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關系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計劃生育與人口老齡化關系，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根據人口普查，1982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為4927萬人，1990年增為6299萬人，2000年進一步增長到8827萬人。因疾病、傷殘、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顯著增加，給國家、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負擔，社會保障面臨嚴峻挑戰。

中國主要通過實施計劃生育政策而加快完成了人口轉變，老齡化問題具有明顯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比如，計劃生育導致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規模擴大；經濟基礎的薄弱使得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導致“未富先老”；戶籍制度造成大量的“人”、“戶”分離和農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增大了農村養老困難。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些問題正日益深刻地影響到中國人口、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及挑戰，應作為國家頭等大事來抓。

中國目前主抓的國家戰略重點不能僅停留在“炒房”、“炒股”階段，而要未雨綢繆，力爭主動，盡快把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作為國家戰略，像抓計劃生育一樣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

少子化、老齡化“雙鬼”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提前“拍門”

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結構失衡及生育率下降是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循環作用的。生育率的下降導致人口加速老齡化，人口加速老齡化又將反過來促進生育率的加速下降及人口增長減緩、甚至停滯。這樣，中國生育率加速下降導致的少子化及老齡化“雙鬼”提前“拍門”就不可避免。人口結構失衡，會削弱國家發展優勢，后果也將十分嚴重。

人口老齡化影響人口自身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導致勞動年齡人口的相對減少和需撫養老齡人口的相對增加。這兩大人口集團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變化，造成了人口老齡化的基本難題，使每個勞動年齡人口除自己以外需要撫養的老齡人口迅速增加。撫養老人經濟負擔的不斷增加，是難以破解的人口老齡化的核心問題。

目前，已有不少企事業單位，離退休職工比在職職工還多，財務已陷于不堪重負境地。不少早年退休的職工，只能得到很少的退休金，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這些人都早已在通脹中“貧困”生活。特別在城鄉分割和二元社會體制下，與城市老人相比，農村老人更在“九地”之下，社會保障缺失，更無收入保證。由目前人口遷移造成的數千萬農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的養老，也已成為中國養老及養老制度之“痛”。

與日本、歐美等“先富后老”的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是“未富先老”。長期實施的計劃生育控制政策，使少子化、老齡化“雙鬼”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提前“拍門”，而且帶來的問題特殊又復雜。這不僅給解決老齡化問題造成很大困難，而且也將增加中國經濟的負重，影響經濟發展的動力而拖中國經濟發展的后腿，甚至導致中國經濟增速延緩或停滯。

人口老齡化導致家庭結構失衡，動搖社會發展基礎

少子化與老齡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變動的兩種表現，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的變動將導致家庭結構的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少子化將導致家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二是老齡化又帶來家庭結構的“老齡化”和“空巢化”?？粘布彝ダ先说酿B老，目前已成為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即使有勞動力人口(扶養人口)和被撫養老齡人口的家庭戶，由于家庭中的勞動力人口不僅要參與社會競爭、工作謀生養家，還要照料家中的老人。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這樣的家庭結構模式下，撫養人口不僅自己難有閑暇，也往往顧此失彼，不堪工作、家庭負擔的雙重壓力，更難言一家人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

一些家庭在僅憑自己難以照料家中老人的情況下，就把老人送到養老院，把家庭照料關系轉變為社會照料關系。這種照料生活關系的變化，使被撫養老人與家人分離。而與家人交流的減少和親情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孤獨和淡漠，成為不少老人心中難以治愈的痛。家庭關系的改變和不和諧，將直接動搖社會發展的基礎，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齡人口特別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斷增加的大背景下，傳統的居家養老模式已面臨很大的挑戰。

篇2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參考文獻

北京市老齡委編.1990.北京老年人口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陳衛.1994.城市化、國內遷移和人口老化.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杜亞軍.1988.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與就業問題.人口研究，(3)

.1985.社會學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韓良誠.1992.中國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國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亞洲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人口學刊,(3)

胡逢云.1994.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上海市改革養老保險制度的探索.經濟日報,(8.2)

胡偉略.1990.關于中國老年人口經濟收入問題的城鄉比較分析.中國老年人口文選.經濟管理出版社

胡偉略.1993.中國家庭的社會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經濟與生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胡偉略.1994.論家庭保障的社會化.人民日報,(10.5)

黃勇.1992.中國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陽師專學報,(2)

李榮時.1993.計劃生育與社會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國人口形勢與對策.科學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國社會養老的現狀與趨勢.人口與經濟，(3)

劉錚.1984.人口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呂榮侃.1991.中國老齡人口再就業問題.人口研究，(2)杜鵬.1994.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馬贏通.1987.加速人口老齡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人口科學,(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贍養.中國生育率下降后果與對策研究組咨詢報告第四號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老齡論壇,(1)日本社會發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會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論老年人口學的基本范疇及其理論框架.中國人口科學，(1)

喬曉春.1988.對加速人口老齡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一文的幾點看法.中國人口科學,(2)

喬曉春.1994.對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人口老化與老年人口問題的認識.第六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選

曲海波.1990.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

田雪原,胡偉略.1991.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經濟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獨生子女與父母養老保險的理論和實踐.四川大學出版社

王樹新.1991.論開發利用輕齡老年人口資源.中國人口科學,(4)

王文英.1987.關于人口老齡化若干問題的探討.人口與經濟，(2)

王蕓.1993.退休制度與退化年齡.老齡問題研究,(7)

鄔滄萍.1987.調整人口年齡結構是計劃生育的社會職能.中國人口科學，(2)

鄔滄萍.1986.以戰略眼光對待老齡問題.北京市老齡問題委員會編.首都老齡戰略問題研究

鄔滄萍,徐勤.1990.對中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特點的新認識及對戰略對策的新思考.中國人口科學，(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國家社會養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國國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動與老齡化.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齡化的宏觀經濟影響與對策初探.北京市老齡問題委員會編.首都老齡戰略問題研究

熊必俊.1987.國外的老年社會保障與退休制度.老齡問題研究資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經濟學初探..老齡問題研究資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調查與研究.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于學軍.1994.老齡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國青年報，(9.3)于學軍.1995.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

于學軍.1995.中國人口老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人口研究，(4)。

于學軍.1995.中國人口老化與代際交換.人口學刊，(6)

于學軍.1996.中國人口老化對消費需求的宏觀影響.人口學刊，(5)

于學軍.1996.中國人口老化與儲蓄.人口與經濟，(3)

于學軍.1999.中國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國人口科學,(4)

袁方.1987.中國老年人與家庭贍養.家庭結構與人口老化國際研討會論文

袁方.1988.論人口老化對策.北京老年人口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從海南的實踐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論文選

曾毅.1994.關于中、長期人口預測的課題研究報告.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中長期人口預測課題組內部報告

張純元.1987.中國農村的養老事業.人口與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張純元，1990年，“論人口消費結構”，載于《人口情報與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張純元.1991.中國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曾毅.1993.農村儲備積累式養老保險勢在必行.人口與計劃生育,(6)

張翠珍.1993.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市場經濟與人口學術研討會論文

張東輝.1987.西方國家的人口老化與退休金危機.山東人口，(2)

張宜霖.1992.試析推遲退休年齡.人口，(2)

中國老齡問題全國委員會.1983.老齡問題研究－－老齡問題世界大會資料輯錄.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周弘.1989.歐洲社會保障的歷史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

朱傳一.1990.從國外趨勢看中國老年社會保障工作的發展方向.中國人口科學，(2)

ArnoldS.Brown.1990.TheSocialProcessesofAging&OldAge.Prentice-Hall.Inc.

