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經濟關系中的政治問題：所有權關系的本體論基礎

所有權在經濟領域體現的是人與勞動對象的法定關系，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基礎。馬克思在寫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時開始其研究思路由哲學向經濟學的轉向，所有權關系成為其討論中的基本關系。這從兩個方面體現出來：其一是人與勞動對象的關系，其二是人與自身活動對象化結果的關系；前者體現為勞動與資本、自然資源（土地等）的關系，后者體現為勞動與勞動結果的關系。在1857-1858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中，馬克思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關注這一問題：一方面是縱向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是橫向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展開;《大綱》的魅力也許正在于此。185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以下簡稱“《第一分冊》”是馬克思在《大綱》基礎上嘗試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著作六分冊中的第一冊，實際上也是這一計劃中出版了的唯一一冊；該分冊出版后，馬克思的整個研究計劃發生了改變。我們在該分冊的初稿片段中能夠看到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思路在前期研究基礎上的反思，這其中就包括所有權問題。

在《第一分冊》的初稿片段中，馬克思對所有權問題的關注對象，除了洛克的勞動本體論，即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對其勞動對象的所有權解釋之外，還列舉了其他經濟學家對所有權問題的認識,并對這些觀點進行了歸納，指出：無論是偏重于經濟學還是法學的所有現代經濟學家們，都把個人自己的勞動說成是最初的所有權依據（即洛克觀點）,與此相應，把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說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前提，亞當?斯密就持這樣的觀點。(cf.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I/2，S.4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48頁。下引只標卷數和頁碼）

不過，他們的這一理論解釋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被顛覆了。因為，勞動所有權作為經濟交換關系的前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是建立在以交換價值為前提、而并非以簡單交換關系為前提的基礎上的。（ibid，S.48-49;同上，第348-349頁）言下之意，由于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與其創造價值的價值不相等（這在《手稿》時期并沒有得到充分論證）,勞動所有權的基礎受到了侵犯。

顯然，馬克思的批判并不是指向勞動所有權這一原則本身，而是指向勞動所有權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交往關系中被顛覆的現象，而政治經濟學原理則試圖論證勞動所有權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基礎，這是馬克思與政治經濟學家們的區別所在。

在馬克思看來，古典經濟學家們把來自資產階級社會本身的觀念，即勞動所有權理論，稱為一般規律，又把這一規律的現實性延伸至還不存在所有權的黃金時代（原始時代）（ibid，S.49-50;同上，第349-350頁）,也就是說，將這一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權占有規律看作是存在于人類社會一切發展進程中的永恒的規律。

與國民經濟學家不同，馬克思則從資本主義的經濟交換關系中去理解這一觀念的形成，將其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的產物。那么，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的基礎是什么呢？在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從生產力發展水平對此進行解釋。

馬克思對經濟學家們的批判不是指向他們對所有權的勞動基礎的解釋，而是指向他們將所有權規則抽象為永恒的規則。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學家們的這一認識方法在兩個方面引起麻煩：第一，從不存在所有權的史前社會那里去尋找所有權的本體論基礎；第二，看不到勞動所有權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存在著的悖論。（ibid，S.50;同上，第350頁）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去解釋資本主義所有權理論的生成，進而從社會生產發展狀況去論證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形成，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經濟學家們的兩個麻煩：第一，以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只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第二，這一所有權被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所顛覆。

不過，在這里我們同樣應該看到，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形成的歷史條件與這種經濟關系形成的內在機制，是解讀這一問題的兩個不同的認識維度：一方面，我們看到以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及其被顛覆的客觀性，這是馬克思嘗試去論證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進一步看到并且分析這一悖論現象之所以產生的內在機制。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家仰賴于普遍原則的批判，促使他關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歷史演變，這是第一個認識維度。他對以勞動為基礎的所有權悖論現象的揭示，促使其關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成的內在機制，這是第二個認識維度。前者是縱向的，后者是橫向的；對前者的分析維度能夠包含后者,但是不能夠取代后者。

從橫向的意義上來看，這一勞動所有權原則的被顛覆具有一定的歷史條件；從縱向的意義上來看，這一條件是歷史的，而非永恒的。對這一條件的形成歷史和運行機制的分析，一方面進一步將馬克思的研究思路與古典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區分開來；另一方面將這一研究思路與哲學家的思路區分開來。從橫向的意義上來看，這一條件實際上涉及到兩個因素：其一是與勞動相關的對勞動對象(如土地、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對外化了的勞動結果（貨幣資本）的所有權；其二是勞動與資本的交換（并非簡單交換）。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程序；在一定的程序中，前提成為占有他人勞動的條件，被資本雇傭者的勞動所有權受到顛覆。對于自然勞動對象的占有問題，馬克思在更大程度上是通過人類學的歷史資料來關注的。

國民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是以這一原則為基礎的經濟發展、物質財富的增加。他們既然沒有將資本的利潤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勞動，也就不會去關注勞動原則的被顛覆問題。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經濟的所有權原則是對自然狀況下存在著的原則的延續。而哲學家只是提出了抽象的原則，而沒有去分析這一抽象的原則為什么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被扭曲；哲學視角中的異化勞動并不能夠對這一扭曲現象進行論證。

根據馬克思對財產與勞動所有權分離的歷史程序及其結果的闡述（cf.Bd.II/1.2，S.367-369；參見第30卷，第2版，第450-452頁），我們可以理解，勞動所有權原則的被顛覆為什么能夠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增加了的物質財富在一部分人手上集中起來，而大多數人則陷于貧困（或者相對貧困）；而且這些集中起來的財富能夠成為進一步顛覆這一原則的客觀條件。

顯然，與國民經濟學家不同，馬克思從歷史進程中來理解所有權的形成及其原則。但是我們同時應該看到，原則的形成與原則的實現條件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其一，扭曲原則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與原則形成的歷史路徑，涉及的是不同的問題。其二，扭曲原則得以實現的歷史條件并沒有否認原則本身的存在，它仍然能夠成為其自身被扭曲了的社會制度的理論支撐；盡管這一原則本身已經成為“幻想‘幽靈'被顛倒了的意識形態，但是仍然作為正統的意識形態支撐著這一社會。

二、經濟關系中的哲學問題：原則、程序與悖論

我們看到，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國民經濟學對所有權問題在認識上的分歧，并非產生于對所有權形成的自然基礎在認識上的差異；雖然馬克思強調的是其形成的歷史性，不過這是縱向意義上的。馬克思對人類社會早期生產方式、財產權形式的認識，并沒有一個先入之見或者抽象原則：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晚年的人類學筆記，馬克思都非常關注歷史資料和人類學研究的最新進展。馬克思與古典經濟學家們對所有權問題在認識上的差異，植根于對一定歷史條件下這一原則的一致性及其背離在認識上的分歧。這一分歧緣起于對異化勞動的認識，有待于對剩余勞動的論證。這里已經存在著如何理解觀念與現實的關系問題。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中，所有權原則與現實之間的悖論進一步構成了自由和平等原則與現實之間的悖論。在《大綱》中，馬克思的研究思路進一步深入到經濟關系之中，從原則的形成與原則實現的程序上來分析悖論的形成：

在流通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程序，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產物；它是自由和平等（dieFreiheitundGleichheit)的現實基礎。作為純粹觀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換價值程序中各種要素的一種理想化的體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自由和平等只不過是從另一個方面再現出來。（Bd.II/2，S.60;參見第31卷，第362頁）

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產生了自由和平等的觀念，前者是后者的基礎；這些觀念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法律的和政治的方面再現出來。這是馬克思的理解思路，對于馬克思而言：一方面，觀念是現實的產物(cf.ibid;同上），但是另一方面，現實中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是對這些觀念的背叛(cf.Bd.11/1.2，S.685-686;同上，第230-231頁），體現出來的是不平等。

那么，反映現實的觀念是如何形成于被扭曲了的現實的？換句話說，既然觀念是現實的反映，為什么不直接反映被扭曲了的事實，而是反映被扭曲前的假設？

一方面，抽象的觀念是現實社會經濟關系的產物，以等價交換為基本內容的經濟關系體現的是人們為了滿足生存需要的生產和交換活動，它自發地依據于自由原則和等價交換原則，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由觀念和平等觀念；另一方面，現實社會的經濟關系扭曲了這一觀念，但是這一觀念仍然是其奉行的原則，是其基本的理念支撐。

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非始于馬克思，當時的其他思想家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自由和平等的觀念為什么帶來的是非自由和不平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嘗試揭示這一觀念被扭曲的現實依據。

如果說自由和平等觀念是支撐資本主義體制的理念，那么作為經濟關系的產物，它們形成于前資本主義階段。簡單的經濟交往關系即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和等價（值）交換為基礎，自由和平等的觀念在此基礎上形成。這種簡單商品經濟的狀態存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同社會形態中。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前資本主義社會就不存在資本因素，也不意味著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交往關系就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經濟關系并不能獨立于整個社會關系。

但是，當這些觀念被高舉著作為一種理念、一種意識形態用來支撐資本主義社會時，在現實中它們實際上已經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這一發生轉折的契機，存在于簡單商品交換向勞動與資本交往關系的發展進程中；這是歷史的程序。

在《手稿》中，馬克思比較充分地討論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形成的歷史進程，并且揭示了前資本主義時期的經濟交換與資本主義經濟交換的區別：

關于公平和正義的空談，只是要用適應于簡單交換的財產權關系和法的關系的標準，去衡量交換價值的較高發展階段上的財產和法的關系。（Bd.II/1.1，S.236;參見第30卷，第279頁）

將前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與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區別開來，是為了彰顯后者在質上所發生的變化：正是這一變化使得簡單經濟交換關系的理念不再符合于資本主義經濟交換關系。對于此時的馬克思來說，他已經清晰地看到勞動與資本交換的表面平等與實質不平等。

自由、平等、公平、正義這些觀念在用來評價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時，實際上包含著三個基本內容：自己擁有（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自主權）,規則平等（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所強調或者政治經濟學所討論的平等觀：這里的平等并非指收入或者物質財富的分配平等，而是指經濟交換關系中的原則平等）,等價交換。前者體現為自由原則，后兩者體現為平等原則，三者缺一不可。

從現象上來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似乎符合這三個基本條件，但是實際結果為什么走向了反面呢？換言之，我們有什么理由認為不斷分裂的資本主義現實社會是由于其前提而走向了反面呢？

馬克思的批判并沒有針對前提本身，而是從前提進入其得以實現的程序：馬克思的分析對從價值的形成（勞動）到價值的實現（工資、利潤）的整個過程的程序進行層層解析、剝離，將問題的癥

結歸結于勞動力與資本的交換這是_個不等價（值）交換。不過，這_認識本身也有著一個過程，而并非是一下子完成的。這可以從馬克思所使用的“勞動”概念向“勞動力”概念的變化中看出。另外，從馬克思在手稿中所留下的一些沒有得到回答的問題以及對抽象的價值概念的論證問題等等中，我們又看到問題并未完結。

顯然，對原則與其結果之間的悖論關系，從原則的實現程序中去進行批判，與對觀念的虛假、顛倒進行的批判比較起來，要更加具有說服力、更加深刻。后者是哲學領域的批判，前者是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批判。

三、經濟關系中的倫理問題：個別性與普遍性

個別性與普遍性是抽象的哲學概念，個人利益與普遍利益是經濟倫理概念，對后者的問題在抽象的意義上進行討論，或許就是（政治）經濟哲學問題。這樣的區分可能顯得機械、累贅，但這個問題是在反思基礎上必然要生成的問題：對于古典經濟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或者對于進行政治經濟學批判性研究的馬克思來說，他們對這同一個問題的討論有時是在非常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

對于馬克思來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下，以普遍性形式存在著的自由、平等原則在現實的資本關系中被顛覆，與此同時，社會財富的增長同時意味著社會分裂的進展，對象化了的勞動脫離其創造主體而日益集中于其他少數人之手。馬克思看到的普遍性是以個體、階級之間的對抗為基礎的。

與馬克思的時代不同，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上述情況既可以通過生產領域也可以通過非生產領域發生，例如文化產業與文化消費、信息產業與信息消費現象的出現，后者預示著新的需要進行研究、發掘的領域。

黑格爾在哲學觀念上對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從普遍性、特殊性和個別性的不同層次進行推論，用抽象的普遍性統一特殊性、個別性。這其中的具體關系并不在他的關注視野之內，他的使命似乎是構建一個能夠把握社會的概念體系，用自在和自為的統一預測未來的社會。

而對于古典經濟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甚至今天以所有權、契約原則、等價交換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理論家來說，原則的普遍性是最重要的，是構建現代社會的基礎。至于現實社會為什么會因為普遍原則的實施而日益分裂，他們對此又有著非常不同的解讀和認識。諾齊克并不認為普遍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受到了顛覆；相反，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在原則上具有邏輯一致性。羅爾斯也沒有認為普遍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受到了顛覆，但是他試圖在原則的現實化程序中對其極端的社會分化結果加以矯正。

各類非理論家并非訴諸于一種有違倫理的理念作為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支撐，相反，在他們看來，只有普遍的原則才能符合倫理的基本要求。至于奉行普遍原則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現實中為什么不斷強化著貧富分化、從而產生整個社會的不斷分裂，這似乎沒有進入他們的關注視野。至少在信念上，他們并不認為這些原則在現實社會中被顛覆，或者反過來說，他們并不認為社會分化是因為奉行普遍原則的結果。

馬克思與他們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嘗試揭示使普遍性原則受到顛覆的現實社會條件，而不是僅僅將這些普遍原則作為虛幻的、顛倒的意識形態并且滿足于抽象的批判。即使從古典經濟學、國民經濟學甚至當今自由主義的理論視角來看，如果不是借助于整個社會關系體系，那么只依靠一種抽象的普遍原則，少數人是不可能僅僅憑著一種能夠積累起來的符號（從實物貨幣到數字信息）而占有整個社會、自然的大部分資源的。

因此問題就在于：這一普遍的原則借助于什么樣的魔力，在合法的途徑下產生了社會分化的現象？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們在自覺意識中又是如何認識這一矛盾的現象的？

