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故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革命故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進門，就看見一位滿臉皺紋，年約七八十歲，長著大鼻子，大耳朵。特別讓人注意的是老爺爺臉上的，‘小酒窩’，還發現腳上有好幾處凹進去，臉上帶著微笑可親的老爺爺。

我見了想；‘那不會就是老師說的革命爺爺吧’。我懷著激動的心情走過去，果然是革命老爺爺，同時知道他是本地人，之后，我又問了許多問題，爺爺都細心的回答了。

過了一會，革命老爺爺開始講起故事來；‘孩子們，你們知道嗎？那時候我17歲就參軍了，先當一個通信員在的南橋，同時在蕩口治療傷病員，但是我不服氣，想打仗去，于是就向長官提意見。長官聽后笑著說，我太小，身高只比搶高幾厘米，又過了幾年，我終于參軍了，與交鋒了。有一次，我的臉被子彈打到了，也就是這個‘小酒窩’，但是，我負傷后就繼續打鬼子，結果臉上又挨了一槍，經過治療，我又開始打仗了。

‘又有一次，我被打斷了腳，戰士們又以為我犧牲了，當時我只好爬呀爬，爬到我快要斷氣的時候，一些鄉丁把我背到了醫院進行了治療。在1962年我做了部長，1971年做了副書記，后來人們知道我的故事都叫我‘打不死’

還有，俞啊甲表面是一個鄉丁，其實他卻是地下組織中的一員，專門搞情報，打通信聯絡。當時社會復雜，到處都是，日本人，他們1945年進軍蘇州，俞啊甲因為家庭負擔重，沒文化，在最后一次送信時不幸被日本人發現，他被捕時立即把情報吃掉，結果被活活打死了。

篇2

今天，媽媽從圖書館買來了一本名叫《中外名人故事》的書，我一回到家就興致勃勃的讀了起來。

哇！這本書的目錄上有這么多名人呀！不光有中國的名人，就連外國的名人也不計其數，其中就有愛迪生、瓦特、達爾文、愛因斯坦……名人，這當中最吸引我的屬愛迪生了。

愛迪生被人們稱為“發明大王”，我想這也是恰如其分的，因為愛迪生一生中有2000多種發明，其中有許多發明是我們這個時代很普通的東西，可是他們那個年代很罕見。愛迪生小的時候并不聰明，可是盡管這樣他還是喜歡問一些問題，這也使他變得比常人更加聰明了。

《中外名人故事》中的名人都是靠著勤奮學習而成為名人的，所以我們就要學習他們勤奮學習的態度，長大后當一位對國家有用的人才。

篇3

2、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3、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4、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

5、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6、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7、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8、少年不知愁滋味，為填新賦強說愁。

9、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溢露似沾巾。獨坐亦含顰。

篇4

關鍵詞：典故 解讀 誤讀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2)03-97-102

用典是古典詩歌的特征之一。松浦友久博士認為，中國古典詩歌語匯的繼承性與“語言生活中對故事成語的愛好和輔助詩文寫作的各種學藝百科全書（類書）的盛行”［1］有密切關系。正因為這種繼承性，在傳統注釋學中，對典故的追索成為詩歌注釋的重心。類書就像典故的花名冊，常用典故（以下簡稱常典）中有那些尤為詩家愛用的典故在這些花名冊中煜煜生輝，發揮“明星”一樣的作用，姑且將其命名為“明星”典故。在進行詩歌文本解讀及注釋中，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應是常典易，僻典難，但筆者在閱讀過程中卻發現，有大量的誤注皆跟常典，尤其是常典中那些“明星”典故有關?！懊餍恰钡涔手跃哂忻曰笮院透蓴_性，跟它們同時為詩家、注家所熟知有關，注家在不自覺中受其影響，雖然在大部分情況下引證“明星”典故的命中率很高，但由于詩歌創作的豐富多樣性，有時就難免張冠李戴，令典故的真正出處陷入迷霧之中，甚至千百年來以訛傳訛，從而妨礙了對詩歌文本的正確解讀。下面試舉例說明。

例一、韓偓《八月六日作》（其一）

日離黃道十年昏，敏手重開造化門?；鸬蹌訝t銷劍戟，風師吹雨洗乾坤。

左牽犬馬終難測，右袒簪纓最負恩。丹筆不知誰定罪，莫留遺跡怨神孫。

關于“左牽犬馬終難測”

鄧小軍所作箋證如下：

“左牽”句：用《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庇钟谩端螘肪砹摺吨x靈運傳》錄靈運《山居賦》：“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途何由哉！”（自注：“牽犬，李斯之嘆；聽鶴，陸機領成都眾大敗后，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保┮郧叵嗬钏贡悔w高所殺，喻唐相崔胤被朱全忠所殺；以李斯臨刑回顧昔日牽犬逐兔之樂，豈知今日殺身之禍，喻崔胤昔日援引朱全忠，豈知后來身死朱全忠之手，是誠難測也?！白鬆咳R誠難測”，與偓天祐三年所作《故都》“地下強魂必噬臍”意同，皆言崔胤臨死必悔恨莫及［1］。

齊濤《韓偓詩集箋注》亦將此句定為李斯典，并引陳寅恪先生按語：“韓公謂朱友恭、氏叔琮等之被朱全忠所誅誠難測?！保?］

按：鄧注、齊注將“左牽犬馬終難測”定為李斯典，有兩點不合。一是詩意不合，下句“右袒簪纓最負恩”，“負恩”者為“簪纓”，上句“難測”者自應為“犬馬”。二是“左牽”之“左”字在李斯典找不到古典字面。與“右袒”相對的“左牽”，“左”字無疑是一個關鍵字，承負著重要的信息。陳繼龍《韓偓詩注》援引《禮記·曲禮上》“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币约班嵭ⅰ叭畤扇?，右手當禁備之?！保?］此說甚是。但陳注又說：“這里的左牽犬馬者，指送玉冊、傳國寶給朱全忠的唐六部大臣，則未確。此六大臣在朱全忠面前均無“嚙噬”能力，故談不上“誠難測”?！白鬆咳R”之“犬馬”當指為統治階級效勞之“犬馬”，而“左牽”則形容其劣性難馴，具有反噬性的特點，此處應指投靠唐朝復又背叛反嚙的朱全忠。

李斯典中雖有“牽犬”字面，但所述為游獵之樂，與此詩語境并不相符，兩位優秀學者之所以張冠李戴，原因就在于先入為主，李斯典作為“明星”典故已深印于心，故見到“牽犬”字樣即援以作釋。

例二、陸游《排悶》

四十從軍渭水邊，功名無命氣猶全。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刀割彘肩。

關于“自拔長刀割彘肩”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注曰：（自拔句）“史記卷七項羽配紀：‘樊噲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5］

按：“樊噲”典是借生吃豬肉來表達武將的粗豪驍勇。陸游此詩所寫卻是市上割肉，而非啖肉。正確出處應是《漢書·東方朔傳》：

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下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奔磻讶馊?。［6］

