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基金組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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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了一系列貸款政策改革方案,擴大貸款項目的靈活性,并減少不必要的附加條件。之后,分別于4月17日和5月6日通過了墨西哥和波蘭對IMF新貸款工具“靈活信貸額度”的總額達675.8億美元的申請。本文通過評價其貸款政策的新變化及對我國的影響,提出我國應對策略。
一、IMF貸款政策改革的背景和內容
(一)背景
隨著起源于發達國家的全球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正面臨全球經濟下滑帶來的日益增加的壓力。很多國家發現,它們的政策回旋余地受到更大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這些國家能夠及時獲得融資,而且融資的數額和形式得當,可以緩沖外部沖擊引起的經濟和社會代價。
在這個背景下,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通過下列措施對IMF的貸款框架進行一次重大改革:對IMF的貸款條件進行現代化改革;推出一種新的靈活信貸額度;提高IMF常規備用貸款安排的靈活性;將貸款限額提高1倍;調整和簡化貸款的成本和期限結構;取消某些很少使用的貸款機制。此外,IMF還尋求大幅度增加其非優惠和優惠貸款資金,同時還準備改革面向低收入國家的優惠貸款工具。
(二)具體內容
第一,貸款條件現代化。IMF通過兩個主要辦法實現這一現代化。一是更多地依靠事先確定的資格標準(事先條件),而不是傳統的(事后)條件,作為向各國提供IMF資金的基礎。這項原則體現在新的靈活信貸額度(Flexible Credit Line,簡稱FCL)當中。二是在所有的貸款安排(包括在與低收入國家達成的安排)當中停止使用結構性業績標準。
第二,設立靈活信貸額度(FCL)。這是IMF對經濟基本面、政策及政策實施記錄十分強勁的國家實行的一項新的信貸額度。成員國可以出于危機防范目的而使用FCL。FCL的批準要求有關國家達到事先確定的資格標準,并在個案基礎上決定貸款限額。與傳統的IMF支持的規劃不同,FCL的撥款不是分階段的,也不以政策諒解為條件。
第三,加強備用安排(SBA)。改革SBA(IMF使用最多的解決危機的貸款工具)的目的是提高其靈活性,并確保沒有資格利用FCL的成員國能夠將SBA用作危機防范工具。新的SBA框架允許前傾式借款,并且在該國的政策實力和所面臨的國際收支問題的性質允許的情況下,降低檢查和購買的頻率。
第四,將貸款限額提高1倍。將對成員國的非優惠性貸款限額提高1倍,新的使用IMF資金的年度和累計限額分別為成員國在IMF份額的200%和600%。
第五,調整和簡化成本與期限結構。有效延長IMF貸款的寬限期并簡化還款表。新的承諾費費率表(隨預防性貸款規模增大而增加)將有助于降低IMF面臨的流動性風險,同時不阻礙使用IMF資金。
第六,簡化貸款工具。取消近期未被使用的一些貸款機制(補充儲備貸款和補償融資貸款)。
二、對IMF貸款政策改革的分析及評價
(一)改革措施體現了IMF面對日益惡化的危機表現出來的與時俱進的態度,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紛紛指責IMF長期以來忽略對主要發達國家和金融市場實施有效監督。2008年11月華盛頓峰會后,二十國集團(G20)成立了旨在改革IMF的工作組,體現了其對各成員國(尤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呼吁的積極回應。
以“靈活信貸額度(FCL)”的設立為例,FCL的條件代表了對早先的“短期流動性工具(SLF)”的增強,SLF將因此終止。為了幫助成員國抵御危機,IMF于2008年10月設立了SLF貸款項目,但由于貸款期短、金額有限等原因,迄今沒有發放出一筆貸款。盡管SLF也只針對表現非常強的成員國,但它的幾項設計特征(包括貸款數額有上限,償還期短,以及無法用于預防目的)限制了其對潛在借款國的有用性。FCL既可用于防范危機也可用于解決危機,專門針對表現非常強的國家,各項特征非常靈活。FCL的靈活性體現為:確保有資格的國家能夠在沒有持續實施的(事后)貸款條件的情況下先期獲得大量IMF資金;可續信貸額度(有關國家可自行決定最初期限是6個月,或12個月);較長的償還期(3.25-5年,而SLF的滾動期最長為9個月);對使用IMF資金的數額沒有硬性規定的上限,在個案基礎上確定限額(SLF的上限是份額的500%);具有在任何時候提取信貸額度或將其視為預防性工具的靈活性(SLF不能被用作預防性工具)。
(二)停止使用結構性實績標準,有利于增強借款國對改革計劃的所有權
長期以來,IMF所實施的宏觀經濟業績計劃中通常附加結構性條件。亞洲金融危機時期IMF對有關國家所實施的貸款計劃以及1996年對俄羅斯的貸款就是如此。一國在制訂調整與改革計劃時,這些計劃必須更多地是由本國政府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而制訂的,即國家對這些計劃應擁有更多的所有權;與此同時,IMF在提供貸款時,須附加貸款條件。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要將這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結構性條件實績標準給借款國國內政策的余地太小,因而會削弱國家對改革計劃的所有權,從而會降低計劃成功的可能性;同時,如果結構改革對于實現宏觀經濟穩定并非十分重要,那么在實施這些結構改革上的失誤會削弱社會對總體改革計劃的信心,從而會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引發負面反應。本次貸款政策改革后,IMF停止使用結構性實績標準有利于今后借款國增強對改革計劃的所有權。
(三)更多依靠事先條件提供資金的方式,有利于具有良好政策記錄的國家在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迅速獲得資金,但操作非常困難
依靠事先條件的方式基于這樣一種思路:在減少貸款條件后,必須有更嚴格的預選程序來選擇那些符合條件的國家,以確保IMF的貸款得以償還。它符合這樣一條原則,即一方面要保證IMF資金的安全,另一方面要鼓勵相關國家在向IMF申請貸款之前,能夠通過市場手段獲得資金,從而使IMF成為最后的貸款人。顯然,選擇具有良好政策記錄的國家,就可以減少那些明確的貸款條件。
這種方法的最大缺點是:會降低IMF資金的安全性。此外,事先選擇國家的條件較高,可能會使得許多無法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國家無法獲得IMF的貸款。當一國政策惡化時,這也是IMF所應關注的一個嚴重問題。一國不符合IMF貸款所設定的條件,這本身就會加劇危機。
(四)貸款政策改革并未改變美國和歐盟試圖通過其實際控制的IMF為其自身利益服務的事實
從表面上看,FCL有助于危機影響國得到資金緩解國際收支困難,但是,符合FCL嚴格的“事前條件”的國家并不多,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可能獲得FCL。事先確定的資格標準是FCL的核心,旨在表示IMF對合格成員國的政策及在必要時采取糾正措施的能力具有信心。根據IMF的說明,確定資格過程的核心是就以下方面對成員國做出評估:一是擁有十分強健的經濟基本面和體制政策框架;二是正在實施非常強勁的政策,并且過去具有持續的實施記錄;三是仍然承諾在今后繼續實施這種政策。
評估FCL安排的資格時使用的相對標準包括:可持續的外部頭寸;以私人資本流動為主的資本賬戶頭寸;具有國家以有利條件穩定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的記錄;在預防性基礎上申請FCL時具有相對充裕的儲備頭寸;健全的公共財政,包括可持續的公共債務頭寸;在穩健的貨幣和匯率政策框架下,具有較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銀行清償能力不存在問題,不會立即造成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威脅;有效的金融部門監管;具有數據透明度和完整性。不難看出,以上標準對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的。
