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北大未名集團董事長、北京大學教授潘愛華博士榮獲2015年度伯里克利國際獎（Pericles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對新醫藥發展所作出的杰出貢獻，以及他運用生命科學和醫學的方法研究經濟問題所創立的生物經濟學理論。

頒獎儀式于2015年8月31日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亞大區（Calabria）卡坦扎羅?。–atanzaro）魯杰羅市（Torre Di Ruggiero）隆重舉行。在頒獎現場宣讀的頒獎辭為：潘愛華教授是生物經濟學說的首創者，猶如古希臘時代諸多哲學家，以他獨特的前瞻性思維，開創性地把生命科學和經濟學進行有機整合，創造出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基礎的生物經濟學理論，為人類發展提供全新的農業、食品、醫療和環境等相輔相成的、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伯里克利國際獎自創建以來，受獎人員主要為杰出的科學家，其中包括諸多諾貝爾獎獲得者。潘愛華教授是榮獲伯里克利國際獎的第一位中國人，也是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亞洲人。10月17日《中國經濟報告》記者有幸采訪到潘愛華教授，并對生物經濟學理論創新體系和中國的農業發展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在此分享潘教授的真知灼見，以饗讀者。

獲伯利克利國際獎的理論

中國經濟報告：可否簡單介紹一下你獲伯利克利國際獎的生物經濟學理論？

潘愛華：我在1995年的時候提出了生物經濟（Bioeconomy）這個概念，2003年發表了有關生物經濟理論的論文。生物經濟學是應用生命科學和醫學的觀點及方法研究經濟社會所產生的新的經濟理論和新的經濟模式。從狹義上來講，生物經濟學是應用生命科學和醫學的觀點及方法研究價值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規律的理論。這個體系主要包括三個層面：生物經濟理論、生物經濟模式、生物經濟產業。生物經濟理論主要包括十個理論：生物經濟學、新資本論、經濟基因學、經濟生物重組理論、股市醫學模型、生命的信息載體學說、三元論、社會基因學、管理信息不對稱理論、國家公司學說等。這個體系的第二個層面，生物經濟模式是在生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創造價值的新經濟模式，主要包括生物經濟社區、生物經濟孵化器、健康物聯網等。生物經濟產業是在生物經濟理論指導下，運用生物經濟模式，將大金融、大市場、大產業一體化協同發展所形成的產業。大產業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以生物產業為主導和核心，二是將現代科學技術應用于生物產業，三是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一體化協同發展。未名集團就是在生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運用生物經濟模式，發展生物經濟產業（圖1）。

中國經濟報告：生物經濟體系第二個層面中的生物經濟社區是一個怎樣的概念？是如何提出的？

潘愛華：我學過醫學、生物化學和經濟學三種學科，在我看來，家庭是社會的密碼，單位是社會的基因，社區是社會的細胞。所以，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應該以社區為重點和中心；改革也必須以社區改革為一個基本單元，而不能以孤立的單位作為改革的基本單元，人類的理想社會應該從一個個的社會細胞，也就是社區組成。生物經濟社區也可以通俗的稱之為“基因部落”，它依托生物經濟體系，享受現代文明成果，過著原始部落生活?！盎颉本痛憩F代科技成果，包括互聯網和身體健康等，原始部落生活指的是有鄉愁的美麗鄉村。具體到產業，生物經濟社區分為三個版本，用于解決三農問題：發展農業生產、農村新型城鎮化、農民和諧共生的稱為“未名公社”；用于發展旅游產業的稱為“旅游部落”，比如合肥半湯部落；用于發展養老產業的養老社區稱為“頤養部落”。生物經濟社區，是中國新型城鎮化的理想模式和人類未來的理想社區，也有助于實現百姓富、生態美的目標。

中國經濟報告：生物經濟產業和生物產業是類似的嗎？

潘愛華：生物經濟產業有別于生物產業，生物產業是大產業的關鍵組成部分，而大產業恰恰就是生物經濟產業的核心內容。所以這里有一個自上而下的邏輯關系，生物經濟產業包括大市場、大金融和大產業；而大產業下面又包含生物產業；生物產業又包括生物醫藥、生物農業、生物能源、生物環保、生物制造、生物服務等領域。

中國經濟報告：你對于“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在生物醫藥和糧食領域的應用有何看法？

潘愛華：“互聯網+”在我們的生物經濟體系中，我把它放入大市場里面。實際上很簡單，就是利用互聯網技術協同發展，通過“互聯網+大市場”的應用，達到實現農業各種資源的高效配置。

生物經濟時代的開拓者

中國經濟報告：未名集團與世界上領先的生物工程企業相比，具有哪些核心優勢？

潘愛華：未名集團在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始終堅持自己的夢想信念及創新引領發展的思路，在生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探索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獨特操作模式，有著獨特的研發思路，走出了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我們在生物經濟理論的指導下，運用生物經濟模式創立了生物經濟孵化器，這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重組模式。生物經濟孵化器組的對象提供全方位、個性化和保姆式服務。它有三個特征：有生命、可分裂繁殖和利益均衡。而常規孵化器利用的是數理重組和化學重組的原理對資源進行重組，所以它是無生命、低效的和利益不均衡的。

以未名生物醫藥工程為例，就是根據生物經濟孵化器的模式創造出的獨特發展思路，利用中國和未名集團的獨特優勢，創建新藥高效研發體系，把全世界新藥研發具有產業化價值的成果為我所用，整合世界醫藥資源，建立“新藥高速公路”，解決人類健康問題。我們對生物醫藥實施了一個叫“百千萬工程”的戰略規劃。第一步就是通過實施生物醫藥的“百人計劃”，引進百名一流生物醫藥人才。第二步就是通過構建生物經濟孵化器，孵化千個生物醫藥項目。通過建立“生物金融超市”，集聚萬億資金。生物經濟孵化器是一種具有生命力的重組模式，它可以分為五個步驟：目的資源獲得、資源重組、上市、融資和套現。

中國經濟報告：聚焦到糧食安全上，你認為應該如何做才能在讓百姓吃得放心的同時，又讓農民利益最大化？

潘愛華：第一，我們要高舉糧食安全的旗幟，但心里要有數，并不像“狼來了”的故事所講的，我們一直說狼來了，狼就真的會出現。我們現在并沒有狼，短期內也不有狼。不能被這種東西擾亂了我們的思維。

第二，建議成立糧食部。專門成立一個部門來負責糧食安全，而不是分攤在各個部門碎片化式的管理。這樣一是高效，再一個是可以把很多資源配置在產業上發展經濟。其余的生物，和人相關的事務由國家衛生和計劃委員會管理；人之外的生物，像農林牧副漁等，建議成立一個部，比如“大農業部”或“生物產業部”等，統一部署，統一管理，避免交叉管理。

第三，發展顛覆式農業。傳統的農業，以保障糧食供應為主，是不可能賺錢的，附加值也低。但是我們確確實實是有辦法在農業上賺錢。比如我們現在發展的生物經濟產業解決農業問題，就是因為它能賺錢。舉例來說，這一顆玉米，種下去以后，每一個成分都變成產品和商品。這里面可以分三個層次，這個玉米可以變成十到二十種產品，淀粉、氨基酸、乙醇等（圖2）。以前我們只講這個，但是現在多出來秸稈。用我們現在最先進技術去做，一噸秸稈可以純盈利3000元錢，一畝地大概可產出一噸玉米和0.67噸秸稈，和玉米是一樣的。所以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不是種玉米，而是種秸稈。

中國經濟報告：秸稈可以干什么呢？每年都有很多秸稈在地里被燒掉了，很難想象秸稈會和玉米有一樣的價值。

潘愛華：不是一樣，而是超過玉米三倍的價值。秸稈里面主要有三種成分：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質素。現在的加工都比較低效，所以成本很高。像木質素存在技術壁壘，很難實現。而依靠科技革命，這些都可以加工提取。此外，秸稈里面的液體部分，也可以利用。以利民33號玉米為例，它的液體含糖量大概是10%。將這10%變成糖又是價值。有的地方因為焚燒秸稈還會被罰款，這是很不劃算的。所以，發展生物產業能夠使產品的價值最大化。

