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的詩歌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祖國的詩歌，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我的祖國，

高山巍峨，

雄偉的山峰俯瞰歷史的風狂雨落，

暮色蒼茫，

任憑風云掠過。

堅實的脊背頂住了億萬年的滄桑從容不迫。

我的祖國，

大河奔騰，

浩蕩的洪流沖過歷史翻卷的漩渦，

激流勇進，

洗刷百年污濁，

驚濤駭浪拍擊峽谷涌起過多少命運的顛簸。

我的祖國，

地大物博，

風光秀美孕育了瑰麗的傳統文化，

大漠收殘陽，

明月醉荷花，

廣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還在熠熠閃爍。

我的祖國，

人民勤勞，

五十六個民族相濡以沫，

東方神韻的精彩，

人文風貌的風流，

千古流傳著多少美麗動人的傳說。

這就是我的祖國，

這就是我深深愛戀的祖國。

我愛你源遠流長燦爛的歷史，

我愛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

我愛你風光旖旎壯麗的河山，

我愛你人民的性格堅韌執著。

我的祖國，

我深深愛戀的祖國。

你是昂首高吭的雄雞-----喚醒拂曉的沉默，

你是沖天騰飛的巨龍-----叱咤時代的風云，

你是威風凜凜的雄獅-----舞動神州的雄風，

你是人類智慧的起源-----點燃文明的星火。

你有一個神圣的名字，

那就是中國！

那就是中國啊，我的祖國。

我深深愛戀的祖國。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

搏動的心臟跳動著五千年的脈搏，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

涌動的血液奔騰著長江黃河的浪波，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

黃色的皮膚印著祖先留下的顏色，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

黑色的眼睛流露著謙遜的笑窩，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

堅強的性格挺拔起泰山的氣魄，

我深深地愛著我的祖國，

遼闊的海疆裝滿了我所有的寄托。

我的祖國，

可愛的中國，

你創造了輝煌的歷史，

你養育了偉大的民族。

我自豪你的悠久，

數千年的狂風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

我自豪你的堅強，

抵住內憂外患闖過歲月蹉跎。

我自豪你的光明，

中華民族把自己的命運牢牢掌握，

我自豪你的精神，

改革勇往直前開放氣勢磅礴。

可愛的祖國啊，

無論我走到那里，

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

無論我身居何>文秘站:

你都溫暖著我的心窩。

可愛的祖國啊，

你把住新世紀的航舵，

你用速度，你用實力，

創造震驚世界的奇跡。

你用勤勞，你用智慧，

進行了又一次更加輝煌的開拓！

祖國啊，祖國，

你永遠充滿希望，

祖國啊，祖國，

篇2

2、我愛你的氣勢雄偉的泰山， 我愛你悠久的歷史

3、我愛你那奔騰的黃河， 我愛你那柔美的西湖， 我愛你那美麗的土地， 我愛你的每一個角落 這就是我的祖國，

4、這就是我愛戀的祖國。 我愛你燦爛的花兒， 我愛你的每一寸土地， 我愛你壯麗的河山， 我的祖國， 我愛您。

5、祖國是什么?

6、祖國是腳下的這塊土地， 祖國是一朵花朵。 祖國更是我們的母親，

篇3

足球起源于中國戰國時代的蹴鞠，到后來才傳到歐洲。

2004年初，經專家、學者的考證和國際足聯的確認，足球最早起源地應是中國，古代中國的蹴鞠就是現今足球運動的雛形，早在2300多年前，蹴鞠就已誕生并流行于中國臨淄。最早確切可信的文字記載這項運動者，當屬《戰國策》和《史記》，當時它以具有軍事性和娛樂性兩種面貌的活動而被記錄下來。其后經過改良令蹴鞠慢慢普及，到了隋、唐時代，蹴鞠和佛教一起傳到了日本，今日韓語及日語中仍可見稱足球為“蹴球”的用法，便是受到中國的影響。

（來源：文章屋網 ）

篇4

〔關鍵詞〕組織變革模型；企業家價值；變革型企業文化

中圖分類號：F27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3）03-0003-07

一、文獻綜述及問題的提出

Rajagopalan和Spreitzer[1]依據研究對象和使用方法對組織變革理論進行梳理，將之歸納為過程學派和內容學派。過程學派的代表性理論是Lewin[2]的三步驟理論，即解凍—變革—再凍結。Schein[3]后來指出，Lewin[2]的步驟是交迭的，且實際過程比上述三個步驟更加復雜和精細，為此他深入和細化了三步驟理論。Lippitt等[4]也贊同Schein的觀點，即三個步驟之間存在交迭，認為使用“階段”比使用“步驟”更為合適，進而提出了五階段理論，即解凍—（變革執行者和客戶組織之間）建立變革關系—移動—再凍結—變革關系終止。概言之，過程流派主要關注如何實施變革，但問題是組織應該何時進行變革？哪些因素會影響變革時點？

對于前一問題，Beckhard和Harris[5]試圖從組織中人們接受和實施變革的準備程度視角給出解答，他們依據社會和心理成本去測度準備程度，提出表達式C=（ABD）>X。其中，C為變革，A為對現狀的不滿意程度，B為明確的目標和愿望，D為朝向目標前進的實際步驟，X為變革成本。換言之，如果實施變革的預期收益已經超過變革成本，那么就已經到了實施組織變革的最佳時點。但顯而易見的是，Beckhard和Harris僅僅勾勒出變革時點的輪廓，沒有沿著這一思路走得更遠。這也正是本文的寫作動機。

對于后一問題，現有文獻幾乎都是從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如組織內部變革阻力等）給出回答，本文也從這兩方面著眼，并給出相應的命題。但是，讓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何有些企業進行的是緊隨外部環境變化后的滯后組織變革，而有些企業則進行的是在外部環境變化前的超前組織變革？要回答該問題，我們必須著眼于企業家這一重要的影響因素。羅賓斯[6]指出，企業家不僅是組織變革的催化劑，也是組織變革的發動者。Prahalad和Doz[7]通過對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跨國公司戰略問題的研究，認為高層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務是管理組織變革。Gioia和Chittipeddi[8]通過對一所大型公立大學的組織變革的研究，結果表明高層管理者是組織變革發起過程有效性的關鍵?？梢?，學者們已經認識到企業家在組織變革中的重要作用，但企業家在不同類型組織變革中的作用的差異性尚是未解問題。本文借鑒企業家理論給出解答，這不僅拓展了組織變革理論，也為企業家理論的研究開辟一塊新領地。

內容學派主要關注變革的內容，即變革什么？Leavitt和March[9]提出組織變革系統模式，指出組織變革包括四方面內容，即任務、人員、技術和組織結構。Nadler和Tushman[10]提出的一致模型認為，變革內容包括任務、個人正式的組織安排和非正式的組織安排。Tichy[11]提出TCP（技術、行政和文化）框架則認為變革內容包括使命戰略、任務、指定的網絡、人員、流程和自然產生的網絡。正如Burke[12]對內容流派的評價，對于不同學者而言，變革的內容可以由各種各樣的可能性組成。不過，我們關心的是，在這些內容當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變革內容？要實現這一內容的成功變革，企業該如何去做？這兩個問題也是現有組織變革理論沒有解答的。

前文所述問題歸納如下：組織無外乎處于兩種狀態，不變和變革。那么問題在于何時保持不變？何時進行變革？哪些因素影響到變革或保持不變的時點？企業家作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其價值如何體現在組織變革中？對于組織變革而言，其變革的核心內容究竟是什么？要實現此內容的成功變革，企業該如何去做？本文將使用數理分析方法，對上述問題做出回答，并整合發展現有理論，為該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邏輯基點。

二、組織變革模型、變革時點及影響因素

（一）組織惰性損失函數

在構建組織惰性損失函數之前，本文定義兩個基本概念：理想利潤函數和惰性利潤函數。

定義1：理想利潤函數。如果變革沒有成本，那么企業 本文所論的企業是指正常增長的常態企業。就會無時不變以力求與動態的外部環境相適應，從而獲得更高的利潤水平，我們將這個利潤水平稱為組織的理想利潤函數，記為πl。

定義2： 惰性利潤函數。如果變革有成本，那么企業就不會時刻進行組織變革，而只有當變革的收益大于保持不變的成本時才會進行變革，本文把沒有進行變革狀態下企業實現的利潤稱為組織的惰性利潤函數，記為πd 亦可做如下解釋：理想利潤函數是在改變了內部所有要素力求與動態的外部環境相適應的狀態下取得的利潤；惰性利潤函數是在企業內部至少有一部分關鍵要素（起到瓶頸作用的要素）沒有被調整的狀態下取得的利潤。。

假設1：在環境較穩定 鑒于下文中有關于環境不穩定程度大小的比較分析，這里必須先指出，下文提到的環境不穩定程度的大小變化均在此處“環境較穩定”的范圍內，這意味著，下文中提到的環境不穩定性變化程度未能改變πd（t）和πl（t）的函數形式，仍適用于該函數進行分析。的情況下，πd為時間的增函數 在環境較穩定的情況下，企業雖然不能及時調整內部所有要素與動態性的外部環境完全適應，但處于常態的企業（不包括那些處于瀕臨破產的異常企業）仍能夠獲得不斷增加的利潤（或理解為，以前的投資仍能在環境較穩定情況下帶來遞增的收益流）。，πl為時間的增且凸函數 如果企業能夠隨時調整其內部的所有要素以保證與動態性的外部環境相適應，那么理想利潤函數一定會是時間的增函數（因本文已假定處于常態的企業在內部部分要素未被調整的狀態下能夠取得遞增的收益流）；而本文假定的二階凸條件，則說明近期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要比遠期低（離現在的時間越長，理想利潤函數與惰性利潤函數的差會更大）。。對常態企業而言，惰性利潤函數πd將成為時間的一次線性函數，即πd（t）=α1+β1t，πl（t）為時間的二次函數，即πl（t）=α2+β2t+γt2 必須指出，假定πd（t）和πl（t）分別為一次線性和二次函數的具體形式影響了模型的一般性，具體影響結果請見下文的分析。。其中，α1和α2可以理解為在t=0時組織的惰性利潤和理想利潤。如果企業在t=0時進行組織變革，則有πl（0）=πd（0），得α1=α2。如果在t=0時利潤值為正，則有α1=α2>0。根據πd（t）的一階條件，有β1≥0。β1對于不同企業而言，代表著不同的盈利能力。比如，在相同的外部環境下，A企業的β1大于B企業的β1，則認為A企業的盈利能力比B企業強。β1對于同一企業而言，則代表著組織外部環境的穩定性程度。具體來說，對于某一企業而言，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大時的β1要小于較穩定時的β1′。根據πl（t）的一階和二階條件，有β2≥0和γ≥0。β2也是同一企業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的度量，與β1相反，當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大時，β2也越大，反之，則越小。γ的經濟含義如二階條件所示，代表著企業近期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程度比遠期低。

