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文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亞文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Jeffrey Stanton向記者Peter Buxbaum表示，IT項目的失敗可能是由于一種獨特的IT亞文化破壞了企業和最終用戶的關系而引起的。以下就是Peter Buxbaum與Jeffrey Stanton之間就這一問題的對話。

你們是如何研究IT亞文化的？

我們研究了紐約州中部的14個組織，這些組織的功能包括保健業、教育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業。我們對80多位IT業內人士進行了訪談，并使用一種名為Atlas.ti的軟件來對訪談的數據進行分析，找出其中包含的特征。我們注意到，這些IT人士向我們提供的信息中有某種相似性。

你們發現了怎樣的特征？

我們發現IT人士所使用的交流模式是相同的，并且都具有一種優越感。

IT人士認為計算機用戶不愿意學習某些東西，而這些IT人在表達這種看法時所使用的比喻竟然是相同的，這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在IT人群中流行的這樣一個笑話：用戶將CD-ROM的托盤當成了茶杯架。這是一個很有趣不過很可能是虛構的故事，它代表了IT人士對最終用戶的無知所持的普遍態度。

優越感是如何起作用的？

這些IT人士心懷優越感，認為他們所在的團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和其他的團隊相比有自己的特色。有跡象顯示，IT人士自以為他們掌握了深奧的知識，能應付極復雜的工作環境，而對其他團隊則是牢騷滿腹。

IT亞文化和項目實施的成敗之間有什么樣的聯系？

由于IT人士擁有獨特的亞文化，項目實施將會演變成企業文化之間的一場沖突。這很可能是導致各種組織在實施IT項目中產生麻煩的根本性原因。

在現實世界中這種沖突是如何體現的？

我們對3家實施大型項目的企業或組織進行了深入考察，這3個項目持續的時間在9～12個月不等，涉及的行業包括保健業、制造業和社會服務。

例如，A L.Lee醫院打算用一個統一的醫院信息系統（類似于ERP系統）代替原有分散的系統，原來的系統由實驗室管理、財務管理等各自獨立的功能模塊組成。我們發現IT團隊的交流能力對項目實施具有重要的影響。

你是想說IT人士無法和客戶有效交流嗎？

與這家醫院的交流是很好的，這個項目也取得了成功，這主要歸功于一位經驗豐富的IT領導，他有效地消除了IT人士和客戶之間交流的障礙。但調查表明，IT人士與那個社會服務組織的交流卻比較糟糕。我們的數據顯示，IT人士和管理機構的交流不暢會導致技術更新的困難。

他們有哪些表現？

項目規劃會議通常只有主管層和他們的助手與會，那些將會因技術升級而在工作中受到影響的員工則不參加會議。交流是自上而下的，那些基層員工的工作會因IT項目的實施而受到影響，但是他們的想法很少有機會能夠被反映上去。由于沒有經過試點階段，因此，客戶的基層工作人員無法提供階段性的反饋信息。

這些交流上的問題和IT人士的優越感有著怎樣的關系？

來自IT團隊的人員沒有哪位能向客戶的基層工作人員講清楚項目的實施會帶來怎樣的好處。因此，客戶的員工常會以懷疑的眼光看待這種改變。

在項目實施中你們看到了文化沖突的跡象嗎，如果你們看到了，他們是如何影響工程的進展？

文化觀念的不同會引起亞文化團隊之間交流的不暢。這種沖突的根源在于，不同的人對技術的潛在價值具有不同的看法。IT人士看重新技術、系統的兼容性以及可維護性；管理者看重業績和效率；而普通用戶則看重IT技術所能給他們的工作生活質量帶來的改善。這些對IT價值的不同認識會阻礙項目的發展進度。

怎樣做才能夠克服亞文化問題的影響？

交叉培訓可能是一種實現文化融合的有效方式。看一看美國人如何融入其他文化的？他們自愿參加Peace Corps（一個聯邦政府組織，美國的志愿者經訓練后被派往國外幫助發展中國家人民提高技術、農業和教育水平）或者參加學生交換計劃。有過這種經歷的人回歸到自身的文化環境后，就具有了跨文化的工作能力。

IT人士不應當只是坐在辦公桌后面研究技術，而應當到客戶的實驗室中去，到會計師的職位上，到接待人員的崗位上去親身體驗最終用戶的工作情況。你也可以花一些時間讓會計師擁有足夠的IT知識。

你估計這樣做會有什么樣的效果？

如果預先實行交叉培訓，員工就不太可能因文化差異而遇到麻煩，否則這些文化差異可能損害團隊之間的關系，導致項目實施的失敗。

－陳孝強譯

讓IT更自動

今年初，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會議中，把加強信息安全基礎工作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當前信息安全保障的重點工作。作為全球信息產業的領導廠商IBM對此給予了十分的重視。2004年5月18日，IBM在北京拉開了以“安全總控、智能管理”為主題的全國9城市的巡展，旨在充分展示IBM在自動化管理方面的解決方案。

當今IT設施越來越復雜的同時，外部環境也對IT系統的安全不斷地提出新挑戰，因此對IT管理工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IBM在原來Tivoli家族的基礎上，提出了IT管理自動化的概念，將安全管理、系統管理和存儲管理一并納入其中，以求達到減少絕大多數手動操作，讓IT管理員更輕松。

著名的IT行業分析機構Meta Group認為，自動化是2004年IT投資的一項重點。據有關方面稱，中國這方面的投資也會在近些年以30~40%的速度增長。蛋糕已經擺在那兒，有誰不想多吃點？近兩三年來，很會抓機會的IBM正應了其所提出的“隨需應變”，在研發、市場和銷售中充分利用了自動化的理念，希冀在此打出一個漂亮仗。在本次會議上，IBM同時了一項重要的隨需配置的自動化解決方案， IBM Tivoli Provisioning Manager，其采用了IBM自主運算技術，可以實現存儲容量、跨服務器和應用軟件的自動配置。

－每文

篇2

泉州是當之無愧的“東亞文化之都”。

在這個美麗的古城里，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有眾多的文物古跡，并擁有很多市級重要文化設施，以及完善的硬件設施，比如公共圖書館、藝術館、各類博物館等。

泉州還有許多歷史悠久、具有極大標志性意義的古老建筑物，高大雄偉的東西塔，古香古色的崇福寺、開元寺；令人開闊眼界的閩臺緣博物館等。

除此之外，泉州的旅游文化也是豐富多彩的。我最喜歡去的是東湖公園，東湖公園是泉州最著名的公園，公園里景色優美，空氣清新，剛剛進入時，眼前就有一座高大的假山，泉水從假山頂上傾泄直下，流淌出“嘩嘩”的音符，十分美觀，好像在歡迎各方游客的到來，很多人都在此拍照留念。到了每周六的夜晚，美輪美奐的音樂噴泉都會如約上演，吸引了很多泉州人以及新泉州人駐足圍觀，看到這個場面就讓人感覺像是一個大家庭，像家庭聚會一般親切溫暖；而西湖公園雖然不像東湖公園有那么多人造景觀和娛樂設施，也不像那里那么熱鬧，但它的面積更龐大，湖水的覆蓋面積也很大，樹木都長得郁郁蔥蔥，更給人一種清秀、安逸、靜謐的感覺。還有著名的旅游景區清源山，是我們泉州市的另一張重要文化名片，2012年被國家評為“五A”級景區。那里群山聳立，巍峨雄偉，還有最負盛名的宋代老君造像，這是全國最大的、藝術價值最高的道教石雕，每日慕名前來的游客絡繹不絕；清源山冬暖夏涼，氣候溫暖濕潤，一年四季均適宜觀光旅游，如果有機會登山游玩，一定會令你流連忘返。

篇3

“青年亞文化理論”，在當今中國重新煥發意義，這可以從霍加特“文化是普通平凡的”以及霍爾“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的”兩句經典話語琢磨出一些味道。粉絲文化、微博段子、惡搞娛樂以及網絡文學的全方位覆蓋，均以青少年這一龐大受眾作為載體，而分析影響力頗大的青少年社會文化現象，急需合適的、具有實踐價值的理論基座以支撐。

在亞文化研究領域，目前國內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亞文化讀本》《大眾傳播時代的青少年亞文化》《中國青年亞文化研究年度報告（2012）》等著作以及諸多國內知名學者的學術論文，但可以說，首都師范大學胡疆鋒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理論研究》，是目前國內形成該領域研究成果最早、論述最為系統的專著。

