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報酬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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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其次，作為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就將不再是單純的勞動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負雙重職能的重任。一方面，作為勞動力，它使用著生產資料，從而生產出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作為占有者，它支配著生產資料，使社會生產按照它自己的意志來進行。因此，對它來說，保證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都能同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就將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是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具體表現，也是公有制社會形態的本質要求。

一旦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分勞動者無法同生產資料相結合，從而使他們成了失業者，那么這一部分失業者就將不再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為他們的占有權沒有得到兌現。如果說，這些失業者仍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的話,那么對于這些失業者來說，這種占有將是徒有虛名的。因為此時生產資料已經不再屬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轉化為與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勞動力相對立的物。

這一點，對于那些頭腦清醒的經濟學家來說，是不說自明的。因為這些經濟學家曾經明確地指出：

“失業者的存在是同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不相適應的，因為這相當數量的失業者失去了運用社會生產資料勞動并取得勞動收入的權利?！?2)

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勞動就業問題，從理論上講，就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從整體來講，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結合的，全體社會成員都應得到勞動就業。”(3)

可見，實現充分就業，這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的本質決定的。它構成了公有制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勞動者在公有制的社會形態內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那么，對它來說，這種占有就將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說，它將以名義上的占有者實際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著。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者就將不能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占有者。這就是說，失業者的存在是同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形態不相容的。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社會不僅必須而且能夠保證一切有勞動能力的人充分就業。(4)

然而，正像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本身是歷史的產物一樣，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其數量的多少本身也將作為一個既定的歷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會主義建立的初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同資本主義社會相比，還是比較低下的。這一生產力水平制約著社會物質財富生產的總量，它使這一總量相對來說要比較少一些，此時，隨著勞動者數量的多少不同，每個勞動者從中所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會不同。也就是說，在個人消費品總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在量上的規定性將直接影響到每個勞動者實際占有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勞動者人數愈多，每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數量也就愈少。對此，經濟學家曾有過明確的斷言：

低收入，高就業，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雖然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但生活質量不會有多大提高。(5)

反之，當勞動者人數較少時，那么，每一個勞動者能夠分得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愈多?？梢?，在個人消費品數量一定的情況下，勞動者的數量多少同它所能夠得到的個人消費品的數量成反比。

在勞動者就業的問題上，不同經濟學家之間也曾展開過激烈地爭論。其中一些經濟學家站在同勞動者相對立的立場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場上，為了加快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因而主張：應該允許有一部分勞動者失業，以保證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

在現實的社會形態中，這種理論實施的典型,我們可以從南斯拉夫的經濟制度中尋找到。自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建立之后，它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就業，從而使經濟發展能夠有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上都實行了保障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我國在就業問題上所采取的措施。這一點，曾有經濟學家評論道：“如果按照就業人數占有勞動能力人數的比例計算就業率，我國就業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業率卻帶來了低效率。我國勞動生產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見的?！?6)

從經濟學家的這一論斷中我們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很明顯，這一結論就是，在就業問題上，無論實行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實行允許一部分勞動者失業的政策也好，還是實行勞動者充分就業的政策也好。對于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來說，是沒有絲毫影響的。在經濟學家看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高就業率與低效率之間具有必然的聯系。我國當前的現狀就是最好的實例。

看到這種振振有詞的理論，使我們不禁想起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鼓吹的一種論調：沒有失業就沒有高效率。請看,這二種論調是何其相似??！難道真的如經濟學家所斷言的那樣，要想提高生產效率，就必須有一定的失業人口存在。否則，要實現充分就業，就一定會造成生產效率的下降。換句話說，只有用一部分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分離，才能換來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

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有沒有必然地聯系呢？對于這一問題，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說，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一結論向人們揭示出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并不隨著就業率的高低發生變化這一本質聯系。

從表面上看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機械化，現代化生產條件的廣泛應用，可以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勞動者的需求超過了勞動者的供給，因此產生了勞動者的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決這一矛盾，就會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而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減少勞動力的使用數量，從而使一部分勞動者退出生產過程，使它們同生產資料分離開來，成為失業者。隨著生產領域的不斷擴大，又為失業者提供了新的就業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勞動者又重新得到就業。在這一發展變化過程中，假若勞動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給，那么，就會使失業者繼續存在下去。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恰恰就是這樣一種運動過程。

在這一運動過程中，作為勞動的后備軍，相對過剩的勞動力即失業工人始終是存在的。即使在當今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也仍然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失業工人，可見，這一事實足以顯示出經濟學家的上述論斷是有歷史事實為根據的，它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全部歷史來證明的。因此，這種論調比起那些無根據的抽象的空洞議論來說，要高明得多。

遺憾的是，這些經濟學家忘記了馬克思的教誨，相對過剩的勞動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只要生產的社會性質隸屬于資本，那么，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就將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從根本上鏟除造成相對過剩人口存在的社會根源。

由此可見，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這一矛盾的出現，并不是由社會生產過程本身的發展變化帶來的,而是由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造成的。在這里生產的社會形式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勞動力的供求矛盾始終存在，又可以使這一矛盾在現實中根本就不能夠成立。當社會生產沿著資本主義道路指引的方向發展下去的時候，就必然會使相對過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斷地有所發展，只有社會生產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時候，才會從根本上鏟除掉相對過剩人口這一社會問題，使這一社會現象從此不復存在。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直接聯系在一起，將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看作是相互對立的。就是說，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不能實現高就業率（即指充分就業）,反之，實行了充分就業，必然會帶來生產的低效率。這里，關鍵的問題就在于，這些經濟學家的思維中只有孤立的、靜止的、片面的聯系。他們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現象，而對于所論及的問題的本質并不清楚。因此，在他們的理論中，這種表面現象中的矛盾就構成了他們的理論觀點，就變成了一種本質的聯系。

其實呢？事物都是在發展變化的。各種事物之間的聯系也是分為二個層次的。既有本質上的聯系也有現象上的反映形式。它們二者之間并不是一致的。當我們停留在現象聯系中去進行抽象、概括的時候，就會將這些矛盾的現象當作一種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去把握。

當經濟學家把握住這種表面的聯系之后，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向人們大聲宣布：真理被我們抓住了，它就在我們的思維中。其實呢？他所抓住的不過是一些表面的、膚淺的聯系，至于那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他卻一無所知。

勞動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會化生產過程本身的必然產物。

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下，當勞動力的供給與需求出現了不相適應的時候，這種不相適應的情況通常表現為二種，其一，勞動力的供給小于需求；其二，勞動力的供給大于需求。在前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滿足不了對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會產生勞動者的失業問題。在后一種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大于對它的需求，于是就會使一部分勞動者成了多余的、相對過剩的勞動力。

相對過剩的勞動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劇了勞動者內部的競爭,使得勞動者內部產生分裂，從而使勞動報酬水平的增長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資本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以至于不資本主義制度就不可能使勞動者實現充分就業。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由于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為充分就業的實現提供了最基本的社會條件。實行充分就業的結果，是否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呢？對于這個問題，只要我們站在勞動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會得出與經濟學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業不僅不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相反，它還是使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點，充分就業的實現，是使勞動者從生產資料的奴役下解放出來的前提條件。當勞動者真正成為生產資料的支配者與占有者，當他們實現了同自己占有的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之后，以往資本主義社會加在勞動者身上的絞索——失業的危機，從此就一去不復返了。它將不再屈從于資本的威力，面臨著失業的威脅，而被迫地從事非人的勞動。勞動的目的將是為了滿足勞動者自身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一變革的結果將煥發出勞動者從事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體現在生產過程中，就會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態去從事生產勞動，從而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極大地提高。

其次，勞動日的長度本身是一個可變量。當勞動力的再生產中，出現了使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給時，勞動者從它的整體利益出發，就可以通過縮短勞動日的辦法，做到既保證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就業又不使勞動生產率下降。因為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在同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基礎上，只要將勞動日減少一半，就可以使就業人數增長一倍。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不會使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不僅如此，它還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一可喜的后果。這一點，在勞動日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表現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寧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長的情況下工人每小時生產出來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較短時所生產的少些，而且還壞得多……這已為工業發展的全部進程所證實?！?7)

在現實生活中，6－1＞6的奧秘，(8)紡織行業實行“四班三運轉”的實例，(9)都說明了縮短勞動時間會提高勞動生產率。當勞動的緊張程度已經達到了極限的情況下，縮短勞動時間，擴大就業人數，同樣可以做到既保持勞動生產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目的。這就是說，無論勞動的緊張程度如何，縮短勞動時間都可以做到既使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業得以實現的結果?？梢?，充分就業與低效率二者之間是沒有必然聯系的。

經濟學家之所以將事物在表面上的聯系看作了本質的聯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割裂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采取了一種就事論事的態度。當經濟學家把勞動日的長度凝固起來之后，就會得出：“充分就業必然會降低生產效率”的結論。因為“三個人的活兒五個人干”在勞動時間、生產力水平不變的情況下，自然會出現生產效率不高的必然結果。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時，高就業率固然與低生產效率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它卻直接關系到每一個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的高低。這一點，經濟學家曾將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靜止的觀點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飯五個人吃”，必然會使每一個人吃的飯量減少。但是，在考察復雜的社會問題時，這種靜止的觀點是萬萬要不得的。

