，營造支持性氛圍友善的關懷性關系是成功學習和發展的重要動力基礎，建立關懷性關系，不僅包括兒童青少年和社工的關系，也包括兒童青少年與兒童青少年、兒童青少年與院內工作人員、兒童青少年與同學、兒童青少年與學校班主任教師的關系，通過建立這些關懷性關系，處于福利院兒童青少年生態系統之中并與他們互動產生深刻影響的個人傳達出一種愛心和支持，這種支持是一種持續的、無條件的、積極性的尊重和信任，這種支持可以以一種最簡單的方式來構建，比如一個微笑、一聲問候、輕輕地拍一下肩膀，但是最重要的是一種態度和信念：不要以個人的好惡對兒童青少年的行為進行判斷，無論兒童青少年的行為多么消極、多么糟糕，他們所采取的行為都是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而盡自己的所能作出的反應。但是要真正實現這一點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傳統的學校學生管理工作以及福利院內思想輔導工作，都是基于問題視角的壓制性、主導性的教育模式，對支持性、關懷性的教育輔導理念的支撐不足，學校專業社會工作者的缺位也使得這種理念缺少推廣者和推動者。作為社工首先要在福利院系統內部積極實踐，通過自己的言行來傳播對兒童青少年積極性、支持性、關懷性的輔導理念和方式，從而影響到周邊其他的工作人員，還可以通過有計劃地教育培訓來推廣，建立和培養兒童青少年的支持系統。學校作為兒童青少年重要的場域也缺少不了社工的參與和介入，幫助福利院兒童青少年建立學校內部的支持系統也是社工的任務之一，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對福利院兒童青少年關懷性關系則是重點。

（二）聚焦資源和優勢，挖掘能量和潛力作為社工所應該做的一切，在某種程度上要立足于發現和尋求、探索和利用兒童青少年的優勢和資源，協助他們達到自己的目標，實現他們的夢想，并面對他們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這是一個多層面的實踐手法，它是一個案主和社工合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并不是純粹的功能執行者，而是有目的的主體。優勢視角的實踐要求我們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兒童青少年以及他們的環境和他們的現狀，不再是孤立地或專注地集中于問題，而是把目標投向可能性，在創傷、痛苦和困難的荊棘之中，看到希望和轉變的種子。在優勢視角看來，兒童青少年的問題并不是什么問題，真正的考驗是要想出能夠對付問題、利用問題甚至是超越問題的建設性途徑，社工應積極動員兒童青少年個人、學校、福利院的資源解決問題，讓孩子們了解它們想要什么，并幫助他們發現優勢，發現自己所擁有的能力，讓他們相信逆境不是永久不變的，挫折不是生命的全部。學會利用青少年的優勢、興趣、目標和夢想作為學習和幫助的起點，然后調動他們的動機以及現存的內在學習和自我成長驅使力。

（三）立足關系平等，懸置成人懷疑很多專業的兒童青少年輔導人士、學校內的教師班主任在對兒童青少年進行溝通和輔導時，習慣于把自己的理論強加于兒童青少年的思想之上，以特定的思維、問題式的診斷標準、疑問式的方式對他們進行評估，這些都顯示出專業人員和輔導人員對案主的懷疑。懸置這樣的懷疑就能夠真正地從一個信任對方的角度出發去建構一種新型的專業關系。這樣我們就能激發個人或集體內蓄積的力量，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而且這種美好是案主所定義的美好（Saleebey，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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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應用型人才；地方特色培養方案

社會工作作為一項西方舶來品，從20世紀初的一些傳教士在中國的大學開始講授社會學、西方社會服務等課程；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一些大學師生開始從事社會服務活動；再到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百業復蘇，各高校陸續恢復一些專業辦學。1993年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及中華女子學院開設社會工作專業，至今社會工作在中國大陸的土壤上已經歷百余年的發展，而作為一門專業在高校的發展也二十余年。[1]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和中華女子學院之后，全國許多重點高校相繼開設社會工作專業，21世紀初各省省屬高校也紛紛開展社會工作專業教育。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決策部署，十年來，社會工作的理論界、教育界和實務界從頂層設計、機構設立、項目實施、人才培養推進專業發展。社會發展進程中的貧困、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失獨家庭、隨遷子女、離婚人群、吸毒毒等相關問題遍及城市、鄉鎮與廣大農村，社會工作服務需要進一步精細化、專業化、個性化和人性化，為適應新的社會發展，《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1-2020）》將社工人才隊伍列為國家主體人才隊伍之一。許多地方院校順應時展需求，響應社會發展需要，在繼全國名校、省屬院校之后紛紛開設社會工作專業，培養適應地方、服務基層的應用性復合型人才。

一、地方本科院校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回顧與反思――以安順學院社會工作為例

安順學院坐落于貴州省安順市，是2006年2月經國家教育部批準組建，實行“省市共建、以市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本著“培養適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基礎扎實，全面發展，適應能力強，發展后勁足，具有較強專業知識、技能和能力，具有創新精神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的辦學理念和“立足安順，輻射西部，面向全國，服務基層”的服務面向，在各專業的培養計劃和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應用性復合型能力的培養。

安順市下轄西秀區、平壩區、普定縣、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以及安順經濟技術開發區、黃果樹風景名勝區、龍宮風景名勝區。總人口289.98萬人，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占39%。[4]具有苗族、布依族、屯堡和三線建設等特色文化，近年在小城鎮發展、新農村建設及山地旅游開發等項目的帶動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在此進程中一系列社會問題相伴而生或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加重。

在社會需要及學院發展雙重促動之下，安順學院于2010年申辦社會工作專業，2012年開始招生，下屬政法學院，至今年為社會培養了第一屆社會工作專業畢業生。在四年的教學與實踐的探索中，社會工作專業學生廣泛參與安順當地的社會活動，如社區服務、“三區計劃”等，畢業生分散到貴州各地的社工機構、基層政府、中小學等領域就業，取得良好的社會反響。

回顧這四年的辦學歷程，由于安順學院區位偏遠、起步晚、發展慢等原因，社會工作的發展更是舉步維艱，存在諸多缺陷與不足。

1.硬件設施嚴重不足。社會工作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專業，在教學過程中需輔以充分的實踐活動才能鍛煉學生的實操能力和技術。2014年5月，《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指出“采取試點、示范引領等方式，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重點舉辦本科職業教育?！?015年11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印發了《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總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引導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與安順學院同類的許多地方院校在“十三五”發展規劃中更加重視學校轉型、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方案設計。[2]遂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應用能力培養極為重要，相應的硬件設施支撐非常關鍵。但很多地方高校由于辦學經費緊缺、起步晚等原因導致硬件設施嚴重不足。就社會工作專業而言，社會工作實驗室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必備的支撐條件。首先能培養學術興趣，拓展學生對書本知識和原理的認識，進而獲得從事社會工作的實際知識和技能。其次，實驗室也是社會工作實務研究的平臺，有助于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實務、科研的整合發展。實驗室基本設施應具備攝像放映系統、個案小組社區模擬實務系統、學生及案主檔案管理系統等。應擁有臺式電腦、電話等基礎辦公設備，數碼照相機、攝像機、DVD機、錄音筆等科研設備，筆記本電腦、投影機、投影屏幕等教學設備，可以支持實驗室觀察監控、田野實務調查、教學演示等需要。在本院的發展過程中，大部分硬件設備均已齊備，但未建立系統的社會工作實驗室，未能為學生提供個案小組社區模擬實務系統、學生及案主檔案管理系統等相關設施，相應地也沒有完善的監督和管理機制，對學生學習、研究、模擬實務和教師教學等造成極大不便。

2.師資力量不夠，師資結構不合理。社會工作最早形成于西方社會，引入中國后較早地僅在東部沿海城市及一線城市發展，中西部起步較晚，地方院校開辦此專業一般起始于近十年。就全國來說專業年限不長，積淀不夠深厚，高層次專業人才緊缺，遂很多地方院校開辦社會工作專業后專業師資嚴重不足，師資引進困難。就本院來說，首先人數上，在社會工作開辦之初專職教師不足10人，經過四年的發展達到12人，外加兼職教師共22人，對于現有教學任務來說師資力量不夠。其次結構上，現任專職教師中年輕教師、中級職稱教師為主，專業角度社會工作專業的僅有2名，其他皆為社會學、民族學等專業轉型而來。獲得初級社工師證的一名，中級社工師證的1名。總體而言，老中青結構不合理，職稱結構不合理，專業結構不合理。在教學過程中容易出現因人設課，教學不專業等問題。