斯圖亞特·霍爾在《儀式抵抗——戰后英國青年亞文化》中指出：“……邊界與形式依靠特立獨行、關注焦點以及領土空間聚合起來。當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體同時通過年齡與代際得以區分時，我們就稱它們為‘青年亞文化’。”進一步看，青年亞文化與社會潮流遵循的大眾文化具有復雜辯證的關系特征，這種關系不同于單純的對立抵抗或是屈從附和，而是依據不同情況存在相對應的一種雜糅的曖昧狀態，這種狀態在約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為“協商”。菲斯克如是說：“正如前綴sub所示， 亞文化是更廣泛的文化內種種富有意味而別具一格的協商。”

因而，單純通過抽象概念定義出“青年亞文化”的內涵是困難的，因為這種“協商”關系并非靜止不變，而是依不同情況而不斷變化。因此，胡疆鋒在《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理論研究》一書中（以下簡稱《伯》），敏銳地以亞文化的具體特征，反推、瞄準、進而命中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理論的內在規律。依據菲斯克對于“協商”的定義，“青少年亞文化”主要表現出三點特征，即“抵抗性”“風格化”以及“邊緣化”。當斯圖亞特·霍爾繼承霍加特擔任CCCS（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強調以結構主義作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從而使得“清純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審美文化……只要存在大眾文化的地方，從廣告到電視，從電影到文學，都留下文化批評的身影”。而胡疆鋒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學派青年亞文化理論的核心特征——“風格化”。正如《伯》一書征引英國學者所述：“風格是個體判斷其他人是否屬于同一群體的一種方式?！?/p>

《伯》一書提到，“風格”之于霍爾是“吸引人的關鍵要素，要理解風格，不能忽略的是亞文化‘做什么’，‘如何做’以及‘為什么這么做’”（78頁）。而對于亞文化“風格”的定義，菲斯克的論述更為具象：“風格是文化認同（身份）的表達，是賦予群體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強有力的途徑?！本唧w看來，《伯》將青年亞文化的“風格”歸納為一種傾向于產生“組織化”的趨勢——“亞文化團體的成員圍繞特定的活動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團體，在特定的地方活動，使用內部成員通用的音樂、服裝和說話方式?！保?9頁）霍爾在長論文《亞文化，文化和階級》中明確指出，風格問題，對戰后青年亞文化的形成至關重要。他認為，盡管無賴青年、光頭黨、褪色牛仔褲等外在形式和佩戴裝飾顯眼張揚，但這些并不是“風格”，霍爾進一步論述道，“制造出一種風格要依靠風格化的行動，他們產生了一種組織化的集體認同，這一認同存在于一致而獨特的‘生存之道’之中”。以一句美學研究的口頭禪為例，胡疆鋒指出，伯明翰理論認為風格常常是“有意味的形式”，其重點在于“形式”基礎之上的“意義”，正如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菲爾·科恩一直嘗試的那樣，他著重分析的并非亞文化青年們扎眼的外在表象，而是探索導致“風格化”產生的象征性建構方式。

篇4

長久以來,在體壇上,“種族體質論”都占著大眾認知上的絕對優勢,似乎亞洲人就注定以及天生和速度、力量型項目無緣,那是黑人和白人的天下;黃種人只能在側重技能的競技項目上實現抱負。本屆廣州亞運會如此鐘愛展現身體技巧和智力的亞洲項目,似乎也為這樣的認識提供了證據。

賽場上的不同膚色是如此醒目,宛如標簽,確實過于一目了然,于是直接就從視網膜信息轉化成了大腦的思維定式。但其實這種認識卻經不起進一步的推敲。如果稍微把眼光放寬一點的話,就會發現:白人、黃種人、黑人的標簽在運動場上,并不總是被放在固定的比賽館內以及頒獎臺上的。

在中國人崛起之前,乒壇一直是歐洲人的天地:在威廉姆斯姐妹一統網壇的前后,白人仍是網壇的主流;自約翰遜以后,整個拳壇已經被黑人霸占了整整一百年,但進入21世紀后,白人又開始重掌拳壇帥印……體育場上的膚色輪換已經幾度春秋。 沒有什么是固定的,就像李寧的廣告詞,這個世界隨時都在“make the change”。

對體育比賽來說,比“種族體質論”更靠譜的解釋是國家力量、社會文化習慣和經濟基礎。1992年的巴塞羅那奧運會上,當中國代表團穿著印有鮮明Logo的“李寧牌”運動服出現在開幕式上時,身邊是全是鋪天蓋地的耐克、阿迪達斯等歐美品牌,這是李寧第一次贊助世界級賽事;而現在,我們看見“撐桿跳女皇”伊辛巴耶娃、牙買加短跑名將鮑威爾、NBA明星埃文?特納、“標槍王子”托希爾德森等各種膚色的頂級運動員穿著“李寧牌”出現在各大國際級比賽場時,已經不會再覺得驚訝。

國家和文化的力量,在賽場上越來越跨越膚色、跨越國界。

篇5

【關鍵詞】《誰的青春不迷?！?；青年；亞文化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6）07-0125-01

電影《誰的青春不迷?！犯木幾詣⑼耐≌f，講述了林天嬌和高翔，從偏見到和解，再到互有好感，反映青春期學生成長煩惱的故事。

一、青年亞文化的消費認同

當今的社會正在經歷著重大的變化，“消費”社會日益成為一個表述時代特征的重要概念和引發激烈討論的焦點主題。傳統的認同方式正在逐漸衰落，更多新的認同方式在興起，消費正在日益成為塑造人們認同的主要方式，消費認同也正在逐漸演變為許多人的核心認同。青年亞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便是它的青春感性沖動。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因素，青年亞文化表現出躁動不安、感性沖動、渴望追求和嘗試新鮮事物是這個時期的心理特征，渴望自我價值的實現、敢想敢做地追求夢想以及懵懂青澀的愛戀成為青春文化中鮮明的特質。青春題材的電影迎合了青年亞文化中感性與沖動的特質，容易引起青年群體觀眾的情感共鳴和消費認同。

（一）消費懷舊?！肚嗝！繁磉_的是一段關于高中的青春時期的故事，核心訴求是懷舊。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懷舊將過去的記憶加以美化和浪漫化，那回憶里的一切，都將可愛，給人治愈和溫暖的力量。觀眾觀看《青?！返倪^程就是一個懷舊的消費過程，為觀眾營造了一個可供懷舊的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里，觀眾可以從電影人物中投射過去的時光，找尋記憶深處那些難忘的點點滴滴、緬懷那段即苦又甜、即勇敢又迷茫的青春。

（二）消費夢想?！肚嗝！芬愿咧袝r期為背景有著特殊的意義，在高考強烈的高壓下，我們的夢想也許在努力的張揚實現，也許在不知覺中壓抑磨滅。電影中，“天子驕女”林天嬌原本瞧不起高翔那幫開修車行的朋友，但在與對方的接觸中，她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到底是為了什么。她喜愛天文，卻因母親的期待以報考清華大學金融系為人生目標，“你真的喜歡金融嗎？還是更喜歡星空？”“你的未來是活給別人看的，但我們不用?！边@些臺詞不僅喚醒了林天嬌，也博得了觀眾的共鳴。高翔和林天嬌們用他們的故事引導著我們去想起我們曾經的夢想，以此產生夢想的消費認同感。

（三）消費純愛?！肚嗝！泛退星啻侯}材的電影一樣，都離不開懵懂青澀的愛戀。這個時期的愛情超越普通的友情卻又受禮教和世俗的規訓達不到世人眼中的愛情標準，因此我們常常用純愛來稱之，營造一個理想的情感烏托邦。它往往是懵懂的、壓抑的、不被理解和認可的、勇敢的、沖動的又無疾而終的。想起“林天驕”和“高翔”那些單純美好溫暖的感情，而我們只能在回憶里緬懷，因為現實中早已不復存在。

