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理論范文
時間：2023-03-28 1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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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黑格爾認為“哲學史并非外在于哲學的，哲學史的本身就是科學的。因而本質上就是哲學這門科學”[1]，這句富含方法論意義的論斷對于我們重溫社會學理論多少給了一個理由。如果社會學的歷史從奧古斯特•孔德1839年在其《實證哲學教程》第四卷里提出“社會學”這一新詞算起，也有170年的歷史了，這期間，無數的社會學家提出了各自關于“社會”的理論假設，并且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理論流派和觀點。這些分類之中最具影響力且廣為人們接受的就是按照范式對各種理論進行劃分的方法。
一、“范式”理論
“范式”（paradigm）這個概念是美國科學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他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之中提出的。但他對“范式”的概念從未作過精確的定義性解釋，綜合各方面的觀點，學者們認為庫恩所稱的“范式”，可以理解為主要包括三個層面：1.在理論和方法上，它是科學共同體所具有的“模型”或“框架”；2.在心理上，它是科學共同體所共同的信念；3.在實際操作中，它是科學共同體所具有的起點、語言及教育內容[2]。范式實際就是研究立場，它意味著共同體成員圍繞特定學科或專業領域建立起來的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取向、共同的研究范圍甚至共同的技術。但是，范式作為科學發展的邏輯并不等于理論本身，艾爾•巴比曾說：“范式”指的是一般框架或視角，字面意思就是看事情的出發點，它提供了觀察生活的方式和關于真實實體特性的一些假設。相比之下，理論只用來解釋社會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統化的關聯性描述。因此，理論賦予范式真實感受和明確的意義，范式提供視角，理論則在于所看到的東西[3]。“范式”概念的提出，在社會學領域，社會學家們批判地繼承了“范式”理論，首先，修正了庫恩所認為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他認為不同的社會學理論范式是非此即彼的。其次，瑞澤爾提出可以在三個層面上使用“范式”這一概念：1.把“范式”用來區分科學家共同體或者區分不同學科，如物理和化學；2.用來代表某一學科的不同發展階段，如社會學的經典時期和現代時期；3.用來代表同一時期、同一領域內亞科學家共同體[4]。并且他認為最后一種是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使用方式。由此可見，社會學理論的范式是社會學家對他們的研究主題所表現出來的基本意向和潛在的知識假設。其中包括社會學家的基本價值前提、所研究主題的意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觀察和調查而對具體現象和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5]。
二、國外社會學理論家們對于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分析
隨著“范式”理論被全面地引入社會學，社會學理論家們都紛紛開始運用這最新的工具來反思社會學理論。他們運用“范式”考察社會學理論，大概得出了三種不同結果:社會學無范式說、社會學單一范式說和社會學多范式說。喬納森•H•特納是一個社會學無范式論者，他認為，范式這一概念要求過高，如果按照庫恩的要求去衡量的話，現代社會學沒有任何理論在嚴密性、精確性和確定性上足夠構造一個抽象概念和定律的范式，以及已經檢驗的研究發現的范式[2]。而社會學單一范式論者卻認為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應該是一種范式的科學，比如在社會學的初創和發展階段，絕大部分社會學家都是以所謂“主體―客體”、“個體―整體”、“宏觀―微觀”等二元敘事為主題來研究傳統社會是如何向現代社會變遷的[5]。相對于前兩種論調而言，大多數社會學家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多重范式的科學。其中就有最早提出社會學多重范式說的弗里德里希，也包括最有影響力的美國社會學家瑞澤爾。瑞澤爾將社會學中各種流行的理論劃分為三種基本的不同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釋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它們在范例、主題意象、方法和理論上都各有不同。社會事實范式關注宏觀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強調社會結構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及影響。該范式在整個社會學的發展歷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度成為“科學”社會學的代名詞。這主要歸功于孔德所倡導的實證主義和涂爾干所推行的社會學主義，帕森斯、默頓的結構功能主義也功不可滅。這一范式發展出了奠基于自然科學理性原則基礎上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他們希望能夠以與自然科學相似的客觀性和可測控性要求來進行社會研究。社會釋義范式認為社會學研究主要是去理解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行動的主觀意義，以及這種意義對行動者和社會現實的影響，它既是人文主義的，同時又是微觀的。這一范式源于德國的學術傳統，在經典時期有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在韋伯之后，胡塞爾的現象學通過舒茨的《社會世界的現象學》影響了美國社會學界，直接孕育了現象學社會學。另外，美國自己創造出的純粹的社會學理論還有加芬克爾的日常生活方法論和符號互動理論，都屬于社會學理論的社會釋義范式之列。社會行為范式也具有自然主義和注重客觀性的一面，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理解社會結構或社會事實，而是理解社會行為及決定或影響社會行為的內外部因素（前者如本能或需求，后者如賞罰這樣的刺激或環境因素）。這一范式最早是在心理學中獲得發展的，它在現代時期的代表人物在心理學中是斯金納，在社會學中則是社會交換理論的大師霍曼斯。它們都從個人層面出發，將社會事實還原到個體的心理或行為層面，尋求社會行為甚至社會結構的解釋。這種個體主義的立場既是社會行為范式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它與社會釋義范式的基本區別所在。
三、對于瑞澤爾三重范式理論的揚棄
瑞澤爾的劃分與人們在學理上的常規認識一致，同時也與社會學中的現實相仿，因此提出以后獲得了廣泛的認同，并成為一段時間內社會學理論研究中一種新的分類“范式” [4]。但是，這一分類模式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忽視了社會批判理論。瑞澤爾的分類基礎是不同理論在有關社會現實的性質的基本假設方面的差異，而社會批判流派恰恰在這方面顯示了與上述三大范式的區別：即它強調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和否定。這一取向的社會理論家們認為，事物的本質存在于對現實的否定或批判之中[4]。另外，早在瑞澤爾之前，哈貝馬斯已經提出了一種與瑞澤爾略有不同的社會學范式構想，我們可以認為在其理論體系之中，批判的知識即社會批判范式。如此，在瑞澤爾對社會學理論范式的探討之外，哈貝馬斯提出了社會批判范式。周曉虹教授正是注意到這兩點，對瑞澤爾的理論進行了修改并且擬定圖1來說明自己的觀點。
他的這一范式的建構是以兩對理想類型分別作為橫軸和縱軸的：宏觀―微觀；自然主義―人文主義。他主張將宏觀―微觀、自然主義―人文主義視為兩對既有一定的區隔、同時又互為過渡的“連續統”，這樣就不至于認為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他認為“宏觀―微觀”涉及社會學家對人性和社會秩序及相互關系所持的態度：主張社會學應該將宏觀過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學者，會認為社會秩序是制約人性或人類行為的突生現實。而主張社會學應該將微觀過程的研究放在首位的學者，則認為社會秩序或社會結構是人性的“復述”，或者說是由人類行為建構起來的。而“自然主義―人文主義”涉及社會學家們研究人性與社會秩序時的基本策略和研究路徑。主張自然主義方法的學者，將社會事實或人的行為視為物，因此在他們眼中社會學是一門與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為此，有的自然主義社會學家將物理學或生物學視為自己的理論基礎，也有的自然主義社會學家力求將自然科學和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都統一起來，因為他們認為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是受著某種客觀的規律支配的。最后，主張人文主義的學者，認為人和自然界的萬事萬物有著本質的不同，其中最大的區別在于人能夠將意義或價值附著在其所遇事物之上，因此，我們可以將社會現實或社會秩序視為是由人的有意義的行為建構起來的[4]。這樣，周教授實際上認為社會學有四種理論范式（圖1，圖2）。
四、對周教授所建立模型的一點修改
周曉虹教授認為，經馬克思并且由法蘭克福學派所發揚的社會學體現了十足的批判特質，因而把“社會批判范式”單獨作為一種范式提了出來，并且把該范式同瑞澤爾的其他三種范式一起進行了討論，使得人們對社會學理論的認識更加清楚、全面[6]。而在1998年，澳大利亞社會學家馬爾科姆•沃特斯在其《現代社會學理論》一書中，運用了“主觀的―客觀的”和“個體論的―整體論的”兩組理想類型劃分出了建構主義、功利主義、功能主義和批判結構主義四種社會學理論的類別，他的這種分類方式，給了我們啟發：正如有學者在對周曉虹教授構建的這一模式進行評價時所指出的那樣，“宏觀―微觀”的關系更多的是從研究對象方面來說的，這樣，根據范式的基本思想，研究者不但可以從整體主義的立場來分析宏觀的對象，也可以去分析微觀的對象，因為“整體主義―個體主義”恰恰反應的是研究者的理論立場，而范式首先表現的就是研究者個人的理論立場和看待問題的出發點[6]。所以，該學者建議應該把“宏觀―微觀”這一對理想類型改為“整體主義―個體主義”，就能夠更真實地反映歷史上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基本思想。這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新的關于社會學理論范式的分類模式（圖2）。
篇2
關鍵詞:社會學;拓展訓練;應用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9-0291-02
一、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社會互賴理論的認知
社會互賴理論發端于20世紀早期的德國柏林大學。格式塔心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庫爾特·考夫卡(KurtKoffka)于1935年提出:群體是成員間的互賴性,是可以變化的動力整體,這就首次提出了“群體動力整體性”的觀點。
考夫卡的同事勒溫(K.Lewin)在其基礎上,對上述觀點進行了闡發,他認為群體的本質是其成員基于共同目標而形成的互賴,由此促使群體成為一個整體,若群體中任何成員或次群體的狀態發生改變,將會影響其他成員或其他次群體產生改變;群體成員內在的緊張狀態能夠引發完成共同目標的動機[1]。
勒溫的弟子莫頓·道奇(MortonDeutsch)于1949年首次提出了兩種社會互賴:積極的和消極的社會互賴,從目標結構角度得出了合作與競爭的理論。最終莫頓·道奇的弟子約翰遜兄弟將這一理論進行統整與拓展,形成了社會互賴理論體系。約翰遜兄弟將社會互賴分為三種情況:積極的社會互賴、消極的社會互賴、沒有社會互賴。社會互賴理論將合作和競爭作為關系變量而非個體變量來進行研究。它不僅關注在完成任務中合作和競爭的效果,而且對互動方式、心理過程、人際關系、對自我和工作的態度等也進行詳細研究。在教育領域,社會互賴理論的運用和發展最成功的范例是合作學習的興起與繁榮。
(二)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社會互賴理論主要研究個體間在合作性和競爭性的社會情境中相互影響時的行動效率、內在心理過程、互動方式及結果。雖然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單打獨斗的年代,伴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已經逝去,團隊合作在當今時代備受青睞。但是合作離不開競爭,沒有競爭的合作是膚淺的、毫無生機的;競爭也離不開合作,沒有合作的競爭,是孤單的、狹隘的。
拓展項目的設計更傾向于合作與競爭的相互依存。在拓展課程實施過程中,既強調學員之間的合作,又注重培養學員的有序競爭,最終達到一種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合作的培訓效果。團隊目標的達成,是學員間合作的結果,但是也離不開相互之間的競爭。合作的同時鼓勵競爭,有助于提升團隊個體的能力,進而提高團隊整體的凝聚力和競爭力。而在鼓勵競爭的同時,又要注重相互之間的合作。競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更高的目標的手段,在競爭中合作應體現“雙贏”原則。一個人再強大,只能超越自己,而一個強大的團隊可以攻克許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難題,這就是團隊力量的最好彰顯。
社會互賴理論在拓展訓練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在完成拓展項目,達成團隊目標過程中,學員之間容易相互誘導和影響。積極互賴使學員間產生促進性互動,如果學員能夠全身心的投入,就會形成一種積極的氛圍,可以感染到團隊中的每位成員。這樣不僅促進個人小目標的完成,而且加速了團隊大目標的實現。消極互賴往往使學員間產生阻抗性互動,對困難程度評估過高,或者對自己的能力評價過低,都會使學員產生消極的互動,如果這種消極互動得到擴散,會對目標的達成起到很大的阻礙作用。而沒有互賴就意味著不會產生互動,目標也就肯定不會實現。
二、群體動力學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一)對群體動力學理論的認知
