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桐城派代表人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會議期間，代表們圍繞議題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研討活動。不少文章和發言對當前桐城派研究有所突破和刷新，是桐城派研究成果的新發展。其中值得注意的創獲有以下幾點：

1、對桐城派發展與成功原因的探討進一步深化。關于桐城派在清代得以發展和成功的原因，歷來有多種說法?；蛘J為是清王朝的政治需求，或謂得利于桐城的自然人文環境，還有認為出于桐城文士的職業選擇……，多停留于桐城派與外界關系的表象，此次會議上，楊義先生從清代文化中心的轉移和清代文化結構的大背景上考察桐城派，認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學和清代學術的綜合體，它把中國傳統文章的精華、傳統道學的脈絡和傳統學術的精彩東西結合在一起，帶動了天下文章的寫作，占據了清代文壇二百多年?！彼J為桐城派成功的原因有四：“一是它的旗幟?！奔此^“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 ，把程朱道統和韓歐文統結合起來，用文統蘊涵道統，用道統支撐文統，起到了對整個社會的導向作用。二是宗師相承，不斷地給予同時又吸收。三是姚鼐的文章論。真正使正宗文章學形成體系的是姚鼐。姚鼐的“義理、考據、辭章”為三綱，“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八目，又提倡陰陽剛柔、相依為用，這是清代文章理論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養，創辦書院?？傊?，“桐城派源流很正，弟子很多，綱目清楚，所以能夠不斷發展?！彼倪@些論述從宏觀高度概論了桐城派傳衍發展的原因。而北京語言大學王兵教授則論析了清廷不同時期學術宗尚對于方苞、姚鼐、三位代表人物文論和選本實踐的不同影響和其差異；南京大學中文系曹虹教授則探討了清帝訓誥倡導的“清真雅正”的文統理念與桐城派文章風格形成的關系，從一個角度揭示出桐城派開宗傳衍的背景。他們的發言和文章從微觀上深化了對桐城派發生、發展的研究。

2、辯證地看待桐城派與“新文化”的關系，注意從桐城派中發掘對新文化建設有益的經驗。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王達敏在其《張裕釗與清季文壇》一文中以大量材料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了張裕釗、吳汝綸共同開創“蓮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歷史貢獻，文章尖銳地指出：“治中國近現代文學和學術史的一些學者，每在進化史觀籠罩下研究歷史，以新舊論學，并進新而退舊，少有追尋歷史之是的興趣。這就使得所謂舊，如張、吳及其弟子群體，在以新為主線的歷史敘述中被遮蔽，而長期沉沒于無言的歷史之海?！薄澳切┡f人所創業績，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礎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壇、學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迸c其正面相呼應的是安徽大學中文系張器友教授，他在《近代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化關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90年代以來隨著對國學的重視，一些人在研究五四新文學與傳統文化關系時注意到了傳統文化中流淌著“被壓抑的現代性”?！暗侨藗円恢睕]有從晚清之際傳統文化的代表性文派――桐城派與新文學的關系論述古代文學的現代轉換，這是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他認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橋梁’?！倍藗儗┏桥膳c五四新文化關系未能作出科學評價的原因則在于“西方中心論”、“新舊斷裂論”、“成王敗寇論”和“反傳統論”等錯誤觀點使然。

從桐城派及桐城文化與當今社會新文化建設的關系來看，還有不少論文注意到從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發掘那些對于新文化建設有益的思想、觀點和主張。如安徽大學周中明在其論文《論姚鼐鮮為人知的一面――民主性和進步性》中廣泛論述了姚鼐宣揚做“親民之吏”、贊揚“盡去苛政”、鼓吹“男女一也”、主張“與時俱進”等民主進步思想，指出這些仍是我們今天所應繼承發揚的優秀文化傳統的組成部分。皖西學院中文系盧佑誠在論文中指出：梅曾亮的“民頡彼枷胗邢嗟庇誚裉燜說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愛民、憂民，惠氏、利民，導民、順民之性的內容，是傳統的民本觀和柳宗元“吏為民役”思想的發展；還有安慶市圖書館鄒子榮剖析的張廷玉“疑罪惟輕”的司法理念等。這些文章觀點，對于我們今天創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文化無疑都是俱有啟迪意義的。

篇2

2005年《考試大綱》把考點前的“*”號都去掉了，其中包括能識記文學常識，這預示著文學常識在沉寂了三年之后，將“前度劉郎今又來”。下面對這一考點作一預測并對考生備考提出一些指導意見。

一、考什么

《考試大綱》對文學常識考點有三個具體要求：①識記中國重要作家的時代及代表作。②識記外國重要作家的國別及代表作。③識記文學體裁常識。

從這三個具體要求來看，其考點是在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著名作家，且中外有別：中國作家要記住其生活時代及代表作，外國作家要記住的是其國別及代表作。對文學體裁而言，重點應是高中畢業生應該了解的一般常識。

歷年高考的文學常識題和這一要求是相吻合的：試題中涉及的都是不同時期（或國別）的著名作家和作品；以教材中出現的文學常識為主，并適當向課外延伸，其衡量標準就是“重要”與否。

二、怎么考

文學常識題的考查帶有較強的綜合性，常常把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多種文體常識放在一起綜合考查。從題型來看，可能會有以下幾種題型：

1．表述性單項選擇題

即把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中國古代、現代、當代作家，外國作家等相關的文學常識合理組合為四個選項，要求考生選出表述正確的或表述錯誤的一項。

例1．下列有關文學常識的表述，錯誤的一項是（2001年全國高考題）

A．《左傳》《史記》等歷史散文作品，以“實錄”的筆法將人物寫得真實豐滿，有血有肉。

B．《項脊軒志》以清淡樸素的筆法寫身邊瑣事，親切動人。它的作者歸有光被認為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C．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駝駝祥子》以及葉圣陶的《倪煥之》，是我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長篇小說。

D．馬克·吐溫和歐·亨利都擅長寫諷刺小說。馬克·吐溫的《競選州長》《百萬英鎊》和歐·亨利的《警察和贊美詩》等都深受讀者的喜愛。

[答案]B 《項脊軒志》的作者歸有光是明代散文家，而桐城派是清代的一個散文流派，其代表作家是方苞、姚鼐等。

2．連線型單項選擇題

即把作家、作品、作品的時代、作品的體裁（或主人公）等用橫線搭配連接，構成單項選擇題，要求選出對應正確或錯誤的一項。

例1．下列作品、作家、時代（國別）及體裁對應正確的一項是（1998年全國高考題）

A．《秋浦歌》——杜牧——唐代——詩歌

B．《北京人》————現代——話劇

C．《哈姆萊特》——莎士比亞——英國——小說

D．《歐根·奧涅金》——歌德——德國——詩體小說

[答案]B A中《秋浦歌》的作者是李白，C中《哈姆萊特》是戲劇作品，D中《歐根·奧涅金》的作者是俄國詩人普希金。

3．填空題

例1．按要求填空。

（1）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是 ，它運用了 的創作手法

（2）雨果， 國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家，它的著名作品有 、 等。

[答案]（1）《詩經》 賦、比、興 （2）法 《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

這種填空題是單一的文學常識填空題，也有可能和名句名篇的考查相結合。

例2．按要求填空。

（1）我國 代文學家 在《六國論》中，論述了六國滅亡的原因：“六國破滅， ， ， 。 ，破滅之道也?！?/p>

（2）“衣帶漸寬終不悔， ”，近代學者王國維用這句詞形容治學過程中的執著境界，這句詞的原作者是 ，我們學過他的詞《雨霖鈴》。

[答案]（1）宋（北宋） 蘇洵 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2）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

4．判斷題

例1．判斷下列說法的正誤。

（1）我國最早的國別體、紀傳體、斷代史史書，分別是《國語》《史記》《漢書》?！蹲髠鳌肥俏覈谝徊繑⑹略攤涞木幠牦w史書。（ ）

（2）盛唐時期，詩歌創作繁榮，流派紛呈，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有王維、孟浩然、陳子昂等，邊塞詩派的代表人物有高適、岑參等。（ ）

（3）巴爾扎克是法國19世紀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歐也妮·葛郎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主要人物老葛朗臺是世界文學作品中“四大吝嗇鬼”之一。（ ）

（4）湯顯祖的《牡丹亭》是我國戲曲史上的浪漫主義杰作，描寫了杜麗娘和柳夢梅生離死別的愛情故事，它與《紫釵記》《邯鄲記》《南柯記》合稱為“臨川四夢”。（ ）

（5）現代作家老舍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通過祁老人一家的生活變遷，反映了我國前后廣闊的社會生活。（ ）

[答案]（1）（3）（4）正確；（2）錯誤，陳子昂不是山水田園詩人；（5）錯誤，《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時期的社會生活。

三、怎么辦

文學常識浩如煙海，而且因為以前沒有把它列入考試范圍，考生并沒有多少有意識的積累，現在它“不期而遇”，考生不應茫然無措，而應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備考：

1．粗讀原著，加深記憶。由于時間緊，內容多，在備考時考生往往只憑一些簡單的復習資料來識記，其結果，往往是基礎薄弱，識記模糊，答題時會“關公戰秦瓊”，張冠李戴。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珍惜時間的原則下，粗略讀讀原著，或讀讀作品梗概，對作品中的人物關系及主要內容稍作了解，這樣有助于加深記憶。

2．以課本為著力點，向課外拓展。作為恢復該考點的第一年，想必不會太難，肯定會以課本內容為主。因此，考生要重視梳理課本“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學體裁常識，對單元知識短文及課本后的附錄，如《中國文學的鑒賞》《20世紀中國文學概述》《古代小說鑒賞》《現當代戲劇鑒賞》《中國古代文學概述》《魯迅的生平和創作》《唐詩簡介》等等絕不能等閑視之。在熟悉課本上的文學常識后以“重要”為標準，適當向課外拓展。