“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從發展的觀點上看，在一定的條件下固然會使每一個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種條件下，它又會使每一個人都吃得相當不錯。在這里，決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條件。條件不同，就會使個人消費品的總量也會不同?！叭嘶顑何迦烁桑孙埼鍌€人吃”，在勞動時間較長，勞動的緊張程度又不夠的情況下，自然會使勞動生產率不高，勞動產品總量增長不快，因而使個人消費品數量相對減少的后果。在這種情況下，不用說五個人吃，就是三個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勞動時間縮短，勞動的緊張程度提高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就會大大提高，從而使勞動產品總量也大大增加，個人消費品的數量也就會隨之增多。在這種情況下，三人飯五個人吃，難道會比前一種情況下的三人吃要壞得多嗎？

可見，“三人活兒五人干，三人飯五個人吃”，這種論調完全忽視了生產的社會形式方面對生產發展所起到的制約作用，它是站在靜止的角度上，從單純的物質生產過程方面考慮問題時所得出來的一種悲觀論調。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實現充分就業是由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這一客觀條件決定的。能否保障勞動者同一定數量的生產資料相結合，將反映出該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只要勞動者在社會生產與分配中所占據的支配地位不變，那么，充分就業也就一定能夠實現。盡管充分就業的實施會對勞動者所獲得的勞動報酬水平以及勞動時間的長度的確定有著直接的影響，但是，它的實現卻不會造成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一點，無論從理論分析上還是在現實的實踐中，都證實了這一結論具有真理性。

總之，勞動生產率同勞動者就業程度二者之間沒有本質的聯系，必然的聯系。所謂高就業率與低效率的矛盾在客觀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存在于他們的抽象的思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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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永江、杜一《試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就業問題》見《經濟科學》1982年第2期

(2)張仁德《南斯拉夫經濟學家關于社會所有制和市場理論的探索與爭論》見《經濟學動態》1984年第7期)

(3)劉同德《切實解決勞動就業中的新問題》見《經濟問題探索》1984年第7期

(4)李震中主編《計劃經濟學》1985年修訂版第384頁

(5)劉國興《試論經濟發展戰略和充分就業目標》見《學習與探索》1984年第2期

(6)徐節文《我國的就業問題》見《財經理論與實踐》1985年第2期

(7)【蘇】《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日的社會經濟問題》第118頁)

篇2

并非統計口徑問題

也有學者提出,勞動報酬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或完全是)統計口徑變化造成的。他們提出的一個主要理由是,2004年之前個體工商戶業主的報酬原來在統計中算為勞動者報酬,2004年經濟普查后,國家統計局調整了有關統計口徑,把其業主所得改按營業利潤計算,導致勞動者報酬比重突然下降。

另一個理由是,在統計中農業收入基本上計為勞動報酬,勞動報酬在農業增加值中比重高于其他產業;隨著農村勞動者轉入城市、農業比重下降而第二三產業比重上升等結構變化,勞動報酬占GDP比例自然會下降。有學者認為,這同樣是統計口徑問題,因為農業收入本來就不應該全部算作勞動者報酬,因此實際上原來就高估了勞動者報酬。

以上兩個論點都有其合理性。但問題在于這兩點能否證明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下降?

首先,關于個體工商戶統計口徑變化的說法,只牽涉2004年前后的數據銜接問題,并不能改變勞動者報酬在更長時期是否存在下降趨勢的問題,而且上述作者依據的是國家統計局較老的資金流量表數據。

實際上,國家統計局在2004年和2008年兩次經濟普查以后,都分別調整和更新了在此之前的資金流量表數據。

2004年普查后,大幅度下調了當年和以前年份的勞動者報酬數量,其占GDP的比重也隨之縮小。2008年普查后的調整,又部分上調了2004年-2008年的勞動者報酬數量和比重。

經過最近這次調整,以前年份的勞動者報酬數據可以分為1992年-2004年和2004年-2008年兩個階段。統計局沒有公布調整的依據和數據口徑改變的內容,但在這兩個階段內,統計口徑應該是分別可比的,但由于兩段之間的口徑差異,使2004年的勞動者報酬比重發生跳躍,上調了3.5個百分點。

而在這兩段時間中,數據都分別顯示了勞動者報酬的下降趨勢。其中,1992年-2004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從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個百分點。2004年-2008年按新口徑,勞動者報酬從50.6%下降到47.9%,在四年中下降了2.7個百分點。

因此,剔除2004年統計口徑變化因素,資金流量表數據仍明確反映了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下降的趨勢,前后兩階段累計共下降了10.2個百分點。

其次,有學者對統計數據做了調整,把家庭經營純收入中的農林牧漁業收入全部從勞動者報酬中剔除,結果勞動者報酬比重更低了,但占GDP比重從1992年以來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他以此證明勞動收入比重并未下降。不過,這樣的調整在我看來是不合理的。

原因之一,在于目前在我國引起社會關注和學術界討論的“勞動者報酬”或者“勞動收入”問題,并不僅限于工薪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而是指全體勞動者的報酬總和。應當指出,各國的國民經濟核算方法(收入法)各有差別,有些國家在勞動者報酬之外設有“混合收入”項目,也有些國家沒有這一項,但單列了家庭經營收入。

中國的資金流量表數據中并沒有做這樣的區分,而是把全部勞動者的收入都計入“勞動者報酬”(這樣做并沒有錯,但在這個意義上,資金流量表中“勞動者報酬”對應的英文詞匯不應當是“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后者可譯為“工薪勞動者報酬”,它只是勞動者報酬中的一個主要分項)。

問題在于,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村人口占一半的國家,而農民的收入主要來自勞動收入。如果把7億多農村人口的農業收入剔除出勞動者報酬,再來討論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問題,實際上就是轉換了話題。

原因之二,目前我國正處在結構變遷時期,每年有大量農村勞動者進入城市,使工薪勞動者隊伍的數量不斷擴大,同時也就伴隨著農業勞動收入相對下降,而工薪收入總量增加。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工薪收入的總和單獨拿出來代表勞動報酬,得到勞動收入占GDP比重不降反升的結果是不奇怪的。但這恰恰犯了上述作者自己所批評的那種“誤判”,實際上是用改變統計口徑來改變計算結果,而該結果已經寓含在統計口徑的改變之中。

收入增長明顯滯后

事實上,要看全體勞動者的報酬占GDP比重是否下降并不難。

例如1990年到2008年,全國人均GDP增長到原來的14.4倍;而城鎮居民的人均工薪收入僅為原來的9.8倍,農民的人均工資性收入與家庭經營純收入之和僅為原來的6.4倍(三者均按名義值計算),后兩者都顯著低于人均GDP的增長。這顯然意味著勞動收入占GDP比重顯著下降(收入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城鄉住戶調查)。

為了更準確地驗證上述判斷,下面對有爭議的收入項目分別進行重新定義,在此基礎上計算勞動者報酬的變動趨勢。由于資金流量表中沒有對收入來源進行細分,這些計算只能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城鄉住戶收支調查數據進行。這里對勞動者報酬做了如下改變:

城鎮勞動者報酬包括工薪收入,加上住戶的經營凈收入的一部分。這是因為經營者(包括個體工商戶的業主)可能不領取工資,他們的經營凈收入中除了利潤以外,還包括一部分經營者的個人勞動報酬。

農村勞動者報酬包括農村住戶的工資性收入,再加上家庭經營純收入的一部分(其余部分是土地和資本的回報)。因為沒有更詳細的基礎數據,這一計算中對城鄉經營收入中的勞動者報酬部分分別設置了不同權重,以檢驗不同情況對勞動者報酬變動趨勢的影響。但不管取哪一種權重,各年份的計算口徑是一致的,因此排除了因數據口徑變化而導致勞動者報酬比重跨年度變動的因素。

表第(1)-(4)列中,農村家庭經營純收入中勞動者報酬權重,分別按40%、50%、60%、70%計算,而城鎮住戶經營收入中勞動者報酬的權重固定按20%計算;(5)-(6)列中農村家庭經營純收入中勞動者報酬權重固定按60%計算,而城鎮住戶經營收入中勞動者報酬的權重分別按10%和30%計算。

可以看到,在表中所有六種情況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2008年呈明顯下降趨勢,只是降幅大小有所不同而已。以情況(3)為例(農村家庭經營的60%和城鎮住戶經營收入的20%作為勞動者報酬),從1990年占GDP的38.9%下降到2008年的30%,降幅8.9個百分點。

同資金流量表數據相比,這里計算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明顯更低。不排除國家統計局的城鄉住戶調查數據低估了勞動者報酬,或者資金流量表數據高估了勞動者報酬的可能性。

盡管兩種統計數據明顯不一致,但這些可能的問題是跨年度存在的,它們影響的主要是勞動者報酬的數量和比重,而不是其變動趨勢。而兩種數據共同顯示了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明顯下降的趨勢,說明該下降趨勢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亟須制度變革突破

