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科發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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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過對國內有關旅游研究博士論文(包括博士后研究報告)與北美旅游研究博士論文的對比分析發現，國內和北關參與高層次旅

>> 旅游學學科樹構建及旅游學研究的時空特征分析 以學術研究引領旅游學科發展 從體驗視角看旅游的本質及旅游學科體系的構建 從2000~2009年《旅游學刊》載文統計探究旅游學術研究的發展 解構與重構：旅游學學科發展的新思維 試論旅游學的學科基礎 淺議高等旅游教育發展與旅游學科體系構建 旅游學科發展與旅游管理專業課程體系建設 基于旅游業發展變遷的旅游學科知識體系建設 社會學框架下的旅游學學科屬性定位分析 評《旅游學學科體系框架與前沿領域》 旅游學科視角下的旅游文化概念研究 從混沌理論哲學觀對旅游學混沌態及學科體系探討 我國旅游學研究現狀與學科體系建構研究 旅游學科研究進展及當前研究熱點領域 中國旅游發展筆談――旅游學術研究的前沿關注（二） 旅游學的邏輯：在有關旅游學科問題的紛紜爭論背后 關于旅游學科發展與旅游管理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的思考 旅游學研究方法論體系研究 近五年國外旅游學研究趨勢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藝術 > 從旅游研究博士論文看旅游學學科發展 從旅游研究博士論文看旅游學學科發展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請告知我們")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摘 要]通過對國內有關旅游研究博士論文(包括博士后研究報告)與北美旅游研究博士論文的對比分析發現，國內和北關參與高層次旅游研究的學科類別、學科參與度及選題背景等方面都有較大差異，同時學科參與總體上分散但又相對集中的趨勢都比較明顯。文章最后就中國旅游學學科發展問題提出了建議。[關鍵詞]旅游研究；博士論文；旅游學學科；中國國內；北美[中圖分類號]P59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5006(2004)06―0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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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學科教學論；理論教學；實踐教學；師資隊伍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從啟動到如今已經經歷十年時間，此次課改從課程目標、課程內容、學習方式等諸多方面進行改革，其力度是以往數次課改無法比擬的，對我國基礎教育界的影響是巨大的。新課改的順利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的作用。學科教學論既是高師院校體現教師教育特點的重要課程，又是直接反映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要求的重要載體。然而，作為培養基礎教育師資的重要課程——學科教學論，在現實的發展中存在著諸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必將影響到師資水平的提升，成為影響新課改順利開展的障礙。本文主要就當前學科教學論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予以闡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定的改進意見。

一、學科教學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分離

當前，學科教學論的學者已經對學科教學論的學科性質取得了基本共識，即認為學科教學論兼具理論性與實踐性。這樣的學科定位正好符合其存在的價值和現實功能。然而，由于長期以來對學科性質定位不明確，所以在實際的學科教學論的教學中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往往是分離的，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過于注重理論的教學。這種教學的側重點在于對學科教學理論的講述，而鮮有對學科實踐的關注。學生在這樣的教學中所掌握的學科教學理論只是存在于頭腦之中，而很少能夠將其運用到實踐教學之中并對其進行檢驗。這樣只注重學科教學理論的教學無異于“紙上談兵”，因為學生無法將所學的理論內化為學科教學能力，對學生的幫助并不大。須知，“實踐是教師發展的基礎和生命”，而“對教育的理解只有在豐富的現實的教育實踐中才能真正獲得”。

第二，過于重視實踐的教學。受到傳統教育教學思想的影響，教師的角色是“傳道、授業、解惑”，而作為培養教師主干課程的學科教學論自然就承擔起了與此相對應的任務，即培養教師進行“教”的技術和技能。這樣，學科教學論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成為了學科教學技能的培訓師，學生則變異為技能的掌握者，這樣的教學無異于動物馴獸員訓練動物。這其實是將活潑、生動、復雜和多變的教育教學活動簡化為一種簡單的訓練。這是對教學論的偏狹理解，將教學論簡化為“教論”，而且也是對“教論”的異化。

這種教學方式所培養出來的教師認為，教學就是讓學生習得某種技能，而這種技能的獲得便是通過反復的訓練，死記硬背、題海戰術就是其具體的表現方式。這樣培養出的教師與當前新課改所要求的反思型教師有著本質的差別。

當然，還有一種情況是，有些教師在教學中既進行了理論，同時也進行了實踐，“但遺憾的是，由于受到總學時太少、實習（練習）條件的限制，這門課變成了提綱挈領地講理論，蜻蜓點水式地做典型練習，偶爾進入中學課堂去觀摩的‘過場’課?！笨梢姡@樣的教學還是無法達到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統一，同樣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

2.學科師資隊伍薄弱

一般來說，高校學科教學論教師主要有以下幾類人員：其一是學科課程與教學論方向的科班畢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其二是學科專業人員；其三是由具有豐富的中學教學實踐經驗的中學教師來擔任高校學科教學論教師。在這三類人員當中還存在一類比較特殊的人員，他們活動于高校學科教學研究和基礎教育之間。

對于這樣的師資隊伍組成進行分析，會發現一些問題?？瓢喑錾拇T士、博士學科課程與教學論畢業人員，他們有著其他幾類人員沒有的學術理論高度，但是其缺乏的是實踐經驗；學科專業人員的優勢在于有著深厚的學科專業知識，但對教育專業知識的積累上略顯單薄，有些人的學術研究方向甚至不在學科教學方面；第三類人員是典型的利用經驗代替學科教學論的人員。而存在于三者之中的活動于高校學科教學研究和基礎教育之間的這類人員兼具了其他幾類人員的優點，有著真正的學術實力，然而，這類人員在高校學科教學論教師隊伍中所占比例卻很少。