群體動力學(groupdynamies)亦稱“團體動力學”,試圖通過對群體現象的動態分析發現其一般規律的理論。群體動力學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社會科學的一種跨學科研究,其理論基礎是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庫爾特·勒溫(KurtLewin)的“場論”。“場”是他借用物理學上力場的概念,其基本要義為:在同一場內的各部分元素彼此影響;當某部分元素變動,所有其他部分的元素都會受到影響。勒溫采用格式塔心理學觀點,將個體行為變化視為在某一時間與空間內,受內外兩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勒溫認為[2],群體行為由構成群體的個體來執行,但群體具有較強的整體性,對個體具有很大的支配力。用公式B(f)=E×P來表示,即個體行為B是個體所處環境特征E與個體自身特點P互動的函數。
群體動力學主要研究群體的凝聚力(如決定群體凝聚力強弱的因素),群體壓力和社會規范(如從眾現象等),群體目標(如群體目標的有無對群體性能的影響)和成員的動機作用(如競爭與合作)等等。
(二)群體動力學理論在拓展訓練中的應用
篇3
關健詞:社會學理論 建構 功能 困惑
一、社會學理論是什么
從某種角度上說,理論是在講一個獨立完整系統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解釋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然而,理論又有專業與非專業之分。專業理論和非專業理論的區別在哪里?著名美國社會學家喬治·瑞澤爾在他的《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一書中,列舉了社會學專業理論與日常生活中的非專業理論的差別。大概可歸為以下幾點:(1)專業理論較之日常生活理論,表現出更多的系統性;(2)專業理論常常建立在已有理論基礎之上;(3)專業理論提出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發表,這對該理論的前途來說至關重要;(4)專業理論更依賴相關資料的收集;(5)專業理論可以是關于社會的總括性和通則性的思考;(6)專業理論同樣關注理論的應用層面。以上六點,決定了社會學理論與一般生活理論的區別,也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社會學理論的地位。
社會學的理論,講的自然就是關于社會學專業的故事。同樣,引用喬治·瑞澤爾的定義:社會理論是一組互相關聯的觀念,能對社會世界的知識加以系統化、能解釋社會世界,并且預測社會的未來。需要指出的是,瑞澤爾的定義實際上是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定義,但實際上,并非所有的社會學理論都要能夠全面解釋社會世界,也不一定都要預測未來。
二、理論的建構
許多人認為社會學理論脫離實際,深不可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對理論建構過程的不了解。所以談一談關于理論的“理論”,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是關于社會學理論的根源。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的源頭都是哲學。它產生于人們的思辨過程。當然,光有哲學的思辨是不夠的。其他學科區別于哲學的關鍵在于它們是可以實證的。而迄今為止最具實證性的學科無疑就是數學。而我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將哲學與數學完美結合的學科。這是從學科的角度來談。
接下來是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在我看來,社會學理論產生的條件有兩個方面:社會歷史條件和研究者的主觀條件。所謂社會歷史條件,就是指該理論產生的特殊的社會背景。社會學理論是為了解釋社會現象,因此社會現象的歷史性決定了社會理論的歷史性。一般來說,越是復雜的社會背景條件,產生社會學理論的可能性就越大。
研究者的主觀條件,在我看來,是最關鍵的。同樣的根源,同樣的社會歷史條件,甚至同樣的科學研究方法,為什么只有少數人可以提出經典的社會學理論,其他人則不行?用米爾斯的話說,它取決于理論家個人的社會學的想象力。
談完了根源與條件,現在來談一談這個故事究竟是怎么講的。要了解理論建構的過程,首先必須明確理論的要素。喬納森·H·特納認為,社會學理論應有三個要素:概念、變量和理論的陳述與格式。另外一些學者,也提出了相關的理論建構方法,但內容上大同小異,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區別。
三、理論的功能
理論的功能何在?首先,我以為,社會學理論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增進我們對社會的認識。社會學理論是用來解釋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的,我們掌握了理論,就可以對社會有更多的了解。
第二,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體現在它可以增進我們對自己的了解。我們都是社會人,社會學的理論適用于其他人,同樣也適用于我們。
第三,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在于對其他理論的批判和修正。這對于社會學自身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社會學這門學科也正是在這種對立中不斷發展。
第四,社會學理論的功能還能體現在應用層面上。比如,喬治·霍曼斯的交換理論,就被廣泛運用于經濟活動中;默頓的越軌理論則被用于社會控制的實踐中。
四、理論的困惑
在肯定社會學理論具有諸多功能的同時,我們也可發現社會學理論中存在的困惑。
1.理論與現實的差距。人類的無窮的智慧和極強的語言與文字表達能力,賦予了人們對一個問題可以換角度,換說法的進行反復論證。宏大理論的產生也大多基于在語言上玩的花招。米爾思在其《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就概述帕森斯關于行動系統理論的主要內容后。他不無尖刻地指出,宏大理論中的繁文冗詞中確實有一些東西,但是隱埋很深,不過總說了點東西:理論的客觀性問題。顯然,這是個很普遍的問題。它首先表現在理論是否真實地反應了客觀事實,它的解釋力到底有多大。其次,個人的偏見也普遍存在?！氨M管個人極力避免受各種社會勢力的影響,但人們還是悄悄地溜了進去。”最后,在理論的接納方面,也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嚴重影響。
2.價值無涉與權威保留問題。有人指出,社會學理論要求價值無涉,這有助于克服研究者的主觀偏見和受權威束縛。但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價值無涉帶來的是對權威的不尊重。并且,“人類社會將不再有不變的法則,因為人類可以任意改變這些法則所陳述的事實?！眴碳{森·H·特納在《社會學理論的邏輯》中如是說。
3.理論本身存在爭論?？赡苁怯捎谏鐣W理論至今尚未發展十分成熟的緣故吧,關于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爭論一直都存在。首先,也是最大的爭論來自于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爭論。即所有社會學理論的前提假設的爭論:人的行為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這直接影響到整個理論的建構過程。同樣的爭論也來自于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爭論。究竟是個體具有能動性還是集體決定個體的一切?這一直是社會學理論爭論的焦點之一。另外,社會學力量論中的性別問題和現代社的起源和決定因素問題也存爭議。這無疑讓社會學理論本身的科學性遭受了嚴重的置疑。
4.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困惑:本土化問題。文軍在《論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現狀及反思》中,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的諸多問題,大致為以下三點:首先,由于整個社會急功近利的思想十分嚴重,這種不正之風也蔓延到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中,導致基本社會學理論研究嚴重不足。中國社會學理論面臨自后后繼無人的局面。其次,政治的導向性對中國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產生異常重要的影響。這導致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共性有余,個性不足。最后,中國社會學理論還過分依賴于外國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很多都是沒有結合實際地照般過來。
五、總結
到這里,故事基本上講完了。雖然社會學理論至今發展還不完善,存在許多問題,但它確實是具有很實際的功能和強大的發展潛能的。正像人類需要自然科學知識來解釋大自然一樣,人類同樣需要社會學理論來解釋我們的社會,社會的存在根本上決定了社會學理論的存在。
參考文獻:
[1]喬納森·H·特納.邱澤奇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2]喬治·瑞澤爾.當代社會學理論及其古典根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篇4
關鍵詞：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分析研究
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來源于社會網絡分析，學術的傳承涵蓋了不同的知識領域，新經濟社會學通過經濟的方法來對社會進行研究，而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人。社會人是在經濟問題逐漸復雜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在社會生活中擔任重要的角色，為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理論上的有利依據，避免了人們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經濟社會中產生的各種問題。新經濟社會學主要通過網絡理論研究及組織理論研究來研究社會發展趨向，在連接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上起到決定性作用。
一、新經濟社會學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社會學起源于19世紀中期，但是社會經濟學以一門學科的形式出現是在20世紀初，通過學者們的研究與討論而形成。西方的新經濟社會學不能夠把離散的經驗研究成果有效地結合起來，只是一味地注重經驗研究。伴隨著西方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經濟活動的復雜性逐漸表現出來，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主要從研究社會方面對經濟學進行擴展。經濟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理論以及方法來探索經濟行為和經濟體系的一門邊緣學科，是一個新生的學術流派，許多特性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是一門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社會學。新經濟社會學伴隨格林蘭諾維特發表的標志性論文“經濟行為和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同時誕生，主要是指用組織理論、網絡理論以及文化理論來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社會學取向。新經濟社會學得以迅速地發展，與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發展以及學科之間的融合趨勢是分不開的，新經濟社會學的逐漸興盛是結合了社會學與經濟學等多門研究成果。當今社會，教育、婚姻、犯罪等領域逐漸受到人們關注，許多領域的研究導致研究者忽視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分歧，新社會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幾個核心的主題上，關于經濟生活中的其他領域還沒有受到人們高度重視。這種現象表明，我們還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要不斷吸收與借鑒政治、文化等學科的思想，為了主題研究獲取全新的發展動力。盡管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者有著不同的學術興趣與研究視角，所持觀點也各不相同，但是對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勢必會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
二、新經濟社會學所研究的領域