二、青年亞文化的狂歡

（一）驅動反抗與狂歡。日常生活由大眾文化實踐組成，其特征是，弱勢者通過利用那剝奪了他們權利的體制所提供的資源，并拒絕最終屈從于那一權利，從而展現出創造力。對日常生活的文化進行的最好描述，是有關斗爭或反抗的比喻，而這些反抗，社會利益的沖撞，都主要由所驅動：即生產出屬于自己的社會體驗的意義所帶來的，以及逃避權利集團的社會規訓所帶來的?！肚嗝！分懈呦杩释赂冶磉_真實的自己，做出違抗老師命令的種種事情，退學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林天驕與母親對峙表達自己的夢想，作弊考取好成績，又放棄領取省三好學生的獎，和喜歡的人一起為愛瘋狂，最后堅持自己的夢想放棄經融從事天文工作。他們都抵抗了“權威”的代表――老師、父母、學校，生產出屬于自己的社會體驗的意義所帶來的，由此實現自我價值。電影在這里裸的為觀眾展示出了冒犯式的狂歡，狂歡的意義就在于我們從規訓中解脫出來，以及合法地沉溺于那些被日常生活的狀況所壓抑的之上。

（二）大眾文化的相關性。大眾文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日常生活提供的文化資源的交接處形成，這就決定相關性是核心的批判標準。相關性是由每一個特殊的解讀時刻所決定和激發的特質，由于年齡的接近和經驗的相似，青春題材電影的主要受眾――青年群體觀看電影時更容易獲得對電影和電影中人物經歷的認同，引發共鳴?！肚嗝！愤@類的青春題材電影在敘事和人物上與青年群體的際遇具有高度相似性，更容易喚起受眾對以往經歷的回憶和情感共鳴，在青年群體中大受歡迎也不出意料。

青春類題材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種，以商業化利益為追求對象，瞄準自身受眾，采用獨特的敘事方式來迎合青年文化，大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績。無論外界評價如何，這類電影走紅的深層社會原因和文化因素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參考文獻：

[1]姚園園.新世紀青春電影的青年亞文化分析[J].東南傳播，2014（1）.

[2]袁夢倩.青春懷舊、純愛消費與青年亞文化的狂歡[J].臺灣電，2012（2）.

篇6

東南亞是亞洲和世界上一個重要的地區，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都具有自身的特色：文化形態的多樣復雜和文化內容的豐富多彩。東南亞文化的形成、發展特點及其對東南亞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東南亞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系以及東南亞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等問題，都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東南亞又是我國的近鄰，在歷史上就同我國有著長期友好的關系和多方面的密切聯系。1949年以來，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得到新的發展，到90年代初，中國已同東南亞10國都建立了外交關系，并進入全面發展的新時期。對這樣一個重要的與我國關系密切的地區，我們應有更多的、更為全面的認識，而要真正了解東南亞，我認為最為根本，還是要認識其文化。正是文化，塑造了東南亞各國、各民族不同的個性和精神風貌，也正是文化上的獨特性，使得東南亞地區不同于世界上別的地區，使得東南亞一些國家在許多重要的方面既相同而又不同。

但是，東南亞是一個多國家和多民族的地區，其文化發展和文化現象極為紛繁復雜。在研究和摸索的過程中，我逐漸感到，如果要從廣義文化的角度來撰寫東南亞文化發展史，即全面系統論述東南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發展，由于資料缺乏等原因，是極為困難的。要按人類學或民族學的文化定義來寫東南亞眾多民族的文化發展史，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這不僅因為東南亞民族眾多(印尼的民族超過100個，菲律賓、越南、緬甸等國都有數十個民族，其他國家也都是多民族的)，各民族發展不平衡而又都有其獨特的文化，而且還因為東南亞大多數山地民族在19世紀前尚無本民族文字，論述其情況的文獻記載也極少，很難一一弄清其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

基于上述認識，我感到比較可行的，是寫一部狹義的東南亞文化發展史。這里所謂的狹義文化，是指東南亞各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宗教、學術、文學和藝術等屬于意識形態的文化。當然這些狹義文化不可能脫離社會經濟基礎和物質文化而獨立存在，它們是物質文化的靈魂；盡管這些狹義的文化在東南亞各國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并非總是大多數人的文化，但它們都是占主導地位和統治地位的文化，代表著各個歷史時期東南亞文化發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對東南亞各國的主流文化形成及其面貌和基本特點，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篇7

關鍵詞：青年亞文化；社會現實；抵抗性；娛樂性

亞文化是隸屬于少數群體的獨特的文化現象，僅僅為少數群體接受。從字面意義上理解亞文化，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生產實踐中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則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其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而“亞”字在字典中有“次一等”的解釋，顯然已帶有階層意味和結構意味，與社會所宣揚的主流區別開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每一歷史時期占據主導地位的思想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亞文化其實就是處于非統治階級的思想，即只是屬于少數邊緣群體，代表著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處于從屬的地位，因而又處于邊緣化的位置。不可避免的帶有一些與主導地位的文化相對抗的意味。依照美國學者波普諾在《社會學》中對亞文化做出的界定：“亞文化通常被定義為更廣泛的文化的一個亞群體，這一群體形成一種既包括亞文化的某種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體所不包括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盵1]青年亞文化是由青年群體創造，與其他群體與眾不同，為青年群體所認同，形成獨特的青年生活方式以及態度，并與成人社會相反抗的文化現象。

一、我國青年亞文化產生的原因

縱觀我國當下的青年亞文化現象，從嘻哈文化到惡搞文化，從殺馬特到小清新，從潘課幕到二次元再到宅文化，以及網絡文學、同性戀文化等，種種亞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顯著多樣。我國青年亞文化之所以出現，則與青年所處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艾伯特?科恩在著作《越軌男孩?幫伙文化》提出了“問題解決”假設來探討青少年的亞文化現象。他從亞文化產生的根源入手，認為每種行為的產生都是為了解決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換言之，出身低的青少年面臨著身份地位低下、嘲弄、被社會拋棄等等現實問題，因而產生了各種亞文化現象與行為，形成非主流，與主流區分開來。艾伯特?科恩的這一“問題解決”理論對我們所處的社會現實依然有借鑒意義。洞悉青少年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快速的生活節奏，激烈的競爭，嚴峻的就業形式，盛行的消費主義以及自身潛在的學業壓力，無法獲得解決的現實問題，無疑給青年的生存套上了金剛罩，牢牢地被拖住卻又無法掙脫，只能采取另外一種方式去逃避以及緩解社會帶給自身的壓力，因而形成一種潛在意識的想象性解決問題的辦法――通過亞文化的風格表達自己，表達對壓力的宣泄，希望社會現實獲得關注的微弱呼喚。

二、我國青年亞文化的特征

與西方青年亞文化發展歷史所不同的是，我國的青年亞文化大多處于后現代主義浪潮之下，因而呈現出與伯明翰學派研究下青年亞文化相比顯著的差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抵抗性逐漸弱化。英國伯明翰學派運用符號學的理論，對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無賴青年和摩登族等青年亞文化群體作了詳盡討論，將青年群體所表現出的風格視為一個符號的集合，一個戰場，對主流文化宣戰以及抵抗?！拔⒉蛔愕赖奈锲贰蹦軌蛏衿娴乇慌灿?，被從屬群體“盜用”，承載著“隱秘的”意義：這些意義以代碼的形式表達了一種抵抗形式，抵抗著使他們一直處于從屬地位的秩序。[2]在伯明翰學派關于青年亞文化的研究之中，“階級”、“抵抗”是重要的關鍵詞。青年亞文化就是青年階級的意識形態，青年的風格就是青年得以表達自己與主流社會對抗的手段。但在我國，青年亞文化的抵抗性與西方青年相較而言，已明顯的弱化，簡言之，即是“微抵抗”。一方面與當前我國的社會階級不復存在密切相關，盡管青年間存在一些階層，但階層間并無對立性。另一方面，源于主流文化的相對強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年亞文化具有的抵抗性和反叛性，轉而變成了一種戲謔，一種惡搞，以及一種態度的宣告，如殺馬特亞文化。位于農村或城鄉結合部的90后青年是社會轉型中的鄉村失落者，另類甚至怪誕的形象只是他們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種嘗試，其風格也只不過表達自己的一種態度而已，頗少了些強烈的抵抗性。此外，青年亞文化的微抵抗與其最終不可改變的被收編宿命也密切相關。商品化和媒體的貼標簽和重新界定無疑使得亞文化的內涵變得如此單一和平淡無奇，青年亞文化的表達變得如此“低廉”，喪失了濃厚的抵抗性，只是淪為一種景觀、一種奇觀的存在。