以生物量最大的黑龍江一省為例，僅一省就有一億一千萬畝玉米，按照計算它大概有5000萬噸的秸稈，就可以生產2000萬噸的琥珀酸。一噸琥珀酸16000元，僅這一項就可以讓黑龍江增長多少GDP？不只是秸稈，還有水稻、小麥、很多枯枝爛葉。剩下的問題就是市場能不能消化？完全沒問題，因為纖維素乙醇是多少都能消化了的。但是現在生產纖維素乙醇的技術水平，只要油價跌到80美元以下，就不能賺錢，必須停產。而我們的技術，只要油價不低于30美元，就不用停產。所以必須要依靠技術革命。

中國經濟報告：農業高速公路是一個怎么樣的概念？

潘愛華：我剛才講了未名集團企業規劃是“一步兩個腳印，實現三大夢想”，一步就是生物經濟理論基礎，兩個腳印就是在生物經濟理論指導下，創立生物經濟模式，進而運用這些模式發展生物經濟產業要實現這三大夢想”，就必須創新，不走尋常路。因此，我們提出，要建設三條高速公路，建設新藥高速公路（新藥高效研發體系），為獨立自主解決中國人吃藥問題貢獻力量；建設健康高速公路（健康物聯網），為人們提供線上健康管理和線下健康服務；那么為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就需要建設農業高速公路。農業高速公路，簡單來說，就是講生物經濟產業的體系在農業中的應用。建設農業高速公路，需要將與農業相關的生產資料、技術以及資金、資源等要素高效配置到農業中來。

篇2

關鍵詞：三農問題；農村市場；農民增收城市化

我國“三農”問題長期存在，引起社會的重視卻是最近幾年，因為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我國的三農問題會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好不夸張地說,“三農”問題解決不了，就一定會發生社會的大動蕩?？梢哉f除腐敗問題以外，我國目前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如貧富懸殊、就業、貧困、人口、生態環境等均與“三農”問題有密切的聯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沿海地區的加工制造企業遭受嚴重損失，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占據了很大比重，而消費則顯得相對不足。近年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達到了72%，可見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國內需求，即拉動內需。而在國內需求的組成中，農村市場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梢赃@樣說，農村市場一旦崛起，我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紀元。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給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實際上，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買方社會，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國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對于大中城市來說，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經飽和。而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農民出現增收困難，使得農村消費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近70%，而消費額僅為全國消費總額的39%。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有很多的發展空間。假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長。而現實情況是，不僅像汽車、電話、大屏幕彩電、電腦、熱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農民渴望而不可及的。這些產品在城市中，已經很難再開拓大的市場，所以要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是必然的選擇。據統計，農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費需求，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增兩元的消費投資。但是，消費需求來源于經濟收入，沒有經濟收入的增長，拉動消費就是一句空話。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實際上可以帶動牽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梢哉f，農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農村落后的主要標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其關鍵就是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如果把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提高到城市水平，將會創造出巨大的市場，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環境?！叭r”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和政治問題。首先，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糧，心中不慌。吃飯沒有保障，一切都無從談起。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能夠保證，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仍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中國人口基數太大，而且還在增加。隨著人口的增長，對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中國人均可耕地面積還在不斷減少。任何時候，中國人民的飯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國人必須養活自己。三農問題不解決好，國家糧食安全就沒有保證。其次，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國，如果沒有2/3以上的農村人口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證廣大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穩定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國經濟要想獲得長足穩定的發展，就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叭r”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因素，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是要切實保障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給。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在指導思想上，必須始終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供給。

二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重要的是擴大農民就業。要內外結合、多措并舉，既要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做足種植業結構調整、耕地精耕細作的文章，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旅游觀光農業；又要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增收空間，還要廣辟外出務工經商的轉移渠道。把壯大縣城經濟作為一項大戰略，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加快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是促進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國現實情況下，城市化的含義不僅限于讓農民進城這一層面上，它的內涵應當是讓農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國民待遇，改變目前的城鄉兩種政策體制安排的局面。至少應包括兩個方面內容：取消包括戶籍限制在內的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和收費，給進城的農民以平等的國民待遇；改革現有的農村政策，給留在農村的農民以公平的國民待遇。

篇3

本文正是從我國當前“三農”現狀出發，通過分析“三農”問題的原因，強調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性，來尋求解決“三農”問題的出路與方法。

關鍵詞：“三農問題”；重要性；解決辦法

我國要想實現現代化，促進經濟的發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三農問題。由此可見，解決三農問題是至關重要，農村的經濟落后沒有得到發展，就意味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是十分緩慢的，“三農”問題在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顯得尤為突出。

一、“三農”問題的現狀

從總體上來說，廣大農村的現代文化程度十分低，發展嚴重滯后，城鄉收入差距過大，這就是如今“三農”問題的現狀，主要表現為：

（一）農村收入下滑，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擴大。近些年來農民的收入很不穩定，遠遠落后于城鎮居民的收入。農民的收入很不穩定，因為農民的收入主要依靠于土地，而近些年來地震，旱澇災害的頻繁發生，使糧食的產量大幅度下降，這就造成了農民的收入較低，而城鎮的經濟水平較高是因為城鎮居民收入不受自然的影響，城鎮居民的收入比較穩定而且還在持續增長，這就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二）農村的勞動力問題十分嚴峻。一方面由于我國如今從國外進口的農副產品價格低，質量好，這就給我國農民的生產活動帶來了巨大壓力；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影響，大部分年輕農民選擇進城打工，導致農村實際有效勞動力大幅減少。此外，農村的經濟水平低，對教育不夠重視，致使農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素質較低，而城市的現代水平提高后，工業生產對技術的含量要求提高，對工人素質要求相應提高，以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很難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三）農村的社會秩序較亂。農民的受教育程度較低，對國家的一些方針政策認識不足，在加上經濟水平較低，很容易產生一些不滿的情緒，他們用一些消極的方法進行抵抗，有些地區出現了暴力反抗等事件，而且農民對法律認識不夠，遇到侵犯人身利益的情況不懂得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只知道用暴力或者有一些其他不正當的方式解決，這些嚴重影響了農村秩序的穩定。

（四）農業資源短缺基礎設施落后。長期以來我國農業道路的不正確性給我國的農業帶來了嚴峻的問題，環境污染嚴重，生態平衡遭到破壞，這就使我國的農業失去了賴以發展的基礎，而且水土流失，水污染等問題的出現使我國的耕地面積逐年減少，在加上農業基本設施的落后，這都是我國的農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問題。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性

解決“三農”問題是我國當前面臨的重要任務，我國農村人口比例較大，而我們衣食都與農民有關。所以解決“三農”問題是十分重要的。我國想要實現現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必須要解決“三農”問題，在當今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收入問題。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這一目標有著直接的聯系，我國進行全面的改革要想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加快城鎮化的步伐，就必須實現農村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讓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滿足城市化發展的需求。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農村在改革開放的潮流中并沒有真正的受益，我國的農村還是原始農耕勞作，并沒有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而實現農業的機械化生產，農業的科技含量并沒有提高，現代化進程依然十分遙遠。如果這種現象一直持續下去，農村的發展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容易造成農村社會的不穩定，中國改革也會因此失去動力，現代化的發展也將會受到阻礙，對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起到阻礙的作用。我國是人口大國，俗話說的好“民以食為天”，吃飯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為了確保我們國家糧食的安全，滿足十幾億人口的需要，就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可以保證國家的穩定團結，實現國家的長治之安，可以使我國更好的推進改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促使國民經濟向持續健康發展的方向發展，最終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

三、解決“三農”問題，應采取的對策

（一） 調整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就必須要調整我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F在我國對國民收入的分配仍然不公平，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仍然傾向于城鎮，而忽視了對農村的投入。使農民不能同城鎮居民一樣享受平等的就業、受教育的機會。這是造成我國農村居民文化程度較低，素質相對較差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狀，將會造成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這不僅影響著我國農村居民的生活，農村的經濟發展，長此以往將會對我們國家的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如今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得到了基本的完善，而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仍然十分落后，農村的醫療保障制度還是不夠完善。農村對養老保險的認識不足，大多數的農民都片面地認為土地是他們生活的保障，必須改變農民的這一錯誤認識，而我們國家政府也應該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范圍，使農民和城鎮居民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進一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2]。

（二）改革我國的戶籍制度

我國實行的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由于我國的戶籍制度，使農民在城市中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我國應該取消這種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戶籍制度，這也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必要手段。只有取消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才可能和城鎮居民享有平等的待遇，可以在城鎮中找到一份較理想的工作，增加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減輕生活給農民帶來的壓力。

