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政法研究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西南政法研究，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云南?。唤鹑?；金融相關比率；協整檢驗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60年代以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備受國內外經濟學家的關注。在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中，越來越多的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呈正相關的關系，較快的經濟增長通常伴隨著較高水平的金融發展。然而在各個地區使用各種計量經學的方法得出的結論都不一致。本文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采用ADF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與協整檢驗等多種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將金融發展的研究定格到地區層面，深入云南省，選取其金融和經濟發展的歷史數據，通過ADF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協整檢驗多種方法，試圖研究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以進一步明確云南省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并以金融支持為研究視角探討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思路。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國外經濟學家已進行了較完備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一是Goldsmith（1969）提出“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云南省金融機構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資本積累效率，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多方面加快和推動云南省的經濟增長。二是Bencivenga & Smith（1991）提出“金融體系的發展提供了風險分擔能力，降低儲蓄率，從而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這將抵消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云南省金融機構很好地控制了銀行的風險，提高了運行效率和投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在金融規模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低儲蓄率又會帶來經濟的不利影響；因此，形成的抵消作用在具體各省結論不一?！?/p>

（二）國內研究現狀

云南省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理論與實證兩方面也都有一些成果。韓廷春（2001）從經濟增長的金融影響因素出發，分析了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得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單純地依靠資本市場的數量擴張是不夠的，而應更加重視云南省金融體系的效率與質量”的結論。談儒勇（2005）運用最小二乘法對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線性回歸，得出“云南省金融機構的發展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

綜上所述，針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國內外學者從金融資源配置的不同角度進行了一些研究，并得到了一系列改進和創新，但是對于國內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還比較少，現有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宏觀層面的數據分析，對我國某一特定區域的研究不夠深入，尤其缺乏關于云南地區的針對性研究。另外，由于部分指標受地區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能進行準確的定位和分析，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減弱了研究結論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

三、指標的選取

（一）金融發展指標的選擇

1、金融相關比率（fir）。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省際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金融相關比率為云南省歷年年末存貸款之和與名義GDP的比值，用來衡量經濟金融化的程度。

2、存貸款利率差（dlrd）。利率是資本的價格，利率既反映了中國銀行業的盈利結構，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資本成本。對于銀行來說，總是希望以最小的存款利率吸收更多的資金，而同時又以最大的貸款利率放出更多的資金，從中賺取存貸款利率差額，這體現了銀行的運行效率，即金融中介效率。

3、存貸款比（e）。本文中的存貸款比為云南省金融機構歷年年末存款與年末貸款的比值，主要用來衡量金融體系配置資金資源的效率，即金融中介效率。

（二）經濟增長指標的選擇

實際人均GDP增長率（rpgdp）。云南省地區生產總值（GDP）是最能反映云南省綜合經濟發展能力的指標，在此我們剔除物價因素和人口因素對研究的影響。

四、模型的建立與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由于實際人均GDP增長率（RPGDP）、存貸款比（E）、金融相關比率（FIR）、存貸款利率差（LDRD）都是時間序列數據，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之前首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只有變量在t階平穩的條件下，才能做協整分析。為了確定這些數據是否具有平穩性，本文采用E-views5.0統計軟件中的ADF方法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我們可以看出，在原始序列水平上，所有的檢驗結果均沒有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其對應的序列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但對RPGDP、FIR、DLRD、E序列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發現四序列在一階差分條件下的ADF統計值都小于1%、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從而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表明差分變量的平穩性，從而說明分析的這四個變量是一階單整的，即為I（1）序列。

（二）模型的建立：多變量向量自回歸

根據研究對象定義向量Yt、Xt；該向量包含四個變量：lnrpgdp、lnfir、lnd1rd、lne；內生變量Yt＝（lnrpgdp，lnfir，lndlrd）-1；外生變量Xt=lne。根據相關數據建立VAR模型為：

Yt＝A0＋∑Ai*Yt－i＋B0*Xt＋ut（t＝1，2，…，20；i為滯后階數）利用軟件Eviews5.0對相關數據做VAR分析。

表2結果顯示：變量lnrpgdp、lnfir、lndlrd的赤池AIC值分別為1.51、-2.14、-0.83，而整體赤池（Akaike）信息準則為-3.35，每一個變量的赤池值都大于-3.35，說明每個變量均能通過整體檢驗；變量lnrpgdp、lnfir、lndlrd的施瓦茨SC值分別為1.87、-1.77、-0.47，而整體施瓦茨（Schwarz）準則為-2.25，每一個變量的施瓦茨值都大于-2.25，通過了整體性檢驗。由此可以說所作的研究是有說服力的。

圖1AVR模型的單位圓和特征根

圖1中的點表示AVR模型AR特征多項式的根的倒數，可以看到這些點都位于單位圓之內，因此，也表明所估計的VAR模型是穩定的。

（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的思想是：假設存在兩個變量X和Y，如果變量X是變量Y的原因，則變量X的變化必先于變量Y的變化，當根據變量X的過去值對變量Y進行回歸時，如果加上X的過去值這個變量，則可以顯著地提高回歸的解釋能力。同時，格蘭杰因果檢驗對滯后期的選擇非常敏感，所以一般要選擇最優滯后期。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顯示：云南省金融相關比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說明云南省金融發展的規模擴張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促進作用，但是云南省的經濟增長不一定能帶動金融規模的擴張，最后，我們發現存貸款比是存貸款利率的格蘭杰原因，存貸款利率的變化也有效地優化了存貸款比，它們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結果給出了每一個內生變量相對于模型中其他內生變量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統計量和檢驗統計量相應的概率值。表4中給出的其中一個內生變量的檢驗結果，對于內生變量LNFIR其χ2=5.544480，相應的概率值P=0.0625，從而說明內生變量LNFIR是變量LNRPGDP的Granger原因。

（四）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目的是確定一組非平穩序列的線性組合是否具有穩定性的均衡關系，其中由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一種有效的檢驗方法，被稱為Johansen協整檢驗。LnRPGDP、FIR和DLRD，在5%的顯著水平下是平穩的，它們是一階單整，記為I（1），符合Johansen協整檢驗條件。

上述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中表明，在5%顯著水平下至少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換句話說就是存金融相關比率和存貸款利率差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如表5所示。同時，我們可以得到它們的一個標準化系數協整方程：

協整方程：LNRPGDP=

標準誤差＝

－4.119268LNFIR+2.465946LNDLRD+ut

（0.54872） （0.26809）

該方程表明，1990-2009年云南省實際人均GDP增長率與金融相關比率、存貸款利率差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的協整關系。具體地說，協整方程的右邊測算出存貸款利率差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為2.465946，表明存貸款利率差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更精確地講，就是存貸款利率差每增加1個百分點，實際人均GDP將增加2.465946百分點；說明了長期以來存貸款利率差的提高對實際人均GDP增長有顯著影響。相對而言，金融相關比率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呈現負相關關系，說明了金融相關比率過大并不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需要積極鼓勵加快名義GDP的增長，提高存貸款利率差，以刺激投資的增長，而云南省經濟增長依靠投資拉動，所以存貸款利率差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顯著的，但是依靠存貸款利率差的擴大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狀態是不健康的，對資源、環境、物價等造成了壓力。