就整體而言，學科教學論師資隊伍還比較薄弱，其直接帶來的結果是學科教學論教師的學術根基松軟，學術底氣不足，學術理論水平偏低。

3.自我封閉的學科發展環境

學科教學論發展環境的自我封閉主要表現為兩個主要方面：

第一，表現為各門學科教學論之間缺乏必要的聯系，形成各自為政、各守一隅的狀況。如果翻開各門學科教學論教材，不難發現各門課程有著自己的學科體系。這固然說明了各個學科自身有著不同特點，同時也說明各學科教學論間缺乏必要的規范性，缺乏彼此的溝通及共識共建。即使同一學科的教學論教材也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以地理教學論教材為例，現已經出版的數種版本的教材就有不同的內容體系，使人感到無所適從。這無形之中使該學科群處于分散狀態，不能或很難形成集體合力，這對于學科教學論學科群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

第二，表現為對基礎教育領域的漠視。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過多的學科教學論學者喜好在已有的學科教學論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再研究，而鮮有能夠扎根于中學教學一線的基于課堂教學的基礎研究。正是由于研究者們漠視對原本是學科教學論理論產生的發源地——基礎教育課堂教學的研究，所以在面對正在發生巨大變革的基礎教育領域，學科教學論很難解決現實中小學課堂中提出的問題，更不可能闡釋其深刻的涵義，難怪學科教學論的有效性和價值性一直以來受到人們的質疑和詰難。

4.學科研究的簡單移植

一門學科的發展不可避免要借鑒其他學科發展的模式，其中比較實用且行之快捷的方法就是移植。學科教學論的發展過程之中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它所直接移植的學科主要來自于教學論和教育學，尤以教學論為甚。

然而，當前的問題在于，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之后，如今的學科教學論建設過程中仍舊以這種方法為主，就有礙于學科自身的發展了。這里我們以學科教學論教材的內容體系為例說明。大多數版本的學科教學論教材都是基于教學論學科內容體系編制而成，即人們所見的學科教學論=學科教學目的論+學科課程論+學科學習論+學科教學管理論+學科教學評價論。誠然，教學論是學科教學論的上位學科，下位學科在建制自身的學科內容體系的時候必然會受到它的影響，但是這種建制不是簡單的學科體系的移植和復制，而是在自身學科特點基礎上所進行的借鑒、提升和創新。這樣舶來的學科研究方法自然來得容易，然而卻是以犧牲自身的學科特色為代價的，“特色是以學科定位的”，試想如果學科教學論沒有自己的特色，而是在教學論基礎上冠以學科之名而無學科之實，那么其也沒有多大存在的必要。這也就是為什么學科教學論會出現“在理論上未能超越普通教育學的水平；在實踐的層面上，又不及各科教材教法具體深入，似乎僅僅在教學論及教育學各部分內容的前面加上某學科的名稱，這樣困惑的原因吧。

二、對存在問題的解決對策

1.實現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統一

學科教學論的性質決定了其理論和實踐特性。因而，在教學中就要求，既要重視學科理論教學，同時也要重視實踐教學，即基本教學技能的訓練。也就是說，實現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統一，而這種統一本身也源于理論與實踐二者的密切關系。理論總是為實踐服務的，同時也接受實踐的檢驗；而實踐是產生理論的重要源泉。明確了這樣的關系后，就有了統一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操作方式。首先，進行學科理論方面的教學，即讓學生掌握學科基本的理論知識，使學生在理論層面對學科教學進行宏觀把握。其次，進行實踐方面的教學，即培養學生基本的教學操作技能，讓學生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體會自己所學到的理論知識是如何指導實踐的，從而為把學生培養成專業型的教師做好準備。

當然，在實際的學科教學論教學過程中，由于現實條件的限制，比如學科教學論教學時間較少、實踐條件不具備等原因，導致難于保證理論和實踐的充分教學，這樣就很難完成二者的統一。鑒于這種問題出現的可能性比較大，所以，作為學科教學論教師要充分發揮自身的能動性，以各種方式來保證二者的教學有充足時間，比如“整合教學過程，踐行言行合一”及“精選教學內容，注重方法啟迪”等，以此促進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的統一，使學生能真正體驗到學科教學論對于教學和自身發展的重要性。

2.提升師資隊伍素養

學科教學論的健康發展離不開一支強有力的師資隊伍的支持。針對當前學科教學論教師隊伍的構成特點，需要采取不同的辦法使他們能夠更好地勝任學科教學論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為其走向專業發展奠定基礎。

由于學科教學論屬于應用理論學科，其主要內容依賴于教育基礎理論的發展和教育實踐的積累?？瓢喑錾膶W科課程與教學論研究生在理論方面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基礎，比較缺乏的是實踐經驗。鑒于此，在目前現有的條件下，可以讓這些人員定期到中學教學一線任教，在教學中獲得直接的教學體驗和經驗。學科教學論的理論基礎之一是教育學、心理學、教學論等與教育有關的基礎理論知識，所以學科教學論教師只有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同時結合學科特點，才能教好學科教學論。而單純的學科專業人員和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中學教師在這方面明顯不足，因而要對基礎理論知識加強學習，并積極將所學的這些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教學之中。此外，為了適應當代教育理論研究和教學手段更新速度加快的需要，學科教學論教師需要加強在職自修與專業培訓，特別是新課改理念的學習和計算機等新的教學手段的學習和使用。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支適應教育理念與教育實踐發展的學科教學論教師隊伍。