（三）增加國家投入

我國的土地面積遼闊，自然災害頻發，而農村對于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比較弱，所以我國家必須加大對農村的救濟力度，完善這一救濟體系，保障農村人民的生活水平，減少自然災害對農村人民的影響，使農村人口可以穩定的生活。此外，要增加對三農的投入。農業是一個國家不可缺少的產業，因此國家必須加大力度對農業進行保護。一些發達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十分的重視，我們也應該向發達國家學習重視我國農業的發展，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業的發展上，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從而減輕農民的負擔，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的村容村貌。

（四）支持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

鄉鎮企業的發展壯大不僅可以解決一部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問題，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發展農村的經濟，更有效的增加農民的收入。這些問題的解決是“三農”問題解決的基礎和前提。要想進一步增加農民的收入，就必須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向城鎮進發，以此來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力。這樣可以更好的提高農民的素質，增加農民的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的繁榮發展，同時也可以使我國的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

“三農”問題是我國長期以來必須要解決的一項重要問題，而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解決“三農”問題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國的國民素質，提高我國農村的生產力水平，進而促進整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繁榮發展，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更好的建成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篇4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三農問題已成為中國之痛點。說是國殤，也不為過。中國農民之痛苦和悲慘是局外人難以想見的。一部嘔心瀝血的《中國農民調查》成了讓人傷懷悲秋的“中國書”。人說：第一次現代化以工業經濟為引擎；第二次現代化以知識經濟為引擎。然而，對廣袤的中國農村來說，不少地區現在恐怕還處在前現代化時期或是第一次現代化的初級階段。

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難想像，知識經濟作為一種強勢經濟一定會打敗體力經濟這種弱勢經濟。那么，身處小農經濟或者近似小農經濟的弱勢經濟體系中的中國農民，他們的命運到底由誰來主宰？他們如何擺脫不幸？苦思之下，結論是：只有知識的力量和農民自我的覺醒才能拯救中國農民。只有農民自己的強大才能徹底改變其命運。

魯迅先生早年說過：人立爾后萬事舉?！叭肆ⅰ奔础傲⑷恕?，可以理解為獨立的人格、完整的權利、強大的自我。決定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畢竟是內因。三農問題的癥結是農民的發展程度偏低，是長期的教育落后和投資匱乏所導致的“深度能力貧困”。根據筆者對2000年“五普”數據的計算，我國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是7．1年（城鎮人口為9．4年），也就是初一文化程度，至于所受教育的質量就不好說了。所以，這里有個農村教育貧困的問題。農村人口受不到良好的教育，其危害至少有：

易遭受輕視；

缺乏發展的能力；

會淡漠權利保護意識；

難以把握自我發展的機會；

難以成為有組織的社會群體；

意味著多了消費力卻少了生產力；

只能對土地資源進行粗放的開發利用；

避免不了非農化的同時卻意味著逆向回歸……

篇5

［內容提要］：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是“三農”問題的核心，能否對其實現成功轉移是中國農村改革成敗的關鍵。本文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策略和異地轉移策略做了分析，認為在大力發展農村工業化和產業化的同時，鼓勵民工回鄉創業及大力引入城市資源，以形成城鄉良性互動的大好局面，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另一方面，我們在調整城市產業結構以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異地轉移的同時，我們還要鼓勵農民進城創業，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以推動就業。

“三農”問題就是對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總稱。具體的講，就是農業的增長與發展；農民現實的收入及其增長、未來的生活、職業等變化及由此帶來的問題；農村發展，包括農村經濟及社會的發展。農業、農村與農民三者之間的聯系是緊密相連而難以分隔的。其中，農民從事生產活動，創造價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環境條件，建設新型的農村；農民將所得收入用于增加農業投入，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梢?，在這三者關系中，農民是具有主動性的一方，而農業是農民獲取收入的源泉和進行勞動創造收入的對象之一，農村則是在農民通過勞動創造收入后進行改造、改變的對象。因此，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近年來，隨著農副產品價格的普遍下降，農民負擔日益加重，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困境越來越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業人口過剩，農民就業不足。據李子奈（2002年）對農業就業結構偏離度的測算，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中大約有1．4億人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隨著我國農業生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的進一步下降，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需要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增加。龐大的農業人口與有限的農業資源的尖銳矛盾，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

1．農業人口過多至使農業低效率。威廉·阿瑟·劉易斯（W·A·Lewis）認為，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比較多，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其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數，農民的報酬極低。按照他的邏輯，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畢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農民的收入將始終處于停滯狀態。

2．農業人口過多導致農民貧困。農業人口過多從兩方面直接影響農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農業收入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導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農業資源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造成農民就業不足。農民收入水平低，又會通過兩個途徑形成農民貧困的惡性循環：收入水平低　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農民謀生能力低　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擴大再生產投資不足　收入水平低。

3．農業人口過多影響農村穩定。農業人口過多通過兩個方面因素影響農村穩定：一是農民是農村不穩的經濟根源。當前農村77．5％的農民收入處于負增長，這是農村出現不穩定因素的經濟原因。二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低，自我保護能力弱，農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農業人口過多，且經營分散，使農民通過適當的形式組織起來形成利益集團的成本過高，至使農民組織化程度低，造成農民自我保護能力弱。

總之，農業人口過多形成農業、農民與農村問題的惡性循環。農業人口過多既直接作用于農業、農民和農村，又通過三者間的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惡性循環。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只能是減少農業人口的數量，轉移農村過剩的勞動力，降低農村自然資源的負載率，使農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配比逐步趨于合理，增加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人均資源空間。

二、“就地轉移”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基礎

小城鎮戰略是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方法之一，即“離土不離鄉”　的轉移策略。20多年來農村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已使1億多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另外，城市和沿海工業加工區也吸納了1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中勞動力與土地、農民增產與增收之間的矛盾。但也要看到，這種通常不伴隨身份轉變的轉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許多已從土地中轉移出來的農民不能專營工商業和服務業，許多人仍是游歷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兩棲職業者。已轉移的農民仍然把農村視為自己的家，保留在農村中占有的資源，就成為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理性選擇。這既使農業日益成為“業余產業”、“副業”，也不利于土地資源的規模利用。因此，現在實施城鎮化戰略必須著眼于農業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農業為基礎大力發展農村的非農產業，通過農村的工業化來形成和培育城鎮化的基礎，這才是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1．大力發展農村工業化

當前，我國鄉鎮企業已全面進入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在城市工業之外構建了“第二工業體系”，是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之一。截止2001年低，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達到1．33億人，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6．8％，大大緩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鄉鎮企業支付職工的工資總額已達8200億元，農民人均從鄉鎮企業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為850元，占全 國農民人均收入的34．4％；同時，鄉鎮企業的集聚會帶動農民集聚，進而勞動服務業和市場的興起，既促進了小城鎮的建設，又培植了小城鎮的產業基礎，并成為鄉鎮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城鎮化建設的經濟支撐。

2．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計，農業的充分發展，農業結構的優化，可吸納近一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不高，農業產業鏈短，附加值低。目前，發達國家對農產品的加工約占總量的80％，我國只占10－20％。發達國家食品工業產值相當于農業產值的2－3倍，我國還不到1／3。發達國家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的產值比例為2：1：7，我國正好相反，是7：1：2?？梢钥闯鑫覈r產品加工轉化增值的空間很廣闊，潛力很大。只要認真抓好農產品的加工與轉化增值，農業效益的增長大有希望。

3．鼓勵民工回鄉創業

大中城市作為一個開放系統，更容易給農民帶來現代觀念。美國著名經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阿瑟·劉易斯指出：“市民素質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轉移，成為與時俱進的現代工人和現代商人，又能為農業實現現代化培養一代現代農民?！鞭r民外出打工，不僅增加了現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更重要的是不少農民轉變了觀念，學到了本事。對這些經受幾年鍛煉，積累了一定資金，學到了一些管理知識，掌握了一定技術的農民工，要動員他們回鄉創業，擴大就業，把他們看作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表彰他們的創業事跡和先富幫后的奉獻精神，激勵更多的外出農民工回鄉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條件做出貢獻。

4．積極引進城市資源

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僅靠農村內部的資源，而是要統籌城鄉資源，跳出長期以來就“三農”解決“三農”問題的傳統思維局限，沖破歷史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格局，引導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下鄉，跨產業、跨區域重組資源，合理配置生產要素，從而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加快農村城鎮化和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業生產能力過剩，許多企業開工率不到60％。在這種情況下，城市資本所有者急于尋求新的投資方向，這就為將城市資本連同企業家、生產技術、管理經驗等一起引入農村提供了前提條件。