（二）娛樂性增強。我國青年亞文化的表現風格更多的呈現出后現代主義的特征。解構是后現代評論家喜歡的一個詞語。將研究對象視為一個巨型文本，對其敘事、氛圍及表現手法等解構，并實現建構，改變了原有意義上的能指和所指，意義因而實現了由嚴肅化變為平?；?、戲謔化。如惡搞文化，《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式的調侃、“杜甫很忙”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見，社會主義天天見”等類似的戲仿，故意曲解原有的意義，實現了網絡式的狂歡。惡搞文化是對作品的重新審視與解讀，通過夸張、拼貼、模仿等手法對經典的作品、權威的人物或嚴肅的事件進行解構、重組和顛覆原有的所指，消解了原有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以實現搞笑、戲謔及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現象。亞文化青年借用惡搞手法對社會事件進行解讀，用嘲諷的態度對待嚴肅話題，其最終目的在于娛樂自己，娛樂大眾，充分滿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赫伯迪格在著作《亞文化 風格的意義》中曾經提到過一個問題：就算亞文化是文化，但它算藝術嗎？赫伯迪格的這一問題無疑表現出了他對于青年亞文化的態度以及思考。縱觀亞文化的形成與過程，其中都伴隨著亞文化群體對于流行的指向。如2007年出現的小清新，LOMO相機、白色帆布鞋、棉麻連衣裙的標配，掀起了一股流行的清新風。此外，即使亞文化是屬于少部分群體的文化，縱然社會強調的是主流文化，但與社會主流對立的小眾文化也屬于文化的范疇之內。文明開放的社會是兼容并蓄，是多元并存的。青年亞文化就像是存在于主流文化中的一條鯰魚，為主流文化帶來生機和活力。每一個亞文化群體的產生都與社會的狀況息息相關，當一種亞文化出現時，主流媒體首先做的是秉持尊重的態度，對青年群體給予更多的關注，關注青年亞文化背后折射出的現實意義才是我們亟需關注的問題。

參考文獻：

篇8

關鍵詞：文化 犯罪亞文化 青少年犯罪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and Criminal Teenagers

Hou Qing qi

Abstract： The house of criminal teenagers rate has becme high， which is the one of most serious social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security of society of our country .The reason that causes teenagers gang to commit a crime is extremely complex， In which the development for teenagers， the influence of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al environment takes affect to come， is more firm ， more direct ， more importan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is caused commit a crime in teenagers， from aspect cannot appraise take affect.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what commit a crime with teenagers relation is a important program that we are faced with.The examination accessary crime inferior culture of this paper as in teenagers， criminal cause is discussed ， from this， puts forward prevention and decreasing for teenagers， the criminal measure of specific aim.

Key words： culture criminal inferior culture criminal teenagers

一、犯罪亞文化概述

青少年犯罪已成為世界的三大社會問題之一，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青少年犯罪比例一直高居不下，且犯罪形式日益多樣化，從暴力型犯罪如殺人、搶劫、乃至智能型犯罪如計算機犯罪等均有參與，犯罪數量日增，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以及廣大人民群眾人身和財產的安全。青少年正處于社會化的關鍵時期，他們的犯罪行為大多由社會因素引起。其中犯罪亞文化對青少年犯罪行為的作用最直接、最明顯。

亞文化概念是美國人類學家A.W.林德對越軌行為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這一理論主要被應用在越軌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研究中。亞文化最一般的含意是某一主體文化中較小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概念構成要素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它們是主體社會可以辨認出的組織部分，在某些方面而不是在所有方面不同于主體社會；（2）作為主體社會的一個組織部分，它們至少服從該社會的一部分準則和法律；（3）作為與主體社會有顯著差異的集團，它們為其成員規定了自己特有的行為規范；（4）它們是一個發揮功能的單位——就是說，它們至少能夠為了某些目標而作為一個整體行動；（5）它們意識到自己是在某些方面與主體社會離異的單位。［1］

根據文化在社會上所占的地位不同，可將文化分為主文化和亞文化。主文化是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為社會上多數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對社會上大多數成員的價值觀、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影響極大。亞文化指僅為社會上一部分成員所接受的或為某一社會群體特有的文化。亞文化一般不與主文化相抵觸或對抗。犯罪亞文化屬于亞文化的范疇，但二者之間不能等同。亞文化與犯罪之間不存在一種決定或必然的關系。除非亞文化沿其負向走向極端，發展，成為極端亞文化一犯罪亞文化，一般不直接產生犯罪。

改革開放后，我國生產方式的轉變，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在整個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社會本位主義弱化，外來異質文化的沖擊，加之我國自身文化的變革，使部分亞文化勢力不斷泛起，特別是青少年由于其生理特點和心理特點的特殊性，使青少年犯罪亞文化表現突出，并在與我國傳統文化、主流文化共存中頑強地表現著自己。犯罪亞文化是指一種逆主流文化而動的反文化、反社會的危害統治秩序的最極端行為。如青少年的暴力行為、破壞行為、吸毒等均為犯罪亞文化。［2］這種犯罪亞文化，結合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點，往往表現出不同于成人犯罪亞文化的特征：一是強烈的反叛精神或無罪惡感的心理特征；二是實施所選擇的最極端的反文化、反社會的一系列活動；三是通過各種渠道將犯罪的技術和方法傳授給其他人，以期強化青少年這個弱勢群體的地位。

二、青少年犯罪的亞文化特征

犯罪亞文化實質上是一種極端的越軌活動，它與青少年犯罪活動接壤，有的本身就是青少年犯罪活動，因而對青少年犯罪的實施起推動與促進作用是必然的。犯罪亞文化對青少年犯罪方法的傳播起著渲染、擴展與教化作用。任何文化都具有傳播性和傳遞性，犯罪亞文化也是如此，它在自身的傳播與傳遞過程中，必然起著渲染、擴展與教化作用，從而使犯罪手法得以四處蔓延。犯罪亞文化對青少年犯罪規模的發展起著加劇與擴展作用。這主要表現在犯罪亞文化的滲透性上，通過滲透，犯罪亞文化的影響與推動下，青少年犯罪規模必然進一步蔓延與擴展。犯罪亞文化對青少年的犯罪起著群體化作用。文化在人與人之間起著凝聚與聯系的作用，它是同一文化群體內交往的紐帶和共同的價值標準。犯罪亞文化在這一點上表現更為突出，它為青少年團伙犯罪提供的“智力”與“犯罪場”支持就能說明這一點。［3］犯罪亞文化影響作用下的個體，以亞文化的標準相互之間產生認同感，從而出現青少年犯罪群體化。

由于犯罪亞文化沒有主文化那樣系統、規范，也不具有高度的理論化形態，因而更容易被社會的一般成員，尤其是青少年所接受和傳播。犯罪青少年是社會上特殊的一個群體，犯罪亞文化是導致青少年犯罪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犯罪不是無緣無故發生的，總有一定的導因，形成犯罪動機才能產生犯罪行為。對于青少年的犯罪動機和犯罪行為這種內化與外化的過程，犯罪亞文化環境常常是其發生的導因，而犯罪動機往往就直接導源于犯罪亞文化。比如在犯罪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享樂主義思潮的刺激而無視法律最終走上違法犯罪的行為過程，就是因為在青少年中大量傳播著的人的本質是自私的、“人生不樂等于白活”、人與人的關系就是一種弱肉強食的關系等等犯罪亞文化的導源。于是，他們一方面極力追求個人的享樂，私欲極度澎脹；另一方面，當他們明顯地不具備這個條件，用正當的手段也難以達到的時候，就必然地陷入到享受的無止境欲求和違法犯罪、遭受打擊的冒險這兩難選擇之中，為了獲得個人幸福，往往不惜犧牲別人，損害他人，以身試法，走向犯罪。