定義3：組織惰性損失函數是理想利潤函數與惰性利潤函數之差 依據定義1、定義2、假定1可知，理想利潤函數一定不低于惰性利潤函數，因此，惰性損失函數一定不小于零。，記為πs（t）。這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當β2-β1≥0時，πs（t）=πl（t）-πd（t），分別代入并整理得，πs（t）=γt2+（β2-β1）t。對πs（t）求導得πs（t）/t=2γt+β2-β1，2πs（t）/t2=2γ≥0。本文將在第二和第四部分進一步討論這種情形。第二種情形是，當β2-β1

（二）組織變革成本函數

Leibenstein[13]認為，與每一個努力水平相聯系的是個人養成的工作習慣，這些習慣一旦在某一努力水平上建立起來，在向其它努力水平變化的過程中，將產生負效用，因為個人不得不離開其以往習慣了的工作常規。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了惰性區域概念：即使知道有一種更好的工作方法，人們也因怕麻煩而不愿意改變現有的努力水平點。他還指出，每一個科層組織也同樣有自己的惰性區域。由于組織惰性的存在，組織變革就不再是免費的午餐，改變組織的惰性狀態要支付相應的成本，記為c。而且，組織處于惰性狀態的時間越長，形成的組織慣性就越大，降低或改變慣性的成本就越高。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定：

假設2：c是時間t的增函數。假定c（t）是t的一次線性函數，即有c（t）=c0+ct，其中，c≥0。另外，依據前文的假定，即組織在t=0時進行變革，則有c（0）=0，c0=0。

（三）組織變革模型及變革時點

不斷地變革組織以使組織惰性損失趨于最小，是常態企業追求的目標之一，于是有mintπs（t）=πl（t）-πd（t）。但組織變革也有成本（c≥0），因此，變革與否就取決于組織惰性損失與變革成本之間的比較：當πs（t）>c（t）進行組織變革；當πs（t）

1C = 0時的組織變革

依據前文的假定，t=0，則c（t）=0，πs（t）=c（t）=0，得πd（t）=πl（t），即組織的惰性利潤函數與理想利潤函數完全重合。此時，組織的變革時點是連續的，即無時無刻地進行組織變革，其變革的利潤函數即為理想的利潤函數，即π*（t）=πl（t）。

命題1：當組織的變革成本為零時，企業會根據環境的變化情況時刻進行變革，組織變革路徑的利潤函數π*（t）為組織的理想利潤函數πl（t）。

2 C > 0時的組織變革

當C > 0，c（t）>0時，第一種情形是組織惰性損失小于變革成本，即πs（t）c（t），企業將進行組織變革。因此，πs（t）=c（t）的解t*是組織變革的最佳時點。根據前面給出的πs（t）和c（t）函數，解得t*=（c+β1-β2）/γ。具體地說，在t∈[0，t*）時段內企業不進行組織變革，在t=t*時點進行組織變革，此后每間隔t*=（c+β1-β2）/γ時段進行一次組織變革，如此循環往復。

命題2：當C > 0時，企業在t*點之前不進行組織變革，在t*點進行組織變革，之后每間隔t*=（c+β1-β2）/γ時段進行一次組織變革。

企業組織變革時段的利潤函數為：當t∈[0，t*）時，π*（t）=πd（t）；當 t=t*時，π*（t）=πl（t*）；當t∈（t*，t**）時這里用t**表示在第一輪組織變革結束后，第二輪組織變革決策的時點，下面的πd2（t）和πl2（t**）分別表示第二輪組織變革決策過程中的惰性利潤函數和理想利潤函數。，π*（t）=πd2（t）；當t=t**時，π*（t）=πl2（t**）。這是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

（四）外部環境不穩定性程度增大對組織變革時點的影響

如前所述，β1對同一企業而言，代表著惰性利潤函數πd（t）對組織外部環境穩定性程度的度量，即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大時的β1′要小于比較穩定時的β1。β2代表著理想利潤函數πl（t）對組織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的度量，即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大時的β2′要大于不確定性程度小時的β2。設組織外部環境不穩定性程度大時理性企業選擇的最佳組織變革時點為t′，則t′=（c+β1′-β2′）/γ

也就是說，當組織外部環境不穩定性程度增大時，理性企業的最佳組織變革時點會較環境穩定性程度小時提前。對該結論更直觀的解釋是，當組織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程度增大時，πl（t）曲線要比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較小時變得更加向上彎曲，此時的πd（t）曲線將變得更為平緩，從而使πs（t）曲線相應地變得更加向上彎曲，因此，在組織變革成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企業進行組織變革的時點就會比環境較穩定的情況下有所提前。

命題3：當組織外部環境不穩定性程度增大時，企業進行組織變革的時點會較外部環境穩定性程度較小的情況下提前。

（五）決策者有限理性對組織變革時點的影響

在πd（t）、πl（t）和c（t）三個函數中，只有πd（t）函數是決策者可以事前獲得的知識，πl（t）和c（t）函數都是決策者對組織的外部環境及內部狀況進行估計和預測的結果，因此，決策者在組織變革決策過程中，如不能完全認知這兩個函數，就必將對組織變革時點的選擇產生影響。比如，當決策者高估（或低估）πl（t）函數時，企業進行組織變革的時點將會提前（或滯后）；而當決策者高估（或低估）c（t）函數時，企業進行組織變革的時點就會滯后（或提前）。

命題4：決策者的有限理性會對組織變革時點產生影響。高估πl（t）（或低估c（t））會使組織變革的時點提前，反之，會使其滯后。

三、超前組織變革及企業家價值

以上討論是在β2≥β1的情形下展開的，這樣可以保證πs（t）在t≥0的條件下是單調增加的，即πs（t）/t=2γt+β2-β1≥0。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實施的組織變革是在追求組織惰性損失最小的目標下進行的。

定義4：滯后組織變革。在β2≥β1情況下，組織變革時點發生在組織惰性損失形成一定程度之后，且相臨兩次變革的惰性損失函數不同，本文把這種類型的組織變革稱為滯后組織變革徐國華等將該種類型的變革稱為“被動的組織變革”[14]。。

如果β2

（1）當t∈（0，（β1-β2）/2γ），πs（t）是單調增加的，即πs（t）/t>0；

（2）當t∈[（β1-β2）/2γ，（β1-β2）/γ），πs（t）是單調減少的，即πs（t）/t

（3）當t′=（β1-β2）/2γ，πs（t′）為（0，（β1-β2）/γ）區間內的最大值，本文不失一般性地假定πs（t′）

（4）當t∈（（β1-β2）/γ，+

SymboleB@ ），πs（t）是單調增加的，同β2≥β1的情形；

（5）當t*=（β1-β2）/γ時，πs（t*）=0，t*為最佳組織變革時點。

定義5：超前組織變革。在β2

超前組織變革是完全可能的，現實中也確有一些企業因此而獲得了成功。為什么會發生超前組織變革呢？理論上講原因可能有如下兩點：一是企業家具有戰略眼光；二是外部環境發生了退化。但從現實情況來看，主因在于前者。文獻綜述中已經指出，企業家在組織變革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僅是組織變革的催化劑，還是組織變革的主要推動者。那么，就組織變革理論而言，為什么有些企業發生的是滯后組織變革，而另外一些企業發生的是超前組織變革，企業家在兩類變革中分別發揮何種作用？在標準的企業家理論中，企業家的作用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熊彼特式的創新型企業家，這一觀點認為企業家的功能在于創新，是市場均衡的破壞者。這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企業家在破壞均衡——均衡——再破壞均衡的循環中實現了企業的革命突變[15]。另一類是柯斯納、卡森和萊賓斯坦式的模仿型企業家，認為企業家是市場均衡的恢復者。這一觀點認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人的有限理性，市場經常處于一種不均衡的狀態，企業家為了獲得租金通過對資源的重新配置將市場帶回到均衡狀態[16]。前者通過創新造勢，后者通過模仿用勢。

命題5：不同類型的企業家領導企業進行不同類型的組織變革，熊彼特式的創新型企業家進行的是超前組織變革，而柯斯納、卡森和萊賓斯坦式的模仿型企業家進行的是滯后組織變革。

熊彼特式的創新型企業家有能力洞察外部環境中可能給組織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考慮到未來的發展趨勢和變化，以長遠的戰略眼光，積極、主動地帶領企業進行超前組織變革；而柯斯納、卡森和萊賓斯坦式的模仿型企業家缺乏長遠的戰略觀念，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動時，在環境的逼迫下被動進行滯后組織變革。無疑，正是由于熊彼特式企業家在現實中少之又少，所以實踐中超前組織變革的現象并不多見。從企業角度來看，超前組織變革給企業帶來的好處正是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家價值的體現 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熊彼特式的創新型企業家進行的超前組織變革對社會的貢獻，要比柯斯納、卡森和萊賓斯坦式的模仿型企業家進行的滯后組織變革的小得多。Leibenstein的例子很有道理，如果2%的天才企業家實現了節省25%的生產成本，而98%的平庸企業家僅節省了3%的生產成本，但后者對市場總結果的貢獻比前者卻要大得多。。

