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比較文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為一門新型的邊緣學科，誕生不過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壇站穩了腳跟，并以其獨特的理論建樹和批評方式，產生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幫助人們從更開闊的視野總結文學的普遍規律，概括豐富的文學現象，從而在更宏闊的背景下認識文學。從文學教育的角度來說，了解比較文學的有關知識，也能更好地促進我們的文學教育。

我先說說什么是比較文學。

給比較文學下定義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一些比較文學家認為比較文學這個詞本身就是當初未起好的名稱，容易造成誤解。韋勒克認為，“比較是所有的批評和科學都使用的方法，它無論如何也不能充分地敘述文學研究的特殊過程”。同時，由于各國對“比較文學”一詞在表達和翻譯上的差異，使其所強調的重點也有所區別。如“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在法語中是過去分詞(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學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各國文學關系；在英國，comparative是作為literature的修飾語，是形容詞；而在中國，“漢語中的‘比較’二字更容易讓人想到比較的動作，同時，漢語中比較文學一詞字面上也沒有文學研究的含義”。盡管各國對比較文學的理解不盡相同，但由于語言本身的契約性，“比較文學”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國約定俗成，人們普遍接受了這一簡略說法。在本書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一詞被理解為方法的代名詞，它包括考證、演繹、統計、對比等多種方法；“文學”在這里也是廣義的，它不僅僅指作品，也包括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批評等，即具有文學的綜合性研究之意。

給比較文學下定義的困難還不僅僅在于它的名稱，更主要的在于它發展過程中的動態性。由于比較文學對象和方法的開放性，使任何對它的概括都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較文學的新動向》一文中指出：“我認為任何給比較文學下精確細致的定義，把它上升為一種準科學體系或者把比較文學家同其他學者分開的企圖都是不妥當的?！钡且獜氖吕碚撗芯浚拍畹慕缍ㄓ质遣豢扇鄙俚?，每一研究都需要構造自己的基點，需要人為的劃界，這就構成了給比較文學下定義的悖論。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的“比較文學”詞條中界定：

比較文學是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它是歷史地比較研究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以及其他意識形態相互關系的學科。這是一種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義，主要說明了比較文學的歷史發展及研究范圍。這一定義雖在中國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著一些需要探討的問題。必須承認，任何定義都是一種片面，確定事物的某種性質必然以忽略該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質為代價。隨著人們對比較文學認識的深化，更多的比較文學定義將會繼續出現。

接下來，我談一下學習比較文學的意義和作用。

比較文學是一門最具國際性的課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育的國際標準分類”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學歷層次、研究內容作出了十分具體的規定。在我國，比較文學已被國家教育部列為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成為文學系學生的必修課。比較文學在人才培養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僅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談學習比較文學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視野的拓展和治學方法的改進

比較文學是以一種跨越國界的視野研究文學現象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將全世界的文學視為一個整體，把各國文學置于一個整體結構中加以認識和比較，從兩種或多種文化體系上觀察文學現象，發現文學之間以及文學與其他人類活動領域之間的種種關系，從中揭示和把握文學的規律和聯系。杜甫詩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北容^文學猶如為我們提供了一副望遠鏡，它使我們能夠看得更遠，思考得更多。在思維方式上，比較文學提倡多元思維，或曰立體思維，即從線性轉向發散，注重文學的多方面聯系。法國結構學派的代表阿爾都塞認為，社會的發展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歷史現象或事件從來就不只有一個原因，而是有眾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歷史時期，就必須看到歷史現象的錯綜復雜性。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綜觀各國文學史，其發展就不僅僅是縱向的歷史繼承，也有橫向的多因素的滲透以及文學與社會其他各層面的百動。

這種整體化的視野和思維方式必然帶來研究方法上的改進。傳統的文學研究立足于國別文學，將對象限定在一個特定范圍之內。人們習慣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國別為界將各國文學分割開來，再以歷史分期為線將國別文學加以劃分，以致最后人們的注意力僅僅停留在某一時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這是一種原子論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有助于對對象的深入開掘，但由于分工過細，使文學之間缺乏貫通。比較文學將采用一種聯系的和比較的方式，在世界范圍內考察文學現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作論》一書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傳統的以古證古、單純作背景、源流、注釋的研究方法，有意識地把中國古代文論同馬列文論、西方文論對照著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錢鐘書的《管錐編》也是采用這種聯系和比較的方式，在討論一個問題時，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說明那“無心契合”而“會心不遠”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

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他者”的立場和眼光，這對于研究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都是很有用的。比較文學將以世界文學為背景，以他種文學為參照，重新認識和評價本國文學。

中國文學要在世界文壇尋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學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較文學的視野。通過對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之間的聯系、異同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對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藝術價值有一個參照性的判斷，從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傾向。例如，只有把《離騷》、《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還有李白、杜甫的詩歌等作品與世界文學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較，才能向世界顯示出它們的美學價值。同樣，在將中國文學與相似的外國作品作比較之時，也可以看出外國作品的價值和特性，如《紅樓夢》與《追憶逝水年華》的比較研究，使得我們對《追憶逝水年華》的藝術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敘事作品的映照中，人們對中西的敘事藝術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妒攀兰o文學主流》的作者勃蘭兌斯曾對這種比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這樣的比較研究有兩重好處，一是把外國文學擺在我們跟前，便于我們吸收，一是把我們自己的文學擺到一定距離，使我們對它獲得更符合實際的認識?！贝送猓瑸榱烁玫亓私庖徊孔髌返囊饬x和貢獻，還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國外的流傳情況，如范存忠的《(趙氏孤兒>雜劇在啟蒙時期的英國》就是一個范例。通過這些研究，將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把握文學的價值，多方面地觀照自身的文學和文化，同時對作家作品也會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中外文學史和文學理論

自人類文明產生以來，一個民族的文化、文學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學的影響，同時也會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學產生影響。從比較文學的眼光看，文學的發展歷史是一個不斷與世界各國文學交流、吸收和改造的歷史。比較文學介入文學史，研究的重點是文學史上的外來滲透和對外影響。首先需要考察外來文化、文學對本國文學的影響。就中國文學史而言，我們可以研究魏晉時期印度的佛教、音韻學、文學對中國的影響，唐以來西亞文化對中國的影響等，以豐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鄭振鐸曾說：“因為受了印度文學的影響，我們乃于單純的詩歌和散文之外，產生出許多偉大的新文體，像變文，像諸宮調等等出來。在思想方面，在題材方面，我們也受到不少從印度來的恩惠。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印的結婚，如果佛教文學不輸入中國，我們的中世紀文學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種發展情況。”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國文學對外國的影響，也會看到中國文學的輝煌。這種新的文學史將既包含本文化系統的縱向發展，也包含對他種文化系統橫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質。

就理論建構而言，文學的共同規律也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文化體系內完成，必須在各種文化體系的對話中尋求。只有將不同民族的文學現象加以綜合考慮，才能面對和解決文學上的一些共同問題。正是在這些意義上，楊周翰先生認為：

我想比較文學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文學史起的作用。一個民族的文學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狀態中發展，往往要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因此，要說清楚本國文學的發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國文學。同時，為了說明本國文學的特點，也需要同外國文學對比，這種對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識到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不同之處。第二，比較文學的目的還在于通過不同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來探討一些普通的文學理論問題。這兩個目的都是一國文學的內部比較所無法達到的。

4.有助于促進各國文學和文化的聯系與交流

比較文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開拓世界市場的歷程誕生的，是在文學和文化交流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人文學科中，比較文學處于文化溝通的前列，它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促進各國文學和文化的聯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國文學之間架起一座理解和溝通的橋梁。

當今是一個文化交流空前頻繁的時代，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理論與批評，都不可能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往往一旦問世，就借助各種媒介廣泛傳播。就我國而言，首先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和文學的問題。毋庸諱言，我國20世紀文學創作、文學批評都深受西方文學和理論的影響。如何在中西文學和文化的碰撞、交匯中建構中國自身的話語體系是人們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設20世紀中國的文學與理論，就必須借助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國當論的構成。可以說，在今天，試圖封閉地“自足”地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已經不可能了。

而我國的文學研究在向世界敞開大門的同時，也有責任把中國的文學與理論推向世界，參與世界文壇的對話，使其他國家的人們對中國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國豐富的文學遺產應該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共享；我國傳統的文學理論和批評也應成為世界正在尋求的文學理論綜合構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切都必須借助比較文學的話語。而在這方面，我國做得遠遠不夠。世界對中國的了解特別是對中國文學和文藝理論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虛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獲得聲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仿佛在證明西方人對東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國主義(或日一體化)之單極文化的發生，又遏止文化觀念上盲目自守、拒絕對話、否認先進與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狹隘文化部落主義的生成，是擺在比較文學面前的一個嚴峻的課題。

比較文學并不追求某種終極意義，而是通過聯系與比較，尋求不同文化的理解與和諧共處。一方面，使各國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國文學與文化，分享他國文學與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減少敵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認識和評價自身文學與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實和豐富，這就是比較文學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較文學的目的。比較文學學者弗朗索瓦?于連說，穿越中國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我們也可以說，穿越西方也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最后，我還想講一講比較學者的素養問題。

比較文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難度較大的學科。從事比較文學需要廣闊、扎實、合理的知識結構，需要縝密的思辨力、敏銳的感受力，尤其是對文學美的領悟力。法國比較文學家艾金伯勒在《比較文學的目的、方法、規劃》一文中表達了對“理想的比較學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們的比較學者……除了受到一個歷史學學者應受的訓練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個社會學學者應受的訓練，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觸總體文化。此外，他應該具備他所選擇的那個時期有關造型藝術和音樂的較完備的知識，而不滿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這方面產生他自己的見解!”并且“在不久的將來，處于最理想狀態的比較學者會是這種人：具有極為廣泛的愛好，通曉幾種將在2000年前后用來寫作的最重要的語言，并且具有對文學的美的深切體會”?？傊拔蚁Ｍ覀兊谋容^學者盡可能博學多聞；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書編纂者那樣的雄心，狄德羅那樣的雄心”。比較學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和訓練，其中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比較學者應該掌握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比較文學并不是將兩部作品隨意拿來比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則和方法。必須認真地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較文學的歷史和性質，掌握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論自覺的基礎上，才能從事科學的比較文學研究。

