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融行業前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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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RUILIANAUSTRALIAPTYLTD,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7005)
摘 要:澳大利亞養老基金規模龐大具有海外投資的優勢。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穩固,隨著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和金融市場的逐漸開放,加上滬港通的正式啟動,澳洲養老基金投資迎來了與中國合作的良好時機。在利弊共存的澳洲養老金海外投資路上,澳洲與中國金融機構的合作前景值得期待。
關鍵詞 :養老管理基金;投資;創新
中圖分類號:F840.6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0-8772(2015)25-0268-01
一、澳大利亞養老金定義及投資現狀
澳大利亞養老金體系主要有三部分組成,超級年金、管理基金和政府補貼。其中,管理基金又稱信托投資,它是將投資人的資金由專業機構進行管理投資使養老基金增值的一種投資形式,其投資方式包含股票、債券、房地產和貨幣投資。
根據澳洲稅務局2015年上半年統計結果,澳洲目前管理基金規模正在逐漸擴大,總資產價值已超過49.5億澳元。海外投資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并且其投資方式主要以股票與房地產為主。
截至目前已有多家澳洲大型金融服務公司開展海外合作,包括安保集團(AMPLimited)和澳大利亞投資咨詢公司(AzureCapital)等,他們都將眼光放到了亞洲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人群中,特別是中國,預計這一新興階層將在未來花費數千億來購買保險、投資等金融產品。
二、澳大利亞養老金投資回報
據SuperRatings數據顯示,澳洲養老管理基金在2014年取得7.5%的高回報率。高回報主要是受到了澳洲經濟回溫的作用,同時世界經濟市場的推動也不容小覷。
中國作為澳大利亞養老金的海外投資國之一,其政治形勢愈加穩固,隨著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和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滬港通的正式啟動,澳洲商業投資迎來了與中國合作的良機。
安保集團在2014年以2.4億澳元收購中國人壽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9.9%的股權,自此安保集團與該公司的互利共贏模式又向前邁進一大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指出,今后幾年中國中產階段預計將達7.5億人,他們對保險、投資產品、財務規劃及高級金融服務的需求已整體提升。中國的基金行業總價值在2014年底已達到8000億澳元,并預計在2017年將上升至1.5萬億澳元。安保集團的投資基金安保資本中國成長基金創下了投資回報率55.36%的優異表現。安保集團進軍了快速增長中的中國財富管理行業無疑獲益匪淺,被投資的養老基金也可獲得高額回報。
三、澳洲養老金機構與中國金融機構進行合作的利弊
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以及中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加快構建,中國市場堅實的經濟基本面、巨大的增長潛力和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營造出的良好投資氛圍,時刻被澳洲投資機構所關注。
同時,滬港通的正式啟動也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與香港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中國股票市場自此進入新一輪牛市。這對于利用澳洲養老金投資中國股市的澳洲金融機構無疑是一利好消息。中國股市指數的攀升與澳洲養老金的投資回報息息相關。
中國住房市場興起多年,其房貸規模也在逐漸擴大,澳洲養老基金投資機構也著手于開拓中國房地產市場。麥格理銀行(Macquarie)的中國地產基金和安保集團的環球基金相互合作,共同致力于開發上海房地產,且他們都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前景充滿信心。麥格理銀行更是早在20年前就在上海成立麥格理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致力于開發上海房地產市場,收益頗豐。
另外,中國還加大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使外資的流入規模始終維持在較高且受保護的水平。
然而,盡管中國經濟正在加速與國際市場融合,并不斷提升對外開放的層次,但不少海外投資機構仍然存在些許擔憂。
2015年初,澳洲AzureCapital與華夏基金達成協議將共建基金投資中國股市。公司董事SimonPrice就曾表示,他們最擔憂的是中國市場缺乏透明度和信息是否可靠,再加上中國市場信息量龐大而繁雜,所以一個專業的本地合作伙伴是必須的,這也是他們與華夏基金合作的原因。
最近,中國股指大跌,跌幅觸及8年來最大單日跌幅。可見,中國股市仍然不夠穩定,安保集團亞洲證券部主管PatrickHo就表示,滬港通剛啟動的幾個月股市不夠穩定,中國政府也希望通過吸引更多外國機構性投資者來降低國內股市的波動性水平。因此,澳洲養老金投資機構與中國金融機構進行合作,機遇與風險需權衡。
四、澳洲養老金的投資前景
澳洲委員會東亞發展市場總經理凌德智指出,以中澳自貿協定簽署為契機以及中國開放市場的諸多舉措,澳洲銀行保險企業、證券基金公司等正面臨新的機遇,這也為澳洲養老金與中國金融機構合作創造了積極的條件。澳國民銀行、西太銀行、澳新銀行、聯邦銀行、安保集團、邦聯集團等澳大利亞的大型金融機構均希望開拓中國市場,而這些金融機構每家都掌管著數百億澳元的養老管理基金。
隨著澳洲和中國政治經濟的穩定與持續發展,以及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這些立竿見影的利好都預示著澳洲投資的機遇將更加廣闊,澳洲養老金機構與中國金融機構合作的氛圍將會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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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上世紀末,科技股泡沫破裂引發股災,美國道瓊斯指數曾于2002年最低下探7000點;2008年,那場始于美國的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道指在2009年3月創下了10年新低,但也是在跌至7000點左右開始收住下探的腳步。
7000點上下似乎成了美國股市堅不可摧的“鐵底”。
股災沖擊、金融海嘯席卷,道指卻為何沒有直落山澗,總能堅強地挺在半山腰?
更令人稱奇的是,今年3月5日,道指又突破了2007年10月創下的14198點的歷史最高點,再創新高。
反觀美國經濟,從2008年開始,美國經濟增長陷于停頓,同時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時歐債危機、財政懸崖、債務上限等等不斷襲擾。但美國股市卻為何能如此強勢,一路高歌?
相比之下,中國的經濟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近年來仍保持年8%以上的增速,但中國股市卻“熊冠全球”——自2007年底滬綜指從6000多點跌落后,近6年來始終在2000點上下徘徊。不僅被道指遠遠甩在了后邊,甚至為全球股指墊底。
美國股市為何會有“鐵底”現象?
……
美股“地質圖譜”
帶著這些問題,養老金融專家、中國人壽養老保險公司資產管理部總經理劉云龍對美國股市的“地質圖譜”——即股市的投資者構成進行了深入研究。
他發現,原來美國股市有一根“定海神針”,那就是養老基金。
劉云龍將美國資本市場的大資金細分為7大“地層”,逐層描繪出了美國資本市場的“地質圖譜”:
第一層是投資的存續時間最長的養老金;
第二層是投資存續時間稍短于養老金的保險資金;
第三層是投資存續時間較短的共同基金(不過由于大部分養老金是借道共同基金投資于資本市場的,這也就使得本來作為短期資金匯集的共同基金,其投資存續平均時間被拉長,成為美國資本市場的長期資金了);
第四層是投資存續時間略短于保險金的信托基金;
第五層是投資存續時間略短于信托基金的產業資本;
第六層是投資存續時間更短的商業銀行短期理財產品;
第七層是隨波逐浪、來去不定、快進快出的超短期資金。
相比之下,劉云龍研究中國股市后相應得出的“地質圖譜”結構則要簡單的多,基本只能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產業資本,第二層是保險及養老金,第三層是熱錢和散戶。
對比中美兩國資本市場“地質圖譜”就會發現,美國的資本市場是“金字塔形”的,龐大的長期資本沉睡地層,成為金字塔牢固的地基。
而中國的資本市場是“漏斗形”的,短炒資金規模龐大。在國際上投資存續期相對較短的產業資本,都已經算得上我國資本市場的“保駕護航者”,事實上也是中國股市的價值發現者和抄底逃頂的“先知先覺者”。
當危機來臨,不管在哪國資本市場,最先“出逃”的都是超短期和短期資金,其他層級的承受能力則逐級遞增。
但不同的是,當金融颶風來襲,中國股市的各路資金總是爭先恐后“集體出逃”,后果是顯見的——沒有“頂梁柱”的股市在颶風中只能轟然倒塌。
而美國市場的養老金、保險資金養老金投資的共同基金,則30年來與股市始終相濡以沫,遇到再大的風浪也不離不棄。
最終就形成了美國股市的“鐵底”現象:當金融浪潮將相對短期的市場資金裹挾殆盡的時候,資本市場的“基石”養老基金依然巋然不動,于是跌無可跌的市場就止跌回升了。
“有秉持長期價值投資理念的養老基金撐腰,美國股市才能在歷次危機中都屹立不倒,并在危機后迅速恢復。”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一份名為《美國養老金體系與資本市場》的研究報告這樣分析。
相濡以沫30年
過去的30年,美國股市與養老體系同步實現了非凡成長,二者互為因果,形成了良性互動。
私人養老金資產源源不斷地流入股市,才造就了美國股市的今天。對于美國養老金體系與股市結合的過程,劉云龍在《養老金帝國》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美國的金融史總是安排得如此巧妙和詭異:
1973年12月,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美國股市應聲下跌,1973-1974年的道瓊斯指數和標準普爾指數雙雙下跌超過40%。就在1974年,美國歷史上著名的《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即ERISA法案)獲得通過,于是偉大的個人退休金賬戶(即IRAs計劃)得以誕生。
也是1974年,美國《國內稅收收入法案》,開始對養老金投資收益給予免稅的優惠政策。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為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增長蒙上了更大的陰影,人們對經濟前景一片悲觀。同樣是在1978年,美國新的《國內稅收收入法案》得到通過,其第401條K項條款規定,政府為私人企業和雇員繳納的養老金提供稅收方面的優惠。相比1974年的ERISA法案,后者稅收優惠政策力度更大,對繳費和投資收益都給予了免稅的優惠……”
經歷了這兩個階段的“筑壩蓄水”之后,1981年,“401K”計劃正式與IRA聯袂登臺,成為美國補充養老保險體系的兩朵“鏗鏘玫瑰”。
此后,自1982年起,美國的養老金體系便開始向資本市場“開閘放水”。
從1982至2007年,有了“源頭活水”的美國股市,其道瓊斯指數在25年間上漲14倍,從1000點上漲到14198點。而這期間美國的GDP漲幅只有4倍,從4萬億到16萬億。
“不能不說,這期間,養老金是美國資本市場高速發展的第一功臣?!眲⒃讫堉赋?。
數據顯示,最近10年,美國私人養老金體系年均凈流入共同基金的資金規模為1238億美元,這成為推動共同基金業持續成長的不竭動力,也極大地穩定了市場信心。即使在2008年遭遇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養老金凈流入共同基金的資金仍保持正值。這正是美國股市遭遇重創之后能夠快速反彈的內在原因。
而高速發展的美國股市也給其養老金體系帶來了不菲的回報,實現了其資產跨越式增長。
同樣是在近30年間、美國GDP只增長了4倍的背景下,其養老金資產卻增長了20倍。
從1981年到2011年,美國養老金資產從1.1萬億美元增長到21萬億美元,增長近20倍。其中,美國聯邦社?;鹳Y產為2.6萬億美元,私人養老金資產為18.2萬億美元,養老金總資產為20.8萬億美元,約合130萬億元人民幣。
這一數目,相當于中、日、德、英、意、法6個國家2011年GDP的總和。甚至美國養老金資產也超過了2011年美國GDP的15.1萬億美元、銀行業資產的14.0萬億美元以及股票總市值的17.8萬億美元。
資料顯示,隨著私人養老金規模的不斷放大,其已經成為美國資本市場上最主要的機構投資者。2011年美國私人養老金資產的18.2萬億美元中,大約有50%的資金即9萬億美元直接投資美國股市。
長期資本的價值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總統里根實施的“長期資本戰略”、“美國強大戰略”(即強大的美元、強大的美軍、強大的華爾街、強大的技術)——前者是后者的戰略基礎。兩大戰略的實施,不但幫助美國走出“滯脹”困境,而且推動華爾街強勢發展。
同期,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養老金革命”和“金融革命”,幾乎同樣采取“長期資本戰略”,帶領英國走出了“英國病”困境,順利實現從“工業立國”、“貿易立國”到“金融立國”的戰略轉型。倫敦金融城也因此再度繁榮,成為與華爾街齊名的全球金融中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英國金融甚至超過美國,排名全球第一。
“一旦養老金長期資本穩健入市,中國資本市場和中國養老體系的共同發展也將無可限量。”多位養老金融專家這樣指出。
首先,養老體系資金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不僅能夠為資本市場注入源源不斷的資金,而且這種長期資金的沉淀性和增量性都很強,對資本市場的穩定和發展能夠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
正如美國股市的養老金長期資本,30年來與股市始終相濡以沫,遇到再大的風浪也不離不棄,屢次從危機中將美國股市托起。
其次,養老體系入市對于改變市場資金結構、完善資本市場制度以及培育長期價值投資理念,也能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中,除了社保基金外,主要由產業資本和短期資金兩股力量把持市場,短炒盛行。未來一旦養老金入市,其巨大的體量和長期投資的理念,將會在力量和價值觀念上影響中國市場。
長期以來,我國資本市場的制度變遷非常艱難,這被歸結為當前市場中幾大利益主體博弈的結果。
“在此情況下,養老金入市正是要用新的利益主體去制約舊有利益集團。因為養老體系一旦入市,這股力量強大而獨立,將給我國資本市場戴上‘緊箍咒’?!眲⒃讫堉赋?。
從更深層次看,眼下全世界都覺得中國現在不缺錢,但中國不缺的只是貨幣和流動性。事實上,唯有長期投資能夠推動一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可我們的長期資本恰恰是非常匱乏的。
篇3
本刊:在紅木家具行業,有很多企業家通過多年經營經驗,認為股市行情的變化可以作為紅木家具行業前景變化的一個可靠參考信號。比如,股市從2007年10月的6124.04直跌到2008年10月的1664.92點,也恰好是紅木家具行業從“一夜爆紅”到“大地震”的過程,你認為這種判斷是否成立?