當然，一個組織沒有發生超前組織變革，這并不一定是該企業中的企業家沒有戰略眼光，也可能是實施這種變革的阻力太大。因為，企業家的戰略眼光越超前，預期的外部環境和現在的環境狀況差異就會越大，如果企業的股東、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員工等還沒有看到那么遠，則來自于各方面的阻力就會更大，這就需要企業家及時、有效地與其他相關主體溝通組織變革的觀念。還有一點須要指出的是，盡管企業家在沒有相關主體參與的情況下也能實施強制型變遷，但是新制度經濟學原理表明，強制型變遷雖然可以加快組織變革進程，但成功的幾率遠沒有誘致型變遷高。所以，企業家的任務還包括讓其他相關主體也積極參與組織變革，這不僅需要前文所提出的有效溝通組織變革理念，還需要建立變革型企業文化，才能標本兼治。

四、組織學習能力和變革型企業文化

前文的分析是建立在組織沒有學習能力的假定基礎上，如果放松該假定，即把組織的學習能力變量引入模型，那么，組織變革的時點及其利潤函數都會發生相應變化。假定學習能力，記為s，是變革次數t* 此處的t*不同于前文討論的t，t*是前文中理性企業選擇的組織變革時點，在這里它有些類似于組織變革次數的含義。的增且凹函數 本文假定s（t*）是連續且二階可導。由前文分析可知，由組織變革時點t*構成的函數是一個非連續曲線，為了使用微分方法進行分析，本文假定它是連續的，這個假定不影響本文接下來得出的結論。，即s（t*）/t*≥0；2s（t*）/（t*）2≤0，并假定組織變革成本是學習能力的減且凸函數，即c（s（t*））/s（t*）≤0；2c（s（t*））/s2（t*）≥0。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設組織學習能力函數s（t*）=at*，其中，a（a>0）是影響組織學習能力的外生參數，學習能力越強，則a越大，反之，則越小。假設組織變革成本為c（s）=1/s，那么，組織變革成本即為時間的單調減且凸函數因為若c（s（t*））=1/s（t*）=1/at*，則c（s（t*））/t*=-1/2at*t*≤0；2c（s（t*））/（t*）2=1/6a（t*）2t*≥0。。

如果假定在t∈（0，t1*），t∈（t1*，t2*），……，t∈（t（n-1）*，tn*）ti*表示理性企業選擇的第i個組織變革時點，其中i=1，2，……，n。各時間段中，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均具有同樣的穩定程度，換句話說，企業在選擇任意兩個不同的變革時點時，其面臨的兩組惰性和理想利潤函數中的r、β1和β2是不變的，只有兩組函數中的截距在變化，具體來說，只有理想利潤函數πl（t）中的a1（惰性利潤函數πd（t）中的a2）在變化。在這一前提下，如果不考慮組織學習能力對變革成本的影響，則任意兩個相臨變革時點的時間差ti*-t（i-1）*=（c+β1-β2）/γ（i=1，2，……，n）就是一個固定常數。如果認為組織是有學習能力的，并依據前面的學習能力函數選擇組織變革時點，則任意兩個相臨變革時點的時間差就是ti*-t（i-1）*=（1/ati*+β1-β2）/γ（i=1，2，……，n）。

這說明如果組織有學習能力，則相臨兩個變革時點的時間差就會隨著變革次數ti*的增加而縮短。如果更進一步地考慮組織學習能力強弱對這一時間差的影響時，則可發現，組織學習能力越強，即a越大，則相臨的兩個變革時點的時間差就會越小，反之，則越大。

定義6：變革型企業文化。對于一個有學習能力的組織而言，其面臨的組織變革成本函數c（ti*）=1/ati*（其中，i=1，2，……，n），當變革次數趨于無窮次時，組織變革成本就會趨于零，即limti*

SymboleB@ c（ti*）=limti*

SymboleB@ 1/ati*=0，本文把組織在這種狀態下具有的特質稱為變革型企業文化。

在這種狀態下，組織會時刻進行變革，以使其利潤將始終處于理想利潤函數水平，惰性損失值為零。實際上，變革型企業文化的作用就在于把組織變革類型由命題2的狀態向命題1的狀態推進，而命題1的狀態正是組織惰性損失為零的最優狀態。

當然，變革型企業文化只是學習型組織努力追求而實際上難以實現的一種理想狀態。前面的分析是假定在學習能力給定的條件下（即a固定不變），組織在變革次數趨于無窮大時所獲得的變革型企業文化的特質，而忽略了組織學習能力的強弱（即a變化）對形成變革型企業文化的影響。盡管上述極限趨于零的趨勢與a的大小沒有關系，但從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如果a越大，上述極限趨于零的速度就會越快；反之，則越慢。

命題6：組織的學習能力越強，就能在越短的時間內形成變革型企業文化。

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組織變革的內容至少應有兩個層面這里面借鑒拉卡托斯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提出的硬核和保護帶的概念。：硬核層面和保護帶層面。文中的硬核主要指企業文化，保護帶主要指企業的制度和政策。硬核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它是通過長期不斷地調整保護帶而緩慢地得到調整，本文中所指的組織變革正是屬于保護帶的調整過程。本文開始時并沒有說明組織變革的核心意圖，以及形成組織惰性的核心根源，在這里必須指出，組織變革的核心意圖及組織惰性形成的核心根源均為企業文化。在組織變革的開始階段，主要是由于企業文化這一硬核的桎梏，才使企業形成組織惰性損失，因此，企業通過不斷地進行組織變革（即保護帶的調整），最終是把桎梏組織發展的企業文化，即舊的硬核，變成變革型企業文化，即新的硬核。

五、結 語

鑒于現有組織變革理論尚缺乏嚴謹的學理分析，本文使用數理方法建構了組織變革模型，進而將組織變革納入到縝密的分析軌道中。借鑒該模型本文發現：第一，組織內部變革成本大小、外部環境的穩定性程度，以及企業家的有限理性程度都會對組織變革產生影響。第二，企業家的價值在于引領企業進行組織變革，不過不同類型企業家領導企業進行的組織變革類型也有所不同。熊彼特式的創新型企業家引領企業進行的是超前組織變革，而柯斯納、卡森和萊賓斯坦式的模仿型企業家引領企業進行的滯后組織變革。第三，變革型企業文化的主要作用在于把組織變革路徑由命題2的狀態轉變為命題1的狀態，而命題1的狀態是組織惰性損失為零的最優狀態。變革型企業文化的培育和組織學習能力有關，即組織學習能力越強，變革型的企業文化也就能在越短的時間內形成。第四，在更一般意義上，舊的企業文化使組織變革成為必要，而組織變革又會改變舊的企業文化，如此周而復始的相互影響過程，最終使組織達到具有變革型企業文化特質的理想狀態。

前文的這些結論意味著什么呢？第一，由于不同行業及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不同，因此，變革對不同行業和企業而言，其意義也不一樣。比如，在技術變化一日千里的IT行業，變革是其制勝的唯一法寶，而對于那些外部環境較穩定的行業，變革的重要性將大打折扣。不過，WTO規則過渡期已經結束，可以肯定，一些行業的競爭程度會較以前有很大提高，因此，組織變革對企業的重要性也會愈加明顯。第二，影響組織變革的力量主要來自企業家對變革自上而下的拉動作用和變革型企業文化對變革自下而上的推動作用。企業家的拉動作用也有所不同，有熊彼特式創新型企業家引領的超前組織變革和柯斯納、卡森和萊賓斯坦式模仿型企業家引領的滯后組織變革之分。如果在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增大時，那么只有熊彼特式的創新型企業家才會取得成功，這意味著當我國很多行業直面外國企業的激烈競爭時，我國企業家隊伍的素質必須要有所提高。第三，成功的變革還需要企業培育變革型企業文化，而提升組織學習能力是其關鍵。這也很好地解釋了在巨變的現代商業環境中，為什么組織把學習作為其根本，甚至有些組織把其追求的目標直接命名為學習型組織。

參考文獻：

[1] Rajagopalan， N，Spreitzer，GM Toward a Theory of Strategic Change： A Multi-Lens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ive Framework[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1）： 48-79

[2] Lewin，KGroup Decision and Social Change[A]Maccoby，EE，Newcomb，T M，Hartley，ELReadings in Social Phychology[C]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58197-211

[3] Schein，EHProcess Consultation： Its Role in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M] New Jersey：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1987

[4] Lippitt，R，Watson，J，Westley，BDynamics of Planned Chang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Beckhard，R，Harris，RTOrganizational Transitions：Managing Complex Change[M] New Jersey：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1997

[6] 羅賓斯 管理學[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7

[7] Prahalad，CK，Doz，YLThe Multinational Mission， Balancing Global Integration with Local Responsiveness[M]New York： Free Press，1987

[8] Gioia，DA，Chittipeddi，K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in Strategy Change Initiation[J] Strategy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6）：433-448

[9] Leavitt，B，March，JG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8，（14）：319-340

[10] Nadler，DA，Tushman，MLA Diagnostic for Organization Behavior[A]Hackman， JR，Lawler，EE，Porter，LWPerspectives in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C]New York： McGraw-Hill， 1977

[11] Tichy，NMManaging Strategic Change： Technic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ynamics[M] New York： Wiley， 1983

[12] Burke， W W Organization Change： Theory and Practice[M] Los Angeles：Sage Publications， 2001

[13] Leibenstein， H Organizational or Frictional Equilibrium， X-Efficiency and the Rate of Innov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9， 83 （4）： 600-623