IMF在4月17日和5月6日先后通過墨西哥和波蘭的FCL申請。這兩個國家都在以往的金融危機中接受過IMF的附帶嚴格條件的貸款,其國內經濟金融結構和資本開放早已向著美歐希望的方向改革,美國和墨西哥、歐盟和波蘭之間的經濟關聯度相當高。FCL一旦使用,將有利于美國和歐盟在墨西哥和波蘭受困的資金安全撤離,因此,FCL的實際最大受益者是美國和歐盟。難怪IMF管理層在不同場合高調宣傳FCL,并對FCL的使用設置極其寬松的條件(高額度、發放迅速)。
三、中國對IMF貸款政策改革的應有態度
第一,FCL的靈活性可能危及我國對IMF的出資安全。我國可對此工具持謹慎態度,在討論其未來的制度框架時兼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和我國利益。FCL對使用IMF資金的數額沒有硬性規定的上限且具有在任何時候提取信貸額度的靈活性,這對IMF的資金安全構成了威脅。近日,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的蔓延必將對其經濟造成嚴重影響,從而增加其使用FCL的可能性。由于對墨西哥和波蘭使用FCL的討論將決定該工具未來的制度框架,中國作為出資國,應高度關注IMF對墨西哥和波蘭申請使用FCL的處理情況,并在對貸款使用的后續討論中提出上述關切,督促IMF盡快對FCL的關鍵細節和程序進行評估和說明。同時可聯合“金磚國家”呼吁IMF將救援重點放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兼顧發展中國家需求的同時維護我方利益。
第二,停止使用結構性實績標準有利于增強借款國對改革計劃的所有權,符合我國一貫立場。停止使用結構性實績標準給予借款國政府在選擇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結構性政策時更大的決策權和靈活性,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爭取的結果,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
第三,加強備用安排、提高貸款限額、簡化貸款結構等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低收入國家)有利,我國可敦促IMF盡快明確這些改革措施的操作細則改革備用安排(SBA)可以使沒有資格利用FCL的成員國能夠將SBA用作危機防范工具;提高貸款限額使成員國確信它們能夠獲得充足的資金滿足融資需要;調整和簡化成本與期限結構有助于建立從IMF借款的正確激勵機制;改革優惠貸款機制可以增強IMF向低收入國家提供短期和緊急融資的貸款工具。這些措施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低收入國家)有利,但是IMF并未明確這些措施的實施細則,增大了發展中國家申請使用新的貸款工具的難度,不利于這些國家及時利用IMF資源抵御危機。我國可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呼吁IMF盡快出臺便于操作的細則。
第四,對于歐美等國要求我國出資的呼吁,我國可強調“權利和義務對等、各國按份額共同承擔責任、多種方式融資和自愿參加”的原則。份額增資是IMF解決資金不足問題的根本途徑,應盡快推動,在顯著充實IMF的可用資源的同時,有計劃、有步驟地更大幅度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使份額分配更能體現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應加快啟動并完成IMF第14次份額總檢查,盡早設計和通過新的份額改革方案,并為改革制定有時限、有約束力的路線圖,明確各階段的目標,爭取早日實現份額增資。在份額改革的基礎上各國可按份額比例通過多種方式(包括購買IMF債券)做出貢獻,這將迫使歐美等國等比例出資,從而減輕我國因儲備規模較大而承受的外部壓力。在上述增資方式仍然不能解決IMF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各國可按照自愿原則決定出資數量,從而為我國今后開展工作留出空間。IMF應以創新、務實的態度積極探討各種融資方式,充分考慮出資國對資金安全、合理回報的要求,并貫徹出資貢獻與權利對等的原則。
參考文獻:
1、IMF,IMF implements major lending policy improvements[EB/OL].省略/external/np/pdr/fac/2009/032409.htm.
2、IMF,IMF Approves $47 Billion Credit Line for Mexico[EB/OL].省略/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CAR041709A.htm.
篇2
次貸:危機開始深化并擴散
IMF認為,世界經濟最大風險仍在金融市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動蕩將造成近萬億美元損失。目前,危機正從次貸領域向優質房貸、消費信貸、公司信貸等領域蔓延,并演變成全面的信貸緊縮,拖累宏觀經濟。這反映了銀行脆弱的資產狀況和資本基礎,以及金融創新監管滯后等深層次問題,并意味著危機的影響可能更廣、更深、更持久。
雖然摩根士丹利、瑞銀等機構近期作出了次貸危機即將見底的判斷,但IMF認為,目前金融市場依然面臨巨大壓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認為,次貸危機真正結束尚需2至3年時間,因為危機終結必然有賴房市反彈,但從目前數據看,美國房市仍持續惡化。
同時,次貸危機有從美國向其他國家擴散的可能。IMF認為,房價偏高、企業和個人資產狀況偏緊的發達國家,以及依賴外資拉動國內投資的新興經濟體將面臨較高風險。
不過,也有機構對次貸危機前景表示樂觀。瑞銀集團最新研究報告認為,鑒于美國應對危機的財政、貨幣政策措施有力,以及美國多數企業盈利狀況保持良好,金融市場已經“作好反彈準備”,走出次貸危機指日可待。
但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尚待觀察。2008年第一季度,信貸市場緊縮狀況緩解有限,美聯儲降息效應未能有效傳導到相關領域,部分企業融資成本和個人購房者的還貸壓力反而有所上升,而財政政策也要在第二季度才能開始發揮作用。而受次貸危機影響,第一季度全球股市劇烈震蕩、全線重挫。據彭博新聞社統計,當季全球股市蒸發掉3.9萬億美元市值。
衰退:美經濟放緩波及全球
IMF預計,2008年美國經濟將陷入輕度衰退,經濟增長率預計為0.5%。第一季度,美國失業率升至5.1%,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5年來最低水平,服務業連續3個月收縮,住房市場持續惡化,信貸緊縮未能有效緩解,金融動蕩影響到更深經濟層面。
美聯儲現任主席伯南克預計,隨著貨幣和財政政策開始發揮作用,美國經濟將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恢復增長。美國《商業周刊》高級編輯庫珀認為,得益于貿易和金融全球化、商業管理及美聯儲調控能力增強,美國經濟即便出現衰退也將短暫而溫和。
同時由于經濟衰退導致美國內需下降將使全球貿易出現萎縮,日本、歐盟和一些亞洲經濟體的出口將受到嚴重影響。日本政府預計,受企業設備投資、工礦業生產下降等因素影響,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經濟復蘇勢頭處于停滯狀態。日本經濟界對經濟前景的看法更為悲觀:次貸危機的影響可能存在滯后性,美元貶值趨勢難改,因此日本工礦業生產和出口2008年第二季度仍有可能繼續惡化。歐洲經濟同樣復蘇乏力。歐元對美元第一季度繼續快速升值,一度逼近1∶1.6。歐元持續升值導致歐元區1月份貿易逆差再創歐元誕生以來新高。歐洲銀行業的次貸損失估計近800億美元,金融市場信貸緊縮,投資者信心受挫,作為經濟增長引擎之一的投資短期內也難有起色。
此外,美國為應對危機不斷降息,將導致全球宏觀調控政策沖突。
通脹:糧油價高企壓力加劇
美國經濟衰退與次貸危機相結合加劇了全球經濟風險,大宗商品市場熱錢涌動,投資組合變動和資金無序流動增加,使得全球通脹和金融形勢面臨更大考驗。IMF稱,食品和能源價格持續堅挺造成全球總體通貨膨脹加劇。發達國家在經濟減速情況下核心通脹率仍然升高,新興經濟體通脹壓力則更為明顯。
對美國來說,美聯儲不斷降息增加流動性、美元貶值、能源食品價格高企將導致美國未來通脹壓力驟升。哈佛大學教授羅格夫認為,美國擺脫目前困境后將面臨嚴峻通脹問題。
對歐洲和新興經濟體而言,通脹是目前經濟的最大威脅。由于經歷此前數年的經濟快速增長,過剩產能已充分利用,資源供給壓力陡增,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導致新興經濟體普遍面臨通脹風險。對新興經濟體而言,應對通脹可能比應對美國金融動蕩和全球經濟放緩具有更大挑戰性。法國經濟學家勒穆瓦納認為:新興經濟體融入世界帶來的低通脹時代已經結束,產業轉移帶來的通脹抵消因素已經消失,對此西方必須調整相應政策,而新興經濟體也面臨結構轉型考驗。