DavidA.Wise.1989.TheEconomicsofAg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Modigliani.1975.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TwentyYearsLater.inM.Parkined.ContemporaryIssuesinEconomic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PRB,.199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

篇3

［關鍵詞］ 老齡化 地區差異 非參數檢驗

人口老齡化, 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 老年人口增長的趨勢。它的指標是老年人口系數, 其含義是一個地區60 歲以上(含60 歲) 或65 歲以上(含65 歲, 以下同) 人口的數量在該地區人口總數中所占的百分數。老年人口系數越大, 說明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口老齡化問題是當今世界各國都要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導致老年人口過多, 影響人口年齡結構, 結養老事業造成巨大壓力。對于我國,這尤為突出。一是我國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量很大, 60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4408萬人，占總人口的11.03%(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0045萬人，占總人口的7.69%)二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快;其三,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經濟發展的速度。這就給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沉重的壓力。因此, 必須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以探求迎接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對策。本文就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地理區域差異作一探討。

對于中國而言，31個省市由于區位、資源條件以及歷史基礎等方面的原因，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有快有慢，人口老齡化因此也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將全國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區，來分析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東西部差異。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個省、自治區；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10個省、自治區。

為 了保證研究的準確性，這里采用全國四普、五普數據以及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從人口老齡化程度、速度方面加以對比分析。而老年人口系數是反映人口老齡化程度最直觀、最重要的指標。所以,本文選擇老年人口系數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的指標。

一、人口老齡化程度對比

人口年齡結構的劃分標準，從表1數據可看出，全國大部分省市均已進人老年型，東部地區的老齡化程度明顯高于西部地區。東部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比西部地區高出一個百分點，上海、江蘇、浙江、北京這四個發達省份甚至已經達到10%以上，而西部青海、寧夏、新疆這三個省份還未進入老年型社會。

結果說明：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秩和分別為205.0、135.0、111.0，調整后三個樣本的Kruskal-Wallis檢驗統計量為6.4044，用自由度為DF=3-1=2的卡方分布近似，得到大于菌絲卡方檢驗統計量6.4044的概率p=0.0407

二、人口老齡化速度對比

根據全國四普、五普資料顯示，我國東、中、西部的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差異較小，總體上東部地區的人口老齡化速度略高于東部地區。31個省市中、人口老齡化速度較快的有黑龍江、青海、重慶等地，造成這些地區老齡化速度較快的原因就是中青年人口大量的從西部地區到東部地區或到其他省份的遷移。具體數據見表2。

利用上面表2數據，建立原假設H0: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老年人口系數無顯著性差異。再利用SAS軟件做Kruskal-Wallis統計檢驗，可得P值為0.7563， 結果也進一步從統計學的角度更加嚴格的說明東、中、西部地區之間老齡化系數增長速度沒有顯著差異。

三、中國人口老齡化地區差異形成原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國東、中西部之間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上這種差異的形成歸根結底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而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歸根到底就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下面就試圖通過分析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來認識經濟發展對地區老齡化的影響。

1.經濟發展與人口老齡化程度關系分析

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需要多個指標的綜合衡量才能反映其特征。這里僅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入手，探究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元，2000年增加到9555元，年均增長率16.76%。GDP 是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尺度和總量指標,反映區域經濟的總體規模和實力,人均GDP 則更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選擇人均GDP做為經濟發展水平指標,對老年人口系數與人均GDP做相關分析指標。通過Pearson 相關分析得到表3

結果表明人均GDP與老年人口系數的Pearson 相關系數很高,并且顯著性也很低，檢驗通過，表明存在著明顯的一元線性關系。

2.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聯系，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口發展最直接的影響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在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中國已經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人口發展進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階段，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16,遠遠低于更替水平。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生育率仍表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2006年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各省市地總和生育率普遍較低，北京、上海等地的總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00以下;而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各市地都有較高的總和生育率，大多數都在1.20以上。與此相對應的是東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區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生育率下降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產生直接影響，使0-14歲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東部地區不少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輕人口的增長，使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萎縮，其作用是導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對增加。

(2)死亡率下降、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是人口老齡化形成的前提

死亡率下降對我國老年人口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的影響正在日益加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醫學技術和醫療衛生事業得以發展，死亡率不斷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國1949 年人口死亡率為20‰，除1960 年的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率高達25.43‰外，一直呈持續下降趨勢，到2005 年已下降到6.51‰。人口死亡率不斷下降使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20 世紀40 年代的35 歲提高到2000 年的71.4 歲。根據杜鵬的研究，1950～l990 年人口死亡率變化的作用使60 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0.8%，而1991～2030 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將使60 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1.72%。

中國東部地區經濟比較發達，醫療衛生設施比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區偏低，總體上看，東部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區低5個千分點。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使人口年齡金字塔頂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齡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經濟發展迅速，計劃生育開展較早的東部沿海開放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較高;相反，經濟基礎較差，計生工作起步較晚的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較低，老齡化達到的程度也較低。

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口老齡化程度會進一步提高,鑒于人口老齡化地區差異的存在，各個省市人口發展的階段、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不一樣，各個省市應該針對自己的情況作出措施建立自己的養老模式，及早做好準備,迎接白潮挑戰。

參考文獻:

［1］楊慧.老齡化地區差異的因果分析.西北人口.

［2］袁愛芝.山東省東西老齡化對比.西北人口.

篇4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養老保險基金 影響

人口老齡化及其表現

國際社會衡量人口老齡化的兩個通常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或超過10%，或者是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達到或超過總人口數的7%，我們就說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根據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達到8811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6.96%，已經接近老齡化；據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的7.7%，說明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據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6714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2.5%，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已達到了11309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8.5%，比上年增長了3.22%，比7%的國際標準高了1.5個百分點，無論從哪個標準來看我國都已經邁入了老齡化社會。

對任何經歷著人口老齡化的國家而言，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無法回避的，主要表現有：

人口老齡化首先會造成勞動力適齡人口比例下降，導致勞動力短缺。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人口增長速度較快，雖然短時期內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問題，但國家應及早采取措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用工不足的挑戰，這是人口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勞動力的平均年齡會增大，如果勞動力出現短缺，很多崗位將不得不聘用一些高齡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人口老齡化意味著稅收提供者的減少與享用稅收人數的增加，加上人均壽命的延長與人口出生率下降，勢必對我國稅收收入產生相應影響。同時，由于社會負擔系數提高，表示未成年人口與老年人口的支出大大提高，這樣就將降低儲蓄率。

人口老齡化將改變社會需求結構，老年消費品的需求會逐漸增加，并促使現有的消費結構發生改變。而從長期看，這種消費結構必然要求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做出相應的調整。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尤其嚴重。首先，家庭養老方式面臨嚴峻的挑戰。由于我國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第一、二代獨生子女已經進入婚育年齡，新的“四二一”家庭模式，讓越來越多的子女感到照顧老人的負擔沉重。其次，進入老年階段以后，由于身體免疫機能老化，抵御疾病侵襲能力下降，患病幾率增大，因而老年人對醫療保健和服務的需要遠超過其他年齡階段的人。有資料表明，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用支出是在職人員的3至5倍，發達國家目前醫療費用大幅度增長的原因，除醫療技術發展費用增加之外，主要是人口老齡化的作用。因此，隨著老年人口總量的迅速增加，將導致醫療保障資金需求的迅速膨脹。到2020至204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醫療保障費用的需求壓力可想而知。

最后，伴隨著人口老齡化而來的人均壽命的延長，在現有退休年齡不變的前提下，使得老年人領取養老金的期限隨之延長，因此國家支付養老金的壓力將越來越大。尤其是像我們這樣一個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就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未來養老金的支付更是一個巨大的考驗。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影響一方面使得養老保險基金的來源逐漸減少，另一方面迫使養老保險基金的支付逐漸增加。本文將對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變量和樣本數據的選取

由于養老保險起步較晚，所以本文的樣本數據范圍為1989-2008年，用老年贍養比（即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與勞動人口的比例）作為人口老齡化的指標，用SYB表示，用YLF來表示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費用，數據全部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9》（見表1）。

由表1所知，1989-2008年我國老年贍養比和養老保險基金支出都保持持續增長的趨勢。

其中老年贍養比有線性增長的趨勢，為了避免數據處理中的誤差問題，尤其是異方差，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取對數，老年贍養比是百分數，不取對數。兩個變量都是不平穩的，而一階差分后都呈隨機變動趨勢。

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迄今為止，對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是通過建立以因果關系為基礎的結構模型進行的，而這種分析是建立在數據平穩的假定基礎之上，但實際的時間序列數據往往是非平穩的。如果對非平穩數據以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因果關系模型，容易產生偽回歸。本文對序列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這里采用ADF檢驗，滯后階數采用AIC準則，用E-views6.0對序列SYB和Ln（YLF）以及一次差分后的序列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顯示（見表2），我國老年贍養比和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的原水平序列是非平穩的，一階差分以后都變成平穩序列，因此這兩個變量都是I（1）的。

