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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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工學結合;文化市場經營與管理專業;實訓基地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各行各業越來越需要具有綜合職業能力和全面素質的,直接從事生產、技術、管理和服務第一線的應用型及技能型的高級實用人才。工學結合是以培養學生的全面職業素質、技術應用能力和就業競爭力為主線,充分利用學校實訓基地和企業兩種不同的教育環境和教育資源,將在校的理論學習通過校內實訓以及企業的實際工作經歷有機結合起來,為生產、服務第一線培養實務運作人才。工學結合的職業教育模式是培養技術型、應用型人才的必然途徑,符合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要求。

文化市場經營與管理專業(以下簡稱文管專業)旨在培養掌握文化藝術品鑒定基礎、市場營銷分析、文化市場管理、藝術品經營法律法規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能,面向文化藝術品經營、管理、拍賣行業第一線從事文化藝術品經營、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職業道德和實踐能力強的高素質綜合型人才。

作為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專業,學生職業崗位能力的培養,職業技能的訓練至關重要,它關乎學生的就業以及學生對于未來崗位的適應程度,而實訓基地則是實現就業與崗位的“零距離”對接最重要的一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教學質量的高低和教學效果的好壞直接取決于實訓基地的建設。如何進一步改革優化實訓基地建設,使學生提高專業能力,掌握職業技能,勝任崗位工作,是工學結合的文管專業實訓基地建設理念提出的另一緣由。本文以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對工學結合的文化市場經營與管理專業實訓基地建設作了探討。

一、工學結合的文管專業實訓基地建設的構想

(一)堅持圍繞“工學結合”模式,強化校內實訓室的建設,構建學院素質教育平臺

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教師的實踐能力能否提高,新的課程、先進的教學方法能否推廣,在一定意義上都取決于實訓基地的硬件裝備水平和軟件先進程度及教學環境的優越程度。在浙江經濟職業技術學院領導的支持和關心下,目前本校文管專業實訓基地已建成5個專業實訓室:陶瓷、書畫藝術品鑒定實訓室、雜項藝術品鑒定實訓室、書畫摹寫實訓室、書畫裝裱實訓室、藝術品經營與管理模擬實訓室,占地面積約714平方米,可同時容納40人進行教學。實訓室內有陶瓷、書畫、金銀器、玉石等專業資料和教學設施共計千余件,總價值約28萬元。為進一步拓展專業群建設滿足實訓教學的需要,實訓基地將新建人文藝術實訓室、陶藝實訓室,擴建藝術品鑒定實訓室。

1.新建人文藝術實訓室。新建的人文藝術實訓室,將購置一批先進的設計專用設備,滿足新專業(藝術設計專業)的實訓教學。實訓過程中,堅持以就業為導向,針對就業崗位展開實訓,重點訓練學生的設計創新能力、電腦設計能力和動手繪制能力,使學生掌握最新的設計技術,拓展就業崗位。項目建成后,可以全面滿足教學、培訓、社會生產、技術開發等需要,實訓設備達到企業現場設備中等以上水平,實習實訓項目開出率保持在100%,同一項目能同時一次滿足30-60人實習實訓,可以滿足藝術設計專業180名學生實訓教學需要。

2.新建陶藝實訓室。陶瓷品鑒教學和實訓是文化市場經營與管理專業的核心課程,陶瓷品鑒課程的主講教師為省內古陶瓷專家任世龍老師。陶藝設計實訓室的建成將發揮我院陶瓷藝術教學原有的優勢,形成我院職業教育富有特色的實訓基地。實踐教學亦以“能力本位、任務驅動、項目導向”為特點的教學模式,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社會生產項目和產品研發,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

3.擴建藝術品鑒定實訓室。藝術品鑒定實訓室將繼續購置一批古代和當代藝術品作為教學資源。這是對原來書畫、陶瓷、雜項藝術品實訓基地教學資料的有力補充。校內實訓基地的改革,不僅滿足本專業實訓教學的需要,而且面向全院師生開放,新建設備中將購置多媒體觸摸機多臺,分別放置于校園人文部、辦公樓、信息摟等場所,師生可以隨時點擊上網,實現資源共享,構建學院素質教育平臺,提高學生的藝術品賞能力,提升學生的藝術素養,進一步凸顯本院人文興學的辦學特色。

(二)堅持圍繞“工學結合”模式,加強校企合作,積極拓展校外實訓基地建設

校企合作是強化學生職業技能和崗位訓練現實而有效的途徑,它能使學生熟悉企業的生產環境,彌補校內實訓條件的不足。在校企合作中,學生不僅鞏固了專業理論知識,熟悉了企業技術應用的過程和生產、管理的具體運作,而且積累了從業經驗,提高了綜合知識應用和實際操作的能力。因此,在工學結合的實訓基地建設中我們十分注重校外實訓基地的建設。我們的具體做法包括以下方面:

1.鞏固與已建校外實訓基地的聯系。為了滿足本專業實踐教學的需要,本專業現已與杭州誠信拍賣有限公司、杭州收藏品市場、浙江嘉誠拍賣有限公司、六和文化會館、文物商店、浙江省博物館等多個不同類型的企業簽訂了校外合作協議,我們的校外實踐教學活動得到了他們的鼎力支持。

2.積極拓展新的校外實訓基地建設。我們注重追蹤與專業建設和專業發展相吻合的文化單位,不斷吸引更多企業加入,如已與浙江省拍賣協會取得合作,與上海古今通寶的聯系也日益密切。這些均充實了文管專業校外實訓基地的教學內容,使學生通過嚴格的訓練,熟悉了不同類型企業的經營與管理情況,全方位提高了學生自身的職業素養,使其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3.積極利用校外實訓基地的場地和設備條件,使學生真實體會藝術品拍賣的整個過程。我們充分利用與多家拍賣公司合作的機會,引導學生積極參與拍賣會的全過程,包括前期藝術品的收集、整理,預展以及拍賣,并聘請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工作人員為學生現場講解有關的流程。學生通過參與真正地感受到了拍賣過程的特殊性、復雜性和技巧性,普遍反映受益良多,這樣的實踐機會,是校內實訓無法提供的。

(三)堅持圍繞“工學結合”模式,打造教學團隊:校企師資人才互動,提高教學質量

“工學結合”的實訓基地建設中要求建立一支高質量的具有實踐能力的教師隊伍,但在目前學校辦學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僅靠自身的力量是無法解決的。因此,必須要有企業的鼎力支持,校內專任教師與校外兼職教師互為補充。

1.專職教師深入實踐進行學習。對專職教師而言需經?；?、制度化地到企業對口實踐,在真實的“場景”中感受最有價值的教學資源。

2.對于企業的兼職教師,由于企業兼職教師本身有自己的工作,很難一學期都在學校上課?？梢圆扇≡趯W校上幾節實踐課的方式。這樣既不耽誤自己的工作,又能使學生接受具體實踐的指導。

3.企業的專家可以以講座的形式進行講授。我們已經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如邀請浙江嘉泰拍賣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金少俊以及杭州二百大市場部經理蔡秋聲等人來為學生做相關主題的講座,學生普遍反映受益匪淺。

二、工學結合的文管專業實訓基地建設實施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一)校內實訓基地建設的資金問題

文化市場經營與管理專業所需實踐教學實物多為藝術品,其價格一般較高,特別是高質量的藝術藏品價格更是不菲。在學院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實訓基地已相繼購買了一批包括玉石、金銀器、陶瓷、書畫在內的藏品,但是在目前辦學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此類藏品的價格和質量多半不高,特別是對于書畫藝術品,我們還只能購入高質量的仿品。如何利用有限的資金,為學生創造更多近距離接觸真品的機會,提高實踐教學的質量和效果,是實訓基地建設實施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之一。

(二)校外合作企業的積極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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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煤企 煤價 走勢

經歷過煤炭黃金十年，煤炭企業由盛轉衰，粗放式的發展方式無法適應經濟變革的需要。煤企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員，需要改革。

一、煤炭企業的形成

煤企作為能源供應企業，在國家經濟發展、安全戰略中處于重要地位，其是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逐漸發展起來的。煤企最早并非是以經營為目的的企業，而是一個提供能源的政府職能機關，處于計劃經濟時代。初期煤企被稱為“礦務局”。

70年代后期，國有重點煤炭企業仍然實行計劃經濟，但鄉鎮煤礦快速發展，自主經營權開始增加，促進了煤炭企業多種經營方式的發展，煤企由計劃經濟進入半計劃辦市場經濟時期。

1993年國家放開煤炭價格，使煤炭生產企業擁有了充分的經營權和定價權，這標志著煤炭企業開始向市場經濟過渡。為確保電價穩定，國家設定電煤價格，計劃煤與市場煤的價格雙軌制度從此形成。

2002年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煤炭需求大幅增加。國家取消了對煤礦建設的直接投資，以市場為導向的多元投資機制形成。此舉促進了煤炭產業快速發展，各地礦務局紛紛改制，逐漸出現一些大型煤炭企業集團。煤炭經濟運行質量穩步提高，結構調整取得了較大進展，煤炭工業開始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時計劃經濟的標志――全國煤炭訂貨會，由于市場煤和計劃煤價格相差逐漸拉大，終于出現了2009年度煤炭訂貨會上有量無價的尷尬局面，煤電談判首次宣告破裂。市場的調節作用最終以這樣的方式戰勝了國家的經濟政策。2009年

12月15日，國家發改委終止了一年一度的煤炭訂貨會，標志著中國煤炭市場終于完全進入了市場經濟時代。

二、煤價的走勢

計劃經濟時期，煤炭價格由國家直接制定。國家對煤炭實行價格限制政策，統配調撥，負責定價的是經國務院和國家物價局。據統計，1980年商品煤售價為21.33元/噸，1992年商品煤售價為90.67元/噸。國有重點煤礦的價格低于煤炭生產成本，是國有重點煤礦長期處于虧損狀況的主要原因。

1993年，國家放開電煤之外的商品煤價格管制，煤價隨著市場規律在供需關系的影響下，由1993年的105.42元/噸，上漲至1998年的160.20元/噸。需要說明的是，在放開市場煤價格管制的同時，計劃煤也在積極地向市場靠攏。1994年全國煤炭訂貨會改革，開始在合同中明確數量、質量，明確結算方式和煤炭價格，此舉使得計劃煤也開始適應市場經濟。1998年后，受金融危機影響，煤炭需求減少，煤炭價格下跌。

2002年以后煤企順應經濟發展，紛紛改制，成就了一批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在經濟發展和市場利益的驅動下，煤炭需求急速上升，煤礦投資快速上漲。在需求的帶動下，煤炭價格快速上升。煤炭價格的快速上升期直到2013年前后方才結束。

筆者選取1994～2013年以來中國煤炭總供應量和總需求量數據，來說明這一階段煤價的變化。

圖1 1994～2013年中國煤炭供需量統計圖（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

1994～2000年期間，全國煤炭需求量高于供應量，按照市場規律，供大于求，在需求的拉動下，價格上升，從而帶動供應增加。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物價下跌，經濟下滑。此時煤價仍低于煤企的生產成本，煤炭的供應量較需求量更大幅度的減少。