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或升溫
正值美國大選之年并發生經濟減速,歐盟貿易赤字持續擴大,加上產業轉移等因素,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升溫,貿易沖突可能性增加,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難以推進。從歷史經驗來看,每當全球經濟出現問題,貿易保護主義總會抬頭。
2007年底至2008年初,美國權威民意調查和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的相關論題表明,美國可能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2008年3月份,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2008年度全國貿易評測報告》,指責62個貿易伙伴對美國出口產品和服務設置壁壘。目前經濟民粹主義、貿易保護等已成為美國大選的熱門關鍵詞。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貿易系主任唐宜紅教授說:美國整體經濟不景氣、對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產業轉型和業務外包造成的工作崗位流失、底特律等傳統制造業城市的衰退以及美國大選等因素,都使美國近期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
除美國外,整體經濟形勢好于美國的歐盟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很強。唐宜紅認為,歐盟貿易保護主義趨強的原因,主要是歐盟外貿,特別是對部分亞洲經濟體貿易逆差擴大及歐盟內部一貫強大的保護主義勢力的推動。不過,歐盟貿易政策的制定比單一國家復雜,在反傾銷案件中,其內部分歧也很大。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也承認,全球經濟減速將不利于多哈回合談判。唐宜紅教授認為,今年的多哈回合談判很可能沒有結果。
脫鉤:新興經濟體將受影響
近年來全球化的特點是,出口的構成和目的地更為多樣化。發展中國家制成品的出口量相對于實際GDP的比重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穩步增長,亞洲已超過20%。世界銀行4月1日的《東亞經濟半年報》指出,東亞經濟得益于地區內部貿易的發展和與美國以外其他市場貿易的擴大。
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此前曾說,由于區域內貿易和投資不斷增長,亞洲經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有所降低。在中國和印度經濟增長的支持下,即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亞洲經濟也不會遭受重創。
篇3
【關鍵詞】貨幣基金績效 風險調整收益指標 加權投資組合
一、風險調整收益指標相關理論
目前公認的三大風險調整收益指標陸續被提出。Treynor(1965)提出了特雷諾指標,提倡用單位系統風險的超額收益來評價基金績效;Sharpe(1966)提出了夏普指標,旨在用單位標準差作為衡量超額收益率的指標;Jensen(1968)提出用資本市場線預期值和實際收益之間的偏差來評估基金業績,后被稱作詹森指數。
本文將在三大風險調整收益指標的基礎上,對三大風險調整收益指標公式及運用手法進行分步和結合,提出風險調整收益綜合指標,進行對貨幣市場基金績效進行實證研究。
二、研究思路
為數據數量的充分性,我們選擇了中國2007年前成立的貨幣市場基金(共計44只)自2007年1季度至2012年4季度的季度收益率作為本次實證研究的樣本。同時,我們選擇了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作為無風險利率。最后,選擇SHIBOR作為貨幣市場基準組合收益率。而后進行加權投資組合構造,并以2013年1季度至2014年1季度的季度收益率作為觀察期,觀察組合表現。
本文在根據風險調整收益指標對貨幣基金進行甄選后,在構造組合時,采取加權形式對于資產組合進行構造。即對于貨幣市場基金進行組合投資,并且在構造組合時,根據指標的“看好”程度賦予單個基金不同權重,越看好的基金權數越重。權數的具體公式為。
本文中相關數值表示如下:表示有關貨幣基金的指標;"表示市場基準組合的指標;表示無風險利率;表示樣本期,表示觀察期;表示貨幣基金在時期的年化收益率(基金凈值增長率);表示貨幣基金收益率和市場基準組合收益率的貝塔值;表示貨幣基金的特雷諾指標;表示貨幣基金的夏普指標;表示貨幣基金的詹森指標;表示加權投資組合權數的轉置矩陣,=,其中n為甄選出的基金數量。
三、研究結果
根據研究思路,甄選出前10名基金的相關指標、組合權數和觀察期內組合收益情況歸納如下表:
四、研究結論和評價
從研究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根據研究原理所構造的加權投資組合和平均投資組合的收益率,都高于一年期無風險利率,符合風險溢價原理。
(2)對于甄選出來的基金,加權投資組合的收益高于平均投資組合的收益,說明,使用風險調整收益指標并進行加權投資的效果,優于僅使用指標甄選進行無差異平均投資的效果。
(3)和研究前預期不同,兩種投資組合方式的收益都低于一年期SHIBOR利率,表明研究所使用的基金甄選指標和投資方法的獲利低于市場平均獲利水平,對此研究小組表示值得在未來繼續深入研究。
篇4
現貨黃金(也叫國際現貨黃金和倫敦金)是即期交易,指在交易成交后交割或數天內交割?,F貨黃金是一種國際性的投資產品,由各黃金公司建立交易平臺,以杠桿比例的形式向坐市商進行網上買賣交易,形成的投資理財項目。通常也稱現貨黃金是世界第一大股票。因為現貨黃金每天的交易量巨大,日交易量約為20萬億美元。因此沒有任何財團和機構能夠人為操控如此巨大的市場,完全靠市場自發調節?,F貨黃金市場沒有莊家,市場規范,自律性強,法規健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儲備資產和記帳單位,它是基金組織分配給會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會員國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基金組織指定的其它會員國換取外匯,以償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基金組織貸款,還可與黃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作國際儲備。
但由于其只是一種記帳單位,不是真正貨幣,使用時必須先換成其他貨幣,不能直接用于貿易或非貿易的支付。特別提款權定值是和“一籃子”貨幣掛鉤,市值不是固定的。
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69年進行第一次國際貨幣基金協定修訂時創立的用於進行國際支付的特殊手段。它依據各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進行分配,可以供成員國平衡國際收支。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論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之間的金融聯系更為緊密,也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再次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已勢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F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鐕Y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主要參考文獻:
[1]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6.
[2]國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經濟研究,2009.2.