第二，比較學者應盡可能地熟悉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比較文學研究的是文學關系，沒有深厚的文學素養是難以勝任的。而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特殊性還在于比較學者不僅要了解本國文學，還要了解外國文學，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進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貿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準確的判斷。因此，努力并深入學習兩國或兩國以上的文學，是對比較學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較學者應具備比較深厚的文化素養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各國文學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要進行可靠的比較研究，必須對研究對象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有一定的認識，否則就會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愛情小說時，我們發現，中國的才子佳人小說與西方的騎士傳奇中女子的擇偶標準很不相同，中國深閨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滿腹經綸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貴夫人則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兩個民族源遠流長的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歷代實行文官治政，以科舉取士；而西方靠功業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會女子婚嫁圖的是終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會上的不同地位和實力構成了中西女子擇偶的區別。這一解釋已經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見，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需要掌握比較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并進行認真的思考。

第四，比較學者應努力掌握多種語言。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除自己的母語外，至少應掌握一門外語。人類各種語言之間，有其可譯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譯的一面。語言往往植根于文化傳統之中，語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譯性的根源。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較兩個對象的特質，比較學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資料，僅靠翻譯是難解其中味的。這種情況在中西詩歌研究中尤為突出，中國有些很雋永的古典詩詞一譯成外文，就幾乎完全失去了原詩所蘊涵的韻味。

篇2

“比較文學的學科話語”，實際上就是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范圍和邊界、內涵和外延以及相關學術規范等等問題，換句話來說，也就是比較文學研究應該遵循的一些基本路徑和準則。比較文學雖然長期被當作一門正式學科，但其學科的正當性卻不斷受到學界的質疑。自比較文學誕生以來的長達一百多年的歷史當中，這種強烈的質疑未曾間歇，從意大利著名美學家克羅齊(BenedettoCroce，1866－1952)到美國知名學者華威大學(theUniversityofWarwick，U．S．A)教授蘇珊•巴絲尼特(SusanBassnett，1945－)，學界不斷有人指責比較文學的“不合法性”。以至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世界范圍內的比較文學“危機”?？梢哉f，比較文學發展到今天，是不斷從“危機”中找到“轉機”的。這是各學科門類中絕無僅有的現象。美國著名學者韋勒克(ReneWellek，1903－1992)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學科的處境岌岌可危，其嚴重的標志是，未能確定明確的研究內容和專門的方法論?！保?］韋勒克的這個警告，其實說的正是比較文學學科話語的問題，也就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必須要明確的研究內容、研究范圍及獨特的研究范式。與此相應的是，比較文學的學科危機，主要在于兩方面:比較文學作為研究方法還是一種文學鑒賞、辨析、比較、研究的視野?大多數研究者將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與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與“跨學科研究”三大塊綜合起來構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基本內容和理論模式。早期研究基本上是前兩個板塊為主。在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框架下，下設“流傳學”、“媒介學”、“淵源學”等法國學派常用并激賞的具體研究方法;在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理論框架下，又細分為“主題學”、“題材史”、“類型學”、“文體學”、“比較詩學”等文學學科范圍之內的研究方法，以及“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其他藝術”、“文學與宗教”等跨學科的研究范圍。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晚近的一些比較文學研究又加入了第三板塊，即所謂的“跨文化研究”(曹順慶先生則在其《比較文學論》等著作中將它稱之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跨文明研究”)［2］。這三大板塊構筑起來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也是時下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模式。比較文學的理論體系建構，無論是兩個板塊還是三個板塊，其最根本的缺陷是歷時性理論描述帶來的一系列困惑:第一個問題是在幾個理論發展階段中，或者說是幾個理論模塊中，各自理論言說規則不一，難免形成自說自話，分類混亂的現象。比如同樣是對主題的探究，在法國學派的所謂“影響研究”中，著重關注的是作品主題如何從A國流傳、轉變為B國作品中的同類主題。換句話說，就是A國作品的主題如何影響到B國作品中的同類主題。而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關注的重心則是對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中不同作品的同類主題的研究，即所謂跨民族、跨文化、跨語言的“主題”研究。這樣，同為對“主題”的研究，但實質內容卻大不一樣。另外的問題就是理論重疊，相互疊合的問題。同樣是關于“主題學”，究竟是歸諸于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中，或者既放在影響研究中，又放在平行研究中，花開數枝，各表一點，面面俱倒卻又淺嘗輒止?這樣一來，理論凌亂，容易使人莫衷一是。如前所述，在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中，“主題學”關注是的“材料”的尋根溯源，但在以美國學派為代表的“平行研究”中，則是強調沒有事實影響關系的不同文學體系間的主題研究。正因為各有偏重，又都屬于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關注范疇，因此，給“主題學”準確定位———它是屬于影響研究呢，還是平行研究，竟成了不少研究者難以解決的問題。最終造成的結果是，每位研究者都試圖說清比較文學理論體系，結果卻始終沒有真正地說清楚它的理論體系。怎么樣才能梳理清楚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體系，整合、建構完整的比較文學學科話語?我們認為，唯有從比較文學的最根本的學理———“跨越性”和“文學性”這兩個基點來進行融通，才能真正把握住比較文學的理論內核。

二、比較文學是一種跨越性的研究

無論在比較文學發展的哪一個階段，比較文學都有一個突出的特征，這就是它所具有的開放性的眼光———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跨越性”。對于“跨越性”的學科特征，應該說在比較文學界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但是，在“跨越性”這個問題上，各家闡釋又眾說紛紜。其中傳播最廣的要數“四跨說”，即指比較文學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3］。

可以說，在比較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具有開放性眼光的“跨越性”成就了比較文學學科，也造成比較文學學科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四跨說”雖然都在法美學派的定義中的有所超越，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澄清或者說需要特別說明的地方。這是因為:有關“跨民族”的問題。法國學派認為比較文學是一種跨國文學研究的觀念給出了比較文學最初的學科界限，但在具體的文學研究實踐中這個界定并不精準。比較文學是為了突破民族文學的界限而興起的，它的著眼點是對不同民族的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皣摇笔钦蔚鼐壐拍?。一個國家的人民，可以是一個民族的，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組成的。因此，比較文學的界限，應該是跨越民族的，而不是國家的界限。其實，在法國學派興起的時候，在歐洲各國，民族和國家總體而言是重合的，只有極少數國家和民族不相吻合。而且，比較文學興盛之時，歐洲民族國家尚未大量崛起。因此，更加強調國家的重要性。這樣“跨國”與“跨民族”并無實質上的二致。但是，當比較文學興起之后，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問題就顯得復雜了。一是大量民族國家的崛起，另一個是比較文學開始越過法國邊界，拓展到西歐以外的地方?，F代國家大多是多民族的，比如中國，就有56個民族組成，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其民族多樣性更加豐富。如果每個國家內部的幾十上百種民族之間都是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那么難免造成文學研究領域的混亂。而且跟比較文學的創始者們提出的比較文學要具有國際眼光的學科初始宗旨也不相符合。所以，尊重比較文學學科實踐，把一國內部的民族文學比較研究僅僅當作一種大的民族范疇文學來研究應該是比較切合實際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雖然中國有56個民族，美利堅合眾國差不多集中了世界各種民族在一起，但在我們進行比較文學研究時，我們仍然將中國、美國等這樣的民族國家的文學當作一個國別文學來進行。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族、美利堅民族是一個大的民族集合概念。

有關“跨語言”的問題。以語言界限來限定比較文學的學科同樣存在一些問題。語言和國家的界限是難相吻合的，英國和美國、澳大利亞及世界很多說英語的國家之間，雖然語言發音、表述習慣等方面略有區別，但總體而言是沒有語言界限的。那它們之間的比較是否就不能算是比較文學了呢?反過來說，同一國家內部也有不同的語言，比如南美的一些國家，同一國家內部可能既說西班牙語又說法語，甚至還可以說英語，這些國家的文學研究就不能算是比較文學的范疇嗎?還有一種現象更讓人迷惑，如一些跨語際寫作的作家，可以用不同的語言來進行寫作，這讓“跨語言”問題更加撲朔迷離。那么究竟怎樣才能充分展示比較文學“跨越性”的效果呢?比較文學從一開始就著眼于“世界性”的學科情懷。雖然各個發展階段的理論表述各有偏重，但“世界性”始終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終極關懷。法國學派強調文學關系的重要性，強調“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研究“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4］。基亞(MariusFrancoisGuyard，1921－)更是明確地說比較文學是一種“國際文學的關系史”［5］。這些學科開創者的理論表述，其實都有一種國際眼光，即強調將跨國文學史的關系研究觸角伸到國別文學史的研究之外。美國學派的學科理論更加務實，將比較文學開疆拓土的視界投得更深更遠，提出超越文學史的限制，可以將文學性(美學價值)納入比較文學的法眼中來，格外重視沒有實際事實聯系的文學比較研究。這樣，比較文學研究的“跨越性”就不再僅限于文學關系史的比較研究中，視野更加廣闊得多。在此基礎上，美國學派更進一步提出了跨學科研究，從而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更向前推進了一步。雷馬克(HenryH．H．Renmak)在其著名的《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一文中，認為，比較文學可以“把文學和人類所表達的其他領域相比較”［6］。雷馬克實際上說的就是指跨學科的比較研究。為規避跨學科比較研究在可比性上“大而無當”的風險，雷馬克提出了可比性的“系統性”原則，即只有當文學和其他學科的知識體系進行“系統性”比較時，比較文學的學理性才能確立。但是，雷馬克雖然注意到了比較研究可比性“系統性”法則，但并沒有作出非常嚴格的邏輯界定，因此，這個“系統性”仍然顯得比較空泛無定。即使這樣，跨學科研究仍將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開拓了文學研究的視野，比如詩與畫、文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研究等等。近些年，中國比較文學界更進一步提出了比較文學話語的“跨異質文化”論。當西方背景的比較文學研究進入非西方背景的異質文化的時候，跨國研究已經不能解釋文學內部的很多東西。曹順慶先生在其《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一文中指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基本學科特征是“跨異質文化”?！叭绻f法國學派跨越了國家界線，溝通了各國之間的影響關系;美國學派則進一步跨越了學科界線，并溝通了互相沒有影響關系的各國文學，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國學派必將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這堵巨大的墻，必將穿透這數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溝通東西方文學，重構世界文學觀念?！?/p>

近些年來，曹順慶對其“跨異質文化”略有修正，進一步升級為“跨文明研究”。在他看來，“文化”一詞涵義過于混亂，難免有理解上的誤區。實際上“跨異質文化”和有些學者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是不太相同的?！翱绠愘|文化”更加注重中西文化系統之間的差異性，從某種意義上說，“文明是文化差異的最大包容點”，所以以“跨文明”取代“跨異質文化”表述更為妥當［8］。