將此二典混淆并非僅錢仲聯一人，鄭逸梅《掌故小札》中《胡寄塵對新之新見解》篇首云：

亡友胡寄塵讀書多妙悟，往往能道人所未道…又云“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刀割彘肩?！弊允呛迷?，然，劍字無作無聲之例。放翁此語，出于《史記》，《史記》原文雖作劍字，然在此處何妨改為刀字，倘謂必欲從原文，則原文于割字本作切字，放翁已不能自圓其說，自當作長刀為佳，而割字亦比切字為優［7］。

篇5

華夏上古時期的歌謠，即“原始歌謠”，其最早的典籍匯集本，是《詩經》的“十五國風”?！对娊洝贩譃椤讹L》《雅》《頌》三部分，其中《風》是從民間采集的十五個地域的土風歌謠，即：《周南》《召南》《邶風》《{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這十五國風所涉及到的地域包括今天的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人們都認為《周南》《召南》是從南方――即江漢流域一帶收集而來。但近來據一些學者考證，《周南》《召南》其產地應是在東都洛邑。據此可見，采集十五國風所涉及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中原一帶，與南方毫無關系。即使是“漢”水，作為長江一條最長的支流，它發源于陜西省的西南部，流過秦嶺與大巴山之間的漢中盆地后進入湖北，在武漢匯入長江。也就是說，“漢水”有很長一段是在北方。今天陜西省的“漢中”地名，也可以作為參考。也還需要注意的是，古人將銀河星系也稱作“漢”，《詩經》中已經有這樣的詩句：“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所謂“云漢”“霄漢”等皆是。筆者對此不擬深加辨析，只是想說說巴蜀上古歌謠在《詩經》中的缺失問題。

原始歌謠產生于生產力極為低下、沒有文字記錄的原始社會，為人類社會出現最早的文學樣式之一。它源于原始社會的先民在勞動過程中，為協調勞動節奏、減輕疲勞、激發勞動熱情，而喊出的勞動口號。后隨先民思維能力、發音器官和語言能力的發展，其有節奏的呼喊漸為有意義的、富于韻調和節奏感的語言所代替?！秴问洗呵?古樂》記載了原始先民的精神活動情況：“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痹几柚{主要分類有勞動（如《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祭祀（如《伊耆氏蠟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婚戀（如《周易》爻辭《屯?六二》：屯如，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戰爭（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敵?；蚬模蛄T，或泣，或歌。）等。由于上古時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易經》卜辭還保留有：“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等。

換句話說，原始先民在勞動、祭祀、婚戀、戰爭等特定的場合中，用類似我們今天“吟詠”的拖長了聲音的方式“說”（唱）當時的情景和內心情感，這就是原始的歌謠。在樂器未發明前，原始人歌舞時用擊掌或擊石（“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以求增加節奏感和強化表達情感的方式，其中一些優秀的歌謠獲得更為廣泛的傳遞，并通過口耳相傳來流傳和保存下來。所以人們認為原始歌謠是融抒情、敘事、戲劇諸因素為一體的詩，分化發展為后代所謂的抒情詩、敘事詩、戲劇。

漢唐以來，關于巴蜀大地民間歌舞盛行的情況，典籍記載頗多?！稘h書?司馬相如傳》載“巴渝歌舞”大行于世的情況：“初，高祖用之，克平三秦，美其功力，后使樂府習之”。說的就是作為戰歌或軍歌的“巴渝歌舞”獲得漢高祖劉邦的喜愛與推廣；杜佑的《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記載了魏文帝受禪后，把“巴渝歌舞”改編為“昭武舞”。唐代劉禹錫《插田歌》詩展示了巴蜀民間“齊唱田中歌，嚶佇如《竹枝》”；宋代蘇轍《竹枝歌忠州作》也有類似記錄，如“連舂并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又如《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所載巴蜀大地民俗“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徘徊，其聲傖佇”等。

二

巴蜀大盆地有久遠的生命史，自貢大山鋪恐龍群遺址與“合川龍”出土以及“巫山人”和“資陽人”等原始人遺跡，皆可證明。

一年四季的分明、繁復多姿的美景，鑄造著巴蜀人對美的敏感心理機制，決定了他們的審美創造特色?！皬V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以“基本上符合中國人的身材比例和一般的藝術表現采用的造像量度”，體現著對“人”的真實生存狀況的關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對人體各部分甚至腳踝的細節雕塑寫真外，還突出地使用了彩繪著色技法，在眉毛、眼眶和顳部涂有青黑色，并在眼眶中間畫出很大的圓眼珠，口部、鼻孔以至耳上的穿孔則涂抹著朱色。這正顯示出巴蜀先民偏愛艷濃色彩和華美藝術的美學觀念。從這些青銅器和人像繪刻的龍紋、異獸紋、云紋和服飾的陰線紋飾中，從其中表現的絢麗多姿的色彩繪涂中，我們不難看到巴蜀文化美學對精美形制和艷濃華美的追求和表現特征。這種美學追求，既是特定存在的產物，與中原“中和之美”和北方“真善”實用為美迥然不同，同時又在地域風俗習慣中被不斷強化和復現著。古蜀器質文明所表現如此精致的造型與色彩運用，透射出古蜀先民精神審美活動的高度發展狀況。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的“巴寡婦清”，應該就是華夏大地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女企業家“富婆”。其三代經營朱砂礦而“富敵祖龍”，致使一代雄豪如秦始皇也不得不“筑臺懷清”進行籠絡。按當時的科技水平程度，朱砂礦最主要的用途應該是印染顏料和化妝品材料。巴寡婦清那宏大的經營規模，實際是由巴蜀民眾對色彩和顏料的消費規模而決定。正是巴蜀民眾對色彩艷麗華美的消費需求，才有巴寡婦清那富可敵國的生產盛況。“西蜀丹青”成為秦宮貢品，也正說明巴蜀對色彩的敏感和顏料生產工藝上所達到的領先水平。在這樣的基礎上，漢代漆器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皆居全國第一，廣漢、成都被漢朝皇室指定為漆器生產基地并設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其基本色調為紅、黃、黑、棕、綠等濃烈色調，且“花紋精致，色彩斑斕，華而不浮，縟而不艷，輕靈幻美，悅目怡心”，“奇制詭器，胥有所出，非中原燕趙三晉古墓中所有者”，因而受到世人廣泛喜愛甚至遠銷日本、朝鮮等國家。20世紀30年代，朝鮮平壤市樂浪區（漢代于此設置的樂浪郡治所）出土的“成亭”制造漆器，漆器的銘文中還有廣漢郡或蜀郡出產地點等字樣。揚雄《蜀都賦》曾極盡繁文麗詞地夸耀道：“雕鏤筘器，百質千工”、“百位千品”。而漢代就以“細密黃潤”的蜀布行銷全國，甚至遠至西亞地區，則是人們熟知的例證。