3．構建文學常識知識網絡。要從詩歌、小說、散文、戲劇這四大文學體裁方面，從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中分別找出最能代表該時期（或國度）最有影響的作家作品構建網絡。如我國古代小說可構建如下知識網絡：

上古先秦兩漢：神話傳說，它是我國古代小說的起源。主要保存在《山海經》中， “精衛填?！薄翱涓钢鹑铡薄按笥碇嗡倍际瞧渲卸炷茉數拿?/p>

魏晉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說，分別以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為代表。

唐：主要是傳奇，它的出現，標志著我國古代小說的成熟。代表作品有陳鴻的《長恨歌傳》、白行簡的《女娃傳》、元稹的《鶯鶯傳》等。

宋：話本小說，它的出現標著我國白話小說的成型。代表作有《錯嶄崔寧》《碾玉觀音》等。

明清：有擬話本小說和章回小說。擬話本小說代表作是“三言”“二拍”，“三言”指馮夢龍編的《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凌蒙初寫的《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長篇章回小說又分演義小說和世情小說。演義小說有許仲琳的《封神演義》、吳承恩的《西游記》、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等，這些演義小說基本上是由文人在民間傳說的基礎上進行的再創作。世情小說有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紅樓夢》等，《金瓶梅》是我國第一部長篇世情小說，也是第一部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小說，《紅樓夢》則是我國古代小說的輝煌頂點。此外，蒲松齡的文言短篇小說集《聊齋志異》、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鏡花緣》等均是清代小說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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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翻譯文體;文本生成;文體

一、前言

作為20世紀初中國享有盛譽的文學家和翻譯家，林紓的一生著作頗豐，寫了大量的散文、小說、詩歌和文論作品。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林紓通過他的小說翻譯征服了廣大讀者。他的翻譯作品膾炙人口，康有為和對他都有很高的評價。

二、域外小說的翻譯文體論

林紓翻譯的域外小說種類眾多，其翻譯文體受到創作文體的直接影響［1］。何為“文體”呢?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來理解。申丹指出，狹義上的文體指具備文學語言藝術特征的文學文體［2］。童炳慶提出，廣義上的文體指反映作家多層次精神世界的文本形式［3］。廣義的文體側重于語體和風格，而狹義的文體則由表及里，推至“人”“社會”“文化”，進一步推動了對文體的認識［4］。楊麗華提出，翻譯文體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生成過程。域外小說翻譯文體的語體選擇和風格形成，由譯者、譯文讀者、翻譯文化策略等因素決定。作為翻譯過程的主體，譯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翻譯文體的生成。譯者選擇翻譯文本的詞匯、句法，受到其本人文學修為的主宰。同時，翻譯文本的生成也會受到譯文讀者的影響。譯文讀者對譯文文體的心理期待是基于其自身的思維習慣和閱讀習慣而存在的。譯文讀者間接影響了譯者對譯文讀者的定位。翻譯文體的面貌受到了作為深層因素的翻譯文化策略的影響［4］。

三、林紓翻譯的文體特征

眾所周知，由于多年對先秦兩漢以及唐宋文章的研究，林紓擁有深厚的古文造詣。慣做“古文”的林紓，在小說翻譯上充分體現了言必“左、馬、班、韓”的古文素養。楊麗華提出，在語體方面，主要表現在對先秦詞法和句法的模仿:第一，在林紓翻譯的小說中采用了以“單音詞為主”［5］特征的先秦詞法。第二，在林譯中模仿先秦詞法的詞類活用。作為先秦詞法的一項顯著特征，詞類活用有大量的例子，表現在形容詞與副詞、名詞與動詞、介詞與連詞之間的詞類活用?？梢栽诹旨偡g的文本中找到大量詞類活用的例子。針對名詞活用為動詞的用法，舉幾個例子:(1)與歇同客于微臬司。(《吟邊燕語•肉劵》)(2)彼毛登婦，……甚欲偶我。(《迦茵小傳》)句(1)中的“客”和句(2)中的“偶”，本來皆為名詞，但是在林譯文中擔當了動詞。第三，林紓在翻譯文本中使用了一些在先秦很流行的、深奧的詞。在林紓的文本中大量使用了這些表示事物、動作或狀態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如:(3)勞勞執爨，如中饋人。(《塊肉余生述》)(4)不意竟有人欲攫取以去，爨之南省。(《黑奴吁天錄》)句(3)中的“爨”是指稱燒火做飯的名詞，句(4)中的“爨”是指稱出售某物的動詞。第四，在文本中遵循先秦語氣詞用法。在先秦時期語氣詞逐漸產生和發展。林紓在翻譯的文本中使用了表陳述的“用”“矣”和表疑問的“乎”“耶”“歟”“哉”，如：(5)善信以禮款我，即所以禮天主也。(《撒克遜劫后英雄略》)第五，模仿先秦疑問句和否定句的句序。先秦漢語有一個語言特征，即在動詞之前放置疑問代詞和否定句中代詞賓語，產生倒裝結構，如:“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詩•小雅•蓼莪》)林紓在翻譯中使用了代詞賓語前置這一先秦句法規則，如:(6)非托君之子，更將誰托?(《迦茵小傳》)第六，模仿先秦判斷句式。林紓在翻譯中使用了先秦漢語的兩種判斷句句式:第一種是主語后加“者”和表語后加“也”的句型結構。第二種是主語后不加“者”而表語后加“也”的結構。如:(7)歇洛克者，猶太碩腹賈也。(《吟邊燕語•肉劵》)第七，模仿先秦的被動句用法。林紓翻譯中模仿的被動句主要分為兩種類型:“見”字句和“為”字句，如:(8)時大安的及母見拯于漁者。(《吟邊燕語•攣語》)(9)為寒威所逼。(《塊肉余生述》)［2］由于林紓所譯文類為小說，為實現最大化相似度，林紓在譯文中打破古文的約束，加入輕儇語、白話口語詞、東人新名詞(指從日本輸入的外來語)等古文不相容的成分。

四、林紓翻譯的風格

楊麗華提出，作為一位具有很深古文素養的創作者，林紓的小說翻譯受到當時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影響。嚴凈雅潔、靜重博厚的文風是當時桐城派的特色。林紓通過模仿先秦的詞法和句法實現譯文的“雅”。具有先秦特征的實詞、語氣詞、判斷句、被動句、倒裝句在林紓的小說翻譯文本中被大量運用。譯文語言在這些修辭手段的綜合運用下越來越規范和純潔，顯得古樸典雅。同時，林紓為了實現譯文的“潔”，有時擅自修改文章內容［4］。除了在小說翻譯中傳達“雅潔”風格外，林紓還擅長表達原文本的風格。林紓深厚的藝術鑒賞力使他具備了辨析外國文學家文風的能力。在翻譯的作品中，林紓以扎實的語言運用能力有效地傳達了這些風格。另外，林紓所翻譯的小說對原文幽默風格的傳達折服了很多的讀者［4］。

五、林紓翻譯的文體生成

林紓的譯作是用仿古文的語言寫成，而原作大多是用現代英語寫成。林紓翻譯時所采用的文言語體及所體現的雅潔風格，與原作的文體大相徑庭。林紓譯作所體現的文體特征，受到譯者、譯文讀者和翻譯文化策略三因素決定［4］。楊麗華［4］認為，譯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翻譯文體的生成。盡管林紓的譯作由合作者口述加林紓筆譯，但是其文體完全由林紓掌控。林紓一生與古文相伴，梳理林紓與古文的關系，有助于理解林譯文體為何會呈現擬古文文體。首先，林紓自小習讀古文，大量的古文閱讀為后來的文學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林紓進行了大量的古文創作。他先后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多本古文集。再次，研習了一輩子古文的林紓編選和評論了不少古文，代表作品有《中學國文讀本》等多篇作品。最后，林紓以古文教學作為他的終身事業，從未離開三尺講臺［4］。作為翻譯過程的客體，譯文讀者是影響譯文文體生成的重要因素。那么，林紓的譯文讀者有哪些人呢?維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啟超等人將變法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下層民眾身上，因此林紓一度將普通民眾當做他的目標讀者［4］。然而，梁啟超等人在翻譯小說上的迅速失敗，讓林紓意識到域外小說的讀者應為文人、士大夫。晚清時期的文人、士大夫長期浸于古文中，時代的變遷不會改變他們長期形成的思維模式、閱讀習慣和語言表達方式。置身于封閉的文學圈內的他們對異域文化極為抵觸，傳統的文學觀念在他們的頭腦中根深葉茂。以文言為特征的正統文學在晚清文壇占據核心地位，文人、士大夫們堅持這種文學準則。在西方文學文化缺乏認知的背景下，采用文言文包裝西文文學，給晚清讀者似曾相識之感，有利于域外文學在中國的接納。

參考文獻:

［1］Fairclough，Norma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ofCambridge，1992．

［2］申丹．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73．

［3］童炳慶．文體與文體的創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

［4］楊麗華．林紓翻譯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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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理學；格物; 誠意; 經世致用

作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學問路途中，既有“不為圣賢，即為禽獸”的勵志條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擔晚清“中興”大業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對自己約束非常嚴厲，他不跟惡社會跑，立個標準，漸次從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種氣派。這些可從其與朋友往來的書札中考見。就后者講，處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機之時，時局幾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對傳統倫理秩序眷戀不舍又翼借西學以自強的積極主張，對晚清時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貢獻。中國古人歷來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為人生之理想，即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較完滿而被譽為“末世完人”。Www.lw881.com不僅給后人帶來了人格上的魅力，也給儒家文化帶來了新的榜樣寄托。正因為如此，時下文化思想界興起一股關于的研究熱潮。但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功利層面，其濃烈的用世心理和狂熱的功利性情溢表于外。在此，筆者擬通過四個方面來就支撐這位“末世完人”精神世界的哲學思想做些探討。對其哲學思想探討的現實目的有二：一是填補時下研究中較為虛乏的一面，以增加整個研究的哲學厚重感；二是沖淡時下研究中的用世心理，減少相關研究中的功利因素。當然，這兩個方面都是以哲學思想的“本來面目”為依據的。