從比較文學學科創立之初法國影響研究學派的“跨國”至美國平行研究學派的“跨學科”再到當下的比較文學界的“跨文化”，萬變不離其宗，比較文學始終具有“跨越性”，這是比較文學學科的一個最根本的基石，是比較文學學科開放性的、世界性的學科特征最根本的保證。

三、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關系”的研究

比較文學的興起是從法國學派有關國際文學系史的實證性研究開始的。前面我們提到，比較文學剛剛創立的時候，就遭到了來自著名美學家克羅齊等人的非難。為了應對這種理論質疑，法國學派必須考慮到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所應具備的科學基礎。所以基亞明確指出:“比較文學并不是比較，比較只不過是一門名字沒取好的學科所運用的一種方法?！保?］法國學派認為比較文學是一種實證性的文學關系史的研究。公允地說，這種實證性的文學關系研究，奠定了比較文學學科的嚴謹的科學性研究基礎。但是，由于在實際操過過程中，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者過于強調實證的影響研究，束縛了研究的有效展開，逐漸使后人對這種研究范式產生懷疑和反思:首先是美國學派對法國學派作出激烈批評。在著名的教堂山會議上，美國學者認為，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是僵硬的外部研究和文學史研究，在當時文學研究由社會學的外部研究向關于文學性的內部研究轉向的歷史語境下，韋勒克提出比較文學研究要“正視‘文學性’這個問題”［10］，應該把美學價值重新引進比較文學學科領域中來。因為“文學性”問題是美學的中心問題，是文學作品得以存在的內部規律性。相應地，比較文學應該從簡單的國際文學關系史的定位中重新回到文學本身。比較文學不應該只屬于文學史研究的范疇，同時它也應該包括文學批評和美學批評的內容。

美國學派韋勒克等人的質疑和責難當然自有它的道理。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學科，比較文學學科話語不應有自我束縛和限制。而且，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范式，對文學內部規律的重視也是應有的題中之義。但是，美國學派對法國學派影響研究的責難也有它的一些片面性。作為學科發展第一階段的重要理論，“影響研究”有其充分的學科理論價值。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的“影響研究”，首先是一種文學關系學研究。就其最初的學科定位來說，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強調文學關系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它繼續追求一種實證性的文學關系研究。就第一個方面而言，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的文學關系研究實際上屬于文學史研究的范疇。波斯奈特(H．M．Posnett，1855－1927)在1886年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較文學的專著《比較文學》，實際上就是一部關于文學的進化史著作。波斯奈特用進化論的觀點來檢討文學的發展演變過程，探討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她提出:“我們采用社會逐步進展的方法，從氏族到城市，從城市到國家，從以上兩種到世界大同，作為我們研究比較文學的適當順序?！保?1］氏族———城市———國家———世界的文學進化圖式實質上使比較文學在其最初發展階段著重關注和研究的對象就是文學的進化史。法國學派在波斯奈特的定義之下有所拓展。梵•第根(PaulVanTeighem，1891－1958)提出，比較文學研究可以在各個方面延長一個國家文學史所獲得的結果，能夠“補充那些本國的文學史并把它們聯合在一起。同時，它在它們之上，紡織一個更為普遍的文學史的網”［12］。其意在于，比較文學的研究在于不同國家的文學史之間，是國別文學史的一種補充和完善，是一種彌補國別文學史視野片面性的文學史研究方法。這樣，比較文學的這種國際文學關系史就共同編織出國際文學發展的總體網絡，從而形成一種總體國際視野。不同國家文學之間的互相交流、對話、融合是形成文學發展的重要途徑。比較文學的興起，從國際文學關系的研究中發現了文學橫向發展的新動力，促進了文學和文學研究的進步。就第二個方面而言，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的文學關系研究特別強調實證研究。法國學派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文學的實證研究。它力圖用實證的方法來研究法國文學對其他國家的文學的影響力量，從而證明法國文學的重要性。應該說，法國學派的這種理論起源，深層意識中含有一定的文學沙文主義，但是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它逐漸摒棄了這種觀念，而向著比較文學的“世界性”開放。在學科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影響研究的實證性方法，為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科學研究基礎，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包括:淵源學、流傳學和媒介學等實證性的文學研究范疇。淵源學主要通過溯本求源的方式來探討一種或多種文學現象的橫向來源;流傳學主要研究一個文學現象在另外的文學體系中獲得的影響和傳播的情態;媒介學研究不同國家文學之間文學影響得以形成的中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及其它所提供的種種研究方法，在用實證性的科學研究方法來求證法國文學在國際文學關系中的地位和影響的時候，雖然注意到了文學在傳播和影響的過程中的種種變異現象，但是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就是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二個階段美國“平行研究”為主流的階段，文學現象之間的變異現象也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是從“文學性”出發，來研究不同體系內文學現象的共同點。它注重強調沒有實際影響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的“某種關系性”［13］。

這種關聯性在韋斯坦因那里就是所謂的類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親和性”［14］。無論是“關聯性”也好，“親和性”也罷，其實都是求同思維范式的體現。這在單一的西方文學體系中是很有效的一種研究方法，但是，在世界文學的范圍看來，這種理論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準。除一些基本的文學原理大致相同外，在不同文化體系內，文學現象表現為更多的是不同狀況，更多的是面對同一個文學對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學表達形式或觀念的變異。除了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的變異性之外，我們還應看到異質文化中文學的差異性。也就是除一些基本的文學原理外，在文學表現形式、表現習慣，審美觀念等具體的文學形態上，不同文化體系內的文學都會存在不同的樣態。我們將這種樣態稱之為文學的差異性。這種文學差異性在各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是存在的，在強調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的今天，更是色彩斑斕。這種狀況的出現，給比較文學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比較文學作為研究文學關系的一門學科，比須面對這種新的狀態。怎樣處理這種不同文學變異甚至差異?比較文學的世界性眼光要求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必須具有博大的胸懷。因為，正如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貝托•艾柯(UmbertoEco，1932———)所說的，在文論多元化的語境下，“人們發現有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互相理解的氛圍之中”［15］。這就告訴我們，比較文學研究不僅要關注一種文學現象的影響形式，更要關注它的變異形式，同時還要關注它的差異之所在。只在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才有真正進入“世界文學”的可能性。?？碌倪@種認識是難能可貴的，作為居于歐洲文明中心的他，不僅意識到了不同文化之間巨大的差異，并且對這種差異的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睿智的洞見。因此，我們認為，比較文學要以各民族異質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理解為前提，比較文學要從“異”出發。因為，只有容得下各種不同文化的“變異性”、“差異性”的胸懷，才真正會有文學“世界性”的天空［16］。但是，我們強調比較文學“文學關系”研究中的“變異”、“差異”問題，又必須警惕兩種極端的傾向:一是極端化的文化相對主義;一是將文化“他者”烏托邦化。文化相對主義固然超越了對“化者”文化高低優劣的劃分，超越了以某種中心為價值判斷標準的偏見，但它如發展到極端，極易走入另一個“自我中心”，從而缺少寬容性，與“世界文學”理想背道而馳;而將“他者”文化或文學烏托邦化的結果是陷入到一種對“差異”或者“變異”的夢幻迷戀之中，將“他者”鏡像化為一種理想模式，從而缺少一種識別與批判的勇氣［17］。

四、比較文學是一種文學(總體)性的研究

比較文學從它創立學科起就致力于文學的總體性研究。但是在比較文學草創時期，比較文學和總體文學之間卻有著糾纏不休的關系。法國學派主將基亞就曾指出:“人們曾想，現在也還在想把比較文學發展成為一種‘總體文學’來研究，找出‘多種文學的共同點’(梵•第根)，來看看它們之間存在的是主從關系抑或只是一種偶合。為了紀念‘世界文學’這個詞的發明者———歌德，人們還想撰寫一部‘世界文學’，目的是要說明‘人們共同喜愛的作品的主體’。1951年時，無論是前一種還是后一種打算，對大部分法國比較文學工作者來說，都是些形而上學的或無益的工作。”［18］基亞的這種批評，是針對梵•第根的“總體文學”觀，力圖維護以他的老師伽列等人的比較文學學科觀念的純潔性的。因為，在伽列等人看來，比較文學什么地方的“聯系”消失了，那么那里的比較工作也就不存在了。

事實上，梵•第根與基亞的爭歧，僅僅在于梵•第根在強調比較文學“關系”的同時，還設想過“總體文學”:“比較文學最通常研究著那些只在兩個因子之間的‘二元的’關系……所謂‘文學之總體的歷史’，或更簡單些‘總體文學’，就是一種對于許多國文學所共有的那些事實的探討。”［19］比基亞學科眼界稍微開闊一些，在梵第根看來，“總體文學是比較文學的一種自然的展開和一種必要的補充?！保?0］他提出的“總體文學”實際上是在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的啟迪下對文學整體性的一種最初把握。事實上，它沖擊了法國學派其他代表人物如基亞等人刻板固守的一國對一國的關系，沖擊了法國學派的根本立場，即比較文學非“比較”而是“關系”、“貿易”。因此，他所提出的“總體文學”，啟發了后人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拓展。之后美國學者韋勒克、雷馬克等人進一步修正了梵•第根的比較文學學科觀念。韋勒克說:“我懷疑梵•第根區分比較文學和總體文學的意圖是否行得通。他認為比較文學局限于研究兩個文學之間的互相關系，而總體文學則著眼于席卷幾國文學的運動和風尚。這一區分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也是不切實際的……把‘比較文學’局限于研究文學之間的‘貿易交往’，無疑是不恰當的?！保?1］這樣，在韋勒克看來，“比較文學已經成為一個確認的術語，指的是超越國別文學局限的文學研究?！保?2］雷馬克對“比較文學”下的定義更加直截了當:“比較文學研究超越一國范圍的文學，并研究文學跟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的關系?！薄昂喍灾?，它把一國文學同另一國或多國文學進行比較，把文學和人類所表達的其他領域相比較”［23］。雷馬克的“比較文學”定義幾乎成了金科玉律。但依然遭到來自韋勒克等人的質疑。韋勒克認為:“內容和方法之間的人為界線、淵源和影響的機械主義概念，以及盡管是十分慷慨的但極屬文化民族主義的動機，是比較文學研究中持久危機的癥狀。所有這三個方面都需要徹底加以調整。比較文學和總體文學之間的人為界線應當廢除。……(比較文學)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干脆就稱文學研究或文學學術研究?！保?4］雷馬克和韋勒克等人對比較文學的重新定義，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視野，糾正了法國學派的文學沙文主義傾向，將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從狹隘的文學“貿易”關系轉而為文學性之間的研究，無疑挽救了比較文學局促的頹勢。但是，雷馬克、韋勒克等人卻又為比較文學危機打開了另一個口子，即比較文學疆界的無限化，使比較文學限于到“無邊的比較文學”新危機中。特別是近些年來，文學研究界“文化研究”熱潮的崛起，“文化研究”滲入到比較文學學科中來，使得比較文學研究更加拓寬了視野，也使得比較文學陷入到空前的危機中來，即當一個學科沒有一定的學術界限時，這個學科存在價值等問題也就應運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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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比較文學思維的發展