2000年后以煤價處于不斷上升趨勢。以山西國有重點煤礦價格為例，2000年噸煤綜合平均售價為129.26元/噸，到2007年

噸煤綜合平均售價為330.65元/噸，比2000年漲了201.39元/噸，漲幅為156%，平均年增幅為22.3%。2000年到2003年，平均年增幅為11.4%；2004年起的連續兩年內，噸煤的綜合平均售價增幅較大，每年的原煤綜合平均售價都比上年增長了約30.6%，后自2006年到2007年，噸煤綜合平均售價由309.58元/噸增長到330.65元/噸，增長幅度趨于平緩，平均增幅在6%左右。2008年，中國受次貸危機影響，經濟下滑趨勢明顯，國內煤炭價格隨著下滑。這一時期是供需關系對價格影響的集中體現。

2009年在4萬億投資拉動下，中國經濟快速回升，煤炭價格在宏觀環境向好的影響下開始上漲。2012年，受全球經濟衰退拖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煤炭價格開始徘徊下行。

2012～2016年，煤炭價格不斷下調。煤價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宏觀方面有經濟增速放緩誘發煤炭需求放緩、煤炭產業產能相對過剩；微觀方面有煤企管理無法適應市場要求。

2016年上半年，國家宏觀調控，嚴控產能，出臺了一系列去產能政策。重慶、貴州、甘肅和山東四省市下發去產能文件，目標分別為2000萬噸、7000萬噸、1000萬噸以及1000萬噸。內蒙古將在3到5年削減1.2億噸產能；山西省計劃在未來兩年內削減煤炭產能1億噸左右；安徽省減少產能3000萬噸。2016年4月份，各地陸續執行276天工作日。由于產能減少，煤價復蘇，短短3個月時間部分煤價已上漲近100元/噸。

三、煤企的未來

從歷年來煤炭供需情況可知，煤炭市場已進入市場成熟期，煤炭需求增速放緩，煤炭利潤逐漸減少，價格接近成本。未來，只有生產高價值商品的企業才可能生存，只有成本控制做得好的企業才能發展，只有真正抓住客戶的企業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

中國處于經濟轉型期，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可以預見，未來能源消費中，清潔能源將是一大發展方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適銷對路的煤炭產品是煤企生存的關鍵。

在煤企的經營過程中，如何改變現有的經營模式，使企業轉變成真正的公司，而不是換個公司的名稱骨子里仍是半事業單位，是煤企發展的前提。煤企改革必須拋棄社會行政職能，建立完善的人員進出機制，建立內部市場化，確保優勝劣汰。

煤炭工業是中國重要的基礎產業，煤企的基礎地位難以動搖，順應市場規律的煤企將逐漸發展壯大，煤炭產業勢必逐漸集中。

（作者單位為安陽鑫龍煤業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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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全面轉型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伴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我國法制體系面臨著一系列的困難和風險。一直以來，依法治國都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隨著社會變革的加劇，舊的法律制度將遭到淘汰，新的法律制度將逐步建立起來，以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的需求。

 

每項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實施，都離不開其所在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因素和市場環境，而在當前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多變條件下，我國的行政法也在社會變化過程中變遷，以建立起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環境的行政法制。經濟社會的變化推動了我國行政法全方位的變化，在此背景下，我國的行政法領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是根據社會需要所作出的自我調整，但是，在這種調整過程中，行政法制度的變遷卻面臨著困難，存在著問題。

 

一、行政法制度變遷

 

(一)行政法制度的概念

 

行政法制度，即行政法律制度，是關于行政關系、行政行為和行政程序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和制證法律，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是指行政法制的替代、轉換和交易的過程[1]。制度變遷理論是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中重要的理論之一，其強調制度更替和演化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在我國傳統的行政法對其制度變遷的研究中，往往忽視了行政法變遷所需的因素，將其與所在的社會環境隔離開來，使對行政法制度變遷的認識缺乏全局性和綜合性。

 

(二)行政法制度變遷的類型

 

1.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國家壟斷性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政府控制了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權利，獨自決定和擬定全國的制度變遷方案，無須采納公眾意見，無須公眾參與或知情。這種性質的制度變遷忽視了社會的客觀發展，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因此缺乏有效的評判和謹慎的決策，可能會出現違背公眾意愿和損害公眾利益的現象。

 

2.半封閉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主要是在政府主導的社會環境下形成的。一般是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一方面，經濟發展正處于變革期，市場剛剛起步，企業對于社會經濟未來發展方向沒有自我的判斷和認識，而且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沒有自主決策權，長期的慣性運作使企業面臨變革時不知所措，在此條件下，需要政府給予幫助和引導。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期政府主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認知，對于市場變革必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轉型時期還需要政府扮演主導角色，推動制度的變遷。

 

3.開放型的行政法制度變遷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各種利益集團必將相繼出現，而政府也在市場經濟的變革中獲得了更多更理性的認識，所以，相對于封閉型和半封閉型的制度變遷，開放型的制度變遷更注重市場力量的均衡，制度變遷的過程是一個廣泛參與的博弈過程，變遷的類型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需要根據社會狀況、市場發展條件、利益集團等各方面情況加以分析。在這過程中，市場主體是第一推動力量，而政府作為第二推動力，公開制度變遷的信息、選擇方案、標準和程序等。

 

二、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歷史過程

 

從建國到至今，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2]。而行政法制度也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而變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新發展。第一階段是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法制度，由于在計劃經濟時期，生產資料基本上歸國家所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政府和國家指導，必須全面聽從于政府的領導，我國經濟就像一臺由政府操控的大型機器，經濟社會的任何發展都由政府決策。

 

在此條件下，行政法律制度只是一種法律表現，沒有起到真正的約束作用。第二階段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時期的行政法制度，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發展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開始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在此社會背景下，行政法已實現了由管理模式職能的行政法制模式向控權職能的模式轉變，行政法律體系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完善，也發揮了一定的實質性作用，但是由于國家急于立法，出臺了一些內容簡單、約束性差、嚴肅性不足的法律。

 

第三階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行政法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全面放開，國家經濟獲得高速發展，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得以改善，依法治國的理念使我國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發展，而在此條件下的行政法也實現了新的發展，成為具有法律約束性的行政法律制度?？偟膩碚f，我國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經歷了一定的歷史過程，其通過不斷地修正社會結構中失衡的集體活動，獲得經濟社會發展新的均衡。

 

三、轉型期我國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缺陷

 

(一)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市場經濟法律失衡

 

行政法制度在變遷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行政主體缺乏約束，變遷制度缺乏推動的激勵機制，社會成員對法律制度的不滿，行政知識和技術的落后，經濟社會建設缺陷等等，這些負面的因素將會導致市場經濟法律失衡，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具體來說，行政規則缺乏透明度，我國的行政工作長期以來處于封閉狀態，政府的一些重大決策透明性差，群眾知情權受損，行政公開制度嚴重滯后。

 

而且，盡管我國已經實行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制度，但在實踐中收到行政復議、司法審查的具體行政行為只是少數而已[3]。從中可看出我國整個行政體制建設不完善。另外，行政法文存在漏洞，待新的條文出來已無法適應市場的發展和需求，實踐性和操作性較差。總的來說，這些都是行政法律體系不健全的表現，也是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造成的缺陷。

 

(二)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缺乏系統性分析，形成惡性循環，增加制度改革的成本

 

制度變遷是根植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良性的行政法制度變遷需要全面了解當時社會環境，深入分析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系統性、規范性地解決可能面臨的問題，才能使行政法制度變遷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一般來說，經濟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基礎，只有在有效的經濟體制中行政法的作用才能得到發揮。

 

政治體制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直接動力，行政法制度變遷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手段。而技術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源動力，只有生產力得到了快速發展才能為制度變遷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技術基礎。這些因素都是行政法制度變遷的約束力量和決定力量。如果沒有充分衡量和分析社會經濟中相關要素的作用，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因素進行系統性地決策，會形成“消極應變型的變遷”的惡性循環，增大改革成本。

 

(三)公民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

 

行政法制度變遷中的主題格局涉及到政府、企業、公民等市場主體。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完全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使公民沒有參與和評判的權利，行政法律制度成為政府權利的附屬品，在經濟社會逐漸的變革過程中，政府對市場經濟主導權利的減弱，公民對于法律體系的建設有了一定的知情和評價。

 

但是如果行政法制度變遷在客觀上不具備保護人權、強化人權的機制，一旦這種制度變遷成為慣例和范式，這種對人權的漠視甚至侵害就會無止盡地蔓延和泛濫[4]。公民的權益無法得到全面的保障。行政法制度的變遷產生負面效應，缺乏對公民權利的保障機制。

 

(四)忽視了配套制度的建設，引發相關社會問題

 

消極的行政法制度變遷由于缺乏系統性地分析，不能綜合考慮經濟、政治、社會、技術發展的因素，從而忽視了體制變遷相關配套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使得行政法律制度變遷普遍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為社會問題的引發造成了隱患。

 

比如文件審查制度、上訪制度、輿論監督制度等，都需要加以建設和規范，輔助行政法制度的建設，做好相關的政策準備工作，以增強其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作用。如果忽視輔助制度的建設，一旦出現問題，在制度范圍內小修小補，為問題的擴大埋下了更大的隱患。所以，在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中忽視對配套制度的建設，將不利于社會的體系的完善，引發嚴重社會問題。

 

四、總結

 

我國的法制建設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行政法制度的變遷需要全面分析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充分考慮公民的權益，完善配套制度的建設，才能使行政立法發揮作用，反應我國實際國情，維護市場和諧統一，保障公民的權益。雖然我國行政法制度經歷了歷史的變遷，在逐步的改革過程中完善起來，但是由于社會經濟方方面面的原因，在當前我國經濟轉軌時期，行政法制度變遷過程仍遺留一些問題，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進一步地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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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經濟;高等教育;財政體制

高等教育財政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我國財政體制和高等教育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與此相適應,我國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也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革。探討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與發展市場經濟的內在聯系,對深化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改革,促進高等教育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及其弊端

計劃經濟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按照政府制定的計劃進行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配置。由于高等教育擔負著為社會經濟發展培養高層次人才的職能,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系統是政府的整個計劃體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運行機制大致如下:政府首先制定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然后計劃部門據此來確定人才需求計劃,制定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計劃和高等院校的招生計劃,財政部門再根據招生計劃的定額確定高等教育的撥款計劃。高等學校必須根據政府有關部門的計劃要求來確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用人計劃、課程設置計劃和教學計劃。經過按計劃培養過程,國家再制定高等院校畢業生分配計劃,用人單位根據國家計劃接受統一分配的學生。[1]在這種體制下,國家包攬高等教育辦學。財政撥款是高等教育經費的唯一來源,這種高等教育財政體制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實行“統一列支、分級管理”的體制。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的財政體制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被稱為“統收統支”,各級地方政府都沒有自己的獨立核算。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財政收入并制定一個包括全部下級政府的統一預算。這種財政安排也將教育部門包括進來。教育經費列入國家預算,由國家財政統一列支,實行統一領導,中央、省(直轄市、自治區)、縣分級管理的體制。財政部根據教育部和國家計委提供的教育事業發展計劃,按照“定員定額”的核算辦法分別給各部門、各地區核定教育經費。中央各部委所屬院校的經費由財政部撥到有關部委,然后再經過各部委下達到學校。地方所屬院校的經費由地方財政部門根據中央財政部下達的經費指標,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安排管理。