張榮飛:首先,我認為股市行情變化與紅木家具行業行情變化具備一定的關聯性。這主要取決于紅木家具自身的某些特殊屬性,迄今為止,使用功能依然是紅木家具的首要功能,其審美功能、保值升值功能都是排在使用價值之后的。既然是家具,那就需要陳設于建筑居室之內。而股市與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恰好是相向的,房地產行業越好的時候,股市也是向上發展的。作為房地產行業產業鏈下游的紅木家具行業,發展自然也能受較積極的影響。從這個層面上而言,這種判斷有一定道理。
本刊:將股市行業看做一個對行業發展有前瞻性的參照物,這種現象在別的行業多不多?在其他行業中是否也存在同樣的參考價值?
張榮飛:股市是一個較能反應出國民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它對很多行業而言,都具備一些在戰略決策或者風險躲避方面的參考價值。但根據行業特性的不同,并不是所有行業都與股票行情相向。比如向郵幣卡行業、藝術品收藏行業、珠寶行業等在股市消極的時期,卻呈現出較強勁的發展勢頭。
本刊:當前紅木家具行業受經濟大環境影響,在發展方向上,有些許不明朗。請您從股市行情發展的角度談談紅木家具行業現在潛藏的危機,以及未來市場好轉的可能性時間點?
張榮飛:股市行情一般分為震蕩向上、震蕩向下與震蕩橫盤三種局勢,未來時間內,會逐漸向震蕩向上的趨勢發展,但受多重因素影響,這個過程會較為漫長。到2013年9月以后,將會引來一個較為平穩良好的發展時期。原因首先是政府會在打動內需方面出臺一些引導性政策,以此緩解勞動力、就業、物價壓力,進而激活股市;其次,養老金入市勢在必行。股票市場和養老金之間可以實現共贏,互有需求,相互促進。一方面養老金入市,有助于提升股市信心,也可以促進股票市場穩定健康的發展;第三,從整個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規律而言,經濟也需要近兩年時間完成調整再發展。就潛藏危險而言,就要看行業內企業的資金結構,如果企業貸款份額較大的話,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篇4
關鍵詞:以房養老;老齡化;政府主導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7-0087-02
以房養老又稱倒按揭,最初起源于荷蘭,以美國發展得最為成熟完善,后擴延至澳大利亞、日本、法國、中國香港等地,在國際社會已是一種比較成熟的養老模式,在實踐中又衍生出以房換養,租房養老,大房換小房等新形式,但都是以房產為依托。我國自2006年才引入“以房養老”的概念,作為一種新的養老金籌資方式,在未來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一、以房養老的運作機制分析
一個完整的以房養老運行機制離不開借款老人、銀行、保險公司、中介機構、物業公司、資產管理公司、政府監管部門的共同參與,各個參與主體缺一不可,需要密切配合,才能保證倒按揭市場的正常運行。
1.老年人與社保經辦機構簽訂委托協議,規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由社保經辦機構代為辦理住房反抵押貸款,老年人可直接從社保經辦機構領取貸款,作為補充養老金。老人對金融業務的了解是不完整的,相對于專業的金融機構在信息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由社保經辦機構代為辦理,以組織化的力量申請貸款,談判議價能力提高,利于維護老年人的利益。銀行與社保經辦機構做批量交易,比與一個個老人做單獨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且增加了交易量,獲得規模效益。在開展這項業務初期,互信缺乏,社保經辦機構是政府的辦事機構,對銀行和老年人來說具有公信力,更可信,促進以房養老的發展。
2.社保機構組織相關材料向銀行提出貸款申請,由第三方房產評估機構對老年人的房屋估值,人壽保險公司預期老人的壽命。銀行根據估值、預期壽命、利率等其他因素,確定適宜的貸款額度,簽訂合同。銀行應根據房產價值的不同推出不同的住房反抵押貸款品種。
3.由于這項業務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面臨更多的風險,合同雙方都應該購買保險,由保險公司或政府機構擔保。保證風險來臨時,彌補一部分損失。老人的房產是其唯一的大宗財富,承擔風險的能力很差,必須謹慎操作。
4.合同執行期間,老人應委托物業公司負責維護房屋,使房屋的正常使用價值不受損,收回后可以在市場上交易流通。這一點很重要,如果收回的房屋破敗不堪,或房屋貶值,銀行的預期收益就無法實現。
5.資產管理公司負責營運收回的房屋,取得自己的收益后,剩下的就用來償還貸款,營運房屋不是銀行和老人的強項,交給專業的資產管理公司,更利于房產的保值增值。
6.專業咨詢機構為各方提供信息服務。在市場中交易雙方都面臨著信息不對稱,金融機構不能完全掌握老人的工作經歷、健康、房屋狀況等,老人也不能對金融機構的業績、信譽、潛力等了如指掌,這可能會給雙方都帶來損失,盡可能消除信息不對稱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強交易雙方的互信、互利、互惠。在決策前接受專業咨詢服務,綜合多種信息,消除決策的盲目性。
7.政府負責監管整個業務流程。監管不僅指制定法律規范,還要有日常的監管,定期的檢查,或受理投訴,調解糾紛等,只有每一個環節都規范化,才能保證整個運行機制的健康、有序運轉。監管不是阻礙金融機構的創新和積極性的發揮,監管的權力要在適度的范圍內,目的是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保護各方的合法權益。
二、以房養老的制約因素分析
1.傳統觀念的阻礙。房屋是大宗不動產,傳統上是要作為遺產由子女繼承的。中國人傳統的家庭觀念很強,親人之間負有終身的責任。父母也總希望給子女留下一筆財富,這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而西方人崇尚獨立自主、個人主義,父母注意培養子女的獨立性,子女成年后要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他們基本沒有由子女養老的概念,主要依靠社會和自己養老。子女也不要求從父母那里繼承房產,老人完全可以憑自己的意愿處置房產。
2.政策法規缺失。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房屋抵押過程有銀行、保險公司、中介機構等多個主體參與,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規,規范操作流程,調整利益關系,解決糾紛。
3.房價不穩、壽命、道德等風險因素。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歷史很短,最近十年卻空前繁榮,房價持續上漲,遠高于多數家庭經濟能力,明顯有“房價泡沫”,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金融風險。倒按揭是以房地產市場基本穩定為前提的,上漲會損害借款人的利益,下跌會讓金融機構虧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性很大,政府未來如何調控尚不明朗,這會讓金融機構望而卻步。另外,合同的期限取決于借款人的預期壽命,由于信息不對稱,金融機構不可能準確預測借款人的壽命,這就存在逆向選擇的風險。合同期限越長,金融機構面對的風險越大,如不能獲得預期的效益,金融機構是不會涉足的。
4.二手房產市場發展滯后。我國房地產市場畸形發展,一級市場空前繁榮,二級市場卻相對冷清和無序。由于借款人抵押的房產都是二手房,要開展倒按揭業務,先要有一個健全的二級市場,保證金融機構待借款人過世后收回的房產可以順利流通,保值增值。我國的城鎮化尚未完成,房地產市場的剛性需求是存在的,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買新房,可以預測二手房市場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以后,要積極促進一級和二級市場的協調發展和規范化。
5.我國的房屋產權只有70年,70年之后怎么辦,政府沒有給出確切的解釋。這讓貸款機構顧慮重重,因為很多房屋的產權剩下的期限有限,如沒有及時出手,投入的資本可能血本無歸。另外,我國的建筑物平均壽命偏短,只有30年。且房屋的質量普遍不高,最后貸款機構收回的房屋可能已經破敗不堪,無法在市場上流通。且地方政府的城市規劃很隨意,一旦住宅區的規劃改變就會帶來經濟利益糾紛。
三、我國政府適度建設性介入以房養老的思路
以房養老是剛引入的舶來品,社會公眾不甚了解,金融機構也表現得很謹慎,政府也沒有全國性統一政策。目前多是學界的提倡和局部地區有限的試行,而京、滬、寧等地的試行并不成功,沒有發展為可借鑒推廣的模式,說明在當下我國推行以房養老還是有諸多困難的。因此,需要政府積極介入,培養起這個市場,也只有政府有這個能力。當然,堅持政府主導也不排斥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1.由社保經辦機構代辦,不以營利為目的。以銀行、保險公司和養老服務機構為中心的運作機制,現實中不易落實,金融機構畢竟是營利性的,他們關注的是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這可能會損害借款人的利益。老年人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對倒按揭也不盡了解,金融機構占有信息優勢。由社保經辦機構代辦,可以維護老年人的利益,兼顧收益性和公益性。
2.制定行業標準,指定審批一部分金融機構辦理。如美國是指定了6家企業從事,新加坡則是由職總英康保險合作社和華僑銀行開辦,有嚴格的市場準入標準,沒有完全放開搞自由競爭。政府對開展此業務的金融機構要進行必要的審批,獲得資質后才能進入這一市場。
3.宣傳引導,取得社會理解支持。美國自60年代推出住房反向抵押貸款,起初并沒有引起市場的熱捧,聯邦政府一直不遺余力進行宣傳推廣,至80年代才被老年人普遍接受。在我國,倒按揭還是一個新鮮事物,金融界和社會大眾才剛開始接觸,不甚了解,信心不足,需要政府大力宣傳解釋,消除社會上的猶豫和觀望。
4.提供政策法律的支持。美國政府頒布實施了《1987年國家住房法案》,提供一系列法律和制度上的支持。倒按揭市場剛起步,政府制定相關法律規范,出臺優惠政策正當其時,促進市場的完善和發展。不至于市場運行過程出了問題再倉促補救,早期就要做好前瞻性準備工作。
5.促進中介機構參與。倒按揭業務的開展離不開中介組織的參與,如房產評估機構對房屋估值,咨詢公司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律師事務所提供法律服務等。他們是運行機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否則就無法正常開展。
6.政府盡到監管之責,保監會、證監會、銀監會要協調負起責任來,或成立專門的監管機構,組成一個有效的監管體系。由于養老的敏感性,關系到數億老人的切身利益,無法承擔起重大的風險。
7.堅持公益性社會性與營利性的統一。倒按揭是為養老而設計的,具有明顯的公益性,同時為調動金融機構開展這項業務的積極性,又要保證一定的營利性。使老年人和貸款機構互利雙贏,老年人鞏固了養老的物質基礎,貸款人贏得合理的利潤。
8.政府要分擔部分風險,市場化運作總會產生一定的風險,政府應提供擔保。如美國就是由聯邦住宅管理局擔保,即使經營的金融機構破產,老年人仍然可以獲得貸款,保證貸款的正常發放和老年人的生活穩定。我國可以由政府出資設立專門的公司為倒按揭業務承保,或在合同中規定好雙方必須購買一份保險,這樣對借款人和貸款機構都能分散部分風險,減輕可能遭受的損失。
四、發展趨勢
以房養老的前景廣闊,現在的商品房90%為個人購買居住,房屋自有率80%以上,遠超出發達國家水平。二三十年后,當今天的中青年需養老時,會有非常可觀的規模效益,今天的障礙,那時或已不存在。以房養老還可以把業務范圍推廣到農村,新農保的養老金太低,且參保率很低,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更加短缺。他們多是有宅基地的,隨著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鄉統一土地市場的建立,也能申請住房反向抵押貸款,這將緩解農村老年人的貧困和養老困境。一個新事物從產生到成熟有一個過程,以房養老的前景很可觀,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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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企業年金,商業保險,保險公司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均收入和人均壽命的大幅度提高,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已不能適應人們對較高層次生活水平的追求,企業年金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逐漸被引入我國,并呈現出越來越大的市場需求。目前我國的企業年金市場存在著巨大的潛在需求。在國際上,保險公司始終是企業年金市場的中堅力量,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然而,我國保險業在企業年金市場上面臨著來自其他金融主體的有力競爭。在2007年11月第二批受托人名單公布之前,作為核心的受托人主體只有5家。但是隨著第二批年金資格的認定,出現了首批銀行受托人,還新增了3家養老險公司和1家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自此,3家銀行、3家信托機構和5家保險機構鼎足而立。銀行業獲得受托人資格意味著銀行機構不用新設養老金管理公司就能順利成為企業年金基金受托人,銀行有著更強大網絡、更龐大客戶資源和無可匹敵的信任優勢??梢哉f,受沖擊最大的是保險公司的市場。
那么,現在的問題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保險公司如何權衡現在和未來,如何參與企業年金市場呢?
