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方向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企改革方向，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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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企改革；民營企業；產權制度；效率；治理結構

中圖分類號：F2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2-00-01

比起十七大，這次的十釋放出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信號更加強烈。十指出了我國繼續實行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兩個毫不動搖”、“深化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意味著經濟體制改革必將進一步深入。

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就開始了第一輪的國企改革，到目前為止，已經經歷了三輪的國企改革，但是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效率低下、市場表現遠遠不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機構臃腫、大量的浪費和貪污等，所以，國企的改革有必要進一步深化。

從目前條件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可以從以下入手：管理問題、產權問題、效率問題。

一、國企改革的首要問題仍然是產權制度的改革

“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就已經提出了，但是到目前為止，國企中仍然存在產權不明晰，責任不明確的問題。原因就在于我國國企的股份制改革不徹底。

十五大以來，國有企業的改制與改組在全國各地都轟轟烈烈的展開。因為船小好調頭，所以，小型的國企進展相對比較順利，但是大中型的國企改制則相對較慢。想要產權明晰，必須股份制改革。我國的股份制改造也提倡了許多年，但是因為改革的不徹底導致了目前國企中仍然有產權不明晰所帶來的貪污受賄以及資源的浪費等。例如中石化老總對國家資源握有較大的權利，受賄1.9億多元。

這種貪污受賄的案件在我國數不勝數，甚至無孔不入，屢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產權不明晰。目前我國的股份制改造的主要問題就在于轉軌不轉制，即股本結構不合理，國有股所占的比例太大。例如我國的四大國有銀行雖然股份制改造已經完成，但是它們最大股東仍然是國家，這其實跟之前的國有銀行的性質相差不多，而且上市還給它們更多的圈錢機會。不止國有銀行，我國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中，國有股份占絕大多數，而法人股、個人股和外資股所占比率太小，造成這四種股東之間同股不同利、不同權、不同責、不同風險等。國有生產要素不具有流動性和低流動性。這也導致了國企運行效率的低下。

所以，國企的改革就應該是上市，徹底地實現國有資產的資本化，完全按照資本市場的要求運作，提高流動性；同時，借助資本市場融資，而且上市了之后，尤其是境外上市，對企業的規范效果非常明顯，使企業做假賬的可能性減少，透明度提高，運作規范，政府也比較難以干預，完全交給市場完成，從而減少貪污受賄，提高企業的運轉效率。

二、完善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

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至今仍然不完善，　從本質上說，無論是國企還是私營企業，其性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因為企業的決策權及選舉權都應該歸董事會、股東會，但是中國的國企確實黨管干部的形式，包括人事任命都是由黨委說了算，公司中董事長和經理是由政府任命，而且大多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一個人兼任，造成權力過分集中，又沒有制衡，決策權也歸黨委，這樣股東會、董事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只是一個軀殼，空架子。監督機構也在被監督者的監督之下，沒有很好地發揮對企業財務和董事以及經營者的監督作用，造成不少決策失誤，，國有企業資產嚴重流失，并且大多數虧損。

所以，應該建立健全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切實發揮董事會、監事會、股東會的作用和職責，使企業的用人、決策都通過董事會、股東會，在市場化領域中，減少政府的干預，或者不干預，讓企業自己按照市場的意愿發展，同時，也切實發揮監事會第職能，如此，才能夠做出更有利于企業的決策和判斷，也能夠增加市場化的速度，有利于國家的發展。

國企在改革中應該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也就建立了激勵約束機制，這樣就要求劃分政府與市場的職能，搞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培林說：“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不是簡單的政府職能削弱、強化市場功能，而是兩者職能的重新界定，市場要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政府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市場監管和社會性監管方面做到位?！?/p>

由上表能夠看出，從2003年到2010年，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的增長速度遠快于國有企業，其中私營企業發展得最快。國有資產增值速度遠遠輸于私營企業的資產增值速度。在過去幾年資產價格快速膨脹的時期里，誰能夠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以較多地利用財務杠桿，誰就最有機會實現較快的資產增值。國有企業獲得的貸款遠遠多于私營企業，資產增值速度反而遠遠遜于私營企業。同時，由統計年鑒中統計出來的就業增加量中，民營企業也遠遠大于國企。

所以，我們有理由大力發展民營企業。國家還需要花大力氣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降低國企的優越感，同時，減少排擠和壓制私企發展的現象。

參考文獻：

[1]侯清麟.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D].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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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貿體制;外貿體制改革;外貿統治專營時期;放權過渡時期;外貿承包責任制

中圖分類號:F239.6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9)020(c)-0080-01

外貿體制是指對外貿易的組織形式、機構設置、管理權限、經營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國民經濟的其他組成部分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國際貿易規范的新體制,改革的方向是統一政策、放開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制。

一、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

(一)從整體來看有以下幾點:思想、觀點、看法、認識的改革。把貿易看成對外貿易開放的起點和基本方面,客觀的評價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我國經濟體中很重要的一個成分,對外貿易也可以看成處理國與國關系的外交手段,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友好程度從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兩國的相互進出口情況,對外貿易也是一種東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取人所長,補己之短的一個重要途徑。格局方向的改革,貿易聯盟及集團化趨勢增長,并且基本達到相對穩定,中國對外貿易商由單一的幾個國家發展進出口,發展成為與多個國家及地區發展進出口,中國由以前的農作物及糧食出口國逐漸轉為技術和服務出口國,影響著多個國家與地區。制度的創新。具有真正的,約束性更強的國家發展改革取代了以前的經濟貿易委員會,國家發改委在以后的對外貿易事業中作用越來越大,對中國的進出口事業起著重大的調節作用。政策、方針的改革。保護主義現在處于相對低調時期,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限制的自由貿易,靈活、隱蔽等多種貿易限制政策不斷創新出現,貿易的政策,方針逐漸向中國的經濟方針、政策靠攏。條件的改革。現代通訊技術為中國對外貿易提供了新的信息溝通,交流工具,運輸系統越來越發達,各個地區的協調能力不斷增強。

(二)從具體的方向看有以下幾點:外貿統制專營時期(1949―1978)與產品經濟和單一的計劃經濟的國家經濟體制相適應,當時我國建立了由外貿部統一領導、統一管理,外貿各專業公司統一經營,實行指令性計劃和統負盈虧的高度集中的對外貿易體制。放權過渡時期(1979―1987)簡政放權是這一時期外貿體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年,經貿部實施簡政放權的一系列改革措施,1984年1月起,多數省份有權保留一定比例的外匯收入;1985年1月起,允許企業自己決定使用50%的留成外匯;1984年1月,明確28種限制進口商品,允許一批機構無須經過經貿部就可進口非限制類商品,這些機構包括經貿部所屬外貿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門所屬的外貿公司,省政府經營的外貿公司。1984年9月,通過外貿體制改革報告,內容包括“政企分開”、“簡政放權”、“實行外貿制”、“改革外貿計劃體制”和“改革外貿財務體制”等。至此,高度集權的外貿總公司壟斷全國外貿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屬外貿組織開始成為外貿活動的主力軍。經過簡政放權、擴大了省一級外貿自。外貿公司的數量顯著增加。據統計,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7年,全國共批準設立各類外貿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多。然而,對于大多數生產企業來說,外貿公司仍然是它們通向國際市場的唯一選擇。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1988―1990)外貿吃“大鍋飯”的體制多年來一直制約著外貿事業的發展。經過調查研究,國務院決定從1988年起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其主要內容是: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政府以及全國性外貿(工貿)總公司向國家承包出口收匯,上繳中央外匯和相應的補貼額度,承包基數三年不變;取消原有使用外匯控制指標,凡地方、部門和企業按規定所取得的留成外匯,允許自由使用,并開放外匯調劑市場;進一步改革外貿計劃體制,除統一經營、聯合經營的21種出口商品保留雙軌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為單軌制,即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擔計劃,大部分商品均由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按國家有關規定自行進出口。在輕工、工藝、服裝三個進出口行業進行外貿企業自負盈虧的改革試點。外貿企業經營機制轉變時期(1991―1993)這一輪外貿體制改革重點放在微觀管理層的變革,它既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客觀要求,也是前一階段簡政放權道路的延續。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兩項特別重要:取消國家財政對出口的補貼,按國際通行的做法由外貿企業綜合運籌,自負盈虧;改變按地方實行不同外匯比例留成的做法,實行按不同商品大類統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國外貿經營基本打破了“大鍋飯”體制,外貿企業的經營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總之,其實中國的貿易改革不止這些,它已經深入到外貿的方方面面,各個領域行業中,目的是國際貿易政策相接軌,推動中國貿易的快速發展。