第二,高等教育經費的使用實行“專款專用、結余上繳”的原則。財政部在按照“定員定額”法核定高等教育經費的同時,對經費的使用范圍實行嚴格的限制,即“?？顚Ｓ谩⒔Y余上繳”。“定員定額”法核算教育經費,包括兩個部分:(1)教職工人員經費開支,其中有標準工資、補助工資以及職工福利費三項;(2)學生經費開支,其中包括公務費、業務費、設備購置、修繕費、助(獎)學金。此外,還設有一些專項撥款。[2]這種撥款方法保證了人員經費的開支,但在制定各項經費開支標準的同時也限制了其使用范圍。例如,教學業務費不能用于教學設備購置,行政公務費不能用于教學業務,造成了學校有限資金的分散、割裂。學校對此無統籌安排,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也缺乏提高經費使用效率的積極性。加上在年終決算后將全部結余款項交回國家財政,高等學校本身缺乏經費使用方面的自主權。許多學校往往是年終決算前“突擊花錢”,力求把分到手的錢全部花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經費使用不當,降低了學校的辦學效益。

第三,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采用“基數加發展”的撥款方式。所謂“基數加發展”的方式,就是以各校前一年度所得的經費份額為基數,考慮當年度各項發展的需要和國家財力的可能,確定當年的經費分配額度。這是一種漸進式的經費分配方式。這種經費分配方式是以以往的支出結果為依據,而不是基于合理的成本分析之上。在制定預算時,決策機構參照的是往年的支出基數,往年支出越多,可能得到的經費就越多,助長了高校花錢不顧效益,形成學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現象。同時,這種經費分配方式缺乏公平、透明的競爭機制,基數的確定主觀性因素極大。一些高校對決策部門的影響往往起相當大的作用。事實上,在“基數加發展”的經費分配模式下,各高等院校學生人均經費差別較大。

這種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曾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對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也帶來一些弊端。

第一,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受到國家財政及指令性計劃的嚴格約束,高等院校的一切活動必須以按計劃分配的資源為條件。學校缺乏主動籌集經費的自主權和積極性。由于國家財力有限,在這種體制下只能為很少的一部分人提供進入高等院校學習的機會,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日益增長的對各種專門人才的需求。此外,高度集權的高等教育財政體制不利于發揮地方投資辦教育的積極性,影響了地方高等教育的發展。

第二,中央各部委根據行業的發展計劃和相應的人才需求計劃設置為本行業服務的高等院校,促使各部門所管轄的高等教育機構自成體系,搞小而全,院校和專業重復設置,造成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條塊分割”和“部門分割”。高等教育成了部門經濟、產品經濟的附屬物。同時也造成了部門之間、行業之間高級專門人才分布不合理和高等教育科類、專業分布不合理狀況。重視人才培養的部門給所屬高等院校的投資就多,反之,投資就少。這樣逐漸形成的人才擁有和培養狀況不平衡,導致人才供求矛盾尖銳化,造成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浪費。

第三,部門投資和部門辦學導致專業設置過窄,培養的學生理論基礎薄弱,知識面不寬,適應性不強。此外,人才的培養與分配為投資部門所有,不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動,所帶來的人才積壓、用非所學、高才低用、近親繁殖等消極后果也很嚴重,使國家有限的高等教育投資得到的宏觀效益不高。

篇5

關鍵詞：第二次轉型期； 群眾體育； 運行模式； 群眾體育運行

中圖分類號：G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3）1-169-001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后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趨勢來看，至少應包括兩次大的轉型與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開啟的經濟體制改革，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做大經濟總量；第二次轉型的主線是發展方式轉變，目標是形成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走向富民強國。這關系到未來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在這個大背景下，“十二五”將是中國發展方式歷史轉折的關節點，也是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歷史起點。[1]

群眾體育是體育的重要部分，它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它依托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的分化、社會的變革，促進社會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群眾體育的不斷發展。同時它又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作用。

一、相關概念

1.群眾體育運行

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運動、變化和發展，其運行大體包括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縱向運行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變化、發展，橫向運行指群眾體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群眾體育諸要素、系統與社會諸系統的交互作用。

2.群眾體育運行模式

是指國家運用行政的、法律的或社會的等手段對群眾體育的運行進行調節和控制的方式。

3.第二次轉型期

為區別以1978年開啟的，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的經濟體制改革，本文所指的第二次轉型期是指以“十二五”為歷史起點的，以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

二、其他國家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比較

1.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主要以美國、巴西、德國為代表。這種模式不是運用行政手段予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從總體上規定群眾體育運行的方向，建立運行框架和基本準則。它運用經濟政策改變群眾體育市場運行條件來誘導群眾體育符合宏觀計劃目標。

2.以政府行政干預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典型的國家有加拿大等。這是一種比較集中的群眾體育管理模式，國家集權行政直接干預群眾體育的運行，社會組織和市場只起到輔助調控作用。

3.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有法國、日本和韓國等。群眾體育在政府和社會兩股力量的調控下，在既集權又社會化的中間狀態下運行。

三、第二次轉型期之前的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1.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體育發展主要強調國家的需要和一元化管理，體育事業曾長期被當作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內容列入政府工作計劃。采用由國家對體育統一計劃、統一管理、統一撥款、統一發展的運行模式，這種模式是傳統國家行政垂直管理模式，是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經濟極其落后的情況下集國家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來最大限度地發展體育事業，這種集中力量辦體育拿金牌的以競技體育為中心的體育運行模式與我國當時的國情基本相符。

2.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至1986年間，國家體委確定的體育改革的重點依然是發展競技體育，當然這與所處的歷史有關。1986年的《國家體委關于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提出推進體育社會化的改革，但是在“現行的領導體制基本上是可行的”前提下提出的，突出體委系統的主要行政領導地位，即強調國家的行政干預，倡導體育是全民的事業，各行各業體育工作應由其主管部門負責。

四、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依據

1.社會經濟基礎條件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制約著群眾體育的發展。當一個國家社會經濟基礎低下，國民溫飽尚待解決時，社會是無法也無力發展群眾體育時，政府就成為群眾體育運行的主要承擔者和支持者。當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國民富裕，具備群眾體育運行的經濟和物質環境時，才能談得上群眾體育社會化。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國家政府到老百姓個人，對體育健身的重視程度逐步加強。為群眾體育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群眾體育工作正逐步走向社會化，但也存在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的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性強，產業化、市場化程度較高，而有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群眾體育發展緩慢。

2.群眾體育自身的社會基礎狀況

群眾體育的自身社會基礎狀況包括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與發展程度。群眾體育的自身性質是群眾體育的社會功能和對國民和國家的影響，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對其運行模式的選擇是關鍵性的。

五、第二次轉型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建議

綜上所述，第二次轉型期中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是政府干預為主的模式，逐步向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發展，并將最終走向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的道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群眾體育的社會化不可能一步到位，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因此，我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的選擇不能一概而論，應具有多元性，對于社會經濟基礎好，群眾體育自身社會基礎好，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化、市場化較高的地區、城市，可采用社會投資，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的運行模式。對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群眾體育發展落后地區、農村，可采用政府投資和行政干預的運行模式。

參考文獻：

[1]楊軍.經濟發展方式如何轉變——專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J]南風窗，2010，（21）：31-33

篇6

關鍵字： 公平，效率，競爭，市場經濟，社會公平

目 次

一、導論—兩個經濟時代的啟示

二、市場·競爭·效率

三、社會·分配·公平

四、經濟法與民商法

五、總結

一、導論-兩個經濟時代的啟示。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二者最大的變化就是微觀上從講公平到講效率，宏觀上從講公平到講效率。（1）

計劃經濟時代已經過去，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期市場經濟階段。反思兩個經濟時代，最大的區別就是二者利益分配目標不同了，微觀和宏觀領域的價值取向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計劃經濟時的利益分配目標：微觀、初次分配的主要目標是公平優先、生存養人；宏觀、再分配的經濟目標是效率優先、追求國有資產最大化。政府除了是社會行政管理者之外，還同時兼有國有資產代表者的身份，甚至作為國企的直接投資者。它既要當市場的“裁判員”，又當市場主要的“運動員”，他經常要代替企業而直接去搞微觀運作，它主要目標是為了追求具體企業的效率，因而往往失去了公平。但另一方面，企業—因為他們是國有企業，承擔政府下達的社會行政目標，要解決就業和公平分配問題，要追求“生存養人”的利益目標。企業搞了公平，也就失去了效率。所以。計劃經濟最終是不公平也不效率的經濟體制。

而市場經濟的利益分配目標與計劃經濟截然相反。如下圖所示：

微觀宏觀

計劃經濟 追求公平優先 生存養人 公平效率 追求（國有）資產最大化 效率公平

市場經濟 追求企業資產最大化 追求社會公平 生存養人

當中國的市場經濟最完善時，最強的市場力量和最強的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相結合，就逼近了這樣一個成熟的目標：最有效率的初次分配和最公平的再分配相結合。（2）

而市場經濟體制所達到的微觀上的效率和宏觀上的公平是需要相關的法律來調整的，。經濟法便由運而生了。

二、市場·競爭·效率

競爭是提高生產率的最理想手段。

-艾哈德（3）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靈魂。缺乏了競爭的市場是一潭死水，散發著沖天的惡臭；是枯萎的花兒，低垂著喪氣的腦袋；是無心的僵尸，失去了生命的靈魂。而充滿競爭的市場猶如一泓泉眼，流淌著汩汩的生命之水；猶如一朵盛開的花兒，散發著撲面的清香；猶如健壯的青年，充滿著朝氣與活力?！叭魏握嬲母偁幎际歉叨戎鲃臃e極創造型的競爭，這種競爭能最大限度的激發人的聰明才智，促使人奮發圖強，大膽冒險，不斷進取”（4）

競爭是動力?！叭绻f階級沖突和階級斗爭是一切階級社會進步的動力的話，那么在和平時期，人與人之間的合法的利益沖突和利益競爭同樣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甚至是更一般、更持久的動力?！保?）列寧認為，競爭“在相當廣闊的范圍內配置進取心、毅力和大膽首創精神?！保?）

競爭是壓力。適者生存，劣者淘汰-這是大自然普遍應用的法則。不進則退、不優則汰。在一個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每一個市場主體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又轉化為巨大的動力。

競爭是共贏。在良性競爭的環境中，競爭者之間在壓力和動力的本能驅動下，不斷提高生產效率，也就提高了整個市場的經濟效益?！案偁幍哪康牟皇且麥绺偁幷?，而是通過更好的和更靈活的管理超過競爭對手，以造福消費者，從而也有利于自身的收入?！保?）熊彼特指出：“如果社會主義社會把經濟刺激實行的遠超過賽跑的馬和機器所要求的限度，一定是大有所獲的，這種刺激是有價值的社會性質的努力的推進器?！保?）

所以，競爭就意味著效率?！敖洕?，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于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保?）競爭使人盡其才。同時，競爭者必須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提供最好的商品或服務，這有利于減少浪費、節約資源，是物盡其用。“競爭促使人們把事情做到極致，講究效益。實踐證明，競爭是效益制度，哪里沒有競爭，哪里就沒有效益”。（10）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就是效率經濟。這種經濟體制的反向表述就是計劃和壟斷。這是兩個相繼發生在中國經濟體制中的現象，是效率的對立物。