3.社會合作不深入。由于地方本科院校本科辦學時間短，經驗不足，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晚，與地方社會組建的實踐教學平臺有限。社會工作專業近年剛開辦，與社會相關領域的聯系與合作起步晚，遂在校-企合作、政-校合作等方面搭建的平臺更加有限，合作不深入。如本院社會工作與安順市、各區縣民政局、司法所、養老院、福利院及各社區等有接觸，但實質性、深層次的合作項目尚未得到有效開展，導致學生開展實踐活動內容單一，難以滿足學生多元的興趣取向和關注熱點，學習積極性不高。對培養服務地方、適應地方的應用性人才來說是一大掣肘，對地方發展和學生成長都極為不利。

4.地方特色不明顯。社會工作專業在國內高校發展20余年來，雖理論界、教育界、實務界一直在為專業本土化努力，但至今所使用的理論架構及專業方法還是以參照國外成果為主，地方院校在辦學中更是沿用這一慣例，在培養方案制定、實務開展方面仿照國內辦學較為成熟的高校。總體而言一是西方舶來，二是模仿名校，地方特色不明顯，結合地方實際不密切。

二、地方本科院校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優勢

以安順學院為例，社會工作專業起步晚、基礎薄弱，在發展過程中仍有很多環節需要補充和完善，但從目前在校生與畢業生發展狀態而言，地方院校的社會工作具有獨特的發展優勢：

1.區位上離基層最近，與農村最親。首先表現為與地方基層空間距離最近，一趟公交就能到達某一社區或村社進行實踐活動，方便調查研究、實務開展與了解民情。其次地方院校的生源構成以本省為主，大多數學生來自農村地區，對當地的習俗及生活習慣較為了解，對貧困、留守兒童、空巢老人、青少年早婚、拆遷戶等存在于廣大農村地區的熱點問題非常熟悉，社會工作“幫助困難群體，特殊群體，以人為本，助人自助”的專業宗旨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利用專業理論、方法和技巧反觀自身環境中存在的問題，既有助于學生理解相關理論和技巧，又有利于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家l現實問題探索與嘗試。

2.地方資源豐富，應用領域廣泛。地方高校另一優勢在于扎根地方社會，其專業知識具有廣泛的應用領域。就安順而言，屯堡文化中的古村鎮發展與保護，[3]文化遺產傳承，布依族苗族村落旅游發展進程中的村民自主自治，三線建設企業老年職工照顧等議題是安順當地面臨的重要問題，安順學院社會工作專業者可利用這些地方資源，擴展社會工作實務領域，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會工作。

三、地方本科院校社會工作發展思考

地方本科院校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可謂優勢與劣勢統一，機遇與挑戰并存，既要正確看待過去與現在存在的不足，也要認識到發展的前景，更要勇于擔當當地社會發展的重任，在社會變遷、和諧社會建設、社會治理創新的時代背景下，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在反思中打磨，在摸索中前進。

1.深化研究。民政部副部長顧朝曦于8月25-26日在武漢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發展高端論壇――十年回顧與展望” 論壇講話指出：“進一步加強社會工作研究一要把握好研究方向，二要突出研究重點，三要強化研究保障?！币粋€專業的發展關乎學校和社會的發展，地方院校作為地方最高學府，是人力和智力的集中地，為地方社會培養和輸送高質量應用性復合型人才。社會工作要適應地方發展需要，作為當地最具專業性的教學研究團隊，更應深化研究，探索社會工作理論方法與地方實際相結合的創新模式，應用專業知識解決地方實際問題，為困難群體及特殊群體提供專業服務。構建社會保護與關愛支持網絡，將黨和政府的惠民舉措細化落實。

2.加快轉型，優化師資結構。前文所述，安順學院現有專職教師中多數從外專業轉型而來，在社會工作發展的大背景下，全國高層次的專業人才相對緊缺，許多地方高校和本校一樣存在相同的問題。遂現有狀況之下，只能通過加快教師轉型來優化教師結構。如學校層面應出臺相關制度增加教師到辦學成熟的高校、沿海城市及專業社工機構交流學習、深造的機會，對教師在轉型過程中提供外援性幫助，提高專業水平。

3.加強基礎設施，加大實踐教學投入。社會工作專業技能性強，基礎設施支撐力度不夠嚴重影響學生實務能力的發展及理論知識的把握。首先，完善實驗室等實踐教學基礎設施，積極推進實踐基地建設與搭建實踐教學平臺，深化學校與地方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合作，實現社會與學校共同培養適應地方發展的人才。其次，保證必要的實踐教學經費投入，實踐教學不同于傳統課堂教學，需要多方面條件支撐和一定的經費支持。在地方本科院校有限的辦學經費當中應適當考慮實踐教學經費的預算，并在經費使用過程中制定嚴格的管理辦法，使得有限的經費使用在刀刃上，達到良好效果。第三，合理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實踐教學并不是一味追求學時上的數字體現，應結合專業特點制定合理的實踐教學計劃，使得培養方案切實可行，效果明顯。

4.突出地方特色。首先，培養方案上不能一味模仿照搬名校，地方院校培養的人才標準有別于重點院校，遂在制定培養方案時應緊扣地方實際及人才培養目標。結合實例，安順市下轄不少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學生在開展社會實務過程中頻繁接觸少數民族聚居區，在課程開設方面應考慮學生民族文化與民族理論政策、宗教習俗、地方傳統文化等知識。開設文化人類學、民族理論與政策、宗教學、貴州文化專題等課程，增強學生的文化理解力，避免文化識盲，借鑒田野調查融入式的實務作業能力，熟悉文化背景與理論政策，便于溝通與服務的開展。其次，鼓勵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積累和沉淀教學素材，積極研究，形成真正適合于地方院校的自編教材。地方院校培養實踐能力與理論能力并重的復合型人才，相對于重點高校，實踐能力更加重要，培養目標有別，教材也應該更有針對性。第三，組建社工機構，承接實踐項目，這首先有利于地方發展，產學研相結合，其次讓學生有更多深入社會實踐的機會和平臺。

四、結語

隨著社會發展與變遷，社會結構的劇變，心理疏導、扶貧濟困、資源鏈接、能力提升、矛盾調處、社會融入等都需要社會工作者投身奉獻，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需求越來越大。地方院校社會工作專業具有其辦學的缺陷與不足，更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要客觀認識現狀，抓住機遇，從教育、研究、實務等領域進行突破，辦有特色的地方院校社會工作專業，培養和輸送適應地方、服務基層的高品質人才。

參考文獻：

[1]王思斌.社會工作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8.

[2]胡文蘭.地方本科院校轉型背景下實踐教學的意義及困境[J].考試周刊，2016（63）：141-142.

[3]胡文蘭.社會工作的文化視角：兼論古村落保護與發展[J].北方文學，2015（11）：99-101.

[4]數據參考安順市人民政府門戶網：http：///zja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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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留守兒童；思想教育；社會工作

中圖分類號：G40-052.4 文獻標識碼：A DOI編碼：10.3969/j.issn.1006-6500.2013.08.011

留守兒童，指父母雙方或一方離開家鄉外出工作，而留在戶籍所在地，不能與父母（或父母中的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兒童 [1]。當然，留守兒童這一概念不僅存在于農村，也存在于城市，筆者主要闡述的是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

全國婦聯于2007年聯合有關專家成立了專門的課題研究小組，對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現狀、問題與對策進行研究。2008年2月27日，全國婦聯公布這份近萬字的研究報告。根據“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抽樣數據，課題研究小組確定我國0～17周歲“留守兒童”在全體兒童中所占比例為21.72%。據此推斷，全國農村“留守兒童”規模增長十分迅速。在全部農村兒童中，“留守兒童”的比例達28.29%，農村“留守兒童”已非常普遍，且越來越受到國家和社會各界的關注[2]。

1 農村留守兒童在思想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加快，催生了特殊的中國農民工群體，他們的子女絕大多數別無選擇地留在了農村，成為了留守一族。由于這些留守兒童在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期遠離父母親情，因此很容易產生個性、心理發展的異常，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存在著任性、孤僻、情感淡漠、合作意識差、行為習慣差等問題，輟學、失學現象嚴重，一些人甚至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留守兒童出現的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眾多社會問題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它不僅關系到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長，更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1.1 思想品行方面

