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民幣匯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3月12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較上一交易日下跌209個基點，跌幅之巨為匯改后罕見，據《財經》記者統計，在3月前13個交易日中，中間價隔日波幅均值約為89個基點，遠高于2月份29個基點的均值。

一位接近央行系統內部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波幅擴大主要是為打消市場對人民幣的單邊預期?！?/p>

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從最近交易特征來看，人民幣中間價的“跳漲跳跌”，已令匯率呈現出波幅擴大的趨勢。

“只有中間價波動了，日間波動才有意義。”上述接近央行系統內部人士解釋稱，“不管日間有多大波幅，如果第二天中間價還定在‘附近’的話，銀行很容易做錯方向?！?/p>

在央行3月12日的記者會上，央行副行長、外管局局長易綱回答記者關于匯率擴大波幅的提問時表示，“無論從國際收支平衡看，還是從市場的預期看，現在的條件是日臻成熟的?！?/p>

在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崔歷看來，匯率波幅的擴大，宏觀層面上能減少人民幣單向升值預期、緩解熱錢流入壓力、增加貨幣政策獨立運作空間，同時亦可提高市場參與者避險的意識、增加相應的金融產品成長空間。

隔日波幅擴大

“從3月5日起，人民幣中間價波動幅度明顯拉寬，對國際市場美元漲跌變得較為敏感，3月12日人民幣中間價甚至較前一個交易日下跌超過200點?！闭猩蹄y行金融市場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撰文指出，“這種現象是2005年匯改以來十分罕見的。”

相對于銀行間市場人民幣兌美元0.5％的日間波動區間限制，央行對于隔日匯率波幅并無約束，但此前隔日匯率日均波幅十分有限，今年3月以前，隔日波幅多在0.1％以內，如此狹窄的空間既影響了商業銀行外匯交易，也無法反映供求關系。

“去年12月人民幣多次盤中跌停，曾出現銀行持有外匯頭寸，卻不愿意出售的現象，因為雖然當天跌停，但銀行擔心次日開出的中間價仍然升值?！鄙鲜鼋咏胄邢到y內部人士表示，“如果銀行頭一天賣了，第二天用什么價格買回來啊，這種定價下，銀行沒法操作?！?/p>

在此前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下，銀行所持外匯頭寸大多逼近下限，若當天售出而次日無法補回的話，銀行就不得不持有負頭寸，而這將受到外匯主管部門相應處罰。

2011年10月，銀行間市場中間價與香港即期匯率定盤價一度背離，由于后者市場化程度高，而前者易受央行掌控，因此，市場當時對銀行間市場中間價質疑不斷。

這種情況在最近發生了變化，尤其是進入3月份以來，隨著隔日波幅的擴大，中間價與定盤價的價差逐漸縮小，變化方向基本一致。

在隔日波幅擴大的背景下，日間波動區間的擴容也被論及,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在全國“兩會”上表示，今年人民幣匯率兌美元的波幅可能從0.5％，擴大到0.7％或者0.75％。

2007年5月，央行出于進一步完善匯率浮動制度的考慮，曾將日間價波幅由之前的0.3％擴大到0.5％。

劉東亮在上述文章中表示，由于日內上下0.5％的波動區間并未用盡，暫無擴大日內波幅限制的必要，相反，以中間價的波動引導即期市場的波動，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

匯率趨向均衡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有漲有跌”的走勢在近期愈加明顯，截至3月21日，在三月份前15個交易日內，中間價出現了7次漲跌幅的轉向，隔日波幅亦有所擴大。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上述記者會上表示，人民幣匯率越是接近均衡點，市場供求就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周小川亦稱，央行在市場中的參與和干預的程度會有序地減弱，以便更好體現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一位國有大行資深外匯交易員對《財經》記者證實，央行雖仍能夠影響中間價的制定，但通過交易形式直接干預匯率價格已經很少。

在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丁志杰看來，匯率趨近均衡時擴大波幅，可以避免對外匯市場產生大的沖擊，“相反，在匯率高估或低估時放開干預，均可能出現價格‘一邊倒’的局勢”。

事實上，波幅的擴大也有助于尋找均衡匯率，上海商業銀行深圳分行副行長王幸平對《財經》記者表示，央行在試探一步步開放，以期通過波幅擴大而達到匯率均衡水平。

自2011年9月底以來，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已逐漸趨近均衡。這種變化直接體現在金融機構外匯占款上，2011年四季度，外匯占款連續三個月減少，當年10月、11月、12月的減幅分別為249億美元、279億美元和1003億美元。

今年1月，外匯占款雖然出現了1409億美元的增幅，但到了2月，增幅又萎縮至251億美元，與此前動輒數千億美元的月均增幅相去甚遠。

近年來，隨著大量外部流動性涌入，外匯占款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但為防通脹，央行不得不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沖，然而，在去年四季度，央行曾持續賣出美元，這種操作為近十年來的首次。

崔歷認為，擴大匯率波幅，可以減少人民幣單向升值預期，緩解熱錢流入和央行對沖壓力，并增加利率政策的獨立運作空間。

單邊升值預期的改變，還影響了企業結售匯意愿，收匯結匯率和付匯售匯率分別反映企業結匯和售匯意愿，從這兩個指標近期波動看，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預期明顯。

去年10月份，付匯售匯率在時隔16個月后首次高于收匯結匯率，短短3個月之后，收匯結匯率在今年1月份再次超過付匯售匯率，二者如此頻繁“換位”殊為罕見，自外管局2010年1月公布銀行代客結售匯數據之后，由于單邊升值預期，收匯結匯率此前長期高于付匯售匯率。

國際收支謎局

外管局2月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2011年四季度，我國資本金融項目呈現474億美元逆差，經常項目與資本金融項目雙順差趨勢終結。

在上述接近央行人士看來，一段時間內，這種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形勢仍會維持。

然而，2月份貿易逆差數據的公布卻加深了市場的擔憂，海關總署3月1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2月，貨物貿易進出口呈現314億美元的逆差，1月-2月累計逆差為42億美元。

數據甫一公布，匯率市場立即反應。3月12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跌幅達209個基點，與此同時，香港即期匯率定盤價也大跌160個基點。

“外匯市場上的各種交易商，對每個月所公布的貨物貿易的平衡狀況非常敏感，因此往往貨物貿易的數字一公布，市場上立刻就有反應?！敝苄〈ㄔ谏鲜鲇浾邥媳硎?。在他看來，市場供求關系對匯率正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經常項目的平衡就是重要的觀察數據。

“年初的逆差應是暫時的?！贝逇v對《財經》記者表示，“季節因素之外，包括銅、原油等原材料進口增長持續強勁，反映了企業對后市需求的信心?！?/p>

她預計，2012年全年貿易項下仍會呈現小幅順差，進口強勁而外需疲軟的情況會有一定緩解。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上述記者會上也表示，未來出口數據的變化還需要時間觀察。

可資對比的是，2011年一季度，我國貿易也曾出現10.2億美元的逆差，但全年仍錄得逾1500億美元順差。

在1月7日－8日舉行的全國外匯管理工作會上，易綱曾表示，2012年全年外匯資金總體保持凈流入，但流入總量將大大低于過去幾年的平均水平。

易綱當時亦將今年外匯收支形勢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外匯收支可能基本平衡，個別月份出現小幅凈流出。第二階段外匯收支走勢將取決于屆時國際金融市場狀況。

未來匯率走勢

人民幣匯率 “漲跌互現”的走勢，也讓市場破費心思。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均表示，從經濟基本面來看，中國經濟仍將維持7.5％以上的高速增長，加之出口順差會得以維持，未來人民幣會呈現“小升”態勢。

盡管升值被認為是大趨勢，但年初以來的市場卻表現出了人民幣小幅貶值，3月21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6.3092，人民幣較3月初貶值76個基點，較年初貶值91個基點，與此同時，香港一年期美元兌人民幣匯率遠期也顯示出人民幣小幅貶值趨勢。

在劉東亮看來，年初預估的3％升幅可能過于樂觀，今后升值或進入到在劇烈震蕩中緩慢爬行的階段，并間或創出新高。

崔歷表示，中國的國際收支基本面仍較好，如果國內通脹得到有效抑制， 人民幣應不會相對一籃子貨幣持續貶值。若美元走弱，人民幣中長期相對美元仍會走強，但是升值速度減緩，雙邊浮動增大。

近日，美元指數重回80以下，結束了之前數日的連續上攻態勢，由于美元在一籃子貨幣中權重最高，因此，其走勢對未來人民幣升值與否關系密切。

篇2

不久前公布的二季度經濟數據表明，在出口增幅迅速下滑的拖累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并將進入一個下降通道。同時，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企的影響，進口增速居高不下，使中國的外貿順差出現減少跡象。于是，有些人士認為，人民幣匯率未來很快會面臨貶值的壓力。

