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基歐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重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治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皫缀踉诿恳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治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假如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DpZsP5*6}sPvc:2J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國際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2.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14

羅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爾普珀-薩繆爾森模型,把國內政治抽象出來,提出了國際貿易變化影響國內政治聯盟與分裂的假說。羅戈斯基認為,擴大貿易開放會增加國內豐富要素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地位,當國際貿易收縮時,獲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長正好相反。國際化降低了消費者對進口商品支付的價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產者的價格,降低了進口競爭商品生產者的價格。前兩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益,最后一個群體因國際化而受害。因此,這些群體必然結成聯盟,支持或抵制國家進一步擴大國際化的政策。具體而言,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聯盟的關系是:一個國家的某種(或某幾種)資源假如多于其他國家,它就具有競爭優勢,擴大的國際貿易能使得資源的擁有者獲利較多,因此,他們會在政治上組織起來支持自由貿易;反之,把握該資源的政治力量會傾向于貿易保護。

羅戈斯基提出了一個非常簡約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討了國際體系層面的因素(國際貿易)與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關系。這一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提出了理論依據。3.雙層博弈理論15羅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較政治學者,他認為,單從國內利益集團的政治運作,或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壓力來理解國家政策選擇,都是不夠的。他以國際談判的情況來說明,在一個國家對外進行談判的同時,國內層面也在進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談判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個以國家談判者為核心,以獲勝集合為主要概念的理論框架?！霸趪覍哟紊?國內集團為了促使政府采納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對政府施壓以尋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則通過在這些集團中建立聯盟以保證權力。在國際層次上,一國政府會最大化自身滿足國內壓力的能力,同時最小化對外國發展的不利影響。只要國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決策者就不能忽視這兩個層次博弈中的任何一個?！币虼?國際經濟是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時與國際層次和國內層次兩股力量進行博弈的結果。

普特曼把國際協議的達成過程分為談判過程和批準過程,后者是國際協議進入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認為,三方面的因素決定了國內支持程度——國內層次上支持者的權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聯盟;國內政治制度;國際層次談判者的戰略。

總的來說,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初步確立了國內與國際交互聯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國際合作的國內政治經濟基礎思想。不過,這一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簡單的分析,與貿易、經濟聯盟等IPE理論之間也缺乏直接可轉換的橋梁。

4.有關行為體作用的理論

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還包括對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中介渠道——行為體的分析。國內行為體(agent),又被學者們稱為溝通行為體(linkagea2gent),是國際力量得以在國內進行傳遞的作用主體。按照羅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義16,溝通行為體是指那些為特定政治目標而溝通國際與國內的政治環境的群體,使得商品、服務、政策、價值規范等能在國際和國內之間流動。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群體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政府內部涉及治理跨國關系的部門、具有影響力的國內政治聯盟等。

有關行為體的理論,到目前為止沒有建立起統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見在不同學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魯考太爾(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維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為體對國際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國內政治結構來分析美國如何抵制日本半導體產業進入國內17。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逐漸侵蝕美國國內市場。盡管與GATT所倡導的自由貿易精神相違反,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協會(SIA)還是成功地發起了301法案調查,最終于1986年簽署了美日半導體貿易協議,達成了SIA預期的經濟目標?？继珷柡痛骶S斯認為,國內行為體有可能反對國際規則,其中的關鍵是既定的國內政治結構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發現,美國對外經濟政策完全取決于美國國內兩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國務院和美聯儲為代表的國際主義勢力及其背后的華爾街大金融集團和出口產業;另一股是以商務部和國會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及其背后遭到國際競爭威脅的制造業。前者要求擴大國際參與,承擔國際責任;后者要求國內利益有限,堅持孤立主義。弗里登認為,國內利益集團的沖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釋民族國家與國際經濟的對抗與合作。

總的來說,由外而內研究路徑的理論建立在三個假設上:(1)國際經濟環境(市場和機制)不僅是一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背景,而且能影響國家的政策選擇;(2)國際經濟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需要通過一定的中介環節。無論是羅戈斯基的貿易聯盟、普特曼的獲勝集合或者是安德魯考太爾和詹姆斯戴維斯的國內行為體,都充當了國際與國內之間的中介環節;(3)對不同的國家來說,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國內結構、行為體力量分布的不同而產生差異。

不過,值得指出的是,盡管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沒有出現系統理論。和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相比,這一研究路徑的理論無論從流派分類或是理論嚴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這些理論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沒有出現有嚴密邏輯、論證過程的完整理論,也沒有出現一個集大成者,各個理論之間有許多似是而非的共同點,變得難以區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學者基于經濟學的背景,運用數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論解釋過于艱澀而不輕易推廣。

此外,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還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國內行為體受到國際力量影響作出政策選擇后,沒能進一步探討國內政策選擇的變動對國際體系的影響。也就是說,無論早期的由內而外研究路徑,或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由外而內研究路徑,其研究視角始終是單項的。其中僅有的雙向視角是普特曼的雙層博弈理論,但是這一理論局限于國際談判領域,無法對國內政治進程作出合理的解釋。

盡管近年來國內有研究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IPE研究經歷了從國家政治經濟學、國際體系政治經濟學到國際-國內-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轉型18,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目前國內-國際這一環節的研究依舊相當薄弱,幾乎沒有出現專門的論著分析國內政策發生轉變后對國際體系的影響,大部分學者的注重力依舊集中在探討國內政治結構對國際經濟力量的“過濾”作用,以及國內行為體結盟與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結語:呼喚內外結合的IPE研究方法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跟隨著國際關系現實發展的步伐,從現實主義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逐漸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義的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建立在“國際經濟體系存在著穩固的結構”、“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唯一決定者”、“國家是統一利益主體”這三個假設之下。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設。首先,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得國際經濟體系出現巨大變動。其次,隨著全球化資本、技術和人員的流動,國際化削弱了國家宏觀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國內引起政治辯論,改變對外經濟政策。第三,借助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不同學者打破了國家這個“黑匣子”,通過對國內行為體的分析,分析國內政策選擇得以改變的制度和社會因素。

理論總是因現實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假如說早期IPE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路徑反映了民族國家和國際市場的緊張關系的話,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則體現了民族國家與國際市場互動增強的現實。隨著21世紀全球化的繼續深入,國際市場的力量不斷與民族國家國內力量產生互動與互相作用。面對這一現實,學者們有必要對國際與國內雙向互動的IPE理論進行探索,建立國際-國內-國際的雙向互動理論模型。

雙向互動理論需要解決的問題包括:(1)雙向互動的途徑和變量,在由外而內的研究中,學者們已經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從國內到國際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變量,還是兩套不同變量;(2)國際經濟力量與國內政治經濟力量的關系,也就是說,面對世界市場與民族國家的互動,國際政治的體系結構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對著不同政治結構的國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適用的國際國內雙向互動的理論。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長期以來偏重于由內而外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路徑,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論和依附論都作為經典理論被介紹進入中國。而20世紀90年代起發生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介紹得還相對比較少。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研究環境,學者們更傾向于接受以國家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論;另一方面也在于,盡管國際力量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存在一個合法化的過程,但是在中國學者看來,“外來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個比較尷尬的話題,這也就使得由外而內的IPE理論進入中國面臨著一定的困難。而事實上,隨著中國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逐漸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事實。有不少專家認為,中國國內規范體系在加入WTO談判過程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入WTO將推動中國內外政策和制度與國際機制發生一定程度的趨同。此外,作為國內行為體的政治經濟精英的觀念變化

,直接起到了對中國改革和加入WTO決策的關鍵影響19。如何用IPE理論解釋中國的實際情況,成為國內學者不可忽視的課題。

因此,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的現狀,中國的IPE學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論構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時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適用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注釋：

1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

2相關觀點參見蘇珊斯特蘭奇:《國家與市場》(第二版),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

3吉爾平的《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和樊勇明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歸納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義(經濟合作促進發展)、民族主義(經濟合作帶來競爭)、的分類,后者用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的分類,來介紹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因此,本文沿用這兩種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論作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理論。相關觀點參見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5參見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參見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4頁。

8羅伯特吉爾平(1989),第395頁。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國際化和國內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頁。

11羅伯特基歐漢,海倫米爾納(2003),第255頁。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篇2

學界對資本主義的討論存在一個中心點，那就是首先承認資本主義的客觀存在，或承認資本主義有了新的表現形式。當前資本的流動性很強，這是為了找到最佳增值環境而積累更多資本。為了獲得更多利潤，商業體育繼續在世界各地尋覓發展機會，而不僅僅局限在當地的某個地區或國家?？鐕镜闹匾允琴Y本主義發展的一大特點，就其規模和實力而言，這些跨國公司可以抓住一切機會降低生產成本，尤其是通過把部分體育相關生產從富國轉移到相對貧窮的國家，抑或通過企業合并、收購或托管的形式。當代資本主義也在所謂的國際治理制度中得到體現，國際治理的目標是同時照顧到國家利益和跨國資本的需求。

與此同時，經濟比政治更占優勢，企業對體育的需求比公共政策更占優勢，私有體育利益比公共體育利益更占優勢。很多情況下，體育就是資本主義結合這些優勢而取得成功的彰示物。有關體育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從不同方面暗示了政治的結束，其原因是作為資源分配者的市場的中心性和公共生活的馴服以及商品化的慣常做法。即使是承擔更多社會責任并把體育當作有用的輔助工具使用的跨國企業，也承認大體上企業的運營理念還是以獲利為中心的?？鐕就ǔＲ庾R不到還存在其它可操作的一般體育框架存在。如果市場崩潰，即使是暫時的，又會出現什么情況呢？全球化只代表著加速走向體育界的資本化，而不接受這種類比就是不加辨別地承認推進全球化過程是變異的資本主義，是對公共生活的馴服和商品化的一貫做法。