計劃經濟時期，前已論述，妄圖通過計劃達到微觀領域的公平。“不管計劃用最現代的計算方法能夠多么詳細地、迅速的和準確的計算出復雜的關系，計劃還是要受矛盾的利益狀況的影響，而沒有市場機制，就會造成計劃和現實經濟的最優發展和現實發展之間的最大脫節”。（11）所以，計劃經濟并沒有達到微觀的公平。計劃一切，使廣大民眾的自我設計權利、自我拼搏精神喪失，說到底是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權利和自主權，是對蕓蕓眾生的精神的蔑視?！爱斠粋€全面的計劃成為社會一切經濟決策基礎的時候，個人的經濟自由就被大大減少了，個人看不到自己的物質需要和愿望，作為經濟活動的目標而被滿足，而是論為實現計劃目標的工具”。（12）

市場經濟時期，競爭與壟斷是一對天生的冤家。就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而言，壟斷主要是行政壟斷，而不是經濟壟斷。因為中國還沒有哪家企業能強大到如此地步，能夠控制某一行業和領域。行政壟斷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動因莫過于對經濟效益的追求：一方面為政府及所屬部門甚至官員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受行政壟斷保護的經濟活動主體的利益。這可以用經濟學中的“尋租”理論來解釋?！敖洕鷮W中的‘尋租’是指經濟活動者為維護其既有利益而尋求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主體競爭，保持自身壟斷地位，以獲取超過生產要素機會成本的收入的行為”。（13）參照公共選擇學派理論，尋租活動存在的原因是人們把政府當做建立并保持壟斷的工具，尋租活動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及浪費。“生產經營者尋得‘租值’就獲得相當于法律上的壟斷；從供給角度看，政府所屬部門甚至官員個人為獲得自身利益也會有意無意的去設租”。（14）即所謂“在權錢交易中，尋租活動具有雙向性質”。（15）行政壟斷，造成了市場經濟部分領域的無效率。如電信行業：這是一個需求彈性很小的行業，壟斷者-政府的寵兒可以隨心所欲的收取費用，由此卻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如果引入競爭機制，那么我相信消費者一定會得到低廉的價格，優質的服務。因為-競爭意味著效率。

三、社會·分配·公平

一切經濟問題的基礎是人具有兩重性-經濟人特性和社會人特性。所以也就有兩種公平：從經濟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競爭條件和機會的公平；從社會人角度看，公平是指結果的公平，即現實中的社會平等。（16）

在此，我僅站在社會人的角度來討論結果的公平。因為機會的公平也即微觀的公平形式的公平是和效率相一致的；而結果的公平也即宏觀上的公平實質的公平卻和效率不盡一致。

在橫軸右半面的曲線向右上方傾斜。在這一階段，社會處于逐步發展階段，分配還不盡公平，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效率也越來越

高。人們創造的社會財富也開始增多。人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社會逐漸趨于公平。但是當效率達到一定水平時，公平達到了最高點A點時，如果效率繼續提高，就以犧牲結果上的公平為代價了，社會分配相差越來越遠了。

“每個社會秩序都面臨著分配權利、限定權利范圍、使一些權利與其他權利相協調的任務…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福利之間創設一種適當的平衡，乃是有關正義的主要考慮之一”。（17）

而我們現在的人類社會大都已步入后階段了。所以說當我們把社會福利當作經濟活動的終級目標進行動態分析時，一個社會并非是效率越高越好，也不是社會收入分配越公平越好?！耙獙崿F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就要求公平與效率之間實現最優的組合，這種最優組合要求的條件是：公平的增加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增加（邊際社會福利）與因公平的增加引起的效率降低帶來的社會福利的減少（邊際社會福利）相等?；蛘哒f，效率的增加帶來的社會福利的增加與因效率提高引起的公平的降低帶來的社會福利的減少相等”（18）單純依靠微觀上市場經濟的作用不能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最優組合，市場能夠保證效率的不斷提高，但卻必然帶來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這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效率通過市場獲得實現，公平是靠政府在再分配領域實現的。不能片面追求無效率的公平，也不能片面的追求無公平的效率。如果社會失去了效率，那么社會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如果社會失去了公平，那么社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社會的矛盾必須得到解決和緩和，社會的各方面利益必須得到平衡?！叭绻粋€社會為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和自我肯定留有空間，那么在相互矛盾的個人利益之間，群體利益之間肯定會有沖突和碰撞…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衡上述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這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通過頒布一些評價各種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調整這種種利益沖突標準的一般性規則方能實現”。（19）從這種角度上說，經濟法是一部平衡利益，進行再分配的公平，達到社會正義的法律。

在此，我比較贊同羅爾斯關于正義的第二個原則……羅爾斯在《正義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正義原則-“第一個原則：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力去擁有可以與別人的類似自由權并存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第二個原則：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這種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而且與向所有人開放的地位和職務聯系在一起。”（20）正義的第二個原則即差別原則，即允許人們在經濟和社會福利方面存在差別。但這種差別要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尤其是要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境況最差的人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旨在最大限度的提供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是一種關心不幸、照顧弱者、輔助窮人的原則，因而也是一種博愛原則。

四、民商法與經濟法。

作用于微觀領域法律不僅有經濟法，而且有民商法。我以為，民商法和經濟法都旨在實現微觀領域的公平和效率，但是所針對的對象是不同的：經濟法是政府管理，通過政府規范來實現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外部性的行為；而民商法是對企業自身的要求，是內部性的行為，民法規范企業與企業之間的活動；商法規范每個企業的資格和內部管理。

武漢大學的漆多俊教授是這樣來評價民商法的“民商法雖然以個人為本位，重在維護個體利益，但它通過對個體自由和權益的維護，不僅有利于促進微觀領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于它維持了市場的公平自由競爭秩序，使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作用，因而能使社會經濟在宏觀和總體上得到調節。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說民商法是市場調節的法律保障，由民商法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作用，以及它對宏觀領域的間接（自發的、客觀上的）作用，形成了一種完整和諧的社會經濟秩序，這就是民商法秩序?！保?1）

通過前述，我以為，作為完整的、和諧的社會經濟秩序，應稱之為民商經濟法秩序了。

五、總 結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歷史的，都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們所要做的就是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用發展的視角去挖掘和遵循自然規律。經濟法其實就是一個時代的產物：在西方國家是適應19世紀反壟斷的需要而產生的；在中國是適應發展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而產生的。后起的社會立法必然要借鑒吸取先行的民商法中的有益因素，為己所用，這就決定了社會立法的綜合性。德爾馬爾默爾利用一種雞尾酒調制方法來說明經濟法的綜合性或者混合性：“取一個調酒器。放進一份商法；用社會發色素使之上色；加進大量的稅法和行政法；用一撮民法調味；撒進大量的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隨意搖晃，然后作為冷飲，并為這種法律飲料取名經濟法。”（22）正是由于經濟法的時代性、綜合性，意味著它必然擔負著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歷史使命。我相信，隨著經濟法這門學科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經濟法一定會越來越趨近于它的價值理念和制度精神-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

索 引：

（1） 解中國初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 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2頁。

（2）《破解中國初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 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35頁。

（3）《來自競爭的繁榮》 艾哈德著 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第154頁。

（4）《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頁。

（5） 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122頁。

（6）列寧選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375頁。

（7）《一種未來的經濟體制》 奧塔·稀客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第245頁。

（8）《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 熊彼特著 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 第262頁。

（9） 《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程恩富 著 載法律教育網2004年。

（10）《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88頁。

（11） 《一種未來的經濟體制》 奧塔·稀客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第105頁。

（12） 《理解市場經濟》以薩克森登著 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第138頁。

（13）《競爭法在中國：現狀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經濟法研究》 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頁。

（14）《競爭法在中國：現狀及展望》 盛杰民著 摘自《經濟法研究》 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299頁。

（15） 《經濟學分析法學》張乃根著 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第245頁。

（16） 《破解中國初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615頁。

（17） 《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年1月第一版 第298頁。

（18）《公平、效率與社會福利》任太增著 摘自法律教育網 2003年6月18日。

（19）《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 博登海默著 鄧正來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年1月第一版 第398頁。

（20）《正義論》羅爾斯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第66頁。

（21）《經濟法產生的社會根源》漆多俊著 載《經濟法研究》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第105頁。

（22）《經濟法》 阿萊克西·雅克曼、居役·史朗斯著 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第52頁。

參考書目

《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經濟法的基礎建構與原理闡析》 邱本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破解中國期市場經濟之謎（下冊）》 何曉星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經濟法研究》楊紫烜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篇7

關鍵詞：會計改革；三重指標；現代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1

目前，現代經濟發展的主要背景就是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不夠完善的局面，為了保證我國的市場經濟能夠進行快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進行知識經濟的大力發展，進行會計改革，不斷的完善我國的會計制度，改善在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會計的環境。

一、現代經濟發展環境和會計改革的現狀

現代經濟發展的環境是我國會計改革的基礎，會計改革必須立足于現代經濟發展環境?，F代經濟發展環境和會計改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二者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在這個經濟發展的時代，會計依托于現代經濟發展環境進行相應的改革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也逐漸的受到了更多相關學者和研究人員的關注，并進行了在現代經濟發展的環境中對會計進行改革的研究。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后，經濟全球化已經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主要環境[1]，在這個發展環境中，企業之間將會進行更加激烈的競爭，市場經濟中將會出現多樣的新型的經濟業務，這些現代經濟發展環境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的不確定性，都對我國的會計的改革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二、基于現代經濟發展環境我國會計改革存在的問題

1.特殊的市場經濟環境

我國的經濟體制的發展，經歷過兩方面的變革。一種是國家對經濟的發展進行控制的計劃就經濟，另一種是多種企業所有制共存的市場經濟，但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進行轉變的過程是十分的緩慢的過程。目前我國的現代經濟發展環境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混合共存的的局面，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仍然處于一個起步階段的形式，也就是說我國現代經濟發展環境還存在著很多需要進行解決的問題，這對我國的會計的改革來說也是一個挑戰。

2.法律制度的制約

目前我國仍然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局面，在這個階段中，我國在很多事物方面都制定了相應的規章制度。我國公民在進行社會活動的時候都必須按照相應的規章制度進行，不能夠做出違反這些規章制度的行為。會計屬于經濟活動的一種，所以會計的相關活動的進行就必須按照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必須符合相關的規定，不僅僅如此，在進行會計相關的活動的時候，還要在這些活動中體現相關的規章制度。但是在國際方面的會計活動中，雖然有一些規章制度進行規定，但是在進行會計活動的時候并不拘泥于這些規章制度，而是根據會計師在即多年積累的工作經驗做出相應的決定。