一

曾被人推許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復興儒學的圣哲。但，在儒學諸多的學術面向中，所畢生研究和服鷹的只是理學。自31歲始向理學大師唐鑒、倭仁學習理學后，他便開始以“道學先生”自居。歷時性地看，“義理”、“考據”、“經濟”、“辭章”都是儒學的重要學術面向，但認為，雖四者均是儒學題中之意而不可缺一，但對于如此龐富的內容，人的一生不可能“遍觀而盡取之”，而只能“先其所急”，“擇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的“義理之學”。(,2003年，文集，第205頁)“義理之學”被推上了儒學學術的首位，成為統攝其他學術面向的核心。當然，所謂的義理既不是心學之義理，亦不是實學之義理，而是程朱所闡發的理學之義理。他說：“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保ㄍ希?/p>

不僅對于義理之學堅信不疑，而且對于理學人物也不乏褒揚之辭，甚至當這些人受到攻訐時，不惜全力為之辯護。他說：“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后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嵊^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同上，第58頁）認為以程朱為代表的上述宋代諸子“上接孔孟之傳”，承繼著原始儒學之肯綮，其義理合于儒學原典之原則。因此，即便程朱等大師的言論有所欠缺或不當，今世學者理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為其修補和完善，而絕不可采取“屏棄群言以自隘”因其小過而完全否定之的偏狹態度。照著的邏輯，“屏棄”程朱理學即是“屏棄”孔孟所開創的原始儒學?？梢姡粌H崇奉儒學義理的學術面向，而且以理學諸大師為原始儒學之正傳和道統。前者是邏輯的，就“道”而言說；后者則是歷史的，就“統”而討論，因此，就儒學之“道統說”來論，屬于程朱理學的信守者這一點已無可置疑了。

就其整體思想來看，一生奉行程朱理學，言行舉止無不以宋儒程朱之學為根本，不過，程朱理學雖為其思想的重心，但對于程朱之學并未盲目的崇拜，事實上，他對于宋明儒學其他支派之思想亦有許多的汲取。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時代思潮，宋明儒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在這三個學術派別當中，固然恪守程朱理學為學宗，但他在政治實踐和軍事斗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于隘”、或“病于瑣”、或“偏于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訟，他認為，雖然程朱理學得儒學之正傳，但陸王心學亦江河不廢之流，并不是毫無意義之廢話；因此，對于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共同推進儒學的發展。進而，還轉而訴求于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這也正是他之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2003年，書札，第691頁）的緣由。正因為如此，在和太平軍作戰的最緊張、最激烈的時刻，親自校閱并組織刊刻了《船山遺書》?；诖?，對一生治學始終堅持“居敬而不偏于靜，格物而不病于瑣，力行而不迫于隘”（,2003年，文集，第20頁）的原則便不難理解了。

以程朱理學為基點和立場訴求于張載和王夫之的氣學，只是在宋明儒學框架內對氣學資源的一種共享；事實上，雖承繼了程朱理學的傳緒，但他的思想已超出了理學乃至宋明儒學的樊籬，表現出明顯的調和漢宋、博采眾長的傾向。雖把理學作為儒學學術的首位，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在理學的范閾之內，他對儒學的其他三個學術面向都力持無所偏倚的態度。面對漢宋之爭，曾言自己雖宗宋儒，但亦不廢漢學。他明確表示自己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2003年，書札，第692頁），并提出以“經濟之學”、“治世之術”即他所言的“禮治”來“通漢宋兩家之結”。（,1990年，書信，第1576頁）當然，“兼綜漢、宋”的一貫之道仍是“禮”，即程朱理學，故“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清史稿·列傳一九二）因此，曾極力推許清初的經學家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的《五禮通孝》可以通漢宋兩家之結，漸息漢宋兩派之爭。此外，在文章方面非常崇拜清文學家姚鼐，他甚至認為自己就承繼了姚鼐的文章統緒。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針對乾嘉漢宋之爭，姚鼐試圖引入漢學家求實、考證的實證學風以彌補理學的空疏和腐弱，曾提出義理、考據、文章三事合一以調和漢宋。姚鼐的這一思想頗得的贊同，遂認為“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2001年，第26頁）。

二

如前所述，在程朱理學的基點上汲取了張載和王夫之的氣學思想，因此，在生成論上，比程朱等理學家走得更遠。依著氣學的思路，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所以，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不過，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圣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并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圣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故圣人智且恒，而常人卻愚且微。他說：“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保ㄍ希?9頁）通過氣生成論的闡述，不僅解釋了天地萬物的“同體性”，而且也解釋了天地萬物的差別性。

在，論證天地萬物的“同體性”與差別性有著相同的意圖，即通過圣人后天的教化，以恢復常人微略的先天之性。認為，因稟氣之不同，圣人在后天生活中不會受世俗的牽累，他們能夠充分地踐履仁義，此即所謂的圣人盡性。而與圣人不同，常人卻極易拘泥于后天之瑣事，本有的氣質常常遭到世俗的污染和遮蔽，以致于先天之性越來越微略。因此，他們在世俗生活中，常常會出現“喜歡不當”和“厭惡不當”的情況?！跋矚g不當”是“賊之仁”，“厭惡不當”則是“賊之義”?！百\之仁”與“賊之義”均不合儒學的仁義之道，若任此發展則有背離“天下歸仁”這一儒學宗旨的危險。說：“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保ㄍ希┟鎸ΤＨ嗽诤筇焓浪咨钪械膲嬄湟约八鶎е碌奈ｋU，圣人理應責無旁貸地擔當起對常人的教化責任；而教化的目的在于恢復常人先天的本性，“學者何？復性而已矣?！保ㄍ希┦ト私袒Ｈ艘詮推湫员闶翘煜聦W問（儒學）得以產生的原因，換句話說，儒學（理學）的社會職能便是對常人進行教化以復其本性?？梢?，圣人與常人的差別性賦予了圣人以教化的天職，而“同體性”則賦予了常人以“復性”的可能性。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教化思想的理論基礎。

此外，無論在生成論意義上，還是在有關教化的思想中，對于辯證法亦深有洞見。他說：“一則生兩，兩則還于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保?2003年，文集，第16頁）又說：“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有所謂道者?！保?，2001年，第29頁）后來更概括說：“國藩亦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成兩片?！保?，光緒本，第5頁）這就是說，每個事物都是一個統一體，其中必有對立的兩個方面。這個思想今天被作為了辯證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據說，“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成兩片”這個原則對于他已經不是一種理論上的知識，而是一種經驗，一種體會，甚至已成為一種直覺。這充分說明對這個基本原則有了比理論知識更進一步的認識。當然，論其淵源，這些辯證思想顯然是從張載《正蒙》的辯證法理路推演而來。張載說：“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有象斯有對”（《正蒙·太和篇》），“地所以兩，分則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保ā墩伞善罚┯纱硕矗宿q證法思想亦是對程朱理學的一種豐富。

三

圣人對常人的教化在這兒是神圣的天職，但圣人如何教化常人呢？或者說，圣人施教的內容是什么呢？認為，教化的內容是引導常人認識萬物之理，因此，理學的宗旨就在于即物求道而已。他說，天下萬物莫不各有其各自的道理，而天下的學問（儒學）就在于認識這萬物之理，自古以來從堯、舜、禹、湯到文、武、周公和孔子的學問莫不如此。不過，天下萬物是無窮的，天下之理亦是無盡的，所以，要求得萬物之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可行的辦法是首先認識并求得其最根本者。這最根本者，在看來，莫過于仁義之道，因為仁義之道是天下萬物之理的基礎和核心；如果仁義之道不明，天下萬物之理亦不會求得；即使求得，也沒有實際意義。他說：“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2001年，第29頁）

那么，如何識得仁義之道并進而擴展以掌握萬物之理呢？說：“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保ㄍ希┧踔琳J為，“《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共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保ㄍ希?1頁）格物誠意就是求得仁義之道的手段和路徑，這是《大學》之綱領和理論旨趣。那么，什么是格物誠意呢？如何去格物誠意呢？認為，所謂格物，就是指即物求道，即通過具體的物事來透顯其中蘊含的道理。所謂物，在此指如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等關于本末的東西；所謂格，在此指去認識上述物中所蘊含的道理的行為。比如，事親定省是物，而尋求之所以事親定省的道理，就是格物。認為，格物時要從事物的差別處入手，“故凡格物之事所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保ㄍ?，第29頁）他說，世上萬物是千差萬別的，親親與愛民不同，仁民與愛物有別，親疏有差，賢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區分而去妄加施舍，就會過于仁，這樣會導致墨家偏執的兼愛之蔽；如果不加以區分而統統厭惡，就會過于義，則會導致楊朱極端“貴生”“重己”之蔽。不論是墨翟，還是楊朱，其學說雖為兩個極端，但它們在生于心，害于政，達到極點足可亂天下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由此可見，在差別處入手以尋求物事之道確是理學甚至儒學一個方便法門。

所謂誠意，認為就是指以仁義為標準來區分好惡進而努力去踐履。誠意包含著兩層意思：一是不欺騙，二是身體力行。他說：“誠意，力行之事也?！^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字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保ㄍ希?1頁）很明顯，在，格物的意義在致知，而誠意的重心則在力行；他不僅重致知，而尤重力行。因此，他反對陽明心學的知行合一之說。王陽明認為心外無理，心即理，求理無須做向外求理的心外工夫，只須做心上工夫即可，因為“一念發動處即是行了”（《傳習錄》下）。認為這種“即知即行”的良知說忽視了天地萬物的差別，而且也不重做分辨事物的工夫，屬于一種“攝行入知”的學術傾向，而實際上這種傾向是一種受佛教影響的“禪障”。他說：“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2001年，第30頁）既然陽明心學有導致浮屠的危險，因此其泯滅萬物差別的思想是萬萬不可輕信的。儒與佛的紛爭與劃界是自佛教傳入中國后長期縈繞儒者心頭的一塊心病，在此可見，作為一代大儒也不例外。