然而，筆者認為，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盡管人民幣的升值速度有可能放緩，但其升值趨勢不會改變。人民幣匯率出現持續性貶值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如果人民幣匯率完全浮動，其水平由市場供求決定，當外匯市場出現供大于求時，人民幣匯率就會升值；反之就會貶值。為分析的方便，暫不考慮資本賬戶項下產生的外匯供求變化。當有外貿順差時，市場上外匯供過于求，人民幣會升值；當有外貿逆差時，市場上外匯供不應求，人民幣會貶值。

所以，當外貿順差減少時，市場上外匯供過于求的程度會相對緩解；但由于供絕對大于求的局面不會發生改變，人民幣升值的基本態勢自然也不會變化。當前，盡管中國的外貿順差有減少跡象，但筆者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的外貿順差不會消失或轉變為逆差，因而，人民幣貶值沒有市場基礎。

筆者測算，即使出口在未來一直保持同比10％的較低增幅，同時進口以其兩倍的幅度增長（即同比20％），中國直到2010年6月以后才可能出現持續的外貿逆差。

有鑒于此，我們可以非?？隙ǖ卣f，人民幣匯率不會貶值。

乍一看，似乎人民幣貶值的可能是存在的。

首先，當前人民幣匯率并不完全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實際上，匯率在中國仍然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政策工具，其變動反映的是政策意圖而不是供求關系。既然是政策意圖，如果政策制定者想通過人民幣貶值，達到特定的政策目標（如支持出口企業）， 理論上他們是可以做到的。

其次，我們先前沒有考慮資本賬戶項下產生的外匯供求變化對匯率的影響。如果由于大規模資本凈流出而產生對外匯的需求，從而抵消外貿順差產生的外匯供給，外匯市場也可能出現供不應求，導致人民幣匯率貶值。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外貿順差仍然相當大的形勢下，中央銀行會加大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致使人民幣匯率出現貶值嗎？中國政府會放松資本賬戶管制，使中國改變過去連續九年的凈流入，變成凈資本流出，并使其大到足以抵消外貿順差的規模嗎？上述兩種情形發生的概率非常低。

雖然人民幣長期升值的趨勢不會改變，但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速度卻很可能會放緩。這是因為，當前，出口增速下降，出口企業面臨困難。政策制定者希望能通過放慢人民幣升值速度，來幫助緩解當前出口企業面臨的壓力。

這是一個政策折衷：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尊重人民幣趨勢性升值這一市場基礎；另一方面，要盡量發揮人民幣匯率作為政策工具的角色，以服務于在短期內穩定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

有些市場人士反對放緩人民幣升值速度，認為既然人民幣匯率被結構性低估了，那么，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升值，正是其向均衡水平矯正的過程。這一過程將加速淘汰競爭力弱的出口企業，幫助中國盡快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若放緩升值，只會延續匯率被低估所造成的市場扭曲，故不可取。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混淆了宏觀經濟政策短期內發揮相機抉擇的調節作用，和結構調整政策中長期內發揮促進制度變革的作用。

誠然，在過去的12個月內，無論是從減少人民幣被低估程度這一中長期結構目標出發，還是從抑制通貨膨脹這一短期宏觀經濟目標出發，都需要人民幣匯率升值。

然而，前瞻地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已是不爭的事實，并將進入一個下降通道。同時，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也已觸頂回落，其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在這樣的宏觀經濟環境下，有必要讓包括人民幣匯率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發揮它們固有的“逆對風向”調節作用，防止經濟增速的過快下降。

人民幣匯率中長期升值的市場基礎固然存在，但是如果此時繼續加快其升值速度，短期內只會對經濟放緩所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如就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篇3

在新年剛過的幾個交易日里，在岸人民幣匯率貶值了近1000個基點，累計貶值超1%;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度貶值了1500個基點左右，累計貶值超2%。

近期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還與股票的大跌相伴隨，甚至全球市場亦有波動。1月4日，上證綜指跌6.85%，跌至3300點以下，創業板指數更是暴跌了8.21%，一天之內兩次觸發了熔斷。當天歐美股市也紛紛下跌，比如德國股市跌了4.28%，標普500跌1.53%。1月7日，股市再度兩次熔斷，上證指數跌7.32%至3115.9點，創業板跌8.66%。我們并不認為匯率貶值是觸發A股市場熔斷的唯一因素，但完全可以作為重要誘因之一。

多重因素致使人民幣貶值加速

近期人民幣貶值加速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對經濟前景的擔憂，短期資金流出加劇，以及央行的模糊態度。

首先，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前景較為擔憂，而政策的放松可能不及預期。雖然2015年11月經濟數據略有企穩，但事態依然非常弱。最新公布的2015年12月官方制造業PMI為49.7，低于市場預期的49.8;財新PMI為48.2，比11月下降了0.4。

由于2015年上半年金融業超級繁榮，股災后交易量的萎縮使得2016年上半年金融業對GDP貢獻將大大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2016年一季度經濟增速可能會跌至6.5%附近。

短期經濟的起伏關鍵還要看政策的支持力度。1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七問七答”的方式闡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文中明確強調，不會實行需求緊縮，但認為主次要分明，要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也就是說，未來決定短期增長的需求面政策更多是起到緩沖的作用，并不會采取強刺激。

從近期貨幣政策的操作看，似乎央行也在有意放慢放松的步伐。

按照2015年的節奏，大概是兩個月降準一次，但是自2015年10月底降準之后，目前央行仍按兵不動。對政策預期的落空和延后，可能會使市場產生對經濟不利的預期。

其次，資金外流加劇。對中國經濟前景悲觀和中美利差的縮小導致資金流出，2015年以來外匯占款持續負增長。而新年初始貶值預期加強，可能由于新的一年居民有了新的換匯額度，從而加大人民幣的短期拋售壓力。另外，朝核問題也可能引發全球資金避險情緒的上升，導致資金大幅流出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

第三，央行對人民幣的預期管理不明確。雖然央行多次表態，人民幣長期不存在大幅貶值的基礎，但對短期人民幣波動以及貶值的容忍度并沒有明確表態，這容易引發不必要的猜測。

例如8月11日的人民幣突然貶值，事前未做預期管理，導致了市場震動;新年伊始的人民幣貶值加速，央行的預期管理仍然顯得不夠明確。從人民幣加入SDR后的走勢看，其波動似乎在央行意料當中，但當貶值幅度超出市場預期，市場就會自行放大對資金大規模外流的擔心。

人民幣貶值與資本市場聯動

從長期角度看，匯率貶值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并不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匯率貶值的決定性因素。

如果匯率貶值是由央行主動的寬松政策所致，那么寬松的貨幣政策往往會帶來股市的上漲，比如安倍上臺以后的日本，日元貶值與日本股市大幅上漲緊密相連。如果匯率貶值更多因美元升值而被動跟隨，則會出現大規模資金外流，這種貶值往往會與股市下跌相伴隨，比如2014年下半年的俄羅斯和一些其他新興市場國家。

從短期和中國的角度看，人民幣的貶值，尤其是加速而突然的貶值，很容易帶來資本市場的暴跌。自2015年8月以來，人民幣的走勢大概經歷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8月11日后的突然大幅貶值，誘發中國股市1000多點的暴跌，并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共振，以至于9月份的美聯儲會議對此都給予了額外的重點關注。

第二個階段，9月至11月，人民幣匯率得到有效控制，在岸人民幣匯率基本維持在6.3-6.4之間窄幅波動。這一期間中國股市也見底回升，形成了一波幅度較大的反彈。

第三階段，11月底人民幣加入SDR后，人民幣匯率開始持續貶值，在岸人民幣匯率突破前期6.4的邊界，同時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匯率的價差不斷擴大。2016年初的幾個交易日，人民幣匯率貶值加速，其貶值幅度幾乎趕上第一階段，離岸和在岸人民幣匯率價差逾1600個基點，中國股市再度暴跌。

在其他早已習慣了自由匯率的國家，匯率的漲跌如家常便飯，不太會引起資本市場的強烈反應。但是，中國過去一直習慣的是固定的匯率或單邊升值的匯率，如今突然貶值了，波動放大了，企業和居民從心理上需要適應期，也更容易導致恐慌。

央行或出手穩定貶值預期

隨著人民幣匯率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匯率的波動彈性也會加大。近期人民幣的加速貶值，使得人民幣的匯率風險加劇，金融市場風險攀升，我們認為央行會很快出手穩定預期。大致可能會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加強與市場的溝通。央行可能會更為明確地表達自己對人民幣的長期和短期的態度，也可能進一步明確匯率政策操作的一些依據。1月7日，央行網站轉發了中國貨幣網的兩篇評論文章，認為2015年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基本保持穩定，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更加市場化。這無疑起到了一定的溝通和預期引導作用。

