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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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審計監督；環保審計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5-0079-02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宏觀調控

宏觀經濟調控的實施手段則主要是經濟手段，因此具有非強制性。宏觀經濟調控是通過政府參與市場（充當“運動員”的角色），通過對市場的調節，改變市場信號，從而使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發生變化，從而使經濟總量發生變化，來矯正宏觀經濟失衡，維持宏觀經濟平衡的。經濟手段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這些政策的運用，會對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外匯市場等市場的供求產生影響，繼而會對市場價格產生影響，從而使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發生變化，從而促使其調整其行為，最終重新恢復市場平衡。在市場經濟中，除非是在戰爭時期，政府是沒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來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因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來進行宏觀經濟調控從根本上是與市場機制相排斥的，這樣做的結果是政府對市場的替代，從而也就必然導致市場優長的喪失，造成社會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樣需要說明的是，撇開特殊的戰爭背景，宏觀經濟調控目標的實現有的時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嚴重的通貨膨脹條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長的收入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但這類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應該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這類手段，也必須獲得政府立法機構的授權。中國經濟不管是在全球范圍還是從自身發展進程角度，其長期發展潛力和前景確實值得我們充滿信心。從全球范圍來說，中國經濟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有新的經濟增長點，制度改革進一步提高生產力的潛力較大，工業化、城市化擴展空間也很大。同時，中國經濟已經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和體制條件，具備實現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空間。從自身發展進程來說，中國經濟尚處于起飛階段，進一步發展空間巨大，而且中國經濟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市場規模，這樣的市場規模將為中國技術持續創新與發展提供基石和可能，以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在前現代社會，市場規模作為技術發展的關鍵因素使中國經濟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雖然在工業革命之后，數學模型以及可控試驗等科學技術的出現使規模在技術進步中的優勢消失；但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今天，技術進步與技術的應用必須以需求為支撐，隨著技術應用中累計規模效應逐步被即時規模效應所取代，市場規模的大小正成為新技術需求大小的關鍵因素，市場規模又將成為未來技術進步的關鍵因素甚至是決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管是外部環境比較還是自身條件分析，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前景是非常樂觀的，但要想將潛在的優勢和潛力轉化為現實優勢與能力，特別是在當前國內外條件下，阻礙因素也非常多。

二、審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中的地位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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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考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流動兒童角色認同的關系，探討社會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整群隨機取樣法對重慶市6所中小學的547名學生進行調查，并采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和城市人角色認同問卷測查。分析認為：流動兒童與城市兒童的城市人角色認同不存在顯著差異；不論是流動兒童還是城市兒童，社會支持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城市人角色認同之間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流動兒童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城市人角色認同直接相關，并通過社會支持間接與城市人角色認同相關。

關鍵詞：流動兒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社會支持；城市人角色認同

中圖分類號：B84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16248(2012)010052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流動從“單身式”或“夫妻式”向“家庭式”轉變，大量兒童隨父母從農村進入城市，在城市讀書學習，成為城市里的流動兒童。1998年，由教育部和公安部聯合頒布的《流動兒童青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指出，流動兒童是指6~14歲（或7~15歲）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暫時居住半年以上的兒童（少年）。據《人民日報》報道，全國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將近2億，他們背后是多達1 400萬的隨遷子女［1］。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流動人口的規?？赡軙掷m增大，大多數流動兒童最終會留在城市。這些兒童對城市人這種身份所具有的認識和情感體驗，不僅影響其自身的城市適應能力，更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持久和深入發展。而以往的研究側重考察了流動兒童對自己在所流入城市中所處的位置、群體的歸屬，即身份認同［2］,并以身份認同作為分類變量考察了流動兒童的心理和行為特點。顯然，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深入，城市人角色內涵的不斷演變，決定了對流動兒童的城市適應研究不應該只停留在考察流動兒童在城市中所處的位置及其心理和行為特點等方面，而應進一步深入探討流動兒童對新的城市人角色認同的微觀心理歷程，也就是流動兒童在與城市的生活互動中構建城市人角色并在情感與行為上與之趨同的過程［3］，即城市人角色認同。城市人角色認同是一種重要的心理功能，能拓寬一個人的社會關系，為個體人際交往發揮積極作用，是新環境適應的一個重要因素。

多種內外因素影響著城市人角色認同，其中主要有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師生關系［4］、同伴關系［5］、社會支持［6］和自我概念［7］，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支持尤其引起關注。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家庭成員的影響很大，不僅可以通過經濟條件限制家庭成員的發展，而且可能影響家庭成員的心理健康。Anthony等指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諸如傷害父母、社區暴力之類的許多危險因素有關［8］。申繼亮等也指出流動兒童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一般較低，在城市中的居住條件差，不良的生活條件使流動兒童深刻感受到出生地和大城市的懸殊差距,切身體驗到父母處于城市邊緣的弱勢地位,這會導致他們的角色認同產生危機［9］。

社會支持對城市人角色認同也具有直接的作用，并會受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一般而言,社會支持是人們從他們的社會網絡節點中獲取的資源［10］，是個體所感受到的來自其所在的社會網絡成員的關心、尊重和重視的一種行為或信念，它可以緩沖個體的生活壓力，對其社會適應和身心健康也可以起到積極的影響。社會支持和城市人角色認同關系密切，社會支持對城市人角色認同有顯著的預測作用［6］，獲得社會支持的兒童可以更好地應對歧視、對新文化的不熟悉以及家鄉認同和城市認同之間的鴻溝［11］。研究還發現，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個體所受到的社會支持水平［12］。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限制個體的社會網絡發展，導致來自父母、學校、同伴的社會支持較少，進而對城市人角色認同程度產生不利影響。社會支持會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城市人角色認同之間起到中介作用，但目前在此方面尚缺乏實證研究，并且在對社會支持的考察中，以往的研究多關注的是社會支持的主效應和調節效應，而很少對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加以考察［13］。

綜上所述，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社會支持對流動兒童的城市人角色認同具有重要影響，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城市人角色認同的影響一般通過社會支持起作用。因此，本文試圖考察2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社會支持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和城市人角色認同之間是否起中介作用；第二，比較社會支持在流動兒童與城市兒童不同群體的中介作用大小。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一)研究對象

筆者利用整群隨機取樣法對重慶市6所中小學的547名學生進行調查，回收有效問卷516份，回收有效問卷率達94.33%，其中男生276人，女生240人；小學生308人，中學生208人；根據“能在這座城市生活學習原因”是否為“隨父母打工到這里”或“隨父母工作調動到這里”，并結合在本城市居住時間是否在半年以上，將調查對象分為流動兒童和城市兒童，被調查對象中，流動兒童235人，城市兒童281人。

(二)研究方法

1.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常以父母職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來衡量。目前國內對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具體算法還不統一，但是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師保國等的簡便相加算法［14］；一類是袁曉嬌等參考2003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計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四步程序算法［15］。筆者的問卷參照袁曉嬌等編制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問卷進行修改而成，算法也與之相同。

2.社會支持量表

本文對社會支持評定量表［16］的一些文字項目進行了修改，但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的結構仍然包括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個維度,共10個項目。題目得分之和越大,表示得到的支持越多。本文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r=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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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壟斷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比較全面地闡述了資本主義壟斷的形成、壟斷與競爭的互動關系以及壟斷的社會經濟效應，建立了壟斷理論。壟斷學說是一個外延十分廣闊、內涵非常豐富的理論體系。它是最早源于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恩格斯、希法亭、列寧等者對馬克思的壟斷理論進行了發展和創新，列寧形成體系，后來者豐富和發展了壟斷理論。

（一）關于壟斷形成的理論。馬克思關于壟斷這一經濟范疇的論述主要體現在他的鴻篇巨著《資本論》中。他在《資本論》第3卷中寫道：“就出售來說，沒有任何自然的或人為的壟斷能使立約雙方的一方高于價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價值拋售。我們把偶然的壟斷看成使那種對買者或賣者來說由偶然的供求狀況所造成的壟斷”，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論及三種類型的壟斷：自然壟斷、偶然壟斷和人為壟斷。不過，壟斷理論所關注的只是人為壟斷，這種壟斷指“少數資本主義大企業或若干企業的聯合獨占生產和市場”。

根據的壟斷理論，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而生產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引起壟斷。馬克思關于壟斷形成的理論，科學地闡述了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是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進而形成壟斷的主觀原因。

（二）關于壟斷與競爭關系的理論。馬克思認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壟斷有封建壟斷和現代壟斷之分。從動態發展的視角看，“我們不僅可以找到競爭、壟斷和它們的對抗，而且可以找到它們的合題，……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只有不斷投入競爭的斗爭才能維護自己”。在這里，馬克思特別強調了壟斷不僅不排斥競爭，而且離不開競爭，壟斷和競爭同時并存，而且相互轉化。只有在不斷競爭中，壟斷者才能生存下去。馬克思對競爭與壟斷辯證關系的歷史考察和動態分析，對我們正確地認識和處理競爭與壟斷的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于競爭與壟斷關系的這種宏觀層面的抽象分析，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資本主義發展的兩個階段――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各自的特征及其發展規律。

（三）關于壟斷效應的理論。壟斷理論通過對壟斷形成以及壟斷和競爭之間的關系問題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壟斷對社會經濟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即壟斷的社會經濟效應。概括說來，壟斷的社會經濟效應具有二重性：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