3.開放學科發展環境

自我封閉的學科發展環境是學科教學論發展的死胡同，開放學科發展環境是其發展的必由之路。為此，要加強兩方面的聯系，即橫向的聯系和縱向的聯系。所謂橫向的聯系就是各門不同學科教學論之間的聯系。各門學科教學論教師間要加強彼此的聯系，共同解決在學科教學論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同時回答來自基礎教育一線提出的問題，這樣各學科教學論之間就形成了一個緊密聯系的團體，對于學科本身和教師自身的發展都是非常有利的。所謂縱向的聯系指的是各學科教學論教師要和中小學教師建立聯系。這種聯系對于學科教學論教師了解基礎教育現狀、檢驗教學理論和開展教學研究提供了一種便利的渠道，也是聯系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徑。學科教學論研究與教學的專業人員應抓住當前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這個有利時機，在推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發展的同時，促進學科教學論發展和自身專業能力提升。

4.轉變研究范式

傳統學科教學論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簡單移植，這樣做的直接結果導致學科教學論沒有自身特色，這在前文已經述及。而要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學科理論體系，改變傳統學科教學論的研究范式勢在必行。

第一，由基于上位學科的簡單移植向基于學科特點的創新轉變。以往的學科教學論話語體系基本來源于其上位學科的教育學和教學論，鮮有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為此，有必要開展深入到基礎教育一線進行扎根式的教學研究，在對眾多鮮活教學實踐經驗、現象和問題的概括、歸納和總結的基礎上，形成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和實打實的教學理論。這樣的教學理論才是基于實踐的理論，更具有說服力，更容易為基礎教育一線的教師所接受。這樣的學科教學論才是真正有活力、有生命力和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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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共識并成為行為規范。美國的大學領導者認為:學校的發展方向和遠期目標要在大學的領導層形成清晰的集中意識;但絕不僅僅單獨由學校領導層做出最后決議;戰略定位和規劃目標應是學校發展和個人行為共同的思想基礎，是全校上下的行為規范。學校的各項決策都必須緊緊圍繞發展方向和遠期目標進行規劃。同時還將長期目標分解為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短期目標，并創建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監督體系以確保完成。獨立思考和獨立辦學的能力。為引導大學正確定位，美國政府積極放權只做引導，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來引導高等學校制定科學的發展規劃和目標。政府的作用僅僅是把握戰略方向，而具體戰略定位和目標則由各個大學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色制定。政府雖然有立法約束，但真正的決策權依然歸校方，校方在制定規劃和決策時具有獨立性，這為學校健康持續發展提供了前提和無限可能。

二、影響當前我國新建本科高校發展原因分析

政府方面引導模糊而又簡單僵化。根據我國相關立法規定，我國的教育行政部門有權監督高等學校的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并且負責制定對其評估辦法。這一規定沒有考慮大眾化教育時代所出現的分層、分類教育的現實情況。這導致我國許多高校不能從實際出發，盲目追求實現表面的標準化建設，忽略自身優勢和特色發展，從而導致高校教學模式化、無差異、無特色，最終造成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個性，降低了人才競爭力。此外，我國希望通過政府財政支持，積極建設“985計劃”與“211工程”等高水平大學。這使得為得到更多的財政支持，許多院校盲目擴大規模，豐富學科門類，片面追求學校外部結構的高大上，忽略學校本身的內部建設和提高。而一些新建高校更是盲目追求高目標，致使專升本、本科由普通升重點、爭碩士點博士點現象層出不窮。當前高校的運行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改善。學校是一個整體，是由高校領導、教職員和學生組成的大家庭。生存和發展是所有高校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每一個校領導、教工和學生應當關注的大事。高校的定位不僅要反映出校領導高層的意志，也要體現教職工的想法，更主要的是滿足學生未來發展的需要。所以高校的定位應達成全校共識后，進而得到全校教職員工在心理上的高度認同，并將其化為實際行動，從而最終實現定位中的目標。就目前來看，我國高校官本位和行政等級意識濃厚，對學術權力和民主管理的重視越來越少，這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以人為本，平等自由的理念。沒有教工的真正參與，高校定位僅僅是管理層的事情。具體制度出臺后，缺乏教工的認可，從而造成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運行不暢，缺少向心力和凝聚力。此外，中國傳統文化對高校定位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傳統文化為我國的進步與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國人的思維和價值取向。如大同思想，在主張特色化高等教育的今天，仍強調同一的思維模式與單一的價值取向，不利于形成與其他高校不同的高校定位。再如，中國傳統文化推崇道家閉關、佛教參禪，這些無一不采用自我反省的修養方式。現今的高等教育發展如果繼續采取“自省”的方式，將因循守舊的思想貫穿其中，就不能及時關注外部環境需求的變化，必然使高校在競爭激烈時代遭淘汰。此外，西方文化比較重視科技文化的發展，而中國文化重視倫理，輕器物、輕技術，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職業有偏見。長期的偏見，使得高等教育人才分配不均，一些專業門庭若市，另一些專業卻無人問津。