轉貼于

考察青少年違法犯罪的道路，有著一個明顯的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4］首先，他們常常都是從所處環境中接受了一些不良習慣，出現小過失開始，因為得不到及時的矯正和教育，得不到更多的關心和愛護，甚至遭受冷漠和歧視，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挫傷。在自己的犯罪亞文化圈中最終獲得了情感上的慰藉和對犯罪的認同感，受到周圍人群的支持、姑息、縱容，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其次，犯罪亞文化是青少年犯罪的精神支柱。在青少年犯罪中突出表現出來的暴力性、兇殘性、反復性和不擇手段、不計后果等特性，除了青少年追求刺激、富于冒險的原因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犯罪亞文化環境的影響。［5］他們在追求享受，追求自我表現，為了“出人頭地”的時候，其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便是：目的是主要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他們為了達到非法的目的，膽大妄為，無所顧忌，花天酒地為目標，交友結盟論英雄，視法為兒戲，把犯罪、坐牢看成追求“人生價值”的英雄行為，從而強化了犯罪的勇氣和決心，并在犯罪亞文化精神紐帶的連結下，聚合得更緊，破壞性更大。青少年犯罪的這一特點，正像是犯罪的各種動因在亞文化這個風渦中攪起的一個個旋風一樣橫沖直撞，不可一世。對犯罪亞文化在青少年犯罪中這個不動聲色卻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可忽視，不可小視。

再次，犯罪亞文化的轉型又決定著青少年犯罪的基本特點。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在不斷地變化著的，犯罪亞文化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同樣也在發生變化、轉型。而亞文化的轉型又直接決定著青少年犯罪基本特點的變化可以看到，近些年來，青少年犯罪中出現的大案增多，有組織犯罪增多，追求享樂和財產型犯罪增多，公開、激情犯罪增多，犯罪、性犯罪增多等等，與犯罪亞文化的轉型變化不無一定的關系。［6］

此外，犯罪亞文化的傳播，也常常使犯罪青少年在犯罪心理上被激活、被強化。比如在思維方式上出現的反常病態，憂煩狂燥而不能自拔，易于興奮，粗暴成習，相信“命中注定”，強調自我中心，追求“男子漢氣慨”，只顧眼前利益，把社會視為危險，迷信只有用極端手段才能解決問題等，在思想及文化中強調只顧物質利益而不顧手段是否合法，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等，加上人際關系的疏遠和社會結構的松散等，都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相當大的文化環境空間。

犯罪亞文化的功能，最直接地表現為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和作用上。犯罪亞文化對青少年犯罪的產生起著直接性的條件與環境作用。文化伴隨著人們的生活而存在，并且指引著人們的社會行為。犯罪亞文化對社會的發展與穩定起著消極作用，這是其與主文化不同的一點。因此犯罪亞文化是犯罪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并影響著犯罪的變化與發展。犯罪亞文化對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起著誘導、盅惑和強化作用。犯罪心理的形成是青少年的主客觀原因相互作用的結果，除主觀原因外，客觀原因就是犯罪亞文化的熏染與誘導，由此導致了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與不斷強化。犯罪亞文化對青少年犯罪活動的實施起著決定性的推動與促進作用。［7］

反思我國青少年犯罪的現狀和發展歷史，應該犯罪亞文化環境對青少年的影響。人的本質說到底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與生理因素相比，社會因素在人的心理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對青少年的發展來說，犯罪亞文化的影響作用來得更多、更快、更直接、更重要青少年活動能量大，求知欲望強，好獵奇、愛刺激、敢冒險，可塑性大，但他們缺乏知識，經驗不足，辨別是非和抵制消極影響的能力差，容易接受外界不良環境的影響，尤其是犯罪亞文化的狀況將深刻地折射在他們的頭腦之中，并直接影響他們的社會化程度。［8］對于犯罪青少年來說，對于犯罪青少年來說，他們社會化缺陷的形成，或者是因為錯誤的外界影響，或者是由于社會化進程中的脫節所致，這些負面影響阻礙了他們社會道德和法律規范的內化過程，形成了他們不完全的社會化人格。犯罪亞文化環境的負面影響越多，青少年不完全的社會化程度就越大，導致其違法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祛除犯罪亞文化，預防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青少年的特性決定了他們需要社會給予更多、更好、更及時的關心和愛護，給予科學、健康的教育、引導和規范，給予豐富多彩而又昂揚向上的文化滋養，以使他們在作為國家主人和接班人的同時，能在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健康地成長、發展這無疑是全社會的期望，同時也是全社會的責任。為使青少年遠離犯罪亞文化，要從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家庭教育科學化。家庭是青少年社會化過程的第一課堂。家庭教育方法失當，是導致青少年受犯罪亞文化影響，違法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為了預防青少年產生不良行為，防止因教育不當而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就需要提高和加強家庭在預防違法犯罪方面的職能，要通過家庭教育來加強對青少年早期智力的開發和良好心理品質的開導。加強家庭教育，必須采取科學的教育方法，首先要營造民主平和的家庭氣氛。父母與子女平等相處，在相互交流中，父母對子女的思想和情感就能及時掌握，并通過及時的分析評價，幫助子女樹立正確的思想意識和社會道德規范；而子女的歸屬的需要、愛的需要、獲得理解需要得到滿足，產生愉快積極的情緒，有助于養成良好的性格傾向。其次，幫助子女構建正確的需要結構。對已有違法犯罪行為的子女，家庭成員應充滿愛心地去了解、感化他們，耐心地幫助他們轉變思想行為方式。

（二）加強學校教育，改革現有的教育制度。學校是青少年社會化的主要課堂。學校教育成功與否發揮學校素質教育作用。學校要把應試教育改為素質教育，要把法制教育作為對學生的素質教育的一個基本方面，教育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法制觀；切實抓緊抓好，要營造一個學法、知法、用法的氛圍。加強對后進生的幫助教育，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改變片面追求升學率的作法，注重教書，更重育人，不要把“雙差生”推向社會犯罪的邊緣。［9］

（三）加強政府監管，還青少年一片凈土。有關部門應大力加強對社會娛樂性場所的管理，嚴禁青少年進入營業性舞廳、歌廳、游戲廳、網吧；堅決整頓文化市場，凈化社會環境，加大“打黃掃非'，力度，禁止向青少年出售轉播音像光盤、圖書，掃黃打非、禁賭、禁毒，徹底清除誘發青少年違法犯罪的毒根，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加強主流文化的宣傳，弱化消除不良亞文化的影響。大眾傳媒應擔負起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責。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新聞媒介，要自覺地向青少年傳播法律知識，宣傳法律意識，使自己真正成為傳播法律知識和法制觀念，促進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園地。

（四）針對城市社區青少年犯罪，要建立一系列的機構組織，預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發生。強化社區功能，鼓勵社區擴建或新建娛樂設施，利用俱樂部和討論小組等形式弘揚社會主流文化，加速少年的社會化過程，增強其社會適應能力。通過利用普法教育和社會道德教改變社區舊有的觀念，號召社區成員積極參與社會活動。通過這些活動把少年從不良群體中解救出來，并且培養他們與社會主流文化相一致的社區意識。［10］通過有組織地看望即將釋放的青少年違法犯罪者，加強他們與社區的聯系，使他們感覺到自己是社區完完全全的成員。如果能夠解決青少年犯罪人的再社會化問題，就能夠減少青少年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為他們回歸社會和重新社會化提供生活和成長環境，控制、預防青少年重新犯罪的發生。

參考文獻

［1］弗蘭西斯·C·瓦克斯勒。越軌社會學概論［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 王洛。我國青少年犯罪預防［C］。北京：群眾出版社，1989.

［3］ 陳樹恒。怎樣預測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9.

［4］ 張小虎。轉型期中國社會犯罪探析［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5］ 戴宜生。中國青少年犯罪情況概述［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0（2）。

［6］ 趙可，白嵐。青少年越軌行為概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

［7］ 肖建國。維護青少年權益中的誤區探究［J］。青少年犯罪研究，2001（1）。

［8］ 梅德衡。預防犯罪對策［M］。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5.

［9］ 中央政法委預防未成年人犯罪領導小組。預防閑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報告［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2.

