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哲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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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科學哲學不是科學。將科學哲學看作是科學的母親，甚至認為科學哲學可以給科學最一般的理論指導，就好像指望第二代永動機被發明一樣不現實。我認為一個非常好的解釋是這樣說的，如果科學哲學像科學一樣精確，以至于我們從中可以準確地把握某一科學理論的每個細節，及其發展方向的正確與否，那么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一下，評判該科學哲學正確與否的超科學哲學應該是什么？換句話說，科學哲學具有評判科學進步與否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致力于研究出像科學一樣的精確的科學哲學，從而得到科學進步最一般的公式，那么必然會出現超科學哲學這個學科，以便于給這以科學化的科學哲學做一個評判。因為科學發展需要這樣一種立足點。

我們不知道維也納小組如果得知如今的歸納主義被批駁的千瘡百孔是否會感到黯然神傷。但我們清楚地知道歸納主義在解決科學理論是如何得出的這一問題上束手無策。當年，卡爾納普的那本《世界的邏輯構造》中的那句名言：“科學始于觀察”，至今仍然余音在耳。但現在的大多數的科學哲學家已經認識到他的理論就像他的書名給人的感覺一樣，太過夸大了。“歸納主義的困難不僅僅是因為，事實‘依賴于理論的’，并且是可錯的，沒有充分明確的事實使他們觀點得以維持，而且還因為，對于理論如何能夠從可發現的事實中推導出來，沒有一個明晰的說明。”①

歸納主義的困難雖然一開始并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關注它的意義，因為當時正在與后面我將提到的否證主義還在進行著激本文由收集整理烈的智力交鋒，但我們應該為這樣的事實而感到不安。因為歸納主義和科學史式的科學哲學有本質的不同，因為他力圖給科學定理的得出提供最一般的科學方針。換句話說，有別于庫恩、拉卡托斯或費耶阿本德的理論，邏輯實證主義想要解決的是科學真理問題，而他們更側重于解決科學是如何進步的。

如果把現在的聞名的被認為是科學樣板的理論全部都拿出來統計的話，我認為至少有95%的定理和定律是用到過歸納的方法的。（請注意，我并不是強調只靠歸納推理我們就能得出科學理論，我的意思是說歸納仍然是大部分科學論文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過程中，科學家們并沒有完全按照科學哲學家糾纏歸納的缺陷的那樣，不使用歸納的方法。在醫藥學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當實驗員們為了驗證新藥品的特性時，會一次性做出幾十個或幾百個同類樣品，目的并不是簡單的統計層面上得出某個藥品性質的發生屬性概率，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這種歸納推理的方法是穩定有效的。在我看來，科學沒有受到科學哲學家們的爭論的影響，實在是件幸事。

像柏拉圖不愿意承認亞里士多德是他最出眾，但又是最讓他頭疼的弟子一樣，波普爾也是一個“我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一樣的人物。維也納小組不得不承認，他們培育出了一個最有名氣，但也是后來對他們的理論抨擊最嚴厲，而且是最有效的學生。波普爾的《猜想與反駁》更像是一部戰斗檄文。他的序言里有這樣的一句話：“既然我們絕不可能確實地知道，就不可能存在有權聲稱是權威的權威，有權為我們的知識沾沾自喜或者自命不凡的權威。”②

的確，按照查爾默斯后來的說法，否證主義者并不比歸納主義者面臨的困難小，但我們永遠不可能從邏輯上把否證主義駁倒。雖然波普爾的否證主義在解決實際問題方面顯得有些無奈，但科學理論發展脈絡的雛形正是在波普爾“p1→tt→ee→p2……”的四段論的基礎上得以成形的。正是這樣，庫恩、拉卡托斯、勞丹、費耶阿本德等科學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家才能在波普爾理論的基礎上繼續前行。

我并不是沉浸在對波普爾的頌揚，以至于我忘卻了我寫這一段的的主旨。我只是強調一下，正是波普爾對科學哲學的研究從科學邏輯轉向了科學史，而他此后的科學哲學家大體都是按照他的方向走下來的。這不能不讓人有些失落，科學真理如何得出這個問題其實還沒有解決，他們就轉移到了科學理論如何進步。一個不錯的理由認為，科學真理也許并不錯在，只能在科學進步中不斷逼近真理，只要搞清楚科學是如何進步這個問題，科學真理問題也就解決了。但是，我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依靠動態的方法研究科學，依舊解決不了靜態科學的合理性問題。比較幸運的是，有人也看出了問題?，F代西方前沿的科學哲學，比如貝葉斯主義和科恩的非概率主義歸納正是這種趨向的回歸。

當科學哲學家們為科學到底是什么還在爭論的同時，科學家們似乎并沒有關心這場爭論的最后結果到底是什么。如果否證主義或者之后的科學哲學理論工作者的理論正確的話，也許不只一個人為下面這件事而感到困惑，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在宏觀的層面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顯而易見的否證了，而在微觀的層面又被量子力學所代替。如果按照波普爾的說法，牛頓定理這種顯見的否證后的理論為什么會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如果按照庫恩的提議，相互競爭的牛頓范式、愛因斯坦范式和量子論范式為何相處的如此和諧?；蛘甙凑绽ㄍ兴沟南敕?，這到底是三個不同的研究綱領，亦或是一個綱領中三個相互否證的核心。

科學以它自己的方式發展著，不單理論科學如此（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例子），技術科學也是如此。技術工程師和科學理論工作者相比，他們的哲學修養應該更為不足，甚至直接參加技術開發的人，從來不清楚科學哲學家們正在爭論著什么，但是，正是他們快速地推進著科學的前進。在計算機行業，每項計算機硬件設備每年都在以幾何倍數加速成長。從單核100m赫茲的中央處理器，到四核2000m的家用cpu，只短短的用了十年時間。用一個量化的標準可以這樣描述，一個電腦的核心部件的性能正在以每年32倍的速度飛速發展著。這不能不讓人驚嘆，可以想象在這項技術在發展的過程中，會不斷遇到新的問題或者意想不到的失敗，但他們不一定是通過求教過科學哲學家，才把這個問題處理的。就我硬件工作從業經驗來看，更多的進步方案都只不過是以下三項的合取，即大腦的一閃念、技術的熟練應用和出錯后的及時更正。

篇2

科學說明，是科學哲學中的一個爭論十分激烈的領域。從亨普爾和奧本海姆開始到現在，科學哲學家們提出了各種關于科學說明的觀點，彼此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討論。特別是本世紀50年代之后，這個問題更成為人們大顯身手的爭論對象。

根據威士利·薩爾蒙（W.Salmon）的最近研究表明，現代科學哲學對科學說明的研究及其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薩爾蒙是從概括科學說明研究的方法論背景開始的。他認為，現代關于科學說明的觀點萌發于邏輯經驗主義的最大代表卡爾納普。因為卡爾納普強調了理論的“解明”（explication）作用，主張哲學通過使用其它概念來代替模糊不清的觀念而取得進步。自此開始，科學說明的研究便進入其當代史了。

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開始于亨普爾和奧本海姆的《說明的邏輯研究》（1948）。亨普爾的科學說明模式，是現代公認的科學說明的經典理論。他在《自然科學哲學》一書中，對科學說明作了詳細的闡述，對他以前的科學說明觀點作了簡單的概括。亨普爾認為：“說明物理世界的現象，這本是自然科學最初的宗旨之一”[①]，科學是解釋世界的，甚至任何理論、假說包括人類早期的話、隱喻等都是如此。但是，科學說明必須符合兩個特定的要求：說明的相關性要求與可檢驗性要求。相關性要求表明，所引進的說明資料必須有堅實的基礎，因此使人們充分相信被說明現象在現在發生過或在以往發生過。這些引證的說明資料包括：科學理論（如定律）和輔助的事實知識。但是，相關性要求并不是說明的充分條件。例如氣壓表下降，風暴即將來臨；如果大氣壓正常，那就定會如此。然而，只有風暴來臨時，才能說明氣壓表的下降。于是，就要求第二項標準，即可檢驗性標準。

根據這兩個要求，亨普爾提出了說明現象的“覆蓋率模型”，即把所有要說明的現象都歸之于理論定律的范圍。這就是說，根據這個模型，事件的發生可以在下列情形中得到描述，即對事件的描述可以從論證中形成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本質上至少在其前提中包含著一個普遍規律。例如：

所有的烏鴉都是黑的（普遍規律）

有一只烏鴉，

所以，這只烏鴉也是黑的。

這是一種形式化的說明理論。這種形式化的說明理論包括四個方面：

（1）說明個別事件的演繹—律則（D—N）理論；

（2）說明個別事件的歸納—統計（I—S）理論；

（3）說明規律性的演繹—律則（D—N）理論；

（4）說明規律性的演繹—統計（D—S）理論。

亨普爾和奧本海姆企圖用一階謂詞邏輯對科學說明的本質作出精確的說明這種努力是無效的，他們得出的結論也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上，在亨普爾之后對規律性事件的說明并未得到發展。相反，卻發展了那些對個別事件的說明的觀點。

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二個階段是從亨普爾的批判開始的。這個批判分為兩個方向：一是斯克里文和漢森等人試圖拋棄亨普爾的“覆益率理論”，另一是布郎姆伯格（Bromberger）、舍夫勒（Scheffler）和普特南等人試圖在批判的基礎上對亨普爾的觀點加以修正和完善。普特南等人認為，相關性標準是不完善的，在實際的科學實踐中，進化論說明一種現象，通常只是表明：如果給定這種條件，那么這種現象就會產生。這種說明靠的是建構一個發展模型。在牛頓萬有引力理論說明天體現象的情形中，也是如此。如果給定某種宇宙由物質的可能分布狀況，那么天體就確實會象萬有引力所說明的那樣運動。斯克里文則以偏癱作為例子，說明了亨普爾理論的不完善性，布郎姆伯格則用旗桿的例子解釋了說明的相關性。斯克里文在1959年起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批判了亨普爾的理論，他認為，說明的任務是把“新的現象”納入知識結構中，使不理解的現象變得可理解。但是，為達到此目的，并不一定需要把待說明者納入已知規律中。例如，“橋倒塌是因為在其附近爆炸了一顆炸彈”，這就是說明，但卻無須引進普遍規律作為說明的前提。斯克里文認為，在行為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特別是工程學等較模糊的領域里存在著大量這樣的現象，這些都不是“覆蓋率模型”所能說明的。

由于許多人的批判，對科學說明問題的理解就出現了形式的、非形式的和半形式的多種理論并存的局面。

在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亨普爾以及內格爾等人試圖完善自己的理論。在這個十年中，歷史主義者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及《必要的張力》兩本著作已出版，他的批判大大地影響了亨普爾。

庫恩認為，“覆蓋率模型”“無論其在最初提出的領域中有多少優點，卻完全不適用于歷史”[②]?！耙幝蔁o論給歷史敘述增添多少內容，它們對歷史的說明力也不是必不可少的”[③]。根據庫恩的觀點，說明依賴于個人的科學世界觀、依賴于范式。庫恩的觀點使得亨普爾不得不考慮認識的相對性，考慮說明的相對性問題。

在這個時期，薩爾蒙的科學說明觀豐富了此問題的討論。他在1970年、1971年對統計的相關性（S—R）問題作了詳盡的闡述。這種統計的相關性模式意味著：一個說明就是把單一事例賦予與被說明項結果的概率無關的同質指稱的類，而反對把高概率賦予被說明項的歸納論證。薩爾蒙在其與杰夫雷（R.C.Jeffrey）和格瑞諾（J.G.Greeno）的合著《統計的說明和統計原相關性》一書中指出：“統計的相關性在這里是必要的概念，它可望用統計上相關的而非統計上不相關的方式縮小參照的類。當我們選擇了一個參照的類用于指稱一個特定的單一事例時，我們必須問是否存在統計上相關的方法去細分那個類”[④]。此外，杰夫雷和格瑞諾也對統計的說明作了不同的分析。