壟斷理論認為，壟斷的消極作用是壟斷社會經濟效應的主要方面。壟斷控制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和流通，壟斷資本家通過指定壟斷高價和壟斷低價，損害消費者權益和中小企業利益，阻礙技術進步，降低經濟效率，導致社會生產和經濟技術停滯以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壟斷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霸谝幎耍词故菚簳r地）壟斷價格的范圍內，技術進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進步的動因，前進的動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經濟上也就可能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薄暗菈艛嗨赜械耐透嗟内厔萑耘f在發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業部門，某些國家，在一定的時期，這種趨勢還占上風。”

馬克思壟斷理論的分析表明，壟斷的終極結果是“剝奪者被剝奪”。正如馬克思指出：“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的不斷減少，……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笨v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壟斷問題的多方位闡述，我們發現，經濟學家肯定了壟斷的積極作用，但是把重點放在了壟斷導致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停滯方面。

二、我國的壟斷問題

（一）我國壟斷產生的原因。我國的壟斷問題比較特殊，其大多不是市場競爭的產物，而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轉軌而來的。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實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占經濟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基本沒有決策權，整個國有企業體系就如同一個壟斷企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處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時期，與之相對應，我國主要存在兩種壟斷形態：行政性壟斷和經濟性壟斷。行政壟斷指國家經濟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或妨礙企業之間的競爭而產生的壟斷。經濟性壟斷是指市場主體控制某一產品或者服務的經營狀態，以及利用經濟優勢或者聯合組織或合謀等方式限制排斥競爭的行為。行政壟斷是壟斷暴利產生的根本原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管理失職，是造成壟斷暴利的重要原因；法制不健全，反壟斷、反暴利立法滯后是產生壟斷暴利現象的社會原因；壟斷企業的不合理定價機制是產生壟斷暴利的直接原因；經營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是產生壟斷暴利的主觀原因。

可見，我國壟斷的出現不但沒有違背馬克思的經典理論，而是可以借用其壟斷理論加以說明和解釋的。自由競爭引起生產集中，生產集中又導致壟斷。只要承認我國存在自由競爭，那么壟斷的出現就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承認微觀經濟單位在市場中的主體地位，致力于營造統一、開放、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就會出現優勝劣汰、生產集中，并最終產生壟斷。

（二）壟斷在我國經濟中的作用。我國經濟壟斷以及行政壟斷中的國家壟斷和自然壟斷可以稱為正常的壟斷，其他的行政壟斷可以稱之為非正常的壟斷。正常的壟斷指社會經濟運行所必然產生或必需的壟斷。正常的壟斷是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提升企業競爭力，鞏固和提高國家經濟實力，保證社會經濟福利得以實現的高效的產業組織。非正常的壟斷指政府濫用行政權力，阻礙企業競爭而維持的壟斷。其形成是行政權力濫用與市場經濟力量的惡性結合，是違背市場規律的。非正常壟斷非但不能給社會帶來任何利益，相反，只會侵害社會利益。

正常的壟斷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結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非正常壟斷導致了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了消極影響。因此，我國壟斷的社會經濟效應的二重性，也與的壟斷理論相吻合。

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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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

2.1科學有效地傳遞經濟信息 對于我們人類來講，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占有絕對的主體地位，在主體加入到某一個經濟活動過程之前，必然要對此項經濟活動產生的一系列后果進行相應預測，在預測的過程中，假如其結果超過所需要的成本，那么，必然會給主體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在此基礎上，主體就會做出相應的決策。在做決策的過程中，主體必須要將各種不同的主觀以及客觀因素都考慮在內，再加上經濟法對經濟活動主體的規范作用，如此一來，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便會對經濟信息進行相應的傳遞，以便經濟活動的主體可以清楚自己的行為。在經濟活動過程中，主體與主體之間產生相應的經濟關系時，在一足程度上就可以形成經濟上的互動行為，進而達到最初的經濟目的。

2.2科學有效地分配經濟利益 從法律的視尾來看，經濟法對經濟活動主體的利益有著不可推卸的影響，歸根到底一句話，也就是權利和義務在利益上的科學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它體現了資源以及資格的有效分配、直接干預兩種類型的分配。對于資格來講，也就是在從事一項特定的經濟活劫過程中所獲得的相應資格;對于資源分配來講，在分配的過程中利益上必定會存在一足的差異，我們都知道，公司法中對不同公司在注冊資金上的要求是不同的，可以這樣說，公司法的有關規足對公司的經營、性質、資金、資源等一系列因素的應用有直接影響。對于直接干預來講，主要是考慮到它所面對的分配對象不同，必須要按照經濟法的相關規足對利益實行合理分配，如此一來，經濟主體利益在公平性上得以有效保障，以便科學有效地權衡各方利益，進而對相應的利益進行合理分配。

2.3科學有效地激勵社會的經濟活動 對于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來講，它可以對社會的一切經濟活動產生相應的激勵。這種功能的基礎在于社會經濟的主體，在對其經濟活動的激勵過程中，影響著他們的最終選擇。為了科學有效地發揮它的激勵功能，那么，經濟法在制定的過程中一定要科學合理，這種合理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即制度的設計以及激勵機制的設計。我們都知道，現在我國大力倡導稅收優惠政策，這就是經濟法激勵社會經濟活動的有效表現。

2.4科學有效地減少經濟成本 一般情況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與人之問的關系主要是通過經濟來往而實現的，那么，整個社會運轉的費用是依靠經濟交易來實現的，通過經濟法，在經濟活動過程中的人們依靠經濟法的指引，可以有效地減少經濟成本，換一種說法，也就是經濟法為了減少經濟成本而制定的。就像我們常說的e,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傲產品質量法、.v廣告法、等一系列法律，都是以經濟法為基礎而產生的，由于這些法律法規的出現，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可以科學有效地節省信息收集費用。如此一來，經濟法減少經濟成本的社會經濟功能，不是單純的體現在節省信息收集費用上，還有效地解決了因勞資沖突而增加的一系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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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生發展；資助績效；社會正義；社會性發展；學習型發展；職業成熟度

一、高校學生資助績效評價研究存在的問題

隨著宏觀國家資助政策體系和中觀區域資助政策逐漸完善，資助資源投入不斷加大，因貧失學的教育機會公平得到緩解，但在微觀學生資助實踐中常有這樣的困惑：兩個有類似家庭經濟困難背景的學生在獲得同樣資助后，不僅在綜合素質、專業技能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而且對社會的感恩和回饋等也出現了較大的個體差異，求職主動性、靈活性和自信心以及在畢業后獲取高質量生活的可能性出現了顯著的差異。在實際研究中更多的關注國家、省市和學校層面的資助制度及其實效，忽略了資助政策對促進學生發展的直接價值和效能。鐘一彪從個體系統、學校系統、政府系統和社會系統四個方面提出了績效評估的人本模式、組織視角、項目視角和綜合評估的四種框架[1]，研究框架較為全面，卻未能找到研究的切入點和落腳點。李永寧等從貧困生資助的經濟績效角度提出了貧困生認定、資源籌措、資源配置、宏觀社會效應、微觀問題解決率五項評價指標[2]，但忽視了資助績效的社會視角和人本視角。胡云江等從區域差異視角提出了根據區域、性質、程度進行級差分類，提出資助績效評價參照標準[3]，這有利于在操作層面對貧困分類與識別，忽視了貧困生獲得資助后是否獲得發展、獲得了怎樣的發展。龐麗分析了經濟幫扶模式的局限性，同時提出高校資助模式應從“經濟幫扶”轉向“能力開發”，應根據形勢的發展轉變工作重心，突出學生能力開發的重要性[4]，但缺乏更進一步的能力開發細化指標。余春玲以平衡積分卡為理論基礎，提出了資助績效評價的財務指標、客戶指標、學習與發展指標和內部流程指標，比較全面地建立從宏觀到微觀、從經濟指標到學習發展的指標評價體系[5]，但將受助者發展僅僅局限于學習發展指標，而忽略了受助者的社會性發展指標。張利國從權利視角提出應合理界定貧困生權利的邊界、內容和利益平衡機制來解決資助權利沖突，凸顯了貧困生作為受助者權利主體地位[6]。楊釙從大學生資助對學生發展和畢業后選擇影響角度分析資助對教育過程和結果公平的影響，重視資助政策對學生發展的重要作用[7]，但學生發展的系統化、精細化分析不足。綜上所述，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高校資助績效進行了研究，但缺乏對資助績效本身的價值分析，忽視了的基本立場和方法，忽略了資助績效對彌補人才培養短板、提升人才培養總體質量作用的分析，同時資助績效的精細化、精準化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視，而作為資助績效研究目標與對象的受助者必然成為研究關注的重點。

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同時指出扶貧工作“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8]。這些思想論述為高校資助管理指明了方向、列出了標準、提供了抓手。這要求厘清高校學生資助政策的核心價值取向和價值底線，精準地識別受助者貧困的真正原因，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地做到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以達到資助政策的目標效果，消除貧困意識和精神貧困，增強能力發展信心。因此資助政策績效研究既要注重資助政策產出績效，如經濟績效、社會績效和個人發展績效，也要從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視角分析資助政策的價值與倫理考量，還要契合大學的精神與本質，將資助績效研究與人才培養結合起來，既要關注資助政策對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公平的影響，同時也不能忽視其對貧困生發展機會公平的影響，既要重視資助管理的管理效率和效益，同時更應立足于學生發展的精細化評價來研究資助績效，以實現精準化管理。