如果從差別處這一方便法門入手尋得了某一物事所蘊含的道理，是否就意味著格物、誠意的完成進而圣人施教天職的實現呢？不贊成對圣人施教天職的這種簡單化處理，他認為，因為物事是無窮無盡的，物之理遂亦是無窮無盡的，因此即物求道之格物與身體力行之誠意就不應有停止的時候；如若停止下來，則仁就會有所不“成熟”，而義則亦會有所不“精煉”。這樣，問題并不在于圣人是否能夠完全把握仁義之道，而在于常人因此而在接近仁義之道的道路上停頓下來而可能產生前功盡棄的后果。認為，自古以來，認識就有精有粗，行動就有實與不實，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間的區別。事實上，圣人之所以為圣人，就在于永不停息地格物誠意；圣人是不可能停頓下來的，他們會孜孜不倦地引導著常人進行著不懈的追求的。這種觀點，與其說是對負有施教天職的圣人施加了壓力，倒不如說是對千千萬萬的常人的格物誠意增加了動力。很明顯，在儒學內部心學與理學關于本體與工夫的爭執中，不僅選擇了理學的立場，而且凸顯了工夫（誠意、力行）的意義，因為在看來，無論是格物，還是誠意，其中所蘊含的行的成分比知的成分更重。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從理論上設定和宣揚工夫的無止境性，進一步深化了程朱的理學思想。

事實上，照的理解，圣人的施教天職有兩個方面的展開，一是如前所述的通過格物誠意去尋求仁義之道，二則是通過禮樂的約束以恪守仁義之道；如果說前者是內在的心意層面的教化的話，那么后者則是外在的社會道德規范層面的教化。毫無疑問，的這種理路汲取了船山之學的精神，所謂船山之學的精神就是“內仁外禮”?！皟热省本褪恰坝囊跃棵裎镏保巴舛Y”就是“顯以綱維萬事”。（,2003年，文集，第72頁）仁是體，禮是用，“內仁外禮”就是“明體達用”。但是“內仁”是“幽”，看不見；“外禮”是“顯”，透露在外邊。承繼著這樣的理路，進一步認為：“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髑洹堓d兢兢以禮為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保ㄍ?，第129-130頁）又更加簡單明了地說：“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保ㄍ希?1頁）所以李鴻章說的“學問宗旨以禮為歸”。李鴻章還認為，在，從天地萬物以至一家之柴米油鹽，都是他的禮學的對象，都是有禮可循的。正因為如此，李鴻章才把的學問稱為“禮學”。

嚴格地講，李鴻章的把的學問概括為“禮學”并不全面，因為這種概括極容易產生只重視“外禮”而忽視“內仁”的誤解。實際上，的“禮學”仍然強調以“內仁”為本，“外禮”為用；在，如果說“外禮”是活水的話，“內仁”則是源頭。他崇信二程“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后可行周公法度”（《二程集·程氏外書·龜山語錄》）的理路。二程和王安石都主張行“周禮”，但王安石是從富國強兵的“利”出發，二程的出發點則是“《關雎》、《麟趾》之意”，即“至誠惻怛之心”（《二程集·程氏文集·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也就是“內仁”，而認為行《周禮》就是“外禮”。一貫主張“不誠無物”（，2001年，第25頁），當然也就“不誠無禮”?！啊蛾P雎》、《麟趾》之意”即“至誠惻怛之心”，概括起來就是仁，所以也就是“不仁無禮”。但是，在“內仁”與“外禮”的關系上，并未“銷禮入仁”，取消“外禮”的實際意義，相反，十分重視“外禮”的作用，他曾主張“舍禮無所謂道德”、“舍禮無誠”、“舍禮無仁”，否則，李鴻章就不會把的學問稱為“禮學”了?？偠灾?，認為圣人施教時應將“內仁”與“外禮”融為一體，而不是單論“內仁”或單論“外禮”。當然，常人受教時亦應“內仁”與“外禮”的修行并重，二者不可偏頗。

四

如前所述，面對漢宋之爭，曾言自己雖宗宋儒，但亦不廢漢學，表現出調和漢宋、博采眾長的學術理路。實際上，綜觀的整個學術，其思想并未停留于調和漢宋以漸息爭執而止步，而是向著超拔于漢宋學術大膽地向前推進。的這種超拔可以用“務實”兩個字來概括，因為他不僅在“務實”的意義上找到了漢宋學術的契合點，而且也是在“務實”的意義上實現了對漢宋學術的超越?？偟膩碇v，無論漢學，還是宋學，在“務實”方面都有所欠缺而因此倍受攻訐；而這種欠缺放在內圣與外王的語境下，就表現為過于內傾自閉而缺乏外在事功，即內圣與外王理論模型的失諧。在堅持“內仁”與“外禮”融合為一的基礎上，也堅持內圣外王的并重，一方面他堅守程朱義理，另一方面特別強調經世致用，力求通過外王的開拓實現對漢宋學術的超拔。當然，的身世、經歷和其所處的時代也決定了他理解的和所致力的外王已與前代不同。

“務實”是終生恪守的價值理念。他主張不說大話，不騖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強調“禁大言以務實”。（,2003年，文集，第181頁）針對當時理學家們沉溺于心性之學，“毋以詩書為迂闊”，“非圣之書，屏而不讀”的理路，主張不能迷信經籍。他說：“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又魇?，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同上，第224-225頁）務實的精神還表現在實際的政治主張中，比如在對外關系上他就主張舍去虛儀，重視自尊自強。他提出了一個處理對外關系的重要主張：“爭彼我之虛儀者可許，其奪吾民生計者勿許。”（清史稿·列傳一九二）這個意見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內涵。從清乾隆朝開始，中國和西方各國交往的一大障礙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禮等禮儀問題。在清廷看來，這類禮儀“體制攸關”，難以讓步。則認為，要取得別國的敬畏，全在自尊自強的實力上，而不在裝模作樣的虛儀上。這些務實之主張頗得后人的贊許，有評論曰：“國藩事功本于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同上）

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現實上來看，務實與經世致用二者之間是相通的。在生活的時代，經世致用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漸漸復興。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鼐就強調在“義理”、“詞章”和“考據”三種學問之外詩文還應表現“經濟天下之才”，另一位代表人物梅曾亮也認為“經世致用”有補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學”，他批評“考證性命之學”無事于讀書窮理，而陶醉于經生章句，了無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和經世精神。作為桐城派“中興”重要人物的不僅受到桐城派學者的影響，也深受龔自珍和魏源等站在經世致用思潮前列的思想家的影響，所以，治學也非常倡導理學服務于現實。據其日記所載，他在從學理學大師唐鑒時，唐鑒以理學經世思想相指點，聽后“昭然若發蒙也”。（,2003年，日記，第88頁）一生雖堅守程朱理學，但他著力發揮理學中的“事功”因素，他對洋務的提倡與實踐就是其經世致用思想的具體化。

前后，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思想界涌現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堅船利炮的經世著作，使傳統的經世之學注入了西學的內容。此時許多經世思想家雖堅守程朱義理，但他們重視應變求新，開始關注和學習西學。洋務思想的核心便是學習西方的“技藝”、“術數”以自強和“衛道”，體現出一個既視程朱理學為身心性命，又注重務實經世的傳統士大夫在內憂外患、西學漸侵時的艱難選擇。在《勸學篇示直隸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義理”、“考據”、“文章”、“經濟”四事。其實，將“經濟”納入文章要則并非的創見，姚瑩就曾提出“義理”、“經濟”、“文章”和“多聞”四事為作文之要。但是，所言的“經濟”還納入了輿圖算法、步天測海和制造機器等新內容，因此，他的“經濟”思想較姚瑩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其著名的《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更是認為購買、仿造“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同上，奏稿，第588頁）顯然，漕運、水利等傳統意義上的經世之術在那里已退居次要，洋務尤其是購買、仿造西方船炮成為他關注與致力的主要方向。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創辦安慶軍械所和江南制造總局、派遣學童赴美留學等經世濟民的舉措。

需要注意的是，的經世思想始終是在義理與經世并重、內圣與外王并舉的理論模型下展開的?；蛘哒f，在堅守理學義理的基礎上，致力于拓展經世濟民之洋務；但他在拓展經世濟民之洋務時，并未遺棄理學之義理。他說：“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詳與體而略于用耳。”（同上，文集，第205頁）在看來，“義理”與“經濟”是體與用的關系，因此“經濟”之學從屬并服務于“義理”。因此，認為，“經濟”之事尤其是學習西學不能脫離“義理”的軌道。在為晚清打開學習西學的門徑時，他不僅沒有絲毫削弱儒學義理之意，而且特別強調學習西學和辦洋務其終極目的是強化“義理”進而維護道統。故而，他反復明言治學“莫急于義理之學”、“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等，（同上）惟恐儒者文人溺于“經濟”之學而迷失了“義理”航標。但是，在，西方的器數之學確實可充實傳統儒學的“義理”，即“經濟”可強化儒學“義理”。這樣，實際上把“經濟”嵌入了儒者之事。這種觀點在當時不僅提升了“經濟”及學習西學的重要性，更重要的在于它為儒者學習西學進而對傳統儒學補空救弊掃清了理論障礙。

一方面宣傳“義理”和“衛道”，另一方面又宣傳“經濟”和學習西學，這種理路反映了一代大儒對儒學傳統倫理秩序眷戀不舍而希又翼借西學以自強的積極心態。重要的是，的這些主張，尤其是其在中對“經濟”之學和學習西學的主張，在儒者和國人看來均是陌生之事，正因為如此，其思想使得儒學原有的狹小、禁忌繁多的范疇得以豐富和發展。

參考文獻

，2003年，全集，中國華僑出版社。

1990年，全集，岳麓書社。

2001年，全書（第一卷），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光緒刊本，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六）。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zeng guofan