篇9

【摘要】“吃貨”、“屌絲”、“女漢子”、“宅男/女”……這些網絡流行語成為了網絡標簽，被中國網民貼在自己或他人身上。透過青年網民的網絡標簽行為，我們不難窺視出其行為背后所指向的青年亞文化意涵，這是在當代特有的社會背景下，中國青年對自我身份認同的探求以及對他們所屬亞文化群體價值觀的展演。

關鍵詞 標簽 風格 表演 霸權

一、網絡標簽：青年表達的新樣態

本文所指的“網絡標簽”是一種互聯網上的虛擬標簽，通常由詞匯或短語組成，帶有明顯的網絡語言特點，或是對某一社會群體或某一類社會事件的概括和命名，以此來加深公眾對此類群體或事件的記憶，其本質是一種標簽化的行為。

網絡標簽的使用使得用戶在獲取個性化信息上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大大節省，因此網絡標簽的傳播方式也受到了青年群體的追捧，從目前的觀察來看，網絡標簽在新媒體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兩個趨勢。

其一，傳播平臺由傳統媒體轉向新媒體。網絡標簽雖說是出現于網絡，但是最初的傳播卻緊緊依靠傳統媒體。最初一批的網絡標簽多與重大的新聞輿情事件相關，如“范跑跑”、“艷照門”等。而如今，網絡標簽則可以是出現并持續流行于新媒體，傳統媒體對此類網絡標簽的使用相對較少，如“吃貨”、“女漢子”等。

其二，傳播方式從他賦走向自賦。在社會學領域，學者們將“標簽”定義為：“團體給予行為異常者或越軌者的評定。”①但是如今，更多的網絡標簽是自賦的，如男生稱自己為“屌絲”，女生稱自己為“女漢子”。自賦標簽行為已經逐漸成為日常交流中一種常見的現象。

二、一場亞文化風格的符號游擊戰

本文根據目前已搜集到的常見網絡標簽，將網絡標簽分為兩類，即軟標簽與硬標簽。軟標簽即抽象的、相對來說所指處于動態的標簽，多夾雜著形容詞，如“萌妹子”、“死宅”等；硬標簽則是具象的、相對來說所指處于靜止狀態的標簽，多以名詞為主，如“90 后”、“女博士”等等。

當下流行的網絡標簽大都屬于軟標簽，即無具體判定標準，主觀性較強的標簽，這類標簽的意義狀態是浮動的，正是這種所指的漂浮性，帶來了網絡標簽總體上的不確定性，也就使得貼上此種網絡標簽的群體更加多元化。

但無論是軟標簽還是硬標簽，都指向某種特定風格，這種風格大體上與其他風格形成區隔?！帮L格”是亞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領域，是亞文化群體表達自我的一種重要方式。本文將按照亞文化研究中對風格解讀方式——拼貼和同構——來解讀作為亞文化符號的網絡標簽。

拼貼，是解釋亞文化風格最常用到的一種方法，也是亞文化群體最常用的一種風格塑造方式。費斯克將拼貼定義為“一種即興或改編的文化過程,客體、符號或行為由此被移植到不同的意義系統與文化背景之中,從而獲得新的意味”。②許多網絡標簽充滿了后現代色彩，通過突破漢語語義規則的拼貼達到了荒誕、離奇的效果。如“女漢子”一詞，“女”是指女性，“漢子”則是指男性，在傳統的漢語語境下，“女”和“漢字”是一對反義詞，但是在網絡標簽中，“女”和“漢子”則被安置在同一詞匯空間里，成為一個有明確意義的符號，用來指代那些具有男孩子性格、比較強勢的女子。

同構，亞文化風格的另一種解讀方法，在網絡標簽的創制和傳播過程中也被廣泛運用。亞文化研究中，同構是指“某種結構的復制和翻版”。③網絡標簽的創制方式中，派生詞是較為常見的一種，如“……控”、“……患者”等。

通過拼貼與同構，亞文化群體在網絡標簽中表達了自身所屬族群的風格，網絡標簽的符號形式多種多樣，在網絡上各種亞文化族群利用符號進行風格的表達和身份的區隔。

三、從自我呈現到社群共識

網絡標簽行為背后是一種亞文化的風格展演，而亞文化的風格正是青年人在成長過程中對自我認同的一種不斷的探索。

青年人處于成長的時期，他們的自我身份和定位尚處于模糊的階段，因此，他們總是在不斷努力構建心目中的“理想自我”。

青年人將“理想自我”的構建過程外化，便需要自我呈現。自我呈現是社會心理學上一個重要的概念，由戈夫曼首次提出，與之同時提出的概念有“印象管理”。

Schlenker 從情境定義角度出發，指出“印象管理是有意或者無意地操控自己在自己所認為的社會交往中所呈現出來的形象”。④網絡標簽行為從他賦走向了自賦正是出于“自我呈現”的心理動機。青年人希望自己能夠在他人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希望自己呈現在他人眼中的“自我”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在網絡時代，這種建構則更多地通過符號來完成，網絡標簽便成為了一種途徑。

新媒體平臺的技術和功能設置為網絡的自我標簽提供了可能性。這些呈現出明顯的網絡的后現代特征，碎片化、異質化、無厘頭，以其趣味性和怪異性迅速在青年群體中流行開來，成為一種亞文化的風格。這樣的媒介技術無疑為青年亞文化群體提供了一個寬闊而自由的表演舞臺，青年們可以利用網絡標簽對“理想自我”進行符號的建構。

在這種風格的自我呈現和展演的過程中，身份區隔得以實現，不同的亞文化群體逐漸形成。有學者認為，“虛擬自我的呈現是經由自定的網絡名稱或者代號、簽名檔的內容、角色的扮演、以及交流中的自我表達所規定，個體成員的虛擬身份在長時間的交流中調整，發展為與社群特征相適應的身份特征及表達，使自己獲得‘集體自我’的對應感，實現身份的確認。”⑤社群共識的形成和鞏固，有利于亞文化群體進一步發展，從而進行一種“儀式抵抗”，而網絡標簽的出現無疑對形成和鞏固社群共識有著深刻的作用。

四、網絡標簽背后的霸權邏輯

亞文化的風格是一種“儀式抵抗”，這種抵抗在一定范圍內威脅到了主導文化的利益，因此，主導文化必然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對亞文化進行控制。在亞文化研究中，收編被用來分析主導文化的控制過程，收編的過程就是不斷削弱亞文化抵抗意義、使其最終融入到主流文化的過程。收編通常分為意識形態的收編和商業收編。在前網絡時代，意識形態的收編通常通過道德恐慌完成，即貼標簽、刻意丑化、矮化亞文化群體，使其最終因為被大眾恐懼而放棄某種風格。但是，在網絡標簽的具體案例中，這種收編的方式已經不再適用，亞文化群體的標簽已經不再是主導文化賦予，對群體的矮化也不再由主導階級完成；相反，通過網絡標簽形成的亞文化群體，他們主動地為自己貼上標簽，而且這些標簽中不乏大量自我矮化的意義。

但是，沒有永遠存在的亞文化群體，亞文化群體始終面臨著被收編的命運。在葛蘭西學派看來，“霸權”用來指“一種正在進行中的條件，在這種條件下，某個居支配地位的階級，不僅統治著一個社會而且還通過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領導地位引導著這個社會?！雹薨詸囿w現的是一種權力關系，通過深入分析網絡標簽的種種表征和內涵，不難發現，網絡標簽背后的亞文化群體也正在經歷著權力關系的博弈，這種博弈主要存在于兩種亞文化群體中。

第一，女性群體與霸權?？v觀時下流行的網絡標簽，關乎性別的頻繁出現，如針對男性的“屌絲”、“高富帥”等，針對女性的“女漢子”、“剩女”等。隨著性別意識的崛起，中國的女性具備了更加獨立的性格與日益重要的話語權，這為類似“女漢子”一類的網絡標簽的流行奠定了社會基礎，它們作為一種女性的性別宣言而存在。但另一方面，這些關于女性的網絡標簽有時卻無形中成為了霸權控制的場域。

如“女漢子”經常被網友們調侃成是男性敬而遠之的一個群體；通過這一網絡標簽，一種細微的霸權體系在慢慢滲透，許多渴望選擇一種獨立生活方式的女性不得不重新思考和規劃自己的生活，以求能擺脫某些帶有污名色彩的網絡標簽，走上主流文化認同的軌道。

第二，邊緣群體與霸權。此類邊緣群體與傳統亞文化語境中的邊緣群體有了較大的差異，傳統亞文化的邊緣群體通常是指同性戀、街角青年等社會邊緣人物，而在網絡上被普遍嘲笑的則是如“單身”、“宅”、“孤獨”等組成標簽代表的群體。網絡標簽通常的方式是在這些邊緣群體的名稱前加上前綴或后綴。如網絡上對單身群體通常會表述為“單身狗”，宅描述為“死宅”，孤獨形容為“孤獨癥患者”。