一方面，由于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遠在外地，不能對其子女成長中的思想品行進行關注，只能盲目采取物質消費予以補償。部分留守兒童的道德觀念、道德情感、道德行為受負面影響較多，在成長中沒有樹立好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從不知道體諒父母辛勤勞動掙來的血汗錢，認為是自己應得的，奢侈浪費，講名牌、擺闊氣，長久以往，養成了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且沒有形成對社會、對家庭的感恩意識。另一方面，由于從小缺乏父母的教育和引導，致使部分農村留守兒童紀律散漫、不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與社會上一些有不良習氣的人長期廝混，抽煙喝酒、打架斗毆，極個別的兒童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吨袊嗄陥蟆?006年7月12日報道，福建省青少年犯罪20%是留守兒童所為[3]，這個數據十分讓人痛心疾首。

1.2 學業成績方面

農村留守兒童的父母很多均在外打工，子女絕大部分由祖輩照顧，多是爺爺奶奶一輩。他們那一代知識水平欠缺，大多數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且年事較高，照顧飲食起居尚顯不足，學業方面更是無力，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學業基本上是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他們中有些不愛學習的孩子經常出現曠課、逃學、迷戀“網吧”、“游戲廳”等現象，再加之爺爺奶奶對孫輩的溺愛，并不苛求于他們，使其最終荒廢了學業。還有的農村留守兒童，只有父母一方在外打工，這種情況比父母雙方均脫離孩子身邊稍微好一點，然而留下的一方卻不得不扛起沉重的家務和農活，很多時候他們也同樣無暇顧及自己孩子的學習。據調查，留守兒童的學習成績普遍明顯低于其他兒童。

1.3 心理健康方面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啟蒙老師，他們對孩子的人格發展有著非常關鍵的影響，尤其是處于青春期的孩子，叛逆而又脆弱，更需要父母的良好引導。如果父母與孩子長期兩地分離，失去了必要的交流與溝通，會在無形之中對孩子的心理健康產生一定的不良作用。例如，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甚至幾年都不回來一次，使得很多農村留守兒童從小就缺乏親情的安慰和關懷。在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沒有人給予建議和幫助，往往會感到緊張、多疑、焦慮、憂郁。又比如，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有時候孩子們青春期的問題難以啟齒，想傾訴時又找不到好的對象，長此下去，他們的性格會變得比較內向、比較自卑、不愛微笑、不愛參加集體活動，與他人交談的能力也會變弱。嚴重的話，還可能患上自閉癥、抑郁癥，最后演變為自殘、自殺，到那時后果將不堪想象。

2 農村留守兒童的思想教育問題迫切需要社會工作專業介入

社會工作是一種以助人為宗旨，運用各種專業知識、技能和方法去解決社會問題的專門職業，是確?，F代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制度。社會工作是找接受過特殊訓練的人來承擔“助人”的工作。社會工作者是一種專業人員，一種專門職業的從事者[4]。就上述農村留守兒童在思想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迫切需要社會工作的專業介入。

2.1 需要社會工作專業介入的必要性

龐大的農村留守兒童隊伍是未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開拓者，其成長過程中如果出現重大問題勢必會影響和諧社會的建立。這要求我們對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問題格外關注，解決刻不容緩。目前國家的政策、制度還是很傾向于照顧留守兒童，但大多數決策是從宏觀層面出發，比較注重物質性給予，與實際情況有一定的脫節，故工作效率不高。而社會工作注重從心理、情感等角度出發，進行人文關懷，這正是社會現實迫切需要的，而且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素養也能使留守兒童敞開心扉、疏導情緒，表達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情感。

2.2 需要社會工作專業介入的可行性

在解決農村留守兒童的思想教育問題上，目前的方法主要還是以學校教師的教育為主，缺乏專業的指導，如一些心理咨詢等。由于現在學校孩子較多，老師工作量比較大，有時候也無暇一一顧及，因此，收效不大。而社會工作者主要采用專業的方法和技巧服務于留守兒童，效率會大大提高。首先，社會工作通過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等專業的工作方法協調各方的社會資源。其次，社會工作者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掌握專業技術以及操作方法，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體系，可以將收集到的資源進行最優化的配置。另外，社會工作服務的特色是更注重人文服務，從心理、精神層面去解決問題，而這正是留守兒童缺失最多的，也是留守兒童健康成長不可忽略的因素。

3 對農村留守兒童思想教育的社會工作介入方法

3.1 個案工作方法

社會個案工作是一種以個人或家庭為對象的社會工作專業方法。社會工作者通過與案主建立專業關系，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術，協調可利用的社會資源，為案主提供直接的一對一服務，以協調案主擺脫困境，解決問題，達到與社會、環境的良好適應[4]。

個案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的一種基本方法，是處理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最常見的方法。開展留守兒童的個案工作，一方面要促進留守兒童生理健康的發展，給予他們最大的物質幫助。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要開展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輔導，對其加強思想教育。但是不同的孩子從個體的發展本質上來看是完全不一樣的，存在著多樣化的過程。并且由于特殊的年齡階段，使得他們對生硬的灌輸、訓誡特別反感和抵觸。這就決定了留守兒童個案工作特別要強調助人自助，把工作重點放在增強留守兒童自尊、自信、自強等能力上面。社會工作者要在相處中與留守兒童建立一種彼此信任合作的和諧關系，打消他們的猜忌，排除他們的苦悶，趕走他們的孤寂，與他們做親密的朋友，充分調動他們自身的潛能，提高他們的積極性與參與度，共同探討和研究他們自己的問題，達到真正幫助他們成長的目的。

3.2 小組工作方法

社會小組工作是以小組為對象，運用小組動力程度與小組活動過程設計技術，使小組中的成員達到社會性的發展、行為的改變，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進而促進整體社會中個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進步[5]。

通過小組工作方法可以使農村留守兒童在良好的氛圍下獲得歸屬感，通過集體環境給他們注入希望，讓他們擁有自我表達和情感宣泄的機會。同時可以讓他們在團體中養成遵守紀律、互相幫助的好習慣，改掉以前那些自由散漫、完全個人化的作風。小組工作可以采用溝通、交流、座談等方式使孩子們最終打開自己的心扉，接受正確的思想教育。

3.3 社區工作方法

社區工作可以認為是社區組織和社區發展的綜合。它是一種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工作方法，由專業社會工作者本著助人的價值觀念和專業技藝，與其所服務的社區居民一起工作，推動與居民福利有關的社會行動以及制定社區方案[4]。

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由于很少或根本沒有相關的少年兒童社區教育組織，使得農村留守兒童的成長在社區教育中尚處于“真空”狀態。因此，可由基層學區和共青團組織牽頭，聯合當地的婦聯、村委會共建農村留守兒童監護體系。如為留守兒童建立家庭檔案、學習檔案等，以便更好地掌握他們的情況。除此之外，建立農村社區公共圖書館和文體活動場所，使留守兒童閱讀有圖書，娛樂有伙伴，鍛煉有場所。還可以招募大學生志愿者在寒暑假期間為留守兒童提供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素質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3.4 家庭、學校以及政府的結合

上述3種方法都是從社會工作的專業方法來進行闡述的。除了這3種方法外，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助農村留守兒童走出困境。社會工作者除了開展專業方法進行救助外，還應該努力協調好農村留守兒童自身家庭、所在學校以及當地政府之間的關系，得到他們的支持與幫助，讓全社會都來關注、關心農村留守兒童問題。

首先，留守兒童最希望的就是家庭的溫暖。因此，社會工作者需要將孩子們出現的問題詳細告知家長，引起他們的重視。要努力改變家長外出務工時對子女的教育方式，讓他們對外出務工與孩子成長進行有效權衡，進而做出合理的安排。同時，家長和學校之間要經常保持聯系，共同商討教育的策略和方法，讓孩子能在良好的心理狀態和社會環境下成長。

其次，學校是留守兒童另一個可以依靠的港灣。社會工作者應該幫助學生和老師之間進行及時的信息溝通，讓孩子們愿意親近老師，在父母不在身邊的時候，能夠向老師求助，解決他們性格上、生活中的缺陷問題。

最后，政府在解決農村留守兒童思想教育問題上責無旁貸。在政策體制方面，社會工作者應該積極呼吁政府努力創造條件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弱化乃至消除與戶籍制度相配套的對農民工有歧視性的各種制度。鼓勵更多的農民工將其子女帶在身邊，使他們能就地入學，從而逐步減少留守兒童的比例[6]。

4 小 結

十報告中提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我國的基本國情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不會有根本的改變。只要“三農”問題得不到基本的解決，農民的生活狀況得不到很大改善，農村留守兒童的問題就將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存在，這一問題也將是一個復雜的、綜合性的社會問題。因此，社會工作者應該不斷發展和增強其專業性，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解決方法。

參考文獻：

[1] 周林，秦永紅.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2] 王文晶，李卉，王瑞娟.社會工作視角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的分析與對策[J].長春理工大學學報，2008（5）：86-89.