保險公司利用自身產品優勢和技術優勢,依靠已有的經驗,以多重身份進軍企業年金市場,扮演好企業年金受托人、賬戶管理人和投資管理人,并大力發展團體年金業務,把企業年金市場做大,這既是保險公司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重要一步,也是保險業服務社會、加快發展的機遇。
一、我國企業年金市場的經營環境分析
1991年我國首次提出“國家提倡、鼓勵企業實行補充養老保險?!?000年,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正式更名為企業年金。截至2007年底,我國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已達3萬多家,參加職工超過1000萬人,積累基金接近1500億元。我國企業年金發展潛力巨大,據中國保監會預測,我國企業年金每年新增數額將達到1000億元以上,到2010年預計能達到10000億元的規模。另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我國企業年金的規模將高達1.8萬億美元,將成為世界第三大企業年金市場。但就目前而言,我國企業年金覆蓋面極小。據資料統計,2000年我國企業年金覆蓋人數為560.33萬人,占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員的5.36%,建立企業年金計劃的企業為16247家;2002年我國企業年金制度覆蓋人數增至655萬人,占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員的5.9%;截至2004年3月,我國企業年金制度覆蓋人數約為700萬人,占國家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員的6.012%,建立企業年金計劃的企業為22463家。而在西方國家,實行強制性企業年金的幾個國家的覆蓋率幾乎達到100%,其他實行非強制性企業年金國家的覆蓋率也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如奧地利為95%,美國、加拿大為50%左右。相比之下,我國企業年金的覆蓋面過小,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首先,從政策環境來分析。企業年金的政策環境主要是指對企業和個人的納稅要求和對商業養老金業務的稅收優惠政策,它直接影響著企業參與企業年金的積極性和投保型企業年金產品的需求強度、業務發展深度和廣度。我國現行的企業年金稅優政策既不統一也不明確,一直沒有出臺針對商業養老保險的“延遲納稅計劃”。而稅收優惠政策是各國鼓勵企業建立退休養老計劃和購買投保型年金產品的重要措施。近幾年來,政府相關部門明顯加快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步伐,對企業年金享受稅收優惠的政策也開始討論。
其次,從企業年金需求的角度分析。很多文獻在分析我國企業年金市場發展滯后原因時認為“由于我國經濟體制處于轉軌時期,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不好,企業年金的建立對大多數企業來說無疑是奢侈品”。且現實中的企業年金也僅在少數效益較好、經營穩定的壟斷性企業中建立,這似乎是上述觀點的有力證明。
誠然,在我國各行業之間差別很大,企業之間差別也很大。同時,特殊行業往往在企業年金計劃中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我國很多行業已經具備實行企業年金計劃的各項條件,如鐵路、有色金屬、煤炭、電信、石油、民航、汽車制造業、飛機制造業、鋼鐵等。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規模龐大,它們完全可以以行業為單位發起企業年金計劃,這種做法有利于從業人員在行業內的流動。從我國企業年金的發展狀況也可以看出,目前企業年金主要在國有壟斷性的大型企業中實行。2007年末,伴隨著年金管理機構對國內年金市場的發力,已經有一部分中小企業參加了企業年金計劃,但與我國近430萬家中小企業總量相比,也只是滄海一粟。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發展、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的穩定發展,企業年金計劃發展的前景將會更加廣闊。
最后,從企業年金經營主體分析。企業年金市場是一個多行業提供服務的市場?!镀髽I年金試行辦法》規定了參與企業年金市場經營的主體有銀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各個行業各有優勢與不足。其中,信托公司可以作為企業年金的受托人,而基金管理公司、證券管理公司將可能是主要的投資管理人,銀行是理所當然的年金基金托管人、受托人和賬戶管理人。而保險公司通過銷售投資連結、萬能壽險等產品,已經積累了賬戶管理人的經驗,保險公司具有很強的年金計劃的設計、銷售能力以及精算能力,其營業網點遍布全國的省、市、縣、鄉、鎮。同時,保險公司具有多年投資與運作的經驗。
從企業年金市場眾多競爭主體中選擇哪個金融機構,由企業年金理事會決定,選擇的依據是這些金融機構的資信狀況。因此,只有在長期的管理實踐中,積累雄厚的資金實力和抗風險能力、擁有成熟的產品設計和研發技術以及豐富的市場經驗的金融機構,才能在企業年金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也才能為企業年金需求者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二、我國保險公司在企業年金市場的定位分析
考察世界各國企業年金的運營模式,大致分成以下幾種方式:直接承付模式、保險合同模式、基金會模式和信托模式。
《企業年金試行辦法》確立了中國企業年金管理將以信托型為基本模式,采用兩種管理模式:由受托人擔任賬戶管理人或投資管理人的部分委托模式;由受托人選擇賬戶管理人和投資管理人的全部委托模式。
在《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出臺之前,除了社保部門經營企業年金之外,我國的企業年金市場主要被各家保險公司占據。從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國保險公司就開始參與企業年金的探索和研究,如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率先推出了團體退休金投資連結保險和團體年金(分紅型)保險,而后又開發企業年金賬戶管理系統。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到2004年3月由保險公司經辦的團體退休金計劃的企業年金資產和覆蓋人員所占份額均占
到30%的比例。這種由保險公司經營的企業年金業務就是投保型企業年金,也即企業年金的保險合同模式。
保險合同模式是指企業年金計劃發起人可以直接同保險公司簽訂保險合同,由企業和職工定期向壽險公司繳費或由企業直接為員工購買壽險公司的養老型產品的方式為企業員工提供養老保障。這種投保型企業年金以保單的形式歸在個人名下,主要在中小企業流行。對于中小企業來說,由于企業年金總量小,如果分別選擇賬戶管理人、投資管理人和托管人,支付的費用太高,而保險合同模式可以確保資金安全,同時還能降低成本。
從根本上說,保險公司在企業年金市場的定位應該是風險保障和資產管理。
企業年金業務與傳統的商業養老保險之間具有替代性,保險公司是否將面對兩難選擇?
從理論上說,企業年金的運行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商業養老保險業務的拓展。但若從我國企業年金的實際運行狀況來分析,這種擔憂就沒有充分的根據。
首先,根據兩個《試行辦法》,參加基本養老保險是建立企業年金計劃的首要前提。此項規定將使部分沒有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但有養老金需求的企業排除在外;同時由于建立企業年金計劃程序的繁瑣及管理成本問題,很多中小企業在企業年金前望而卻步,從而為商業養老金的發展留下了很大的市場空間.其次,企業年金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在各地區間的不統一,使得許多跨地區經營的大企業因政策的地區差異而產生管理上的不便,在選擇養老金安排時可能更傾向于建立商業養老保險計劃。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企業年金政策以及年金市場的發展狀況等,將影響保險公司養老保險業務的開展情況,但企業年金與商業養老保險之間沒有完全的替代關系,從長遠來看,二者完全可以平衡發展。
三、企業年金與商業保險協同發展
企業年金市場是一個多行業提供服務的市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7年11月19日公布了第二批年金基金管理機構名單。倍受關注的是有三家銀行獲企業年金受托人資格。這意味著銀行不用新設養老金管理公司就能順利成為企業年金基金受托人??梢哉f,銀行業獲得受托人資格,受沖擊最大的是保險公司的市場。
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保險企業應如何利用自身優勢,積極介入企業年金市場?在不同的政策導向下,保險企業在企業年金市場中可采取不同的戰略模式。
(一)保險公司作為資產管理人
首先,保險公司作為受托人,由其提供綜合的、捆綁式的年金服務,同時承擔賬戶管理人和投資管理人的角色,才能發揮其分賬管理和精算的優勢,還可兼得企業年金資產投資收益。事實上,在企業年金的運營管理中,投資才是最重要的環節,無論誰做受托人,都要找到最好的投資人。以目前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在股市和企業年金管理中的優秀表現,以及其公開透明的管理方式,他們是最受認同的機構理財者之一。所以對定位于專業技術性角色的保險公司來說,做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在集團經營模式下提供專業化服務。隨著我國金融混業經營趨勢的增強和企業年金市場的逐漸成熟,綜合性保險公司能夠成為企業年金管理服務的良好載體。如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旗下設有信托公司、壽險公司、證券公司,集團設有資產運營中心,則可采取由信托作為受托人、壽險公司作為賬戶管理人、將資產運營中心的職能與人員剝離到信托公司或證券公司作為投資管理人,或者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獨立運作,托管人則可以由合作銀行或是未來的參股銀行承擔。
最后,一些不具有規模實力和多種管理能力的中小型保險公司不妨開展有關企業年金咨詢業務。據中國養老金網的統計,現在具有單一企業年金資格供應服務能力的金融機構就多達61家。試想,客戶突然面臨幾十家年金資格的金融機構競逐,市場上若沒有強大的中介力量,如何維護委托人及受益人利益,保持市場的穩定與平衡。因此,開展企業年金管理咨詢業務顯得尤為重要。
(二)保險公司作為風險保障的提供者
對比企業年金的信托模式與保險合同模式,會發現:商業養老保險操作管理簡單,但是不能享受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而采取信托型企業年金制度,可以享受相應的稅收優惠,由職工承擔投資風險而減少企業的風險負擔;保險公司通過大數法則將年金的死亡率風險等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進行分散;在保險合同模式中,通常由保險公司等單一金融機構整合了養老計劃的全部業務,形成了綜合服務的規模優勢,可以大幅節省運營費用。
由此可見,保險合同模式較之于信托模式有諸多優點。而沒有出臺針對商業養老保險的“延遲納稅計劃”是制約保險公司開展投保型年金的政策障礙。
2007年11月,中國保監會《保險公司養老保險業務管理辦法》,鼓勵保險公司發揮專業優勢,通過個人養老年金保險業務、團體養老年金保險業務、企業年金管理業務等提供養老保障服務。
據悉,作為我國養老保障體制的重要補充——個人繳納商業養老保險制度,有望通過論證在稅收優惠政策上獲得突破,并進而在上海實行試點。來自上海保監局相關人士的消息是,受中國保監會委托,該局正在進行“個人延稅型養老保險運營機制”的研究項目。
其實,保險公司經營企業年金業務的優勢著重體現在其產品設計方面。保險公司可以通過開發銷售投保型產品的方式為中小企業員工提供養老保障。目前,國內保險公司經營的養老保險產品種類已達110多個,主要是一些傳統團體壽險和萬能保險、投資連結團體壽險產品。如何將商業保險產品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是擺在各家保險公司面前的重大課題。
因此,保險公司應該進一步發揮其產品研發方面的優勢,開發固定年金、變額年金、可轉換年金、開放式養老金賬戶等產品,增強產品的投資功能和賬戶管理功能,并提供多樣化的年金領取服務。通過積極發展商業養老保險業務,把年金市場做大,這既是保險公司提升自身競爭力的重要一步,也是保險業服務社會、服務經濟、加快發展的機遇。
四、結論
企業年金制度的建立為保險公司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企業年金市場是一個多行業提供服務的市場。因此,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保險公司應該首先明確自身及其主要競爭者的優勢和劣勢,并在自身比較優勢基礎上做出正確的角色選擇。
篇6
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資產荒”持續的背景下,多元資產配置的重要性凸顯。隨著基金產品的不斷推出,中國“基金中基金”(Fund of Fund,下稱FOF)市場或將迎來大爆發。
今年9月,證監會正式并實施《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指引第2號――基金中基金指引》,正式開啟公募FOF的大幕,行業格局將隨之變革。
根據中國基金業協會的數據,截至目前,中國公募基金產品數量達到3300多只,已超過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總數。且基金細分類別繁多而復雜,收益特征多種多樣,給投資者的選擇帶來了困難。
在華夏基金總經理湯曉東看來,隨著資產荒的加劇,公募基金需要滿足投資者多樣化資產配置、有效分散投資風險的需求。投資者很難有精力和專業知識尋找和管理自己的基金,而FOF產品可以解決他們的困擾。
從海外市場看,目前全球對沖基金FOF管理的資產已達4500億美元。美國共同基金中FOF規模占比超過10%,當前中國公募基金規模已接近8萬億元,如按同比例計算,未來中國公募FOF規模有望達到1萬億元左右。