在某一價值層面上，依據新自由主義而留在公共部的服務項目不得不被迫以私有企業的身份自行運營，不同體育領域的作用僅僅是爭奪消費者而已。在另一層面上，新自由主義還提倡為貧困地區和發達地區的經濟融合掃清障礙，前提是貧困國家的政府嚴格遵守自由主義政策。雖然新自由主義是一套理性的復雜知識體系，包含各種各樣的觀點，但它的政治觀點是古樸而簡單的，這是因為政治在市場制定的條款之外就沒什么特殊意義了。接受這種邏輯就是要否認或弱化當代體育呈現出的實現社會改變和變革的諸多機會的重要性，而否認實現社會變革機會的觀點仍然存在，這反映出對當代資本主義身處十字路口這一狀況缺乏認識，全球政治的新標準和社會經濟合作普遍存在。換言之，緩解貧困的政策已經制定并執行，政治理念在日益增加的全球空間中或得到發展或逐漸消失，這個全球空間一方面體現為生態政治，另一方面體現為社會經濟。這兩個方面都是在體育中或通過體育實現社會改變的機會。

很多情況下，自由被簡化為買賣的權利，并減少了和私有化的個人主義團結起來的機會。20國集團峰會也旨在成為新社會秩序建立的標志，一種更人性化的資本主義形式，以應對部分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貧困危機。美國曾經的不受約束的全球化共識現已過時，現在需要的是用更均衡的方式來調節市場，而不是放任市場。在這一背景下，體育的潛力不能被視為存在于體育提倡的價值中或某種資本主義形式中。

篇3

 

“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紤]“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篇4

[關鍵詞]金融改革；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利率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8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4）03-0088-05

當前，中國正在啟動以市場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金融改革，商業銀行改革是其中的關鍵環節。由于中國商業銀行所處制度環境及其復雜，甚至會受到社會傳統、行政機構等因素影響，基于金融政治經濟學視角進行分析非常必要，這樣才能更加充分理解中國商業銀行改革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一、銀行主導型金融改革

1984年，中國正式確立了二級銀行體制，其目的是使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各司其職，適應經濟市場化轉型。此后，金融市場的建設也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國放開了對金融產品交易的管制，銀行間同業拆借、票據貼現、大額定期可轉讓存單等金融市場逐步建立，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企業股票也開始以市場化模式進行交易和投資。此后，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以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建立，標志著金融市場的建設已經全面展開。顯然，在金融改革的初期，金融市場建設的步伐很大。與之相比，中國的銀行體系改革明顯落后。

在中國金融改革的模式中，商品市場化是實現金融市場化的條件，國有企業改革則是商業銀行改革的條件。因此，金融市場和商業銀行改革的快與慢，并非僅取決于金融體系本身，而是取決于整體經濟改革的進度和模式。如果商品市場化先實現，則金融市場起步就早，而如果企業改革先完成，則商業銀行就能較快進行股份制改造。曾經有著名學者這樣評價，“作為公認的難度最高、風險最大的價格改革，竟然走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前列，把過去認為容易得多的企業改革遠遠拋在后面，的確出乎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料”。[1]中國市場化改革方向確立后，僅僅是商品市場化改革的成功，生產要素市場化仍然顯得任重而道遠，其中包括土地、資金、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內的諸多市場化運作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因此，金融市場建設方案很快就提上了日程，并且也開始了實質性的進展。

不過，從金融市場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關系看，盡管金融市場建設步伐明顯快于商業銀行改革，但并不能由此否認銀行在中國金融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國的金融體制面臨著發展模式的選擇，是選擇美國、英國的市場主導型，還是選擇德國、日本模式的銀行主導型。事實上，無論是金融市場，還是商業銀行，都是作為聯結資金融通的中介機構。格利和肖在《金融中介和儲蓄—投資過程》中，定義了盈余與赤字單位、初級和二級市場、直接和間接融資等一直沿用至今的金融術語，并指出不同的金融中介能夠提供不同的資產，而投資者對不同資產的需求就產生了不同的金融中介。[2]隨著交易成本和信息經濟學在金融理論中的應用，不同金融中介發展模式得到了更為合理的解釋。由于在資金盈余者和資金赤字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每一筆貸款業務的簽訂都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商業銀行的業務功能具有規模經濟的特征，在獲取貸款者信息、提供專業化合同、維護借貸信用等方面擁有規模經濟效應，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對稱，銀行作為聯結儲蓄者和貸款者之間的金融中介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無論是市場主導型的英美模式，還是銀行主導型的日德模式，在早期金融體系中都是由商業銀行主導資金流向。隨著信息技術不斷進步，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也不斷降低，當其在融通資金方面的優勢超過商業銀行時，金融市場就進入了快速的發展期。美國和英國的金融市場才在商業銀行的支持下發展壯大起來。美國經歷了商業銀行混業經營的繁榮時代，銀行將吸收的儲蓄投資于金融市場，企業則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在市場上融資。隨著資金逐漸從銀行體系轉向金融市場，金融模式也從銀行主導型轉變為市場主導型。日本和德國之所以一直保持銀行主導型金融模式，與其實行的主銀行制密切相關，由于商業銀行持有企業股票，銀企關系非常密切，主銀行制顯著提高銀行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地位，銀行主導型的金融模式才得到了不斷的鞏固和延續。

金融模式的選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要看是否有利于金融信息的獲取，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二是要看經濟體制與金融模式之間的是否協調。從全球觀點看，通信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對金融領域的制度安排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關于公司企業的金融數據的各種數碼信息越來越容易得到，使得反映在投資銀行、基金、市場經濟人和證券分析業務中的各種市場導向型的金融技能不斷升值；另一方面，同樣的因素也使得那些不易數碼化的信息的潛在價值上升。[3]顯然，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的進步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模式沿著這種路徑發展，很容易從銀行主導型逐漸轉變為市場主導型。但這僅僅是金融體制選擇的技術性基礎，從日德模式和英美模式的金融體制發展歷程看，無論是銀行主導型金融模式，還是市場主導型金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觀依據，需要與社會經濟體制相匹配，才能使金融中介的資金配置功能發揮好。

中國在金融改革啟動后，金融體系中的信息技術比較落后，資金規模顯然無法與銀行體系相比，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雖然沒有實行主銀行制，但商業銀行在獲取企業信息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社會資金也呈現出向商業銀行匯集的傾向，政府、企業、居民都在銀行開設儲蓄帳戶，金融市場的籌資功能則顯得非常薄弱。此外，政府參與商業銀行決策的現象一直存在，與金融市場相比，政府通過干預銀行業務來實現既定發展目標的模式更加直接有效，這也是銀行主導型金融發展模式在中國更受青睞的重要原因。因此，商業銀行成為了中國金融模式中的核心。

二、商業銀行漸進式改革

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最初設立時具有一定的專業性，隨著金融改革的展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也不再按照原有的歸口行業發放貸款，相互之間業務出現了交叉和競爭。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各自的主要業務仍然集中在傳統領域中，并且各自擁有貸款相對集中的行業，當時的貸款業務仍處于國有銀行占據主導的局面，具有一定的壟斷特征。隨著交通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招商銀行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成立，中國金融機構已經呈現出逐步多元化的發展態勢。此外，中國眾多股份制商業銀行已經涉足國內儲蓄貸款業務，但是由于當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吸收了絕大多數的存款，其他商業銀行沒有實力與其競爭。在這種金融格局下，國有商業銀行在業務經營方面缺少競爭壓力，也沒有真正實現市場化運作，雖然成為了金融主體，但反而減慢了市場化金融改革的整體步伐。

不僅在打破國有商業銀行壟斷地位方面缺乏動力，商業銀行行政化的傾向也越來越嚴重。在當時的國有體制下，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依靠財政撥款，盡管吸收了大量的居民儲蓄，但儲蓄者無法對貸款方向產生任何影響，銀行在發放貸款方面仍然要受到政府的干預。由于各級政府對商業銀行業務經營的干預，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在機構設置，還是在業務經營方面，都更像是機關，而非從事金融業務的企業。就連商業銀行的機構設置也基本按照總行、省、市、縣模式層層設置的，而每級分支行都與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每當政府財政緊張，無力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時，就要求銀行給企業發放貸款。這些屬于政策性貸款的項目，本應由財政部門予以提供，或者由財政給予銀行提供利率補貼，以彌補當時銀行在發放貸款方面的虧損。事實上，不僅銀行在利息方面無法獲得補貼，就連本金都很難收回。由于這些貸款大多沒有經過謹慎的論證和評估，有些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也能夠通過政府的指導獲得銀行貸款，貸款歸還的難度極大，特別容易形成不良債權積累在國有銀行體系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國有商業銀行自然無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金融主體，實行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非常必要，但卻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首先，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順利推行，并且徹底解決積累在國有商業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資產，為國有商業銀行走向市場化減輕負擔；其次，需要建立較為完善的財政稅收體制，避免銀行貸款“財政化”傾向，使銀行存款、貸款業務真正做到市場化運作，才能使國有商業銀行成為合格的金融機構；再次，政府職能需要從指令性和指導性的計劃經濟模式中徹底走出來，把銀行塑造成金融企業，防止商業銀行業務功能“行政化”傾向；最后，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局面，必須發展多種所有制的金融機構，尤其要促進各種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發展。