二、對中國外貿企業的影響

中國的外貿企業擴大勢在必行,隨著開放后,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頻繁與密切,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也越來越多,要想保證貿易的正常順利進行,中國外貿企業必須擴大自己的生產規模,員工數量,機器設備的數量,這就是硬擴大,還有軟擴大,提高自己企業員工的科技知識,使每個員工都是精英人物,增加先進的生產設備,提高自己的生產效率。中國外貿企業必須隨著中國外貿體制的改革而改革,只有這樣才能有利于祖國中央的宏觀控制,而企業內部的改革同樣有利于企業內部的管理控制,同時更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隨著中國外貿法的越來越完善,外貿企業的各個方面也必須趨于法制化,必須依照國家的外貿法來從事自己的外貿事業。加快企業自身的建設與發展,不斷開展商務合作,互相交流商務經驗,優勢互補,提高自己的進出口能力。加快企業內部制度管理上的創新,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新形勢下的外貿政策與法規,保證自己企業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

作者單位:武漢理工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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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就不會‘硬著陸’?！?月16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總理的這番話，被視作決勝“十三五”、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重大宣示。

信心絕非憑空產生，而是源于國家對改革開放的堅持全面推進。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最大程度地釋放社會活力和市場潛力，從而進一步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當前正在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戰略，是一套精心打造的上下聯動、內外兼修、環環相扣的“組合拳”。

從涉及深度來看，“組合拳”最表層、最直接的舉措，是“去產能、去庫存”。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在市場開放的倒逼下，必須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協調企業、地方和中央各個主體，嚴格控制新增產能，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從而實現化解過剩產能和經濟降本增效。完成“去產能”任務要放眼國際，以開放激活國際產能合作優勢資源。根據“十三五”規劃，未來五年，我國將積極開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推動中國裝備、中國技術、中國標準和中國服務“走出去”，以產能對接和國際產能合作促進國內經濟“去產能”目標的實現。

如果將“去產能”視作主動做“減法”，而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就要看“組合拳”的第二個重要招數――培育新動能了。

經濟發展必然會出現新舊動能迭代更替，當前我國發展正處于這樣一個關鍵時期，必須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加快成長，打造動力強勁的新引擎。同時，通過傳統產業在“互聯網+”條件下的深刻變革，改造提升傳統動能，由此，新動能培育和傳統動能提升改造結合起來，還有可能形成更高效、更強勁的“混合動能”?！半p引擎”驅動的全新格局，將為中國經濟闖過難關提供新的動力機制，也將為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合作與分工中的角色轉型與提質升級，創造前所未有的機遇。當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新舊動能的轉換與協同，將為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重新形成在國際經濟運行中的競爭優勢，繼續成為世界經濟的領跑者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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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面深化改革；國有企業；鋼鐵貿易；發展；方向

我國的鋼鐵產業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的鋼鐵產業發展迅速。不過，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國的鋼鐵產業也面臨著許多挑戰。因此，為了推動我國鋼鐵產業的發展，我國的鋼鐵企業應加快技術革新，改變原有的經營觀念，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加強產品的競爭力，并積極開發市場，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戰略方針，實現市場的多元化。

一、我國鋼鐵貿易現狀

（一）市場供大于求

近年來，隨著鋼鐵價格的持續上漲，我國鋼鐵企業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其鋼鐵產量也在不斷增大。同時，由于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際市場對鋼鐵材料的需求量降低，且我國取消了鋼鐵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導致國內外市場對鋼材的需求減少，鋼材市場供大于求。

（二）貿易結構高進低出

目前我國出口的鋼鐵產品質量較低，與進口鋼鐵產品的質量不相匹配。例如，我國2010年進口鋼鐵產品中技術含量較低的棒線材比重占4.2%，遠小于我國出口鋼材32.8%的比重。這種高進低出的現象，是由我國鋼鐵工業產品結構不合理造成的，其對我國的資源環境也有著非常不利的影響。

（三）產業結構不合理

我國的鋼鐵產業目前還存在產能布局不合理、產業集中度過低等問題。前者使得我國低技術含量鋼材產品的產量過剩，嚴重浪費鐵礦資源；后者則令鋼鐵企業數量過多，導致企業的規模普遍較小，難以形成較為全面的生產體系。

（四）資源壓力與環境壓力增大

由于國內鋼鐵企業數目與規模的不斷擴大，導致我國鐵礦石資源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大。此外，由于目前我國的鋼鐵產業對能源與資源的消耗較高，其對環境的污染程度也較高，因此，我國鋼鐵產業面臨的資源壓力與環境壓力在不斷增加，不利于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鋼鐵企業面臨的挑戰

（一）企業經濟效益較低

近幾年，我國鋼鐵行業由于產能過剩、成本升高等問題，導致企業的經濟效益持續下降。目前我國的鋼鐵企業對高新技術的掌握還不夠熟練，難以穩定生產大批量的高附加值產品，導致產能過剩。此外，我國鋼鐵企業在管理上也存在問題，其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不夠完善，人才招收與管理也不夠嚴格，從而影響企業的穩定運行，造成企業的虧損。

（二）市場競爭力較低

自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鋼鐵行業在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也面臨著重大的挑戰。隨著鋼鐵行業的發展，各國都加大了對新產品的研發力度，加快了對鋼鐵生產技術與工藝的改進，使得高附加值鋼鐵產品的產量不斷攀升，從而加大了國際鋼材市場的競爭力度。此外，由于我國鋼鐵產業的發展階段較為落后，大部分企業掌握的生產技術與工藝不夠先進，導致我國鋼鐵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較低，不利于我國鋼鐵貿易的發展。

（三）市場供需關系失衡

面對國際市場對鋼材需求的降低，我國鋼鐵產業沒有加大對鋼材產量的控制力度。許多地區與企業依舊在加大產品的生產力度，導致鋼材市場的供需關系失衡，鋼材的生產總量遠遠大于市場需求，從而使鋼材價格持續下降，嚴重影響了企業的收益與鋼鐵產業的發展。

（四）能耗過大，污染嚴重

目前我國鋼鐵企業的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不小的進展，近十年間，我國的鋼鐵生產能耗逐年減少。但是，由于技術與設備的落后，企業的經營與管理不夠完善，導致鋼鐵產品的生產率較低，使得我國鋼鐵產業對能源與資源的消耗遠大于國際水平。此外，由于某些產能較低的生產技術與工藝較為落后，其對原料的利用率不高，導致生產中產生的廢物較多，加大了對環境的污染程度。