二、高校學生資助績效評價的價值考量

公共政策評價是在對政策實踐的事實認知基礎上進行價值判斷和選擇的活動，在尋求自身利益訴求時對政策價值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傾向性和敏感性，帶有明確的合目的性。同時，評價活動本身也需要價值再審視，需要對評價活動的過程、方法、效果等進行合目的性檢驗。這就凸顯出價值判斷在評價過程中所處的核心地位，決定著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會成員的主觀偏好和價值觀。

1.以人為本：高校資助績效評價的核心價值取向

作為一項公共政策，高校資助績效評價的價值取向本質上就是在政策體系中價值分配優先權問題，是協調政策體系中社會主體關系的基礎，決定著政策設計的方向、內容和實現方式。所以在評價政策績效時必須關注資助政策的價值取向，關注是否以評價主體與客體的需求和利益為著眼點和歸宿，堅持現實取向與發展取向相統一的原則，從而為利益相關群體的實踐活動提供方向引導。

從價值目標來分析，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要求高校資助績效評價以具體、現實的而非抽象的受資助者為價值主體，突出受資助者主體地位和權利。受資助者有著發展和實現個體價值的內在需求和利益訴求，有著強烈的主體意識和自我發展的愿望，是資助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作為公共政策，貧困大學生資助應尊重受資助者自由選擇和參與的權利，為他們公開明確表達他們的愿望和訴求提供有效的平臺，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保證高校傾聽受資助者的意見和呼聲，同時對資助行為和過程進行有效地監督，從而保證政策的實效性?！盵9]這必然要求高校資助政策以滿足受資助者需求和個體差異性為目標，依據受資助者的思想、行為特點，采取有效方法，充分挖掘其主觀能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將受助者作為評價資助績效的一個重要的價值尺度。這體現了高校資助管理工作的育人價值和激勵價值，而不是一味追求管理效率和效益。

從價值判斷來分析，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要求高校資助績效評價以促進受助者個體發展為導向和目標，凸顯高校資助工作的個體價值和育人功能。在衡量和檢驗高校資助政策時必然要依據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價值尺度對政策體系是否滿足主體需要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斷。所以首先要認識到受資助者作為個體發展存在著未確定性、未生成性和開放性特征，是個體的一種應然狀態，這本身就面臨著價值標準的判斷和選擇?！霸u價高校資助有效性的標準應該包括貧困生的能力是否得到發展，貧困生所擁有的權利是否得到彰顯，貧困生的社會競爭力是否得到提升，因為能力的提升、權利的彰顯直接決定著貧困生的社會競爭力，直接決定著生活質量的提高。”[9]作為利益相關群體，受資助者是否在資助政策的幫助下獲得了發展，獲得了多大程度的發展，這些發展是否滿足了受助者的需要，這些發展標準是否符合當前社會的價值標準等，這些都必然成為學生資助績效評價的主要依據。

2.社會正義：高校資助績效評價的根本價值目標

“在鑒別公共政策的目的和目標，以及為實現所選定的目標確定適當工具的時候，正義是一個中心概念?！盵10]在公共政策目標選擇、體系設計和效果評價時，以社會正義作為價值目標來評判其實施效果，以考察和鑒別公共政策的價值合理性。而要實現社會正義就需要確立個體或群體的真實利益及其分配原則，因此處于社會生活邊緣的弱勢群體必然成為社會正義所關切的重點。對于弱勢群體而言，除了經濟條件改善等反映結果公平的指標以外，更應該擴展社會正義的信息基礎，特別是以權利和機會為基礎的起點公平和以主體性和參與性為基礎的過程公平。這需要在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取向指導下，以社會正義為價值目標，通過制度設計來保證弱勢群體的平等權利和機會，促進其能力發展，維護其真實利益。

平等權利是評價高校資助政策是否符合社會正義原則的核心要素。高校資助政策效益體現于受資助者的能力發展與成長，而這必然以權利和機會平等作為根本前提條件?！皺嗬闹匾饬x在于一定社會條件下對能力發展具有決定性，權利弱化意味著可行能力提升機會的喪失。同時權利的實現必然以個體能力作為支撐，以獲得和享有所擁有的權利。沒有能力作為支撐，個體必將陷于權利貧困的境地?！盵10]尊重受資助者自由選擇和參與的權利，提供公開明確表達愿望和訴求的平臺，設計有效的制度傾聽受資助者的意見和呼聲，對資助行為和過程進行有效監督，使受助者的平等權利得以保障。對于受助者來說，平等權利是多維的，改善經濟條件保證了受資助者的基本生存權利，更需要有效的人際關系網絡以避免受資助者陷入社會排斥和人際交往危機，保障和體現了社會交往權利；知識、技術和技能的獲取能力為貧困大學生提供了將獲得的資助轉化為未來高質量生活狀態的手段和方法，保證和體現了受教育權利的實現；個體擁有的意志力和決策力決定著貧困大學生權利所包含的利益實現、主張表達、資格獲取、自由選擇等實現的程度。

學生發展才是高校資助管理最大的社會正義。“在分析社會正義時，有很強的理由用一個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個人所擁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實質自由，來判斷其個人的處境?！盵10]可行能力是判斷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會正義的價值尺度，因此資助政策不僅要彌補貧困生物質資源的匱乏，還應促進其能力發展，這才是符合資助政策的價值目標。社會正義與學生發展是評價高校資助工作必須考量的兩個因素，因為一方面資助政策本身就是社會正義的制度化，另一方面只有符合受資助者群體真實意愿、訴求和獲得學生認同的發展才能真實、有效地促進社會正義。學生能力發展意味著其創造和選擇有理由珍視的生活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彰顯著資助政策的社會正義，而社會正義為受資助者發揮其內在能力創造必要的社會條件，兩者是相互依賴和相互促進的。由此可見，經濟條件的改善為受資助者提供了個體生存防護性措施，但這僅僅是高校資助的初級目標，而終極目標應該是促進學生的發展，提高貧困生綜合素質，為將來選擇更高質量的生活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才是真實、有效的社會正義。

三、 基于學生發展的資助績效評價體系的多元構建

資助政策評價既要堅持社會正義和以人為本視角的價值審視，也要對政策既定目標及其實施效能進行分析和檢驗，研判資助政策利益相關群體的利益和價值訴求的實現情況，為資助政策績效的改進、完善和發展指明方向。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取向和以社會正義為根本價值目標決定著高校學生資助績效最終表征于學生發展。以可行能力視角來審視學生發展，應該是以經濟條件改善為基礎，個體選擇其有理由珍視的、可能實現的功能性活動提升的過程，是個體整合不同經驗和影響力的不斷增強的正向成長過程，并以此判定個體的生活以及社會狀況是否達到其所欲求的價值目標。

1.高校學生資助績效評價體系構建的原則

（1）價值判斷與事實評價相結合原則。在資助績效評價中要突破片面強調管理主義傾向的價值判斷，必須以促進學生發展的程度和水平作為基礎，而不是忽視學生的價值需求，一味地作純粹的價值選擇。同時也要突破片面強調事實評價而忽視了資助政策應有的價值方向和依據，從而造成價值方向性的重大偏差。因此，堅持學生發展的具體指標和社會正義、以人為本的價值目標，同時以價值選擇來確保資助政策不至于失去倫理性的價值方向。

（2）防護性保障與成長性發展相結合原則。從現有國家資助政策層面來看，資助政策保障了受資助者獲得防護性保障權利，有效地促進了起點公平，但遠遠未達到資助政策應有的效能和最終目標，還應堅持以防護性保障指標為基礎，避免經濟上的剝奪與弱勢化，以成長性發展指標為終極目標，促進學生能力提升，構建防護性和成長性相結合的資助績效評價體系。

（3）主體性與參與性相結合原則?，F有資助政策把大學生視為需求單一、被動接受資助的目標群體，但是現實生活中大學生的需求多元化，也存在著強勢群體、中間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區別，在將資助轉化為能力提升過程中有很強的自主意識和參與意識，因此需要突出受資助者在自我發展中應有的支配權、主體性和參與性，給予他們在資助績效評價中應有的主體資格和訴求表達途徑。

2.基于學生資助的高校資助績效評價指標構建

高校資助為貧困大學生提供了基本生活條件保障，緩解了經濟困難，為學業投入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支持，確保了自我發展的機會和空間，影響到未來經濟收入和生活質量提升。同時從個體發展角度來看，高校資助在促進學生發展上的價值和影響力應得到充分的挖掘，將學生發展視為大學生在校期間受管理、教育、服務與引領等外在因素綜合影響下自由選擇、自主發展的過程，以學生獲取知識、信息或能力為主要目的，增加時間投入、行為投入、情感投入和認知投入等方面的行為調整，以達到主觀滿意度與適應性標準的契合，實現內在心理發展與行為調整的統一。因此有必要從經濟性發展、學習性發展、社會性發展和職業成熟度四個方面來構建高校資助績效評價的指標體系，探討高校資助在促進學生發展方面的有效性和實效性。

（1）經濟性發展是高校學生資助促進學生發展的防護性指標

從根本意義上來看，貧困即是個體或內在或外在的某種匱乏狀態，它隨著人們認識不斷加深而拓展其不同的內涵。最初對貧困的認知來源于直觀的外在的食品和健康等維持個體最低生存狀態的物質匱乏。這種匱乏狀態使其沒有足夠的資源與其他個體和群體進行交換獲取其生長和發展的資源。從學生資助這個視角來分析，高校學生經濟資助正是為貧困大學生提供必要的經濟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其匱乏狀態，使其具備最基本與外界進行資源交換的能力，為進一步豐富和拓展其能力和權利空間奠定堅實基礎。