[3] 劉美玲，李忠偉.社會工作對留守兒童成長問題介入的模式探索——在農村建立留守兒童服務中心[J].成都信息工程學院學報，2007（Z1）：139-142.

[4] 李迎生.社會工作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篇7

（一）社會工作的概念界定

對社會工作的定義有很多，文章采用孫立亞在《社會工作導論》中對于社會工作的定義：“社會工作是以特定的文化傳統與社和制度為背景，以特定社會福利制度與社會政策為依托，為有需要的人們提供的專業服務。它幫助個人、團體、社區增強和恢復社會功能，促進社會福利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并為實現上述目標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

（二）研究梳理

學校社會工作，這一概念產生于20世紀初的美國，其作為社會工作學科的一個分支，是伴隨著社會工作學科發展而逐步成熟的。國內在2000年以后對于學校社會工作的學術研究比較集中。主要代表人物及著作有林勝義的《學校社會工作》，他概括了學校社會工作的起源和發展，并且闡明了學校社會工作的基本概念和相關理論，對于學校社會工作的運作模式、方法、技巧和范疇都作出了明確的界定。（國內范明林、張潔所著《學校社會工作》，則是將我國港臺地區的學校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與內地相結合，對學校社會工作的價值、原則和方法都作出了詳盡的闡述。）

三、社會工作方法介入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義

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生們逐漸向著更加個性的方向發展，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方法和途徑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

首先，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符合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價值。

其次，社會工作專業的工作方法能夠為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帶來方法上的借鑒和創新。

最后，社會工作的介入能夠幫助學校解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現的特殊問題。社會工作的專業性，能夠改善當前思想政治教育弱化心理教育的情況，并且能夠針對個別學生出現的特殊問題提供專業的服務。

四、社會工作方法介入高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性研究

（一）社會工作價值理念的介入

社會工作專業作為一門應用社會科學，其目標不僅在于從抽象的價值觀層面進行研究，更在于從實踐層面來指導或規范社會工作者的行為，并直接作用于服務對象。概括地說，在操作層面上，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包括了接納、尊重、個別化、自決權等原則，以下僅介紹與討論這四個原則的介入。

1.接納原則。接納指工作者真實的理解與看待案主，包括他的長處與弱點，適宜的與不適宜的品質，正面的與負面的感受，建設性的與非建設性的態度與行為，完全保持案主與生俱來的尊嚴與個人價值。同時，接納也意味著工作者要.忍受不同、模糊不清與不確定性，但它不等于贊同。那么，這一原則如何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當中呢？

如何將接納的原則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當中，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尊重與接納學生整體的個人，接納不同的學生的不同品質，包括他的長處與缺點，包容多元化的學生個性。例如，一名學習成績很差的學生，位列班級末尾，但是他在美術繪畫方面上的成績卻比較突出。在當前這種以“升學率”為主要目標的教育環境下，教師往往對這種學生苦口婆心地勸阻，告訴他學習才是首要任務，成績好才能考入好的大學，讓他將心思放到正事上去，不要受到干擾。然而，接納原則則是要求教育者能接納這樣個別化的學生，接納并不一定等于贊同，教育者可以根據學生的優缺點幫助學生分析當前的狀況，認可他的繪畫才能，要尊重這類學生的個人價值，不能因為成績而一概否決了此類學生今后的發展。

2.尊重與平等原則。尊重與平等原則要求社會工作者平等地對待每一位服務對象，尊重他們的人格尊嚴、情感和能力，深刻理解他們生命存在的價值、獲得個人發展的公平的權利和機會，并在此基礎上，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資源與優質的服務，滿足其生產與發展的需要。在社會工作服務中，每一個服務對象，不論他處于多么困難的狀態，也不論他有多少缺點和問題，他都是人，擁有自然的和潛在的能力，也有著一個作為人存在的價值，因此，他的價值和尊嚴都應當得到應有的尊重，并且他與社會工作者處在平等的地位上。

3.個別化原則。“個別化”價值理念認為每一個人都應當有權利和計劃發展自己的個性，社會工作者應該充分尊重服務對象的個體性差異，不應當運用統一的或相同的服務方法回應他們的特殊需要，要充分考慮到服務對象的性別、年齡、家庭背景、生活環境等方面帶來的個體差異性。標簽化和分類化導致對個性差異的忽視。尊重服務對象的個體性差異，運用個別化的價值理念，可以充分挖掘服務對象的個人潛力，有利于社會的多樣化發展。

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多采用的是課堂教學的方法對全體學生進行統一、集體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它的方法就是采用統一式的方法，力求讓學生們以標準化的方向發展，缺乏對學生個體差異性的關注，不利于學生的個性發展，甚至壓抑學生的個性?！皞€別化”價值的介入，可以幫助改善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形成區別對待不同的學生的工作意識，對不同的學生提供不同的教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例如，個別學生自尊感強烈，對于課堂上的公開批評不能接受，甚至會產生強烈的抗拒情緒。對于此類特殊學生的心理狀況，教育工作者要區別對待，避免以直面嚴厲的批評方式，選擇課下交談、平和式的方法與其溝通，了解其心理需求，客觀對待。

4.自決原則。自決在實踐上被定義為，案主自由地做選擇、做決定的權力與需要。這一原則后面的信念是，案主有能力成長與改變，并能負責地使用自由。同時，案主自由抉擇時，他們會更加投入，更有動機去做改變。當然，社會工作者必須評估案主自決的能力，以此幫助他們采取建設性的行動。這一理念的價值前提是案主有解決自身所面對問題的能力，只要社會工作者為案主提供服務和咨詢意見，但最后做出最終決定的還是案主自己。

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對的對象時一群未滿18歲的青少年，對于青少年是否有能力自己做決定，這點往往是教育工作者所最為擔心的事情。也因為擔心，高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多是單向度的灌輸，忽視了學生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白詻Q原則”的介入，可以緩解這一種單向式的教育狀態，更多地將學生的自主能動性調動起來。例如，在教學課堂上改變一味地灌輸知識的課堂狀況，能夠采用學生與教師互動、學生與學生合作等方式來進行實際的課堂教學。讓學生成為教育教學過程中的參與者，而非以往的被動接受者。考慮到高中群體的特殊性，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決原則”的介入，要尤為注重度的把握。不能完全放任學生自決，但是不能夠完全控制他們的抉擇權，而應該認真評估學生的狀況，為學生提供更多地資源幫助他們自決，并適時進行評估改善其教育方式。

（二）社會工作方法的介入

1.個案工作方法的介入

個案工作的定義：個案工作是社會工作方法的一種，它以生活適應不良的個人或家庭（又稱案主）為服務對象，由專業社會工作者運用有關人和社會的專業知識和技巧，為個人或家庭提供物質或情感方面的支持與服務，以幫助他們解決一些本身能力和資源無法解決的問題，以達到個人和社會的良好福利狀態。社會工作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過程是：教育工作者采取一對一的方式，透過與個別行為出現偏差的學生建立良好的溝通關系，給予支持與輔導，提供一定的社會資源，改善與協調其行為;以協助學生抒發內心感受，認識面對的問題，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善用各種社會資源和機會，從而解決問題;并在恢復或增強其適應能力的同時，更進一步提高學生的信心與生活素質。

個案工作的方法和手段的運用。社會工作者運用科學的助人知識，通過面對面的溝通或間接的多方面的干預為案主提供服務。個案工作是針對個人的助人活動，因此可以將其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用來對個別行為出現偏差的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關注他們的學習、生活環境，找出其行為偏差的個人及社會因素。個案工作是透過一連串的過程，以一對一的方式，有計劃地協助個人解決問題，其中包括六個基本程序，即接案、收集資料、分析診斷、訂立計劃、個案介入、接案評估。下面以一個案例來具體說明個案工作方法的介入。在面對一名沉迷于網絡不能自拔的學生，運用個案的方法對其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如下：

首先是接案，高中思想政治教育運用個案工作的方法，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面對這種沉迷于網絡的個別行為偏差的學生時，可以與學生進行初步會談，這種會談是針對這個學生單獨進行的，避免了課堂上的批評等方式激化問題。初步會談，教師可以和學生進行一些簡單的話題，如詢問他最近的情況，還有就是要適時地和學生約定，讓學生按照約定的時間定期來做咨詢。初步的會談是為了與學生建立一種專業的關系，幫助學生認識到自己的問題。