    從早期的希臘文化中,人們可以發現大量的用比較的方法研究文學,但這時的比較方法具有盲目性和膚淺性,還沒有形成體系,同時,還具有相當的哲學印記。在古希臘早期的畢達哥拉斯學派所提出的“和諧”觀點,就包含了豐富的比較思想,他認為“和諧是許多混雜要素的統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致”[1],對于和諧音樂規律的發現,尤其體現了這一點。據說有一次,畢達哥拉斯路過一個鐵匠爐,聽到打鐵時發出的各種聲音非常悅耳,于是,他對鐵錘的重量加以比較,發現不同重量的鐵錘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他由此受到啟發,創建了音程的數學原理。辯證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的美的相對性的問題也體現了比較思想,作為例證,他把人與神相比較,認為人在智慧、美麗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而“最美麗的猴子與人類比起來也是丑陋的”[1]。亞里士多德在論述詩與史的關系時,明顯采用了比較的方法,認為詩比史更真實,因為詩“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2],詩與史的區別在于“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一敘述已發生的事”;“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歷史則敘述個別的事”并得出結論:“寫詩這種活動比寫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2]。從這里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的論述帶有明顯的比較的思維痕跡。到了啟蒙運動時期,萊辛在《拉奧孔》中詳細闡述了詩和畫的區別,并對他們進行了比較。他認為,詩和畫的區別主要有三點:第一,媒介不同;第二,題材不同;第三,感受的途徑不同。同時,萊辛不但看到了詩和畫的區別,還看到了二者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融合,可以化靜為動,化動為靜,詩可以轉化為畫,畫可以轉化為詩。理查德?赫德在《論詩的模仿》中,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了中國的《趙氏孤兒》和古希臘的悲劇《厄勒克拉特》的相似之處。

    (二)比較文學的正式提出

    在經歷了比較思維的不斷發展和成熟之后,比較文學逐漸開始以一門獨立的學科登上文學的舞臺。據趙小琪在《比較文學教程》考證,最早使用“比較文學(ComparativeLiterature)”這一詞語的是法國兩位中學教師諾埃爾(FrancoisNoel)和拉普拉斯(E.Laplace)[3]。他們在1816年編輯出版了一本文學作品選集《比較文學教程》,但該作品并未對比較文學作理論探討。1829年法國學者維爾曼(Vil-lemain)出版《比較文學教程》一書,1830年另一名法國學者安貝爾(Ampere)開設了名為“各國文學的比較史”的講座。但這一時期,主要是停留在對作品的羅列和簡單對比上,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比較。到了1886年,英國學者波斯奈特發表了《比較文學》一書,“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較文學的理論著作”[4]。這本書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標志著比較文學一門獨立的學科登上歷史舞臺。這是因為在這本書里,作者對文學的本質和比較研究作了理論上的詳細的論述,還對東西方文學進行了全面的比較。此后,比較文學的論著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世界各地的大學相繼開設比較文學的講座或課程。同時,針對比較文學的定義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先后出現了法國學派、德國學派、英國學派、俄蘇學派等等不同的派系。比較文學這門學科開始在西方蓬勃地發展起來。

    二、比較文學在中國的發展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中國的興起要比西方晚,但就比較思維而言,如果從中國文學理論中尋找,總會發現很多有關比較思維和比較法的記載。

    (一)比較思維的發展

    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在《論語》中就有有關比較思維的記載,在《述而篇第七》中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句話就體現了豐富的比較思想。南北朝時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寫道:“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干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边@段話將個人的性格氣質與所寫文章風格作一比較,“觸類以推”,認為“表里必符”。與《文心雕龍》并稱的鐘嶸《詩品》更是大量的運用了比較手法,在其各章中,鐘嶸首先便判斷每個作者寫作的來源,如在品鑒漢都尉李陵時,鐘嶸寫道“其源出于《楚辭》”,在品鑒晉平原相陸機時說“其源出于陳思”,等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實這就是一種比較。唐代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在論述每種文體風格時采用種種較為具體的意象作比,在比較中得出其共同點,即構成題目的風格,例如在說明“洗煉”時,寫道“如礦出金,如鉛出銀。超心煉冶,絕愛緇磷?？仗稙a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種種意象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以其特征的共同性得出“洗煉”的內涵。以后,西學東漸,東西文化得以溝通,一大批通曉古今、學貫中西的學者成了中西比較文學的先驅,如嚴復、王國維和林紓等人。他們翻譯外國作品,著書立說,敲開了中國比較文學的大門。王國維就曾用叔本華的哲學研究《紅樓夢》,寫出《紅樓夢評論》,林紓將《老古玩店》和《紅樓夢》作了比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比較文學主要集中在中西個別作品的比較和對西方作品的翻譯上,還有一些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解放后,由于當時特定的國情,我國在比較文學方面主要是中蘇文學關系的論文,直至70年代末,在這期間,雖然出現了像錢鐘書的《管錐篇》這樣的優秀著作,但從整體上看,取得的進步很是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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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

1．跨學科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通對文學現象中的道德、倫理、思想、宗教、地理、經濟等多種社會價值標準進行評判，并通過比較研究區分審美與藝術形式，使得文學的發生與發展與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更緊密聯系在一起。武漢大學張榮翼教授在發言中提到了西方正盛興的“生態批評”，即把文學與環境保護相結合。在強調該領域研究具有跨學科和全球性視角的同時，認為我國學者研究生態批評應具有自己的視野和更客觀的角度。正如文學反應的任何一個社會側面一樣，環保絕不是一個單純孤立的概念，它牽涉到諸多的政治和社會因素，蘊含集團與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博弈。武漢大學張箭飛教授則以“比較文學之外———略談風景學的范圍和重點”為題闡述了兼容或跨越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空間研究(spacestudies)、環境研究或生態批評(ecocriticism)———三支貌似獨立的學科的風景學(landscapestudies)。比較文學的風景學研究屬于跨學科研究，其研究對象鎖定在其與文學、藝術和美學交疊的范圍之內。近年以來西方學界圍繞風景的定義、風景引發的諸如文化民族主義、地方感、身份認同、自我意識、人與環境等重大議題曾展開爭論。中國學者的研究有必要在厘清諸家學說的承繼或揚棄關系的基礎上，對許多問題進行重新界定從而確立學術走向。鄒建軍教授在題為“文學地理學批評的反思與構建”的發言中，反思了國內學者的文學地理學研究。他認為中國現有研究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對西方空間批評的翻譯和介紹、文學的歷史地圖描繪、文學中心的地理變遷、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可以從三個方面對比較文學地理學批評進行建構:對重要概念術語(如地理基因、地理建構、地理影像、地理敘事)進行定義，使其具有方法論意義，在文學地理學的框架下來重新梳理文學史，探討文學地理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并可援引其指導其他一些研究。武漢大學張晶通過《山楂樹之戀》及《唐山大地震》所引起的反響談到文學通過影視藝術的嫁接、傳播及文化的透視所引起的思考，由此比較文學研究應可涉及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傳播學、文學與文化等多個方面。中南民族大學尹銳則以“人文地理學與英語后殖民文學的關系”為題提出了將人文主義地理學與后殖民文學進行結合研究的倡議，他認為后殖民文學在當今是熱點，人文主義地理學至少可以從風景與創傷、風景與權力、地理與逃避等三個方面切入研究。

2．比較文學研究實例。除了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進行理論探討，與會學者也對自己在本領域所進行的一些實例研究進行了交流。惠州學院外語系湯富華教授首先以“論翻譯之顛覆力與重塑力量———重思中國新詩的發生”發言，利用大量文學史料論證了翻譯在中國新詩的產生過程中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武漢紡織大學譚燕保教授則以“他者鏡像中的他者———看《女勇士》和《最藍的眼睛》中的女性書寫”為題，從比較文學形象學角度分析了湯亭亭和托尼•莫瑞森在女性書寫方式角度上的表層相似，但深層書寫方式的巨大不同。通過對比二者去追溯主體的身份訴求便可明顯看出其差異，進而推知同為美國少數族裔的華裔和黑人在美國的生存狀況。廣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蔣金運則以“北美華人詩歌中的生態倫理中國想象”為題，通過生態倫理想象模式、策略及內容的研究透視了北美華人作為主流文化邊緣體的心理圖式。安徽大學劉云以“《莊子•齊物論》與《盜夢空間》的互文性解讀”為題，從互文性視角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兩部作品中的“夢”的異同，從而昭示了東方文化的務虛和西方文化的務實。武漢紡織大學劉慧則以“生態倫理視域下楊克的悲劇”為題，對奧尼爾戲劇“毛猿”中的珠寶店、皮貨店場景、人與猩猩的握手細節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細節的精心設置顯示劇作家強烈的生態倫理意識和人文關懷。湖北警官學院張友文教授談了自己對公安文學的研究。武漢大學博士生韋照周和華中師范大學博士生杜雪琴分別關注了“羊皮紙效應”和易卜生創作中的地理詩學問題。