從經濟層面來看，貧困在其匱乏狀態上呈現出量的差異，一般把它區分為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因此高校在開展學生資助時首要任務是以某區域或高校大學生平均消費模型為基礎建立客觀、有效的貧

困識別標準、程序和方法。同時增加經濟資源分配過程透明度，增強受助者使用經濟資源的過程監督和指導，最大化發揮高校資助資源價值和效率。但必須明確指出，貧困識別不僅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貧困類型、貧困程度上的識別，還包括學生及其家庭在獲得資助后由不確定性事件引發學生及其家庭可能面對的風險及其抵御能力的識別。抵御風險能力越低的學生及其家庭脆弱性越強，所以高校學生資助應該建立對貧困生脆弱性監測機制，以避免貧困生因特殊風險事件再次陷入貧困境地。這些措施僅僅是高校學生資助的暫時性防護性機制，保障了貧困生的基本生活支出，并不能從深層次增強貧困生風險抵御能力，需要優化資助結構，豐富資助內容，為貧困生提供更具基礎性、個性化資助，以達到高校貧困生的精細化幫扶，既保障貧困生的基本生活支出不降低，同時又以選擇性支出的多寡來評判貧困生生活改善情況。

（2）學習性發展是評價學生資助績效的重要基礎性指標

資助管理能否通過制度設計引導學生在學業發展和學術活動方面增加時間投入和行為投入，獲得學習性發展是評價資助績效的關鍵。學生參與度是影響學生在大學期間成長的最為關鍵的因素[11]。因此學生發展主要體現在個體成長的現實性和當下性，表現為對學習和生活中的具體活動積極關注和參與。而個體對學業的積極參與實質上是一種物質和財力方面以及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投入，體現在大學生時間、精力和時機的選擇與投入，同時這種投入存在著資源稀缺和學習能力的雙重約束。貧困大學生“獲得資助與獲得優秀成績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獲得更高的資助會顯著地提高學生取得優秀成績的概率，同時這種正相關關系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學生資助顯著地降低了個人學業失敗的可能性，增加投入學習的時間，從而最終提高學習成績”[12]。

學業發展被視為對學生課堂學習和學術活動參與過程與成就的綜合考察，由此在衡量資助績效時，不僅需要從課堂學習參與、學術活動參與、課堂學習成就、學術活動成就四個方面來考察學業發展效果，同時還需要考量學業發展過程中的外部約束性或學生內在自主性對學業參與過程和成就的影響。從具體指標分析來看課堂學習參與應該包含課堂出勤、按時獨立完成作業、課堂積極互動、課后積極答疑，學術活動參與應包含積極參與學術講座、主動查閱課外書籍、主動參與學術競賽活動，課堂學習成績應包含不及格課程數、獎學金獲得數、學習成績排名，學術活動成就應包含學科領域的動手能力、外語聽說能力、學術競賽獲獎數。這些精細化指標既可以作為研究或驗證學生資助與學業發展關系的參照點，也將為學生成長指明方向。

（3）社會性發展是評價學生資助績效的核心指標

社會性發展是一個多維、動態的概念，涵蓋了一般個體認知發展以外的諸多內容，可具體分為社會性認知發展、社會性情感發展、社會發展，表現為個體對自我認知、社會情境、人際情境方面的成長[13]。在社會化過程中貧困生與非貧困生相比較面臨著更多不利因素影響，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社會性發展延緩，比如在社會性認知方面表現為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認知偏低、自尊心敏感化與自信心不足共存、人際認知自我中心化、意志力較弱等特點，在社會情感方面表現為感恩意識淡泊、漠視他人和社會道德情感等特點，在社會行為方面表現為獨立意識較弱、社會適應能力差、自我意志力較弱等特點。因此在學生資助政策實施過程中，既要關注資助政策的經濟績效，也要充分發揮學生資助在促進學業發展中的作用，更要重點關注貧困大學生的社會性發展問題，將社會性發展作為評價學生資助績效的核心指標。

從社會性認知角度來看，個體社會經濟地位具有主觀和客觀兩種性質，對個體成長有著重要影響，其中家庭客觀社會經濟地位常常是通過個體的主觀感知而發揮作用，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對客觀社會經濟地位的主觀認知）指標比客觀指標更能獨立預測個體的發展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14]。貧困大學生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除了包含家庭經濟條件，還應包含著貧困生對其在校期間各方面表現的主觀認知，如人際技能、意志力和自我控制力、學業水平、實踐能力、科技能力等方面。通過制定和執行資助政策在改善貧困生客觀經濟條件基礎上，提高資助績效，使其主觀經濟地位的認知得以提升，增強完善自我、提升能力的動力和信心。

從社會性情感角度來看，感恩意識作為一種正向的道德情感，是指在個體認識到應對其他個體或群體的無私恩惠做出回報的主觀情緒或心境，并能付諸于實踐的報恩行為，同時感恩意識具有三種特殊的道德功能：衡量功能、動機功能、強化功能。貧困生作為受資助者無償地接受國家、社會、學校的援助，以使其獲得能力、技能而在社會競爭中獲得優勢，他們理應有一種回饋社會的意識和行為傾向，但現實卻并非這樣。高校學生資助要通過強化多種形式的感恩教育，促使貧困生從內心認同所獲得的恩惠和善意，內化為心理上的欣悅、溫情和幸福的情感，由此轉化為自覺的感恩意識，進而付諸于報恩行為，使這種正能量在人際間、群體間傳遞。由此需要將感恩教育或感恩意識的培養作為評價資助政策績效的有效指標。

社會發展源于大學生在人際互動過程中獲得的以人際和諧為目的的人際適應性成長。由于受親子關系、同伴關系和經濟條件等因素的影響，貧困學生處于人際和心理弱勢地位，常常表現出不善與人交際，人際安全感較低、社會適應能力較低，人際和心理挫折敏感性高，而這些正是現有資助政策關注的盲點。因此高校學生資助應該通過貧困大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參與度來考察同輩互動的頻次與效果，加強輔導員、教師的個性化深度輔導為貧困大學生樹立人際互動的信心、提出適當的人際互動挑戰來促進社會的應變能力、合作能力、移情能力和主動交往能力。

（4）職業成熟度是評價學生資助績效的外生性指標

在大學生資助過程中，常常有貧困生在就業過程中自知力、自信心不足，職業定位不準，情緒相對焦慮，就業壓力感大，同時就業期望迫切。由于受家庭經濟狀況、父母職業狀況和類型的影響，在進行職業選擇和決策時面臨著各種困惑和問題，此時提升他們的職業成熟度顯得尤為重要，因為職業成熟度決定著職業選擇和決策的方向和未來職業發展的滿意度。

資助政策績效最終體現于貧困大學生能否找到適合的職業，這取決于貧困大學生在校期間的學業發展和社會性發展，同時也受其職業成熟度的影響。職業成熟度是個體在職業決策方面的準備妥當狀態的程度，而這種狀態是在職業決策知識和態度的基礎上做出與自身個性、能力相適宜的職業定位和選擇。鄭海燕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提出，大學生職業成熟度結構包括職業決策知識和職業決策態度兩方面，進而將職業決策知識分為五個因素：職業自我知識、職業世界知識、專業能力知識、職業規劃策略性知識以及人際溝通策略，將職業決策態度分為五個因素：主動性、靈活性、獨立性、客觀性和自信心[15]。這為全面認識職業成熟度提供了堅實的實證基礎，在分析學生資助績效時具有較好的借鑒意義。評價學生資助政策績效時需要考察高校是否將對貧困生職業成熟度的干預和指導納入到貧困生資助體系，通過個別咨詢、團隊輔導、課程教學、專題講座、實踐實習等方式對貧困大學生職業發展的積極性和努力程度進行干預，縮短其工作搜尋時間，提升就業主觀認識和感受性，增強職業決策的切合度。

經濟性發展、學習性發展、社會性發展與職業成熟度是高校學生資助績效四位一體的評價指標體系。貧困生經濟條件改善是高校學生資助最具防護保障意義的指標，離開了貧困生生活條件改善，高校學生資助就失去了其最本真的價值。因此經濟性發展指標為貧困生學習性發展、社會性發展和職業成熟度奠定了堅實的發展條件，是學生組織績效評價體系中最基礎的指標。同時職業成熟度提升為貧困生抵御風險事件、追求未來高質量生活提供了最優化的選擇空間。

學習性發展是貧困生發展的硬實力體現，是未來參與社會競爭主要參考因素，而社會性發展是貧困生發展軟實力的體現，是學生情商發展的內在映射，兩者共同促進貧困生綜合素質提升。貧困生的課堂學習、學術活動參與及其成就是專業知識與能力發展的關鍵，也是貧困生成長與發展的基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認知是貧困生客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內在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或高于或低于其所處的真實、客觀經濟地位，也是資助政策是否改善貧困生經濟條件的內在認知。感恩意識與回饋社會意愿是學生資助政策在貧困生內心內化和延展的主要參照。人際溝通是突破人際和心理弱勢的有效途徑和方法。職業成熟度是建立在學習性發展和社會性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優化指標，脫離學習性和社會性發展的職業成熟度失去了其真正的價值和意義。職業成熟度改善使學習性發展和社會性發展明確了未來職業發展與定位，促使個體在學習性發展和社會性發展方面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行為，四者相互促進，形成了促進學生發展的閉環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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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社會經濟;影響;民間金融;控制

引言

金融是作用于經濟發展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內在推動力，在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發展中扮演著不可獲取的角色。不管是世界各經濟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都一定程度顯現了金融之于經濟發展的重要性[1]。由此可見，研究民間金融對社會經濟影響與控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民間金融