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一整套解決問題的辦法，包括轉換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積極培育包括債券、股票等有價證券的金融市場，提出逐步實施分稅制改革，建立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此時，中國幾乎同時啟動了財政、企業和金融改革，財政改革主要在于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按照分稅制的原則，確保財權和事權相匹配，企業改革則注重所有制關系的調整，目的是厘清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改革突出表現為建立獨立的銀行體系，完善金融市場的功能。這說明，財政改革和企業改革共同構成了金融改革的前提條件，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必須擺脫原有的各種束縛和羈絆，中國才能實現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

1994年，為了減輕國有商業銀行在政策性貸款方面的壓力，中國專門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金融機構，對需要給予信貸支持的特定行業發放貸款，這樣就避免了政策性貸款與商業貸款混雜的局面，既有利于促進特定行業發展，也有利于為商業銀行減輕負擔，為未來市場化改革提供前期準備。但由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艱難超乎所有人預料，商業銀行貸款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直接導致銀行資產質量的下降，也是不良債權形成的源泉。商業銀行實質性的改革并沒有取得進展，國家只能不斷的為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漸進式的商業銀行改革之路從此開始。

不過，企業改革并非拖累商業銀行轉型的唯一因素，也不能由此認為中國銀行體系完全是低效率的，只能說明在微觀方面商業銀行存在低效率。有研究認為，如果離開對一個轉型國家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和人們收入水平及金融需求層次的總體動態把握，不從國有金融中介產生與]進的內在邏輯出發，就很難全面洞察和準確把握轉型經濟的金融中介尤其是國有金融中介的特征、效率與]進路徑。[4]雖然在貸款方面，商業銀行大部分貸款都發給了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但在動員儲蓄方面，國有商業銀行卻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基本能夠反映整個社會的資金供求狀態，從資金的供給角度看，商業銀行的自有資金比率并不是很高，主要來源是居民和企業的存款，由于中國民眾所特有的高儲蓄傾向，居民存款已經超過企業存款，成為中國資金供給最為主要的力量。并且，與企業存款相比較，居民儲蓄具有非常好的穩定性，商業銀行所從事的零售業務是最為穩定的儲蓄來源。從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看，盡管在居民、政府、企業三部門中，居民的儲蓄率最高，但中國居民儲蓄率卻不斷呈現出下降的態勢。[5]因此，在中國穩定居民儲蓄是非常重要的任務，這不僅僅涉及到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更會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宏觀貨幣形勢。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動員國內的儲蓄資金，以此來支持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從動員儲蓄這一宏觀視角看，中國商業銀行實行漸進式轉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國有商業銀行的所有制模式，再加上國家屢次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中國的銀行信用已經非常接近于國家信用，這對于穩定儲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漸進式的商業銀行改革并非停滯不前，動員儲蓄的優勢，與不良債權的劣勢，二者之間如何權衡利弊，始終在考驗著金融改革的決策者。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給中國的銀行體系敲響了警鐘，雖然沒有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但中國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比率已經遠高于國際上公認的風險水平。中國在專門成立長城、信達、華融、東方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接管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后，僅僅過了幾年的時間，不良債權比率又回到了高位。國有商業銀行“大而不倒”的現象，迫使中國商業銀行轉型開始步入了更加實質性的階段。將國有商業銀行塑造成金融市場的主體，主要有兩種辦法：一是需要進行徹底的產權改革：二是需要引入合理的市場競爭。

在產權改革方面，由于國有商業銀行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資產，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安全運行，穩定性和安全性是壓倒一切的首要原則，尤其是要保證存貸款規模，才能在較為寬松的條件下進行股權改革。顯然，需要維護國有商業銀行的規模優勢和政策傾斜，銀行業仍然存在高度集中的局面，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基本占據了大部分市場份額。國有商業銀行實現徹底的非國有化顯然是不現實的，但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單一產權結構非常必要，企業化的銀行治理結構和運作機制自然成為主要目的。

與此同時，眾多中小金融機構發展卻步履維艱，放松行業進入管制，以市場競爭提高金融效率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從金融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中小企業已經成為經濟發展、就業、繳納稅收的主力軍時，卻無法得到足夠的信貸資金支持，導致信貸資金的低效率配置。而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模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銀行業結構與企業結構之間存在沖突，直接導致中小企業融資困難。[6]發展多種所有制結構的中小金融機構是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既有利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又有利于創造更加具有競爭活力的金融體系，城鄉信用社、城市商業銀行、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屬于這一行列。[7]

產權論和市場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前者要求繼續給予國有商業銀行經營上的優勢，以此來積累利潤，甚至需要國家繼續注資消化不良債權，而后者則會對國有商業銀行形成外部的競爭壓力，分流儲蓄和貸款的流量?？紤]到中國商業銀行的主要利潤源泉就在于存款和貸款之間的利息差額，這無疑將降低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潤水平，從而惡化產權改革的寬松環境。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承諾五年內國內金融業對外資銀行開放，對于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外資銀行的進入有利于加快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步伐，而激烈的競爭又會使股權改革面臨極高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選擇了相對折中的方案，鼓勵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但金融業對外資采取不完全開放。當前，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既處于不斷增大的市場壓力中，也處于國家對其提供的隱性擔保和補貼中，這使得曾經飽受不良債權困擾的國有商業銀行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時期。近年來，銀行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極大的降低了人力成本、信息成本和費用，自動柜員機、網絡銀行、電話銀行等模式極大的降低了儲蓄貸款業務的經營成本，國有銀行最為明顯的特征也從高不良債權轉變為高利潤水平。同時，也暴露出國家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新問題，巨大的市場份額使國有商業銀行處于絕對優勢的市場地位，各種收費名目層出不窮，服務效率飽受詬病，反而成為國有商業銀行需要解決的新問題。此時，以市場競爭推動中國商業銀行體系轉型的呼聲已經越來越高漲。

三、商業銀行改革與利率市場化關系

中國金融改革任重而道遠，許多方面都亟待完善，但作為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無論是中央銀行調控貨幣，還是商業銀行的儲蓄貸款業務，利率都是非常重要的金融變量。利率市場化對于增強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促進商業銀行體系轉型也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利率決定機制已經成為中國金融改革能否繼續的決定性環節，利率市場化的任務也開始顯得愈發迫切，但改革卻始終難以全面展開。

1992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曾經提出，“中央銀行按照自己供求狀況及時調整基準利率，并允許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在規定幅度內自由浮動”；1992年12月《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決定》又提出，“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存、貸款利率的上下限，逐步形成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的市場利率體系”。利率市場化的任務已經提出整整二十年，但在復雜的利率種類中只有少數利率實現了市場化運作，大多數利率仍然由中央銀行決定。中國利率體系非常復雜，在中央銀行利率體系中有存款準備金利率、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而在商業銀行體系中有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存貸款利率等。按照市場化程度進行劃分，處于嚴格控制的利率主要是存款利率，貸款利率則正在逐步嘗試市場化運作，而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企業債券利率等已經實現市場化運作，央行利率中仍然存在非常明顯的非市場化特征。

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對存款準備金制度進行改革，但仍然對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支付利息，縱觀世界發達國家，存款準備金利率都非常低，甚至是零利率。中國這種獨特的做法事實上在為商業銀行提供補貼，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大了商業銀行繳納準備金的傾向，中國超額存款準備金長期存在，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在一些時期，商業銀行甚至出現“惜貸——超存”的現象，即寧愿把資金存在中央銀行準備金賬戶上，也不愿意發放貸款，因為前者獲得的利息收入更為穩定。超額存款準備金的存在還給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帶來了極大的難度，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的緊縮措施，經常會由于商業銀行擁有超額存款準備金而失去力度。存款準備金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中的“重型武器”，在中國貨幣政策中經常頻繁出現，而在經典的教科書中大多都有謹慎操作的表述。例如，“變動存款準備金的作用十分猛烈，一旦準備率變動，所有銀行的信用都必須擴張或收縮。因此，這一政策手段很少使用，一般幾年才改變一次準備率。”[8]以及，“以改變法定準備金率的方式來使貨幣供應作小幅度調整是不易的。”[9]還有，“但是，盡管它是有力的，聯邦儲備系統并不是經常使用這個工具?！盵10]

再貸款利率與再貼現利率都由中國人民銀行決定，二者密切相關，一般再貼現率略低于再貸款利率5～10個百分點。在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再貼現率往往被作為基準利率，中央銀行以此來作為調控貨幣的杠桿。美國經常以調整基準利率的方式來提高或降低整體利率水平，而在中國則是直接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這種干預方式固然直接有效，但利率卻無法真實反映資金的供求狀況，容易造成資金市場扭曲和錯位。缺少市場化運作的基準利率是制約貨幣政策準確性的重要因素。當前中國最能反映資金狀況的基準利率參照系仍然是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這一利率就實現了市場化運作，也經常被看作是貨幣寬松或短缺的風向標，但由于參與者主要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儲蓄和投資的影響較小，只能反映短期內金融體系資金供求狀況，很難全面反映整個社會的中長期貨幣信貸情況，也無法以此準確衡量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水平。

從商業銀行改革方面看利率市場化則具有明顯的矛盾性：一方面利率是銀行體系開展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商業銀行轉型繼續深入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利率市場化的進展也受商業銀行轉型的制約，在商業銀行沒有實現完全轉型的條件下，很難全面推行利率市場化。利息是銀行利潤的源泉，“銀行一方面代表貨幣資本的集中，貸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銀行的利潤一般地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盵11]在中國，這種特征尤為明顯，商業銀行盈利主要依靠存貸款利息之間的差額，如果存貸款利率同時進行市場化運作，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存貸差縮小，這無疑將會對商業銀行經營產生巨大的壓力。因此，中國一直在嘗試存貸款利率的單邊浮動，即在基準利率條件下，允許貸款利率上浮和存款利率下浮，這樣做的目的無疑是為了增強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如果允許貸款利率下浮，激烈的市場競爭將降低銀行業盈利能力，不利于商業銀行體系的穩定。如果允許存款利率上浮，那么高息攬儲的現象所造成的惡性競爭同樣會威脅中國金融安全。顯然，利率市場化的推行受制于金融改革，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必然成為利率市場化的先決條件。