三、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國有企業鋼鐵貿易的發展方向

（一）深化體制改革，加強企業管理

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我國國有鋼鐵企業必須深化體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管理體制。企業各部門要嚴格服從企業的戰略要求，優化企業的運作系統，加強部門之間的協同合作，將企業的整體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企業要制定嚴格的管理條例，明確各部門的分工與職責，理清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此外，我國鋼鐵企業還要加強工程技術、高端材料等產業的整合工作，形成完善的生產系統，推動企業的集成化發展。

（二）加大技術創新力度，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要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就要加大企業對技術的創新力度，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第一，企業要提高創新意識，重視技術創新工作，提高對技術創新的投資，持續的資金投入是技術研發工作的基本保證。第二，企業要加大對創新人才的招收與培養。首先，企業要提高人才招收的門檻，吸收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其次，企業要重視對員工創新能力的培養，加強對企業員工的培訓，并為其創新能力的提升創造良好的環境；再次，企業要建立激勵機制，鼓鈐憊そ行自我提升，激發員工的上進心，從而提高員工的從業水平。第三，企業要加大技術的創新力度，以“節能減排、保質提效”為原則進行技術優化，加強技術的節能改造，降低生產的污染排放，保證產品的生產質量，并提高其生產效率，從而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加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三）優化產品結構，加快產品的更新換代

首先，我國的鋼鐵企業要加快生產技術的改進與創新，提高高端鋼鐵產品的產量，改善行業的產品結構。隨著鋼鐵行業的發展，我國鋼鐵企業需要進行產業升級，改進生產技術與工藝，優化產品結構，擴大市場份額，增加企業的競爭力。鋼鐵企業要在保證粗鋼產量的同時，加大對高端產品的研發與生產，既要保證國內的房屋、高鐵等基礎工程的建設，又要改善鋼材出口的現狀，提高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比重。

其次，我國的鋼鐵企業要改變經營模式，加速產品的更新換代。企業要改變“以廉取勝”的經營理念，采取“以質取勝”的經營模式，要改變“薄利多銷”的營銷策略，將競爭的重點由產品的價格轉為產品的質量，從根本上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此外，我國的鋼鐵企業還可以努力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并形成獨特的品牌，以品牌效應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四）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

面對形式嚴峻的鋼鐵貿易現狀，我國的鋼鐵企業要想贏得更大的發展，就要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開拓市場，實現鋼材市場的多元化?！耙M來”戰略是指企業要合理引進國外的資金與先進的技術、人才和管理理念，增加國際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走出去”戰略是指企業要通過對外投資，就地進行生產與銷售，從而繞過貿易壁壘，擴展企業的市場范圍。將“引進來”與“走出去”戰略相結合，一方面有利于我國鋼鐵企業引進人才、資金與技術，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外投資推動鋼鐵產品的出口，有利于企業開拓國際市場，從而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促進企業的發展。

（五）兼并重組，提高鋼鐵產業的集中度

目前我國鋼鐵產業的集中度較低，影響了產業的生產效率，降低了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因此，我國的鋼鐵企業要進行兼并重組，調整產業結構，完善行業的運行規律，減少企業間的惡性競爭。其次，要促進國有鋼鐵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動企業投資的多元化，實現企業的市場化，從而提高我國鋼鐵產業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促進我國鋼鐵貿易的發展。

四、結語

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要求我國鋼鐵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我國鋼鐵企業必須進行深化改革，完善企業的管理機制，改變傳統的經營理念，加大技術的創新力度，優化鋼鐵產品的結構，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開拓國際市場，從而增加企業的競爭力，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柯西金.我國鋼鐵企業創新內涵及路徑研究[D].武漢科技大學，2013.

[2]陶娟.鋼鐵企業的現狀與對策[J]. 中外企業家，2014（11）.

[3]劉響亮.我國鋼鐵產業現狀分析及對策[J].商業文化（下半月），2012（05）.

[4]王英武.資源環境約束下的鋼鐵企業發展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14.

[5]李秀玲，張靜薇.我國鋼鐵企業發展現狀及對策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13（01）.

[6]段富強.國有鋼鐵企業改革發展與金融政策[J].現代國企研究，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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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國企改革問題由來已久，加強國有企業改革研究，研判國企改革形式，對進一步促進國有企業發展，完善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為此，本文對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國企改革的相關研究進行概括，以期能夠為我國進行國企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國企；改革；綜述

一、引言

國企改革已走過30多年的歷史，國內學者對其研究、討論也進行了30多年，從當前的研討結果來看，我國的國企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1-3]，具體體現在國有企業基本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和以國資委為出資人制度，國有企業的盈利能力和競爭力顯著提升等，但仍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即效率低下、創新不足、所有者缺位、人治依然突出和壟斷經營等問題。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國有企業也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在這樣的環境下，總結前人研究的成果能夠為我們進行新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

二、國企改革原因的討論

國企改革歷經30多年，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個階段：1.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權力下放；2.改革開放初期擴大企業自；3.1980年代的承包制、股份制、租賃制等經營模式；4.1990年代以后的公司制改革；5.新世紀以來的國企改革[4]。國企改革經歷如此漫長的階段，不斷探索新的路徑和方法。然而經歷長期探索與改革的國企依然備受詬病，問題出在哪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先搞清楚國企改革的原因，即國企為什么要改革。

胡興旺（2014）[5]認為當前我國國企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1.國家層面國企改革總體方案尚未明確，地方改革缺乏指導和依據；2.改革環境有待優化，社會認知尚需統一；3.國資國企改革動力不足，嚴重影響改革的深入推進。劉燦、韓文龍（2014）[3]認為國企改革存在五大困境，即國企性質和定位的困境、政府和國企關系的困、國有企業的效率困、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困境和國有企業利益分配的困境。一般認為，效率低下是國企改革的必要所在，而國企的這一弊端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的缺陷直接相關的[4]。吳敬璉[6]指出：“計劃經濟的實質，是把整個社會組織成為一個單一的大工廠，由中央計劃機關用行政手段配置資源。這種配置方式的要點是：用一套預先編制的計劃來配置資源。主觀編制的計劃能否反映客觀實際，達到資源優化配置的要求，以及能否嚴格準確地執行，決定了這一配置方式的成敗。因此，它能夠有效運轉的隱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計劃機關對全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情況、技術可行性、需求結構等擁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會利益一體化，不存在互相分離的利益主體和不同的價值判斷（單一利益主體假定）。不具備這兩個條件，集中計劃制度就會由于信息成本和激勵成本過高而難以有效率地運轉。然而問題在于，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這兩個前提條件是難以具備的，因此，采取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在作出決策和執行決策時，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這一分析揭示了社會經濟要獲得可持續的增長，即實現資源配置的不斷優化，必須依賴完全的信息和充分的激勵，而這兩個條件是計劃體制無法具備的，人類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好機制是市場競爭[4]。哈耶克[7]指出：我們不能指望采用集中管理就可以取得市場利用資源所能達到的效率，主要原因在于，任何一個巨大社會的經濟秩序，都是建立在對廣泛散布于千百萬個個人中間的關于具體環境的知識之利用上的。當然，總是存在著企業管理者為了能作出正確決定應當知道卻又不可能直接知道的許多事實。但是在對付這些困難――把不同的個人所掌握的一切相關信息全都傳遞給集中管理的權力機構，或是使個人作出決定的相關信息盡可能多地在他們中間進行交流的可能方式中，我們只為后一項任務找到了一種解決的辦法：市場以及讓競爭決定價格，提供了一種辦法，利用它，有可能向每個生產單位的管理者提供他們為使自己的計劃適應該系統其他部門的信號所必需的、經過濃縮的大量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和價格機制提供了一種發現手段，與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統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實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勵人們不斷去發現新的事實，從而改善了對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中永恒變化著的環境的適應力[5]。