民間金融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自20世紀90年代起始，針對民間金融的含義相繼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界定。自社會經濟所有制形式界定，民間金融指的是在全部私有制經濟中資金融通的一系列金融行為。自形成機制界定，民間金融指的是就官方正式金融來說自發產生的民間信用。自研究范圍界定，可將民間金融劃分成互界定和商品經濟，前者大多出現于親朋好友相互間，故通常無需付出利息，后者則是近些年針對企業、個體生產經營活動的有組織的金融行為。

2.民間金融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2.1積極影響

2.1.1利于私營經濟發展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這這股發展浪潮中，中小企業均獲取了客觀的進步。尤其是在一些沿海城市，聚集設立的中小企業轉變成一種地方特色，并不斷為地區經濟發展做貢獻。中小企業發展，自身對于資金的需求不斷提升，而銀行方面貸款多輸出給國有企業，這也一定程度制約了中小企業的有序發展。但是，民間金融憑借自身具備自由、便捷特性，可提供給中小企業專業的金融服務，并逐步演變成中小企業的融資助手，不斷為中小企業經營發展注入活力，利于私營經濟發展。

雖然來說民間金融對正規金融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補充，然而民間金融的發展也同樣對正規金融構成了不小的沖擊?，F階段，越來越多的正規金融機構不斷學習民間金融的小額貸款方式，并嘗試開展金融改革，以提供給中小企業特定的金融服務。暫且不論此類改革的收效如何，該種改革本身而言便是一種合理的信號，標志著面對民間金融的沖擊正規金融結構所采取的回應[2]。民間金融為金融行業創造了良好的競爭機制，促進金融機構不安于現狀，推動金融機構發展。

2.2消極影響

2.2.2不利于國家調控

民間金融行業的借貸利率通常相較于銀行貸款利率要更高，如此便會使得諸多的閑散資金收利率所驅使，由銀行系統轉入民間金融系統，形成體制外循環情況。即便央行針對利率展開調控，受民間金融影響，該調控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若央行為了放緩經濟增長、縮減信貸規模、調節貨幣供應量等，對利率進行提升，受民間金融影響，貨幣流通的速率并不得減緩，且能夠靈活的流向實體企業;若央行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擴大信貸規模、提升貨幣供應量等，對利率進行降低，受民間金融影響，該央行調控效果會被很大程度的放大，使得經濟增長過猛，引發通脹壓力提升等負面現象?？梢?，由于民間金融的存在，不利于國家調控。

2.2.3存在經濟隱患

金額行業在收益的同時，亦要對風險進行承擔。受銀行資金供應人員與資金使用信息不匹配等因素影響，正規金融機構通常面臨一系列未知風險。相較于正規金融機構，受民間金融運行機制不健全，民間金融機構不具備國家信譽擔保等因素影響，民間金融機構為了獲取存款，往往采取高息的手段，從而形成了極大的潛在風險[3]。一旦民間金融結構破產倒閉，便可能引發金融秩序混亂，破壞社會和諧。

3.民間金融的發展控制

3.1規范民間金融發展制度

規范民間金融市場準入制度，民間金融市場準入制度應當遵循堵疏結合原則，開展優先存量、增量改革改造，一方面擴寬本身正規金融系統民間資本參股合法途徑，一方面構建新型民營銀行制度環境，通過市場競爭機制決定市場準入順序。II.規范產權制度，經在產權分散化或者社會化的背景下，制定有助于各式各樣經濟主體、經濟利益財產權利的法律法規，于法律上獲取公平保護的產權機制以規范民間金融制定，促進民間金融機構發展，不僅有效確立了民間金融機構的合法地位，也使民間金融獲得法律保護。基于此，我國一些民間金融機構在規范產權制度的前提下，將不斷轉變成合法、規范的金融機構，并不斷由非正規金融超我國信用主體過渡[4]。

3.2積極引導民間金融發展

由于民間金融存在多種多樣的形式，不可避免的存在部分不法分子參與其中，可見對民間金融發展進行針對處理、積極引導是十分有必要的。對個體相互、企業相互常規的、個體與企業相互的借貸行為予以有效保護，盡可能地為民間金融構建靈活的發展環境，全面凸顯民間金融的主觀能動性即創造性，從而促進民間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就一些有著投機取巧性質，為了謀取不法利益，擾亂金融秩序的行為，相關司法部門應當堅決嚴厲打擊。

3.3強化民間金融機構內部控制

經營控制，對既定的管理制度進行嚴格遵循，設立專門的分支機構、營業網點，改善民間金融機構經營發展效率、效果，經內部有效溝通，科學部署提醒業務發展戰略。II.風險控制，民間金融機構內部應當完善風險控制內容，構筑嚴密內部內控體系、建立健全風險預警系統;構建完善的風險控制制度，推行監督責任制;強化對內部財務控制制度實施情況的檢查與考核，構建有效的激勵機制;提升對風險控制制度管理人員選取的重視度;構建良好的信息溝通系統，改善內部風險控制效果等，積極促進民間金融機構風險控制與規范化有效性[5]。

4.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民間金融對社會經濟而言猶如一把雙刃劍，既會對社會經濟造成積極影響，又會對社會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為了實現民間金融發展的有效性，相關人員務必要不斷專研研究、總結研究，充分明確民間金融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規范民間金融發展制度、積極引導民間金融發展、強化民間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等，積極促進民間金融可持續發展，發揮民間金融對社會經濟的正面影響力。

篇7

關鍵詞：音樂藝術；社會經濟；關系

音樂藝術是人類的高雅藝術創造，音樂藝術具有審美、認知和教育三大功能，音樂表現人的一種高雅的精神追求和審美趣味，能夠很好體現社會的發展變化，又對社會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作用。音樂藝術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為活躍的因子，“中國好聲音”迅速成為收視率最高的音樂類節目，唱紅了浙江衛視，也帶來了極大的經濟效益，更催生了“中國好歌曲”“中國新聲代”等，使得音樂由傳統的唱片、開演唱會到一種更新的音樂經濟形式。同時，伴隨著人們對音樂的研究和重視，對音樂藝術衍生出更多經濟產業，利用音樂開展醫療保健、音樂胎教、娛樂產業等等，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推動了音樂的創新發展和市場化，音樂發展又進一步激活我國社會經濟，為經濟增添新的活力。

1音樂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傳統關系分析

1.1社會經濟發展對音樂的制約作用分析

音樂伴隨著人類勞動而誕生，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變化而不斷演變，表現內容和形式與社會密不可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樂器和音樂表現形式，一個民族有其獨立的音樂藝術創造表現和發展形式，也在盡力地保持著民族的特色，推動著一個民族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社會經濟發展制約著音樂藝術的發展變化和呈現方式，也影響著其在社會的傳播途徑。先秦時期的音樂主要是民間創作和口口相傳，從楚辭開始文人獨立創作音樂，并獨立創作詩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唐宋時期我國社會經濟空前繁榮，音樂藝術大放異彩，各個民族的音樂甚至波斯、阿拉伯等異域民族的音樂藝術在我國得以很好地傳播，也進一步帶動了我國音樂藝術的繁榮，社會經濟的繁榮直接催生了專業從事音樂創作研究的音樂人群體?！督戏昀铨斈辍分械奶拼魳反蠹依铨斈?，《琵琶行》中的琵琶女是晚唐時期的一個突出的代表，音樂藝人成為社會的獨立職業，演技之高超，年輕時的演出場面和今人有幾分相似。宋代的柳永更是一生獻身宋詞創造，創作了大量的長詞慢調，成為當時最為著名的音樂家。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尤其是近年來，我國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音樂藝術成為人民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樂與經濟發展更為密切。

1.2音樂藝術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傳統功能分析

首先，音樂能夠滿足人的審美需求，陶冶情操，愉悅身心，提高人的審美品位。音樂是審美意識的產物，從勞動和祭祀活動中剝離出來后，便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化形式服務生活審美需要。審美是音樂最為主要的功能，勞動之中唱出心中的歌，表示勞動的幸福；生活之余聆聽一些音樂，體現對生活的熱愛，不斷強化人們的審美意識，提升社會整體審美情趣。音樂本身的節奏旋律和內容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能夠帶來心理和精神的舒適，獲得強烈的愉悅體驗，產生美感。音樂的美感源于人的心理節奏和音樂節奏的共鳴，源于人的精神需求和音樂思想情感的協同。音樂家根據人的審美心理需求，將一定的思想情感融合在音樂的節奏和旋律里，聽眾從聆聽中受到感染，獲得心理的愉悅體驗，不斷激發人的想象力，以此更好地凈化人的心靈，裝扮人們的生活，實現音樂的審美功能。其次，音樂藝術增強人的認知能力。音樂是對自然、社會、歷史和人生的感悟，通過欣賞音樂能夠更好地感受自然、歷史，尤其能夠感知社會人生，提升人的認知能力，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音樂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社會生活，不僅反映客觀的生活現實，更為重要的是展現人的主觀世界，能夠更為直接地反映人的情緒、情感和思想。人類思想靈魂是相通的，精神和心理是很容易產生共鳴的，通過欣賞音樂能夠間接地感知生活，品味歷史人生。音樂是人類最為鮮活的文化，是最有生命的文化，是人類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蘊含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現實思想，通過音樂能夠更好地拓展人們的視野，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認識社會、傳承文化，并促進人們不斷創造新的文化，也以此增進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體系的了解，提高人的文化修養的同時，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增強人類理解。再次，音樂藝術的教化功能長期存在并持續發揮作用。一直以來，統治者都把音樂作為教化的重要工具，對人的德育、智育和體育等方面。音樂一直充當主要表現手段和承載工具，作用于人的心理并在潛移默化中實現德育，以此更好地陶冶人的性情，愉悅身心，提升思想道德境界。《荀子•樂記》詳細地分析了音樂的道德教育功能，孔子更是強調“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強調音樂可以更好地引領社會風氣，培養人的道德修養，改變社會的陋習陳規。當代社會同樣重視音樂的道德倫理和教化功能。美國華盛頓州實施“音樂預防犯罪法”，政府希望以古典音樂大師貝多芬、巴赫、勃拉姆斯的經典作品來降低當地的犯罪率等。同時，音樂對于智育和體育的作用也非同尋常，和諧優美的音樂能夠激活人的思維，增強人的想象能力，在美的驅動下更大地激發人的潛力。不良的情緒對人的健康影響很大，優美舒緩的音樂能夠改善人的心情，平心靜氣，促進心理健康發展，音樂與舞蹈體育的融合，實現身心和諧，真正實現身心健康。