在《大綱》中，馬克思在當時的語境中嘗試揭示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自欺欺人的普遍性：主體還盡可以有這樣一種神圣（erhebende)的意識：他不顧他人而謀得的個別利益的滿足，正好就是被揚棄的個別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實現。（Bd.II/2，S.56;參見第31卷，第358頁）

即使在今天這也是一種很常見的觀點。個別性與一般性體現在人們意識中的矛盾，是以現實經濟關系中存在著的個體與整體之間在利益關系上的相關性、沖突性為基礎的：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只是作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的目的，才能成為他人的手段；最后，意識到一般（allgemeine)利益或共同（gemeinschaftliche)利益只是自私（selbstsUchtigen)利益的全面性(Allseitigkeit)。(Bd.11/2，S.56-57;參見第31卷，第358頁）

馬克思在這里沒有使用個人的“自我利益”這一中性詞匯，而是選擇了“自私利益”這一貶義性詞匯。這說明馬克思沒有簡單地來看待各個個體的利益與一般利益的關系：在馬克思那里，這個一般利益并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集合，在財產權占有發生社會分化的前提下，人們彼此之間的利益是分裂的、異化的。在互為手段和目的的經濟交往關系中，資本的利益是在犧牲和占有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而獲得的。

馬克思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不僅使得所有權的持有原則發生了悖論，而且使得勞資關系之間等價交換的原則也發生了悖論。于是，從所有權的持有到所有權的交換原則都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普遍的原則成為虛假的觀念一顛倒了的意識形態。馬克思的這一批判性認識在最初的意義上是以異化勞動理念為基礎的。

這是馬克思與其他政治經濟學家們的分歧所在。這一分歧并不產生于對抽象原則的認同與否，而是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機制與其原則之間存在著的悖論；這一悖論在人們的意識中又以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矛盾關系體現出來。在馬克思那里，對這一悖論的認識是以其勞動價值理論及其核心內容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礎的，換言之，只有借助于剩余價值理論才能論證原則及其悖論的存在。

在馬克思的研究維度中，哲學問題與政治經濟學問題是交融在一起的：一方面，人們的對象化勞動結果具有個別性，但是當人們將自己的勞動產品作為交換價值與他人進行交換時，他的個人勞動產品已經具有了社會性，他的個別性在一般性中得到體現；另一方面，正是這一對象化的程序、交換過程，或者說個別性轉向普遍性的過程，孕育了社會分化的可能性。

這一可能性在資本主義交換關系取代簡單商品交換關系的前提下發展成為現實性：簡單商品交換關系中存在著的等價交換，在資本與勞動的交換過程中被否定。不過，這一可能性一方面并不涉及這一轉折的契機，作為結果的現實本身不能夠又成為原因；另一方面也不能用來解釋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關系的形成。

這一理論解釋模式具有歷史階段的局限性，它仰賴于剩余價值理論，首先仰賴于勞動價值概念的形成。馬克思從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那里承襲了勞動價值概念，但是已經賦予其不同的涵義。

為了更加清晰地使用這一概念去把握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馬克思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cf.MarxEngelsWerke，Bd.^，S.83;參見第4卷，第1版，第94頁）：個別性只有在一般性意義上被認同才是有效的，否則少、慢、差、費也在創造著勞動價值，這種一般性的認同程序自然地在市場競爭中完成。但是，這只是勞動價值概念的一部分內容，另一部分內容取決于勞動者的生存成本（同樣以勞動價值來衡量）。（cf.Bd.II/1.1，S.72;參見第30卷，第84-85頁）勞動者獲取的報酬(部分勞動時間）,不是以其創造的價值（全部勞動時間）來衡量的，而是以其生存成本（部分勞動時間）被支付的。兩者之間的差價構成了能夠被異化的剩余價值（剩余勞動或者積累勞動）。

剩余勞動的情況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并且是社會發展的基本條件：沒有剩余、沒有積累，就沒有發展。直至今天，從世界范圍來看，也并不缺乏這樣的例子。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一剩余價值被資本占有和支配，并且是在原則平等、公平交易的理念中進行的。

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個人自主活動變為被動活動，對象化了的勞動變為被異化了的勞動一這是從勞動者一方來說的被異化現象。從勞資雙方來說，或者從資本主義經濟交往關系中的個體來說，人們彼此之間的經濟交往活動出自于個人的自由意愿，這是一種自主行為；在這一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社會性、共同體，從整體的意義上來說，又形成了規律性，具有必然性，超出任何個體的可控性。

對于馬克思來說，這涉及到個體在經濟交往活動中的自主性與異己性問題：經濟規律作為外在于個體的社會存在，是個體不得不受其約束的力量，它們對于個體來說具有偶然性。這一思路的發展,就是個人的自由交換行為與客觀的、異己的規律性問題，例如難以為個人所預料、所抗拒的經濟危機(生產過剩）、金融危機（信貸過度）。但是，這一必然性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制約與普遍原則的制約，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不可同日而語。

簡言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馬克思從以下幾個不同層次涉及了經濟交往關系中個別性與一般性的關系：第一，現實中個體、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關系；第二，意識到了的倫理關系及其困惑；第三，個人自主行為與其社會結果客觀規律性之間的關系。

篇2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實證研究，大部分都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系。King和Levine（1993 a， b）開創了實證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先河，通過跨國回歸分析證明金融活動的水平、銀行發展程度以及證券市場發展程度都會對經濟增長產生正向影響。717-737Rousseau and Wachtel（1998）針對過去一個世紀5個主要發達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來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論為金融發展是導致經濟增長的原因。Xu（2000）運用改進的VAR方法使用了41個國家1960年-1993年間的面板數據，證明金融發展對長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除此之外，在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方面，劉偉和王汝芳（2006）通過動態模型實證，對比分析了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提出要不斷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陳雙和王慶國（2012）對金融內生增長模型進行改進，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來研究直接融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張燦和習節文（2016）基于協整理論構建VECM模型研究了直接融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本文根據我國2002年-2016年直接融資及經濟增長數據，構建OLS計量模型，定量分析了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為促進直接融資拉動經濟增長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二、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直接融資一般指股票和債券融資，這里運用增量法計算了我國2002年-2016年直接融資總額X，即直接融資為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與企業債券之和。另外，運用國內生產總值Y的增長來代替經濟增長。設定計量經濟模型分析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Y=B0+B1X

利用EVIEWS軟件，采用OLS方法估計模型參數，可得回歸方程。結果顯示，該模型R2=0.9471，可決系數較大，F檢驗值為232.8419，明顯顯著，Y與X的相關性較強，并且呈正相關，也就是說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可能存在較強的正向關系。下面對模型進行檢驗。

1.模型異方差性的檢驗

運用White檢驗，可知nR2=1.7203，當α=0.05時，χ20.05（2）=5.9915，同時X和X2的t檢驗值并不顯著。再比較計算的χ2統計量與臨界值，因為nR2=1.7203

2.模型自相關性的檢驗

因為模型不存在異方差，所以模型OLS估計法得出的初始模型：

Y=156321.1053+15.5622X

該方程可決系數較高，回歸系數顯著，運用DW檢驗，在樣本為15，解釋變量為1，5%的顯著水平下，dL=1.077，dU=0.361，DW=1.3620，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通過對模型進行異方差、自相關檢驗，可知模型能較好的反映直接融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如果直接融資總額每增加1%，則經濟增長15.5622%，顯然，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影響明顯。

三、政策建議

1.進一步發展股票市場

經過分析，直接融資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提高直接融資水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股票融資是直接融資的一部分，提高股票融資發展水平能促進直接融資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當前，我國股票市場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仍不夠成熟，如果能夠進一步發展股票市場，擴大其在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將會發揮其自身巨大的融資作用。當前，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股市規模還不夠大，需要擴大股市規模，從而擴大直接融資規模，促進經濟進一步增長。優化股票市場結構，不僅要擴大股市規模，還要提高中小企業的融資能力，積極發展創業板市場。除此之外，降低股市交易成本也是促進股票市場良好發展的一大要點，讓投資者更積極地進行融資活動，進一步提高股票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另外，也需要加強對股市的監管，為保護投資者利益，形成有序的股票市場有重要意義。

2.大力發展企業債券融資

加快發展債券市場，尤其是要注重企業債券的發展。作為直接融資的一大組成成分，企業債券投資風險相對股票而言較小，收益也比較穩定，大力發展企業債券，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資總額，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推進企業債券市場發展，首先完善企業債券發行監管體系。我國的債券市場起步較晚，制度及市場體系都處于不成熟的階段，而復雜的監管體系使得不同的市場以及不同的債券品種在發行流程和制度流程上都存在差異，這更加不利于債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由于我國債券市場尚未成熟，監管體系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以促進債券融資有序進行。目前，我國企業債券信用評價主要通過信用評級機構出具評級報告，隨著債券市場的擴展，這顯然是不夠的，所以需要有一個完善的信用體系。完善信用體系建設，一方面要對發債主體進行信用評價，篩選出合格的發債主體，確保投資者獲取準確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求投資者有對企業債券投資的風險意識，保障自身合法權益。

篇3

關鍵詞：航道整治；水運經濟；影響

中圖分類號：U61文獻標識碼： A

在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交通運輸業也得到快速的增長，水運、空運、陸運等渠道的運輸方式占據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這些交通運輸形式雖均在不同的領域得到蓬勃發展，但是國際貿易范圍的不斷增加，新科技改革更新的步伐不斷加快以及人口數量和生活需要的大量增長，使運輸業面臨空前的困難。水運交通具有的運輸量大，成本低，能夠承擔長距離運輸的優勢使其在當前運輸業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偨Y發現，做好航道整治建設能夠使水運行業經濟得到大幅度的增長。

1整治航道提高經濟效益的措施的主要措施

1.1加強港口硬件設置建設

（1）航道建設屬于國家建設范圍，社會其他行業對這種公共基礎建設不愿意投入建設資金，而航道港口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因此在港口建設中需要國家在原來基礎上提高資金的投入幅度。[1]國家應該對所有的航道進行定期的調查，將所有航道建設問題進行總結，分析決定投入的建設資金，并適度提高資金額度，使其超過原來需要的建設資金，使當地航道建設有更多富余的資金進行更好的建設，有利于水運的長足發展。但是中央撥款畢竟無法顧及所有需要建設的航道，因此國家擬定航道整治的通知，下發給地方政府嚴格制定，地方政府通過利用當地的稅收金額進行財政支出計劃，加大對當地航道設施的建設，從而創造良好的航道設施環境，為水運經濟的提高提供最有力的硬性保障。

（2）國家和地方投入無法滿足全部水運航道整治和建設工作，需要尋求多方資金投入。航道水運建設雖然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屬于政府投資項目，但是分析市場發展模式，可以通過在航道建設中安排一些民營經濟企業投入建設，如各種設施的提供，可以通過和民營經濟企業合作，提高民營經濟的參與幅度，從而提高航道設施建設的資金來源方向，減少國家和地方的財政負擔，促進水運建設的有序進行。[1]

1.2加強信息流動和共享

航道建設除港口基礎設施等硬件設施建設外，還包括對信息資源等軟件設備的建設。通過對原有的信息資源進行有層次，有分類的管理建設，從而實現一個綜合性的資源共享形式的信息數據庫系統，將過去和現在所有的航道建設和運營中的業務數據通過分析歸類和整合，利用計算機的數據庫管理功能將所有信息整合為一個有效且能夠實現共享的系統。在這個共享系統中包括所有涉及到的業務資料數據信息，工作人員只需將需要存入的數據投入其中，電腦自動歸類且刪除相同數據，使所有的數據都能夠具有最有效作用，能夠減少的人員投入，降低成本。加上這種數據庫系統能夠科學的管理數據，提高管理的合理性，實現航道設施建設的科學性和現代性。

1.3提高航道管理力度

航道基礎設施建設是水運經濟效益提高的前提，對其日常管理是促進效益提高有力手段。通過對航道進行日常的巡查和維護管理，使每一件設備都完好有序的運行，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能夠在自身崗位上有序的進行各項工作，為水運提供最穩定最順暢的服務，從而提高其經濟效益。具體管理項目有：

（1）促進支流項目快速建成。除了主航道，直流航道對整個水運運營工作同樣覺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將一些比較關鍵且各種性質和條件都比較上等的支流進行提前建設，在保證項目的建設質量的同時，確保工程能夠更快完工，盡快支援主航道，為主航道提供一個可靠的后備通道，促進其穩定運營。

（2）促進航道多功能效應運用。航道建設一般除了進行水運經營之外，通過各種設備的建設能夠實現提供水電、具備防洪功能、調節河道水位等功能。因此航道管理部門從長遠發展看，盡量將河道建設成一個具有多種功能于一身的高級別航道，實現多方盈利，為國家整體建設做出貢獻。

2以長江航運為例，探討如何推薦航道整治，從而提高水運經濟效益

航道建設基本思路是：按照流域經濟發展和西部開發戰略的要求以及現代綜合物流的發展趨勢來構筑長江航道體系。結合水電開發、水利建設、長江口深水航道治理工程，延伸上游航道，加深下游航道，暢通中間航道，有計劃適當超前進行系統的航道整治，以適應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2]實現長江干流航道發展目標，不僅需要經過幾代人艱苦不懈的努力，更需要必要的政策與措施來保障。現提出如下政策與措施建議：[2]

（1）統籌規劃、突出重點、合理布局、協調配合

首先，要合理利用水資源，將防洪、水利、發電、灌溉與航運統籌兼顧。其次，要構建沿江產業經濟帶。世界各國經濟發達地區大都在沿海沿江，因而有必要制定流域經濟發展戰略，形成對外開放格局。再次，要充分考慮多種運輸方式之間的銜接和溝通。要從長遠出發，制定干支直達、統一標準的長江航道網發展規劃；還要充分考慮應急性建設項目，投入少、見效快，有步驟地改善內河航道條件。

（2）積極推進體制改革與創新，加強干流航道的維護與管理

目前，內河行政管理分屬水利、水電、交通等部門，水資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得不到保證。借鑒國外經驗，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長江流域管理委員會，行使對長江流域各?。ㄊ校┧Y源綜合利用及經濟發展的管理職能。[3]要深化航運管理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航運管理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的關系。目前，航道已進行了疏養分管的改革，為順利推進航道管理