二、比較文學研究原則的堅守

比較文學自誕生百余年來，可以說一直是危機重重，質疑不斷。中南民族大學葉緒民教授通過對比較文學學科肌理的再思考，在承認比較文學不斷吸納新方法、新角度的創新意識的同時，道出了比較文學的核心何在之疑惑。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應謹防過寬，應注重比較本體及本體的文化角色，在文學流通中去進行比較研究。如果說比較文學研究以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來分，本學科應以內部研究為主，且在外部研究中注重文學性這個關鍵所在。武漢大學趙小琪教授則認為比較文學就是在質疑聲中顯示其生命力，其研究吸納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并化用，應謂之順理成章。同時，比較文學的學科特征在于主體間性，主要表現在研究主體與研究主體間性、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主體間性、研究對象主體與研究對象主體間性等方面。這種學科特征決定了比較文學主要研究不同國別文學的間性關系、不同詩學的間性關系、文學與文化理論的間性關系、文學與其他學科的間性關系。胡亞敏教授對比較文學提出了三點思考:其一，比較文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拓展應讓我們更加清醒認識本學科所受到的理論沖擊、文化沖擊及與政治的結合。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理論與文化沖擊，使得比較文學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大;而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使得本學科擔負著對強勢文化反叛的使命。其二，比較文學的學科定位應清楚，比較文學應有自己的堅守。應當把比較文學定位為跨文化的文學關系研究。比較文學既要開放又要保守，要有自己的陣地，要有助于文學的發展。其三，中國當代比較文學研究的民族性堅守。當今的中國需要研究民族文學，民族文學與他國文學之間的影響關系;而湖北省比較文學的特點，在于中文與外語兩支學術隊伍的融合和互借，及身處中國腹地的包容胸襟。綜上所述，此次研討會不僅關注學科理論構建，也重視具體案例研究。這昭示著，比較文學的發展不僅要吸納各種新思潮和新觀點，更要有自己的學科堅守和發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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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國內普通高校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主體來看，主要存在兩種主要模式:一是高校督導的聽課及評價，二是本專業同行的評教。這兩種教學評價對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尤其是教學督導在教學效果、同行在教學內容及技巧方面的督促、提醒，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于比較文學教學的幫助作用。但問題是，僅僅局限于教學督導和同行們的角度來評價比較文學本科課程的教學，而忽視了對于其他評價主體的關注，顯然難以達到真正、全面改善教學效果的目的。就國內普通高校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評價反饋機制而言，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第一，忽視了對于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課程開展之前教師教學能力、教學效果以及學生的知識儲備、外語能力和綜合素質等方面的評價。一般而言，高校比較文學課程的開設往往是依據既定的本科培養計劃開展，根據學生所在的年級、專業等情況而設置。但是在開設比較文學本科課程之前，院系通常并不會關注授課主體和聽課主體的能力、素質及其匹配性。院系在開設比較文學本科課程之前，注重教師教學任務的承擔、學生學時的多少、具體的課程設置等內容，而對課程開設之前教師的授課風格、講授技巧、學生的接受心理、外語能力以及學習氛圍等往往不太重視。這種教學活動開展前預評價的不足，使得不少院校在比較文學本科課程開出之后會存在一系列的問題:教師的研究興趣與授課內容的偏離;教學任務與學生學時的不對稱;教師的講課風格、技巧與80、90后學生的難以兼容;學生外語能力欠缺，導致比較文學教學中涉及外文文獻查找、閱讀等活動難以進行;知名教授過于學術化、專業化的講授與本科學生既有的知識儲備、理解能力出現巨大鴻溝等等。

第二，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缺乏定性、定量的指標體系，因而使得不少評價顯得較為隨意，缺乏連續性、穩定性。即便一些開設比較文學課程較久的院校摸索了一些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評價指標，但它們也大多因為停留在描述性、結論性的評價水準上，評價方式主觀性大，評價標準模糊，難以成為客觀的、可復制的評價指標。體現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就是一些督導、同行根據自己的理解、喜好對比較文學任課教師進行評價，他們雖然也可能向學生問及對于任課教師的評價，但由于缺乏具體的、精確的評價項目，個人的好惡、親疏以及專業背景等因素嚴重干擾了評價的可靠性。

第三，目前的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體系不太全面。較為全面的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機制應囊括教學設計、學前評價、教學管理、外語能力培養等內容在內，以便盡可能地展現出影響比較文學教學效果的一系列因素，進而揭示能夠有效提高教學效果的途徑。而目前的比較文學課程評價則往往只突出教師的講授能力、課堂紀律、學生互動等評價，而對其諸如課程規劃、教師配置、學前考察、考后評價等功能較為淡漠。

第四，從評價主體構成來看，通常的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注重的是學校管理方和同行的評價，而對于教學活動中的其他相關主體的評價是忽視的。目前的比較文學教學評價比較看重來自學校督導、院系同行的評價，這構成了評價的核心部分。雖然也有不少學校開展了學生評教的活動，但是這種評價往往帶有許多變動因素，顯得不太客觀、準確。例如，學生往往從教師授課的風趣與否、個性突出與否、老師與學生的親切與否等進行評價，而對于比較文學課程本身的授課策略、授課技巧以及教師本身的學術能力缺乏辨別的能力，難以有效地反映出比較文學課堂教學的實際情況。很多院校對于學生比較文學專業外語能力、查找文獻能力、中西比較視野的養成等相關評價不太重視，許多指標都沒有體現在當前的教學評價體系中。正是由于當前普通高校比較文學本科教學沒有建立一個全面、立體、合理的評價機制，使得比較文學課堂教學及其效果中隱藏的一些內在不足無法得到及時的發現和糾正，學生在比較文學的課堂學習過程中也很難提高自己的綜合能力，無法達到比較文學教學的預期目標。

二、建立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機制的原則

針對比較文學本科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提出建立科學、立體的比較文學教學評價機制，以期切實提高教學效果。其中，有這樣一些原則應體現在比較文學本科教學的評價機制中:首先，建立多方聯動的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考核機制。多方聯動的考核機制較之一般教學評價，它的突出特點是將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涉及相關部門、主體組織為一個有機整體，考核主體既包括授課教師、教學督導、同行同事，也包括教務部門、學生、社會單位等。它可以使每個教師都有機會接受來自校內外、上級部門、社會和同行、學生等各方面的評價，更為客觀、真實地反映出比較文學本科教學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其次，應該制定具體的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考核辦法，依據評價指標體系組織考核，并采取相應的獎懲措施。為了充分發揮評價機制的引導、激勵作用，院系應通過多種渠道及時反饋評價信息，進行比較文學教學的考核工作。評價與考核并不是目的，評價、考核的主體和對象應進行良好溝通，總結經驗，發現問題，為此后課堂教學的提高提供切實的幫助。同時，應該將比較文學教學評價與考核結果納入教師的年度工作考核，作為晉升工資、評定職稱、評優等的重要依據，使教師們形成自覺搜集課堂教學評價信息、進行自我提升的意識。再者，在比較文學教學評價機制中，應合理安排好教學評價的先后順序。在評價目標的選擇方面，我們可以先以教學資歷較長、各方評價較好的教師課堂教學評價為試點，引導其他教師逐步轉換，通過典范的影響推廣經驗，然后再推廣至其他老師的課堂教學評價中去。這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不宜操之過急，否則很可能會形成一種強大的壓迫力，反而使得教師在授課時無所適從。同時在評價內容的制定方面，應制定科學、全面、合理的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指標和標準，使之能夠多方位地揭示比較文學課堂教學過程中任課教師、上課學生的實際情況，由此來進行教師的課堂教學效果評價及考核。我們力圖構建的普通高校比較文學本科教學評價反饋機制的若干原則，充分考慮到課堂教學活動開展前后的不同階段、不同部門的作用，盡可能地客觀揭示比較文學教學過程中的各方影響因素，綜合課堂教學的各方主體形成全面、科學、客觀的評價，從而能夠為比較文學本科教學活動的順利開展和不斷提升提供參考意見。

篇6

把“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兩個學科合并為一個學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較文學系,這些問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引起學界思考和爭論。筆者以為,將“比較文學”放在師范院校中文系,并將它與“外國文學”合并為一個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這種學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實就是比較文學系。從學科知識結構建構看,將“比較文學”放在中文系,相對于放在外語系,更為合理。這既是因為中文系諸學科具有接受“比較文學”的學科基礎,還因為這樣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諸學科。外語系的文學學科,僅僅是外國文學,而中文系的文學學科,既有中國文學,又有外國文學,還有文藝學等,在學科知識板塊基本設置上具備了在漢語語境下比較文學學科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結構。在中文系中,“外國文學”的設置本身,給中文系學科整體帶來一個可與中國文學互照互識的參照,使學生具有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但由于沒有“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各門課程雖然在知識結構上具備整合基礎,卻各自封閉,缺乏溝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過輸入新學科———“比較文學”,使原有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有了整合的學科理論,可以對整個中文系原有諸文學學科知識板塊加以自覺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賦予該學科整合中文系諸學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國文學”在中文系的學科地位,使“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成為中文系諸學科整體中的結構要素。確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是中文系學科整體之結構要素,意味著認定“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性質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響到中文系所有學科,使中文系諸學科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規定的基本性質下相互作用轉換生成一個結構整體,具有傳統中文系原來所不具備的新的性質和功能。

這種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體性質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世界文學”知識結構與視野、“比較文學”異質文化文學互照互識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詩學核心概念等,將使中文系諸文學課程整體具有“世界文學”之整體性質。這種“世界文學”整體性質放大影響中文系諸傳統學科,將使中文系原有諸學科相互作用轉換為一個整體———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語文工作者的載體,將使傳統中文系培養的能說會道的“筆桿子”,具有當下語文工作者應當具備的“世界文學”基本知識結構和全球視野。因此,“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時代,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怎樣整合中文系原來分散孤立的諸學科呢?首先,從中文系本科一年級開始,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給學生講“學術導引”課,讓學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學習過程中的總體要求,并與其他學科商討確定讀書寫作的具體要求:文學課程要求背誦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誦要求、細讀基本書目以及細讀要求、學科小論文寫作基本規范與基本要求、中國古代文獻閱讀基本要求、英語文獻閱讀基本要求等,讓學生明白做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語文工作者應該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實基礎。