FOF的出現意味著理財市場的進階和大眾資產配置時代的到來:在經濟下行周期,單一類型資產的投資風險上升,投資者需要靠合理的資產配置來獲得滿意的投資回報。
值得注意的是,FOF的作用是資產配置、二次平緩風險、追求長期的投資效率的提升,但FOF不是“萬能藥”,它很難給投資者帶來超額回報。一旦投資者發現真正的運作不如預期,甚至可能出現投資失敗,那時對FOF發展的影響是致命的。 箭在弦上
諸多公募基金正在積極準備FOF產品及相關程序。
據《財經》記者了解,國內首批FOF基金經理資格考試結束。包括平安大華、鵬華、建信、華安等在內的多家基金公司均有人員參與了此次考試,其中,部分基金經理已經通過了考試,正在準備產品申報。
目前業內普遍認為FOF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其資產配置、分散風險。多數基金公司初期推出的FOF系列產品將以資產配置型FOF為主。一些公募基金公司透露將以量化基金作為首要考慮的投資標的,部分公司的FOF團隊基本組建完成。
“公募FOF是否真正分散風險,取決于底層資產的分散程度,FOF并不是簡單的一籃子基金,如果買10只股票基金,10只基金全部重倉某個行業,可能還不如買一只跟蹤寬基指數的基金產品分散程度要好。而量化基金本身具有分散投資的特點,可以作為FOF投資理想的底層配置標的。”長信基金FOF投資總監鄧虎表示。
據博時基金總經理江向陽介紹,博時基金早在2014年已著手開發FOF業務,意識到以FOF為代表的多元資產管理業務市場前景廣闊,及時調整了投研架構,設立了多元資產管理部,專門負責國內市場FOF產品和業務的研發與投資管理,并按從低到高的風險特征,開發出了全方位的FOF產品線。
據《財經》記者了解,華夏基金目前專門成立了資產配置部門,已經準備了目標風險、目標收益、優中選優等一系列FOF產品方案。
10月19日,華夏基金宣布與全球領先的MOM/FOF管理人――羅素投資進行排他性的戰略合作。華夏基金投資總監陽琨表示:“FOF層面的基金經理一定要創造價值,不是簡單地選幾個好的基金。當下要做的FOF并不是簡單的一個新產品,而是投研體系升級換代的系統工程?!?/p>
據建信基金FOF業務投研負責人、量化衍生品及海外投資部總經理梁珉向《財經》記者透露,建信基金將首先布局以目標風險控制為基礎并加載養老概念的系列FOF產品。未來的核心策略是在控制風險的基礎上,實現多元資產配置下的最優收益。
海外的FOF管理模式分為三種:FOF管理人端、內部管理人和第三方投資顧問。目前國內公募基金亦多采用此類模式。
其中,內部管理人模式適合于產品線完善的大型基金公司,如國外的富達基金、先鋒基金等。這類公司旗下產品特點是種類豐富,投資風格多元化,風險控制能力突出,是FOF產品首選標的基金。短期內,內部管理人模式將更有優勢,它既不會產生業務上的摩擦,也不會有雙重收費的問題。
天弘基金副總經理周曉明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對基金公司來說,公募FOF目前最重要的選擇是“外采”還是“內采”,天弘基金首只FOF產品將以“內采”的方式來做。以天弘容易寶和旗下其他一些簡單清晰的基金產品為主要投資標的。內部已經準備了多套FOF的策略。
博時基金多元資產管理部負責人魏鳳春亦告訴《財經》記者,博時傾向于先采取內部FOF方式,測試現有FOF投資模型是否有效,再考慮將投資范圍拓展到全市場乃至全球,實現更多元化的資產配置。
對于產品線尚不完備的次新基金公司而言,發展內部型FOF顯然是“難為無米之炊”,因為內部型FOF要求股票類、債券類、海外資產類、股指期貨等大類資產的產品線較為豐富和完備。 挑戰和難題
10月24日,基金業協會《關于基金中基金(FOF)的基金經理注冊登記有關事項的通知》,對基金中基金的基金經理注冊登記相關流程進行了細化,并對FOF基金經理任職要求做出了詳細的說明。
《指引》明確指出,“規定基金中基金管理人應當設置獨立部門、配備專門人員,且基金中基金的基金經理不得同時兼任其他基金的基金經理?!?/p>
事實上,FOF市場由于自身的特殊性,管理FOF與管理傳統公募基金可謂天壤之別。FOF投資要求具備大類資產配置能力,而一般的投資經理只專注于某一個領域。
市場一些機構原做單只基金管理的,因為單只基金管理不好做,就開始做多策略管理,轉型做FOF。在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嚴弘看來,這其中的角色轉換很難。因為出發點不一樣,容易出現一些利益方面沖突的問題。管理單只基金和管理FOF的機構,必須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分界。
這對很多小基金公司來說是個挑戰。如果公司發行的FOF規模過小,另外聘請FOF基金經理的話,將會有一個人力成本的問題。據了解,今年上半年,很多基金公司都為此招兵買馬。
根據《指引》,公募FOF在投資策略上有“雙二十”的限制:除了FOF持有單只基金的市值不得高于FOF資產凈值的20%以外,新增同一管理人管理的全部FOF持有單只基金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凈資產的20%(ETF聯接基金除外)。
“這就逼迫基金公司外采。對于小基金公司來說,如果考慮外采,雖然豐富了產品線,但FOF基金贖回費率又成了問題?!北本┮患一鸸綟OF產品負責人告訴《財經》記者。
公募FOF還面臨一些基本的挑戰――投資者教育和流動性管理問題。
“公募FOF追求的是穩健的收益曲線和最佳的風險收益比,大量個人投資者追求短期收益的特點會導致市場大幅波動。如果FOF的產品設計不是很合理,一旦資金轉而追求更高彈性的股票型基金或直接撤出市場,造成短期流動性管理壓力,這也可能成為公募FOF的滑鐵盧?!蔽壶P春說。
在魏鳳春看來,低波動、絕對收益是公募FOF的特點,但相比于海外成熟市場,中國市場的投資工具仍較為有限,且投資者較為看重短期業績回報,這使得FOF展現其特點的難度大于國外。
FOF產品本身側重資產配置,需要產品的創新來為投資者創造價值,如果僅僅只停留在概念設計和產品營銷上,FOF產品的需求將很難拉動起來。美國主流FOF產品中的目標周期、生命周期產品在國內尚未真正開啟。
亦有基金經理抱怨對沖工具少、市場深度不足?!叭魏我粋€策略都有它的周期性,要想取得一個比較長期穩健的收益回報,多元化、分散化投資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國內市場的對沖工具不多,多元投資就很難實現?!币晃换鸾浝砀嬖V《財經》記者。 資產配置專業化
近年來,隨著個人財富的不斷積累,投資者對理財的需求不斷上升,除了傳統的基金公司,銀行、保險、券商、信托等各類機構紛紛開展資產管理業務,逐步形成大資產管理的格局。
“投資者的逐漸成熟,市場期待更科學的資產配置方式。”湯曉東告訴《財經》記者。為了適應這種變化,華夏基金做了很多戰略布局。比如10月,選擇與羅素投資,進行排他性戰略合作。稍早前的7月,選擇與磐安公司合作,設計出了一系列風險均衡策略產品――睿磐系列。
湯曉東給華夏基金定的戰略目標是:爭取到2020年,資產管理規模達到2.5萬億元。為了完成這個目標,未來將在三方面重點布局:第一,養老相關的資產管理;第二,給機構提供定制化的服務;第三,給散戶提供組合投資的解決方案。
“其實,這幾點都跟FOF有關,FOF對整個資管行業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睖珪詵|告訴《財經》記者,隨著FOF時代的開啟,基金行業的格局可能為之發生改變。
眼下全面去杠桿的市場環境下,國內資產管理市場已經進入了加速機構化的時代。“機構委外資金持續增長,與之相關聯的資管模式已經開始呈現分工細化的趨勢?,F在機構的資金充足,FOF是很好的消化資金的方式?!比A南一家基金公司總經理告訴《財經》記者。
此前,FOF在國內主要是以私募產品為主,市場絕大部分份額一直由第三方理財機構掌控,從收益表現和風險分散效果上看均不盡如人意。而此前國內公募基金公司的FOF經驗大多來自于專戶業務。但是公募的FOF才是趨勢。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副會長鐘蓉薩此前表示,基金公司未來應該在FOF上積累經驗、積累教訓,提高自身的產品設計能力和資產配置能力來為養老金服務。
去年8月,《基本養老保險金投資管理辦法》正式,首次明確規定了地方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對于股票、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股票型養老產品的投資比例不能超過養老基金凈資產的30%。
“養老金對于大類資產配置的需求會強于對股票單一資產投資的需求,最需要多元資產的配置。因此發展公募FOF滿足養老金的資產配置需求適逢其時?!睖珪詵|告訴《財經》記者。
美國的經驗顯示,養老金是FOF極為重要的資金來源,并促進了FOF產業的快速發展。截至2015年底,目標日期基金和生活方式基金兩類基金凈資產合計占共同基金行業總值的63.9%,而來自DC計劃和IRA計劃的資金規模占兩類基金凈資產的比例為72.2%,即美國整個FOF行業中,46%的資金來源于養老金。
有機構預測,隨著中國養老金改革的深化,未來十年中國養老金平均增長速度將超過15%,預計到2025年總規模有望達到45萬億元,屆時FOF產業規模將突破2萬億元。
湯曉東告訴《財經》記者,未來養老產業相關的產品規模將會占到華夏基金總規模的一半以上?,F在華夏基金總規模上萬億元,企業年金760億元左右。將來養老產業的規模,華夏一家都可以上萬億元。
縱觀海外,伴隨著資產管理規模的增加,單一資產類別主動型資產管理人的業績逐漸趨于平庸,面對這種現象,Fidelity(富達)轉型為向客戶提供定制化產品解決方案的資產管理機構,在為客戶帶來收益的同時獲得了巨大成功;類似的還有Bridgewater(橋水)、BlackRock(黑石)等。
篇7
[關鍵詞] 養老保險 世代交疊模型 可計算一般均衡
養老保險從實踐到理論方面都是非常復雜的問題。從實踐方面看,養老保險覆蓋面廣、成本高,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無論是工業化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倍受困擾。從理論方面看,養老保險涉及多個領域:它的資金籌集具有和稅收等同的效應,它的資金使用屬于公共支出理論范疇,它對兩大要素市場――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都有重大的影響,另外,它還直接改變社會成員在代內(Intra-generation)和代際(Inter-generation)的福利。因此,養老保險理論可以認為是稅收理論、公共支出理論、勞動經濟學、金融理論、生命周期理論和世代交疊理論等的綜合。
一、國外研究現狀
現代意義上的養老保險制度始于1880年代的德國,二十世紀初學術界開始對這一領域進行研究,之后的研究范圍和方法不斷深化,迄今為止,已經形成一個專題研究領域。
1.養老保險理論的發展
早期的養老保險理論始于1920年代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庇古認為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因此實行普遍養老金制度,既可以增加全社會的經濟福利,又可以通過有效的收入轉移支付來實現社會公平。凱恩斯學派主張對老年人、失業者等收入能力弱的人加以保障和救濟,可以刺激消費需求,從而削弱有效需求不足,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這一時期的養老保險研究主要是概念上的定性考慮,凱恩斯之后,出現了一些和養老保險相關的定量研究。
養老保險本質上是一種代際福利交換關系,Lerner(1948)在研究政府債務問題時,注意到了代際福利的不同負擔。Lerner把政府債務分為內債(Internal Debt)和外債(External Debt),他認為兩者導致的代際負擔是不同的。首先,內債不會對未來代產生負擔,原因是這些債務僅在未來代成員之間分配。當成員A償還債務給成員B時,A的消費能力降低,但B的消費能力相應上升。從總體上看,未來代的總體消費水平沒有發生變化。Musgrave形容這種觀點為“從右手交給左手”。但如果是外債,情況就不同了。如果政府借外債來為某個公共支出項目(譬如社會保險)融資,現存代的消費能力提高,但未來代要償還這筆債務,規模為本金加上利息,其消費能力相應削減。這樣未來代實際上負擔了這筆外債,除非政府將外債用于投資項目。如果項目的收益率高于外債利率,未來代福利可以得到改善;如果收益率低于外債利率,未來代福利還是會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由于Lerner對“一代人”的界定是在給定時期內所有存活的人,其定義過于籠統,之后的學者(Samuelson,1958;Diamond,1965)對此加以改進,將“一代人”限定為同一時期出生的人。這樣,在任一給定時期,就有很多不同代的人交互作用在一起,因此被稱為世代交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模型,被稱為世代交疊模型(Over 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簡稱OLG)。代際福利后來成為養老保險的核心問題之一,而世代交疊則成為養老保險領域的基本動態模型。之后養老保險開始分化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
一般認為,對養老保險理論的系統研究始于1970年代的Feldstein,他專門考察了養老保險對國民儲蓄的影響。Feldstein認為養老保險對國民儲蓄有三種不同的效應,即財富替代效應(Wealth Substitution Effect)、退休效應(Retirement Effect)和遺產效應(Bequest Effect)。這三種效應中,財富替代效應會減少國民儲蓄,而退休效應和遺產效應會增加國民儲蓄,因此總效應是未知的。Feldstein(1974)對美國的養老保險體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財富替代效應占據主要地位,導致的國民儲蓄減少大概為2/3。在后續研究中(1981),他對模型進行了修正,計算得到的儲蓄率減少有所降低,不過替代效應依然明顯。然而這一領域目前并未形成定論。如Leimer和Lesnoy(1982)的研究顯示,和Feldstein的結論相反,養老保險對國民儲蓄的總效應是正向的。