三、國企改革標準的討論

對于國企改革成功的標準，林毅夫（2001）[6]認為：提高國企的自生能力是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所謂自生能力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企業在沒有外部支持的情況下獲得正常利潤的能力。效率不高、治理機制失靈是由國企缺乏自生能力這一根本問題所引發的內生性表象，而企業自身能力問題源于違背資源稟賦的趕超戰略。路風（1989）[9]在八十年代末即指出，國企改革的關鍵在于企業內部的組織革新，當時流行的財政包干無法解決國企的問題，并提出了“國有企業轉變的三個命題”，認為國企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層從來沒有有效地控制生產過程，因此，國企的發展前景取決于管理者實現這種控制的努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部分認為：一方面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即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作出更大貢獻。國有資本繼續控股經營的自然壟斷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根據不同行業特點實行網運分開、放開競爭性業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以規范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決定》把國企分成公益性、自然壟斷性和競爭性三類，實施差異化管理，為我們思考如何把國企改革成為真正的企業開拓了道路。

四、國企改革路徑的討論

諸多學者對國企改革的認識不同，或者說研究問題存在的差異性，使各學者對國企改革應遵循的路徑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就幾種改革路徑進行總結。

宋磊（2014）[10]認為國企改革的核心是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割斷國企與政府的特殊關系，把國企改革成為真正的具有預算硬約束的企業，并提出從前端、中端和末端三個環節進行改革。前端的改革，包括管理體制的改革和激勵機制的改革。簡單地說就是管理體制上可以由目前行政性的國資委獨家管理改為增加立法性的人大專委會雙重管理的體制；激勵機制上應對現有的“職業經理人”加入“激勵對稱”的內容，即國企經營決策者既擁有剩余索取權，也須墊付一定比例的可抵押資本。中端的改革，是指打破國企在經營上的壟斷。末端的改革，是對國企利潤的分配管理改革。現有國有企業的效益計算和分配體制存在亟需清晰和重新梳理。對國企利潤分配的改革，既可以看出國企的優劣勢所在，又能夠為人們評估國企對國民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提供科學依據。

范恒山（1995）[11]認為，國企改革必須貫徹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的思路，研究和踐行國企改革和改組問題。按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層次不同，分為以下幾種途徑：對關系到國家、安全、特種產品生產的企業，實行國有經營；對關系到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生產企業，實行國家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對關系到幼稚型產業的企業和蔽利性企業，應公有資產控股的股份制改造；對一般性國有企業，原則上應該放開；對長期虧損的企業要全部放開，靈活轉換經營機制等。因此，在國企改革問題上我們既要從微觀剖析企業存在的問題，又要宏觀上把捏企業層次特點，集中解決主要矛盾，不能以偏概全。這也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國企分類管理的思想。

劉谷庭（1997）[12]指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思路選擇在于制度創新基礎性工作，包括投資主體多元化以及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現代化；開拓市場，圍繞市場開展經營；實施名牌發展戰略，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市場；進行產業機構調整及優化等。在深化國企改革時，一方面注重企業的“內修”，積極吸收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另一方面必須與市場緊密結合，時刻保持企業發展活力。

五、“新常態”下的國企改革討論

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對于在新的環境下如何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國內學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見解。金碚（2015）[13]認為，當前國有企業改革正處于必須獲取提高經營效率和實現國家使命的“兩全其美”效果的“新常態”時期，每個國企的改革都應該圍繞如何經營得更有效率以及如何做出讓全民和國家更滿意的貢獻展開，并提出國企應該以營利方式實現全民目標、確定可行的技術路線推動技術創新以及在我國成為創新型國家中發揮作用，并且認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能夠為上述目標的實現提供基礎。徐念沙（2015）[14]認為協調與平衡各方利益，推動創新與轉型，實現最佳的社會整體利益，是新常態下國企改革的目標。馮曉蕓（2015）[15]提出新常態下，國有企業的改革應該做到以下三點：1.穩中求進推進改革；2.以資本市場推動國企改革；3.中央與地方的國企改革共同推進。而楊燕青（2015）[16]認為，新常態下國有企業應在質量效益和創新上下功夫，改革應科學謀劃頂層設計、因地制宜、分企施策和明確檢驗標準，即企業增值與增效。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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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宋磊.在理念與能力之間：關于國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種思路[J].經濟學家，2014（8）：43-51.

[11] 范恒山.國有企業改革三論[J].新，1995（7）：22-24.

[12] 劉谷庭.國企改革的現狀及出路[J].江西政報，1997（19）：34-36.

[13] 金碚.新常態下國企改革與發展的戰略方向[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2015（4）：1-6.

[14] 徐念沙.新常態下的國有企業創新與轉型[J].經濟導刊，2015（1）：51-57.

篇6

1978年黨的以后，中國經濟體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其中國有企業開始了漫長而崎嶇的改革歷程。

國企改革至今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放權讓利”。從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時間跨越6年左右。期間，1983年國有企業向政府上繳利潤由利潤所得稅代替，即“利改稅”。但由于稅率過高(達到55％)，企業交不上稅，“利改稅”政策到1986年底無法繼續實行，“利改稅”不成功。

第二階段是1986年12月國務院提出的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即常說的“承包制”。但承包制的最大缺陷是有激勵而嚴重缺乏約束，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了，但所有者缺位，所有權不能約束經營權，造成了經營者濫用經營自謀取私利或小集體利益，大量出現“內部人控制”現象，進而造成了國有資產隨著承包周期變化而不斷流失。

第三階段是1993年起至今，主要目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時進行的還有確立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國有企業戰略布局調整和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等。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此，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制度創新階段。

在國企改革的第三階段，為了解決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問題，2003年國務院成立國資委，到2004年6月，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國資委全部成立，此后地(市)級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也陸續組建起來。“三級”政府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在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大型國企(特別是央企)發展、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國企改革的成績及現狀

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發展，國有企業已有一系列重大變化。從國企數量來看，從1998年到2008年，國有企業戶數從原來的23.8萬戶減少到11.4萬戶，減少了一半多。國有資本逐步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截至2008年大型企業戶數占國有企業總數的48％(在2000年這一比例不足10％)。在此基礎上實現的利潤增長超過20倍。2010年《財富》雜志載文，說大陸有46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其中有40家為國有企業，在40家國有企業中有29家是央企。大家一般認為近些年國有企業體現著在關鍵領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三、現階段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爭論的焦點

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領域之一，同時困難最大、爭議最多。公眾記憶猶新的是2004年由“郎顧之爭”而引發的國企改革大討論。這場爭議的焦點是如何看待產權改革中“國有和集體資產的嚴重流失”，以及如何看待國有或集體企業的管理層收購(MBO)現象。中國經濟界幾乎所有重量級學者都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論戰的經濟學家大致分成兩派：“挺郎”一方以左大培、楊帆等人為代表；而不贊成郎咸平主要觀點的有吳敬璉、張維迎及周其仁等。此外法學界及史學界的著名學者也在這場論戰中各自從專業角度表達了觀點。

這場爭論伴隨著國企改革的深化一直持續到現在，十七大以來尤其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過后，對于國企的批評越來越多，關于國企改革的爭議也更激烈了。

1，對國企改革方向的爭議

從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到黨出臺的重大經濟文件和國務院重大決策，都方向性地提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重申了這一點：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