在中文系諸學科中,只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具有主持這種“學術導引”課程的宏觀視野和整合能力。誠然,國別文學學科就具體文學事實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藝學學科可能就具體理論研究更加具體,但應看到,封閉的國別文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知識結構上貫穿中外、古今的跨越優勢與互照互識的視野,傳統的文藝學學科不具備“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文學實證基礎。所以,在主持“學術導引”課時,“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雖應與其他學科充分交流溝通,尊重其它學科的意見,但還是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統籌兼顧這種“學術導引”課程更為適宜。雖然由“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主持“學術引導”課程,但學生“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卻不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一個學科的任務,而應由中文系所有課程共同承擔。中文系一、二、三年級專業基礎課程,應落實各學科的背誦要求、閱讀要求,以及學科小論文寫作要求。在此基礎上,通過三年級(或四年級)“比較文學概論”課程講授比較文學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開設的專業學科相互溝通,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漢語語境下的“世界文學”。一年級的“學術導引”課,與四年級的“比較文學概論”互相呼應,因此,“學術導引”課程可以視為“比較文學”課程的一部分,課時由“比較文學概論”課時撥出。最后,通過四年級畢業論文寫作,學生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基礎上選擇題目,嘗試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并表達自己觀點。學生四年級畢業論文題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學比較,但是,由于學生論文題目是在漢語語境下“世界文學”總體知識結構基礎上對某一具體問題的選擇,這樣訓練出來的學生,與傳統的中文系學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覺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語境的知識結構和學養,具有與世界溝通的能力,更適應21世紀全球化發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學科合并方式:學科獨立

“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現狀是不同學校處于各自嘗試階段:有的學校把比較文學的內容放在外國文學課程中講授,有的學校嚴格堅守兩個學科的各自邊界,兩門課程分開講授,并強調各自學科的獨立性。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中指出,子結構保持自己的結構邊界、結構平衡、結構轉換規律參與更大結構構造的自我調整性,是結構的三大特點之一。[1](1-11)從理論上講,如果“世界文學”知識結構是一個整體,“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國別文學,文藝學、比較文學等理論課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學科要參與世界文學知識結構建構,都應該保持自己作為子結構的結構邊界、結構構成元素以及結構要素等。“世界文學”作為更大結構對中文系包括外國文學、中國文學等課程整合,不是打亂各學科的邊界,隨意改變各課程的特定對象,而是中文系諸學科保持各自學科獨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結構轉換,在保證各自學科的學科邊界與獨特學科對象穩定性前提下整合。學生跨越異質文化的知識結構與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獨立學科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為核心相互作用轉換生成的新的整體結構性質與結構功能。在這個意義上,中文系諸學科不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學科獨立性,還要保證自己學科的扎實基礎,這既是中文系諸學科整合之絕對前提,也是“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科合并之絕對前提。沒有各學科之獨立邊界,“比較文學”主觀隨意地放在國別文學課程中講述,學生沒有各自學科的扎實基礎,很有可能不同學科知識混同于一大鍋漿糊。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可以把比較文學有關基本概念說得頭頭是道,但不僅學不好國別文學,比較文學也不可能學好。從文學知識結構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國別文學基礎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學”知識建構。如果中文系學生只具備“中國文學”的知識結構,沒有相應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就缺乏“世界文學”觀念上互照互識的基本參照,不具備進一步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知識準備。反之亦然。如果學生不具備完整的外國文學知識結構,這時給學生講授“比較文學”課程,對學生來說,就只是能指的游戲,學生根本不具備接受這些概念的期待視野。#p#分頁標題#e#

三、學科基礎:雙語雙文本

圍繞“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核心,中文系需要打好扎實基礎的學科,主要是涉及基本語言能力培養與基本文學經典閱讀訓練的學科。從語言角度看,強調扎實的英語基礎是對的,誠如劉象愚先生所說,學生英語基礎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筆者要補充的是,中文系學生的古代漢語基礎,也是怎么強調都不過分的基礎之一。具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跨文化語境的中國語文人才,不能不具有閱讀自己祖國古代文獻的基本語言能力。一個中文系學生,獲得英語國家六級考試合格證書固然不錯,但如果這個學生閱讀中國古典文獻只能看橫排現代漢語譯本,這樣的中文系學生顯然是不合格的。不管在什么時代,作為中國的語文工作者,都必須具有直接閱讀沒有斷句的、豎排本的中國古代文獻的語言能力。扎實的英語和扎實的古代漢語基本能力,是對當下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語文工作者的基本語言要求。從文學角度看,在“世界文學”前提下打好扎實的國別文學基礎,學生應該總體把握中西兩個文化系統的基本文學經典作品,成為在知識結構上學貫中西、學貫古今的博雅之士。具體說學生應該背誦有關中國古代詩文代表作,細讀中國戲曲、小說代表作,細讀從荷馬史詩到19世紀小說的西方文學代表作?；谝陨险J識,筆者提出,“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學科合并,不僅要求保持國別文學原有知識結構基本內容的穩定性,而且還應保證國別文學課程處理的厚古薄今原則,從源頭上打好基礎。古代文學經典是中文系學生基礎中的基礎,任何文明中的文學事實,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在國別文學課程中,只有古代基礎打扎實,學生才能水到渠成地理解后來的文學現象。否則,學生關于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閱讀,不過是在當下期待視野下的誤讀;學生關于外國文學經典的閱讀,不過是在中國文學語境下的誤讀。《詩經》、《離騷》不過是古代版的朦朧詩,奧菲尼婭的故事不過是莎士比亞版的張愛玲小說。在這種誤讀情況下,中文系課表上雖然開設了“世界文學”諸課程,但中文系學生并不具備“世界文學”的文學知識結構與專業訓練。中文系國別文學教學還應以“還原”為目標從各自文化語境闡釋文學作品。因此,打好扎實“國別文學”基礎,還要求跨越文學、歷史、哲學的學科界限,以“還原”為目標,從中西文學文本各自產生的具體文化語境來闡釋文學作品,盡量避免以今日中國語境誤讀古代中國文學,以中國語境誤讀西方文學,或者以現代西方語境誤讀中國文學。誠然,歷史永遠不可以在100%的意義上“還原”。敦煌文獻與傳世的唐代文獻就存在很大差異。然而,作為文學史的知識傳授或者文學史研究,畢竟又與文學欣賞者的自由闡釋不同,它要求盡量將作家作品“還原”到其所產生的具體歷史文化時空,從作家作品所產生的具體文化語境闡釋作品。在此意義上,筆者以為,在中文系教學中強調外語是不錯的,但僅僅是外語也是不夠的。文化哲學是讀解文學文本非常重要的基本途徑,是絲毫不亞于語言能力的基本途徑。遺憾的是,在當下中文系教育中對學生英語能力比較重視,對學生文化哲學功力培養相對比較忽略。如果主體不具備與國別文學相應的文化哲學知識結構,僅僅具有閱讀文字的能力,不管是古文能力或英語能力,在閱讀文本時都只能在能指層面認字而不知所云,或者根據他人的觀點鸚鵡學舌地“闡釋”文本。不能在“還原”意義上與經典文本對話交流,國別文學課堂就徒具空名而流于文學欣賞沙龍或者文學故事會,學生不可能具備博雅之士的內在學養。在此意義上,學生“雙文本”扎實基礎,還意味著倡導學生盡量擁有“雙文化”的功力。

四、學科目標:獨立批判精神的博雅之士

篇7

一般認為，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理念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1961年，美國學者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①。日后，學術界將雷馬克將所言的“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具化為“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以及“文學與宗教”等。比較文學的“跨學科”一詞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1975年，法國學者讓•皮埃爾•巴利塞里在一次比較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提出，比較文學研究不應該受制于學科界限，可以從“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角度，加強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聯系和交流②。這是比較文學領域首次出現“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一詞。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吁求出現于20世紀80年代。1987年，楊周翰在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所寫的序言中指出:“按照比較文學的一般定義，它包括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國別、不同民族或不同語言的文學的比較研究;它還包括文學和其他學科、其他藝術或其他表現領域之關系的研究”③。他認為，中國比較文學工作者在前一個領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而在“跨學科”領域所做的研究不多，有很多的不足。為此，他發出呼吁:“我們需要具備一種‘跨學科’的研究視野: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還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文學”①。

歷史上，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又被稱為“科際整合研究”，即把人類社會童年時期處于同一個母體的、日后被細化的社會分工所割裂開來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等學科重新整合起來，以文學為中心，從文學的入手，在文化的背景下，在比較的視野中，對文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規律進行研究。比較文學“跨學科”理念的提出及其理論構建，得益于20世紀世界文學的發展和文學觀念的更新，得益于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飛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視野的拓寬和思維方式的嬗變。這種情形下，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化，語言的、國別的、傳統的、人為的界限早已打破。傳統的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不但“難以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①，而且已不能滿足宏觀視野下綜合研究的需要。而超越時空觀念，超越學科界限和超越文學自身的綜合性研究，既可為當代比較文學研究開辟新的、廣闊的研究領域，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順應時展所做出的必然抉擇。其實，在提出“跨學科”理念的同時，雷馬克就談到了“科際整合”或曰綜合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我們必須綜合，除非我們寧愿讓文學研究永遠支離破碎。只要我們有雄心加入人類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們就必須隨時把文學研究中得出的見解和成果集中起來，把有意義的結論貢獻給別的學科，貢獻給全民族和全世界”②。因為比較文學“是把人類創造活動本質上有關而表面上分開的各個領域連結起來的橋梁。”如果想發揮這座橋梁的作用，就要在研究領域上做文章，即“不僅把幾種文學互相聯系起來，而且把文學與人類知識與活動的其他領域聯系起來”③?？鐚W科研究充分體現了比較文學的邊緣性、滲透性和交叉性特征。它的出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外延，拓展了比較文學的空間，使文學研究走出了自我封閉的藩籬，使部分的、彼此孤立的文學現象連成了一個整體。與此同時，跨學科研究又將文學置于同其他學科相關聯的時空領域中，不但擴大了文學研究的范疇，開辟出一條文學與其他學科溝通與對話的渠道，還使我們有機會站在文學以外，站在其他學科的視角上觀察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學，從而對文學有新的認識和新的發現。如今，“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三大基本途徑已為比較文學界所認可和接受。

二、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現狀

中國比較文學的文獻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信息是20世紀80年代。1982年，張隆溪選編的《比較文學譯文集》選入了美國學者里恩•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牛頓•P•斯托爾克奈特的《文學與思想史》和瑪麗•蓋塞的《文學與藝術》;1985年，干永昌、廖鴻鈞、倪瑞琴編選的《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也選入了艾德爾的《文學與心理學》;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選編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除了將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文章選入外，還選入了中國學者錢鐘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樂黛云的《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以及錢仲聯的《佛教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1987年，楊周翰、樂黛云主編的《中國比較文學年鑒》除了繼續收錄樂黛云和錢仲聯的同名成果外，還收錄了傅鴻杰的《奧尼爾與尼采》、程代熙的《朱光潛與尼采》、朱維之的《禪與詩人的宗教》等;1989年，樂黛云、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除了王寧的長篇《導論》外，還收錄了很多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樂黛云的《文學與其他學科》及《文學與其他藝術》、許明的《文學與哲學》、王錦園的《進化論與文學》、徐志嘯的《文學與宗教》、伍曉明的《文學與音樂》、王長俊的《文學與繪畫》、王寧的《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孫津的《中西文論的哲學背景》等。中國比較文學的教材中最早出現“跨學科”研究的內容也在20世紀80年代。1984年，盧康華、孫景堯的《比較文學導論》以“非本科范圍研究”為題介簡要提及了“社會學與文學”、“神話、民俗學與文學”、“哲學與文學”、“宗教與文學”、“思想史與文學”、“語言與文學”以及“其他藝術與文學的關系”等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的《比較文學原理》在“科際整合”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學與藝術”跨學科內容。1988年，樂黛云主編的《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等跨學科內容。#p#分頁標題#e#