3.會計監管體系不夠健全

在我國的現代經濟發展環境中，會計活動的就監管有很多的機構和部門，但是這些機構和部門之間只是單純的個體的存在，沒有形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我國在會計監管方面起著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三個內部部門是會計事務所、審計署和財政部等這三個部門和機構。除了這三個部門，我國的證監委、司法機關和立法機關等部門對于會計活動也有著監管的作用。雖然我國對會計活動進行監管的機構和部門比較多，但是這些部門和機構之間的配合和聯系的程度非常的低，在進行會計監督方面的工作的時候，很多的工作會重復的進行，而有的工作常常會被疏忽，這樣就會導致在會計活動中出現違法犯罪的情況。

三、在現代經濟發展環境的基礎上進行會計改革的措施

1.加強會計從業資格管理的措施和要求

進行會計改革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對會計從業者開始入手進行改革。對會計從業人員定期的進行R抵識的培訓，幫助會計工作人員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時，這也是進行會計改革工作進行宣傳的一個最有效果的方法，能夠幫助會計工作人員對會計改革政策有深入的了解[2]。在會計改革的過程中，要注重對會計從業人員的國際視野進行提高，在會計從業人員的培養上要注重經濟全球化理念的培養。一方面是在會計從業資格的相關考試中對國際的會計準則知識點所占據的比重，另一個出發點就是在進行會計的相關教育的時候，要加入國際會計的內容，幫助會計從業人員了解國際經濟學的基本知識以及全球經濟的發展狀況。

2.深化會計職稱制度改革的要求和措施

在進行會計從業資格的考試中，要對考試的水平和管理的水平進行進一步的提高，對于會計從業的考試的相關資源數據庫和管理軟件的安全進行嚴格的控制。同時還應該加強部門和部門之間進行相應的聯系，在考試的時候要嚴密進行組織，以此來保證考試的各個環節的科學性和安全性[3]。只有從會計從業人員職稱獲取的源頭進行出發，控制好會計從業人員的質量，才能順利的盡心會計的改革。只有會計從業人員有一個較高的專業水平和綜合素質，能夠對現代經濟發展水平有著深度的了解，才能夠了解到會計工作改革的必要性，才能真正的進行會計改革。

3.完善會計準則

在就進行會計改革的時候，要健全會計相關的準則和規則，只有建立起一個合理、科學和有效的會計制度，才能讓會計改革發揮出它應有的作用，而在在合理科學的會計準則下進行會計改革，將會更加具有操作性。在完善會計準則的時候，首先要對我國的中國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在準則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進行了解和分析，只有這樣建立起的會計準則才是準確和詳細的，才能為現代經濟發展環境下的會計改革提供幫助[4]。在會計準則的建立的時候，相關的法律部門和機構的作用是最重要的，相關的法律部門要能夠及時快速的對會計活動中應該遵循的標準進行健全和完善，確保在現代經濟發展環境下進行會計改革有一定的規章制度的保障。

四、結語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提升，我國的會計繼續進行相應的改革來適應我國現代經濟發展環境。現代經濟發展環境和會計改革之間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隨著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會計必須進行改革才能適應；而會計的改革能夠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個比較好的環境。所以現代經濟發展環境并不是對會計的發展產生消極的影響，能夠充分的利用現代經濟環境才是會計改革的正確方式。

參考文獻：

[1]李亞婷.會計改革若干基本理論問題探討[J].東方企業文化，2014，（22）：246-246.

篇8

關鍵詞市場經濟人力資源充分就業自愿失業人口流動就業陷阱

人力資源在任何社會都是第一資源，任何社會發展都首先取決于人力資源配置效率高低。人力資源配置效率高低的根本標志就是就業或失業程度，就業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正相關，失業與人力資源配置效率負相關，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口學家和政治學家們把充分就業(FullEmployment)視為人力資源與其它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優狀態。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當人力資源充分就業時，其它一切非人力資源也同時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整個國民經濟的實際產出接近或等于潛在產出，經濟產出狀態處在生產可能性曲線(production-possibilitycurvePPC)的最大邊緣，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處在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由于充分就業狀態以及由此表征的整體經濟運行狀態處在人們期望的最優狀態，實現充分就業就成為社會發展的重大關鍵問題，政府就有責任有義務在充分就業領域大有作為，充分就業就成為政府職能結構中最重要的構成要件，也是任何國家政府宏觀調控的首選目標。1978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認為：“市場經濟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一些人餓死，而是生產出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務。如果失業人士沒有人照顧，政府就得負起照顧的責任。”[1]

一、主流經濟學對充分就業的理解

在工業革命以前的自然經濟體系中，人口發展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所抵消，人口規模長期處于超穩定狀態。自然經濟體系中的經濟緩慢發展與人口緩慢增長之間互為解釋變量，一方面是經濟緩慢發展導致人口緩慢增長，主要原因在于缺乏食物供應和醫療保障，經濟不發展壓迫了人口不發展，導致人口數量少和人口質量低；另一方面人口不發展又導致經濟不發展，人口是一切生產力要素中最重要最關鍵的主體性要素，數量少和質量低的人口壓迫了生產力發展，刺激人口增長是前工業社會世界各國加快經濟增長和提升國家實力的首選對策。在工業革命以來的市場經濟體系中，由于資源配置模式的根本改變，制度創新和和科技創新速率的加快，社會經濟獲得了長期的高速增長，在人口質量得到顯著提升的同時，人口數量也獲得了“爆炸式”擴張。人口發展模式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的特征，導致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發生失衡，勞動供給長期超過勞動需求，出現了大量的失業人口，并給社會發展帶來了若干的動蕩和沖擊，生產力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壓迫了人口發展。人們對過去從未有過而現今又長期存在的大量失業人口最初是感到困惑，爾后是感到深深的不安，經濟學家、人口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和社會各界的人們，幾乎比關注任何其它問題都更為關注失業人口或過剩人口問題。因為失業導致人力資源配置的浪費，使一部分人群無業可就，失業人口在經濟、政治和心理等方面都受到傷害，他們的就業權利被無情的市場機制所剝奪，有可能給社會發展帶來某些動蕩、沖突、摩擦、騷亂和不安。因此，實現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充分就業，消除和弱化勞動力市場失靈，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于1970年榮獲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的第一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保羅·A·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1915--)認為：“充分就業(Fullemployment)----一個有多重含義的術語。歷史上曾被用于描述不存在(或僅存在最少量)非自愿失業情況下的就業水平。今天，經濟學家用最低可持續失業率{Lowestsustainablerateofunemployment(LSUR)}概念來描述可以長期持續的最高的就業水平。”[2](P11)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1883—1946)把失業分為摩擦失業、自愿失業和非自愿失業三種失業類別，把充分就業定義為消滅了非自愿失業的就業狀態。現代經濟學家通常把失業分為由于經濟周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周期性失業和由于結構性變動原因引起的結構性失業，把充分就業理解為消滅了周期性失業的就業狀態。我們可以把充分就業理解為：

第一，充分就業是指凡是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得到了一個較為滿意的就業崗位，與之相對應，失業是指愿意并有能力工作的人沒有得到就業崗位，失業是想得到就業崗位而被動地失去了就業機會，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愿意工作的人不被視為是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失業，因而通常叫做自愿失業，那些處在法定勞動年齡段兩端(如18歲——60歲)之外的人口也不認為是失業人口。

第二，充分就業者在工作崗位上能夠做到有效率的工作，人力資源能夠得到優化配置，也就是通常說的幾個人的工作幾個人干，如果兩個人的工作三個人干，也被認為是有一個人失業，這就是經濟學家通常說的“隱形失業人口”或“潛在過剩人口”。

第三，充分就業并不是人人都有就業崗位，在充分就業狀態下仍然存在一定數量的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即因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勞動年齡和需求偏好變化而引起的職業轉換過程中的暫時性失業，這種失業具有一定的自然合理性，屬于勞動力人口的正常流動，是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的動態調整過程，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充分就業被認為是人力資源有效率配置的優化狀態。

第四，充分就業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事實上都被認為是存在自然失業率的就業狀態，自然失業率是長期均衡的失業率或充分就業的失業率，這時的經濟運行周期處在高漲或繁榮階段，失業補助、社會救濟、福利開支、社會保障、生活水平、心理狀況、人口規模、運行質態、社會認同等等，都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狀態。

第五，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自然失業率的具體數值，各國政府可以依據具體情況來確定本國特定時期是否實現了充分就業。以美國這個現代市場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為例，20世紀50-6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3.5—4.5%，即95.5—96.5%的勞動力人口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20世紀7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4.5—5.5%，即94.5—95.5%的勞動力人口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20世紀80年代的自然失業率為5.5—6.5%，即93.5—94.5%的勞動力人口就業率就是充分就業狀態。[3](P190)[4]

第六，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中實際失業率若大大高于自然失業率，則表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場疲軟，經濟運行質量有待改進和提升，實際失業率接近或等于零則不可能，至于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存在的實際失業率接近或等于零的情形，實際上是客觀存在的失業人口或過剩人口在非效率性過度就業狀態下被“陰形失業人口”或“潛在過剩人口”所掩蓋，不僅在事實上沒能解決失業人口問題，反而又長期損失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應有效率，以此為標志的政治優越性也缺乏可持續性。

二、失業人口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

市場經濟是流動性的效率經濟，并不象計劃經濟那樣每個勞動力都會從政府計劃那里得到一個就業崗位，也不會在得到就業機會以后終生固定在某一個就業崗位上。市場經濟奉行的是人力資本與其它資本高度匹配的效率性就業，勞動力的就業和再就業只有通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運作才能得以完成。由于人口的增長慣性和生命特征，勞動力人口一旦被“生產”出來就是必須給予高度人文關懷和法律保障的長期存在的社會人群，而不能象其它物資產品那樣一旦被證明為沒有市場需求的廢次品，或者是遇到嚴重供過于求的經濟危機就可以銷毀，因此，除高級專門人才市場以外，一般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總是供過于求。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和市場經濟所特有的人口規律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就是供過于求的勞動力作為失業人口而存在，這是一切市場經濟的常態。失業人口又必定處于不斷尋找就業崗位的流動性狀態，失業人口流動就更必然是一切市場經濟的常態，也是市場經濟高效率運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幾乎沒有工作流動性。一個人在年輕時被分配到一家企業，常常一直工作到退休。如果趕上運氣不好你被分配去從事一項你不喜歡的工作，那么這種煩惱會困擾你的一生。在政府控制著勞動市場的情況下，個人幾乎沒有選擇的余地：你不能拒絕接受命令。對勞動市場的控制為政府進行大量的政治控制提供了條件。然而，作為補償這種制度也有某些優點。盡管可能存在著很高的“隱蔽性”失業，但幾乎沒有存在失業的證據。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如果一個廠商發現它不在需要某一工人時，它就會辭退他。競爭迫使廠商這樣做。當市場運轉良好時，被一家企業解雇的工人會在另一個需要他的地方找到工作。這種對勞動連續不斷的再配置是經濟效率的本質所在。然而，在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由于企業不會因經營虧損而受到處罰，企業沒有解雇工人的激勵。企業沒有將利潤最大化的激勵，但有很強烈的避免“引起麻煩”的動力。解雇工人被認為會引起麻煩。對于這種制度而言，在工作保障方面的收益是以經濟效率的損失為代價的。社會主義具有更穩定的工作保障，但具有更低的效率?！盵4](P370)