養老保險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也很顯著。從資金來源看,工業化國家的養老保險籌資來源主要是社會保障稅。1960年代,Harberger(1962)等學者大力發展了稅收負擔(Tax Incidence)理論,定量研究的稅收理論得以快速發展。社會保障稅的研究隨之發展,其中以社會保障稅的稅收負擔理論最為透徹。稅收負擔理論認為社會保障稅是對勞動力市場征收的從價稅,如果勞動力供給彈性不變,需求彈性越大,稅率變動對均衡凈工資的影響越大,勞動力提供方承擔更多的負擔;當勞動力供給彈性或需求彈性很小時,勞動力均衡數量變動很小,基本不受稅率的影響。Engen和Skinner(1996)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對美國男性的勞動力彈性進行了測算,發現供給彈性在0~0.1之間,他們推斷社會保障稅上漲對勞動力均衡數量的影響很微小,實證研究結果也進一步證實了他們的推斷。
養老金的使用情況也會影響到勞動力市場,其效應主要體現在對個人退休時機的選擇上。Gruber和Wise(1999)對11個工業化國家的養老金情況進行了計量分析,發現法定退休年齡對真實退休年齡影響很大。譬如,1930年的美國沒有養老保險體系,超過65歲的男性仍有54%在工作;而在1990年,養老保險已經實現完全覆蓋,超過65歲的男性就僅有17%仍在工作。
為了更好地反映養老保險在財政政策中的跨期影響,Auerbach,Gokhale和Kotlikoff(1991)提出了代際賬戶(Generational Accounts)概念。此前,無論是投入產出表、社會核算矩陣、還是財政預算科目,都不能很方便地反映各代之間的福利平衡和隱性債務問題,而代際賬戶的出現解決了這一問題。代際核算方法指明了政府要遵循代際預算約束,即政府將來所有支出的現值減去政府現在的凈財富,必須等于現存所有代的成員的代際賬戶值與未來所有代的成員的代際賬戶值之和。使用代際核算方法為研究養老保險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思路,相對其它核算方法,它更加關注資金在政府和成員之間的分配,明確地體現了隱性債務問題,更好地反映了代際之間福利狀況。另外代際核算方法不但考慮財政政策和代際分配政策的短期影響,更衡量它們的長期影響。這種方法自從1991年被提出后,美聯儲、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采用這套核算體系來分析養老保險等長期財政政策,目前有近30個國家開始引入該核算體系。
此外,用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ics)的方法來研究養老保險的趨勢值得注意(Vincenzo,Profeta,2002)。這類研究往往從公共選擇角度,用投票機制考查養老保險。Casamatta,Cremerand和Pestieau(1999)把個體投票者按年齡和收入分類,設計了一個兩代養老保險模型。模型顯示,中等收入成員逐漸成為投票主體,往往導致現收現付體系成為多數票(Majority Voting)選擇。
在養老保險政策設計方面,世界銀行下屬的人力發展網絡社會保障小組將主要用于商業保險公司的精算原理推廣到更大范圍――即一個地區或國家,配合其它數學模型,開發了“養老金改革方案模擬工具包”(Pension Reform Options Simulation Toolkit,即PROST)。PROST以人口狀況、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形勢等統計資料作為依據,可以模擬未來近百年的人口結構、養老保險金收支和隱性債務發展趨勢等情況。PROST目前在80多個國家運用,已成為養老金改革的標準精算軟件。我國在遼寧省進行養老保險試點過程中,應用PROST精算出未來50年養老保險基金收支情況和隱性債務,為有關部門和決策機構制定養老保險政策、編制養老保險預算提供重要依據。
2.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以上理論大部分屬于局部均衡分析。局部均衡理論可以分析相當多的養老保險問題,而且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功。然而局部均衡的局限在于割斷了不同市場之間的聯系,因此,在考察養老保險這類涉及領域眾多、對經濟整體沖擊顯著的問題時,局部均衡分析有時就與實際情況偏差甚遠,必須要借助更為有效的分析方法,即一般均衡理論。一般均衡模型的復雜性和難度遠大于局部均衡分析,但它能夠反映對經濟影響的全貌?;陴B老保險的復雜性和對經濟的廣泛影響,用CGE模型進行研究可以得到更細致和深入的結果。下面介紹一般均衡模型在國際上的發展情況。
Johansen(1960)構造的描述挪威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被廣泛認為是第一個CGE模型。在其后的40多年里,CGE研究發展很快,在理論基礎(Arrow,Debreu,1954;Harberger,1959,1962,1964等)、應用研究(Ballard,Fullerton,Shovenetal.,1985;Shoven,Whalley,1984,1992;Auerbach,Kotlikoff,1987等)和模型計算(Harrison,Pearson,1996等)方面大大完善。CGE目前不再是一般均衡的簡單數學表達,它已經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分析性框架和工具。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應用于哪一領域,就形成哪一領域的CGE模型,這些領域包括:經濟發展、經濟轉型、國際貿易、財政政策、稅收政策、糧農問題、環境保護、能源經濟、土地資源使用等(Devarajan,Robinson,2002)。
CGE模型依據考察對象的時間屬性,可分為靜態模型和動態模型。其中靜態模型只考察一期的均衡情況,而動態模型則要考察兩期及以上的均衡情況。目前實現動態模型的兩種主要框架是遞歸動態(Recursive Dynamic)模型和跨期動態(Inter-temporal Dynamic)模型。遞歸動態模型中,各行為主體逐期做決定,首先算出第一期的均衡解,由于投資和資本存量存在關系,將第一期資本存量加上當期投資可得第二期資本存量,各行為主體再根據本期情況做決定,在此條件下重新算得均衡,如此反復,以遞歸方式得到所有期的均衡解。跨期動態模型中,各行為主體基于對未來各期的價格預期來決定自己的行為,這樣初始的各主體行為方程形式復雜,但省去了遞歸過程。
最初的CGE研究只是作為經濟學者的分析工具,其使用也僅限于大學和科研機構,然而其應用迅速擴張到政府部門,并對經濟政策制定產生重要影響。目前,不少國家進行復雜經濟決策之前甚至要進行例行的官方CGE評估與分析。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員Devarajan(2001)的一項調查,接近20個國家設立了官方的CGE模型研究機構,而其它國家一般也依靠咨詢機構或研究機構的力量來建立CGE評估模型,目前它已成為經濟研究中最重要的數量模型之一。
隨著CGE成為強勢模型,在應用方面也暴露了一些問題。Monash大學的McDougall(1993)鮮明地指出了建模者對CGE模型的濫用現象。McDougall認為,決策者或建模者往往持有很強的傾向性,因此在建模過程中,建模者有意無意地會控制模型的走向,使得結果向著預先的期望靠攏。Robinson(2002)指出了CGE模型的黑箱綜合癥(Black Box Syndrome)問題。隨著CGE模型致力于模擬真實經濟環境,傾向于更多部門,更多居民戶分類,導致模型規模迅速膨脹,這就使得模型變成了黑箱,以至于建模者本人也無法洞悉其中的因果關系,只能機械地解釋計算結果。
養老保險的CGE研究,最初出現在稅收CGE領域。譬如,研究美國整體稅制的BFSW模型(Ballard,Fullerton,Shovenetal,1985)中,就包含了社會保障稅(Payroll Tax),然而在BFSW模型中,社會保障稅并非重點。其它重要的稅收CGE模型如Meagher的澳大利亞模型、Haufler的歐共體統一稅制改革模型以及Kehoe的西班牙模型等,分析重點往往也集中在流轉稅(尤其是增值稅)、所得稅(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和關稅上,社會保障稅往往是配角。究其原因,首先并非所有國家都用征稅的形式籌集養老金,很多國家采用的是繳費形式;即便開征了社會保障稅的國家,養老保險的主管機構也是社會保障部(局),負責養老金的稅源測算、資格門檻、發放標準和稅率確定等具體政策,稅務機關只負責單純的征收。另外,社會保障稅強調代際福利問題遠甚于其它稅種,在建模時,把社會保障稅單獨處理很不方便,如果讓其它稅種也納入代際福利框架,既無必要,也會讓模型規模過度膨脹。因此,在整體稅制模型中,社會保障稅往往是外生給定,不做為內生變量。
養老保險的代際福利問題要求必須建立動態CGE模型,養老保險動態模型既可以采用遞歸動態架構,也可以采用跨期動態架構。一般而言,對于同一問題,跨期動態比遞歸動態在建模和計算上都要復雜。因此,從總體上看,遞歸動態模型更流行一些。然而,在養老保險問題上,跨期動態中的行為方程包括未來各期的價格預期,較容易得到不同代的福利值,方便了政策評價,因此建模和計算方面多出的代價往往被認為是值得的。養老保險領域著名的A-K模型采用了跨期動態,可見,養老保險CGE模型中跨期動態更加流行。養老保險領域的跨期動態模型往往也被稱為世代交疊模型。
1980年代左右,開始有學者建立專門的社會保障稅CGE模型。Kotlikoff(1981),Auerbach和Kotlikoff(1983)沿著Feldstein的方向對美國現收現付(Pay As You Go,簡稱PAYG)型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現收現付制妨礙了長期資本的形成,降低了國民生活水平。Seidman(1986)建立了一個很有特點的CGE模型,是為數不多的建議徹底取消現收現付制的模型之一,該模型模擬了取消現收現付制后的經濟福利增長情況。
Auerbach和Kotlikoff(1987)構造了一個世代交疊CGE模型用來研究美國的養老保險體系,這個模型影響很大,被稱為Auerbach―Kotlikoff模型,簡稱A-K模型(A-K Model)。A-K模型假定每個人的生命周期為75歲,20~65歲為工作期。工作期內獲得收入,繳納社會保障稅并且進行儲蓄。65退休后獲得養老金進行消費,不再進行儲蓄。在上述假設下,A-K模型重點考察了養老金政策和人口特征變動對儲蓄總量的影響。該模型模擬了150年的經濟變動情況,最后模型解到達穩態。A-K模型得到的儲蓄率和美國過去30年中的真實儲蓄率非常吻合,其模擬結果還顯示,儲蓄率會從1985年的12.2%下降到2050年的5.8%,之后會稍稍上升到6.3%,達到最終穩態。另外,盡管儲蓄率下降,然而老年化的加劇使得勞動力減少。和初始狀態相比,最終勞動力相對資本將更加稀缺,導致2050年工資將上漲7%。
由于A-K模型的成功,后面學者在用CGE模型研究養老保險問題時,往往采用與之相同的結構。Kotlikoff(1999)以美國1996年的數據為基準,研究了養老保險體系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明尼蘇達大學的Mariacristina(2004)將金融領域的生命周期理論融入養老保險CGE模型,得到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如果將社會保障稅由12.4%提高至14.6%,則美國的社保赤字將在75年內達到平衡;法國國際信息及前景研究中心(CEPII)建立了INGENUE(2001)模型,對歐洲養老金計劃進行了模擬,該模型規模龐大,強調國際資本的流動,重點是養老金計劃改革對財富的積累影響。目前還有將收入不確定性、貨幣流動性約束等因素引入養老保險世代交疊模型的研究。
A-K模型產生的時候,還沒有專門求解CGE的軟件,因此Auerbach和Kotlikoff使用特定的算法,利用Fortran語言對其進行了求解。他們的求解方法針對A-K模型固然有效,然而卻不能推廣到一般化的世代交疊CGE模型求解。Ferris和Munson(2000),Kehoe和Levine(1985)以及Rutherford(1999)專門對世代交疊模型的求解進行了研究。Rasmussen和Rutherford(2001)在這一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他們構造了一個通用的求解世代交疊CGE模型的架構,可以將各類模型轉化為互補問題,世代交疊問題得以順利求解。
二、國內研究現狀
建國后,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幾經變遷。目前,隨著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型養老保險制度的逐漸成形,這一領域的研究開始走上了與國際接軌的道路。
1.養老保險理論的研究
在我國,養老保險問題歷來是政策研究的重點,其中定性分析涵蓋了養老保險體系運行的方方面面,譬如討論老齡化過程中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盧元,2000),討論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制的轉軌問題(趙耀輝,徐建國,2000),討論稅收政策與中國養老保險體系互動問題(李友元,2003),討論我國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問題(盧海元,2003),討論全國社會保障基金運行規則問題(馬駿,2001)以及討論我國養老保險制度跨世紀改革問題(鄭功成,2000)等。除了國內學者,有相當數量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現行的養老保險體系實務也很感興趣,并作了大量調查工作。其中代表性的研究包括Dorfman(2000)、James(2001)、Murton(2000)、Raymo(2004)和Whiteford(2001)等。通過這些文獻可以看出,國外學者對中國養老保險體系的熟悉程度往往超出我們的想象。
目前對養老保險的定量分析多集中在制度運行方面,譬如用保險理論中的精算模型(Actuarial Model)進行制度設計(原俊青,楊兵,李澤慧,2003;周渭兵,2002等)。另一方面是用統計方法估算和預測養老保險體系的各項參數,譬如孫祁祥(2001)對養老保險的“空賬”與轉軌成本規模做了測算;李實,魏眾和古斯塔夫森(2000)研究了中國城鎮居民的財產分配比例;宋洪遠,馬永良(2004)使用人類發展指數對中國城鄉差距進行了估計。