第二，適時采取直接的外匯干預。雖然減少匯率干預是匯率改革的方向，但即使是很成熟的發達國家，比如日本、瑞士也都有明顯的干預匯市的行為。在人民幣貶值預期明顯加速、不利于資本流動和金融穩定的情況下，央行直接入市干預有其必要性。

1月7日早盤，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度貶值至6.76，但又迅速被拉回至6.68附近，使得離岸與在岸人民幣匯率價差縮小到1000個基點以內。隨后人民幣中間價也結束了此前的“八連貶”，1月12日，離岸人民幣匯率回到6.58，與在岸人民幣匯率的價差已經縮小到100個基點左右。據相關媒體報道，這一系列的變化可能是由于央行已經直接干預了匯市。

第三，通過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彌補資金流出的缺失，同時有利于經濟企穩。央行也可以實施間接的貨幣政策來影響匯率。

目前來看，由于資金可能加速流出，為了保持適當的流動性，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不但有利于維持資金市場的平穩，也有助于經濟企穩。

篇4

本文試圖從中長期和短期兩個角度對人民幣匯率的走勢進行分析。因為一國匯率從表面上看是一種貨幣現象，表示為兩國貨幣之間的比價，而實質上匯率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經濟現象，匯率水平的高低除了受到政治因素影響外，在更大程度上是由諸多經濟因素決定的，利率平價，購買力平價，國際收支學說，貨幣模型都是分析經濟因素的變動進而決定匯率的匯率決定理論。

首先分析一下人民幣匯率2005年升值的原因。一是迫于國際上的壓力。眾所周知，從2002年起以日本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就對人民幣升值施壓，譴責中國輸出了通貨緊縮，導致對方的持續巨額國際收支逆差，人民幣幣值低估成為他們制造貿易摩擦壁壘的理由。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日益提高的前提下，中國貨幣當局不能坐觀貿易損失而巋然不動。二是國內的經濟情勢推動的。從1994年至今，中國的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截至2005年底已達8189億美元，僅次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儲備國；國民經濟強勁增長，從1994年到2004年,我國GDP的年均增長率達到了8.9%，而同期美國GDP的年均增長率只有2.45%。

在短期內，人民幣匯率有繼續走高的趨勢，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

1、市場上存在對人民幣匯率繼續升值的預期。因為去年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幅度較小，僅僅上浮2%，對國內外經濟影響不大。且從匯率改革之后，匯價持續攀升，11月26日跌破8元關口。故人們普遍存在人民幣會繼續升值的預期，國內很多出口企業提前行動，提高出口產品的訂單價，浙江夢娜針織襪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俊每天都關注著外匯牌價與市場的變化。他告訴記者說，盡管目前匯率松動跡象并不明顯，但公司在接6月份之后的訂單時，會在談判報價時隨時考慮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影響，可能會采取逐步向匯率變動心理預期靠近的漸進式報價策略。英國《金融時報》文章因此認為，根據央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雄心，此次人民幣升值將不會是最后一次；《亞洲華爾街日報》在其網絡版上也刊登文章稱，“中國調整匯率可能引發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致于很多熱錢進入賭注人民幣升值。這種預期和熱錢的進入又推動人民幣進一步升值。

2、中國GDP增速依然較快。2006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91443億元，同比增長10.9%，增速比去年同期快0.9個百分點，其中二季度GDP增長11.3％，增速創十年來的同比增長新高，將進一步拉動本幣升值。

3、國際儲備順差繼續加大。10月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06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統計顯示，2006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較快增長。其中，2006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為916億美元。雖然匯率形成機制已改以往的“盯住”美元，但參考的貨幣籃子中美元的比重仍然最大?！半p順差”短期不消除，本幣升值仍會繼續。

但從中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不會一路升值。這是由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中長期發展的目標決定的。

其一，中國目前存在大量的超額貨幣供給。從理論上分析，超額貨幣與幣值上升是相互矛盾的。中國之所以存在這種現象（被稱為“中國之謎”），主要原因是由中國的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我國價格存在剛性，且要素價格過低；我國還沒有實行貿易的完全自由化和資本賬戶實行嚴格的管制；并且我國的浮動匯率制度才剛開始實行，對超額貨幣的吸收效應還存在時滯。這種“中國之謎”只是一個短期現象，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逐步加深，尤其是在其過程中的產權制度改革，超額的貨幣被高效率的經濟運作方式吸收，會改變貨幣供應量增長超過國民收入增長的不正?，F象，超額的貨幣供給將導致匯率適度貶值，最終趨于均衡。這是以貨幣主義的基本模型為理論依據的。

其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改變將會減緩經濟的增長速度，進而影響匯率。如前所述，雖然中國的年均GDP增速遠遠高于美國，但現階段我們的增長方式是不合理的。中國的經濟還沒有完成從初放型向集約型經濟的轉變，是低效率的經濟。據望東方周刊，“中國以世界水泥消耗總量的50％、鋼鐵的34％、煤炭的31％、氧化鋁的25％、電力的13％，實現的卻僅僅是世界4％的GDP總量”。據國家環保局的數據，中國的萬元GDP能耗水平是發達國家的3-11倍?？梢娭袊洕M入高成本期，并且中國的資本不能自由流出境外進行投資，所以不能武斷地得出“因為經濟高速增長，所以本幣就一定會升值的論斷”。國內經濟已經在努力提高效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然會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匯率在短期內升值壓力很大，但中長期內不會持續升值。

其三，中國的外匯儲備運用會日趨合理化，從而減輕本幣升值壓力。但是，同樣從中長期看，處于轉軌中的中國經濟，2萬多億元的社保資金缺口，1萬多億元的銀行不良資產，一些地方政府難以測算的巨額債務，對一個迫于各方壓力而經驗不足的開放經濟體制來說，體制中歷史痼疾的擇機解決和進一步主動調整內需主導戰略，并不意味著勞動生產率一定程度的提高，就肯定會使人民幣升值。這主要取決于市場化改革的力度和對赤字財政政策的態度。起碼從目前看，運用一定的外匯儲備，適時推出相關的改革措施，包括消化巨額不良資產、解決社會保障體系的欠賬、用于各種戰略儲備和重大設施的建設，都可以主動成為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有力措施。

其四，從利率平價的角度分析，人民幣匯率中長期內有貶值的趨勢。中國的名義利率高于美國。美國聯邦基金利率5.25%,國內人民幣一年期貸款利率為5.85%（中國人民銀行網）。根據利率評價理論，利率高的貨幣遠期將會貶值。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仍有升值趨勢，但中長期內不會持續升值，甚至會有貶值空間，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會逐步趨于市場化，但匯率機制改革不能等同與人民幣升值。

篇5

（二）匯率缺乏彈性。1994年以來，除1999年外，我國國際收支無論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都呈現雙順差的局面。外匯市場上人民幣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情況，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不可避免。這表明，人民幣匯率水平不是純粹由市場真實供求所決定。在較大程度上，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所制約。近兩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只是在1美元兌8.23-8.28元人民幣之間波動，波動幅度和彈性區間極小，匯率基本上釘住美元。

（三）金融市場的不完善。由于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本項目未放開、資金不能自由流動、市場金融工具匱乏，這都是造成我國外匯市場仍然是一個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時期里，央行的干預和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對外匯的供求起到較大的調節作用。

改革面臨的思考

（一）如何處理把握好市場供求與國家宏觀政策調控的關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運行體系中，最終必須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才能使外匯資金供求完全放開，真正實現由供求確定匯率運行機制。但需注意的是，資本項目的放開是要具備條件的，放開應逐步有序的進行。在過渡時期，即使逐步實現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情況下，也不能忽視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和央行的干預調控作用。

（二）如何保持和實現匯率的穩定與均衡。如何確定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保持一種“最佳”或“適當”的匯率狀況，這涉及所謂“均衡匯率”問題。也就是說，使匯率的變動與經濟內部和外部關系獲得一種協調、合理的關系，能促進和達到內外平衡和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充分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的杠桿調節作用。為此，應進一步鼓勵和推動人民幣匯率的基礎理論研究。比如，對國際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論、出口換匯成本、均衡匯率模型、匯率預警模型以及其他理論模型和相關方案，比如盯住單一貨幣或一籃子貨幣、爬行浮動、管理浮動、單獨浮動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三）如何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金融市場將全方位的開放框架下，構建和完善人民匯率機制。世貿組織所倡導的基本原則是：自由競爭原則、自由貿易原則、非歧視原則、透明度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為適應和迎接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挑戰，為實現經濟金融與國際接軌，就必須消除國內外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這就要求做到國內外資金價格市場化、進而匯率的市場化。也就是說，在逐步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這是構筑人民幣與外幣價值比較和自由兌換所形成的市場均衡匯率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把國內外市場的價格信號、更直接、更迅速、更準確地反映出來，才能使中國經濟與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國際經濟融合，才能實現國內價格體系逐步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靠攏，才能作到競爭機制按照透明度的原則和共同的游戲規則在各個層面上反映出來。這是一個緊迫的大課題和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絕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有序地進行。