1.網絡領域研究。新經濟社會學中的網絡理論認為，經濟行為是嵌入到社會網絡中的。網絡理論分析認為，個人的行為與決策是與社會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須用嵌入來說明社會現實與個人行動之間所存在的關系，并且針對行動者的真實行為背景進行解釋。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懷特在新經濟社會學中最早運用網絡方法，通過網絡方法的運用對市場進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經濟中的作用，以及經濟制度在現實生活中的運行。新制度經濟學緊急運用效用理論來對制度的形成進行分析，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社會結構才是理解現存制度的關鍵。格拉諾維特研究了信息網絡在人們尋找工作時的有效應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確指出，即使大多經濟互動都發生在網絡中，但經濟制度的推動力是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形成由網絡促進，經濟制度只要成型，就會存在于單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場研究。新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對新古典經濟學市場理論的批評，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商品及勞動的交換，各種各樣的社會結構都是未來獲得高效的產出而形成的，市場才是真正的資源配置方式。網絡學派認為，市場的結構是為了效率而構建的，市場上的各種社會關系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改進市場效益。近幾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不少關于市場研究的經濟社會學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場、勞動市場等多個領域。新經濟社會學對金融市場的研究表明，社會網絡也滲透在市場中，并且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表現在對證券交易所產生的影響。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社會網絡在市場中的作用，所以，對經濟市場中所發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洞察力比較欠缺，對勞動市場的研究分析過程中，參與研究者估價了分層理論，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機制，并且對百姓收入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分析。3.文化領域研究。在20世紀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對經濟生活進行了研究，最終文化研究能夠成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主題還要歸功于扎利澤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經濟社會學的領域。扎利澤等人反對經濟社會學把所有都歸于社會關系以及社會網絡，反對只用文化術語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隨著對價值觀的關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歷史資料，所以給新經濟社會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許多學者認為，文化因素存在于經濟行為當中，在市場研究中如果不考慮到文化，這樣的研究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在新經濟社會學中運用文化來解釋社會經濟現象，未來的發展還不夠清楚。但是，新經濟社會學研究過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對經濟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借鑒，是毫無疑問的。即使新經濟社會學在國外的學術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國，社會學以及社會科學界對新經濟社會學還很模糊。我國處于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新經濟社會學的觀點對分析變革時期的經濟現象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新經濟社會學對社會研究領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構建理論時持有獨特的方法，對我國社會學研究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4.組織理論研究。組織是新經濟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經濟社會學對組織的關注主要體現在盈利方面，新組織社會學越來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組織理論一直關注經濟組織，在工業社會學領域衰落期間，美國的組織理論吸收了工業社會學的許多觀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組織的理論都是對可用資源依賴理論、交易理論。格蘭諾維特提出了關于經濟組織的社會學問題：經濟組織與個體之間都受到社會關系網的限制，企業之間的聯系與交流不能夠通過規范的經濟交易來達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關系網來完成的，企業內部的制度也會被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所取代。社會學所關注的重點是企業間合作所運用的非正式關系，長期的合作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合作關系同樣會促進各企業之間的合作交易行為的產生。在企業內部，員工的晉升、部門間的協作甚至企業中沖突的協調都會運用到非正式的社會關系。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視角
1.市場過渡理論研究。關于市場過渡理論，存在著兩個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權化科層指令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協作體系，其次是以供需關系來主宰價格定位、貨幣與所有權為特征的市場協調體系。維克多尼針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可以把社會市場經濟改革制度看成是一個過渡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濟體制逐漸向市場經濟轉變，過渡的重要后果是領導的權力逐漸被削弱，在集權化科層的協助下，領導的角色舉足輕重，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徑，由于權力向買賣雙方轉變，所以，人力資本隨著過渡的實施會獲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國，這種過渡進程不會是單向的，盡管這樣，仍然會出現局部改革的現象。在過渡時期的中間階段，指令協作與市場協調相互共存，領導的權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場過渡理論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社會市場經濟制度，關于交易模式、所有權等與市場經濟不符合的東西，都可以被視為過渡性表現。2.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認為，經濟體制的變化、政治意識與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會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幾個方面的差異造成了社會主義改革的現實狀況，地方性市場社會主義理論通過市場及地方調節的因素對其進行了揭示，地方協調的角色至關重要，地方內部社會資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關規則。為了達到目的，社會上的子系統會做出一定的讓步，地方性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市場競爭的原則。在我國，不會走西方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道路，而發展模式的變化會隨著地方性力量的強弱而不斷改變。地方性協調的構建基礎是當地的關系網，主要表現在家族親屬之間，指令的側重點會以地方基礎設施的完善為取向，對于關系網的存在，將伴隨著機會結構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結語
新經濟社會學者把市場當作社會結構，對于市場構建的基本機制還存在一定的差異，有人認為是網絡機制，有人認為是制度機制，新社會經濟學的誕生使經濟學與社會學在微觀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會網路正確地引進到經濟社會現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進行補充，為社會關系的有機結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經濟社會學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推動了社會學與經濟學在當代經濟社會中的融合與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萌.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J].才智，2015，(24).
[2]孫濤，胡慧河.“經濟社會學”抑或“社會經濟學”?———芻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對視與溝通[J].理論學刊，2015，(9).
[3]劉米娜，丘海雄.市場是什么?———新經濟社會學視野下的市場研究：派別理論比較研究及啟示[J].河南社會科學，2013，(2).
篇5
1 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誤區辨析
1.1 誤區的表現
在以往的體育社會學、甚至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對于理論研究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認識偏差，往往認為，只要不是使用問卷法的社會調查，不需要進行量化(統計處理)而主要利用文獻法(亦稱歷史法或文件法)進行的研究，一般都屬于理論研究的范疇。其實，這是對理論研究認識上的一個誤區，其可能的邏輯依據是美國《哈珀柯林斯社會學詞典》關于“理論”的解釋，即“在不太嚴格的意義上，有關現實某一領域的任何抽象的、一般性的陳述都可稱為理論，它通常包括對一般性概念的詳細闡述”[1]。認識上的誤區易于導致操作上的誤區。事實上，如果仔細觀察和推敲，在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甚至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也確實存在著這種抽象的、一般性陳述的、甚至是重復的、缺少創見和預見性的文章。那么，什么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研究呢？我們先從理論的定義開始。
1.2 什么是理論
理解什么是理論，將會有助于我們理解理論研究。對于什么是理論，有多種定義。“社會學家布萊拉克(H. M. Blaock)認為，‘理論并不僅僅是一群概念體系或類型，它必須含有能夠串聯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概念或變量的命題’。雷諾(P. D. Reynolcis)也指出，‘理論是指那些被公認的科學知識的一部分的抽象的宣言’”[2]78。百度百科名片對理論做出了這樣的解釋：作為一個漢語詞語，理論是指人們關于事物知識的理解和論述；作為一個概念，理論是指人們對自然、社會現象，按照已知的知識或者認識，經由一般化與演繹推理等方法，進行合乎邏輯的推論性總結[3]。中華書局出版的《當代漢語詞典》給出的理論定義是：“人們從實踐中概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社會和人的思維的有系統的知識和結論”[4]900。日本東京都巖波書店出版的《廣辭苑》中對理論(theory)的界定是：“能夠統一說明許多個別事實和認識的、具有高度普遍性的體系化知識”[5]2526。范偉達認為，“理論是從客觀實際中抽象出來的并在實踐中經過檢驗的，用以解釋現象之間內在聯系的命題系統”[2]78。從以上幾個關于理論的定義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基本內涵：(1)理論是基于對實踐認識的命題系統，理論來源于實踐，服務于實踐；(2)理論是系統化或體系化的知識；(3)理論的發展性使理論創新成為可能。由此可見，理論絕不是雜亂無章的知識，更不是隨意的、抽象的一般性陳述。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研究必須遵循理論的基本內涵。
1.3 理論研究
盡管我們在既有文獻中難以找到現成的關于“理論研究”的定義，但如同對理論的定義那樣，以不同的學術視角看待理論研究或許也會呈現出多種定義。為此，在這里我們只是基于上述理論的基本內涵，以及在實際研究中的一些體會嘗試性地做出如下解釋：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研究，是指在某一學術(理論)或學科領域，人們根據已有的知識和理論，對某一學術觀點或既有理論，或學科架構，經由歸納、演繹推理，進行知識創新、理論建構、學科建構和理論創新的活動；亦指在某一實踐領域，人們根據某一社會現象的內外部環境因素，經由歸納、演繹、推理，探討其產生的原因(因果關系)、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聯(互動關系)，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和發展路徑(對策)的研究活動。例如，公共管理理論包括政府改革與治理理論、公共組織理論、公共政策理論等。而在公共政策理論領域進行“公共政策體制”，“公共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公共決策中公民參與”等的研究，就屬于“某一學術(理論)或學科領域”的理論研究。再如，建設體育強國的研究就屬于“某一實踐領域”的研究。這一命題產生的原因和時代背景、體育強國概念的內涵外延、體育強國的標準、體育強國的建設內容、體育強國的實現路徑等，都是這一建設體育強國實踐領域的具體研究內容。
1.4 體育社會學的理論研究