這些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亨普爾。1986年，他寫了“概率說明中的最大特性和似定律”一文，全面考慮了最大化特征條件與卡爾納普全面的證據要求之間的關系。因為，卡爾納普的全面的證據要求堅持了一個歸納論證是基于所有相關有效證據之上的原則。所以，亨普爾準備既保留高概率的要求，也吸收相對性認知特點的合理成分。從而使其強形式化說明模型向弱形式化說明模型轉變。

第四個階段即1978年之后，科學說明理論基本上是朝著幾個不同的方向發展：（1）作為論證的認知說明觀；（2）作為展示必然性的模態說明理論；（3）作為植根于因果作用的本體論說明觀。

在這個最新時期，有許多作者對科學說明理論作出了貢獻，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大概知道這樣一些人：一是PererRailton他在博士學位論文中提出了說明的演繹—律則概率模型。他堅持認為，偶然發生的事件應當偶然地說明。二是Fetzer和Nute在1979年發表了合作“句法學、語義學和本體論”一文，闡述了所謂“概率的因果演算”。三是由范·弗拉森和阿欽斯坦所創立的“說明的語義學”，特別是阿欽斯坦1977年在《美國哲學季刊》上發表了“說明的語用學”的著名論文，基本上形成了這個獨特的理論。這個理論把以往對現象原因的客觀性尋求轉向了以人類為中心解釋事物的隨心所欲。從而把科學說明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科學無所謂說明，“科學中沒有說明”，“說明的確是一件好事，但比不上以人類為中心解釋宇宙事物的快樂”。[⑤]

對科學說明的最新研究，除了阿欽斯坦外，范·弗拉森也作了有力的探討。1977年，范·弗拉森在“說明的語用學”中，對以往幾十年的科學說明理論作了評價，認為這幾十年的科學說明理論爭論的歷史是“有偏見的歷史”，1980年，他在《科學的形象》中進一步詳細敘述了這個“有偏見的歷史”，通過對這一歷史的反顧與批評性探討建立了自己的“說明的語用學”。

范·弗拉森認為，按照傳統的觀點，理論與現象之間存在著兩種關系，即描述現象與說明現象。描述與說明是不同的，說明往往高于描述。例如，波義耳定律描述了壓力、溫度和所容納的氣體體積間的關系，但卻沒有說明它，運動理論則說明了它。描述是一種包容，把事實包容在理論中。說明是一種回答，是要對“為什么P這種情形呢？”的回答。所以，說明必須要求科學去獲得有關現象的信息。范·弗拉森認為，“說理論說明了某個事實，也就是斷言這個理論與某事實之間有一種關系，它是獨立于作為整體的實在世界是否適合于那個理論這一問題的”。[⑥]范·弗拉森對實在論的說明觀作了批評，認為理論解釋事實是相信理論為真的根據之實在論觀點，是十分不可能的。說明是相當實用的東西，它是與應用理論的人對它關心相聯系的，而不是關于理論與事實相符合的新發現。

語用學的科學說明觀主張：說明的非對稱性問題，是形成說明的語用學之最基本的因素。在許多情形下，說明往往都與世界產生的原因毫無關系，對“為什么—問題”的回答出乎意料之外，完全取決于語境。例如，有一個人裝飾房間，他父親看到走廊上的燈亮著，于是就問：“走廊上的燈為什么亮著？”，結果他兒子卻說：“我在等待一位朋友的來訪”。這里的答案不是“因為走廊上開關開了，所以電流通過開關進入燈泡”，如果他兒子的回答果是如此，那么他父親反而會哭笑不得、莫名其妙了。

語用學的說明觀認為，第一，說明是一個語用的概念。基本的說明關系是“對于人P來說，X說明Y”的形式。當然，對人P而言，究竟什么可以說明Y，將依賴于P對Y知道或不知道什么、想知道些什么等等?？梢姡斫馀c說明是同一的。因此，理解也是一個語用的概念。

第二，說明不是論證，因此，說明的理論與科學理論是有別的，首先，科學理論只是一個關于實在世界的大體模型，當我們解釋科學時，我們可以把它作為真或假。但是，我們應用理論對實在現象加以說明時，則不存在類似問題了。正因為理論是一個模型，所以，說明不是命題、不是論證。其次，理論作為模型，包含著對可能世界的認識，而說明則針對具體現實的現象。再次，如果理論是使用規范語言或邏輯，把實在世界作為其摹本，那么說明則是使用自然語言的，是與使用這種語言的場所、語境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理論由命題構成，這一命題依賴于邏輯的力量為真或假，而說明中的命題則隨語境和使用場所的轉變而轉變。

第三，說明然是對“為什么—問題”的回答，但是“為什么—問題”的產生是依賴于語境的。問題在語境中產生，因此對問題答案的評價也顯然離不開問題的語境。所以，盡管說明針對某一實際現象，但由于語境的不同，答案也不同。于是，答案就是一組依賴于語境的“可能世界”，所有語境都選擇這組可能世界的一個命題與它相適應。

語用學的說明觀揭示了科學說明的相對性，把說明看作一項理論、事實與語境之間的關系中的活動。這比起概率統計的說明觀，有了較大的改進，它對理論的應用者的目的和應用對象的具體條件引起了充分重視，體現了它的全面性。但是，由于相對地重視語境的作用，以致使科學說明出現以下情形：即語境是一個變化的量，是一個自變量，而說明過程卻成了一個因變量，所以，這種強調實用主義方法的說明觀是過于主觀主義的。

【參考文獻】

[①]亨普爾：《自然科學的哲學》，陳維杭譯，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53頁。

[②][③]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6頁。

[④]W.Salmon:StatisticalExplanationandStatisticalRelevance,Pittsburg(1971)P42.

篇3

從價值論維度看，生命個體不僅是被動性概念，也是個自主性概念。受達爾文主義的環境選擇和生存競爭概念的啟發，康吉萊姆在把個體性理解為一種存在論關系范疇的同時，又賦予其價值論的意義。他指出：個體性概念和生命價值概念之間有著密切關系?！耙粋€生命體不能被歸結為各種影響作用的交會地”，就是說，不能把生命體理解為一個純然被動的概念。恰恰相反，“有機體所依賴的那個環境是被有機體自身所建構和組織起來的”。一個與其環境深度融合的生命體具有這樣一種存在特性，即：它根據自己的需要而賦予周圍的事物以意義，而“從生物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意義是對與某個需求相關的價值的評估”。這種評估意味著，有需求的存在者是在建構一個不可還原的價值論參照系。根據對生命個體性概念的這種價值論解釋，康吉萊姆指出了現代生物學的一個基本缺陷：它試圖將對意義的思考驅除出它自己的領域，使自己完全服從于物理化學的科學精神，將它自己的自主性拱手相讓。實際上，生命價值在生物學中具有優先性，因此，對于以生命個體為研究對象的生物學來說，它首先應把生命體理解為一種意義的存在者，把它看作是價值秩序中的一種性狀。換言之，生命個體以其自身為中心來組織它的周圍環境。從認識論維度看，生命與概念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的?？导R姆對生命個體性概念的第三種反思是從認識論上進行的：生命與概念之間具有什么樣的關系？或者說，生命研究如何可能？為了解答這一問題，康吉萊姆把目光轉向了西方哲學史———盡管他非常贊賞黑格爾的生命與概念具有同一性的思想，但他還是遠溯到了希臘時代的亞里士多德。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生命體的本性是“靈魂”，而靈魂“同時是生命的現實、實體和它的規定、邏各斯”?？导R姆認為，亞里士多德用作生命原則的靈魂概念和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生命概念具有類同性。

按照現代分子生物學的看法，生命具有“信息性”，生命本身就是信息，生命個體性可以被理解為“信息交換”。因此，現代分子生物學和亞里士多德的生命觀都認識到了，所有的個體生命中都存在著一個邏各斯或概念。當然，康吉萊姆在這里只是以類比的方式表明了生命與概念之間具有同一性關系，而他對這種關系的證明，是通過吸收柏格森的有關思想來完成的。按照柏格森的觀點，概念是在生物進化過程中誕生的，它本質上是一種用以擴展人類機體適應其環境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概念就是工具，換言之，概念認識是有用的。但與此同時，概念認識又是虛構的，它不能揭示生命的真實本質，只有直覺認識才能夠使我們真正地理解生命的本質。就此而言，概念是與生命相對立的。另一方面，就有機體都可以同化它們體外的事物以用于攝入營養和維持生存來說，它們也完全可以被看作具有“概括”這種官能。在此基礎上，康吉萊姆進一步指出，“并不是只有完善的有機體、肉眼可見的有機體才能夠概括。所有的生命體，細胞、機體組織都可以概括。在任何層級上，生存都意味著選擇和忽略。”由此來看，概念和生命就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的。因此，如果說從環境中來吸取生存必需物是所有生命體的典型趨向，那么人類的抽象認識是對這種典型趨向的一種獨特而重大的擴充。根據生物信息和認知信息之間所存在著這種同一性，康吉萊姆得出結論說，“生命即概念”，生命是意義和概念，概念在生命之中。

二、生命現象的深層特性：疾病、健康與差錯

在闡明生命的本質是個體性這一核心旨趣之后，康吉萊姆接下來試圖揭示生命現象的深層特性。而他對生命現象的探索，是在對現代醫學中的“健康”、“疾病”、“差錯”等基本概念的哲學反思中完成的。1．疾病疾病并非對“常態”的偏離，而是病人作為一個“整體”所遭遇的痛苦。法國醫學傳統的一個根深蒂固的基本觀念是，“健康即常態”。這里，所謂“常態”是指“理想常態”，也就是一種用以定義健康狀態的“統計學的常態”?；谶@一常態概念，法國醫學對疾病和健康進行了界定。疾病被定義為一種對理想常態的偏離，它表現為“正常狀態的量的變異”。就是說，病理現象被描述為一般生理現象在強度上的增大或減弱。在康吉萊姆看來，這是一種疾病的實證主義觀念；然而，實際上，疾病不能被還原為一種生理參數的量的變異。他認為，這種量的變異無疑可以成為疾病的一種指標，但只有當它反映作為整體的有機體的偏離，反映一種量的變異時，它才能被認為是病理的。例如，根據與血糖含量相互作用的其他參數，血液里同樣的葡萄糖含量對一個個體來說是病理的，但對另一個就不是。確定一種癥狀是否為病理的關鍵，在于“它在一個個體行為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中所具有的內在關系”，脫離這種內在關系、孤立地談論癥狀和疾病是沒有意義的。因此說器官、組織、細胞有疾病，這種說法在醫學上是不正確的，“對所有的生命體來說……疾病只是作為整體的機體組織的疾病”。而從機體組織這個整體來看，疾病其實是生命的消極價值的存在，而消極價值是整個生命價值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疾病是人類存在的一種獨特性質。正因為如此，用以確定疾病狀態的，就不是對規范和標準的偏離，而是病人所遭受的痛苦。病人的痛苦具有個體性，正如中國傳統醫學所表明的，醫生所治療的每一位病人都代表著一個不同的病例，他們都展現出了自己的特殊性。2.健康健康并不是“常態”的恢復或持續，而是生命個體對環境的適應與創造。與上述關于疾病的哲學定義相適應，在康吉萊姆看來，健康也不是指恢復到由理想常態所定義的正常狀態，相反，健康是指生命體經由容許自身變異的空間而對變化無常的環境的適應。這種適應不應該被理解為“自我保存”，“自我保存不是生命的普遍特征，而是一個衰弱與退縮生命的特征。一個健康的個體能夠面對風險。健康是創造性的，能夠在劇變中存活并且創造?！?/p>