體制改革創造了條件，建議繼續鞏固改革成果，逐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航道管理體制。

（3）開辟穩定的資金來源，建立有利于干流航道發展的投融資機制

①繼續保留和使用好內河建設基金。交通部出臺的內河航運建設基金政策，使內河航運建設有了穩定的資金來源。目前國家正在實施稅費改革，建議有關部門充分考慮征收燃油稅對航道建設的影響，從預算內資金和燃油稅中安排部分資金用于航道建設。[4]

②貫徹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從內河航運建設基金中，設立重點航道（主通道）建設基金，保證重點航道的建設。[3]

③允許航道開發者對航道附近的荒灘吹填造地及工程建設征地，收益歸開發者所有。對“四荒”（ 荒山、荒溝、荒丘、荒灘）減免土地補償費

④充分發揮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的積極性。總結推廣界牌工程的成功經驗，在涉及防洪、河勢控制等河道治理時，聯合水利等部門及地方政府共同整治；各級政府可分攤相應比例，也可以“以工代賑”形式參與航道建設。

⑤制定分類差別投資指導政策，鼓勵吸收境內外資本參與航道建設，引入國際通行的融資方式，變通運作方法，擴大長江航道建設的投資渠道。[4]

3結語

總而言之，航道整治和建設需要通過進行硬件管理和軟件管理，在原有基礎上利用國家財政投入進行符合現代需要的航道建設管理模式，使所有設備和人員均能夠向現代化發展要求邁進，利用計算機數據庫軟件功能將其建設成為現代化信息綜合運用行業。同時，通過不斷協調，將航道建設成為一個集防洪、水電以及調節水位等多功能于一身的高級別航道，促進水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而促進國家整體水運建設，增加財政收入，不斷完善人們的生活。

參考文獻：

[1]汪芳.加快航道建設 發展水運經濟[J].中國水運,2009,32(01):98-99

[2]陳小泓.加快我國水運經濟發展的策略分析[J].中國水運, 2011,5(08):45-47

篇4

關鍵詞：韓國投資企業；競爭機制；投資戰略；經營本土化

中圖分類號：F831.6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1)11－004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11

一、中韓兩國經濟關系的轉化

中韓兩國間的經濟關系發展主要是以兩國產業結構的互補為基礎，具有伙伴關系的特點。如圖1所示，韓國對中國的出口商品從不同的加工階段來看，半成品比重占80%。據韓國貿易協會推測，韓國對中國出口半成品的73%是用于在中國的子公司[1]。這說明隨著韓國國內生產基礎逐漸惡化，韓國企業加快了對中國市場的急劇進軍，把韓國國內生產的零件和半成品大量出口到在華韓資企業。

近年來，中韓兩國經濟的競爭關系逐漸深化、擴大，這點從兩國交易中不同技術水平的商品結構中可以看出。從表1可看出，韓國對中國的出口商品以高新技術產品和中高新技術產品為中心呈增長趨勢。與此相反，中低技術產品和低技術產品的出口逐年減少。然而，中國對韓國的出口結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過去以產業結構的互補為基礎的中韓兩國交易近年來正逐漸發展成為競爭關系。

如圖2所示，中韓兩國在世界出口市場中所占的比重在1995年相差不大，而2000年以后兩國市場占有率的差距在擴大。由此可知，韓國的主力產業方面在受到中國的沖擊，這說明韓國的出口商品正逐漸受到中國出口商品強有力的競爭。

可以利用貿易特化指數（TSI），從出口競爭力方面對兩國產業在世界出口市場的產業競爭關系進行分析，即：TSI=（X-M）/（X+M），X和M代表相關商品全部的出口額和進口額。貿易特化指數是在以國家間的交易中具有競爭力商品的進口額高于出口額的前提下算出的指數，數值在-1至+1之間。即以0位中心，越靠近+1，商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就越具有出口競爭力。相反，越靠近-1，商品的出口競爭力就越弱[2]。

如表2所示，韓國的IT機器、家電、汽車、船舶及其它運輸機械等在1990年后仍表現出較高的出口競爭力，而半導體產業卻以1995年為轉折點呈現出特化指數下降的趨勢。另外，纖維以及服裝等雖仍占出口優勢，然而特化指數也有所下降。而中國的家電和其它制造業、纖維和服裝、金屬制品、IT機器等保持了較高的出口競爭力。在中韓兩國間的貿易特化指數比較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韓國被認為有出口競爭力的7大產業（纖維及服裝、化學制品、金屬制品、IT機器、家電、汽車、船舶等運輸機械）領域，中國的貿易特化指數變化同樣朝著強化的方向發展。這意味著在韓國的主力出口產業方面，中國已經成為其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并且兩國間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

二、經營本土化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

本文把海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經營本土化概念分為戰略性本土化和管理性本土化。戰略性本土化是指子公司對各種附加值活動的配置以及對這些附加值活動決策權的自主性[3]；管理性本土化是指當地子公司在決策上由當地人或本地錄用的經營者來進行管理的程度，以及當地子公司里應用的管理方式與總公司相異而與當地公司相似的程度。戰略性本土化又分為附加值活動本土化①和經營決策權本土化，而管理性本土化又分為人力資源本土化和經營管理方式本土化。

為了了解經營本土化類型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本文將4種類型的經營本土化作為自變量，把經營績效作為因變量進行了多重分析。但考慮到經營績效除了要受經營本土化類型的影響以外，還受到許多企業特征變量的影響，因此為了有效地控制與經營績效有一定關系的當地子公司的出口（或內銷）比例、持有股份、企業規模、投產期間等影響因素，先把這些特征變量導入方程式，再把4種類型的經營本土化導入方程，然后進行分層式分析，分層式分析的結果如表3所示。控制變量中的投產時間對經營績效起正面影響，投產時間以外的其它控制變量都作為自變量計入，再計入經營本土化類型，顯示結果為（模式2）R2的變化量為0.066，而隨R2值的變化而變化的F值是有一定規律的。因此，可以斷定經營本土化類型對經營績效有重要影響。

更具體地看，在四種經營本土化類型中，附加值功能的本土化與經營管理方式的本土化對經營績效沒有起到重要作用。而決策權的本土化與人力資源的本土化對經營績效起重要作用，其中人力資源的本土化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最大，這意味著韓國投資企業今后要在中國當地提高經營績效，就要實行人力資源的本土化。相反，決策權的本土化達到90%時對經營績效起負面影響，這說明一味地擴大本土化的決策權，不如加強與母公司的密切聯系，并適當對決策進行調整。因此，戰略性的經營本土化中決策權的本土化與管理性的經營本土化中經營管理的本土化對經營績效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這些都說明經營本土化與經營績效間的關系不是單一方向的關系，隨著各地文化、環境特征及企業特征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經營本土化類型，這將對經營績效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

為了更具體的研究經營本土化與經營績效的關系，本文根據市場戰略和企業現狀對經營本土化和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方法與前面的分層式回歸分析法一致。隨著市場戰略變化的階層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4可看出，追加導入經營本土化水平投資時，隨著R2 價值的變化，F 值呈現規律性變化，這說明經營本土化類型也會給經營績效造成一定的影響。具體來看，對出口為主的企業而言，人力資源的本土化和經營管理方式的本土化水平越高，經營績效越能得到改善。而作為戰略層面的經營本土化類型的附加值活動的本土化和決策性的本土化水平卻不能對此產生影響。對以內銷為主的企業而言，只有人力資源的本土化才能對經營績效產生較有規律的影響。

按企業規模分析經營本土化對經營績效所施加影響的分層式分析結果中，把控制變量以外經營本土化的類型導入了模式2的回歸式里。隨著R2的變化F值也呈現出較規律的變化，這說明經營本土化水平對經營績效產生重要影響（見表5）。具體來說，本土化是中小企業當地子公司人力資源的本土化和經營管理方式的本土化都對經營績效產生正面影響。本土化是大企業的當地子公司的人力資源的本土化，對經營績效產生正面影響，而經營管理方式的本土化則產生負面影響。

三、基于競爭關系的韓國投資企業經營本土化方案

隨著市場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也迅速提高，特別是近年來中國為了提高外國投資質量水平而調整了吸引外資政策，促進一些大跨國企業研究開發投資的擴大。中國應作為“世界的R&D中心”而發展。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結果，中國國內外資企業的R&D中心已由2001年的200多個快速增加至2007年的1050多個[4]。由此可看出，前面所說的中韓兩國間經濟競爭關系的深化和中國當地企業競爭力的提高、中國國內外資企業的擴大有緊密關系。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性主要表現為對工業制品市場支配的擴大，今后的主要工業制品市場中，在華外資企業同當地企業的競爭將會更加激化[6]。因此，在全球化競爭情況下，韓國經濟應在進行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在中國內需市場構筑經營本土化的堅固基礎，可根據市場戰略和企業形態的不同構建有效的經營本土化方案。

如圖3所示，根據在華子公司的市場戰略進行適當的管理層面的經營本土化和戰略層面的經營本土化，是成功實現當地經營的必需條件。選擇以內銷為主的市場戰略的在華韓國企業，為了成功實現當地經營，在戰略性的本土化方面，首先應保障能夠適應完全不同于自己文化的各種附加價值活動有效配置的擴大以及子公司決策權自主性的提高。其次在管理性的本土化方面，對大企業而言只有人力資源的本土化重要；而對中小企業而言，人力資源本土化和經營管理方式的本土化都非常重要。

選擇以出口為主市場戰略的在華韓國企業，在戰略性的本土化方面，韓國企業在華子公司應縮小附加值活動的有效配置范圍和降低決策權的自主性程度；在管理性的本土化方面，對大企業而言只擴大人力資源的本土化程度，對中小企業而言須同時擴大人力資源的本土化和經營管理方式的本土化程度。

四、結論

中韓兩國的經濟關系在一定時間內以兩國產業結構的相互補充為基礎，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增加。然而，由于外國直接投資的擴大和因此而產生的中國經濟特征的變化，今后兩國在經濟方面的競爭將會越來越明顯。因此，為了能夠更有效地適應今后的競爭關系，韓國政府應從宏觀出發，在和中國建立理想的合作管理關系方面努力構建產業內橫向合作關系。

中國經濟的發展會隨著地區的不同而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即東部沿海地區將可能進入高度產業發展階段，在與韓國經濟關系方面可能更多地呈現出競爭關系的特征。反之，內陸地區在一定時期內還會表現出初期產業發展階段的特征，從而與韓國方面呈現出一定的互補關系。進軍中國的韓國企業要考慮現有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及外資政策的變化，應通過不同行業、不同投資動機的投資地區的多元化或差別化，維持中韓經濟關系現有的互補性。另外，進軍中國的韓國企業應根據自己的國際化經驗和擁有的資源水平以及進軍中國的動機等，制定合適的經營本土化戰略顯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李麗.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本土化戰略研究[D].武漢：武漢理工大學，2005.

[2]Gates, S.R.，W.G. Egelhof. Centralization in Headquarters-Subsidiary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6, 16(1),：71-92.

[3]Jarillo, J.C.， J.I. Martinez. Different Role for Subsidiaries：The Cas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Spai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0, 11(7)：01-12.

篇5

【關鍵詞】非正常關系　法官與律師　經濟分析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9106(2012)02-0072-03

一、問題緣起：正常與非正常關系的標準

近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關系因素在法律適用中發生影響的原因為：法官因素、司法體制因素、法律因素及社會因素；在法律適用中的作用為：分配功能、交換功能、表達功能、補充功能；減少或消除關系因素對法律適用的影響的方法為：辯證地認清法律與關系的矛盾關系，法官要做到：獨立審判、理性分析關系背后的目的、提高業務能力以及嚴于律己。

此報告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經驗材料和數據，可惜地是，在解讀材料以及分析方面仍然缺乏洞見。因此，必須尋找一種合適的視角，采取適當的分析工具，才能夠深刻地解讀法官與律師之間關系因素的真正原因，以及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

首先列舉幾種情況。比如在同一案件中，律師與法官建立了金錢關系，但法官并沒有考慮律師提出的特別要求，獨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斷進行判決。或者在此案中律師的訴請符合事實與法律，法官因而支持了其訴請?；蛴捎诜ü俚恼J識錯誤，做出了傾向于該律師的錯誤判決。再有，就是律師與法官在以往的辦案過程中相識，但雙方并沒有在案件之外有過交際，在此案中，法官只是縣有傾向性的支持了律師的訴請。最后，律師利用媒體或者法官的上級領導關系，給法官施壓，使法官做出具有傾向性的判決。這五種情況反映了判斷是否是正常關系的標準時，需要參考的因素。

法官做出司法判決所參考的因素是極為復雜的。所以正常與非正常的標準也不可能一概而論。正常最一般的解釋為：符合一般的情況、規律或習慣。所以“正?！敝皇潜砻饕环N合規律性，他與好的、正義的有很大的區別。就是說正常的事物要符合大眾的習慣，是人們可以接受的。在這一前提下，大眾最不能接受的實際上不是律師與法官之間確立了什么關系，而是法官運用這個關系影響了司法判決。

綜上，非正常關系應定義為：通過律師與法官之間的關系，影響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此時的關系就是非正常關系。那么，判斷是否是非正常關系的標準在于，律師與法官之間的關系是否影響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

二、分析模型

律師與法官之間通過建立非正常關系，這一過程就構成了司法權力買賣的市場。在這一市場中，律師是買方，法官是賣方，司法權力是交易的商品。下面對模型的各組成部分予以具體分析。

(一)買方市場

律師是買方市場的主體，他們一方面有自己的盈利計劃，另一方面又代表著當事人的盈利計劃，這兩種計劃并非是完全重合的。作為當事人而言，他們計算利潤的公式比較簡單，就是通過訴求地實現，來實現“利潤”。有時訴求的實現包括有形價值和無形價值，而成本還包括機會成本，但無論這個公式呈現何種形式，每一個當事人在投入司法程序之前以及做出每一筆投資之前，對自己將要在本案中產生的收益狀況都是很清楚的。作為律師需要在當事人利益的基礎上，附加很多自己的利益訴求。一名律師不但要考慮個案收益、還要考慮職業生涯的收益，還必須遵守律師團體以及與法官團體之間的隱秘的行業規則，以免被利益團體所排斥。所以，由于律師的介入，律師與當事人對非正常關系的交易需求就會發生變化。