篇5

在這一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學者徐松可謂功不可沒。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幾乎吸納此前所有有關西北研究的學術資源，在史料搜集、研究規范、學術影響等方面，都將西北史地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他本人也在傳播西北知識、培養研究人才等方面多有貢獻。本文將通過對學者徐松西北史地的研究成就、他的研究與當時學風的關系及其研究中所表現出的向傳統史志研究回歸的特點等方面的敘述分析，更全面地展現嘉道西北史地研究這一學術現象的整體面貌，以期更好地顯現學術史的真實、生動與豐富。

一、因邊疆方志修撰而成西北史地名家

早在乾隆朝之前，有關西北的著述已有問世，后來隨著清朝用兵西北的成功與西北統治的建立，這類著作逐漸增多，或是親歷西北者的記聞之作，或是國家組織編寫的國史方略，或為地方官員組織修撰的方志類著作。探究這些著述的寫作動因，多是為了適應清朝政府對西北邊疆的管轄治理。當時官修有關西北的書籍，主要有《平定準噶爾方略》、《欽定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大清一統志》、《欽定河源紀略》及《欽定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這些著作的修纂意義不只在于為皇帝歌功頌德，更為后人提供統治的樣板。與中央官修西北著作的纂修動因相同，清代新疆的地方官員也組織修纂一些方志類的書籍，這些以佐理政事為目的的著述，因其真實性與實用性而成為后來西北史地研究最直接的淵源，徐松的西北研究也即起始于新疆方志的撰修。

徐松之前，另一位具有國史撰修經歷的學人祁韻士曾有機緣編纂新疆方志，他在遣戍伊犁期間，受松筠之請主纂了《西陲總統事略》一書。徐松于嘉慶十七年（1812）被發配新疆時，時任伊犁將軍是再次任職新疆的松筠。松筠委請徐松做《西陲總統事略》的增補續修工作，并在嘉慶二十年（1815）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間，安排徐松進行天山南北兩路的考察活動[1]。

徐松以自己的學識優長，又對天山南北之地進行了實地考察，這使得在《西陲總統事略》基礎上修成的《新疆識略》更加成熟。相比較來看，《新疆識略》在體例上更加完備，在內容上更加豐富，在敘述上更加準確。書中徐松不僅對于《西陲總統事略》的繁瑣細目做了進一步的概括，對其內容的安排做了調整，使之更加合理；他還仿照《文獻通考》之例，每門皆立小序，以敘著述之意；為簡明起見，徐松還增設了道里、水道、職官姓氏、卡倫、哈薩克世系、布魯特頭人等六表，將各表分附有關門類之后，使圖、表與說三者互相參證，尤其是在圖表的繪制、地名的考核與事件的詳略上都堪稱別具匠心，雖然各幅輿圖仍是不注經緯，不標比例，但在文字的敘述中，各地的經緯度已有了記錄。

徐松在完成《新疆識略》同時也撰寫了他的另三部西域史地著作的初稿，即《新疆賦》二卷、《漢

書西域傳補注》二卷與《西域水道記》五卷?！缎陆x》前有賦序，后分新疆南路賦、新疆北路賦二章，仿漢代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的體例，以蔥嶺大夫、烏孫使者相為問答，分詠天山南北二路地理形勢、清代開辟邊疆的宏大事業，為一部清朝當代史地著作。正文之外，作者還加有注解。這是徐松著作中篇幅最短、刊刻最早的一部，今可見道光四年（1824）彭邦疇跋本。[2]《漢書西域傳》為古來正史西域文獻之濫觴，因年代久遠，“后世考西域者多未親歷其地，耳食相襲，訛誤滋多”[3]。徐松周歷天山兩路，又在編纂《新疆識略》中接觸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考訂《漢書西域傳》中的古代地名沿革，并以今證古，著成《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同樣在實地調查并廣泛參閱文獻資料的基礎上，他還撰成了以西域水道為核心的清代新疆地理專書《西域水道記》。此二書的初稿在伊犁時期已完成[4]，但其刊刻時間卻較晚，《漢書西域傳補注》初刻于道光九年（1829）[5]，而《西域水道記》的刊刻至早也在道光十九年（1839）以后。

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幾乎吸納此前所有有關西北研究的學術資源，在史料搜集與使用、研究規范初步確立及西北史地研究學術影響的擴大等方面，都將西北史地研究推進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徐松也被當時史地研究者譽為“巨子”。

徐松不僅在各書刊刻前不斷增刪，即使印行后他也還是校訂不輟。在《漢書西域傳補注》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伊犁期間無法讀到的著作與史料都被補充入內；而在《西域水道記》的書稿刻印出版之后，徐松也不斷地以新的材料對其進行完善與充實，如此，他的身后才有了《西域水道記校補》的行世。[6]于是，從文獻資料的角度來度量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可以說，他已經遠遠超過了前人。

祁韻士西北史地著作中有三種主要的資料支撐：國史官書資料、新疆當地征集資料、以七十一的《西域聞見錄》為主的有關西北的私家著述等[7]，這些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無論就質還是量言，都得到了極好的繼承。此外，徐松七年的新疆生活、周歷南北的實地考察為其西北研究注入了難得的一手材料。而且，傳統典籍記載、學界的傳統史志與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等等，這些幾乎令祁韻士望而卻步的資料，徐松也都運用得游刃有余。

在徐松的著作中，國史中征引頻率最高的幾種是《平定準噶爾方略》、《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及《河源紀略》。在其最早完成刊行的著作《新疆賦》中，徐松在開篇的序文中即提到以上著作。[8]徐松在定義“西域”的地理范圍時，采用的即是《西域圖志》中天山南北路、安西南北路的四個區域的分法。在《西域水道記》中，對各河流流經地區的建置沿革、典制史實、民族變遷等方面的資料多來自于《平定準噶爾方略》與《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中所記內容。徐松的著作中，對于私家筆記類著作資料的吸收也超過了祁韻士，當時的私家著述的典型之作，如梁份《西陲今略》、殷化行《西征紀略》、洪亮吉《天山客話》、七十一《西域聞見錄》、圖理琛《異域錄》等在《西域水道記》中都屢被征引。

中國傳統的典籍中，漢唐以及蒙元的史料與著作中，雖不乏關于西北的豐富記載，但漢唐與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專業知識，深厚的學術底蘊，這一點祁韻士早有認識，但受個人的學識特點所限，他對此也只能點到為止。但在徐松的著作中所引古典文獻，自先秦的《山海經》至漢代的《水經》、從新舊唐書到元明清的諸家記述，其種類遍及正史、雜記、地志、金石及道藏、佛經，其征引之廣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難以企及的，他幾乎使用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資料。在充分吸收學術資源的基礎上，西北史地研究更加成熟了。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中，還可以看到《西域同文志》史料意義之外的規范意義?！段饔蛲闹尽吩诠傩迺休^早就作為一種統一名稱的工具書被使用了，但這主要不是考慮其對學術研究之必要，而是出于滿足政治統治之需要。由于生活于西北地區的各民族，多以游牧為生，居無定所，加之他們又使用著與漢人完全不同的文字語言，于是中原人在了解有關人名、地名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以音譯字，易生歧義，如稱渥巴錫為烏布沙，舍棱為舍楞等[9]，這些都為用兵西北，實施統治帶來不小的麻煩，于是，在乾隆朝官修了《西域同文志》，“示之以綱領，有所遵循，稗無踳駁舛訛之虞”[10]。但直到祁韻士修志時期，并沒有將《西域同文志》作為一個重要的工具書加以使用，于是造成對于南疆三城：喀什噶爾、烏什與庫車等地的名稱解釋與《西域同文志》不同[11]。比祁韻士稍晚些時候，和寧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時纂有《回疆通志》，在書前的例言中，稱“人名、地名、山川名系回語、蒙古語或沿襲舊名，或譯音訛舛，今遵《同文韻統》更正”[12]。由此可見時人對于《西域同文志》的陌生。

但徐松的著作從最早武英殿付印的《欽定新疆識略》到道光中期才刊刻的《西域水道記》，書中所記名稱都一一按照《西域同文志》進行統一，這成為他的諸書刊付印行前的一項必要的工作。據朱玉麒對于《新疆賦》一書的研究，今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新疆賦》稿本與今天流傳的一般刻本最大的區別在于地名上，稿本中所言“穆素爾嶺”、“喀喇沙爾”[13]，在刻本中都根據《西域同文志》分別改為了“木素爾嶺”、“哈喇沙爾”，這與《西域同文志》以及依《西域同文志》而作過統一劃定的《西域圖志》是一致的。由此看來，在徐松的時代，西北史地研究已經具備了基本的研究規范，這就為學人研究之交流與溝通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漫漫幾十年的“遍檢前書”[14]、詳證精考過程中，徐松不僅收獲了大量的材料，也凝聚了一批的學人。學問之事，貴在于沉潛孤行，也需要相互觀摩。正是在徐松與各位同好的師友夾輔中，西北史地研究的影響大增。

徐松著作的修訂?？?，顯現的不只是徐松一人之力，而是友朋同志的眾人之功。徐松增補著作所運用的史料背后，可以列出的是一串的友人名單：校訂《華嚴經音義》的陳潮、撰寫《俄羅斯事輯》的俞正燮、從《永樂大典》中畫出《元經世大典圖》的張穆、以及與《長春真人西游記》的研究有關的龔自珍、程同文與董祐誠。據今天的研究結果，《西域水道記》還曾有過沈垚的抄寫本或稱沈校本。[15]同時在徐松的導引指正之下，不少后學步入了西北史地研究的行列，沈垚即受聘居徐松家中，整理西北文稿之余，閱讀了大量有關藏書輿圖資料，撰寫以《西游記金山以東釋》為代表的西北史地著作。張穆的西北史地研究開始于對鄉賢祁韻士著作的校訂，自《西域釋地》的?？健斗恳浴返目逃?，其中都貫穿著徐松的指教。[16]