（五）誤差修正模型

從理論上講，協整檢驗只是表明變量之間的長期平穩關系，而大多經濟變量之間既存在長期影響關系也有短期波動關系，而ECM模型則很好地反映了具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關系。由于實際人均GDP增長率與相關金融比率、存貸款利率差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的協整關系，根據Granger定理，一定存在描述金融相關比率和存貸款利率差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誤差修正模型。在此我們運用EG兩步法，得出誤差修正模型ECM如下：

ΔYt=-0.324883-0.0704280.000590+0.2372226.0208040.724295-0.04436 -0.746717-0.010264-0.010872-0.26558-0.018276ΔYt-1+-0.744002 0.026378-0.080017VECMt-1+εt

Yt=（lnrpgdp，lnfir，lndlrd）-1

VCEMt-1=LNPGDPt-4.119268LNFIRt+2.465946LNDLRDt+2.774718

該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均是顯著的，只有個別的不甚顯著，但是從整體來看，這些系數在標準檢驗的基礎上是顯著的，其中D.W.的值表明了原方程變量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自相關性，F值和R值說明方程的整體檢驗結果較好。由圖2可知，零值均線代表了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穩定關系。1992年前后，誤差修正項的絕對值比較大，表明該時期短期波動對長期均衡的偏離較大，但是經過大約7年時間的調整，即在1999年又重新回到了長期均衡狀態。之后，誤差修正項的數值比較小，表明這些時期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關系的幅度比較小。

五、結論及分析

第一，從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看：云南省金融相關比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云南省金融發展的規模擴張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促進作用，但是云南省的經濟增長帶動金融規模的擴張的效果不是那么的顯著。最后，我們發現存貸款比是存貸款利率的格蘭杰原因，存貸款利率的變化也有效地優化了存貸款比，它們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第二，從協整檢驗結果來看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換句話說就是金融相關比率和存貸款利率差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經濟增長與金融相關比率呈負相關，與存貸款利率呈正相關。

第三，從誤差修正模型的檢驗結果來看，估計的VECMt-1系數較大（-0.744002），說明了存款利率差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的長期協調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的影響較大。

綜上所述，本文在對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云南省1990-2009年的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在樣本期間，存在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單向因果關系，云南省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因此，積極有效地改革金融體制，提高金融效率將是云南省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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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ek,T.,A.Demirguc Kunt,and V.Maksimovic.Finane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Growth:Does Size Matter?.Journal of Finanee,2005(l).

3、胡列曲.匯率制度與宏觀經濟關系研究述評[J].經濟學動態,2008(1).

4、孫立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和實證分析[D].復旦大學,2007.

篇2

【關鍵詞】保險業 經濟增長 ADF檢驗 協整檢驗 格蘭杰因果檢驗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云南橋頭堡戰略的實施，云南省的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根據公布數據顯示，2013年云南省實現生產總值（GDP）11720.9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2.1%，增速位列全國第三。在保險業方面，截止2013年底，云南省共有保險公司法人1家，保險省級分公司32家，其中財產保險省級分公司20家，人身保險省級分公司12家，中介及其以下機構2643家；全省實現保費收入320.77億元，同比增長18.24%，其中財產保險公司實現保費收入160.92億元，同比增長23.96%，人身保險公司實現保費收入159.85億元，同比增長12.98億元。保險從業人員突破8萬人，發展隊伍進一步壯大。

因此，可以看出，云南省的整體經濟和保險業都在同步的取得進步，那么，云南省保險業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系，相關程度怎樣？如何更好的發揮保險業的作用，擴大保險業服務經濟增長的深度和廣度？這些問題將是促進保險業和經濟社會同步發展的重要議題。

基于上述問題，本文以云南省的保險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為背景，充分研究2003～2013年的相關數據，從理論上論述兩者的相關關系，為云南省保險業的發展提供可行性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基于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的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不斷增多。國外學者對二者的關系做出的研究主要是Outreville（1990），他通過研究55個發展中國家的橫截面數據，說明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與保險市場的發展之間具有正向關系，也就是保險市場的發展可以促進金融的發展。Ward D.L.Zurbruegg（ 2000）分別對OECD的9個成員國的保險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結論為不同國家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不是一塵不變的，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盡相同，一些國家是保險業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而在另外的一些國家的情況則恰恰相反，是經濟的增長促進保險業發展，并且指出，作為歐洲保險業市場規模最大的英國，保險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也不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是在接下來的研究中，Arena（2006）對56個國家在1976～2004年期間的面板數據進行研究和分析，得出國民經濟增長與保險行業的發展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并且兩者協調發展，相互促進、相互影響。

國內學者黃英君、陳曄婷采用自回歸模型（VAR），對1982年～2010年中國的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十分微小的，是經濟增長的需要促進保險規模的擴大，但保險業的運行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邵全權運用計量分析了中國1個省市在1999年～2008年的面板數據，得出結論，在人壽險方面，壽險的發展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這種促進作用正在逐漸降低，在財產保險方面，運用不同的方法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王曉英、彭雪梅利用2000～2009年四川省的相關數據分析了四川省保險業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得出保險業和經濟的增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保險業在規模和速度上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相一致，并且在增速上保險業的發展大于經濟的增長速度。曾素芬（2009）采用面板數據的分析方法，對保險收入和GDP之間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并計算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彈性系數，得出彈系數值介于0.1和0.2之間，也就是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為顯著。

三、保險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析

（一）經濟發展推動保險業增長

保險業的發展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產物，良好的經濟環境是保險業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可以不斷的刺激保險需求的增長。

保險需求并不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是只有當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后才會產生的對風險規避的需求。只有當經濟發展了，社會財富和人均收入增加，當人們的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才可能為已經積累的財富支付保險費，而這部分保險的支出，來源于新增加的收入。同時，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同樣會促進對壽險產品的需要。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在解決了當前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后，人們會考慮人身、養老、醫療等安全需要和對旅游等更高層次的需求所帶來的對保險的保障需求。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企業在考慮經營風險時，會對已有的規模不斷擴大的財產進行投保等都會影響保險業的增長。

（二）保險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的增長

保險業的發展對經濟的增長有促進作用，保險業的發展可以不斷的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保障，也就是保險業對經濟增長有明顯的正外部性，保險可以通過轉移風險、均攤損失、實施補償、抵押貸款等手段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保障，促進經濟的增長。

保險的風險轉移和補償機制可以讓一個風險厭惡型的消費者放心的購買支出較大的商品，如汽車等，這些在保險機制起作用的條件下的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之一。此外，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正外部性還體現在保險業可以減少經濟體內的風險。保險業內逆向選擇的現象普遍存在，病人比正常人、開車不謹慎者比謹慎者更愿意購買保險，這些行為會使保險公司的賠款額增加，自然會使保險公司提高價格，這種價格的提高會倒逼投保人收斂自己的行為，對社會總財富的積累有積極的意義。

