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民收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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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1980年代出現過一次普遍加薪，許多中國人對那個時期記憶猶新，告別了三十七塊八毛的工資，物質生活開始不斷豐富，彩電、冰箱和洗衣機等三大件陸續走進平常的家庭，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了一個根本性的提高。

新一輪加薪會帶給我們什么？不出意外的話，更寬闊的住房、私家汽車和高檔文化類消費將進入千家萬戶。同時，原有各類消費的質量也將大大提高，向更加舒適化和個性化的方向發展。

中國能不能通過加薪打造一個相當規模的中產階層，改造他們的消費習慣，使他們的消費上檔次，這是一件舉世矚目的事情。

變化一旦開始，就將以浩蕩之勢奔騰向前，漲薪之潮，已經開始在以勞動力成本低著稱的中國內地蔓延，教師加薪了、軍隊加薪了，就連一些大型私營企業也都開始為員工增加薪水。在浙江，一家大型襪廠一次性把工人的工資提高了25%。老板把其中的道理說得非常清楚，因為他的工人現在每年回鄉以后都有一大批留在了家里，第二年不出來打工了。就算是工廠給他們免費食宿，也吸引不了他們――連續數年的中央政府對農業的優惠政策，已經使得在中國務農慢慢變得有利可圖了。

加薪浪潮的洶涌伏流所至，關于中國的“國民收入增收計劃”也呼聲日高。

略微研究一番我們的近邦日本和韓國的發展進程，可以發現，國民收入增加帶來的商業繁榮和產業升級，最終造就了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崛起。

1960年底，日本池田內閣宣布實施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第一項措施，就是提高國民收入，并且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這一十年計劃。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日本發起了一場消費者革命，并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轉折點。從195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初期，日本先后發生了三次消費革命，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欲望”發展，日本國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得到極大提高。在1965~1974年間，日本迎來了“3C”（空調、汽車和彩電）時代，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小汽車的普及則出現在1970年代后期，此時制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而每輛普通型轎車的售價平均為100萬日元，大約等于一般工人5個月的工資。

消費升級，也同時促進了日本的產業升級，并幫助企業打開了巨大的利潤空間。以汽車行業為例，在國民增收的大背景下，日本的汽車銷售在1960年代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1967年國內產銷量達到300萬輛，超過了當時的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汽車大國。

1980年代，韓國針對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系列變革，提出了“安定化、開放化和自律化”的“三化”方針。其中一大根本措施，就是普遍提高國民收入。在實行了這一改革之后，韓國經濟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期。

得益于這一政策，韓國人均收入在8年內增長了兩倍，國民購買力的提高，為其本土品牌的成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為韓國企業標志的現代汽車，就是在此時期異軍突起，迅速成為國民普及消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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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提出對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等有著積極的正面效應。本文借鑒日本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經驗，分析其成功之處，結合我國國情，探討我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

關鍵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 經濟增長 啟示

黨的十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下文簡稱“計劃”）。究其原因，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城鄉收入持續擴大以及“二元經濟”現象日益加劇，且過去所依賴的低效率經濟發展方式的持續性也遭遇日益嚴峻的考驗。收入分配改革進程的緩慢以及物價的持續性上漲使得目前的社會矛盾日漸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因此，“計劃”的提出對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等有著積極的正面效應。

“計劃”對我國固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我國要在這一過程中完成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這也是我國經濟社會成功步入現代化的重大戰略性工程。因此，我國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內在意義在于要努力完成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升級等重大任務，同時也要完善收入分配、社會福利體系等工作。良性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推動居民收入水平有效率的增加，這樣在推進居民收入不斷提高的同時，我國的經濟也能夠得到持續性的增長。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一）提出背景

經歷二戰以后，日本的經濟體系遭遇重創，在隨后的經濟復蘇過程中，伴隨而來的是經濟發展出現了“二元結構”現象，過度依賴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導致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經歷戰爭的洗禮，日本不再單純的以“強國論”作為主流思想，開始更多傾向于“富國論”思潮。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經濟危機，日本失業人數大幅增加，科技革命引領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日漸顯現。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得以出臺。

（二）計劃的具體內容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指在一個相對確定、較短的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的一種經濟社會發展方案。該項計劃的最終目標是要提高本國國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實現充分就業。其更寬泛的意義在于，國內生產總值也要完成翻番的目標。這是日本對于戰后經濟復蘇以及保持經濟持續性增長所做出的重大探索。

第一，推動產業結構高度化。從生產和需求兩方面入手，采取多種措施來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第二，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提升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日本在戰后經濟的騰飛，其根本原因是人才的積累以及國民素質的不斷提升。第三，緩解收入差距?！坝媱潯碧岢鲆诋a業和區域間進行勞動力的轉移來緩解收入差距。第四，加大公共設施投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根基，“計劃”提出，要強化政府職能，不斷充實社會資本，要加強公路、鐵路、機場、電力等設施的投入建設，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力度也要加大。

（三）“計劃”的效果

從1960年“計劃”提出開始，直到1970年完成，日本的GDP年增長率以及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1.6%和11.5%，扣除物價上漲的因素后，實際工資水平增長為73%。從增速水平看，在“計劃”的第七年，日本就已經完成了翻番的目標。這十年間，日本的國民經濟以及國民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增加，各個經濟主體在利益的分配上得到了較好協調，收入差距也逐步降低。另外，居民收入的提升也帶來了消費的持續性增長，進而帶動了日本制造業的興起。這也為日本后來近三十年的經濟騰飛打下了基礎。由于“計劃”實施過程中對于技術水平的大幅投入，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

日本經驗對我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啟示

（一）發展成果要惠及全民

勞動者工資的增加，會帶來消費的增加，消費的增加又會帶動生產，經濟就會得以持續，形成良性循環。我國經濟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但職工工資的提升速度遠遠落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且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始終難以形成，歸根結底在于職工工資提升的緩慢，更為直接的講，在于發展成果并沒有惠及廣大的普通民眾。