協整檢驗

按照格蘭杰（Granger）對協整的定義，當兩個變量是同階單整的，才可能有協整關系，協整關系是指二者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如果有協整關系，那么它們的線性組合可能是平穩的，否則殘差中一定存在單位根。因此，檢驗協整性其實就是檢驗同階單整變量回歸方程的殘差是否平穩。由于Ln（YLF）和SYB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可以對這兩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對兩變量的協整檢驗一般用Engle-Granger兩步法。首先建立ln（YLF）和SYB的回歸模型如下（括號中的數字為t值）：

In（YLF）=-6.6918+1.4018SYB+et（1）

（-8.71） （18.08）

R2=0.9769DW=1.4196F=327.0435

其次，對模型（1）的殘差序列et進行平穩性檢驗，ADF值為-2.0164，1%的臨界值為-2.6924，5%的臨界值為-1.9602，因此殘差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穩定，不存在單位根，說明ln（YLF）和SYB是（1，1）協整的。模型（1）是1989-2008年期間我國老年贍養比和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之間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老年贍養比每變動1個單位（即1%），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將同方向變動140.18%，我國老年贍養比與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會隨著日益嚴重的老齡化而擴大。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方程只是反映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不能說明它們之間的回歸關系，這種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本文采用恩格爾（Engle）和格蘭杰（Granger）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見表3）。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從滯后1階到滯后3階，YLF不是SYB的Granger因，而SYB是YLF的Granger因，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4階的結論也是SYB是YLF的Granger因。也即是說，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不是老年贍養比的決定因素，養老保險基金變動不顯著影響老年贍養比；而反過來，老年贍養比顯著影響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老年贍養比的變動對養老保險基金支出有決定性作用。

結論和建議

根據協整檢驗，盡管我國的老年贍養比和養老保險基金支出都不具備平穩性，但老年贍養比和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之間具備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就長期而言，它們之間具有統計上的高度相關性，老年贍養比重每變動1個單位(即1%)，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將同向變動140.18%；根據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1989-2008年，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不是老年贍養比的Granger因，我國老年贍養比是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的Granger因，養老保險基金支出隨著老齡化的加劇而日益增加。

1989-2008年，我國老年贍養比呈線性增長的趨勢，結合回歸方程，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的對數值也會相應增加，而養老保險基金支出本身則會呈指數化趨勢的增長。在這20年間，老年贍養比年均增長率為14.53%，養老保險基金支出從118.83億增加到7389.6億，年均增長22.94%，雖然老年贍養比的增長速度不及養老基金支出，然而在2025年以后的一段時間里，贍養比有冪指數增長的趨勢，其年均增長速度將會更快，在此種情況下對養老保險支出的指數化增長趨勢的要求將更加迫切，如果養老保險基金支出的增長跟不上贍養比的發展速度，老齡化帶來的影響就將更加嚴重。為應對這種緊張局勢，可試著從兩方面考慮：從結果的層面來講，可以加大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但這無疑會給養老保險基金收入以及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帶來更大的壓力，極有可能達不到保障的目的；從原因上來講，可以控制贍養比的增長速度，即是要增加勞動人口數量，減少老年人數，如放緩計劃生育政策適當提高生育率、合理延長退休年齡等均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對于政策上大幅度的調整，需要專家們的斟酌探討和政府的深謀遠慮。

參考文獻：

1.楊中新.中國人口老齡化與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研究[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2.成海霞．走出人口老齡化的困境―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影響及對策[J].中國勞動保障，2006.8

3.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

4.祁峰.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及對策[J].生產力研究，2010.7

作者簡介：

篇5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由于實行了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轉變過程。與這種變化相伴隨的，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據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口轉變通常要經歷一些共同的階段。第一階段特征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從而導致低自然增長率；第二階段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高自然增長率；第三階段則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低自然增長率。如果按照這一自然趨勢發展的話，中國可能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持續處于第二階段。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則使中國的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紀伊始，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經過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的過程。與同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較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國的人口數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現出持續的下降。1971年全國總和生育率為5.4，從那以后，這個指標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為2.1)以下。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1.7左右，遠遠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于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來，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進一步降到6％0以下。

相應地，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65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為44％，1964年為3.6％，1982年為4.9％，1990年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聯合國確定的標準，2000年，中國已基本進入老齡化階段。而根據2004年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測算，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進一步上升到8.58％。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已經從早期年輕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轉變為老年人口增加、中間年齡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欖型。而根據聯合國人口局的預測，2050年按照年齡結構刻畫中國人口金字塔將是一個倒置的形狀(圖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農村向城市流動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齡較輕，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的結果導致城鄉老齡化程度差異已經逆轉。以往人們認為，農村的老齡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時期內延緩城市老齡化速度。實際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戶籍所在地進行的城鄉分類，該次普查數據顯示，鄉村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達到8.1％，已經高于鎮(6％)和城市(6.7％)的老齡化比率。這表明，迄今為止，人口流動已經填補了城鄉老齡化程度上的差異。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流動人口的因素，農村比城市有更嚴重的老齡化問題。

二、未富先老影響勞動力供給

按照規律，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我們收集了全世界129個國家的數據，運用非參數估計方法，給出了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與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關系。非參數估計是一種強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這種估計方法事先不對函數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讓數據“自己說話”。非參數估計有幾種不同的估計方法，我們這里運用的是LOWESS估計法，選擇的帶寬(bandwidth)為0．75。

圖2中的左圖，給出的是200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對數形式)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對數形式)的關系。在圖中，我們標出了中國所處的位置。兩者的關系是這樣的：在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較低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隨著人均國民總收入的上升而提高，當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擬合線的斜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漸下降。圖2中的右圖給出的是205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對數形式)與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對數形式)的關系。從圖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與人均國民總收入呈現這樣一種關系：隨著人均國民總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提高，當人均國民總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擬合線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

如果中國的老齡化過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而提前催生的，與其他國家相比則沒有什么特殊之處。從政策措施上看，我們只需參照已經出現老齡化的其他國家的經驗，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養老保障制度建設，即可應對老齡化帶來的各種問題。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以后者效果為主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這使得中國的老齡化與其他國家經歷的老齡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尚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問題，構成特殊的政策挑戰。

從圖2的左圖和右圖看，中國都處于擬合線的上方，表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僅說明中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而且表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這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使得中國的生育水平在短時間內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例急劇降

圖2 人均收入水平與人口年齡結構的關系

注：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2001年數據，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為2000年數據。資料來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應迅速提高。在一定時間內，少年兒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帶來了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相對上升。在圖2的左圖和右圖中，中國都恰好大約處于擬合線斜率開始發生變化的位置。這表明，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將不斷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將不斷上升。這整個變化軌跡將形成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畫面。

通常，人口老齡化不僅表現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還表現為少兒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動態。觀察圖2中顯示的整體趨勢也會發現，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不僅將持續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而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將趨于減緩。根據聯合國提供的預測數據，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會不斷上升，此后則處于下降態勢。從絕對數量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峰值，為10億人左右，然后會逐漸下降。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預測同樣顯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達到最高值72.1％，從絕對數量看，在2016年左右達到最高值，為9.97億人左右，隨后將逐年下降。

如果將勞動年齡人口細分為四個小組，即15―24歲、25―39歲、40―54歲和55―64歲組來觀察也可以發現，2000―2030年，15―24歲和25―39歲組占總人口的比例都持續下降，與之相反，55―64歲組的比例處于上升趨勢，40―54歲組的比例則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說，不僅中國的人口整體上趨于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本身也呈現老齡化的趨勢。此外，由于15―24歲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歲組也有一部分會退休，也都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的減少。

所有的預測結果都顯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的變化，將不同于長期以來我們觀察到的趨勢，從動態的角度看，勞動供給狀況不容樂觀。這與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對勞動力所產生的需求構成了明顯的矛盾。

三、勞動力需求將繼續增長

中國30余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結果，不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總量，在一定時期內緩解了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也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勞動力資源豐富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最基本的優勢之一，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成為中國產業的比較優勢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特別是工業結構的調整，基本上是按照這一比較優勢指示的方向進行的。