中國是一個當今世界上基數規模最大和增長慣性較強人口大國，人口數量多、增長慣性強、人口質量低和人口結構失衡，被公認為現代中國人口的顯著表征。這是現代中國一切國情當中最大的國情，也是中國一切特色當中最大的特色。傳統計劃經濟框架下以巨大效率損失為成本代價的非效率性過度就業，嚴重阻抗了中國人口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歷史已經證明，計劃經濟制度是中國的“發展陷阱”，中國必須盡快完成從傳統計劃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革命”。由傳統計劃經濟到現代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過程，同時也就是長期累積的大量原有隱型失業人口日益顯型化的社會表征過程，我們完全有必要用現代市場經濟常態的觀點看待和對待失業人口問題。充分就業狀態并不排斥適度規模的失業人口存在，與自然失業率相一致的適度失業人口是現代市場經濟高效率運行的根本解釋變量，在某種意義上說，適度規模的失業人口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效率性強力引擎。

三、充分就業的人本意義和發展價值

充分就業既是微觀居民戶家庭實現收入最大化所追求的理性預期，也是宏觀政府調控的首要政策目標。充分就業的重大工具意義和終極目的價值在于：

首先是權利保證。在充分就業狀態下，每個勞動者都找到了他或她所期望找到的就業崗位，勞動者在就業崗位上實在地證明了自身所擁有的自主決策、自愿選擇、自由流動、自動就業和自我發展的真實權利，勞動者的可行能力得到了體現、證明和運用，其自身的內在需求偏好獲得了滿足，有可能實現符合個人意愿的全面發展。

其次是經濟支撐。在充分就業狀態下，勞動者個人有了可靠的工作保障，找到了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居民戶家庭能夠實現收入最大化，有可能實現個人或居民戶家庭在各個方面的最大化發展，勞動者一旦因失去就業機會而處于失業狀態，也將同時失去個人和家庭發展的經濟支撐。

再次是精神滿足。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勞動者在找到就業崗位的同時，也找到了自己的社會歸屬，自身將不再處于社會游離狀態，不再被社會所拋棄和邊緣，其心理將不再因失業而被扭曲，原有的失業心理也會得到及時矯正，對未來將不再徘徊、彷徨和迷惘，就業者有了自己期望的社會定位，證明了自己的社會價值，其精神需求會得到滿足。

第四是和諧發展。充分就業狀態下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所有社會資源都得到了最優化配置，實際經濟產出GDP接近或等于潛在產出，經濟運行曲線處在生產可能性曲線的的邊緣附近，經濟周期處在繁榮和高漲階段，國民經濟蛋糕已經做到最大，即使收入分配比例保持不變，個人家庭收入和政府財政收入也都會獲得相應增長，人口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處在動態和諧的健康運行狀態。

第五是消解沖突。充分就業狀態證明了政府決策和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及有效性，政府宏觀調控的政策目標已經實現，社會公眾對政府機構的滿意度得到提升，政治支持率會得到提高，政府也能夠用不斷增長的財政收入支撐社會全面發展，有勞動能力并愿意工作的勞動力人口都各就其業，社會發展過程中潛藏的某些動蕩、沖突、摩擦和騷亂等不穩定因素得到及時消解，既不會出現縱向的政府與公眾之間的社會劇烈摩擦，也不會出現橫向的社會各階層或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巨大矛盾沖突。

正是由于充分就業狀態既滿足了微觀層面的公眾需要，又滿足了宏觀層面的政府需要，是政府和公眾理性預期目標的最佳耦合狀態，因此，社會各界持各種不同政見的人們可以反對一切，但惟獨沒有人反對充分就業。充分就業作為當今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最優發展狀態，歸根結底是首先并最終有利于人的發展，充分就業具有巨大的人本主義發展意義和民本主義發展價值。充分就業首先有利于人口發展，其最大受益者是社會公眾，只有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首先獲得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和中國社會可持續進步才能從根本上獲得可持續性的動力支撐。如果只有官僚階層獲得最優發展，城市人口獲得次優發展，而占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不能獲得發展，城鄉人口在二元結構狀態下割裂“發展”，中國將會出現可持續性的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惡增長現象”。

四、“充分就業陷阱”

首先是“國有經濟陷阱”。長期以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人們一直把國有經濟作為中國經濟的主導成分，把實現充分就業的主要空間落腳為國有經濟發展，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必須依賴國有經濟，把中國經濟發展首先視為國有經濟發展。于是在理論上充分肯定國有經濟的重要性，在實踐上把各種資源向國有經濟集中，國有經濟享有其它非國有經濟可望而不可及的政策優惠，政府決策長期向國有經濟傾斜，國有經濟長期壟斷著各種重要資源和市場份額，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間存在極其嚴重的不公平競爭。國有經濟只有在與其它國家比較時其產權才具有清晰性，能夠明確認定為歸中國政府所有，就國內范圍而言，國有經濟的產權虛置，產權邊界不清晰，理論上是人人都有一份國有資產的產權，事實上誰都不擁有國有資產,國有經濟的產權安排違背了科斯定理(Coase''''sLaw)的效率要求。國有經濟的后臺“老板”是政府，管制性政府的低效率決定了國有經濟的低效率，政府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經?！按岛谏凇?，破壞了有效率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國有企業負責人實質上是具體負責國有資產運作的政府官員，完全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由市場產生，既缺乏激勵也缺乏約束，國有經濟是有工廠和商店但沒有企業，有廠長和經理但沒有企業家。國有經濟的產權制度安排、資產運作方式和人產生機制都決定了國有經濟的低效率，國有經濟基礎上根本不可能建構任何意義上的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并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在就業問題上，國有經濟運行的非效率安排決定了人力資源配置的非效率就業，兩個人的效率崗位被非效率地安排為三個人或四個人甚至更多人員就業，導致非效率的資源配置結果。當國有經濟因低效率、無效率或負效率而不得不倒閉破產時，政府不是借助于市場化的效率手段，而是運用行政力量強制地進行人員分流，將破產企業的人員安排到其它尚未破產的國有企業，必將導致依次連續推倒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依靠國有經濟振興中國經濟和實現充分就業，都必定是中國人口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巨大陷阱。事實證明，國有經濟占用了70%以上的資源，但只產出了30%的GDP，政府無法用行政手段進行分流安排的大量國有企業下崗人員以及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人口，也主要依靠非國有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進行吸納。極其明智的選擇就是盡快走出計劃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國有經濟主導的資源安排模式，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盡快走出國有經濟主導的理論誤區和發展陷阱，才能真正擺脫對傳統發展路徑的過度依賴。

其次是“鄉鎮企業陷阱”。鄉鎮企業的發明專利權屬于中國，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特色。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中國經濟增長和安排勞動力就業作出了突出貢獻。正因如此，幾乎中國社會各界的所有人士，都異口同聲地贊美鄉鎮企業，為鄉鎮企業歌功頌德，并把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作為今后中國經濟發展和實現充分就業的主要創新路徑之一。事實上，鄉鎮企業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業過剩勞動力安排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產物。中國改革始于農村的聯產計酬承包制度，農業經濟改革的初步成功使中國農民深刻感受到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魅力，積累了市場化發展非農產業的經濟條件和某些經驗，同時也產生了用市場化手段發展非農經濟的致富欲望和運作空間；鄉鎮政府不再擁有對農戶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權，需要用市場化的手段尋求其它發展路徑，以增強鄉鎮實力、經濟財力和領導政績，優化與縣區政府以及與其它鄉鎮的博弈能力；城市中長期奉行國有經濟壟斷，各種稀缺資源、政府決策傾向和主要市場份額幾乎都被國有企業獨占，缺乏城市化的發展空間；二元戶籍制度使城鄉割裂發展，二元經濟結構產生了巨大的路徑依賴性，城市不對農村開放，農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國民待遇；農民的勞動力成本低廉，農業土地管理制度存在非市場化的顯著缺陷，粗放型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素質和科技含量要求低下，也沒有產品質量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嚴格要求等。由上述各種原因導致在20世紀后20年中國鄉鎮企業在農村的快速發展，形成了中國人口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一大獨特歷史景觀。于是很多人就依據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殊歷史現象作出判斷，今后中國經濟發展和充分就業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鄉鎮企業發展，也因此而倡導和主張“城鎮化”尤其是“小城鎮化”的理論主張及政策導向。在中國政府于2001年12月11日入世后，鄉鎮企業必然內含的諸多弊端日益凸顯，鄉鎮企業存在著土地資源嚴重浪費、缺乏嚴格勞動保護、科技含量低下，經濟粗放增長、環境保護惡化、阻抗城市化進程，延續二元格局等(在作者的其它文章中另有專述)。將鄉鎮企業這一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殊歷史現象加以長期化、普遍化和戰略化，實在是理論上的極大誤區和發展上的巨大陷阱，將會使中國人口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付出極大代價。我們的結論是：在20世紀的后20年大力發展鄉鎮企業是正確的，那是一個鄉鎮企業的正面效應時代；如果在21世紀再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則是錯誤的，這是一個鄉鎮企業的負面效應時代。

再次是“三農陷阱”。中國農業人口迄今仍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口增長也主要是農村人口增長，農村中存在大量的潛在過剩人口。從表面上看，他們還有地可種和有活可干，還可以依靠農業經濟活動而維持生計，還沒有成為無地可種和無活可干的顯型失業人口。但從經濟效率要求的人地匹配比例分析，中國人多地少，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已不為農業所需要，起碼有15000——20000萬農業勞動力在事實上已經成為潛在過剩勞動力或隱型失業人口。如何使農業中存在的隱型失業人口由非效率就業轉化為效率性就業，已經成為中國人口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大問題。能否在農村中通過發展農業經濟而使過剩的中國農民實現效率性就業，已經引起了中國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經濟發展是實現充分就業的關鍵所在，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我們不能就依此而認為通過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可以在農業領域中就地消化吸收一部分過剩農業勞動力。我們認為，土地是從事農業經濟活動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土地是有限的，土地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現代化進程中，用于農業經濟活動的土地只會減少，絕對不會增加，維持動態平衡也極其困難。中國首先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在2050年以前將會以其特有的慣性而持續增長，人多地少已是不爭的客觀事實，中國的人地矛盾已經比較尖銳，隨著農業耕地日益減少和農業人口日益增加，中國的人地矛盾將會日趨尖銳。我們據此而認為，依靠大力發展農業經濟的辦法無法解決農村過剩人口的就業問題。中國農業需要采用先進技術和規模經營，中國農業需要產業化的發展路徑，中國農業需要實現現代化，即使農業勞動力人口不再增加，農業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有效需求也會逐步減少。經濟發展是實現充分就業的根本創新路徑，中國農業需要發展，農業發展對勞動力需求減少，這三種表述都是正確的。因此，農業發展只能增加農業過剩人口而不會減少農業過剩人口，大力發展農業經濟是在“三農”框架內解決充分就業問題的“發展陷阱”，是一條充分就業的死胡同。靠發展經濟而實現充分就業的正確命題，只有在全國一盤棋的意義上理解才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只有依靠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才能有效地解決農村過剩人口問題，具體的說，只有靠發展工業經濟、城市經濟和服務經濟等發展路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只有靠在城市中發展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方法，才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才能將中國“三農”問題徹底“沉沒”，舍此別無它途。

參考文獻：

[1]經濟學消息報社編：《追蹤諾貝爾——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訪錄》[M]，中國計劃出版社1998年出版P145。