接案后，教師會主動地收集有關這名學生的情況。教師首先會通過再一次的面談，了解學生現在的狀況，如為什么這么喜歡玩網游;自從玩了網游之后，自己有什么變化;學習成績下滑這件事對學生有沒有造成心理壓力，通過這些問題的交談，根據學生的回答做好記錄?；蛘呤墙處熞ㄟ^家訪，了解該生的家庭是否在最近有重大的變故，與家人的關系有沒有發生變化等，以此收集更多地資料。

資料收集到一定程度時，教師可以加以歸納、整理、據以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并診斷未來介入的策略。一般從四個方面對學生進行分析：首先是生理功能方面，從學生的性別、年齡、健康狀況等去分析，該生是名高二的男生，年齡為17歲，健康狀況良好;其次是心理功能方面，該生的抗打擊能力較弱，遇到問題后不喜歡與人傾訴，借助于游戲來發泄自己內心的感受;然后是社會功能方面，從學生的人際關系能力和社會角色功能去分析與診斷，該生的人際關系能力較差，不太與人交際，不喜歡參與班級活動，沉默寡言;最后就是環境方面，據了解，半年前父母離婚，該生的家庭關系緊張。這些都是導致該生沉迷于網絡的重要因素。

教師對案主問題的情況、性質、原因和影響做了周詳的分析，并掌握了問題的癥結之后，教師便可以和學生一起探討解決問題的途徑、方法、步驟、可用資源和預期目標，然后共同設計一套介入計劃。

到了個案介入階段，教育工作者要以更系統與結構化的方式，協助學生處理自己的問題。該生因為外因和內因的共同作用導致自己沉迷于網絡無法自拔。首先作為教師，要給予學生支持與鼓勵。告訴他，老師能理解父母離婚所帶來的傷害，希望學生能夠敞開心懷多與老師溝通，老師會全力幫助他戒掉網癮，并發動周圍的優秀同學來幫助他補上拉下的功課。以這些具體的意見來增加學生的希望和自信。并且要告訴學生，沉迷于網絡對于自己身心帶來的傷害都是巨大的，當自己不愉快的時候可以多多參加一些體育運動或者是多和周圍同學交流，以此來排解自己的不快心理。

最后一步是結案評估。當學生的問題已獲得了圓滿的解決，或者是學生已經有所成長并具有能力應付和解決自己的問題時，就可以結案。

2.小組工作方法的介入

小組工作的定義：小組工作者在各種小組中，通過小組互動與方案活動達到個人的成長與社會目標的完成。小組工作者的目的在于根據個人能力與需求而促進個人成長，使個人與他人、團體與社會之間達到適應，促使個人有社會改良的動機，同時讓每個人認識到自己的權利、能力與獨特性。

將社會小組工作方法介入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根據小組工作方法的特點，教育工作者可根據共同完成的目標、學生們的興趣等因素將學生們劃分為一個個小組，在小組當中，學生們進行溝通與互動，形成一個互動模式。小組成員在溝通中通過傳達信息，表達自己的觀點，鍛煉自己在小組中說服別人的能力（領導能力），樹立自己的信心，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系。小組工作方法的具體介入如下兩個案例所示：

小組工作的方法可以運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課堂中，如在講解什么是我們的文化生活的這堂課的時候，教師可以根據相應的學習任務將一個班級分成四個小組，給定時間讓各個小組收集自己認為什么是文化生活的相關資料，小組內形成討論。討論時間結束后，以形成智慧樹的方法在黑板上畫上一個大樹，由各個小組將自己的答案添加到這顆樹上。各個小組的答案在黑板上一目了然之后，再請每個小組的一名成員，對文化生活的內容進行自主的梳理歸納，產生自己的看法。緊接著再讓班上的學生集思廣益，看看智慧樹上還有沒可以再添加的新內容。教師再預留一小部分的時間對各個小組完成的學習任務加以點評，并且在班級內形成小組互評，每個小組都要對其它小組所回答的內容進行一個評價，最終再由教師做一個最后的結課總結與歸納。小組工作方法，在課堂上在小組內部和小組之間都形成了一種互動模式，既調動了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增強學生對知識的理解，鍛煉了他們學習能力與互動能力，又能充實課堂內容，改善課堂“單向灌輸”的狀況，增加吸引力。

小組工作方法不僅僅適用于課堂上，在定期舉行的“如何克服自己的畏難情緒”的主題班會上，教師將班上的學生分成不同的支持小組。具體劃分是將具有

具有相同問題和經驗的學生組成小組，成員之間互相分享大家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方法，彼此協助解決問題，形成互動。各個小組依次說明自己所遇到的畏難情緒是如何產生的，然后自己是否能夠克服，如果能夠克服又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克服的。每個小組先進行討論，歸納總結出大家經常形成畏難情緒的原因及解決方法，標記出自己無法解決的一些問題。小組內的討論結束后，教師運用圖表的形式，讓小組的代表者在黑板上給定的圖表內填充內容。全班同學根據黑板上的內容發表自己的看法。對于一些不能解決的問題，大家一起討論，找出最好的解決方法。

小組工作方法介入到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可以讓同學們之間一起分享經驗，既有利于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的教育，又能夠增強同學們面對問題的自我調控能力。

3.社區工作方法的介入

鑒于社區工作方法的獨特性，我認為社區工作在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介入比較有限，在這里，不做過多討論。

篇8

【關鍵詞】美國 社會服務 經驗 啟示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在社會建設領域中，人才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針對國內全體高校學生，大力培養學生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的社會責任意識，著力培養學生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精神，并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社會能力，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睆?9世紀后半期到20世紀40、50年代，美國社會服務自產生以來，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教育體系，并且形成了內容包括籌集資金、服務性活動、教堂服務項目、慈善機構項目、選舉和競選活動、為老年人和退休者服務、環境治理項目等形式豐富多樣的較為完備的社會服務體系。因而，基于社會服務的重要性和美國的先進做法，在我國社會服務開展得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借鑒國外尤其是美國社會服務的先進經驗，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核心概念界定

社會服務是指以提供勞務的形式來滿足社會需求的一種社會活動。狹義的社會服務是指直接為改善和發展社會廣大成員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務，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福利服務。廣義的社會服務不僅包括生活福利還包括生產和社會。

美國社會服務有著上百年的發展歷史，已經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美國政府通過各種社會項目向公民提供各種社會服務，用以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美國政府在政策法規的制定和資金的投入等方面都給予社會服務高度的重視和支持。此外，美國社會服務教育體系完善，擁有本碩博教育，不僅如此，美國高校還鼓勵在學生的專業學習過程中開設社會服務課程，在促進學生公民意識提高的同時，也培養了大批社會服務人才。

我國社會服務專業化起步較晚，目前國內高校大多以社會實踐形式引導學生參與到社會服務當中，通過有計劃、有組織地采取課堂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來完善學生知識結構和提高應用能力、創新能力，增強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美國社會服務比較注重社會問題的解決，更強調教育與服務的有益結合，注重反思和互惠。而我國社會實踐的概念相對比較模糊，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強調的是給實踐對象所帶來的實際的好處，沒有足夠重視個人在實踐過程中自身綜合素質提高和給社會帶來的效益。①在我國，社會服務作為社會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表現形式，應當學習和借鑒美國社會服務的先進經驗以更好地促進我國社會服務的全面發展。

美國社會服務的現狀

工作領域。美國政府將社會服務劃分為四大領域：一是兒童、家庭和學校。主要面向兒童、老人和家庭，例如成立一些兒童保護組織、收養組織等為被虐待或被忽視的兒童提供幫助，成立老年人服務中心為老年人提供服務，幫助某些困難家庭克服困難，更好地適應生活。二是醫療及公共衛生。為患者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做好醫生和病人之間的溝通，幫助他們配合治療戰勝疾病。三是精神健康和藥物戒除。提供精神咨詢服務，對藥物濫用者進行危機干預治療。四是其他領域。主要從事政策制定，創造良好外部環境，以及致力于教學和學術發展。

資金來源。美國的社會服務機構分為公立和私立兩種。公立機構以政府撥款為主，額外有一些個人、社會團體的捐助。私立機構又分為營利和非營利兩種，營利的私立機構主要以服務對象的費用繳納為主，非營利的私立機構主要以個人、社會團體的捐助為主，以及政府的補貼。