（二）要解決好“二元結構”問題

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是作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所要遵循的正確模式，而“二元結構”的解決是該項模式形成的重要前提。日本從戰后的“二元結構” 成功轉型為“一元結構”，并且在該過程中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震動。居民收入的提升在這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目前，我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得到迅猛發展，但是城鄉收入差距在近些年卻持續擴大。

（三）有效實現產業結構調整

日本在推行“收入倍增計劃”的同時，很好地完成了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更多的新興產業得到了更多的扶持而逐步成長起來。人力資本的開發也達到了新的高度，眾多的優秀人才和高素質、高技能的職工也融入社會生產中，內需增長的模式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形成。目前，我國已經面臨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關鍵時期，如何有效完成產業機構升級以及吸引更多高素質技能的人才投身實業，已是目前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四）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日本政府對于“計劃”的具體內容以及完成進度都做出了深入、細致的規定，并主動深化政府職能，推動、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不論是在日本行會還是在商會中，政府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政府透過行會、商會不斷指導、推動企業的發展。這種模式給予了市場更大的靈活性，而企業的自主性和創新性也得到了發展。就我國的情況看，政府的過度干預抑制了市場的活力，企業的自主性和靈活性也難以得到發揮。政府工作效率的低下也令企業的經營模式過于僵化。

對我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解讀

首先，十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翻番，不是單純的數字上的增長，要將其理解為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重大舉措。近十年來，我國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占GDP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的模式在未來必將不可持續。因此，自2004年以來，中央已經多次提出了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過去主要依靠投資拉動經濟轉變為依靠內需，但是，依靠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一直難以形成，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十報告中也提出“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因此，我國在未來發展過程中要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和效率，要形成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正確模式。

其次，“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完成要有持續的經濟發展作為保障。十報告中提到，“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城鎮化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就要求以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及收入分配的改革為基礎來進行發展。

經濟結構的調整必須要以內需的提升為基礎，而內需的提升又必須建立在產業結構以及需求結構的改變上。收入分配改革的完成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將有效促進中國克服“收入陷阱”，并逐步邁入發達國家行列。

基于日本經驗對我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探討

（一）加大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并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計劃”的開展要有健康的經濟增長作為保證，在目前我國經濟經營環境普遍惡化的情況下，加強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已是迫在眉睫。近些年來，國有企業內在經營效率低下、業務繁雜等問題已經體現得十分突出，如何對出現的問題進行有效控制和解決也考驗著領導層的智慧。此外，關于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化的問題已經日漸嚴峻，這就要求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上要給予更高程度的重視。

從目前情況來看，國有企業不僅影響到國內正常經濟經營環境的形成，同時也阻礙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因此，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要進一步加大。努力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其作為市場壟斷者的身份，引入更多的市場競爭，以提升其經營效率。另外，由于眾多國有企業的抵制，收入分配改革計劃遲遲未能出臺，領導層的決心和能力又面臨著新的考驗。因此，下大氣力解決國有企業存在的高工資、高福利的特權問題也成為一項十分困難并且復雜的工作。

（二）大力推行結構性減稅并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近十年來，國內市場資金流向不均衡、產能過剩以及投資環境惡化等現象進一步加劇，國內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已經舉步維艱。人民幣升值也使得外向型出口企業遭到重創，大量中小企業破產倒閉。在經濟發展面臨新的拐點的同時，如何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也是政府今后工作必須重點關注的問題。我國的民營企業吸納了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就業人口，居民收入提升的直接來源就在于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盈利能力的提升。因此，大力推行結構性減稅，為中小企業減負已是勢在必行。另外，在目前經營體制下，國家對于市場的限制性措施要有所放松，對各種資源的使用條件要更加趨于公平，給予企業經營更大的靈活性與自主性，有鑒于日本的成功所帶來的經驗，要努力培養眾多的現代化企業。

（三）加快城鎮化的步伐并努力提高農民收入

雖然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但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的國情依然沒有改變，農民依然作為我國人口組成中的最重要部分而存在。城鎮化建設的目標在于要提高農民的收入，借此增強其消費能力并以此拉動經濟的增長。在過去三十多年，我國的城鎮化率依舊處于較低水平，今后城鎮化進程的逐步加快不僅是提高農民收入的一項重要舉措，同時也是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增長的有效手段。首先，要解決好農村人口在轉移過程中面臨的居住問題。繼續加大力度將部分勞動力從農村吸引到城市，以減少農村人口的占比。城鎮人口的增加也會帶來對于農產品以及工業品需求的增加，農民的收入將會得到提升；其次，要采取措施鼓勵和幫助農民進城就業，農民的收入在得以保證的同時也會促進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

（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在日本推行的“計劃”中，對于社會保障體系的財政支持力度從1961年的占國民收入的4.8%提升到了1970年的6.1%。相較日本來看，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到目前依舊不完善，體系構建、資金投入都十分欠缺。因此，我國應增加財政支持力度，不斷提高社保的統籌層次，進一步拓寬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同時，努力協調各方利益，保證社保機制的平穩運行。

（五）加大對于農業發展的支持力度

目前，我國已逐步步入老齡化社會，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大量勞動力逐步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導致農村勞動力的減少，農業生產供應體系就會受到影響，導致農產品價格不穩定。因此，必須要加速推進農業經營模式改革，對農業的補貼力度要進一步加大，完善相關物流體系，實現農村與市場的對接，保證農民的正常收入。國家也要積極建立更多的農村科研機構以及合作組織，對農產品的種植技術等要有更多的指導與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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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人口和勞動力大國。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和城市都有大量剩余勞動力。這既是中國經濟的優勢,更是沉重的包袱。在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廉價的勞動力一直是中國吸引外資的重要優勢之一,也確實成功地吸引了產業跨國轉移。然而這一優勢一點兒也不值得驕傲,因為“低工資”和“不發達”是一回事兒,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成為中國政府下定決心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在改革開放的頭三十年里,制造業較高的勞動報酬和相對較好的工作環境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農業人口加入到進城打工的隊伍。非常巧合的是,沿海地區面向世界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增長迅速,新的生產線為外來打工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就業崗位。國內要素與海外市場的結合導致了沿海地區迅猛的經濟增長。