篇6
沒有人會否認69年前“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各國戰后重建起到的作用,但同樣也沒有人會辯解這一體系帶有鮮明的“美國色彩”。風雨飄搖走過近70載,布雷頓森林體系總是讓人愛恨交加。其遺產和讓人頭疼的難題依然保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提出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被美國國內政治綁架就是明顯例證。
與此同時,世界金融、經濟和貿易領域出現多個互相交融的新趨勢,這也給世界經濟治理秩序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戰。
如今,“重建布雷頓森林體系”一直是個熱門說法,但欲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未來,應知他從何來,欲知如何改進這一體系,應知原體系的內在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這一“死而不僵”的貨幣體系,需要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并接上世界經濟版圖變化的新“地氣”。
從何而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見到曙光的1944年7月,美國、英國、中國等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東北部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開會,商討戰后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和戰后重建事宜。經過艱苦卓絕的談判和討價還價,各國決定建立世行的前身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兩大機構,前者致力于促進戰后重建,后者司職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加上1948年正式生效的世貿組織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世界經濟治理體系的“三鼎”成型,人稱“布雷頓森林體系”,標志著英、美兩國全球經濟盟主地位實現機制化的易位。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有其必然的歷史背景。在地緣政治層面,二戰之后,世界權力版圖發生巨變,英、美兩國的國際政治、軍事、經濟霸主寶座易位。在金融話語權層面,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金本位制下央行貨幣空間局促的弊端暴露,英國等發達國家紛紛放棄金本位制以應戰通縮,一戰后成型的各國貨幣與英、法等大國貨幣掛鉤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分崩離析,二戰后大國開始新一輪角力,以建立有利于各自的全球金融秩序;在二戰中耗費糜巨的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負債國,而美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美國肯塔基州諾克斯堡的巨量黃金儲備成為美國經濟實力和傲人財富的鮮活詮釋。
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支柱,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地址,告訴世人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當仁不讓的主導地位。盡管英國人當年極力反對,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最終落戶華盛頓,而且兩大機構總部地址同白宮僅有一街之隔。
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關鍵人物是學者出身的美國財政部官員哈里·懷特(Harry White)。在學術造詣上,懷特顯然不能與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比肩,但是憑借戰后美國擁有全球四分之三黃金儲備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大國地位,懷特和時任美國財長的摩根索控制了布雷頓森林會議的議程設置、專家分組、討論時間分配、會議文件起草等關鍵環節。懷特力主強化美元地位、采取美元和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來防止英國等貿易大國進行競爭性貶值,他的提議力挫英國代表團團長凱恩斯,“懷特計劃”成為布雷頓森林會議最后通過決議的藍本。
是否還在
隨著二戰后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全球各國對黃金的需求銳增,加上越戰和美國約翰遜總統“大社會”福利開支擴張等因素沖擊,到1968年,美國占全球黃金儲備的份額降至四分之一,維持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其他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固定匯率制日漸吃力。
上世紀60年代,美聯儲放松銀根的舉措又導致國內通脹抬頭、經濟競爭力下降。為應對國內經濟困局,1968年,美聯儲取消發行美元必須要有幣值2598的黃金支持的強制性要求,部分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艾倫·梅爾策(Allan Meltzer)的看法,當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完全以國內經濟政策目標為導向。
歷史總有相似性,如今美日等國央行完全以國內經濟目標為政策導向的做法似乎在重演歷史。隨著其他國家積累的美元儲備日益增多,美國面臨黃金償付危機,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宣布不再向外國出售黃金,徹底切斷了美元和黃金的連接渠道。若說隨著這一標志性事件的出現,布雷頓森林時代已是過去時,似乎又與事實不符?!皯烟赜媱潯笔窍M椟S金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阻止英國等貿易伙伴用貨幣競爭性貶值來謀求貿易優勢,但由于金本位制的內在缺陷,1971年,美國被迫結束懷特提出的構想。即便如此,美元依舊是全球最重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
國際機構總部所在地是所在國影響力的重要標志。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部仍在華盛頓,并未向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凱恩斯所建議的在倫敦設立第二總部,也沒有在其他國家設立第二總部,兩大國際機構的工作語言仍是英文。美國人一直擔任世行行長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美國是性一擁有對兩家機構重大決策否決權的國家,各個關鍵職能部門中的重要決策背后都有美國人的身影。
讓兩大國際機構成為全球“金字招牌”的并非他們的辦公樓有多氣派,而是辦公樓里藏龍臥虎。在兩個各擁有188個成員國的機構里,高管盡管膚色不同,但多數擁有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對美式思維和價值觀有著較強的認同感。2012年競選世行行長的美國候選人金墉、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奧坎波、尼日利亞經濟統籌和財政部長奧孔喬一伊韋拉的膚色不同,大多數媒體和評論人士將注意力放在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爭。其實換個角度來看,3人皆畢業于美國常青藤名校并多年在美工作,能用流利的英語會話,美國是他們事業騰飛的平臺,3人的履歷有著極其相似之處。
此外,兩大國際機構的影響力并未被邊緣化。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再度表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維持全球金融穩定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在提供技術支持和全球宏觀經濟監測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世界銀行在減貧、消除發展瓶頸方面的經驗無人能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面貌發生巨變并非壞事,世行名稱和職能的演變表明全球已走出了二戰炮火的創傷;黃金與美元掛鉤的金匯兌本位制結束,從側面印證了全球貿易流、物流的極大繁榮;區域性經貿、金融合作見證了世界經濟增長的多極格局。
走向何方
包括前世行行長佐利克在內的美國精英并不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已是過去時,而是處在不斷演進的現在進行時,三大國際機構的構架、定位都在動態調整。若與三大國際組織建立之初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發生巨變。研究該體系的知名學者、美國外交學會資深研究員本·斯泰爾(Benn Steil)告訴筆者:“如果懷特和凱恩斯能活到今天,肯定已經認不出布雷頓森林體系了。
盡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的細節尚待完善,但已經成為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秩序調整中的一個標志_生事件。《華盛頓郵報》等美國主流媒體指出,金磚五國約占全球經濟總量的兩成,總共擁有約4.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金磚五國的提議將使得主要新興經濟體整合力量,全球金融體系中有影響力的將不只是美歐所主導的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
盡管世界經濟治理秩序的未來面貌尚難定論,但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勢必將擁有更大的話語權。斯泰爾認為,金磚國家設立開發銀行就是給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敲響了警鐘。半個多世紀前規劃世界治理秩序離不開美、英兩國的協商,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榮譽所長伯格斯滕認為,當前世界經濟治理架構的改革迫切需要美、中兩個大國的合作與謀劃,未來世界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規劃關鍵在于美中兩國的協商。
凱恩斯當年曾提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由美國和英國共同享有否決權,一超獨大的美國否決了這一提議。但是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國的相對經濟和軍事實力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在逐漸縮小,美國應當考慮在現有的國際舞臺上,讓其他新興經濟體大國享有否決權,避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成為美國人一家的游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春季會議期間告訴筆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要像“鏡子”那樣反映世界動態。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的背景是世界地緣政治版圖和二戰后大國間經濟實力對比達到質變的臨界點,如今全球各國經濟實力的對比又達到新臨界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今年的經濟總量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發達經濟體,拉加德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來自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員工比例已升至44%來印證中國等國家力量的崛起,美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借債國,頗像二戰后英國的地位,中國、巴西、俄羅斯這些新興經濟體都是持有美國國債數額超過1萬億美元的債主。