可見，在當前中國商業銀行改革的進程中，錯綜復雜的利率體系已經成為非常關鍵的決定因素，未來金融改革亟待突破的就是利率市場化。當然，這方面的改革也必然會秉承著中國金融改革的一貫性特征——穩中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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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s Financial Trans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e

Wang Zhiyu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China）

篇5

關鍵詞：支農資金；整合；經濟學

一、財政支農資金整合的理論依據

支農資金整合可以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管理和利用效率，帶來的效率可以分解為：互補效應、集成效應、效益放大效應、成本節約效應和制度創新效應。這些效應將為這些支農資金提供協同機會，構建一個全新的支農資金架構，將資金集成的成效轉化為最終成果，選擇適當的路徑對財政支農資金進行分量總和，將大大提高支農工作效率，并使支農效益同倍數或更大倍數的放大。

追求價值鏈的整體價值最大化是整合的原動力。在資金增值環節上，部門之間優勢互補，可達到“雙贏”的協同效應，相互在資金價值鏈的核心環節上展開合作，在整個價值鏈上創造更大的價值。同時公共產品“多頭供給”與“供給缺位”并存的局面要求應把著重點放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上。

二、支農資金整合的障礙（阻力）分析

（一）不同利益主體和部門利益：整合的桎梏

管理體制原因直接造成了支農資金管理的人為分割、部門利益沖突，不利于資金的統籌使用。（1）創造政績體現機構存在價值。資金是開展工作、創造部門成績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手段，這也是資金在各部門分散管理形成剛性的主要原因。（2）運用資源取得團體或個人福利。為了額外謀取團體或個人福利，就得爭取資金控制權。這些本位利益與政府農業支持和保護的目標是不一致的，但是與現行管理體制和機構職能設置相伴生的。（3）財政支農資金的“公共地”性質決定了極易在政府部門之間形成“分贓式”利益共同體，共同瓜分財政支農資金“剩余”。

（二）合成謬誤是支農資金整合的理性困境

1.政府部門之間的博弈：囚徒困境模型。假設在支農資金整合政策執行中有兩個同級的政府A，B，他們都有積極整合和消極應付兩種策略選擇。當A，B同時選擇積極整合策略時，支農資金將得到較好的整合效果和協同效應，管理者存在獲得的獎勵與升遷等概率。但是，兩個部門都將失去各自資金的絕對支配權、支付整合成本和因此而獲得租金。因此，總體上A，B獲得同樣的較高支付（m，m）。當A，B同時選擇消極應付策略時，支農資金整合因執行主體措施不得力而效果不佳，而且A，B因為執行中應付需要做面子工程的代價，可能還會因為執行不力受到處分，因此，支付矩陣為（n，n）。當A，B之間一方積極整合而另一方消極應付時，積極整合一方支付為（n-a），消極應付方支付為（n+a）。其中m-n＞a（見表1）：

表1政府部門之間博弈分析矩陣

在表1所示財政支農資金整合政策執行的囚徒困境模型中，存在兩個均衡（m，m），（n，n），且（m，m）帕累托意義上優于（n，n）。但財政支農資金整合的艱巨任務不是靠單一管理主體的積極性為能夠完成的，如果只有一方努力，支農資金整合政策難以實現，博弈結果就會和雙方都消極應付。這樣，博弈的結果是A，B雙方都消極應付，（n，n）成為博弈的唯一納什均衡。這就是財政支農資金整合政策執行難的原因。

2.基層個體的理性決策與政策目標的偏離。財政支農資金投入過程中，其理性選擇的取向是盡量為本單位爭取更多的財政資金支持。博弈分析矩陣（見表2）。（1）如果政府選擇是集中使用，基層個體選擇合理爭取財政資金，那么政府的政策目標和個人的效用都可以達到最大，這里假定為（2，2）；如果基層個體只是要爭取財政資金，那么其效用就會由于政府的集中投入而受到影響，有些基層單位得到的財政資金達不到個體需求的數量，政府資金的集中投入也由于有些資金投入方向不當使政策目標受到影響相應的結果為（1，1.5）。（2）如果政府的選擇是分散使用，政府投入效果由于分散使用而被削弱，個體選擇爭取盡量多的財政資金，相應的結果為（1.5，2）；如果個體選擇合理爭取財政資金，相應的結果為（1，1），但這個博弈過程是有次序的?；鶎訂挝皇巧暾埐块T，政府部門是審批部門?；鶎記Q策個體為了個人效用最大化，選擇爭取盡量多的財政資金。當前中國政府的支農職能可能會分散在不同的部門中。因此，政府部門選擇資金分散使用可能會得到更大的效果。（1.5，2）是納什均衡結果。

表2 基層個體決策者和主管政府之間博弈分析矩陣

3.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博弈行為分析。根據“囚徒困境”理論，中央政府在支農問題上希望地方政府多承擔責任，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也不高，博弈矩陣同前面的部門之間的分析。地方政府對農業投資動力不足和財政支農資金整合積極性不高的原因有：（1）利益機制的導向。（2）農業投資外部性太強。（3）農業投資具有不確定性和效益的滯后性。

三、財政支農資金整合的動力機制

1.財政支農資金整合：基于供求定理的分析。財政支農資金相對于三農發展需要來說，是具有稀缺性的。財政支農資金的需求主要取決于三個方面：一是歷史上對三農的關注和投入水平。二是財政支農資金的增長速度是否能夠趕上三農發展速度對資金的需求。三是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目前國家增加的財政支農資金遠遠滿足不了新時期三農發展的需要。財政支農資金的整合所帶來的資金節約和使用效率提高，是能夠一定程度上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的。

在總體上，支農資金一方面表現為供不應求的短缺狀態。另一方面財政支農的供給支持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為了大力發展現代農業，就需要拓展投入的渠道，加強財政支農能力，目前在金融危機和財力有限的背景下，財政支農資金的數量擴張的外延式發展可能空間有限，內涵式發展成為首要選擇的發展模式。實現外延擴大與內涵發展相結合，不失為一種解決支農資金供給和需求之間矛盾的政策選擇。

2.財政支農資金整合：基于規模經濟理論的解釋。外部規模經濟影響著內部規模經濟的存在與否以及可利用程度。外部規模經濟的產生并不是依靠單個部門三農投入資金規模的擴大，而是依靠部門之間或者財政支農部門與其他社會組織進行聯合，通過節約組織成本，提高效益。

3.財政支農資金整合：基于交易費用理論的解釋。財政支農資金整合的交易屬于關系型交易，“雙邊規制”、中間性組織和自組織屬性、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和信息暢通、交易的長期性和穩定性是降低交易費用的原因。支農部門之間的交易則具有凝聚性和合作性，關系型交易能對支農資金整合進行激勵。

從實際經驗和理論分析來看，實行分散管理模式往往比實行整合模式成本要高。由于分散管理，相互之間獲得信息的成本太高，各部門之間缺少必要的信息交流和統一協調，導致支農資金的無效支出。從公共經濟學來看，中國的這種農業分散管理體制實際上是一種“多中心政治體制”是浪費性的或者無效率的。

四、推進支農資金整合的有效途徑

1.財政支農資金整合需要行政組織結構的變革。根據職能重新整合政府機構，減少政府間溝通的行政成本。中國現在正在進行的大部制改革，可以在中央層次上實現政府間職能的整合，省級及省級以下的政府部門也需要進行類似的調整，以實現政令暢通；認真落實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法，增加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市場化、組織化程度。

2.財政支農資金整合需要不斷創新。政府需要進一步明確服務型政府的定位，為保護廣大農民的合法權益提供必需的制度保障。根據受益范圍和財政能力相結合的原則，逐步明晰各級政府在財政支農方面的事權，實現不同級次政府之間在財政支農方面的有序分工和整合。需要進一步加強對于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情況的效果考核。根據資金的預期效果調整資金投入效果，提高財政資金投人的邊際效益。

3.發揮財政支農資金的酵母作用，加強財政支農整合對金融支農資金的引導和整合。將財政支農、農信社改革、政策性金融支農進行三維整合。把財政支農與農村增量金融支農有機整合。具體可考慮把一部分財政支農資金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支農績效標準以獎勵形式向其注入，使更多的農村增量金融組織能順利誕生并健康成長，以增強金融支農力量，同時也提高財政支農資金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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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證券市場 會計信息 制度

一、制度的功能

制度是人為對人們行為規則的規定，是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我國資本市場目前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各種問題層出不窮，如何提高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功能，合理有效的監管資本市場，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二、創租性政策激發尋租動機

我國的資本市場還屬于一個新興的市場，市場在運行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問題。為了規范資本市場、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我國資本市場監管部門在確定上市資格、再融資資格和退市條件時，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規范上市公司的行為。證監會在制定這些法律法規時，較多地使用了反映會計盈余的會計信息作為管制的實質性條件，如股份有限公司首次發行股票要求最近3個會計年度凈利潤均為正數且累計超過人民幣3000萬元；上市公司要想獲得配股資格，要求最近三個會計年度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達到6%；若上市公司最近3年都處于連續虧損狀態，且緊接著其后一個會計年度仍未實現盈利，那么上市公司將被迫退市，不能在證券市場上繼續籌資。當資本市場上的融資管制影響到對上市公司的融資行為時，上市公司的尋租動機便會產生。證監會頒布的融資政策對會計信息的過度依賴，讓一些不符合融資條件的上市公司，利用會計信息進行操縱即可達到融資管制所規定的條件鉆了空子。