勞動收入比重下降原因何在?這是一個可以另外討論的問題,這里僅舉出幾個基本事實。

第一,過去30年,中國經歷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轉移的過程。在此期間,勞動力市場上總的形勢是供大于求,這壓制了工資水平上升,使工資增長遠遠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長。實際上這種現象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由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做出了明確闡述。這種情況也使得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間的差距急劇擴大。

第二,上述矛盾本來可以通過制度建設來緩解,但由于勞資間的協商和談判機制沒有建立,工會沒有起到充分保護工人利益的作用,各級政府又常常在勞資糾紛中喪失中立立場而較多偏向于保護資方利益,使得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之間分配傾斜的現象持續存在。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制度的不健全或缺失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

盡管社保體系近幾年改善力度很大,但如果以全部城鎮就業人員為基數計算,2009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覆蓋率只達到57%、53%、41%和48%(據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未被覆蓋的人群,基本是收入較低、工作較不穩定的低收入階層和農民工,他們恰恰是更需要得到社會保障的人群。

第三,由于缺乏對壟斷收益、資源收益的制度約束和稅收調節機制,調節高低收入的稅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稅收征管機制不健全,以及公共資源和公共資金的使用缺乏監督、政府管理透明度低,導致了收入分配中大量反市場行為、腐敗行為和逆向再分配現象。這加大了政府成本和企業成本,實際上對各類正當要素收入,包括對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形成了直接或間接的侵害。

篇3

[關鍵詞] 勞動報酬比重 功能收入分配 多元回歸分析

經濟學研究收入分配問題通常沿著兩條主線展開:一是功能收入分配,也稱要素收入分配,是從生產要素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規律,根據各種要素在社會產品生產中所發揮的作用或貢獻進行分配,說明資本、勞動等要素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份額,屬于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二是規模收入分配,是從居民個人收入差別和分配公平與否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規律,說明某個或各個階層的人口或家庭得到的收入份額是多少。規模收入分配與功能收入分配是相互關聯的,由于資本在人口中的分配比重相當不均,主要的生產和經營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主要通過勞動獲得收入,資本收入份額的增加意味著勞動所得份額的減少,結果會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兩級分化局面。也就是說功能收入分配差別越大,規模收入分配差別也越大,社會最終分配越不均,因此可以通過改變功能收入分配的格局來縮小個人收入分配的差別。

此外,在功能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份額的高低會直接影響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選擇。針對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不斷下降的現實狀況,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边@對于縮小我國個人收入分配差距,促進投資推動型經濟增長向消費拉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有重要作用。因此考察我國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格局的變化,探討初次分配格局的調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一、改革開放后我國勞動報酬比重演變的總體描述

1.關于勞動報酬和勞動報酬比重。我國統計年鑒中對勞動報酬的概念及統計范疇是這樣描述的:“勞動報酬指勞動者因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全部報酬,包括勞動者獲得的各種形式的工資、獎金和津貼,即包括貨幣形式的,也包括實物形式的,還包括勞動者所享受的公費醫療和醫藥衛生費、上下班交通補貼、單位支付的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等。對于個體經濟來說,其所有者獲得的勞動報酬和經營利潤不易區分,這兩部分統一作為勞動者報酬處理?！币簿褪钦f勞動報酬不僅是城鄉所有勞動者的勞動收入,而且還包括了個體經營者的經營性收入。

本文是將全社會勞動者總的勞動報酬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進行分析研究。在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中,要素所有者的地位不同、權利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及使用關系的不同,因而初次分配中所獲得的份額也不同。相關數據除特別說明外,均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我國勞動報酬比重演變的三個階段。勞動報酬初次分配比重等于全社會勞動報酬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圖直觀地反映了改革開放后到2007年30年間的勞動報酬比重的變動情況。

數據來源:1978年～2006年數據來自:侯娜. 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分析[A].全國高等財經院?！顿Y本論》研究會2008年第25屆學術年會論文集[C], 2008

2007年的勞動報酬比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中的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整理計算而得。

從圖中可以看到勞動報酬比重變動的三個階段:1978年～1986年的上升期,1987年～1995年的平穩期,1996年～2007年的下降期。

(1)第一階段:急劇上升。1978年～1986年是勞動報酬比重快速上升的時期。1978年我國開始逐步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先后在農村和城市進行了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逐漸打破高度集中和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在廣大農村實行,使農民具有生產經營自,充分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同時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家多次提高糧食、棉和油料作物、糖料作物以及生豬等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取消了農產品的統、派購制度,使農村居民收入在1978年～1986的年均增長率高達13.69%。在城市推行企業基金制、擴大企業利潤留成制、利改稅等分配制度改革,取消了統收統支、統包統管的財政管理體制,企業開始有自主經營權、分配權和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同時還實行的一系列的工資及獎金制度改革使工資增長迅速,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這一時期勞動報酬的比重提高是恢復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應占有的份額,糾正被扭曲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建立在國民經濟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的。

(2)第二階段:趨向平穩。1987年～1995年間勞動報酬比重基本上在50%上下波動, 變動幅度不大,處在相對穩定的時期。前一時期勞動報酬份額的增長已經使勞動收入相對經濟發展提高到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個人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與此同時,我國出現了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苗頭,國內物價普遍上升,1988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8.5%。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不得不進行相關調整,改革建設重點放到治理經濟環境 ,整頓經濟秩序上來。為防止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的穩定產生不利影響,同時也為減輕企業負擔,促進企業自身發展,工資改革步伐放慢, 職工收入增長速度降低;另外因鄉鎮企業發展速度下降以及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集市貿易價格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這一階段可以看作是一個過渡階段。

(3)第三階段:大幅下降。從1996至2007年的12年間,這是改革的深化期。這一階段農村勞動力快速向城市轉移,就業競爭激烈,經濟發展突飛猛進,GDP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但在同期的就業人口增加8040萬人的情況下,勞動報酬比重卻從56%下降到39.7%,尤其在2002年后,勞動分配比例加速下降,降幅達到18.5%。從地區來看,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除內蒙古、遼寧、浙江和山東4個省(自治區)外,其余27個省(市、自治區)勞動報酬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從勞動報酬支付主體看,企業支付的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例下降,政府支付的勞動報酬比例呈上升態勢。與此同時,我國的基尼系數持續升高,從1998年開始基尼系數為0.403,超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8。勞動報酬比重的下降導致最終消費率不斷下降,投資增長及出口增加成為拉動GDP增長的主要因素。

二、影響勞動報酬比重因素的理論分析

回顧經濟學說史,我們不難看出,在近300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工資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并且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工資理論。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古典工資理論、馬克思的工資理論、邊際生產力工資理論、供求均衡工資理論、集體談判理論、人力資本工資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分享工資理論等等。這些理論從不同的側面對工資的形成和決定做了分析和解釋。綜合上述工資理論及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我們梳理了勞動分配的影響因素。

1.勞動力的供求缺口。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認為,工資的本質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工資的形成受市場供求規律和競爭規律共同制約和影響,勞動力商品供求關系的改變,勢必引起工資水平的上漲和下跌,即勞動力商品價格的波動。馬歇爾的均衡工資理論認為,勞動的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勞動報酬水平:勞動力供過于求將導致勞動力的均衡價格降低,勞動力供不應求將導致勞動力的均衡價格提高。

2.勞動者聯合談判力量的強弱。集體談判工資理論和現代制度學派工資理論認為,工會、集體談判對工資決定過程產生較大的影響。英國劍橋經濟學家阿瑟?塞西爾?庇古認為,當集體交涉決定工資率時,工資將圍繞自由競爭工資率上下浮動,工會希望把工資率定于競爭工資率之上的某一點而雇主則要求工資率定于競爭工資率之下的某一點,在工會和雇主雙方的“期望點”之間便形成了一個“未確定范圍”。雙方能夠達成協議的工資率只能落在“未確定范圍”即上下限之間,不可能在此范圍以外。工資率的具置將取決于雙方交涉力量的大小和交涉技巧。

3.勞動者人力資本存量。個體憑借勞動參與分配所得的多寡更重要的取決于勞動的質量,即人力資本,主要由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積累形成。人力資本越高,勞動生產率越高,邊際產出越大,勞動報酬所得越多。從總體上看也是如此,發達國家的勞動者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因而其獲得的勞動報酬也較高,勞動要素分配的比重較為合理。

4.二元經濟發展水平。在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較大,第二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較小。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在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勞動報酬比重降低的現象。因為二元經濟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極低,農業人均收入也很低,一般只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正是這種生存收入決定了城市部門的工資界限。一旦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勞動生產率就會提高,收入水平也會相應提高。因此二元經濟的發展中,雖然資本積累不斷增加,勞動者生產效率提高,經濟高速發展,但在農村剩余勞動被完全吸收之前,城市現代部門勞動工資水平難以提高。

三、我國勞動報酬比重下降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本文將對1996年～2007年我國勞動報酬比重變動的狀況及其原因進行實證分析。在前文理論回顧的基礎上,本文建立了一個多元回歸模型?；貧w模型選取了4個可量化的指標進行實證分析,具體說明如下:

1.衡量勞動力供求缺口大小的指標可用失業率表示。供求缺口越大,失業率越高,就業壓力越大,就業競爭越激烈。目前, 我國的失業統計無論從制度還是方法上都還很不成熟, 缺乏一個和國際接軌的失業率統計數據。但可以以城鎮登記失業率 作為我國失業率數據的一個參考。與真實的失業率相比, 城鎮登記失業率嚴重偏低,但能夠反映我國真實失業率的波動情況, 而失業率的波動部分正是本文的模型所需要的。

2.對勞動者聯合談判的力量我們選擇了勞動爭議案件的當期受理數量作為度量指標。這主要根據我國的工會建立和發揮作用的實際情況考慮的,因為個人與管理層發生糾紛能在企業內部解決,則代表工人的談判能力比較強;需要上訴到法院或政府等外部管理層,則表明勞動者的談判能力比較弱。另外我國近年來發生的勞動爭議案件多是由于勞動報酬偏低或拖欠勞動報酬導致工人不滿所致,勞動爭議案件的多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表示工人在勞動報酬方面的談判能力。

3.對人力資本存量的度量通常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一般指6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接受學歷教育年數。該指標計算式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PJ)=6歲及以上人口接受學歷教育年數的總和/6歲及以上人口總數=(6×小學文化人數+ 9×初中文化人數+12×高中文化人數+16×大學文化人數)/6 歲及以上人口總數。本文中1996年～2006年的數據采用了孫旭(2009)的計算結果,2007年的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5年。

4.二元經濟發展水平可用二元對比系數來衡量。二元對比系數指二元經濟中農業部門和非農業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8]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或收入)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1%的勞動力在該部門創造的產值(或收入)比重。二元對比系數理論上處于0～1之間,二元對比系數越小,就表明兩部門的差別越大,即二元性越大。二元對比系數的擴大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構趨向消解。

本文利用SPSS 軟件就上述因素對勞動報酬比重的影響做多元回歸分析, 以勞動報酬比重Y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當期案件受理數X1、失業率X2、平均受教育年限X3、二元對比系數X4作為解釋變量,回歸模型為Y=a+b1X1+b2X2+b3X3+b4X4+ε。

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Y=-11.168-0.949X1+1.961X2+8.725X3+14.252X4

-0.271-6.0101.0191.8570.401

(0.794)(0.001) (0.342)(0.106)(0.701)

R2=0.967,修正的R2=0.948,Sc=1.3858,F=50.639,D.W=1.585

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到F檢驗通過,表示方程整體顯著;但單個變量的回歸系數除變量X1外,其余均不顯著,t檢驗不通過。容忍度和變量膨脹值等指標以及對變量的相關分析都表明模型的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所以要剔除多余變量。

由統計軟件得出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可知,勞動報酬比重與當期案件受理數高度負相關(-0.961),說明當期案件受理數的增加對勞動報酬比重下降的影響最顯著。而當期案件受理數與失業率及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87和0.938,高度正相關。不難理解失業率的增加會導致勞動糾紛的數量的增加,而且隨著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勞動者的維權意識增強,當期案件受理數也會有所增加。所以考慮將這兩個變量剔除。得到如下回歸方程:

Y=70.515-0.645X1-45.149X4

13.788-10.65-1.975

(.000)(.000)(.080)

R2=0.947, 修正的R2=0.935,Dw=2.205,F=79.755

該回歸方程判定系數為0.947,修正的判定系數為0.935,擬合優度很好,勞動報酬比重的變動的93.5%可以由當期案件受理數和二元對比系數的變動解釋。其中,當期案件受理數每提高1%,勞動報酬比重會降低0.645%,二元對比系數提高1%,勞動報酬比重會降低45.149%。DW值為2.205,基本不存在自相關問題。顯著性檢驗的F統計量的值為120.638,對應的P-值為0.000,表明回歸模型通過檢驗,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因此,根據回歸分析結果,自1996年來以來我國勞動報酬比重下降主要是勞動者的弱勢地位和城鄉二元化程度的加大而引起的。

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個體、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利用市場的調節機制實現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不斷發展壯大。由于資本更多地通過個人、外資等渠道籌集,資本經營所得也歸私人所有,企業在錄用員工、決定工資水平等方面享有很大的自,勞動力處于弱勢地位、無力與資方進行平等的談判。盡管通過法律渠道解決糾紛費時費力,但當自身利益受到了極大損害時,勞動者只有選擇上訴至法院或者勞動仲裁部門解決糾紛。勞動爭議案件的當期受理數量的增加反映了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的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國民收入更多的流向資本所有者,資本所得份額增加、勞動報酬比重降低。

城鄉二元化不僅由于二者的勞動生產率存在差別,更因為長久來形成的城鄉分割的二元勞動力市場所導致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了惡性循環。勞動力市場被人為分割,城市的非正規部門成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力量。而非正規部門的工資界限由農業決定的生存收入決定,一般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在工資制度、員工福利等方面都與正規部門差距很大,勞動關系不健全,勞動者甚至連一些最基本的權益都得不到保障,這使得這些部門就業的勞動力難以得到持續的發展。

此外,從當期案件受理數與失業率的相關系數0.87可以推斷失業率的上升是引起當期案件受理數的上升的主要因素。目前, 我國勞動力數量豐富的稟賦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隨著適齡勞動人口的繼續上升, 廣大勞動者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就業形勢,制定就業優先的政策目標、實現充分就業, 是提高勞動收入份額的一條重要途徑。此外,在擁有大量失業、就業不充分和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 勞動者無法有效地利用勞動力市場實現提高個人工資收入, 這樣不僅浪費了寶貴的勞動力資源,而且也不利于改變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局面。因此, 產業結構調整要充分體現我國資源稟賦結構要求, 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行業和產業, 鼓勵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 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1]李 揚:收入功能分配的調整:對國民收入分配向個人傾斜現象的思考[J].經濟研究,1992,(07),40頁

[2]楊 帆:20世紀80年代我國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J].探索,2006,(05),191頁

[3]李 揚 殷劍峰:中國高儲蓄率問題探究――1992年～2003年中國資金流量表的分析[J].經濟研究, 2007,(06),21頁

[4]李利民:中外工業化進程中的工資水平比較研究[D].福建師范大學,2007.20頁

[5]李稻葵 劉霖林 王紅領:GDP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型規律[J].經濟研究, 2009,(01).79頁

[6]邱國華 朱佳生:關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與平均預期受教育年限的思考[J].遼寧教育研究, 2005,(03),21頁

篇4

[論文摘要]在當今社會，用人單位拖欠勞動者工資報酬、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現象頻頻出現。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我國法律制訂了一系列相關規定。文章對勞動報酬作出了準確界定，并分析了用人單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現狀，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對策建議來有效遏制這一現象的發生。

[論文關鍵詞]拖欠工資；定義界定；現狀分析；對策建議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更是一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的國家，雖然市場經濟在快速發展，但是相關的法律條例并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勞動力市場存在的一些問題也日益顯露出來。在一些私營企業、建筑行業經常出現拖欠勞動者工資的現象，這不僅僅是企業管理人員故意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問題，還是我國法律存在不足的問題。勞動者得不到應有的薪酬，企業故意拖欠薪酬不發放這樣的案例越來越多，成了熱點社會問題，也引起了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關注，政府為整頓勞動力市場，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工作全面展開。

在社會各界的響應下，政府各部門出臺了相關政策來做出回應，但是在實施過程中的效果卻不是很明顯。在眾多人大代表的多次提案、社會各界的呼聲中，《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臺。在該修正案中，以立法的形式表明嚴重損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屬于犯罪。這一法律規定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好評與肯定，體現出了法律的強制性和法律為人民服務的性質。

一、關于勞動報酬的定義界定

在很多人看來勞動報酬就是簡單的工資，但其實不然。關于勞動報酬的準確定義，我國的學術界與實際崗位單位有著不同的看法。學術界認為勞動報酬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含義：廣義的勞動報酬是指因為勞動者進入企業就業付出勞動，用人單位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以現金為基本支付手段，向勞動者支付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以及獎金、津貼、補貼、加班費等等工資；狹義的勞動薪酬僅僅指工資。在我國法律條例中，勞動報酬就是工資這一含義。但是在我國的一些法律中，勞動報酬又有具體的含義：是指用人單位依據國家規定或勞動合同的約定，以貨幣形式直接支付給本單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一般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報酬以及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等。從這項法律條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法律所使用的關于勞動報酬的概念還是使用的狹義的勞動報酬。而用人單位所拖欠勞動者的工資薪酬的含義范圍又比工資這一概念廣泛很多。

因此，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犯罪對象就是用人單位按法律規定和與勞動者簽訂的勞動合同所約定的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這就意味著，用人單位在支付勞動者基本的工資薪酬后，如果存在拖欠勞動者相關的獎金、補貼、加班費等等方面的工資薪酬的現象，用人單位的這種行為也有可能屬于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廣義的勞動報酬這一概念中，在持續合法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只要履行勞動合同向用人單位提供了相應的勞動服務，用人單位就應該按照規定向勞動者支付相關的物質報酬，包括基本貨幣工資、實物補貼、五險一金等等。與狹義的勞動報酬不同的是，廣義的勞動報酬范圍更加廣闊，加入了實物補貼和五險一金等內容。