與此相應，痊愈，作為一個從疾病到健康的概念，也不應被理解為是恢復到先前理想健康的狀態，而應理解為一種新的“個體常態”。痊愈不只是一種對先前正常狀態的回歸，它在本質上意味著一種新秩序的出現。3．差錯差錯，是生命的正常表現形式，是生命多樣性的表征，是生命適應環境的創新能力，是科學思想史的“連續”。“差錯”本來是一個病理學概念，但它一經誕生就立即引起了法國哲學家的注意。法國哲學界對于差錯的把握主要有兩條研究軸線，一條是科學認識論軸線，另一條是生命科學史軸線。但不管是哪一條研究軸線，都深受康吉萊姆差錯觀的影響，以至于福柯稱康吉萊姆為“一位關于差錯的哲學家”。那么，康吉萊姆的差錯觀究竟是什么呢？康吉萊姆首先提問道，假如某些生態學家或分子生物學家的觀點是正確的，即：生命體早已被編程，生命是嚴格地按照既定程序來展開的，那么，我們又該如何來解釋生命現象中的“差錯”？生命科學家把“差錯”歸因于遺傳錯誤，又將遺傳錯誤歸結為信息錯誤。與此不同，康吉萊姆認為，大量的錯誤是在對環境的錯誤認知過程中產生的。人類出了錯誤，是人類將自己置于錯誤的地點，與環境產生了錯誤的關系，以及在錯誤的地方接受了使自己生存、行動、繁榮的信息。然而，這是正常的?？导R姆堅信，為了生存，我們在出錯后適應，這應當是生命的基本形式。生命的本質中已包含著出錯的可能性，比如先天基因遺傳缺陷。不過，疾病所表現出來的生命的可錯性，正是生命的多樣性的表現，它體現了生命打破舊規范的能力?；谶@種理解，康吉萊姆指出，科學認識無非是對正確信息的“迫切探尋”。這種正確信息只能部分地在基因中發現。遺傳密碼為什么以及如何被激發而起作用？結果是什么？康吉萊姆認為，這些問題只能在生命的前后具體情形中被恰當地提出并給予解答。以差錯之于生命的內在性為基礎，康吉萊姆進一步提出，包括人類在內的生命是永遠不完全在其位的生命體，是注定會“出差錯”、必定有“差錯”的生命體。概念，就是對這種偶然性的回應。而“一旦承認概念就是生命自身對于這種偶然事情的應答，那么我們就應當承認，差錯乃是造成人類思想和思想史的根源所在。”

具體地說，真與假的對立，人們對此二者的賦值，以及不同的社會和同一社會中各種機構所產生的與這種對立相聯系的權力效果，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對生命所固有的差錯所做的延遲了的答復而已。如果說科學史是不連續的，也就是說，只能把科學史當作一系列的“修改”，那么“修改”實質上就是真與假的再分配。不幸的是，這種再分配永遠不會把終極真理透顯出來，因為在康吉萊姆這里，“差錯”并不是某種真理的遺忘或延誤，而是人類生命和物種之間所特有的維度。在康吉萊姆看來，生命在自身中包含著差錯的可能性，因此在生命的日程表上真理即是錯誤，而真與假的剖分，以及人們賦予真理以價值，是生命所能發明的最奇特的生活方式。差錯是生命史和人類歷史所固有的持久的偶然之事，由這種差錯觀出發，康吉萊姆緊密地將生物學知識同他自己的獨特的生物學史寫法結合起來了。他拒絕像進化論者那樣去“推導”生物學史，他所關注的是顯示生命與生命認識之間的關系，并在這種關系中來追尋價值和規范的蹤跡。

三、對生命科學的哲學反思

根據以上對生命本質和生命現象的哲學思考，康吉萊姆對包括生物學、醫學在內的生命科學進行了哲學反思，試圖為現代生命科學奠定新的哲學基礎。對于生物學，康吉萊姆特別關注研究對象的建立和概念的形成。顧名思義，生命科學是“關于生命的知識”，但問題是：生命如何能夠成為科學認識的對象？康吉萊姆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包含如下幾個要點：第一，生命科學的研究對象并不是自在地就成為生物科學的研究對象，相反，它是被“假設”出來人為地成為生物科學的恰當對象的。通過對反應、畸形、畸形環境、細胞、內分泌和調節等概念的考察，康吉萊姆得出結論：生命概念實質上是從全部生命現象中抽離出生命體所特有的過程的產物。因此，生命與認識之間不存在根本的沖突。第二，生命固然意味著調節和自動保存，生物學當然要去探索保證這些程序得以順利運行的物理和化學機制，但是，另一方面，生命科學家不應忽視的是，這些機制同樣顯示出了生命的特殊性，例如疾病、畸形、怪胎、差錯等。因此，生物學如果忽略了生命特殊性的具體表現，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成為關于生命體的科學。實際上，人的理解力只有承認生命的獨特性才能適用于生命，或者說，人的理解力只有在承認生命具有獨特性的前提下才可能真正地認識生命。第三，生命科學作為“科學”，它要獲取認知信息，就此而言它與其他自然科學不存在本質上的不同；然而生命科學是關于“生命”的科學，正是這一點使得生命科學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學，也決定了生命科學不可能更不應成為物理學、化學等其他自然科學的殖民地。針對生物學完全被物理學和化學的精神所籠罩的現實狀況，康吉萊姆直截了當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們對一種沉溺于物理化學科學的生物學沒有什么好期待的，這種生物學被還原為或淪落為了那些科學的附庸”。言外之意，生命科學有著不同于物理和化學的獨特的研究范式。第四，從總體上說，一種認識如何能夠成為生物學的認識？康吉萊姆給出的答案是，由于生物學研究的是生存著的和傾向于生存的個體，即那些傾向于在一個給予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實現自己的能力的個體，生物學在根本上所要研究的，就不僅是那些可以納入分析視野的作為部分的對象，更為重要的是，還有那些價值化環境的個體性全體。針對在生物學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分析方法，康吉萊姆強調對于生命現象應該持一種整體論觀點，其目的是要生物學研究恢復生命與認識之間的親緣性。正因如此，生命科學需要以一種適當的方式來編寫自身的歷史并自覺地提出專屬于自己的認識論和價值論問題。具體地說，生物學應當把自己理解為直接或間接地解決人與環境之間緊張關系的一般方法。眾所周知，現代醫學常常稱自己是一門“科學”，一門關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學。針對現代醫學的這種自我意識，康吉萊姆在其1943年撰寫的博士論文《論正常與病理的若干問題》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存在關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學？”在他看來，醫學不是一種關于正常和病理的科學，現代醫學中的“正?！焙汀安±怼备拍钍怯袉栴}的。在現代醫學中，這兩個概念都是基于理想常態概念而建立起來的，所謂“正常”是指符合理想常態的狀態，而所謂“病理”是指對理想狀態的偏離。這兩個概念的問題根源于理想常態，因為后者本身就是成問題的。理想常態是指一種統計學平均值、一種抽象物，它在現代醫學中被認為是普遍適用于所有的具體個體，這就表明，它的最大問題恰恰在于它完全忽視了個體性。因此，如何基于個體性來重建正常和病理概念，是現代醫學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他的生命個體性概念出發，康吉萊姆提出，如果現代醫學是一種科學的話，那么它也應該是一種相當不同的科學。在他看來，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病理的，這個醫學問題其實只是生命價值之本質這個一般問題的一種特殊情況。對所有的生命存在者來說，“常態只是自然選擇所維持的一般偏離形式”。他強調了生命價值與個體變異性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不能把不規則和反常設想為影響個體的意外，而應看作是個體的實存自身，“生命體的各種形態不被看作是參照某種先定的真實類型的存在者，而更多地被視為一些機體組織，這些組織的有效性，即它們的價值，需要參照它們可能的生命的成功。”

針對理想常態，康吉萊姆提出了他自己的常態概念，即“個體常態”，以個體常態來替性常態。個體常態不是一種統計學平均值，不能以統計學的方式被定義，它是一種新的常態，即個體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關系的一種新結構?？导R姆并不滿足于僅僅提出關于現代醫學的規范性觀念，他還力圖將這種觀念建立在客觀性的基礎之上。他所采取的策略是將現代醫學和現代生物學溝通起來。這里，我們以現代生物學中關于特例和變種的看法與現代醫學中關于病態和常態的看法的類同性來說明這一點?，F代生物學中關于特例和變種的流行看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認為特例或變種因為偏離了理想常態因而是病態的，另一方面它又認為，如果變種或特例成功地存活下去的話，那么它就是正常的。這種矛盾迫使康吉萊姆去提問：一個偏離理想常態因而是異常的個體，例如一只無翅的果蠅或一位酷兒，究竟是有病的個體，還是生物學或生活方式的創新？康吉萊姆指出，如果我們放棄理想常態概念，而將生物學中的常態概念理解為生物構造、行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那么生命形式的變異恰恰就是對劇變的環境的一種有彈性的、有成效的適應。相反，缺乏變異的即常態的生命形式有可能因生存條件的改變而走向滅絕。事實上，在生物界，隨著生存條件的改變，新的生命形式取代舊的生命行為而成為常態是屢見不鮮的客觀現象。同樣，現代醫學中所謂的“病態”，在一定條件下其實就是常態。在既定情境下，任何存活的生物都是常態的。既沒有常態的環境，也沒有哪種生物構造就其自身而言是常態的，而是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界定了什么是常態?，F代醫學中所謂的“病態”其實只是指不符合已經得到確認的常規，其實這種“病態”也應該被理解為常態，即理解為有機體與環境之間的關系。

四、結語

康吉萊姆的生命科學哲學以對包括生物學和醫學在內的現代生命科學的反思為其出發點?，F代生命科學家認為，動植物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環境不過是由物理的、化學的和機械的種種自然法則所構成的體系而已，因此它在理論上具有不變性。不僅如此，就連有機體的生物構造本身也是不變的。在康吉萊姆看來，現代生命科學的這一不變性假設，以及以它為基礎所構建起來的“理想常態”，其實都是抽象的產物，它的根本缺陷在于抹煞了生命的個體性。于是，康吉萊姆生命科學哲學的致思路徑就是，對現代生命科學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進行批判性反思，進而立足于生命的本真狀態來切近地沉思生命本身。質言之，在康吉萊姆那里，所謂生命本質上是一種個體性。正是站在個體性的立場上，康吉萊姆達到了對生命的更為深刻的認識。各門自然科學的發展使得我們可以在細胞、分子等水平上來更為精準地科學地認知生命，但是我們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生命只是一個科學問題。恰恰相反，在康吉萊姆看來，死亡、疾病、畸形、異常、差錯等生命現象，有著價值論與政治的問題。正是由于無見于此，現代生命科學將“差錯”錯誤地描述為某種“偏離形式”。實際上，被理解為“偏離形式”的“差錯”本質上是生命個體相對于普遍整體而言的特殊性，從個體性立場來看，它恰恰是一種常態。在康吉萊姆看來，生命既是一種維持現狀的防御性活動，更是一種創造新的斗爭活動。這就表明：其一，生物的“常態”不可能是一個靜態的、均衡的和凝固的概念，而只能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二，生命活動有其價值屬性，因此“常態”是一個價值論概念，而決不是像現代生命科學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統計學意義上的概念。基于這種認識，康吉萊姆構建了其生命科學哲學的歷史認識論，強調“生命即概念”，從價值維度重構了“正常”、“病理”等范疇，要求生命科學研究從“理想常態”轉向“個體常態”，并且恢復生命與認識之間的親緣性。可以說，康吉萊姆的生命科學哲學，對于我們重新思考醫學、生物學等生命科學的理論基礎，并對它們的實際應用展開社會學和倫理學的考量，無疑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作用。例如，如果我們把基因的變異看作是缺陷并進而夢想著去消除這種缺陷，那么很可能“在這個夢想的結尾，我們卻發現了基因警察，他們披著基因科學的外衣……夢想找到絕對的藥方，往往就意味著夢想找到比疾病本身更為惡劣的藥方。”