體育社會學是社會學應用研究發展的產物，是社會學通過對社會生活中的專門領域——“體育”的應用研究而產生的分支學科，屬于部門應用社會學學科。同時，它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6]。體育社會學的雙重學科屬性決定了其理論研究的兩大方向：一是面向學科自身的理論研究；二是面向體育(社會現象)實踐的理論研究。面向學科自身的理論研究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指導理論，如哲學理論和作為母體學科的社會學理論；二是體育社會學的一般理論，如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屬性、研究對象、研究范疇(學科視角與視域)、方法論和歷史沿革等；三是體育社 會學的具體理論，如體育群體理論、體育組織理論、社區體育理論等。面向體育(社會現象)實踐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從理論上解釋和說明體育現象的社會側面(從社會的角度去把握體育的社會關系、社會功能、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6]，探討體育和各種社會現象之間的因果或相關關系，預測某一體育現象的未來趨勢和發展路徑(對策)。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兩大方向，恰好遵循了理論的基本內涵和嚴格意義上理論研究的兩個基本點。
2 體育社會學實證研究誤區辨析
2.1 誤區的表現
在體育社會學乃至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有一些文章，甚至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只因采用了問卷調查法收集第一手資料，并運用社會統計技術法進行了數據分析和處理，而不論這種問卷調查是否有理論指導和理論假設，就自稱為實證研究。這是對實證研究認識和操作上的一個誤區，其可能的邏輯依據或許來自對經驗研究的誤解，導致了經驗研究與實證研究這兩個根本不同概念的混淆。在社會學中，理論研究是與經驗研究相對應的。所謂經驗研究是指“與純理論研究相對應的另一種社會學研究方法，指搜集第一手資料的研究”[7]。經驗研究一般包括現場觀察(參與觀察)、訪問、社會調查和社會實驗，而實證研究則另有所指。
2.2 實證研究的歷史淵源
實證研究來源于社會學創建人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A.comte)在19世紀40年代提出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即主張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類社會。而后，英國的斯賓塞(H.Spencer, 1820-1903)進一步發展了孔德所創立的實證主義社會學，提出了社會進化論和生物有機體論，他注重以經驗的實證方法研究社會制度和社會組織。在斯賓塞之后，法國的杜爾凱姆(E.Durkheim)、帕克(R.E.Park)、帕森斯(T.Parsons)、霍曼斯(G.C.Homans)等人，都受到實證主義社會學的影響，在繁雜的社會學流派中，躋身于與人文學派相對立的實證學派行列之中，創立了功能主義、結構主義、數理社會學、交換學派等理論或流派[8]322。應該說明的是，嚴格意義上的實證研究不是一種具體的方法，而是社會學研究中的一種研究范式，一種方法論取向。“范式理論指出，一定歷史時期中科學家們都必須共同遵循科學活動的‘模型’、‘信念’，這種‘模型’、‘信念’實際上就是范式。它不是單一的、抽象的空洞概念，也不是一些概念的機械拼湊，而是包含著基本假設、信念、方法、儀器及應用準則的一套有著內在聯系的系統，是一種視野和分析框架”[9]。
2.3 體育社會學實證研究的準則
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并不存在自己獨特的實證研究。作為社會學的分支學科，體育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必須遵循社會學實證研究的準則。社會學界知名學者蔡禾教授提出了以下幾個準則：(1)實證研究既包括理論層次的研究，也包括經驗層次的研究，理論與經驗不可割裂。實證研究是一個從理論層次到經驗層次，再從經驗層次到理論層次，然后再從理論層次到經驗層次，這樣一個在理論和經驗之間循環往復的研究過程。(2)實證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滿足對社會事實的描述和統計數字的羅列，而在于發展理論以揭示社會事物的規律。(3)實證研究的核心是“假設—檢驗”。假設可以產生于既有的社會學理論，也可以產生于研究者的生活經驗或研究興趣、靈感，但必須對社會學理論有意義，并且是可以檢驗的。假設中的概念是可以操作化的，存在能被測量的操作手段。(4)實證研究對理論層次研究的要求是，理論應由相互關聯的命題組成，命題則應是關于理論中一些元素關系的判斷。理論必須是一個演繹系統，一般的、抽象的命題應能推演出特殊的、可驗證的判斷。簡言之，實證研究要求理論能產生假設，并要求這種假設是可以檢驗的。(5)實證研究對經驗層次研究的要求是，以有效度的工具有信度地測量社會事物，設計或收集能反映操作化概念(變量)的指標。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社會實驗法等，都是實證研究可采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簡言之，實證研究要求經驗層次的研究能夠提供用于檢驗假設成立與否的事實資料，沒有理論假設的引導或不以檢驗假設為目的的經驗研究，都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實證研究。(6)實證研究的程序是假設在先，檢驗在后。假設應盡量從已有的社會學理論中產生，以促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研究中不得有意選擇某些樣本和數據或有意使用某些計算方法以得出研究者有意向的結果94。
3 體育社會學實證研究摹擬案例
為了有助于理解實證研究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應用，本文試圖遵循實證研究的準則，參照華萊士“科學環”模型的邏輯程序，以呂樹庭、盧元鎮《體育社會學教程》中“第六章體育社會化之(二)國內部分”[12]及呂樹庭等的《家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一文[13]為基本素材，經過整合加工建構了一個可供參考的體育社會學實證研究摹擬案例。
圖1 華萊士“科學環”模型
(筆者注：實證研究的邏輯程序)
引自袁方，王漢生《社會研究方法教程》P93
3.1 從理論開始的邏輯演繹產生論題和假設
3.1.1 論題：“家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
［分析］：“實證研究是一個從理論層次到經驗層次……”[10]也就是說，實證研究是從理論開始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凱尼思(G. S. Konyon)、麥克弗森(B. D. Mepherson)等人，從著名社會學家帕森斯(T. Parsons)的社會化即角色學習這一觀點出發，開始了體育社會化的研究。他們將體育社會化的研究劃分為“進入體育(角色)的社會化”和“通過體育進行的社會化”這兩個方面。國外學者大多將研究的重點放在“進入體育(角色)的社會化”上，即研究人們是如何涉足體育世界，或是怎樣獲得體育角色的過程。凱尼恩等人認為：人作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統 一體(個人屬性)，并不是從降生就對體育有認識的。人們形成對體育的好惡態度乃至參與體育的程度，是在特定的場合(社會化機構)，受他者(社會化執行者)影響的結果。換言之，是社會化的產物。家庭作為社會化的機構和人類生活的基本單位，被社會學家看成是“人類的普遍特征”，它擔負著承續人類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主要責任，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響著下一代的社會化進程。為此，探討家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將是十分有意義的研究課題[13]。
3.1.2 產生于既有體育社會學理論的假設
［分析］：實證研究的核心是“假設—檢驗”，假設應盡量從已有的社會學理論中產生，以促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10]。從以上論題的邏輯演繹，必然會推導出以凱尼恩和麥克弗森提出的體育角色學習理論為假設的基本框架(見圖2)，這一理論(進入體育(角色)的社會化)三要素之間的關系是：“具有一定身體、心理特征，以及不同年齡、性別、職業、學歷、經濟收入等的多種屬性的個體，在社會化機構中(家庭、學校、社會)，被父母、子女、親屬、鄰里伙伴、老師、同學、同事乃至競技選手(具有奮發的精神、健美的體魄、出色的運動能力)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等的影響，而獲得體育角色的過程[12]91－92。”表明了該假設產生于國外既有的體育社會學(體育角色學習)理論。
圖2 “進入體育的社會化”三要素
引自呂樹庭，盧元鎮《體育社會學教程》P92
3.2 操作化方法
在華萊士的“科學環”中，操作方法包括研究設計，概念的具體化和操作化，測量方法，抽樣方法等[11]92－93。
3.2.1 研究目的與研究任務
［分析］：“實證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滿足對社會事實的描述和統計數字的羅列，而在于發展理論以揭示社會事物的規律”[10]。以發展理論揭示事物規律為目的，在體育角色學習理論(進入體育(角色)的社會化)的假設框架內，探討“家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需要回答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從家庭社會化的角度，看家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它包括：明晰家庭諸因素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程度；找出對中學生參與體育影響最大的因素，然后再探討此因素與其他家庭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第二，從角色社會化出發，看個人屬性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它包括從業余體校所屬與非所屬的觀點看參與體育；從初期(小學時代)社會化的觀點看參與體育；從角色行為的價值傾向看參與體育；從性別角色的觀點看參與體育[13]。
3.2.2 概念的具體化
［分析］：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關系的理論認識是借助于概念實現的。概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其抽象性，但抽象概念是不可測量的。為此，必須將抽象概念(特別是非日?；膶W術概念)轉換成經驗層次的可以被測量的具體概念(變量)，其前提條件是“概念之含義加以澄清，明確地予以界定”92。
3.2.3 假設的類型
［分析］：在體育角色學習理論(進入體育(角色)的社會化)的假設框架內，探討“家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可設置二元假設(X→Y)，并延伸至三元假設(X→Y→Z)。二元假設是將參與體育作為角色學習(Y)，在具有若干變量的重要影響人中，選擇父母作為社會化機構——家庭的代表(X)，探討家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的影響。三元假設是在檢驗了二元假設的基礎上，將對Y影響最大的家庭因素作為中介變量(Z)，探討其他家庭因素對Z的影響[12]98。
3.2.4 假設的操作化
［分析］：實證研究要求假設中的概念是可以操作化的，并存在能被測量的操作手段[10]。對假設的具體操作如下：
參與體育(Y)：對體育的價值取向程度(，認知層次)；對體育的喜歡程度(，情感層次)；對體育的直接參與程度(，直接參與層次)；對體育的間接參與程度(，間接參與層次)[12]99。
3.2.5 測量與抽樣方法
［分析］：實證研究對經驗層次研究的要求是，以有效度的工具有信度地測量社會事物，設計或收集能反映操作化概念(變量)的指標。問卷調查法等都是實證研究可采用的收集資料的方法。簡言之，實證研究要求經驗層次的研究能夠提供用于檢驗假設成立與否的事實資料[10]。該論題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進行測量，該問卷依據對假設中概念(變量)的操作設計了封閉式問卷，并進行了嚴格的效度和信度檢驗，以收集能夠提供用于檢驗假設成立與否的事實資料。該論題根據研究需要對總體采用了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
3.3 經驗觀察
［分析］：在華萊士提出的科學環中(圖1)，經驗觀察居于理論演繹和理論建構的中間位置，“中心線的右邊是理論演繹的過程，即把理論應用到現實中，在這一過程中是運用演繹法。中心線的左邊是理論建構的過程，它首先是運用歸納法由經驗觀察概括出研究結論，然后再上升到抽象的概念和理論”[11]94。經驗觀察在這里實際上是表示調查的實施和資料收集的過程。
3.4 量度、測定與分析方法
［分析］：“量度、測定與分析方法，指觀察的記錄、資料的整理、分類、評定統計及分析方法”[11]93。該論題在對收集到的問卷資料進行整理、分類的基礎上，主要使用的量度是X(自變量)、Y(因變量)、Z(中介變量)，統計分析的方法采用了多維(度)Gamma(PRE)相關測量和Z檢驗，以及檢驗。
3.5 經驗概括
［分析］：經驗概括主要使用歸納法，“經驗概括的主要作用在于它能為新的理論提供事實根據，能夠檢驗原有理論中的錯誤。更重要的是，它能使研究者從預料不到的事實中或偶然發現中得到啟發與‘頓悟’，從而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或想法，以此為線索來建立新的理論”[11]100。經驗概括有兩類歸納方法，一種是經驗歸納(列舉歸納和排除歸納)，另一種是統計概括。該論題采用的就 是統計概括。“由統計資料歸納出的命題稱為‘統計概括’，它也是一種經驗概括。統計概括依據概率原則，它說明，只要樣本是從總體中隨機抽取的，那么在樣本中發現的現象或變量間關系也可以在總體中觀察到”[11]99。
3.6 檢驗假設
由此可知，在本論題中三元假設亦成立。
3.7 提煉研究結論
［分析］：該論題經由經驗觀察、量度、測定與分析、經驗概括，提煉出如下研究結論：(1)在家庭影響諸因素中，對中學生參與體育影響最大的是父母對子女參與體育的態度和父母支持子女將來當專業競技選手的態度；其次是父母孩提時代喜歡體育運動的程度；再次是父母現在參與體育的態度和父母的運動競技水平；最后是父母的體育價值觀和家庭經濟狀況。(2)在將父母對子女參與體育的態度作為中介變量的情況下，影響中介變量的其他家庭因素是父母現在參與體育的態度、文化程度、體育價值觀和職業。(3)業余體校學生的體育角色學習是早期開始的，并具備了對運動競技的適應性，這是他們加入業余體校的重要因素。(4)角色行為類型是具有價值傾向的，體育角色學習的程度是因個人屬性而不同的。(5)性別角色差異影響著中學生參與體育的程度，即女生除體育認知層次外，在體育情感、直接和間接參與體育各層次上均明顯低于男生。
3.8 理論建構和理論解釋