[14] 徐國華，張德，趙平管理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篇5

1、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最主要的組織形式是單一制的中央銀行制度。

2、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單一制的中央銀行制度，我國也是如此。其中較典型的有英國、日本、法國、印度等國家。

3、單一的中央銀行制度：是指在一國國內單獨設立一家中央銀行，行使職能，領導并監督全國金融機構及市場的制度，它也可根據情況設立若干分機構。

（來源：文章屋網 ）

篇6

“我愛我的祖國詩歌朗誦比賽”的大幕，迎合著六月流火的夏之旋律徐徐拉開，跳躍飛揚的音符將締造今天華彩的樂章。

女：我們相約十月，情系大地，大地飛歌，獻給我們的祖國。

男：我們用五千年的古鐘，鍛造一副鏗鏘的喉嚨。

女：我們用五千年的文化，迸射出華夏兒女的深情。

男：總有一種激情讓我們感動，總有一種生活會令我們向往。

女：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奮進，總有一種精神讓我們昂揚。

男： 我愛您祖國，無論我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

女：我愛您祖國，這是您的孩子心靈的訴說。

男：拾一塊女媧補天遺落的彩石，借一彎斜照漢家宮闕的冷月。

女：折一縷渭城朝雨中的柳絲，挑一盞冰心老人點燃的小桔燈。

男：我們沿著歷史長河的故道溯流而上，祖國?。?我偉大的祖國，世世代代的華夏兒女用生命捍衛著你的尊嚴，用血肉之軀構筑你不倒的長城！

篇7

需要說明的是，在十年間進行的四國高中生系列比較研究中，我們發現中國的家庭教育獨具特點，喜憂參半。例如，中國的家庭教育更細致，對孩子玩電子游戲和學習等管理較嚴格，但是在孩子消費方面往往比較放松管理；父母給孩子更多的關愛，為孩子成長付出更多，但是孩子參與家庭事務的機會較少；對孩子的愿望滿足較多，孩子對家庭有較高的滿意度和幸福感，但是與孩子溝通交流少；中國父母秉承了更多傳統的教育理念，教育孩子勤儉節約，但是對孩子的職業意識培養不足……這些都為我們提升中國家庭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思考背景。為了更好地取長補短，本文暫且不談中國家庭教育的優點，而是重點分析研究中發現的不足，以期改善中國家庭教育，為中國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出謀劃策。研究發現，中國高中生的家庭教育存在下面幾個不足：

1.中國父母表揚孩子最少。

父母對待孩子的態度，既能體現父母的家庭教育觀念及家庭教育模式，也直接影響到親子關系的和諧程度。

四國高中生調查發現，當孩子有了好成績時，各國父母都特別高興，母親比父親更高興（表1）。其中，韓國父親最高興，有75.4%的韓國父親為孩子的好成績感到高興，其次是美國父親（67.7%）、日本父親（63.1%），最后是中國父親（57.6%），比其他三國的父親低7-18個百分點。91.9%的日本母親當孩子有了好成績時特別高興，其次是美國母親（91.1%）、韓國母親（89.4%），中國母親居最后一位（76.4%），比其他三國的母親低13-25個百分點低?？梢?，總體來說母親比父親更經常地為孩子感到驕傲。當孩子取得好成績時，母親為孩子感到驕傲的比例要比父親高出20個百分點。四個國家進行比較發現，認為父母為自己的好成績感到快樂的韓國高中生、日本高中生人數較多，比例較高，而中國父母很少喜形于色。

調查還發現，韓國的父親們、美國的母親們經常表揚他們的孩子。據高中生們自我報告，有53.7%的韓國父親們經常表揚孩子，其次是日本父親（48.7%）、美國父親和中國父親并列第三。另外，美國母親最愿意表揚自己的孩子（80.4%），其次是韓國母親（80.1%）、日本母親（77.8%），中國母親居末位（65.5%）。從這組數據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父母很少表揚孩子。同樣，父親、母親對比發現，母親們經常表揚孩子的比例要比父親們高得多，而父親們更多時候以威嚴為主。

表揚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心理學研究表明，父母對孩子好的行為給與稱贊、鼓勵、肯定，會給孩子一定的心理滿足，成為孩子積極向上的原動力。父母給孩子的肯定、表揚較少，在一定程度上對親子關系有較大影響。表1中可見，中國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快樂的感受也較少。其中，美國高中生感覺與父親在一起最快樂（68.1%），其次是韓國高中生（65.4%）、日本高中生（64.3%）、中國高中生（59.3%），中國高中生比美國高中生低了近9個百分點；和母親在一起很快樂的比例，韓國高中生最高（91.9%），中國高中生最低（68.7%），相差23個百分點（見表1）。

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父母往往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情緒比較內斂含蓄，因此無論高興與否，都不會明顯表露，較少為孩子感到驕傲和快樂，較少表揚孩子，孩子們和父母在一起的時候也難以感到由衷的快樂。

2.中國媽媽與孩子溝通最少。

親子間的有效溝通既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內容，也是青少年成長的重要途徑。調查表明，父親與母親相比，母親與孩子溝通、聊天的次數更多。表2可見，經常與孩子聊天的母親比例高出父親40-50個百分點。這說明，在家庭教育中，女性在親子溝通中承擔更多的責任。但是，四國父母進行比較發現，中國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次數較少（父親44.8%，母親74.2%），其中，父親位居第二，母親位居第四。和其他三國的母親相比，中國母親經常與孩子聊天的比例要低10-19個百分點。可見，中國母親與孩子溝通最少。

產生這樣的結果，可能與中國母親經常與孩子進行“偽溝通”有密切關系。調查中我們發現，約有80%的父母都認為自己與孩子進行了溝通，但是只有20%多的孩子認為父母與自己進行過溝通。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差異呢？往往是由于父母常常以成績、考試排名、學校表現等作為溝通內容，甚至以查詢、指責、批評為溝通內容，但是孩子不認為這是溝通。因此，雖然中國父母認為自己與孩子進行了很多溝通，為孩子的成長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中國高中生的感受并不是如此（見表2）。

或許因為溝通效果并不好，因此中國高中生有煩惱時，也較少找母親傾訴。表2的數據還顯示，當有煩惱時，四國高中生們更愿意找母親傾訴，但中國高中生找母親傾訴煩惱的比例最低（72.6%）。與排名第一位的日本母親（91.2%）相比，低了近19個百分點。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父母缺少與孩子溝通的技巧，或者沒有充分認識到親子溝通的重要價值。當然，產生這樣的結果也許與文化差異有密切關系。中國父母大多為雙職工，而日本、韓國很多女性結婚后便做全職家庭主婦，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與孩子溝通較多。

因此，有半數多的中國高中生認為父母不太理解他們（父親55.7%，母親54.6%）。尤其是中國母親，在這一項上排序第二，雖然比韓國母親比例低，但是比日本母親高出5個百分點，比美國母親高出13個百分點。

3.中國父母對孩子的獨立性最不認可。

在對孩子獨立性的認可程度上，四國的父親比母親更容易把孩子當成大人看待。表3的數據顯示，和日韓美三國相比，中國父母更少認可孩子的獨立性，較少把孩子當成大人。其中，日本父母把孩子當大人看的比例最高（父親72.5%，母親69.4%），四國中位居首位，中國父母把孩子當大人看的比例最低（父親64.7%，母親50.7%），在四國中位居末位。

另外，總體來看母親比父親管孩子更多一些，父親往往不太管孩子，更愿意把孩子當作大人看待。這可能是因為與母親相比，父親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較獨立。同時，因為大多數父親的工作時間比母親長，因此對孩子的管理時間比較少。

比較而言，日本的父母不管孩子的比例較高，分別位居第一二位，而中國父母不太管孩子的比例較低（父親67.8%，母親38.0%），排序較靠后，分別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這說明和其他三國相比，中國父母對孩子管理更多（見表3）。

4.中國父母給孩子零花錢最隨意。

孩子學會使用零花錢是社會化的重要內容。父母往往是孩子零花錢的主要來源。本次調查發現，對于中國、韓國和日本的高中生來說，父母從來不給零花錢的情況很少，只有2.0%的中

國高中生、3.4%的韓國高中生和13.1%的日本高中生回答父母從不給零花錢。但是對美國的高中生來說，父母不給零花錢的情況比較普遍，多達42.2%的美國高中生回答父母從不給零花錢。這可能是因為美國高中生大多要通過勞動自己賺取零花錢，因此他們的父母不會主動給孩子零花錢。可見，中國父母給孩子零花錢最普遍。

給零花錢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圖1可見，中國父母給孩子零花錢最隨意，孩子需要就給的比例最高（63.1%），在四國中居于首位。定期給的比例為34.9%，而日本、韓國的父母定期給高中生零花錢的比例較高，分別位居第一二位（見圖1）。

定期給孩子零花錢，讓孩子學會定額消費、理智消費，正是消費教育的重要方法。如果孩子想要就給，過于輕易滿足消費需求，看起來是父母疼愛孩子，或者在心理上彌補了沒時間陪伴孩子的內疚，但是容易使孩子養成缺乏理財計劃、任性、隨意的習慣。因此，科學的家庭教養方式是按照孩子的合理需求，定期給孩子零花錢，幫助孩子學會合理開支，長遠規劃，形成正確的理財觀念和消費觀念。

5.中國父母最喜歡用金錢獎勵好成績。

各國父母通常也會給孩子一些零花錢對他們表示祝賀或獎勵，例如孩子過生日、取得好成績等。調查發現，父母在孩子過生日時給零花錢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獎勵考試取得好成績。四個國家中，美國父母最喜歡用零花錢對孩子表達生日祝賀（79.7%），其他依次是日本（68.6%）、中國（61.8%）、韓國（59.4%）。用金錢獎勵好成績的做法中，中國父母的比例最高（46.1%），美國、日本、韓國的比例分別為27.9%、25.3%、25.1%；另外，有30.4%的中國高中生因為在比賽或競賽中表現突出而得到過父母獎勵的零花錢，為此得到零花錢的日本、韓國、美國高中生分別為13.8%、11.4%、15.4%（見圖2）。