篇4

《黑客帝國》最大的看點在于從“硬科幻”引發出的對于終極命題的哲學思考，這使它既不同于以科幻為載體展示人文精神的電影，又不同于純粹把科技奇觀作為吸引觀眾眼球的電影。因此，《黑客帝國》是一部“軟硬兼濟”，在“硬科幻”的基礎上，把“軟科幻”的內涵和深度大大拓展和加深的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它已經觸及科學哲學的范疇。科學哲學是從哲學角度考察科學的一門學科。它以科學活動和科學理論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科學的本質、科學知識的獲得和檢驗、科學的邏輯結構等有關科學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問題。“科學哲學”在英語中有兩種表達方式:philosophyofscience和scientificphilosophy。雖然它們在漢語中都可以譯作“科學哲學”，但兩者仍有區別。前者指“關于科學的哲學理論”，后者是“具有科學性質的哲學”，所以亦譯作“科學的哲學”。西方哲學關于科學的哲學研究自科學誕生以來就有，但真正成熟的科學哲學誕生于20世紀?！逗诳偷蹏返募夹g主題在于人與機器的戰爭，人文主題在于對人類所生存的“真實世界”的質疑以及人類的愛。由于對人“從哪里來”和“到哪里去”這種終極命題進行了從科技視角的闡發，所以，《黑客帝國》與“科學哲學”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電影的背景是機器人和人類的大戰剛結束。機器智能在利用現有科學理論制造出技術成果方面極其強大，可以把一切現有技術都發展得淋漓盡致，從而能夠打敗人類，但卻缺乏創造力。如果嚴格執行無用程序刪除或限制的原則，他們的文明永遠只能在一個水平上重復，而不會出現革命性的進步;如果不嚴格執行這個原則，那么他們的整個文明本身的生存都受到威脅。因此，他們設立矩陣來嘗試解決這個悖論，利用人類在矩陣中創新的思想，為自己提供發展動力。當機器文明設立第一個矩陣時，他們只是單純地榨取人類頭腦中的創新。如果這個系統運行順利，就一直利用人類，否則就升級矩陣，直至矩陣革命，徹底擺脫人類。設計師設計的第一個矩陣系統的崩潰，表明人類頭腦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于是從第二代矩陣開始，增添了先知這個角色，負責研究人類的心理，同時也建立了包括“救世主”程序以及“錫安”世界在內的一系列矩陣升級和穩定機制。這個新文明獨立存活于“虛擬”空間，傳統的物理空間降為次生環境。在《黑客帝國》中，出現了一個“比真實更真實”的第三時空，它區別于傳統科幻二元對立的“真實”和“虛擬”，因此，這部電影從更為新穎的角度闡釋了人類存在的時空，同時也具備了更加豐富的意義領域。沒有充分的當代科技理論做依托，《黑客帝國》也就不會有如此復雜的人文意蘊，同時，缺乏信息技術的常識的觀眾也很難體會這部電影的深意。因此，科學哲學使《黑客帝國》成為科幻電影史上的經典之作。

從文字到圖像時代，再到以活動的圖像為特征的影像時代，技術不斷地參與到藝術的創造當中，并且飛速地改變著藝術的構成要素。當代電影的拍攝技術極大地拓展了“非真實影像”的表意空間，不僅能夠展現“逼真”的“現實”世界，更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超越人類既有時間和空間經驗的“超現實”世界。技術美學以最新的審美形象，延伸了人類既有的審美經驗。在《黑客帝國》中，有三項技術值得一提。④首先，“子彈時間”(BulletTime)技術。導演可以營造這樣一種效果:畫面中的人物以慢鏡頭的速度發生動作，而觀眾卻可以看到鏡頭本身正以正常速度圍繞人物運動。其次，“動作捕捉”(MotionCapture)技術。演員穿上內含感應器的衣服，數碼攝像機則通過這些感應器記錄人物每一個動作的細節，然后把數碼信息輸入電腦，再加入電腦繪制出來的角色形象，使后者像真人一樣運動。一旦場景的主要動作軌跡被完整地捕捉，導演就可以自由地控制攝影機的位置，而剪接的自由度也大大增加。在《黑客帝國2》中，尼奧大戰100個密探史密斯，而那100個史密斯的虛擬形象就是從扮演史密斯的演員和他的12個替身身上提取數據的。再次，“虛擬拍攝”(Vir-tualCinematography)技術。這種技術把拍攝所需的一切，如場景、人物、道具、燈光等，全部整合進電腦，所有拍攝活動都能在電腦的虛擬場景中進行。實際上，這種技術實現了一種把想象無限制地納入現實的可能，任何隨心所欲的想象都可以用視覺呈現的直觀方式得以表達。導演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圖，在電腦上“指揮”角色表演，并從任意角度進行拍攝。由于輸入電腦的數據完全源于真實世界，因此虛擬場景和虛擬人物不啻為真實世界的“全息”復制。借此，電影畫面完全可以“以假亂真”。鮑德里亞曾這樣描述真實:“真實是從被微型化的單位，從母體、記憶庫以及指令模式中產生出來———有了這些，它可以被無數次復制(著重號為作者自己加注)。它已經不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不再根據某種理想的或是否定的例子來衡量了。它只不過是操作的。實際上，因為它不再被包裹在想象之中，它也不再是真實的了。它是超真實的，是在一個沒有大氣層的超空間中組合模式的一種光芒四射的產物?！?/p>

《黑客帝國》的劇情顛覆了尼奧對真實世界的構想，也顛覆了觀眾認為虛擬背后一定有真實相對應的傳統二元思維。當矩陣世界被證明是“假”的，但“真實的荒漠”(thedesertofthereal)也未必真實時，雙重的仿像世界有力地挑戰了我們對“真實”的重新審視。《黑客帝國》完美地詮釋了這個階段的到來:“今天，整個制度都在不確定性中搖擺，一切現實都被符號模擬的超現實所吞噬。如今控制社會生活的不再是現實原則，而是模擬原則。目的性已經消失，我們現在是由種種模型塑造出來的，不再有意識形態這樣的事物:只有仿像?！雹匏季S指向技術理性，以歸納、分析、演繹、推理等為特征，意識指向精神文明的藝術、倫理、道德等領域。由于技術發展是物質文明繁榮的根本動力，所以技術理性也必然向人文精神領域蔓延，而技術應用于生活的直接目的就是實現各種便捷化、簡單化。這一趨勢在很大程度上不僅造就了人類的物質文明，并且將在越來越大的范圍內和程度上塑造新的精神文明。當前，面對種種現實，我們甚至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一味排斥技術藝術和技術美學，則等于從根本上放棄了對人類社會最后的希望?！逗诳偷蹏窂囊粋€新的視角展現了以數字技術為基礎所構筑的仿像奇觀，“這是后現代社會大量復制、極度真實而又沒有客觀本源、沒有任何所指的圖像、形象或符號，那些被我們認為是真實的東西，都將帶上超真實的仿像特征，消失在符號和程序所編織的數字技術之中，而這正是數字技術時代仿像奇觀給電影增添的魅力所在”⑦。

作者：李朝陽 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

篇5

經典實用主義以社會科學介入現實問題的解決，從而形成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為信仰服務。對一個命題的判斷通常有真假兩種結果，實用主義學者的評判標準不再是“符合論“”融貫論”或是“多余論”等，而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一致。這就意味著只需要談話諸方在他們共同的信念下認為某一個理論或某一類思想可以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實用主義被擱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它又被恢復了它在美國的地位。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實用主義這次的回歸不僅保持著經典實用主義的傳統，還帶來了新的內容。實用主義的包容性越來越強，可以使用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這就不難解釋它的生命力。新實用主義的思想主要是以羅蒂為主的后哲學思想。他的思想把許多學科都包容了進來，尤其是文學、政治和道德倫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學”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時候，羅蒂認為文學、政治或是倫理道德比傳統社會科學學科還值得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實用主義，不僅在美國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美國的外交手段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功利的、利己的，同時還是開拓的、探索的。二是實用主義研究方向：以人為本。實用主義的魅力是當你使用這種方法論時候，你會感到很輕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遠是一種向上的力量，這應該與它的理論淵源有關。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我們永遠都抹不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子。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人類或是其他物種都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原則，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會越來越復雜同時也是向上的。在實用主義的思想中，我們同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以人為基礎，尤其以人的興趣和情感為出發點的唯意志論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在實用主義中可以找到。

實用主義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興趣，以興趣為出發點，便可以充分調動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達到有效的目的。同樣來自于唯意志論的觀點，即對人本身的考慮很重視。這點達成共識：“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進行思考的生物。當我們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那些把自然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大部分理論原則便不能使用。”因為，研究人類不能僅僅通過對某一個社會背景下的他們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期、背景、文化中判斷他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表達的觀點，而理解這些語言的重點便是語言的環境。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實用主義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個方法會讓我們在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同時，變得開心、有趣和更有上進心。實用主義方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三是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實際且多元。實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他們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有些觀點屬于實用主義的范疇，尤其體現在對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哲學學派一直以來都信奉自然科學研究框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其實他們贊同了價值中立原則，認為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應該不帶有個人感情和價值導向來研究社會現象。”

但無論是實用主義學家皮爾士的科學主義、還是詹姆斯的意識流、還是杜威的工具論都充分地證明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或完全客觀。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或是他們的信仰，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能夠影響他們的信仰。而生活環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觀點在某種社會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則是無解的。比如，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個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會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而對方也會為自己被關注而感到驕傲。如果換個場景，結果就會大相徑庭。假如剛才的行為我們在美國的黑人區做一次，估計那個男孩子就難逃一劫。因為在那里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盯著不認識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一種輕微的犯行為。因此，我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一種通用的社會行為準則。

在使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研究社會科學中，有兩位學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人是庫恩，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實用主義這個不能體現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提供了成為科學理論的基礎條件。因為庫恩對那些“反常”的理論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條件。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在不斷地“前進”，但如果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某種嚴格的邏輯框架就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顯然是不公平的。只有當他們的理論內核真正的“壞掉了”，我們才可以宣判這些理論的不可存在性。而在這里，我們認為的內核不能再使用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無法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就像各大學派一直在爭執的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第二個人是羅蒂，他的種族中心主義為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實際中比比皆是，還有很多奇怪的、我們無法理解的、可能與某種有關的現象。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群與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遠的人并與之交往時，又該怎么辦？羅蒂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為出發點，與對方溝通。我認為，這個辦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溝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我們的信仰和觀念不一定要強加于對方，只需要找到可以達成共識的信仰和觀點即可。找到共同點會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行為和語言有幫助。

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框架更有理由讓我們相信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的問題上并不在意理論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為行動的向導、是否能有效地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是否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實用主義學家們不在意社會本身是什么樣的、應該是什么樣的，他們更關注的是現在的生活環境是否是居住在這里的人類想要的，如果不是就聽從內心的呼喚，向著自己喜歡的方向努力改造。他們信奉的是這樣的信仰，就像愛因斯坦說的“：有很多時候想象力比知識重要，想象力無限而知識有限。”按照實用主義的思想這句話是真的，因為他們還信奉另外一句話，就像皮爾士所說的：“每一個真值的句子都是為某一種信仰服務的。”而在這里，人類的興趣就是他們的想象力的向導，他們在這樣的想象力的條件下探索社會科學，就像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實用主義哲學剖析社會科學是需要我們以人類需求為本，以興趣為出發點，以效率為落腳點。在這個問題上羅蒂———新實用主義的代表，延續了實用主義探索社會科學的精神，在新時期展現出他與前輩和同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哲學家不同的新特點。