［分析］：結論雖然包含有理論的要素，但它還是對經驗概括的總結和提煉，并不直接等于理論，“理論建構的關鍵是從具體的經驗事實中抽象出社會現象的普遍意義或本質特征。這需要一種創造性的想象力”103。該論題就是利用現有理論進行概括的，對觀察到的事實可以嘗試性地做出如下理論解釋：(1)人的一生要在社會中扮演許多角色，社會化過程也就是接連不斷的各類角色的角色學習過程。提供角色學習機會的社會化環境，對角色學習的類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2)進入體育(角色)的社會化意味著，只有在人們獲得了體育角色學習的狀態下，才有可能發揮體育對人的社會化的作用，即通過體育進行的社會化。(3)在性別角色的差異中，不能簡單地用男女兩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的差異來解釋其參與體育的差異，而應看到其主要原因在于社會因素的影響。(4)凱尼恩等“進入體育(角色)的社會化”理論，在中國的國情條件下同樣適用，即進入某種特殊活動(體育)的社會化，是角色志愿者通過社會體系內重要他者的影響而成為(體育)角色學習者的過程。
4 幾點說明：代結語
1)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都是體育社會學學科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也是體育社會學為實踐服務能力提高的必由之路。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質量的提高，將是一個長期與學科建設相伴隨的動態過程。
2)本文關于理論研究誤區和實證研究誤區的表現是以抽象的形式提出來的，為何回避了具體所指，不言而喻。但重要的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所給予我們的啟示和對研究的促進作用。
3)本文實證研究的摹擬案例，不是以一般(文章)的格式出現的，而是根據實證研究的準則，參照華萊士“科學環”模型的邏輯程序建構的。它是可供參考的，但不見得是很完善的。
4)實證傳統的社會學雖然是社會學的主流，但在社會學發展史上還存在著一條以韋伯(M. Weber)為代表的與實證主義相悖的反實證主義社會學(有人稱之為理解社會學)。目前，運用反實證主義社會學方法進行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并不清晰可見，我們期待著這類研究的出現，期待著體育社會學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
篇6
一、涂爾干和韋伯
作為公認的宗教社會學之父，涂爾干（1858～1917）和韋伯（1864～1922）各自對宗教社會學做出了自己的解釋。
涂爾干首先提出了宗教社會學這一概念，主要從宗教的起源和本質，判斷宗教現象的標準，宗教的社會功能者三方面著手研究。涂爾干認為信仰和意識是宗教最近本的構成因素，而的本質特點就是把人類所能想到的食物――不管是真實的還是理想的，都劃分成兩個對立的領域，這就是神圣的與凡俗的領域。而對于宗教的起源和本質，涂爾干認為宗教崇拜的實際上就是社會本身，神性觀念或宗教的那種力的觀念的實在基礎就是社會，這點和馬克思對宗教就人類基于現實基礎上而來的幻想有很大的類似性。因此，涂爾干對宗教的社會性分析認為：社會生活是宗教觀念的終極源頭，而對象的實在基礎就是社會本身。最重要的是，涂爾干試圖在宗教中尋求社會整合或社會統一性的精神資源，對宗教的功能性研究開啟了宗教社會學中的功能論研究。如上所述，涂爾干的理論很方法在現在學著看來是一種相對靜止的、簡單的社會中的宗教本質和功能，被稱為社會靜力學，在現代的多遠化宗教社會學研究中并無法完全切合。
而另一位宗教社會學之父馬克思?韋伯著重關注有所造成的觀念上的變化時如何引起社會行為（尤其是經濟形態）的變化、并導致近代政治經濟組織的變化，具體而言，他關注的是宗教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從韋伯的成名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可以看出，他在關注宗教與社會秩序關系之上，更關注宗教如何為人們的行為提供意義。在這里，韋伯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一致性的論述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經濟因素決定生活秩序和制度的否定。此外，韋伯相繼發表的《儒教與道教》、《印度教育佛教》、《古代猶太教》三部著作就著重談到東西方宗教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韋伯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對當代宗教社會學學著的研究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二、功能論和沖突論
宗教社會學中的功能論乃是一種極其注重宗教的社會功能的理論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迄今為止宗教社會學中最有影響和持續時間最長的一種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會是帕森斯和莫頓，在20世紀后半夜發展成結構一功能論。其基本預設是：社會是由各種社會組織機構及其制度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在這樣的一個綜合體中，其每一個組成部分或構成要素之間都不可避免地保持著一種互相依賴的關系；而每一部分的變化都會影響其他部分以及系統整體的存在狀態，也就是說，各種建制作為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都有自己獨特的功能。在功能論看來，宗教作為一種社會建制或制度，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社會行為，也對社會履行著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其中莫頓又發展出顯和隱形功能，以及正功能和反功能的理論。后期，學者們對功能的發展把變遷、沖突也納入宗教功能的分析中來。
沖突論是對社會進行結構分析、也就是反叛對社會進行單純的功能分析的理論結果。具體而言，沖突論認為矛盾、沖突和變遷內在與任何社會結構，在宗教社會學中制度化的宗教被視為一種具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與利益述求的社會結構，認為宗教在社會沖突和變遷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沖突論發現，差異和沖突在宗教組織或共同體中時無所不在的普遍因素，既存在于不同的宗教共同體之間，也存在于同一共同體的內部。沖突論既看到這種沖突會引起分裂、阻礙改革與進步的一面，也看到沖突會引起積極的社會變遷，更發現不同的共同體之間的沖有時會增進某一宗教共同體內部的凝聚和整合。這種對由差異和沖突所引起的社會變遷高度重視，客服了早期功能論只注意社會之統一、秩序的靜態的研究模式和方法造成的弊端。
三、中國宗教社會學的研究
自從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開始接觸、交流和碰撞之后，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就幾乎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無神論的民族，受到西方思想尤其是理性主義影響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否定中國人或中國文化中的宗教性，否定宗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中國普通百姓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缺乏倫理意義的巫術信仰和事件，這種現現象在以為指導思想的社會氛圍中而受到打壓排斥。然而隨著中國學者在改革開放后對中國傳統社會中宗教的研究發現，古代中國的宗教并非像西方基督教那樣明顯的在社會作為主流獨立存在發展，甚至促進了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萌芽，而是以一種高度社會化的方式方式把信仰和禮儀作為有組織的社會范式的一個有機部分予以發展，西方的宗教理論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或儒教這樣存在的宗教形勢，也可以說西方的宗教模式僅僅是西方的，中國的宗教模式是儒教這種獨特的形勢存在。以旅居海外的華人學者楊慶在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成果《Religion inChinese Society》（中國社會中的宗教）最為突出，楊慶壟把宗教劃分為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分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儒教即是分散型宗教，在維系宗法性社會結構及其秩序方面、文化方面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和積極功能。但是這種劃分也不免落入把西方基督教奉為宗教的經典案例的嫌疑，套用西方宗教社會學的理論在中國傳統宗教之中。
現代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奉行“三自”（自治。自養、自傳）愛國，但是在改革開放后宗教的發展去除政治壓制后極具膨脹式發展，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統一過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F代化、全球化趨勢本是以世俗化為基礎的，但是宗教團體和人員在中國的迅速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宗教的強大生命力和復雜性。尤其近十幾年來，“”、國學復興、“3.14”事件都有著各式各樣宗教的身影，以及宗教“紅、黑、灰”三色市場的存在，對于這種社會現象，目前政府和學者都無法做出比較合理的分析，只能對宗教問題采取著掩飾、壓制的態度。
篇7
論文摘要:20世紀六七十年代，諾伯特·埃利亞斯運用過程社會學對體育社會學進行了研究，梳理過程社會學理論，闡釋過程社會學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啟示。在研究視域上，通過過程的視角去考察體育的功能價值、體育運動的起源、現代體育制度的核心演變;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開放性、動態比較的方法指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埃利亞斯啟發了一批西方學者運用過程社會學致力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涌現出第2代體育社會學家。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被接受和承認，研究者對體育運動從社會學的視角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多為大學社會學專業的教師，其中不乏后來成為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巨擎，如狄奧多·阿多諾、諾伯特·埃利亞斯、馬克斯·霍克海默、喬治·斯通、皮埃爾·布爾迪厄等。研究者認為體育對社會生活產生著重要影響，由此引發了一些現象和問題，有必要對體育引發的社會學現象和問題進行解讀和解答。
諾伯特·埃利亞斯是過程社會學的創造者和實踐者。在20世紀30年代，埃利亞斯就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進程”理論，卻并沒有被主流的社會學所認可。60年代中期，埃利亞斯對英國體育運動較為關注，并把過程社會學應用到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很多人似乎認為埃利亞斯的過程社會學是集中關注體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他對英國足球運動的演變、足球運動中的暴力行為、足球流氓問題、參與運動動機、體育運動文明的進程、運動中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運動的社會價值等方面較為關注，擴展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從而引導了一批學者應用過程社會學對體育運動進行研究。
1過程社會學
過程社會學(figurational sociology)是埃利亞斯研究社會學時運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他的主要思想之一。這門社會學拒絕為研究世界而將世界分割化和碎片化，它將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結合起來以研究社會。它重視詳盡歷史分析和聯系發展的方法論，使社會學免于“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及“具體化的結構主義”任一者。
過程社會學所要強調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它不同于微觀社會學的社會行動理論，也不同于宏觀社會學的社會結構理論。它突破了傳統的社會學的這種二元對立，而試圖提出新的理論來化解(盡管埃利亞斯本人否定這一點)。埃利亞斯想表達人是一種社會關系的存在，在這個概念下研究的就是人們相互依賴的形態。我們不能過度偏重人們的個體性，也不能過度強調其社會性，而應該是研究人生活在各種社會形態中，一方面被社會影響或制約，另一方面則在與別人相互依賴的各種形態中發展自我。埃利亞斯的過程社會學有兩種意識，第1種意識是過程社會學關注解釋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歷史學之間的聯系，對體育運動的起源演變、個體在體育運動中的心理演變，不同歷史形態下的體育運動的表現進行解釋。第2種意識是過程社會學試圖建構一種體系，這種體系試圖很好的融合經典社會學和現代社會學中的最好的特性。埃利亞斯是當代社會學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的理論沿革跨越了經典社會學時代，并從經典社會學中汲取思想。他的過程社會學思想深受涂爾干集體意識、韋伯的社會行動理論、方法論的影響。