從圖中可以看出，中國父母更喜歡獎勵孩子的“好成績”和“突出表現”，表現出的是對孩子“有條件的愛”；而美國父母祝賀的是孩子“本身”，更少受到孩子表現的影響，表現出的是對孩子“無條件的愛”。毋庸置疑，無論是中國父母還是美國父母都深愛著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需要什么樣的愛，父母該如何表達對孩子的愛，中、美父母的理解差異較大。有條件的愛容易使高中生形成功利心理，成績好的時候興高采烈，成績不好的時候垂頭喪氣，甚至對自己失去信心，對親子關系感到隔閡。用金錢獎勵學習，還容易使學生難以形成長久的學習興趣，學習動力來源于金錢獲得，一旦得到滿足便再無興趣和動力。

6.中國父母對孩子的消費指導要求多檢查少。

家庭對孩子有意識的消費教育通常包括指導孩子合理規劃、量入為出、購物時貨比三家、消費后做好記錄等。調查發現，61.5%的中國父母經常提醒孩子“什么該買，什么不該買”，分別比日本、韓國和美國這樣做的父母多出約41個、10個和28個百分點。78.5%的中國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規劃自己的花費，比例同樣高于韓國（64.3%）、日本（58.9%）和美國（43.0%）的高中生父母；60.6%的中國高中生父母提醒孩子購物要貨比三家，高于日本（48.9%）和美國（26.2%）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韓國高中生父母（86.2%）；50.3%的中國高中生父母詢問孩子零花錢的用途，高于日本（23.7%）和美國（34.6%）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韓國父母（59.4%）；另外，21.1%的中國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記錄自己每天的花費，也高于日本高中生父母（13.8%），但低于美國（21.7%）和韓國（33.3%）高中生父母（見表4）。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總體而言，中國的高中生父母比日本和美國的高中生父母對孩子進行了更多的消費教育。從消費指導的具體內容來看，中國父母對于孩子消費前的規劃及如何合理消費的指導較多，近八成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規劃，六成以上的父母提醒孩子合理選擇、貨比三家，但是中國父母對孩子具體的消費支出的了解并不完全清楚，對孩子應該如何記錄和總結自己的消費情況指導較少，只有約一半父母會審查孩子的消費情況，要求孩子記錄消費情況的父母僅占兩成。

7.中國父母對孩子的消費需求最縱容。

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世界各國人民普遍看重和遵循的消費價值觀。各國父母給孩子的消費教育中均提倡勤儉節約。表5的調查數據顯示，超過八成（85.7%）的中國父母經常對孩子說要節約，位居四國首位。其他依次是韓國高中生父母（83.4%）、美國高中生父母（79.1%）、日本高中生中父母（48.8%）。但是，與之矛盾的是，中國的高中生父母一方面最重視教育孩子要節約，另一方面又最容易滿足、甚至縱容孩子的消費需求。本次調查發現，43.0%的中國高中生認為，只要自己想要的東西，家人都會給買，分別比日本、韓國和美國的高中生高出約27個、16個和23個百分c。另外，有19.3%的中國高中生認為，即使價格貴，但如果周圍的同學有，家人也會給買，比日本、韓國和美國的高中生高出5-12個百分點?？梢?，中國父母在引導孩子合理消費方面存在一些矛盾的教育行為。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節約，另一方面又對孩子的各種消費需求隨意滿足，甚至縱容（見表5）。

另外，值得注意到是，消費作為家庭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也常常會引發父母與孩子的沖突。在這方面以韓國的高中生最為突出，51.7%的韓國高中生常因花錢太多，受到父母的訓斥，經常如此的日本高中生有35.0%，中國高中生有34.6%，美國高中生有21.8%。

8.中國父母對孩子的朋友最不了解。

調查發現，近七成的高中生父母對孩子的交友情況（69.7%），半數多（55.4%）父母了解孩子在學校里的生活，六成多（61.3%）父母知道孩子的興趣是什么，七成多（74.4%）父母了解孩子回家以后干什么（見表6）。可見，總體來說父母對高中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還遠遠不夠。交友、生活、興趣、活動等均是高中生成長的重要方面，只有父母了解孩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孩子，才能與孩子有更和諧的親子關系，也才能更好地幫助孩子成長（見表6）。

比較而言，中國父母對高中生的交友情況了解最少，比平均值低6個百分點，比其他國家低1～17個百分點，在四國中位居末位。雖然父母對孩子在學校的生活、興趣、課余時間了解并不是特別多，但是也并非最差，這或許是因為中國父母認為學習、興趣、課余活動等對高中生的成長更重要。而美國父母了解孩子的比例最高，八成以上了解孩子的交友情況和放學以后干什么。父母了解孩子的生活是家庭養育過程中重要的教養行為，只有了解孩子，才能給他們更多的指導。

家庭中的親子溝通深刻地影響著未成年人的發展，良好的親子溝通與學生的社會適應、心理健康、同伴關系及學業成就都有積極的聯系。調查發現，中國高中生也和父母聊天最少。其中，82.0%的日本高中生、73.8%的美國高中生、70.1%的韓國高中生表示“經常和父母聊天”，但只有54.8%的中國高中生“經常和父母聊天”。而且，中國高中生覺得煩惱無處訴說的比例在四國中也最高，遇到煩惱時21.0%的中國高中生無人傾訴，韓國、日本、美國高中生分別有19.4%、17.2%、8.4%有此感受。

表7的數據顯示，四國高中生傾訴煩惱的首選對象均是同性朋友（中國79.9%、美國69.3%、日本85.1%、韓國82.2%），其他也多以父母、異性朋友、兄弟姐妹為主。但是表7可見，中國高中生更喜歡向網友傾訴，父親不在前五位之列。事實上，父親位居第六位（15.8%）。綜合這些數據可以發現，盡管在各國高中生中，母親都不是傾訴煩惱的首選對象，父親更位居朋友、母親和兄弟姐妹之后，但是相比較而言，中國高中生更不愿意向母親和父親傾訴煩惱。中國高中生跟父母溝通少，這跟我們的文化有很大關聯，中國人更為含蓄，不鼓勵個人表達意見，無論父母還是孩子，都不習慣于相互公開表達內心感受和想法，因此給親子溝通造成障礙。當然，也可能因為中國父母對孩子了解少，與孩子的溝通不夠理想（見表7）。

9.中國父母最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

調查發現，多數高中生認為“父母關心我”（92.0%）。比較而言，中國高中生認為父母最關心他們（94.0%），其次美國高中生（93.9%），均高出平均值。韓國高中生（91.7%）和日本高中生（88.4%）認為“父母關心我”的比例低于平均值（表6）；認為父母關心成績的高中生平均比例為77.8%。比較而言，中國高中生的父母對孩子的成績關心最多。表8可見，中國父母關心孩子成績的比例為86.8%，比日本父母高22個百分點，比美國、韓國父母也高出4-6個百分點。雖然中國父母對孩子很關心，但是給孩子的激勵卻很少。數據顯示，只有半數多中國父母會經常表揚或激勵孩子（52.0%）。

比平均值低了10個百分點，在四國中位居末位。但是，中國父母經常批評孩子的比例并不高（38.2%），在四國中位居第三，比平均值還低近4個百分點。從這些數據中可以感受到父母給孩子的中國式的父母之愛，特別關心孩子，寵溺孩子，但是很少表揚孩子，總是含蓄地愛著孩子，不愿意外露情感（見表8）。

另外，表8中也顯示，中國父母關心高中生的成績最多。86.8%的中國高中生、81.2%的美國高中生、82.8%的韓國高中生覺得“父母我的學習成績很關心”，而只有59.1%的日本高中生覺得“父母對我的學習成績很關心”。父母應當關注未成年人的全面發展，但由于傳統教育文化和觀念的影響，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存在著重智力輕德育、重知識輕健康、重學歷輕能力的社會傾向，這種社會觀念左右著父母的認識，進而影響著未成年人發展權的全面實現。

調查還發現，82.1%的中國高中生表示父母平時最關心自己的學習成績，位居父母最關心之首，不僅高于對孩子身體健康（79.1%）的關注，更遠遠高于對孩子生活習慣（49.8%）、交友情況（44.5）和情緒變化（31.9%）的關注。中國父母普遍對孩子抱有較高的學歷期望，不僅超出高中生對自己的預期，也與現實可能性嚴重脫節，調查數據顯示，33.8%的中國高中生父母希望孩子具有研究生學歷，50.7%希望孩子將來具有本科學歷，12.6%希望孩子將來具有大專學歷，僅有2.9%希望孩子將來具有高中（含中專、技校、職中）學歷。

10.中國父母允許孩子決定升學或前途最少。

父母給孩子支持、鼓勵，給孩子獨立自主的機會，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個性品質，能更好地促進孩子的成長與發展。表9的數據顯示，65.5%的高中生認為“父母允許我自己決定升學或前途”，55.4%認為“父母不干涉我如何安排課余時間”，但是也有半數多認為“父母老干涉我”（54.7%）（見表9）。

比較而言，雖然中國父母總是干涉孩子的比例最低（39.1%），不干涉孩子課余時間的比例也較高（60.2%），但是中國父母允許高中生自己決定升學和前途的比例也最低（43.5%），比平均值低22個百分點，與其他國家相差18-47個百分點。而美國高中生認為 “父母老是干涉我”的比例最高（65.3%），不干涉課余時間的比例最低（45.3%），但是美國父母給孩子決定自己升學和前途的自也最多（90.3%），比中國高47個百分點。這說明，美國學生雖感覺父母平r干涉多，但事實上在關系自己前途的重大問題上，他們的自最受尊重；而中國學生雖感覺父母平時干涉最少，但在關系前途的重大問題上，他們的自卻最不受尊重。這也是中國式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即“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往往忽略關乎孩子成長的重大問題，而在細枝末節上表現出父母的溺愛。