二、新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發展

20世紀中后期，隨著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似乎越來越不能很好地處理實際問題。一種繼承并發揚經典實用主義的新實用主義油然而生。新實用主義繼承了經典實用主義的主要精神，即以人類需求為出發點、以興趣為研究起點、以信仰為真理的判斷標準、以效果為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在我們可以找到的參考文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實用主義有它特有的理論觀點。而新實用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屬羅蒂。羅蒂的實用主義思想與經典實用主義思想的聯系和區別是清晰可見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他的后現代哲學思想不僅顛覆了我們對哲學基礎地位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給了我們新的視野。所以我們選擇對他的觀點進行說明和解釋，后現代哲學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實用主義的理論特點。后現代哲學思想主要強調語言哲學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視經驗對哲學的重要影響，而是注重我們的語言在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贊同哈貝馬斯那樣：“交談理性代替了主體核心理性”。交談、互動的研究方式，不僅表現出對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繼承，同時也看到羅蒂把研究重點放到了溝通的語言中來。羅蒂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個人主義與整體論的完美結合。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的學者對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問題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還是整體主義的問題上多少都有分歧。社會學家涂爾干堅決支持方法論整體論。堅持整體論的哲學家必然會忽視個體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力；而很多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都偏向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非常注重個體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忽視整體的作用。但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我們需要找到的是社會背景下的社會規律或是較為普遍的特征。但鑒于社會環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我們在此討論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是整體論就十分不妥。羅蒂在他的后現代哲學中認為：“把個人的自我創造和社會的團結同等對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這里我們可以說他把這個問題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說他把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分別做了限制性的解釋，即社會的發展是由個人做的，但個人的才能和價值需要有社會的發展來體現，在不同范圍討論不同的內容。

二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的進一步發展。在上文我們已經對實用主義真理觀有所討論。對于一個句子的真值的判斷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種信念作為標準。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會帶來不同的信念，雖說這個會隨著該地區的人類的不斷認識的變化而變化，但信念還是有較強的穩定性。信念來自于我們對一個事物的習慣性認識或習慣。這種習慣性的行為有時候會帶來一定的惰性，習慣于這樣認識和行為的人不再會為更先進的發展而勞煩。羅蒂在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進的真理觀：真理便是可以指導我們成功的與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為我們的信仰提出了檢驗性的標準。較以往來說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們需要與世界打交道，每個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是另一處人類需要打交道的對象。打交道時雖然要以自己的信念為出發點，但只有那些可以與對方達成共識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學的概念。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時候都很清楚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心理學等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科。但其實這些學科都有較為嚴密的邏輯、嚴謹的思想和他們獨有的名詞及屬性。他們同樣是由被系統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義組成。比如《社會學原理》《經濟學原理》《心理學原理》這類的書籍，它們包含了作為這一學科共同的、普遍的、較為一致的內容。因此，這些學科知識內容與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們同樣來自于理性的總結和概括。它們的研究對象相對穩定。相比較而言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觀意識參與的較多，對于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論性更為弱，但地域性和社會背景的限制會更多，這樣的研究更加符合實用主義的精神。當然，羅蒂并不局限于對哲學認識論的擴充，還有對方法論的豐富。他更加欣賞用文學批判的方法來與世界和不同的人類打交道。他認為：“實用主義的復興超過了哲學的界限，還涉及文學的批判、社會政治問題而較少地關注自然科學。”這個思想與羅蒂反基礎主義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學的基礎地位，從而更加突出人類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終側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語言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羅蒂所強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溝通手段都是為了了解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生活，從而可以有效地解決發生在那里的社會矛盾，最終促使社會進步、生活幸福。因此，語言在他的研究中是關鍵性的研究對象。這個特點也是新實用主義與經典實用主義標志性的區別。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經典實用主義與新實用主義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經驗；后者最重要的是語言。”這與他的反本質主義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羅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實際與應該的區別、本質與現象的區別，最終找到實際和本質，而是忽略此問題，找到對話中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是否是我們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對方語言中的真正含義，就要了解表達人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對于研究人員而言便是要了解這其中的差異，為我們的語言環境提供這種差異。找到了差異就找到了沖突，找到了沖突就找到了矛盾。當我們解決矛盾之時就是我們達到共識之日。這樣我們即可順理成章地找到對話中的共同點，進行有效的溝通。不難看出，羅蒂的后哲學文化思想其實就是用文化的思想來豐富哲學的內涵。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一定會在保持中心思想不變的情況下豐富并蓬勃發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承載著歷史使命比其他哲學學派對社會科學哲學的使命要豐富、多樣并且有效。因為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基調就是為解決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實際問題的。他的檢驗標準并不是理論的嚴謹性和思維的邏輯性，而是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種工具書，更是一本洗滌心靈的書籍，它會為我們帶來陽光般的色彩。

三、未來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升華保障

基于對經典的和新的實用主義社會科學特征及其哲學思想的概括總結，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其研究和發展趨勢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內容極為豐富。實用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包含范圍十分廣泛的方法論，用它來研究社會科學不難想到它的范圍會擴大。這里不僅僅體現在研究內容的擴大，還有研究方法的擴大。從研究的學科內容上來說，經典實用主義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局限在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方面。但新實用主義的社會研究已經拓展到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等方面。可以說在以后的研究中還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領域。只要社會中存在行為和思想的地方，都會是實用主義方法論下所要研究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的發展趨勢勢必會向著更加注重人的情緒、欲望、夢想等人類特有的方向發展。這與所談的中國夢是一脈相承的。“夢”就是實現民族復興、增強民族自信的夢，這個夢是現實的，是可以實現的，推而廣之，世界的“夢”也會實現的，關鍵要立足于“人”。在對這些學科的觀點上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并行觀點。這些觀點可能是相互交織并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為這是由社會科學的特點所決定的。我們可能會認定某種理論是正確的，因為它的確為我們的社會問題帶來解決方案；但我們很難說哪個理論是錯誤的，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會背景下無法解決問題的理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權利。”從研究學科的方法論上來說，實用主義的理論淵源非常豐富，這就不難看出它的方法論是開放性的。用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的哲學家們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為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注入了活力。不僅如此。同樣是由于社會學科的特殊性，筆者不難看到研究各個學科的學者們同樣具有研究他們那個學科領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學方法論、法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也有這一特點，但是社會學科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得幾乎是淋漓盡致。

第二“，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靈活的、豐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極強的哲學，所研究得出的理論也是開放的。一種“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方法來源于詹姆斯意識流原理，發展于杜威的生物體間的互動理論，在羅蒂這里演變成為較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學批判”模式。但無論是什么樣的表現形式，什么樣的載體，最終都呈現出一種“行為———反饋”的模式。與其說是一種對話，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的碰撞，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思想碰撞。這種碰撞是明顯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決方式，解決后我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就會達成最有效的共識。這種共識是有益于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當然，這樣的對話不僅僅體現一種思想的碰撞，還顯示出語言對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表達方式，我們要通過語言研究人類的思想和行為。但同樣也是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對于語言的研究還會有較大的困難。在蘇格拉底時期，我們認為“：如果語詞能夠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們就得到完善的語言，然而世界語言卻總是由約定來加以補充。”

洛克對詞語的認識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他認為“：一個詞語的意義不是要表達這個事物本身，而是要表達說話人的觀念”。這樣的描述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對話交流的意義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溝通，達到基本共識，在有限的范圍內找到社會的基本規律和內在本質。而洛克這樣的解釋與新實用主義的“詞語的意義僅限于對話范圍內”的觀點是一致的。很顯然，這樣的研究方法將會成為我們今后研究社會科學的主要指導思想。“科學”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神秘的詞語。很多非專業人士感覺它離人類生活和日?；顒雍苓h，因為，當我們一提到“科學”一詞時，首先想到的都是難懂、生澀的專業名詞，嚴謹的理論思維和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那些只有為數極少的人才有天賦碰觸到的神秘領域。其實，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實用主義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對那些領域感興趣；其次，那些領域的專有名詞當下記得，因為不常用所以隨后就忘記；再次，能夠有嚴謹的邏輯一定不與繁雜的生活打交道。但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便不再讓“科學”神秘，他們會使得“科學”親民化。

“科學”知識本應該為人類生活服務，很多人認為“在大部分的時間里，科學家們通常會把精力放在理論的爭辯中，至于可行性的問題，他們考慮的略微少。”實用主義則不同。他們并不對“現象是否反映本質”的問題爭論、也不為“當一個人說話時候牽動了多少塊肌肉”這樣的問題而煩憂。當他們研究孩子的教育應該著手于他們感興趣話題的時候，就奠定了這樣的基礎：要想使孩子們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興趣是起點，當他們找到一個感興趣的話題時，他們自然會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徑，而這個路徑就是“對話”，對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這樣的方法論理念把“科學”帶到了生活中，而隨著實用主義方法論在研究社會科學的道路上廣泛運用“，科學”就會俯下身子與他的“子民”親密接觸。綜上所述，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一個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學科。它不僅為我們解決實際問題提供最有效的“工具”，進而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為我們的思想提供養分，讓我們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盡可能多地拓展視野。

四、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再也不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有聲戰爭，而是以市場和國民生活水平為主的無聲無息、無硝煙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所有的國家都在奮力保衛自己的經濟領地并以此為依托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掠奪。這是經濟實力的比拼，更是綜合國力的體現。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就算沒有戰火，也要知道戰爭其實已經悄然開始。這個現實讓我們明白，在處理與別國之間關系時候一定要從實際出發，立足于我國的經濟基礎，對他國的實力有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從另一個方面來講，生活在本國的百姓對經濟的發展體會最深。因為，經濟的發展會給國民帶來快樂。怎樣能夠使國民生活得快樂，同樣也是實用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課題。在當今社會，國與國之間也需要“對話”，但首先我們要站在同一個對話的平臺上。那么，平臺的高低取決于我們的經濟實力。具體而言，涉及到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兩個方面。然而，怎樣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自身發展既有約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觀調控怎樣才能做到不對市場自行發展進行過多干預。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國民幸福和快樂。

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也應該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國富論》還是《經濟學原理》都體現著這一研究目的。而我們的經濟理論指導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實踐來完善經濟理論。無論怎樣，經濟理論是一種方法，它告訴我們要切實發展，以國民生活的幸福感為一切理論研究和政策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發展即開放，我們同樣要抱以開放的態度來發展經濟。例如，區域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我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從來都是國家嚴控的范疇。但是我們很清楚，多種方法的比較才能為資源開發選擇到價值最大化的方法。這就需要政府抱以開放的態度來接受私人或團體優秀的經營理念。與此同時，我們深知資源是有限的，重商主義不能完全流入資源領域，這就需要宏觀調控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該行業進行調控。無論用怎樣的方式，我們都要在科學的經濟理論指導下努力發展經濟，國家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保證經濟體系健康快速的運行、其實我們都已經體會到這樣的好處。在這種既有外界壓力，又有內在需求的環境下，深入研究經濟理論更加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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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說明，是科學哲學中的一個爭論十分激烈的領域。從亨普爾和奧本海姆開始到現在，科學哲學家們提出了各種關于科學說明的觀點，彼此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討論。特別是本世紀50年代之后，這個問題更成為人們大顯身手的爭論對象。