四、保險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云南省的實證分析

根據對以前學者關于保險業發展理論的學習，明確衡量保險業發展總體規模的指標主要有保費收入、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三個。保費收入是保險公司為履行保險合同規定的義務而向投保人收取的對價收入，是衡量該地區不同時期保險業發展規模的指標。保險深度=保費收入/同期GDP，該指標反映該地區保險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保險密度=保費收入/同期人口數，反映該地區居民參加保險的程度。這兩個指標之間的關系是：保險深度=保險密度/人均GDP，都反映該地區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和保險業的發展速度，指標值越大，說明保險業的發展規模越大，保險的覆蓋面越大。本文主要采用GDP衡量經濟的增長，采用保險收入、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的發展。本文以2003年～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對云南保險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指標選取

在此，筆者根據之前學者的研究和相關文獻的參考，選取保險密度衡量保險業的發展，以人均GDP衡量經濟的增長，并根據2003～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數據。數據均根據《云南省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整理的得到。為避免時間數列數據之間的異方差，我們對數據取自然對數。在研究保險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采取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相關分析。本文的計量工作是EViews8.0。

（二）實證分析

在利用時間數列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是，要求原始數據是平穩的，否則，所建立的回歸方程是虛假的，所以為了對原始方程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進行驗證，需要對原始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

以y表示人均GDP的自然對數值，x表示保險密度的自然對數值，得到下表：

根據表1，得到的人均GDP的對數值和保險密度的對數值，對二者分別進行ADF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2可以看出，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在1%、5%、10%的顯著水平下，所得到的ADF檢驗值都大于其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因此不能拒絕原假設，即認為人均GDP的對數值、保險密度的對數值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對其進行一階差分，在對其進行ADF檢驗，結果仍然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ADF的檢驗值大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不拒絕原假設，也就是在一階差分的基礎上，人均GDP的對數值、保險密度的對數值仍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再次，對他們進行二階差分，進行ADF檢驗的結果是在1%、5%、10%三個顯著性水平上ADF檢驗值都小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因此，拒絕有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在二階差分的基礎上，序列趨于平穩，人均GDP和保險密度滿足二階單整條件，屬于Ⅰ（2）型經濟變量。

因為人均GDP和保險密度都滿足二階單整Ⅰ（2），所以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通過協整檢驗說明變量之間的實際關系。利用EG兩步法進行檢驗，其基本步驟為：第一，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找出變量之間的系數表表達式，第二，用ADF檢驗來檢驗殘差。

用OLS估計的結果：

由OLS估計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擬合優度良好，繼續對殘差進行ADF檢驗，結果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殘差估計值序列為零階單整，因此，可以判斷協整回歸方程有意義，也就是人均GDP與保險密度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其中一個變量的變化能夠引起另一個變量的變化。

由上述的協整檢驗可以說明變量之間的長期依賴關系，但是沒有說明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需要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此來確定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下面利用EViews8.0中的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人均GDP和保險密度進行因果關系檢驗。

由表4可以看出，在滯后一期的情況下，有92.85%的把握確信人均GDP是保險密度的格蘭杰原因，只有49.26%的把握確信保險密度是人均GDP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可以說明人均GDP是保險密度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存在由經濟增長到保險業發展的單項因果關系，國民經濟的增長有利于保險業的發展。原因在于，經濟的增長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從而增加了對保險產品的需求，因此促進了保險業的發展。但保險業的發展并沒有促進經濟的增長，因為我國保險市場尚未完善，各種政策限制和投資渠道的不完善抑制保險。

五、結論和展望

從上述關于云南省經濟增長和保險業發展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保險密度和人均GDP在長期有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因此需要保證保險業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相互協調，結合保險公司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貢獻，不斷完善與保險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保險產業政策，保險行業法規和行為準則，健全市場機制，從法規建設、財政支持、稅收優惠等方面共同形成對保險公司、保險中介機構和投保人的政策支持，為保險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其次，云南省的人均GDP和保險密度存在一種單項因果關系，即人均GDP的增長促進保險密度的增長，相反地，保險密度的增加沒有很好地促進人均GDP的增長。，因此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證云南省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讓居民獲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保險的保險產品的消費能力，以此來促進保險業的發展。

最后，云南省保險業發展相對緩慢，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保險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有限，究其原因在于云南省保險業起步晚，基礎薄弱，發展水平低，市場尚未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健全，從而抑制保險業的發展。從而保險業需要加大創新力度，形成管理創新、業務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服務創新、人才選撥和培養制度創新等創新局面。在不斷創新的基礎上，還要勇于實踐，不斷開拓和發展保險業發展的新途徑、新模式，不斷增強保險業持續發展的動力。

總之，云南省保險業正處于發展的最好時機，應抓住機遇，完善保險服務，建立成熟的保險市場，擴大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真正發揮保險業服務經濟、服務社會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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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桂榮.上海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1）：53-56.

[4]魏培元.四川保險業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的實證研究[J].經濟體制改革.2008（01）：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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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收項目

1.招收高水平運動員的項目：籃球

2.招收藝術特長生的項目：聲樂（美聲及民族唱法）、器樂、舞蹈（不含霹靂舞、街舞）、戲?。ê鞒郑?。

二、報名條件

（一）特長生必須是參加2012年普通高考的重慶籍應屆高中畢業生；

（二）思想品德優秀，身體健康，學習成績優良；

（三）考生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可以申報：

1.高中階段參加重慶市教委、重慶市體育局聯合舉辦的中學生體育競賽在籃球項目上獲得二級運動員（含）以上稱號并經市教委、市教育考試院統一組織測試認定者（僅主力隊員有申請資格）；

2.參加教育部批準的具有藝術特長生招生資格的高校組織的藝術特長生測試合格，且經教育部“陽光招生”平臺公示者；

3.高中階段參加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主辦的市級學生藝術展演藝術表演類三人（含）以下項目獲二等獎（含）以上，并在“重慶市學校體育衛生藝術國防教育網”公示者；

4.高中階段參加以下科技創新實踐活動并獲得優異成績者：

（1）參加科技創新大賽，獲得科技發明、科技實踐活動和科技論文全國一、二等獎；

（2）獲得中國少年科學院小院士稱號者；

（3）重慶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市長獎獲得者（含提名獎）；

（4）中國青少年機器人競賽國際金、銀獎和全國一等獎獲得者；

（5）全國創新與實踐活動大賽程序設計、機器人比賽全國一等獎獲得者；

（6）全國青少年電腦活動全國一等獎獲得者；

（7）獲得國家發明專利證書者（如果是數人共同作出的發明，僅第一發明人有申請資格）；

（8）在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中個人項目三等（含）以上獎項獲得者。

5.高中階段在出版社出版了專著者；

6.高考單科成績取得全市普通文科類前50名或普通理科類前100名的考生。

三、報名程序

（一）符合報名條件的考生，自本簡章之日起可以登陸“西南政法大學本科招生網”（zs.swupl.edu.cn）進行網上報名（報名系統網址：202.202.80.68/）。