同年，陳惇、劉象愚的《比較文學概論》，在“跨學科研究”一章中，介紹了“文學和藝術”、“文學和宗教”、“文學和心理學”以及“文學和哲學”等跨學科內容。90年代及至21世紀，“跨學科研究”不但成為比較文學教材必不可少的內容，外延還拉伸到“文學和經濟學”、“文學和歷史學”、“文學與社會學”、“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系統論”、“文學與信息論”、“文學與控制論”等領域。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多出現于20世紀尾聲和21世紀初葉。如陳洪的《文學與宗教》、龔每律、譚桂林的《當代中國文學與宗教文化》、馮川的《文學與心理學》、葉舒憲的《文學與人類學》、彭兆榮的《文學與儀式:文學人類學的一個文化視野》、麻承照的《文學與民俗》、許建昆、陳又凌的《文學與電影的對話》、阮慶岳的《文學與建筑相問》、王寧的《文學與精神分析學》等。此外，一些非文學工作者也在自身學術視野內探索文學與其專業的關系，如羅小平的《音樂與文學》、蔣容理的《音樂與文學的對話》、羅立剛的《宋元之際的哲學與文學》、唐德剛的《史學與文學》、周群的《宗教與文學》等。另外，還有學者將“跨學科研究”引入具體的學術領域中，如鄭杰文的《中國古代文學跨學科研究》、陳致文的《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等。與著作類成果相比，中國比較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在論文類成果上呈輻射式和多元化態勢。除了“文學與藝術”、“文學與哲學”、“文學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文學與自然科學”及“文學與宗教”外，在“文學與計算機”、“文學與網絡”、“文學與動漫”、“文學與醫學”及“文學與農業”等方面均有數量不等的成果出現，展現出一種較為可觀的局面?？v觀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歷程，有如下問題值得關注:(1)全方位、多視角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已經形成。其內涵和外延不但突破了雷馬克當初制定的界限，而且隨新興學科發展的腳步不斷延伸，使比較文學的“邊緣性”、“交叉性”和“滲透性”功能得到充分施展。(2)文學界主宰研究的局面被打破。很多非文學領域的學者紛紛從自身的學術追求出發，深入探討所在學科與文學的關系，如“繪畫與文學”、“建筑與文學”、“醫學與文學”等，有的研究隊伍和研究成果已呈趕超文學之勢。(3)整體理論性探索不夠，實踐闡釋不足。很多研究流于表層，流于文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泛泛敘述。系統的、有理論探索的、有實踐個案的、有學術含量的成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比，“跨學科研究”尚未形成完整和成熟的理論體系，研究成果也無法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提并論。

三、“跨學科研究”在比較文學教學中的角色轉換

在比較文學基礎教學中，“跨學科研究”至今還是一個配角。盡管作為三大研究途徑之一，“跨學科研究”擁有與“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等的地位，但落實到教學環節中，“跨學科研究”則往往成為可有可無的邊緣性角色。這一點，在中國比較文學復興以來出版的教材中就可見一斑。最早的“跨學科”內容，是以“附”的方式出現在教材的角落中，篇幅也很小。隨后的“跨學科”內容，或以“科際整合”，或以“跨學科研究”為題，正式出現在教材的章節中，范疇和篇幅也有所擴充。日后及今的比較文學教材，基本上延續了這一格局，即大多把“跨學科研究”作為一個章節的內容加以介紹，范疇相對穩定。然而，一旦進入到具體的教學，對“影響研究”和“平行研究”的關注度，就遠遠大于“跨學科研究”。在有限的教學時數內，留給“跨學科研究”的寥寥無幾，其“附屬”的配角地位至今沒有大的改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局面，首先是前面所述的理論建構的不足。自雷馬克提出這一理念起，“跨學科研究”始終沒有形成一套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沒有產生“影響研究”的“流傳學”、“淵源學”、“媒介學”以及“平行研究”的“主題學”、“題材學”、“文學類”、“比較詩學”以及由此變異而生的“形象學”和“譯介學”等理論范疇。缺少了理論根基，就缺少了底氣，教學上自然會產生無話可講的感覺。其次是知識結構的陌生。由于“跨學科研究”的外延超出了文學本身，使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們對所“跨越”到的學科領域或一知半解，或一無所知，在文學與這些學科之關系面前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下手。

篇8

曹順慶教授1995年提出中國文化與文論的“失語癥”，認為五四之后中國出現了文化斷層，繼而在面對強勢的西方思想時，沒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文論話語和言說系統，也就喪失比較之可比性基礎，陷入以西釋中、以中注西的中國思想西方化之路。在法國比較文學家于連看來：“這是一個要害問題，我們正處在一個西方概念模式標準化的時代。這使得中國人無法讀懂中國文化，日本人無法讀懂日本文化，因為一切都被重新結構了。中國古代思想正在逐漸變成各種西方概念，其實中國思想有它自身的邏輯?！彼?，比較文學不能盲目地用“比較”一詞了否定文明之間的異質性，要重新反思比較文學的學科史，重新闡釋“可比性”問題，繞開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把可比性建立在求“同”存異之上的研究模式，去尋求不同文明之間的異質性和無關性所在，去主動求“異”，通過“異”來還原文明自身的原生態存在樣貌，讓這些獨立性、自主性的文明用自己的話語規則來言說，繼而進行優勢互補，對話融通，這就是比較文學變異學的基本思路。也是對比較文學的一個重大理論突破。那么，什么是變異學？比較文學變異學是曹順慶先生在2005年主編的《比較文學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該書第三章就命名為“文學變異學”，分為譯介學、形象學、主題學、文類學、文化過濾與文學誤讀這六小節來展開論述。他認為：“從‘變異’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從以前比較文類學研究的‘求同’思維中走出來，從而拓寬文類學的的研究視野，為比較文類學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開拓一片新的園地”，緊接著，在2006年年初，他就為變異學做了一個明確的定義：“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從這個定義當中可以看出，比較文學變異學的關鍵詞在于“異”，擺脫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對“同”之可比性的依賴，轉而求異，用異質性來建構另一種形式的可比性。正如吳興明教授所說：“‘變異學’所著力關注的不是旅行在地的理論與理論原本的‘同’，而是‘異’。不是凸顯它們之間的在理論觀念‘同源’基礎上的同一性，而是在歷史狀態中的差異性?！边M一步說，如果說，跨文明比較必然產生文本意義的變異，那么，對于這樣一個變異的客觀事實，我們既不能像比較文學法國學派那樣去忘卻和忽略，因為只要有語際轉換，只要有時空挪移，只要涉及不同的文明，變異是絕對存在的，實證性的求同只是一種烏托邦，一種學理上的夢幻；也不能像美國學派那樣去逃避和拒絕，因為從一種辯證哲學的角度來看，異質性憑什么不能作為一種可比性論域而存在？比較不僅僅是從同的角度來畫出一個圈，然后在這個圈中帶著鐐銬跳舞。對“異”的分析和清理，其實也是一種比較。不同文明之間的異質性也是一種比較的價值。更不能像中國學派那樣去“不知”，不知意味著行為的盲目性。比較的出路不在于單純求同，而是要主動求異，要研究文化過濾中的意義變遷問題，當然也不是被動地接受“異”，而是要追求“創造性叛逆”。

二、文明異質性與比較文學變異性

比較文學最初是跨文化研究，后來，曹順慶教授把它變成跨文明研究，其實不僅僅是術語上的變更，其中蘊含著深刻的學科理論思想，曹順慶先生認為“文化”較之“文明”，還缺乏一種對更宏觀的異質性的考查，如比較文學美國學派就認為只有在同一個文明圈內才能比較，曹先生認為他的局限就在于它的“跨文化”而不是“跨文明”，他認為“跨文明”就是“強調對不同文明之間異質性的研究”。那么，學貫中西的錢鐘書的比較文學研究是不是跨文明研究呢？在于連看來，他的致命之要害也和劉若愚一樣，在于求“同”，只不過，劉若愚是更典型的以西釋中的模式，而錢鐘書則是意義相似基礎上的類比，于連說“我很敬佩他，他學識淵博，對中國傳統了如指掌，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他的比較方法是一種近似法，一種不斷接近的方法：一句話的意思和另一句話的意思最終是相同的。我覺得這種比較收效不大。在這個問題上我提到過劉若愚，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前言里與他拉開了距離，我認為他出發點錯了，他試圖用一種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國詩學，這種方法得出的結果沒有什么價值?！币虼?，于連的比較研究策略就是，完全回避思想與思想之間的影響、關聯和指涉，比較不是在一個文明圈之內加以類比，換言之，兩種文明，如果所追求的意義之重疊性越大，那么，兩者相加之總和就沒有重疊性小的兩者相加的總和大。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展開異質文明之間的對話，如果文明之間總是求同，那么，會逐漸縮小差異，盡管我們可以“存異”，但是這個存卻是從理論上的一種放任的意識，而沒有意識到這個“異”對總價值的作用。所以，于連的無關性的比較研究策略的重要價值就在于：比較研究并不是必須要建立在“同”和“異”的基礎之上進行展開求同去異、等相關性比較，真正的比較不是為比較而比較，而是在“不比較”的過程中實現“比較”。曹順慶教授指出：“可以說，中國比較文學就是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之下催生出來的，是中西文化之間的沖突所產生的結果。文明沖突中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大于共同性，而異質性與變異性是中國比較文學的表現形態，也是跨文明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所以，在‘求同’思維下從事跨文化研究，是會面臨諸多困難的，而變異才是現今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應該著重研究的內容?！?。