根據威士利·薩爾蒙（W.Salmon）的最近研究表明，現代科學哲學對科學說明的研究及其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薩爾蒙是從概括科學說明研究的方法論背景開始的。他認為，現代關于科學說明的觀點萌發于邏輯經驗主義的最大代表卡爾納普。因為卡爾納普強調了理論的“解明”（explication）作用，主張哲學通過使用其它概念來代替模糊不清的觀念而取得進步。自此開始，科學說明的研究便進入其當代史了。

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一個階段，開始于亨普爾和奧本海姆的《說明的邏輯研究》（1948）。亨普爾的科學說明模式，是現代公認的科學說明的經典理論。他在《自然科學哲學》一書中，對科學說明作了詳細的闡述，對他以前的科學說明觀點作了簡單的概括。亨普爾認為：“說明物理世界的現象，這本是自然科學最初的宗旨之一”[①]，科學是解釋世界的，甚至任何理論、假說包括人類早期的話、隱喻等都是如此。但是，科學說明必須符合兩個特定的要求：說明的相關性要求與可檢驗性要求。相關性要求表明，所引進的說明資料必須有堅實的基礎，因此使人們充分相信被說明現象在現在發生過或在以往發生過。這些引證的說明資料包括：科學理論（如定律）和輔助的事實知識。但是，相關性要求并不是說明的充分條件。例如氣壓表下降，風暴即將來臨；如果大氣壓正常，那就定會如此。然而，只有風暴來臨時，才能說明氣壓表的下降。于是，就要求第二項標準，即可檢驗性標準。

根據這兩個要求，亨普爾提出了說明現象的“覆蓋率模型”，即把所有要說明的現象都歸之于理論定律的范圍。這就是說，根據這個模型，事件的發生可以在下列情形中得到描述，即對事件的描述可以從論證中形成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本質上至少在其前提中包含著一個普遍規律。例如：

所有的烏鴉都是黑的（普遍規律）

有一只烏鴉，

所以，這只烏鴉也是黑的。

這是一種形式化的說明理論。這種形式化的說明理論包括四個方面：

（1）說明個別事件的演繹—律則（D—N）理論；

（2）說明個別事件的歸納—統計（I—S）理論；

（3）說明規律性的演繹—律則（D—N）理論；

（4）說明規律性的演繹—統計（D—S）理論。

亨普爾和奧本海姆企圖用一階謂詞邏輯對科學說明的本質作出精確的說明這種努力是無效的，他們得出的結論也是無關緊要的。事實上，在亨普爾之后對規律性事件的說明并未得到發展。相反，卻發展了那些對個別事件的說明的觀點。

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二個階段是從亨普爾的批判開始的。這個批判分為兩個方向：一是斯克里文和漢森等人試圖拋棄亨普爾的“覆益率理論”，另一是布郎姆伯格（Bromberger）、舍夫勒（Scheffler）和普特南等人試圖在批判的基礎上對亨普爾的觀點加以修正和完善。普特南等人認為，相關性標準是不完善的，在實際的科學實踐中，進化論說明一種現象，通常只是表明：如果給定這種條件，那么這種現象就會產生。這種說明靠的是建構一個發展模型。在牛頓萬有引力理論說明天體現象的情形中，也是如此。如果給定某種宇宙由物質的可能分布狀況，那么天體就確實會象萬有引力所說明的那樣運動。斯克里文則以偏癱作為例子，說明了亨普爾理論的不完善性，布郎姆伯格則用旗桿的例子解釋了說明的相關性。斯克里文在1959年起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批判了亨普爾的理論，他認為，說明的任務是把“新的現象”納入知識結構中，使不理解的現象變得可理解。但是，為達到此目的，并不一定需要把待說明者納入已知規律中。例如，“橋倒塌是因為在其附近爆炸了一顆炸彈”，這就是說明，但卻無須引進普遍規律作為說明的前提。斯克里文認為，在行為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特別是工程學等較模糊的領域里存在著大量這樣的現象，這些都不是“覆蓋率模型”所能說明的。

由于許多人的批判，對科學說明問題的理解就出現了形式的、非形式的和半形式的多種理論并存的局面。

在科學說明研究的第三個階段，是亨普爾以及內格爾等人試圖完善自己的理論。在這個十年中，歷史主義者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以及《必要的張力》兩本著作已出版，他的批判大大地影響了亨普爾。

庫恩認為，“覆蓋率模型”“無論其在最初提出的領域中有多少優點，卻完全不適用于歷史”[②]?！耙幝蔁o論給歷史敘述增添多少內容，它們對歷史的說明力也不是必不可少的”[③]。根據庫恩的觀點，說明依賴于個人的科學世界觀、依賴于范式。庫恩的觀點使得亨普爾不得不考慮認識的相對性，考慮說明的相對性問題。

在這個時期，薩爾蒙的科學說明觀豐富了此問題的討論。他在1970年、1971年對統計的相關性（S—R）問題作了詳盡的闡述。這種統計的相關性模式意味著：一個說明就是把單一事例賦予與被說明項結果的概率無關的同質指稱的類，而反對把高概率賦予被說明項的歸納論證。薩爾蒙在其與杰夫雷（R.C.Jeffrey）和格瑞諾（J.G.Greeno）的合著《統計的說明和統計原相關性》一書中指出：“統計的相關性在這里是必要的概念，它可望用統計上相關的而非統計上不相關的方式縮小參照的類。當我們選擇了一個參照的類用于指稱一個特定的單一事例時，我們必須問是否存在統計上相關的方法去細分那個類”[④]。此外，杰夫雷和格瑞諾也對統計的說明作了不同的分析。

這些批判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亨普爾。1986年，他寫了“概率說明中的最大特性和似定律”一文，全面考慮了最大化特征條件與卡爾納普全面的證據要求之間的關系。因為，卡爾納普的全面的證據要求堅持了一個歸納論證是基于所有相關有效證據之上的原則。所以，亨普爾準備既保留高概率的要求，也吸收相對性認知特點的合理成分。從而使其強形式化說明模型向弱形式化說明模型轉變。

第四個階段即1978年之后，科學說明理論基本上是朝著幾個不同的方向發展：（1）作為論證的認知說明觀；（2）作為展示必然性的模態說明理論；（3）作為植根于因果作用的本體論說明觀。

在這個最新時期，有許多作者對科學說明理論作出了貢獻，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大概知道這樣一些人：一是Perer Railton他在博士學位論文中提出了說明的演繹—律則概率模型。他堅持認為，偶然發生的事件應當偶然地說明。二是Fetzer和Nute在1979年發表了合作“句法學、語義學和本體論”一文，闡述了所謂“概率的因果演算”。三是由范·弗拉森和阿欽斯坦所創立的“說明的語義學”，特別是阿欽斯坦1977年在《美國哲學季刊》上發表了“說明的語用學”的著名論文，基本上形成了這個獨特的理論。這個理論把以往對現象原因的客觀性尋求轉向了以人類為中心解釋事物的隨心所欲。從而把科學說明的重要性大大地降低了，科學無所謂說明，“科學中沒有說明”，“說明的確是一件好事，但比不上以人類為中心解釋宇宙事物的快樂”。[⑤]

對科學說明的最新研究，除了阿欽斯坦外，范·弗拉森也作了有力的探討。1977年，范·弗拉森在“說明的語用學”中，對以往幾十年的科學說明理論作了評價，認為這幾十年的科學說明理論爭論的歷史是“有偏見的歷史”，1980年，他在《科學的形象》中進一步詳細敘述了這個“有偏見的歷史”，通過對這一歷史的反顧與批評性探討建立了自己的“說明的語用學”。

范·弗拉森認為，按照傳統的觀點，理論與現象之間存在著兩種關系，即描述現象與說明現象。描述與說明是不同的，說明往往高于描述。例如，波義耳定律描述了壓力、溫度和所容納的氣體體積間的關系，但卻沒有說明它，運動理論則說明了它。描述是一種包容，把事實包容在理論中。說明是一種回答，是要對“為什么P這種情形呢？”的回答。所以，說明必須要求科學去獲得有關現象的信息。范·弗拉森認為，“說理論說明了某個事實，也就是斷言這個理論與某事實之間有一種關系，它是獨立于作為整體的實在世界是否適合于那個理論這一問題的”。[⑥]范·弗拉森對實在論的說明觀作了批評，認為理論解釋事實是相信理論為真的根據之實在論觀點，是十分不可能的。說明是相當實用的東西，它是與應用理論的人對它關心相聯系的，而不是關于理論與事實相符合的新發現。

語用學的科學說明觀主張：說明的非對稱性問題，是形成說明的語用學之最基本的因素。在許多情形下，說明往往都與世界產生的原因毫無關系，對“為什么—問題”的回答出乎意料之外，完全取決于語境。例如，有一個人裝飾房間，他父親看到走廊上的燈亮著，于是就問：“走廊上的燈為什么亮著？”，結果他兒子卻說：“我在等待一位朋友的來訪”。這里的答案不是“因為走廊上開關開了，所以電流通過開關進入燈泡”，如果他兒子的回答果是如此，那么他父親反而會哭笑不得、莫名其妙了。

語用學的說明觀認為，第一，說明是一個語用的概念。基本的說明關系是“對于人P來說，X說明Y”的形式。當然，對人P而言，究竟什么可以說明Y，將依賴于P對Y知道或不知道什么、想知道些什么等等。可見，理解與說明是同一的。因此，理解也是一個語用的概念。

第二，說明不是論證，因此，說明的理論與科學理論是有別的，首先，科學理論只是一個關于實在世界的大體模型，當我們解釋科學時，我們可以把它作為真或假。但是，我們應用理論對實在現象加以說明時，則不存在類似問題了。正因為理論是一個模型，所以，說明不是命題、不是論證。其次，理論作為模型，包含著對可能世界的認識，而說明則針對具體現實的現象。再次，如果理論是使用規范語言或邏輯，把實在世界作為其摹本，那么說明則是使用自然語言的，是與使用這種語言的場所、語境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理論由命題構成，這一命題依賴于邏輯的力量為真或假，而說明中的命題則隨語境和使用場所的轉變而轉變。

第三，說明然是對“為什么—問題”的回答，但是“為什么—問題”的產生是依賴于語境的。問題在語境中產生，因此對問題答案的評價也顯然離不開問題的語境。所以，盡管說明針對某一實際現象，但由于語境的不同，答案也不同。于是，答案就是一組依賴于語境的“可能世界”，所有語境都選擇這組可能世界的一個命題與它相適應。

語用學的說明觀揭示了科學說明的相對性，把說明看作一項理論、事實與語境之間的關系中的活動。這比起概率統計的說明觀，有了較大的改進，它對理論的應用者的目的和應用對象的具體條件引起了充分重視，體現了它的全面性。但是，由于相對地重視語境的作用，以致使科學說明出現以下情形：即語境是一個變化的量，是一個自變量，而說明過程卻成了一個因變量，所以，這種強調實用主義方法的說明觀是過于主觀主義的。

【參考文獻】

[①]亨普爾：《自然科學的哲學》，陳維杭譯，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53頁。

[②][③]庫恩：《必要的張力》，紀樹立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6頁。

[④]W.Salmon:Statistical Explanation and Statistical Relevance，Pittsburg(1971)P42.