公元2000年在成都商業街出土的戰國船棺葬中，發現色彩艷麗的漆器；1997年秦嶺深處的四川青川縣郝家坪出土的戰國時代漆器，成都北羊子山出土的上古漆器，則年代更早。漢代在蜀郡（治所成都）、廣漢郡置工官負責監造各種涂有紋飾的精美漆器。揚雄在《蜀都賦》中描繪蜀郡、廣漢郡生產的雕填、螺鈿、金銀扣等名貴漆器制作的盛況時寫道：“雕鐫鈿器，萬技千工。三參帶器，金銀文華，無一不妙”。四川漆畫內容均為對鳥和對獸紋，描繪細致，有很強的裝飾感。樂浪郡的漢墓中出土的彩繪羽人乘鳳鳥的漆勺和西王母與龍虎的漆盤，所繪物象皆富有氣勢。羽人乘鳳鳥、西王母與龍虎以及彩繪漆篋上的孝子故事與玳瑁小盒上畫的羽人，都是當時流行的題材。

三

巴蜀以得天獨厚的自然氣候和地理條件使農耕文明達到極度輝煌的成就，孕育出廣漢三星堆文化、成都金沙文明等煌煌成就。與之相適應的，應該還有一種同樣輝煌的文學形態，如像巴蜀神話所呈現的那樣。

“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擊石拊石，以歌九韶，百獸率舞”的原始先民生活方式，“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情感宣泄方式，應該是童年時期人類共通的表現，巴蜀何以獨缺？人類的天性外顯，需要借助一定的介質，傳達內心情感，語言是最直接便利的介質。巴蜀地區的四季分明、自然景觀的多姿多樣，直接刺激人的感官，激發人的歌詠欲望，遂產生出世人耳熟能詳的民歌，如《太陽出來喜洋洋》《川江號子》等。

《詩經》中巴蜀原始歌謠缺失的原因，應該有如下幾點：

1.孔子“刪詩”。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边@就是說，周王朝史官曾經在華夏大地搜錄有至少“三千余篇”原始歌謠，我們現在看到的《詩經》只是孔子的一個“精選本”而非原始歌謠的全貌?？鬃訉Α对娊洝吩凶髌愤M行過取舍整理和刪定，其“精選”依據的標準是“溫柔敦厚”，“樂而不，哀而不傷”“盡美矣，又盡善也”等。所謂“溫柔敦厚”就是“不偏不倚，謂之中庸”，力求要有“節制”，也就是“不、不傷”即絕不不過分宣泄和極度張揚情感。他很自信地宣稱道：“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所選作品內容，“絕對健康”。因此，“蜀地僻陋，有蠻夷風”和“巴蛇吞象，三歲而出其骨”的驕狂任性的情感表現方式，自然不符合孔子的審美標準。巴蜀原始歌謠的缺失，也就是一種必然。

2.地理阻隔難以實地采風。在先秦時期，由于生產力低下與科技水平的不發達，要進入巴蜀大盆地去實地采集民間歌謠，不僅是需要極大的財力支持，更困難的是交通工具的局限?！笆竦离y”讓史官們望而生畏，止步不前，所以巴蜀原始歌謠未能錄入“古者詩三千余篇”的范圍之中。此外，在春秋戰國時期各方國各自為政的“軸心時代”，北方中原大地的史官們能否與方音極濃的“蜀左言”巴蜀民眾進行語言交流，收錄與欣賞巴蜀民間歌謠，也是一個時代與地域的困惑。即如宋代操山東話的女詩人李清照就指責過操四川話的蘇軾詞作“不協音律”。

3.“巴蜀圖語”的遺憾。文字出現之前，人類已經有了語言，這是人類進入群居時代的必然。巴蜀先民與其他地域的原始族群一樣，也在生產勞動、祭祀、婚戀、戰爭中有著情感宣泄的需要與抒感的表現方式，其中一些優秀作品通過口耳相傳得到留存。但直到商周時期，巴蜀器質文明系統中的文字與中原地區的甲骨金文仍完全不屬一個系統。這些保留在巴蜀青銅器上的文字，被學者們稱為“巴蜀圖語”，屬于從原始圖畫到文字的過渡階段。即便這種“圖語”能夠逐漸地“文字化”，也會因為秦王朝于統一之際實施的“書同文”制度而徹底消失，附著其中的巴蜀原始歌謠亦會隨之消散。

概言之，上古時期的巴蜀大地，產生了奇幻瑰麗的神話和傳說故事，有著震驚世人的三星堆文明與金沙文明等器質文明形態，后來又有著巴蜀文學輝煌的多代呈現，于此推想：巴蜀大地應該有過原始歌謠的產生盛況。也就是說，巴蜀文化的輝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絕非“大器晚成”。春秋戰國以來巴蜀地區偏安一隅，極少參加北方中原地區的政治角逐而常被忽略。也由于地理阻隔和交通落后，尤其是中原正統及中心意識的偏頗，孔子等人在搜集整理《詩》時有意無意地忽略巴蜀地區的詩歌。我們認為，巴蜀大盆地久遠的生命史，上古時期農耕文明的高度發達，金沙、三星堆等頗具規模的城市文明，尤其是博大豐富、浪漫奇幻的巴蜀神話系統以及三星堆青銅文化的赫赫成就，都說明巴蜀上古語言形態的文學應該而且可以有一種輝煌。但我們現在卻只能從零散的資料斷片去梳理了。

巴蜀原始歌謠，僅見于清人沈德潛編《古詩源?河圖引蜀謠》一首，其曰：“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先民之詩”也在盡情歌唱著生活的美好：“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梢责B父。野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養母”等。唐代在成都的杜甫曾用詩歌講述一個凄婉故事：“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漠憐香骨，提攜近玉顏。眾妃無復嘆，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闭f的就是上古蜀王悼念妃子而作《東平》《臾邪歌》《隴歸之曲》等，即《華陽國志?蜀志》載：“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武都北角武擔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隴歸之曲》?！?/p>

實際上，從一些典籍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巴蜀原始歌謠繁盛的情況。《華陽國志?巴志》記載說：“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這就表明，前往北方參戰的巴蜀8支部落軍隊，在沖鋒陷陣之際，常常是載歌載舞地行進。漢高祖劉邦有“巴渝鼓員36人”常伴身邊的事實，以及兩漢時期皇家宮廷與貴族們宴集中流行的“巴渝歌舞”等，乃至于魏晉時期“建安七子”王粲記錄的“其辭甚古，莫能曉其句度”的巴渝歌四章等，都可說明巴蜀大地曾經有過繁榮的原始歌謠。

篇6

【例1】2014年上海卷第16題：結合作品，對作者塑造的“鏡湖女”形象加以賞析。

這道題出得太寬泛，指向性不強，造成考生答案五花八門。命題者可以把題目改成這樣：“作品中‘鏡湖女’是什么樣的形象？（只選取一點）作者是如何塑造這一形象的？請簡要賞析?！笨吹竭@個題目，考生答題時就會明白要答什么，而不是一片混沌。