在整個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的經濟活動人口和城鄉就業人口始終保持龐大的規模，并不斷擴大。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勞動力絕對數量的不斷增加，經濟活動人口由1978年的4.07億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億人，城鄉就業總量也由1978年的4.02億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億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城鄉勞動參與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數國家。研究表明，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張學輝，2004)。這是中國經濟增長借助于人口紅利的直接證據。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和商品基本能夠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但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依然困難，而中國的比較優勢恰恰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資源方面。因此，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服務業和制造業作為吸納勞動力的兩大部門，有著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因而對勞動力有著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產業和部門的發展，也需要相當數量的勞動力。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著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長大約0.2個百分點。雖然這個就業彈性并不令人滿意，也反映了經濟增長終歸要形成對勞動力的需求。

根據我們對“十一五”時期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和城市勞動力供給之間匹配關系的觀察，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已經開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趨勢(圖3)。在設定的高位非農經濟增長率和高位非農就業彈性的情況下，從2004年開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將持續低于勞動力需求量，而且兩者差距越來越大。在其他各種假設下，2010年之前，也將分別出現新增勞動力數量低于勞動力需求量數量的情況。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流動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填補出現的缺口，但是，這個趨勢表明，中國遭遇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大。

資料來源：蔡、都陽、王美艷《中國勞動力市場總體狀況》，提供給世界銀行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報告

四、政策調整建議

人口老齡化不可避免會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古今中外、蓋莫能外。然而，由此對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會有所不同。在大多數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發生時人均收人已達到較高水平，因而資本相對豐富，可以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實現產業結構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的升級。中國過早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則會導致工資水平上漲，從而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而從人均GDP看，中國尚未進入用資本替代勞動的階段，新的比較優勢將不能及時顯現出來，因此，經濟增長有可能喪失其可持續性。

“先老”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和“未富”帶來的大量勞動力需求，形成一個比較優勢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端倪，背后潛藏著動態比較優勢危機。為此，我們需要未雨綢繆，及時采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根據經驗，勞動力從過剩到出現短缺端倪的時候，勞資關系、政府立法和工會作用都開始向有利于勞動者的方向變化，因此，這個時期也是一個構造適合中國國情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時機。

1、最大化開發現有的人口紅利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嚴峻的就業形勢導致數千萬城鎮職工下崗，其中一些人或處于失業狀態，或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在勞動者不能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總撫養比因為被高估而不能真實地反映人口的經濟負擔，其下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勞動參與率從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現象，是由于就業機會不充分，就業培訓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務不到位造成的。這種情況意味著我們未能把現有的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現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就業問題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決，特別是在中國的失業現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結構性等自然失業構成的情況下，擴大就業仍然有賴于勞動力市場發育和政府、社會的就業服務水平的提高。

事實上，中國成功的人口轉變，較早地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于勞動力供給和儲蓄率提高的人口紅利，這是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重要因素。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人口結構的優勢趨于減弱。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資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緩這個人口紅利的消失，保持勞動力成本低廉和儲蓄率高的發展優勢，從而贏得增長方式實現根本轉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的時間。而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因此，在發展過程

中，把擴大就業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僅決定著人口紅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勞動者積累人力資本的重要過程和創造經濟增長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資本積累力度

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對于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說人口紅利更多地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并且作為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的話，通過對勞動者本身的投資，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用質量替代數量，則是預防勞動力短缺的未雨綢繆之舉。實際上，作為勞動力短缺的信號而出現的“民工荒”，其更準確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勞動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隨著企業技術和工藝的改進提高的話，勞動力短缺問題就會顯得格外突出。圖4顯示了城市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之間的關系。從中可以看出，隨著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時工資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義務教育水平是一個關鍵點，受教育年限一旦超過9年，小時工資水平大幅度持續提高。這種情況說明，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對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圖4 農民工教育回報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01年城市勞動力調查數據計算

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改善，需要通過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質達到。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是人力資本培養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體制，也是人力資本積累與勞動力市場有效連接的渠道。中國教育進一步的發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資源，擴展教育領域和受教育時間，建立終身學習型社會，把有限的資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從健康角度，尋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質的關鍵領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質、婦女生殖健康和勞動者健康和工傷保險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資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個機制完善的勞動力市場，給予人力資本以正確的回報，鼓勵和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并且形成準確的勞動力價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必要制度條件。

3、養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

迄今為止，中國的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一個現收現付的模式。一般來說，這種養老模式需要以相對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為支撐。而一旦人口進入老年化階段，這個模式就會面臨著巨大的支付危機。與現收現付制度相比，完全的個人積累式養老基金籌集和發放制度，能夠通過建立強制性的個人賬戶，鼓勵個人為年老時進行儲蓄，通過個人承擔風險的資本市場投資使養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過市場選擇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針對人口轉變的新特點，做好老齡化時代養老的準備，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和具有可持續性的養老保障體系，出路就在于從現在開始，就明確從現收現付制度向完全的個人積累制度的轉變方向，并且制定明確的過渡辦法。

支撐這個過渡的關鍵，是增加“新人”的數量和比例，從而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實際上，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已經存在這樣一批新人，問題在于他們還沒有被納入城市的養老保障體系之中。因此，進行這項改革的過渡辦法就是把已經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政策模擬表明，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低大約19個百分點(蔡、孟昕，2004)。

4、清除勞動力流動障礙

未來城市勞動力供給，將不能滿足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減緩的話，勞動力短缺制約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就會加大。近年來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規模逐年擴大，就是對已經出現端倪的城市勞動力短缺的自然反應。然而，迄今為止，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約著勞動力的暢通流動，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屬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認可，只能到處流動而不能遷入城市，他們的消費行為、子女教育行為也因此而異常和失范。歧視外地人的就業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服務的供給等，也都根源于戶籍制度。消除這些制度，不僅可以使勞動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動起來，而且有助于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其產生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直接貢獻。例如，世界銀行的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能夠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和10％的假設下，中國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World Bank，2005)。

5、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由于非公經濟的成長和國企改革的深入，中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近年有很大的增長，但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并沒有實現根本轉變。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即勞動力和其他資源從邊際生產率低的部門向邊際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的結果，真正由技術進步和微觀效率改進的貢獻微不足道。世界經濟發展的先例表明，單純依賴生產要素投人實現經濟擴張，生產率沒有實質性增長的國家，盡管在一定時期由于這樣或那樣特有的原因表現出高速增長的績效，但是，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具有可持續性的。在人口紅利期即將結束的情況下，保持經濟增長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實現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此外，中國作為一個相對于人口規模自然資源缺乏的國家，能源、礦產等供給對于目前的高速經濟增長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支撐乏力。

由于增長方式是由發展戰略理念及將其付諸實施的政策傾向和手段決定的，轉變增長方式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形成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針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制約因素，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一系列發展政策的調整和激勵機制的改革，把發展戰略轉到符合比較優勢的方向上，把增長方式轉到具有可持續性的軌道上，增長源泉逐漸轉到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參考文獻：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①蔡、孟昕：《人口轉變、體制轉軌與養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續性》，《比較》2004年第10輯。

篇6

[關鍵詞] 制度變遷;生育決策;經濟增長;綜述

[中圖分類號] F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維持了高速穩定的增長態勢，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而這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與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眾多的勞動人口為我國經濟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根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人口紅利”效應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叭丝诶淆g化”作為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一個突出現象，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成為了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內容。不論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老齡化”都與我國的人口控制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近些年來出現的一系列人口現象都與我國的人口政策，特別是計劃生育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從而影響著人類的行為方式?？梢哉f，制度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國，計劃生育制度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其對于人口變化和家庭生育決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很多經濟學家也探討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而這一影響途徑是用人口作為中間變量的。近些年來，新家庭經濟學的興起，特別是用微觀經濟原理解釋家庭生育決策的方法和成果的廣泛傳播，為研究家庭行為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另外，近一段時間一個被廣泛討論的名詞――“失獨家庭”，也是本文寫作的背景之一，所謂“失獨家庭”是指獨生子女由于出現了各種意外傷亡，而其父母不再生育或收養子女的家庭?？上攵?，這種狀況對于家庭是多么沉重而殘酷的打擊。而且根據有關機構的估計，目前我國至少有100萬個“失獨家庭”，且每年以7.6萬個的數量增加，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的脆弱性和復雜性。不僅如此，計劃生育制度實施以來，雖然促進了我國向低生育率的轉變，為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大貢獻，但也給社會帶來了諸多問題。因此，面對這一問題，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分成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該繼續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另一種認為應該逐步放松，甚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