然而,快速增長的勞動力大軍抑制了工資上漲,農民工報酬的增長速度甚至趕不上所在城市生活成本的上漲速度。因此,農民工在城市里的生存質量在2004年以前是下降的。其次,異地就業者遲遲享受不到某些基本服務,例如不能同等享受當地市民的公共福利,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也還沒有實現全國統一。勞動者如果跨省轉移其個人賬戶內的養老保險基金,將損失企業為其繳費部分的40%。最后,現在的農村青年有其他機會到城市見世面,不必為了見世面而進城打工。于是,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動力降低了很多。

在當前的工資水平和社會福利制度條件下,剩余勞動力優勢有可能已經消耗殆盡。幾年前的農村調查就發現,大量勞動力轉移導致一些勞動力流出地區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農民工的數量增長已經不可能保持原來的速度。這預示中國經濟已經接近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報酬有可能會加速上升。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長期研究人口與勞動力供給問題的蔡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數據,中國農民工的工資在過去10年的最初幾年增長了2%至5%,在2004-2007年期間增長大約7%,而去年猛增了16%。來自溫州的消息也顯示,今年當地多數工廠的工資已經上漲了20%。

總之,當前正在發生的農民工工資大幅上升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盡管如此,中國工人當前的薪資水平仍僅相當于墨西哥的三分之一、巴西的四分之一,國內勞動力密集型制造企業仍然具有成本優勢。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市場機制還會繼續推動農民工工資上升。如果總的經濟形勢平穩,工資上升速度很可能不會低于2004-2007年間的7%。這樣,10年之內倍增是有可能的。但是,持續增長的工資水平也會更大規模地動員勞動力轉移,因此工資上漲不會持續過快。

目前討論“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時候,引起最多關注的是工資水平。那么,“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對農民工的工資上漲能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計劃”規定工資翻番的時間是十年或者以上,那么在正常情況下,政府沒有必要為實現這個目標做任何事情。因此,除了比正常情況更加保守地預測未來之外,這個計劃毫無意義。

篇4

1、國民收入: 國民收入是指物質生產部門勞動者在一定時期所創造的價值.從社會總產值中扣除物質消耗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國民收入,國民收入(價值形態)=社會總產值-已消耗生產資料價值或國民收入(實物形態)=社會總產品-已消耗生產資料.

2、它是反映整體經濟活動的重要指標，因此常被使用于宏觀經濟學的研究中，亦是國際投資者非常注視的國際統計項目。

3、反映國民收入的兩個主要統計數字是本地生產總值(GDP, 即國內生產總值) 及本地居民生產總值 (GNP, 即國民生產總值)，前者計算一段特定時期本地進行的生產，而后者則計算本地居民的總體收入。

4、兩個統計數字都涉及生產的概念，是指投入資金、勞力及企業精神的結果，所以純從資產價格變動而取得的利潤并不計入。另外，關于本地居民是指所有以該國家或地區為經濟利益中心的個人及機構，與其國籍及資金來源地無關，所以本地居民亦包括長期在該地區工作的外來勞工及外資分公司。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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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

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加大國民收入分配的調整,提高絕大多數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增加居民消費的切入口。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合理了,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縮小了,內需才能真正得以擴大。

200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結束,會議中心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來保證2010年經濟增長,其開出的藥方是保證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與持續性。比如說,減少對投資與出口依賴,促進國內消費的增長。而要達其目標,需要把重點放在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及放寬中小城市戶籍上,即城市化的進程上。這是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比較有新意的地方。幾年來整個社會一直關注的重大問題,這次總算以中央會議的方式得以確定。大方向是對的。

在市場經濟中,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并非僅是市場供應的問題。因為在發達的市場條件下,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市場產品供給永遠是充分的,問題只是消費者有沒有支付能力。即使發達的信用市場采取延期支付方式讓居民提前消費,這同樣要有進入消費市場的最低條件。因此,提高居民消費支付能力,是刺激居民消費最根本的方法。而居民收入分配政策,則是決定居民支付能力最為重要的政策。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國內絕大多數居民不是沒有意愿消費,而是收入水平過低沒有能力消費。而絕大多數居民收入水平過低,最重要的原因是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這種差距表現為:一是居民勞動收入在整個要素財富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對于絕大多數中低收入民眾來說,勞動力收入是其最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多數人甚至于是唯一的財富收入來源。當勞動力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過低時,自然會導致絕大多數居民消費支付能力低下,使得擴大內需的政策缺乏動力源。

二是國內要素市場發展滯后,不少要素財富的分配需通過權力方式獲得。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國有的、全民的資源,變成了誰占有誰獲利,而占有這些資源往往又與權力的大小有關。比如礦產資源、行業資源、金融資源等都是如此。結果使得與權力較遠的中低收入民眾,其財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最低、消費能力最弱。因此,調整居民的收入分配關系,就得從根本上來改革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與占有,改革要素市場的運作方式。

三是由于政府對整個社會資源過度的干預與管制,使得不少政策成了財富的轉移與分配機制。比如,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制度,本來應該通過這種制度來調節居民在初級財富分配中的不合理狀況,既可為政府增加收入,也可讓整個社會個人財富持有更為公平。但是,當前的個人所得稅的主體,卻是絕大多數中低收入居民。實際上,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這些中低收入民眾是免征個人所得稅或少交稅的。當這些中低收入居民的稅收過重時,其可支配收入自然進一步減少。

這僅是顯性的不合理的財富轉移與分配機制,在中國還有許多隱性的不合理的財富轉移與分配機制。比如說,政府對利率嚴重管制,特別是把存款利率壓到極低的水平上,其實,這是對存款人利益的一種財富轉移:通過政府對利率的管制,把債權人的利益轉移到債務人手上。因為絕大多數居民所組成的債權人是分散的,在整個經濟決策中的話語權很小,因此,他們的利益容易受到忽視。而這種財富轉移不僅使得債務人的融資成本降低,更為重要的是,會讓債務人濫用資金及投資高風險的項目,增加銀行體系的風險;這種財富轉移還減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弱化了居民的消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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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收入分配；改革