高水平運動員（籃球項目）考生網上報名截止時間為4月16日，藝術特長生及其他項目考生網上報名截止時間為5月31日。

（二）網上報名后，考生應直接提交或以特快專遞郵寄方式提交以下申請材料至我校招生辦公室：

1.中學負責人簽字并加蓋中學公章的《西南政法大學2012年重慶市特長生報名登記表》（必須是通過網上報名系統填寫并打?。┰?；

2.《重慶市2012年“特長生”申報表》原件（可登陸重慶市教育考試院網站cqksy.cn/site/default.html下載）；

3.特長證書及有關獲獎等級證書復印件；

4.身份證、學生證復印件。

上述申請材料請用A4紙裝訂成冊，所寄材料我校一律不退還。

（三）申請材料接收截止時間

1．高水平運動員（籃球項目）考生4月16日前（以郵戳在4月15日前為準）；

2.藝術特長生及其他項目考生6月4日前（以郵戳在6月2日前為準）；

3.材料郵寄地址：

重慶市渝北區寶圣路西南政法大學招生辦公室

郵編：401120

請在信封正面醒目位置注明“特長生報名材料”字樣

四、資格初審

我校對特長生報名材料進行初審，初審合格的考生須參加我校組織的測試和認定。但我校進行的測試和認定的成績不能代替重慶市統一組織的測試成績，擬報我校特長生的考生須根據重慶市的相關規定，參加統一測試和認定，并且測試認定成績合格。

準予參加我校測試認定的考生名單將于測試前三天在網上報名系統（202.202.80.68/）“報名進度”中通知（不另行通知），考生務必及時查看。

五、準考證領取和測試

（一）準考證領取

1.高水平運動員（籃球項目）

（1）時間：4月21日上午10：00—11:00

（2）地點：渝北校區集美樓

2.藝術特長生及其他項目

（1）時間：

聲樂、舞蹈、戲?。ê鞒郑┘捌渌椖?6月11日上午8:30—9:00

器樂：6月11日下午13:30—14:00

（2）地點：渝北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準考證領取時須出示身份證、學生證、有關獲獎的等級證書、特長證書等原件。

（二）籃球高水運動員專項測試

1.時間：4月21日下午13：30—17：00

2.地點：渝北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二樓

（三）藝術特長生及其他項目專項測試

1.時間：6月11日

上午8：30—12：00聲樂、舞蹈、戲?。ê鞒郑┘捌渌椖?/p>

下午14：00—17：30器樂

2.地點：渝北校區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六、組織機構和錄取辦法

（一）學校招生委員會負責研究、決定特長生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項。

（二）學校成立專家評審組，負責特長生的測試和認定工作。校紀檢監察、團委、體育部、學生處等部門負責特長生的資格審核、測試組織和監督等具體工作，并在專家測試意見基礎上研究提出初步建議選拔名單；

（三）學校在初步擬選拔名單基礎上，根據報名考生的專業考核成績，結合學校校園藝術體育人才梯隊建設的需要，研究決定最終選拔名單。學校招辦負責對擬錄考生在學校校園網進行公示，公示結束后報市招辦審核并由市招辦集中公示；

（四）我校擬錄的特長生在填報高考志愿時，必須第一志愿（如是平行志愿則為平行第一志愿）填報西南政法大學，具體錄取辦法按照渝教招考〔2010〕15號文件規定執行。

七、其他

（一）被我校錄取的藝術特長生進校后進入學校學生藝術團，必須服從藝術團的管理，參加藝術團的日常訓練和演出；被我校錄取的高水平運動員進校后，必須服從體育部相應的訓練和管理。

（二）我校未委托任何機構或個人代辦招生事宜，特長生報考事宜請直接與我校招辦聯系：

聯系電話：023-67258088

聯系人：吉老師

聯系地址：重慶市渝北區西南政法大學集美樓三樓

學生處招生辦公室

郵政編碼：401120

電子郵箱：xsczsb@supsl.cn

篇5

>> 論未成年人犯罪刑罰適用的若干問題 未成年人“附條件不”制度若干適用問題探討 擴大未成年人適用取保候審問題的若干思考 未成年人作證的若干問題研究 未成年人案件審查工作的若干問題及對策 未成年人取保候審適用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 未成年人的情感教育探討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若干問題研究 未成年人適用保安處分概述 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責任若干問題探討 未成年人房屋登記法律問題的探討 關于未成年人盜竊犯罪問題的探討 未成年人品格證據若干問題初探 公訴環節保護未成年人權利若干問題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若干問題研究 未成年人取保候審適用問題研究 未成年人尋釁滋事罪法律適用問題探析 俞某搶劫案：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的刑事和解適用問題 正確適用刑罰教育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 試論未成年人法律適用中的沖突與解決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11]顧小瓊.發展片困頓：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制度的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2010.

[12]邱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審查逮捕初探[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1.

[13]鄧君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論綱[J].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4）.

[14]吳延松.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特別程序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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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顧文.對未成年人輕罪記錄消滅的思考和制度設計[J].中國檢察官，2009（10）.

[17]易延友.刑事強制措施體系及其完善[J].法學研究，2012（3）.

篇6

關鍵詞：法學教育；司法考試；本科教育；課堂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17

2002年3月，我國實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統一司法考試自誕生之日起就被學者們普遍看好，認為它是溝通法律人才培養和法律人才篩選的一座橋梁；它不僅有利于我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形成，還會對我國法學教育改革和發展方向起到引領作用［1］。同時，學者們也普遍認為，司法考試會對我國的法學教育產生負面影響。司法考試會使法學教育走上“應試教育”的歧途，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會產生消極影響［2］。作為大學法學教育的最終落實者，司法考試制度對課堂教學的沖擊，筆者深有體會。大學的法學教育和課堂教學，到底是應該繼續堅持通識教育，還是應該改變現狀，響應法律職業化、專業化所鼓吹的職業教育？ 對此，筆者認為，在司法考試制度的沖擊下，大學教育和課堂教學應當繼續堅持理論教學模式；同時，還應當不斷調整司法考試的內容和模式，進一步推動大學法學理論基礎的教育。

一、司法考試已經成為法學本科教育的“指揮棒”——一個實證考察

2008年6月6日，司法部公布了司法考試的相關事宜，其中就規定，普通高校的應屆本科畢業生可以報名參加司法考試。這是國家統一司法考試首次向在校本科生開放，這一舉措的積極意義十分顯著：一方面，在金融危機的時代背景下，它緩解了應屆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在“就業難”的社會背景下，它又像一支“強心劑”進一步調動了法科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現在，司法考試“一本通”已經成為課堂教學的輔助教材，甚至有學生直接要求老師在課堂教學中加入司法考試的內容。司法考試對課堂教學的影響已經從幕后走向了臺前。