在買方市場中，經過律師和當事人的利益博弈，方能決定買方市場的需求。另外，在買方市場中，當事人與律師的投資方式也不同。當事人基本都是現貨投資，即在自己的案子中投資；律師除了現貨投資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需要做期貨投資的，即與法官保持一種正常的人際關系，但此時的關系并不是非正常關系，唯有到兩方同時進入司法過程進行交易的時候，一直保持的關系才轉變為非正常關系。

(二)賣方市場

賣方市場的主體只有法官。法官在考慮自己的收益時要比律師、當事人復雜得多，因為法官在成本和收入這兩個部分存在許多復雜的因素。在成本方面，法官最重要地是考慮兩種類型的成本，其一是“名”，包括社會名聲、政治前途等，其二是否能夠通過法律實現。由于法條主義決策材料未能得出可接受的答案，所以法律還充滿了政治和法官個人因素等其他許多東西，因此，“在司法場景下，‘法律’只是法官借以形成自己決定的最廣義的材料?！比欢ü贌o論如何憑借規則形成自己的決定，司法在形式上還是嚴格的規則主義的，由此法官就一定要考慮，如果“造法”將面臨什么樣的風險?以及非正常關系要完成的訴求能否通過現有的法律表達出來?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所有的非正常關系必須尋找一個通路得以實現，那么現存法律規則就是這個通路。同時，按照波斯納的說法：“絕大多數法官都希望自己是一個好法官”，“法官必須遵守行業的一些基本游戲規則”，那么法官一方面要將買方市場的需求通過規則實現，一方面又要恪守“以法律為依據，以事實為準繩”的原則，這種矛盾就給法官帶來了風險。當然除了這兩個最重要的成本外，還有許多其它的邊際成本。比如閑暇、名譽、尊重、同事關系等等，有時還有更復雜的因素，比如“異議厭惡”等。

總地來說，賣方的收支情況不但較買方遠為復雜，并且存在極大的風險，法官即使建立了非正常關系，他也不能夠確定能否獲取利潤。因此在針對賣方市場分析解決非正常關系的措施時，一定要將這些復雜因素綜合起來考慮。

(三)商品

篇6

關鍵詞：高職教育；經濟增長；協整分析；因果關系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5-0045-02

職業教育是以培養直接為經濟發展服務的技能人才為主的特殊教育類型，作為國家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經濟社會的發展關系最為密切。

新疆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及多民族聚居區，職業教育既有和全國職業教育發展相一致的共性又具有區域特殊性。新疆經濟發展正處于多重變革之中，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對新疆職業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因果關系的研究，有利于政府部門制定調整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有利于解決結構性失業的矛盾，這對新疆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社會繁榮與穩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新疆職業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

（一）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考慮到統計口徑不同對數據可得性的影響，根據《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新疆統計年鑒》中2005―2013年新疆高職教育與相應的新疆GDP的時間序列數據，采用Eviews6.0軟件進行分析。

本文用XGGDP代表新疆2005―2013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用XGT代表新疆高職投入。為消除異方差和數據的劇烈波動，對序列XZGDP、XZT進行對數化處理，ln表示對應變量的對數，i表示其一階差分。

（二）協整性分析

當模型的數據為非平穩序列時，模型很可能出現偽回歸。協整的意義就是檢驗回歸方程所描述的因果關系是否是偽回歸，即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穩定的關系。所以，非平穩序列的因果關系檢驗就是協整檢驗。協整檢驗是，用以檢驗非平穩時間序列是否存在長期穩定協整關系。

1.數據的單位根檢驗。依據協整定義，兩變量序列均為同階單整序列，才考慮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因此，首先對各變量分別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

由表1數據可見，ilnXGT和ilnXGGDP序列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穩的，lnXGT和lnXGGDP序列在1%、5%、10% 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一階單整的。

2.變量的協整檢驗。格蘭杰兩步法通常用于檢驗兩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對兩組變量數據進行EG兩步法協整檢驗。首先，由于兩變量序列lnXGGDP、lnXGT 均為一階單整，具有相同的整形階數，故可以考慮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故建立協整回歸模型：lnXGGDP=a+blnXGT+E

用最小二乘法估計各參數得方程：

ilnXGGDP=3.307+0.585ilnXGT+E

R2=0.938

R修2=0.915

對殘差序列E進行PP單位根檢驗，得檢驗統計量值0.215，小于顯著性水平 0.05時的臨界值1.115，因此可認為，估計殘差序列E為平穩序列，表明序列lnXGGDP和lnXGT具有協整關系?？梢哉J為，新疆高職教育經費投入和新疆地區經濟增長（GDP）存在有同向變動的、長期的穩定關系。

從回歸方程可知，新疆高職教育投入對 GDP增長有促進作用，高職教育經費投入的增加能夠帶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但就目前的數據顯示，新疆高職教育投入對 GDP增長促進作用較弱。

3.變量的因果關系檢驗。雖然上述協整檢驗結果顯示，新疆地區高職教育投入增長與GDP的增長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并對GDP的增長有促進作用，但并不能說明職業教育投入與GDP增長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此，本文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其進行檢驗。對各變量的因果關系檢驗（如表2所示）。

統計量的 P值都小于 5%（統計量 p值為檢驗的概率值，若 p值小于 0.05，表示因果關系在 5%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則拒絕原假設。

由表可知，上述的高職教育經費投入和GDP增長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即新疆高職教育經費投入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二、實證檢驗的結論

上述實證檢驗結果顯示，新疆高職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帶動GDP的增長，但目前職業教育的投入產出不成正比，職業教育投入大，但對新疆GDP的拉動效應不明顯。其次，新疆高職教育投入與GDP的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職業教育投入是帶動新疆地區經濟增長的原因。

參考文獻：

篇7

[關鍵詞]人口素質 經濟發展 主成分分析法 實證分析SPSS軟件

一、引言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就業人口素質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并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本文立足于對就業人口素質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得出其間有較強的正相關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經濟建設過程的同時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使社會進入人口素質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提升人口素質的良性循環中。

二、研究現狀

國內外對人口素質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大方向。

第一，對人口素質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龍和許燕(2010)在借鑒“人口素質指數”（PQLI）三大指標的基礎上，將人口素質劃分為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素質三大方面，并在每個方面中給出了具體的統計指標。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計算和分析了江蘇省的人口素質，結果發現各省轄市人口素質發展狀況存在明顯差異。肖周燕(2007)將人口素質分為身體素質水平、文化素質水平、勞動技能素質水平和道德素質水平四個方面，并確定了各個方面的具體指標。在此基礎上，用AHP（層次分析法）評價人口素質水平。張強和錢建明(1993)選用標準化總死亡率、嬰兒死亡率、12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及人均工農業總產值四個指標，用多維標度法評價了我國10個少數民族的人口素質。錢金平(2001)選取了平均壽命、維爾威克指數、智商、非殘疾比重，6歲及以上人員大學、中學、非文盲比重等7個指標及其權值分配方案，運用灰色系統理論方法，綜合定量評價了人口素質。張強，張霜紅，錢建明和張菊英(2003)選取了出生時預期壽命、人均工農業產值、嬰兒死亡率、生育率、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等5個指標，利用灰關聯聚類法對我國14個主要少數民族的人口素質進行了聚類分析和評價，并探討了此方法的特點和效果。

第二，對人口素質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曉利從人均受教育年限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各級教育的人口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兩個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質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張邦輝,譚偉和鄧淼從人力資本角度，運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國各地區不同年份的勞動力受教育狀況，并用聚類和線性回歸法分析了近20多年來中國各地區人均受教育年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宋光輝[通過關注研究教育與經濟增長作用的重要文獻,發現對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認識經歷了四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的重視階段，70年代的爭論和置疑階段，80年代的理性回歸階段和90年代以來的重拾信心階段。程前昌依據1994年~2006年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文化素質的統計資料，選取人均GDP和接受過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為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質的衡量指標，對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文化素質進行相關分析。黃春燕運用SPSS軟件對人口素質指數EDI和GDP進行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求得GDP增長的預測模型。

三、我國人口素質的實證分析

1.人口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在本文中，筆者把人口素質劃分為身體素質、文化素質與勞動技能素質三個方面，在每個方面中，選取了具體的統計指標，最終構建了我國人口素質的綜合評價體系，如圖1所示。

(1)身體素質評價指標體系。身體素質是人口素質的最基本方面，它嚴重影響著其他各方面素質的提高。在對人口身體素質的衡量中，筆者選取了嬰兒死亡率（‰）（x1）、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x2）、勞動年齡人口比例（%）（x3）、傳染病發病率（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發病率）（1/10萬）（x4）、患病死亡率（甲乙類法定報告傳染病病死率）（%）（x5）這五個指標構建了身體素質評價指標體系。這5個指標的數據都來自于《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2)文化素質評價指標體系。筆者選取了大學毛入學率（%）（x6）、未上過小學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這四個具體指標來綜合評價人口文化素質。其中，x6的數據來自于《中國教育統計年鑒》，x7和x8的具體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x9的數據由《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而得。

(3)勞動技能素質評價指標體系。勞動技能素質的高低決定了一個國家生產效率的高低，嚴重影響著這個國家的技術水平和綜合競爭力。本文選取了每千人從事研究與發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單位：萬人年）（x10）、每萬人專利批準申請量（國內專利申請授權數）（x11）和從業中大中專及以上人口比例（%）（x12）來綜合評價我國的勞動技能素質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x12的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2.我國人口素質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選取的一些數據不是比率數據，首先利用SPSS17.0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對標準化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經過KMO與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得到，KMO為0.629，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為386.465，自由度為66，p值為0.000，這說明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運用SPSS17.0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據以下兩個標準提取公共因子：第一，特征值大于1；第二，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個公共因子的特征值為10.705，遠大于1，且它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9.212%，大于80%的標準。據此，可以認為第一個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變量的變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為1個。

表2為因子載荷矩陣，它能夠說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變量上的載荷。從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對所有變量都有載荷，且載荷絕對值大多數都大于0.9，這說明提取的主成分從各個方面綜合衡量了我國的人口素質，代表了我國的人口素質狀況，因此將提取的主成分命名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

因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個，所以這個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綜合得分，綜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實證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本文中，選取人均GDP（y1）、貨幣供給量（y2）、中國歷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財政收入（萬元）（y4）、進出口差額（億美元）（y5）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y6）來綜合衡量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y3的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統計年鑒》。

2.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接著對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經過KMO與巴特利特球形檢驗得到，KMO為0.659，Bartlett球形檢驗統計值為260.088，自由度為15，p值為0.000，這說明數據適合做因子分析。

運用SPSS17.0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計方差貢獻率大于80%為標準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如表4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第一個公共因子的特征值為5.784，遠大于1，且它的累計方差貢獻率為96.407%。據此，可以認為第一個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變量的變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為1個。

從表5的因子載荷矩陣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對所有變量都有載荷，且在六個變量上的載荷值都大于0.9，這說明提取的主成分綜合反映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將提取的主成分命名為“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標準化值，其余類似。

同樣，因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個，所以這個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綜合得分，綜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國人口素質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關系的實證分析

現在分析我國人口素質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系。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對人口素質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們都分別提取了一個主成分，且這個主成分綜合評價了我國的人口素質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在這里用“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來代表我國的人口素質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質水平綜合因子得分與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得分的走勢圖，發現二者都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運用SPSS17.0對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出兩者的Pearson系數為0.956，雙側顯著性水平為0.000，在時通過檢驗，具有統計學意義。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關性，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做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和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的散點圖，如圖3所示。從圖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顯的線性關系，因此要對它們作線性回歸分析。為了簡便起見，用ECOD表示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質綜合因子。設二者的回歸方程為

用EVIEWS6.0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二者的回歸方程式為

Std. （0.0888） （0.0853）

在此回歸方程中，， ，這說明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較好，此回歸模型是可信的。

通過分析以上回歸模型可以得知，我國人口素質水平對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質綜合因子每增加一個單位，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因子增加0.9557個單位。因此，我國應該大力提高人口素質，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六、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人口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人口素質又由身體素質、文化素質以及勞動技能素質構成，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三個方面為中國經濟更好的發展提供以下幾條政策建議。

1.身體素質方面。身體素質的提高依賴于兩個方面，一是提高國家醫療水平，二是加強國民體育鍛煉。因此政府應該從這兩個方面著手，在醫療方面積極鼓勵新藥研發，改革醫院現存的各種弊制，讓人民群眾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國民體育鍛煉方面，政府應該加大對居民區體育設施的投資建設，深入促進國家體育事業的發展，并以提升國民整體身體素質為最終目的。

2.文化素質方面。文化素質的提高依賴于教育的繼續深入擴展，因此，政府應該繼續堅持中國教育的擴展政策，促進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重視教育分配問題，一是合理調整三級教育投入比，二是縮小城鄉、地區、群體之間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點在于調整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勞動技能素質方面。勞動技能素質的提高依賴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產出提高。因此，政府應該用政策鼓勵科研活動，在科研環境方面，支持學者潛心鉆研學術，調整科研經費分配體制，著重培養思想活躍的年輕人；在科研體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為科研者特別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條件，同時逐步完善《專利法》、《知識產權法》等法律。

參考文獻：

[1]屈云龍,許燕.主成分分析法在人口素質評價中的應用——以江蘇省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2):56-61

[2]肖周燕.AHP法在人口素質評價中的應用研究[J].西北人口,2007(1):7-10

[3]張強,錢建明.用多維標度法評價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素質[J].中國衛生統計,1993(6):1-4

[4]錢金平.人口素質灰色綜合評價方法的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1(3):66-69

[5]張強,張霜紅,錢建明,張菊英.用灰關聯聚類法評價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素質[J].現代預防醫學,2003(5)

[6]沈百福,杜曉利.人口文化素質與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分析[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4,2(1):57-62

[7]張邦輝,譚偉,鄧淼.從人力資本角度看人均受教育年限對區域收入差異的影響[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07,30(3):126-129

[8]宋光輝.關于教育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簡要述評[J].人口與經濟,2005(6):61-65