中圖分類號：F131.3；F124.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8-0014-02

一、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及對我國的啟示

二戰結束后，日本創造了令世界嘆為觀止的高速增長奇跡，并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經濟大國。此后卻陷入了低工資、低產業構成和高外貿依存度的“兩低一高”發展困境，突出表現為經濟增長放緩，收入差距增大，社會矛盾尖銳。為擺脫困境，日本政府從1960 年開始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Income Doubling Programme），意指在一個相對確定的、較短的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升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機制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的一種經濟社會發展方案。此處的國民收入，并非指統計學意義上的GDP和GNP，而實指居民收入，旨在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從實施效果上看，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取得了輝煌成果，最直接的表現是計劃實施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國民財富6年增長了約7 倍，同時實現了“經濟增長”與“國民增收”的協調統一。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

日本出臺這一計劃的經濟背景與現階段我國面臨的情況相類似，對我國加快經濟轉型、完善收入分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目前，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凸現，而擴大內需的核心在于提高居民的購買能力。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存在兩大突出問題，即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和貧富差距拉大。要解決這兩大突出問題，確保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就應盡快實施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規劃。在此背景下，《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今后五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年均增長7%以上。據此增長速度，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0年內可以翻番。這也被不少學者解讀為中國的收入倍增計劃。一些學者圍繞我國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內容進行了探討，認為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時間向度上的含義是注重居民收入增長的穩定可持續性，其最終追求乃是居民福祉的增加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加強收入分配改革，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梢哉f是正逢其時，意義重大。

二、借鑒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積極提高居民收入

1．確立社會成員共享理念

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實施過程中注重縮小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使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國民，確立了社會成員共享理念，實現社會和諧。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目標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只有在分配中促進公平，才是最大程度的共享。我們應借鑒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極力縮小城鄉之間、階層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使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人人共享。

2．增加職工勞動收入

要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工資性收入和居民初次收入分配的比重。如可以提高個稅起點，提高公務員的工資，根據物價水平和經濟的發展適時地調整最近工資標準，加強并維護工會的權利，改變工資由企業單方面制定的現狀，甚至可以用行政或法律的手段強制企業提高工人的工資等等。這些直接增加工資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弱低工資職工的不公平感。

3．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國民收入在整個社會上的收入的分配是政府、企業、人民三方博弈的結果，然而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制度使國民收入更多的向政府傾斜，企業和人民獲得的收入較少。這種宏觀分配的不公平也不利于經濟的良性發展。要想遏制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疏解廣大群眾對收入不公的不滿，關鍵在于用一整套的制度來改善和保證初次分配中的公平狀況。這些配套制度可能涉及像稅收、財政、企業的治理結構、工會的談判能力、勞動者的素質，以及勞動者創業的精神等。沒有這些配套制度，收入分配改革就難以為繼；只有在此基礎上，進行類似收入倍增之類的計劃才會有實際意義。

4．打破行業壟斷格局，促進收入分配公平

要打破行業壟斷格局，促進收入分配公平。首先，可以制定消除壟斷，鼓勵競爭的制度。對那些無須壟斷的行業可以放寬市場準入的門檻，允許各種所有制的企業的進入，從而加大市場調節，使行業職工的工資趨于社會正常水平；對于那些仍然壟斷的行業，要加大企業運行的透明度，提高壟斷行業使用國有設備的成本，剩余盈利應歸國有，使行業的利潤率和社會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基本持平。其次，需加強壟斷行業個人收入的監管，強化對壟斷行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執行力度，準確掌握及其行業職工的真實收入

5．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現階段，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是現階段中國改革應致力發展的方向，在教育、醫療、養老金、社會救濟、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等方面制定更加有效的措施，保障人民尤其是農民和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近些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了全民社保資金的投入，在提高社保覆蓋面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然而，面對龐大的社保資金供需缺口，社保覆蓋不均衡等問題仍較為突出，中國的社保制度改革任重道遠。

總之，政府應加強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公平性，從制度上切實保證初次分配的公正性，使社會財富確實在各生產要素之間按各自的貢獻大小進行分配，盡力避免各種不公平因素介入初次分配過程。同時，在再分配過程中要加強稅收的調節作用，增加用于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比重，以實現社會的分配公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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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calypse of the Japanese citizen's income double plan to the assign reform in our country

GU Jian-ping,ZHU Yan

（Commerce colleg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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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成都;電力行業

中圖分類號:F014.4文獻標識碼:A

2010年兩會上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以及東西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0.4%的少數人掌握著70%的社會背景之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顯得尤為重要。

一、成都市電力行業與餐飲業在崗職工工資收入比較分析

電力行業的壟斷帶有嚴重的行政壟斷色彩,該行業中不僅員工工資比其他行業高,而且還普遍存在高福利的現象。而在餐飲業從業人員中一般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他們不僅工資低,還無福利無保險。兩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存在巨大差異。因此分析這兩個行業職工工資收入差異有典型性。

從兩行業在崗職工的工資變化水平上看,圖1中2000-2007年,電力行業職工工資有大幅上漲,2007年職工工資是2000年的2.73倍,2005年超過了30000元。餐飲業中,職工工資增長較為緩慢,2000-2007年間僅增長了近2倍,且到2006年餐飲業職工工資水平才達到電力行業2000年的水平。除了表一中反應的工資差距之外,電力行業中往往存在低工資高福利的現象,而餐飲業從業人員往往都是臨時工,不僅無保險更無福利可言。若僅假設電力行業中職工福利收益與工資收益相當,則兩行業中職工收入差距可達到4-5倍之多。加上電力行業中工作環境優越,工作量較餐飲業少,從業人員中關系戶多等現象,兩個行業通過對比,收入分配不公現象嚴重。