關于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秩序的內核,德意志銀行經濟學家邁克爾·杜利(Michael Dooley)等人在2004年提出“復活版布雷頓森林體系”(RevivedBretton Woods System,BW2)的概念,其觀點有合理之處,也引發了熱議。根據杜利等人的看法,資本富足的美國通過國際資本市場以較低的利率短期舉債,來應付國內巨額財政赤字的壓力,同時再把國內的資本以長期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輸出到勞動力富足但資本短缺的國家,賺取更大的投資利潤,美國繼續扮演“短借長貸”的“世界銀行家”角色,這種金融循環對于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是一種雙贏,盡管美國存在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但是BW2體系或許比原布雷頓森林體系更具可持續_生。
但是,也有專家持反對論調。希臘央行的史蒂芬·霍爾(Stephen Hall)等學者則認為,BW2并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樣穩定,他和原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同樣面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的資產泡沫、金融危機這些穩定破壞性因素的威脅。曾任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的埃德溫·杜魯門(EdwinTruman)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年度財政赤字占GDP高達8%、經常賬戶項目年度赤字超過3%的內外“雙逆差”局面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可持續。美國接近債務危機臨界點是學界的共識,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美國需調整過度依靠借貸消費的經濟增長模式?!澳┤詹┦俊濒敱饶嵴J為,和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相比,在BW2時代,美國的經常項目從順差變為逆差,美國國內的溫和財政赤字變為巨額財政赤字,這預示著BW2時代或將是一個“短命時代”。
史可明鑒,布雷頓森林體系留下的遺憾也為未來的努力指明方向。在懷特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核心支柱,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設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嘗試,但是該體系并未建立凱恩斯提倡的超儲備貨幣,從而來克服信用貨幣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為了緩解國際金融體系困境而在1969年設立的IMF特別提款權(SDR)并非完全意義上的超儲備貨幣。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曾提議擴大SDR的使用范圍,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以避免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
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劃師”懷特將匯率作為自己思路構架的核心,匯率議題確實是連接各國利益的主要橋梁。BW2時代是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代和國際貿易分工大繁榮的時代,貿易和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各國既要避免全球流動性不足造成的國際貿易萎縮,也要避免濫用央行創造流動性“無錨”的現狀來謀求出口優勢和減小償債壓力。
目前,日元等幣種“競爭性貶值”盡管主觀目標未必是謀求出口優勢,但客觀結果會使得日本出口商更具全球競爭力。懷特最初沒有設立世貿組織的考慮,因而在原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實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在匯率、貿易政策上的有效合作來抑制貿易保護主義缺乏有力的制度_生保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難以對日本這樣大股東的貨幣政策“吹響警哨”,這些都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軟肋。
篇7
"國家破產"是解決債務危機的新思路
"國家破產",實際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安尼?克魯格在2001年11月的講演中提出的"國家債務重組機制",它是解決當前國際債務危機的一種新思路。這個新思路的特別之處在于,所有遭遇外債或債務危機的政府,在獲得國際資助或進行債務重組之前首先進入一種"破產"狀態;這種正式的"破產"的程序啟動后,危機中的政府的海內外資產便處于凍結狀態,其解凍情況根據債務重組的進程而確定。克魯格認為,這種新方式有助于推動債務危機的快速解決,避免危機惡化,促使像阿根廷一類的國家免受為世人矚目的社會動蕩和政局風波,避免傳統解決辦法中的"道德風險"問題,促使新興市場國和國際投資界更加重視經濟發展和債務問題的可持續性。
創建這么一種正式機制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債務人和債權人產生自愿達成協議的內在動力。然而在實踐中真正啟用這個機制的時候并不多。這個機制類似與諸如美國破產法庭那樣的"國內"破產體制。
債務重組機制產生的國際背景
建立國家債務重組機制,主要是為了給動蕩風險不斷上升的國際金融體系提供一種穩定器,它的產生有其深厚的國際背景。
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日趨嚴重。其債務1980年為5257億美元,1990年為13245億美元,2000年為22040億美元,占發展中國家GDP的35.5%。在高外債的背景下,一旦出現外國債權人從本國撤回資金,本國政府或公司機構不能如期還債,社會公眾對本國貨幣和金融體系的信心發生動搖,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外債問題已經成為威脅國際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近年來,隨著各種證券投資的增加,各種類型的證券投資者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外債的重要債權人,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外債解決方式遇到新挑戰。
債務違約進入新的高發期。據標準普爾公司統計,在過去十年間,債務違約率高達19%,為1824年以來的第四個高峰期。2002年三季度,該公司確認的債務違約行為國有28個,違約金額為1326億美元,是1994年以來的最高額,而本世紀頭十年可能更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實際的最后貸款人可能不得不面對由此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
私人債權人的介入,使得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20世紀80年代,債重組是一個進展緩慢而有序的過程,那時重要的債權人是商業銀行,它們通常想與債務人保持良好關系,并且很少有獲得額外利益的企圖。隨著大量債券持有人的介入,他們與債務人的合作難度也在上升,這些債券持有人參與債務重組的目的也是多樣化的:一些債券持有人想要迅速而有序的重組,以維護債權的價值;另一些從二級市場上購買債務的人士寧愿重組過程出現紊亂,希望能夠在訴訟中獲利,比如像埃略特合伙人案例。
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外債解決方式的新挑戰
埃略特合伙人是一家對沖基金,1996年以1100萬美元從二級市場上買進面額為2000萬美元的秘魯政府發行的布雷迪債券。按原來的布雷迪債券解決方案,只能獲得一點毛利。但該公司并不參與債務重組談判,而是向法院提出債權追溯的申請。1999年,聯幫上訴法院同意了其債權追溯的要求,秘魯政府被迫接受了埃略特合伙人的全部償債要求--2000萬美元加上利滾利息3800萬,埃略特合伙人從中獲毛利4700萬美元。
埃略特案例暴露出目前國際社會在債務重組的方法上存在缺陷。如果單個債權人可以依據國民法院及其判決對國外債務人的財產采取指控行為,這便等于同意"全體債權人一致同意"原則,此時,只要任何一個不同意重組計劃的單個債權人都可以采取行動并獲得優先償付,其他所有債權人都會效法,以此增加自己債權的價值而減少損失。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債務重組無法進行。這種情形顯然是一個兩難悖論:如果債務國有能力全額償還外債,就不會出現債務危機;一旦出現債務危機,就表明債務國無力償還外債,外債就需要重組,而任何外債重組必然以非全額償還為前提。如果埃略特合伙人案例流行開來,債務危機中的債務國在理論上不再可能有解決危機的希望。
國際貨幣組織建議債務重組的用意正在于避免出現埃略特合伙人事例,試圖為債務重組建立起一個規范的程序。由于多數債權國是發達國家,其法律都有完備的債權追溯條款,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案的核心內容就是要限定債權追溯范圍??唆敻裾J為,要有一個正式的啟動程序,即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的債務國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債務重組申請,并得到審議和批準,一旦啟動正式程序,該債務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官方資產便處于凍結狀態,任何單個債權人不可對資產或其任何部分采取法律行動。這使得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將失去法律依據,債務重組的國際安排得到法律保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試圖發揮類似世貿組織的作用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思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的法律政策、法律關系必須進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圍的調整,而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前未涉及的領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行為突破了其僅僅對短期國際收支和宏觀經濟運行等傳統領域進行關注的框架,反映出了當今國際經濟關系出現的一些深層次的變化。在各國經濟關系日益緊密、公私部門都大量卷入國際經濟活動的背景下,各國的債權債務法律也應該適時地加以變化或積極協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疑應該在這個領域發揮出作用,這同世界貿易組織所出現的變化與調整應該有類似之處。隨著國際貿易的廣泛開展,世貿組織更加突出了對各國貿易政策與體制的關注,從某種意義講,各國貿易政策和體制已成為制約國際貿易發展的因素,可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債務重組的新建議也是為順應時勢發展做出的調整與變化。
改革債務重組的目標在于降低圍繞重組的不確定性
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財政部副部長泰勒于今年4月2日在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講話,表明了美國政府對此問題的立場以及采取行動解決債務問題的緊迫感:"研究與討論的時代正在過去,采取行動的時刻到來了。"他特別建議由國際貨幣基金出面,把債權國和債務國聚合在一起,達成一攬子國際條款,以求妥善解決這類問題。目前對債務重組過程有許多不確定因素:當某國債務不再可持續時,債務國政府將采取什么措施?何時采???同債權人的談判如何進行?私人部門如何做出反映?如果一種重組方案被選定,它將費時多久?重組是否發展成某種可持續的局面?債權人是否會受到公平與公正的對待?