擬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操縱會計信息的最根本的目的是獲得上市資格、股權再融資資格以及避免被退市處理。筆者將對獲得上市資格、股權再融資資格以及避免被退市處理三個動機展開詳細的研究和分析。

1.企業上市資格管制

證券要上市交易，首先得在證券市場上發行上市。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證券發行制度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以1999年《證券法》的頒布和實施為分界線，在此之前我國證券發行帶有行政審批性質。審批制下的額度控制使上市成為一個稀缺資源，在干預證券發行的實施過程中，帶有人為性、主觀性色彩，表現為擬上市公司利用會計信息過度包裝財務報表以及披露虛假信息等基礎性違規，造成一級市場上會計信息尋租活動涌現。

1999年實施的《證券法》確立了新的證券發行的審核制度，即以核準制為代表的第二階段，是介于審批制和注冊制兩者之間。核準制在具體操作方面又與審批制有些不同，表現在發行推薦制度方面，由政府推薦改為主承銷商推薦。核準制與審批制相比，有了很大改進。

2003年中國證監會了《證券發行上市保薦制度暫行辦法》，并于2004年2月1日起實施上市保薦制，這是第三階段。保薦制與核準制相比，更為市場化?！蹲C券發行上市保薦制度暫行辦法》還規定保薦機構及保薦代表人不僅在發行上市前，而且在證券上市當年剩余時間及其后兩個完整會計年度對發行公司進行持續督導，責任落實更為明確、具體，有利于提高市場發行效率，提高上市公司整體質量。

2.上市公司再融資資格管制

取得上市資格是擬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籌集資金的一種方式，隨著上市公司業務的拓展，需要去籌集更多的資金。目前情況下，我國企業融資渠道相對狹窄，其中配股為我國上市公司再融資的主要渠道之一?，F有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明顯偏好配股再融資，很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配股過程中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利益。從配股成本來看，配股成本較銀行利息成本低，兩者之間的差額部分就是發行股票的租金。從配股價格來看，一般配股價格較市價低很多，通常只有市價的1/2～2/3，從而，一方面有利于降低股價，吸引投資者，另一方面盡管配股價較市價低，但依舊是凈資產的2～3倍，這樣一來，上市公司就可以較低成本籌得資金并通過配股價格與凈資產之間的較大差價獲取租金。

證監會從1993年至今，對再融資資格的管制大致經歷了由松到緊，再由緊到松的過程。然而，在這個變遷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個硬性指標，即以反映企業盈余指標的會計信息——凈資產利潤率（ROE）作為衡量的依據。盡管歷經數次變遷，證監會制定的配股政策始終以會計信息為基礎，即以凈資產收益率作為一項硬性規定。上市公司為擴大規模，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融資優勢，會想盡辦法達到證監會的配股要求，甚至可能采用操縱會計信息來平滑收益。

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知道，每一次配股政策的變更都會引起上市公司信息操縱目標跟著發生變化，變化的最終結果都是為了迎合政府制定的基于會計信息的融資管制的要求。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政府制定的融資管制的理念未發生變化，仍舊以單一的會計信息（ROE）作為管制的主要手段，那么，上市公司通過改變會計盈余操縱會計信息以達到再融資管制的最低要求的尋租行為就不會得到遏制。因此，以會計信息為基礎制定的再融資管制是引發上市公司操縱會計信息，進而達到鉆政策空子，以期獲得利益的根本動因之一。

3.退市管制

對上市公司來說，上市資格是一種珍貴的稀缺資源，是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得以順利融資的前提條件。因此，上市公司普遍具有保留上市資格的強烈愿望。為了避免上市后又被強迫退出資本市場，一些資產質量或盈利能力較差的上市公司存在著強烈的動機，進行會計信息篡改。按照我國現行退市制度規定，上市公司股票連續3年虧損，將由證監交易所決定暫停上市，暫停上市后有1年的寬限期，如果寬限期內未消除虧損狀況，則該股票將被證券交易所終止上市。

針對退市管制的虧損年限相關規定，我國相當一部分學者對退市制度實施效果進行實證研究，發現資本市場上存在著這一普遍現象：

虧損上市公司為了避免賬面上出現連續三年虧損引發的退市等不良后果，具有操縱會計利潤的行為，這也導致了我國證券市場上出現了一些特有的現象，如對不同會計年度之間的會計盈余進行調整，調整的結果包括 “第一年可大虧，但第二年實現扭虧”、“前兩年都盈利，但第三年出現巨虧”、“相隔一年或兩年出現間斷性的虧損”等。不管是哪種結果，其都是通過操縱會計信息，改變會計盈余來實現保有資本市場位置和繼續融資的目標。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證監會繼續以連續四年出現虧損或者改用其他特定的規定虧損年限作為上市公司是否被退市的判斷依據，那么，這種操縱會計信息改變會計盈余的行為就不會得到緩解?？梢?，避免退市動機也是上市公司進行會計信息篡改的又一個動機。

三、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對資本市場有關上市、再融資以及退市的管制使得我國的上市資格和再融資資格變成一種稀缺的商品，政府干預下的融資政策對會計信息的過度依賴，使得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篡改行為盛行，降低了我國資本市場效率，使得那些真正需要融資的企業難以獲得有效途徑進行融資，對證券市場投資人利益也造成損害，由此可見，過度依賴會計信息是無法保障資本市場良性運行的，只有削弱基于會計信息的融資管制，通過市場機制引導企業上市、再融資及退市行為，才能提高證券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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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尋租；尋租行為

[中圖分類號]F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8―0014―01

1、尋租概念及相關理論

(1)尋租的定義。尋租，指的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在生產性活動中增加自己的利益。另一類是通過某種非生產性的活動尋求利益。尋租行為往往會影響政府的決策，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對既得利益的維護和對既得利益進行再分配的活動。

(2)尋租理論。戈登?圖洛克作為尋租理論之父，在其論文《關于稅、壟斷和偷竊的福利成本》中指出：“完全競爭理論對偏離競爭所導致的社會福利估計不足，實際上稅收、關稅和壟斷所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大大超過了通常的估算。其原因是人們會競相通過各種疏通活動，爭取收入，即尋租；而在競相尋租的條件下，每個人都認為花費與其所期望的收益相近的費用是值得的。布坎南的尋租理論主要探討尋租產生的條件、尋租的三個層次、政治分配與尋租等內容。”

2、我國社會尋租行為分析

(1)政府采購中的尋租行為。

第一，政府采購中的尋租行為。政府采購是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對社會經濟實施管理的方法，然而權力的運行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權力的尋租行為。政府采購的目的在于對財政支出及財政資金使用率的高效管理。

第二，政府采購中尋租行為產生的原因。首先，政府采購中的尋租行為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驅使。布坎南、施蒂格勒等學者們認為：“許多政府成員既然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受益者，就很可能為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服務，這樣的政府就可能是一個被私人既得利益集團‘俘獲的政府’，因此利益驅動是尋租行為產生的最終經濟動因。”其次，法律的不健全。在現實操作中《招標投標法》與《政府采購法》在信息披露、救濟途徑、招標程序、法律責任、供應商資格審查等方面的矛盾沖突為尋租行為的產生提供了法律漏洞。最后，尋租成本過低是尋租行為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政府采購中尋租行為的治理。首先，應該嚴格規范政府采購過程中行政權力的使用，防止權力濫用，政府在實施采購時，一定要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為維持市場的透明化競爭提供引導職能。其次，健全相關法律體系，完善現行的《政府采購法》，做到真正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最后，適當調高政府官員收入和福利，減少尋租行為出現，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一旦發現政府官員違法行為，定要嚴肅查辦。

(2)醫療尋租行為。

第一，醫療尋租的定義及分類。醫療市場是個壟斷性較高的市場，其服務價格彈性較小，作為該行業主體的醫療機構利用醫患信息的不對稱通過尋租行為而獲利。由于出現在醫療服務體系當中的壟斷現象，尋租行為出現在各個醫療環節上，這種尋租活動直接或者間接地導致醫療服務價格上升，影響社會穩定。

第二，醫療尋租行為產生的原因。首先，價格雙軌導致的尋租，自從醫療機構的收費制度轉變為“雙軌制”之后，醫療機構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政府資金投入減少，醫療機構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中試圖通過更加市場化的行為尋找出路。其次，市場失靈導致的尋租行為，醫療消費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強制性的，患者均無條件地接受治療。再次，醫患之間的信息資源具有有限性和不對稱性。最后，醫療服務過程體現的是醫患之間的關系，在醫療診斷實施過程中，醫生全權患者提供診斷服務和藥品信息，病人無能力對醫生進行直接的監督。

第三，醫療尋租的治理對策。首先，醫療行業市場制的引入一方面使得醫療資源得到科學合理的分配，另一方面醫療資源的特殊性又決定其不能完全依照經濟規律行事，政府應該適當干預，進行宏觀調控解決醫療尋租問題。其次，目前我國的醫療行業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機制，針對醫療機構的腐敗問題應該引入專業的醫師協會部門，作為第三方對醫療診斷、醫療機械設備購買、藥品采購等過程進行有效監督和審查。

(3)教育尋租行為。

第一，教育尋租的概念。教育尋租是指在優質教育資源嚴重缺乏的情況下，為滿足消費群體對教育資源的競爭性需求，教育機構為實現價值最大化，在使其教育資源實現利益回報的過程中產生的在地區間的流動和階層間變遷的社會現象。目前我國存在的教育尋租現象主要有兩類：義務教育尋租行為和高等教育尋租行為。