[9]程前昌.人口文化素質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互動關系[J].資源環境與發展,2009(1):15-21

篇8

1本含義

精益六西格瑪管理是一種將精益生產和六西格瑪管理有機結合起來的新理念、新方法，在世界范圍內給很多企業帶來巨大的收益。結合精益和六西格瑪的理論，可以將精益六西格瑪定義為，以價值流為研究對象，分析如何以最經濟和最高效的方式拉動生產系統適應顧客需求節拍的科學方法論。它是通過不斷減少過程波動來識別并消除浪費的方式，以達到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加快流程運行速度為目的，以實現顧客滿意和企業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的的。

質量管理作為企業競爭力強度的一個重要尺度，是管理和控制有關質量的各種活動，其目標是為顧客和社會提供優質的產品或服務，并為企業創造利潤。而精益六西格瑪作為一種以以顧客為中心、以數據為基礎，以追求近乎完美為目標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在提高顧客滿意度、提高企業產品和服務質量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能有效的提高企業的質量管理水平。但現如今，我國的許多企業在將精益六西格瑪的理念方法應用到企業的質量管理上的時候，由于經驗或者理論等各方面的原因，出現了許多問題。例如，企業高層領導的不重視或缺乏理論認識，缺乏落實有效的指導方法，或者精益六西格瑪的應用能力不足等。因此為了提高企業對精益六西格瑪理論方法的利用效率，增進企業的質量管理水平，本文立足于精益六西格瑪的理論角度，以基于質量管理的PDAIC改進模型為基礎，對X公司的質量管理進行了實際改進。

2.型改進思路

當前我國企業實際應用的六西格瑪改進模型大多是DMAIC。所謂的DMAIC包括五個階段：即定義(Define)、測量(Measure)、分析(Analyze)、改進(Improve)和控制(Control)4。在實施六西格瑪管理的過程中，DMAIC模型緊緊圍繞企業目標有步驟地進行，為了達到目標，這一模型往往循環使用，所以又被稱為五步循環法。其主要步驟是首先在界定出企業的核心競爭產品后，尋找并分析其生產過程中關鍵質量要素和主要影響因素，再針對產品生產管理中的問題，通過質量改進的各種方法一一解決，最后利用改進的實施手段和控制體系，得出改進后的成果輸出，并根據改進前后的相互對比證明改進方法的有效性。而DMAIC模型用途的廣泛性并不代表著所有企業都可以直接復制，它需要建立適合多種行業和企業的改進模型，而且面對不同行業和企業的類型進行不同的調整與改進。同時，六西格瑪管理亦有其自身的限制和局限性，無法解決所有的質量管理問題。因此，為提高企業質量管理水平，本文以精益生產和六西格瑪管理兩者相結合的理論方法為依據，構建了基于精益六西格瑪的質量管理改進模型——PDAIC5，如圖1所示。

PDAIC模型分為準備(Preparing)、界定(Define)、分析（Analysis)、改進（Improvement)、控制(Control)五個階段，該模型不僅針對企業的特點與問題構建了改進的步驟與流程，還為其中一部分階段提供了改進的思路與工具。

3.實證案例

X公司是一家地處山西省太原市的私有制藥公司，成立于2003年11月份，主要生產磷霉素鈣片等抗生素類藥物，擁有職工300余人，固定資產約2500萬元。該公司目前磷霉素生產能力在山西省同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產品除一部分供予哈藥六廠外還銷往全國眾多醫院。2009年年底，企業為了穩固市場，依據客戶的需求，公司制定了企業質量內控標準，這一標準的制定雖然獲得了顧客的一致認可，但又致使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耗損嚴重，產品成本增加，利潤下降，銷售量也受較大影響。

此外，企業在質量管理中仍存在許多的不足，如許多部門把質量管理單單只是質量管理部門的事，員工質量改進的意識等。在日常工作中，各部門工作目標相差嚴重，缺乏溝通交流和相互協調，以致信息傳播不暢，職責不清，質量管理水平低下。因此，從2011年底開始，公司決定對質量管理環節進行精益六西格瑪改進，以提高其質量管理水平。

3.1準備階段

一個團隊組建的成功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團隊核心的確立?？梢哉f，沒有堅強有力的團隊核心，就沒有成功的團隊，也就不可能有團隊目標的實現。因此，鑒于企業生產和質量管理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公司于2011年年底委派企業總工程師張先生參加六西格瑪黑帶培訓后，擔任精益六西格瑪改進項目團隊負責人，并抽調生產副總王先生及設備部、物料部、財務部、營銷部的幾名骨干組成了團隊核心。

之后，公司又對質量部、生產部全體員工，設備部、物料部、財務部、營銷部的一部分員工進行了綠帶培訓。他們和團隊核心一起組建成了精益六西格瑪管理團隊。其中，張先生擔任精益六西格瑪管理團隊的領導與負責人，團隊直接向總經理負責。

    3.2界定階段

3.2.1產品評估及確立。首先，企業分析了2011年10個月的各主要產品合格率，發現磷霉素鈣的合格率最低，其結果如表2-1所示：

     

項目小組通過分析產品一次不合格率與PPM的對應關系得知公司的西格瑪水平只有3西格瑪水平，與公司預期目標極為不符。同時僅2011年10個月因產品不達標造成了公司直接利潤損失100萬元。而如果依據精益生產和六西格瑪的管理思想，在3a水平左右的企業顯性損失和隱性損失合計約占企業銷售額的20%?30%的話，公司損失就達到了200萬元以上。依據精益生產的理論思想，企業在磷霉素鈣的生產與管理過程中造成了極大的浪費。

其次，項目小組在對磷霉素鈣的西格瑪水平進行了分析后，又對公司的幾個主要客戶（如哈藥六廠醫院等）進行了滿意度調查，結果發現顧客滿意度只有一半左右，且在幾個客戶中普遍存在對本公司磷霉素鈣質量問題的抱怨之聲。而通過對企業磷霉素鈣生產過程的深入調查，項目小組發現確實存在損耗較為嚴重、產品優等品率及質量不高的問題。作為公司的拳頭產品，磷霉素鈣自公司成立以來，其每年的銷售收入一直保持在公司總銷售收入的一半以上，它的質量問題將對公司成本控制、產品銷售和市場開發等各個方面造成巨大的影響。因此,項目小組決定將磷霉素鈣定為改進產品。

3.2.2產品運作流程分析。為了能夠從宏觀上把握磷霉素鈣的整個供應、生產流程，便于精益六西格瑪改進工作的開展，精益六西格瑪團隊繪制了磷霉素鈣的SIPOC圖，如圖2-1所示：

其中，磷霉素鈣的生產過程主要是通過左磷右胺鹽與氫氧化鈉反應生成磷霉素鈉，在活性炭脫色后與氯化鈣反應后，經過一系列程序生成磷霉素鈣的過程。

另外，企業的磷霉素鈣內控標準的檢驗項目有八項，分別是性狀、比旋度、結晶性、堿度、二醇物、水分、重金屬和含量。其內控標準如表2-2所示：

因此團隊小組要對磷霉素鈣的生產質量進行改進，便只有從這八個檢驗項目下手，將八個項目的情況嚴格限制在內控標準之內。

3.3分析階段

3.3.1設置改進目標。企業基于精益六西格瑪實行質量管理改進的目的是提高磷霉素鈣的質量，增強公司的質量管理水平。而此次項目小組的改進目標是利用精益六西格瑪的理論方法盡可能提高磷霉素鈣的質量，降低磷霉素鈣的成本，增強公司的質量管理水平，其中具體要求是將企業磷霉素鈣的生產質量提升至同類企業的前列，將顧客滿意度提升至80%以上。

3.3.2確定改進因素

(1)關鍵要素分析

由上可得，影響磷霉素鈣質量的關鍵要素主要有8項，根據以往同行業數據統計和本公司實際情況分析，項目小組得出二醇物、含量這兩項是導致磷霉素鈣質量未達標準的關鍵要素，因此決定著重對這兩項關鍵要素進行研究檢測。

為了判斷兩項質量要素的主次，選擇最需改進的關鍵質量因素，企業進行了隨機抽樣，獲取了20個樣本，并利用Minitab軟件分別對這2個關鍵要素進行了過程能力分析，步驟如下：

①對檢驗過程的統計控制狀態進行驗證，因為進行過程能力分析的前提是輸出服從正態分布，因此，過程應是穩定或統計受控的。運用Minitab中的控制圖工具可以對輸出的正態性進行分析判斷。項目小組利用Minitab軟件中的控制圖工具對磷霉素鈣的二醇物、含量這兩項質量要素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均未發現有超出上下控制限范圍的數據，說明二醇物和含量的過程處于受控狀態。

②運用Minitab檢驗二醇物和含量的過程是否

為正態分布。假設分布為正態，當P<0.05時，則拒絕原假設，認為分布非正態。當P>0.05時，則無法拒絕原假設，認為分布為正態分布。首先，檢驗二醇物的數據是否服從正態分布，運用Minitab可得二醇物的P值=0.070>0.05，故可判定二醇物的數據是服從正態分布的。同樣，可得含量的P值=0.806>0.05，說明含量的過程數據也為正態分布。

對二醇物和含量進行了過程統計受控分析并驗證了服從正態分布后，項目小組運用Minitab對二者又進行了過程能力分析，其中二醇物的過程能力如圖3-1所示。通過二醇物和含量工序能力指數值的前后變化，項目小組得出二醇物的過程能力較低、過程波動較大的結論，因此決定將二醇物的過程作為改進的重點。

(2)影響因素分析

在將二醇物作為改進的對象后，需要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判斷對指標影響最大，并可實施改進的影響因素，精益六西格瑪團隊采用了因果分析圖加帕累托圖分析加失效模式分析的方法。

①繪制因果分析圖

項目小組針對造成二醇物含量超標的各種影響因素，決定利用頭腦風暴法，先將所有有可能造成二醇物含量超標的影響因素列出，然后將其依據人員、材料、機器設備、環境、方法五個類別，繪制了魚骨圖（即因果分析圖）3-2。

②繪制帕累托圖

在進行了分析討論后，項目小組針對導致二醇物含量超標的影響因素，利用2011年的統計數據，通過Minitab軟件繪制出了帕累托圖，如圖3-3所示：

由圖可得，原材料（包括左磷右胺鹽、針劑碳、氯化鈣）為非優級品，尤其是左磷右胺鹽為非優級品對二醇物未能達到企業標準的影響較大，占到了44.3%左右。于此同時，干燥過程中溫度過高（溫度超過了90°C)也是二醇物含量超標的主要影響因素，且占到27.4%，其余的影響因素包括：氯化鈣非優級品占到11.2%，干燥時間過長、設備故障、針劑碳非優級品各占5.6%。

從原材料為非優級品、干燥過程中溫度過高這兩類因素占到了全部影響因素的70%以上，且兩者均對二醇物含量超標影響較大出發，團隊決定針對這兩個因素進行質量改進。

(3)失效模式分析

項目小組在確定了將要改進的影響因素后，決定先結合問題要素的影響程度、發生概率、當前控制手段下的審計水平先來判斷改進的優先順序，再進一步對原材料為非優級品及干燥過程中溫度過高兩個問題進行失效模式分析，以探析產生質量問題的根本原因。失效模式分析如表3-1所示。

首先，企業對原材料問題嚴重性SEV、發生頻率OCC和探測度DET進行打分：

①問題嚴重性SEV。因原材料能夠直接對磷霉素鈣成品產生影響，造成的損失較大，依據SEV的打分標準屬造成較多產品不適用或造成損失金額較大級別，打分為7分。

②發生頻率OCC。依據帕累托圖的分析，原材料尤其是左磷右胺鹽的質量問題對磷霉素鈣的質量影響占到44.4%，發生率較高，依據OCC打分標準打為9分。

③對檢測度DET進行打分，評估現有的控制手段下的檢測度，企業目前屬于監控分析過程并對失

控情況進行100%檢驗階段，而且此控制方法的缺陷發生率為0.05%，因此查詢失效模式分析的探測度分數表&]后，為其打分為3分。

由上可得，風險順序數RPN=SEVxOCCxDET=7x9x3=189

其次，對干燥溫度過高的問題判定相應分數。

干燥溫度過高會造成環氧鍵斷裂，生成兩個羥基，生成二醇物導致二醇物超標。所以SEV打分為5分，OCC為7分，DET為3分，RPN為105分。

最后可得，原材料問題的風險順序數RPN較高，需首先且著重改進。改進階段

3.4.1改進方案的制定。第一步，針對原材料問題當前控制方法與2010版GMP的差距制定改進方案。

企業通過各方面研究和探討，結合現今社會的要求，決定采取以下措施：

(1) 從企業內部制度出發。首先建立嚴格、標準且全面的管理制度，以使企業員工可以有制度可依，可以在各種情況下有方法可尋；然后強化內部制約制度，將企業內的采購人員、付款人員、保管人員、檢驗人員相分離，以防徇私舞弊，互相勾結；最后是嚴格遵循權責一致的標準，以致企業內部人員權利與責任相符，避免權責不清，互相推卸責任的現象出現。

(2) 從企業各部門出發。質量管理部門通過與主要原料供應商簽訂質量擔保協議，在協議中清晰明確的確定原料的質量標準及出現質量問題時雙方所需承擔的質量責任的方式，來保證原材料的穩定來源；采購部門通過對左磷右胺鹽和其他的原輔料通過比價采購或招標采購的方式選擇優質、低價的供貨商，來實現在保證原料質量的同時降低采購費用，提高采購效率的目標；生產、檢測、后勤等部門通過原輔料出入庫須進行檢查、建立質量檔案、現場質量審計報告等方式來確保原料在加工前和加工過程中的質量水平，以避免倉管不嚴、生產不善、檢測不準的問題。

(3) 從企業員工出發。企業員工通過大量的培訓機會可以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而員工工作水平的提高可以大量減少原料質量問題的出現，比如采購部門員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強原料采購的質量和效率。企業通過物質、精神獎勵的方式，可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企業歸屬感，加強其工作意識和規范性。