未來國企改革將走向何方?現將經常在主流媒體發表觀點的學者專家(主要是經濟學家)的觀點略列如下，按照敘述的方便排序，不分先后。另，每位專家的觀點篇幅按照筆者能夠搜集到的他們的最新公開言論(發表的文章、微博或演講，且能夠代表其一貫的主張)而提煉整理出來：

劉國光近期在《人民論壇》上發表的文章《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樣是死路一條》中指出：當前不能簡單地重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應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也是死路一條。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發展公、私兩種經濟；要延緩“公”降“私”升的速度和程度，阻止化公為私的所有制結構轉換過程，堅決制止目前借反壟斷來瓜分國有企業的浪潮。而他堅持這一觀點的理由是：三十多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與個人因素(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相關外，顯然還與所有制結構變化以及“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有關。調整當前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要多方人手，但最根本的是堅持財產制度的公有制為主體，只要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左大培認為中國的國企改革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改革基本上是在公有制的范疇之內，進行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的改變；第二個階段是1996年之后，這一階段的改革變成了一場“私有化運動”。對于第二個階段他持否定和批判態度。他認為對于我們國家，從文化倫理角度而言是社會低信任度的國家，這種國家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單純依賴私營企業而永遠處于不發達的狀態，要么以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帶動經濟發展而變為發達國家。中國需要大量的國有經濟是因為，中國千年以來積存的文化特征，使中國的私營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束縛，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營部門無法有效地學習和開發現代化的生產技術，也無力發展私營大企業，使得技術進步和大企業的發展必須借助國有經濟。

從要保證公有經濟或者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這一點上來看，劉國光和左大培的觀點基本一致。

張維迎不這樣認為，他稱國企改革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私有化”，他認為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未來中國進一步成長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他希望在5到10年內，將國有企業的比重降到10％左右。對于中國經濟的轉軌尤其是增長模式的轉變，他分別從亞當-斯密和凱恩斯兩種理論視角進行解讀。亞當·斯密的理論認為財富和經濟的增長遵循一個正循環：財富和經濟的增長源自于技術進步和創新，而后者又依賴于分工(有分工才有專業化，專業化促成專心致志的研究和開發，最終才有發明創造)，而分工深度由市場交易和規模決定，而市場規模的擴展本身導致分工提升，導致技術進步，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再進一步提升市場的規模。

凱恩斯的理論認為，經濟增長的模式是GDP等于消費加投資加凈出口(俗稱“三駕馬車”)，如果愿意的話也可以加政府支出。GDP的增長靠“三駕馬車”，出口不行靠投資，投資不行靠消費。

對于轉型、發展民企還是國企，如果用凱恩斯理論的話，不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只要有需求就好，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增加總需求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國有企業，金融危機后中國四萬億經濟刺激當中大量的貸款都留給了國有企業；從亞當·斯密角度看這些國有企業本身是沒有

創新的動力，因而無法真正促進財富和經濟的增長。

針對最近頻繁出現在媒體上的國企改革“私有化”，華生連續在微博上發表文章反駁。他說當今國企的體制十分荒唐，亟需改革，但是私有化分掉國企的股份，企業必落人原高管家族與官僚權貴手中，使中國重蹈俄羅斯私有化的覆轍。華生作為“價格雙軌制”理論的主要貢獻人之一，認為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進行到現在，面臨的都是具體問題。推進國企改革要凝聚共識，從共識最多的地方開始起步，而產品價格市場化包括要素價格市場化是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比如電價等關鍵性資源能源產品價格的市場化。

吳敬璉一直強調要堅持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相互配合的改革，使市場發揮對資源配置和價格形成的基礎性作用，消除行政部門的微觀干預，他認為現代市場經濟需要法治來保障，特別是對產權的保護。應對行政壟斷國企進行改革，國企應該繼續“退”，而不是“進”。他認為目前的貧富差距產生的原因有兩項，一是腐敗，二是壟斷，這都和政府權力有關。我們的壟斷不是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要靠改革開放建立一個好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基礎上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能不能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取決于各方面的努力，而這里面界定清楚政府的職能很重要。

對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作出主要貢獻的厲以寧認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各有制度創新的優勢，二者可以合作共贏。但是他認為目前存在的行業壟斷是國企和民企共同發展創新的障礙。行業壟斷是計劃經濟體制延續下來的做法，是阻礙國企創新的重要原因。國有企業只有在自主創新方面做出優異的成績才能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他指出為什么要有國有企業的原因是國有企業有義務保證國家戰略的實現。如果把這點認識好了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發展問題就清楚了。

拋開國企改革方向性的差異，各方專家都認為下一步國企深化改革，應注重相關法律建設。用法律去監管和規范國企的管理、改制、重組和上市。立法只是基礎，有關法學家認為，目前國企改革最亟須的其實不只是法律條文，更重要的是在國企管理及改革的每一個環節，認真執行相關法律規定。

2.國有企業是否存在壟斷問題

吳敬璉認為國企存在壟斷并應該改革。他認為，目前在一些很重要的部門存在著行政壟斷，這是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符的。針對反壟斷應該只反那些不好的壟斷，對于好的壟斷(“有利于國家的壟斷”)則不能反的說法，他指出，這樣一來，一個企業的壟斷應不應當反就變成無法確定的事情了。例如，中國的電信資費高得驚人，這是與行政壟斷直接有關的。難道應該以電信企業是國有企業為理由把這些企業置于《反壟斷法》的調節范圍之外嗎?

厲以寧認為國企的行業壟斷是阻礙其創新的重要因素，行業壟斷的存在根源是既得利益的存在，因為要維護既得利益就要維持現狀，所以結構調整就難以推進。行業壟斷不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延續了計劃經濟下的一些做法，國有企業應該自己清理一下，還有哪些是計劃經濟的東西，既然我們要實行市場經濟，那么這個改革是刻不容緩的，市場經濟并不表示國家不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也不表示在跨行業中不能起到規劃和指導的作用，但在市場經濟的范圍內應該說行業壟斷的存在阻礙了國有企業發展，國有企業很可能為行業壟斷的利益而感到滿足了，而創新就減少了。

否認國有企業存在壟斷的學者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教授張宇，他用HHI指數對目前飽受壟斷詬病的石油石化行業、電信行業、電力行業、鋼鐵行業和煤炭行業等進行衡量，得出的結論是：除電信和電力行業存在自然壟斷因素外，其他行業都有較強的競爭性。從目前國有企業的行業分布上看，分布于競爭型行業的國有企業占國有企業總數的90％以上。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改善主要不是來源于壟斷，而是來源于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反壟斷不是當前經濟改革的主要任務，推動科學發展需要進一步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楊啟先指出，有關特殊壟斷的企業，比如石油、電信，從長遠來看，國家還要壟斷，因為它們關系國家的經濟安全。

劉國光認為在有關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的戰略性部門及自然壟斷產業，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沒有控制和壟斷，而在于誰來控制和壟斷。一般說來，這些特殊部門和行業，由公有制企業經營要比由私有制企業經營能更好地體現國家的戰略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他同時也指出國有壟斷企業也應該進行改革，行政性壟斷的弊病是應當革除的。

3.國企是否低效的問題

關于國企是否低效吳敬璉有鮮明觀點：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于民營企業，已經有翔實數據支持的否定性結論。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幾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效率提高基本來源于非國有部門(“民營部門”)，而占有經濟資源主要部分的國有部門不但增長緩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趨勢。虧損企業的數量逐年增加。以致到1990年代中期整個國有企業部門陷入了盈不抵虧的困境。這種情況必然要拖累整個國家的財政金融體系。其中，銀行系統的呆壞賬大量積累，面臨極大的系統性風險。要改變這一狀況國企要有步驟地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與吳敬璉持相近觀點的還有張維迎、周其仁等經濟學家。