在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鼓勵農民就地走向現代化，并不是將農民堵回農村，而是應更加關注農村的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有效地擴大農村內部的就業容量。

三、“異地轉移”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

異地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特別是將這部分勞動力轉移到大中城市，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出路之一，也是實現我國現代化及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種思路。他的最大好處在于可以減輕農村人口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依賴與壓力，提高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效率；同時，他還能通過勞動力的城市遷移形成勞動力市場，在流動中確立勞動力價值，消除勞動力工資扭曲的現象，使全部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1．促進大中城市的工業產業結構升級和優化

限于我國尚有1．5－2億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和總體勞動力素質偏低的條件，我國工業結構優化戰略應以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為基礎主體，應以農村勞動密集型工業為加速工業化的推力，較快走完勞動密集型為主體的工業化階段，進入成熟階段。工業過程中，制造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最大比重，美國為26．1％（1926年），日本為27．4％（1973年），臺灣為33．5％（1985年），而我國目前只有15％左右。借鑒工業化較為成功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只要形成勞動密集型主導產業，抓住入世機遇，我國制造業勞動力份額可以再上升0－15個百分點，所吸納的農業勞動力絕對量相當于1990年農村新增的7500萬勞動力。

2．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發展還很落后，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就業比重高達60－80％，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種類有150個，而我國只有50左右。發達國家的社區服務就業份額為20－30％，而我國目前僅有4％左右。據推算，全國32個人口在百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個人口在50－100萬的大城市中，社區服務業可提供的就業機至少應在1500萬個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就可以大大緩解我國巨大的就業壓力。因此，解決就業問題在第三產業還能找到巨大空間。

3．鼓勵農民進城創業

大量農民進入城鎮需要大量的相應的就業崗位。在當前城鎮就業壓力加大的情況下，農民進城就業的難度更大。這就需要大力鼓勵農民進城創業，尤其是鼓勵農民在第三產業創業，因為目前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滯后，而該產業又是進入門檻較低、吸納就業人數較多的產業。政府應當制訂鼓勵農民進城創業的政策，要完善農村的土地流轉制度和貸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許農民以土地經營權為抵押取得銀行貸款等，從而增強農民進城創業的信心和能力。

4．擴大農村對外開放

擴大農村對外開放，開拓國際市場，有利于彌補我國農業資源的不足，拓寬我國農業發展空間和農業勞動力的就業空間，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深遠意義。要積極吸引國外的資金和技術，改善農業生產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擴大農產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術檢測壁壘，先行取消對具有比較優勢的農產品所征收的農業特產稅，適當加大農產品退稅的力度，增加農產品需求；在國外創辦農業企業，利用國外資源；促進勞動力輸出，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

篇6

一、“三農”問題的癥結

“三農”問題的癥結在于農業人口過剩，農民就業不足。隨著我國農業生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的進一步下降，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需要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增加。龐大的農業人口與有限的農業資源的尖銳矛盾，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

1.農業人口過多至使農業效率低。在我國，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剩余勞動力比較多，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其邊際勞動生產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負數，農民的報酬極低。在剩余勞動力未輸送完之前，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很難提高，農民的收入將始終處于停滯狀態。

2.農業人口過多導致農民貧困。農業人口過多從兩方面直接影響農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農業收入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導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農業資源由龐大的農業人口分攤，造成農民就業不足。農民收入水平低，又會通過兩個途徑形成農民貧困的惡性循環：收入水平低，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農民謀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擴大再生產投資不足，收入水平低。

3.農業人口過多影響農村穩定。農業人口過多通過兩個方面因素影響農村穩定：一是農民是農村不穩定的經濟根源。當前大多數農民收入處于負增長，這是農村出現不穩定因素的經濟原因。二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低，自我保護能力弱，農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農業人口過多，且經營分散，使農民通過適當的形式組織起來形成利益集團的成本過高，致使農民組織化程度低，造成農民自我保護能力弱。

總之，農業人口過多形成農業、農民與農村問題的惡性循環。農業人口過多既直接作用于農業、農民和農村，又通過三者間的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的惡性循環。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只能是減少農業人口的數量，轉移農村過剩的勞動力，降低農村自然資源的負載率，使農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配比逐步趨于合理，增加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人均資源空間。

二、“就地轉移”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基礎

小城鎮戰略是就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方法之一，即“離土不離鄉” 的轉移策略。勺窩鄉是納雍縣八個重點產煤鄉鎮之一，近幾年來大量煤礦企業的迅速發展，已使大部份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全身投入到煤礦企業，這為家庭增收、減輕負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農村中勞動力與土地、農民增產與增收之間的矛盾。同時也要看到，這種通常不伴隨身份轉變的轉移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使許多已從土地中轉移出來的農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這給工作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很多人仍是在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隨時轉變。已轉移的農民仍然把農村作為自己的重點，保留在農村占有的資源。這既便農業在日后成為“業余產業”、“副業”，也不利于土地資源的規模利用。因此，現在必須著眼于農業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農業為基礎大力發展農村的非農產業，通過農村的工業化來帶動農民發展非農產業，促使農民增收。

1.加快農業產業化步伐

具有估計，農業的充分發展，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可吸納將近一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不高，農業產業鏈短，附加值低。只要我們認真抓好農產品的加工與轉化增值，農業效益的增長大有希望。

2.鼓勵外出民工回鄉創業

大中城市作為一個開放系統，更容易給農民帶來現代觀念。農民外出打工，不僅增加了現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勞動生產率，更重要的是不少農民轉變了觀念，學到了本事。對這些經受幾年鍛煉，積累了一定資金，學到了一些管理知識，掌握了一定技術的農民工，要動員他們回鄉創業，擴大就業，把他們看作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表彰他們的創業事跡和先富幫后富的奉獻精神，激勵更多的外出農民工回鄉為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條件做出更大的貢獻。

3.積極引進城市資源

篇7

政界聲音：房地產不是洪水猛獸

“盡管今天有些城市、有些地區的房價很高，但是從全國普遍情況看，并不全是泡沫?！?/p>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曉強4月15日表示，不能把房地產看成洪水、猛獸，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張曉強是在參加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會期間做上述表示的。

張曉強表示，回想起大概在三十多年前，我的老家上海有很多家庭三代都住在一個房間里，十幾平方米住了幾十年，那是非常普遍的生活狀態?，F在，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很多的居民都住上了房，今天很多的老百姓改善了住房。盡管今天有些城市、有些地區的房價很高，但是從全國普遍情況看，并不全是泡沫。所以，我們要把我們好的繼續做好，把短處改善，而不要把房地產看成洪水、猛獸。

張曉強還指出，中國銀行業中跟房地產相關的信貸業，個人按揭大概占15%。房地產開發貸款，大概占比7%。兩者加在一起是22%。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表示，討論房地產的前景基本是一個偽命題，因為中國住房還處于絕對短缺階段。想不想根本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本解決三農問題？想不想克服老天爺給我們留下資源短缺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約束？所有這些重大戰略難題的解決只有一個出路，那就是讓大多數人住城市，就是發展城市化，城鎮化。這是一個無須質疑的前景。就如同我們無須質疑現在3歲和13歲、23歲的小伙子將來要不要娶媳婦。這是一個偽命題。

企業觀察：中國房地產調控初見成效

“鑒于剛性需求旺盛，國內房地產市場中長期發展仍比較樂觀。”

“調控效果在8月份可能會體現得更加清楚?！笔讋摷瘓F總經理劉曉光關于本輪房地產調控已初見成效的說法，在 “持續調控下的房地產創新”分論壇上，得到了與會嘉賓的贊同。

“這次調控是我碰到的最嚴厲的?！扁Ｖ脴I董事長王琳達說，她從1989年進入中國房地產領域，經歷了中國的幾乎歷次宏觀調控。她認為，這次調控“確實有效”，從今年二季度已開始逐步控制住房地產行業的過快增長，一線城市的市場反應已很明顯，二線城市也有所顯現。

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在博鰲亞洲論壇對媒體表示：“目前，房價還看不到會下滑的跡象，但是這個趨勢再發展下去就很難講了，因為現在還不知道政府是否會出臺更嚴厲的措施?！北粏柕绞欠駮霈F政策退出后，房價報復性反彈的情況時，許榮茂表示看不到該種跡象。