2新時代背景下音樂藝術和社會經濟發展相互作用分析

2.1國家經濟的空前繁榮帶來了音樂藝術的大發展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推動我國社會快速發展，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時，也在不斷激發人的更多需求，尤其是對音樂藝術的需求，使得我國音樂藝術事業得到了快速發展。音樂人才不斷踴躍，音樂藝術持續發展，音樂事業空前繁榮，音樂藝術產業蓬勃發展。誕生了更多的音樂藝術人才和明星，實現了中外音樂藝術的相互交融，國外音樂大量進入中國，豐富我國音樂藝術的發展；我國音樂藝術在世界音樂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地的音樂團體紛紛來到中國進行藝術交流和商業演出，帶動我國音樂藝術的繁榮。我國音樂在繼承和吸收中不斷發展，既保持了民族風格，又實現了創新發展，更是成就了一個巨大的音樂藝術產業，音樂制作公司大量成立。人們不斷增長的音樂欣賞需求、不斷提升的審美要求和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給了音樂藝術以極大的發展空間和動力。

2.2音樂藝術發展推動我國社會經濟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音樂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對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產生極大的影響，在今天更是發揮到極致，形成了音樂經濟，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首先，音樂制作的物態性藝術文化消費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用。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升，對音樂藝術的需求不斷增加，由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音樂消費市場，出版音樂商品，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用，音樂磁帶、音樂唱片、音樂賀卡、音樂文物，以及由此衍生的音樂器材、樂器等文化消費品能夠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2014年，美國最賣座的專輯是泰勒•斯威夫特的專輯，1989年總銷量366萬張，排名第二的是電影《冰雪奇緣》的電影原聲帶，銷量353萬張，英國歌手山姆•史密斯的專輯《Inthelonelyhour》賣出了121萬張，而美國2015年上半年的數字單曲總銷量共計約為一億六千萬張。中國臺灣的已故歌手鄧麗君總共出了100張唱片，平均每張銷量100萬張，一人的唱片銷量就是1億張。眾多的音樂藝人和音樂制作公司，形成一個音樂制作銷售產業，推動了經濟發展。其次，以勞務形態存在的音樂服務產生直接的直觀效用。音樂商業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音樂對經濟的直接作用。音樂商業演出、有償音樂制作、音樂心理治療等圍繞音樂的商業模式不斷開發出來。專業的商業演出公司不斷涌現，音樂明星出場費從幾萬上升到幾十萬，個人演唱會的單一的門票收入都是以百萬來計算，還有更多的商業贊助以及廣告等，音樂明星每年的廣告有的已經上升到上億元。音樂藝術已經成為我國的重要產業，不僅有音樂制作公司，出現了眾多的音樂經紀人，音樂藝人，“中國好聲音”為代表的音樂選秀節目直接推動了我國音樂藝術的普及，進一步提高了影響力，而且形成一種音樂藝術產業，直接的冠名權已經從第一期的6000萬上升到最新一期的2億元，更是直接帶動了浙江衛視的整體收視率高升，也將加多寶的品牌形象重新樹立起來，帶動了我國的音樂藝術的商業發展，形成一種成熟的音樂產業模式。再次，構建在音樂娛樂消費上的音樂服務產生綜合社會效用。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社會競爭的不斷加劇，人們的精神需求不斷提升，人們需要更多滿足精神需求和心理放松的消費，建筑在音樂娛樂消費基礎上的音樂雅座、舞廳、迪吧等，KTV娛樂把人們從緊張激烈的職場上解脫出來，以音樂、環境、服務、氛圍來更好地放松心情，緩解壓力，既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又能夠讓這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有一個更好的精神棲息之所，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產生更多的社會綜合效益。

3結語

總之，音樂藝術和社會經濟發展關系密切，社會經濟發展是音樂發展的前提和保障，社會經濟發展推動音樂藝術的發展，為音樂藝術提供更廣闊的存在和發展空間。音樂藝術又是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動力，也為社會更好地運轉提供劑，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

參考文獻:

[1]王典.論作為文化的音樂與作為藝術的音樂[J].延邊教育學院學報,2015(05).

[2]王一涵.當今社會音樂傾向的思考[J].大眾文藝,2011(15).

篇8

關鍵詞：生態物權 生態物 權利

為了竭力解決生態危機所帶來的生存危機問題，人們試圖通過生態哲學的思考與生態立法來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目的。而生態物權制度的確立作為人類生態化變革的重要環節，必將推動整個人類文明在可持續發展的大路上前進。

一、生態物權內涵

生態環境為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具備財產價值和生態價值。前者指生態環境中的自然要素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原材料或必備條件，具有有用性價值；后者則是指整個生態環境的協調統一為人們提供了適宜生產生活的穩定環境。因此公民享受生態環境所提供的生活必須要素，并從中受益，這是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體現。

生態物權就是生態系統中的權利主體對生態環境中的構成要素（如陽光、空氣、水、土壤、自然資源、生物等）所享有的受益權利。生態物權的確立對于公民的正當生態受益權具有保護作用，公民在自身享受清潔、健康環境的同時必須以不侵害別人的環境受益權為條件，或者在利用生態環境里的某些要素創造利益時要具有利益共享、風險分攤、平等分配、公平承擔責任的義務。

二、生態物權的哲學基礎

如果要想通過生態物權的確立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就必須以知識理論或者思想理論作基礎。各個學科，特別是哲學、倫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方面的的理論知識為生態物權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本文將重點從哲學角度分析生態物權產生的理論基礎。

（一） 人與自然的地位

人與自然的地位問題是生態學研究的最基本問題。從存在論角度看，人與自然一樣同屬于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但是從價值論角度上看，人具有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特殊社會屬性，具有主觀能動性。人具有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存在物的能力，因此從價值論層面看，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處于主體地位的。馬克思在論述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指出，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是具有目的性的，這個過程并不是純自然的物質交換，并且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人們對于自然物質交換過程中的規律缺乏全面的認識，人們終將得到大自然的懲罰及報復。

但是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承認人對自然有依賴和服從的前提下，也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用，重視通過人類對于自然規律的認識及研究來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物權的發展即是在客觀承認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礎進行的。

（二） 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要求

生態環境中的各個生態物不僅以單個個體的形式存在，各類生態物內部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都存在緊密的聯系，并構成一個復雜的、聯系緊密的整體。人與自然具有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這就要求在進行生態保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站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角度去看問題。而生態物權的確立恰好協調了資源、環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并在法律層面使得生態資源的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達到高度的協調。

（三） 可持續發展的時代要求

隨著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越來越成為考驗國家管理者政治正確性的一個關鍵性科目。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也隨著這個主題的過渡泛化而變得模糊而不準確?？沙掷m發展問題在當前時代背景下表現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①

思想上的可持續發展觀是對“可持續”與“發展”的統一在觀念上的看法。但是最終目的必然是在實踐層面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這就要求指導思想轉變成一種行為模式。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必然需要法律作堅實的行為規范指導。生態物權的確立使得每個公民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維護整個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對于監督生態環境的破壞具有重要作用及影響。

（四） 維護生態正義要求

生態物權確立的最終目的是通過立法的形式保護生態環境，建立生態補償制度。而生態正義則為生態物權法建立生態補償制度、建立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新契約關系提供了理論依據。

生態公平是生態正義的核心價值之一。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時代的變遷，公平的內涵也不斷發生變化。但是目前生態環境的變化已經不能單純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來得到改善，而是應該發動全民的力量，發揮每個人的力量，首先消除代際內的不公平才能獲得拯救生態環境的機會。生態物權將以每個公民為道德主體，通過維護自身的切身權益，履行自身責任和衣服來達到公平合理利用生態資源的目的，并且從另一個角度維護代際之間的公平。

宏觀上的生態設想只有注入傳統的物權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自然資源的有限性與人類需求無限性的矛盾關系。生態物權制度的確立具有堅實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法學理論基礎，對于我們改變傳統生態保護觀念具有深刻意義。當然，生態物權的確立面臨著建立一整套以公民生態權益保護為中心的生態立法制度，而這個過程勢必將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到動態性實踐過程，同時對于我國法律法規的健全起到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恩格斯.自然辨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陳文.生態物權研究[D].哈爾濱：黑龍江大學，2011.

[4]戴秀麗.生態價值觀的演化及其實踐研究[D].北京：北京農林大學，2008.