在青年群體狂歡式賦予自我網絡標簽行為背后，一種意識形態收編的隱藏邏輯在作用，這是一種隱性的霸權?！靶赂鹛m西派”使用了“闡明”這一概念來解釋這種滲透在日常話語中的霸權現象?；魻栒J為“各文化作品和實踐帶不帶有含義的痕跡，也不是由生產意圖一勞永逸地決定的；含義是一種‘闡明’行為的結果?！苯栌谩瓣U明”的概念，我們不難看出，網絡標簽的霸權正是體現于此類的“闡明”行為中，而這類行為的主體無疑是主流文化的倡導者。網絡標簽所依托的網絡平臺，雖然看似相對自由民主，但實際上也是在主導文化的霸權場域中存在。

結語

青年人的身份焦慮越來越突出，每個人都在找尋一種身份認同。因此，透過網絡這一相對自由的表達平臺，青年人利用符號塑造風格，以風格呈現自我，以此找到同質群體。但是網絡標簽行為背后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霸權主義，他們隨著青年人認同并使用的符號和話語體系影響和塑造著青年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因此，網絡標簽可以作為學界了解并研究青年亞文化的一個窗口，通過此窗口窺視出亞文化群體的訴求，在此基礎上對青年亞文化群體有更深刻的了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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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約翰·菲斯克編，李彬譯：《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M].新華出版社，2004：31、126

④Schlenker. (1980). Impression Management:The self-concept, social identity,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 Monterey,CA: Brooks/cole: 5-20

⑤馬忠君，《虛擬社群中虛擬自我的建構與呈現》[J]《. 現代傳播》，2011（6）

⑥約翰·斯道雷著，楊竹山、郭發勇、周輝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169

篇10

[關鍵詞]流浪兒童；亞文化；偏差行為

[中圖分類號]C913 5

[文獻標識碼]A

一、研究視角

在我國流浪兒童一般是指年齡在18周歲以下，離開家庭或監護人，流落于社會超過24小時，造成基本生存條件失去可靠保障而陷于困境中的少年兒童。

由于種種原因，他們過早地脫離了家庭，進入社會，失去了普通兒童一般能得到的物質資源和家庭與社會支持，面臨個人生活困難，迫不得已自己養活自己。這些兒童缺乏實際文化教育以及知識技能的掌握，尚未形成健全的自我概念，同時失去了來自學校、家長在行為、道德以及價值觀上的正確引導，因此極易在試圖維持個人生活時脫離社會主流的價值體系，自然而然地接受和融入一種非社會性甚至性的亞文化。

流浪亞文化對流浪兒童具有約束力、滲透力和牽引力，并且產生出與之相符的信奉對象、思想傾向、生活方式和行為特征。流浪亞文化對流浪兒童的負面作用是結構性的，表現在將兒童從主流社會文化體系中剝離出來并給予不正當的價值觀，減少和喪失兒童對他人情感、角色和需求的自覺理解能力，使兒童生活物質獲取與消費方式形成不當和過度的掠奪型和邊緣型，將其心理意識形成封閉型、隔斷型和排他型。在流浪亞文化中，流浪兒童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格解體。

當兒童被動或主動地離開家庭，走向街頭時，他會對與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其他兒童產生深深的共鳴和認同感，即使同伴存在不良違法行為，也會比一般人產生更多的寬容，甚至久而久之產生趨同，在行為、心理上都融入到流浪兒童這一群體當中，因此，易在與其他成員的頻繁互動中逐漸習得與社會規范不符的偏差行為，比如打架斗毆、偷竊詐騙、強乞蠻討等等。

本研究通過質性訪談和問卷調查兩種形式，想要探求流浪兒童偏差行為的類型和行為頻率，并且通過一個真實的個案，透析流浪亞文化如何作用于流浪兒童的偏差行為。

二、研究方法和資料收集方式

流浪兒童是一個特殊群體，進行流浪兒童的研究無法像一般研究那樣大規模隨機取樣。由于尋找真正處于流浪狀態的兒童在操作性上具有極大的難度，所以本研究的被試來自于上海北京兩地救助站中被收留的流浪兒童。

本研究結合了半結構性訪談和問卷調查兩種形式。第一部分質性訪談包括20名受訪流浪兒童，年齡分布在13歲到18歲，其中男性15名，女性5名。訪談內容主要針對的是流浪兒童的流浪經歷、行為方式、情緒態度等。

問卷調查收回有效問卷41份，年齡分布在10歲到18歲，其中男性35名，女性6名。問卷以流浪兒童的流浪生活狀態和偏差行為為主。

三、流浪兒童的偏差行為分析

(一)什么是偏差行為

我國對于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的界定，依據行為的危害性，將之劃分為三類：

(1)犯罪行為：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搶劫、販賣、放火、爆炸、投毒罪；

(2)違法行為；

(3)不良行為。

就流浪兒童這一邊緣群體而言，他們的行為大多偏離了社會規范所認可的“正常”，然而由于身為兒童這一弱勢群體，他們也極少蓄意犯下嚴重罪行，因此他們的偏差行為較多的屬于第三類。

(二)流浪兒童偏差行為的出現頻率

研究在提煉訪談資料的基礎上，對辱罵他人、打架、偷竊、賭博等13種不符合正常兒童行為規范的偏差行為進行了問卷調查，要求流浪兒童回憶在最近的兩個月里發生這些行為的次數。

調查發現這些流浪兒童在最近的兩個月中無一例外地至少出現過1種偏差行為，多則達到10種。其中，出現概率(1次或1次以上)最高的是辱罵他人(95.1％)，其次是與他人打架(80.5％)和參與群架(63.4％)。這些行為都具有一定的攻擊性，且一般是未經深思熟慮沖動而為之，可見很多流浪兒童缺乏忍耐力，急躁易被激怒，共感能力較差，很難站在他人，即被攻擊者的角度思考問題，做事不計后果。

我們發現，一旦吸煙這一行為習得，其發生頻率就會非常高，說明其易上癮性。流浪兒童大都缺少合法的經濟來源，乞討、撿破爛所得只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一旦染上煙癮，易催生其他一些偏差行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如偷竊等。酗酒、賭博等一旦成癮，也會促使他們另找途徑來獲取金錢。

流浪兒童作為一個弱勢群體常常會得到他人的同情，一些兒童卻利用陌生人的這種善意來謀取錢財，36.6％的被調查兒童表示在過去的兩個月里曾經編造悲慘流浪經歷博取他人同情。不管是不是出于生計迫于無奈，這些孩子利用大眾的同情心，走出了行騙的第一步。

近30％的流浪兒童曾經攜帶管制刀具。經訪談發現，攜帶武器的一般是形成團伙的流浪兒童，他們結成幫派，或在成人指使下參與暴力事件或者盜竊。

一些比較嚴重的違法行為，如吸毒和恐嚇、勒索等僅出現在少部分流浪兒童身上。

考慮到流浪兒童防御心較重，在回答問卷的過程中可能存在掩飾、避重就輕的特點，他們實際偏差行為的出現頻率可能比統計結果所顯示的還要高。

四、流浪亞文化對偏差行為的催生作用――一個真實案例的解讀

(一)真實案例：用拳頭養活自己

小亮三天前剛由派出所送到流浪兒童救助站。問及為何進派出所，這個還顯得一臉稚嫩的孩子平靜地吐出兩個字：砍人。為什么砍人?收到的仍然是干干脆脆的兩個字：惹我。

小亮因在學校打人而被開除，之后未經得父母同意孤身一人來到上海金山找打工的爸爸。父親雖然一開始不同意，但是既然來了也懶得攆他走，偶爾給他些零用錢，其它的基本就不管也管不著了。后來小亮結識了一些同樣來自四川的孩子，大多跟他一樣離家在外，獨自闖蕩。但是這些孩子并不像人們對于流浪兒童的一般認識那樣衣衫襤褸、乞討街頭。他們有自己的團伙自己的住處，因為他們掙錢的方式也很特別――替人打架。小亮和他們認識以后很快搬離了父親的住處，因為他身手不錯，很快被“老大”所器重。據小亮說，在四川幫中，他基本上類似于二把手，和他平起平坐的有三人，其余都是小弟。