[2](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著：《經濟學》[M]，蕭琛等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P11。

篇9

從八十年代到如今，正是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變革轉型期，變革雖然帶來了更多的機會，但其中必然也是有兇險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必然是有批企業和老板在這個轉型期是要被犧牲掉的，因為環境的巨大變化，適者生存，否則，只有死亡。不過，也就是因為這些犧牲掉的企業和老板，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們的學習和進步，血的事實讓大家冷靜下來，少些浮燥。并且，在死去的企業中，往往能找到許多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凡事總要有個原因的，究竟是那些原因導致了企業破產速度在加快呢？

真正因為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而導致企業破產一直不多，絕大部分私營企業破產都是緣自于企業的老板，換而言之，老板們犯了不該犯的錯誤。

1． 讀書無用論

學習決定進步，這個道理很多老板就是不認可，而是堅持讀書無用論，堅持把自己成功的經驗歸結為自己的天性和勤奮，以及諸多的好運氣。老板們為什么不肯學習，這因為他們自認可不需要學習，抱著以往的成功經驗不肯放手，并認為，在未來的發展中，堅持和復制已有的習慣和做法，一樣可以獲得良好的延續性發展。

大家留意下身邊，許多人喜歡津津樂道談論某某老板沒文化，甚至是只會寫自己的名字而已，卻賺了多少錢。相對應的是，相當有文化的研究生乃至博士卻又找不到工作，并以此作為自己不學習的理由，認為這學習和生意發展之間沒有必然的關系。其實，放到全局來看，這只是個別現象，更多的成功人士是具備相當深厚的學識，并且保持著不斷的再學習，只不過，有學識的成功人士大多行事較為低調而已。這教育不能取代經驗，經驗也不能取代教育，以往的經驗只適用于以往的環境下，用老經驗老方法來面對今天出現的新問題，針對性和有效性自然很難保證。當老辦法解決不了新問題時，積累下來自然就得導致企業的滅頂之災。

2． 錯誤了理解經濟環境

八十年代是勇氣經濟時代，那年月生意機會多，但出來做生意要有膽量的。不過，當年有這個膽子的人不多，敢走出這一步的，往往有所斬獲。

九十年代是資本經濟時代，屬于大魚吃小魚的時代，是屬于大本大利的時代，是屬于錢滾錢的時代，市場的話語權掌握在資金實力雄厚的人手里。

但是，社會在發展，商業環境也在變化，現在及未來將是知識經濟時代。在知識經濟時代，賺取財富主要依靠的是知識，所擁有的知識多少決定了財富的多少，以及可持續發展性。競爭力來自創新，來自于你所擁有的知識產權，問題是現在許多老板還認為做生意就得要真金實銀，要靠資本說話，甚至是還得依靠敢想敢做的勇氣。抱著這個觀念不放手，自然是經常碰得頭破血流，市場競爭力也被大大削弱，并帶來許多以前未曾遇到的風險。前不久，浙江有幾位五金類商人被歐洲參加展會時被抓，原因也很簡單，他們擅自抄襲別國廠家的產品。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自然被抓，問題是，他們在被抓時，硬是不知道知識產權是怎么回事，還聲稱在浙江的五金類，這種事情很普遍，自己一直就是這么做下來的，怎么到了歐洲會被抓呢？其實，再過段時間，別說在歐洲，在國內也將會因為侵犯別人的知識產權而被抓的事情發生了。

3． 缺乏對政府層面宏觀調控的關注 農民出門種地，要先看看天氣好不好。做生意，同樣也得要看看政策環境和變化趨勢。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型企業中，老板身邊的有兩種人地位是最高的，一是法務總監，一是人事總監。生意做的越大，越要注意政府政策層面的變化。必須保持對政府層面的及時了解和溝通。

而我們身邊的許多老板，只顧埋頭做自己生意，忘記了一個基本原則：你不是商業規則的制定者，政府才是。若是事先并不知曉的情況下，一旦政府改變相關的規則，將直接導致企業的破產。例如在前幾年，國家有關部門就宣傳將陸續使用新的商品安全法規，簡稱QS標志，可是，許多相關行業的老板壓根就不理會這塊，在長達兩年過渡期內，硬是沒采取相關的調整措施，到今年開始全面執行該法規時，國內有上萬家企業因此瞬間倒閉。

再有，許多老板在以前鉆法律法規的空子，已經鉆習慣了，心存僥幸心理。現在法規嚴了，以前有空子可鉆的地方現在都有電網了，一旦碰上，后果不是一般的嚴重。

4． 人事管理水平的低下和員工數量的膨脹之間的矛盾

有報道稱，中國企業的生產管理水平目前已經達到西方發達國家九十年代后期的水平，但是，中國企業的人事管理水平卻只及西方發達國家二十年代的水平，為何相差如此懸殊，就是我們在人員管理的核心上存在問題，管人的前提核心是尊敬人，而我們是敬天敬地，可就是不敬人，古人有說是文人相輕，現在已經是人人相輕，骨頭里誰也看不起誰，在這個基礎上，自然也不可能出現什么有效的人事管理了。

篇10

一、政府權力運作是我國體制轉軌時期的一個獨特的問題

1、壟斷性政府權力的演變是理解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的一條主線

影響中國轉軌的因素是復雜的，但我們總可以“從轉型這一復雜的現實中挑選出關鍵的因素，并在一個可處理的框架中分析這些特征的相互作用”。(本人認為，壟斷性政府權力的演變是影響轉軌進程的一個獨特而關鍵的因素。首先，從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是政府權力的逐步退出和有限退出，有學者稱之為“松綁式”改革。(這種“松綁式”改革的主線就是壟斷性政府權力的演變。應該說，在體制轉軌時期，政府權力的運作及其改變是其靈魂。之所以這樣講，并非完全是因為政府權力的決定地位，首要的原因是在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權力規則幾乎覆蓋了所有的社會經濟生活領域，體制改革的環節中一旦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退卻和放松管制，其他社會成員就有能力通過自發地制度創新來捕捉潛在的獲利機會，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正是政府權力的逐步退出和放松制度管制，使得改革在一開始在保持經濟體制平穩過渡的同時，迅速形成一種雙軌制并存的局面，它不僅完成了價格改革、產業結構調整等內容，而且迅速建立起一塊市場經濟體制。而如果政府試圖獲得先動優勢，通過行政手段強行介入和占有這些機會，就可能傷害和壓抑自發的民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傷害民眾的利益和權利。從這一角度來講，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之所以會持續如此長的時間，正是因為政府不會自愿放棄權力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轉軌不同階段的政府權力在“退出”與“介入”之間的搖擺，使得在經濟層面就表現出一種悖論現象。其次，從我國當前所處的制度環境中來看，政府權力“量”上的退出并不意味著“質”上的改變。第一，在生產過程中，中國的國有企業雖然數量上有大幅度下降，但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它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著中國經濟未來的基本態勢和走向。第二，從分配過程來看，政府權力的分配決定著社會各階層利益分配的基本格局和運動方向。第三，從經濟體制來說，權力結構決定著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速度、力度和方向以及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和作用規律。第四，正是由于權力的作用，形成了中國產業結構縱向上的僵化和橫向上的分割，出現畸形經濟和諸侯經濟。第五，從經濟發展來看，權力構成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中隱性的但往往起最后作用的要素。無論是資本要素、勞動要素還是技術要素，都沒有權力要素那樣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如此決定性的、最后力量的角色。

2、從傳統的市場失靈來研究體制轉軌中的政府作用具有局限性

把政府行為置身于中國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框架內進行研究是有意義的。目前已有眾多文獻對市場經濟中的政府行為進行了探討，但問題在于許多經濟理論在分析市場與政府關系時總是泛泛地從當代西方經濟學中市場與政府的一般性結論出發，去論證中國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與政府干預，把市場失靈作為政府調節經濟運行的原因。這種認識，對于考察發達國家的市場運行是正確的，但卻不適合于中國的實際情況。因為中國的體制目標是市場經濟，但現在還沒有建成市場經濟，而是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階段。所以，我們應該撇開從市場經濟的標準模式中的政府出發來展開分析的通常思維模式，從中國特定的“過渡”階段的現實出發來展開分析和考察。

首先，現代經濟學對政府經濟職能的界定是以“市場失靈”為邏輯起點的，并以此來確認政府干預的合理性和職能范圍的。市場選擇的過程及其結構，有可能出現盲目波動，外部性、壟斷等問題而導致資源配置缺乏效率等“失靈”或“不足”。此外，市場經濟本身難以保證公正的收入分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這些是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的功能性缺陷。當存在著這些市場失靈時，如果政府能對市場失靈進行補救，并提高經濟效益的話，就可能出現政府的作用。因此，對市場失靈進行補救導致出政府的經濟職能：穩定整個經濟，以及對經濟資源進行再配置、調節收入分配等等。從這一意義上講，市場選擇需要政府選擇作為補充，但是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和“市場失效”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因為造成“市場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解決的方法就不應該是單一的。而且在這里政府干預是作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的力量，在市場機制所及的領域之外承擔起服務于市場與企業的職能。按照這一傳統認識，隨著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政府干預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小。但在事實上，自“二戰”以來，市場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政府經濟功能發揮作用的空間并不是縮小，相反卻是與日俱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用品也大幅增加。這種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反差，說明從市場失靈理論來說明政府職能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尋找一個研究政府行為更好的角度和分析框架。

其次，市場選擇的互利交換，暗含著的一個前提是存在一個集體選擇制度。這種集體選擇制度相當于一個“立憲式契約”，它明確確立了每個人的權利和行為約束，因為沒有制度約束下的市場經濟下的利已追求只能是一種“自然分配”，這種分配會產生于一種霍布斯式狀態中。而如果要擺脫霍布斯的自然形態，勢必要有一種確立每個人產權和行為約束的“立憲式契約”。這種“立憲式契約”構成了一種自愿交換的制度，而產權的存在無疑是制定“立憲式契約”的一個必要條件。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內容正是在經濟中具有明確產權的個人在經濟中的行為及由此產生的各種現象。薩繆爾森認為，產權制度和實施產權的程序是一種純公共物品，它具有“每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一其他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的特性。作為一種具有非競爭性的純公共物品，就要由政府來提供。從這一意義上講，市場選擇內生出政府選擇。我國的體制轉軌的實際情況顯然是在市場選擇的這一前提條件并不滿足的條件下，即個人權利并不完善的情況下進行的體制改革，也就是說，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內生對政府權力作用，它不僅要起到保護產權的“第三方”的職能，更重要的是對產權的界定。這是市場經濟建立的前提和基礎。再次，在中國轉軌經濟中，如果把基于發達國家經歷幾百年發展的成熟的市場運行中存在的市場失效作為政府彌補、調節和干預經濟運行的原因用來解釋中國轉軌經濟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會產生巨大的偏差。事實上，中國轉軌經濟中，關于市場失效的理論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虛幻的、或者說是不切實際的。在我國由于轉軌過程中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市場缺陷遠遠大于市場本身的功能性缺陷（市場失靈）。所以，在中國轉軌經濟中、政府的作用不是一般地去校正“市場失效”，而是要加強有效制度的供給，謀求構建市場運行的規則和制度框架，通過擴張和發育市場，實現在一定程度、一定階段上政府對市場的部分替代。否則，如果政府順應轉軌經濟中不發育或殘缺的市場進行種種調節，就必然會造成一系列適得其反的負效應。由此，也決定了僅從“市場失靈”引出我國政府職能部門表述方式，會誤導人們對轉軌經濟中政府職能的認識。