【例2】2015年全國新課標卷Ⅱ第8題，參考答案有兩個要點，第一個要點合理正確，但第二個要點是“用詞巧妙，‘抱’‘吹’的使用雖然出人意料，卻又顯得非常自然”。

該答案表述很空洞，幾乎是套用專業術語和概念，根本沒有具體分析出這樣用詞的巧妙在哪里。所以答案應改為：用詞巧妙，“抱”“吹”用擬人的手法，生動形象地刻畫出蜜蜂、魚兒的活潑生機和動態美。

可見，要把試題命制得盡善盡美，絕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2016年的命題者要如何命制好古代詩歌閱讀鑒賞試題呢？

一、明確考綱要求

命制高考古代詩歌試題，要明確《全國統一考試大綱》對古代詩歌的考查要求。其中考查的內容為：鑒賞文學作品的語言、形象、表達技巧，評價作者的觀點態度、文章的思想內容?？疾榈南鄳芰蛹墳椋篋鑒賞評價。

二、選擇合適的詩歌

怎樣選擇合適的詩歌？以蘇軾的《聽武道士彈賀若》和白居易的《晚桃花》為例，蘇詩寫的是音樂，內容不好理解，命題點較少；白詩借“晚桃花”寫人，內涵豐富，命題點較多。相比之下，白詩更適合用來命題。所以，選擇怎樣的古代詩歌來命題，有以下幾個要求。

1.文質兼美

內容深刻感人，表現手法豐富?！锻硖一ā方琛巴硖一ā毙蜗笫惆l對寒門子弟懷才不遇（或成才不易）的同情，主要運用借物喻人（或象征）的手法。不但內容深刻感人，表現手法也很突出。

2.難易適度

符合考生認知水平?！锻硖一ā氛Z言淺白，考生能夠讀懂。

3.公平均衡

涉及的內容是考生熟悉的；回避他人用過的?！锻硖一ā飞婕暗膬热菘忌容^熟悉，上網查詢，《晚桃花》沒有人命過題。

4.適合測試

有較多可考查的知識點和能力點，有測試價值?！锻硖一ā房煽疾椤巴硖一ā钡男蜗?、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現手法等，命題點較多，適合測試。

三、嚴格設置題目

如何設置古代詩歌鑒賞題目呢？可以從詩歌的語言、形象、思想內容、表達技巧、作者的觀點態度等方面進行考慮。

【例3】2014年全國大綱卷第12題：（1）詩人眼中常山道人隱居地周圍環境的最大特色是什么？請簡要說明。（2）請分別對第三聯中“過”“隨”兩個字作簡要分析。

題（1）從環境描寫的角度考查賞析詩歌形象的能力。題（2）從煉字的角度考查鑒賞詩歌語言的能力。兩道題的設置都符合《考試大綱》的考查要求，題干表述簡明準確無歧義，設問指向明確。

【例4】2014年遼寧卷第8題：“卷簾盡放春愁去”一句，在表達技巧上有何妙處？請結合詞句賞析。第9題：此詞寫春，有人讀出了愁，有人讀出了喜，請結合全詞談談你的理解。

第8題考查鑒賞詩歌表達技巧的能力。這道題比較容易，絕大部分考生能完整作答。第9題考查鑒賞詩歌形象和評價作者的觀點態度的能力。這道題比較難，考生能寫出“情感”，但結合全詞進行準確賞析有難度。兩道題難易搭配，有一定梯度，能有效考查出考生鑒賞評價古代詩歌的能力。

所以，題目設置，有以下技術要求：題目符合《考試大綱》要求，題干表述簡明準確無歧義，設問指向明確，難度梯度合理。

四、精心擬制參考答案

參考答案的擬制，要注意以下幾點。

1. 科學性

參考答案應嚴加推敲，避免錯誤，避開爭議，做到科學準確嚴密。如果不嚴加推敲，很容易發生錯誤。

如【例3】第12題（1）參考答案“……白云、靜渚、春草、閑門都營造出一種靜謐的氣氛”中“都”字措辭不準確，應改為“共同”。

第12題（2）參考答案“……緣山尋找‘水源’，令人有曲徑探幽的遐想”中“緣”字措辭錯誤，應該為“沿”；“令人有曲徑探幽的遐想”表達不準確，應改為“讓人有曲徑探幽的感覺”。

又如【例4】第8題，參考答案“此句采用了比擬（擬物）的手法……”中“采用”一詞使用不當，應改為“運用”；“擬物”應改為“擬物或擬人”，因為這里“擬物”講得通，“擬人”更講得通。

2.兼容性

參考答案要考慮考生答案的多樣性，盡可能提供多種參考答案，努力做到公平公正。

如【例4】第9題，參考答案提供了三個示例，涵蓋了考生的三種答題可能。無論考生寫出哪一種答案，都不會被誤判，這樣才顯得公平公正。

3.層次性

參考答案應做到要點清楚，得分點明確，能區分不同能力考生。

如【例4】第9題，層次性較好，指出此詞表達的情感，是一般的鑒賞能力；能聯系詞中意象進行具體準確的賞析，是較高的鑒賞能力。本題的參考答案要點清楚，得分點明確，能區分出不同能力的考生。

五、細致推敲打磨試題

試題命制好之后，要不斷地推敲打磨，才能達到“完美”。

【例5】2015年山東卷第14題：（1）請對上片前兩句中的“濕”“迷”二字分別作簡要賞析。（2）“起舞聞雞酒未醒，潮落秋江冷”表達了作者怎樣的思想感情？請作簡要分析。

篇7

谷歌新算法讓廣告顯示更明顯

此次搜索算法調整主要體現在搜索結果頁面上的廣告顯示方式，通過鼓勵廣告主更多地使用谷歌的“廣告擴展”，使得搜索結果頁面上的廣告變得更大，鏈接變得更多。與此同時，此次調整也將懲罰那些不使用谷歌廣告拓展的用戶——這也是此次調整為何將能夠致使更多廣告使用“廣告拓展”的原因以及更多用戶將會在搜索結果中看到顯示廣告的原因。

谷歌此前的常規搜索廣告非常簡單，這些廣告位于谷歌搜索結果頁面頂部的一個黃色框內，顯示出企業名稱及相應的URL鏈接，可能還包括簡要的概述與說明。相比較而言，此次調整后，使用谷歌“廣告擴展”的廣告顯示方式將會發生較大變化。

谷歌根據所謂的“Adrank”法則來顯示廣告，這種法則就是根據輸入的搜索關鍵詞來進行選擇，最終顯示出最佳廣告。不過，谷歌也是剛剛才將“廣告擴展”融入Adrank法則。對此，谷歌公司作出了如下解釋：“廣告擴展和格式現在可能將影響廣告在搜索結果頁面中的位置和。如果兩家競爭對手的廣告都具有相同的競價和質量，那么利用廣告拓展的廣告就將獲得了更加積極效果，因而往往也能夠在顯示結果的排序中更加靠前?！?/p>