摩根大通中國區全球市場業務主席李晶說，“十二五”期間3600萬套保障房將極大滿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房地產市場從1997年發展至今速度很快，調查顯示89%的居民擁有自有產權住房，但局部高房價的矛盾也日益突出?！?/p>

篇8

[關鍵詞]“三農”問題城市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經濟發展

一、“三農”問題的現狀

“三農”問題與城市化、工業化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不實現農民的市民化、農業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目前“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收入增長問題。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一方面表現在農民收入的增長率不斷下降，另一方面表現在農民收入的增長率遠低于GDP的增長率和人均GDP的增長率。圖1顯示，從1994年后，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增長率急劇下降，從1994年的32.49%下降到2000年的1.95%，下降了30.5個百分點，2000年后雖有所上升，但仍低位運行，最高點也僅達到2004年的11.98%。與GDP的增長率相比，在1995～1996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農民收入狀況有了改善，但自1997年之后，農民人均收入就大大低于人均GDP增長率和GDP的增長率。

2．城鄉收入差距擴大

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一方面表現在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現在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上。圖2是1992～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的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在1994～1997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曾一度縮小，但隨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斷擴大趨勢，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2005年則達到了3.22倍。

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呈現出下降趨勢，1989年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下降到0.455和0.367。1989～2005年間，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下降了18.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雖有所下降，但仍高達0.455，僅下降了9.3個百分點，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差距由0.3個百分點擴大到8.8個百分點。由于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大幅度下降，城鎮居民總收入中通過農產品購買轉移到農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的下降則使更多的收入轉移到工業部門或城鎮居民手中，由于農村居民的比重超過城鎮，則上述數據顯示的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顯然使農民的相對收入進一步減少。給定恩格爾系數的這種下降的趨勢，則經濟增長率越快，農村居民對城鎮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3．農民購買力不足，農村市場難以啟動

由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比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消費水平遠比城鎮居民要低。一方面農村購買力水平較低。統計調查顯示，2005年在全社會最終消費支出中，占人口57%的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為19014.1億元，占居民消費支出的26.8%，而占人口43%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為51891.9億元，占居民消費支出的73.2%。從人均消費性支出來看，2005年城鎮居民為7943元，農村人均消費支出2135元，前者是后者的3.72倍，農村人均消費遠遠低于城鎮，農村市場還沒有啟動。從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來看，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耐用品擁有量遠遠低于城鎮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消費品農民買不起，2005年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洗衣機、彩電、冰箱、空調、電腦等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分別為96、91、135、81和42臺，而農村居民對其擁有量分別為40、3、20、6和2臺；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趨勢。從1991年的22.51%降到2005年的10.18%，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國農民消費不足是工業品大量過剩的最主要原因。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主要表現為第一產業的產值與就業的比重發生偏離。由表1可以看出，我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由1991年的24.3%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了11.7個百分點，下降幅度高達93%，就業比重由59.7%下降到44.8%，下降了14.9個百分點，雖然下降比率高于產值的比率，但下降幅度僅33%，遠低于產值的下降幅度。從產值與就業的偏差來看，在這16年間，二者的偏差并未明顯改善，在1991～1997年，二者的偏差曾一度縮小，但隨后又出現偏差增大的趨勢。產值與就業比重發生偏離，就業比重偏高，勞動力轉移緩慢。

二、“三農”問題的認識誤區

人們日益認識到了“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在“三農”問題的認識上仍然存在著幾個誤區：

1．以為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可以打開“三農”問題的癥結

在許多文獻中經常見到這樣的說法，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第一產業就業多和產值比重低是因為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低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是由于工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快于農業，因而必須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以提高農業的生產率和農民收入。但這種分析卻可能是完全錯誤的。

假定經濟中只存在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且農村存在著剩余勞動力，即勞動力流出并不改變糧食產量，同時假設人們對糧食的需求沒有收入彈性?，F給定糧食的初始價格，則農民的收入只取決于城市人口的數量或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各為50%，農民的收入將是糧食初始價格的2倍。若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1倍，只要農村勞動力數量不變，則農民的收入水平不變，只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糧食的產量超過需求將使價格下降，農民的收入反而會減少。這樣，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將完全取決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量，而與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無關，由此可以推論出，要使農民收入提高，必須把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農業部門收入的增長完全取決于轉移的勞動力數量。

采用生產率變動的方式解釋城鄉收入分配的變動也是不成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農村勞動力不變的條件下并不能增加農民收入，而只會增加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而且，一旦由于生產率提高使糧食的產量提高而超過需求，則會使糧食價格下降，農民只能是增產不增收。如果為了防止糧食價格下降而按當時的市場價格制定收購價格，農業生產率提高后將使糧食供大于求，同時，農民的收入將被穩定在制定的糧食價格上，農民也將根據這個價格決定產量。顯然，一旦把價格固定住，則限制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原因是農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對農產品需求的約束。

當然一旦農村不存在剩余勞動力，那么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毫無疑問會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會增加農村的發展?？墒窃谖覈r村剩余勞動力總量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一味地強調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不能解決“三農”問題，還會由于產生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而加劇它。

2．以為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可以解決“三農”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快速發展的鄉鎮企業，極大地緩解了農村過剩勞動力對經濟高速增長的壓力。鄉鎮企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國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納過剩的農村勞動力，而農民又可以接受極低的工資和生活條件，有不需要審批的極低的土地成本，還與中國原有的計劃管理體制和80年代初期80%的農村人口的特殊條件有關，比如投資的集中管理以及嚴格的戶籍制度阻止農民進城等。世界上還沒有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農村發展工業的。或許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可選擇的最好的發展方式，但鄉鎮企業只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階段。因為城市里的所有條件都要比農村優越，節省耕地、交通和信息發達、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會服務等都可以降低企業成本，特別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現代的城市生活。

鄉鎮企業的這種低工資成本的擴張在工業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擴大就業。鄉鎮企業為城市提供了廉價的基本消費品，同時增加了農村的就業和提高了農民的收入，這在中國可能是其它的發展方式所難以達到的。但是必須看到，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發展必然會帶來有效需求不足問題。這一點只要分析一下鄉鎮企業的成本和產品需求就清楚了，鄉鎮企業的工資水平是低到了工人根本買不起他們所生產的產品的地步，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的工人工資相對于平均每年15%以上的GDP增長率來講幾乎就沒有什么提高，農村居民靠鄉鎮企業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競爭還導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資增長率下降，目前基本消費品領域的需求嚴重不足顯然與此關系極大。1997年以來，隨著城市基本消費品需求的萎縮，鄉鎮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賴于出口，近年來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長率帶動的，而這種依靠低匯率的出口增長卻是不能持續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中國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的結果，因為中國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費品，而不需要進口的奢侈品和外匯儲備，而一旦出口的增長率下降，必然造成鄉鎮企業產品需求的嚴重萎縮。

鄉鎮企業的低工資發展所遇到的另一個障礙就是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雖然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鄉鎮企業產品的需求，但更會帶來工資率的上升而使鄉鎮企業的成本提高，更多的農村人口將向城市轉移，而不會永遠接受鄉鎮企業極低的工資和工作、生活條件，只要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加快，鄉鎮企業將難以維持低工資的生存條件。

總之，鄉鎮企業的發展是以城市的不發展為基礎的，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在收入和產業結構的流轉上似乎有成為第二個“農村”的趨勢，因此，必須加速城市化的發展來改變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方式。實際上，目前鄉鎮企業的發展已經開始向城市化的方向進展，珠三角地區和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越來越依托由大城市輻射所形成的城市群，從而把農村逐漸改變為城市，這個趨勢在東部沿海地區是明顯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的地區越來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邊地帶，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來更好地規范鄉鎮企業的發展呢？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選擇

近年來，國家針對“三農”和收入分配問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工業反哺農業，采用嚴厲的貨幣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產業投資和鋼鐵等基礎工業的投資，通過出口退稅刺激出口的增加等，這些政策在短期內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從長期來看則未必有良好成效。工業反哺農業將提高工業的生產成本而限制工業的發展，而只有工業的發展才能轉移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和真正“反哺”農業；不可否認，由于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發展到重化工業階段，基礎產業乃至房地產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最需要發展的產業，然而問題在于這些產業的資產值太高從而導致有效需求不足進而引發經濟波動，但是不能因此就限制這些產業的發展；外貿出口退稅雖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業，但換來的卻是增加注定要貶值的外匯儲備。