最近，筆者對西南政法大學2008級民商法和經濟法兩個班的101名同學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的主題是“司法考試對課堂教學的影響”。調查的內容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在國家允許在校法科應屆畢業生參加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之后，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對通過司法考試的心理狀態如何。“在大學四年，你是否渴望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在這一問題的選項中，72.27％的學生認為通過司法考試是大學四年規劃的重要目標；只有26.73％的學生抱有一定的僥幸心理，認為大學四年最好能夠通過司法考試?？梢?，通過司法考試已經成為法科學生四年追求的第二大目標（第一大目標為順利畢業）。

第二，為什么法科學生在四年大學生活中急切地渴望通過國家司法考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生規劃。“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在你的人生規劃中處在什么位置？”對這一問題，有66.34％的學生認為，通過司法考試是人生規劃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因為將來要從事司法方面的工作。畢業之后可能并不從事司法方面工作的學生占28.71％，因此，他們認為，是否通過司法考試只是大學四年的目標，不屬于人生規劃。

第三，在課堂教學中是否應當加入司法考試的內容？對此，有63.37％的學生認為十分必要。這樣做可以現學現用，增加學生對司法考試試題的認知程度。當然，也有30.69％的學生認為，在課堂教學中講解司法考試的內容，對司法考試可能有一定的幫助，但沒有想象中的大；甚至有學生認為，司法考試的內容不應該在課堂上講，可以課后自學。總體上看，絕大多數學生對老師在課堂教學中講解司法考試的內容并不排斥。

基于這種新的需求，作為本科教育的實施者，筆者在課堂教學中已經開始講授司法考試的相關內容。初步作法是：將司法考試刑事訴訟法的歷年真題，根據內容分配到講義中；在授課中，當講到司法考試曾經考過的知識點時，有針對性地對司法考試的真題進行講解。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在初次接受知識點時，就能切身感受到司法考試的內容、考察的模式、出題的技巧、出題的方向等方面的內容。這樣有助于培養他們按照“司法考試的思維模式”來思考、記憶知識點。

綜上可見，通過學生的需求來指揮教師的教學活動，進而指引課堂教學的內容，是司法考試實現其“指揮棒”功能的主要途徑。

篇7

1、周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著名學者、作家、哲學研究者，是中國研究哲學家尼采的著名學者之一。1945年生于上海，196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81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1984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在職讀博士研究生課程，畢業后獲哲學博士學位。2009年受聘為西南政法大學兼職教授。

2、著有：《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尼采與形而上學》，散文集《守望的距離》《各自的朝圣路》《安靜》《善良豐富高貴》，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偶爾遠行》《寶貝，寶貝》，隨感集《人與永恒》《風中的紙屑》《碎句與短章》，詩集《憂傷的》，以及《人生哲思錄》《周國平人文講演錄》等，譯有《尼采美學文選》《尼采詩集》《偶像的黃昏》等。

（來源：文章屋網 ）

篇8

[關鍵詞]普通高校 公安教育 公安教育改革

上海公安專科學校在2003年停止了學歷教育，改為第二學歷教育與在職民警培訓。2007年3月，北京警察學院也了停止學歷教育的通告。上海與北京公安院校進行的試點改革，其實是向外界傳遞著改革的信息。而2008年關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與中國刑警學院停止招生的消息更是在公安教育界引起激烈討論，公安教育體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改革中，普通高校公安教育如何定位并不為決策部門及學界關注，希望本文能引起大家對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的關切。

（一）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的興起

普通高校公安教育歷史悠久，早在1979年，西南政法大學成立了刑事偵查學院，同年設立的偵查學專業是教育部批準建立的我國第一個偵查學本科專業。在中國高等教育飛速發展的推動下，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發展至今，規模逐漸擴大。據統計，開辦公安學類專業的普通高校達九所之多，如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甘肅政法學院、石家莊鐵道學院、黑龍江大學、廣東商學院等。雖同為公安教育，但各院校在辦學稱謂上并不相同，發展軌跡各有特點。

如上所述，西南政法大學公安教育的辦學主體稱謂為刑事偵查學院，開設有刑事科學技術、治安學、偵查學三個專業，辦學歷史悠久，辦學規模較大。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公安教育辦學主體稱謂為公安學院，為教育部直屬院校中唯一的公安學院，開設偵查學、治安學、邊防管理三個專業。辦學歷史可追溯至1995年的公安與行政法系，辦學規模較大。西北政法大學公安學院成立于2000年，同年治安學、偵察學專業開始招生，2002年增設邊防管理專業。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是華東政法大學的華東地區高校中歷史最悠久的公安類專業本科教學機構，現設有偵查學、治安學、邊防管理三個本科專業，偵查學專業設有經濟偵查和刑事偵查兩個方向。

甘肅政法學院公安系成立于1989年，1996年經公安部同意，并經甘肅省政府批準正式成立公安分院。開設有偵查學、治安學、邊防管理、刑事科學技術等專業，辦學歷史較長，辦學規模大。石家莊鐵道學院公安學教育以鐵路公安為專業特色。新近開設公安學類專業的黑龍江大學與廣東商學院只在法學院設有治安學專業，無專門二級公安教育主體。

普通高校公安教育整體上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與體制內院校相比，普通公安院校的公安教育多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發展歷史較短。但在其建設步入正軌后發展迅速，從開設公安學類專業的院校來看，從開始的以政法院校為主，到現在的一般性院校，總規模達9所院校。在專業建設上，普通高校的公安教育逐漸建立了完善的專業體系，有四所院校開設了偵查學、治安學與邊防管理專業，公安學類專業齊全。在人才培養上，大部分院校均開始了研究生教育。在校學生的規模上逐漸擴大，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就讀公安學類專業的普通高校在校生達5500人之多。

（二）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的比較優勢

普通高校公安教育迅速發展，不僅得力于中國高等教育的飛躍，還與其自身的優勢有密切關系。與體制內院校相

比，普通高校公安教育在若干方面存在較為明顯的優勢，這是普通高校公安教育能在體制外得以生存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其在以后公安教育改革發展中能夠占有一席之地的決定性因素。

從學生素質來看，普通高校占有較為明顯的優勢。良好的生源是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生源上，體制內院校，除公安部部屬院校外，多為第二批本科或者?？?。而普通高校特別是政法院校，因其長期形成的品牌效應，其錄取的學生多高過重點線，這決定了體制內院校的學生在文化素質上無法與普通高校的公安專業學生抗衡。在生源的省籍分布上，普通高校公安學類專業多從全國招生，而體制內院校多在省內招生，普通高校在人才的選拔上范圍更大，可選擇性強。因此，在學生素質方面，普通高校占有較明顯的優勢。

從校園人文環境來看，普通高校素來秉承自由開放的辦學理念，注重對學生個性的尊重，注意學生的全面發展。在此人文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個性較為鮮明，思維活躍，知識全面，發展后勁足。而在體制內的高校中，由于持有公安教育特殊性的理念，過于夸大警察教育的特殊性而忽略了作為普通教育的一般性。公安教育在追求體現職能特性的專業技能教育的同時，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養和人文知識的傳授。因此培養出的學生組織紀律性強，但思維不夠活躍，知識寬度不夠。從現代公安工作對人才需求來看，過去的警察靠徽章、警棍和手槍執法，而今天的警察還“必須是兼職律師，科學家、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并且永遠是“英雄”。因此，普通高校的人文環境更利于現代化警務人才的培養。