反對國企低效論的有劉國光、左大培、夏小林等。左大培指出，許多人認為發展國有企業會降低經濟效率是完全錯誤的偏見。這個偏見主要是將“利潤低”與“效率低”混為一談。許多國有企業的人均利潤遠低于私營企業，但人均產出并不一定低于私營企業。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凈產值的內部分配比私營企業更偏向于企業員工。這種單純由于凈產值內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潤，并不能算作國有企業的無效率。許多人相信國有企業沒有效率，是因為他們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的現象。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內破產，85％在10年內消亡。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虧損率足以說明國有企業比私營企業有效率。近三十多年來，則存在許許多多經營狀況一直良好的國有企業。

以上介紹的是圍繞國企改革不斷爭論中的若干問題，此外還有相關的其他諸多問題，例如關于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國有企業的腐敗、國有經濟是否應徹底退出競爭領域和國有企業是否存在與民爭利等，很多問題都是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來，在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宏觀背景下凸顯出來的，亟待探索和深入研究。

四、結束語

國有企業改革了三十多年，也爭論了三十多年，大到國企向哪個方向走小到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問題都引發了激烈爭論。而國企改革也伴隨著這些爭論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希望接下來的深化改革，爭辯各方能夠凝聚共識，共同解決好國企改革的問題。

篇7

7月，A股迎來了久違的藍籌行情。隨著改革深化、央企改革以及各地方的國企改革推進釋放制度紅利、滬港通國際化等利好帶動，藍籌股被徹底激活。

對于8月的行情，市場人士普遍看好。也因此，投資者對市場有了更多的期望。在此背景下，關于8月選擇怎樣的主題投資成為十分重要的一環。

記者綜合多家券商最新研報后發現，改革成為其普遍提及的主題投資關鍵詞。具體而言，投資者可關注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主要板塊集中在銀行保險券商、龍頭地產汽車家電等以及國有股份占比較高的國企改革類板塊如公共事業、交通運輸等藍籌低估值板塊。除此之外，滬港通、京津冀、軍工和新能源汽車等也是關注的重點之一。

改革為矛轉型為盾

東方證券的研報直接以“配置：改革為矛，轉型為盾，主戰場在新型城鎮化”作為標題。其指出，隨著新一輪改革紅利的逐步釋放，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生產要素將進一步解放，這也意味著我們應該從短周期的復蘇轉向關注中長期經濟轉型的結構變化，這也將帶來估值修復的機會，建議關注低估值藍籌。同時，關注新興產業鏈的演化，尤其是以新能源、新能源汽車、智能化制造等代表轉型方向的產業鏈。

而在主題方面，東方證券認為，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抓住新型城鎮化建設和PPP新型基建方向，關注京津冀一體化及工業用地優化；一條抓住改革，關注包括石油石化、電信、電力、軍工等領域內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

國企改革利好權重藍籌

東北證券預計8月市場整體仍將以震蕩向上的形態來演繹，后期上證指數年內新高可期、新高之后仍可期。東北證券指出，經濟微企穩和政策穩增長的持續，有利于市場環境的良性；國企改革以及滬港通等推進，有望以拾階而上的形式逐步形成有利于低估值藍籌股估值修復的正向反饋機制。

在投資主線上，東北證券提示投資者可重點圍繞兩條主線：第一是國際化，包括滬港通和QFII擴容；第二是改革，主要是國企改革。國企改革利好權重藍籌，值得中長期挖掘改革主線。投資者重點關注國企占比高，同時估值較低的行業板塊，如國防軍工，鐵路、高速公路、運輸設備、港口等國有股份占比也很高。結合估值，推薦機場、石油開采、鐵路運輸、高速公路、電力等。另外，8月后期可加強對超跌成長股的挖掘如軍工、自動化、醫療、信息安全等主題，具有較高的反彈動力。

區域主題熱點再放光彩

除國企改革外，華泰證券在研報別提到了“滬港通”和關注京津冀和海西的主題投資機會。

華泰證券建議投資者關注京津冀一體化第三波投資機會。目前京冀合作加快，將帶動其第三波熱度。在北京的支持和河北自身的積極推動下，京津冀一體化繼續加速，一體化規劃也有望加速推出，這將繼續支撐京津冀的主題熱度。華泰證券建議關注京津冀地產、建材、鋼鐵、環保、港口等行業的相關個股，如華夏幸福、廊坊發展、榮盛發展、冀東水泥、河北鋼鐵、唐山港、天津港、先河環保、雪迪龍等。

此外，近期福建平潭封關帶動海西自貿區熱度上升。平潭作為對臺貿易的實驗區，與福州、廈門一起申請海西自貿區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部分，未來相關利好政策有望推出帶動該主題熱度。華泰證券建議關注平潭發展、陽光城、泰禾集團、建發股份、廈門國貿、福建高速、廈門空港等。

而“滬港通”的投資機會則包括：1、A股相對港股估值偏低的方向，包括銀行、保險、交運、食品、能源；2、港股稀缺的品種，如中藥、白酒、軍工、機械、電氣設備、家電；3、符合QFII投資風格的方向，包括銀行、白電、白酒、水泥、汽車。

鐵路電信軍工可能更快

中信建投證券指出，目前來看，最重要的就是國有企業改制，就策略角度而言，鐵路、電信、軍工等行業的動作可能會比較快，這些行業有可能伴隨著改革而活化，它們的經營目標會變換成利潤導向，這樣對于資本市場的投資者來說肯定還是一個福音。

篇8

關鍵詞：國企改革 道路選擇 管理創新 制度創新

長期以來，國企改革一直是我國經濟改革中的一項重要任務，國企問題成為困擾黨和政府多年的一道難題?？梢赃@么說，多年的國企改革并未使國企面貌從根本上改觀，相反，國企的處境卻日漸維艱。對此，理論界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和探索，對國企改革道路的取向也作了認真而激烈的爭論，形成了兩種影響頗大的論點：部分學者認為我國國企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原因在于理論上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影響在國企中根深蒂固，改革只停留于表層的政策性調整而未觸及深層次的體制的弊端，因而制度的缺陷導致了國企改革的不成功，并最終影響了改革的進程。因此，制度創新是國企改革的根本途徑。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制度創新并非“萬能”，能解決國企存在的一切問題。他們運用實證分析法和歸納法通過對一些效益良好的國有企業的論證表明，管理的作用在企業的發展中比制度更重要。由此推出我國國企改革關鍵在于管理，并指出我國目前國企效益全面滑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上的問題所造成的，因而管理創新是國企改革的主要途徑。

從理論上說，無論是堅持制度創新還是主張管理創新都包含其合理的成份，我們并不能簡單的加以評判。其實，長期阻礙國企改革的正是這種改革思想的混亂，對改革認識上的模糊不清使得人們在改革面前無所適從。因此，在國企改革處于攻堅階段的今天，重新審視國企改革的道路取向，澄清對國企認識上的一些誤解，從而找到國企改革的突破口和改革的重點，對我國國企改革的順利進行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一、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一對并不矛盾的命題

近年來，對于國企改革的道路究竟應靠加強企業內部經營管理，進行管理創新，還是要進行制度創新爭論頗多，目前似乎提倡制度創新的觀點略占上風。然而，透過這兩種觀點深入分析，我們發現這兩個命題其實并無爭論的必要，因為它們之間并無排斥性，相反，它們是一個問題的兩種表述， 只不過側重點不同而已。