篇8

本統計期內，上證指數圍繞60日均線，在2050點附近持續震蕩；深圳綜指延續跌勢，創業板指數受雙重利空打壓更是連續大跌。上一統計期內，上證指數反彈止于2079.55點。未來，雖然IPO二次重啟臨近，存量資金面臨稀釋的風險，但市場有優先股、國企改革等政策面的利好，且藍籌股處于歷史低位，下跌動能不足，后續將繼續圍繞60日均線反復震蕩。深證綜指和創業板指雙雙跌破半年線，但相較之下，創業板風險更大。根據Wind資訊統計數據，在已經公布了2013年年報的379家創業板上市公司中，報告期內實現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平均同比增長率僅為-17.57%，與二級市場飚漲的股價嚴重脫節。經過下行調整，當前創業板的估值依然較高，隨著新股發行重啟的預期增強，未來創業板的籌碼供應將逐漸增多，籌碼的稀缺性將出現根本性的改變，未來還可能繼續調整。短線投資者可以接續關注國企改革等主題投資機會，中長線投資者建議重點關注受益IPO重啟的券商股，受益優先股改革的銀行等。

根據Wind資訊統計數據，3月27日至4月2日，滬、深兩市共有152只個股登上交易龍虎榜，較上期減少37只。統計期內，上榜個股的區間總成交金額為415.84億元，較上期減少27.42%。其中，營業部合計買入金額62.65億元，合計賣出金額66.97億元，分別比上期減少33.16%和32.95%。上榜個股中，深圳主板38家，中小板55家，創業板28家，滬市31家。

金輪股份：游資重拾舊愛

本統計期內，最大的特點就是缺乏熱點，市場情緒謹慎，成交活躍度大為減小，上榜個股明顯減少，炒作的個股所處的板塊和行業也十分凌亂。新能源汽車概念的上海普天，地產再融資的金豐投資，絲綢之路概念的新疆城建，自貿區概念愛建股份，LED照明概念的鴻利光電……但在市場情緒整體謹慎的局面下，均沒有形成大的市場熱點。

根據Wind 資訊數據，統計期內，62只個股的區間漲幅為負，上海普天、鴻特精密的區間跌幅更是超過20%。進一步顯示，前期漲幅過大，估值過高的個股面臨極大的回調壓力，風險很高，建議投資者回避。

但是，前期遭到爆漲爾后暴跌的金輪股份，在統計期內大跌之后再度大漲，甚至一度漲停。統計期內，該股6次登上交易龍虎榜，顯得格外醒目。3月27日，該股大跌，次日接近漲停；3月31日該股接近跌停，次日小幅上漲，4月2日再度強勢漲停；暴漲暴跌，猶如過山車。跟此前推動其暴漲暴跌一樣，游資依然是主力推手。

公開交易信息顯示，在金輪股份登上交易龍虎榜期間，混跡其中的均為各證券公司營業部。在其上榜期間現身的各證券公司營業部，除華鑫證券常州晉陵中路證券營業部、國元證券合肥蕪湖證券營業部、興業證券南寧民族大道證券營業部、西部證券韓城龍門大街證券營業部等9家證券公司營業部之外，其余均采取雙向交易策略。

3月27日，買1席位的東海證券金壇西門大街證券營業部買入651萬元，同時賣出563萬元；賣1席位的華泰證券上海武定路證券營業部賣出689萬元，同時賣出169萬元。當日，各證券公司營業部合計買入金額2474萬元，合計賣出金額2458萬元。3月28日，該股接近漲停，買1席位的浙商證券縉云溪濱北路證券營業部買入3587萬元，同時賣出13萬元；賣1席位的中信建投蘇州工業園區星海街證券營業部則買入5360元，賣出1370萬元。記者注意到，在連日的炒作中，東興證券和東海證券最為活躍。3月27日，東海證券金壇西門大街證券營業部位列買1和賣2席位，東興證券福州五一中路證券營業部位列買2席位；次日，東海證券同一家營業部現身買5和賣3席位，東興證券同一家營業部現身賣2席位；3月31日，東海證券金壇西門大街證券營業部現身賣5席位，4月2日同時現身買1和賣1席位。

篇9

明代中葉,經濟領域發生一大變動.北宋以來政府發行紙幣的歷史走到盡頭,貨幣制度進入銀錢并用(或稱銀錢平行本位、錢錢兩本位、銀銅復本位)時期.長期以來,學界認為這一幣制的基本特點是"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白銀貨幣化及其影響是研究的焦點①,當時貨幣流通的配角---銅錢,則備受冷落②.

在此次幣制變革中,白銀是贏家和主角,但拋開銀、錢兩種貨幣的競爭,難以理解貨幣流通演變的實際狀態.彭信威[1] 453、黃仁宇[2] 421都指出明代鑄錢少且私劣錢泛濫是白銀成為主要貨幣的重要原因,但一直缺少專門研究.近年來,開始有學者關注這一問題.劉光臨強調"盜鑄錢對規范銅錢的排擠才是白銀'取代'銅錢的真正原因"[3],黃阿明注意到明人關于某些地區不用錢的議論[4].然而,主要的疑點并未解決,大量明代史料揭示的"不行錢之地"和小數用銀的情況,與"大數用銀,小數用錢"的成說大相徑庭.從銅錢危機入手,剖析貨幣流通演變的地域差異和銀兩的實際流通方式,避免簡單化的認識和籠統的討論,是解開上述疑點,全面了解明代幣制變革的關鍵.

一、宋金以來銅錢危機的形成和沿續

明代的幣制變革,是宋金以來貨幣制度內在矛盾的演化結果.在世界貨幣史上,中國古代幣制的突出特點是賤金屬貨幣銅錢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是政府發行的唯一鑄幣.作為賤金屬貨幣,其缺點非常明顯:一是大量使用不方便,長途搬運成本高昂,有"斗米運斗錢"之說;二是幣材受到銅礦產量制約,又與日益增加的生活用銅競爭,周期性發生錢荒;三是手工鑄錢的技術條件下,幣值低微導致鑄造費用畸高,如不能持續獲得大量低于市場價格的鑄材,或高溢價發行銅錢,鑄錢必然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北宋時期,銅錢鑄造量達到歷史高峰,危機也隱隱浮現.一方面,相繼確立四川、陜西、河東等發行鐵錢的特殊貨幣區.另一方面,銅錢有了新的競爭對手,紙幣(交子)始發于鐵錢區,徽宗時一度在包括京師在內的淮河以北廣大地區行用.白銀的貨幣性也在增強,開始取代絹帛的地位.到南宋與金的對峙時期,紙幣和白銀的勢力大為擴張.在南宋,鐵錢區沿長江以北連成一片,并禁用銅錢,以防流入金國境內,后又向南延伸到京湖區(京西南路,荊湖北路).幣制變化重點在紙幣,突破了鐵錢區(四川交子,淮南交子)限制,先后發行東南會子、湖北會子、關子等多種區域性紙幣[5].此外,白銀在財政收支和私人支付上的使用又有長足進步[6].在金國,前期用銅錢,但漸趨短缺,私鑄泛濫,在幣材不足的情況下鑄造銅錢又造成官民交困;后期主推紙幣(交鈔、寶券),銅錢被限禁流通,大量銷熔為銅器或運往國外.隨著紙幣濫發和戰亂加劇,白銀經常用作大額交易支付的媒介和價值尺度,政府曾鑄發"承安寶貨"銀錠.宋金時期,銅錢雖然遇到其它貨幣的挑戰,只是出現局部危機.但銅錢鑄造量從北宋的高峰迅速跌落,孕育著更深遠的危機.由于銅器需求猛增,外貿導致的巨額流出,到南宋末期,杭州等大城市銅錢短缺,小額交易中不得不以鑞牌、鉛牌等替代.多種貨幣較量的結果,是元代確立專用紙幣(中統鈔),禁止銅錢、白銀流通的貨幣政策.