上述不確定性使人們(私人部門、官方部門或政府)的決策變得復雜化了。對那些步入債務不可持續狀態的國家而言,一個更加可預測的債務重組程式將有助于減弱這種不確定性,從而降低爆發危機的概率和緩解危機。改革債務重組程式的目標不是要減弱國家全部并按時償還債務的激勵,而是要降低圍繞重組的不確定性。鑒于利益和觀點不同,可操作性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必須清楚地知道新程式將如何運轉以及為什么比舊有的要好。最現實和最可接受的改革是讓債務國和債權國簽訂新的、詳盡的、分散或市場導向的一攬子條款。條款的細節由借貸雙方在發行新債券時加以確定。此時法律方面的基本原則為:
首先,要有一個多數行動條款,如75%債權人同意的條款。目前許多債券條款要求的是債券持有人100%同意(英國法律)原則,該條款應該改變,這不利于可預測性和效率。
篇8
事實上,輿論制造者和投資者缺乏能用以準確預言希臘和歐元未來的先例。建立歐洲范圍內統一的貨幣和貨幣政策聯盟是一種嘗試,現代經濟學中沒有類似嘗試。于是出現了潛在的解體,即使僅僅是部分解體,也將是前所未有的解體。顯然,成員國自身并沒有將解體的情況納入條約框架內。因此,我們緊緊抓住我們掌握的數字不放,更重要的是,緊緊抓住該聯盟的締造者和領導者說過的話不放,試圖破解他們的改變和其中的意圖。
鑒于此,我們近期改變了對希臘的預測。我們預計希臘在年底之前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有20%至25%,而且在未來12個月內退出的可能性將超過50%。在此之前,就在第二輪選舉后,我們預計的6個月內退出的可能性是5%左右,而12個月內的可能性是20%至25%。像市場上的其他預測一樣,我們也修改了我們的估測,因為正在進行的緊急救助談判的報告和聲明變得更加清晰,其措辭也更具實質性。
在一個月的平靜過后,我們現在了解到希臘與其債權人(即由歐洲中央銀行、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三駕馬車”)的談判進展甚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官員表示,他們正在考慮停止對希臘提供緊急援助,或者說他們至少不否認一旦臨時救助資金被永久性救助所取代,他們將會停止救助。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真的對希臘停止援助,包括希臘最大債權人的德國等幾個核心歐盟國家也將很可能結束它們對希臘的援助。
有趣的是,德國副總理Philipp Roesler在最近一次采訪中稱,希臘現在退出歐元區“沒有那么可怕”,表現出了一定的自鳴得意。德國政府的其他成員也堅持在遵守緊急援助條件中設定的目標方面,不給希臘留有余地。一方面這可以理解為對希臘施壓,使其簽署諒解備忘錄的一種手段,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政治家們改變了以往認為“希臘退出歐元區不是一種選擇”的觀點。他們逐漸放棄長期持有的“歐元區不存在違約”的觀點,轉而認為違約將不可避免。我們認為最近有一個信號,即歐洲強國正試圖讓公眾對希臘退出歐元區有所準備。
那么希臘將如何退出歐元區?如果希臘近期退出歐元區,希臘政府與“三駕馬車”之間的談判失敗,將可能導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收回對希臘的援助。一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再援助希臘,其他幾個歐元區國家可能也會放棄對希臘的援助。沒有外部資金的支持,希臘將無力償還債務,因此可能需要采取內部支付方式支付政府雇員薪金。這個新的內部貨幣可能會逐漸替代歐元。
篇9
關鍵詞:普惠金融;監測指標設計;國際經驗;藏區實踐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5(5)-0057-07
為掌握全球普惠金融發展狀況,向各國政策制定者提供普惠金融數據支持,世界銀行于2011年啟動了金融普惠專題調查,2012年4月了首份全球金融普惠指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于2012年開展了金融可得性調查(FAS),設計了國際領域金融服務可得性和使用方面的可比性基本指標。中國在普惠金融指標監測方面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雖然已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了相應的數據,但尚未建立起本國獨立的普惠金融監測指標體系。本文通過分析世行金融普惠指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可得性調查的主要維度、數據來源,嘗試將這些指標與經濟欠發達地區實際普惠金融發展相結合,旨在探索設計適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普惠金融發展監測體系。
一、普惠金融發展監測體系設計的國際經驗
世界銀行于2011年啟動了涉及148個經濟體、約15萬成年人(15歲以上)的金融普惠專題調查,形成了一個包括7大維度47個指標的公共數據庫,該數據庫中關于正規金融機構儲蓄和信貸賬戶的數據每年更新一次,整個數據庫指標每3年更新一次。該數據庫的具體指標詳見表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可得性調查(FAS)包含了國際范圍內金融服務可得性和使用方面的可比基本指標。FAS數據庫目前包含了189個地區(包括G20國家)2004-2012年近9年的全部數據。主要指標詳見表2。
(一)世行與貨幣基金組織普惠金融發展監測體系的共同點
兩套指標關注的目標大體相同。儲蓄方面,兩套指標體系共同關注了所有成年人中擁有正規金融機構賬戶的比率。信貸方面,世行關注了調查人群中從正規金融機構途徑獲得信貸支持的比率,貨幣基金組織關注了每1000個成年人擁有的商業銀行個人貸款賬戶數。支付環境方面,世行關注了正規賬戶的可獲得性,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關注了金融機構數、分支機構數和ATM機的數量。由此可見,雖然具體指標設置有所不同,但兩套系統關注的領域主要體現在居民的儲蓄、信貸以及支付環境方面。
(二)世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普惠金融發展監測體系的區別
數據來源。世行數據來自于2011年隨機抽取的,生活在148個經濟體、年齡在15歲以上的15萬名受訪者。最終通過對這些受訪者進行采訪調查取得數據。整個采訪調查和數據整理工作是由美國蓋勒普(Gallup)公司結合其年度蓋勒普民意調查完成。蓋勒普民意調查自2005年以來每年是在157個經濟體中進行的,其中每個經濟體隨機抽取近1000人的樣本。調查使用各個被調查經濟體的官方語言,當被調查經濟體的電話覆蓋率低于80%時,調查采取面對面方式開展,電話覆蓋率高于80%時,使用電話調查。一般情況下,一個經濟體的調查工作在2-4周內完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可獲得性調查(FAS)數據是由該組織統計部門匯總,的數據由參與該項調查的國家提供(中國也提供了相應數據),各個提供數據的國家對本國數據和元數據的真實性負責。
指標層次。世行的指標體系是針對個人、家庭等微觀層面的抽樣數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指標體系主要體現各經濟體各類金融機構針對個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宏觀總量數據,例如:各類金融機構的總部機構數、分支機構數、ATM機的設置總數、各個經濟體的存貸款余額、投保人和受益人的總資產、存貸款賬戶總數、保險單數等。
指標內容。指標內容主要有三方面不同:一是世行的數據指標主要反映金融服務的需求方,即普惠金融體系的受惠方,體現了各年齡段、性別、文化程度的抽樣成年人中擁有正規金融機構賬戶數的比率、每月的存取款次數、存取款方式、存貸款目的、購買健康保險的情況等。貨幣基金組織數據主要關注普惠金融體系的供給方,即各類金融機構的指標數據,如機構總數、分支機構數、ATM機數以及各類存貸款賬戶數、保單數、存貸款余額等。二是與世行數據不同,貨幣基金組織數據不僅關注了個人獲得金融服務的便利性,同時也關注了中小企業獲得金融服務的情況。三是相對于世行使用數據百分比相對數據,貨幣基金組織使用的是各個國家的總量絕對數據。