二、生育決策理論相關研究綜述

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是人口理論中的一個重大主題，而經濟學對于人口問題的關注則由來已久。眾所周知，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一個典型的雙向關系，人口變動對于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經濟發展又推動著人口結構和數量的轉變。

經濟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科學，而家庭作為經濟的微觀主體之一，更是經濟學家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家庭活動則推動了一門新的學科，即“新家庭經濟學”。新家庭經濟學主要研究家庭生育決策;家庭成員的就業決策與勞務分工;以及家庭組織經濟問題等。因而，生育決策理論作為新家庭經濟學的一個核心主題，得到了經濟學家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并建立了若干種家庭生育決策理論模型，用以解釋經濟發展中的生育率變化以及不同經濟條件下的家庭生育決策。

在家庭生育決策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理論主要包括：萊賓斯坦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貝克爾的“數量質量替代”理論，卡德威爾的“財富流”理論，以及伊斯特林提出的“生育供給與需求模型”和“生育率臨界假說”。

這些年來，面對國外學者對于生育決策問題不斷涌現的學術成果，國內學者依據本國國情，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的解釋和學說。李小平（1992）提出的“期望孩子效用”概念，他認為父母的生育意愿取決于孩子帶來的期望效用，而非實際效用，政府可以通過降低孩子的期望效用來降低父母的生育意愿，從而達到降低生育率的目的。彭希哲和戴星翼（1993）提出了“風險最小化原則”，他們認為風險最小化原則表明我國農村地區夫婦決定是否再生育子女時，其內在的動機是為了分散風險，即通過選擇生育數量來規避風險，使風險得以減弱。應當說明的是，風險最小化原則和效用最大化原則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風險最小化原則可以用效用最大化原則的函數式表示，但其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政策含義，風險最小化原則要求通過降低風險來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國家對少生的家庭進行補償，然而效用最大化原則要求通過提高孩子的成本或降低孩子的效用來降低生育意愿。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風險最小化無疑更為適用。

周雙超（1996）則認為傳統的成本―效用理論忽視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孩子對于家庭的效用是不同的這一事實，他認為孩子對父母的效用主要包括享受效用和必需效用，而父母對孩子的需求主要分為奢侈需求和基本需求，因而，當孩子是奢侈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大，當孩子是必需品時，父母對孩子需求的彈性較小，因此，對于我國落后的農村地區而言，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是基本需求，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父母對孩子的需求趨向于向奢侈需求轉變。

經典的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提供了一整套用于研究家庭決策行為的工具和視角，但是它的運用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基礎上，一般的基本假設包括：家庭生育決策以追求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家庭中的個體均為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每個家庭中的個體是完全自由的，其對于出生人數和出生間隔完全可以自主決策和控制;孩子既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又是一種生產物品，他具有消費性和生產性;市場環境是完全競爭市場，即商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是完全競爭的。經濟形態為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關系高度發達且無處不在。

只有滿足以上的假設條件，其通過模型得到的結論才能夠成立，顯然，對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中國來說，其假設條件并不完全滿足。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龐大的13億人口，市場經濟制度遠未建立完善，且在廣大農村地區，商品經濟遠未成熟，收入水平還較為低下，存在著自然經濟的殘留思想和觀念。因此，簡單的套用西方經典理論是切不可行的。在研究過程中，需要注重本國國情，從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和吸收西方生育決策理論，注重不同的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方法，從而得出符合我國實際的結論和政策建議。

我國的家庭決策和家庭活動具有一些特殊且重要的特點，例如：①父母一般會撫養子女到成家立業為止，即當子女完婚后才會真正脫離父母撫養，因此，家庭撫養子女的時間要長于西方國家。②家庭養育子女成本的內容比西方國家要多，除了一般的費用，通常還包括買房，結婚等費用。③具有濃厚的“養兒防老”的傳統，子女的保障效用極為重要，這源于深厚的傳統思想觀念，較為落后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家庭養老”的傳統。④我國的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中具有濃厚的“宗族文化傳統”，“傳宗接代”，“人丁興旺”等觀念深入人心，其宗族的生育壓力較為明顯。⑤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政策控制力度較強，家庭的生育決策空間較小，絕大部分家庭的生育子女數量為0-2個。⑥經濟處速發展中，經濟變革、社會變革、文化變革都深刻而明顯，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因素較之西方國家更為復雜和多變，因此，需要更為多樣且細致的分析。

總而言之，對于西方理論的應用應當重視假設前提，借鑒分析框架，絕不能生搬硬套，更何況，西方生育決策理論中的很多結果尚需實證檢驗，很多理論還存在空白和有待發展之處。與西方經典生育決策理論相對應，我國學者的研究更注重本國的實際和國情，更加關注特殊的文化體制因素對于生育決策行為的影響。但是，我國學者的分析也具有一些局限性，例如，對于理論的重視不夠，多傾向于利用西方現有理論進行實證分析，而缺少對于模型的構建與理論的創新。另外，對于西方生育決策模型的運用缺少前提，片面的運用從而導致錯誤的結論。而且研究多局限于微觀范疇，缺乏對宏觀變量影響的研究。

三、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性研究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定義，制度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制度是一種行為規則，它決定了社會主體在社會生活中可以選擇的行動方式。二是制度是人們結成的各種經濟、社會、政治等組織或體制，它決定著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經濟關系的展開。按照制度的層次，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實施機制。制度包含著激勵和約束的雙重功能，制度的變遷推動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轉變，不同的制度安排決定著不同的經濟績效，也對人產生不同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促使人的行為的改變，同時也改變著人的決策方式和權衡關系。

不同的制度安排導致不同的經濟環境，不同的經濟環境導致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發生變化，家庭中的個體面對著成本和效用的變化會做出不同的生育決策，體現著制度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下面將簡要介紹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對于家庭生育決策的影響。

曾毅和舒爾茨（1998）主要研究農村對于生育率的影響。他們運用羅吉斯特多變量回歸方法和生命表分析方法進行相關數理統計分析，他們認為在集體所有制的“大鍋飯”體制下，實際上會對農村生育多孩的夫婦給予了一種經濟補償，而的推行則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客觀上取消了對生育多孩夫婦的補償，從而導致了生育率的降低。通過數值分析，他們得出結論：在改革前期，削弱了生育控制，而在后期使家庭傾向于少生孩子，同時加強了生育控制。王水雄（2002）則通過將博弈論內容引入生育決策模型中，建立了生育的博弈模型，從而證明了在沒有制度控制下，當公共領域中存在大量資源，且實行平均分配制度，人們此時傾向于多生孩子，從而導致了“公地的悲劇”，這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將會導致家庭傾向于多育孩子，而市場經濟體制且產權明晰的條件下，家庭傾向于少育孩子。

與此類似，鄭龍真，史清華（2006）通過調查樣本數據，運用博弈分析方法，比較了無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和有制度控制下的農民生育決策行為。得出在無制度控制下家庭將會選擇多育孩子以爭奪公共資源，在存在制度控制的條件下，人們將會減少孩子的生育數量。張華寧、陳紀平（2009）的研究利用產權經濟分析的方法，通過在人口增長率的統計分析中加入政府產權制度效率參數和計劃生育政策強度參數，通過將實證分析和邏輯推演相結合，得出兩個基本結論：一是由于產權制度的變遷，不同的產權制度導致不同的績效，由于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性質，隨著產權制度體系效率的提高，導致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而導致過剩人口數量逐步減少，人口增長率下降。二是由于產權界定不完全，導致人們擁有多個孩子以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從而導致“非生產性”過剩人口的增加，進而導致人口生育率的上升。

對于計劃生育制度變革是否會引起家庭生育決策的變化，即是否會引起生育率的反彈，學界基本上呈現兩種態度。顧寶昌（2010）提出改變計劃生育政策，即放開二胎不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也不會導致人口失控。而朱中仕和陳華（2012）的研究表明調整現行人口制度的時機還不成熟，在短時期內將會引起家庭生育行為的改變，導致人口生育率的反彈。

通過不同學者對正式制度變遷與生育決策的相關問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正式制度包括產權制度、農業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計劃生育制度等社會經濟中的一系列制度都會對家庭生育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對人口增長率和生育率的變化產生影響。