三、關于我國新建本科院?？茖W發展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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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下的新聞采訪，要求是全方位的發展，無論是在傳播形式和手段上都不能只是局限在一種形式，在我國經濟、文化快速發展的今天，新聞傳播形式和手段必須加快自身的發展和自身發展形勢。在我國經濟、文化發張的過程中都是有媒體的出現，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經濟和文化出現，都是離不開新聞媒體采訪，所以說，新聞采訪與社會上的文化是相鋪相成的。我國新聞采訪所要進行發展層面上開展，就不能只是停留在原來的成面上，必須在社會發展中經濟領域上去鍛煉自己，讓自己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強壯自己。我國一些報業的發展是走在前邊的，一些新聞媒體行業已經開始接觸房地產、印刷等行業，新聞采訪可以再經濟相關政策的指導下與其他行業發展規律進行接觸，按照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進入資本市場，是的媒體行業不斷發展壯大。新聞采訪的過程往往是文化傳播的過程，文化的傳播是通過新聞媒體的發揚，需要二者之間相互合作。

二、新聞媒體采訪各個層面協調發展

新聞采訪中需要協調好各個層面的關系，新聞采訪不只是簡單地采訪工作，還有很多相關的工作作為支撐面，所以在工作中要處理好這些層面的關系。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協調發展，就是要處理好新聞媒體中同質相互競爭、相互重疊的現象出現，要充分利用好這些現有資源，為新聞媒體發展做出一定貢獻。注重新聞采訪中各個結構的整體優化和調節，進行優勝劣汰的方法進行發展，做到根據國家，或者地區的發展進行布局，做到一個地區的媒體資源能夠做到合理分配，是的新聞采訪做到更加科學、合理。新聞采訪要對自身進行明確的定位，在市場上怎樣進行發展與生存，是我們新聞采訪工作應該去做到的。

三、做好新聞采訪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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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科學技術使機器體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機器系統在十九世紀機器使用的初期由傳動機、發動機、工具機或工作機三個部分組成。電子計算機科學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作為機器的一個部分進入機器體系，為傳統的機器系統增加了自動控制和調節裝置，將機器大生產轉變為全盤自動化的大生產。生產的全盤自動化能夠用機器操縱機器，還可以使人類能夠用機器制造機器。機器代替了一部份人腦的功能，而且也代替了人繁重的體力勞動，讓人們有更多的精力與智慧參與更多的創造性勞動。國外有人統計：物化在生產中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比在機械化初期為9∶1；在中等機械化水平時為6∶4；而在高度機械化時為1∶9。

1.2科學技術使勞動對象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工合成材料正在向多品種、料正以每年約5%的速度增長；還可以使人類在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不斷向廣度和深度探索。現寸的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全世界已知的有800多萬種，并且每年在以25萬種的速度持續上升，特別是像新型合金材料、非晶態金屬、超導金屬材料等，其獨特良好的性能，令勞動對象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

2科學技術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動力

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系統中各個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和相互聯系的形式就是我們所說的產業結構。英國的配第1691年初步提出了三次產業的分類方法，并使用了商業、農業和工業的概念。新西蘭的費舍爾1935年第一次明確使用了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概念用來分析產業結構。此后，克拉克對三次產業的內涵作了明確的界定，認為第一產業即指農業，包括所有的畜牧業；第二產業即指工業；第三產業又稱服務行業，主要包括建筑業、運輸業、通訊業、商業、金融業以及國防和行政管理部門，還包括私人家庭服務等。產業還可以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此外，西方學術界還有朝陽產業（或新興產業）與夕陽產業（或傳統產業）的劃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經濟增長的基礎，而科學技術則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根本動力。

2.1科學技術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勞動力轉移，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二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上升，第一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第三產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也開始上升，這是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得出的。生產領域所需勞動力在生產規模不變時，與技術成反比，勞動力漸漸從技術進步的部門中游離出來，然后向需求上升的新興產業和服務部門轉移，這樣一來就使產業重心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進而促使產業結構優化升級。18世紀中葉，以蒸汽機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一次技術革命，使歐美一些國家逐漸由農業占主導的產業結構轉變為輕紡工業占主導的產業結構；19世紀下半葉，以電力應用為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不僅使歐美一些國家原有的采礦、鋼鐵業加速發展，同時形成了電力、電器、石油、化工、汽車、飛機等一系列新興產業。20世紀中葉以來，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的現代技術革命，使第一產業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趨于減少，使第二產業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在逐漸下降，而第三產業則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快速發展。

2.2科學技術使相對成本發生變化，進而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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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職教育的培養目標，首先，要關注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德智體美各方面得到提高，讓受教育者過上有意義的生活。其次，要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提高綜合職業能力，這是職業教育的特性；再次，中職教育的層次與類型要求學生要能夠成為中初級層次的技能型人才。最后，中職教育就業方向是生產、技術、服務、管理第一線工作。綜合起來，中等職業教育要培養數以億計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求相適應，德智體美等各方面全面發展，具有一定的職業能力、創業能力和終身學習能力，在生產、服務、管理第一線工作的實用型技能人才和高素質勞動者。這是時代和社會發展賦予中等職業教育的重任?！案咚刭|”概括來講主要包括良好的職業心理素質、對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熟練掌握、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以及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能力?！奥殬I能力”是中等職業教育培養的核心內容。職業能力分為專業能力、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萍嫉陌l展，大大縮短了產品更新換代和職業崗位更換的周期。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統計，一個人在18-44歲期間，平均更換11個工作。同時計算機或機器人正在輔助或取代大量的人工勞動，從而導致對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增長，而對那些只需要常規認知和低技能的勞動力需求在下降。中職學生不僅要更換崗位還要面臨職業技能的更新升級，其中方法能力和社會能力有著舉足輕重作用，而專業能力就建立此基礎上。

二、目標明確科學發展

中職教育肩負著為國家培養出數以億計的在生產、服務、管理第一線工作的實用型技能人才和高素質勞動者，進一步鞏固“中國制造”的優勢，為“中國創造”提供高技能配套人才。就學生個人而言，職業教育幫助每一位學生都擁有屬于自己的精彩人生。這需要我們職教工作者不斷地認識職業教育發展的規律和學生成長的規律，立足現實，找到客觀科學有效的方法，深化教育改革，推進產教深度融合。