高中階段是開始理性考慮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時候，幫助孩子具備自主發展意識，具有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能力，對他們的未來發展極為重要，中國父母在這方面仍需努力。

根據上述一些研究發現，筆者對中國父母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更好地改善中國的家庭教育及親子關系狀況：

1.父母要學習溝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拓寬與孩子交流的渠道。

本次調查發現，中國父母與孩子溝通的方式存在一定問題，這也導致了孩子心中有煩惱不愿意找父母傾訴。然而，對于在心理上已經趨于成熟的高中生來說，和父母更好地交流似乎更為重要。因為在青春期里，他們更多地容易受伙伴的影響，他們也會遇到很多人生問題需要有人給予指導。如果交流不暢，不僅影響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效果，更使得孩子從感情上遠離家庭。研究發現，民主型的父母與子女的溝通和交流比較好，在子女需要指導時他們也能及時提供幫助，而專制型的父母往往要求孩子絕對服從自己。生活在民主型家庭中的孩子，對家庭及其成員更親近，接受父母的指導也會更順暢。

交流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父母與孩子溝通欠佳，并不是說父母不愛孩子，而是與父母缺乏和孩子溝通、交流的技能有密切關系。因此，建議父母們學習溝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多與孩子溝通交流，促進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交流。

2.多給孩子鼓勵和贊揚，讓孩子與家庭成員及家庭環境更親近。

研究發現，表揚和鼓勵最重要的作用是讓孩子感到成功和快樂。當孩子能夠經常從父母那里獲得表揚時，他就會感受到快樂，因此也會更加喜歡家庭生活，與家庭成員情感上更加親密。同時，經常表揚和鼓勵孩子，也是孩子智力發展的動力，使得孩子有信心、有興趣去探索新事物。然而本次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父母比較含蓄，當孩子取得好成績時，父母為他們感到快樂的比例要遠低于其他國家的比例。同樣，中國父母也較少夸贊自己的孩子。因此，中國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感到快樂的比例較低。這說明父母給孩子的鼓勵和贊揚越多，孩子與家庭越親近。

家庭教育并不只是糾正孩子的不良行為，更多時候父母應以表揚和稱贊為主。常贊揚孩子，鼓勵孩子，不僅是教育培養孩子的重要手段，還是父母和孩子交往的重要內容，是增進親子感情的途徑。同時，多給孩子些鼓勵和贊揚，還能夠促進孩子良好行為的可持續發展，培養孩子良好的道德規范和自我認識。因此，建議中國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要多給孩子一些正面的情感支持，使孩子與家庭成員之間、家庭環境之間更親近。這樣也有利于收到更好的家庭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是一門學問，需要父母不斷接受培訓和學習，這樣才能用科學有效的辦法來對待孩子。例如，父母給孩子表揚，不能光靠金錢去刺激，更多地要學會表揚孩子的努力與進步。只有讓孩子感受到父母對他的行為從內心認可，他們才會更努力，遇到困難才能有韌性。所以，中國父母要與時俱進，利用業余時間多學習教育理念和方法，用合理的教育方式對待孩子，與孩子形成和諧的親子關系。

3.母親的家庭教養方式宜平和些理智些，父親的家庭教養方式宜投入些溫柔些。

調查發現，母親們在家庭教育中占據重要席位。四個國家的母親們對孩子的期望更高，她們比父親更多地表揚孩子，在家庭中與孩子交流的機會更多。另一方面，母親們通常給孩子的壓力也更大一些，對孩子的規定更多，經常愛拿孩子和他人比較。而父親對子女的教育則更寬松一些，他們更多地把孩子當成大人看待。這也符合家庭教育中父親與母親不同的角色承擔。一般情況下，母親對子女的愛更精細更感性，父親對子女的愛更粗獷更理性。這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愛。但對于家庭教育來說，如果母親的力量過于強大，或者父親的力量過于薄弱，都不是均衡的家庭教育模式。因為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是需要模仿父親和母親的行為的，任何一個方面的缺失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長。只有剛柔相濟、張馳結合的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幫助孩子成長，也才能更好地促進家庭和諧與社會和諧。因此，建議中國媽媽們的家庭教養方式要更理智一些，平和一些，多給孩子一些鼓勵和自信，少一些壓力和嘮叨，少一些批評和責備。而父親的家庭教養方式應該再溫柔一些，多給孩子親情和關注，抽時間多和孩子交流。父親的責任不僅是將孩子帶入社會，還有責任做家庭關系的“劑”。因為母親往往與孩子的關系過于親近，過近的距離會給孩子帶來壓力，也容易產生磨擦。因此，父親還有責任使孩子的情緒更穩定，并逐漸適應社會。只有形成合力的教育，才能使得孩子的成長空間更寬松健康。

4.減輕家庭教育的壓力，適當調整家庭期望值，增強孩子的自信心。

調查發現，望子成龍是各國父母的共同心愿?？蓱z天下父母心，期望值幾乎存在于任何一位父母身上，是父母們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學識、價值判斷對孩子的成長和發展進行構思、規劃、設計和安排。在一個家庭中，父母的期望對孩子的成長具有重要作用。適當的期望會轉化為子女的成就動機，增強他們的自信心，使他們更加努力按照父母的期望去生活。同時，適當的期望也能幫助父母更加關注孩子的成長，關注家庭教育問題。

但凡事必有度，如果父母的期望值過高，會給孩子帶來較大壓力，反而使孩子產生挫敗感，使他們對家庭生活和父母之愛缺乏信心及親近感。無論是父親或母親，如果經常給孩子提出過高的要求，使孩子即使很努力也難以接近父母要求的目標，他們就會感到自卑和失敗。這樣的家庭環境不僅給孩子帶來壓力，還缺少親和力，使孩子從情感上疏遠家庭中的其他成員，甚至產生叛逆心理和行為。

因此，父母對孩子的期望、

為孩子設計的發展目標要考慮孩子的身心特點和自身條件，另一方面，父母對孩子的期望要結合社會需要和可能性。應在家庭教育中適當調整期望值，不要將子女培養的目標定得太高，應該讓子女們感到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夠實現目標。每一次小的成功都是給孩子增加自信的“加油站”。等孩子對自己充滿自信時，再逐步提高標準，這樣的家庭教育方式更有效。此外，父母們尤其

注意在言談舉止中不要給孩子增加過大的壓力，不能僅僅關注學業而忽視高中生們的心理健康。

5.家庭教育要抓大放小，給孩子更多的信任與放手。

中國父母給孩子很多關愛，對子女的生活管理很細致，但是信任和放手不夠，常常習慣性地將高中生當做長不大的孩子，較少認可孩子的獨立性，這使孩子少了一片飛翔的天空，少了一個發展的平臺。父母對孩子的關愛，也更多看重成績，忽視孩子的性格與習慣養成，忽視孩子的情緒與心理健康，甚至把家庭變成了第二課堂，把自己變成了第二老師。

篇8

中國是一個具有品牌文化的國度。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鑄造了眾多的飽含著文化底蘊的知名品牌。狗不理、全聚德、泥人張、同仁堂等一大批知名品牌，成了民族品牌的典范，中華文化的瑰寶。

但是，長期以來，品牌意識、品牌觀念，由于受計劃經濟的影響，和國外一直有較大的差距。改革開放以后，品牌意識、品牌觀念才得以增強。在眾多的消費品領域，國產品牌開始崛起。一批民族品牌開始成長起來。長虹彩電、聯想電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開始確立了市場主導地位。就連"名牌"蔬菜，也涌現出“浦東三黃雞”、“津春牌黃瓜”、“七里海牌河蟹”、“水王牌甲魚”等200多個商業品牌。

1999年由上百家中國知名企業發起的“中國名牌發展論壇”發表了《99北京宣言》指出：國貨和洋貨的競爭重心，已從質量、品種、資金轉移到品牌、知識產權的競爭。

這個《99北京宣言》代表了中國民族品牌的進擊和抗爭；反應了國人群體品牌意識的提高；但是市場是不會給予任何人一個特殊的等待機遇的。當我們剛剛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洋品牌已經進入國門了。

競爭，在國人的眼皮底下展開了。

但是，對于品牌的重要性和未來的營銷將圍繞品牌展開這樣的命題，特別是跨國資本在進入中國市場時，以品牌輸出帶動資本輸出這一些新特點，大多數中國的企業是認識不足和缺少思想準備的。

這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四個認識不足：

1、 對跨國企業以品牌輸出帶動資本輸出認識不足

跨國企業在進入中國市場時，是以品牌為馬前足的。特別是近20年來，以品牌輸出帶動資本輸出為特點的資本流動方式，成了國際資本流動的新特點。所以在國際資本進軍中國市場的征程中，品牌是最強勢的攻勢。

在這場品牌戰中，或是由于國人、國企的心理準備不足；或是由于國人的品牌競爭意識尚在培育階段，品牌建設、品牌創造、品牌資產，這些嶄新的經營理念，尚未被國人廣泛認同和接受。因此，在這場民族品牌和洋品牌的較量中，現有品牌難于和強手抗爭，先后敗下陣來。海外名牌搶灘登陸，大批名牌商標先后被強行搶注。可口可樂，肯特基，金利來，皮爾·卡丹等國際知名品牌長驅直入的進入了中國市場。

2、對品牌資本經營意識的深層次較量認識不足

品牌資本是代表特定品牌象征的企業資本。是一種超越生產、商品本身和所有有形資產以外的價值。品牌資本盡管無形化，但它往往能帶來和創造比有形資本還快的增值效應。

這種品牌的資本化趨勢是現代資本理念的新進展。也是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面對的新問題。特別是網絡品牌的崛起，其市場進入、品牌推介、品牌拓展、品牌延伸都比傳統的營銷具有更大的市場沖擊力。因此效果將更加明顯和快節捷。