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相關現狀分析

（一）現行的法律規定存在不足

我國在勞動報酬方面出臺的法律條例已經有很多，例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工資支付暫行規定》、《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行政處罰辦法》、《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等等。在這些法律條例中，對拖欠勞動者工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這個問題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規定。例如在《勞動合同法》中，如果用人單位不按時支付勞動者工資薪酬或者不將勞動報酬全部支付到位、在勞動者加班后不支付加班費又或者發放的工資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時候，勞動者可以向勞動行政部門匯報情況，勞動行政部門可以向用人單位施壓，責令其在規定時間內向勞動者支付應得的勞動報酬、加班費等等。如果用人單位支付的工資薪酬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用人單位應該及時將差額發放給勞動者。如果用人單位在勞動行政部門規定的時間內還沒有將拖欠的工資發放到位，勞動行政部門有權責令用人單位以勞動薪酬的半倍以上一倍以下的金額補貼來支付給勞動者。在《勞動監察保障條例》中也作出了相關規定，用人單位如果存在拖欠勞動者勞動薪酬、扣押勞動薪酬的現象，勞動行政部門有權要求用人單位及時支付勞動薪酬，補齊與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之間的差額。對于用人單位接到通知拒不履行的，用人單位要做出應發工資薪酬的半倍以上一倍以下的金額來對勞動者做出補償。

從以上這兩個法律條例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對于用人單位拖欠勞動者工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法律作出的懲罰措施僅僅是對用人單位進行經濟處罰。這種處罰方法雖然能夠對一些用人單位有警示作用，但是對于一些流動性大的行業來說，并沒有發揮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建筑行業中的農民工，由于建筑行業的施工時間較長，發放工資的周期較長，不少農民工又沒有很好的維權意識，這就導致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屢禁不止。因為有些用人單位發現與法律規定的經濟處罰相比，自己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所得到的利益更高，這就使很多不法單位存在僥幸心理，鉆法律的空子，一些私人企業的老板甚至形成了拒不支付勞動薪酬可以獲利更多的錯誤心理。

（二）現行的解決途徑存在盲點

目前解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拖欠勞動薪酬這類問題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四種：1.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進行協商解決；2.勞動者通過向工會反映情況，由工會與用人單位進行調節解決；3.勞動者向勞動委員會進行申請仲裁的方式進行解決；4.勞動者向勞動監察部門反映情況，由勞動監察部門作出解決方案。如果通過以上四種途徑還沒有解決好問題，勞動者就可以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作出行政行為強制用人單位執行。從理論的層面看，這四種解決途徑設置合理，可以有效地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由于法律明文規定的缺失，這些解決途徑在實際中往往受到限制。有時候，由于勞動者在申請仲裁到判決決定的過程中發現耗費時間過多、程序手續繁雜、申訴花費過高，他們就會放棄這一解決途徑。因此我們常常會發現一些被拖欠勞動薪酬的勞動者做出一些上訪事件或者更加極端的維權事件，給社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正是由于這些法律規定的不人性化、不完善，法律懲罰的金額低，就導致了用人單位拖欠工資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最為困難的是農民工，如果法律不制訂相關的刑法懲罰措施，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更加得不到有效保障，這就會更加地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為了解決這一方面的欠缺，刑法修正案對惡意欠薪、拒不支付勞動薪酬的行為作出了相關規定，界定這一行為屬于刑事犯罪，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處罰措施。這一修正案處罰措施較為嚴厲，給用人單位敲響了警鐘，用人單位須及時按時足額支付勞動者應得的勞動報酬。這一規定對用人單位有著警示和預防的重要作用，能夠充分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三、有效解決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對策建議

雖然刑法修正案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用人單位做出了嚴厲的懲罰，但是還是不能夠彌補遭受損失的勞動者的心理傷害，也不能夠完全預防或減少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要想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確保勞動者獲得應有的勞動報酬，這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防患于未然。上述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行為在經法院判決后可以彌補勞動者損失，對用人單位有一種警示作用，雖然具有可操作性，但是不能有效避免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為了有效地避免拒付勞動薪酬、拖欠工資這類事件的發生，筆者提出以下解決對策建議。

（一）簡化程序

目前勞動者追討勞動薪酬需要經辦的程序繁多，例如勞動者必須先向勞動保障所提起仲裁，然后要經過人民法院的一審、二審才能做出判決決定，之后還需由執行庭向用人單位提出索要。這些程序至少要消耗半年甚至一年的時間，其中勞動者需要花費的資金也較多。在這么長的等待時間里，用人單位可能存在轉移資產的行為。這就導致執行庭執行工作受到阻擾。因此，對于這些確實存在勞動薪酬糾紛的案件，法院可以簡化辦理程序，由民事部門直接做成決定，由執行庭執行。這樣可以減少執行程序的等待時間，讓受害者減少損失。法院在受理案件的時候，要第一時間做出反應，查封用人單位的資金，避免其鉆空子推卸責任。這些方法都可以直接幫助勞動者獲得應有的勞動報酬。

（二）到正規公司就業

勞動者在選擇工作的時候，要通過正規的中介機構選擇那些手續齊全、信用良好的合法正規企業。在求職過程中，要向中介機構或者公司企業提出提供相關資質證明的書面文件。切忌盲目聽信招聘人員的宣傳信息，一定要索要相關的資質證明文件。勞動者在就業前一定要對企業用人單位進行一個全面的信息考察，要看其是否是依法設立的、是否有營業執照，要摸清具體的工作內容、工作性質，要了解具體的薪酬發放時間，還要能夠對公司的信譽進行考察。在弄清楚這些相關信息后，勞動者可以選擇是否去該用人單位就業。

（三）加強監管

政府勞動行政部門要能夠對自己管理范圍內的用人單位進行定期監督管理。對用人單位的財務情況、工作管理運營情況、發放勞動薪酬等等情況進行監管。工商部門、財務部門要能夠對那些財務存在問題、員工流動性大的用人單位進行摸底調查，一旦發現拒不支付勞動薪酬的現象要做出相應的懲罰警告，給用人單位敲響警鐘，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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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要素分配；勞動報酬占比；消費

本研究得到2013年度江蘇理工學院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項目編號：KYY13513）資助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4月15日

一、引言

國內外學者對消費增長研究，較多集中于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對消費增長的影響角度進行分析。近年來國外開始研究要素分配與有效需求的關系，Stockhamme和Ederer （1995）把勞動收入比重提高對總需求產生正影響稱為“工資驅動型”經濟，把勞動收入比重提高對總需求產生負影響稱為“利潤驅動型”，在該研究范式下，勞動收入占比與消費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國內學者主要是跟隨后凱恩斯主義學派學者們試圖從理論上和實證上論證收入差距與消費傾向之間的負相關關系（李軍，2003；劉東皇和孟范昆，2012）。從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現狀和演變趨勢來看，對基于收入分配研究消費問題不僅要關注再分配領域對消費的影響，更要研究初次分配對消費的影響，而這方面研究相對較少（鄒紅和喻開志，2011）。近些年來，學者們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鄭智延，2011；劉東皇和沈坤榮，2012）。綜合而言，對收入分配和消費關系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探討居民收入差距對消費的影響，對要素分配（初次分配）作用于消費增長的研究相對不足?；诖?，本文從勞動收入占比角度，基于時序數據實證分析初次分配與消費增長的關系。

二、模型構建與實證檢驗

（一）模型構建。根據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在短期中，收入與消費是相關的，即消費取決于當期收入，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也將增加，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下，消費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遞減的。因而本文在計量模型中把收入作為影響消費的自變量。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經濟學家對消費函數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新的假說及相應的函數式。其中函數形式比較簡單而內容大體符合實際的消費函數是：

C■=α+βY■+γC■ （1）

式（1）中，C■表示t期消費，Y■表示t期收入，C■表示上期（t-1期）消費；α，β，γ為參數。這一消費函數的最后一項可以解釋為消費的慣性影響，即消費存在“棘輪效應”。因此，本文在模型構建中把上期消費也作為影響當期消費的自變量。

從時間系列看，勞動收入占比的變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時間里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階段，到1992年是第一階段，1992年至現在是第二階段（從1992年起，我國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1978～1992年間，普通勞動者的名義工資經歷了大幅度的提高，工資從30～50元上升到100～200元，不過，由于該期物價改革帶來的通貨膨脹，實際工資增長顯著地滯后于實際人均GDP的增長。誠然，這也是屬于一種正常的情況，經濟從低增長進入高增長，普通勞動者的實際工資增長在最初的一段時間會慢于GDP的增長。本文以1992年為界，分別對1978～1992年和1992～2010年兩個階段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通過計量模型估測勞動者報酬占比、收入和前期消費對消費的影響。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lnCM■=C+α■lnW■+α■lnY■+α■lnCM■+μ■ （2）