在這樣的師友交往中，在研討西北史地的聚會中，清道光年間，以京城為中心，出現了一批研究西北史地的學人，張穆、沈垚、龔自珍、魏源等人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正是“此數君者，時代略銜接，相為師友，而流風所被，繼聲頗多”，因而西北史地研究在當時影響大增，“茲學遂成道光間顯學”[17]。

二、時代需要與“顯學”名家

在“顯學”局面的形成中，徐松及其研究著述在傳播有關知識、培養研究后學、挖掘有關史料等諸多方面大有影響，徐松也因此被視為“顯學”名家。

考察學者在學術史中的地位，常會遇到這樣的現象：有的學者在有生之年，其學問與著作已為時人所肯定并接受，其學術影響在當時已昭然；也有的學者在世時默默無聞，其學術價值要等待后人的重新審視與發掘。同為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開創者，祁韻士屬于后者，自伊犁東還后他在默默無聞中度過了余生。他去世時，其眾多著作中，《蒙古回部王公表傳》僅以抄本被收入《四庫全書》，外間少見?？袉柺赖膬H有的《西陲總統事略》一書[18]，但也流傳不廣。祁儁藻刊印《西域釋地》與《西陲要略》時，祁韻士已作古20余年。而徐松自塞外歸，文名益噪，成為京中學人交游的中心，他的“西域三種”[19]在作者的有生之年全部刊行，影響一時。二人不同際遇的背后是當時知識界風氣的變化所致，非只個人因素所成。徐松的學術成就相應地切合了時代的需要。

嘉道之際，知識界開始以關注現實、批判時政、倡言變革的思潮，即今天人們所說的經世思潮。這種情勢下，嘉慶二十五年（1820）南疆所發生的大和卓木之孫張格爾攻邊事件，成為朝野關注的焦點。清代自康熙就斷斷續續地用兵西北，乾隆朝設伊犁將軍統轄天山南北之后，也時有動蕩局勢出現。但這一次張格爾事件，知識界的反應較為激烈，其原因即在于學風的變化，時人因關注時政而關注西北局勢變化，因關注西北的形勢，而開始了解西北。

因為“窮邊絕徼，舟車不通”，“部落地殊，譯語難曉”，“書缺有間，文獻無征”[20]，清人對新疆了解并不多。在當時對西北了解的需要中，祁韻士問世幾近20年的《西陲要略》與《西域釋地》才引起人們的注意。祁寯藻即是在“道光丙午丁亥間，回疆用兵，寯藻暴直之暇，考求邊域，證之家著，始略知端緒”[21]。其中所言“道光丙午丁亥間”即道光六年至七年間（1826-1827），“回疆用兵”即指當時清廷對張格爾的征討，而“家著”正是指祁韻士的西北著述。

于是，熟悉西北的徐松及其記述西北的著作成為京中士人了解西北的重要窗口之一。張格爾事件發生后不久，剛剛東還的徐松即被新登基的道光皇帝“召見”，“奏對西陲情形”[22]。他主纂的《伊犁總統事略》十三卷也受到道光皇帝的嘉許與贊賞，并為書賜名《新疆識略》，為之御制序文，交付武英殿刊行。龔自珍與魏源均曾從徐松處獲得過西北知識。龔自珍對于徐松《新疆識略》中的《哈薩克表》與《布魯特表》評價很高，稱之為“奇作”[23]，魏源也曾與徐松“商論天下形勢、西北輿地”[24]。張穆與沈垚曾在徐宅“劇談西北邊外地理以為笑樂”[25]。在程恩澤的詩句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蔥嶺屹中間” 、“兩賦已傾耶律博，一編還證小顏疏”、“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馬天山自打碑”[26]中，可以看到程恩澤不僅閱讀過《新疆賦》與《漢書西域傳補注》二書，而且有可能目睹徐氏親手摹拓的《姜行本紀功碑》。何紹基也在與徐松等人“酒光燭影方熊熊，議論飆發開我蒙”[27]的論學中了解著“西域與朔漠”[28]。在徐松好友姚元之的筆下，也記錄了不少從徐松處獲取的西北知識。[29]徐松也因此在士林中的影響大增，一時間，“海內通人游都下者，莫不相見恨晚”[30]。

在傳播西北知識的同時，徐松西北著作中服務于邊疆治理的撰述旨意、記述西北現實的客觀內容也十分切合當時學者講求經世的闡發點。

徐松在《新疆識略》中處處顯現出治邊思想。松筠在開篇《凡例》中言“古跡物產無裨政務者，概署不錄”[31]，這樣的認識尤其表現在徐松對“水”系研究的重視?！段髭锟偨y事略》中山水合敘[32]，只有五頁總括性的介紹甚至還不如前此的齊召南《水道提綱》西域諸水能得要領。在《新疆識略》中敘述水道的內容得到增加與擴充，河經流、枝流與伏流，分別列入表中，并以淖爾為歸宿，涇渭分明。[33]

中國傳統地理學研究中，對于水的意義認識一直較山為重，所謂是“以水志輿地，萬古跡不換”[34]，于是“河防水利，自昔為國之大政，言地理學者夙措意焉”[35]，一部成書于漢代的《水經》而后在數千年為歷代學者津津樂道，咀嚼再三，這實在不是偶然。中華這樣一個孕育于大陸地區的古老民族、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業為本的文明國度，其起源與發展基本是在黃河、長江等沿河流域，于是自古以來治水就是國家大政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自西域歸入版圖之后，為治理這片較之中原更為干旱的地區，清政府曾下令“辟其田使速耕，導其川使速溉”、“武定功成，農政宜舉”，“乘時興屯，開渠灌溉”[36]。繼回屯、兵屯之后，又命給惠遠、惠寧兩城旗兵以肥沃田土屯種，歷任將軍都因灌溉乏水沒有籌辦。直到松筠在任期間，才尋找水源，疏通渠道，致使旗屯有成。但西域水道缺乏記載，《西域圖志》、《西域同文志》中只簡略記有河流名稱，而水道源流并不清楚。于是在徐松受命對天山南北兩路的考察中，對當地各河源流的探查是一項重要內容。《西域水道記》的出現既與清代治理新疆實政有關，其本身也對新疆的開發有益。

于是，祁韻士、松筠與徐松等人與新疆方志編撰密切相關的著作，以實地目驗、或國史記載中所獲知識為依據，通過傳輸提供當時當世的西北知識，有助益于清代在西北具體治理措施，具有當代史的意義。

這樣在深受道光學風濡染的學者士人就常評斷徐松著作有經世之特點，彭邦疇即言“才不為世用，乃箸經世書”[37]，鄧廷楨在評斷《西域水道記》的五種優點時，也提到其具有“實用”與“利涉”的意義。[38]徐松身后的道咸以降，經世致用成為社會之風尚，在這樣的認識標準下，徐松及嘉道西北史地研究這一學術現象的經世意義也被后人反復強調，張之洞即將徐松列入《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的“經濟門”[39]。王國維與梁啟超是在“道咸”以來“新學”脈絡中成長起來的學者，在他們的認識里，清道光前后，清代學術發生了轉變，王國維歸納為“道咸以降之學新” [40]，梁啟超概括為“地理學趨向一變”[41]；在這史地學的學風轉變中，其重要表現即是復興了清初的經世致用精神，即王國維表述為“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 [42]、梁啟超表述為“初期致用精神漸次復活”[43]。

綜合考量道光朝學風的轉變、清末士人對經世致用之重視、民初學人對清代學術史中求新求變因素之強調等因素，可以看出徐松的時代及徐松后的時代中，種種因緣造就了學術史上嘉道西北史地學的“顯學”之聲勢，也成就了“顯學”名家徐松。直至今天研究者往往也會將邊疆史學與今文經學、鹽業、河工、漕運等并稱為當時經世思潮的主要表征。[44]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同為嘉道時期的學人，同治西北史地研究，徐松與龔自珍、魏源等人的經世思想有所不同。徐松的著作在對清代大一統的歌頌中包含的是對清代邊疆現實統治的肯定，而龔自珍、魏源及沈垚則以對現實批判為出發點，龔自珍《新疆置行省議》中西域設置行省的主張[45]、魏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中對“捐西守東”主張的批駁[46]，都在對當時邊疆政策的質疑中提出的變革思想；西北研究在徐松那里，是講求真實性與客觀性的知識認識，而到了龔自珍與魏源的西北著述中更多價值判斷，對西北知識探求只是手段，由此引伸而來的議政才是目的。徐松的西北研究更具學術意義，而龔自珍與魏源的西北研究更具思想影響。

至此，我們對徐松及當時西北史地研究中的經世意義有了足夠的認識。為了更完整地展現學術史的原初面貌，我們應該知道，復興清初致用精神只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一個面相，經世之志也只是徐松西北著述的一個側面。

但無論徐松所傳輸的現實西北知識，還是龔自珍與魏源等人對于西北統治的對策，必須直接依賴于第一手的現實材料。沒有實地目驗這一中國傳統地理研究積累第一手材料的支持，也沒有近代西方發展起來的實測的技術支持，就難以對現實中的西北有更充分的了解，由此任何助益于現實統治的對策均可能成為空談了。徐松東返之后，隨其研究漸漸轉入沿革地理的考索，其著作中經世色彩在消淡；在后人關注這一研究現象“務為前人所不為”的同時，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的另外一種面相被忽略了，那就是其研究向傳統史志研究的回歸。

三、 傳統史志研究的延伸

嘉道西北史地研究者們回溯自己的治學歷史淵源，尋找學術遺傳基因時，往往自覺認同于清初學者顧炎武。徐松曾關注顧炎武詩文，并“依年排纂”[47]。但我們今天考察他們的學術根基與資料支持，不難發現，其研究接續于中國傳統的史志研究，尤其是輿地學與蒙元史研究。