上述研究的范圍主要還是養老保險自身,尚未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大范圍的效應,譬如對要素市場的影響和代際分配等方面。然而目前也出現了一些和國際養老保險理論前沿接軌的研究,并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具有代表性的幾項研究包括:任若恩等(2004)對建立中國的代際核算體系進行了研究,并利用該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袁志剛和宋錚(2000)利用一個兩期迭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養老保險制度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對于個人最優儲蓄率的影響,該模型對我國的情況進行了數值模擬。封進(2004)運用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下,養老保險體系中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共存的最優混合比率。
2.CGE模型的研究
對養老保險的全面分析還是需要借助CGE模型。從1980年代中期起,中國學者開始進入CGE研究領域,1990年代,CGE模型開始升溫。和工業化國家全方位的立體格局相比,中國的CGE模型還正在完成從點到線的布局。由于CGE模型的復雜性,即使完成一個單獨的模型也需要多人長期不懈的合作,單個學者或短期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局部的和零散的,這里不詳述。中國CGE模型的顯著成果大多是在穩定的研究群體獲得的,這些研究團隊包括:
以李善同研究員為代表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CGE研究團隊,這是中國官方的CGE研究機構,因此覆蓋的研究領域最為廣泛;以鄭玉歆研究員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研究所CGE研究團隊;以王韜教授為代表的華中科技大學財政系CGE研究團隊對中國稅負歸宿與稅制改革的CGE模型進行了專門化研究(王韜等,1998,2004;周建軍,2004;陳平路,1997等),從總體上推進了中國稅收CGE模型研究。此外,中國科學院系統所、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華中科技大學系統所等CGE研究團隊也在不同方向做了系統性的研究,并都獲得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資助。
3.養老保險的CGE模型研究
我國采用CGE模型對養老保險問題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后期,到目前為止尚未形成規模。
西安交通大學的柏杰、席酉民是較早進入這一領域的中國學者。依據1997年國務院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他們建立了一個中國養老保險改革評價及對策CGE模型(1998)。該模型將生產部門劃分為農業、工業、建筑業和服務業4個部門,將城鎮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為7類,農村居民單獨1類;勞動力要素劃分為國有企業職工、城鎮集體企業職工、其他經濟單位職工、城鎮個體私營及其他從業人員、鄉村從業人員等共5類。該模型設計了5種改革方案并比較分析了每一方案對行業產出、失業和政府赤字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他們(1999)又建立了第2個CGE模型,對擴大社會保險范圍問題進行了評價。該模型以逐步統一社會保險繳費率為前提,分析了社會保險在二次分配中對居民福利的作用,以及這種分配對生產、產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最終需求的水平及構成。柏杰還用CGE模型對國企下崗職工生活保障金來源進行研究,分析了資金在政府、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合理分配及其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在所有模型中,評價指標在宏觀層次上采用GDP、總投資、固定資產投資、政府赤字和社會保險;在部門層次上采用部門產出、部門失業人數;在微觀層次采用居民福利。
上述幾個模型都是靜態模型,自然無法顯示最重要的養老保險的代際影響,也無法得到動態指標――如隱性債務、繳費率、替代率等指標的變動趨勢。此外,文獻重點是模型結果的描述,而建模過程、計算方法等都沒有明確給出。
王燕等(2001)開發了一個遞歸動態CGE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金改革的影響,并比較了支付隱性債務和轉制成本的各種選擇方案,該項研究具有國際水準。模型在中國1995年投入產出表基礎上,加工得到經濟社會核算矩陣作為基期數據。該模型具體兩個突出特征。一是區分了國有、私營、個體和其他非國有3種所有制形式,另外包含一個簡單的人口預測和勞動力供給子模型。
該模型包括10類生產行業、8類代表性居民戶(城市的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等5類居民戶和農村的低、中、高收入等3類居民戶),勞動力的投入分為22個年齡/性別組。模型假設每個生產部門都有3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在競爭,每類企業只生產一種產品。勞動可以在部門和不同所有制之間完全流動,資本在部門間完全流動,但不能在所有制之間流動。工資和資本回報是由整體經濟的均衡條件決定的。模型的封閉條件是假設政府除養老金之外的支出保持不變,這樣如果政府的養老金支出比基準情景增加或減少,則必須調整稅收或政府儲蓄來實現預算平衡。
該模型模擬了未來50年養老金賬戶的資金流量,并估算了不同時期政府財務負擔的情況,是個非常典型的動態模型,采用了遞歸算法求解,較完整地體現了養老保險的動態特征。該模型設計了3組共18個方案,模擬結果顯示:(1)我國2000年的養老金隱性債務達到了當年GDP的71%;(2)現行的養老體系缺乏可持續性,采用擴面征收可以在短期緩解一下赤字壓力,在長期則使赤字情況更加惡化;(3)實行部分累計制會導致轉軌成本,每年的轉軌成本在2000~2010年為GDP的0.6%,此后一直降低到2050年的0.3%,如果用個人所得稅來支付轉軌成本,一方面可以保持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還可以減少貧富差距;(4)轉軌成本解決后,養老負擔將大大減輕,如果維持一個20%的替代率水平,僅需10~12.5%的繳費率就可以使收支達到平衡。
國內現有文獻中尚未發現和養老保險相關的世代交疊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三、OLG模型在我國的應用前景及展望
中國養老保險是改革最滯后的領域之一,至今還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特征。其弊端包括立法進程緩慢、保障功能欠缺、社會覆蓋面過小、管理體制凌亂等,已經嚴重制約了中國總體經濟改革的步伐。養老保險問題涉及面廣,牽一發而動全身,局部的經濟模型模擬在揭示改革方案的全面性方面存在缺陷,可能導致嚴重的偏差。而OLG模型的優勢在于對經濟系統的全面把握,應該盡快進行OLG模型在中國養老保險體系中的應用研究,技術路線應該遵循養老保險體系世代交疊動態CGE模型建立、模型求解以及對現實制度的模擬,以便為我國勢在必行的養老保險體制改革提供數量分析的支持和政策方面的建議。
作為養老保險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OLG模型已在發達國家的公共部門得到廣泛重視,在學術界,它也逐漸發展成為CGE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偟膩碚f,OLG模型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可信的代際代內政策分析工具。但是,OLG模型畢竟產生時間較短,目前尚未發展成熟。因此,如何與現實制度緊密結合,是對OLG模型的重要挑戰。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的研究十分缺失,我國也不例外。要使OLG模型能更加真實地反映經濟現實情況,提供準確可信的計算結果,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是數據方面的問題。能夠模擬現實經濟系統的CGE模型往往是數據的海洋。因此,獲取數據和整理數據就成為建模者最耗費時間和精力的工作。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數據的可獲取性和準確性遜色很多。此外,模型的許多系數需要進行測算或者從相應文獻中獲取,這些系數的精確程度將直接影響模型計算結果的準確性。
其次是進一步拓展現有文獻中的模型,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OLG模型。這些模型沒有反映出我國養老保險轉型期的重要特征,如農村和城市二元體系的差別、公務員養老體制改革、統籌范圍條塊分割等。譬如,現實情況是中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造成各地區在養老保險負擔和養老基金運行上的差異。當前在省級范圍內統籌養老保險基金,中央政府無力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統一調配、調劑養老金,無法解決各地區在養老基金收支能力上的差異性和不公平性。這種局面阻礙了勞動力市場的完善,不利于養老保險制度的推行和實施。逐步擴大統籌范圍,在地區間調劑基金的余缺,是養老保險制度的順利推行和地區經濟發展共同要求的。
最后是緊密追蹤國際最新的OLG養老模型的前沿動態。目前Kotlikoff等人正將國際貿易、收入不確定性、貨幣流動性約束等因素引入這一領域,必將使得OLG的模擬現實能力更上一層樓。譬如,由于傳統一般均衡理論的限制,CGE模型一般不討論貨幣政策,在模型中也不考慮貨幣的作用,因此,貨幣政策難以在CGE模型中體現。因此,如果能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來描述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就完全有可能將貨幣政策因素引入模型,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在模型中得到統一。
相信經過不懈努力,OLG模型能夠真正成為我國社會保障領域的科學和標準分析工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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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提供堅實的法律法規保障
美國風險投資的成功和科技企業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國政府的大力扶持。美國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為風險投資支持科技企業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美國1953年制定了《小企業法》,1958年通過《中小企業投資法》并建立美國小企業管理局(SBA),為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資金和人才支持,鼓勵和支持風險投資扶持符合國家產業、經濟政策的科技企業。政府支持的小企業投資公司對創業型科技企業進行長期投資,并通過資本市場來促進企業創業和創新。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先后推出《小企業技術創新發展法》、《國家競爭力技術轉移法》、《小企業技術轉移法》等法律法規,為風險投資向科技企業投資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極大地激發了風險投資投資于科技企業的熱情,形成了美國風險投資的浪潮。1992年,美國頒布《小企業股權投資促進法》,給小企業投資公司以融資支持。2003年實施了《新市場風險投資計劃》,根據該計劃,SBA為投資于落后地區的風險投資機構提供擔保。
2.在財稅政策方面的支持
美國為風險投資和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勵,尤其是通過財稅政策等調控手段,促進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并鼓勵其向高科技企業傾斜。美國通過改進稅制來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對風險投資額的60%免除征稅,其余40%減半征收所得稅,使風險投資資本利得稅率降至20%,并通過《股票期權鼓勵法》,對股票期權不課稅,只有當股票轉讓時才征稅。2003年,為促進風險投資業的復蘇,美國出臺的《就業與經濟增長稅收減免協調法案》,將資本利得稅又降至15%。美國政府還為風險投資提供一定政府資助和信貸擔保,鼓勵風險投資對處于初創期的科技企業進行投資,通過設立“小企業風險研究基金”等方式,向風險投資者提供無償資助;政府為小企業投資公司提供3倍于其自身資本的資金,用于支持其向科技型中小企業投資。這些稅收優惠促進了風險投資業的發展,使風險投資更富于冒險精神,更愿意去支持那些具有高風險特征的科技企業。美國還通過政府有限采購高科技產品,來支持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從而促進風險投資和科技企業有效對接。這一措施刺激了高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發展,鼓勵了風險投資加大對科技企業的支持力度。20世紀60年代,在《政府采購法》的推動下,美國政府購買了硅谷生產的全部集成電路,極大地促進了硅谷高科技產業的迅速發展。在實施“全面經濟計劃”過程中,政府用于采購計算機及其相關產品的金額高達90億美元,IBM、惠普等高科技企業的迅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政府采購政策的推動。
3.設立政府風險投資引導基金