從師資隊伍來看，相較于體制內院校，普通高?；谄渥陨淼膬瀯?，更容易吸引高水平的人才投入到公安教育中來，也利于人才流動。此外，普通高校從事公安教育的教師學科背景多樣，這為警察科學研究，特別是邊緣學科與交叉學科的研究提供了人才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體制內院校的教師同樣學科背景多樣化，但由于校內缺乏多元的學科以及學科融通的機制，因此，這一優勢并不能充分發揮出來。 　總之，普通高校在公安教育方面相較體制內院校存在若干優勢，這些優勢是體制內院校很難通過自身改革而獲得的。這要求新一輪的公安教育體制改革必須將普通高校的公安教育作為整體公安教育改革的一個戰略性因素予以通盤考慮，合理地布局公安教育資源，而不是只在體制內動手術。

（三）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發展的走向

討論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發展向何處去，就不能不關注體制內公安教育改革的動向。由于目前公安部對公安教育體制改革的模式以及改革的確切時間并未表態，因此我們這里只能在可能采取的改革模式下探討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的定位問題。

從目前公安教育改革的走向來看，欲借鑒美國模式。第一，保留現有的招生規模，具備本科學歷的社會人士或應屆畢業生才有資格報名、報考入學，進行兩年公安專業的培訓，獲取公安學學位，這也就是所謂的雙學位教育。第二，“入學即入警”，根據各地的警力情況招生，入學時就成為了警察，然后進行專業培訓。這兩種方案雖有差異，但也有共同點，即取消了體制內院校的公安學歷教育。這意味著普通高校的公安教育將舉步維艱，甚至失去生存空間。在第一種模式下，由于入警須具有公安第二學位，基于利益權衡，高中畢業生將不會選擇公安類專業作為自己的第一專業，否則將來從警時會重復學習。相對比而言，選擇其他專業則更為明智。一方面將來從警時，就讀其他專業不影響從警，而且可以多掌握一門知識；另一方面，將來不欲從警時，還多了就業的選擇。在此情況下，雖然公安部門無權取消普通高校的公安學歷教育權，但普通高校的公安教育仍會因為失去生源而面臨倒閉。在第二種模式下，體制內院校重新壟斷了公安教育，“按需招生，統招統配”，體制外的畢業生無從入警，普通高校的公安教育自然無生存空間。但這種模式操作性不強，很難規避《公務員法》。并且從上海、北京的警校改革來看，采取第一種模式的可能性比較大。

那么在第一種模式下，普通高校的教育還有無回旋的余地呢？普通高校要吸引畢業生報考，必須要解決上面談到的重復學習的問題。這就要求普通高校要修訂現有的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使其與公安雙學位的教育內容相區隔。這樣不僅能避免學生重復學習，還可以增強其入警時的競爭力，進而可以增強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的吸引力。當然這不能作為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發展的長遠之計。如果我們僅把思維停留以美國體制內警察教育為模版的中國體制內公安教育改革，那就無從獲得更好的解決方法。

事實上，美國并非沒有警察學歷教育。警察的學歷教育在英美等國家已經長期存在。20 世紀40年代起，美國各大學紛紛設立警政系或治安系。目前在美國，已有近 700 多所大學開設了執 法、司法和警察專業方向的課程，并授予警政學、犯罪學的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警察學歷教育模式和警察學歷教育。而在英國，警察學歷相近專業的學位取得渠道為普通綜合性大學的相關專業及警察學研究所。因此，決策部門在引進美國體制內警察教育模式的同時，必須考慮普通高校公安教育的定位問題，而我國普通公安高等院校也應已美國大學警察學歷教育為榜樣，積極調整自身。換句話說，我國體制內警察教育與國際接軌的同時，普通高校的公安教育也應完成相應轉變。

當然，取消公安學歷教育是否會最終定案目前還不確定，反對取消學歷教育的聲音也非常多。如有學者擔心警察綜合素質會下滑，有學者認為不利于警察意識培養，不能兼顧地區差異。還有學者認為取消學歷教育將無法滿足警察隊伍需要。我們認為，取消公安學歷教育，提高從警門檻，會象司法考試制度實施以后產生的“法官荒”一樣產生“警察荒”。另外，警校畢業生難就業不應成為改革的重要原因，其他專業也存在同樣的狀況，這是個社會問題。由此看來，取消學歷教育一時難以定局。在一段時間內，普通高校公安教育將與體制內公安教育仍將以現在方式并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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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慶功，徐仲成，李亦農.中國警察高等教育向何處去[J].江蘇警察警官學院學報，2007，(3).

篇9

傷人罪不大,畏縮埋禍根

今年45歲的程俊是湖南省常德市人,1983年高中畢業后應征入伍,1989年退伍回到家鄉在城區派出所當民警。1994年,程俊通過考試,被重慶西南政法大學民法專業錄取為本科生。4年后,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湖北省某棉紡織廠保衛處工作。軍人出身、法學本科畢業的他很快被提拔為保衛處處長。

2005年初秋的一天,程俊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到車間巡邏,偶然發現幾名工人神色詭異地四散而去,其中一個叫盧飛的工人還慌慌張張往垃圾筒里扔了一個東西……車間內彌漫著嗆人的煙草味。程俊急忙跑過去查看。果然,垃圾箱內有一個煙頭正冒著火星。

棉紡織廠對安全生產工作一向抓得很嚴,廠區內是絕對禁止吸煙的,何況又是在車間里!程俊把煙頭踩滅,非常嚴肅地問盧飛:“這煙是你抽的嗎?”盧飛嬉皮笑臉地回答:“是的。”程俊曾已多次被廠領導批評監管不力,現在看到盧飛滿不在乎的樣子,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他按章辦事:“工廠里禁止吸煙,你不知道嗎?”可盧飛輕描淡寫地回答:“知道!我抽煙很小心的,這不沒燒著什么東西嗎?”程俊認為,車間抽煙違紀的事小,盧飛的態度問題更為突出了。程俊遂決定將他帶到保衛處嚴肅處理。

豈料,盧飛來到保衛處突然不再認賬,他蹺著二郎腿,神色傲慢地問:“你們看到我抽煙了嗎?憑什么要罰款、寫檢查?”見此情景,程俊再也無法控制此時住情緒,他吼道:“剛才不是你自己承認抽煙了嗎?”盧飛也叫囂起來:“保衛處的同志別冤枉好人!再不讓我走,我可要告你們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程俊已被徹底激怒。如果大家以后都像盧飛這樣,自己的工作將如何開展?他大喊一聲:“告我們?這個無賴真是欠揍!給他點顏色看看!”話音剛落,一名同樣失去理智的保衛人員隨即沖了上去,對著盧飛一陣拳腳相加。程俊和其他五名保衛人員的怨氣這才得到發泄。