禁令在長江以南的南宋舊地未能完全貫徹,銅錢仍有流通.至大、至正年間,兩度解禁,鑄發至大、至正通寶,意在與紙幣"子母相權",維持鈔價,對白銀也曾解禁,但維持不久,又恢復禁令[7].宋金元以來的鈔、錢、銀三種貨幣的矛盾,正是明初貨幣政策面對的首要問題.朱元璋的第一個選擇是銅錢,包括(稱帝前的)大中通寶和洪武通寶.洪武八年(1375)才發行寶鈔,與銅錢兼行,禁止民間以"金銀物貨"交易.與前代相比,大明寶鈔更快地陷入濫發貶值的惡性循環.為維持這一財政工具,洪武二十七年(1394),"詔禁用銅錢……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明太祖實錄》卷 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從各地發掘的"洪武窖藏"看,此次禁錢壓力之大,來勢之猛,前所未見①.在洪武、永樂朝的高壓政策下,貶值的寶鈔(從十文到一貫共六等)尚能在小額交易支付中替代銅錢,不見復申錢禁.但大額交易中仍有白銀流通,故洪武三十三年(1400)、永樂元年(1403)、永樂十七年(1419)、洪熙元年(1425)多次重申金銀或白銀禁令.至宣德年間,雖屢經整頓挽救,寶鈔大有難以為繼之勢,政府繼續嚴禁金銀,但"馳布帛米麥交易之禁"[8].銅錢的流通應已復蘇,因為宣德八至九年(1433-1434)曾鑄造宣德通寶.

四百多年來政府推行紙幣的歷史在明正統年間落幕.明英宗即位,"馳用錢之禁",欲使寶鈔銅錢兼行②.亦不再厲行銀禁,正統時各地多有賦稅折銀的規定.禁令既然放松,民間自然不肯用鈔.對徽州土地交易契約中使用通貨的統計表明,除正統元年(1436)一例注明鈔數而以谷物成交外,其余以銀為主,輔以絹布谷物[9].在京城,民間交易"紛競銅錢,不復以鈔為事".景泰元年(1450),寶鈔局停止造鈔.此后,大明寶鈔變成貨幣幽靈,僅用于某些政府支付項目和個別稅種.

寶鈔退出貨幣流通后,除了某些落后地區和農村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實物媒介外,白銀和銅錢成為貨幣流通的主力,確立了銀錢并用幣制.由于銅礦衰竭,幣材匱乏,政府對鑄錢畏為難事.從前鑄造洪武通寶時,"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器物以輸官鼓鑄,甚勞"(《明太祖實錄》卷 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宣德鑄錢也多有擾民,英宗即位伊始,即作為一項弊政予以革除.此后,直到嘉靖六年(1527)的近一個世紀里,政府只在弘治末年鑄造過少量弘治通寶③.銅錢危機愈演愈烈,貨幣競爭的天平完全傾向銀兩.

二、銅錢危機與白銀貨幣優勢的確立

銀錢并用幣制沒有主輔幣之分,兩種貨幣皆可無限制使用.兩者的流通范圍亦無清晰絕對的界限,"大數"與"小數"之間,存在一個彈性較大的可相互替代的區域.與賤金屬鑄幣銅錢相比,白銀以落后的稱量貨幣形式(銀兩)流通",雖然適用于高額、跨地區結算,但本質上不適合在日常性低額交易中使用"[7] 112.

使用銀兩時,需稱重量(各地、各行業的重量標準分歧)、鑒定成色,往往還要將不同重量、不同成色的銀塊折算成某一標準成色.如果優質銅錢供應充足(如清代中期的情形),普通民眾寧愿用銅錢而不用銀兩.然而,在銅錢危機的環境中,白銀過度流通,侵入小額交易領域,也即小數用銀①.從明英宗"馳用錢之禁"到嘉靖初,銅錢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全國近半地區為"不行錢之地".如上文所述,早在宋金時期,不鑄(銅)錢、不行錢的地區相繼出現且不斷擴大,在元代的錢禁中得到強化.明初,大部分布政司設局鑄錢,但時鑄時罷,以停鑄禁錢告終.因此,銅錢解禁無法改變眾多地區不行錢的狀態,由官方文獻可見一斑.成化十七年(1481)頒布京城銅錢使用規則時,"仍行南北直隸及河南山東等布政司府行錢地方通為禁約"[10]17.專用"行錢地方"一語,說明"不行錢地方"的存在.弘治通寶開鑄前,戶部要求"舊未行錢地方務要設法奉行".工科給事中張文上疏反對,歷數不行錢之地:"云南專用海貝,四川貴州用茴香花銀及鹽布,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山西陜西間用皮毛,自來錢法不通,驟欲變之,難矣."(《明孝宗實錄》卷 197,弘治十六年三月戊子)在"錢法不通"之地,民間交易媒介是白銀與實物②.白銀用于零細交易,方法是降低通用銀兩的成色.生長于西安府的康海比較"行錢之地"與"不行錢之地"的用銀習慣:"兩直隸、山東、河南、江淮等處俱行用細絲銀(按:足色銀),蓋此數處錢法通行,不得不行用細絲",而"諸邊之民,習于布帛銀谷之交"[11]18.

因

無錢可用,故使用銀兩時,除繳稅用足色外,"其余用使,常五六成耳",此為不得已之事."行錢之地,每分得錢六七文,可干六七事;行銀之地,每分不過干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銀常常通于不行錢之地者,其勢使然也"[11] 50~51.這一規律具有普遍性,張文奏疏稱"四川貴州用茴香花銀及鹽布",茴香花銀或稱"茴銀",也流行于西北,據弘治四年(1491)大同右僉都御史稱:"(大同)街市買賣行使銀兩,多系茴香花銀,止有六七成色,……因循已久,……,非但大同一城如此,外衛城市皆然."[12] 708~709不行錢之地長期流通低銀③,萬歷年間的日用類書《三臺萬用正宗》強調:"不行錢處,用銀決低;用錢之方,使銀不便."[13] 16二是行錢之地的銅錢質量開始惡化,民眾被迫更多使用銀兩.據前引成化十七年諭令及康海言論可知,北直隸、河南以東的黃淮河流域以及長江下游為流通銅錢的地區.此外,兩廣與福建也是用錢之地④.當時流通的銅錢主要是唐宋舊錢,歷經幾個世紀的銷镕、磨損、出口和窖藏損耗,所存有限.劉光臨估算,16 世紀規范銅錢的流通總量約為 3600-5400 萬貫,僅有北宋鑄造銅錢總量的 12%-21%[14].銅錢是鑄幣,名義價值與實際價值存在差異.優質銅錢供不應求,必然推動名義價值上漲,加之鑄錢技術簡單,導致質量低劣的私鑄錢大量投入市場.銅錢解禁僅二十年,蘇松等地私鑄的永樂通寶已擾亂了京城貨幣流通.