[⑤]范·弗拉森：“說明的語用學”，載《哲學譯叢》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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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眾；科學傳播；實踐論科學哲學

中圖分類號：B0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22-0092-02

一、在理論優位的科學哲學之下的公眾形象

對于科學的哲學研究及其哲學觀，是我們這個時代對于科學這一現象系統和整體的認識，科學傳播的實踐受制于同時代的科學哲學，科學傳播演變和發展與科學哲學的理論更迭有著較強的相關性。在科學傳播的過程中傳播者所持有的科學哲學觀，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對科學傳播方法的認識。現代的科學傳播經歷過科學普及和公眾理解科學兩個主要的范式。

傳統的科學哲學是一種理論先在的哲學，其代表為邏輯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它是意識哲學沿著自身邏輯不斷發展的產物，其主張科學作為代表人類所能獲得的最高真理和純知識具有邏輯必然的正確性。但庫恩的科學歷史主義打破了知識論科學哲學的模式，隨后以色列哲學家本-大衛在《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科學之所以在哲學上扮演了如此的角色實際上是有其歷史和社會原因的，即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打破了基督教對人們思想上桎梏，科學家則扮演了修士們原來所扮演的角色，科學與教義一樣，需要向全社會宣講[1]。時至20世紀末，哈貝馬斯在其著作《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中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系統的論證[2]。

二、公眾理解科學的誕生與公眾形象的轉變

20世紀末，英國學者對科學普及的弊端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公眾理解科學”的方案。其中重要的有，1985年的《博德默報告》，1995年的《沃爾芬達爾報告》，2002年的由參議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做出的《科學與社會》報告。這一系列的報告就公眾理解科學這一問題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具體建議。公眾理解科學范式的出現，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科學普及范式的崩潰，而應該歸因于，科學技術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引發了諸多矛盾，從而致使反科學主義塵囂四起，公眾不再信任科學這種意識形態。為了維護科學――資本主義的利益共同體，相關國家的政府機構紛紛推出公眾“理解”科學的政策，通過公眾理解科學，來維持原有的國家投入稅金生產新技術，資本利用新技術來獲利的利益共同體。

在公眾理解科學的范式下，公眾從“刺激-反應”傳播模式中的接受者，變成了一股可以影響科學發展的力量，公眾成為科學家在科學傳播中需要認真思考和對待的對象，科學家需要公眾理解科學，進而支持科學。但是，公眾理解科學的科學傳播范式的出現，并沒有扭轉科學傳播界將科學視為一種知識而非實踐的觀點。在公眾理解科學的范式下，科學共同體依然關注的是公眾的科學素養，考查公眾對基本科學知識的了解程度，對科學的研究過程和方法的認知度，以及對于科學技術對社會和個人所產生的影響是否達到初步的理解。在公眾理解科學的范式下，公眾概念的地位雖然得以提高，但是依然沒有明確科學是一種實踐的概念。

三、在實踐論科學哲學之下的公眾形象

雖然幾乎沒有學者討論在實踐論科學哲學視野之下的科學傳播，在現實中也沒有一種專門與實踐論相匹配的科學傳播模式，僅就實踐論科學哲學而言，其內部就包含了對科學傳播新的理解，以及在實踐思想下，公眾在科學實踐中所處的地位。與以往的科學哲學相比，實踐論的科學哲學不僅認為科學是一種人類實踐，同時更進一步強調深入到科學實踐的情境當中，來發現科學的產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公眾不僅在知識生成的過程中扮演了“網絡行動者”中的一員，參與形塑了科學知識的生成；同時在科學知識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傳播的過程中，需要受過實驗室規訓的成員的“轉譯”，在這個過程中，同樣不能忽視公眾的態度。

1.科學的生成與公眾的參與

20世紀80年代，隨著巴黎學派利用人類學研究方法對科學實踐情境研究的深入，其局限性也隨之凸顯出來，“受制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實驗室研究只能停留在一個地點，而無法顧及網絡、觀察全局?！瓐D爾的實驗室研究過分地強調了對科學知識的生產地點的研究，過分注重了對實驗室中經驗材料的研究，對它們在理論上的重要性進行了過分的夸大?！盵3]

基于對人類學研究方法所帶來的局限性的突破，巴黎學派提出了“網絡行動者理論”，1986年卡龍在《行動者網絡的社會學》一文中利用“網絡”這一隱喻，將形塑科學知識的力量從實驗室延伸到了實驗室之外，將更大范圍的商談聯系起來，主張發現新行動者對于科學STS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而以往巴黎學派關注的實驗室，包括科學實驗規訓、實驗材料和現實環境等，作為科學知識的生產場所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在此基礎上，卡龍進一步地將這一網絡延伸到實驗室之外，將實驗室及其有關的外在社會，共同構成一個行動整體和網絡，政府、企業、NGO和公眾等，任何能夠影響和形塑科學的力量，都包含在這一網絡之內。在對實驗室的微觀網絡和外在的宏觀網絡兩者磋商―互動的調查研究中，巴黎學派的研究者逐漸認識到，實驗室通過建構技術而影響社會，而各個行動者通過各種互動、磋商和博弈來形塑技術。網絡行動者理論突破了傳統單向度的科學生產―傳播理論，將科學的生產和形塑引入了一個更為復雜的情景當中。

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野下，科學知識的形塑和建構過程離不開各方力量的參與，在當下社會的語境中，無論是政策和法規的確立，還是大眾媒體的監督，亦或是環境保護組織的行動，這三者對于工程的形塑的根本力量，都源于公眾的參與。

2.科學知識的地方性遷移過程中公眾的參與

實踐論的科學哲學研究并沒有止步于強調公眾參與到科學實踐當中，科學作為一種知識的傳播過程同樣也進入到科學哲學家的視野當中來。

勞斯在批判繼承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基礎上，吸取了伊恩?哈金的實驗實在論的觀點，指出以往的科學的情景研究忽視了實驗的核心性作用。他認為，正是因為科學實驗所具有情境性和介入性等特點，才使得科學知識在產生之初就擁有了具體化和情境化的特性。隨后他進一步借用了用吉爾茲的“地方性知識”的理論，指出科學的實踐和生產的具體情境塑造了它的地方性，這一情景的就是實驗室，“科學知識首先和首要的是把握人們在實驗室（或診所、田野等）中如何活動。”[5]在實驗室中，“科學知識是一種介入性的活動，它植根于對專門建構的地方性知識的情境（典型的是實驗室）的技能性的把握。”[6]77對這種技能的掌握始于實驗室對科研人員的培養和規訓，“福柯將他的注意力局限在構成人類個體知識的實踐中。但是，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實驗室中。而且運用的技術也十分相似。”[6]120

顯然，科學知識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是與傳統觀點相左的，所以他進一步批判了理論先在的科學哲學所假設的科學觀，他指出科學知識的傳播和技術的推廣，是實驗室生產的科學知識不斷按照社會要求變遷的結果，尤其是不斷被社會技術規范形塑，從而達到標準化的結果，“科學知識在實驗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實踐的‘轉譯’以適應新的地方性的情景?！盵6]109就是將實驗室的這一地方性情境生產的知識，通過技術標準化的方式加以改造，從而適用于更廣泛的地方性情境當中。

但勞斯并沒有打算將科學知識影響局限于技術產品擴散和知識傳播的效果當中，而是將這一問題放在更廣闊的領域中進行審視。他借用?？碌挠^點指出，“資本主義的相關特征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而是資本的積累、組織和有效利用。如果不對生產的物質力量進行重構和組織，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對人進行重構和組織，從而使之更具生產性。在這種重構中，實驗室和科學實踐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彼虢韪？轮谡f明，技術應用的過程只是一個表象，其本質是科學知識脫離其生產情境不斷向外拓展的過程，“實際上科學知識在實驗室之外的拓展就是地方性實踐的‘轉譯’以適應新的地方性的情景。”[6]123但是，在這個拓展過程中環境的復雜性和技術系統的“緊密耦合性”形成了科學傳播最大的障礙，從而使“在科學實踐向實驗室外的各種拓展中，實驗室原本的規訓變得不可或缺，因為它們把起源于實驗室的諸多控制和限制強加給了世界?！盵6]123

這種科學知識的地方性變遷中的“轉譯”過程造就了科學傳播中的科學共同體的權利。在轉譯過程中，科研人員將自身在實驗室習得規訓和默會知識，轉譯為新的地方性情境中的語言，從而將實驗室的規訓通過技術傳播給了外部世界。這一傳播過程，不僅包含著科學知識和技術產品，同時也包括實驗室內部的倫理規范，比如，網絡技術的傳播不僅僅是知識和產品的傳播，同時將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科學公有主義”規范推向了全社會，從而形成了當下的“開放版權”運動。勞斯認為科學知識和技術人工物的傳播過程中，科學家始終處于一種信息的優勢當中，這種優勢來源于科學知識的地方性。如果想進一步促使科學知識的傳播，讓公眾理解和支持科學，那么有賴于科學工作者在轉譯的過程中，通過選擇適宜傳播的語言，向公眾傳播科學知識。

四、簡短的結論

在科學普及的模式下，科學傳播者將科學視為一種知識，而科學傳播是一種單向的信息傳播，公眾只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公眾理解科學出現之后，雖然強調公眾對科學的理解，從而將理解轉化為對科學事業的支持，但是依然將公眾視為一個被動的信息接收群體，并沒有真正考慮到公眾本身的復雜性，同時也沒有考慮到現實中公眾對科學實踐的介入。當代實踐論科學哲學研究不僅了科學作為一種純知識論的哲學觀點，同時將科學實踐情境展示給全社會。在這個過程中，公眾在科學實踐中的地位得以凸顯，公眾作為行動者參與到當代科學的形塑過程當中，也就是說實踐論科學哲學意在描述了科學共同體與公眾之間雙向互動的情境。與此同時，勞斯的科學政治學研究也凸顯了在科學知識傳播的過程中，科學傳播其實質是地方性知識轉譯的不斷轉譯，這一轉譯過程依賴于受過實驗室規訓的研究人員，但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傳播者因地制宜地制定傳播策略、分析受眾的情況，才能加速科學傳播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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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慶慶.人類學進路與社會學進路――巴黎學派STS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2007.

[4]劉錦春.公眾理解科學的新模式：歐洲共識會議的起源及研究[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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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古代天文學；科學哲學；真科學

一、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興起

從眾多資料來看，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歷史之悠久，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傳說在少昊氏時，人人私下研習天文，都搞起了溝通上天的巫術，致使天下大亂。顓頊帝命令重、黎二人“絕地天通”，禁止了平民與上天溝通交流。之后與天交流的權利就專屬于天子，也只有天子欽定的巫覡才有資格去溝通上天。從此天文學在古代中國就成了皇家的專屬品，而天子也開始擁有了對“天命”的解讀權。這也就是中國漫長天文學史的開端。

二、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

我國天文學至于夏商周代時已經有了一定水準的歷法。特別是到了周代，已經有人開始觀測流星、行星等天象及星辰。相比于上古時代，這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傳統的天文學體系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正式完成的。在這一時期，不僅二十八星宿體系確立，而且在歷法方面有了重大的進步。我們古人開始通過觀測日影長短的周年變化來確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在這一時期流傳了大量人們觀測流星、彗星等天象的詳細記錄。這些都成了我國歷史上的寶貴資料。自從春秋戰國時期傳統天文學大框架建立之后，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時期，天文學進一步蓬勃發展。不僅歷法得到統一，二十四節氣，渾天儀等天文知識以及天文學儀器的進一步發明使得我國的天文學一路高歌猛進。到了元朝，由于鐵木真締造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輝煌帝國，我國古代天文學甚至傳到阿拉伯等國，可謂是盛極一時。明清時期，中國開放了千年來“嚴禁私習天文”的禁令，使得我國古代天文學有機會走向一個新的巔峰。