第二，教育尋租行為產生的原因。首先，現行教育管理體制存在問題。地方各級政府以及相關教育部門作為實施基礎教育的重要環節，對當地教育負有直接責任。然而現狀是地方財政能力不足以應對基礎教育的大力發展，尤其是財政體制改革的逐步實行，使得這一矛盾尤為突出。在這種供大于求的情況下，便產生了擇校收費的現象。其次，學教教育質量差異大，優質教育資源有限是造成教育尋租的重要原因。最后，家長對學生的期望是尋租行為產生的直接原因。每一個家長都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都希望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資源，尤其在我國高考模式的運行下，進入優質的學校意味著為孩子爭取較高的起點，意味著未來穩定高薪的工作。家長對孩子的這種期待導致擇校熱潮產生的同時，也造成了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合理。

第三，教育尋租的應對策略。首先，加大對教育資金的投入。2011年兩會的召開為解決這一問題提出了相關政策，總理明確提出，明年一定完成教育經費占GDP4％的目標。通過足夠的供給資金，增加優質的教育資源，從根本上減少教育尋租現象。其次，教育均衡發展應該做到每一個受教育者享受到公平的教育待遇，即分配同等教育資源以及相同水平的教育質量。除此之外，要重視特殊教育的發展，保證殘疾的孩子獲得同等的受教育機會。再次，推進教育管理制度的創新應該盡早提上日程。精簡教育管理結構，控制相關管理人員數量，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向自由開放的教育市場逐步轉型；實現教育信息系統公開透明，保證大部分甚至每一個教育活動參與者積極參與到教育選擇當中，防止教育壟斷現象和家長擇校熱潮的尋租行為。最后，改革傳統教育管理制度，勇于創新管理制度發揮教育實效；另外豐富教育師資力量，目前我國對師范生的優惠政策正是壯大教育隊伍的重要舉措。

3、小結

篇8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稅收征管  制度選擇

一、 新制度經濟學與稅收征管

①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研究對象，認為制度對經濟行為的影響至關重要，制度分析應該居于經濟學核心的地位。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傳統經濟理論的三大柱石—天賦要素、技術和偏好概括得很不全面，應將制度這一要素概括進去。制度是經濟理論中不可或缺的第四大柱石。如果離開了制度，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些要素就難以發揮其功能。

②實施機制則是指制度內部的構造、功能及其相互關系。正式規則有實施機制，非正式規則也有實施機制。檢驗一個制度的實施機制是否有效主要看違約成本的高低。強有力的實施機制將使違約成本極高，從而使得任何違約行為都變得不劃算。

③稅收作為國家組織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法制化的稅收征管應該算得上是制度組成部分的正式規則及其實施機制。因此，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來分析稅收征管可謂是水到渠成。

二、 我國稅收征管的制度分析

依法治稅通俗地講，就是依照國家頒布的稅收制度來處理稅收工作。因此，稅收制度就成了本文的分析對象之一。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判斷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這個國家的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是否完善外，更主要的是看這個國家的制度實施機制是否健全。離開了實施機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規則就形同虛設?！坝蟹ú灰馈北取盁o法可依”更糟糕。歷史上以“人治”為主的國家，并不是沒有制定法律，而是沒有建立起與法律制度相配套的實施機制。

我國稅收征管在近幾年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有關資料表明，在近年稅收的增長中，大約50％的增長與當年經濟增長有直接關系。2001年稅收增長速度19.8％，大概9％與當年經濟增長有關，這個增長速度與同期gdp7.3％的增長速度基本接近?？梢赃@么認為，50％的稅收增長是稅收征管制度的外生變量造成的，即由于經濟發展帶來稅源的增加造成的。另外50％的稅收增長是稅收征管制度的內生變量造成的，也就是說，是由于征管制度進一步落到實處、征管質量提高所造成的。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目前的稅收征管質量也還存在不少問題，突出表現在保障稅收征管質量的制度方面仍有一些缺陷。

（一）征管程序較為嚴格，而執法環境不配合

其表現為稅收制度規定不清、行政干預、 稅收計劃高于稅法等給征管帶來很大難度。

（二）稅收征管質量保障制度失衡

我國現行的征管模式只能算是初步具備了“以納稅申報和優質服務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集中征收，重點稽查”的模式。也就是說有了征管的正式規則。但《稅收征管質量考核暫行辦法》（國稅發［2000］151號）中規定：考核指標有登記率、申報率、申報準確率、入庫率、欠稅增減率、滯納金加收率和處罰率7率。其中：

申報準確率 = [納稅人申報的納稅數額/（納稅人申報的納稅數額 + 稅務機關查補的稅額）]×100％。

查補稅款入庫率 = 實際繳納入庫的查補稅款/應繳納的查補稅款×100％。

罰款入庫率 = 已入庫罰款金額/應入庫罰款金額×100％。

欠稅增減率 = [（期未欠稅余額 ， 期初欠稅余額）/期初欠稅余額] ×100％。

滯納金加收率 = 逾期未繳稅款已加收滯納金的戶次（金額）/逾期未繳稅款應加收滯納金的戶次（金額）×100％。

處罰率 = 實際涉稅罰款戶次（金額）/查補稅款戶次（金額）×100％。

由于稅務稽查查出問題按稅法進行處罰后，不可能保證100％得到執行，因此以上6個公式中分子的增加額往往會小于分母的增加額。查得越深、查得越多，上述6率有可能越低，征管質量越差，出現稅務稽查悖論。上述6率與稅務稽查力度負相關的關系就會使得稅務機關和稅務稽查人員產生逆向選擇，即為追求征管質量而放棄或減少稅務稽查，除非舉報等經過立案非查不可。實際上稅收征管模式的有效運行機制關鍵在于稅務稽查作保障，以查促征管。因此可以說，稅收征管模式的制度與評價稅收征管質量的制度發生了沖突，稅務稽查只能是顧此失彼。

從納稅人是否依法納稅角度看，稅收征管內部機制的不協調，主要表現為征管正式規則較為完善，但實施機制不健全。納稅人偷稅成本太低是根本原因。造成這個原因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稅收征管的因素應該說是主要的。

三、優化我國稅收征管的制度選擇

④來構建中國特色的稅收征管制度。首先，各國都有自己的非正式規則，我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在這方面突出表現為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和公民納稅意識低下。其次，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別很大，與之相適應的稅制結構也不盡相同。再次，從正式規則來看，國與國之間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法律制度及其實施過程就有很大的差異。最后，從實施機制看，我國的實施機制與西方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相比明顯偏弱。

優化我國稅收征管的制度設計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非正式規則大眾化

⑤中就有三大成因是與納稅人對稅收的評價直接有關的。首當其沖的是偷逃稅無所謂。公民納稅意識欠缺，納稅人與稅法沒有親近感，是大量稅款流失的主要原因。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公開的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城市700余位居民的納稅調查結果顯示：51.6％的人承認只繳納了部分個人所得稅或完全未繳納個人所得稅。有26.9％的未足額納稅者表示即使繳稅也未必能享受應有的權利。一個民營企業家的體驗自白：“我不曾因納稅多而得到尊重”。政府機構提供的公共產品存在缺陷，一些財產歸屬不清，也造成了納稅人心理不平衡，不愿納稅。就連2002年1月以來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整頓稅收秩序工作，在社會上也響起了不同的聲音。有直呼大快人心的，有斥其為新世紀掀起的“荒謬”的“仇富運動”的。此次查稅之風引起的眾說紛紜再次暴露出轉軌時期多重價值體系之間的深刻矛盾。政府也好、納稅人也好；高收入者也好、低收入者也好；國有企業家也好、民營企業家也好，無不有價值失衡之感，認為自身權益沒有得到充分保障，這實際上反映出社會統一的價值評價和保障體系的空缺。當務之急是要構建我國的稅收文化體系，尤其是稅收法律主義觀應該深入人心。我國加入wto以后，稅收至少在透明度上應有長足的進步，人們與稅收的距離才能越來越近。我們必須利用一切機會來宣傳和普及稅收知識。另外，要加緊探索公共財政的發展之路，讓納稅人能夠真切感受到“社會主義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正式規則可操作化

1.牢固樹立依法治稅的思想。稅收征管必須而且只能以稅法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目標）。否則，稅務稽查（實施機制）無所適從。要解決這個問題，重中之重是將稅收指令性計劃變為稅收指導性計劃。

2.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現行稅收制度，使稅收征管真正有法可依。稅法本身必須協調統一，不能相互打架。稅收制度的制定應該充分考慮稅收征管的最大潛能，對那些可征可不征、制度規定要征而經過努力后還可能征不到的稅收，稅收制度應該采取穩健原則堅決規定不征。另外，由于稅收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大大提高了納稅人的實際負擔率，適時改革現行稅收制度，將過高的名義稅收負擔率降下來勢在必行。

（三）實施機制有效化。

1.進一步強化稅務稽查。稅務稽查是現行稅收征管模式有效運行的最主要保障機制。我國納稅人的偷稅成本太低，并不是我國稅法對納稅人的違法行為處罰規定得太輕，而是在于納稅人偷稅的被發現率太低。新修訂的《稅收征管法》對稅款滯納金作了下調（由千分之二下調到萬分之五），這是處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與國際上相比原來的規定偏高；二是滯納金偏高給實際執行帶來難度。我國的稅務稽查率（面）極高，但偷逃稅發現率和處罰率偏低。要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必須樹立稅務稽查是稅收征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觀念。同時，在稅務稽查的實施上，不能搞普遍稽查，而是要重視案頭審計（或稽核評稅），對有問題的納稅人進行有針對性的稅務稽查。這樣，對誠實納稅的納稅人可以說是一種“激勵”。在設計納稅人合作的激勵機制方面，日本實行藍、白色申報制，誠信的納稅人實行藍色申報并可取得稅收上的優惠政策。但這樣的制度不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不好實行“拿來主義”。相比之下，有重點地選戶進行重點稽查應該是較為可行的。為了避免會計信息失真導致案頭審計失效，也應該重視現場稅務稽查。