清代的傳統史志研究是伴隨考據學的興盛而推進的。清代史學大家王鳴盛將史學研究任務歸納為四：?？鼻笆肺拿炚`、訂正其所載事實之矛盾錯誤、補其遺闕、整齊其事實使有條理易于省覽。[48] 乾嘉史學的成就除上古史研究而外，傳統史志的訂補著作也不少。徐松在西赴之前，其學術興趣與著述活動即屬這一理路。

徐松童年曾隨時任學政的叔父徐立綱生活于安徽，師于左眉。左眉是為桐城人，為學私淑方苞，學問直接師事姚鼐與劉大櫆，為桐城派傳人。徐松后來曾回憶說：“松年八歲，在姑孰使院受書于良與先生。未幾，松歸京師，未卒業。越十年，嘉慶戊午（1789），秋闈報罷，先生與甥姚伯昂上春明，乃復延先生主于家?！盵49]對于桐城派所倡言義理、詞章、考據，徐松專意于后者，他向左眉表示“先生之造詣，非所敢期也。尚自謂望道未見，松復何望哉？請自茲專心老（考）據，不復以文詞見”[50]。后人劉聲木也言：“（松）師事左眉，受古文法，眉屬其專心考據，研究經術，尤精于史事，熟于西北輿地”[51]。從中可以看出徐松在中試之前，已經形成一定的學術取向，即專心考據。

清代考據學的興盛，帶來學界對于材料文獻的重視。梁啟超曾將清代樸學正統派學風歸納為十，而其中五條都重講證據[52]，而證據源于材料，于是文獻輯佚工作受到當時學者的重視，《四庫全書》的修撰產生于這樣的學術氛圍之下，而《四庫全書》修撰活動最早即開始于《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徐松自嘉慶十年（1805）中試至嘉慶十六年（1811）外放湖南學政六年間，先后入翰林院，值南書房，為全唐文館提調兼總纂官，充文穎館總纂。在參加史館《皇清文穎續編》、《欽定授時通考》與《欽定全唐文》的過程中，他得以接觸到《永樂大典》，從中輯出一些乾隆朝學者漏輯的著作，主要有《河南志》、《中興禮書》、《宋會要》[53]及《宋元馬政》、《偽齊書》、《四庫闕書》[54]。徐松輯錄古籍與當時學風相一致，他的成果自然被后人視為清代史學成就之一部份。[55]

徐松受考據學的濡染很深，無論就方法學風，還是師友承傳，他都與之有更緊密的聯系。以這樣的學術根基，徐松注定會成為一個著作豐碩的學者，只是謫戍生活稍稍改變了他學術生涯本來的軌跡。

首先，徐松西北著作的敘事方式與體例安排基本遵從考據學興盛之時的傳統史志研究。

清代考據學家那里，考據家的精力與智慧除集中于經書經義的研究而外，對史地的研究多集中于《禹貢》、《水經注》與《漢書·地理志》等書，其中《水經注》一書還引起了學術界持續一百多年的一樁公案，至民國時等人參葛其中。這些著作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紛爭與對立，同時也是學人之間進行學術對話的一個中介與舞臺。學人以參與學術爭論而走入學術圈之中，他的觀點無論被接受或是遭駁斥，都是學術圈對他作為學界一分子的承認。徐松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正是以一種考據學家所常使用的敘事方式來完成，從而也很容易為學術界所認可。

徐松對于新疆水系認識的基本思路是與《水經注》一脈相承的。他認為：“《水經注》以水出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流，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流。中國之海，新疆謂之淖爾，發源注淖爾者，為經流，附他水以入淖爾者為枝流，至其余細水，自行自止，則以地多沙磧，往往滲漏入沙。”[56]敘述時他也仿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注釋水經的方法，即簡記詳釋：“記則曰導、曰過、曰合、曰從、曰注；釋于經水曰出、曰逕、曰會、曰自、曰入；于枝水曰發、曰經、曰匯。”[57]為志傳作?？毖a注為清代考據學家所擅長，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注》從書名到以“補曰”而對正文所作的小字注文形式都與當時考據學家所作的志書校補類的著作沒有分別。

于是后人評判《西域水道記》時，很容易為它在傳統水道研究的理路中找到一席之地，所謂是“黃宗羲《今水經》、齊次風侍郎謂其南詳北略，作《水道提綱》補之，不若徐星伯之專究一方者為足據也”[58]。而《漢書西域傳補注》更是對古人注文的超越，即“駁荀之誤”、“正顏之疏”[59]，其成就為光緒年間王先謙的集大成之作《漢書補注》所吸收[60]。

其次，徐松的考證方法是對于漢學方法的繼承與超越。

清代漢學的考據方法，簡單而言，主要是三種：文獻與文獻的互勘；金石與文字的互證；文字音

韻的推斷?？加唭热莶粌H在于解釋文本內含，考證史實官制，糾正前人傳注之誤，同時也很重視對于文本本身脫衍奪漏的研究。

在徐松的西北史地著作中，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大量文獻資料：古典文獻從先秦的《山海經》至漢代的史料，從新舊唐書、元明清的諸家記述到清代官書私述及史志著作，其征引之廣泛是此前的西北史地著作所難以企及的。在后來返京后的20余年中他還在不斷運用新見史料去補充已成著作。在徐松所使用的豐富資料中，有很多是前代人們難以見到的，同時也得益于考據學前賢對于史料的重視，及由些而進行的輯佚與考釋工作。如《長春真人西游記》[61]、《元秘史》及《元圣武親征錄》得自錢大昕等人的錄副與輯存[62]，《華嚴經音義》為孫衍、臧鏞等人校刻刊行[63]。這些史料的使用均賴前人的積累。

考據學者不但重視文獻互勘在考訂中運用，而且常常利用金石文字與古文獻相印證，清初的顧炎武有《金石文字記》[64]，乾嘉時錢大昕有《金石文字記》[65]，徐松老師輩中翁方綱著有《兩漢金石記》，友朋間嚴可均撰有《鐵橋金石跋》，徐松也是“性好鐘鼎碑碣文字，謂足資考證”[66]。友人翁樹培以唐王仲堪墓志見贈時，他亟命工拓數十紙，分贈海內金石家[67]；視學湖南時，他曾在桂陽州得南漢大寶四年銅鐘，并以銘刻文字來印證史料[68]。他的《唐兩京城坊考》成書過程中，曾“採集金石傳記”[69]，書中使用了大量的墓志碑銘。這一特點在他的西域著作中仍得到發揮。他以《漢吳仲山碑》證漢代“翔”與“詳”同假借[70]，以《后漢裴岑碑》來釋清代鎮西府城西北為古之蒲類海[71]以及對于特穆爾圖淖爾南岸山中，舊有《張騫碑》的三度尋訪都是明證[72]。徐松著作中所收西域碑刻在民國以后受到中外學人的關注，羅振玉的《西陲石刻錄》與《西陲石刻后錄》即以徐松《西域水道記》所錄碑刻為線索[73]；在西方探險家與漢學家斯坦因（Stern）、郭魯柏(Goloubew)等人也都使用過徐松所錄碑刻[74]。

至于以小學之法、音韻之學來解字證誤本為清人考據的主要方法之一，徐松雖不以小學名世，但他平日的小學功力之精在其《徐星伯說文段注札記》中可見一斑。[75]《西域水道記》中也有引《說文解字》與段玉裁注文之處[76]，這在《漢書西域傳補注》也可以窺斑見豹。

徐松在嫻熟運用清代考據方法的同時，對于同時代學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對于考據學成果，吸收之廣泛、了解之及時令人驚訝。以《漢書西域傳補注》為例，其中征引各書中，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等著作、王念孫《讀書雜誌》為清代乾嘉史學及?？睂W的扛鼎之作，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為清代小學界一大創作。[77]《說文解字注》首刻于嘉慶二十年（1815）[78]，而那時徐松已居伊犁四年，正在籌劃著重修志書；王念孫的《讀書雜誌》所刻諸部分最早不過嘉慶十七年（1812），最遲至道光十二年（1832）才刊竣[79]，其刊行已是徐松赴西北之后的事情了。僅在《漢書西域傳補注》一書中，徐松就二十七次引用《讀書雜誌》、十一次引用《說文解字注》，在不長的時間內了解并吸收了學術界的最新成果，這一方面反映了他個人的學術意識與學術態度，顯現著他對于漢學成果的關注。另外，我們也可從中想見他與當時考據學界的密切關系。

在充分吸收乾嘉時期學術養分之后，徐松終于成長為“乾嘉之學精”理路中一代學者，其后期的著作《元史地理志》、《新斠漢書地理志》等即是傳統史志研究的代表作。

不過，徐松西北史地著作對于傳統考據做了超越。其最大的超越在于為傳統考證引入了實地考察驗證的方法。徐松的史志研究雖與前人的史志研究一脈相承，但由于實地考察方法的注入，其成就相當突出，可謂是“疏證得自目驗”，不為“穿空于故紙堆中旁參互證”[80]。在他的西域三種著作中，隨處可見實地驗證的例子。

徐松不僅以大量的實地資料來驗證清代平定西北、確定建置的情況，還以實地考證的結果來修正前代文獻記載的錯誤?！稘h書西域傳補注》中幾乎所有地方的位置都用清代的距離作有校正，《西域水道記》更是他通過實地調查并廣泛閱讀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撰成的，其中對文獻的糾誤之處也不少?！端涀ⅰ吩唬骸捌渌ㄖ负６己印咦ⅲ┣?，逕渠犁國西?！毙焖裳浴坝嘧C地形，渠犁為尉犁之誤”[81]。《漢書》記：“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余里?！毙焖伞把a曰：玉門、陽關在今色爾騰海之東，羅布淖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淖爾，相去千余里，不得云三百余里”，并由與《水經注》所記對照，認為此處是“漢書傳寫奪‘千’字”。[82]《漢書》記：“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睂ζ渲兴浱焐綖楹翁帲笕吮娬f紛紜，徐松指出：后人多“指巴里坤南庫勒淖爾南之山為天山，蓋誤于章懷。余往來西域登陟此山，雖云險峻，而只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目上”。而“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為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83]。