1.夯實基礎，著眼未來

中職教育的三年解決不了學生一輩子的需要，學生還必須不斷地學習提高，才能立足于未來的職業生涯，同時對大多數學生來說，這三年也可能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全日制學習，所以，在這三年中為他們打好做人的基礎（熱愛生活、遵紀守法、涵養道德，）、文化基礎、專業理論基礎，幫助他們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培養良好的把思維方法，“學會求知”、“學會做”、“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生存”。唯有這些基礎牢固，學生未來才能夠順利地轉換不同的崗位，實現終身順利就業，人生才會有增長點。

2.提升素養，充分發展

目前多數中職學校的教學模式過分青睞專業教育，而對職場中必備的愛崗敬業、團結協作、規則意識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指導，學生對職業素養的理解產生偏頗。單純擁有職業技能只能說明學生具備了從事職業勞動的基本條件，調查發現企業一方面認為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責任意識、協作能力等職業素養，才能真正成為企業需要的人才，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職業素養的形成需要學校長期的艱苦努力，而一些基本的崗位能力企業培訓更有效。中職學校需要通過多種途徑加強學生的職業素養。比如，改革德育課程的內容和模式；用企業管理標準規范學生的職業行為習慣，加強學生崗前培訓，讓學生體驗感悟企業文化，更快完成從學生到員工角色意識的轉變，為進入企業做好前期的準備。

3.強化技能基礎，成就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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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于已經產生科學興趣，卻由于個人條件無法開展有效的科學實驗和科學學習的公眾呢？圖書館似乎是他們的理想求知場所，但并不專業，也僅限于紙上談兵。許多名牌的大學也似乎都有著良好的學習實驗場所，但很可惜，對于大部分公眾都無法做到終身受益。因此在這種需求下，一些新的形式的科技展品已經出來，這部分展品代表著最先進的高新技術，是高新技術的直接展品化轉換，而不僅僅是在展品中使用某一項高新技術。如現在正在發展的中國數字科技館展品、張恒地動儀最新復原展品和各種專業科學知識類展品，能讓公眾接觸和認識到當今世界的前沿高新科學技術，時刻跟上認知和學習的步伐。

二、科技館展品對科學技術發展的必要性

科技館展品首先給公眾帶來的是一種科學技術力量的沖擊，這種沖擊感本身也是科學普及的一部分，讓人們產生一種新奇感和興趣感，進而愿意去了解和掌握科學知識，進而開展科學研究，為科學發展做出貢獻。

1、科技館展品對科學普及的陣地作用

科技館展品對科學普及的第一作用就是其獨一無二的公眾化教育陣地作用。他最大的優勢是受眾是完全開放化的，可以接受下至青少年兒童，上至大學教授、科研工作者在內所有科學學習群體。而且更為可貴的是，它的單一展品雖然有學科領域的劃分，但它的整個展品體系本身是可以包融所有學科的，這一特點可以讓公眾在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不受單一學科知識領域的限制，更好的實現學科研究領域之間的融合與穿插。其次，陣地作用還體現在它的穩定化。作為科技館展品整個群體，它擁有穩定的展示環境—常設展廳，這使它更能融入公眾的日常生活安排，使一個地區的公眾科學水平穩定、有序的得到逐步提升，起到科普推廣的良性循環作用。最后，陣地作用還體現在它在其區域的管轄范圍內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如大型專題展覽和各種形式的巡展。大型專題展覽的展品可以具有更加豐富的展現形式，從而吸引公眾的科學興趣，間接起到短時間的擴展科普管轄區域的目的，表現出新穎性強，轟動效應高的特點。

2、科技館展品對科學精神培養作用

科技館展品對公眾科學精神的培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科學興趣的激勵作用?？萍拣^的展品由于其本身設計靈活，科學現象的展示又是其主要的科學傳播目的之一，因此其展現出來的科學實驗更能夠吸引公眾的眼球，令公眾在與科學的接觸中產生良好的印象，去除其枯燥、無味的原始認識。二是對探索精神的調動作用。當科技館的展品融入互動性的環節時，可以讓公眾直接參與到展品的互動當中，就像自己開展一場實驗探索一樣，在探索中尋找科學的原理，進而培養出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三是對科學求知的渴望態度。公眾在對科技館展品的參觀過程中，能夠直接觀察和體驗到一些平時沒有看到或難以看到的科學現象，如法拉第籠、磁懸浮、輝光球等。通過對這樣現象的深入觀察，產生想要知道其中原理的心理，并主動的為解答疑問去尋找答案，形成開拓進取的求知能力。

3、科技館展品對科學知識學習的平臺作用

科技館展品對公眾的科學學習作用主要表現有兩種形式，一是直觀式的科學知識學習，二是體驗式的科學知識學習。直觀式的科學知識學習就是通過直接觀察展品，通過了解其結構、原理、用途等基礎屬性，對其所包含的科學知識進行了解。這類展品的學習對公眾的自身科學素質要求較高，一般適應于對科學已經有一定興趣或有一定科學基礎的人群。這類展品典型的如汽車、飛機的剖面展品，它的優勢是蘊含的科學知識豐富而系統，可以滿足公眾的求知渴望，對特殊人群的重復參觀性高。缺點是展品本身缺乏吸引性，無法調動普通公眾的科學興趣。體驗式的科學知識學習就是在展品的展現過程中加入互動的環節。這類展品往往同時具備科學精神培養的作用，公眾以一種娛樂的心態加入到展品的互動中來，通過玩耍對展品本身產生興趣，并接觸到部分的科學知識。它的缺點也同樣明顯，參與學習的公眾往往是非主動的，也就是說他們在一開始的目的并不是學習科學知識，因此他們學習的內容帶有典型的盲目性和零散性，不利用自身科學水平的系統提高。