其中，CM為消費，C為常數項，W為勞動者報酬占比，Y為收入，CM■為前期消費，μ■為隨機擾動項。

（二）變量選取及數據說明。在變量選取方面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選取的變量如下：

1、消費（CM）。關于消費的衡量方式，主要包括人均居民消費及其增長率、消費傾向、居民消費率等指標。本文使用居民消費率（CM）作為衡量消費的指標，即居民消費占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2、勞動者報酬占比（W）。本文選取勞動者報酬率（W）來衡量我國要素分配狀況，1978～2006年W的數據轉引自白重恩和錢震杰（2009），之后的數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省級數據進行測算得到，對于缺失的2008年數據我們用2009年和2007年的均值補齊。

3、收入（Y）。由于本文使用居民消費率（Y）作為衡量消費的指標，由此對收入水平的衡量指標我們相對應地選取居民收入（使用城鎮家庭居民和農村家庭居民的調查數據通過城鄉加權而得）占支出法GDP的比重。

4、上期消費（CM-1）。本文使用居民消費率（CM）作為衡量指標，即上期居民消費占上期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

樣本區間為1978～2010年，以1992年為界，分1978～1992年和1992～2010年兩個樣本考察，考慮到使用的都是相對量的指標，本文數據并不需要剔除價格的影響，使用名義數據，除上述特殊說明的數據外其余原始數據皆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三）單位根和協整檢驗。為避免偽回歸，在回歸之前首先對樣本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略）表明各變量符合I（1）過程，運用Engle-Granger檢驗方法對回歸后的殘差進行協整關系的檢驗，檢驗結果（略）表明，我國人均收入、勞動者報酬占比與消費增長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表1）

（四）實證結果。實證檢驗結果發現：1、在1978～1992年，由于1992年前通貨膨脹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顯著地滯后于實際人均GDP的增長，勞動報酬占比沒有明顯變化，勞動報酬占比與消費增長的正相關關系并不顯著；2、在1992～2010年，居民消費初受到上期消費和居民收入水平影響外，勞動者報酬占比與消費增長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之間的相關系數約為0.26，方福前（2007）也曾指出，我國消費疲軟并不是居民儲蓄增加（消費傾向下降）的結果，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是中國近年來消費低迷的主要原因。

三、結論與含義

本文的實證檢驗結果證明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勞動報酬占比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正向效應，因此改善初次分配狀況，優化要素分配格局，提高勞動報酬占比，能有效提升居民消費率，進而對消費需求具有擴大效應。

“十二五”期間政府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這需要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勞動者報酬率的提升是構建消費增長長效機制的重要舉措。由此，在收入分配領域應著眼于初次分配領域改革，通過有效提高勞動者報酬占比的相應舉措，例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等，不斷提高居民消費率，這是有效推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

主要參考文獻：

[1]李軍.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影響的定量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3.9.

篇6

公司制定了《職工帶薪年休假辦法》，各分公司及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合理安排人員享受帶薪年休假。根據施工企業的特點，經上級批準公司執行的是標準工作時間、不定時工作時間和綜合計算工時三種工作時間制度。兩級機關工作人員實行標準工作時間，項目部根據工程進度要求，安排了加班加點，其報酬已在考核獎勵中體現，并根據項目部的實際適時安排了職工的輪休。

二、關于勞動報酬執行情況

**年公司根據《經營責任制實施辦法》，遵循“按勞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則，在公司生產經營穩步發展的情況，保證了職工的工資發放，適度提高了職工工資收入，制訂了《小車司機工資調整辦法》、《管理人員工資調整辦法》、《項目部獎金提取及項目經理工資分配辦法》、《關于年終兌現獎按月度發放的通知》、《關于調整學歷、職稱、執業資格待遇標準的通知》、《物業管理工資考核分配辦法》等辦法、規定。**年職工工資收入水平比上年同期提高10%以上。

職工的法定休假日、婚喪假、產假、因工負傷及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的工資支付，嚴格按照國家及上級有關規定執行，全年沒有因此發生糾紛。

三、關于職工職業培訓情況

**年公司繼續加強職工教育培訓力度，公司結合專業管理實際的需要，共舉辦各類培訓班20期，參加培訓職工達1005人次。進行了31人的初級職稱評審認定工作，1人的中級職稱評審認定工作，7人的高級職稱評審認定工作。有7人取得大學本科畢業證書，28人取得大學?？飘厴I證書。公司對13名取得一級建造師、12名一級項目經理過渡一級建造師臨時執業資格的人員進行注冊登記。3人取得二級建造師執業資格證書，累計有83人取得二級建造師執業資格證書，累計有14人取得一級建造師注冊執業資格。為了提高技能人員整體素質，對25名電工進行培訓，并取得國家電監委高壓電工上崗資格證。公司通過多種政策導向積極倡導職工鉆研技術，提高業務水平，鼓勵職工自學成才。

四、保險福利及勞動安全執行情況

**年公司在關系職工切身利益的社會保險方面做了積極的努力，積極參加了**電力公司補充醫療保險，解決了離休干部的醫藥費報銷和困難職工醫藥費負擔問題，使職工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障。

**年共對190名女職工進行了體檢，保障了廣大女職工的身心健康。為全體女職工發放了每月25元的衛生費，體現了公司對女職工的關心和愛護。公司及時了解職工生活狀況，對特困職工立卡造冊，加大了送溫暖工作力度，每年對特困職工進行慰問，全年共發放慰問金20.94萬元，使職工真正體會到企業的關懷。

公司開展“安康杯”競賽活動，每年定期組織檢查安全生產工作,及時消除各種不安全隱患，提高全員的勞動保護意識。同時，每年按規定配置和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做好職工的防暑降溫工作，有效地防止和減少了事故及職業危害。

通過集體協商簽訂集體合同，推進了公司的民主管理，增強了職工主人翁意識,使企業經營處于職工群眾的監督之下,從而增強了企業經營者的民主意識。使企業的興衰成敗與職工和經營者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在一起,雙方形成利益共同體,增強了企業的活力和凝聚力。同時，通過集體協商妥善地處理了各種利益矛盾,避免了矛盾激化，從而在企業內部真正建立起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穩定了職工隊伍。

五、集體合同在履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意見

1、根據公司生產經營實際情況，遵循經濟效益與職工收入同步增長的原則，不斷提高職工的收入。

2、科學合理的安排職工工作時間，采取有效措施，確保職工的工作、休息權利，安排好職工休假。

3、按照上級有關規定，根據企業經濟效益和職工承受能力完善各項保險工作。

4、根據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各類人員的培訓，提高全體職工的業務素質。

六、**年要做好以下工作

1、在公司持續、健康、長周期發展的新形勢下，要妥善處理好企業和職工利益的關系，既要保持企業長遠發展的后勁，又要考慮到職工的切身利益，二者相互促進，使集體合同的履行和公司改革發展形勢相適應。

2、要把人才工作作為公司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為公司改革發展提供不竭的動力，建設一支思想政治素質高、科學決策能力強、熟悉施工企業管理、具有創新精神的經營管理者隊伍;建設一支理論扎實、業務精通、作風嚴謹、具有較強攻關能力的技術人才隊伍。繼續為各類人才創造寬松環境。

篇7

李稻葵等指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初次分配中勞動份額的變化呈現U型規律。而Xie的研究則表明，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隨人均GDP呈三次曲線關系。在世界范圍內勞動報酬份額波動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勞動報酬份額在近年來也顯現出下降的變動趨勢。2007年，我國的勞動報酬份額占GDP的比重為39.74%，較之20世紀90年代中期下降了10余個百分點。從對勞動報酬份額長期穩定性的預言到20世紀后半期世界范圍內勞動報酬份額的波動特征，再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份額占比的下降趨勢，勞動報酬份額到底具有怎樣的變動規律?它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關聯?鑒于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和復雜性，本文將構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并運用1978～2008年中國勞動報酬份額和宏觀經濟要素的數據對這一問題進行實證分析。

二、文獻基礎

近年來，國外學者對勞動報酬份額的研究大體上是從三個維度展開的:一是勞動報酬份額的估計和測算;二是勞動報酬份額波動的描述和判斷;三是勞動報酬份額波動的誘因分析。在勞動報酬份額的估計和測算方面，討論的重點集中在如何對待自營收入的問題上。Gollin指出，自營收入是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的混合體，以往的研究通常忽略其中的勞動收入部分，這大大低估了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針對這一難題，Gollin從宏觀層面提出了三種修正的方法，并對不同國家的勞動報酬份額數據進行了調整。結果顯示，調整之后的結果比調整之前具有更加穩定的特征。對于勞動份額波動趨勢的研究和對其波動誘因的探討通常是聯系在一起的。Young指出，偏向型技術進步使得美國的勞動報酬份額在1959～2000年呈現出逆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3］AnastasiaGuscina的研究表明，在過去的20年中OECD成員國家的勞動報酬份額具有下降趨勢，這主要歸因于資本擴張型的技術進步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