工作狀況。美國社會服務的從業人員分為全職和兼職兩種，其中全職占多數。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有獨立的辦公室以及工作所需的辦公設備。全職人員一般每周工作時間在40個小時。在工資收入方面，社會服務人員收入略低于美國勞動者收入的平均水平，不同社會服務領域的工作人員收入有所差異，其中以從事醫療及公共衛生領域和其他領域（政策制定、學術發展等）的從業者收入最高。美國社會對社會服務的從業人員專業要求高，但是收入卻低于社會平均收入水平，導致很多優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從業人員的培養。美國重視社會服務人員的專業化培養，已形成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包括本科、碩士和博士一整套教育體系。對于很多社會服務工作崗位，具有碩士學位是入職的基本標準。在學生的培養過程中，注重實踐環節，本科生必須具備400小時的實習時間方可獲得學士學位，研究生必須具備900小時的實習時間方可獲得碩士學位。同時美國具有嚴格的職業準入制度，從業人員不僅要具備必要的學歷，還要通過職業資格考試，才能從事相應的工作。

美國社會服務的先進經驗

美國社會服務的重要表現形式為專業化和職業化。綜合來看，美國的社會服務是一種在經濟社會發展背景下產生的社會服務，是一種與專業緊密結合的社會服務，是一種有著嚴格職業標準的社會服務，是一種以解決社會敏感問題為內容的社會服務，資金充足且具有完善權益保護體制的社會服務。

經濟社會發展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社會服務。在美國工業化進程加劇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一些新的社會問題也應運而生。例如，環境問題、貧富問題、失業問題以及各種犯罪問題等等。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以助人和自助為理念的社會服務出現并迅速發展起來。他們的出現有效彌補了政府在解決此類新的社會問題存在的不足。美國政府大力支持社會服務的發展，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法律法規，美國社會服務的順利開展與聯邦政策，各州政府以及高校的立法或指定的相關規則是分不開的。1935年美國政府為了解決“大蕭條”所帶來的失業問題，頒布了《社會安全法案》，具體由《社會保險方案》、《公共分類救助方案》、《衛生及福利服務方案》三個方案構成?？梢钥闯?，美國政府的關注點逐漸從社會貧困問題趨向公民福利問題，社會工作領域不斷擴展，這也標志著美國社會服務開始走向專業化道路。②自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相繼頒布了《2002年公民服務法案》、《公民服務法案的原則與改革》等法律法規，同時，各州制定了一系列的立法條例，保證了公民社會服務的權益，幫助社會服務健康發展。在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時政府也通過撥款的方式為其提供充足的資金作為保障。

多方力量支持且資金充足的社會服務。如前所述，美國政府大力支持社會服務的發展，無論是從政策的制定還是從經費上的贊助，都在不斷推動社會服務行業的發展。政府通過健全國家福利制度，經費上的資助等，無論是公立的還是私立的社會服務機構，都能獲得政府不同比例的經費撥款。社會民間力量表現為通過創辦社會服務組織或是以個人或集體的形式向社會服務機構進行捐贈等。如美國社會服務項目的資金籌集途徑，主要是通過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到社會服務活動當中，形成政府、企業、公益團體等社會組織的良性互動，調動多方力量參與。政府和民間的多方經費支持，保證經費來源的廣泛性和充足性。

專業化職業化相結合的社會服務。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特征表現有：專業化的理論和方法；從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的整套人才培養體系；注重社會實踐的人才培養方法；嚴格的行業準入制度等。③美國社會服務發展迅速，離不開人才的培養，在美國，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社會服務人才培養體系，涵蓋本科、碩士和博士教育。500多所美國高校以及學院校長（院長）通過協商組成聯盟并達成了高校協定，一致認為應該在高校設立社會服務課程。例如：斯坦福大學設置的哈斯公共服務中心就包括了40多個服務組織，為社會提供不同的服務計劃：伙伴合作關系、領導能力討論、參加政府服務、政策分析研究組織等等。④美國的大部分高校中，社會服務是在校學生的一門必修課，學生們必須參加并表現良好才能獲得相應的學分。校方大力提倡并鼓勵學生們參加社會服務項目，參與到社會重大問題的分析和研究中。其中，允許綜合能力較強的學生獨立承擔一個研究項目，或者與其專業導師合作研究。在項目研究的進程中，學生會查找資料、市場調查、訪談調查、資料分析總結，最終完成調查報告和論文。通過這一系列的研究活動，學生能夠深入學習和了解到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識，并將其與實踐密切結合，運用到調查分析過程中，從而使專業知識的掌握更加牢固。美國的社會工作服務人員，必須具備從事社會工作所要求的本科學歷，保證其工作的專業性。同時，美國有著嚴格的職業資格準入制度，取得職業資格方可工作。通過這樣一系列的考核，為美國社會服務系統輸送了大量既有專業知識又有豐富實踐經驗的高素質人才。這既提高了社會服務的水平，又保證了從事社會服務人員的切身利益。

以解決社會敏感問題為內容的社會服務。美國社會服務的發展與其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劇，大量社會問題不斷顯現。如要求國家政府或社會組織為流浪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更多低價的住房、努力改變貧困者生活狀況、大量失業者的出現、犯罪問題層出不窮等等。大量社會問題的出現為社會服務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契機。社會服務工作的出現和發展，可以更好地協助政府解決社會問題，推動社會良性發展。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的各大高校便陸續開展了多種社會服務項目，服務領域非常廣泛，涉及青少年教育、終身教育、社會福利、環保問題、國際援助等等。⑤學生們根據學校規定、社會需求和自身所學專業、自身意愿的不同，自發組成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小組，有針對性地參與解決社會敏感問題。多種多樣的社會服務活動為高校學生們提供了大量的實踐機會和豐富的人生經歷，為以后的就業提供了豐富的社會經驗，甚至成就學生的職業生涯。這樣的人才培養為日后從事社會服務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美國社會服務的有益啟示

大力發展社會服務，強化社會服務地位。處于社會結構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例如，貧富差距加大、弱勢群體的社會認同感減弱、人口結構男女比例失衡、人口老齡化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對社會的健康發展構成了潛在威脅，亟待解決。從美國社會服務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服務在解決此類問題方面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因此現階段是我國發展社會服務的有利時機，既為社會服務的發展提供了環境條件，也成為社會服務發展的客觀要求。國家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加大力度保障社會服務的健康發展。一方面，政府應加大社會服務的宣傳力度，讓更多的人了解社會服務，自愿地參與到社會服務中；另一方面，加強社會服務資金保證，對于社會服務的發展起到有效的保障作用；另外應借鑒美國在此方面的做法，制定社會服務的相關法律法規，使得社會服務活動合情合法，賦予社會服務人員參與社會服務活動的權力，維護合法權益，使我國社會服務活動有法可依。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從業人員的付出和收入應盡可能對等，使得他們在進行社會服務的時候沒有后顧之憂，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會服務之中。

挖掘政府社會支持力量，保障社會服務可持續性。政府的推動和贊助對促進社會服務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政府提供的政策、資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會對社會服務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特別是對于剛剛起步的社會服務機構，由于力量薄弱，對政府的依賴性還比較強。但是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借鑒美國的經驗，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力量，減輕政府的負擔，一來政府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宏觀政策的制定上，同時社會力量也可以彌補政府在推動社會服務過程中存在的不足。社會服務的健康持續發展既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也離不開社會各界力量的大力支持。

提高社會服務專業性，進一步實現職業化。從美國的經驗可以看出，要想實現社會服務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重視社會服務人才的培養，開辦高層次的社會服務教育。只有從教育制度上明確社會服務的重要性，社會服務才會真正起到有益于社會的作用。一方面健全社會服務人才培養體系，完善本科、碩士、博士的社會服務教育，使得具備專業素質的社會服務人員能夠源源不斷的輸送到社會服務領域。另一方面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并從事于社會服務，我們應學習美國課程規范化管理，將社會服務課程納入高校課程體系中，美國高校不僅開設了專門的社會服務課程，同時還要求各專業課教師將專業課的學習與社會服務緊密結合起來。相比較而言，我國的社會服務與學生的課程學習存在著一定的脫節現象。這就造成了我國的社會服務效果不顯著、特點不鮮明。學生在實踐的過程中既加深了對專業知識的學習，又提升了社會服務的專業化水平；同時要對每個學期的社會服務課程課時量做出要求，從而將社會服務真正納入到學校的教學體系，規定學生必須完成相應的參與社會服務活動的學分。另外，要加強規范社會服務的職業準入標準，嚴把社會服務人員的質量關，使得真正有理論知識又有豐富實踐經驗的高素質人才從事于社會服務工作。