四、生育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

根據有關部門的估計，我國因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而少生的人口達到3.38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我國人口轉變的進程，人口轉變是指從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狀態轉變到兩者都很低的狀態的過程。根據國際經驗，人口轉變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二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的階段;三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階段。[21]在我國，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和對生育的有力控制，經過30年時間，我國便進入了第三階段，即通常發達國家處于的階段。與我國相同收入水平和發展程度的國家均處于第二階段，因此，我國人口的迅速轉變無疑是實行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

與我國人口轉變過程迅速推進相伴隨的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和“人口紅利”效應，按照聯合國的劃分標準，在全部人口中，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超過7%，即被稱為老齡化社會。據此推論，由于2000年65歲老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6%，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根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超過20%，成為名符其實的“銀發國家”，這對于我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將會產生復雜的影響。

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我國的經濟增長也長期受到“人口紅利”的積極影響?！叭丝诩t利”是由聯合國人口基金會于1998年正式提出的。根據標準的定義，“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占總人口的比重較低，這種總人口結構呈現“中間大，兩頭小”的特征使社會負擔較輕，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和投資率處于高位，且絕對量不斷增長，另外，家庭的人力資本投資也不斷增長，從而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很多經濟學家都對“人口紅利”的增長效應進行了研究和檢驗。其中，蔡P（2004）通過運用經濟增長因素分解法得出，東亞奇跡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應歸結于人口結構因素。同時，他認為大約23.71%應歸功于人口紅利的作用。汪小勤（2007）認為高的勞動參與率會促進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進而加速經濟發展。王德文，蔡P（1999）的研究表明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回歸系數為0.109，-0.113，且均顯著。一般而言，年輕化的人口年齡結構可以推高儲蓄率，主要因為工作人口的比重增加導致收入增加，從而導致儲蓄增加，而且，年輕人的儲蓄意愿和能力也較高。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家庭生育行為的變化，進一步引發了人口轉變，產生了“人口紅利”效應，根據預測，在2000-2030年間，勞動負擔系數在50%以下，在2030-2050年期間，勞動負擔系數將逐步上升，到2050年將上升至64.36%，屆時，我國將由“人口紅利”轉變為“人口負債”。

由此可知，21世紀的前30年，將是我國利用人口紅利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機遇期。因此，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就顯得格外重要。在當前學者對于人口紅利的研究中，既出現了許多成果，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一是對于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研究，多側重于將人口因素、人均收入、人均GDP等指標相聯系。而人口紅利對于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分配結構以及就業結構的影響的分析較薄弱。二是對于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與傳導途徑的分析較模糊。三是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與人口紅利并存的階段，這一特殊的人口現象對于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如何，也值得深入研究。

[參 考 文 獻]

[1]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162-214

[2]李小平.期望孩子的交易價格及其在生育控制中的應用[J].中國人口科學，1992（5）：49-56

[3]彭希哲，戴星翼.試析風險最小化原則在生育決策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1993（6）：2-7

[4]周雙超.生育需求的經濟分析[J].人口與計劃生育，1996（2）：41-44

[5]盧現祥，朱巧玲.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20-432

[6]曾毅，舒爾茨.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對生育率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1998（1）：129-143

[7]王水雄.生育的博弈模型：中國的例子[J].社會學研究，2002（6）：82-94

[8]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決策與我國低生育水平穩定機制的轉變[J].人口研究，2004，28（6）：2-18

[9]鄭龍真，史清華.農村家庭生育行為的博弈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6（3）：29-33

[10]王躍生.制度變革、社會轉型與中國家庭變動――以農村經驗為基礎的分析[J].開放時代，2009（3）：97-115

[11]張華寧，陳紀平.理性人口過剩：人口的產權經濟分析[J].經濟管理，2009（7）：166-171

[12]顧寶昌.中國人口：從現在走向未來[J].國際經濟評論，2010（6）：95-111

[13]朱中仕，陳華.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劇的認識[J].人口研究，2012，36（4）：103-112

[14]蔡P.人口與計劃生育管理機制改革的理論思考[J].中國人口科學，2001（6）：1-8

[15]黃步云.家庭生育選擇行為的經濟學分析[J].西北人口，2005（1）：61-64

[16]鄭真真，李玉柱，廖少宏.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9（2）：93-102

[17]王金營，顧瑤.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條件、問題即對策[J].人口研究，2011（1）：74-81

[18]蔡P，都陽，高文書等.勞動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現實[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0-40

[19]蔡P.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8（2）：2-9

篇7

關鍵詞：城鄉統籌 發展 人口生育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10-204-03

湖南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統籌城鄉發展是湖南“十二五”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面臨的重要任務。統籌城鄉發展，核心是城鄉要素的交換，尤其是城鄉人口的流動。只有不斷立足實際,實施穩定與調整相結合的人口生育政策，才能有效促進城鄉統籌發展。

一、計劃生育政策的有效實施促使湖南人口自然增長率明顯下降

建國60多年來，湖南人口控制工作經歷了無計劃增長到有計劃增長的過程，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初實施嚴格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全省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生育觀念發生根本轉變，全省人口自然增長率顯著降低，以20世紀70年中后期計劃生育實施后為標志呈現明顯的前高后低特點，大概經歷了5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第一個增長高峰期（1950～1958年）。這一時期，是建國后湖南人口增長的第一個高峰期，9年中增加人口686萬多人，增長幅度達到22.31%，平均每年增加76萬多人，年均自然增長率為23.24‰。此期間人口的快速增長與人口再生產的快速增加有很大的關系，從總體來看，建國后工業、農業、經濟的快速恢復發展為人口再生產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無限制性的生育政策為人口迅速增加提供了政策環境。

第二階段為湖南人口低谷期（1959～1961年）。這一時期，是湖南人口負增長時期。1961年同1958年相比，全省人口總量減少164.74萬人，減少幅度達4.46%，平均每年減少54萬人之多，年均遞減率為15.2‰。這一時期人口總數遞減，出生率逐年下降，特別是1960年和1961年，自然增長率為負數，不是人口政策的人為減少，主要是因為1959～1961年、經濟困難的影響，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回升。

第三階段為人口補償性增長高峰期（1962～1971年）。這一時期，是湖南人口增長的第二個高峰期。這個階段人口出生猛增，形成了長達10年的生育高峰期。從1962年開始，連續4年出生率都高達40‰，1963年出生率最高達47.29‰。1971年后雖有所下降，但仍達29.13‰，10年中，全省人口總量增加了1090.29萬人，增長幅度為31.08%，年平均增加100萬人，年均自然增長率達到27.4‰。這主要是由于渡過經濟困難時期后，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出現補償性生育所致，開始后，計劃生育工作被迫停止。

第四階段為湖南人口緩慢增長階段（1972～1993年）。這一時期，全省人口增量增加1545.02萬，增長了32.87%，年平均自然增長率為15.08‰，比第三階段下降了1.23個百分點。如以1970年出生率為基數推算，到1990年，全省少出生2000多萬人。雖然20世紀80年代人口增長波峰明顯低于前兩個高峰期，但波動起伏比較大。20世紀80年代后期，人口形勢嚴峻，引起了各級政府和社會的關注，齊抓共管，計劃生育工作的全面開展，特別是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小孩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嚴格落實，人口猛增的態勢才得以控制。但由于人口基數過大產生的慣性影響，再加上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刺激了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農村居民的生活自由度更大了，也使計劃生育管理困難增加，從而導致出生率仍較高。

第五階段為湖南人口逐步進入低生育階段(1994～2011年)。這一時期，湖南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開始淡化，人口增長進入穩定的低速增長時期，人口總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據統計，2011年底湖南總人口達到7135.6萬人，比1994年增加833.02萬人，年均人口自然增長率為7.3‰，人口總量呈現持續低速增長態勢。2011年人口出生率為13.35‰，人口死亡率為6.8‰，人口自然增長率為6.55‰，與1994年相比，人口出生率下降了0.53個千分點，人口死亡率下降了0.23個千分點，自然增長率下降了0.3個千分點。總體來說。這一時期，湖南人口總量控制在低速增長階段，人口控制取得了明顯成效。

二、城鄉統籌發展中人口生育政策實施中面臨的主要問題

現有的人口生育政策雖然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數量，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但仍然存在整體效用低，存在明顯不公，出生性別比失衡，老齡化加速等問題。