二、普惠金融發展監測指標國際經驗對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適用性分析
設計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普惠金融發展監測指標時既應充分吸收國際組織的實踐成果,也應考慮到本地區普惠金融發展的階段性,在保持指標體系相對完備性和戰略匹配性的同時,應重點突出金融發展的優先性指標以及行業、區域、城鄉等中、宏觀指標。
(一)數據獲取方式適用性分析
1、數據調查主體。世行主要依托數據調研機構通過電話采訪模式,收集并整理數據。由于我國現有的較為權威的調查公司普遍只專精于某一個特定產品或者市場領域,還沒有發展起成熟的民意調查機構,采用世行數據調查模式的主體條件尚不具備。
2、數據調查對象。以青海省藏區為例,該地區的電話普及率相對較低,因此不宜采取電話調查的方式,而該地區的少數民族群眾占比較大,與之溝通需要使用其本民族的語言,加之農牧民居住分散、有的農牧民仍保留游牧生活方式,對其進行面對面調查也具有一定的障礙。因此,經濟欠發達地區調查對象的特點決定了在該地區采用世行數據調查模式存在困難。
3、數據調查環境。由于存貸款交易信息、存貸款的目的等多屬于個人隱私信息,在目前我國尚不存在權威數據調查公司、數據調查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欠發達地區的居民甚至大城市居民很難通過電話或面對面問卷方式將個人的存貸款交易相關信息告知他人,這也給采用世行數據采集模式帶來障礙。
(二)數據維度適用性分析
基于對數據獲取方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經濟欠發達地區使用世行數據采集模式具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對數據維度的適用性分析主要基于貨幣基金組織指標體系。
1、支付環境指標適用性分析
經濟欠發達地區支付環境改善的制約因素分析。目前制約經濟欠發達地區支付環境改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機構分布和支付工具普及水平嚴重不平衡。從當前青海藏區的支付環境實際看,省內靠近東部的城市和農業區,金融基礎設施資源較為集中,偏遠高海拔地區銀行網點數量少,居民可以選擇的金融服務有限。截至2014年4月,青海省399個鄉鎮中,仍有153個鄉鎮無金融機構物理網點(其中75%在少數民族自治地區)。金融機構無法開展支付、信貸等基礎金融服務,有些鄉鎮距離最近的金融機構網點接近100公里,農牧民辦理簡單的存取款業務都需要耗費較高的成本,不能方便地領取國家支持“三農”的各項補貼,難以充分享受到金融發展的成果,制約了當地社會的發展。
(1)改善經濟欠發達地區支付環境主要做法
一是推廣“銀行卡+POS機銀行卡”助農取款服務點模式。即在銀行設立分支機構成本過高的地方,通過政策引導,將零售機構作為金融服務的渠道。截至2014年4月,青海省依托鄉鎮供銷社的模式,共設立了733個“銀行卡+POS機銀行卡”助農取款服務點,業務涵蓋取款、查詢、匯款等基礎金融服務,填補了64個鄉鎮的基礎金融服務空白,累計交易金額突破一億元。
二是采用流動金融服務車模式提供金融服務。鼓勵偏遠地區農信社在分析鄉鎮居民金融服務需求的基礎上,合理分配人力資源,在臨近的鄉鎮開展流動金融服務車服務,采用定時定點的業務辦理模式用最少的成本,最大范圍的滿足了偏遠地區的基礎金融服務。
三是推廣手機支付業務。通過技術創新與移動支付等方式,實現了非現金支付方式在農村牧區多樣化應用,解決青海省經濟欠發達地區地域廣、人口分散,物理網點金融服務較難開展的難題。例如: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創新金融產品,借助貼膜卡技術實現手機支付;通過手機短信,在偏遠地區借助商戶實現手機取款業務等。
(2)國際現有支付環境指標反映經濟欠發達地區實踐的不足
一是金融機構和分支機構數無法反映支付環境發展不平衡問題改善的情況。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標體系中的金融機構、分支機構數指標只能反映機構總數的增加,如果在城市和人口密度較大地區設立的金融機構數不斷增加,偏遠金融服務空白地區金融機構數不變,該指標仍會呈增長態勢,但對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卻效果不顯著。
二是ATM機數無法反映當前在推動普惠金融發展方面發揮較大作用的助農取款點、流動金融服務車、手機支付服務等業務。普惠金融支付服務并不意味著每一個人都使用金融服務,也絕不意味著金融服務的供給者在決定提供服務時不顧成本和風險。以青海藏區為例,較之設立金融機構自助網點或ATM機,推廣助農取款點、流動金融服務車、手機支付等適合其游牧生活方式、有針對性的“點對點”基礎金融服務對發展普惠金融更加有意義,因此僅統計ATM機數無法全面反映經濟欠發達地區支付環境改善情況。
2、信貸指標適用性分析
(1)經濟欠發達地區普惠信貸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一是貸款投向日趨“非農化”和“城市化”,一般農戶貸款信貸需求難以滿足。
二是利率定價機制在商業化目標前嚴重失衡,一些農信社貸款利率一浮到頂,廣大農牧民需承受較高的融資成本。
三是新設立普惠金融機構初始規模太小、要素缺失、機制不全,其普惠金融功能難以發揮。銀監會調整放寬農村金融機構準入政策后,青海農牧區作為試點陸續成立了樂都興樂農村資金互助社、大通開元村鎮銀行、玉樹稱多富民農村互助社3家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但近年來因為嚴重超負荷經營,這些新設機構已被銀監部門責令停貸,新型普惠金融萌芽呈現較大風險。
四是金融機構經營模式單一,缺乏產品設計和營銷策劃。以青海農信社提供的小額信貸為例,其貸款金額大多控制在2000元-5000元,僅能解決農牧民春耕生產購買種子、化肥等部分生產資料的支出,對發展高效、特色產業及農產品加工等項目所需的大額、中長期資金不能有效供給。
(2)目前改善經濟欠發達地區普惠信貸的主要做法
一是2012年由青海省政府、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人行西寧中支三方簽署《借助銀行間市場助推青海省經濟發展備忘錄》,推動青海省50億元保障房私募債發行,該資金支持全省621.22萬O保障房建設,惠及12.76萬戶中低收入家庭。
二是創新林權質押、草場流轉經營權貸款、“小額擔保貸款+創業培訓+信用社區”等金融產品14項,由此產出的貸款量超過120億元。
三是促成青海省政府出臺了發揮財政資金對普惠金融的引導撬動作用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對有財政資金投入的產業扶貧項目,由財政資金提供貸款貼息;省財政出資為小微企業、“三農三牧”、扶貧開發等貸款提供擔保和代償損失;省財政每年安排5000萬元作為金融發展專項資金,用于支持民生金融服務、銀行普惠貸款增長和金融生態環境改善等。
(3)國際現有普惠信貸指標反映經濟欠發達地區實踐的不足
歸納貨幣基金組織普惠信貸的指標,主要包括了各類金融機構的借款人數、借款賬戶數、貸款余額,這些指標反映經濟欠發達地區普惠信貸的不足表現在:
一是普惠金融主體即金融機構種類不適用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實踐?;鸾M織指標中關注的其他存款機構、商業銀行、信貸互助會、金融公司、存款型微型金融機構等是按照美國金融市場的金融機構特點進行分類的,其中部分種類金融機構在中國的業務很多與推動普惠信貸無關,大部分機構類型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根本不存在,因此在研究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普惠金融發展監測指標時,需對機構類型做出必要的調整。
二是信貸投放的地區不平衡無法通過現有指標體現。信貸總量的增長有時僅是由信貸資金集中流向大企業造成,并不能直接反映普惠信貸的情況和信貸配給問題的解決。