從目前世界著名成功品牌的發展軌跡分析，未來企業的經營，著力點已經正在或悄悄地轉移到無國界品牌資產的經營上。在一些發達國家，許多優秀企業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的比例已達1比2或1比3。擁有名品牌的許多跨國企業的品牌價值已遠遠超過年銷售總額?？煽诳蓸?、賣當勞、迪斯尼、雀巢等均是如此。

中國的市場發展趨勢已經顯露出品牌資產經營的端倪。盡管國人的品牌資產意識還不是很強，盡管中國的大多數企業品牌資產還是一片空白。但中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的發展步伐，最終會把企業推向品牌資產經營的國際競爭軌道。

同樣，跨國企業在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時，不僅是幾百強等一批強勢品牌的進入，而且是強勢品牌資本的雙重進入。當很多國人對跨國資本以品牌輸出帶動資本輸出進入中國市場尚無清醒的認識時，對品牌資本輸出的進入方式將更加感到彌茫。

中國企業能不能在市場浮沉中主宰自己的命運，考驗就在眼前。這就是現實！國人必須認識的現實！

4、對品牌戰略研究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市場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品牌謀略的競爭。誰能恰當的運用品牌謀略，誰就能贏得市場，贏得財富。生意場上風惡浪險，商海沉浮市不罕見。翻開一部現代企業經營史，可以看到：世界著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無不依靠深謀遠慮的品牌戰略。曾經幫助“雀巢”闖過“信任危機”的帕根說過：“任何一家試圖長久生存并發展的企業，都離不開品牌謀略來相助”。

實踐證明：中國企業太需要品牌戰略，太需要進行戰略研究了！

這些年，洋品牌為什么能夠一路進擊的占領中國市場？

為什么在洋品牌和民族品牌的較量中，中國品牌輕易的就敗下陣來？

在中外合資合作中，中國企業將自己品牌低價入股、外方將中國品牌“吃掉”后“冷凍起來”的“冰箱品牌”難道還少嗎？

據不完全統計，外商在進行品牌輸出時、先行采取收購或冷凍等辦法遏制在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國有品牌，繼而推出自己的品牌取而代之的已不計其數。

近年被洋人先后 “收購”了的我國品牌計有：

“潔花”洗發液；(134萬美元)；

“孔雀”電視機；(315萬美元)；

“豪門”啤酒；　(6000萬元人民幣)；

“光明”染發液；(2000萬元人民幣)；

“金雞”鞋油；　(1000萬元人民幣)；

“潔銀”牙膏；　(1000萬元人民幣)；

“太湖水”啤酒。(2500萬元人民幣)等大量知名品牌。

在醫藥行業：

中外合資的14家大企業中、外方全部使用洋品牌控股的就有13家?！皸钌薄ⅰ笆房恕?、“華瑞”、“大家”等合資藥廠的品牌，長驅直入的占領了中國市場。

在啤酒行業：

美國的“百威”，“米勒”，“紅帶王”；

日本的“麒麟”、“三得利”、“朝日”；

德國的“貝克”；

荷蘭的“海內肯”；

菲律賓的“生力”；

愛爾蘭的“健力士”；

澳大利亞的“富仕達”，紛紛進入了中國市場。

在微波爐行業：

日本的“三洋”、“日立”、“松下”、“夏普”、“三菱”；

韓國的“三星”、“大禹”；

美國的“惠而普”；

法國的“萬能”等，多利用合資中方原有的銷售渠道，擠占了中國市場。

一方面是一大批國有品牌的退卻、讓路；

一方面又是一大批國有品牌的奮爭和崛起。

20年來，中國企業高擎著民族品牌的大旗，歷經風雨，進行抗爭，終于創造出了“紅塔山”，“海爾”，“美的”，“春蘭”等一批成長起來的中國民族品牌?！皹穭P”、“海鷗”等品牌盡管艱難，但也還堅守在陣地上，頑強的生存著。

可是，中國民族品牌成長的土壤，畢竟是貧瘠的。以短缺經濟為特征的市場，培育不出強烈的品牌意識。進年來，已經明顯的暴露出我們品牌意識的稚嫩和膚淺。特別是缺少對品牌創造和品牌成長的理性化的、規律性的認識和思考 。

當工業化的市場壁壘，隨著互聯網的出現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飛快進程而被打破的時候；當知識經濟和信息社會，迅速的將全球融為一個巨大的、沒有時空差異的統一市場時，面對著入世后更加開放的市場和即將開展的跨國營銷，網絡營銷。我們那些注入了太多民族情節的品牌意識，那種還把品牌僅僅當成商標的淺薄品牌意識，能夠適應網絡經濟的發展要求嗎？能夠和涌入國門的跨國公司的強勢品牌抗衡嗎？

回顧這些年圍繞著品牌演義的歷史，

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思索和警覺嗎？

篇9

關鍵字：環境監察執法組織;改革;趨勢

中圖分類號：TEO8文獻標識碼： A

引文：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近幾年來，我國處于環境問題較為集中爆發的關鍵階段,環境執法組織改革面臨新的形勢與挑戰，而環境監管和執法任務更加的艱巨與繁重,調整原有的組織結構去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較為迫切。而組織設置應當充分考慮和組織內外多方面因素的處理影響體現了環境執法問題的復雜性,因此，根據我國當前的現狀，我們必須科學、合理地推進組織變革與發展。

1．我國環境監察執法組織的基本情況

1.1界定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職責。

環境監察執法部門的工作涉及到許多組織及部門，如市民團體組織、工業協會和各級政府等。也就是說，任何一項執法決策都是該組織能否取得卓越結果的關鍵因素。因此執法部門要明確相關的各個團體的作用和所承擔的權責，這不僅與組織的自身利益有關，還和相關組織及上下級組織的利益有著密切關系，這就要求我國環境執法組織從根本上改善所處的劣勢地位，處理、協調好各級之間的利益關系，從更大、更廣的范圍的視覺來思考和調整組織的設立與改革。從國際情況上看來，環境監察執法的權利正在從分散向相對集中的方向進行發展，這一點，從我國的環境監察局的設立便能看出。與此同時我國的環境監察部門的執法重心正在下移，具體表現在: 執法資源正在由中央向地方下移。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執法工作所執行的對象主要在組織的末端，這就需要通過地方的執法權力和資源來保障執法體系的有效性。事實上執法過程是選擇中央集中還是地方分散都是既有優點又有缺點的，在實踐過程中執法部門大多數根據集中式的方案，采取分散處理的方式，使中央與地方彼此聯系共同行動達到所預想的成果。

1.2研究各領域的權責的聯合方式。

在國際化的環境管理體系和制度的要求下，許多國家為加強部門間的協調、進行更好的合作都建立了相應的機制和程序并以此為方針來指導日常工作。除此之外，一些國家也建立起跨國界跨地域的環境問題專門協調機制。事實上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環境監察執法組織在執法工作進行中經常會陷入與其他地方政府部門出現矛盾的尷尬境地，這不但使工作的進度受到干擾和限制，而且還不利于和諧社會的發展。因此要改善執法手段過軟，執法力度不嚴的現狀，就要求我國從根本上強化環境監察執法組織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系，鞏固執法組織的權責，并建立跨部門的協調機制與體系框架，通過高端的信息技術進行全面的制度、政策學習，加強各部門之間的溝通與聯系。例如將各個職能部門進行整合對其工作及所起作用進行分析，并成一個多功能的綜合機構，也可以將各個部門集中起來，簽訂一體化協議，分析并明確各部門的功能，再找一個其他機構進行監督與評估;此外還可以成立一個獨立于各部門之外的行政實體或委員會。

1.3發揮其他相關組織的作用。

現如今除了執法者和被管制對象之外還存在第三種力量，那就是非政府組織。它在環境的監察與執法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成為了環境治理中的重要因素。它既是立法者也是環境執法的監督者。它們可以推動我國所制定的現有環境法的積極發展，也對環境違法者提出訴訟，進行相應的懲罰，有效地促進人們對該法例法條的遵守。就我國來說非政府組織與環境監察執法的聯系較少，使其沒能發揮相應的作用，再加上有限資源的限制，使執法效果并不明顯。但實際上，如果我國建立完善的體系，合理高效的利用公眾及非政府組織力量，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使其成為執法過程中重要的支柱，就能改善現狀，提高環境執法力度。

2．我國環境監察執法組織的改革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環境執法組織是公共組織的一種類型，它的設立與改革必須遵循組織發展的規律，并根據組織結構的各重要組成部分科學、合理地安排自身工作從而實現更好的價值。其具體組成部分包括環境戰略與目標信息技術與勞動性質等。這些部分彼此滲透相互融合共同決定了我國環境監察執法組織的結構。另一方面來說，環境執法組織發揮作用與否取決于自身的建設規模和各重要組成部分能否達到更好的協調及配合。針對我國的環境監察執法情況分析，因為人力、物力、設備經費等投入的不足，使我國的執法能力受到嚴重的掣肘。但隨著執法組織對各部分的深入了解，我國逐漸建立起了一套相對比較完善的環境監察體系，更加有力的保護環境維護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保障了執法組織的權責。現如今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污染物排放總量一直沒有得到有效地抑制，空氣質量也普遍超過標準指標，這些都反映了環境保護議題本身所存在的結構與理論體系之間的問題。這些現象都表明了我國的執法力度已經不能滿足正日益暴露的頗具挑戰性的問題環境監察部門的規模與工作模式迫切需要加強。