表1:成都市電力行業與餐飲業在崗職工工資對比 (單位:元)

2000 2001 2004 2005 2006 2007

電力業 14156 17336 27670 31821 34289 38704

餐飲業 7945 9546 12435 12607 14105 16750

兩者之比 1.78 1.82 2.23 2.52 2.43 2.31

數據來源:2008成都統計年鑒

二、初次分配差距大原因淺析

一國收入分配格局是由收入分配制度決定的。我國收入分配政策中對初次分配經歷了平均主義、讓少數人先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兼顧效率與公平四個時期。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低工資、低消費的平均主義分配模式,這種制度一方面導致了個人收入水和收入增長及其緩慢,收入激勵功能逐漸弱化,并逐漸行了“干多干少都一樣”和“出工不出力”的搭便車現象,嚴重影響企業效率,既不利于公平也不利于效率。改革開放后,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分配制度上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這種制度確保了勞動者的報酬與貢獻相結合,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打破了平均主義,同是合理地拉開收入分配差距。但是實際操作層面上,政府為了培育市場主體,將工資分配權利由國家集中管理下放給企業,政府的重市場調節,輕政府調控的機制使人們片面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把工資分配決定權交給企業政府不要直接干預。因此造成了經濟微觀個體――企業經營者單方面任意決定工資分配,企業內部無法形成勞資雙方共同協商決定工資的分配機制,政府也無法對初次分配進行有效的干預和調控,導致初次分配環節難以實現分配的公平公正。所以也就不難理解在從2000-2007成都市餐飲業從業人員工資收入不僅增長緩慢而且長期處于較低水平。

三、縮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政策建議

要縮小國民收入分配差距不僅要從宏觀收入分配政策入手,更要從微觀的工資分配制度上實現國民收入較合理的初次分配,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在工資分配領域加強政府調控,規范企業行為

特別是在餐飲業等競爭激勵,職工工資水平低且增長緩慢的行業應加強對企業工資分配的調控和指導。有關部門和各地方要結合當地經濟增長、物價水平和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即時提供工資增長的參考意見,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不同職業的工資參考標準,發揮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價位、行業人工成本信息對工資水平的引導作用。

(二)限制行業壟斷,合理分配企業利潤

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控制,不僅能防止少數企業長期獲得超額壟斷利潤,還能消除不同行業從業人員工資水平差距到來的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快電力、電信、石油、交通等行業改革步伐,發揮市場競爭機制的調節作用;提高部分企業的利潤上繳率等。而對于那些技術含量低,吸收就業人數多,工資低福利少的競爭性民營企業,政府則應該實行減稅政策,加強對三產業的扶持,增加中小企業的收入。并通過立法規范中小企業行為,提高企業員工工資、福利等。

(三)盡快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培育工會力量,增加職工在企業中的話語權,平衡勞資雙方關系

政府及有關部門應成立專門的工資協商機構引導企業與工會通過協商談判,確定工資標準、支付形式和勞動定額等,保證職工工資隨企業效益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而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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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國民收入分配;居民收入;企業收入;政府收入

中圖分類號:F83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3-0004-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收入規?？焖贁U大。與此同時,國民收入分配體系呈現出分配不均衡的格局。具體表現為: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持續下降,而企業收入占比和政府收入占比逐步上升;勞動要素所得分配降低;各經濟主體內部分配不均衡等。由于分配格局的不合理,國內經濟增長結構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產業結構調整步伐減緩。因此,研究國民收入分配機制,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對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總體格局

(一)三大主體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變及總體特征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主要是指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大部門之間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關系。通過對資金流量表的分析,可以得到1992-2007年我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總體情況(見表1)?？傮w上,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住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最高,企業次之,政府部門占比最低。16年里,住戶平均占比63.1%、企業平均占比19.9%、政府平均占比17%,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總體明顯偏低。比如,1992-2003年間,美國住戶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73.4%、日本住戶部門平均可支配收入83.3%。[1-2]

數據來源:筆者根據1992-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得出。

從歷史演變過程來看,住戶部門所占比例呈縮小趨勢,而政府和企業部門占比則趨升。1992-2005年,我國住戶可支配收入占比由65.4%降至59.6%,企業、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則分別由19.1%和15.5%升至24.5%和17.8%。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呈現出向政府和企業部門傾斜的態勢?？紤]到對企業利潤與政府財政收入的低估,比如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可能存在瞞報利潤的現象;政府收入中的土地轉讓金并沒有進入財政。[3]如果考慮到國有部門、土地轉讓金、其他遺漏,企業、政府占到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增加的趨勢則更為突出。

(二)勞動和資本要素間的收入分配比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決定收入分配。但是就我國目前情況,雖然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尚不完善,特別是生產要素市場發育不健全,一些生產要素的價格還沒有市場化。初次分配存在著資本所有者所得偏高,勞動者所得持續下降,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傾斜的局面。從圖1不難看出,1992-2007年,勞動者報酬在我國GDP中的占比不斷走低,以資本折舊和營業盈余為代表的資本收入占比不斷提升。2007年,勞動者報酬在我國GDP中的占比僅為39.7%,比1992年降低12.4個百分點。

數據來源:筆者根據1992-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得出。

但各發達國家的勞動報酬占比均高于我國。比如,2004年美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占比為57.3%,日本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占比為51.4%。[4]

數據來源:筆者轉引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2008年重點課題《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制》,載于《宏觀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三)經濟主體內部分配不平衡的表現

1.國內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隨著我國國民收入迅速增長,不同的居民群體之間收入差距逐年擴大,當前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總水平已達到較高程度。從農村和城鎮內部基尼系數看,1992-2007年,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和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分別由0.313和0.211擴大至0.373和0.323。而再考慮城鄉收入差距后,1992-2007年,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則由0.377擴大至0.454。已經超出0.4這一“警戒線”水平。