在目前中國農村人口依然占60%的條件下，采用緊縮政策不僅起不到降低資產值和改善收入分配的結果，而且會由于失業的大量增加使收入分配急劇惡化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我們否定了前面所提到的政策后，所能采用的政策取向就只剩下一條路，這就是擴張性政策，或者稱之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即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大幅度提高GDP增長率（如20%以上），這種擴張性政策與1998年以來所采用的政策不同甚至安全相反，以前的政策實際上是向著使經濟復蘇相反的方向進行的，比如提高資產值和刺激消費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工資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下降趨勢，企業和家庭資產的資產值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急劇上升，這種情況一方面造成居民消費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投資率居高不下并給投資者帶來更高的收益，因此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問題持續惡化。當前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朝著把政府支出用于能夠提高工資在收入中的比重和降低資產值的方向進行。這就不僅需要從總量上調節需求，而且特別要采用產業政策調節需求的方向，以從根本上扭轉決定市場需求的收入流向。如何扭轉市場需求的流向、甚至能不能改變市場需求的流向都是復雜的問題，比如目前能不能讓高收入階層都不買汽車、別墅而轉向基本消費品部門的投資來增加就業？這顯然是做不到的。我們也不能采用財政直接投資的方式來發展基本消費品部門，因為目前基本消費品部門生產過剩而嚴重虧損。我們需要找到整個產業結構中最關鍵的環節作為突破口，這就是通過城市化解決農村的三農問題。

從1980年改革以來，中國經歷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兩次高速增長的跳躍，結果是極其成功的，目前采用擴張性的跳躍發展，一方面是因為解決當前中國結構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術水平完全可能使中國在2020年實現農村城市化的目標，使所有農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完全應該達到或超過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二十年前的速度。只要我們抓住農村貨幣化和城市化這個根本點，同時理清市場機制運行的脈絡，這種跨越式的發展并不危險。

四、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加快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與城市化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不實現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在農村存在幾億剩余勞動力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極大潛力的條件下，對城市化的發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業發展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的就業崗位的限制。在二元經濟條件下，高速增長必然要求城市化的發展，即提高經濟增長率的目的是為了經濟的貨幣化，而貨幣化與轉移農村勞動力和城市化必須同時進行。

1．城市化——打開“三農”問題的鑰匙

城市化本身就是經濟發展，它與工業化和農村的現代化是一個含義。正是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城市化速度太慢了，無論與拉美國家7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還是和東南亞超過50%的城市化比率相比都是落后的，韓國和中國的臺灣省用了20多年的時間基本實現了城市化，而中國在20多年的時間里城市化的比率只提高了20%。就目前的技術水平來講，完全可以在未來的15年的時間里讓中國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從而使他們享受現代的科技和文化生活。實際上，現代的教育、文化以及產品的消費只有在城市里才是可能實現的，只有實現了城市化，才能提高人們對現代產品的需求，也只有實現了城市化，才能改善農村的教育、醫療等生活條件，因此城市化比技術和工業產值更重要。

在目前的經濟學中，城市化問題只是一個技術上的比較優勢問題，比如城市具有規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統發達，作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業、貿易快速發展，等等。但從城市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看，現代城市的發展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產生而發展起來的，城市是由多種產業共同構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這些產業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一種自發的市場經濟的城市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產業、商業和服務行業等出現大規模投資的機會，而城市人口的不斷擴張是保證需求和利潤增長的重要條件。

城市化和三農問題既是當前中國經濟的最薄弱環節又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不僅可以使高速增長的投資有了方向，還可以改變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規模的城市土地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將雇用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開發的收入用來開發廉價的商品房安置農村勞動力進城，像珠三角、長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鄉鎮企業發達的地區，可以就地建立城區與大城市相連，把大城市的區域擴大，城市建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同時，這種大城市的擴張還可以抑制不斷上升的市區的房價。城市化的發展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可以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并使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從而可以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全面進行農業經營方式的改革，通過農村產業化的規模經營提高生產率和采用新技術，使農村的收入水平提高，這又可以緩解農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壓力?？梢姡ㄟ^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與需求，使基本消費品部門的生產得以復蘇，進而帶動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高漲。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而其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使農民變為市民，使大量剩余的勞動力轉移出來。目前的問題是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速度相對于經濟增長率和工業部門的高速增長而言是太慢了，致使農產品需求受到嚴重的約束，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率遠低于工業部門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進一步使農業投入減少和技術進步緩慢。

從近幾年的經濟增長數據與勞動力轉移數據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的關系。圖4是我國1991～2005年名義GDP增長率曲線與第一產業就業比重變動曲線，由圖4可以看出，二者的相關性非常明顯。1992～1996年是我國經濟的高增長時期，平均年增長率達到25.20%，這段時間內第一產業人口轉移也較快，年均轉移勞動力近1000萬人，就業比重年均下降1.84%。1997～2002年，隨著名義GDP增長率下降，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大大減緩。2002年以后，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大幅減少。雖然近些年，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但是這種轉移速度相對于名義GDP的高增長來說仍顯得太慢。1992～1997年，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加快，農業勞動力的就業比重下降了8.6個百分點，而產值只下降了2.7個百分點。而在1997～2003年，由于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大大降低，就業比重僅下降了0.8個百分點，產值的比重則下降了5.3個百分點。

目前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與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統計數據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為這些貨幣統計數據所表示的只是能夠買得起什么產品，而不代表實際的生活水平，農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溫飽階段，這種收入水平使他們與現代生活和文化發展幾乎無緣，農村的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服務、娛樂等方面與城市相比可以說相差一個時代，目前有近40%的農村家庭連最能與外界溝通的電視機都沒有。這種與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又無法在城市里長期居住和獲得穩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著必須離開城市回到農村。

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與工業的發展速度相聯系，英國、西歐和美國城市化過程經歷的時間比較長，原因是工業的增長速度較慢，從而并不會帶來城鄉之間的嚴重矛盾，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速度極快，比如名義GDP增長率持續超過20%乃至更高，則必須加快城市化的速度，因為按照前面的分析，所有的貨幣投放或投資只能首先流入工業和城市，它只能通過工業部門雇用農村勞動力和購買農產品的方式才能流向農村。因此，城市化的速度一旦放慢，必然導致城鄉之間的差距急劇擴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嚴重下降時，也必然使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在這方面，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臺灣地區在高速增長時期取得了成功的經驗，而拉美國家則由于經濟的嚴重波動而導致了大量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和“城市病”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如前所述，在目前存在60%農村人口的條件下應該說別無選擇，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必須同時完成農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頓。一旦經濟增長率下降和放慢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就會造成巨大的城鄉差別。目前并不是在理論上論證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問題，而是農村人口已經進入城市的怎樣安置的問題，經濟增長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越多，問題就越難解決，拉美、印度、南亞以及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所有產業中是最慢的，工業部門通過引進國外的技術，在消費品生產領域已經接近世界領先水平，而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種植業在技術上幾乎沒有發展，農業機械化的速度更是嚴重下降的。顯然，在目前農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產性投入增加的。而農產品的價格卻不能根據成本提高，因為在目前的農業技術水平條件下，只要價格提高，農產品供給就會增加而使價格下降，而工業生產資料投入的價格卻不受限制。這使政府經常為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發愁，通過工業反哺農業增加農業的投入只能是不得已而為之，不可能取得預想的效果。因此，提高農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正常的發展順序是，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農產品需求的增加使農民的收入不斷提高，并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農產品的價格不斷提高，使農業的生產技術得以改進，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成，將形成對農產品正常的供求狀態，促使城鄉形成統一的勞動市場和工資率。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村城市化的過程是為大多數國家的經驗所證實的。

綜上所述，“三農”問題既不能單純依靠國家的各種支農措施，也不能在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前提下僅依靠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來解決，只有通過城市化的道路和經濟的高速發展的經濟來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到非農部門就業才能解決這一歷史性問題，為我國經濟進入現代化工業國家掃平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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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字】市場取向；縣城經濟；小城鎮

【摘要】由于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城市的發展不僅沒有帶動農村的相應發展，還導致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有新的發展思路。即要把城市和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統一規劃、通盤考慮，把城市和農村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因果關系，綜合起來6L＿想辦法解決。為此，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斷發展、壯大縣城經濟，促進小城鎮的健康發展。