3．我國環境監察執法所遵循的原則

首先著重設備與體制改革的同步進行。因為資源的缺乏資金的短少使部分基層環保機構設置不健全，工作條件較差，缺少必要的監測設備和執法車輛，這些現象都是由體制不完善造成的。因此，組織設置與體制進行同步改革，能夠確保執法相對獨立，其次，注重利益相關者的相互協調，共同治理。隨著我國所涉及的環境執法問題越來越復雜，我們不應該局限于單一的處理模式應從多角度、多方面分析、解決問題。例如，聯合各環保部門、環保組織、社會組織等形成統一的認識，改善公眾參與行動的渠道，提高各部門的合作力度，充分利用輿論、媒體的力量進行綜合的打擊。這樣不但降低了執法成本，還能把環保落實在個人身上，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環境監察執法組織應該注意職能的整合與流程的改革，合理分配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責，拓寬相關部門的聯系渠道，加強各部門之間的統一管理，對存在問題、挑釁執法權力的組織、人員予以應的處罰，建立正確、完整的執法方案，使執法資源達到有效的利用，我們還要本著改善業績，提高執法能力的原則，著重發展、改善人力資源的分配、調度問題，汲取原有的經驗，構建新的體系機制，擴展政策，提高執法能力。換句話說我國的相關部門應該加強環境執法隊伍的建設，實行標準化、規范化的管理焙養一支高效、文明的執法隊伍，對相關工作進展進行監督，對各部門的執法業績進行評估。最后執法部門應該本著服務社會的原則，構建和諧的執法體系。然而目前我國的環境監察執法功能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沒有制定一系列體現以預防為目的的制約法例，使執法部門與管理對象之間的合作并不順利。因此環境監察執法組織應該圍繞服務社會大眾的理念，從根本著手私合作、改善公眾關系、團結一切可以發揮作用的力量建立高效運轉的執法體系。

結束語：

總之，作為一項新型的政府管理職能，環境執法如果要使它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就應當需要從相關的體系、權責、操作等方式上入手，綜合創新組織設置。因此環境執法組織的改革既要充分考慮環境監察執法組織的特色業務和執法形式，更要將組織的改革、發展與我國的國情和行政管理體制聯系起來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蔡晶晶我國環境監察執法組織的改革趨勢探討阻2009，19.

【2】曼納波得.范戴克新興經濟中的城市管理.[]J2006，.72.

篇10

關鍵詞：優化運輸組織 鐵路運輸改革 鐵路可持續發展

我國采用的是組織型運輸組織模式，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對運輸的方便性、安全性、時效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有的運輸組織模式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我國鐵路的發展，因此，改革傳統的運輸組織模式，建立重量、速度、效率、密度兼顧，綜合運輸能力強，質量優、效率高、成本低、效益好、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鐵路運輸體系，使運輸發展在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它不斷提高的要求的同時，綜合考慮并保證其自身發展及社會復雜系統發展的可持續性要求，以期達到一種運輸系統內部及其與外部環境之間的長期的動態協調的運輸，已是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

1 中國鐵路運輸組織模式現狀及存在問題

我國鐵路運輸以實現運輸效率和運輸總量最大化為核心，而非以市場需求為中心，日常運作主要通過部、局、站段三級調度及相關人員制定和執行日（班）計劃來完成，而計劃的制定缺少高效、準確的數據和信息支持，科學性和準確性不高導致生產運輸缺乏足夠的靈活性。另一方面計劃的執行情況不可能實時掌握，無法根據現實情況對計劃進行及時的跟蹤和調整。在日常生產過程中，各業務部門、作業單位間缺少有效的溝通和聯系，有時造成作業過程存在扯皮、推托的現象。由于職工素質參差不齊，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存在差異，造成運輸組織管理不夠統一，生產過程不夠嚴密。

1.1 中國鐵路運輸組織模式現狀鐵路運輸組織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目前的運輸組織仍然是粗放的計劃模式，即組織型狹義的“按圖行車”，運輸生產以貨物編組計劃為基礎、運輸組織效率為核心，按日班計劃組織運輸工作，靠一系列的計劃和制定來完成。將運輸全過程劃分為若干個列車運行區段，按編組計劃規定的列車種類組織滿軸編組，選擇列車運行圖相應的運行線組織列車運行、貨物輸送。盡管在日班計劃中已經根據列車基本運行圖確定了列車的出發時刻，由于在滿軸集結方式中，列車重量或換長的要求是絕對的，時間的要求是相對的，常常會造成因某一去向的車流集結輛數到列車編組前達不到運行圖所規定的長度或重量，從而導致列車不能正點出發，貨車在不同列車運行區段的不同列車間車流接續不可避免地缺乏統一的安排。貨車在發到站間輸送全過程選擇的編掛車次、在技術站的車流銜接都是隨機的，亦即反映為鐵路貨物運輸全過程組織的計劃性差。這種計劃性差將導致貨主托運時無法具體掌握貨物運到時限，也使得鐵路企業沒有條件向貨主承諾貨物運輸時間，而且會進一步影響技術站的作業效率和列車在區間的運行秩序[1]。

1.2 中國鐵路運輸組織模式存在問題在運輸組織過程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2.1 沒有統一的部門對運輸過程進行全程管理。在運輸過程中，鐵路相關部門不能對某一批或某個貨主的貨物進行全程的管理和控制、監控和跟蹤，各級部門只負責整個過程中的某個側面或單個環節，協調聯動能力欠缺，責任分工不突出，條塊分割明顯，從而制約了運輸系統的合力的發揮。

1.2.2 運輸需求和現實能力的矛盾。由于路網結構和干線能力之間的不平衡，運力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和在市場經濟運作的大環境下，運輸需求和現實能力之間產生了矛盾。表現為列車到發的不平衡程度加劇，檢修、施工、維護作業的增多和現有設備的不足[2]。

2 中國鐵路運輸組織模式如何改革

鐵路運輸組織模式改革的總目標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對貨運產品時效性、經濟性、安全性等因素的不同側重，針對不同的地區、客戶、品類等多樣化運輸需求，開發以重載運輸、快捷運輸、多式聯運產品為核心的運輸組織模式。

鐵路貨物運輸組織模式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①貨源、貨流的集中化管理。針對客貨運站數量眾多，貨源分散，空車、重車來源去向分散，運量小的貨運站大量存在，通過對貨源、貨流的結構和分布進行科學評估，對重點物資、時效性要求較強的貨物及其他一般物資采取科學、合理的組織方式。全面掌握貨流的流向，有效的提高貨運的規模效益和經濟效率，改進運輸組織?！按笳咀鰪娮龃?，小站逐步萎縮”，逐步關閉貨運量小的小型貨運站，大站根據地理位置、吸引地區的經濟環境和已經形成的運輸生產聯系，實現資源的合理整合和運輸作業組織的變革。通過這一改革實現鐵路貨運集中化，體現鐵路貨運組織管理模式的發展方向。②建立完善鐵路信息管理系統。鐵路貨運首先要對自身的生產能力進行精確的評估，實時掌握車輛、機車、線路、設備狀態、設備性能、作業人員的狀態等信息；其次，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生產計劃；再次，對生產過程進行全方面的跟蹤，實時、準確的了解生產過程，并對突發事件進行及時的調整，改進生產方式，創新生產方式，優化作業過程。③運輸計劃的編制方法。貨物列車編組計劃是車流組織的具體體現，列車運行圖是鐵路運輸企業實現列車安全、正點運行和經濟有效地組織鐵路運輸工作的列車運行生產計劃，同時又是鐵路運輸企業向社會提供服務的一種承諾。列車編組計劃是運輸計劃和列車運行圖之間的重要聯系環節，是編制列車運行圖的基礎。

因此，在列車編組計劃和運行圖編制過程中必須注意二者的合理匹配，加強流線結合，以提高編組計劃和運行圖的編制質量，實現運輸生產過程組織管理的整體優

化[1]。

3 運輸組織模式的可持續發展

運輸組織模式的可持續發展包含了以下幾方面的內容[3]:①運輸系統的供給能力首先要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這也應該是可持續運輸發展的最基本目標。現代運輸的發展不僅直接參與了對現代經濟增長的貢獻活動，更是始終伴隨著現代經濟發展而不斷發展與完善；②運輸發展要充分體現可持續性，實現運輸系統自身在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方面的可持續性及其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推動作用；③可持續運輸的目標在于使運輸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以及運輸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實現長期的動態的協調。

3.1 可持續運輸的基本內涵[3]可持續運輸發展的焦

點就在于，如何按照可持續性的基本要求實現運輸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以及運輸組織模式自身的發展。由此，我們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可持續運輸的基本內容:①運輸的經濟可持續性。它又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從運輸與國民經濟關系的角度，要求運輸應滿足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對運輸資源的需求，即運輸體系要與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相協調；二是從運輸系統內部角度，要求遵循運輸資產保值增值的原則，追求運輸經濟效益，實現運輸資產的良性循環。②運輸的環境與生態可持續性。即要求運輸與環境、生態保持協調與相容的關系，運輸發展對環境與生態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人類生活與健康的負面影響要滿足最小化原則。③運輸的社會可持續性。即要充分運用運輸對消除貧困以及對落后地區的拉動等功能，充分發揮運輸對社會公平的調節與改善作用，同時，運輸發展所帶來的利益應在社會的所有成員間公平分享。

3.2 可持續運輸與運輸組織的模式的關系可持續運輸包括運輸的經濟可持續性、環境與生態可持續性以及社會可持續性，而運輸組織模式的變革要和可持續運輸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應綜合把握倆者的關系。其中，運輸的經濟可持續性在運輸組織的模式的變革中處于核心地位，起著關鍵作用，它是運輸體系得以持續存在和發展并不斷滿足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為運輸組織變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長遠看來，運輸的環境與生態可持續性以及社會可持續性又是實現運輸組織變革的有力保證?？梢姡\輸組織變革就是既要使運輸體系在動態上不斷適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又要使運輸體系自身滿足可持續性的基本要求。

參考文獻：

[1]持續發展的中國交通――2005全國博士生學術論壇（交通運輸工程學科）論文集（上冊）[C]；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