篇9

（一）國際文學研究“向外轉”趨勢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學研究的“向外轉”自然都指向了文化。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幾乎是當代文學研究各派別的共同趨勢。比較文學的開放性決定它向來都能對學術研究的變化做出敏感的反應，更何況它本身就有著文化研究的性質。20世紀80年代初期比較文學的“理論化”傾向就是這種“文化熱”的開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趨勢變得更加明確更加自覺。

（二）比較文學的研究視域決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隨著全球趨勢的日益迅猛，從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比較視域來看，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必然成為比較視域的基本內涵，而跨民族與跨學科是比較視域中的兩個基本要素。比較視域具有聯系及流動的特點，使比較文學不斷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領域，并使這一學科超出文學研究的范疇，進而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文學研究。與比較視域的聯系性特征相聯系，比較視域始終持一種多元的，開放的研究態度，隨時間變化和時代變遷調整自身，這是比較文學研究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隨著全球化的到來，比較視域走出了歐洲中心，進入了一種在多元文化語境中進行文學研究，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相互參照、相互闡釋的時代。大家熟知的美國學者厄爾•邁納、加拿大學者米列娜•多列熱諾娃等，都積極地對中西文化、文學之間的關系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再從比較文學安身立命的基點———比較視域來看，在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的興起和發展也是符合這一學科自身的學理特征的。

二、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的概況及問題

“二戰”后，文化研究在英國逐步興起，80年代傳到美國并形成多元發展的趨勢。它主要關注當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眾文化，提倡一種跨學科、超學科的態度，把文本分析與其他研究方式，諸如結構學、人類學、心理學相結合。它所運用的多學科、多維度的方法給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東西比較文學的興起，比較文學研究要求徹底打破“歐洲———西方”占據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觀念。于是結構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等學說，有了施展理論價值的天地。比較學者用這些理論來說明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之間的平等關系，說明文化交流中的對等原則和互補、互惠關系等等。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在內的后現論，有效地調整了比較文學近十幾年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偏頗，大大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疆域，為比較文學輸入了新觀念、新術語，形成了文化人類學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與比較文學等頗具特色的研究領域。通過上述文化理論的研究，有利地推動了東西文化的對話與溝通。中外許多著名學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體系，并對之進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國的歐洲》、美國學者厄爾•邁納出版了《比較詩學———東方與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較文學的具體研究中引進文化比較，這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發展的需要。文學是人類文化這一龐大有機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創作總是在既定背景之下進行。反過來，文學又是人類文化成果的一種富有獨特價值的載體，包含豐富的文化內涵，而這種內涵又只有聯系文化背景才能發掘。東西比較文學興起后，文化研究顯得更為必要，更加迫切。東西方文學分屬不同的文化體系，在許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別。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引進文化研究，對東西文化的異同進行內在的、深層次挖掘，同時把東西文學研究置與廣闊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這樣才能把東西文學比較中出現的不同現象和共同規律，訴諸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體系，并在其中尋找原因。這就需要東西文化加強溝通和對話，按照互識、互證、互補的對話模式加深彼此之間的了解和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吸收對方文化中的長處為我所用，從而更好的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文化研究本質上是一種具有非邊緣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審美性文學批評。它重在揭開大眾文化形式和實踐中意識形態的機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視野里自然沒有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與高雅之分，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文化研究越來越對精英文學研究意味著挑戰。文化研究的這種傾向也對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首先，比較文學研究中出現了經典文學研究衰微的趨勢。大眾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進，瓦解和虛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經典文學的價值和文化意義。因而在比較文學中甚至出現了以歐美與中國的影視文化、飲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對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經典文學的比較分析，拋棄了古典文學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楊義指出文學研究在追求學術現代性的同時，要對浩繁而燦爛的古典智慧進行深度的現代轉化，開展一種匯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學學術工程。他的話對我們應對上述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一方面，要運用現代文化理論重新審視、解讀傳統經典文學，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運用21世紀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導的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盡量擴大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談、討論和寬容的空間。雙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嚴和存在的權利，互相學習對方的長處，補充自身的不足，緩和近年來二者出現的嚴重沖突與交鋒。這也有利于比較文學在一個更為寬松、廣泛、平和的文化語境下，從文化理論和政治權利話語的角度研究文學現象，使文化、文學相互溝通、利用。

其次，比較文學研究中出現了“泛文化”研究趨向，忽視了比較文學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學研究。從最近幾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及地域性的會議討論的中心題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學者門熱衷的話題似乎不是文學自身，而是文化差異、人類學、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領域。針對當前比較文學界出現的“泛文化”傾向，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對比較文學學科的清醒認識？如何體現比較文學的文學性？簡言之，要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有一個正確的定位。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學研究，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應該是文學。文化研究是為了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研究，作為它的背景和補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較文學工作者要以文學文本為出發點，并關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同時要正確處理文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關系。劉象愚教授說得好“比較文學工作者無論在不同文化和學科的領域里跨出多遠，研究的立足點應該始終在文學上，強調‘文學本科中心論’對于保持比較文學的生命力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三、21世紀的比較文學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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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比較文學，理論問題，思考

在我國，比較文學的討論隨著比較文學學科在漢語學界建立中拉開了帷幕。我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在人文學科的發展背景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學界的內外，對“比較文學”存在著一些問題。比較文學在實踐中，還存在著若干的理論問題。在比較文學的發展中，不管是學科的建設還是對學生的培養，都是成倍的增長。

一、比較文學存在的問題

1、比較文學在研究中存在問題。在研究中許多人對比較文學都持有意見，學者們很難達成一致，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問題所在。這種爭論有助于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但是，在這種爭論中，也使這個學科非常難形成完整的一個理論體系。關于對比較文學的爭議不只我國存在，國外也存在著這種問題。關于文學對比的影響，不可以明確出要研究的對象，也不能提出有利的研究方式與思考。特別是一些與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沒有關系的內容介入進來，使原來就復雜的問題變得更加的復雜。

2、比較文學理論的反思過程中沒有目的性。任何一種理論的反思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的。理論不是審美，而是一個命題，它的表達不是一種美學性。理論的意義在于其目的性與針對性。比較文學理論在反思與研究中，理論的表述不能反映出理論的目的性。

3、比較文學理論在反思中的問題缺少關聯與系統性。比較文學理論中存在著許多的問題，而對每一個問題，學界的學者們都會做出思考與分析。每一個比較文學理論的問題都單獨的被研究與思考過，但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這些問題都沒有對其它的問題建立一個層次性，也沒有與學科的宗旨、目標建立一個關聯性。所以，這些問題當作獨立的問題思考研究，看不出問題之間的相互聯系。由于各問題之間沒有關聯性，使比較文學理論思考變成一種分散的狀態，不能很好的運用所擁有的反思成果，還可能造成同一個問題在一個角度上的重復。所以，缺乏理論的整體性。

4、比較文學理論反思中思考路徑的誤區。比較文學理論的反思總會涉及到起點問題，不一樣的問題就會有不一樣的預設起點，需要遵循一般的思維規范。傳統的比較文學理論認為，比較文學理論問題的研究與思考的思路應該先考察比較文學理論的對象與方法。其次，重點的討論和比較文學的發展有關系的任務。思考比較文學的各種問題，就要優先的思考其對象與方法，在這個思想基礎上，在進行比較文學的發展有關任務的問題。經過實踐證明，這種思考路徑沒有為比較文學弄清關系，也就是說這樣的思考路徑是不成功的，本身就存在問題。

二、比較文學的研究

想要研究比較文學，就要把它與我國的研究狀況相連接，這樣才能得到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思考，不然，比較文學的研究就變成了一張空白的紙張?？傮w來說，就是要充滿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理論研究，主要強調的就是民族是世界的。我國的文學作品豐富多樣，為比較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多的資料。但是還要注意，所有的文化都想要發展，不會封閉自己，而且都需要吸取其它文化的精髓。比較文學的研究也是這樣的，，才可以更好的進行發展。所以，想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文學研究，就需要大家和諧相處。

比較文學是一門特殊的獨立學科，它與翻譯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是，把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是最重要的。我們最先要確定的是，翻譯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在比較文學理論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要。學者們在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時，一定要抓住重點，知道哪個輕哪個重，不然的話就會失去探討研究的意義。比較文學比翻譯的范圍大很多，但是翻譯是比較文學理論研究、思考的必經之路，如果只是單純的把比較文學歸類到翻譯的研究中，就真的是太淺薄了。

比較文學研究具有可比性。在任務確立以后，就要確定方法，方法的確立以研究比較文學的目的與對象作為參考依據。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對比法是為了凸顯比較對像之間的不同之處。比較文學的研究不是把求同與存異相互分開，而是把二者相互結合在一起。比較文學的研究可比性有三個原則，分別是：同類原則、對應原則、關聯原則。同類原則指的就是一模一樣的事物不需要進行比較，完全不一樣的事物也不需要進行比較，既同又異的事物才能更好的進行比較，但是不是所有的既同又異的事物都可以比較；對應原則是在事物對比中，同一類型的事物都是相對應的，但是相對應的事物不一定是同一類的；關聯原則指的是各個國家的文學直接或間接的事實聯系。關聯原則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被廣泛的運用。

三、對比文學的出路

對比較文學提出的問題，要在以后比較文學理論研究的時候解決的問題。它在未來的發展有很好的前途。比較文學研究的真正原因是，承擔著對我們人類生活狀態思考的重要責任。比較文學的研究一定需要與外界進行聯系，而且在練習中還要不斷的吸取外來文化的精髓。只有通過不斷的與外界溝通，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通過外界的理論來增強自身的知識，這樣才會使文化共同的發展、繁榮。

在對比文學的研究中，不要只是局限于自身的領域內，可以運用跨學科的研究方式對比較文學進行研究。擴大我們的研究范圍，從另一個角度分析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問題。與此同時，還要注重研究的細節，要注意學科中的分工。比較文學不應該是一種比較干枯的理論，它應該與各個學科相互融合。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一定要遵循其本身的發展規律，重點的抓住核心內容。

結束語：比較文學在未來的發展中前途一片光明，但是發展的道路是波折的。在比較文學的理論中，比較的是方式、特點等。在比較文學理論中，一定要明確比較文學的對象、范圍、目的等。比較文學理論的不同研究方式，不斷的推動著世界比較文學理論活動很好的運轉。在以后比較文學理論的研究中，要學會變通，不斷的學習新的內容。

參考文獻：

[1]程培英. 比較文學若干理論問題的思考[D].復旦大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