一、統籌城鄉發展與市場取向改革

現階段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實質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實質是勞動生產率問題和城鎮化問題.20世紀40年代末，我國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僅從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得到較大幅度增長，其中的﹁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的數量不能隨著農業產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應減少，從而嚴重地制約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加入世貿組織后，許多人都擔心我國農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農民脫離農業的速度跟不上，使農民蒙受難以預料的損失。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我國農業結構的調整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致使我國農業領域里沉淀了過量的勞動力，這是農民依靠農業增收困難的深層原因。與此相聯系，由于我國農業的就業份額過高，導致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從1990年的4倍，擴大到2002年的5.3倍。這表明這段時間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應當如何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純收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時，幾乎都談到物化勞動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勞動的份額減少，過去勞動的份額增加，但結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總量減少，因而，所減少的活勞動要大于所增加的過去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頁)，在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客觀上存在著投資報酬遞減趨勢，農業勞動生產率往往因為勞動投入量的增加而趨于遞減。如果多余的勞動力未能轉移到農業以外的其他領域，則必然造成潛在的待業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農業勞動力都投在數量固定甚至日趨減少的土地上，則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種因為農業活勞動投入量過多而造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偏低，實際上是屬于不充分就業。這就說明了，對我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在農業部門中，僅僅節約勞動時間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富余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領域，才有可能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農業生產要素(諸如土地、勞力、資金)的配置起著調節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假設土地的邊際效益遞減了，就會有資金(技術裝備的貨幣形態)來替代它。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在于優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國農村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相對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價格甚為低廉，而其他相對稀缺的要素價格則是較為昂貴的，從而使得勞動力要素很難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勞動力則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不斷增加，使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近年來不僅沒有提高，反而趨于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率都產生不了，資金也就很難進入農業領域，在農業中物化勞動替代活勞動，資金替代勞動力的機制，也就很難形成。

本來，在難以改變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條件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收入的另一條途徑，就是通過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重新調整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讓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擁有足夠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城鄉非農業部門的擴張，還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將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這就很難在短時間內為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創造必要的環境條件。與此同時，我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地關系相當緊張，對于大多數地區的農民來說，除了土地，還沒有其他穩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進一步說，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情況下，耕地所承擔的農民福利保障功能，遠遠“超越”了耕地所承擔的生產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趨勢下，公平原則必然高于效率原則。這就必然極大地限制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綜上所述，當前制約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要素的流動不能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由于市場取向改革目標還漢有到位，市場體系發育還很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還沒有完全消除，使得農村嚴重過剩的生產要素(主要指勞動力)流不出去，農村甚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和人才)流不進來，一句話，正常的生產要素流動嚴重受阻。這是近年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增長趨于緩慢以及農村經濟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權和發展權還給農民。回顧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即中國農村必須經歷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導農民最終走上富裕的道路，從根本上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三農”問題。第一次是從僵化的農村體制下解放出來，把生產經營啟還給農民；第二次是從極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來，在農村地區發展

二、三產業。這兩次變革已經基本上完成，現在正經歷著第三次變革，即從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城鄉一體化，使農民同市民一樣，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二、統籌城鄉發展與壯大縣域經濟

從理論上說，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而如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有個突破性的提法，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是很有針對性的。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是重視解決“三農”問題的，但為什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過去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以及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僅僅把眼光局限在“三農”本身，即就“三農”論“三農”。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個新的提法突破了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舊框框，站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來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最近又出現一種傾向，即有些同志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簡單理解為跳出“三農”抓“三農”：即解決農業問題靠工業化；解決農民問題靠市民化(把農民變市民)；解決農村問題靠城鎮化。這種觀點有對的一面，但還不夠全面。正確的提法應當是：跳出“三農”抓“三農”與立足“三農”抓“三農”相結合。從我國國情出發，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和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如果農村經濟繁榮不起來，城鎮化進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現代化，“三農”問題也不可QB得到解決。所以，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及“三農”問題時，是用兩句話來概括：即“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集中表現。

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相對于城市，農村所蘊藏的潛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如何，在農村這個遼闊的區域內，總是蘊藏著比城市豐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級產品、勞動資源和自然資源。不僅如此，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多部門、多層次、多功能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和農村現代化的逐步推進，在農村區域內將會集中全國相當一部分工業、商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和其他服務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繁榮，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這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年末預報統計，2003年全國鄉鎮企業將實現增加值36600億元，支付勞動者報酬9000億元(農民人均910元)，吸納就業人員13500萬人(占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28%)。從總體上說，我國縣域經濟還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也可以說是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這就決定了縣委、縣政府要把農村工作作為各項工作的中心，縣域經濟要以農村經濟為中心。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其落腳點應放在縣、市，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最直接操作平臺。還須指出，縣域處于城鄉結合部，是城鄉匯合點，因而應該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與城鄉協調發展相比，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強調的不僅僅是城鄉共同發展，而且是城鄉相互融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互動式發展。從實際解決“三農”問題以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縣(市)這個層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為宏觀和微觀的結合部，在發展規劃的制定、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開發重點等一系列發展重大問題上，縣(市)都具有相對的、較大的自；其次，作為承上啟下的行政管理層次，具有比較完備的管理職能，Q8夠有效地調整縣域內各產業之間的關系，統一各部門的力量，兼顧縣(市)、鄉(鎮)、村三個層次，履行統籌、協調、組織、服務功能，統攬縣域經濟發展全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始終堅持“強省先強縣(市)”的原則，走出一條專業市場、塊狀產業和小城鎮建設相互促進，發展縣域經濟的獨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個縣、24個縣級市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310億元，占全省的71%；財政收入達283億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農村有2／3勞動力從事

二、三產業，農民純收入增量中有80%來自非農產業?？h域經濟的發展和壯大，不僅迅速推動浙江省成為全國的經濟大省、經濟強省，其在全國的排位，從第十二位進入前四位，而且顯著提高了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18年居全國第一，這正是發展縣域經濟的結果。

三、統籌城鄉發展與小城鎮建設

長期以來，在城市化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即認為城市化是為了解決現有城市建設發展速度問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設上，雖然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規模都有很大發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顯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卻明顯滯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視了農村自身的發展以及在農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就涉及到黨的十六大報告所論及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實質是什么?我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指它是和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換句話說，城鎮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逐步優化城鄉人口結構，為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創造所必需的環境條件。如果說，以往發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下運行的，始終沒有顧及“三農”問題的解決，甚至是以損害“三農”為代價；那么，當今的小城鎮建設則是著眼于解決“三農”問題的。也就是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核心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核心是城鎮化滯后。從黨的十六大報告的體系看，關于加快城鎮化進程的要求，都是結合著繁榮農村經濟的內容提出來的。

小城鎮是一個區域性概念，從狹義的小城鎮概念出發，小城鎮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鄉村的特征。小城鎮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個中心點為依托，以中心至輻射點為半徑所構成的區域網絡。所不同的是小城鎮的輻射點是周圍的村。換句話說，小城鎮最大的特點是建立在周圍鄉村的基礎上，作為小城鎮中心的鎮，它的形成、發展與周圍鄉村發展的特點，乃至興衰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開放20多年來，蓬勃發展的小城鎮已經成為區域性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擔當起帶動廣大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任，在農村居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革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富裕起來的農民，要求既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又得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鎮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小城鎮建設，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設施，極大地豐富了農民精神生活，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小城鎮的發展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因素。作為我國廣義城市的重要構成部分的小城鎮，不僅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當地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聯結大中城市和農村的橋梁。因此，小城鎮不僅要發展成為吸納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輻射的地區，同時也要建設成為具有一定輻射和帶動能力的農村區域經濟文化中心。

對中國來說，發展小城鎮是個大戰略，也是逐步變農村為城鎮、變農民為市民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是與農村工業化、農民職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織、同步運行的過程，是城鄉經濟發展、農村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其基本動力則是農村工業化。反過來，小城鎮建設又會大大推動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在過去的相當長時間，中國一直停留在農業社會，農民太多是其貧窮的根源，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就要讓農民減少下去。不把農民變非農民，中國就無法實現現代化。而小城鎮分布于廣大農村之中，既具有農村的某些優勢，又能發揮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設得好，對周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引力是相當大的，可以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棲息地和向城市化過渡的前沿陣地。況且，隨著小城鎮的發展，還可以逐步提升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幾年，國家城建部門在重視大中城市建設的同時，已經開始把重點放在鞏固、提高現有小城鎮方面，并在這個基礎上建設起一批起點較高、經濟和社會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鎮，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為依托、縣城為龍頭、小城鎮為網絡的城鎮化體系。這就是理想的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之路。