徐松也以實地目驗來糾正前人對于西北知識的繆誤。如關于“汗血馬”，徐松言“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髆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髆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84]。又如胡桐見于《西域傳》其叢生之地名胡桐窩，或疑為鳥巢，改為鵡同鳥窠[85]。徐松言“自喀什噶爾城由軍臺道葉爾羌，至此凡千三百三十里，沿河行僅六百八十余里?！幽习侗樯衅溟g者枝葉交格，諺曰‘樹窩’”[86]，又言“其大寒，治口齒，可醫馬疾”[87]。但是實地考察的資料僅僅被用來證古，確是有些遺憾。

徐松開始于新疆方志編纂的西北研究，在道光初年因張格爾之亂而受到時人的關注，其中所敘述的當代西北內容、所體現的邊疆治理思想既滿足了當時人們了解西北的現實需求，又切合了當時經世致用之風氣，因此，對于徐松及其著作所蘊含的經世意義后人一直都有充分的認識。不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尚有另外一種面相，即它與此前考據學的聯系，這一點通過對徐松的研究將會更為清晰：徐松在運用著考據學的方法，享受著考據學的成果，也在使用著考據學者所發掘出的史料。顯而易見，如果沒有考據學的積累，徐松就不可能以實地考察與文獻記載的互證對以往考據研究進行超越，清代的西北史地研究也可能不會在嘉道時期呈現出繁盛之勢，而可能會發展成為另外一種面貌。在窮盡材料、博采眾說的努力之后，徐松的學問愈益精致與精妙；在遍檢前人、古今相證的繼承之后，西北史地研究不可避免地回歸于傳統沿革地理學的理路之中。

[1] 徐松：《新疆賦序》，《新疆賦》卷首，《中國邊疆叢書》第二輯，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據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館藏本影印。

[2] 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中國邊疆叢書》第二輯影印本所依據即為此本。

[3] 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一四一《星伯學案》，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4] 龍萬育：《西域水道記序》中言“嘉慶丁丑（1817），謫戍伊犁，與舊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而居，見先生所撰《伊犁總統事略》及《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嘆其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記》草稿數卷?！薄段饔蛩烙洝肪硎?，見《中國邊疆叢書》第二輯，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據北平隆福寺文奎堂館藏本影印。

[5] 今見道光二十二年錢熙祚輯《指?！穮矔?、光緒五年王灝輯《畿輔叢書》本均據道光九年張琦序刻本復刻。

[6] 對徐松《西域水道記》的校訂研究見于朱玉麒《徐松與研究》（未發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2002年博士后出站報告，第98-137頁。

[7] 祁韻士：《西陲要略自序》，《西陲要略》卷首，見《山右叢書初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據山西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二十三年編纂本影印。

[8] 徐松：《新疆賦序》。

[9]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六《書〈西域聞見錄〉后》中錄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記。

[10] 傅恒等撰：《西域同文志》卷首上諭，見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二三五冊。

[11] 見《西域同文志》卷三、祁韻士《西域釋地》。

[12] 和寧：《回疆通志例言》，《中國邊疆叢書》第二輯，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據民國十四年吳興沈瑞麟本影印。

[13] 祁韻士分別稱之為“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見《西域釋地》。

[14] 徐松在《漢書西域傳補注》考漢元帝時期復置戊已校尉時，曾言自己“遍檢前書”，見《漢書西域傳補注》 。

[15] 朱玉麒：《徐松與研究》第109頁。

[16] 《皇朝藩部要略》后附有《皇朝藩部世系表》由徐松重訂，見包文漢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16頁。

[1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388頁。

[18] 今見《西陲總統事略》最早的刊本是嘉慶十六年程振甲?？?，后附有祁韻士的《西陲竹枝詞》。

[19] 后人常將徐松有關西北的著作《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與《西域水道記》三種合刊，統稱為“大興徐氏三種”。

[20] 龍萬育：《西域水道記序》，《西域水道記》卷首。

[21] 見祁韻士著、李廣潔整理《萬里行程記》（外五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5頁。

[22] 繆荃孫：《徐星伯先生事輯》，嘉慶二十五年記，《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23] 見龔自珍《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龔自珍全集》第318、308頁。

[24] 李柏榮：《魏源師友記》，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第37頁。

[25] 張穆：《落颿樓文稿序》，《 齋文集》卷三，《山右叢書初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據山西省文獻委員會民國二十三年編纂本影印。

[26] 程恩澤：《贈徐星伯前輩》，《程侍郎遺集》卷五，《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據道光二十七年連筠簃叢編本輯印。

[27] 何紹基：《東洲草堂詩大鈔》卷五，同治六年長沙無園刊本。

[28] 何紹基：《東洲草堂詩大鈔》卷二九。

[29]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78-84、152-172頁。

[30] 《畿輔通志》卷二二六《列傳》三四《徐松傳》，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三年據清光緒十年刻本影印。

[31] 松筠：《新疆識略凡例》，《新疆識略》卷首，《中國邊疆叢書》第一輯，臺灣文海出版有限公司據光緒甲午積山書局本影印。

[32] 《西陲總統事略》卷三《南北兩路山水總敘》。

[33] 《新疆識略》卷一《新疆水道總敘》、《新疆水道表》。

[34] 葉紹本：《題詞》，《西域水道記》卷首。

[35]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86頁。

[36] 祁韻士：《西陲要略》卷三《伊犁興屯書始》。

[37] 彭邦疇：《西域水道記題詞》，《西域水道記》卷首。

[38] 鄧廷楨：《西域水道記敘》，《西域水道記》卷首。

[39] 張之洞：《書目答問二種》附二《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三聯書店，1998年 ，第277頁。

[40]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卷二十三《綴林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0頁。

[4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88頁。

[42]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第720頁。

[43]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82頁。

[44] 見黃愛平《論清代乾嘉時期的經世思潮》，《中國哲學史》1997年第4期；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第五章《道咸年間經世派的史地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

[45] 龔自珍：《新疆置行省議》，《龔自珍全集》第111頁。

[46] 魏源：《答人問西北邊域書》，《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十，沈云龍主編《中國近代史料叢刊》正編第七十四輯。

[47] 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序》，《 齋文集》卷三。

[48]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32-333頁。

[49] 徐松：《序》，見左眉《靜庵遺集·文集》卷首，同治十三年桐城方氏鉛印本。

[50] 徐松：《序》，見左眉《靜庵遺集·文集》卷首。

[51] 劉聲木撰、徐天祥點校：《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卷四，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第179頁。

[52]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樸學”一節，其中強調為學重證據的五條為：凡立一義，必憑證據；選擇證據，以古為尚；孤證不為定說；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7頁。

[53] 繆荃孫：《徐星伯先生事輯》嘉慶十四年記。

[54] 分別見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光緒庚子刻本）卷四、《藝風堂藏書再續記》（燕京大學圖書館民國二十九年校印本）所記，其版本流傳情況考釋見朱玉麒《徐松與研究》中《徐松著作敘錄》一節。

[55] 梁啟超將徐松《宋會要》與《中興禮書》列入《史學》中《補各史表志》之下，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52頁。

[56] 《新疆識略》卷一《新疆水道表敘》。

[57] 龍萬育：《西域水道記序》，《西域水道記》卷首。

[58] 英和：《西域水道記題識》，《西域水道記》卷首。

[59] 徐世昌：《清儒學案》卷一四一，《星伯學案》。

[60] 王先謙：《漢書補注》一00卷，光緒二十六年虛受堂刊本，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

[61]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題跋三·跋長春真人西游記》記：“（《長春真人西游記》）于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于道藏鈔得之。”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點校本，第528頁。

[62] 梁啟超為記：“錢大昕于乾隆間自《永樂大典》中發見《元秘史》及《皇元圣武親征錄》，所記皆開國及太祖時事?！薄吨袊倌陮W術史》第345頁

[63] 繆荃孫撰、孫安邦點校：《云自在龕隨筆》卷四中記：“《華嚴經音義》二卷，徐星伯先生藏北藏本，陳東之校定，屬徐遠峰刻之。此書自孫淵如輯《倉頡篇》、任幼蘊輯《字林》征引及之，學者始知有是書。臧君東合校西藏、北藏刊行。”見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8頁。

[64] 顧炎武輯、郭宗昌著：《金石文字記》，中華書局，1991年。

[65] 錢大昕撰、吳友仁點校：《潛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37-538頁。

[66] 《畿輔通志》卷二二六，《列傳》三四《徐松傳》。

[67] 朱玉麒：《徐松與研究》附《徐松年譜初編》嘉慶十四年記。

[68] 徐松：《尋陽長公主墓志跋》，《星伯先生小集》，轉引自朱玉麒《徐松與研究》第24頁。

[69]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序》，徐松撰、張穆補校：《唐兩京城坊考》卷首，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70]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71] 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三。

[72] 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五。

[73] 羅振玉：《西陲石刻錄序》，清宣統甲寅上虞羅氏刻本。

[74] 斯坦因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譯：《西域考古圖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53頁；郭魯柏：《西域考古舉要》，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814頁。

[75] 徐松：《徐星伯說文段注札記》，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叢書集成續編》據光緒二十八年觀古堂匯刻本影印。

[76] 徐松：《西域水道記》卷四記“特穆爾里克嶺亙空格斯、哈什兩河間，段氏若膺說‘陘’字義云：‘兩川之間必有山焉，是為坎象。坎者，陷也。高在下間為陷，故一山在兩川間者曰山絕坎，又謂之陘。’特穆爾里克嶺正陘之謂矣?！?/p>

[7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59頁。

[78] 今見嘉慶二十年韻經樓原刻本。

[79] 閔爾昌編：《王石臞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本》。

[80] 程同文：《長春真人西游記跋》，張穆校《長春真人西游記》后附，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據道光二十七年靈石連筠簃叢編本影印。

[81] 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

[82] 徐檢：《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83]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84]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85] 龍萬育：《西域水道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