篇8

論文關鍵詞：老齡化；養老保障；改革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態勢與特點

我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億。而且持續增長勢頭強勁，預計2025年60歲老年人口可達2．8億．占總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將達到4億左右，占總人口的1／4以上。老齡人口中，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長．高齡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l，100萬，到2020年將達到2，780萬。作為發展中國家以及一個人口大國．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生．呈漸進步伐，當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np一般在l萬美元以上。而我國成為老齡化國家時．人均gnp僅為800美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用于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與收入水平的變動、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有密切關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和大規模高速度的老齡化發展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是一次挑戰，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二)我國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l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整體而論．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明顯低于東部。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突出

我國城鄉差別與人口流動使農村人口老齡化更加突出。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就動態而言，由于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攜帶子女流入城鎮，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負荷沉重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文化、社會等原因．老年婦女容易受到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老年婦女比低齡婦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臨更多的困難，并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養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會養老保障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人口老齡化對其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首先，養老保險居于社會養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環．以資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話，人口老齡化使養老金和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大量增加。據統計，從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問，我國用于社會福利等各項支出從327億元增加至3，043億元，增長近l0倍，其中用于離退休、退職職工保險福利的費用(包括退休金)支出從149億元增長到2，068億元，增長了l2倍多，比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得多。從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看，社會保障各項費用的增長還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近年甚至用于社會養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據報道，僅2003年，由人口老齡化引發基金缺口，中央財政就至少要補助350億。

其次，人口老齡化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會養老保障向更高層次邁進。我國人口壽命的延長，使高齡老人不斷增多，家庭內的代際數將相應增加；伴隨父母年齡的提高，子女的年齡也在相應提高，導致低齡老人供養高齡老人的局面產生，家庭供養能力會有所下降。而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發展，帶病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齡化發展只解決經濟供養是不夠的，還要解決好社會照料和醫療護理問題。因此，大力培育社會化服務功能，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缺失，滿足日益增強的社會養老需求，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一個現實要求。

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社會養老的發展同樣面臨較多的制約因素，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低、缺乏系統的老年服務體系、養老設施嚴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體就養老保險來說，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實行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計劃，現收現付，從目前的情況看，每年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還在不斷地加大。據統計，25年后養老保險資金缺口可能會從現在的2000億元增加到1．8萬億元。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在現行的養老保險計劃下，中國的基本養老基金將在2032年左右開始出現收不抵支?，F收現付制如果不進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國家財政拖垮，很高的收繳比例也會給企業帶來巨大負擔。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瑞士和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

瑞士是歐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日本是亞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由此而來的養老保險問題日趨嚴重。面對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兩個同屬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防范措施，調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都以國家的基本保險為核心。這種單一的公共支柱雖然解決了社會再分配的功能，卻難以同時肩負儲蓄即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和保險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兩國的做法都是建立國家、企業和個人各自負責的多支柱制養老保險制度。在原有國家的基本保險基礎上，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同時，國家給予一定的優惠稅收政策，鼓勵個人通過儲蓄為退休積累一定的養老金，將個人多余的資金以儲蓄的形式進行融資。

(二)規范原有養老保險體制、控制新的養老保險規模

日本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著手來規范原有養老保險制度，增加養老保險的收入，同時，控制新的養老保險收益規模。而瑞士則更多地通過復雜的收益與繳費的精算關系，確保貢獻與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

面對人口老齡化，瑞士政府以建立養老金補償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項基金的穩定的投資回報，來彌補基本養老金計劃的缺口，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而日本則更多地依靠政府財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

調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養老基金通過私營公司的管理進入國際或國內資本市場，以最大限度地獲得回報為目的。這樣也就避免了現收現付制下，政治因素對養老金投資的影響，避免了將退休者的保命錢投資到或借貸到瀕臨破產的企業中。

四、加快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應對老齡化問題

(一)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體系

我國原來實行的現收現付的以公共養老金為基礎的老年保障體系已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國家獨立支撐的養老保險體系轉化為由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同承擔已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因此，我國應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在國家基本保險之外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和個人自愿參加的其他補充保險，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資金籌集、管理運作以及養老金發放方面，應該逐步分離，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別實施。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基本養老金的比重應該逐步縮小，更多地發揮補充養老保險的作用。

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險，仍處于探索階段，覆蓋面很小，保障水平較低。從我國人口變動的趨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以及農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來的我國養老問題，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老人數量極大，農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權，因此從主體來說，農村養老應以家庭為主，社會為輔，提倡老人自養，樹立自我養老意識。對于農村“三無”老人繼續實行“五保”制度；對于遵守國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子(女)戶、雙女戶，繼續推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險。還可以因地制宜推廣綠色養老保險，在鄉村利用資源優勢，開辟養老田、養老山、養老林、養老塘的形式，為農村老齡化人口自我養老提供一個平臺。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以自愿實行農民退休金制度，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老年農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領取一定數額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強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設

當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收繳與支付都由國家來執行，帶有統籌的公有制的性質，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急需在資金運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財政職能的轉變、養老社會保險經營上的不足、公共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調動社會成員參與養老保險積極性的需要，都呼喚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立。

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據法律來經營管理全國養老保險業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經營單位，它利用社會成員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依法進行投資經營活動，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只能投資于政府公債、存人國家銀行獲取利息，受到通貨膨脹等的威脅。特別是這幾年，國家為了擴大國內需求，政府公債、銀行存款利率在不斷下調，養老保險基金實際收益率并不高。建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能夠將養老金的投資收益狀況直接與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聯系，調動公司管理人員管理養老金的積極性。商業養老保險必將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養老金繳納的時間長，有定期性，儲蓄的時間也很長，比較適合作長期投資，而長期投資的收益則是很高的。

(三)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引導監督多支柱體系

政府對社會養老保險應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制定政策起引導、宣傳和監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政府在此間的職能應該逐步分離，行使宏觀調控職能。

篇9

關鍵詞：人口問題 可持續發展 思考

1.目前我國面臨的人口問題

只要稍有頭腦的人就會想到，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發展加快了，但是二十年后、三十年以后呢？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進入老年，從財富的創造者，變為財富的消費者，將來的社會財富靠誰來創造？現在新增人口過少，將來創造財富者就會過少，人口大量老齡化，很少的財富的生產者負擔眾多的財富消費者，這樣的不協調，會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危機。試想，如果嚴格執行一胎政策，一對夫妻按平均二十五歲生育計算，三十五年后，這對夫妻進入老年期，他們的子女與另一家人家的子女結婚，這個年輕的家庭需要負擔雙方父母共4位老人的養老問題。再過25年，新一代的家庭可能負擔12位老人的養老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有人希望用完善社會保障的方法來解決，也有人希望用儲蓄的方法來解決。生產者很少，而消費者眾多，這樣產生的社會危機國家是無法保障的，社會財富是人生產出來的，不是國家制造的。這個也不能用儲蓄的方法來解決，儲蓄只能儲蓄紙幣，不能儲蓄生活資料，不能儲存勞動力，沒有了生產者，儲蓄的紙幣不會有任何作用。老年人的生活資料需要生產者生產，眾多的老年人需要大量的人去照顧，眾多的老年人在精神上也需要下一代去安慰，社會保障和儲蓄能解決這些問題嗎？國家的大量財富用于養老，用于社會發展的財富就會減少，社會發展的速度就會減慢，甚至停止，嚴重的還可能引發社會動蕩。

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使那么多人的精神都寄托在一個孩子的身上，孩子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天有不測風云，一旦發生災禍，會使多少的人精神失去寄托。有人把一切都寄托于國家的社會保障上，人是有感情的動物，社會保障能保障人的精神的寄托嗎？

新增加的人口既是現在財富的消費者，又是將來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要保證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保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人口增長過快，對當前發展不利，人口發展過慢，要影響到將來的發展，人口增長過快和過慢都不利人類社會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人們只看當前的發展，沒有長遠的眼光，致使計劃生育走向極端。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如果被嚴格執行了，每過一代人，人口就會減少一半，雖然從短時間來看，人口還可能增加，但增加只是暫時現象，當人口進入老齡化后，人口就會加速減少。