豐富社會服務形式內容，增強科學規范性。美國社會服務內容非常廣泛，表現出鮮明的社會化特點。諸如幫助空巢老人和殘障人士、積極參與到當地政府對熱點問題的社會調查中、幫助貧困地區兒童進行教育培訓等社會公益性活動。我國社會服務應當借鑒美國的先進經驗，拓展社會服務內容，豐富社會服務形式，形成特色鮮明，打造服務特色品牌。另外，我國還應借鑒美國社會服務的先進方法，高度重視，加大宣傳力度，在認真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探討如何設計出能夠使社會發展需要和人們愿望出發緊密結合的社會服務項目，使人們在參與社會服務的過程中不但能夠享受到心靈的快樂，而能夠使思想得到升華，提高每個參加社會服務人員的幸福感和價值感。

（作者分別為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兼副院長、副教授，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辦副主任、講師）

【注釋】

①陳曉娟：“美國高校服務學習與我國大學生社會實踐比較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2012年，第47頁。

②鄭耀撫：“美國社會工作發展及啟示”，《浦東開發》，2014年第2期，第49頁。

③余建華：“社會工作服務：美國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示”，《社會工作（學術版）》，2011年第6期，第18頁。

④韓巧霞，段興立：“美國高校的社會實踐體系及經驗借鑒”，《中國電力教育》，2008年第12期，第146～147頁。

篇9

2012年，人民大會堂。在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頒獎典禮上，一個儒雅的青年企業家領起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時，掌聲雷動，因為一個民營企業的一個創新項目能獲得如此高的獎項在全國并不多見。

當年自村里出去“闖天下”的小伙子，就是日后步入國家最高殿堂領大獎的全國青聯委員、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北京首航節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文佳。

黃文佳愛做夢，更愛追夢，有“搏士”之譽。他敢想敢干，骨子里有一種不安分、肯擔當的基因。走近黃文佳，便能感受到他的“熱度”：你會發現，他是一個有遠見、有抱負、有擔當的企業家，他和他所鐘愛的新能源事業一樣飽聚能量，前景無限，似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在黃文佳的“字典”里，找不到“滿足”一詞，他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神話，永不停步……

從羊城到京城

1988年，改革春風吹醒中華大地，東南沿海的僑鄉福建泉州已率先享受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家庭作坊式的工廠如雨后春筍般設立起來，一批批歸國的僑胞捐資興學筑路，一批批返鄉的泉商衣著鮮亮，談論著各地的商機與風情。這一幕幕景象激蕩著黃文佳的心靈，18歲的他對外面的世界充滿著好奇，有一種說不清的力量驅使他下定了走出去的決心。經過多番游說，黃文佳終于取得了家人的同意，隨老鄉踏上了前往廣州的征程，告別了他出生、成長的小山村。

或許是上天的眷顧，初出茅廬的黃文佳還算順利，第一次跑業務便賣出了60條金屬軟管，獲利60元，這在當時可相當于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大半個月的工資。時值廣交會舉辦期間，他請求一位熟人帶自己參加廣交會，熟人拗他不過，勉強帶他去“湊熱鬧”。沒想到，廣交會上黃文佳初露頭角，“湊”出了大單子：向中東客商銷售了幾個集裝箱的小閘閥！

把水暖產品賣給廣州水暖廠，是“剛出道”的黃文佳又一得意之作。廣州水暖廠實力雄厚，是怎么看上私人工廠的產品呢？原來，細心的黃文佳研究了廣州水暖廠的產品。在廣交會上，他認識了臺灣某知名水暖品牌的廠商，看到他們的一道工藝是廣州水暖廠沒有的，于是他大膽引進這項技術。帶著試制的產品去游說廣州水暖廠，由于產品過硬，價錢合理，黃文佳成了廣州水暖廠的貼牌供應商！此外，他還開創了自己的水暖產品品牌――“恒春”。

廣交會上的成功，鍛煉了黃文佳的膽量，也樹立了他創業的自信。老鄉以及同行對他刮目相看：這小子似乎不按常理出牌，卻能取得更好的成績。黃文佳憑在廣交會上淘得的“首桶金”，漸漸在羊城站穩了腳跟。

1992年，黃文佳只身北上，在永定門北京某五金公司邊上開設了一家門店，成為這家五金公司邊上開的第一家銷售五金和機電產品的私人門店，與國營大公司“對著干”。做出這樣的選址，黃文佳看中的是這家五金公司的客流，而他與大公司競爭的資本便是服務。時間證明了他的研判，他的門店日均銷售額很快便突破了萬元。

在經營過程中，黃文佳發現不少客戶詢問是否有補償器銷售，而他跑遍了幾大市場咨詢了不少廠家，都沒有這類產品。原來，當時補償器雖在國外已經得到廣泛應用，但國內僅軍工企業有生產，民用領域的需求往往難以得到滿足。黃文佳決定突破補償器的制造。

1997年，黃文佳創立了北京首航波紋管制造有限公司，高薪聘請軍工企業專家以解決技術難題，很快取得了國家質監局頒發的特種壓力管道A級許可證。公司的補償器產品和技術一經推出，立馬打響，客戶和經銷商在首航排起長隊，載貨車輛進出絡繹不絕。很快，首航波紋補償器在國內重大工程項目中被廣泛使用，用戶涵蓋電力、熱力、航天、航空、核能、冶金等多個行業，銷售額至今保持在全國前三，成為行業標桿。

從打破外企壟斷到讓地球更美麗

多年的財富積累早就能讓黃文佳衣食無憂，即使后來者相繼進入補償器行業，他的企業也能憑借著品牌、技術、渠道、規模等多方面優勢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然而，不滿足現狀的黃文佳依然渴望更大的成功。2001年，他成立了首航節能公司，力圖有更大的作為。

2004年，國務院出臺文件鼓勵推動重大裝備的國產化，這讓黃文佳找到新的方向――電站空冷。彼時國內電站空冷市場上，國際巨頭憑著技術封鎖已壟斷市場多年，國內的技術團隊尚不具有成熟的空冷設計能力。黃文佳意識到，邁入電站空冷行業的首個門檻就是技術。他四處網羅人才，組建各個覆蓋各個專業的技術團隊，聯合科研院所成立實驗室，夜以繼日地開展研發工作。黃文佳說：“我很喜歡交朋友，做一件事我就交一個朋友，做一筆買賣我就能交一群朋友，待人真誠，時刻關心朋友，給人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正因為我喜歡交朋友，在事業上得到了很多貴人的幫助。”

功夫不負有心人，首航節能相繼完成了直接空冷系統和間接空冷系統的研發工作，并在整體指標上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徹底打破了國外企業的壟斷，焐熱了空冷市場。首航節能“大型火電機組空冷系統優化設計與運行關鍵技術及應用”項目也獲得了2011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首航節能多方面的努力和踏實的工作鑄就了強大的市場競爭力，自2007年獲得第一個空冷項目訂單起，2009年以17%的市場占有率躍居全國第二位，2010年以31%的市場占有率首次位居全國第一位，2013年進一步提升至51%，占據國內市場半壁江山。這些年來，首航節能保持快速的發展勢頭，實現來了良好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張高麗同志視察首航節能時，鼓勵并支持天津各區縣多培育、引進類似首航節能這種經濟、生態、社會效益好的企業。

良好的市場業績和廣大的發展前景，使首航節能倍受資本市場追捧。2012年3月27日，首航節能在深交所掛牌上市。按上市發行價計算首航節能總市值約為40億元，2014年10月底約在120億元，較剛上市時上漲了200%。

上市后的首航節能在黃文佳帶領下，依舊在追求節能環保領域全球性公司夢想的道路上闊步向前，踐行其“讓地球更美麗”的企業使命。繼電站空冷之后，首航節能在海水淡化、光熱發電、余熱發電、火力發電站EPC新業務板塊在近期均取得了突破。

我國是淡水資源缺乏的國家，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低，且時空分布不均。2013年5月，首航節能完全自主設計的日產3萬噸級海水淡化中試裝置投入運行，所有運行參數均滿足設計指標。這標志著公司海水淡化業務已滿足產業化要求，從研發階段轉入市場推廣階段。

中國屬于太陽能資源儲量豐富的國家之一，隨著國家對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出臺一攬子鼓勵政策，太陽能資源的多元化利用擺上日程，催生了年潛在市場容量達千億級的光熱技術市場。黃文佳敏銳地洞察到其中所蘊含的市場能量，一方面，他搶占技術制高點，通過引進國際頂尖團隊和加大技術投入，使其旗下首航光熱公司迅速成為亞洲地區惟一一家同時掌握槽式和塔式電站核心技術的企業。