又過了四年,因私錢太多,京城民眾拒用明制錢⑤,舊錢根據質量好壞巧立名色,"挑揀使用".天順四年(1460),政府首次頒布挑揀銅錢禁令.由于錢分等級,銅錢的價值尺度和流通媒介職能遭到破壞,民眾轉而增加用銀,京城"大凡買賣并柴米行使,諸色鋪面兌換,俱要白銀交易"[12] 720.成化三年(1467),政府為增加稅收,決定鈔關商稅等原來納鈔的稅項改為錢鈔各半繳納,這是提升銅錢地位的舉措,但適得其反.

由于政府不鑄錢,對銅錢需求的增加進一步刺激了私鑄[15].15 世紀下半葉,重要的私錢流通區多是大運河流域的商業城市及附近地方⑥.進入 16 世紀,私錢向更多地區蔓延,銀進錢退的局面隨之加劇.以下兩例頗能說明這一變化:在杭州灣北岸的海鹽縣澉浦鎮,"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正德十二年(1517),類似于京城流行的"板兒"之類低惡之錢迅速取代了好錢[16] 338822.在閩中莆田,寶鈔廢棄后一直習用宋錢,"府縣征收此物,民間零碎使用極為便益.鄉村之民,有垂老不識厘秤者(按:厘秤即稱銀兩的戥子)".正德初,閩南漳州"私鑄新錢盛出",流入莆田,替代好錢.官府嚴行限禁,莆田民間遂不再用銅錢[17] 217~218.

三、貨幣改革失敗與銀兩地位的鞏固

明嘉靖至萬歷年間,貨幣政策出現新動向.一方面,一條鞭法推廣,賦役征銀逐漸通行全國.作為財政收支工具,銀兩流通的廣度和深度幾近無遠弗屆.該政策順利推進,實有賴于白銀供應的戲劇性變化.

西屬美洲和日本在 16 世紀下半葉發現大銀礦,巨量海外白銀從此通過外貿流入中國①,宋元以來白銀貨幣地位擴張的進程達到頂峰.另一方面,政府恢復鑄錢,銅錢流通地域有所增加,但張居正在全國推廣制錢的改革失敗,未能改變銅錢危機的現狀②.

從嘉靖六年(1527)起,政府局部恢復鼓鑄.所謂局部,基本是兩京鑄錢,南北兩個工部寶源局歲鑄嘉靖通寶的規定數額僅有四萬余貫(4149.12 萬文),仍不能足數完成.至于外地,曾命工部差官在直隸河南閩廣鑄錢,解運京城司鑰庫備皇帝賞賜之用,執行情況不得而知.嘉靖二十年(1541),兩京寶源局因"得不償失"而停鑄.十二年后,嘉靖帝突發奇想,要求補鑄洪武至正德九朝通寶 4500 萬貫,嘉慶通寶 5000萬貫,按當時成本核算,需工料銀 32,820,770 兩,而戶、工兩部貯銀合計才 2,236,000 兩(《明世宗實錄》卷 405,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乙亥).補鑄政策未實施,嘉靖通寶恢復鑄造,虧損多,產量很低③.

盡管鑄錢"利不酬本",通過鑄錢開拓"理財之道"的呼聲漸起.賦稅改革迅速拉升了對白銀的需求,海外白銀尚未大規模流入,白銀日益短缺.與此同時,財政愈趨困難.隆慶年間,先后有薊遼總督譚綸、山西巡撫靳學顏、直隸巡按御史李家相等上理財疏,建議重錢輕銀,廣開鼓鑄,以增加貨幣供應,充實財政(《明穆宗實錄》卷 35,隆慶三年七月辛卯;卷 42,四年二月;卷 43,四年三月戊子).這一想法在當時頗有市場,濱口福壽認為張居正的貨幣政策實源于譚綸[18].受此推動,隆慶四年(1570)開鑄隆慶通寶,僅限于兩京.到張居正主政時期,鑄錢足國便民之論付諸實踐.

萬歷四年(1576),改革的鋒芒指向貨幣政策.是年,詔令兩京及各省一體開鑄萬歷通寶.為解決幣材與流通的痼疾,規定廢銅官收,增加制錢在俸祿工食發放及賦稅收納中的比例.張居正冀望官民雙贏,"世間銀少銅多,公私之費,皆取足于銀,故?；疾蛔?今化銅為寶,則民用益饒;民用益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19] 22~23.但各省奉行不力,時過兩年,無一省上報鑄錢數量.原因仍在成本、幣材與流通之難.當時沿嘉靖舊例,鑄金背、火漆、鏇邊三種萬歷通寶,要求秉持高質量原則,"費多利少,私鑄自息".京城主要發行品質最優的金背,摻雜少量火漆,各省鑄鏇邊錢,金背定價 800 文一兩,鏇邊、火漆定價千文一兩.據福建、江西、湖廣三省巡撫在開鑄之初的樂觀估算,也僅能保本或微利.因工價已定,必須控制幣材價格.產銅大省惟有云南四川,當地民間不用錢.在其他省份,"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值.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之地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賦稅是疏通錢法的重要渠道,中央政府允許"存留錢糧春夏紙贖各不拘銀錢兼納",但在不行錢之地,官府以官價推廣制錢,收稅時往往不收錢,民眾當然不愿接受[20] 2873~2874.萬歷十年(1582),浙江當局將積存難用的制錢強行用為(駐杭州、寧波軍隊的)兵餉,"餉既減,又雜錢,而市中錢不行",激起杭州兵變[21] 4805.

貨幣改革進退失據.萬歷八年(1580),因錢不能行,云南首先獲準停鑄.兩年后,張居正去世,萬歷帝借皇子出生的機會宣布"恩例",其中一部分是對張居正政策的糾偏,包括貨幣政策,"鑄錢本以利民.近因鑄造不精,私錢淆雜,及不系產銅去處買運艱難,領發行使阻滯不便.詔書到日,各該開局鑄錢地方暫行停止.如地方錢法通行,官民相安,愿仍前鼓鑄者,聽從其便"(《明神宗實錄》卷 128,萬歷十年九月辛酉).此后,大體回歸兩京鑄錢的舊制,地方錢局僅湖廣在維持①.浙江兵變是貨幣改革急剎車的直接誘因,但叫停的做法失之倉猝.由于幣材供應問題,在全國范圍內長期大規模地發行制錢難以持續.但只要堅持高質量鑄錢,收稅時增加制錢比例,就能適當提高制錢的名義價值來填補成本缺口,被市場認可,又不會引發大規模私鑄②.這樣,完全可以維持一個較小的全國性鑄錢的體制,逐漸推廣制錢流通.