3、我國政府權力干預的特殊性

經濟學上關于政府干預的理論爭論已久，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但當前學術界的爭論多集中于政府干預的范圍、方式和作用上，對于市場經濟要不要政府干預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在這里，無意對政府干預理論這一問題進行探討，而主要在說明對于一個處于經濟體制變遷中的政府權力，其作用內容、方式、后果與西方國家市場經濟成熟國家的政府經濟相比，具有特殊性。

第一，從內容上來看，由于發達的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基礎的，政府行為受到法律約束，使得它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政府的主要經濟職責是解決外部性和提供公共產品。但是，在轉型經濟和發展中國家則不同，比如我國：通過建立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還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實現，政府集中和掌握著過多的權力，個人和企業自身權利還沒有得到有效回歸。在完善法治之前，個人和企業權利回歸之前，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的最突出的方面還不在于提供傳統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如何在錯綜復雜的改革進程中處理與市場、與企業、與社會的利益關系。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取卵”，是賦予個人和企業更多的自由和權利，還是以政府權力代替個人和企業的權利。這不僅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力，實際上還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國的經濟轉型是否真正成功。因為，從短期來看，以政府權力替代民眾權利可以快速明顯地取得經濟效果，但是，從長期來看，個人和企業的活力、創造力才是一個國家繁榮的真正動因。所以，研究我國政府權力作用的意義還在于一點：中國目前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而這種“過渡”恰恰是在對政府權力的掌握者和使用權者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進行的，它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種種“殺雞取卵”的政府行為，這是我國轉型期政府悖論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表現原因之一，也是本文之所以稱之為政府權力悖論的原因之一。在市場經濟機制不完善的經濟中，權力介入經濟過程并不僅僅是由于出現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和公共產品，而是用權力取代市場價格機制調節資源配置。與完善的市場經濟機制相比，這種資源配置方式是無效率的。因為權力運用最終也是要消耗經濟資源的。只有在利用權力干預經濟活動所帶來的社會收益很大，且這種收益不可能通過價格機制的調節而產生時，權力直接進入經濟活動才是值得的。

第二，體制背景不同決定了政府權力干預引發的經濟后果不同。西方國家的政府經濟是一種以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的經濟，權力對經濟的干預的消極后果基本不會傷害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而在處于轉型期的以政府權力為主導的社會中，權力對經濟的干預一方面會有助于實現趕超目標，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會解體經濟體制或使某種經濟體制的制度創新進程陷入一種停滯不前的局面（如某些拉美國家和非洲的某些國家）；這說明轉型國家中的政府權力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第三，活動的范圍界限不同。西方國家的政府經濟總體來講是從一個經濟體制的外部來干預經濟的，并且政治制度的完善政府的活動范圍也受到嚴格的限制。而在轉型期的經濟中，政府權力本身就是經濟體制變遷中的一個變量，政府經常是在一個經濟體制的內部活動并構成其核心部分，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經濟基礎也是圍繞著權力并為權力服務的，隨著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政府權力自身及其運作方式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

二、政府權力的特點及經濟分析

作為一種政治組織，政府是一個由具體人員構成的政治機構，它以強制力為基礎，對社會進行管理，權力是政府作為一個組織擁有的最大的資源。作為一種經濟組織，政府在經濟性質方面與企業存在著共同點，它處于一種自然壟斷地位。正如科斯所言：“實際上，政府是一個超級企業”。政府作為一種行為方式，與一般行為主體（如廠商、居民及非政府組織等）沒有什么不同。但由于政府是一個處于特殊地位的行為主體，它被賦予一定的強制權力，這種權力是私人機構所沒有的。因此，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及配置資源，會直接對經濟、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政府經濟權力，是由國家權力衍生而來的，其實質是公共權力，而公共權力的基本特征是在全社會范圍內具有強制性和壟斷性。強制性意味著政府可以通過行政命令規定人們必須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人們必須服從之。壟斷性意味著政府的行政權力沒有競爭，正是由于公共權力在全社會范圍內具有強制性和壟斷性，政府行使公共權力的后果，不僅會影響到全社會生產要素的使用，而且會對社會成員的收入、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社會凈福利增減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執行政府政策和政府規制的后果事后被證明是低效率的，政府并不為此承擔直接的經濟責任。具體來講：

1、強制性權力能帶來服從的秩序，從而節約交易成本?！皺嗔驮谟谟米钚〉拇鷥r盡可能的換得最大限度的服從。”比如，中國相對于中東歐國家的一個優勢，集中表現在可以用政府權力的鐵腕來減少民主制下的討價還價，降低所謂“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

2、壟斷性能導致擴張。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講，處于壟斷條件下的任何組織都有可能喪失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能力，具有壟斷性公共權力的政府也同樣缺乏足夠降低生產成本的行為激勵。這與政策商品本身在生產過程中并不需要物質資料的消耗是一致的，資源性成本的缺位使得政策商品在本質上并不存在明確的成本要求，這一特點排除了政府存在對生產成本能夠自覺節約的現實基礎，這也是政府規模擴張、政府成本上升“體制病”存在的根本原因。

3、政府權力因素影響預期成本與預期收益而影響制度變遷。針對我國的體制變遷過程來分析，權力因素會影響預期成本與收益而影響制度變遷的發生。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的根本動因在于潛在獲利機會的存在，即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但這種論述是就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而言的。在某些特定歷史條件下，特別是當我們把政治、社會變量納入其中進行分析之后，就會發現，這種“一般原理”并不完全適應于我國的現實情況。因為在特定的條件下，預期成本和預期收益的內涵是會發生變化的，成本與收益是受制于一定的制度結構的，脫離了既定的制度結構來談成本與收益是沒有意義的。由于我國在轉型時期，政府權力既是制度結構的一部分，同時又是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變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其他經濟主體的預期成本與收益，會在這個特殊時期變成決定其他變量的決定變量，所以這種決定性的變量就成為經濟體制選擇或制度變遷之所以會發生的根本性動力因素。

正是由于政府權力具有的不同于個人、企業經濟權利的強制性和壟斷性，保證了政府權力具有彌補市場不足的能力，同時也為政府權力將活動范圍擴展到普通物品)包括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生產和交換領域提供了可能。布坎南的研究表明，政府天然地具有擴張的傾向。政府權力的這兩大特點使其具有的“經濟行為的近似自由性”使得對政府權力邊界的確定成為影響經濟行為的重要環節。

三、轉軌期政府經濟作用雙重性的實質是權力悖論的存在

關于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的分析，不同的經濟理論有不同的解釋，除去具體原因的分析，在這里，從本質上來講，本文認為，轉軌時期的政府經濟作用可歸結為一種權力悖論的存在。它隱含的內容是政府權力與個人權利（或者說民眾權利）的博弈，政治與經濟的沖突與協調，是政府對市場的侵犯與保護。

首先，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看。簡單來講，市場是平等人之間的自愿交易，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給予民眾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利的經濟體制。而政府活動則反映了上級對下級的命令--服從關系。也就是說，市場是一種分散決策、自發形成、自由競爭的交換體系，而政府是一個集中決策、人為設計、分層管理的行政組織體系。所以，可以說，市場運作的基本要素是權利，而政府規則是建立在權力基礎上的。兩者有著不同的邏輯和觀念。既有沖突的一面，也有協調的一面。前者遵循的是個人權利的自由交易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的邏輯，后者是依靠公共權力強制力量為實施保障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外在保障。而且現代的市場經濟的復雜性，要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不可能是完全對立替代的關系，而是一個相互補充、相互替代的關系。所以建立在個人基礎上的市場秩序與建立在公共權力基礎上的人造秩序共同統一于市場經濟體制內。其次，市場秩序以個人自由權利的確立和保障為基礎，而政府以公共選擇的結果為前提。就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的關系而言，個人權利是人與人相互關系的基礎，其實施就是權利的讓渡和交易，作為人們相互之間的一種認可和允諾，一方面，它獨立于權力之外，也不受權力的支配；另一方面，它又非常脆弱，無力自保，最易受到來自外界的侵害；它既需要國家權力的保護，又最害怕國家權力的侵害。從國家權力來講，由于國家是一種合法使用強制手段的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機構，權力既來自于對暴力的壟斷，又可能產生出對暴力的濫用。在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上，一方面，國家權力是保護個人權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因為它具有巨大的規模效益，國家的出現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和節約交易費用之需要，沒有國家就沒有產權；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又是個人權利的最大、最危險的侵害者。因為，國家權力不僅具有擴張的性質和特征，而且其擴張總是依靠侵蝕個人權利實現的，在國家的侵權面前，個人是無能為力的。在中國體制轉軌時期，正是由于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市場制度和國家制度及其相互關系的這種性質，決定了國家在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中的作用既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梢哉f，政府權力與個人權利的沖突與協調在中國經濟轉軌進程中的地位甚至可以與稀缺性-欲望的沖突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地位相比。

其次，從我國當今所處的現實背景與實際的轉軌進程來看，國家和市場結合的混合型經濟，這是中國所處的現實背景。而且國家的作用越來越強大，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一個普遍現象。公共產品支出的多少可以作為一個基本衡量指標，馬克思很早就指出：用于“公共需要”的那部分“扣除”（指公共產品）將會日益膨脹，這個“扣除”包括“和生產沒有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用于滿足“共同需要”的諸如“學校、保健設施等”以及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設立的基金。后來著名的“瓦格納定理”也揭示了進入工業化以后，經濟中公共部門的數量和比例呈一種內在的擴大趨勢。處于這一現實背景下的我國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順應這一發展趨勢，政府作用有著擴大的客觀趨勢。同時，從我國實際的轉軌過程來看，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是一種全能型政府支配并決定的社會權利結構，我國實際的轉軌過程首先表現為一種政府權力的“退出”或“還原”，無論是分權化改革還是有限度的產權改革，總體趨勢上都表現一種政府權力向民眾權利的回歸。這種“退出”或“還原”意味著個人擁有更多的決策，無異于政府權力對自身的否定，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被迫，自然會受到抵制。同時，政府的這種“退出”或者“還原”，雖然意味著直接干預市場和企業的政府行為的大量減少，但并不意味著轉型中的政府權力只是一味的縮小，它同時意味著政府在其它領域的強有力地“介入”，要求政府能夠有效、有力地承擔宏觀調控、社會管理、提供公共產品和法制保障等應有的職能。同時，它也可能意味著產生更多的政府行為，因為政策選擇并不簡單地在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之間進行選擇。實際上，在政府干預過多的國家，政府應該采取更多的政策來糾正干預過多的問題，同時也給予初創的市場以充分的政策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政府就是在這種既要推動現代化又要建立市場經濟的“雙重邏輯”中，在權力“退出”的壓力和“介入”的需求這一對矛盾之間、在政府權力的直接干預與間接干預之間搖擺，從而在經濟運行表現出種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呈現出一種悖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