梳理埃利亞斯運用過程社會學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可以發現，運用過程社會學對體育運動的模擬性和表象性的研究，認為某些運動源于戰爭，在演變過程中對戰爭進行模擬，運動確定了時空范圍，即在特定的場所以及特定的時間進行比賽，是對人類戰爭行為的表象反映。在模擬性和表象性的過程中，運用規則對個體的行為進行控制;對某一項運動起源以及演變的研究。認為運動的起源和演變是個體之間的情感交流，最終形成群體情感意識，個體到群體的情感意識的形成伴隨著運動的演化全過程。對體育運動中暴力形成的個體心理表現的研究，認為暴力是體育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體育運動自開始時，就存在著暴力行為，人類不同歷史社會形態時期，體育暴力表現的結果不同，體育規則對暴力行為進行約束體現出人類文明的進程。埃利亞斯對體育社會學的一些研究很有預見性，例如，他認為體育運動發展過渡商業化會導致運動發展的畸形。當時他的觀點并不被人接受，而現在看來，無疑是正確的。興奮劑泛濫、種族歧視、假球黑哨、年齡造假等體育運動中的異化現象，都是由于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過度商業化發展致使功利主義盛行的結果。
2過程社會學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域的開拓
作為過程社會學的主要批判者，Horne John和JaryDavid卻首先指出了將該理論用于體育社會學分析上的3大成就。他們認為，埃利亞斯的研究在以下3個方面，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進行了開啟:注意到現代體育運動是由政府所控制，用來取代過去的真實暴力的“虛擬戰爭”;將勞動分工和階層關系視為現代體育運動發展和制度化的核心;注意到體育運動作為傳達國家和群體呈現，以及個人認同來源的符號性角色。對體育運動項目起源的過程性闡釋。
2. 1虛擬戰爭—規則化下的游戲
體育控制用以取代真實暴力，成為模擬戰爭。游戲具有戰爭模仿性。實際上，以前用規則約束的爭斗都具有游戲的形式特征，這些形式特征就是規則。我們可以把戰爭叫做最猛烈、最費力的游戲形式，也可以把戰爭稱之為最明顯、最原始的游戲。考察當代社會學，就會發現一種強烈的研究趨向:對規范和規則的研究。運用過程社會學考察英國的獵狐運動后，埃利亞斯認為，運動中的一些規范和規則對運動者進行了限制和約束，從而對個體暴力行為進行了規范，這種行為規范逐步內在化，形成個體的自我意識，這種意識在個體與個體之間泛化。這種外部的約束和內部的自覺，推動了體育運動的發展。赫伊津哈和埃利亞斯所關注的都是規則所帶來的個體行為的變化，個體行為的變化實際上是戰爭行為的虛擬。如果將體育賽場上的競技運動與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爭斗做一比較，其實也發生了類似的摹仿、轉化。經過規則不斷完善、自我約束不斷加強等近現代的“體育化”，賽馬、拳擊或足球等競技運動也具有摹仿性特征。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相互爭斗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情感也有部分被帶到了體育競技的賽場，但是這些現實爭斗的情感經驗也發生了轉化。在體育競技的摹仿性對抗中，人們體驗著強烈的激動與，但是一般不會發生危險與傷害。因此，在埃利亞斯看來，體育競技是一場在“想象性場景”里所發生的游戲，一場與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各種競爭與爭斗有部分相似，但又迥然有異的游戲叫。埃利亞斯進而提出，對情感的限制和對理性的高度強調是文明的基礎，情感的限制和理性的高度強調是通過規則來實現的，規則很好地對情感進行了控制。很多體育運動源于戰爭需要，并保留了戰爭中的斗爭意識，例如拳擊、田徑和一些球類運動。體育運動在規則規范下成為情感限制的器，表現出對戰爭行為的模仿。戰爭虛擬化，規則制約下成為游戲。運動的規則化過程中體現了體育運動文明的進程。
2. 2現代體育制度的核心演變—權力的分配
埃利亞斯在研究體育運動發展和體育內在核心演變的過程中，并沒有局限于單論體育文化現象，他把研究視角擴大到整個社會學領域中。不僅重視重大的事件，而且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探討行為舉止、日常生活，以小見大。他從英國傳統的獵狐運動窺見出國家權力的分配(勞動分工導致)、議會制度的形成、群體的重組(階層關系的形成)。獵狐運動的產生、發展與近代民族國家的誕生、發展幾乎是同步的，它與當時國家的不斷擴展以及國家權力的日趨集中和重新分配相關。英國君主制發生變革以后，議會制逐漸建立，國家內部的權力、利益分配往往通過在各部門、各勢力之間的充分討論協商來進行，不再像以往那樣凡事訴諸暴力，誰力量大誰上臺，誰上臺必清除異己。這些在議會政治里精通力量平衡的紳士、貴族，在球場上和狩獵活動中也要執行體現同樣趨勢的規則。這種對暴力的限制也逐漸內在化，逐漸成為自覺的意識。上層社會的精英們把這種意識自上而下擴展，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深人到各個階層。
現代體育制度的核心演變就是在勞動分工下引發了權力的重組與分配，并逐漸內化，形成了自覺意識。勞動分工促使了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又催生了現代體育運動商業化發展?，F代奧林匹克運動商業化所帶來的制度的變化、權力的變化、運動訓練的變化，以及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影響，都與現代體育制度的核心演變分不開。
2. 3體育運動項目起源與演變一一從個體意識到群體意識
過程社會學將現代體育運動的產生、發展看作是隨著文明發展一起變化的社會過程，重點探討現代體育運動有哪些特點、為什么最先出現在英國、現代體育運動各個項目出現的過程、與西方社會文明的進程有什么關系、體育運動在當前全球化的進程中有什么變化等。
埃利亞斯的過程社會學理論能從社會學的角度很好的解釋一項運動的起源與演變，在研究足球運動中，他首先思考這樣一個間題:個體之間的對抗運動如何形成群體之間的運動?群體之間對足球這項運動不同的理解又如何傳播開來的。他認為在這一過程中，有重組的過程。他們會用一種群體能接受的風格的方式自我重組群體，如同喜歡跳舞的群體會自我重組群體以致整個舞蹈群體都能接受這種舞蹈。在持續的運動中，運動員從啟初自我運動過程轉變到其他運動員的運動過程中，最終形成了群體重組。運動的起源是一種隨機的，不會被精心策劃的，運動首先是群體之間產生了某種融合，在群體動力的推動下，經過反復的的重組，在個體與群體之間建立起一種關系。他們的活動在這種建立的社會構造中展開，經歷長期的發展，形成組織體系。這一過程便是運動產生的過程社會學。埃利亞斯依據過程社會學的研究，仿照工業化，提出體育化(sportization)，以此來說明英國的現代體育的起源和發展與傳播和工業化有關，是一種自為發展形態，伴隨著個體意識到群體意識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工業化只是創造了一系列的條件，催生了體育化的形成。
3過程社會學對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3. 1對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擴展
早在20世紀60年代，埃利亞斯就認為之所以體育社會學需要多種研究方法，是因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社會科學有很多分支，并且經常會產生新的學科分支，那么原有的方法如果僅限于在某一學科點上研究，就會出現研究誤差，一種方法不能窺探一系列問題，也不能清晰地解釋這些問題。因此，對于體育社會學者來說，應當在研究之初，就應具備廣泛的理論框架，或者結合其他的理論，這種理論能使研究者理解所研究的問題，超出了研究此領域的流行的理論。
過程社會學倡導在動態環境下研究，對事物的考察應當是過程式的，即事物的產生、發展、本身之間的關系以及和外界的聯系。通過過程的視角，揭示事物的本質。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不能僅針對封閉，靜態的社會環境下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而需要適應不斷變化、開放的系統，體育所表現的社會結構并不是穩態的，而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傳統的小群體理論是靜態、閉合的，對解釋面對的困惑的問題沒有多大幫助。因此，這些問題需要專門的方法，不同于目前仍在運用的對小群體的社會研究的方法。事實上，埃利亞斯是對當時占社會學主流的結構功能主義研究方法的一種批判。過程社會學在研究體育社會學時，注重把體育社會現象置于動態的過程中進行考察，從個體、個體相互依賴，以及群體、權力之間的關系來對體育所引起的的社會現象進行解讀，把某一體育運動放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來看待，而不是放在靜態的系統中考察它的功能價值。因此，在方法論上，體現出的發展觀。
3. 2動態的比較研究方法
埃利亞斯在運用過程社會學研究某項運動時，總是把這種運動的發展演變史考察了一遍，并且對這種運動的發展會做出他的理論意義上的比較。在研究古代體育運動時，埃利亞斯認為，認識到通常作為體育之偉大典范的古代競技活動具有許多特征，并且在完全不同于我們的競賽環境下發展起來，這并不困難。競技者的精神風貌、裁判的標準、比賽的規則、運動員的表現等都在許多方面明顯不同于現代體育特征。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延續了一千多年，其間有關摔跤的暴力標準有一些變化，但不管怎么變，整個古代對比賽活動中身體傷害甚至丟失生命的敏感限度，相應地，整個比賽的格調，都跟今天稱之為“體育”的比賽活動有著根本區別。因此，在動態中比較了兩種奧林匹克的運動項目，“體育”從過程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是文明了、進步了，不再流血沖突了。
國際體育史學會主席格爾特魯德·普菲斯特曾經這樣評價埃利亞斯的研究:埃利亞斯指出相同形式的運動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和意義。他把體育文化準則和標準的差異歸因于文明化進程中不同階段的差異，其標志是相互依賴、壟斷、權力的控制以及壓力的內在化的發展趨勢。他注意到“國家的結構和意識的結構、受社會承認的體育暴力的水平和使用或旁觀它的矛盾的界限，將以特殊的方式區分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身體和身體的力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起著不同的作用，文明化的進程伴隨著身體的“文明”。普菲斯特的評價是對埃利亞斯體育社會學研究很好的總結。
篇8
（一）社會科學現代性
在吉登斯的著作中，現代性這三個字到處可見，使用頻率頗高，究竟何謂現代性，吉登斯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曾經提及，“現代性是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在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在往后的歲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我們現在正處于高度現代性時期。”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他認為，現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F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業化的世界?！?/p>
（二）社會科學現代性的特點
吉登斯反對將社會科學現代性和傳統承接起來，他也反對社會是持續進化的，這就是吉登斯社會科學現代性的第一個特點，他堅持非持續性的現代史觀，也就是所謂的斷裂的現代史。在他看來，社會科學的一些制度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獨特的，是任何傳統的社會模式中所沒有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社會科學現代性發展史明顯是斷裂的，這也是社會科學現代性最基本的特征。同時，現代社會中出現的各種變革也更加具有內在和外延的意義，從內在來看，它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生活方式還是生活態度；從外延來看，整個世界的聯系變得緊密起來，這也就引出了社會科學現代性的第二個特點：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人們的社會關系變得緊密，事件造成的影響的范圍也日益擴大，出現蝴蝶效應，或跨區域影響。就像吉登斯所認為的那樣，遠在異地的事件在不斷地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并且這種影響在不斷擴大和加強。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社會科學現代性也不例外，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它為我們營造出更舒適、安全的生活狀態，人們在享受這一切的同時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現代社會制度的雙重性，人類要做好心理準備去面對現代性所伴生的種種惡果。吉登斯在研究現代性的時候也非常重視探討現代性的陰暗面。面對各種危機和風險，吉登斯認為不要對這些風險麻痹不仁，相反，人類應該更加積極承擔，將風險和危機轉化成一種動力。
（三）社會科學現代性的維度
吉登斯反對用單一的維度去闡釋社會科學現代性，他認為應該多元化地看待這個問題，所以他認為現代性有四個制度性維度。首先是資本主義，它是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雇傭和勞動的關系為核心所構成的一種商品生產體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和企業本身的發展壯大需要技術層面的支持和創新，經濟的發展成為社會和國家發展的基礎因素。其次是工業主義，它是指人們通過自身勞動，借助技術和工具，生產商品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機械化占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再次是政治領域中的監督，是政府行使行政權力的基礎，這種監督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并且建立在信息控制的基礎上。
篇9
傳略
艾伯特。班杜拉于1925年出生在加拿大的Mondare.他在加拿大一個小的農業社區成長。1949年班杜拉從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或文學士學位。1952年，從愛荷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愛荷華大學學習期間，他提出了社會學習理論。那時，他認為心理學家應當“把臨床現象用經過實驗驗證的方式加以概念化”（伊萬斯，1976年：第243頁）。班杜拉認為，心理學研究應當在實驗中進行，以控制決定行為的因素。1953年艾伯特。班杜拉在斯坦福大學人心理學教授職務，直至現在。