幾點建議

以當前形勢來判斷，人民幣的匯率總體水平應保持不變，這有助于匯率的穩定，有助于我國和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煽紤]如下改革措施。

（一）應該對我國建國以來，各個時期，各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形成、特點，問題，結合當時的經濟政治的背景和對外經濟貿易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特別是當前，人民幣受到國外升值的強大壓力時，更應該沉著應對。要總結成功的經驗，也要總結不利的教訓。

（二）改變盯住美元為“一籃子貨幣”掛鉤的匯率機制。選擇我國對外經貿往來中經常使用的若干種貨幣，按其重要程度確定權重，根據這些貨幣在國際市場上升降幅度，加權計算出人民幣的匯率。這樣的改變，將有助于人民幣匯率的水平更趨于合理。

篇6

拋開短期的市場波動，未來幾年歐美疲弱的經濟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增加中國面臨的資本流入壓力。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展，滿足外部對人民幣需求的渠道也會擴大。匯率對觀察中國經濟和宏觀政策變化的重要性增加。

分析在新的國內外形勢下，驅動人民幣匯率未來走勢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民幣國際化等政策變量的可能影響，可以看到，匯率靈活性增加是大方向，未來美元交叉匯率變動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影響將加大，但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有效匯率）大幅升值可能性小。匯率過快升值的主要風險是導致國內貨幣政策偏松，不利于控制房地產泡沫風險。

匯率低估空間不大

從2005年7月匯率機制改革到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約30％，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匯率的加權平均值）上升11％，實際有效匯率（根據中外CPI通脹的差別對名義有效匯率調整后的值）上升18％。但2005年中的有效匯率正好是過去十年低點，如果和高點（2002年初）比，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基本回到原先的水平。

也就是說，過去十年，雖然中間有比較大的波動，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并沒有顯著升值。

如何理解人民幣匯率匯改以來的變動對我們判斷其未來走勢有幫助。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方面，央行的最新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表述是：“繼續按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重在堅持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至于什么是合理均衡水平，市場參與者往往有各自不同的解讀，分歧比較大。

在宏觀經濟分析中，經常項目往往是評估匯率的合適水平的重要指標。經常項目（主要是貿易）順差意味著和實體經濟相關的外匯供給大于需求，造成本幣升值壓力。當然，外匯市場的供求還取決于資本賬戶的平衡，但資本流動波動性大，和實體經濟聯系相對低些，所以在分析匯率的中長期走勢時，一般更注重經常項目。

而且均衡匯率（或者中長期可持續的水平）并不一定是和經常項目平衡相對應。反映結構性因素，一個經濟體在一段時期內儲蓄可能持續地大于國內投資，造成合理（均衡）的經常項目（貿易）順差。如果實際的貿易順差持續高于均衡的順差，其匯率往往被認為存在低估。匯率低估（現實匯率比均衡匯率弱）經常被引用為人民幣趨勢性升值的原因，而中國大量的貿易順差往往被看做人民幣匯率低估的重要體現。

中國貿易順差從2000年的相當于GDP的2％上升到2007年的7.6％的高點，然后顯著下降到2010年的3.1％。同時，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基本上在前五年貶值，后五年升值，和貿易順差負相關（有約兩年的滯后影響）。

按我們估算的貿易模型，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0％，在兩年至三年內降低貿易順差相當于2％GDP。從2005年到2009年實際有效匯率升值近20％，可以解釋相當于4％GDP的貿易順差下降，也就是2007年－2010年間順差下降的大部分。所以，對過去十年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一種解釋是前五年有效匯率貶值（人民幣和美元掛鉤，而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貶值，造成人民幣被動貶值），導致匯率低估，貿易順差大幅增加，超過其均衡值。匯改后人民幣相對于均衡匯率升值，降低了貿易順差，拉近了與其均衡值的距離，減少了匯率低估。

按照這種解釋，進一步升值的空間取決于現在的貿易順差的均衡值。如果現在3％GDP左右的貿易順差還是顯著大于可持續的均衡值，則人民幣仍然低估?；谌丝诮Y構的現狀，中國的儲蓄率未來將會下降，但下降的幅度不會很大，貿易順差的均衡值應該還是顯著大于零，也就是說，從外部平衡的角度看，人民幣低估的空間，如果還有的話，已經大大減少。

對匯率的變動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就是均衡匯率本身有變化，現實匯率的變動適應了均衡匯率的變動，而不是代表對匯率低估的修正。如果把年齡在26歲-64歲之間的人口看做生產者（儲蓄者），把25歲以下、64歲以上看做凈消費者，中國處于生產年齡的人數在1995年-2000年間超過凈消費者，并且這個差距過去十年不斷擴大。

同時，隨著城市化的進展，過去沒有充分就業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使得有效生產者／消費者的增加比單純按年齡劃分計算的要大，這些是過去十年我國儲蓄率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按照這個邏輯，貿易順差（反映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的上升是均衡現象，有效匯率在2000年-2005年間的貶值順應了產生貿易順差的經濟內在要求。同理，近幾年有效匯率升值順應了貿易順差減少的趨勢。

當然，2008年以來，順差降低反映了國內投資的大幅擴張而不是儲蓄減少，未來這樣高的投資率可能難以為繼。但同時，因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大大減少，未來消費率應該增加，儲蓄率降低。也就是說，過去幾年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符合均衡匯率升值的趨勢。

以上兩種解釋強調了匯率和貿易順差關系的不同側面。第一種觀點偏重匯率（價格）變動對貿易順差的影響，更適合解釋短期內或經濟周期過程中兩者的關系。第二種觀點強調匯率和貿易順差的內生性，經濟結構性因素決定貿易順差，以及相對應的匯率，而結構性因素的變化是漸進的，所以更適合解釋長期的變動趨勢。而在一個時間點，匯率和貿易差額反映短期和長期因素的共同影響，所以這兩種觀點不是相互排斥的。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人民幣為糾正低估的升值空間已經不大，均衡匯率本身隨經濟結構的變化可能進一步升值，但結構性因素比如人口結構的變化是漸進的。所以，從實體經濟來看，不存在短期內大幅升值的基礎。

當然，這里講的是有效匯率，而不是對美元的匯率，如果說現在有效匯率接近其均衡水平，在美元對其他貨幣貶值的情況下，人民幣需要對美元升值，否則就會產生新的匯率低估。這就涉及到匯率靈活性的問題。

靈活性增加是趨勢

匯率的靈活性可能體現在三個方面。首要是改變過去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的狀況。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0％就是靈活性增加的最主要體現。

如果上述分析是對的，未來有效匯率升值的速度有限，則靈活性將更多體現在參考一籃子貨幣，也就是依據美元交叉匯率的變動增加人民幣對美元的雙向波動：美元弱的時候，人民幣和其他貨幣一樣對美元升值；美元強的時候，人民幣對美元有所貶值。這樣做的好處是防止人民幣有效匯率因為美元交叉匯率的大幅變化而偏離均衡水平太遠。

靈活性的第二個體現可能是匯率隨經濟周期而上下波動，在宏觀調控中發揮一定的政策工具的作用。經濟增長強勁，通脹壓力大的時候，名義有效匯率升值有助于降低外部需求和輸入型通脹壓力；增長弱的時候，貨幣政策放松，匯率相應貶值，有助于提升外部需求。對于市場供求起主導作用的自由浮動的貨幣來講，匯率隨經濟周期和國內貨幣環境變化而波動是常見的現象。

靈活性的第三個可能體現是匯率隨外匯的供需平衡而波動，這樣有利于減少跨境資本流動對國內貨幣環境的沖擊。比如在美國貨幣政策非常寬松、造成資本流入量大的時候，匯率升值有利于減低外匯占款的擴張，控制美國寬松的貨幣環境向國內傳導。

以上三種不同形式的靈活性在過去幾年的匯率變動中都有一定程度的體現。比如，2008年初，人民幣有效匯率升值明顯加快，主要是為應對當時的通脹壓力。今年以來，人民幣有效匯率沒有顯著變動，但對美元匯率升值速度加快，主要反映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貶值。

最近幾個星期，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尤其引起市場的關注，更有傳言央行將擴大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區間，這是否代表匯率升值速度將明顯加快？政策的動向有待觀察，但有效匯率并不比年初高，筆者傾向于認為最近的匯率變動代表靈活性增加，而不是政策當局對匯率趨勢性升值速度的改變。