4、科技館展品對科學研究的促進作用

從科學研究的人才培養上來看，科學研究固然在各大院校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但卻并不意味著是它們的專利。歷史上也出現過不少的“民間英雄”，如世界著名的發明家愛迪生，在一開始的時候也并不是個專業從事科技研究的人員。科技館的展品由于其獨特的科技性，可以為這一類“民間英雄”提供科學知識學習甚至是開展科學實驗的平臺，使他們能在研究的過程中比單純的書本探索更接近于現實。從科學研究的數據研究上來看，將科研項目設計成科技館展品并試運行，可以直接為研究提測試的平臺，更快捷的觀察到項目的實際運行情況，為科學實驗提供第一手數據資料。從科學研究的產業化轉換上來看，科技館展品整體所構成的體系環境是一個集科學學習、研究和交流于一體的大染缸，它里面可以包含與科學生活相關的一切人員（其中包含青少年兒童，科學愛好者，科技工作者，科學研究人員）。在各層次的人員彼此接觸中，就有可能搭建起科學交流的橋梁。如果交流的雙方正好是企業科技工作者和科學研究人員，那么科學研究的產業化轉換就會成為一個自然而輕松的環節。

三、未來國內科技館展品的發展優勢

國內科技館展品由于其發展年限，國內環境的不同，與國外科技類博物館展品發展還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現在展品質量偏低，展品創意性較差等方面。但從整個大環境來看，國內科技館展品的發展前景還是非?？捎^的。

1、國內科技館展品的整合優勢是國外無可辟比的

縱觀國外各大科技類博物館，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是側重于科學興趣培養，講究觀眾互動，只進行常識性的科學知識培養；二是側重于科學知識的學習培養，講究科學系統和前沿知識的學習；三是側重于激發科學研究和交流，講究展現高新技術成果，促進科學研究發展的作用。無論是哪一類，它們都具有三個共同的缺點：

1)、經費來源不穩定；

2）、同一地區各館之間缺少交流甚至相互競爭；

3）、無法有效爭取國家科技部門的共同參與。這些缺點導致了它們的發展趨勢較為單一，各類別場館之間的優勢難以有效整合，資源匱乏的瓶頸將成為它們無法進一步升級的不可逾越的鴻溝。

2、國內科技館展品環境的親民性將更有利于其功能的展現

國外科技館由于其文化環境和資源的限制，使得它們無法達到大部分展品的免費開放，這使得它們喪失了一大部分的基層民眾。而在歷史的發展中，往往較為艱苦的生活環境更能夠磨礪出具有科學探究精神的人才。這一發展的惡性結果就是，它們在一開始就幾乎喪失了未來一半的科技人才。

3、國內科技館展品所共同構成的網絡體系有利于資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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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社會責任．支持經濟建設。一是積極落實宏觀調控政策．優化信貸結構。加大對交通運輸、大型電力、燃氣、水務、石油石化及先進制造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壟斷性行業和國家重點支持領域重大項目的資金投入。如與三門核電有限公司簽署了總額183億元等值人民幣的一期工程《金融服務合作協議》、3億美元的《外匯貸款合同》，成為我行迄今為止單個授信金額最大的項目踐行“綠色信貸”理念，加強對節能減排、技術創新及改造項目的支持力度．對國家或省級立項的風力發電、城市污水處理、火力發電環保改造等高新技術項目，通過品種安排、項目預審、“綠色通道”等途徑，提供優質服務；嚴格控制國家限制的小化工、小化纖等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信貸投入，加快實施對落后產能及落后生產工藝企業的退出：將企業環保守法情況作為貸款審批的重要參考因素．實行“政策合規”和“環保達標”一票否決制提高“理想之家”零售貸款產品標準化處理網點數量占比．優化“直客式”住房按揭業務流程．與省內12家知名房產中介機構聯合營銷．有效促進零售貸款快速健康發展．滿足居民住宅等合理消費需求二是創新金融產品和融資模式．引導企業使用新型金融工具。積極推介項目融資、銀團貸款、現金管理、企業財務顧問及法人賬戶透支業務等新型、有特色的融資產品。如為恒逸集團、橫店集團發行短期融資券．其中與恒逸集團簽訂的資金融資顧問協議開創了全國中行系統先河：第一只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信托計劃——浙江舟山大陸連島工程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信托計劃．為該公司籌集資金2．89億元：與中銀香港上海分行開展資產業務合作．由我行為企業出具融資性保函，南中銀香港上海分行向企業發放貸款2O多億元三是充分發揮中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的網絡和外匯優勢．為外向型企業提供全面服務，配合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以“外匯避險”、“外匯理財”等產品，為企業提供差異化、個性化服務，先后與米蘭、東京、盧森堡、法蘭克福等海外分行簽訂海外代付業務協議2億美元，與米蘭、法蘭克福、東京分行簽訂3．5億美元的“保付達”融資業務合作協議四是積極實施中小企業成長丁程。作為中國銀行系統小企業貸款的試點行．我行積極支持省內資金實力強、業務潛力大、產品市場好及信用體系高的優質中小企業．緩解其融資難問題。針對小企業“短、頻、快”的特點，創新開展存貨質押及應收賬款質押授信業務。在公司業務部設立了小企業事業部．由專業人員審核小企業融資申請。對符合條件的小企業融資需求．一般在2—3天內完成審批。截至20*年末．我行人民幣各項貸款比年初增長23．30％；外匯各項貸款新增7，5億美元．列四大行之首。