政府牽頭設立風險投資引導基金,鼓勵和引導風險投資機構向高風險的科技企業投資。美國通過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由小企業管理局批準設立的小企業投資公司也是一種風險投資引導基金,其投資方向僅限于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種子期和起步期。政府通過向小企業投資公司撥款、提供低息貸款等政策性金融引導風險投資向科技型中小企業投資,發揮了政府引導民間資本的作用。1959~1963年,共有692家小企業投資公司共募集4.64億美元的資金,有效促進了一些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1992年,美國小企業管理局進行較大調整,對小企業投資公司發行長期債券融資給予政府擔保。同時,提高小企業投資公司準入門檻,以提高其投資規模、管理水平和抗風險能力。小企業投資公司最低資本額從50萬美元提高到1000萬美元,要求企業管理人有足夠的專業投資經驗,至少有30%以上的非管理股東。僅1994~2003年的10年間,小企業投資公司資本就實現年均20%的高增長。
4.建立了完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
自由競爭的經濟環境和完善的金融市場,是風險投資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依托。風險資本投資于科技企業的根本目的是獲取高額收益,而良好的市場環境為風險投資提供了重要基礎。風險資本的集聚和投資需要有一個產權明晰的市場環境,確定風險投資運行過程中各方的權責利;風險投資的順利退出需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使一些發展前景很好、但不具備主板市場上市資格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有融資的場所,因而建立多層級的資本市場是風險投資順利運行的保證。美國寬松、自由競爭的市場,不斷產生新技術和新觀點,為經濟運行帶來強勁動力。其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的資源配置方式,使企業在競爭中優勝劣汰,有較強發展潛力的高新技術企業脫穎而出。而美國發達、完善的多層級資本市場,促進了風險投資與科技企業的進一步融合。美國資本市場分為4個層級,主板市場、二板市場、納斯達克證券市場和地方性證券市場。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滿足了不同規模和競爭力企業的融資需求,尤其是納斯達克證券市場,對上市企業的要求較低,對處于初創期的科技企業來說是一個理想的上市融資場所,也為風險投資的增值、退出提供了有效途徑。
5.充分發揮了行業協會的重要作用
風險投資行業協會的建立,一方面,對外代表會員公司向政府尋求政策和法律的支持,行業信息,使外界更了解風險投資業的運作;另一方面,對內為會員提供咨詢服務,促進會員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并培養風險投資專業人才,對風險投資機構進行監管。美國于1973年成立全國性的風險投資協會,在協會的努力下,美國政府在稅收和法律等方面給予風險投資公司以較大的優惠,出臺了有利于高風險企業的相關條例,為風險投資公司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美國風險投資協會定期行業報告,讓外界更了解行業發展狀況,給予風險投資機構以資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6.風險投資運作機制完善
美國完善的風險投資運作機制成功地幫助了很多科技企業發展壯大,尤其是造就了美國信息科技的繁榮,帶動了美國經濟從傳統工業經濟時代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美國風險投資主要采取有限合伙制,風險投資公司的合伙人分為有限合伙人和一般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出資比例約為99%并承擔有限責任,一般合伙人為基金發起人和經理人,僅出資1%但承擔無限連帶責任。有限合伙制是美國有效的風險投資組織形式,其完善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提高了運行效率和效益。美國風險投資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領域,如計算機、通信、生物醫藥等知識密集型產業,促進了“硅谷”、“128公路”等高科技產業集群的建立。美國風險投資運行機制健全,有寬松的投資環境,可順利募集到大量資金,并投向具有高成長潛力的科技企業;有嚴格風險控制機制,包括對投資對象的選擇、投資后的管理等;有強力的激勵約束機制,基金經理人承擔無限責任和獲得高額回報,既激勵其更好地運作風險投資基金,又避免道德風險的發生;有完善的退出機制,風險投資機構在幫助科技企業逐步發展壯大后,還幫助科技企業在二板市場或納斯達克市場上市,順利退出并獲得資本增殖收益。
7.資本來源廣泛
風險投資由于投資回收期長且風險較高,因而需要募集大量穩定的資金。美國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較廣,包括私人資本、機構資本和公司資本。私人資本主要是富有個人和家族,將閑置資金投資于風險投資機構,這是美國風險投資發展初期的主要資本來源。機構資本主要指養老基金和保險基金等,20世紀80年代后,養老基金在風險資本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并逐漸成為風險資本的主要來源。公司資本是一些大型公司通過成立專門的風險投資機構來支持具有創新性的科技企業,微軟、英特爾等公司都參與了風險投資。目前,從總體看,風險資本中機構資本占比最高,1993年,養老金在美國風險投資資本中占比約為59%,再加上銀行、保險基金、各類捐贈基金,機構資本在風險投資總資本中占比高達81%,此后一直維持在80%多的高額占比;即使在風險投資處于低谷的2003年,機構投資占比依然高達88%。
8.形成了先進的人才培養和激勵機制
風險投資是一項復雜、專業性強、風險高的活動,從其匯集資金、選擇項目、參與企業管理到最后上市退出,都需要有熟知金融、法律、企業管理和高新技術的專業性、復合型人才。這樣,一方面,能在金融市場順利融通資金,并在所支持企業取得較高成長之后幫助其上市,進而實現退出,獲得高額收益;另一方面,能用戰略的投資眼光,選取有較高成長潛力的科技企業進行投資,并幫助企業進行管理,力圖使投資收益最大化。一直以來,美國都注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在國家層面建立創新活動的領導網絡,加強對創新型人才的教育和培訓。美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普遍開設就業與創業課程,尤其是許多大學都開設跨學科、跨領域的課程。美國風險投資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經驗豐富的風險投資家們,培養了一大批有敏銳判斷力、熟悉高科技領域、善于資本市場操作、有冒險和創新精神的風險投資人才。同時,美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激勵機制。為激勵風險投資經理人,使其盡最大努力為企業獲取高額收益,除正常薪金外,還最高給經理人投資收益的20%作為獎勵。
二、對我國的啟示
美國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環境、完善的風險投資運作機制和市場環境,使風險投資與高科技產業緊密聯系在一起。我國正處于創建自主創新型國家的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可以借鑒美國經驗,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促使其向高科技企業傾斜,從而實現發展高科技產業的目標。
1.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要想有效實現風險投資與科技企業的對接,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是不夠的,在發揮市場決定作用的同時,還需要政府給予大力的政策扶持。美國風險投資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在法律、稅收、擔保、補貼、采購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我國2005年修訂頒布了《公司法》、《證券法》、《合伙企業法》和《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為風險投資機構建立和運作提供了法律基礎。但這些法律法規還有一定局限性,需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尤其是應建立《風險投資法》等專門的風險投資法律法規,將風險投資與一般投資有所區別,明確規定風險投資機構的性質、投資方式和投向等。2007年,財政部、科技部印發《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各地政府開始建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和帶動社會資金投資于科技型中小企業。在該辦法的帶動下,我國各地政府相繼出臺相關條例,并由政府出資建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但各地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良莠不齊,效果不一,還是應將相關法律法規落到實處,并進行嚴格的監管。2009年,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了《關于實施創業投資企業所得稅優惠問題的通知》,規定風險投資企業以股權投資方式投資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可按其投資額的70%在投資滿2年后享受應納稅所得額抵扣。但與風險投資發展較好的美國相比,我國現行稅收優惠力度仍較低,而且個人投資者還會面臨重復繳稅的問題。因此,我國應進一步降低風險投資機構的投資收益稅率,適當增加稅收優惠年限,并給予個人投資者以稅收優惠,避免對其重復征稅。政府還應為風險投資提供一定擔保,在政府采購時,應規定采購一定比例的本國科技企業的產品。
2.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完善風險投資運行機制
風險投資可通過完善的資本市場幫助科技企業上市,實現順利退出。但我國主板市場對上市企業的要求極為嚴格,風險投資支持的科技企業多為處于初創期或成長期的中小企業,其各項指標很難到達主板市場上市標準。我國于2009年推出了創業板市場,一些有實力的科技企業在創業板市場成功上市,但從幾年來的運行情況看,其對科技型中小企業來說門檻依然較高。我國應調整創業板市場的準入條件,并簡化審批制度,使更多有發展潛力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能通過創業板市場進行融資,也使風險投資有便利的退出渠道。美國四個層級的資本市場滿足了不同規模企業的上市需求,尤其是納斯達克市場,分為全國和小型兩個子市場,小型資本市場的標準要更低一些,除財務指標外,更注重企業的公司治理水平。我國應借鑒美國的做法,最好將創業板市場的上市條件進一步細分,充分考慮不同實力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實際,在財務標準有所降低的情況下對公司治理質量標準有更高的要求,進而通過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立,完善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
3.政府通過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風險投資向科技企業傾斜
由政府支持設立的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主要是引導社會資金進入風險投資領域,克服單純通過市場配置風險資本的市場失靈,還特別鼓勵和引導風險投資機構投資處于種子期、起步期的科技型創業企業。自2005年《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出臺后,我國各地政府開始嘗試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但總體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存在一些問題,沒能有效發揮其支持高科技企業發展的作用。首先,就引導民間資本參與風險投資看。我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資金規模較小,來源單一,主要由各地財政出資,受財力限制,其資金規模都不大;銀行、保險等資金受相關法律法規的限制,無法直接投向風險投資領域。為擴大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規模,我國應給予民間資本以法律保障和政策優惠,鼓勵和引導其參與到風險投資中。其次,在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設立之初就設定適度的政策性目標。政府牽頭設立創業投資基金的目的在于引導其向具有高成長性、高發展潛力的高科技企業投資,但在利益的驅使下,有些基金單純追求利益最大化,背離了其引導資金向高科技企業傾斜的初衷。為推動我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應考慮設定適度的政策性目標,并將政策性目標進行分解,設立不同目標的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如,可設立以支持中小企業為對象的中小企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以促進行業發展為目標的引導基金、高科技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或自主創新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最后,發揮國家級引導基金的杠桿放大效應。我國在促進地方引導基金規范設立與運作的基礎上,還要采取“祖母基金”方式,由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參股支持地方引導基金,再通過地方引導基金支持市場化運作的子基金。
4.拓寬風險資本的來源