但是，匯率雙向波動的靈活性還不夠，對改變單方向升值預期不利。但在國際收支雙順差持續，尤其是資本流入壓力大的情況下，央行通過市場干預制造匯率雙向波動的難度大。

所以，筆者對市場上有關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區間擴大的傳言持懷疑態度。在市場供求嚴重失衡的狀態下，擴大交易區間可能導致更強的升值預期。而且，現在的0.5％區間只適用于單個交易日內的交易，并不妨礙匯率在不同的交易日之間有超過這個幅度的變化。

大幅升值風險大

過去幾年，經常項目順差減少，但資本項目順差增加，資本項目順差占國際收支總順差的比重從2007年的21％上升到2010年的43％。

未來幾年，資本流入壓力很難緩解，甚至可能加劇。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低增長，且受債務負擔的困擾，貨幣政策在相當長的時間將處在非常寬松的狀態。新興市場，尤其是規模比較大、自主增長動力比較強的國家包括中國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將增加。這對匯率和國內貨幣管理都是個挑戰。

外儲規模已達3萬億美元，管理的難度越來越大，對外匯儲備作為資本流動的蓄水池的空間的疑問在增加。同時，外匯占款對基礎貨幣的貢獻導致貨幣的內生性，增加了貨幣調控的難度。因為這些難題，市場不時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會有一次性或在一個短時間內較大幅度升值，一個理據是足夠的升值將扭轉單方向的進一步升值的預期，降低資本流入，減少對國內貨幣條件的沖擊。

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小。一是多大幅度的升值才能消除進一步升值的預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匯率變化牽動國內貨幣政策，可能加劇國內信用擴張、資產泡沫的風險。匯率大幅升值至少在短期內對出口必然有影響，為支持經濟增長，政策當局面臨放松內部貨幣環境的壓力。

也就是說，就算足夠的升值大幅降低資本流入和貿易順差，從而解決國內流動性被動增長的問題，其造成的對出口的影響可能促使國內貨幣政策主動放松。最終對增長、通脹，尤其是資產泡沫的影響不一定比沒有大幅升值有利。

這方面日本和德國過去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廣場協議后，日元和德國馬克在其后五年對美元大幅升值，幅度差不多都超過40％。但日本和德國的經濟表現卻截然不同，德國溫和增長，日本經濟熱度高于德國，最終在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滅。

差別似乎在于貨幣政策。日德兩國貨幣政策寬松度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有明顯分化：日本為支持內需執行了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表現為銀行信貸的大幅擴張和低利率。所以往往有一種觀點認為匯率快速升值不是問題，但執行不同的國內貨幣政策，結果就不一樣。

但是，要深究為什么內部的貨幣政策差別那么大，除了德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外，其實和匯率還是有一定的關系。第一，德國馬克在20世紀80年代的上半期對美元大幅貶值，廣場協議后的升值只是一個回彈，到1990年對美元匯率基本回到80年代初的水平。而日元在80年代上半期對美元沒有貶值。

第二，更重要的是歐洲貨幣體系1979年正式啟動，加強了聯合浮動匯率機制，德國馬克成為歐洲的貨幣錨，也就是德國在歐洲的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跟隨馬克走，而日本在亞洲的貿易伙伴的貨幣跟隨美元走，所以，對美元同等幅度的升值給德國出口造成的影響比日本小，相應地對國內貨幣政策支持增長的壓力也較小。

這一點體現在名義有效匯率的變動上，廣場協議后到1989年底，馬克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17％，而日元的有效匯率上升35％。如果看實際有效匯率，衡量貿易競爭力的一個更準確的指標，則差別更大，德國馬克的實際有效匯率在70年代-80年代20年間沒有明顯的上升趨勢，比較穩定，而日元實際有效匯率上升超過100％，且伴隨大幅波動。

所以，不能僅僅依據德國馬克和日元在廣場協議后對美元升值幅度相同而低估匯率快速升值的負面影響，尤其要關注國內貨幣政策由于出口疲弱而過度寬松的風險。

匯率升值有利于控制通脹，不利于出口，兩者都為內部寬貨幣制造了環境，在一段時間，似乎通脹溫和，增長受出口放緩影響不大，但往往增加了國內信用過度擴張、資產泡沫的風險。筆者認為，基于我國所處的區域貨幣環境和貨幣政策缺少獨立性，日本的經歷對我們的警示和借鑒意義更大。

國際化遠水難解近渴

談到匯率，當然離不開人民幣國際化這個熱點話題。從長遠來講，如果人民幣成為區域貨幣的錨，當然有利于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增加對美元匯率的靈活性，就像上述的德國的例子。

但是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尤其是在放開資本賬戶管制和人民幣實現資本賬戶可兌換之前，人民幣很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中起重要的交易媒介和儲值功能。

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必然伴隨國際投資者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增加，若沒有相應的國內居民持有境外資產的增加，資本流入壓力會加大。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比較快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境內機構和企業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購買者是在香港的居民和機構，帶來資本流入，但目前規模相對于內地的貨幣總量來講還比較小。

另外，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的使用增長很快，人民幣結算主要涉及進口貿易，而不是出口貿易，其結果是對美元的需求減少，增加了外儲上升的壓力。

就國內人民幣流動性而言，流出境外的人民幣和進口商用人民幣購買美元導致人民幣流回央行的效果是一樣的。所以，這種情形下的外匯儲備增加并不馬上增加國內的人民幣流動性。但境外人民幣存量增加，而投資渠道有限，最終有回流內地的壓力。

總之，雖然人民幣國際化長期來講有助于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但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加大資本流入的壓力。我們注意到央行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也是在謹慎控制境外人民幣通過市場渠道回流的步伐，管理其對國內流動性的可能的影響。

匯率牽動國內經濟政策

在應對未來幾年外部寬松的貨幣環境對中國的影響上，需要多重政策工具配套。筆者認為，在逐步增加匯率靈活性的同時，匯率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從對政策的影響看，重要的不是升值對出口的沖擊本身，而是由此可能導致國內貨幣政策過于寬松，信貸過度擴張，加劇房地產泡沫。

匯率升值有助于控制輸入型通脹，但不會成為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貨幣政策既要控制CPI，也要關注資產泡沫的風險。也就是說，控制通脹主要還是要調控內部的流動性和融資條件，匯率升值代替不了內部穩健的貨幣政策。

在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同時，實施結構性措施也很重要。比如堅持房地產調控，并通過宏觀審慎管理控制房地產市場對信貸擴張的影響。最后，要促進資本流出，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

篇7

一、人民幣現行匯率制度主要內容

我國人民幣現行匯率制度概括起來說就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體而言包括四個方面；第一，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是指匯率生成機制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的，匯率水平的高低是以市場供求關系為基礎的。1994年1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市場匯價即是頭一天全國18家外匯調劑公開市場產生的人民幣對美元匯價的加權平均價，以后，中國人民銀行每日均由銀行間外匯市場前一個營業日交易產生的美元加權平均價，當然這一價格也考慮到國際外匯市場的變化，人民幣與其他國家貨幣的匯率則通過與美元的匯率換算而得到。第二，單一的匯率是指中國人民銀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幣市場匯價適用于外匯指定銀行（中資與外資）進行的所有外匯與人民幣的結算與兌換，包括經常項目收支和資本項目收支，適用于中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往來；適用于居民與非居民的交往活動?？傊沁m用于所有交易范圍的一切外匯與人民幣之間的交易。第三，有管理的匯率主要體現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中央銀行設有獨立的操作室，當市場波動幅度過大，中央銀行要通過吞吐外匯來干預市場，保持匯率穩定；在零售市場上，中央銀行規定了銀行與客戶外匯的買賣差價幅度。第四，關于浮動匯率，一是表現為中央銀行每日公布的人民幣市場匯價是浮動的；二是各外匯指定銀行制定的掛牌匯價在央行規定的幅度內可自由浮動。

上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主要形成于90年代中國外匯管理體制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運行及賴以存在的基礎在于兩個方面：一是銀行結售制，在此基礎上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二是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匯率開始了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基礎。就第一個方面而言，結售匯制度使得外貿企業無條件地將出口所得外匯賣給外匯銀行，外貿企業不能持有外匯賬戶，后來，雖然大型外貿企業中可以持有部分外匯，但亦受到嚴格的限制。1996年，人民幣在結售匯基礎上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即在經常項目下，外貿企業的貿易用匯通過外匯銀行的售匯來滿足，但在經常項目中的非貿易項目用匯則受到較嚴格的外匯審批控制。所以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居民與企業均不能意愿地持有外匯。就銀行間外匯市場而言，其結構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外匯指定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結售匯市場，亦稱外匯零售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企業的外匯供求在符合國家規定的政策內均可進行買賣交易，外匯銀行則實行會員制，其會員資格的獲取要經過央行或外管局的審批，具有嚴格的市場準入規則。二是通過中國外匯交易系統進行的銀行間的外匯交易市場，主要為銀行實行結售匯的頭寸買賣服務，并形成人民幣匯率，這是一個批發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中央銀行既以市場會員的身份進行公開市場操作，又充當市場管理者的角色，如對外匯銀行持有外匯額度作了嚴格的規定；只允許交易美元、日元、港元三種外幣。