2.企業利潤在不同行業間差距快速擴大。當前,我國行業間利潤總的趨勢是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相比之下,傳統的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利潤水平則明顯處于劣勢。以工業為例,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等行業利潤均占比較高。2007年,在國內39個工業行業中,此五大行業以占工業就業人數15.03%的比例實現了工業40.97%的利潤。行業間利潤差距的分化造成了不同行業職工收入差距的擴大,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6]

3.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比不斷提高。1994年開始,我國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進行分稅制改革,統一劃分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其目的是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建立地方稅體系,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經過改革,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比開始大幅度提高,1994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55.7%,明顯高出改革前一年22.0%的水平,此后十幾年間,除1995、1996、1997年三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占比略低于50%以外,其余年份均高出50%。但考慮到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支出壓力,該比例并不算高。我國的中央財政收入比重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比如,2004年,與該比值最高的法國相比,我國中央財政收入占比低35個百分點,與該比值最低的印度相比,也要低3.7個百分點。[7]

數據來源:筆者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得出。

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原因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分析

(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

1.分配制度是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源在于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設計上存在一些缺失。解放后,鑒于我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提高經濟總量是首要任務,因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提出了“職工工資總額的增長要低于國民經濟的增長,職工平均工資的增長要低于企業效益的增長”的分配原則。改革開放后,為打破平均主義、提高生產效率,國內的分配政策體現為“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放權讓利”以及“財政大包干”等,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提高居民收入、企業效益,促進地方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拉大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使得地方財政收入增長快于中央財政收入增長,中央財政收支壓力增大,為此,1994年我國開始分稅制改革,此次改革為中央財政收入快速增長提供了基礎。相對應的是,國民收入分配集中于企業和國家后,國內又缺乏讓收入分配更多的流向居民或使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設計,以致造成了當前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現狀。

2.行業壟斷因素擴大了企業和居民間收入差距。在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改造,產生了一批壟斷性極強的行業。這些行業通過行政手段獲得壟斷地位,其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并非由市場供求自發調節,企業通過其壟斷地位獲得利潤,而不是通過自由競爭條件下通過改進技術、加強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大企業規模、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份額等獲得利潤。這種由行政主導的壟斷行業與非壟斷行業的分割,在創造壟斷利潤,形成不同企業間利潤差距過大的同時,導致勞動要素價格不能通過市場的供需形成,擴大了不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

3.經濟全球化加劇了國民收入分配不平衡格局的形成。改革開發后,我國與國外經濟交往逐漸增多。2002年,我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與全球經濟的融合進一步加快。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我國國際貿易發展速度及利用外資速度大大加快。2008年,我國當年貨物進出口總額25616.3億美元,居世界第2位,并且我國實際利用外資已達952.53億美元,連續6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引資國。但同時由于保護經驗不足,國內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中往往面臨收入利潤損失。一方面,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往往是依靠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但生產的產品技術含量不高,企業定價能力較弱,為了保證出口,企業往往通過壓低勞動力成本的方式轉嫁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勞動力價值損失,勞動力價格偏低,比如2005年《日本通商白皮書》發表的數據稱,我國的平均勞動力成本在產品中所占的比例僅為3.5%,遠低于世界發達國家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市場機制還不完善,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境外一些投機性資本利用我國外匯制度上的漏洞,通過各種方式流入我國,獲取高額利潤,進一步影響了我國國民收入總量并直接影響國民收入分配。

(二)國民收入分配失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經濟增長結構不合理。收入分配對消費總量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占國民收入份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居民總消費能力降低;另一方面按照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由于居民內部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兩級分化(主要體現在基尼系數的擴大)也會使得總消費量減少。進而使得宏觀經濟增長結構失衡的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從歷年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在我國GDP中的占比情況看,消費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2008年,國內投資率高達43.5%,消費率降至48.6%,凈出口率同樣高達7.9%。從三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看,2008年,投資、消費、進出口對國內經濟的貢獻率分別為45.1%、45.7%和9.2%。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凈出口的依賴日益明顯。

數據來源:筆者根據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整理得出。

由于國內消費不振,近十幾年我國經濟增長的模式體現為:要拉動經濟增長擴大投資國內消費不足,最終依靠擴大國外出口來消化國內產能。由于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這種經濟增長注定是難以持續,且容易出現大起大落。2007年,由于國內貿易順差過大,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流入倒逼國內貨幣發行,國內出現流動性過剩,經濟過熱跡象,物價大幅升高,一直到2008年上半年,該勢頭仍在繼續。但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由國際金融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得外需不足,出口開始下滑,國內經濟立即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物價同時走低。

2.產業結構轉型進程遲緩。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影響產業結構的升級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國民收入分配的變化影響每個居民的絕對收入水平社會的商品需求結構變化產業結構變化。另一方面,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變化生產要素變化要素供給變動產業結構變化。

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表明:在正常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一方面是國民收入等經濟總量的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則是與總量增長相伴隨的產業結構不斷由低級向高級演進。但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卻相對遲緩。2001-2008年,我國GDP增長均速為10.5%。從三次產業在經濟中的占比情況看,2001年,我國三次產業對經濟的貢獻率分別為5.1∶46.7∶48.2,2008年該比例變為6.5∶50.6∶42.9,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第三產業占比一直難有明顯提高。從三次產業中的就業人數情況看,2001年,我國三次產業間的就業人數占比分別為:50.0∶22.3∶27.7,2007年該比例變為39.6∶27.2∶33.2。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同樣沒有出現改觀。

產業結構未能順利調整,使得我國經濟盡管保持快速增長,但增長質量卻一直處于較低水平。

三、政策建議

(一)完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

完善收入分配體系應分別加強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過程的建設,促成國民收入合理分配。一是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過程中,完善市場機制,構建起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企業分配過程中,將工資水平與利潤掛鉤,確保職工收入與企業經濟效益同步增長,努力解決企業普通職工工資偏低及增長緩慢等社會問題。二是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應堅持公平為主的原則。再分配的主旨是控制初次分配造成過大的收入差距,防止兩極分化,保證人們獲得均等的發展機會和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為公正的社會價值體系提供基礎的物質支撐。三是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主要是指社會救助、民間捐贈、慈善事業、志愿行動等各種形式的分配制度和機制。在一些發達國家,慈善事業等第三次分配的總量大概占GDP的3%-5%,而在我國現在只占0.1%。因此應通過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有效補充市場及政府調控的不足,促進社會分配制度的公平與合理。