艾伯特。班杜拉獲得許多榮譽和獎勵。1972年，從美國心理學會獲得杰出成就獎，從加利福尼亞州心理學會獲得科學家獎。1974年，班杜拉被選為美國心理學會會長。1977年，他被命名為認知理論之父。1980年他被選為西方心理學會會長。1989年，他又在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任職（希爾格德，1989年：第11頁）。
在其一生中，班杜拉撰寫了一些文章和書籍，在心理學研究中被廣泛引用。1959年班杜拉與理查德。沃爾特斯合作寫作了第一部書《青春期的攻擊行為》。1973年，他寫作了《攻擊行為：社會學習分析》。四年后，他出版了他最優秀的著作《社會學習理論》。這些書和文章多數涉及決定攻擊和非行的心理學研究。1946年，多拉德和米勒出版了《社會學習與模仿》一書。艾伯特。班杜拉認為該書對他提出建模理論做出了貢獻（伊萬斯：第4頁）?！懊桌蘸投嗬掠嘘P人類發展需要更為強大的傳達能力的模式而不是線索和錯誤的假說，引起了我的注意?！保ㄒ寥f斯，1989年：第4頁）。……社會學習和模仿理論認為人們通過反應結果而獲得能力和新的行為模式。（米勒和多拉德，1941年：第26-42頁）
艾伯特。班杜拉認為家庭成員強化的攻擊行為是行為建模的最主要的來源。他報告兒童在與他人相處時使用他們父母使用的同樣的攻擊性策略（班杜拉，1976年：第206頁）。在愛荷華學習期間，班杜拉對兒童中的星際行為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班杜拉，1977年）。為了控制攻擊行為，班杜拉認為問題應當在兒童時期進行診斷和治療?！拔覀儾粦屓藗兿冉邮苤委?，而在幾年后試圖確定他們所具備的效果。我們應當在推廣之前就驗證治療（伊萬斯，1989年：第3頁）”。兒童依照成人特別是家庭成員的暴力行為而形成他們的行為，學會攻擊性行為。比如，反復目睹父親毆打母親的男孩極可能成為恣意妄為的父親和丈夫（希格爾，1992年：第170頁）。
艾伯特。班杜拉的波波玩偶實驗最為有名。艾伯特。班杜拉認為攻擊行為必須從三個方面進行解釋：伊、行為的攻擊模式如何形成？二、是什么促使人們的行為具有攻擊性？三、是什么決定人們未來是否繼續訴諸攻擊性的行為模式？（伊萬斯，1989年：第22頁）在該實驗中，他讓兒童們目睹一位模特毆打一個塑料小丑，名叫波波玩偶。兒童們在那里觀看一步錄像，一位模特攻擊性地毆打一個玩偶，“模特用棒槌敲他的頭部，把它朝下猛摔，坐在它上面，反復地打它的鼻子，把它拋到空中，用球擊打它……”（班杜拉，1973年：第72頁）?？赐赇浵窈?，兒童們被放在一間有好玩的玩具的房間里，但他們不能動玩具。記憶過程開始了，因此，兒童們變得憤怒和沮喪。然后，把這些兒童領到一間放著和錄像中同樣玩具的房間。動機狀態產生了。班杜拉和許多其他研究人員發現88%的兒童模仿攻擊行為。八個月后，40%的兒童重演波波玩偶實驗中觀察到的暴力行為。
觀察學習也叫模仿或者建模。在此過程中，當個體觀察和模仿他人學習行為時，進行學習。觀察者在看到模特后的行為影響下，有四個過程，包括注意、記憶、原動力重演和動機（班杜拉，1973年：第24-28頁）。
注意時觀察學習的第一個成分。除非個人覺察和注意到了模特行為的顯著特征，他們就不能通過觀察學習到很多。比如，兒童們必須注意到攻擊者在做什么、說什么，以重演模特的行為。（阿倫和桑托洛克，1993年：第139頁）在波波玩偶實驗中，兒童們看到了波波玩偶受到真實模特和電影化的模特的口頭和身體虐待。
記憶是第二種成分。為了重演模特的行為，個人必須把信息編碼成長期記憶。因此，信息將被再生。比如，對模特表演的簡單的語言描述，被稱為記憶（阿倫和桑托洛克，1993年：第139頁）。記憶是幫助觀察編碼和再生信息的重要認知過程。在波波玩偶實驗中，兒童們模仿他們在錄像中看到的攻擊行為。他們攻擊性地毆打波波玩偶，因為這被編碼和儲存到了記憶中。
原動力重演是觀察學習的另一個過程。觀察者必須能夠重演模特的行為。觀察者必須學習，并具有模仿行為的能力。原動力重演的一個例子就是能學會滑雪或者騎自行車。一旦通過注意和記憶習得了行為，觀察者必須有能力實行攻擊行為。兒童有能力摔打玩偶。
觀察學習的最后一個過程是動機或者強化。在此過程中，觀察期望從模特的行為接受積極的強化。在波波玩偶實驗中，兒童們看到成人因攻擊行為而獲得獎賞。因此，他們表演同樣的行為以獲得獎賞。比如，多數兒童看到電視中的暴力受到媒體的獎賞。歷史上，銀行搶劫犯都是英雄。許多人對邦尼和克賴德的死亡感到高度失望。當個人特別是兒童看到這類媒體時，他們會注意到，編碼、再生、具有原動力能力，并表演模特的行為，因為積極的強化由媒體所決定。（布欽，鮑爾斯，克洛克，1991年：第201-202頁）波波玩偶實驗幫助班杜拉把“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經驗仍影響他們的人格，使他們變成暴力成人”的觀點理論化。
環境經驗是兒童中間第二個影響暴力的社會學習的因素。艾伯特。班杜拉報告生活在高犯罪率地區的個人比那些生活在第犯罪率地區的人們更有可能實施暴力行為（班杜拉，1976年：第207頁）。這個假設類似于肖和麥凱的社會解組理論。他們相信處于文化沖突、墮落和缺乏足夠社會組織中是犯罪的主要原因（巴托拉斯，1990年：第145頁）。
艾伯特。班杜拉相信電視是行為建模的淵源。現在，電影和電視以圖像形式展示暴力行為。暴力常被表述為可接受的行為，特別是從未被懲罰的英雄。由于攻擊行為是許多影片的顯著特征，高度接觸媒體的兒童在模仿他們看到的攻擊行為時，可能表現出相當高的敵意（柏克維茨，1962年：第247頁）。比如，大衛。菲力普斯報告載重量級拳擊錦標賽之后，殺人率會顯著上升（克洛沃特和歐林，1960年）。許多死亡與電視暴力有關。比如，約翰。辛克雷在看了電影《的士司機》十五遍之后，就設法暗殺羅納德。里根總統。在電影《天生清白》中，一個女孩被其他四個女孩用瓶子給了。1974年，類似的不幸事件降臨到一個加利福尼亞女孩身上。她的女孩們在法庭上公認她們在《天生清白》一片中看到了同樣的情節。另外，羅納德。沙莫拉野蠻地殺害了一位老婦人，并以精神錯亂進行答辯。他的律師認為沙莫拉沉溺于電視暴力。結果，它不能區別真實與幻想。然而，因為陪審團不相信他的辯護而判他有罪（希格爾，1922年：第172頁）。
當代視野
今天，許多社會學習理論家們提出犯罪是學習與犯罪有關的價值和攻擊行為的產物。薩瑟蘭發明了不同交際理論，認為個人在青春期從家庭成員和同伴習得犯罪行為（薩瑟蘭，1939年：第25頁）。阿克斯在《非行：社會學習觀點》一書中認為個人通過自發反應條件習得攻擊行為（阿克斯，1977年）。威廉。本森發現在兒童期看過量電視的青少年會變成成年犯罪人。他們實施犯罪，諸如和毆打，“比看電視暴力在平均量之下的男孩高49%”（森特沃爾，1993年：第70-71頁）。班杜拉的理論也使公眾和政治界人士到暴力引起兒童中的攻擊行為。他在許多政治會議上講解關于波波玩偶實驗和電視對兒童的影響。一些政治家指出電視暴力引起攻擊行為。克林頓總統實施了防治電視暴力的政策。
批評
社會學習理論主張個人特別是兒童，模仿或者復制他們親眼觀察到的他人、環境和大眾傳媒中的行為。生物學理論家認為誰學習理論完全否定了個體的生物狀態。他們也認為社會學習理論否認了個體在遺傳、大腦和學習上的差別（杰弗里，1985年：第238頁）。比如，如果一個人看到絞刑或者暴力殺人，他/她可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做出反應?！吧飳W理論家們認為反應應當是正常的，來自于自發的神經系統。在自發神經系統中，心律加快、血壓升高、惡心和昏厥是反應的正常癥狀，個人在此特殊情況下表現不同。因此，癥狀和行為不是習得的，而是部分由繼承而來。另外，社會學習理論否認經典的和自發作用的調節過程。個體學習的生物準備和從社會環境中處理論信息時大腦作用對學習理論至關重要，但是他們被社會學習理論所忽視。社會強化是基于有條件的刺激而對于無條件的刺激的關系的有條件的強化”（杰弗里，1985年：第239頁）。
在波波玩偶實驗中，批評認為兒童們受到操縱，以對包含攻擊行為的電影做出反應。兒童們受到戲弄，因為他們不能接觸玩具。許多批評認為所做的實驗是不道德的，在倫理上是錯誤的，因為兒童們被培養成具有攻擊性?！熬烤褂卸嗌侔l現電視暴力和攻擊行為之間聯系的實驗都具有道德問題？毫不奇怪，由于實驗強加的方法，兒童留下了長期的印象”（沃思曼和洛夫圖斯，第45頁）。
許多人討論電視暴力是否在兒童中引起攻擊行為。許多研究指出電視并不導致攻擊行為。比如，心理學家們發現一些卡通片的暴力行非常強，引起兒童描述攻擊行為。但是，公眾認為兒童把象埃爾默。法德射殺兔子這樣的卡通篇看成是風趣和幽默。父母有責任告知孩子卡通片不是真是的。
費思巴赫和R. D.辛格認為電視實際上減少了兒童中攻擊的數量（費思巴赫：1971年）。他們進行了一項為期六個星期的研究，內容是定期看電視暴力的男青少年和看非暴力影片的男青少年項對比。六個星期后，費思巴赫和R. D.辛格發現看了非暴力影片的男青少年比看了暴力影片的男青少年更可能表現出攻擊行為?！把芯楷F實，電視中的暴力允許觀眾和實施暴力行為的角色相聯系”（費思巴赫和辛格，1971年：第247頁）。在這樣做的時候，觀眾通過聯系能釋放所有的暴力思想和感覺，引起他們比沒有看暴力電視時更少攻擊性。認為看電視暴力導致減少攻擊行為的理論被稱為精神發泄效應（格布納，G.，格羅斯，L.，麥洛迪，W. H.，第40頁）。
庫克認為個人傾向于支持認為電視暴力引起攻擊行為的理論，因為公眾需要證明他們在他人中看到的攻擊行為是正當的。他也認為電視是教育和積極角色塑造的形式?！叭绻娨曋械谋┝σ鹑藗兏吖粜?，那么電視中的好心的人物不會使公眾對他人更客氣嗎”（庫克，1993年，第119頁）？因此，如果個人聚焦于積極的人物，電視會起預防作用。
盡管有這些批評，艾伯特。班杜拉的社會學習理論在攻擊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研究中仍有重要地位。為了控制攻擊行為，他認為家庭成員和大眾傳媒應當為他們的孩子和大眾提供積極的角色模型（班杜拉，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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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儒家；經濟倫理；傳統主義；理性資本主義
對“人性和社會秩序”（周曉虹，2002：1）關系的探尋是古典西方社會學理論一個不變的主題。其中，宗教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事實”和“共同體”形式，也成為社會學歷史上眾多理論巨擘求解“人性和社會秩序”關系之謎的鑰匙。從圣西門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爾干對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與本質的揭示，到馬克思·韋伯關于宗教倫理與理性經濟行動關系的比較宗教研究，這些都為宗教社會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馬克思·韋伯一生著述頗豐，不僅構建了體系龐大的理解社會學，在社會學的實證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對理解、理性類型、價值關聯與價值中立的出色論述也對其后的社會學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周曉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會學研究也是韋伯社會理論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1904年，韋伯發表了其后對宗教社會學產生巨大影響的著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思·韋伯，1987）一書。和涂爾干將宗教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并通過對原始宗教基本特點來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質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不同，韋伯關注的卻是西方社會獨特的宗教倫理和資本主義起源之間的某種聯系。在此基礎上，為了進一步探討西歐社會以外的其他文明為什么沒有能夠成功地發展出像西方一樣的理性資本主義這一“韋伯命題”，韋伯將目光轉向對“最能把為數極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圍的那五種宗教或受宗教制約的生活準則”的比較宗教研究。它們包括儒教（中國）、印度教與佛教（印度）、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這些文章統統采用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里的方法”（韋伯，2008：6）。
一、宗教的“經濟倫理”
縱觀韋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論著，宗教的“經濟倫理”是一個不變的主題。就像韋伯自己認為的那樣，一切重要的共同體形式都與經濟有關，從家庭與家務共同體到企業、家族、民族共同體，包括宗教。那么，在韋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種宗教的“經濟倫理”？“我們要研究的并非僅僅是作為一種認識手段的神學大綱式的倫理理論，而是扎根于各種宗教的心理和實際聯系中的行動的實際動力”（馬克思·韋伯，2008：3），這表明了韋伯研究的宗教倫理和涂爾干視域中的宗教倫理有著巨大的不同，在韋伯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倫理的系統性本身，而是其作為一種文化心態對現實社會秩序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對理性經濟行動產生和發展的重要作用。這一概念的建構是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延續，所謂宗教的經濟倫理，簡化來說，也許就是當初韋伯在西方社會新教倫理中找尋到的符合資本主義經濟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賺錢的欲望、勤勞和節儉的品質、最效率的重視以及可計算性等等。正是這種新教倫理刺激了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而后者直接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出現。
然而，經濟倫理并不只取決于宗教，還受到種種其他社會經濟地理因素所謂影響。“經濟倫理往往是十分復雜的東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從來沒有一種經濟倫理只取決于宗教……經濟倫理顯然有一種在最高程度上由經濟地理與歷史現實決定的純屬固有規律性的標準。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規也是經濟倫理的諸因子之一，但是這種定規本身，在現有的地理、政治、社會和民族的界限內自然又受到了經濟與政治因素的深刻影響?！保f伯，2008：3）也正是因為此，對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進行研究離不開對這些孕育出這些宗教文明的社會背景的諸方面的歷史考察。