我國人口眾多，又處在經濟體制變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雙重轉折時期，無論是農村或者城市，就業壓力都相當大。這就給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帶來特殊的困難，這就決定了實現城鎮化目標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漸進的社會轉型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城鎮化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就業形式也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在相當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轉移方式。這是和我國農民缺乏社會保障聯系在一起的。對于我國農民來說，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土地不僅僅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且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對較高的經濟收入為目標和動力，因而基本上屬于一種經濟行為。一旦城市失去就業機會，或者城市就業成本過高，他們就會退回到農村，因為農村還擁有長期而又穩定的承包地。這就涉及到我們所要加以分析的“農民工”問題?！稗r民工”是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稗r民工”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和城鎮化的本質要求相背離的。許多“農民工”雖然在城鎮打工多年，卻始終是城鎮的邊緣群體。他們和原有城鎮職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勞動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勞動，也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由于有城市戶籍的正規就業職工的利益是剛性的，他們的工資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趨勢；農民工的利益則沒有保障，同時由于進城“農民工”隊伍越來越龐大，數量越來越多，供大于求的趨勢有增無減，使得“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越來越低，更談不上享受原有城鎮職工的各種社會福利待遇。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雖然已經從農村走向城鎮，卻不被城鎮所完全接納。這就不難理解，“農民工”現象的出現，是與城鎮化進程嚴重滯后聯系在一起。

篇10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途徑及對策

一、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現狀及影響

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指在一定時期、一定區域、一定的生產水平和技術條件下，農村勞動力供給量超過勞動力需求量的部分。在投入與產出關系上，農村剩余勞動力表現為新增農業勞動力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即使把這部分勞動力從農業中分離出去，也不會影響農業發展。

2000年，杜鷹主持的農業部課題組以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為基礎，對21世紀初期我國農村就業及剩余勞動力利用問題進行了預測：“十五”期末，農業剩余勞動力將增加到1.8億人。

規模如此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軍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表現在：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長期滯留在農業內部，嚴重制約著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二是與工業化進步的程度不相稱；三是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有差距。

二、城市產生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原因及其轉移的制約因素

由于我國農村人口數量眾多，農業現代化進程相對落后，因而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改革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貧富差距，增強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意識；“三農”政策的實施，給農村人口轉移帶來機遇。

但是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包括傳統的戶籍制度、差異化的城鄉教育體制、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土地產權制度等。加上城市化水平相對滯后，鄉鎮企業發展程度不足，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極為有限；勞動力市場不完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偏低，競爭就業能力較差，多集中在城市傳統部門等多重因素，共同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途徑及對策

總的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的渠道包括：農業內部吸納；就地或者就近向鄉鎮企業轉移；向小城鎮轉移；向大城市轉移；積極開拓國際勞務輸出市場。解決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關鍵在于做好以下三篇文章：一是將發展鄉鎮企業與建設小城鎮相結合，以此作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問題的根本途徑；二是將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合理流動，作為解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問題的重要途徑；三是繼續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有效發揮農業作為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的作用。

具體來說，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存問題，其轉移途徑和對策選擇有以下幾條。

（一）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改變現有的不合理的城鄉分割體制

首先，加快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實行城鄉統一的、允許自由流動的戶籍管理制度。可以采取國際通用的按居住地登記戶口的辦法，以身份證取代戶口簿，實行以固定住所和穩定收入為主要依據申報城鎮戶口的制度，盡快以導向性的準入條件替代硬性的進城人口指標控制，相應改變就業、入學、住房等規定，在權利義務方面平等對待新進城鎮落戶的居民。

其次，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增加對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投入，擴大醫療保障、勞動保障、生活保障等社保制度在農村的覆蓋面。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科學劃定最低生活保障線及制定養老保險的繳費標準，并將農民工以及在非正規部門就業的勞動者，如個體商販等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切實保障農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尤其對于農民工在跨省、跨縣市流動就業時，社會保險轉移的可操作性較差，應制定相應的政策解決這一問題。

（二）積極推動城市化進程，加快中小城鎮建設

加快建設中小型城鎮，升級產業結構，充分發揮城市的聚集效應，合理調整城鎮結構，尤其是發揮第三產業的勞動力密集型優勢，廣泛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

（三）增強鄉鎮企業活力，提高其勞動力吸納能力，鼓勵農民回鄉創業

國家應在產業政策、投資政策、信貸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加大對鄉鎮企業的扶持力度，讓其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積極引導鄉鎮企業對產業結構進行合理的規劃和調整，增強其市場競爭力。開辟融資渠道，廣泛吸引社會資金，增強鄉鎮企業的活力。積極引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大力扶持小城鎮第三產業發展，重點發展具有地區資源優勢、傳統工藝優勢、特定市場優勢的特色產業，優化鄉鎮企業結構。大力鼓勵和支持農民回鄉創辦中小型鄉鎮企業，自主經營，解決就業問題。

（四）盡快建立和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改善勞動就業環境

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實現城鄉統籌就業管理，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消除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政策歧視，賦予農民工平等的勞動保障權利。加強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服務，提供有效的勞動力供求信息，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引入就業中介服務機構，規范準入資格，做好崗前培訓，打破城鄉流動界限，促進勞動力市場的規范化和有效性轉變。

（五）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提高勞動力的整體素質

加大科教投入力度，增加農村教育的資金投入，擴大農村教育規模；改革農村基礎教育，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讓農村的孩子真正學到能夠安身立命的知識和本領；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對口培訓農村轉移勞動力，提高其理論知識水平和實際操作技能；重點提高農村基層干部、農民企業家和回鄉知識青年的素質，讓他們起到領頭羊和先鋒模范的作用。

（六）加快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業剩余勞動力實現內部轉移

建設現代農業，落實科技興農戰略，大力推進農業發展。引進最新科學技術、現代組織制度和管理方法，經營科學化、集約化、市場化、生態化的農業。第一產業向深度和廣度進軍，大力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加快發展林業以及水產養殖業和畜牧業，發展和推廣勞動密集型農業，以擴大農業內部的勞動力總量。加大農業產業化的力度，圍繞當地主導產業，將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聯結組合為一個新的產業體系，實行種植養殖加產供銷、農工貿一體化的經營，把三大產業有機地結合起來，促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促使農業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努力發展農村第二、三產業，在大力扶持鄉鎮企業和促進農村傳統商業、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產業發展的基礎上，促進農村的科技服務、信息咨詢、金融保險、旅游服務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如農村的觀光旅游業等。倡導以工業反哺農業，減少“剪刀差”帶來的工農不平等。從實際出發，積極引導農民“兼業”，即“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讓農民在農閑時通過打零工等方式輸出勞務，補貼家用，但又不必真正離開農村，這樣保證了農忙時家中有足夠的勞動力。

（七）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

政府應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以促進就業，并通過發展適當比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扶持和發展中小企業等促進就業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保制度等，使農村剩余勞動力享受到公平的待遇，為他們創造一個寬松和諧的就業環境。加強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信息服務。政府可依據失業率、長期失業者比例和不充分就業率等相關的社會經濟指標，抓好農民工失業監測工作，建立失業預警系統，及時采取必要的調控措施，如財政貨幣政策、勞動力市場政策、工資成本控（八）降低情感成本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不僅是一種經濟現象，更是牽涉到眾多農村家庭的社會現象，它關系著每一個相關家庭成員的情感體驗。政府應采取相應措施，如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移，提高待遇，促成剩余勞動力的舉家遷移，做好留守人員的安撫工作，真正落實休假、帶薪休假制度，并做好勞務輸出者回家探親的交通工作等，盡量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帶來的心理和情感成本，維護相關家庭的穩定與整個社會的和諧。

四、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意義及影響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有利于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農村經濟的發展、城鄉的一體化進程、改善區域人口結構、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并且能帶來增加產出總量、推進經濟增長、提高邊際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發展，擴大非農業利潤、加快工業化進程等轉移效應。

但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如留守妻子、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問題，造成農村勞動力年齡結構、智力結構的嚴重失衡，使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滯后甚至出現斷層，導致農業大幅度減產，造成城市生活的過分擁擠和治安水平下降，引發城鄉文化沖突，金融危機下出現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回流的現象等。

綜上所述，我們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應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實問題，積極引導其向著有利于農民自身發展和家庭幸福、社會公正和諧的方向發展，同時注意化解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努力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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