三、對中國古代天文學的質疑

也正是因為我國古代天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是服務于皇室，很多中西方學者就質疑中國古代天文學是否是真正的科學。甚至有些激進派的學者直接將中國古代天文學打入偽科學的深淵。在此，筆者持有不同看法。的科學觀認為，科學是歷史發展總過程的產物，它抽象地表現了這一歷史發展總過程的精華，這個精華顯然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每一種不同的運動形式都構成每一門具體科學的研究對象，而整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在總體上便構成總體科學的研究對象。因此，所謂科學就是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動、變化規律的概括，都是人們在感覺經驗基礎之上用“理性方法”整理概括的結果。此外在科學的本質與功能上，馬克思還突出強調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學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的思想。按照馬克思的觀念，我們反觀中國古代天文學，這是一門有著上千年悠久歷史的學科，毫無疑問它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無數古代先賢們定歷法、造儀器、編文獻來研究這浩渺天空中天體運轉的奧秘。這分明就是在研究自然界的運動變化規律。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對社會發展變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古代天文學最重要的應用領域之一便是航海。早在戰國時期中國人就根據天文學中觀測到的星辰位置，發明了具有指向的“司南”。這在當時的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為日后開辟海上絲綢之路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果大家覺得航海之術離我們日常生活過于遙遠，不能說對社會變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那么，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該是我們的立身之本了吧。中國古代天文學對我國農業的發展也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在石器時代，人們保持著刀耕火種的農業經營方式，這種粗放的耕作模式導致了極端的低產。不過正是伴隨著天文學的發展，歷法的完善，節氣的確立，使得傳統農業高度關注農時后，精耕細作的優良方式才逐步趨于成熟，造福了無數黎民百姓。如果說馬克思的觀點太過于陽春白雪，那當代科學哲學界的泰斗吳國盛教授在《什么是科學》一書中精辟分析了科學的兩種基本用法，堪稱下里巴人式的真知灼見。第一種是可以依靠它來振興國家，第二種是某種積極意義上的價值判斷。根據這種觀點，中國古代天文學及推動了航海時代的發展，促進了國家的繁榮發展。同時，它又大力推動了農業的進步，在價值意義上來講也是毋容置疑的“好東西”。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承認中國古代天文學是真正的科學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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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張之滄.科學哲學導論[M].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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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學的發展使教育學帶有濃重的實證主義傾向，將教育過程作為訓練和控制的過程，〔3〕這種體系兼具教育科學和教育哲學的特色。無論在哪個時代，始終沒有正式的承認教育是一門科學。因此，首先需要明確教育的定義，依據教育的概念和要求準確區分教育學的基本理論。然后明確各個基本理論的范疇和作用，在各種理論之間建立聯系使之既相對獨立同時也互相包容，最后還要確立“教育學”中的科學依據以及相應的規范、價值等要素。教育的發展以將實踐教育學作為最原始的教育體系為起點，經歷了教育哲學價值觀的爭論、教育科學的批判、近代科學發展帶來的實證主義的影響。而今，教育學最通用的概念是“教育是有意識的以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為直接目標的社會活動〔4〕”。這個概念將教育定性為“長期教導和訓練的目的”，是遵循了近代在自然科學研究中興起的經驗實證主義原則，這種主義把處理哲學與科學的關系作為其理論的中心問題，并力圖將哲學溶解于科學之中。研究教育概念，人們通常有一個緘默的假設：教育事實的客觀存在是不言自明的，“教育”是用來標志教育事實的，教育概念要抽象和概括教育事實的客觀的、本質的特征。〔5〕從這個假設我們可以發現，教育需要用三種理論來加以描述：抽象的教育概念需要哲學的思想去描述，教育的事實需要實踐教育學的論證，但其本質特征卻需要教育科學來定義。

（二）教育學三大基本理論

杜威對教育哲學下的定義是“就當代社會生活的種種困難，明確地表述培養正確的理智的習慣和道德的習慣的問題，哲學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論?！?〕”這個定義在當時“實用主義”潮流中風靡一時，且不論其正確與否，但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出教育哲學在教育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教育哲學要求在實踐已經形成的教育內容與形式、原則與方法中依據教育環境、教育對象、教育內容、教育歷史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7〕，這就解決了教育領域的多樣化和特殊性問題。教育哲學的修養是必不可少的，它在應對多樣化、特殊性以及錯誤觀點時可以起到一個風向標的作用，它代表著教育學的價值觀。大多數學者對實踐教育學的觀點都圍繞著“規范”這一詞，其中德國學者維爾曼的定義較為符合理論體系的描述：“實踐教育學是一個行為規范或戒律體系，它是規范性的、要求性的、規則性的教育學，其特征是強制性的?！薄?〕如果要更加深入的分析實踐教育學，必須明確三個問題：一、它對什么做出規范？二、它為什么要對其做出規范？三、它設定了什么樣的規范？第一個問題針對的是教育科學，更加準確的說是教育科學的體系和實踐過程中的行為。第二個問題是自教育科學的提出以來學者爭論不休的話題，因為實踐教育學它不是一門科學而是一門理論和行為指導。因此在找出教育中的科學后，我們有必要對教育科學引發出來的種種行為進行一個約束，這里的行為主要是基于教育科學的實踐，它代表著各種教育活動實施的向導。第三個問題可以用一句話回答：“實踐教育學的內容取決于社會、文化狀況及其成員的意識形態，它包括道德規范、技術規范和事實闡釋，諸要素在實踐中有機地聯系起來，服務于一定的目的。實踐教育學必須為教育者提供一些轉換措施，它充當著科學和教育者在特定情景中的實踐取向的中介?！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實踐教育學是對教育學的規范，體現在道德、技術、事實闡釋等方面，是科學與實踐的連接性質的理論。教育科學是迄今為止爭論最激烈的科學理論，支持實踐教育學的學者始終認定實踐教育學才是科學。這個現象用一句話描述再合適不過：“人們對教育的科學性的懷疑日益強烈，‘幾乎沒有一門其它科學像教育學那樣，其非科學性的空話，熱衷于偏見和教條式的議論比比皆是’〔10〕”。這個現象的產生是近代實證主義遺留下來的問題，過分追求哲學思維刻意將一般的科學事實描述成難以理解的概念，已經偏離了最初教育科學提出時的設想。布雷岑卡認為教育科學是一種與教育哲學相包容、對教育不做規定的僅出于把握文化現象的這個目的來勾畫教育的一類理論。這個概念體現了教育科學的特點：一、它與哲學相包容而不是被哲學所左右；二、它對教育不做規定有別于實踐教育學，它不是規范性的理論；三、它的目的是把握文化現象，而不是依附于文化亦或是企圖改變文化?！?〕

（三）三大基本理論共存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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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爾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用他的證偽主義在人類知識的范圍和界限、自然科學和社會哲學的理論基礎等方面提出了勇敢而全面的觀點,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既上承邏輯實證主義之余緒又下開歷史主義學派之先河。波普爾高揚批判理性主義,把批判作為理性的根本功能,認為判斷一個學說或理論是否符合理性,要以其批判功能為標準。批判既指對其他理論的批判,也指是否能夠接受其他理論的批判,這也是我們對待波普爾哲學的正確態度,即:一方面要了解波普爾在批判中建立起來的理論,認識到其價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如何受到后繼理論的批判,以有利于當今科學理論的進步和發展。

一、科學分界的標準:邏輯上的可證偽性

證偽主義是波普爾哲學的基石。波普爾認為,各類科學雖然有其顯著的不同點,但也有理論上的共同點,這種理論上的共同點就是他的“證偽原則”,即原則上是否具有為經驗事實的觀察所能“證偽”的可能性。在波普爾那里,判斷一個理論是否成為科學的標準,也就是看它能否被證偽,即邏輯上的可證偽性。科學假設或者科學理論要想立足于科學之林,則必須等待它們能否幸免于“證偽”鑒定,是否可以通過“證偽”這個關口。波普爾證偽過程中是以“猜測”和“反駁”的方法論為基礎的,也即:試錯法。試錯法的一般步驟是,首先對面臨的問題大膽的提出猜測和假說,然后努力尋找和這一假說不相符合的事例,并根據事例對假說進行修正,乃至完全否定。在第一次假說失敗后,再提出更好的假說,運用同樣的步驟對其進行證偽,這個過程永無止境。

二、證偽主義指導下的科學知識增長模式。

波普爾用證偽主義對科學的界限做了說明后,提出了科學知識的增長模式,即:P1TTEEP2……。這個模式表示,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一個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茖W不是始于觀察而是始于問題(P1),因為他認為,任何觀察都受一定的理論或理論上的傾向影響,是根據理論做出的解釋。面臨著P1,人們首先提出假說,然后對問題做出嘗試性的解決(TT),再尋求與這一假說不相符合的事例,讓假說接受嚴格的檢驗和批判產生錯誤,再通過證偽對錯誤進行消除(EE),然后產生新的問題P2。如此反復循環下去,問題會更加深入和廣泛,通過各種嘗試排除錯誤的可能性,逐步接近正確理論。根據這一模式,人類科學知識的增長是新理論代替舊理論的質變,而不僅僅是數量上的變化。 可以看到波普爾的科學知識增長模式既是一個開放性的,又是一個非決定論的模式,人們可以不斷地犯錯誤修正科學,但卻不能完全預測和決定科學知識的未來狀況,科學的嘗試性和暫時性意味著,現有的科學知識描述的只是迄今為止的狀態。和休謨反對因果關系必然性相類似,他認為,在過去發生的事情和將要發生的事情之間不可能存在著邏輯上的必然性。在波普爾看來,對科學知識積累最有意義的事件是證偽舊理論,而不是證實新理論。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波普爾科學哲學的魅力所在,它展示、并且充分肯定了科學創造的不可思議的力量,給科學家的想像力和自由創造活動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這種模式鼓勵科學家主動的發現問題,大膽的提出假設,既敢于批評公認的權威,也要積極進行對自己假設的證偽?，F代科學的靈魂和發展動力就是創新,可以說波普爾為現代科學的創新指出了路徑和方法。

雖然波普爾的這種模式在邏輯上具有優越性,但是科學史上的檢驗通常不是波普爾所說的意義上的一次性的證偽,科學知識的增長并非不斷否定前人的完全質變過程。每一個重大的科學理論在其誕生時期都會遇到許多不可解釋的事例,也就是說都會面臨著被證偽的可能。如果人們按照波普爾的模式進行,就會放棄這一理論,致使新的理論夭折在襁褓里。在實際中,科學家們經常是無視事實的證偽,堅持自己的理論,最后成功地把否證這一理論的事例轉變成支持這一理論的事例,從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頓的物理學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并不像是波普爾所設想的不斷提出假說、不斷證偽假說的過程。拉卡托斯就把波普爾的這種證偽稱為“瞬間理論”即:通過一次性的證偽,便能立即把理論駁倒,他說,科學家都是“厚臉皮”,他們不會甘心一駁就倒?？梢钥闯?“瞬間理論”雖然鼓勵人們創新,但其實并不利于成熟理論的繁衍,也不利于新理論的發展壯大,抹殺了科學正常發展時期的建設性活動。

按照波普爾的理論,理論來自于猜想和創造,整個科學不在表現為真理性知識連續累積得過程,而是表現為各種新理論不斷取代舊理論,真正發生質變的過程,似乎人類的科學領域是一個布滿“尸體”的戰場,只存在著被證偽的理論和即將被證偽的理論。然而認識論認為,科學發展始于人類認識和實踐之間的矛盾,認識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證明。人們認識世界是一個曲折復雜的過程,不可能一次就獲得全面的、正確的認識。這樣看來波普爾哲學似乎是違背的,但如果深層次的分析波普爾的,一些積極觀點有利于今天的豐富和發展,而且兩者在一些方面具有共同的精神實質。

三、證偽主義科學觀與實踐檢驗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