在爭奪海水淡化和光熱發電這兩個新興市場中，首航節能已取得先機。企業的順利上市，也使首航節能在產業鏈資源的整合和新業務培育和市場開拓上顯得游刃有余。

2013年7月，首航節能公司通過增資等方式取得上海鷹吉數字技術有限公司75%股權并通過上海鷹吉數字技術有限公司取得廣東東北電力工程設計有限公司100%股權，標志著該公司已經掌握了火力發電站整站EPC能力。結合首航節能自身掌握的多級閃蒸技術，使首航節能具備建設污水零排放火電站的全部能力。2014年3月，首航節能獲得內蒙古東源2×330MW自備電廠項目工程EPC總承包項目。

2014年3月，首航節能公告擬通過定向增發股票的方式獲得新疆西拓能源100%的股權，全面進入余熱發電產業。

至此，首航節能已從上市前較為單一的電站空冷業務，拓展為涵蓋電站空冷、光熱發電、海水淡化、余熱發電、火力發電站EPC的多業務發展框架。所處行業板塊的目標市場容量也由電站空冷市場一年數十億市場向千億級市場轉變。

節能市場是塊大蛋糕，黃文佳對此感受頗深。黃文佳認為，目前在空冷、余熱發電、光熱發電、海水淡化等幾個業務板塊，技術類似，市場目標客戶是上下游關系，公司在整合研發、市場以及上下游客戶關系上，特別是余熱發電和光熱發電有良好的互補發電作用。黃文佳立足技術創新，一次次抓住國家發展新能源的機遇，掘金新能源市場，謀求更大的發展。

從“搏士”到“弄潮兒”

八閩大地，山川秀麗、連陸通海，自古口岸眾多、商業繁盛。泉州更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聞名遐邇，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蘊孕育了敢拼敢闖的閩商族群，涌現了一代又一代富可敵國的豪商巨賈。閩商開拓進取、敢冒風險的精神，在黃文佳身上得到了承繼。“愛拼才會贏”是他的座右銘，激勵著白手起家的“搏士”黃文佳接連創造人生和事業的奇跡。一路走來，黃文佳似乎總是“劍走偏鋒”，把不可能變為可能。

從經商到辦產業，從生產產品到生產裝備，從生產裝備到前沿大型綜合系統解決方案提供商，從小產品到立志進軍造福全人類的產業，黃文佳的夢想越來越宏偉，事業越做越大。說到成功的奧秘，他指出，資本、產品和市場是企業發展的基本要素，在具體實踐中，這三要素可以衍生為“政、產、學、研、用”五字方略。

“政”是前提，是黃文佳對國家宏觀經濟形勢和產業政策的精煉概括。從政府規劃中尋找創業機遇，是黃文佳的強項。他說：“我最關注的是客觀經濟層面和國家產業導向的變化。通過研讀‘十二五’規劃，我發現了國內清潔能源巨大的市場需求，必須緊跟政策，并要走在前頭，當大家都競相進入的時候，我已經做成品牌了，優勢就明顯了?！贝_實如此，一個企業，只有順應時代要求，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同時又能高瞻遠矚，引領行業和產業發展，才是真正有前途的企業。

“產”是基礎。黃文佳把產品的性能和質量視為企業的靈魂和生命。在設計和研發第一個空冷島補償器的過程中，為了讓產品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企業充分對比英國、美國、德國生產的設備的優缺點，選擇高效穩定的生產線，并招聘熟練的生產人員和生產主管，最后一舉成功，產品和企業得到國內各大電力集團的認可。目前，首航節能占據國內電站市場半壁江山，并與世界500強國際巨頭等角逐國際市場，靠的就是過硬的產品質量。

“學”是條件?！八街梢怨ビ瘛?，黃文佳善于學習和借鑒，他把學習、引進、消化和吸收、再創新作為企業快速孵化和成長的訣竅。認準了行業和產品，他就發揮資本優勢，大膽引進國外成熟的技術，大膽進行企業并購。不僅如此，黃文佳還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不斷充實自己，系統學習了機械、電力、財務等相關學科獲得學士學位外，還繼續攻讀EMBA，研修工商管理知識，成為一名科技型企業家。

“研”是動力。企業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特別是頂尖人才的競爭。黃文佳認為，只有頂尖的人才，才能研發出頂尖的產品。在黃文佳旗下企業所有業務板塊中，都有行業權威級專家。重視人才，重視研發，給黃文佳的企業帶來不竭的發展動力。

“用”是目標。盯住市場，盯住需求，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是企業成敗的關鍵。黃文佳從最初生產補償器，到空冷產品，到前沿大型綜合系統全面解決方案，每一步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冷靜的市場和需求分析基礎上。

《孫子兵法》有云：“夫兵者，以正和，以奇勝?！逼髽I家又何嘗不是如此！企業家的“正”，正在順時、順勢、順國情、順民需，緊跟時代步伐，牢牢把握世界和國家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大勢，把握人們的現實和長遠需求，把企業的發展與國家民族的發展與振興結合起來;企業家的“奇”，就是不斷尋求經濟和技術發展的瓶頸和薄弱環節，發現商機，通過創新和攻關，解決技術難題，占領制高點，引領技術進步。黃文佳做到了，他是成功的。

從承家風到播美麗中國夢

枝繁葉茂的大樹必然根深蒂固，對中國人來說，這個根就是家。黃文佳的家位于鄭成功的故鄉，福建泉州地區南安市美林鎮珠淵村。他的家有一個傳統、典雅的名字――“聚和家園”。

黃文佳有一個“崇學”的家。20世紀50年代，黃文佳的伯父黃和楮自南洋興業回鄉，為回饋桑梓，啟迪民智，創辦了珠淵小學，為山野連綿、交通閉塞的家鄉帶來教育的光芒。父輩的愛國愛鄉情懷，浸染到黃文佳的靈魂深處;家族的重學傳統，陶冶了他勤學善思的品質。他密切關注世界潮流，緊跟國家形勢，善于從經濟發展大勢和科技前沿領域中尋找產業支點和商業機遇;重教育、重人才的理念，始終貫穿黃文佳的創業和成長經歷。

黃文佳有一個“善治”的家。黃家四世同堂，保留著閩南最為傳統的家族文化。兄弟7個，分工不分家，經商創業所得由長兄管理支配。春節期間全家聚會，總結一年的成敗得失，激勵后輩發揚家族文化，努力上進。黃文佳說：“我覺得做人和做事業最重要的準則是：先做人，后做事;高調做事，低調做人;做人以孝悌為本，做事以誠信為本?！?/p>

黃文佳有一個“明禮”的家。黃家兄弟致富不忘鄉親，長兄除了掌管家務，還被當選為村支書，為村民服務。黃文佳每年春節回家，都要挨家拜訪善鄰好友?！疤齑蟮卮鬀]有父母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沒有兄弟親情深，千好萬好不如鄰里親情處的好”是黃文佳的信條。濃厚的親情鄉情滋養了黃文佳的公益心。

黃文佳是從這樣一個“崇學、善治、明禮”的家里走出的。隨著閱歷的豐富，實力的拓展，他的“家”的內涵不斷豐富，外延不斷擴展。

2011年，他被推選為第三屆北京南安商會會長。商會集聚了福建省南安市在北京興業的600多家企業，互通信息，互幫互助，共謀發展。商會根據家鄉產業優勢，成立了石材、廚衛、水產等專業委員會，統一領導，對口服務;為幫助青年人創業、就業，黃文佳倡議成立了“南安商會就業創業基金”，致力于為青年人搭建多元、個性和實效的就業創業平臺。黃文佳的帶領下，商會呈現“心齊、氣順、風正、勁足”的良好氛圍，真正成為南安人在北京的“家”。

在良好家風的熏陶下，黃文佳樹立起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他的目光并不僅局限于自己的事業，還熱衷于在社會工作和慈善活動上投入大量的精力財力，這讓他每天過得緊張而又充實、忙碌而又快樂。近3年來，他在慈善公益事業上無償捐贈額近6000萬元，用于開展社會救助、安老扶幼、助殘濟困、捐資助學、青少年培養等各項公益活動。其中，對青少年的培養項目他尤為重視，覆蓋“青少年游學”等新型教育形式研究、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發展和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項目、青年志愿者基金項目、就業創業項目、校園硬件建設項目、獎學獎教基金項目等關于青少年培養的方方面面。黃文佳經常說：這是他感恩社會的恩賜，是作為社會一份子應該承擔的責任。他經常提起在自己成長的歷程之中，獲得了很多人的幫助，這些幫助充實了他的信心，激發著他的夢想，推動著他不斷地往前奔跑。很多幫助，他無以為報，唯有希望自己能夠去幫助他人實現更多的夢想，讓更多人體會到創造的快樂。他表示，自己所做的僅是一個開始，未來會持續地進行下去，也希望自己的行動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有識之士一起參與到這個既快樂又積德的事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