2.對人口問題的解決措施

一對夫妻生兩個孩子，并嚴格執行，是符合實際情況、保持人口相對穩定的并且可行的措施。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觀念的改變，社會競爭的日益激烈，中國人的生育觀念正在悄然發生著改變。多子多福的觀念逐漸被人們拋棄，殘酷的社會競爭使人們漸漸接受了少生的觀念。生的孩子愈多，家庭的經濟負擔就愈重，孩子在教育就業等社會競爭方面就愈處于弱勢，中國的大多數弱勢群體已愈來愈接受了這一現實?，F在不是很流行“窮二代不愿意生下窮三代”嗎？在當今的歐美國家，沒有強制的計劃生育，但歐美一些國家的人口一直處于負增長，人們不愿意生育，與當前中國的“窮二代不愿意生下窮三代”是相同的道理。歐美的很多國家采用獎勵生育的方法，但一直難以扭轉人口負增長的局面。

人類社會人口的發展就如同大樹與新生的樹枝的關系。新發育的樹枝太多，勢必要消耗大樹的營養，會嚴重影響樹干的生長，但新發育的樹枝是大樹將來生長制造營養物質的器官，如果新生的樹枝太少，原來的樹枝老化后，大樹由于缺少制造營養的器官，就會生長緩慢，停止生長，甚至死亡。

中國當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長最快的國家。1980年以來，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持續增長?！拔迤铡苯Y果表明，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8811萬人，占總人口的6.96%。我國已經進入了人口老齡化社會。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50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3.2億以上，約占我國總人口的1/5，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4。與此同時，我國老年人口中的高齡化趨勢也日益明顯，預計到2040年8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0.56億。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人口的老齡化洶涌而來，將會給中國帶來難以逆轉的災難性的后果。

主張用極端的方法減少人口，有一個很響亮的理由，就是人口多，消耗的自然資源多，地球會無法承受。地球能夠養活多少人？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答案。

有人拿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說事，認為中國人生活水平低是人口眾多惹的禍。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個沒有錯，但中國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中國的平均人口密度遠遠低于日本、新加坡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也就是說中國遠遠不是相對人口最多的國家。

3.結語

日本的相對人口遠遠大于中國，但日本的生活水平比中國高的多。中國沿海地區相對人口比邊疆地區相對人口多得多，但沿海地區的生活水平比邊疆地區高得多，這個說明中國人生活水平低與人口多沒有關系。中國人生活水平低是歷史復雜原因造成的。

但是，新增加的人口是將來財富的創造者?，F在實行的過低生育的政策，如果只看眼前，的確是好事，新增加的人口少了，消耗的社會財富少了，就會有更多的財富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素質，加快社會發展的速度。

走向極端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暴露出許多問題，如果不及時改正，就會釀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呼吁有關部門，放開二胎，嚴格控制三胎，保持人口的穩定，保持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篇10

[關鍵詞] 人口發展 人口質量 經濟增長

一、問題的提出

眾所周知，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類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無不與人口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歷來是人們矚目和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建國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樂觀主義”到“悲觀主義”的轉變，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計劃生育”的發展道路。從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進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別是黨的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13年，是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發展史上最好的時期，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增長型人口”已轉化為“縮減型人口”，從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現在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見表1），增強了我國的可持續性發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時，人口與經濟的發展中又出現了另一個尖銳矛盾，即我國出現了發達國家高收入時期出現的“人口老齡化”現象。2004年60歲以上人口高達12.4%，已超過老齡化社會10%的標準，低收入水平下過度人口老齡化將會對社會和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是否繼續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實現人口增長與經濟協調發展，已成為理論界爭議的一個焦點。

資料來源：蔡：《中國人口與勞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7月，P9

二、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人口轉變理論告訴我們，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發生的，前者先于后者發生，前者與后者也是原因和結果的關系。從而形成年齡結構變化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具有高少年兒童撫養比、高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撫養比的特征。一般來說，當人口的結構由高勞動年齡組成的情況下，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人口供給充分，儲蓄率較高，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

“人口機會窗口”一般可以持續開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潛在發展機會就越大，但是人口機會窗口持續的時間卻相對比較短。反之，生育水平緩慢下降帶來的人口機會窗口開啟的時間相對較長，但是帶來的潛在發展機會不夠明顯。從戰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國都特別重視人口轉變所帶來的總人口負擔系數下降時期，因為類似的機遇基本上是屬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縱即逝。中國在較短的時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屬于典型的發展機會大，但持續時間短的模式。

如果以50作為人口負擔系數高低的一個門檻，那么 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大致是從1990年開始，到2030年結束，前后持續大約40年。從1990年開始，人口負擔系數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撫養比還會繼續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將會降到最低點。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負擔系數將逐步停止下降轉而開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負擔系數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著人口機會窗口開始關閉。所以，中國實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效果，與其說是控制了人口總量，有助于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不如說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通過較早贏得年齡結構優勢，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并進而通過保持高儲蓄率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但是，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隨著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這種特殊的增長源泉終究要消失殆盡，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人口紅利階段轉為人口負債階段，正是基于此，理論界主張應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這一政策帶來的問題是：一般情況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長較快，家庭養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會迅速下降 ，而在中國，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別是在廣大農村，由于教育落后，對子女的智力投資很少，婦女受教育和參加工作的機會不多，“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觀念還沒有發生根本明顯的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使得這部分人的人口增長難以控制。由于素質相對低的人口比例較大，必然在總人口中出現低素質人口增長高于高素質人口增長的人口逆淘汰現象，這無疑會對提高人口素質產生不利影響。但是，繼續堅持“一胎化”人口政策，雖然能夠繼續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長，卻如何能提供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人口資源呢？

三、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

在上述的經濟分析與爭論中，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數量的增減變化，圍繞人口數量的擴張或抑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主線延續下來，人的質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視的，人們沒有意識到人的質量的提高會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T.W.Schultz）在長期的美國農業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發現，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美國的土地、資本存量和勞動力數量并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是農業生產的產量卻迅速增加，導致農業產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投資”的概念，他指出，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增長必須依賴于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然而，他認為，在當代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有必要將傳統的資本概念中包括進人力資本概念，而不僅僅考慮有形的物質資本。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人力資本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隨后，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羅默（Romer,P.）、盧卡斯(Lucas,R.)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重視人口質量對經濟的增長的的作用，把人力資本看成經濟增長的外生變量的基礎上，使人力資本“內生化”，而提出知識、人力資本等內生技術變化因素的引入，其結果是資本收益率可以不變或遞增，人均產出可以無限增長，并且增長率在長期可能單調遞增。

正是基與此，歐美等發達國家在上世紀六、七年代就開始了由人口由數量向人口質量轉變，發達國家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額也在逐年增加。因此，盡管許多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人口負債時期，人口老齡化現象較為嚴重，但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并未減緩。

現實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充分證明，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較低階段，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當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關系會逐漸減弱，而此時人口對經濟影響的程度與每個人對經濟增長所做出的貢獻是正相關的，即與人口的質量是正相關的。

以盧卡斯為代表的一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國外經濟學者曾利用該經濟增長模型對世界上主要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分析，發現這些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的貢獻率遠大于物質資本的貢獻率，尤其是美國和日本，由于它們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巨大，兩國長期以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資本投資來解釋。國內學者劉華等人曾對我國1978年～2001年的經濟增長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我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物質資本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質資本的貢獻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資本的貢獻率卻從1978年～1990年間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間的22.30%；這恰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的情況相反，這說明在我國對人力資本投資理論還不夠重視，（主要是教育）投資嚴重不足，人力資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貢獻份額很小?！叭肆Y源是國民財富的最終基礎，資本和自然資源是被動的生產要素，人是積累資本、開發自然資源、建立社會經濟及政治組織并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主動力量，顯而易見，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發展人們的技能和知識就不能發展任何別的東西”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本的核心地位更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資本對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束語

根據上面的分析，無論是從我國目前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還是從美國和日本的人口發展道路來看，未來中國人口政策離開了人口質量的提高與改善，僅從數量的增減上去考慮，是難以得出有效的實施方案，難以實現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就人口數量眾多，而人口質量較低,原因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不夠?？偨Y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繼續推行計劃生育政策，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增長，仍然是我國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務，也是發展中國家人口數量經濟理論的基本要求。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提高人口質量，把經濟發展中的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人力資本優勢和人才優勢、把發展經濟的立足點從主要依托物質資本逐步轉向依托人力資本上來，這是西方人力資本理論與新經濟增長理論與中國現有的社會歷史時期相結合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緩解人口、資源與環境矛盾的必然選擇。

參考文獻：

[1]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

[2]蔡 :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