2.稅收征管制度在全國省際之間應該允許地區差別的存在。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文化存在地區差別，主要的稅收制度應該是統一的，但在具體征收方式上允許存在地區差別，其目的是降低稅收制度和稅收征管的交易成本。

3.增加納稅人的申報資料（主要是會計資料）的數量，提高申報資料的質量。目前的集中征收應該是信息的集中，而不是單純的征收地點的集中。信息的集中必須有更多的信息源，這方面國外有些做法值得借鑒。如美國個人所得稅實行雙向申報制，日本則要求法人企業除了要報送會計報表、納稅申報表外，還要報送18種附表，如往來賬明細表、銀行存款明細表等，大大提升了稅務案頭審計交叉稽核的質量，從而提高稅務機關的行政效率。我國的稅收征管制度中也應該要求納稅人提交往來賬明細表、銀行存款明細表。如果稅務機關掌握了納稅人的往來明細賬戶余額，通過交叉稽核，在稅務機關內部就可以核實納稅人是否有虛構往來達到隱瞞收入的問題。大大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

①  參見盧現祥著《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第1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版。

② 盧現祥著《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第1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年版。

③  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編 ，王誠等譯《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抉擇》第122頁，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④   楊 斌《選擇稅收征管模式的原則》，《稅務研究》2000年第3期。

⑤ 《偷漏稅“黑洞”十大成因》，《人民日報。華南新聞》2002年9月20日第3版。

⑥ 同 ②

篇9

論文關鍵詞：國外經驗：地方政府主導；職教集團；啟示 

 

從主導機構來看，我國的職教集團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職業院校主導型，如：江蘇從2004年起成立的20余個行業性職教集團，湖南從2008年起成立的18個行業職教集團：二是地方政府主導型。如：以城帶鄉、三段培養的“海南模式”，行業為主、城鄉聯合的“河南模式”，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天津模式”等；三是復合主導型，是一種校、企以及中介機構等多元主體、多元合作組成的職教合作聯盟。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政府主導型的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在數量上最多，在模式上也最豐富”。本文以德國、澳大利亞、美國、荷蘭等職教發達國家為例，探討它們根據本國或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創新職教發展體制機制，通過宏觀規劃、政策引導、財政扶持等多方位支持，有效推進職業教育的集團化和集約化發展。發達國家的經驗，對我國地方政府主導職教集團建設有寶貴的借鑒價值。 

 

一、政府主導型職教集團的特點 

 

從總體上來說，我國對職業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形成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各類職教集團組織模式都離不開政府支持。本文所指的政府主導型職教集團是指地方政府為促進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統籌各種職教資源成立的區域性職教聯盟，與行業性跨區域的其它類型職教集團有所區別。“政府直接促成各實體間的聯盟；各實體間聯盟的方式主要是互補性合作聯盟：具有對弱勢實體的傾斜和保護的作用：生命力和成功度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支持時間”。 

地方政府主導型職教集團有以下特點：一是政府主導。地方政府為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勞動者素質，牽頭組織和整合相關職教資源成立的職業教育與培訓聯合體。二是區內聯盟。集團內各成員實體都是本地區內較有影響的職業院校和行業企業，人才培養互補性很強。三是項目導向。政府通過政策、法令、投資等不同手段，促進各成員實體之間通過項目合作實現共贏。四是保障有力。政府在集團運行過程中發揮著投資、購買、籌措、協調以及規范職能。 

 

二、職教發達國家政府主導職教集團辦學的經驗 

 

自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教育集團化逐漸成為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教育領域發展最迅猛的組織形式，教育集團以其網絡化、集團化、連鎖式、巨型化等特點受到了教育領域專家、學者和圈內人士的廣泛關注。 

 

(一)德國“跨企業培訓中心” 

德國的“雙元制”職教模式是在政府主導下，由學校和企業分工協作、共同完成培養人才全過程的一種辦學模式。它為德國培養了大量操作能力強、技術水平高的工人，生產產品以做工精細、品質優異享譽世界，為德國經濟發展和工業技術水平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世界職業教育領域影響深遠。上世紀70年代，由于技術越來越細，職業工種之間差別愈來愈大，中小企業因其規模、培訓成本、培訓能力和培訓工種等方面的條件局限，無力提供全面和多樣化的職業培訓項目，甚至無法完成企業內部的培訓，在此背景下，以模擬工廠公司和項目教學法為核心的“跨企業培訓中心”在德國紛紛成立。 

跨企業培訓中心是由國家撥?？睢Ｂ摪钫?、州政府、社會中介組織、中小型企業通過法律合同聯合設立的，目的是為了整合多方資源以解決企業培訓能力不足的問題，它“提供了把各種寬泛的專業集中在一起培訓的可能性，很好的解決了眾多中小企業的一大難題”。跨企業培訓中心的實質是發動社會力量共同關心和支持職業教育，形成合力，共擔義務，推動職業教育的健康、快速發展。它作為民辦非盈利機構，資金分別由聯邦科學教育部、經濟部、勞動部、各州主管部以及區和地方的行會來承擔， 

“跨企業培訓中心”模式的特色主要有：“(1)跨企業培訓中心是以政府、社會中介組織或企業為辦學主體的民辦非盈利聯合機構。通常由政府撥?？钯Y助，多家企業聯合承辦或者由社會中介組織主管。(2)以人才培養為目的的互補性合作聯盟。(3)跨企業、跨行業、跨區域的職業培訓聯盟。(4)以法律合同為聯盟的契約。(5)企業培訓的重要補充”。 

 

(二)澳大利亞“新學徒制培訓學院” 

1998年以來，澳大利亞開始執行“新學徒制”?！靶聦W徒制”主要是以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tafe)為基礎，聯合社會各類主體共同參與。以培養高素質人才為目的?！鞍拇罄麃喌男聦W徒制無論是在對培訓提供的經濟資助上還是在培訓課程的設置上都體現了市場導向。政府按市場運營機制，采用商業化撥款方式，即根據學徒的人數、開設課程的數量與培訓的質量，按照一定的標準撥款。如果某培訓機構培訓質量下降，政府就將減少或收回投資”，鼓勵職教培訓機構的良性競爭。 

新學徒制規定，提供學徒培訓的雇主與學徒之間應簽訂培訓合同，同時培訓合同要在相關的州和地區的培訓局注冊。為了使新學徒制得到良好的發展。澳大利亞各州和地區設立了300多所新學徒制培訓服務中心。服務中心免費向社會提供服務，幫助培訓機構(企業或公司，職業學校)和學徒雙方達成培訓協議，獲得政府的財政資助。服務的具體內容包括：為學員提供擬從事的行業和職業的相關資料；幫助學員尋找適合自己的培訓機構；協助學員填寫必備的表格：合理安排培訓內容、時間和活動；簽訂培訓合同，落實學員學習培訓期間的福利待遇和工資等事宜。新學徒制中，學徒在職業學校的學習，主要由澳大利亞各州和地區內的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tafe)承擔，也可以在其他提供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學校和場所完成。 

某種程度上，部分tafe具有集團化辦學的性質，它是由政府、社會和學校相結合的、相對獨立的、多層次的、綜合的職業技術與培訓機構。它由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和所在州政府共同投資興建，并精心管理，已成為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澳大利亞各類高等專業技術人才的“加工廠”。此外，為加強職教資源整合，澳大利亞政府支持民營資本投資職業教育，跨區域組建大型職教集團，比如：澳大利亞國際職業教育集團(aitmg)與美國、英國、新西蘭等多個國家的多個企業和教育公司有戰略合作關系，成為國際化的職業教育集團。 

 

(三)美國“技術準備計劃中的綜合教育集團”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推出了技術準備計劃(tech prep)，技術準備計劃是美國聯邦政府為發展經濟而設計的一套宏觀的職業教育發展指導方針。美國政府期望通過這一計劃，整合政府、學校(各類培訓機構)及企業中有利于培養高素質高技能人才的生產要素，達成就業、升學、終身發展、提高技術水平和教育效率等多個目標。 

其核心的實施理念：一是在政府統籌指導下，社區學院、地方職業技術學院、綜合中學、四年制的學院或大學、各類學徒組織以及私立教育機構相互簽訂實施技術準備計劃的協議：二是實施工作本位學習，它是技術準備計劃的關鍵；三是通過企業的參與合作，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四是加強職業學校教師與企業的合作與對話，共同開發課程。 

美國作為一個職教發達國家，具有集合體特征的集團化教育組織主要體現在中學后私營教育領域中。這些私營教育集團采用母子公司制的傳統企業管理方式，對原有的、加盟的或派生的成員單位以責任制形式實行公司化管理。在技術準備計劃的指導下，各類教育集團加強了和產業界的聯合辦學，包括教學材料、專業設置、項目改進、結果評估等。以著名的阿波羅教育集團公司為例，“其職業與成人教育領域有了三個改變：建設了緊跟市場的課程開發系統；完善了成年人學習的效果評估系統；健全了教師教學質量評估系統”，目前阿波羅教育集團公司已經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上市公司。 

 

(四)荷蘭“政府投資引導的區域培訓中心” 