篇9

    [關鍵詞]多角度定位；社會經濟根源；價值取向；調整對象

    回顧1979年以來經濟法學的研究，從粗淺的法律法規注釋，到與民商法的“地盤之爭”，再到系統性研究的產生、深化、成熟。直到今天，無數經濟法學者孜孜以求建立經濟法科學、合理的理論體系。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法學要走出困境，必須擺脫錯誤的、不合時代的理論束縛，基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和目標模式，突破傳統法學體系，新創中國經濟法理論。其中關于如何對經濟法做出科學定位成為新創經濟法理論體系的“瓶頸”。

    一、調整對象定位說的悖謬

    長期以來，中國法學界對法律部門的劃分理論的基礎就是繼承了大陸法系傳統，經由前蘇聯法學界奠定的調整對象定位說。[1]該學說認為，凡調整特定社會關系的全部現行法律規范，就組成了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根據法律規范調整對象的不同，可以把一國現行的法律規范劃分為若干類。這每一類現行的法律規范，在法學上稱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由該理論可以推知，每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必有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于是調整對象就成為劃分法的部門的標準?；谠摾碚摚苯訉е铝宋覈裆谭ㄅc經濟法長達十幾年的“地盤”之爭。我們不禁反思，一種社會關系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調整嗎？一個法律部門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嗎？

    任何社會關系都有多層次的屬性，不同屬性往往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而任何一個法律部門就其基本功能來說，往往只滿足某種法律需求。因此同一社會關系多重屬性的不同法律需求就需要多個法律部門綜合滿足。而且一種社會關系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中，還會增加新的屬性，就會有新的法律需求，導致新的法律部門產生。所以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再看第二個問題，每個法律部門都有自己獨立的調整對象，就是說它相對于其他的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來說有自己獨特的特征。如果有兩種社會關系圍繞某一特定的主題而有機結合成一個系統或整體，是否就可以作為一個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存在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因此，僅僅以調整對象來區分和定位法律部門在高度社會化的今天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既然調整對象定位說有其先天的悖謬，那對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定位的問題如何解決呢？有學者認為劃分法的部門的主體標準是調整對象，但應輔之以調整方法；[2]有學者認為任何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陀^方面，需要由社會環境造就出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形成法律部門還需要由法學家解釋總結；[2]也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現實的在各國立法體系中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前提有二：一是該國事實上國家已擔負起經濟調節職能，調節和影響著國民經濟的結構和運行，因而以國家為一方主體而發生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發達。二是該國法制，特別是經濟法制比較健全，重視并實際運用法律手段調節管理經濟；[3]還有部分法學論著為了證明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的部門，除了提到調整對象以外，還列舉了經濟法的主體、調整方法、外觀程序的特殊性、經濟法產生的必然性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管理職能的加強、經濟司法機關的建立作為依據。

    綜合上述觀點，大部分學者已經突破了傳統理論中一個法律部門只能調整一種社會關系的“一對一”的觀點，但卻仍囿于調整對象的抽象特征這一中心，或多或少受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理論的影響。但是從發展趨勢看，隨著立法的日益增多，法律部門的劃分也將會更加具體，這就需要在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礎上再考慮其他的因素，以便將法律部門劃分得更科學、更合理。[4]

    二、多角度定位的構建

    對經濟法的定位應視立法的發展和實踐活動的需要而不斷發展與完善。筆者認為經濟法定位的決定因素應當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其本身是客觀的，具有獨特屬性；二是其與經濟法的定位有內在相關性，即反映了經濟法本質屬性的一面。并由此提出對經濟法的多角度定位的設想，從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價值取向和調整對象三個角度定“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之位。

    （一）社會經濟根源之定位

    經濟法的源起，皆在說明經濟法產生的原因，包括經濟法的社會根源和經濟根源。研究經濟法的起源，就是要以社會的角度用經濟的方法揭示經濟法存在的理由，界定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的邊界，對經濟法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準確定位。只有對整個經濟法體系進行社會經濟分析，揭示出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才能發現經濟法獨特的作用，準確界定其調整范圍、調整方法、價值定位等特性問題，進而為經濟法的多角度定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經濟法的源起從現象上看有一條基本線索，即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發展的壟斷階段后，戰爭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也隨之而來，對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摧殘。為應對壟斷所生的兩大惡果，政府主動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這就是關于經濟法源起的國家干預說。這一理論無疑反映了經濟法產生的社會和經濟背景，而從理論上分析則是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

    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性調節機制，但市場調節機制并非萬能，它有其局限性。即市場調節要充分發揮作用，必須具備一定條件，若條件不具備或發生變化，則市場缺陷立即顯露，造成嚴重后果，即“市場失靈”。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市場障礙，即在市場上存在阻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領域，市場機制不能進入施展其作用；二是市場機制的唯利性；三是市場調節具有被動性、滯后性。[3]在市場失靈并由此引起經濟和社會其他方面嚴重后果的情況下，只有依靠國家和政府對社會經濟進行某種調節，以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結構和運行的協調、穩定和發展，這就是國家調節。但隨之而來的政府官員權力壟斷、官僚體制、機構膨脹、效率低下；公共產品不計成本；尋租行為盛行表明政府干預被理想化了。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存在不當運用權力的傾向和能力，政府干預還需要成本（在很多情況下是巨額的成本），因此政府失靈隨之產生。于是授權政府在必要情況下干預經濟并防范政府失靈的經濟法應運而生。

    總之，針對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兩大社會經濟根源而生的經濟法具有必要的、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民商法、行政法均不規范政府的經濟行為，代替不了經濟法的調節作用。經濟法在職能上是對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超越和補充。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是其一系列特殊屬性的決定因素，是確定經濟法獨立法律部門定位的實質依據。

    （二）價值取向之定位

    經濟法固有的基本取向是社會本位，社會公共性是經濟法的核心范疇。圍繞社會公共性這一范疇，我國現代化的經濟法價值主要應是關注社會公平與經濟民主兩個價值。[5]社會公平應當涵蓋競爭公平、分配公平、正當的差別待遇三個方面的內容，在社會公平架構中，競爭公平和分配公平始終是首要的和優先的原則，差別待遇僅僅是前者的必要補充和深化。經濟民主是作為經濟專制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義是指在充分尊重經濟自由基礎上的多數決定，在經濟法領域，其主要強調的是經濟決策的公眾參與，又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客觀層面，經濟民主要求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時，應當廣泛征求各方意見，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將宏觀決策構建在充分對話基礎上；在微觀層面，經濟民主則體現為國家在充分尊重企業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業建立一套有效的經濟民主機制，保障企業職工的民主權利，促進企業的民主化管理。

    為什么經濟法獨特的價值取向能作為經濟法定位的因素呢？

    1、事物的價值是客觀存在的，是由事物的特性決定的，因此它是特定的，法的價值也是如此。不管人們出于何種目的和理念而對法的價值進行利用，都必須以法所固有的基本價值為基礎。因此，發揮和利用法的價值最合適的方法也具有客觀性。經濟法由于其客觀價值特性決定，它的價值最適合于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法固有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以社會為本位的。因此經濟法價值取向與其特性的客觀相關性決定了價值取向作為經濟法定位因素的可能。

    2、經濟法特殊的價值取向是由經濟法在法體系中的特殊本質屬性決定的，經濟法按其在法體系中同其他部門法在調整任務上的分工，它涉及經濟領域和經濟生活，其內容是經濟性，因此它的價值亦重在經濟性。同時，進入現代社會，凡法都在其力所能及范圍內適應著社會性要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現社會化趨向。社會公共性的凸顯要求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民法和行政法不能完全適應由社會公共性的凸顯所體現的時代精神和所反映的客觀社會要求，經濟法應運而生；社會公共性所內含的經濟自由、經濟民主、經濟秩序以及社會公益自經濟法產生以來就一直是經濟法的價值所在。總之，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其本質屬性并使經濟法與其它法律部門在價值層面上截然區分，足以成為經濟法多角度定位中有力的一翼。

    （三）調整對象之定位

    法律意義上的調整，淵源于前蘇聯的法學著作，它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對人的行為或社會關系進行影響。對于調整的作用，最普遍的看法是，法律調整是國家利用法律整頓現存的社會關系，使其納入一定范圍。[6]因此法律上的調整應是指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規范。由此就引出了現有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確定過程中一個基礎的理論難題，即“社會關系”與“經濟關系”基本概念的澄清。縱觀我國經濟法學界諸多經濟法調整對象的學說，對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這一基本概念區分的問題顯然是重視不足的，但“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在法學中和在政治經濟學中都有明確的涵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某些概念與法學中的概念不應混同。[7]經濟學中的經濟關系不是法學中的社會關系，不應成為法律調整對象。法律是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筆者考慮到此頓生一種是否陷入學究氣的尷尬，但還是要把問題提出來。

    再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經濟法作為國家調節社會經濟之法，其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經濟法就是規范和保障國家調節之法。國家對社會經濟的調節有三種基本方式，即強制、參與、促導，這實際上就是國家調節的具體內涵。由此形成了調整對象以及經濟法體系的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通過強制方式來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的關系及規范；通過參與方式來直接投資經營的關系和規范；通過促導方式來對社會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關系和規范。[8]其中應當說明的是：首先，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最終定位在社會關系，符合法的調整對象的一般理論；第二，上述界定注意到了經濟法與其他部門法調整對象的關系協調，十分可?。蛔詈笠彩亲铌P鍵的是，筆者認為以上界定切中了經濟法調整對象的核心范疇，即國家政府行為。經濟法是與時俱進之法，中國的入世必然對經濟法產生重大影響。入世的《中國議定書草案》的19個條文，全都是針對國家政府行為的，它表明，WTO規則的本質在于限制政府采取可能扭曲貿易流動手段的能力，經濟法學必須順應現代法學重心由“法即規則”轉向“法即行為”的發展趨勢，將政府經濟行為確立為核心范疇，摒棄只注重研究經濟法規則、規范體系及其結構的傾向。[9]上述界定中對國家調節的分析正是圍繞國家經濟行為這一核心范疇展開的。