兩個多小時后,盧飛終于被放出來。此時,他的臉、手、背等多處已被那名保衛人員打傷。出了保衛處,盧飛馬上趕到醫院做了體檢和鑒定。盡管沒有太大的危險,但已經構成了輕傷。不久后,盧飛滿懷對程俊的憤恨,把醫院的檢查結果等證明材料拿到當地派出所去報了案,說程俊等人,毆打并拘禁自己兩個多小時。

警方很快立案調查此事,程俊等人被依法傳訊。由于案情并不復雜,案件也并不算大,所以警方當時只拘留了毆打盧飛的保衛人員,其他人被取保候審。

然而,程俊從派出所出來后,卻越想越恐慌。他知道,自己身為處長,指使保衛人員毆打并非法拘禁工人構成輕傷,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依法應該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懊悔沒有任何作用,眼前,程俊必須拿出勇氣來面對自己的過失,承擔應有的責任。但遺憾的是,經過反復思量,懦弱的他最終作了逃避的決定。打定主意后,程俊第二天夜里就帶著妻兒乘火車來到重慶。

程俊暫時躲過了警方的追捕,但他的出逃并沒有影響到案件的審理工作。半年后,毆打盧飛的那名保衛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程俊因為負案在逃也被襄樊警方上網通緝了。

案件判決以后,程俊如釋重負,認為提心吊膽的日子徹底結束了。隨著時間的流逝,涉案的污點也漸漸模糊在了他和妻子的記憶里。夫妻倆又重新踏入社會,四處找起工作。

拼搏成名流,僥幸竟能安

程俊上大學時讀的是法律專業,在棉紡織廠擔任保衛處長時還考取了律師資格證書,兼職做過律師,過不少的案件。于是,他找到一位在重慶開律師事務所的同學請求幫忙。這位同學的律師事務所剛開不久,本來就差人手,所以沒有多問,便爽快地聘用了程俊。

程俊雖然用自己的血汗贏得了同學的信任和同事們的稱贊,但他的身份還是難免會遇到一些尷尬。一次,他和同事一起到忠縣取證,當他們忙完后,已是夜里九點了,同事就提議到賓館住一夜再回重慶。程俊非常擔心賓館人員檢查身份證而露出馬腳。在登記時,程俊用顫抖的手在公文包里翻來翻去,最后臉色蒼白地對同事說:“我……我忘帶身份證了,就用你的身份證登記吧!”但那一夜,程俊睡得一點都不踏實。

為排遣心頭時常泛起的不安,填充工作所需的知識,進取心極強的程俊又決定報考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長期的律師工作經驗使他心存僥幸,認為警方的資料未必會傳到大學里。果然,程俊用自己的身份證順利報考了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生,并于2007年被錄取。此時,妻子羅娜也成功考取了博士。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程俊徹底淡忘了在襄樊發生的一切,他的人生也迎來了另一個輝煌。

2007年年初,程俊在辦理一件案子時,偶然遇到大學期間的一位好友姚塵。這么多年過去了,姚塵已是重慶市鑫偉房地產公司總經理,投資開發了多個房地產項目,在重慶小有名氣。程俊感慨極了,因為當初的一時沖動,自己至今還流浪異鄉街頭,心里說不出是個什么滋味。見程俊傷感,慚愧的模樣,姚塵拍著程俊的肩膀,笑道:“當初你可是我們班的才子啊!有機會,咱哥倆一起合作!”

自從和程俊見面后,姚塵心里也掛念著程俊,想幫老同學一把。剛好,他在重慶江北有個房地產項目就要開工,需要一個值得信任、又有才能的人負責。于是姚塵就聯系上程俊,請他先做江北房地產項目的法律顧問,慢慢了解房地產業行業后,也進軍房地產。正躊躇滿志的程俊不勝感激,馬上加盟了姚塵的鑫偉房地產公司。

程俊萬分珍惜這個機會,工作起來不遺余力,很快就成了姚塵最得力的助手。2008年,姚塵決定把江北房地產項目10%的股分送給程俊。此后,程俊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江北房地產的開發項目上。

在姚塵的帶領下,程俊開始嶄露頭角。僅2008年,他就在公司領取了180多萬元的報酬。隨后,程俊又跟著姚塵開發在沙坪壩的房地產項目。姚塵的事業越做越大,有很多媒體記者采訪,而每次姚塵都把程俊叫上,說讓他也露露臉,對以后的事業有幫助。此時的程俊才隱隱約約有點擔心,他怕照片刊登后被警方發現,于是,每次都以自己不適合上鏡為理由拒絕記者拍照。

這年底,程俊被升任為公司副總,負責公司的項目開發并擔任公司法律顧問。此時的他也成了公司里的大股東,個人資產已達近千萬元。

程俊埋頭工作,待人誠懇熱情。熟悉他的人都說,他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更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學者。

2009年,程俊在西南政法大學讀的法學研究生畢業。他寫的畢業論文引起了國際法學界的關注,新加坡一所大學隨即向程俊發出邀請函,邀請他前往新加坡講學,并擔任法學客座教授。當收到邀請函時,程俊的眼圈里禁不住地潮濕……

春風得意時,鋃鐺落法網

2010年元旦,程俊放下手頭的工作,著手打理起前往新加坡講學的事宜。那天,一家三口歡聲笑語。

1月24日,程俊特意叫妻子陪著他到重慶解放碑太平洋百貨去購買一套高檔西服,準備到新加坡訪問、講學時穿。

第二天一早,程俊興高采烈地來到重慶市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出國護照。程俊把身份證遞給出入境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讓他在隔壁的照相館照張登記照片,程俊想也沒想,趕緊到照相館照相。

程俊怎么也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再次來到出入境辦理處時,突然一副錚亮的手銬銬在了他的手上。程俊莫名其妙地問:“怎么回事?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工作人員嚴肅地說:“你涉嫌傷害和非法拘禁,已經是網上在逃犯罪嫌疑人!”程俊這才突然想起自己五年前的那個污點!