基于對以往30年歐洲國家勞動報酬份額下降的分析，Arpaia等人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給出了解釋，即宏觀上是由于具有不同勞動占比的部門構成發生了變動，而微觀上是由于資本擴張性的技術進步和資本－技能互補性的假設。BrunoDecreuse和PaulMaarek則考察了FDI對發展中國家勞動份額的影響。此外，SamuelBentolila等人的研究認為，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與資本－產出比相關。NicolaGiammarioli等人主張從制度的角度對勞動報酬份額的波動進行解釋，比如就業保護政策和工會的力量等。國內的學者對于我國勞動報酬份額的研究在近年來掀起了熱潮，一個重要的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份額在初次分配中顯現出了下降趨勢。國內學者的研究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對我國勞動報酬份額的度量和測算。白重恩和錢震杰發現，2003年和2004年間統計核算方法上的變化高估了勞動收入份額在2004年的降幅，并根據2003年的統計口徑對2004年的數據進行了調整。張車偉等根據Gollin的方法把自雇者收入區分為勞動報酬和資本收益，進而對我國勞動報酬份額進行了重新測度。肖文和周明海比較分析了收入法GDP和資金流量表計算的勞動收入份額在1992～2007年的變動趨勢，并對2004年以后的勞動份額數據進行了修正。二是對我國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原因的探討，內容包括: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變動、外資進入、二元經濟結構下無限勞動力供給、勞動力轉移、貿易模式轉變、全球化、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等等。對于勞動報酬份額波動的誘因，現有文獻已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視角并給出了相應的實證分析。然而，作為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果，勞動報酬份額的波動必然與表示國民收入變動的宏觀要素聯系在一起。在宏觀經濟的波動中考察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并討論兩者的動態關聯，有助于從根本上摸清勞動報酬份額的長期變動趨勢，從而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據。鑒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將通過構建模型和經驗檢驗來重點討論勞動報酬份額與宏觀經濟波動的動態關系，以彌補現有文獻在這一領域的不足。

三、模型設定

1．變量說明

本文模型涉及到的經濟變量主要有我國的勞動報酬份額、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產能利用率和失業率。勞動報酬份額(LS)目前可從三個途徑獲得:一是收入法核算地區生產總值;二是資金流量表;三是投入產出表。與后兩種方法相比，第一種方法“具有數據的連續性和利于技術分析的特點”，因而是國內學者普遍采用的核算方法。本文運用第一種方法對勞動報酬份額進行核算。此外，本文對于勞動報酬的計算并沒有把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影響因素考慮進來，這是因為本文試圖探討初次分配和經濟波動之間的關系，初始的勞動報酬更能體現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經濟增長率(GR)這里指真實產出的增長率，剔出價格變動的因素，以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指數的變動百分比來表示。通貨膨脹率(INFL)反映價格水平的變動情況。本文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變動率來表示該年度的通貨膨脹率。產能利用率(CU)是生產能力發揮作用的程度，本文特指宏觀層面的產能利用率，用實際產出與產能之比來表示。失業率(UNEM)選用城鎮登記失業率這一指標。上述所有時間序列均采用1978～2008的年度數據。其中，1978～2007年勞動報酬份額的數據采用張車偉等的測算結果，2008年的勞動報酬份額數據根據相同的計算方法得出。產能利用率的數據運用王維國等估算的結果。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以及失業率的數據均源自《中國統計摘要2011》。

2．模型建立

對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而言，如果它們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則可以利用具有協整約束的VAR模型，即VEC模型來構建分析框架，進行動態分析。本文正是借助于VEC模型在系統化和動態性研究方面的優勢，對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勞動報酬份額和表示宏觀經濟運行的幾個相互關聯的時間序列進行考察，闡釋初次分配與經濟波動之間的動態關系，解析各種沖擊對勞動報酬份額所產生的影響。在建立模型之前，先對各個變量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以避免時間序列分析中可能產生的偽回歸問題。ADF檢驗的結果表明，LS、GR、INFL、CU和UNEM等時間序列均為1階差分平穩序列，結果如表1所示。由于所有變量的水平值均為非平穩的，但單整階數相同，因此它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赩AR模型所選擇的最優滯后期，進行滯后階數為2的Johansen協整檢驗。表2的結果顯示，無論是跡統計量還是最大特征值都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存在3個協整關系。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意味著變量之間具有某種長期的均衡關系，可以進一步建立VEC模型。鑒于本文重點分析的是各宏觀經濟變量對勞動報酬份額的影響，因此，VEC模型只列出了勞動報酬份額的方程，而將其它方程暫且省去。

四、實證分析

1．脈沖響應函數

VEC模型建立以后，為考察宏觀經濟要素變動對勞動報酬份額產生的動態影響，通常要做脈沖響應函數分析。圖1至圖4顯示了勞動報酬份額對各宏觀經濟變量沖擊的不同響應。圖中橫軸表示脈沖作用的滯后期數，縱軸表示勞動報酬份額的變動，實線是勞動報酬份額對各宏觀經濟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如圖1所示，實際產出增長率對勞動報酬份額產生負向沖擊的作用。這說明，相對于產出的增長，勞動報酬的增長存在著滯后效應。勞動報酬滯后效應使得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實際產出的增速快于勞動報酬的增速，從而導致勞動報酬在總產出中的份額下降。勞動報酬的滯后效應越顯著，勞動報酬份額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下降的趨勢越明顯。從總體上看，目前的勞動報酬份額具有逆經濟周期波動的特征。通貨膨脹對勞動報酬份額產生正向的沖擊作用。以CPI所表示的通貨膨脹率的提高意味著基本消費品價格的普遍上漲，而基本消費品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行業的發展必然會推動就業的增加以及勞動報酬的上升。勞動報酬既是勞動者的收入又構成企業的成本。當勞動報酬上升時，一方面，由于收入的增加導致對消費品需求的增加而拉動CPI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導致利潤空間縮小而使得經濟轉入緩行。這兩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共同決定著下一期的宏觀經濟波動。產能利用率對勞動報酬份額產生正向的沖擊作用。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通常會引致產能利用率的變動，而產能利用率的變動又對宏觀經濟產生驅動作用。產能利用率的上升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提升了企業的利潤空間，有助于改善供需關系和擴大就業。圖3所示的勞動報酬份額對產能利用率沖擊的響應表明，產能利用率的上升帶動就業的增長，推動勞動報酬份額的上升。本期給失業率一單位的正向沖擊，勞動報酬的份額在第二期開始呈負向響應并伴有小幅波動，除了第五和第六兩期出現微量正值之外，其它各期均為負向的響應。從總體上看，失業對于勞動報酬份額具有負向的沖擊作用。隨著失業率的下降，就業量將增大，勞動報酬份額將提升。

2．方差分解

從方差分解的結果來看，勞動報酬份額對自身的貢獻率最大達到約54.71%，這說明勞動報酬份額變動具有較強的慣性。產能利用率對勞動報酬份額變動的貢獻率逐漸增加，最大達到42.79%。產出增長和通貨膨脹對勞動報酬份額的貢獻率相差不多，基本在10%上下浮動。就業對勞動報酬份額的貢獻率最低，平均不到0.3%。

五、結論

根據本文所建模型的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和相關政策建議如下。

1.改善勞動報酬的滯后效應，進行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勞動報酬的滯后效應表明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報酬的上升滯后于實際產出的增長，致使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勞動報酬增長的滯后效應越顯著，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所占比重則越小。導致勞動報酬增長滯后的因素有多種，除了市場自身的作用外，相關領域制度建設的不完善也不容忽視。為進一步改善我國收入分配的格局，并使經濟發展的成果得到充分的共享，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關領域的配套改革，例如，進一步完善工資制度，積極推動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將有助于改善和緩解勞動報酬增長的滯后效應。此外，充分利用多種再分配的調節手段也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勞動報酬占比，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

2.提高產能利用率，抑制產能過剩。產能利用率與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高度相關。產能利用率的提高往往意味著產出的增加和就業的擴大，對勞動報酬的份額具有提升作用。針對我國當前部分行業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要利用市場機制和政策引導等多種方式淘汰落后產能，盡量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鼓勵創新，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篇8

我是一家個人獨資公司的負責人。由于經營不善，造成公司嚴重虧損，并欠下巨額債務，其中包括拖欠10余名員工的30余萬元工資。員工舉報后，雖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曾經責令我支付，但由于我實在無能為力，最終選擇了逃匿。被公安機關抓獲后，經親友資助，我也只是償還了部分工資。近日，我被法院以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元。我覺得，自己并非有能力支付而故意不支付員工勞動報酬，故不應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論處，對嗎？

讀者：徐智英

徐智英讀者：

你確已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必須受到刑事制裁。

一方面，有無能力支付不是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必要條件?！缎谭ㄐ拚福ò耍返?1規定：“在刑法第276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276條之一：‘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奔礃嫵删懿恢Ц秳趧訄蟪曜锇瑑煞N行為方式：一是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二是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也就是說，“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與“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屬于并列關系，二者互為獨立，只要具備其一，就構成犯罪。故即使你并不屬于有能力支付而拒不支付，但只要構成逃匿，照樣可以構成該罪。另一方面，你已實施逃匿行為?！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以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76條之一第一款規定的‘ 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 ’：（一）隱匿財產、惡意清償、虛構債務、虛假破產、虛假倒閉或者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的;（二）逃跑、藏匿的;（三）隱匿、銷毀或者篡改賬目、職工名冊、工資支付記錄、考勤記錄等與勞動報酬相關的材料的;（四）以其他方法逃避支付勞動報酬的?！焙苊黠@，你在拖欠10余名員工30余萬元工資、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責令支付的情況下，卻一走了之，雖然具有無力支付的因素，但并不排除你主觀上存在不支付工資報酬的間接故意，即與第（二）項吻合。