(二)健全財政稅收調節體系

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內,財政稅收天然地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的各種有利條件,具備調節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功能。一是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適度降低稅率、稅收收入規模和增長速度。通過稅制改革,將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之間的分配關系調整到合理比例的范圍內之后,使稅收收入的增長與GDP的增長保持大體同步。二是完善消費傾向的稅收結構,特別要對在國民平均實際消費水平之上的消費征稅,制定合理的稅率,并實行累進稅率。由于我國尚未開征不動產稅、遺產稅等以富人為納稅對象的稅種,也未形成以消費稅種為導向的稅收體系、稅收導向,既不利于經濟增長和做大國民收入總量,也不利于縮小差距。因此,稅收結構調整要針對財產性收入和高收入者,在居民平均消費之上的消費對象要征收累進稅,如征收所得稅、遺產稅、不動產稅、奢侈稅、消費稅等。三是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透明的核算體系。提高收入的透明度,必須做到使收入工資化和貨幣化,強化儲蓄存款實名制度,建立和推行個人收入申報制度。

(三)優化財政轉移支付結構

財政支出調節國民收入分配主要是通過合理控制并優化財政收入的投向來調節國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包括:一是加大社會公共事業支出。通過加大對“三農”、教育、衛生、文化、公共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公共服務,大力發展社會公共事業,減輕居民負擔。二是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一方面應通過合理確定保障方式和標準,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居民養老、醫療保障體系。另一方面,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時應提高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縮減居民收入差距,維護社會的公平和穩定。三是深化政府機構改革,大力壓縮行政經費。通過控制行政機構的數量與規模,壓縮行政經費,減小不合理的財政支出,充分發揮財政支出的公共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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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極大發展，但國民財富并沒有與經濟增長協調發展，財政收入的增速超過國民財富。參照國際上通常的發展經驗，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比例會有此消彼漲的變化，但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國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就會出現逐步縮小的態勢，然而在我國則恰恰相反，反而進一步向政府傾斜。對于這種有悖于一般發展規律的現象及其可能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潛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視。彭爽、葉曉東（2008）、閆肅（2011）等學者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進行研究，都認為我國國民收入格局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居民部門收入比重不斷下降，但他們僅對原因做了相關描述性研究。因此本文將視角放在國民收入的部門分配關系上，重點在于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關系的研究，著重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二、關系及影響因素分析

我國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不協調是多種因素影響下的結果，從本質上講，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就是按照一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將國民收入分配給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因此，國民收入分配是影響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關系的最主要因素。國民收入分配理論認為，國民收入首先會在宏觀經濟的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之間進行初次分配，其次國家會通過政策對不合理的初次分配進行調整，也就是再分配過程，不同經濟主體在各階段的總量和份額也會發生顯著變化，通常認為，經過再分配，居民所得份額會上升，企業所得份額會下降，政府所得份額的變化依政府行為的不同會有所差異，而在我國則表現為政府所得份額會上升?？梢姡瑖鴥壬a總值增長從根本上促進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的共同增長，但是受到收入分配政策的影響，這種促進效果對于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不盡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協調與否，取決于收入分配政策：均衡的收入分配政策下，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能夠實現協調增長；反之則將會出現不協調增長。

在收入分配過程中，稅收除了需要履行為政府籌集財政收入的職能，還要作為調節分配關系的主要政策發揮作用。一方面，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增加必將導致財政收入的增加，兩者形成同向變化；另一方面，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稅收主要通過勞動供給選擇和資本投資等途徑影響經濟增長和國民財富。稅收主要通過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實現對經濟增長和可支配收入的影響。提高某一要素稅負，將同時導致要素邊際回報率和可支配收入下降，在前者影響下，相對價格變化影響私人行為選擇，減少該要素供給，即稅收的替代效應；而在后者影響下，為維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可能反而增加要素供給，即稅收的收入效應。增加稅收在替代效應下會阻礙經濟增長，進而阻礙財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在收入替代效應下一方面會直接導致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通過更多的要素投入促進經濟增長，進而促進財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但是在我國勞動力過剩以及企業“輕勞動重資本”的分配格局下，增加資本和勞動投入反而會間接阻礙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國稅收增長在促進財政收入增長的同時會阻礙國民財富的增長，也就是說，在我國稅收增長將加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不協調。

根據國民收入分配理論，我國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關系受到宏觀經濟狀況和宏觀政策的雙方面影響，除稅收增長外，財政支出、城鄉收入差距、城鎮化水平、工業化水平和市場化程度等也對其有比較重要的影響。

財政支出是指國家為實現其各種職能，由財政部門按照預算計劃，將國家集中的財政資金向有關部門和方面進行支付以滿足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需要的活動。因此，財政支出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帶動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加。由于我國收入分配結構向政府部門傾斜，擠占居民部門收入，因而財政支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未能合理流入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從而加劇了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的不協調。此外，財政支出主要通過轉移性支出實現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促進，對收入分配產生較大的直接影響，由于我國轉移性支出比重較低，弱化了財政支出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促進作用，因此最終將出現財政支出增長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差距正相關的局面。

城鄉收入差距加大是居民收入內部增長不協調的表現，在我國具體表現為相對于城鎮，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過慢，這顯然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長，更不利于經濟的增長，而經濟增長受阻又意味著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受阻。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過慢迫使國家加大支農力度，包括降低對農村的征稅力度等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在緩解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造成的對居民收入增長的阻礙作用的同時降低了財政收入來源，進而對財政收入增長產生一定的阻礙作用。由此可見，城鄉收入差距加大對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的影響尚難確定，這主要取決于政府支農力度，當政府支農政策對居民收入的促進作用大于目前城鄉收入差距造成的阻礙作用時，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將會緩解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的不協調性，但這種緩解作用是兩相角逐下的暫時性狀態。