貨幣改革期間,從前的"不行錢之地"開始有制錢流通.改革半途而廢,制錢的擴張也告終止.在四川,"市民習用茴銀,(制錢流通)漸復廢格",只有川東還能用錢[22] 4.在江西,"惟寧都,石城、廣昌二三山邑行之.其省會及諸郡邑,行之數年,輒復告罷"[23] 197.在浙江,大部分地區不行錢的狀況延續到 17 世紀末③.在山西,明代碑刻顯示的民間貨幣流通常見小數用銀,幾乎不見銅錢④.

在從前的"行錢之地",制錢的行用區域有所擴大.在北方,京城所鑄制錢流通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圓兩千余里,河南兼用制錢和舊錢,山東仍以宋錢為主[24] 248.在長江下游地區,制錢的輻射力擴大,萬歷通寶取代了江南江北流通的開元通寶,"于地方甚便"[25] 35.南京工部寶源局乘勢大舉擴張,三十余年里,鑄爐從 60 座增加至 600 多座.

總體而言,到 17 世紀早期,始于正統年間的金融變革基本完成,白銀成為財政收支的貨幣工具和民間貨幣流通的主導力量.兩京之間的運河流域、河南、兩廣⑤、福建部分地區⑥和湖廣等地銀錢并用;其它地區大小數皆用銀⑦,偏遠之地摻用實物貨幣.值得注意的是,流通中的銅錢質量又有惡化趨勢.南京寶源局追求鑄利,錢質下降,萬歷三十年(1602)后,官錢壅滯,私鑄大興[26].尚存的地方錢局也不樂觀,湖廣的荊州、武昌、衡陽三局"所鑄各限一式",不能互通[10] 21.在舊錢流通地區,海外白銀內流,銅價上漲,私鑄錢品質每況愈下,"錢分等級

,不是適當的價值尺度,這更促進了白銀的使用"[1] 453.以福建私錢生產和出口中心---漳州為例,本地漳浦縣一向行用私鑄的宋代年號錢(只在萬歷五年時用過萬歷通寶),"鄉村自少至老有不識銀,一村之中求一銀秤無有也".16 世紀晚期,從馬尼位進口的"佛朗銀錢"(手工鑄造的>:請記住我站域名/<西班牙銀幣)涌入閩南,以日本為重要市場的私錢制造業衰落,漳浦遂廢錢,專用銀⑧.四、明末濫鑄與"錢法"的崩潰在中國歷史上,亂世軍興之際,政府多鑄錢牟利.從王莽到清咸豐,主流做法是鑄各種大錢,從當五當十到當百當千,名義價值遠遠高于實際價值,是以少抵多的金融掠奪.為防私鑄,大錢多以錢質精工著稱.大錢的流通,對民間原有的小銅錢破壞有限.明末,當局首先采用這一古法.天啟初,兩京開鑄當十大錢,外地如宣府、密云亦有鑄造.因兩京民眾怨聲載道,天啟五年(1625)停鑄.此后,貨幣政策走上另一條更危險也更具破壞性的道路,政府大規模鑄造質量低劣的制錢,銅錢危機急劇惡化.

當時,論理財者多以"籍錢息濟軍興"為藥方.天啟元年(1621),"以遼餉匱乏",命各省開鑄,規定每年上交鑄息共 82 萬兩.從此,鼓勵各省鑄錢為既定方針.除兩京外,陜西、山西、宣府、密云、河南、山東、蘇州、浙江、福建、湖廣、云南①、四川等地相繼開鑄,可謂"開局遍省直"[20] 2877~2879.但或乏銅材,或難于流通,相繼報罷,地方鑄局僅剩湖廣、陜西、四川、云南、密云、宣府等處.至崇禎年間,內外交困,羅掘無計,"各鎮有兵馬處皆開鑄以資軍餉"[27] 667~668.搜刮廢銅、舊錢,大肆鑄造劣錢,以舊定的銀錢比價折成軍餉發放或強制向民間采購物資,等于是公然的搶掠.官錢濫惡,私錢渾水摸魚,嚴重破壞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顧炎武指出明末濫鑄對貨幣流通的危害,"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于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彌惡,旋鑄旋銷",稱之為隋代銷古錢之后的又一大變[28] 647~648.當時,凡是開局鑄錢之地,錢質皆急劇下滑.據松江府人士葉夢珠回憶,"崇禎之際,通用新錢,無一佳者","錢色日惡而價亦日賤",錢價從千文兌銀九錢跌至六錢,最后跌至三錢[29] 170~171.錢幣學研究直觀地記錄了這一變化,明制錢的品質(包括大小、重量、銅質)在天啟年間開始下降,至崇禎通寶,大都輕薄不堪②.

濫鑄制錢,在行錢之地推動銀兩的流通向小額交易擴散,白銀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在有用錢傳統的松江府,葉夢珠記錄了崇禎元年(1628)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各種物價,大都用銀表示,少數銅錢物價同時換算成銀兩價格("折銀"或"準銀").一些價格極低的商品,如鹽每斤六七厘,葛布每尺七八厘,合銅錢十數文,也以銀計價[29] 153~172.在錢質敗壞的環境中,民間用錢交易支付,用銀記價記賬,是"小數用銀"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分析曾羽王《乙酉筆記》和姚廷遴《歷年記》所載明末清初上?？h物價及家庭收支記錄,日常零星開支仍以銅錢居多,但物價多以銀兩計或者銀、錢價格并存.其原因仍在錢質蕪雜,"錢看大小作價"[30].當小數用銀增加時,一些從前用細絲銀的地區也轉用低銀,如蘇州府流行銀色先降至八成,后低至四五成[31] 193~195.松江府亦"行銀濫惡,通用不過六、七成"[29] 192.

明末清初,錢法敗壞,銀荒日甚.振興鼓鑄,重錢輕銀又一次成為流行的輿論,直接影響了清前期的貨幣政策[32].但解決銅錢危機絕非易事,"即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欲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28] 648五、結語:貨幣金融史研究的創新銀錢并用貨幣制度的確立,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件大事,影響波及明清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就世界貨幣史的一般規律而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金屬貨幣必然取代實物貨幣,進而貴金屬貨幣相對于賤金屬貨幣占據上風,最后是貨幣信用化.但揆諸史實,幣制演變并非是從低級到高級的簡單線性發展.

篇10

2、陳小春飾演趙山河，山雞。

3、黎姿飾演蘇阿細，細細粒。

4、任達華飾演蔣天生，蔣生。

5、吳鎮宇飾演李乾坤，靚坤。

6、黃秋生飾演徐飛鴻，大飛哥。

7、謝天華飾演梁二 ，大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