第二步，針對干燥溫度過高問題當前控制方法與2010版GMP的差距制定改進方案。

項目小組對整個干燥環節的操作流程進行失效模式分析后發現造成二醇物含量超標的原因是干燥過程中溫度超過90C，造成環氧鍵斷裂因而致使二醇物含量超標。這其中有干燥過程中溫度控制不易的原因，也有現今科學技術不夠發達導致溫控設施技術含量不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操作人員規范性不強，注意力不集中，工作積極性不高。

根據以上原因，項目小組決定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干燥環節進行改進。

(1) 制定嚴格標準的操作流程。生產部門對干燥環節的操作流程進行標準和規范，并要求此環節的所有員工嚴格按照規范流程去工作，尤其是要求干燥過程中溫度控制在90C左右徘徊，不可出現溫度經常超過90C的現象。

(2) 定期進行員工培訓。針對新的標準和規范，生產部門的管理人員需要對相關的人員加強培訓，敦促其迅速適應新的標準，并提高員工的整體素質，以保證工作的高效與有序。

(3) 建立公平公正的獎懲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建立公平且公正的獎懲制度不僅可以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也可以增強員工的工作專注度，減少操作失誤的出現。對有功者，獎；對用過者，罰。而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則可以減少員工偷奸?；F象的出現，并保證獎懲制度公平公正性的實現。人的趨利避害天性導致員工懶惰、欺上瞞下，因此有效的監督機制必不可少。

(4) 項目小組針對干燥溫度控制中誤差的問題，經過與生產相關部門的分析討論，決定將目前單一的利用鉑電阻溫度計來監控溫度的方法由使用烙鐵溫度計和鉑電阻溫度計結合使用的方法來代替，從而能夠比對監控溫度的高低。

3.4.2改進計劃的執行。確定了改進方案以后，各部門領導及員工認真嚴格的執行了計劃。

為了加快改進進度，項目團隊對左鹽問題與干燥溫度過高問題在部分時間進行了交叉的改進，涉及的部門包括物料部、生產部、設備部和質量部，用時大約三個月左右。

3.4.3改進效果的評估。項目團隊依據實施改進前后的數據，在項目改進4個月后，評估改進的效果使用了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20個二醇物含量的樣本。

項目小組利用假設檢驗的方法對改進結果進行了分析。首先假設改進前后的二醇物含量分別為X?N(仏，d)，Y?N(?，^2)，改進前后所選取的樣本容量則均為n=20，m=20，均值和方差為，7，S2y。接著，在a=0.05的顯著性水平上來判斷改進前后的樣本方差是否相等，結果方差若是相等，則再在顯著性水平為的水平上利用假設檢驗的方法來判定改進后的樣本均值是否減少了。

(1)首先檢驗改進前后樣本方差的相等性。

利用F檢驗來檢驗方差的相等性，首先要假設H0Ia21=al，H11d士a22，接著根據a=0.05以及備選假設得到拒絕域為{F.F2/a(n-1，m-1)或F2F1_2/a(n-1，m-1)}，再接著依據公式F=和樣本觀測值來計算F值大小，最后用Minitab軟件進行方差檢驗，結果項目小組得出P值為0.229>0.05，即不能判斷改進前后方差不相等，故可以得出二者方差相等的結論。圖4-1為流程前后二醇物改進的等方差檢驗圖：

(2)再檢驗均值改進前后的變化情況。

檢驗均值的情況，項目小組使用了檢驗的方法，因為設H。：^1%^，I：^1<^2，方差有相等的可能，不知是否會有q=a2，所以應選擇t檢驗。而根據a=0.05和備選假設可以得到拒絕域為：{t%t1-a(m+n-2)，由樣本依據以下公式可求得相應值。

T值如果是落在拒絕域中，則需要拒絕原假設，即認為改進后的二醇物含量減少。用Minitab對均值檢驗如圖4-2:檢驗過后，項目小組比較改進前后得出，平均含量相比改進前的0.892%，減少了11.6%，P值約為0.002，也即可斷定項目改進后，二醇物含量確實減少了。同時，小組又利用Minitab軟件對二醇物的過程能力進行了分析，得出二醇物值由改進前1.23上升為改進后1.61的結果，證明過程波動減小，二醇物的過程能力得到顯著提升。最后，項目小組在檢測公司磷霉素鈣的質量和調查主要客戶對相關產品的反饋情況后，又通過與同類行業對比，發現本公司的磷霉素鈣質量確實較高，名列前茅，且客戶滿意度達80%以上。

綜上所述，可以判斷改進取得了顯著成效。

3.5控制階段

在控制階段，為了維持改進的成果，企業依據上面精益六西格瑪改進的大致流程，建立起了循環的精益六西格瑪改進體系，且將改進后的體系制度化、標準化，每個月均對二醇物的過程能力進行監控，若Cp值出現較大波動或連續出現波動，企業將在最短的時間內采取糾正措施，嚴格按照企業的制度、標準執行。而且，企業為了項目能夠不斷的向前推進，還建立了完善的項目審核和評估體系[8]，在此期間定時對各項改進措施進行不定樣的檢查，以避免員工或管理人員出現陽奉陰違，欺上瞞下的行為。同時，在精益六西格瑪改進取得顯著性成果后，企業對成果全部形成了書面文件，為在其他產品質量管理領域中擴大推廣做了準備。

此外，企業依據改進的顯著成果，在企業內不斷開展精益六西格瑪管理培訓，樹立質量至上，追求零缺陷，全員參與，持續改進的精益六西格瑪文化0。緊接著企業又對磷霉素鈣的其他質量要素及其他產品進行了改進，并在改進過程中不斷的尋找、彌補與GMP要求的差距，最終順利達到了通過GMP認證，不斷提高企業的質量管理水平的目標。

最后，精益六西格瑪改進不是一成不變、一蹴而就的M，企業的精益六西格瑪改進步驟需要根據顧客和GMP認證要求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需要隨著企業的發展而不斷持續前進。

篇9

關鍵詞：  靜脈留置套管針;并發癥;護理

靜脈留置針又稱套管針，作為頭皮針的換代產品以其操作簡單、套管柔軟、在靜脈內留置時間長且不易穿破血管等特點被廣泛應用于臨床[1]。目前靜脈留置套管針在臨床的應用已越來越廣泛，使用靜脈留置套管針能減輕反復穿刺而造成的血管損傷和疼痛感,減少患者的痛苦,并且能較長時間的維持靜脈通路,尤其在搶救危重患者和靜脈營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又能夠減少護士穿刺操作次數，提高工作效率[2]。然而臨床上長期置管的患者常因護理不當而導致并發癥的發生，因此在套管針留置期間做好并發癥的預防和護理非常重要。 2008年2月—2009年8月本科對425例住院患者進行套管針靜脈輸液?，F將情況總結如下。

1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本組425例患者中男88例，女337例;年齡18～87歲，平均59歲。

1.2操作前準備(1) 選擇靜脈：選擇合適的血管，遠離關節和靜脈瓣。如血管細且彎曲、進針的部位偏上或偏下或在活動的關節處，均可導致針尖不能完全進入血管或套管在血管內折疊。 (2)用物準備：本組病例均使用美國BD 公司生產的22G×0.75iu密閉式靜脈留置套管針(直型)、美國3M TegadermTM透明敷料(型號1624W)。

1.3操作方法(1)穿刺：距穿刺點上方10cm處扎止血帶，用0.5%碘伏棉簽以穿刺點為中心環形消毒皮膚2遍，消毒范圍的直徑>8cm，待消毒液完全干透后穿刺。穿刺時，手持套管針，針尖斜面向上，以15°～30°角直刺血管，見回血后針尖平行進入0.2～0.5cm，右手持住鰭狀針座，左手將軟套管全部送入血管后抽出針芯。(2)套管針固定：穿刺成功后，用3M無菌透明敷料無張力粘貼固定套管針，穿刺點位于無菌貼膜的中央，為了便于每日換輸液器，貼膜勿將肝素帽與輸液器針頭連接處蓋住。

2常見并發癥的預防

處理使用靜脈留置套管針常見并發癥有皮下血腫(穿刺失敗)、液體滲漏、導管堵塞、靜脈炎及靜脈血栓形成、穿刺部位感染。

2.1皮下血腫對血管選擇不當、穿刺不熟練、技巧欠佳等，均可致套管針穿破血管壁而形成皮下血腫。因此，護理人員在進行操作前，應認真選擇彈性好、走向直、清晰的血管，熟練掌握穿刺技術，穿刺時動作應輕巧、穩、準。提高一次性穿刺成功率，以有效避免或減少皮下血腫的發生。

2.2藥液滲漏血管選擇不當、進針角度過小、固定不牢、患者躁動不安、外套管未完全送入血管內或套管與血管壁接觸面積太大等原因均可導致液體滲漏。輕者出現局部腫脹、疼痛等刺激癥狀，重者可引起組織壞死，特別是某些藥物刺激性強，給患者帶來較大痛苦。護理人員應加強對穿刺部位的觀察及護理，加強基本功訓練，必要時可適當約束肢體。出現藥液外滲時應：(1)立即拔除套管針;(2)局部封閉;(3)局部物理療法;(4)取土豆切成片狀貼敷于皮膚紅腫部位。

2.3導管堵塞造成導管堵塞的原因較為復雜，通常與靜脈營養輸液后導管沖洗不徹底，封管液種類、用量及推注速度選擇不當，患者的凝血機制異常等有關。因此，在靜脈高營養輸液后應徹底沖洗管道，每次輸液完畢應用50U/ml稀釋肝素液正壓封管，用量5ml，嚴格掌握封管液的維持時間，一般生理鹽水維持6～8h，稀釋的肝素溶液維持12h。常規消毒肝素帽，將注射器針頭刺入肝素帽內，脈沖式推注1.5ml后邊退邊注入，使針頭在退出過程中導管內始終保持正壓狀態，以解決導管長期留置引起的堵塞現象。

2.4靜脈炎靜脈炎按原因不同分為機械性靜脈炎、化學性靜脈炎、血栓性靜脈炎、拔針后靜脈炎及細菌性靜脈炎, 其癥狀為穿刺部位血管紅、腫、熱、痛，或可觸及靜脈，觸診時靜脈如繩索般硬、滾、滑、無彈性，嚴重者局部針眼處可擠出膿性分泌物，并可伴有發熱等全身癥狀。其中化學性靜脈炎最多見，與輸入藥物的pH 值和滲透壓、血液稀釋不充分、留置時間過長、刺激性藥物輸注后沒有進行充分的沖管、穿刺時消毒劑未干透等因素有關，護理人員應注意無菌操作，嚴格遵守操作規程;輸注對血管刺激性較強的藥物時應選擇粗直的大血管一次性穿刺成功，且輸注前后均應用生理鹽水沖管[3]，同時要有計劃地更換輸液部位，以保護血管減少靜脈炎的發生。

2.5靜脈血栓形成靜脈血栓多見血流緩慢的靜脈內。據報道，下肢靜脈血栓發生率比上肢靜脈血栓多3倍。另外，反復多次在同一部位使用套管針進行靜脈穿刺導致血管壁損傷，也是血栓形成的促發因素。為防止靜脈血栓形成，穿刺時盡可能首選上肢粗靜脈，并注意保護血管。對長期臥床的患者，應盡量避免在下肢遠端使用靜脈留置針，且留置時間不能過長。

2.6穿刺部位感染在進行靜脈穿刺時，未嚴格遵守無菌操作技術、患者機體抵抗力極度低下、留置時間過長等原因，容易引起穿刺部位感染。因此，護理人員應在進行穿刺時，嚴格遵守無菌操作技術，嚴格按護理常規進行護理。

3靜脈留置針護理

3.1重視患者健康教育講解有關套管針護理知識，置管前護士應將靜脈留置套管針應用的目的、意義、常見的并發癥及其預防方法告訴患者及其家屬。對長期輸液患者，指導其自行保護血管，做手部伸握動作、局部進行熱敷等，以增加血液循環及血管彈性、減低脆性等。避免置管肢體過度活動，置管期間注意保持穿刺部位干燥、清潔、禁止淋浴等，以便積極配合，預防感染、堵管、液體滲漏等并發癥的發生。

3.2置管期間護理套管針留置期間指導患者不宜過度活動穿刺側肢體，穿刺部位周圍皮膚應保持清潔干燥，如穿刺處出現滲液、滲血、出汗較多、無菌敷料與皮膚之間有氣泡、被污染、卷邊應及時更換;連續輸液患者，應更換輸液器1次/d，肝素帽至少更換1次/周。封管液只能當天配制使用，封管注射器1例1具。封管后注意觀察管腔內有無回血，若有回血且量較多者，可先注入生理鹽水10ml，再用肝素鈉稀釋液封管，以免管腔阻塞。每班均應交接套管針的通暢情況。

3.3輸液前后的護理每次輸液前后均應檢查局部靜脈有無紅、腫、熱、痛及硬化，詢問患者有無不適，如有異常情況，及時拔除導管，并給予50%硫酸鎂持續濕敷24～36h，局部涂喜療妥軟膏等進行處理。

3.4套管針留置時間 在靜脈留置套管針留置時間與靜脈炎相關性研究中發現，病人靜脈炎多發生在置管后的6～7天，而5天內的發生率為0[4]。目前，我國對靜脈留置套管針的留置時間尚無明確規定，美國靜脈輸液護理協會建議時間是72～96h;BD公司的建議套管針留置時間為3～5天，而本科對使用套管針的患者觀察發現，留置時間72h內靜脈炎發生率最低，隨著留置時間的延長，靜脈炎發生率增高，因此我們常規留置時間定為最長不超過72h，既可保證患者的舒適與安全，又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留置針的優點。

篇10

【關鍵詞】反洗錢 法人監管 制度 政策建議

一、基本范疇分析

（一）反洗錢“法人監管”的政策背景

1.人民銀行反洗錢監管的內外基本形勢。當前，以fatf修訂頒發的反洗錢、反恐怖融資新40條建議為依據，世界反洗錢監管體系進入了以“風險為本”的新的政策調整時期，同時，全球金融監管開始向重視系統性風險防范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發展，而反洗錢成為金融風險管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國內方面，雖然我國的反洗錢工作近年來取得了跨越式發展，但日常反洗錢監管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以及國際形勢也對我國反洗錢監管政策提出了“風險為本”的縱深調整要求。基于這樣的形勢，我國提出了建立以“法人”為對象的反洗錢監管機制，以期調動金融機構法人的反洗錢工作積極性，明確監管部門的責任邊界，減少監管成本，克服現行監管缺陷，提高監管有效性，優化配置反洗錢監管資源。在2012年全國反洗錢工作會議上，人民銀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監管政策，要求“明確思路、落實責任，全面推行以法人為主體的反洗錢監管制度”并積極構建“立體性的反洗錢監管平臺”。目前，全國反洗錢法人監管研究與試點工作已經初步展開。