城鎮化水平是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城鎮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在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下將加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的不協調增長；另一方面由于相對于農村，我國征稅重心更偏重于城鎮，城鎮化水平提高意味著稅收增長加劇，進而導致財政收入增長加快。由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衡量指標是工業化水平。和城鎮化水平類似，工業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在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下將加劇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的不協調增長；另一方面由于相對于農業和服務業，我國征稅重心更偏重于工業，工業化水平提高意味著稅收增長加劇，進而導致財政收入增長加快。

市場化是以建立市場型管理體制為重點，以市場經濟的全面推進為標志，以社會經濟生活全部轉入市場軌道為基本特征的。把特定對象按照市場原理進行組織的行為，通過市場化，實現資源和要素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社會效率，推動社會進步。因此，市場化程度加深提高意味著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程度加深，也就意味著財政收入和國民財富增長向協調化的方向發展。

篇10

關鍵詞：居民收入分配 現狀 分析 對策

中圖分類號：F0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中，經濟體制改革步伐邁得最大，成就也最大。而收入分配制度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直積極穩妥推進，基本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收入分配格局，分配制度改革不斷取得新進展，城鄉居民收入來源日益多樣化，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國民普遍從改革發展中得到了實惠、分享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也必須看到，當前收入分配領域存在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導致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

一、我國收入分配現狀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通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做法，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體制下過于集中、忽視微觀主體利益的弊端，基本上消除了“大鍋飯”，建立健全了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各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體制機制，從而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提高了經濟效率。

我國在農業部門、工業生產領域、勞動力流動等方面一系列的經濟體制改革，對普通勞動者的生活影響是深刻的。1978 年-2011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由57.5%和67.7%下降到了36.3%和40.4%，居民總體生活水平分別從貧困和溫飽階段躍升到富裕和小康階段，比改革前有了實質性和根本性的改善?？傊?，一方面是國民收入分配中市場作用機制逐步確立，政府調節作用不斷加強，由此調動了社會成員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人民群眾普遍從改革開放中得到實惠。但是另一方面，國民收入分配在執行的過程中，差距在不斷擴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收入分配的核心問題是實現公平分配。根據國際慣例，一般認為，基尼系數處于0.3-0.4之間被視為合理區間。而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0.5，由此可見，我國收入差距已經較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

由于地區之間的地理、經濟基礎、人文的原因，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之間一直存在著一定的發展差距。改革開放以后提出“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后，這種差距不斷擴大。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2》統計，2011年，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為36230.48元，北京為32903.0元；處于最低段位的甘肅為14988.7元，黑龍江為15696.2元。相對差距達到2.5倍以上，絕對差距達到15000元以上。

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十分顯著，居民收入正向少數高收入群體集中。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中，農村居民內部和城鎮居民內部的個人收入增長都是不平衡的，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大于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這在客觀上推動了收入差別的逐漸拉大，并逐漸形成高、中、低各種層次的收入階層。其次，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3、行業之間收入差距

不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比較嚴重。如壟斷行業、科技含量高的行業和新興產業等收入高，為其職工發放額外收入，而一些傳統行業、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收入在相對下降；其次，有人侵吞公有財產和用偷稅漏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及尋租行為牟取個人私利，也會造成部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

目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已是不爭的事實。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

二、改革居民收入分配制度及緩解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擴大是不合理的，我國實現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是我們的根本原則，如果收入差距過分擴大，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就會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因此應采取“適度差距”原則，在堅持市場經濟的平等法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同時，加強宏觀調控，調節收入差距，把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可容忍的限度內，最終達到既合理拉開收入差距，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又不讓收入差距過分拉大，在促進經濟效率的基礎上努力實現社會公平的目的。為達此目的，筆者認為應采取以下幾項對策：

劃清市場分配與財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圍

屬于市場分配的范圍，財政不能越俎代庖，屬于財政分配的范圍，財政應盡其職。例如，應由市場形成的企業職工工資、企業利潤、租金收入、財產收入、股息收入等，財政的職能是通過再分配進行調節。而醫療保健、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則應改變目前“企業辦社會”的狀況，由財政集中分配，實行社會化。

2、在不損害市場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既要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又要避免過度干預勞動力市場。繼續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但不能通過僵化勞動合同實現。政府要加強勞動市場服務職能、加大勞動技能培訓等公共投入，通過增強勞動市場的活力來保障勞動者利益。

3、通過改革稅收制度等措施加大加大再分配力度

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通過改革稅收制度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調整力度，可以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充分考慮家庭綜合稅負能力，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計征和抵扣。完善企業所得稅制度，對有利于就業的中小企業給予稅收優惠，將減稅負與促就業有機結合起來。適時開征不動產稅，將目前的房產稅、城市房地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三稅合一，稅率與單戶面積、價值和容積率等掛鉤，采取累進稅率。條件具備時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和特別消費稅，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調節力度。適當增加政府貨幣轉移支付，并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體傾斜。

4、改善政府支出結構，優化收入分配結構

切實提高“兩個比重”：一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務消費來拉動和激活居民消費；二是適當提高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增長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務。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保證基層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加快制定并實施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增加對落后地區和農村公共服務投入，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

5、規范工資制度

主要是指規范由國家預算撥款的政府機關公務員的工資制度和視同政府機關的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制度。凡應納入工資范圍的收入都應納入工資總額，取消各種明補和暗補，提高工資透明度；實現個人收入分配的貨幣化和商品化；適當提高工資水平，建立以工資收入為主、工資外收入為輔的收入分配制度。

此外，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對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起著重要的作用。在現階段，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要與國情結合起來，要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從薄弱環節入手，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范圍。要建立合理的、可持續的養老基金補充機制，給人們以穩定的預期。從長遠看，政府應通過立法和規制，使城鄉居民每個人有平等的受教育、就業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機會，以縮小我國目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