二、人民幣現行匯率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在外匯銀行、企業、居民不能意愿地持有外匯的前提下，中國的外匯市場具有封閉性、壟斷性、交易品種單一和匯率波動空間狹小的特征。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目前名義上“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事實上演變為一種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人民幣匯率的這種形成機制具有以下一些缺陷。

（一）基礎匯率的確定缺乏準確的依據

在中國，由于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下的嚴格管制，所以外匯市場上的外匯的供求主要決定于貿易項目。因此從理論上講（實際上亦然），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理論模型應當是購買力平價理論。眾所周知，購買力平價的成立是由“一價定律”的成立而推導來的，而“一價定律”在開放的經濟中成立的前提是；1、對比國家都實行了同等程度的貨幣自由兌換，貨幣、商品、勞務和資本流通是完全自由的；2、信息是完全的；3、交易成本為零；4、關稅為零。而在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與最為發達國家的美國之間，由于：1、兩國的貨幣、商品、勞務和資本國際性流通程度差異性很大，絕非以自由交易為基礎，相反存在著較高的關稅和各種形式的交易壁壘，關稅不為零、交易成本也不可能為零；2、在中美貿易品市場交易中，由于東西方消費偏好的差異、不完全市場競爭所帶來的高的搜尋成本、政府行為對市場的影響等等，其信息不可能完全對稱。所以購買力平價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幾乎完全不能滿足。由此確定的人民幣基礎匯率顯然缺乏準確、客觀的依據。

（二）實際運行中的匯率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價格

現行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的基礎即銀行結售匯制及對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的外匯銀行實行的額度管理，這使得市場參與者，特別是中資企業和商業銀行持有的外匯必須在市場上結匯，不能根據自己未來的需求和對未來匯率走勢的預期選擇適當的出售外匯時機和數量，另一方面就銀行售匯而言，要么存在一定的條件約束，要么存在嚴格管制。因此我國的外匯市場是一個供求關系不對稱的市場，即是一定制度約束下的充分外匯供給和部分外匯需求相作用的外匯市場，中央銀行在這個市場上實際上處于“強買”、“弱賣”的地位，顯然由此形成的匯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價格。

（三）形成匯率的外匯市場不完善

一方面：我國外匯市場存在交易主體過于集中、交易工具單一的問題。目前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主體主要由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經批準的外資金融機構、少量資信較高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央行操作室構成。從交易額來看，中國銀行是外匯的最大賣方，中國人民銀行是外匯的最大買方，雙方交易額占總交易量的60%以上；從交易品種上來看，只有美元、日元和港元，且其成交量主要以美元為主。主體構成較為單一，交易品種及交易量相對集中，使得匯率帶有“官方與民間”交易的色彩。另一方面：外匯市場與其它金融市場的隔離。理論和實踐均證明，完善的短期貨幣市場和靈活的利率尤其是短期利率是保證外匯交易活躍和匯率動態穩定的重要經濟杠桿。而我國由于資本項目的嚴格管制及利率的非市場化導致外匯市場與短期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幾乎處于隔離狀態，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利率、美元利率相關程度極低。

（四）人民幣匯率缺乏靈活性

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的7年多來，人民幣匯率除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外，其余5年及當前都保持在1美元兌8.28元左右的水平，處于一種超穩定的狀態，而由上面分析我們清楚地看到人民幣匯率的這種超穩定狀態是一種制度約束下的使然。誠然，匯率的穩定對經濟發展固然有一定的好處，但我們所追求的穩定應該是反映市場環境因素變化的動態的穩定，而絕非是靜態的固定不變。在過分的靜態穩定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不能及時隨內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作出調整，不僅喪失了匯率的經濟杠桿的調節功能，也淡化了交易主體的風險概念；同時為了維護匯率穩定致使中國人民銀行被動入市大量收購外匯形成巨額的國家外匯儲備，在歐元即將取代歐元區各國貨進而對國際貨幣體系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影響的情況下，央行持有的以美元為主的儲備資產將面臨重大的匯率風險。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及當前應采取的相關政策措施

從長遠看：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真正地重歸1994年初提出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在此基礎上再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要完全達到這一目標，一勞永逸的辦法是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讓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匯率。市場的自動調節，會找到人民幣匯率的均衡點，再加上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人民幣匯率的“有管理浮動”就可以真正地實現。但從近期來看：匯率制度的改革宜采取循序漸進的過渡辦法，即在對資本項目依舊實行管制的條件下，逐步開放外匯市場，使人民幣匯率完全市場化，使其真正反映市場的供求關系，體現廣泛的市場參與者的真實意愿。當然，人民幣匯率的完全市場化并非意味著放棄對其必要的管理，相反對其管理的方式和手段要多樣化，既有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直接干預，也應有包括結合當時的宏觀經濟環境，通過調節本外幣的供求量、利率水平的調整等手段進行綜合調節。這樣人民幣匯率的彈性自然會增強，在此基礎上人民幣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可望得以初步實現，待時機成熟時再取消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進而實現人民幣匯率的完全市場化。為了這一目標的最終實現，當前應著力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夯實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選擇一攬子貨幣定價法確定人民幣基礎匯率

隨著入世的臨近及資本項目管制的逐步放松和人民幣利率逐步走向市場化，外匯市場的供求會更多地體現經常項目外匯收支以外的外匯供求，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基礎將會由經常項目外匯收支逐步過渡到經常項目為主兼顧其他因素特別是資本流動。鑒于此，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放棄事實上的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改為釘住美元、歐元、日元為貨幣籃子的一攬子貨幣匯率定價，這樣既有利于人民幣匯率長期動態的穩定，又有利于中國的外匯市場早日與國際外匯市場接軌。

（二）改進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培育健全的外匯市場

人民幣匯率長期處于超穩定狀態主要原因在于外匯市場要素不足，而外匯市場要素不足其關鍵又在于現行的強制性結售制和外匯銀行的額度管理。因此，應將目前的強制結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匯制、外匯銀行的額度管理也應做出相應調整（如擴大額度幅度），從而使銀行、企業、居民意愿地持有外匯，做到藏匯于民。這樣既可使匯率風險由不同的微觀主體來承擔，以分散政府外匯儲備的風險；又能滿足各經濟主體資產組合的需要；同時中央銀行可以卸下扎平市場交易的重負，專使匯率調控職能。在此基礎上，再逐步放寬對國內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售匯的條件和限制，從而基本實現經常項目的完全意愿結售匯。當然資本項目的意愿結售匯尚需根據資本項目開放的進程逐步改進。

針對上述的結售匯制度及外匯銀行額度管理的改革與完善，目前的外匯市場也應得到相應的改造，以促使其向國際規范的外匯市場靠攏。一是在不改變目前外匯市場上每天以前一日市場加權平均價開盤的前提下，擴大匯率的波動幅度，從而使匯率更能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有助于意愿結售的實行。二是嘗試新的外匯交易方式。目前我國外匯市場主要是指以電腦自動撮合方式成交的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在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下，這種交易方式效率很高。但是實行意愿結售匯制度后，進入原有的結售匯交易系統的交易可能萎縮。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國際上通行的商業銀行做市商交易制度，使商業銀行從目前的交易中介變為做市商，活躍外匯市場，并使匯率真正反應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匯率的價格信號作用更強。三是豐富外匯交易內容和品種。即在目前開辦人民幣對美、港元及日元買賣的基礎上，試辦歐元、英鎊等幣種的買賣，滿足國內外經濟組織對外匯資產多幣種構成的需求。與此同時，盡快擴大遠期外匯交易參與者的范圍，視情況適時開辦外匯期貨、期權交易，以滿足不同層次交易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需求，擴大市場交易規模。四是增加市場交易主體，推廣大額交易。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除讓更多的企業、金融機構、居民直接參與外匯的買賣外，應著力推廣銀行企業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買賣外匯的大額交易。這樣有助于避免大的機構集中性的交易壟斷市場價格水平，防止匯率的大起大落，同時有效降低大企業的交易成本。