眾所周知，企業的發展離不開高質、高效的管理方法、手段和策略，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企業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求管理者具有較高的素質，高超的管理藝術，還要求管理者具備創新的能力，即通常所說的“企業家才能”，從而使得管理創新成為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取勝的“法寶”。同樣，企業的發展也離不開企業制度的創新，正如魚離不開水一樣，離開了制度創新的企業在管理創新的空間上將受到制約，導致企業缺乏生氣并最終走向衰亡。因此，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共同構成了企業永續延存之根本。而在二者中，管理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內在根本，制度創新則是企業賴以維持活力的外在條件，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離開了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將變得無效率。因而，簡單的把國企改革的道路歸結為只需進行管理創新或制度創新即可無疑具有極大的片面性，也使國企改革很難成功。二十多年的國企改革已證明純粹以加強企業管理的國企改革道路行不通，如果我們現在再強調進行單[1]一的制度創新還將走向同一結局。因此，國企改革不應是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相分離的過程， 而應是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有機結合的過程。

而且，從根本意義上說，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并無矛盾，它們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聯系。一方面，管理創新本身便蘊含著制度創新的萌芽，另一方面，制度創新中也殘留著管理創新的影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制度創新根源于人們在管理上的不斷推陳出新，因而，它們之間又有一種“交互遞推”的關系。每一種管理方式、方法的改進都伴隨著相應的制度上的改進甚至變更，因而純粹的管理創新是不存在的。在國企改革中拘泥于是進行管理創新還是制度創新的爭論并無意義，關鍵在于如何實現二者的有機結合，以達到“整合效應”的最大化。

正確認識國企改革中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的辯證關系是國企改革的前提，也是國企改革進展順利的關鍵。

二、制度創新應成為國企改革的突破口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得出，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在理論上并不排斥，因而在國企改革中決不能偏廢任何一方。多年來，我國國企改革進展遲緩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注重于政府政策性調整而沒有著眼于企業制度上的創新，而停留于表層的政策性調整已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企所存在的問題。目前，我國國企所面臨的嚴峻形式已預示著國企改革到了攻堅的階段。因此，制度創新應成為我國國企改革的突破口。

制度創新從其內容構成上包含國家宏觀經濟體制的創新和企業自身的制度創新。我國宏觀經濟體制的創新已初步完成，實現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宏觀經濟基本上實現了“軟著陸”。但是，企業制度的創新卻嚴重滯后，而制度作為“個人與資本存量之間，資本存量、物品與勞務產出及收入分配之間的過濾器”， 它“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建立了構成一個社會或更確切的說一種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制度的滯后導致了國企與市場經濟的極不適應，制度缺陷的長期存在使得“國企病”日趨惡化。因此，尋求制度上的突破是當前國企改革的主要任務。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而國企改革與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息息相關，在某種意義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也是國企改革的方向。由于現代企業制度不僅涉及到企業自身的制度問題，而且涉及整個經濟體系的改革與重整，從而決定了它的難度性與復雜性。我國到目前為止，尚未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因此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從制度上尋求創新的主要途徑。

從我國國企的現狀及考慮到我國的公有制性質，建立有限責任制度和有效的兼并破產制度在我國國企改革中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可行性。有限責任制度是構筑國有企業與政府藩籬，實現政企分開，使國企成為市場經濟中真正具有獨立利益競爭主體的有效機制。而兼并破產制度則是通過優勝劣汰方式在淘汰劣質企業的同時改善企業群體的素質，實現國企生產要素重組優化、促使國企存量資產由“呆滯”走向“流動”的主要途徑，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資本結構的優化，也有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對于有限責任制度的建立，股份制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方法，這是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離、明晰企業的責權利的有效方法。但在股份制改造過程中應做好國有資產的評估工作和相關政策、法律、法規的建立和健全工作，以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而理論的指導在股份制過程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套較為完善的理論是保證國企在股份制過程中減少交易成本的必要條件。同時，在股份制改造中我們還應看到股份制并非“萬能”，如果過分夸大股份制的作用，很容易導致一哄而起，使得各種違規、違紀甚至違法的現象滋生，造成大量國有資產的流失。實際上，我國目前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這種現象，各種翻牌公司、假股份公司比比皆是，甚至有人把股份制看成是集資的一種手段，這是極不正確的。對于兼并破產制度的建立則有賴于投資銀行的存在和相關配套措施的完善，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兼并破產機制，其原因在于相關條件的不成熟，如投資銀行尚處萌芽狀態、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財政承受能力弱化，特別是金融體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阻礙了兼并破產機制的建立。因此，加快建立和完善相關配套措施是建立有效兼并破產機制的前提。無論是有限責任制還是兼并破產機制，作為一種制度創新，其實并不“新”，在國外早已思空見慣，但對于我國卻仍具有其創新性，因為我國國企具有與國外企業不近相同的情況，國企改革被深深的打上了中國特色的烙印，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經濟性”與“政治性”的雙重屬性。因此尋求符合中國特色的有限責任制度和兼并破產制度仍是國企改革的主要任務。

三、加強企業內部經營管理，進行管理創新是國企改革的一項長期任務

技術知識越是密集的企業，對管理水平的要求越高；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越復雜，管理就越重要；企業的規模越大，對管理的依賴性也就越強。長期以來，我國企業實行的是行政命令性的管理型戰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戰略具有阻力小、見效快、成本低的特點。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經濟開始實現由粗放型經營轉向集約型經營，這種管理體制已能適應市場經濟中的激烈競爭，因此管理創新已十分必要。在國企改革的十六字方針中，“管理科學”是其中之一，表明國企改革并不是要放棄管理，相反，是要加強管理，而這種管理已根本有別于以前的管理，是一種經過創新的新型管理方式、方法及策略。據1993年對我國2000家虧損的國有企業的調查發現，由于宏觀政策和外部客觀因素而虧損的不到20%，而由于自身經營管理不善而虧損的卻占80%以上，這表明國企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與懈于管理分不開。因此，加強管理不應是企業在某一時期的任務，而應是企業一項長抓不懈的任務，管理創新應始終貫穿于國企改革中。

其實，我國國企管理上存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缺乏三種有效的機制分不開，即激勵機制、監督機制和約束機制，而這三種機制直接影響著國企的活力。首先，激勵機制作為激發企業經營者(管理者）和職工積極性的重要手段，在我國只流于形式，功能十分淡化。而“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說，企業制度設計主要是解決兩個方面的基本問題：一個是職工的積極性問題，一個是經營者的選擇和激勵問題?！保◤埦S迎，1996）激勵機制的明存實亡往往導致企業經營者行為的短期化，不利于實現企業的長遠、可持續發展戰略。其次，監督機制的低效率造成監督質量的低下，因而很難防止企業經營者的違規行為的發生，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國企中普遍存在的“內部人控制”現象，這是極不正常的。而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則是直接導致國企經營管理不善，巨額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由于現行的國企管理者的選拔、任命基本上仍按舊的行政辦法產生，而非從經理人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產生，企業的利益與管理者利益相分離，企業的好壞不會影響管理者的地位、收入及聲譽，導致管理者自身利益的“剛性”，而對企業利益的淡漠，這是造成“國企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加強企業的管理，須首先建立起企業的“三制”，合理、有效、完善的“三制”是促使國有企業管理者進行管理創新的根本保證。而這三種機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又與我國企業制度的創新分不開，這再次證明了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在邏輯關系上的緊密性，也表明了我國國企改革的道路是管理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一個不斷融合的過程。