三是指標中沒有體現旨在推動普惠信貸的各類金融創新工具。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工具的創新對于解決信貸配給問題,實現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但貨幣基金組織現有的指標體系則無法反映這一內容。
四是財政資金對普惠金融的引導撬動作用沒有體現在現有指標中。由于青海省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受益對象之一是藏區農牧民群眾,而他們的信貸需求通常表現出小規模、長周期、高風險的特點,這恰恰與提供信貸供給的金融機構強調的資金安全性、流動性和效益性原則不對稱,因此一定的財政支持對于撬動普惠金融發展是必要且必須的,這一因素的體現需要對現有指標體系進行擴充。
三、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普惠金融發展監測指標體系的初步設計
(一)對普惠金融發展監測體系國際經驗的主要調整
1、金融機構分類調整。突出了對推動普惠金融貢獻較大的金融機構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設立較普遍的機構類型。將金融機構劃分為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資金互助社和其他金融機構。
2、增加反映支付、存貸款業務開展地區差異的指標。針對制約普惠金融發展的各類金融服務地區差異問題,增加各市、州、地金融機構分支機構數方差,無金融機構鄉鎮數,各市、州、地儲戶人數占總人口比例方差,各市、州、地存款余額占本地GDP比例方差,各市、州、地借款人人數占總人口比例方差,各市、州、地貸款余額占本地GDP比例方差6個指標,跟蹤各類金融服務地區差異的改善變化情況。
3、補充5個分項指標內容。增加助農取款點、流動金融服務車、手機支付、推動普惠金融發展的創新金融工具、財政撬動普惠金融發展措施等5方面內容的統計指標。
(二)經濟欠發達地區普惠金融發展監測數據維度、分項和指標設計
本文設計指標體系中的基礎數據主要依靠各金融監管機構、人民銀行各級分支機構的貨幣信貸、調查統計、支付結算、征信管理部門,以及各金融機構提供,同時需要應用簡單的統計應用程序計算方差、各類比率等數據,具體數據設計見下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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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ef Analysis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Economic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the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in Qinghai Tibetan Areas
HANG Yongquan YE Xiaodong XU Yan
(Xining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Xining Qinghai 810001)
篇10
首先我們對SDR做一個簡單的了解。SDR的全稱為Special Drawing Right,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了支持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69年創設的。SDR本質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配給成員國的一種資金使用的權利,如果貨幣基金組織的會員國在發生國際收支逆差,會員國之間可以通過SDR償付國際收支逆差。起初SDR與黃金掛鉤,單位價值等于0.888671克黃金,也是一美元的價值。布雷頓森林體系破滅后,SDR與美元脫鉤,由美、德、日等16個國家一籃子貨幣根據不同權重衡量價值。后來,IMF簡化了SDR的定值方法,將美元、德國馬克、日元、法國法郎和英鎊,這五種全球出口貿易額最大國家所持貨幣作為定價的一籃子貨幣。以下是1980年以來SDR中各貨幣權重變化情況。
接下來,我們將從以下四個方面簡析人民幣加入SDR一籃子貨幣的具體意義。
第一,人民幣加入SDR表明中國在全球金融領域已占據相當的地位。過去5年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了約5%,這反映了人民幣在全球金融領域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人民幣加入SDR將使其更為投資者認同,進而削弱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霸權。于此同時,我們知道特別提款權采用一籃子貨幣的定值方法。貨幣籃子每五年復審一次,以確?;@子中的貨幣是國際交易中所使用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貨幣,而各貨幣所占的權重反映其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中的重要程度。此次調整,IMF將籃子貨幣的權重調整為:美元占41.73%,歐元占30.93%,人民幣占10.92%,日元占8.33%,英鎊占8.09%。人民幣超越日元和英鎊的權重,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金融更加完全,更加深入的融入了全球金融體系成為全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貨幣,這些影響無疑有利于構建一個全新的、有新興市場國家參與的國際貨幣體系,人民幣也將肩負新的國際責任。
第二,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總體來說會對A股產生利好的刺激。由于人民幣加入SDR的條件之一是可自由兌換,中國未來在資本項目上必將實現人民幣的可自由兌換。于此同時,為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未來中國很可能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及國內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很有可能有大量熱錢流出,但是我們不應忽略,一旦金融市場出現大量資本外逃,央行必將采取對沖手段調節,向金融市場投入大量貨幣,使資本外逃不至使股市有劇烈下跌。另外,由于SDR組成貨幣是世界大部分國家持有外匯儲備資產的主要貨幣形式,因此,隨著人民幣參與SDR的定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成員國央行也會形成人民幣增持的意愿。短時間內,各國央行雖然不會直接增加持有人民幣資產,但這種國際范圍里對人民幣的認同效果可見,而隨著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愈發突出的中流砥柱作用,各國央行將會提高人民幣儲備占其外匯儲備的比重。而由于SDR籃子貨幣通常被視為避險貨幣,人民幣在境外市場也將更受認同,境外市場將先于各國央行增持人民幣儲備,兩者先后作用,能夠為A股注入更多資金,對A股市場來說無疑是重大利好,很可能引發A股新一輪反彈。
第三,我們前面提到過,加入SDR后人民幣世界范圍內的接受度和認同度必將大大提高,人民幣加入SDR將增加國際范圍內對人民幣的使用。一般來說,出國前往往需要先用人民幣兌換一些外幣,兌換外幣時會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形成匯率兌換風險。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會認可人民幣,愿意接收人民幣,或者用人民幣來開展各種交易,這樣就使得出國留學、旅游等活動變得更為便利,同時也能減少或者消除匯率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