目前,我國風險資本的主要來源是政府財政投資、國有投資公司和未上市公司,個人、金融機構、基金等投入占比較低,風險投資來源渠道狹窄。而美國風險資本充足,來源多元化,資金結構合理,以保險基金、養老金和各類捐贈基金為主,尤其是養老金占有較高比例。我國的風險投資正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雖然需要政府投入來引導風險投資,實現其扶持高風險性科技企業發展的目標,但政府不應當成為風險投資的主體,還應引入多方資本參與。我國應放寬對保險公司、信托投資公司、養老基金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限制,讓這些實力雄厚、有長期大規模資金的機構參與風險投資,增強風險投資的力量,增加資本供給。養老金是美國風險資本的重要來源,但為使養老金保值增值,我國目前對養老金投資實行較為嚴格的限制,雖然近年來對其投資領域有所放寬,但養老金還不允許進入風險投資市場。我國應借鑒美國的經驗,在風險可控的范圍內,逐步允許養老金適度參與風險投資。同時,我國是高儲蓄率國家,居民缺乏順暢的投資渠道,風險投資可成為其有效的投資途徑。
5.培養高素質的風險投資人才
篇9
【關鍵詞】企業年金 補充養老保險 稅收優惠 稅收延遲
在我國,企業建立年金制度還是處在一個建設階段,仍處于探索和摸索時期,建立企業年金制度對于企業、職工、政府三方的利益產生的影響到底如何,本文就此進行探討和研究。
一、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現狀
有資料顯示,截止2005 年,建立起企業的年金企業有2.4 萬家,職工參加人數為900萬人,基金積累達到680億元,資金的累積量相比2000年具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達到256%。企業年金制度作為我國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障體系支柱制度,各地政府積極推動其發展。各地相繼出臺地方法規,促進企業年金制度的實施和保障。早在2006年,聯想集團作為首個注冊備案企業年金計劃,超過一年正式員工都可以參加,其中個人部分和公司的出資部分構成了聯想企業的年金,出資的比例設置為1∶1,聯想委托金融機構開展保險和賬戶以及投資服務。如果按照至少5%投資收益率以及工資的增長率來計算,加入年金計劃的職工,在聯想工作30年,如果退休前領取6000元工資,退休之后可以獲得社保金和年金的養老金共4000 元, 相比較,不參加企業年金職工,只能獲取1300元左右的社保金。
二、我國企業年金制度普及受到稅收優惠的瓶頸制約
當前我國的補充養老保險依然處在制度的建設時期,企業年金的總體規模依然較小, 發展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企業年金市場的參與機構既要正式的進入,但是稅收的優惠問題已經明顯的成為阻礙其發展的因素。所以,通過借鑒國際上的經驗,同時結合考慮我國的國情,需要盡快的制定出比較適合我國發展企業年金市場的稅收優惠政策。因為作為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是屬于非強制性的,假如缺少一些激勵政策,比如稅收方面的優惠, 對于企業來說是沒有建立這種年金制度積極性的。在我國,現行的關于企業年金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很多的地方主要局限在企業的繳費層面,而對于職工的個人繳費則缺少一個統一的優惠。另外一個障礙就是關于稅收的優惠形式非常的簡單, 僅僅是在企業的繳費環節給予了企業免稅的待遇, 對于企業的投資環節利息稅和股息稅等方面制度缺失必要的安排,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年金發展速度以及覆蓋的范圍等。
所以,如果對企業的年金繳費稅前的列支比例設置一定幅度提高,對個人的繳費部分實施遞延納稅等方法,同時對年金基金投資的收益進行適當減免,個人的企業年金領取方面,多種模式,可以一次性支付也可以年金支付,通過這些全國性的明確稅收的制度支持,相信在我國,年金市場有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三、關于稅收優惠政策對年金制度的激勵分析
關于企業的年金計劃涉及到繳稅的環節主要有:企業以及職工向年金計劃進行繳費,企業的年金計劃所取得的投資的收益,企業的職工在退休之后從年金計劃中提取的養老金等。年金計劃的受惠方主要包括企業和職工。目前,西方國家大多數允許企業和職工向年金計劃繳費的部分從應稅所得扣除;對企業由于年金計劃的收入進行免稅;而只是對退休的職工從年金計劃獲取的養老金進行征稅。形象一點描述就是如果嚴格的按照三個階段分析,如果選取E來代表是免稅,用T來代表是征稅,對以上的三個環節開展課稅的情況進行標記,那么在目前西方一些國家對他們企業的年金計劃征收稅的模式簡單的可以表示成E-E-T,依據我國的情況看,可以考慮選擇這種模式。比較我國的TEE的模式來說,更加的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企業與職工參加, 促進其發展和壯大。當然,對于政府來說可能減少當期的部分收入。
首先,稅收的優惠可以激勵企業繳納年金,總體來看企業建立年金計劃可以明顯降低稅收。對企業的稅收優惠,也就意味著是吧給員工繳納的養老基金計算入經營的成本且免稅,也可以理解為稅收的減免降低職工建立補充養老保障的成本,這對企業具有不小的激勵作用。畢竟企業是建立起年金計劃的關鍵,給予企業稅收方面的激勵也是必要的。我國的國家稅務總局專業人士政策法規司的副司長楊元偉曾經對此在“完善我國的企業年金稅收政策的七點設想”表示,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多支付的繳費部分,在一定的原則上是可以在企業的所得稅繳納之前據實進行列支。
其次,稅收優惠激勵員工參加企業的年金計劃。因為企業年金延期支付所得稅,不僅企業繳費部分不記入收入,免除了當期的納稅;而且員工繳費部分從當期收入扣除,同樣不用當期納稅;重要的是投資的收益同樣不用當期納稅。而這些繳費以及收益要到領取養老金按普通的收入進行納稅。特別是年金的積累期越長,個人利益會越大,賬戶積累的越多,這對年輕員工激勵更大, 即越早繳納,投資收益越多, 退休保障業也就越多。直觀一點說,就是如果一個年輕人參加了企業的年金計劃,那么他每年都會將部分的收入按期的存入到自己的年金賬戶中,而這個數額則是計稅之前,很容易理解就是工作期間應稅的收入降低了,此處享受了低稅的優惠。然而當年輕人工作幾十年后退休,會從自己的企業年金中領取屬于自己的現金, 由于稅收優惠也會繳納較低的稅,又一次的減少了自己的納稅額。這種做法在國外已經實踐了很久,從實際效果來看, 企業的員工參加企業享受稅惠的年金計劃這一社會補充的養老計劃也可以延稅。延稅主要有三部分: 一部分是企業為員工所繳費的年金不記入職工的當期收入,所以,員工不會因此項收入而納稅; 第二部分是員工繳納的自己年金部分從當期的收入中稅前扣除,也省去了這筆錢的稅收,而且整體的稅率下降; 第三部分是有年金計劃的投資收益同樣不作為當期收入納稅。而這些利益不受損害的情況下,只在員工開始領取自己的養老金時才會按照普通的收入進行納稅,大大降低了成本,激發了員工和企業的積極性。
另外,稅收優惠對政府的稅收影響。前面分析中企業和員工都從政府獲得稅收優惠, 是否政府稅收會有損失?政府因為給予企業年金計劃優惠的稅收政策,確實會造成當期的財政損失一些收入,據資料顯示,這種以內稅惠所引起的隱藏性的支出可能達到政府支出公共養老保險這些顯性支出的1/4左右,比如美國占到公共顯性支出1/5,大約占到全國GDP的1.09%,另外愛爾蘭分別占到21%和1.2%,澳大利亞是24.9%和1.01%。這樣看,如果把企業建立的年金計劃和基本的社會養老保險進行替代的話,也就是政府的公共養老支出會大幅度的減少。因此,建立企業年金的稅收優惠隱形的支出減少要大于稅收收入減少,所以說政府不會造成收入的損失,還從另外一個角度從中受益。
最后,實質上政府延稅待遇,是政府推遲稅收,稅收的總額不僅不減少, 反而會增加, 因此延遲稅收也可以當成政府給予企業職工優惠的貸款,政府收取貸款的利息,而員工則得到了更多投資的收益。企業年金發展前景廣闊,關于稅惠政策可綜合考慮制定,突破稅惠、法律等瓶頸后,我國年金市場會迅速進入快速發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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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內地保險資金悄然加倉A股
2011年的中國內地股市,是令人唏噓的一年。股市跌到10年前的指數點位,上證綜指位居全球主要經濟體股指跌幅榜首。而股市最大的機構投資者基金公司,整體虧損超過了5000億元。
2011年底,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表示,2012年將迎來社保基金、企業年金、住房公積金和財政盈余資金等長期資本入市的機遇,這將有利于作為中介機構的國內證券行業的發展。緊接著,全國社?;鹄硎聲L戴相龍力挺郭樹清,建議讓社保養老基金投入運營。
1月9日召開的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郭樹清再次表示,要鼓勵社保基金、企業年金、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增加對資本市場的投資比重,積極推動全國養老保險基金、住房公積金等長期資金入市。
養老金積極入市的消息一出,無疑給中國內地股市打上了一支強心針。就在個人投資者失望之時,機構投資者卻在悄悄加倉,其中保險資金顯得尤為矚目。
中登公司近幾期的統計月報數據顯示,上月保險類機構共新開10個賬戶,包括以保險產品、保險公司名義新開的賬戶。
業內一位保險分析師指出,保險資金將是股票市場最大的機構投資者。由于賬戶資金量大,盡管保險公司賬戶只有寥寥數百家,其資金運作卻是市場最為敏感的。
據了解,截至1月末,在中登公司的統計表中,保險資金的賬戶為1052戶,僅高于社保基金的開戶數,但是保險資金投入的資金量卻高達1萬億元人民幣。
種種跡象顯示,A股市場到了估值底部,這已經成為保險資金的共識。
香港險資同樣有意投資內地
當內地保險資金悄悄加倉A股市場,香港當局也在釋放其保險資金準備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消息。
1月17日,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與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在亞洲金融論壇上表示,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能夠發行人民幣產品很重要,可是產品后面一定要有人民幣定價的資產。如果香港的保險公司可以把香港保險資金投向內地債券市場,就等于擁有一個比較長期的人民幣資產,這樣就可以在香港推出一些以人民幣計價的保險產品,這有利于香港人民幣產品多元化。
陳家強還表示,港府同時也希望在香港推動一些其他的較長期基金(包括香港退休金),參與內地長期債券市場。
此前,陳家強已率領香港保險及基金界代表團,赴北京與內地有關部門和機構進行了深入探討。探討內容包括,香港離岸人民幣投資內地市場的規模,即額度問題;其次是產品投資,即哪一類產品可以投資內地,是否包括更為長遠投資的產品,例如保險及退休金產品;第三是將來能參與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機構種類。
香港的保險資金實力有目共睹,因此,香港當局釋放保險資金投資內地市場的信號一出現,立馬成為利好消息。
香港保險咨詢師王枳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受內地資本管制的限制,香港保險資金目前還沒有投資內地股票市場。如果能夠更直接地投資內地資本市場,即使先從債券市場開始,對香港市場來說會更方便靈活,同時也對內地資本市場構成重大利好。
不僅如此,香港保險資金投向內地債券市場一旦開閘,還有個重大作用,就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正如陳家強所言,擁有一個比較長期的人民幣資產,有利于香港人民幣產品多元化。
在香港市場上,人民幣資金池規模漸豐,至去年12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為5885億元。目前,香港的人民幣資金可用于人民幣貸款、購買人民幣點心債、人民幣點心債基金、RQFII基金及匯賢房地產信托基金(87001.HK)等。
雖然香港的金融界代表均看好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前景,但與近6000億元的人民幣存款相比,可投資的人民幣產品仍有限,這為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帶來了一定壓力。若香港保險資金進軍內地市場,無疑為人民幣資金尋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
各界看好香港人民幣業務
去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在港表示,將盡快推出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RQFII)和港股ETF(交易所買賣基金),其中RQFII已于去年12月正式啟動,目前相關基金產品已進入募集階段。
香港與內地監管機構討論逾一年的港股ETF產品,終于在近日完成所有籌備工作。去年底上交所和深交所均已完成了港股ETF掛牌的網絡測速,多家券商參與有關測試。
陳家強在亞洲金融論壇上透露,港股ETF在內地掛牌即將成為事實,同時A股ETF在港掛牌討論進展良好,很可能早于人民幣股票面世?!斑@不是時間先后的問題,而是難易程度的問題。”陳家強認為,ETF產品結構簡單,投資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姚堅亦表示,正在研究擴大RQFII計劃,并以擴大的額度投資于在港交所掛牌的A股ETF產品。
2月22日,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在其網站上公告稱,上海證券交易所已完成推出跨境ETF的準備工作。雖然仍未指明上市日期,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欠臨門一腳了。
在中央的支持下,在香港與離岸人民幣相關的各項業務發展迅猛。去年內地還出臺了人民幣FDI管理辦法,這使得到香港融資的企業大幅增加,去年香港共發行87筆“點心債”,發行量超過1000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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