參考文獻

1. 韓志國. 《國有企業改革必須著眼于制度創新》. 《中國證券報》.1997年8月2日

篇9

混改創造國企大機遇

2016年，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v觀全年，前三季度，由于受困于改革紅線，國企“混改”進度相對較緩慢。從9月后，國企改革呈加速發展，改革重心向“提質增效”轉移?；旌纤兄聘母锍蔀槲磥韲蟾母镏攸c突破方向。一場“自上而下”國企改革思路向“效率”層面轉變。

9月2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召開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專題會，聯通集團等大型央企列入第一批混改試點名單。證明在強化混改方面政策層面態度已明朗，“混改”呈加速落地趨勢，國家對于壟斷領域大型央企混改試點開啟。

11月，中國聯通陸續與BAT企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涉及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基礎電信服務以及移動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等多個方面。聯通與BAT簽約引發人們對于BAT企業入股聯通的猜想?；旄男问揭怨蓹噢D讓、債轉股等模式拓寬國企混改路徑，表明了“自下而上”的模式創新趨勢。聯通企業員工或從混改中獲益，員工持股、提高工資待遇、股權激勵等舉措或將在混改中實施。

11月11日，國家發改委新聞會再度提及已在七大領域選擇7家企業或項目開展第一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并稱聯通的混改方案正在研究討論階段。聯通混改打破了早期人們對于聯通電信合并的傳言。也證明電信領域“強強聯合”式并購被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代替?；旄妮^集團重組將更有利于“提質增效”。而“提質增效”將是未來國企改革的重點。聯通混改開啟了電信運營商轉型的大方向，將成為電信行業改革范本。2016年“混改”正在實質性地推進。

在12月14-16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電信、鐵路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展望2017年，隨著國企改革正逐步向“混改”重心轉移，國企混改或將實現“從點到面”“從央企到地方”的全面突破局面。從壟斷領域大型國企著手混改意味著國家將著力改善壟斷行業長期效率低下、管理機制僵化局面，這與供給側“去產能”工作緊密結合。據悉，目前混改七家企業改革方案已經提出，2017年將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地之年。隨著大型國企混改的示范作用，混改將現多點開花。

民營寬帶在競合中前行

混和所有制改革已然成為新一輪國企改革關鍵詞，民資的作用被寄予厚望。電信業在吸引民資改革方面拓展不斷增多。民資加速進入寬帶市場，被認為是深化電信業改革重要一環。

2015年末，工信部了《電信業務分類目錄（2015年版）》（以下簡稱《目錄》），宣布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目錄》調整設立“網絡接入設施服務業務”，并在該類別下新增“有線接入設施服務業務”，為具備條件企業申領相關業務經營許可奠定基礎。在《目錄》之前，為推動電信市場開放，支持民營資本實質性開展基礎電信業務經營，工信部就已開展寬帶接入網絡業務試點。而《目錄》進一步理清了民資準入的范圍。

2014年底，工信部正式《關于向民間資本開放寬帶接入市場的通告》。去年9月，在前期開放試點基礎上，工信部繼續擴大試點范圍，將全國44個城市納入寬帶接入網業務開放試點范圍。加上首批北京、南京、廣州等17個城市，寬帶試點城市擴大至61個。到2016年初，已有北京、天津、山東、江蘇等16省市的通信管理局，向超過50家民營企業正式頒發了寬帶接入網業務試點批文。今年10月，工信部繼續擴大寬帶接入網業務開放試點范圍，將遼寧、福建、河南、湖北、廣東、陜西、寧夏等7?。ㄗ灾螀^）全部城市納入寬帶接入網業務試點城市范圍，并將紹興、溫州、金華等12個城市納入試點城市范圍，力度空前。目前，粗略統計，全國超過100家民營寬帶獲批試點。

民資寬帶企業在最后一公里、增值業務創新方面具備一定優勢，可與三大運營商形成互補效應。例如彌補三大運營商對偏遠區域光纖寬帶建設不足，增加農村光纖寬帶網絡覆蓋率；強化企業間競爭，增加活力。國家鼓勵民資進入，在政策上給予了支持，且符合民營企業自身轉型的需要。但民資寬帶市場挑戰與機遇并存。

根據政策，民資進入寬帶市場采用自建、資本合作以及寬帶轉售三種模式，而大部分以轉售為主。雖然民資企業獲準入，但民資企業仍然要從三大運營商批發寬帶和流量。基礎電信運營商不但掌握定價權，并且自己也發展寬帶接入運營。尤其是今年中國移動寬帶用戶迅猛發展等等，都對民營寬帶企業造成極大沖擊。民企面臨與基礎電信運營商合作競爭等因素影響突出，競爭略大于合作，民資寬帶企業進入電信業挑戰重重，要想突出重圍就不能僅僅單純依靠政策的支持與開放，民企需尋求寬帶接入運營的內容服務的價值，黏性遠高于寬帶接入業務本身時，競合中合作才會大于競爭成分。

虛商唯創新不破

同樣是民資進入電信領域，人們多將移動轉售業務與民資寬帶業務并提。不同于民資寬帶業務與本地運營商進行結算，移動轉售則是與基礎電信運營商集團統一結算，所以結算方式對虛商企業影響甚大。而在2016年11月，中國聯通宣布將于2017年取消每用戶3元保底結算承諾，這給虛商企業帶來了利好消息。這在一定程度上摘掉了虛商背負的壓力，更利于虛商集中精力與創新業務。

篇10

然而，30多年的國企改革卻始終是在各種爭議和指責中進行的，特別是每當國企改革方案出臺之際，我們總會發現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在社會和媒體上兜售各種國企改革的方案，而這些方案指向只有一個：國有企業應當而且只能私有化。有人甚至認為國有企業不私有化就意味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失敗，意味著經濟、社會和政治都將付出全局性代價。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們必須高度警惕那種認為國有企業的唯一出路就是私有化的錯誤言論，以及那些對國有企業懷有特殊目的的人。國有企業事關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事關黨的執政基礎，因而必須為國有企業改革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首先是在學術領域存在極力否定國有企業的錯誤思潮。國有企業是否有效率？有些壟斷性國企是否具有合理性？為何存在腐敗現象？國有企業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間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都是理論上的問題。錯誤的理論必然帶來錯誤的判斷。種種指責國有企業的似是而非的理論，如“委托問題”、“公地悲劇問題”、“預算軟約束問題”，本質上都是西方經濟學中理性人假設的翻版。然而，就是這種理論假設卻成為否定國有企業的有力證據。而對于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的國有企業改革績效相對非國有企業提升更快的結論，卻很難被接受。

其次是少數新聞媒體妖魔化國有企業的現象較為嚴重。對于新聞媒體履行監督職責，客觀報道國有企業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無可厚非。然而，我們卻發現，一些媒體總是喜歡用放大鏡來看待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而且往往武斷地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國有壟斷造成的，因而需要私有化。甚至國有企業的員工因為個人原因出現了問題，一些媒體也往往喜歡把這種個別現象扯到國有企業上來。真是奇哉怪也！這完全是在矮化國有企業的整體形象。

最后是某些部門和國有企業很少直接回應種種指責。國有企業是否搞好了？國有企業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做出了哪些巨大的貢獻？國有企業的創新實力在國內國外究竟處于何種地位？這些問題最有發言權的就是那些掌握一手資料的相關部門和企業自身，但是我們卻很難看到相關部門和國有企業站出來反駁那些無端的指責。在吉林考察時曾說：“我們要向全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懊鞔_”一詞，就是要國有企業及相關部門用事實去回應這些問題，堅定有力、旗幟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