深化風險管理．提高資產質量加強授信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繼續完善風險管理政策框架．通過制訂年度授信政策指導意見．明晰授信業務發展方向和行業風險分析及政策導向；以“實用、適用、實效”為目標，分區域推進轄內授信指引的制訂丁作．明確區域內授信業務發展方向和重口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曾小平點。進一步提高集中審批工作質效，制訂《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授信集中審批實施細則》．配套制訂了評審會實施細則、零售貸款集中審批辦法等一系列制度：優先評審BBB級以上、1億元以下大額授信客戶，保障集中審批流程的高質高效。積極創新授信執行工作，以“固基礎、強管理、精細化、促發展”為工作指引，加強貸時審查和貸后檢查，實行檔案、押品的集中化、標準化管理，加大清收處囂力度，有效防范了授信操作風險、避免了不良資產反彈年末．我行不良資產余額比年初下降7．60億元，綜合不良率下降0．71個百分點．達到了“雙降”目標。

完善內控體系．實現安全運營。進一步完善職能管理、合規控制、內部稽核三道防線組織開展“合規建設和風險管理年”活動．積極培育合規文化：在行內7個業務條線試行操作風險與控制評估(RACA)的推廣工作．對轄內660家基層機構的業務經營權限、經營范圍和內控情況進行全面評估摸底、風險排序．實施業務經理派駐制，啟動基層機構負責人合規履職評價工作．梳理所有業務系統柜員權限．提高基層機構整體內控水平：梳理規章制度3000余份，組織現場檢查5000余次，同時加強非現場監控和檢查做好反洗錢工作抓好案件專項治理和商業賄賂治理工作．做好不正當交易行為自查自糾工作的檢查評估，構建職責明確的責任追究體系開展網點金融安全評估達標活動．推進監控聯網建設：守押社會化和金庫集中工作取得了突破。已連續三年無“四類案件”、火災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發生。提升隊伍素質．建設先進文化。開展“作風建設年”活動．抓好系統黨建工作、精神文明創建、文明優質服務，有力促進了隊伍建設和良好風氣的形成．轄內文明單位、文明行業建成率分別達91％和90％深入開展“創建學習型組織．爭做知識型職工”活動．加大員工培訓力度．提高隊伍素質。開展“奧運服務月”活動．組織以奧運為主題的服務競賽，服務改進效果明顯．在總行文明優質服務作全面檢查中獲滿分。

2008年．中行浙江省分行將繼續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金融強省”的發展戰略．進一步強化“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理念．加強內部機制創新和業務產品創新，調整業務、客戶、貨幣三三大結構，深化制度化建設、系統化建設、隊伍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加強內控、防范風險，抓住機遇、練好內功，提升核心競爭力，促進我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實現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業務的可持續發展一、夯實經營基礎、完善管理機制，涵育發展原動力夯實產品、客戶、網點三大基礎。一是完善產品研發和推廣機制，夯實產品基礎．根據客戶需求設計、開發和推廣產品．利用合適的產品去營銷客戶和搶占市場；二是完善客戶準人退出機制．夯實客戶基礎．鞏固核心客戶，拓展重點客戶，擴大基本客戶群．實施客戶分類管理和分層服務，實現客戶價值回報的最大化；三是優化服務渠道機制．夯實網點基礎，以投入產出分析為基礎，以網點轉型為抓手，合理規劃網點布局，優化功能分區和服務界面，提高網點的服務能力、競爭能力和贏利能力。

完善人力資源管理、資源配置、激勵約束三大機制一是加強人力資源開發，達到“人盡其才”。樹立正確的人才觀，科學配置人才資源：改進培訓方式．注重員工職業生涯規劃，注重文化引導，增強員工投身發展的使命感、緊迫感和危機感。二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達到“物盡其用”進一步探索與創新財務資源配置途徑．完善業務激勵分配機)制．優化固定資產配置機制，推進經濟資本配置機制，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和資源使用的邊際收益．發揮財務導向作用。三是完善激勵約束機制．體現“多勞多得”。加大對重點業務的激勵力度，充分體現“多掙、多花、多貢獻”的原則，強化績效觀念，用機制保障聯動營銷、捆綁營銷．同時關注長期發展、可持續發展，防止短期行為。

加強創新實踐。抓好思想觀念和經營理念的創新．進一步深化“以客戶為中心．以市場為導向”的經營理念：抓好內部改革創新，包括組織架構的調整、機制的轉變、流程的整合等；抓好業務、產品創新和服務方式、服務手段創新。通過理念、管理、產品及營銷的創新，推動各項業務的可持續發展。

二、推進結構調整、力求協調發展，增強核心競爭力

今年．我行將在結構調整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各項業務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主要經營計劃為：人民幣存款增長20．97％，人民幣貸款增長13．58％．外匯貸款增長11．98％，中間業務凈收入增長39．33％，本外幣凈利潤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繼續實行“客戶結構、業務結構、貨幣結構”的調整。在公司業務領域．重點服務我行重點支持類行業客戶，積極拓展適度支持類行業客戶．堅持退出“三高過剩”行業以及技術含量低、產品檔次不高的企業：在個人金融領域．以優質客戶為主要目標．積極推行電子銀行服務：在金融機構領域．以總行級客戶和浙江省內重點法人金融機構為主．大力發展與經濟發達地區地方性金融機構的合作。以做大中間業務和做實負債業務為工作重心．將大力發展中間業務作為改善業務結構、平衡風險、提高效益的重要戰略予以狠抓。