1996年1月，荷蘭政府頒布了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法，這部法案將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包涵在內，首次將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分開，目的在于加強和進一步整合初等及初等后職業教育體系。“法案建議，在許多小規模職業學校之外，開辦一些規模較大以集團化運作的區域培訓中心。只要符合辦學標準遵循教育部的相應法規，均由國家和地方政府財政進行資助”。 

荷蘭政府支持職業技術教育的區域化發展，注重考查學校在當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只有那些緊密結合當地經濟發展的學校，政府才給予投資，避免了由于專業設置、辦學定位雷同而造成的競爭和重復建設。使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海牙的modiaan職業學校，是個規模化、集團化的大型職業技術學校。它根據海牙的經濟發展，設立5個分校。各分校專業之間不重復。荷蘭職教集團化辦學主要特征是“以連鎖投資型集團形式有機整合各種資源，以品牌、師資、管理模式、教育理念為紐帶，形成自身的經營運行機制，并以規模優勢實現經營中的規模效益和利潤最大化”。 

三、國外經驗對我國政府主導型職教集團的啟示 

 

(一)運用多元杠桿，發揮統籌組織職能 

職教發達國家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共同特點是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介入，一般不通過行政指令，而是通過多元杠桿加強統籌組織，如通過財政撥款、政府購買服務、資源置換擔保、投資股份、稅收優惠、政策扶持等多種手段，在集團成立初期牽線搭橋，在集團運行過程中協調各方利益、搭建合作平臺。 

我國地方政府主導職教集團的成員主要是職業院校(培訓機構)和相關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各主體的利益訴求有著較大的差距，比如：集團內部的中職、高職及培訓機構之間，各企業之間也有著各自的利益沖突。以章程、協議或契約為紐帶的松散聯盟，對各主體難以形成法律意義上的約束力。地方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門應在廣泛調研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發揮好統籌組織職能。首先，政府應在制度建設層面上給予關注和支持，規范集團的組織模式和運行機制，明確政府、學校、企業、行業等在集團中的權利和義務。其次，政府在管理層面上應設立或調整相關職能部門，賦予其協調、管理、指導職能，通過投資、評估、監控等方法引導集團發展。第三，政府在專項支持層面上應通過稅收調節、政策優惠、嚴格就業準入等措施激勵校企開展合作，優勢互補，平臺互用。激發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辦學的積極性。 

(二)對接地方產業，發揮宏觀指導職能 

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發展與產業發展結合非常緊密。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均是在宏觀分析國家或區域內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對技能型人才或技術應用性人才的供求關系作出預測，指導專門人才的培養，并以資金支持、行政引導、政策保障等方式進行宏觀調控。 

近年，我國各地都加快了調整產業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這種背景下，地方政府應高度重視職業教育對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首先，地方政府在編制地方經濟發展規劃時。應廣泛吸收職教界人士的意見，分析區域內職業教育的資源優勢，創新校企合作體制機制，引導職業教育培養面向地方傳統產業、新興產業、優勢產業和重點產業緊缺的高技能人才：其次，職教行政管理部門要以職教集團為平臺，收集產業發展的各類信息、預測技能型人才需求、制訂有關人才培養規格與標準、組織校企合作共同編寫教材、指導各類職業培訓、組織職教評估等：第三，根據產業發展需要靈活調整教育服務內容，開辦地方特色專業，爭取區域內人力資源與供給結構的動態平衡。以校企合作為基礎、以資源整合為重點，加強對地方職業教育資源的統籌和協調，提高職業教育辦學綜合效益。 

 

(三)整合優質資源，發揮協調服務職能 

職教發達國家通過行使政府行政職能，既是職業教育的規劃者和管理者，又是職業教育的協調者和服務者。政府通過各種措施，協調職教集團內部各成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創造和提供各種條件保障職教集團的順利運行。一是充分利用職教集團的資源平臺、制度平臺、交流平臺、共享平臺，實現職業教育的集約化管理和開放式發展。二是通過市場機制和合作機制，調動社會力量參與職業教育的辦學，擴大職業教育的優質資源，形成多樣化的職業教育服務產業。三是實現師資和專業的優勢互補。探索教學改革和學分互認。及時調研分析區域內企業專業人才需求信息，組織對專業設置、專業培養目標、課程改革、質量考核標準等有關人才培養培訓的事項進行研討和交流，探索集團內中高職對接的途徑，在招生、就業、教學、科研等方面進行有效合作。四是實現實驗室、實習基地、圖書館、學報學刊等短缺資源的共享，共同開展職業資格鑒定，建立新型的共享型校企合作實訓基地。五是通過政策扶持和發揮集團橋梁紐帶作用，實現學校教育教學資源和企業資源的共享，通過校企共同進行“訂單培養”、科技開發與應用推廣合作，培養人才、服務社會。 

 

(四)出臺政策法規，發揮激勵約束職能 

篇10

自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世界科技突飛猛進，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政治經濟學亟需對自身進行重新定位，研究對象也需要進行相應調整。把利益（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作為研究對象正是適應政治經濟學現代定位需要的科學選擇。

（一）它符合政治經濟學的時間定位

1.利益關系反映了人類活動的永恒追求

人類活動是緊緊圍繞利益而展開的，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利益的追求史。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無論是人與自然的斗爭，人與人的交往還是國與國的關系，都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離開了利益的創造和獲取，人類就不可能實現全面發展，經濟學就失去了自己的靈魂。

2.利益關系反映了時代主題

當前，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世界各國普遍認識到，國際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離開了發展，就失去了尊嚴和地位。因此，各國都把發展作為本國的第一要務。在未來的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中，發展生產力，創造更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將是各個國家追求的必然主題。政治經濟學要真正確立起自己的王冠地位，首先需要調整自己的研究對象，使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和揭示利益的創造、分配規律，不僅尊重了人類的根本追求，更加體現了人類社會的現實要求和發展趨勢。

（二）它符合政治經濟學的空間定位

1.從現實國情看，當前的根本任務是如何盡快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中國所進行的改革，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還是社會改革，目的都是通過利益的重新協調，建立一種新的利益分配機制，最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焦點也在于利益關系的不協調。構建和諧社會，本質上仍然是構建利益協調的社會。

2.從國際背景看，全球化浪潮已經席卷整個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把世界各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發展經濟的制度、方法和政策上，各國相互借鑒，表現出了很強的趨同性。現代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一系列影響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重大課題，如空間開發、資源短缺、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地區經濟發展等，都需要國與國之間協同研究，攜手合作才能得到解決。因此，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立足本國，放眼世界，，尋找共同發展。

（三）它符合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力定位從根本上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是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決定的。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人類社會生產已經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階段逐步發展到了知識經濟階段。人們對精神利益的追求越來越突出，非物質產品在生活中的比例不斷提高，享受閑暇和服務已經成為一種時尚?，F代經濟的主體也隨之從物質生產領域向非物質生產領域擴展，知識產品、智力資源和無形資產等開始替代物質資源要素而在社會生產中發揮決定作用，科學、教育、衛生、生態等一大批非物質生產領域的部門逐漸成為主導產業，非物質生產逐漸成為現代經濟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知識經濟的發展要求人們對經濟關系、經濟運行與發展規律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既可以保持傳統經濟學以物質生產為基礎的研究陣地，又可以把非物質的利益生產納入到經濟學的視野，從而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保證了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和科學性。

（四）它符合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定位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是人們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而經濟活動離不開特定的社會環境和具有不同經濟利益的個人。因此，經濟學從一開始就與人文科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無論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都不是單純的經濟研究，而是涉及到了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等方面的綜合性著作。正如馬歇爾所言，經濟學是關于財富的科學，也是關于人的科學。經濟學要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就必須關注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兼容并蓄。而能把各個學科聯系在一起，能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聯系在一起，全面反映政治經濟學歷史性作用的研究對象只有利益。把利益作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僅符合經濟學的發展趨勢，而且適應了經濟學的學科定位需要。

二、以調整研究對象為契機，重塑現代政治經濟學內容體系

首先，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能夠使政治經濟學真正變成身邊的經濟學。長期以來，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缺乏應有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脫離了社會實際，距離人們的生活太遠。在科學研究中，由于經濟改革的實際需要，許多人把研究視野轉向西方經濟學，留下的人則專注于政策、對策研究；在學校教育中，政治經濟學被作為單純的政治課教授，結果教師不愿意教，學生不愿意學。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重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則可以徹底改變政治經濟學面臨的窘境，使之真正貼近社會生活，成為人們身邊的經濟學。

其次，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可以使政治經濟學的邏輯線索貫徹始終，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傳統政治經濟學或者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部分，或者分為經濟制度、經濟運行、經濟發展幾個部分，但始終不能做到同一邏輯線索貫徹全篇，幾個組成部分無法實現有機結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被簡單割裂，大大削弱了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說服力。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用利益的創造、實現和分配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緊密聯系起來，可以極大的增強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

再次，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可以徹底解決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矛盾。長期以來，人們重視兩種經濟學之間的區別，卻忽視它們的內在聯系，認為政治經濟學側重生產關系的研究和意識形態的教育，西方經濟學側重資源配置和財富的創造，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兩個理論，無法溝通和協調。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既尊重了經濟學把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人們的物質利益關系）做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包含了資源配置和財富創造的西方經濟學研究領域，在強調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聯系基礎上分析其個性，可以實現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相互促進，徹底解決困惑研究和教學實踐多年的矛盾和問題。

最后，把利益作為研究對象，有助于完善政治經濟學內容體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利益關系，研究主線是資源配置（包括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研究的目的是尋求各種利益關系得以實現的最佳組織形式和途徑，研究的任務是揭示國民財富增長和社會和諧發展的規律。這樣，研究的對象、主線、目的、任務的有機聯系，便形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