（三）大力發展短期貨幣市場并加快實現外匯市場與短期貨幣市場間的融通，以減緩外匯市場的需求波動

短期貨幣市場是短期資本流動的緩沖和吸收場所，在人民幣自由兌換后要使外匯市場更活躍，外匯供求能相對平衡，除了要具備多種外匯交易的品種外，還將允許大量外匯投機交易的存在。而外匯投機交易存在的必要前提是短期貨幣市場，其中包括資金拆借市場、融資券市場、短期國庫券市場以及其它富有流動性的短期票據和短期信用工具市場。當外匯供大于求時，投機者從短期貨幣市場獲取人民幣資金、購入外匯，反之，則拋出外匯；而政府則通過短期貨幣市場上的操作（買賣短期國庫券、調節短期利率等）來影響匯率和貨幣流通量。因此，中國應建立一個十分發達的短期貨幣市場，并靈活運用短期利率、公開市場業務進行貨幣市場操作，將資金從外匯市場吸引到貨幣市場，從而減輕外匯市場上的需求壓力。

篇8

記 者：什么是“熱錢”？目前流入中國的“熱錢”有多少？我們如何得知有“熱錢”流入中國？

黃金老：“熱錢”（hot money）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國際游資。目前，流入中國的“熱錢”大約有200億美元。根據1995年～2001年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凈誤差與遺漏項目平均為負150億美元左右，而2002年則為正77億美元，由此估計流入中國的“熱錢”應不低于200億美元?！盁徨X”流入中國的原因主要是在等待人民幣升值，套利后再逃走。其實，“熱錢”流入之前，人民幣存在著貶值的因素。各種估計表明，1997年～1999年間，中國累計資本外逃在550億～1200億美元之間，相當一部分外逃資本是在等待人民幣貶值?？墒墙陙?，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又變成了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些外逃或“隱藏”的外匯資金回流或“浮現”，轉變成游資或外匯儲備，這可以從我國經常項目與外匯儲備的增減當中反映出來：2000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205億美元，外匯儲備只增加105億美元，外匯儲備比經常項目少了一半；2001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174億美元，外匯儲備則增加473億美元，外匯儲備比經常項目多出1．7倍；2002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354億美元，外匯儲備則增加755億美元，外匯儲備比經常項目多出1．1倍。

記 者：中國對資本項目進行管制，那么，國際游資是通過什么渠道進入的？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如何？

黃金老：在實行資本項目管制的中國，國際游資的跨境流動往往會披上諸如“經常項目收支”之類的面紗。排除一些以偽造進出口單據等非法手段進行的違規資本流動，許多套利資本流動是以“合法”的形式完成的。1998年之后，隨著中國政府打擊走私、騙匯行為力度的加強，以“合法”形式進行的變相資本流動比重上升。例如，國際游資可以以貿易資金的方式，通過假進口真融資流入國內，還可以通過三資企業的擔保借款進入。國際游資的進入對中國經濟和匯率穩定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在當前情況下，主要是對人民幣升值施加了巨大壓力。

真實目的：資本賬戶的開放？

記 者：如果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集團的目的是否就達到了？

黃金老：國際“熱錢”的流入已經成為推動人民幣升值的主導因素。其實，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早在去年就已經出現。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主要是日本和美國。但是，人民幣升值實際上對日本和美國經濟改善的作用不大。中國對日貿易是逆差，人民幣升值會小幅促進日本對中國的出口，但由于中國對日本的出口都是一些低附加值的產品，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并不會發生多大的抑制作用。中國對美貿易是巨額順差，但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許多商品都是美國自己幾十年前就不再生產的，而且中國出口品的價格與同類產品的差幅也很難由人民幣升值來填平。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的貿易收支以至國內經濟改善的作用也很小。人民幣升值，不過是對中國的對美出口競爭國，如東南亞、墨西哥等地區或國家有更多的利得。

其實，比較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集團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這在中美雙方就中國入世問題的談判中就體現得很明顯。比較1999年5月美國單方面公布的中美協議與11月正式達成的WTO協議就很清楚，前者是要求中國證券市場、銀行服務市場都有較大程度的開放；后者則是銀行服務市場全方位開放，證券市場開放程度很小。這是中國政府堅持的有利于中方的談判結果。中國1萬多億美元的居民存款是巨大的潛在投資者，外國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對這一龐大投資者非?？粗??？墒?，在中國對資本項目實行管制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望塵莫及。因此，如何促使中國盡快開放資本項目，才是西方集團的戰略利益所在。

兩權之下怎么辦

記 者：既然中國要在人民幣升值與資本賬戶的開放之間做出選擇，那么如何權衡它們之間的利弊呢？

黃金老：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流出入管理政策一旦放松就不可逆轉。匯率則可以隨時調整、波動。目前，人民幣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人民幣釘住美元，若美元匯率走強，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自然減輕。目前看來，美國經濟趨于轉好，美元利率存在調升的傾向。而歐元區經濟則大大次于美國經濟。為此，歐元區利率上半年調低了0．75％，目前看來仍有下調壓力。歐元區經濟不振、歐美利差的大幅縮小，使得美元對歐元匯率已經自今年6月起回升至1∶1．10左右。根據預測，美元匯率繼續走弱的可能很小，存在回升空間，也許再過6個月左右，在當前的匯率政策下，人民幣繼續升值的壓力便不復存在。

可是，事實并非如此簡單。以往對貨幣金融制度提出建議，往往都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出?，F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直接走上前臺，主張改變中國的匯率制度，對中國的壓力很大。發達國家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報復性的貿易制裁。由1979年歐洲共同體中國傾銷糖精及鬧鐘開始，到2002年底止，共有33個國家及地區對中國商品發起約544宗反傾銷案，受影響外貿出口總值達160億美元。自1996年至今，中國已經持續七年成為世界反傾銷首位目標國。貿易制裁帶來的貿易成本的上升，會抵消人民幣匯率穩定帶來的利得。

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讓人民幣升值的結論。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必然帶來兩大危害：一是會損害中國的出口，妨害經濟增長；二是會壓抑消費需求，妨害經濟發展。今年上半年中國出口增長1903．2億美元，同比增長34％。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直接削弱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目前，由于國內投資增長過快，能源、原材料等投資品的價格存在上漲傾向。如果人民幣升值，出口企業為維持價格競爭力，只能進一步壓低勞動力成本，可是壓低勞動力成本意味著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減少，最終將壓抑國內的消費需求，加重中國的通貨緊縮趨勢。但是，從權衡人民幣升值與中國資本賬戶開放的利弊來講，或許對匯率進行適當的調整，風險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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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匯率不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因查閱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價值的金融資源請登陸中國金融資源總庫

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4年前十位貿易順差來源地資料顯示：2003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586.1億美元，而美國方面的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為1240億美元。從兩份不同的統計數據說明：2003年中美兩國貿易順差是誤差600多億美元，顯然兩國統計數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貿易差額統剖析

中美兩國統計數字差別如此之大主要有二個方面的原因：(1)、美國統計時將中國通過香港部分轉口貿易重復計算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方面.(2)、美國貿易數據的收集過程存在很多問題。而中國由于＿直有出口退稅的政策，并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是比較準確的，而美國由于規定對幾千美元小額的數據不納入統計資料，因此，這一部分也造成無法統計進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國《商業周刊》報道說：“據美國商務部自己的估計，美國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沒有向該部報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計算在內，1998年美國的外貿逆差只有1010億美元，而不是政府統計顯示的1690億美元的創記錄水平”。

2、中美貿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國政府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總是從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美貿易問題，1979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直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國不能以犧牲美國對安全的考慮而換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但卻轉過身來對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逆差感到不滿，這其實對中國很不公平。

(2)、美國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是貿易差額的又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盡管對美國存在偏高貿易順差，但這些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國在中國的跨國公司，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進出口額中的56%是由外資企業實現的，中國正成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削減生產成本、增加利潤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并沒有將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收益計算在內。根據中美商會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會9月26日聯合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美國公司去年的盈利狀況最佳。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這次調查，其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另外，調查還出人意料地發現，在競爭如此激烈的中國市場，美國公司2002年所獲得的利潤率居然高于他們在全球的利潤率，而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收益并未被統計在內。因此，如果包括這一部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開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面紗

美國的進口大量來自本國公司在國外設立的生產線，換言之，美國跨國公司從海外子公司輸入貨物，現實的貿易許多都是公司與公司，而非國家與國家之單證貿易。據美國《巴隆氏》金融周刊數據顯示：這類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銷售額達2萬億美元，在當地市場的銷售額占65%，其余35%則輸往美國，而這35%在美國外貿統計時均被視為對美貿易逆差。

英國經濟學家朱利葉斯就曾經對美國貿易收支統計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當地重復計算，那么，1986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就從1440億美元的逆差變為570億美元的盈余了。另據美國商務部統計，1995年美國跨國公司子公司的銷售額超過2.1億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務出口額7940億美元，幾乎達3萬億美元，而外國對美國出口及外國公司在美國的子公司的內部銷售額合計為2.4萬億美元，今天的美國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而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貿易順差國之一了。

美國向國外的出口額和美國跨國公司在國外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2002年達3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的進口額和外國跨國公司在美國市場上的銷售，兩者之和為2.4萬億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各國的貿易總盈余6000億美元，這就是分析美國對外貿易赤字時所應全面把握問題的實質所在。