“打一次架一千多……我天天住的是金茂賓館，一天三百，飯什么的都有……我抽的是中華，還有雪茄，就是三十塊錢一盒那種，里面五根。”小亮說幾個月來他一共打了80次。高得讓人驚異的頻率。

說起打架――或者砍人的經歷，小亮平靜的語氣中會摻雜些許得意?！坝幸淮挝胰ベI煙，一個男人看見我，他讓我把錢掏出來，我說什么錢，他把刀拿出來說他媽的把錢拿出來，我也把刀拿出來我說你想干嘛，他馬上砍了我一刀，我就砍他一刀?！毙×帘豢车倪@刀傷縫合了還

沒拆線，但是他覺得沒什么大不了，“打架怕什么，大不了挨幾刀?！?/p>

現在，對于小亮來說最難以忍受的是被強制收留在救助站，遠離了大賓館、雪茄和一切他為之興奮的事情。小亮決定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出去。“我想跑，誰都攔不住我。假如我想跑出去，有人攔，我就拿凳子砸。打不贏直接搶他手機，甩出去，他就找他手機去了。”盡管常常握著美國軍刀傷人，這個只有十四歲的孩子的話語中還是透露著可笑的幼稚與無知，“上海的警察算什么，等我出去，馬上到金山，把安徽幫、河南幫還有四川I青龍幫全部加起來，總能和警察相比吧?！?/p>

面對這個臉龐清秀、向我們展露過純真笑容的孩子，我不禁假想：如果他的爸爸沒有不管他，如果他沒有融入那伙兒孩子當中，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呢?

(二)案例的解讀

1，從主流文化脫離

小亮原本和其他孩子一樣，有正常的學校生活，還算完整的三口之家。一次意外的事件讓他的角色突然之間轉變了。也許打架被開除一事向我們揭示了他原本所具有的暴力傾向，也許這當中摻雜著學校、家庭或其它方面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學校的放棄和父母的放任對于小亮之后的轉變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涉世未深，經驗不足，甚至還沒有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他還未形成自己健全的自我概念和價值觀，他需要在家長和教師的引導下認識符合這個社會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標準，他需要在學校這一環境中接受主流文化的渲染。在這個人生的關鍵期，離開學校、離開家庭，獨自流落在外無疑于把自己與主流文化相隔離。

拋卻一些被拐賣、被拋棄的孩子不講，為什么一些家庭健全的孩子也會選擇流浪這條路?在訪談中我們發現，一些孩子的流浪其本質在于“逃離”，逃離一個讓他不堪忍受的環境：無法應對或者不想應對的學業、暴力或者冷淡的父母。其中一個孩子的話尤其讓人寒心：“與父母比起來，饑餓和寒冷算得了什么!”因此，在我們探尋一些亞文化形成的根源的同時，我們是否也要反思，主流社會中是否存在一些因素迫使人們選擇主動逃離?

在小亮的例子中，父母的放任不管無疑促成了他轉向與他志同道合的流浪兒童群體。有個心理學家將兒童的心理需要分為四種：愛與安全的需要、尋求新體驗的需要、表揚與認可的需要、責任感的需要，如果這些需要得不到滿足，那么兒童就有可能發展出情緒和行為問題。當一個孩子無法在學校、家庭等主流文化環境中滿足這些需要――尤其是愛和無條件積極關注的滿足，他就會轉向其他地方尋求替代滿足。對于離家出走的孩子來說，那些與自己有類似經歷類似想法的孩子，無疑成了獲取這些滿足的主要來源。

從脫離主流文化到進入―個邊緣群體，這中間的角色轉變具有個體原因和外部原因，有個體主動趨近的力量，也有外部環境的無形中產生的推力――學校、家長的放棄和漠然無異于起到了推動作用。

2，對流浪亞文化的認同與融合

當一個孩子在異鄉碰到流浪在外的同齡人時，易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共鳴。相似的經歷、相似的學校家庭關系或者共同的志趣或信念讓他們走到一起，形成一個獨特的群體，雖然他們并沒有在物理距離上走到，但是“流浪兒童”這一身份的歸屬，讓他們覺得與自己的同類在心理上相互接近。

小亮與當地流浪兒童群體的接觸和融入就是物理距離和心理共鳴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他原本只算得上是在學校滋事的違紀少年，但是與這一群已經形成獨特生活方式的孩子走到一起后，他被他們所影響，接受了他們的生活物質獲取方式――用拳頭和刀具替人“解決煩惱”以此獲得金錢。當然，首先他對此產生了價值上的認同，認同這些獨立于成人的孩子養活自己甚至滿足自己欲望的方式，

小亮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很多流浪兒童在遇到與自己原有的信念相沖突的價值觀之后，都會幾經掙扎，他們認為偷東西、騙人是不好的，不愿意跟那些早已在這個圈子里摸爬滾打許久的流浪兒童同流合污，他們覺得自己走到這一步是迫于無奈，不愿再繼續步入深淵。但是未能及時得到救助的孩子會漸漸發現，如果不跟著大部隊的步伐，孤立的他難以生存于街頭。當發現別人以他們所不認同的方式獲得更好的生活時，就會對原本堅守的信念產生懷疑，繼而動搖，逐漸地，他們會合理化那些原本認定不對、不好的行為，為它們找出理由，比如說，“偷東西是會損害他人的利益，但是既然這個社會沒有善待我，我為什么要為他人考慮”、“生存最重要，為了生存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也是沒辦法的事”。他們用這些合理化的觀念來平衡自己的認知失調。于是，他們讓自己改變了原來的立場，認同了流浪群體的生存方式，并且融入到流浪兒童的群體中。而為了確保自己作為群體成員的身份，他們會盡量在行為上與群體的大多數保持一致，如果其他人都抽煙，那么自己也會跟著抽；如果其他人商量好去偷自行車，那么即使心中仍有所顧忌，迫于同伴壓力，他也會加入。

這種“保持原則―矛盾―合理化―認同―融入”的行為改變模式，是很多流浪兒童在接觸流浪亞文化并趨同于該亞文化的價值體系的一個過程，也是為什么很多原本并無傾向甚至老實守法的孩子，走上街頭以后卻染上許多惡習和偏差行為的原因。

3，流浪亞文化對流浪兒童的牽引力

當人們正為把一個不幸迷途的孩子解救出來而感到欣慰時，小亮卻覺得這是一種人生自由的剝奪，而救助站就是將他與自己的正常生活相隔離的深牢大獄，動輒就要招集兄弟們殺過來幫自己“越獄”。即使遠離原來的同伴，流浪亞文化仍然以強大的牽引力將小亮拉向自己。

對于真正融入流浪群體的孩子來說，他們已經在這個群體當中獲得了在原本的生活圈中也許得不到的需要滿足，比如來自生活資料上的滿足(這種滿足有時候通過違法行為獲取)、同伴的社會支持、自我價值的肯定(比如被學校開除的小亮卻在流浪兒童群體中得到重用和很高的身份)，尤其是一些個體內在需要的滿足，使得流浪兒童心甘情愿地滯留在這個群體中。同時，相同的經歷和信念也讓這些孩子在流浪亞文化群體中尋找到了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可以彌補他們在遭受城市主流文化的排斥和隔離后帶來的心理上的失落和孤獨感。

另一方面，當失去了社會規范的約束力，“超我”對“本我”的監控減弱，也沒有成人的監護和管教，很多流浪兒童會放縱自己的欲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罵人就罵，想打人就打，想抽煙就抽，沒煙抽就偷。他們的心理忍耐度和控制能力開始降低，就像小亮說的“有時候我也覺得這樣不對，但是別人一惹我我就控制不住要打他”。偏差行為和其他行為一樣，一旦形成，多次重復后很容易變成習慣。

基于以上的原因，當流動兒童一旦融入了流浪亞文化，就難以自拔，而一旦他們習得了被這一亞文化所認可的偏差行為后很難快速矯正。

如果此時實施強制救助，直接將他們從流浪亞文化中拽出來，放進純粹的主流文化中生活，在短期內可能會產生強烈的不適應。這就是為什么很多在救助站的孩子即使有吃有喝、有救助人員的關心，仍然一心想往外逃，或者將他遣送回家鄉后仍要三番五次再次踏上流浪之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