他低下頭來,神情黯然,喃喃道:“我自己都忘記了。”

原來,程俊去照相的時候,工作人員把程俊的身份證號碼輸入電腦后,發現該身份證的主人是湖北警方通緝的逃犯!于是,他們立即聯系了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并當場將程俊抓獲。

消息傳出,鑫偉房地產公司上上下下頓時炸開鍋:“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搞錯了!咱們要盡快想辦法幫助程總呀!”只有總經理姚塵始終不動聲色,他自有他的道理:“程俊是個法學碩士,絕對不會做這種愚蠢的事。既然搞錯了,就叫他自己解決吧!別忘了,他而今可是咱們重慶大名鼎鼎的律師,曾經過那么多大案子?！?/p>

隨后,程俊被襄樊警方押解回去,接受審訊。直到此時,姚塵才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他匆忙趕到沙坪壩區公安分局為程俊送行。

民警也深深為程俊感到惋惜。他們解釋說:就具體案情來看,如果程俊當初的認罪態度較好,又能積極賠償受害人,依據法律很可能是判處一年有期徒刑,緩期一年執行。可他潛逃5年不當緊,性質就惡劣了,最高刑期有可能達到3年。

篇10

關鍵詞：訴訟時效；訴訟擔當；司法審查

1 存在問題

1.1 法律規定沖突，難以把握

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涉及公訴轉自訴制度的法條主要是第176條和第204條第3項，其中根據176條的規定，被害人對于一切公訴案件，只要不服人民檢察院的不決定，都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訟，該條強調的必須是有被害人的案件，對案件的具體性質則在所不問。而在第204條第3項規定必須是侵犯被害人人身、財產權利的案件，不包括侵犯公民民利的其他權利的刑事案件。在刑事訴訟法的《最高法司法解釋》第1條中，仍然只將案件范圍限定在了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這兩種權利之中。它們所確立的案件范圍卻有很大差異，后者規定的案件范圍明顯縮小，這就會在司法實踐中產生法律規定適用的分歧。讓不必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讓檢察機關的不決定喪失了其應有的過濾案件，節約司法資源的效能，影響訴訟效率價值的實現。

1.2 未規定訴訟時效問題

現行刑事訴訟法并未對公訴轉自訴案件規定訴訟時效，相關的司法解釋也未涉及。依照《刑法》第88條：“被害人在追訴期限內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睆姆l來看，自訴案件的訴訟時效似乎是不受限制的。但未明確此類案件的訴訟時效，將使犯罪嫌疑人長期陷于隨時被追訴的可能之中，給其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不利于維護嫌疑人的合法權利。再者，根據自然規律可知，案件中的大量證據諸如人證、物證等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滅世，致使案件事實難以查明，無法保證公正審判，也不利于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對公訴轉自訴制度應規定其訴訟期限，以對被害人自訴權的及時行使予以引導和約束。[1]

1.3 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可能會忽視被害人的利益

公訴轉自訴案件，被害人向法院需出具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法律文書，被害人要求獲得法律文書時，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受限于績效考核等制度束縛，可能采取口頭答復的方式告知。此時，被害人無法提供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法律文書，法院無法立案，被害人權利得不到保障。[2]

2 理論觀點

有觀點主張廢除公訴轉自訴制度，立法者設立“公訴轉自訴”制度的初衷是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狀告無門的問題，監督公安、檢察機關，為被害人提供一種救濟途徑。但增加此類案件并未起到設想的效果，卻給訴訟理論和司法實踐帶來一些弊端。[3]有學者認為雖然需要救濟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但不能試圖賦予被害人自訴權來監督、制約公安、檢察機關處理案件的權力。[4]此類案件本為公訴案件，追究犯罪是專門機關的任務，不能讓被害人承擔專門機關不決定的后果。被害人法律知識欠缺，無調查取證能力，證明能力不足，讓其承擔本應由國家機關承擔的責任是不合理的，不如將其廢除。[5]還有支持廢除的觀點認為，公訴轉自訴制度損害公訴制度和公訴權，現代國家追訴的方式是公訴為主導，自訴案件只適用一小部分案件。犯罪行為必須由專門機關代表國家提訟。而不能由被害人根據自己意志行使“處分權”，更不能將個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否則容易引起對檢察機關公訴權的質疑，也損害了檢察機關不決定的穩定性和終止訴訟的權威性。[6]

也有觀點認為保留公訴轉自訴制度更加適宜。[7]主要理由有：一是與我國加強人權保護的刑事訴訟目的相適應，有利于保障人權；二是制約檢察機關裁量權的缺陷，是可以通過賦予被害人救濟權利來補救的，訴訟時效、舉證能力等方面的漏洞也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來彌補；三是公訴轉自訴在我國還是有一定效果的，若貿然改革，必將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資源，保留此制度更加經濟。筆者也贊成保留公訴轉自訴制度，其現存的缺憾都可以在自身范圍內通過其他方式進行補救。

3 完善措施

對公訴轉自訴制度重構的討論也比較激烈，下文將介紹幾種理論界設想的完善措施。

3.1 補充規定公訴轉自訴的訴訟時效

追訴期限的不確定使被告人長期處于可能隨時被追訴的狀態，承受非常大的精神和社會壓力，不利于家庭穩定和社會秩序，因此，應設置明確的訴訟時效，既有助于及時查明案件事實，也能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法律應規定，被害人自收到公訴機關不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提起自訴，逾期不的，法院不予受理。

3.2 規定追訴機關移送證據材料義務和協助自訴義務

被害人不具有專門的調查取證能力，加之自身認識能力和法律意識的淡薄，舉證能力受到限制，若公安、檢察機關將自己獲取的有利于查明事實的證據移送法庭將減輕被害人的證明壓力，有助于法院早日審結案件。另外，規定自訴人在審理程序中無法收集、保全證據和法律制度的困惑，檢察機關代為應協助其收集證據，并提供法律咨詢。[8]

3.3 建立檢察機關自訴擔當制度

在法庭辯論終結前，自訴人因死亡、喪失行為能力，又沒有法定人、近親屬承受訴訟，或者尚未確定法定人、近親屬承受訴訟時，[9]由檢察機關代替自訴人進行訴訟。此時，檢察機關只是代替被害人行使控訴權利，并不是自訴人，案件也還是自訴案件，待重新確定有權利自訴人或者承繼人時，檢察機關則退出自訴。建議我國在自訴制度中增添自訴擔當制度，并對檢察機關擔當自訴的法定情形、法官的通知義務、檢察官的職能、訴訟終結的原因等內容作出明確的規定。[10]

3.4 建立被害人司法審查制度

收到追訴機關作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責任的決定之后，如果確有證據證明該決定時錯誤的，有權向法院申請司法審查。[11]法院可以要求追訴機關移送已掌握的證據，結合被害人的證據審查，經人民法院審查，確實錯誤的的，做出繼續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決定，交由公安機關或人民檢察院執行；申請沒有根據的，裁定駁回。

參考文獻

[1]郭旭：《公訴轉自訴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4月，第24頁。

[2]朱超：《刑事自訴制度研究》，云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5月，第24頁。

[3]譚世貴：《刑事訴訟原理與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頁。

[4]徐靜村等：《中國刑事訴訟法（第二修正案）學者擬制稿及立法理由》，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頁。

[5]肖剛：《現行刑事自訴案件范圍質疑與完善》，載《黑龍江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第98―99頁。

[6]龍宗智、左衛民：《法理與操作――刑事制度評述》，載《現代法學》，1997年第4期，第17―24頁。

[7]郭旭：《公訴轉自訴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4月，第26―28頁。

[8]童曄：《我國刑事自訴制度的完善》，遼寧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5月，第34頁。

[9]卞建林：《論國家對自訴的規制和干預》，載于《政法論壇》，1993 年第 3 期。

[10]劉鋒：《論我國刑事自訴制度的完善―以比較的方法和實證的方法》，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3月，第37頁。

[11]苗琳：《刑事自訴制度的改革研究》，西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4月，第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