    三、結語

    經濟法的定位就是對經濟法的地位如何確定的問題。對此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經濟法是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的、獨立的法律部門，有其自身的獨立存在的理由，是其他部門法所不能替代的。但就“獨立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這一問題，學術界可謂眾說紛紜。本文旨在突破傳統理論的束縛，以經濟法的社會經濟根源為中心，價值取向和調整對象為兩翼，從多角度對經濟法定位，提出一種新的思維方法，不無裨益。

    [參考文獻]

    [1]史際春 經濟法的地位問題與傳統法律部門劃分理論批判[A] 經濟法研究[C] （第一卷）。

    [2]楊紫煊 經濟[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漆多俊 經濟法基礎理論[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4]劉金國、舒國瀅 法理學教科書[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03。

    [5]李昌麒、魯籬 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J] 法學研究，1999，（3）。

    [6]李昌麒 經濟法學[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56。

    [7]張傳兵 評中國經濟法新諸論[J] 法學理論，1995，（4）。

    [8]漆多俊 經濟法學[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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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會計理論；實踐基礎；會計目標；會計環境

abstract: in accountant reforms in the process, we always face like this some questions: how does accountant adapt the state economy system's transformation, how to establish conforms to socialist countries market economy request accountant the system, what function such accountant should the system have and the structure, how to treat west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 results and so on, specially it is noteworthy that along with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s thorough, the west also day by day receives the attention about accounting theory's supply and demand question's research results. because our country is also at the socialism initial stage at present, the social resource is not very also sufficient, in the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 area,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st benefit especially the contrast question as well as the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d question.

key word: accounting theory; practice foundation; accountant goal; accountant environment

1　關于會計理論的一般認識

會計理論一詞雖然廣泛應用于財務會計多年，但尚無標準的定義。在會計文獻中，對會計理論的含義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但筆者認為，瓦芡和齊默爾曼作為當代實證會計理論的代表人物，對會計理論提出的意見是符合當代經濟發展的潮流的。他們認為：“會計理論的目標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薄敖忉尅笔侵笧橛^察到的提供理由，“預測”則是指會計理論應能夠預測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觀察到的會計現象未必就是未來現象，它們包括那些已經發生，但與其有關的系統性證據尚未從數據中收集到的現象。因此，在他們看來，假設和通過數據進行驗證構成了發展會計理論的基本前提。

2　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關于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目前尚存在爭議。爭議的焦點在于會計理論的研究應當以會計環境還是以會計目標作為其邏輯起點，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會計環境論和會計目標論之爭。由于二者都有說服力，針對其相持不下的情況，又有會計環境與會計目標結合論。以下作者試圖進行簡要分析。

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語言等方面的原因，美國的會計研究對我國的會計產生了重要影響。然而，兩國會計環境的差別在某些場合卻往往忽視。美國社會經濟和資本市場高度發達，市場完全監管嚴格，稅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強硬，注冊會計師職業得以充分發展且有著嚴謹的自律機制，資訊系統完善且高效，相比之下，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經濟尚處于發展之中，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已經建立，但尚需調整與完善。資本市場還處于成長的初期，市場監管手段和稅收征管以及稅制的完善尚需要時日，審計環境和注冊會計師行業自律不容樂觀，資訊條件不夠理想。由此可見，不同環境下的會計理論研究的前提條件顯然是不同的，所以進行我國會計理論方面的研究，應當以我國會計所處的環境為基礎，實事求是地研究和解決本國的問題。當然，借鑒他國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也是不可缺少的。

雖然會計理論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會計環境下被特定會計實踐證明了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義。因此，我們應當對會計環境論作為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的觀點進行反思。

此外，雙重受托責任也應運而生。雙重受托責任觀認為現代會計在“受托—受托”的關系中的責任是雙重的，既包括對受托資源的安全完整、充分運用和實現經營目標的責任，也包括對員工的福利、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的質量、政府的稅收、公眾的就業、社會公益事業、生態環境的保護等方面的社會責任。

筆者認為，會計目標論是受制于特定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經濟運行體制的。在產品經濟條件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過運用會計信息來考察受托者對托付財產或資源的管理和經營責任的履行情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特別在資本市場有效的動作情況下會計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關注受托資源的經營情況，而且由于他們處于一個相對發達的市場條件下，隨時可以通過資本市場間接地對其所托付的資源進行調配，社會經濟體制和資本市場本身也確實充當著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因而使得會計信息對決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決策有用觀應當是財務會計被普遍認可的情況下才得以成立。只有當所有權和經營權充分分離之后，企業外部利益關系集團的力量足以制約財務信息的公允呈報，決策有用觀才能夠確立。因此，即使在同一歷史時期、相同的社會經濟背景條件下，對于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以及私營企業而言，決策有用觀和經營責任觀的側重點也未必相同。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國際會計準則只對財務會計處理和呈報的重要方面進行規范，而不顧及次要的方面。同理，大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也主要用來規范上市公司的會計行為。因此會計目標倚重決策有用觀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綜上所述，從會計理論體系本身來說，會計目標是會計理論聯系實際的邏輯起點，它基于特定的會計環境，對會計基本假設和原則具有統駕作用。從實務方面看，它指導特定會計系統的建立并引導其運行，從而構成會計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

3　關于發展會計理論的方法和實踐性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實證會計理論逐步發展是西方會計理論研究的主流。我國應用實證方法進行會計理論研究的條件尚未完全具備。這首先是由于我國會計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持續發生著重大變化：經濟體制的轉變使會計的作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多種經濟成分的并存致使財務信息使用者的群體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企業相對地位的確立導致財務信息呈報的企業導向，會計人員身份的轉變致使會計信息編報立刻發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變化。其次，由于20年來我國財務會計規范始終處于變動之中，盡管這種變動的程度和頻率不盡均衡，但相對而言，較大規范的變動至少應當包括1993年會計轉制和1997年以來具體會計準則的和實施。這樣的制度變遷，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相關年度財務信息較為嚴重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如果考慮到1994年稅制改革，和匯率并軌因素的影響，會計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會計規范的兩次大的變動與我國證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當前，以對我國財務報告數據的統計分析為依據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慮的。所以，我國當前和今后幾年的會計理論研究勢必仍然無法以統計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為主，而傳統的研究方法仍將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對傳統研究方法進行再認識。分析我國會計研究的傳統方法，很難證明其等同于規范方法。換言之，規范研究方法與傳統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過是交叉的概念。在我們以往所進行的研究中，我們自覺不自覺的部分采用某些實證研究方法。眾所周知，實證研究方法既包括當前十分流行的統計分析和“建模”，也包括諸如問卷調查、實地調查、訪談、案例研究、實驗室模擬研究、實地試驗等方法。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實地調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較為簡單的統計分析方法、蹲點實驗等方法應當屬于客觀的以實踐為基礎的或稱之為以經驗為根據的方法，也可認為是實證研究方法。

隨著實證研究的興起，規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評。規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設通常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無法在結論上獲得普遍的共識。盡管如此，對于諸如會計理論框架，財務報表的要素及確認與計量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規范研究方法。應當承認，研究人員的主觀隨意性不僅表現在規范研究的過程中，而且也出現在實證研究的若干階段。正如瓦芡和齊默爾曼在他們的《實證會計理論》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員在建立會計理論的過程中必然帶有主觀隨意性。研究課題的選擇與理論模式的建立都會受到研究人員自身價值觀的影響”。

在批評規范研究時，我們應當對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和研究命題的學術性加以區別，從而克服所謂純學術研究的思想。無論是規范研究還是實證研究，實際上都不是所謂純學術的研究，因此強調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并不意味著否定規范研究方法。

4　我國會計理論研究的實踐基礎

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會計論壇日益繁榮，然而，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外會計理論的引進和評價，畢竟只是我國會計理論研究撥亂反正過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是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鑒并非為了借鑒本身，而是為了對照以便取長補短或吸取教訓。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會計特用的系統結構。這個系統的結構及其運行狀況和優化方法，需要由我們自己實事求是地去探索，實實在在地研究，把中國會計實務作為他國研究的許多成果試驗田的做法實不足取。

同時，由于實證會計理論研究的許多成果基于經濟學和行為科學的新興學派的觀點，而這些學派及其觀點在其本學科領域中往往仍然存在爭議，因此，當會計理論研究者對其所借用的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時，這種借用顯然是危險的。同時，由于新興經濟學理論的某些假設，例如理性經濟人假設基于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實，未必符合我國社會和文化現實，盲目借用顯然是有害的。

當前，我國的會計系統，正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革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不僅會計目標需要明確，而且會計準則建設的目標及其相關問題也亟待明確。財務信息的供給與需求問題、成本與效益問題、財務信息提供的責任問題、財務信息使用者的權益保障問題、財務報告監證的法律責任、經濟風險和注冊會計師的合法權益和經濟利益問題，會計管理機構、財務信息提供者和注冊會計師的相互牽制配合問題，會計職業操守和自律問題、會計確認和計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體問題等等都有待于我們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