4、美國貿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紀70年代，因兩次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石油價格兩次大幅上漲，加上來自日本及發展中國家強勁的經濟競爭力和美元匯率之強勢，這些都使得美國商品、勞務的貿易赤字在1987年達到1520億美元的高峰。

(2)美國惡化的低儲蓄率，美國必須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籌措建設資金，即融通資金以進行大量投資建設。但世界各國要能貸款給美國，它們必須通過國際貿易盈余（貿易順差）來創匯，以積累資金供“美國需求”之用，即美國的貿易赤字反應了美國國內低儲蓄率與高投資率之間的“缺口”及其解決辦法，或者說，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是其為長期低儲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3)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進口貿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貿易赤字實際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幣匯率并非是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

1、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制造業是美國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造業的比重不斷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制造業產量的縮減，1997年制造業生產的產品大約為1960年的16倍，正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利用較少的勞動資源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成為可能。

調查研究發現，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從1995年至2002年，美國大約削減了200萬個制造業崗位，降幅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業人數減少了20%；日本減少了16%；中國減少了15%。制造業人數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異：科技進步和競爭壓力使工廠的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能夠在減少工人數量的同時提高產量，雖然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許多，但全球的工業產值卻增長了30%。

中國從1995年至2002年，制造業人數從9800萬人降至8300萬人，降幅達15%，超過美國的11%，這些都是客觀統計數據。

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制造業就業人數下降是全球化趨勢。

2、美國的一輪商業周期結束是失業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斷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一直是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國就業增長了16%，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5%，是工業化國家中就業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隨著美國一輪經濟周期的結束，情況發生了變化，2003年美國的失業率為6%，其它工業化國家如法國為9%；德國在10%以上；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香港地區的失業率也已超過8%，而發展中國家的顯性失業率與隱性失業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國政府都面臨著不斷創造就業機會以解決龐大的失業人口的嚴重問題。

3、9·11恐怖襲擊也是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國的各個行業都受到了創傷，航空業無疑是受恐怖事件打擊最嚴重的行業。美洲航空公司裁員和聯合航空公司裁員2萬人的消息則像瘟疫一樣傳染了整個航空業，一時間裁員風盛行。

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業率就較一年前增加了14%，達到15.5萬人。印第安納、密蘇里、賓夕法尼亞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員人數緊隨其后，分別達到了8.1萬、6.4萬、5萬和4.6萬人。

從行業來看，傳統的制造業和高科技業是這次裁員潮的“重災區”，這兩個行業的工作在經濟下滑沖擊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玻璃飯碗”。按照美國勞工部的統計，2000年全年美國的裁員人數增加了17%，達到184萬人，制造業就占全部裁員人數的42%。

因此，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的匯率機制，并不是影響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高的原因，說成是因人民幣匯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極不公正和客觀的，也是對國際社會極不負責任的一種表現。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及其對策建議

從中短期看，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不能改變

從長期看，根據國際經驗，一個開放的經濟、貿易大國，最佳的匯率制度應該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以動態變化的匯率來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變化。但是，當前中國的國情仍然不能這么做。

其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由農村釋放出來的多余勞動力就業問題是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國現在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將導致中國產品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中國產品將失去價格競爭力，中國不僅無法成為“世界工廠”，連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業發展態勢也將出現衰退制造業衰退的第一個直接影響就是失業率上升，很可能引發系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

其二、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大國，其GDP將近占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貨幣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國操縱或被國際炒家狙擊，而美元卻從未發生過，人民幣固定釘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幣匯率更趨穩定。

其三、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人民幣釘住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有許多好處。如：有利于中國的進出口企業有效地避免匯率波動帶來的匯率損益、準確地估計成本與收益、便于國際貿易結算、增強國際投資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資的流入等。因此，釘住美元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進行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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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匯改；一籃子貨幣；配套措施

一、人民幣匯改歷程回顧

匯率制度的重要改革是從黨的以后開始的。1978-1985年基本上是實行雙重匯率制度；1985-1994年是復歸單一匯率制度，但實際上是新的雙重匯率；1994-2005年，匯率制度為盯住單一貨幣美元，非正式地與美元掛鉤，匯率只能在1美元兌8.27至8.28元人民幣這非常窄的范圍內浮動；2005年7月21日以后，匯率制度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然而，近來西方各國又再次要求人民幣升值，以使中國減少出口，擴大進口，降低對西方的貿易順差。

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根據當時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國際收支基本情況，人民銀行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從6月21日起，結束自2008年9月雷曼危機以來一直實施的實際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重新啟動匯改?；謴土擞?005年7月開始實行“匯改”時引進并實施了大約三年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2010年6月重新啟動的匯改也繼承了BBC方式。首先，每天的浮動幅度限制與以往相同，為中間價的±0.5%，但人民幣匯率在同一交易日內的實際浮動幅度比以往有所增加。其次，人民幣匯率與美元以外的主要貨幣，尤其是與歐元的聯動性得到了加強。這種情況反映出，在作為參考的貨幣籃子中，美元占據的比重相對下降，相反，以歐元為主的美元以外的主要貨幣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最后，雖然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有所上升，但是重啟匯改以來的三個月中，僅上升了1.9%，升值幅度較小。很明顯，這并不是市場供求的反映，而是中國當局不斷干預市場的結果。

二、人民幣匯率改革的利弊

（一）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收益

1）我國出口已經大幅反彈，經濟面臨通脹壓力，調整匯率政策、增強匯率彈性滿足了國內宏觀調控的需求。保持了經濟穩定增長的勢頭，這是匯率制度改革的重大收益。近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保持了持續、快速的增長速度。

2）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有助于改善我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關系，避免了不必要的貿易中，同時增進投資者的信心、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以及進一步推動匯率制度改革都提升了國際公信力。

3）人民幣彈性的增加有助于減少因為歐債危機導致的國際匯率大幅波動引起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和對進出口的沖擊。從長期來看有助于逐步減少歐諾個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以來，推動消費成為更加重要的經濟增長點。

（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消極影響

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具有兩面性，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1）投機性資金涌入。由于國外不少人認為人民幣被嚴重低估，因此他們抱有強烈的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認為現今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遠遠不夠。如果大幅提高利率會吸引更多的境外資金流入國內，外匯儲備急劇增加，進一步增大了升值壓力。由于利率無法較大提高，且國內物價水平較高，致使我國實際利率水平較低甚至出現負利率現象。在國內金融投資品種比較少的情況下，股票市場仍持續低迷，于是各種資金追逐投資，尤其是房地產，使得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長期處于高位運行。這就要求人民幣加快升值的步伐，以降低國外投資者的升值預期，并緩解央行的壓力。然而 ，我國的金融體系還不夠完善.出口企業的戰略調整以及其應對外匯風險的規避能力還有限，貿然加快升值速度會帶來不可想象的災難。

2）人民幣升值會對對外貿易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人民幣升值，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價格，加大資本投入的成本，帶來的是我國出口產品競爭力的下降，同時實際有效匯率的進一步上升會削弱出口，從而引發國內經濟的蕭條。

三、應對匯率改革的必要配套措施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越來越大，我國政府必須采取一些積極的措施來調節人民幣的供給與需求，減輕升值壓力，同時應加快推進匯率及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制定和實施具有可操作性的應對措施，逐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

第一、完善外匯市場。豐富外匯市場產品，增強外匯市場避險能力，建立和健全我國金融衍生品的定價機制；繼續擴大外匯市場，豐富市場結構，培育多層次的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完善外匯市場自身運行機制與監管提高其運行效率，建立央行外匯一級做市商制度，增強外匯公開市場操作的市場化程度。

第三，進一步拓展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廣度和深度。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意味著資本流動將會愈發頻繁，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怎樣吸收來自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短期沖擊引起的負面影響，取決于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在廣度和深度領域的實力。廣度就需要我們放開行政障礙，從推動市場發展本身的角度來豐富市場參與者類型，由市場參與者覆蓋自身風險敞口同時推動整個市場發展。深度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擴大金融市場特別是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發展規模。

第四，完善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形成機制。沒有一個匯率機制同時對所有國家都適用，也沒有一個匯率機制對一個國家的所有時段都適用。一個不變的匯率機制不可能永遠是最優的。中國的匯率機制要與時俱進，要進一步大力增加匯率的靈活性。首先，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調控的針對性和靈活性。要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新變化，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貨幣信貸適度增長。其次，不斷引入并擴大人民幣對非美元國際貨幣的直接交易，逐步放寬浮動區間，引導市場逐步從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轉向對人民幣有效匯率的關注。推動我國貨幣信貸合理增長，銀行體系適度流動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增強，金融體系繼續平穩運行。

參考文獻

[1]黃志剛.現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主要特點淺析[J].商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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