2.銀監、證監、保監的行業“法人監管”情況簡述。法人監管并非新生事物，自實行分業監管以來，銀監、證監、保監“三會”就先后開展了行業法人監管工作。在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初，銀監會即開始實施了“法人監管”，“管法人、管風險、管內控、提高透明度”逐步成為其監管基本理念，2007年1月以來，銀監會全面強化了“分工協作、監管有序、齊抓共管、資源優化”的對總部不在北京的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屬地聯動監管機制，即將其監管權下放給法人注冊地的銀監局管轄，貫徹“加強法人監管、加強屬地監管、加強聯動監管和提高監管效率”的監管要求，體現了對屬地監管和法人監管的并舉。證監會在2004年以前即實行了跨區域的法人監管體制，2004年后則轉為實施“屬地監管、職責明確、責任到人、相互配合”的轄區監管責任制，按行政區劃設置監管局并與地方政府協作，由原來的統一法人監管轉變為“法人、屬地”的雙重監管模式。保監會在2009年11月以后也開始了“法人監管”工作，要求“加強法人機構和高管人員監管，提高結構調整的科學性，不斷完善分類監管制度”?？傮w而言，“三會”的“法人監管”政策都不同程度體現了“法人”與“屬地”的聯動式監管。

（二）反洗錢“法人監管”的基本概念

反洗錢法人監管體制指“人民銀行以金融機構法人為監管單位，要求金融機構法人對全系統的反洗錢工作負總責，由人民銀行指導、檢查、評估其實施統一的內控制度、統一的報告分析體系、進行系統風險監管”的制度。

反洗錢法人監管框架下，人民銀行總行將統一制定金融機構法人監管規則，全面負責對全國性金融機構法人的監管。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則在監管好轄內金融機構法人的同時，積極采用巡查、督導等方式協助人總行對全國性金融機構法人在轄內的分支機構實施監測，此外，各分支機構經人總行授權后可實施對金融機構法人在轄內分支機構的現場檢查。

（三）“風險為本”與“法人監管”制度的關系

最權威呼吁“風險為本”監管原則的應是巴塞爾委員會，隨著巴塞爾協議i、ii、iii以及《有效銀行監管核心原則》的先后，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已經成為全球金融行業監管部門的共識。2004年，英國首倡以“風險為本”監管方法在反洗錢領域中的運用，隨后，在fatf和沃爾夫斯堡集團的倡導下，風險為本日益成為了反洗錢工作的核心理念。我國則在2009年以《2008-2012年中國反洗錢戰略》為標志，確定了以風險為本的反洗錢監管制度。以風險為本的反洗錢監管指在開展反洗錢監管時，應該對不同組織機構和業務類型所面臨的洗錢風險進行科學評估，并在此基礎上有輕重、有主次地決定稀缺監管資源的投入方向和比例，最小化反洗錢制度的運行成本，確保有限的反洗錢監管資源優先投入到高風險機構和業務領域，有

監控和防范潛在的洗錢行為。

“風險為本”的基本前提在于反洗錢監管資源的稀缺性以及風險分布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非均衡性，其資源配置應盡量使反洗錢監管資源使用的邊際效用與其邊際成本相等。當監管資源使用的邊際效用小于因之增加的成本時，理性監管者應減少對相關資源的投入，而將資源投入到邊際效用更高的領域，即風險更高的領域。需指出的是，反洗錢監管風險的大小本身就決定了可獲得邊際效用的多少，當使用效率相同的等量監管資源投入到風險大小不一的兩個領域時，顯然該資源在風險較大的一方所產生的效用較大，直到反洗錢監管資源在雙方的邊際效用相同為止，此時監管資源已經在風險較大的領域內獲得了集中。

2012年以來，人民銀行的反洗錢監管同時涵蓋了“風險為本”與“法人監管”的制度要求。結合法人監管的基本特點，風險為本制度與法人監管制度的邏輯關系可以表述為：由于資源稀缺性與風險差異化，客觀上應將監管資源優化配置，而資源的優化配置需要設定有科學的資源配置規則，以風險大小作為資源配置多少的標準即充當了這樣的依據與規則，此后解決問題的關鍵轉變為對具體風險的衡量，而法人監管制度的確立最終為風險的有效測度提供了可行機制。風險為本的監管需要以法人監管制度的配套實施，法人監管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實踐以風險為本的監管理念，“法人監管”為“硬制度”，即“管法人”，“風險為本”為“軟制度”，即“管風險”，法人監管制度為風險為本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風險為本制度則為法人監管制度提供了指導思想，風險為本的制度與法人監管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優化配置反洗錢監管資源，提高反洗錢監管效能，相互可有機的統一，二者均是我國反洗錢工作與時俱進發展的客觀需要。

“法人監管”制度有效體現了“風險為本”的基本要求。例如，全國性銀行分支機構多、風險散點多、風險傳導快、影響力度大、波及范圍廣，法人監管后，人民銀行總行將直接對其各級機構履行監管職權，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則統一接受總行調度，配合總行實施監管政策，這樣，人總行就能在全國范圍內根據風險大小或風險區域分布情況統一配置反洗錢監管資源。相比之下，地方性法人銀行機構的風險環節較少、影響區域小，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的監管資源使用也將僅限于特定區域與環節。

二、“法人監管”與“屬地監管”的比較分析

反洗錢“屬地監管”與“法人監管”的主要流程如下圖所示：

結合上述流程圖分析，對屬地監管與法人監管做進一步比較，如下表所示：

“屬地監管”與“法人監管”比較分析表

對監管者，法人監管政策帶來的主要變化有：

一是工作開展外部化。一方面，法人監管下人民銀行總行從幕后走向前臺，工作對象由對內部（下級行）為主向對外部為主轉變，人總行在實際上成為全國性金融機構的最終監管者；另一方面，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的工作也將從對內（上級行）對外二位一體向對外為主轉變，各級分支成為了當地地方性法人金融機構的最終監管者。

二是監管方式一體化。法人監管后，人民銀行的反洗錢監管模式將從橫向監管向縱向監管轉變，較好解決了屬地監管下“條塊分割”的“x-非效率”問題?！皒-非效率”問題指在壟斷企業的大組織內部，由于層次較多，關系復雜，機構龐大及制度原因，企業費用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難以實現，導致存在企業資源配置的低效率狀態。橫向屬地監管模式形似“塊狀”或“網狀”，人民銀行總分行處于“網狀”的中心位置，實際中“網狀”需要多角度的共同作用才能保持平衡結構，極易出現“x-非效率”的問題?？v向法人監管模式形似“線狀”，人民銀行總分行處于“線狀”的極點位置，線狀結構下只存在單一的監管主體，對同一法人不同分支的監管不會參差不齊，對不同機構的監管也不易出現厚此薄彼，“x-非效率”問題得到較好解決。

三是監管權力集中化。法人監管后，人民銀行總分行間的監管權力將發生變化，其中，總行的對外權力邊界得到了擴張（對內權力發生了局部收縮，總體權力擴大），分支行的監管對外權力邊界發生了收縮（對轄內法人監管權或部分內部自主權獲得了增加，總體權力變小），但二者的監管權力都體現了集中化，全國性金融機構總部及其分支的監管權集中于人總行，地方性法人總部與異地分支的監管權集中于人行當地分支機構，對同一

法人的監管權限不在分散于不同的人行分支。

四是監管分權正式化。法人監管后人民銀行各層級間將由屬地監管下的“上下級”關系轉變為各層級機構間的“分權與合作”關系，人民銀行分支機構所擁有的產權從“準產權”向“正式產權”過渡，分支機構成為對轄內地方性法人金融機構的最終監管者。此外，在對非轄內地方性法人分支機構的反洗錢監管工作中，人民銀行分支行發生了從監管者向監督者的角色轉換，仍然保持對人總行反洗錢產權的部分使用權。

五是監管重心帶狀化。以云南省為例，截止2012年11月份，全省實際被監管機構共135家，其中銀行類54家（含信托、資產管理及財務管理公司，農信社或農村合作銀行當作一家看待），保險類32家，證券期貨類41家，支付類8家。全省地方性法人金融與支付機構共有38家（銀行類27家，證券期貨類4家，保險類1家，支付類6家），其中昆明地區有17家，法人監管后全省具有直接監管權的機構將僅占現有監管存量機構的28%，昆明地區將僅占轄內現有監管存量機構的15%，對其他被監管機構的直接監管權將向東部、北部轉移（金融機構的法人注冊地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東部北部發達地區），監管重心發生了帶狀化分布。

六是監管風險非均等化。屬地監管模式下，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存在監管風險均等化的問題，即各區域間反洗錢監管所面臨的風險種類及風險大小同質化，如各全國性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普遍分散于各省市，而其在全國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機構，除了各省市地方性因素的沖擊外，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對全國性金融機構監管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不同程度存在均等化的問題。法人監管后，各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將集中體現，不同層級監管機構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不再趨同。

七是監管資源重置化?？扑沟诙ɡ碚J為交易費用為正的情況下，可交易權利的初始安排將影響到資源的最終配置，“法人監管”制度重新定位了反洗錢可交易權利的初始安排以及風險的傳導機制，其必將影響監管制度、人員、資金等資源的重配，資源的配置數量將與監管權限及所面臨風險大小情況更趨一致，資源配置得到優化，使用成本也將獲得節約。

對被監管機構，法人監管政策帶來的主要變化有：

一是工作開展內部化。法人監管后，金融機構的反洗錢工作由以對外負責為主，逐步轉變成為以對內負責為主，此進一步加強了金融機構，特別是金融機構分支機構的工作自主權，反洗錢工作在實際上由“是人民銀行的事情”向“是自己的事情”發生了轉變。

二是內控管理一體化。反洗錢法人監管將有助于強化金融機構反洗錢內控工作的縱向一體化，隨著來自當地人民銀行的橫向監管力度的減弱以及機構內部縱向監管強度的增加，金融機構各分支機構的內控管理只單一來源于內部自上而下的要求。

三是業務處理集中化。法人監管將帶來金融機構的反洗錢業務處理的集中化，反洗錢業務主要包括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數據的處理與分析，客戶或交易信息的補正，案件調查協查分析等，法人監管客觀上要求金融機構對反洗錢主要業務的集中化處理。

四是監督工作內部化。屬地監管下，對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監督以人民銀行的外部監管為主，法人監管后，監督工作將隨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對非本地法人機構直接監管權的喪失而以金融機構上下級間內部自我監督為主發生轉變。

五是成本費用節約化。法人監管后的主要變化表現為反洗錢信息傳輸通道的內部化，顯然，信息在內部傳輸的效率要高于其在外部傳輸的效率。同時，非當地法人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不再產生因當地人民銀行差異化監管所帶來的特定成本與費用。此外，法人監管后，一家法人機構名義上只有一個監管機構，而一個監管機構的監管模式可能在長期上保持穩定，金融機構可因監管者路徑依賴而節約更多的成本或費用。

三、反洗錢“法人監管”的新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分析

反洗錢的法人監管制度意味著我國反洗錢制度的變革，體現的是制度的變遷，結合前面的分析，本部分將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相關理論對“法人監管”做如下論述。

（一）產權理論與法人監管

反洗錢作為一種公共物品，屬于一種社會服務，公共物品的特性決定了公共物品不能或不能有效通過市場機制由企業或個人來提供，而只能通過國家來提供，以避免市場失靈，人民銀行即作為國家的方而成為反洗錢公共服務提供主

，其反洗錢產權也濫觴于此，人民銀行各地分支機構則經總行授權讓渡后行使反洗錢產權。

反洗錢產權指因反洗錢事由的存在及關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其不僅是人們對反洗錢資源使用的一束權利，而且確定了人們在反洗錢中的行為規范與社會制度，反洗錢產權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社會對反洗錢資源的過度或低效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的頒布正式標志著人民銀行反洗錢產權的確立，也標志著國家權力強制實施對反洗錢產權的保護?！斗聪村X法》確立的反洗錢產權制度賦予了人民銀行反洗錢行政主管權力，建立了一套排他性的資源使用體系，形成了特定的反洗錢秩序（核心為權利與義務）。人民銀行對反洗錢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各金融機構對相關義務的履行為基礎，反洗錢法規對特定秩序的規定越明確，那么其對反洗錢產權的界定與保護也就越清晰、有效。

從產權視角來看：

1.“法人監管”進一步明晰了人民銀行總分行監管產權，解決了部分“委托-”問題。屬地監管普遍存在“金融機構為人民銀行打工，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為人民銀行總行打工”的“委托-”問題，典型比如監管信息的報送，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基本處于被動過渡位置?！拔?”關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不能擁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處于劣勢，“人”則擁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處于優勢。法人監管強化了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及金融機構的自主性意識，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的產權由相對產權向絕對產權轉變，人民銀行總行與分行間的監管產權得到進一步明確，各自成為一定監管層面的直接信息擁有者，“委托-”問題得到緩解?？扑沟谌ɡ碚J為，當交易費用大于零時，產權的清晰界定將有助于降低人們在交易過程中的成本，改進效率。換句話說，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沒有產權的界定與保護等規則，即沒有產權制度，則產權的交易與經濟效率的改進就難以展開。

2.“法人監管”意味著反洗錢產權的置換與轉讓。實施法人監管后，對金融機構各地方分支機構的直接監管權被上收到人民銀行總行或地方性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銀行分支機構，金融機構將從受到多個反洗錢產權使用子主體的監管轉變為只接受一個反洗錢產權主體的監管，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行使巡查、督導等職權。整個過程可以看作是人民銀行總行以對非本地法人轄內分支機構的巡查、督導或經過授權后實施檢查以及轄內地方性法人的全部分支機構的終極監管權與人民銀行各分支置換其對全國性金融機構的各地分支機構的直接監管權，體現了不同制度下反洗錢監管產權在人民銀行總分行間的轉讓過程。產權經濟學認為，只有產權是可以轉讓的，才能把資源從低價值使用者手里轉移到高價值使用者手里。法人監管后，人民銀行反洗錢監管資源將從低價值處向高價值處發生轉移。