篇9

關鍵詞：勞動者報酬；提高

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有關提高勞動報酬的關系。

一、提高勞動者報酬的重要意義

1.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在我國居民當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勞動收入居主導地位，尤其中低收入者更應以勞動報酬作為收入的主要渠道。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的比例，對于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物質文化生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是堅持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

2.勞動者報酬水平關系到經濟的正常運行。在我國，由于普通勞動者人口構成整個社會人口的基本部分或絕大部分，勞動者報酬也構成了社會貨幣購買力的基本部分或絕大部分。如果在企業經營收入中，勞動者的工資收入過低，企業主的利潤收入過高，一方面，會導致企業通過資本積累，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社會上待銷售的產品不斷增多，商品銷售過程中需要的貨幣量不斷增多；另一方面，會使整個社會的貨幣購買力相對于社會待實現的商品過少，就會影響到社會總產品價值的實現，影響到整個經濟的正常運行。

3.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徑。近年來，由于多種現實的原因，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復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他們的收入結構比較單一，且勞動報酬存在水平偏低、增長幅度偏小的情況。因此，“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實現初次分配的公平，進而為社會公平的實現創造基礎，最終有利于彰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縮小貧富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緩和日趨緊張的勞資關系，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二、提高勞動者報酬的幾點建議

1.健全勞動保障立法，嚴格執法。完善勞動標準體系，改善勞動條件?？紤]分類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尤其是農民工最低工資制度。出臺相關勞動保障法律，保障集體談判等制度的順利實施，并通過完善最低工資制和勞動爭議處理機制、限制部分工會活動等，對集體談判進行補充或適當干預。加強勞動合同管理，定期開展勞動合同制度執法檢查，重點督促非公有制用人單位執行勞動合同制度。加強勞動監察，依法規范勞動關系，進一步完善勞動爭議處理的機構和程序。

2.加快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是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即按要素分配原則。圍繞企業發展為中心，加快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導企業建立分配形式靈活、激勵手段多樣的薪酬制度，使不同就業身份人員的收入在企業內部都具有合理性、公正性，在企業外部具有市場競爭性。此外，繼續完善企業經營者分配制度，將經營者收入與其責任、業績和風險掛鉤，與職工工資增長掛鉤，將短期激勵和長期激勵相結合。

3.優化產業結構。第三產業的進一步持續發展，將有效提高勞動者報酬份額。在未來一段時期隨著經濟總量的進一步發展與產業結構的演進，第三產業的總量與比例將有一個大的提升。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與演進，第三產業吸納的勞動力份額將持續上升，第三產業本身是勞動者報酬份額較高的行業，同時第三產業中一些行業收入水平較高也利于提升勞動者報酬份額。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比重的持續提升尤其是中高端服務業的發展，將有效提升勞動者報酬份額。

4.建立和完善勞動力就業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統一、有序的城鄉勞動力就業市場體系，必須消除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的影響，為縮小收入差距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關注勞動力市場由于制度性分割所出現的新問題，即原來是勞動者在體制外勞動力市場可以獲得比體制內更高的收入，但現在政府通過高工資、高福利將體制內的員工保護起來，體制外的員工卻是低工資、低福利，而且體制外市場的勞動者又擠不進體制內的勞動力市場，這就造成了同工不同酬的現象。這種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對收入分配影響很大，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逐步改變這種制度性分割。

5.加大勞動者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勞動者個人而言，勞動報酬是勞動生產率的反映，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決定勞動報酬的多少，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當今時代是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密集型產業將逐漸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者的專業、技能等勞動條件要求越來越高，僅靠體力型勞動很難獲得較高的勞動報酬。這就要求勞動者、企業和政府多管齊下，共同努力：勞動者個人要勤奮學習；企業要加大培訓力度，為新進員工提供崗前培訓，為在職員工提供在崗培訓，幫助員工更新知識，掌握市場新動向；對培訓職工有困難的企業，政府要為企業培訓所需人員買單，從而增加人力資本含量，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奠定基礎。

總之，普通勞動者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比重持續下降是當前收入分配領域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今后一個時期，要把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作為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徑，使廣大勞動者共享經濟增長成果，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闊步前進。

參考文獻：

篇10

一、勞動力資源及就業狀況;

1、從勞動力數量來看，勞動力資源比較充裕。在被調查的——人中，有勞動力——人，占——％。

2、從勞動力年齡結構來看，青壯年勞動力占大多數。在被調查勞動力——人中，30歲以下的——人，占——％；30—50歲的——人，占——％；50歲以上的——人，占——％。

3、從勞動力外出情況來看，整個調查農戶——戶，全家外出——戶，占——％；家庭成員部分外出——戶，占——％；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占——％。

4、從行業產業勞動力來看，第一產業仍然是農村勞動力就業的主體。在被調查的——人中，從事農作物種植的——人，占——；從事家禽、水產品養殖的——人，占——％。第一產業勞動力占——％，第二、三產業勞動力占——％。

5、從勞動力就業區域來看，本縣市范圍內就業者居多。在本鄉本土就業的勞動力——人，占——％；在——市境內就業的——人，占——％；到廣東、浙江等經濟發達省份就業的——人，占——％。

二、勞動力就業的特點

農村勞動力就業總的特點：一是依托原有的農業生產條件本地就業；二是依托本市二、三產業的發展向工業、建筑業、運輸、商貿等行業轉移。具體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1、產業特點：第一產業勞動力基本上是以夫妻兩人就業為主體，而且年齡結構偏大，文化素質偏低，沒有接受過任何的勞動技能培訓。從調查情況看，第一產業勞動力中——％的是夫妻，年齡在40歲以上的有——％，文化素質在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有——％，——％的勞動力沒有接受過任何勞動技能培訓。第二產業就業是以子女就業為主體，同時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基本上男的從事建筑業，女的從事制造業，但是勞動技能培訓率仍然較低。調查顯示，第二產業勞動力中子女就業人數占——%；年齡在16—30歲之間的占——％；全部為初中以上文化素質，但是勞動力技能培訓人數僅占——％。第三產業就業主要是以夫妻兩人和子女為主體，占調查總戶數的——％，主要從事商品批發和零售業。

2、區域特點：從抽樣調查情況看，由于調查小區屬城郊鄉，距離中心城區近，交通方便，就業機會多，年齡在35歲—50歲從事第二、三產業的勞動力大多數選擇在本鄉或本縣市就業，占被調查勞動力的——％；到省外就業的以30歲以下的為主體，占被調查勞動力的——％。

3、社會保障特點：農村勞動力社會保障參加率極低，老無所養、病無所醫現象比較突出。調查顯示，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人，其中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人，占——％，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沒有；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力——人，其中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人，占——％，參加失業保險的——人，占——％，參加醫療保險的——人，占——％。

三、存在的問題：

1、農村勞動力素質整體偏低。第一產業勞動力素質的降低和勞動力年齡的偏大，成為農業穩定發展和繼續轉移農村勞動力的阻力。農村勞動力總體來看本身素質就不高，由于大批的年輕和具有較高文化的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使得第一產業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提高不快，依靠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家庭經濟發展相當緩慢，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不大。在家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大多數仍然以傳統的水稻種植為主，從事經濟林種植、家禽家畜和水產品規模養殖等特色農業少，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同時，從事第一產業的農村勞動力年齡基本上是在45歲以上，女性勞動力占的比重為——％，這將大大制約農業科技的推廣普及，制約著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力的繼續轉移。

2、農村勞動力就業存在著盲目性和不穩定性因素。本次調查小區農村勞動力中除農業生產可以在自家的承包地作業外，二、三產業中的就業基本上是依靠親朋好友介紹的，而且有——％左右的勞動力外出帶有盲目性和自發轉移。

3、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少。由于農村勞動力在就業前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人少，導致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就業環境差，多以賣苦力或從事簡單的流水線作業為主，勞動報酬低。從調查情況看，接受過正規技能培訓的勞動力占——％，沒有接受或不愿意接受培訓的占——％。

四、對策建議

1、進一步加強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培訓。外出務工人員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和整體素質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勞動力的市場競爭力和勞動報酬，擴大農村勞動力輸出必須加強技能培訓，要充分發揮我市職業學校及勞動力就業培訓中心的職能作用，擴大就業技能培訓，切實提高外出務工人員的素質，以適應社會的需求。對于在家的勞動力，要依托目前的“陽關工程培訓”和“跨世紀青年農民培訓”兩大工程，加大對在家務農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培訓力度，讓他們掌握一門以上的實用種養技術，發展特色農業，增加農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