他嘗試解釋的是對這些世界宗教的實際倫理影響最大、并且形成了這門宗教獨特性質（區別于其他宗教，又與經濟倫理相聯系）的社會階層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過傳統經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義的食俸祿階層的等級倫理；佛教是背井離鄉、沉思冥想、看破紅塵的托缽和尚的宗教；伊斯蘭教最初是武夫們的宗教，后來發展出了小市民階級的修道團體；而僅僅在西方城市，才出現了以市民階級為主的基督教……無論是對幸福還是對苦難進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階段不同社會各階級進行利益較量的產物，也在一定意義上塑造了各種世界宗教倫理的重要特征?！耙环N宗教預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僅僅是支配性的，它不過是某種階級利益的傳聲筒，這種階級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內部的?！钡?，韋伯也認識到，“那些大的宗教倫理系統的特點，與其說是由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那裸的對立決定的，不如說是由大大個人化了的社會條件決定的。”（韋伯，2008：13）
隨著理性化世界觀的發展，知識分子階層對宗教倫理的影響逐漸變得重要起來，這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宗教理性主義”：宗教這種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進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這似乎很難理解，韋伯以音樂理性化過程中的畢達哥拉斯的“小音程”對音響物理傾向的理性化的徹底抗拒為例，說明“前后一貫的理性主義的計算并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起來的”（韋伯，2008：17），那些幾大理性類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實際上主要是由他們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來的。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會輕易被消除，相反，卻為種種神秘的宗教儀式提供了合法性。在這里，韋伯關于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僅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闡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種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經濟倫理的社會條件具體是什么樣的？儒教、道教與資本主義新教倫理差異背后的“物質性結構”又是怎樣的？韋伯在本書“社會學基礎”四個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個全方位的“傳統中國的社會圖像”。
二、傳統主義：傳統中國社會的“物質性結構”
韋伯關注的是那些對于經濟倫理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們與理性經濟主義的關系，理性主義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義，但韋伯更感興趣的的是那種通過精益求精地設計合適的手段，有計劃、有步驟地達到某種特定的實際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
韋伯首先從四個方面對中國與西歐社會的物質性結構進行了比較，分別是：城市、君侯與神；封建俸祿國家；行政管理與農業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資本主義。這些比較涉及貨幣制度、城市和行會、官僚體系、農業政策、財政政策、宗族血緣體系、法律制度等各個層面。以貨幣制度為例，雖然早在《周禮》中就有“造幣局長”的記載，但是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政治動亂和戰爭頻繁，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及思想結構中固有的普遍的傳統主義的作用，古代中國的貨幣制度從來沒有真正穩定下來，造成商業發展的滯后；而且，任何異常嚴肅的旨在推動貨幣制度理性化發展的改革措施從來沒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戰爭需要、財政動機的推動下的對金屬商品生產的壟斷，以及對通貨膨脹的懼怕，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不斷調整貨幣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貿的政策。傳統主義不容置疑地強化，“資本主義現象沒有任何明顯的進步”。而中國的城市，不是擁有固定政治資本的“共同體”；中國的行會私占了對其成員的審判權，“缺乏一種互助式地調節自由工商業的受到公認的、正規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礎”（韋伯，2008：60）。如此種種，根本無法促進中世紀手工業中的小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中國古代社會的官僚體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傳統主義的特征。古代中國人的神明觀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國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襲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權從神秘的卡里斯馬中產生出來，集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為一身。中央大君主擁有分封制的世襲卡里斯馬特征，但是，由于不發達的交通技術條件，中國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對一個巨大的胥吏階層的過分依賴，無論是中央官員還是地方官員，對地方性知識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國官員的俸祿一部分來自中央政府，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稅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關聯，整個官僚等級常常聯合起來“反對任何干預，團結一致，懷著切膚之恨迫害每一個倡導‘改革’的理性主義思想家”（韋伯，2008：105）。中央政府無法采取徹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確運轉的國家機器，理性化——資本主義的經濟之魂——的動力不斷被削弱，傳統主義的束縛越來越難被打破。
“傳統主義”是韋伯理論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就有論述。韋伯的傳統主義指的是“對不可更動的行動規范的日常習慣的精神適應與信仰”（韋伯，2008：31），家長制就是建立在傳統主義權威基礎上的最重要的統治形式：“它有一種堅不可摧的規范系統”，這些規范被視為神圣的東西，使人們相信，這些規范不能被觸碰，否則會招致巫術和宗教的迫害。這種傳統主義不止體現在中國古代的貨幣經濟和政治官僚系統中，實際上，它作為一種神圣的信仰已經內化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無論是官僚階層還是宗族組織的利益，都構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傳統力量在束縛著理性經濟的產生與發展。
三、比較宗教社會學：儒教和道教的經濟倫理
“士”等級的存在，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士大夫階層從來都是中國社會的統治階層，也是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響這個決定國家大政和統治階層精神等級的正統倫理是實質性內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倫理精神。宗教倫理通過實踐倫理或階層倫理制約和影響經濟倫理，對社會秩序領域進行著深刻程度極為不同的干預。所以，韋伯接下來要論述的便是在中國的價值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的儒教與道教。他認為，作為代表傳統中國社會倫理的儒教倫理和近代西歐社會的倫理相比，儒教是一種傳統主義取向的支配性的價值體系，這是一種“外在性”的倫理，它對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而作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義和巫術傳統，無力扭轉儒教對民眾的傳統主義影響和束縛。通過對比中國儒教、道教與修基督教的核心倫理觀，韋伯進一步堅定了他對理性資本主義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論斷。
韋伯認為，傳統中國人的信仰中沒有一個預言一切的先知，也從來沒有一個強大的神職人員階層，沒有自己的救世說，沒有自己的倫理，因此沒有通過自治的宗教勢力進行自己的教育。所謂的“世俗宗教”不過是對祖先神靈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過“基本上是專門的巫術與英雄崇拜的毫無系統的大雜燴”（韋伯，2008：183）。“因為從前沒有任何轉世論、救世說，根本沒有對超驗的價值和命運的任何追求，所以國家的宗教政策始終處于十分簡單的形態：部分是祭祀活動國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開業的術士，因為他們是過去流傳下來的，對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保f伯，2008：185）這種神圣的對神秘力量的崇拜不僅限制了法律徹底理性化的嘗試，抑制了自然科學邏輯的發展，同樣也阻礙了中國社會任何一次試圖向理性經濟發展的努力。
發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經對中國社會民眾產生過較大影響。道教產生于處于正統地位的儒教價值和信仰體系不能滿足人民尤其是統治階級長生不老和對金錢無節制的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嚴格的教階組織，道士們聲稱自己有鎮魔的本事，這種力量成為他們政治生涯的基礎。由于儒士階層的自然神魔力與巫術總是畏懼“鬼靈”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權力角斗中勉強生長，發展成神圣的治療術、煉丹術、長壽術和不死之術。道教是隱居道觀的術士們的宗教，教導人以“隱匿于世的方式”離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靈萬物與自在。它的這種神秘巫術氣息形態無法將人影響那種積極的理性主義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還是道教，二者的倫理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傳統主義的烙印，“在中國，古老的經驗知識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著巫術世界觀的方向進行的”（韋伯，2008：234）。這與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描述的那種精于計算的積極入世的禁欲主義的西方社會現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四、儒教與清教：對“韋伯命題”的進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義意味著適應世界，而清教理性主義則意味著理性地把握世界。通過對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幾個主要宗教的經濟倫理考察，韋伯認為歐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預定論”的教義引出的“禁欲說”和“天職觀”與現代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有著一種親和性，并最終導致了西歐資本主義的產生。
韋伯的比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礎和分析框架內的，就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并不是系統的宗教類型學，也不是純粹歷史的研究。韋伯所謂的“類型學的”是指：“它注意的是，從宗教倫理的歷史現實來看，對于同經濟信念的巨大對立的聯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東西，忽視其他東西。他不主張提供所闡釋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圖像，但必須把每一種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時對于我們的比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獨到之處弄個水落石出。”（韋伯，2008：28）但在實際的研究中，由于韋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間進行的比較是建立在新教的經濟理性優勢基礎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進論的基礎上的，因此，韋伯對于中國傳統社會儒教的評價不能說不是片面的。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韋伯著，王蓉芬譯.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儒教與道教廣西[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
[2] 愛彌兒.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