3.“法人監管”解決了部分反洗錢“外部性”問題。反洗錢工作的外部性指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動和決策使另一個或一群人受損或受益的情況，但該種影響卻沒有通過價格機制得到體現。例如：屬地監管下，人民銀行省級分支機構對轄內全國性金融機構分支的地域性工作安排或要求，雖然并不針對金融機構的州市機構，但是金融機構一般均會將該安排或要求傳達布置于下一級分支機構，下一級分支機構卻又直接接受當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的監管，而當地可能并沒有此項監管安排或要求，這樣外部性就產生了，同理，人民銀行省級分支機構對下級分支行的內部要求，也將可能對當地的金融機構產生影響，構成外部性，法人監管將有利于解決諸如此類的“外部性”問題。產權是界定人們如何收益及如何受損，因而誰必須向誰提供補償以使他修正人們所采取的行動，產權經濟學強調外部性是與確定、交換、監督或執行產權的成本相聯系的，且只有外部性內在化的收益大于內在化的成本時，產權的發展才有利于使得外部性內在化?！皩俚乇O管”下，較高的交易費用導致了反洗錢工作“外部性”的出現，法人監管后，因交易成本的節約，外部性得到內部化。

（二）交易成本理論與法人監管

交易成本指參與交易的組織在進行交易時產生的組織之外的非生產性費用，交易成本在本質上是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費用，真實的交易本身無法避免交易成本，顯然，無論在屬地監管還是法人監管下，反洗錢工作都存在交易成本，人民銀行和金融機構間表現出一定的專業化分工關系。

當然，反洗錢工作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市場型交易費用與管理型交易費用，市場型交易費用指為了進行市場交易，交易主體對市場信息的搜尋發現成本，交易主體間的談判和決策費用，監督費用以及對合約義務的履行費用。管理型交易費用主要包括建立、維持或改變一個組織設計的費用以及組織運行的費用。

交易成本一般主要包括制度準備成本、制度達成成本、對制度的監督和實施成本?！皩俚乇O管”和“法人監管”下的交易成本具體又可分為制度研究討論成本、制度制定成本、制度灌輸成本、政策傳達與培訓成本、法規修訂成本、工作交接成本、制度維護成本、數據報送與審核的成本、成本等等，成本指“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的費用，屬于一種特殊的交易費用?！胺ㄈ吮O管”下的數據報送與審核成本及成本比“屬地監管”都大為減少。廣義上，交易成本指制度運行的費用，即制度成本（阿羅，1969），其可看作是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界定和控制產權的成本、監督成本和制度結構變化的成本在內的與物質生產過程和運輸過程非直接相關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張五常，1999），反洗錢交易成本也即反洗錢工作的制度成本。

反洗錢法人監管體制下，交易費用將獲得節約。假定人民銀行和金融機構總分支機構屬于各自獨立的反洗錢參與主體，其上下級間存在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委托關系，人民銀行則可以看作金融機構的上級機關，相互間也存在委托關系。如屬地監管和法人監管的信息報送流程比較圖所示，屬地監管中存在的交易主體間交易環節有13～16個，法人監管下的交易環節僅有10個，如果單位交易成本不變，那么法人監管下的總體交易成本必將小于屬地監管下的總體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屬地監管中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環節有10～13個，法人監管下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環節僅有4個，一般而言，內部交易或內部的交易成本將小于外部交易或的交易成本，即法人監管框架內交易或環節的平均交易成本將更具優勢，法人監管下的交易成本因此獲得了節約。從長期來看，法人監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將遠小于屬地監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

“法人監管”與“屬地監管”下的總體成本均可簡要表述為“組織內部反洗錢工作開展的成本”與“總體交易成本”之和，其中前者指直接與反洗錢工作開展運行相關的成本，在性質上等同于企業的生產成本，顯然，隨著法人監管制度的規模經濟與網絡效應，法人監管下的總成本終將因交易成本的節約而小于屬地監管下的總成本。

（三）制度變遷理論與法人監管

制度變遷理論是研究制度隨著人口、資源、技術和人們主觀意識及想像及人們之間相互關系變化而變化的理論，制度變遷的一般原因包括受到外部沖擊或者博弈結構的內部均衡結果的影響。制度既是一種博弈的均衡，也是一種博弈的規則，在某項制度下，博弈主體依然會重復進行博弈，或利用該規則，或回避該規則。根據制度變遷理論：

1.人民銀行反洗錢部門與金融機構（特別是全國性金融機構）博弈的結果。人民銀行和金融機構各自屬于不同的利益集團，杰弗利·貝利（1989）將利益集團定義為“一個由擁有某些共同目標并試圖影響公共政策的個體構成的組織實體”，利益集團會阻礙或促發某項制度變遷，其往往也會從輿論上打著國家利益的招牌，進行院外活動，影響政府制定對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規則。不同利益集團總是在不停地進行博弈，博弈的結果反映了雙方力量的大小，也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向，不難看出在人民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反洗錢博弈中，金融機構是實施法人監管后受益最大的一方。

2.非正式或正式制度變遷引發的新的制度變遷。比如，大額和可疑交易綜合試點工作或者“風險為本”制度的實施需要“法人監管”的配套政策。歷史學家蔣廷黼（1938）在《中國近代史》中曾說過，在社會變革中，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此即是一種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指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好的或不好的選擇，諾斯（1991）認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有“諾斯路徑依賴一”與“諾斯路徑依賴二”兩種極端形式，在二者之間還有很多中間形式的路徑依賴。諾斯路徑依賴一指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遷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并迅速優化。諾斯路徑依賴二指順著原來的錯誤路徑往下滑，甚至被鎖定在某種無效率的狀態下而導致停滯。法

人監管制度是一種靠近“路徑依賴一”的依賴方式，法人監管政策將更能保障“大額和可疑交易集中處理”以及“風險為本”監管的實現。

3.“屬地監管”制度存在缺陷，而“法人監管”制度具有替代優勢。從我國開展反洗錢工作的八年來，現行制度逐漸表現出較大的缺陷，已在很多方面不適應新時期國內外反洗錢工作形勢（如：監管工作的寬化與深化要求、以風險為本的政策轉型等等），而相對而言，“法人監管”能夠克服“屬地監管”的諸多問題，同時，其已經“三會”多年的監管實踐，可資人民銀行反洗錢“法人監管”借鑒。

4.“法人監管”體現了反洗錢監管當局的監管思路與監管風格。2012年2月，人民銀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監管”的工作目標與要求，此正值人民銀行有關領導履新之際，體現了反洗錢監管當局的監管新思路與監管新風格，體現了主觀能動性。在我國的特殊國情下，人的因素往往成為制度變遷的重要因素，法人監管政策即是反洗錢監管當局的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相結合的產物，符合現實發展的需要。

（四）企業的邊界理論與法人監管

企業的經營管理存在邊界?？扑梗?937）認為隨著所配置資源的增加，企業組織成本上升，導致企業不能無限擴張而存在邊界的原因有三：一是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家函數存在收益遞減規律會導致在企業內部追加單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企業交易增加，企業家不能成功將生產要素運用于價值最大的地方，實現要素最佳利用；三是一種或多種生產要素的供給價格可能會上升。企業只會擴張到在企業內部組織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個企業組織中的組織成本或是等于由價格機制“組織”該交易所包含的成本時為止。威廉姆森（1984，1985）認為，由于資產專用性、有限理性、機會主義以及交易頻率的存在，企業與市場間存在交易費用，企業的經營管理存在著邊界，企業邊界取決于公司對不同治理結構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只有當收益大于成本時，企業才會選擇擴張邊界。產權經濟學則認為企業邊界取決于縱向一體化收益和成本的權衡，縱向一體化決策決定了企業的邊界，當一體化的收益高于成本時，企業實施一體化擴張其邊界，相反，當一體化的收益低于成本時，企業則維持不變的規模和邊界。

反洗錢的監管存在監管邊界。隨著反洗錢監管工作的深入，監督管理的邊際成本將會逐步增加，監管要素難以最優配置，監管資源存在資產專用性，反洗錢主體都會表現出有限理性或機會主義傾向，監管者與被監管者間的交易頻繁往復，普遍存在交易費用。因此，無論是“屬地監管”還是“法人監管”，反洗錢監管工作同樣具有邊界。

“法人監管”框架下反洗錢監管邊界實現了擴張。反洗錢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為市場交易主體，二者之間的信息或工作交換在形式上表現為市場特性，交易的媒介不是貨幣而是行政指令，無需經過雙方的討價還價即可達成交易契約。與“屬地監管”相比，“法人監管”表現了反洗錢工作的縱向一體化，實現了金融機構對市場的替代，大幅節約了反洗錢市場主體間的交易成本，縱向一體化帶來的預期收益將高于預期成本，人民銀行的反洗錢監管邊界能夠因此得到擴張，當然，監管邊界的擴張也包括監管深度的提高。 　反洗錢“法人監管”的邊界將在特定的條件下達到最優。根據科斯觀點，當“新制度節約的交易成本”等于“新制度增加的組織管理成本”時，反洗錢監管的邊界擴張達到最優。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新制度因增加總體成本而變得不經濟，監管機構應該從部分監管領域中退出，直到增加的組織管理成本等于節約的交易成本時為止。前者大于后者表明監管機構應該進一步擴張監管領域，直到新增的組織管理成本與節約的交易成本相等時為止?？梢哉f，制度變遷節約的交易成本越多，那么監管機構就越可能最大限度擴張其監管邊界。根據威廉姆森的觀點，當法人監管帶來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反洗錢監管的邊界擴張達到最優。根據產權經濟學觀點，當縱向一體化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反洗錢監管的邊界擴張達到最優。

四、對反洗錢“法人監管”制度及其政策制定的建議

綜上所述，為完善法人制度及其有關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法人監管應堅持“以法人監管為主，屬地監管為輔”的工作思路，將屬地監管作為法人監管的有益補充

法人監管和屬地監管各自具備優劣，因此法人監管不應該全部替代或排斥屬地監

管，相反，應能有機結合二者的優點，并克服劣勢，屬地監管可以成為法人監管的有益補充。事實上，人行分支機構履行巡查、監督等職權即是法人監管結合屬地監管優勢的一種制度安排。人民銀行應在實踐中持續創新監管工具，合理分權與分工，強化縱向與橫向監管抓手，調動分支機構的積極性，有效解決人行分支機構監管權力的弱化、空化的問題。

（二）法人監管制度建設應切實體現“風險為本”的原則與要求

法人監管的根本目的在于實現“風險為本”的監管，法人監管框架內的監管資源配置應與監管權責及面臨風險的大小相適應，法人監管制度創新也應始終保持與“風險為本”原則和要求的高度一致，背離了“風險為本”法人監管的效用將難以體現。

（三）法人監管應合理設定法人監管制度與機制，克服對屬地監管模式的“諾斯路徑依賴二”

路徑依賴表示一種制度慣性，即舊制度對新制度的阻礙或促進，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該路徑產生依賴。例如：法人監管制度下，隨著風險聚集與傳導方式的變化，監管資源配置也將隨之變化，但是該監管資源的調整由于交易費用或者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存在很大的滯后性，即資源的調整速度或周轉率將大大落后于風險的變化速率，監管資源路徑將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與新的風險聚集與傳導機制不相匹配。反洗錢法人監管初始制度的選擇會強化現存屬地監管制度的刺激和慣性，法人監管的后續制度選擇也會強化初始制度的刺激與慣性。因此，法人監管制度的初始設計必須盡可能的與反洗錢工作實際相吻合，以使得后期制度設計對初始設計的依賴接近“諾思路徑依賴一”，克服對屬地監管或者法人監管初始制度的諾斯路徑依賴二，最終確保法人監管制度實施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四）法人監管制度應完善人民銀行總行與分支機構間信息通報共享機制

法人監管將弱化人民銀行地方分支機構對轄內反洗錢工作情況及風險掌握的全面性，跨區域監管也對人民銀行各分支行提出了新的挑戰。因此人民銀行總分行間或者人民銀行各分支機構間應進一步加強對監管資源與信息的通報或共享，建立協調互助機制，不斷克服在監管或監督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不全面問題。例如：分支機構對全國性金融機構分支進行巡查前，應能獲取人總行的日常監管信息；對轄區內法人公司設在轄區外的分支機構，應與對應的人行分支機構建立溝通交流合作機制等等。

（五）法人監管下應正確處理“法人監管”與反洗錢調查工作的關系

在反洗錢法人監管全面推進的同時，反洗錢調查機制應與其保持二元結構，即反洗錢案件調查工作應延續屬地管轄的模式。反洗錢調查工作具有較強的區域性，如果因“法人監管”而降低縮小調查的范圍，將大大影響調查的效益。2012年全國反洗錢工作會議僅要求調整反洗錢調查工作的流程，具體包括：“進一步規范反洗錢調查和可疑交易移送工作”、“加強對可疑交易報告線索的清理工作”、“繼續組織做好涉及洗錢犯罪的大案要案查辦工作”、“進一步增強反洗錢調查的敏感性”等方面，并未要求將“法人監管”的模式推行到反洗錢調查中。

（六）法人監管框架要求盡快修改反洗錢相關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

我國以“一法四規”為代表的反洗錢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基本立足于“規則監管”而設定，當前，法律法規或者規范性文件中的部分內容已經不適用于現階段“法人監管”的工作需要，客觀上亟待需要實施修改。例如：《反洗錢非現場監管辦法》第四條、第十四條，《反洗錢現場檢查辦法》第七條、第八條等等。

（七）法人監管工作應加強對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法人監管的經驗借鑒

人民銀行總行與各級分支機構的反洗錢工作應充分借鑒“三會”及其各地分支的經驗與教訓，爭取在法人監管試點與全面推進過程中少走彎路，快速、高效完成反洗錢監管轉型，促進反洗錢工作科學發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