堅持“四個協調”發展一是對公和對私業務協調發展平穩發展對公業務，改進增長方式和盈利模式：加快發展對私業務，穩步提高對私業務的收益貢獻度。加強公司、資金、國際結算、個人金融、銀行卡等業務線的聯動和交叉銷售。二是資產、負債和中間業務協調發展。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穩健發展資產業務，避免出現大起大落；積極發展負債業務，正確認識其基礎性作用．確保平穩發展；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拓寬收費領域．提高中間業務的收益貢獻度三是本幣和外幣業務協調發展。既要鞏固外幣業務這一傳統競爭優勢．保持領先地位．又要抓好人民幣業務這一關鍵．提高利潤水平、市場份額和盈利能力四是各地區協調發展。做大一類地區．提高一類地區在當地的市場份額：做強二類地區．提高二類地區在全轄的整體貢獻率：做精三類地區．注重內涵式發展．以質取勝。三、注重發展質量、堅持從嚴治行．提升風險控制力

提高授信審批質效．支持業務前端提升市場競爭力。繼續動態推進流程整合．加強過程質量效率管理加強政策指導．推進授信結構調整．強化授信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綜合收益能力提高加強市場環境研究和宏觀經濟政策研究，根據經濟周期變動趨勢，及時調整業務發展重點．提高抵御經濟周期波動的能力。

貫徹“從嚴治行”方針，繼續強基礎、抓基層，持之以恒地抓好內控建設這一系統工程，健全內控長效機制，發揮好一道防線的基礎作用、二道防線的關鍵作用和三道防線的保證作用．把內部管理和風險防控工作抓實、做細，打造全覆蓋、全方位、全過程的風險識別和防范體系．從源頭上防范各類風險．確保依法合規經營和安全穩健運營。

四、加強隊伍建設、鍛造服務品牌，優化整體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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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法學和法理學作為一門科學似乎已經是不言而喻的了。幾乎所有的法理學教科書的開篇之頁都提出“法學是一門以法或法律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或類似表述），因此，被界定為“法學中的主要理論學科”（注：參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法理學似乎當然應該屬于科學之列。但是，法學和法理學為什么是“科學”？它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才是“科學”和“社會科學”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法學和法理學自身的發展，而且也有助于我們認真把握法學和法理學的社會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過法律的理論和方法兩個面向，考察、論述法理學作為“科學”的條件和界限。前一個面向強調法理學作為科學應該具有的社會理論內涵；后一個面向確定法理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沒有一門科學是漫無邊際的，法理學作為一門科學自然應該具有自己確定或相對確定的范圍。對作為科學的法理學的條件和界限進行審視，就是試圖進一步明確法理學作為一個法學學科的范圍。

引起筆者注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多年以來，法理學的更新與改革都是我國法理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注：如張友漁、張宗厚的“法學理論要有新發展”，《文匯報》，1988年5月5日；喬偉的“關于法學理論研究的反思：論更新與改造法學的若干問題”，《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張志銘的“價值追求與經驗實證：中國法學理論發展的取向”，《法學》，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開放中創新法學理論”、張文顯的“改革和發展呼喚著法學更新”、張傳幀的“試論商品經濟與法學基本理論”，《現代法學》，1988年第5期；徐顯明、齊延平的“走出幼稚-以來法理學的新進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偉的“論法理學的更新”，《法學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別在昆明和上海召開的法理學年會均以“法理學的回顧、創新、展望”為主題。）其中，法理學界對法理學的理論性與現實性的關系和法學家的文化品位與職業技能的關系兩個相互聯系的問題分歧較大。（注：參見黎國智：“變革和創新我國法理學”；沈國明：“法學研究要關注向市場化過渡的過程”；孫國華、光：“中國法理學發展的宏觀思考”等文，載劉升平、馮治良主編：《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法理學》，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來，葛洪義、尹伊軍、謝暉、邱本等關于“法學家文化品位”的爭論，參見《法學》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這種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學界對理論與實際的關系以及理論界參與現實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有些學者、特別是法律實務部門和部門法學的學者，還多多少少地存在對理論形式的抽象性的懷疑。人們期待我國法理學能夠對部門法學、法制實踐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因而，比較集中的批評意見也就是指責法理學已經嚴重脫離實際。在許多人看來，法理學的進步應該體現在理論對現實的指導性上。由此，法學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學學者都在呼吁法理學要“理論結合實際”，將法理學發展、進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體問題、特別是與社會主義法制實踐緊密結合的具體的現實問題上。言內之意，法理學的研究重心應該由“抽象”轉為“具體”，不能再繼續這樣“抽象”下去。本文對法理學已經脫離實際的結論并無異議，也反對理論上的嬌柔做作、無病、故弄玄虛，但是不贊成有些學者指出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我有一個粗淺的認識：法理學所面臨的問題本質上不是法理學所獨有的，而是我國所有法學學科的共同問題。這個問題的關節點，也不是法理學乃至法學的實踐性不強，而是這些學科的理論性不充分，以至于沒有能力應對現實。理論不充分的極端的表現，在法學各應用學科上就體現為有的人對基礎理論毫無來由的輕視、敵視、無知，缺乏自己解決本學科范圍內法理學問題的自覺意識；在作為一個學科的法理學領域內，則體現在不少法理學者對自身的理論結合實際的能力缺乏信心。而這兩種情況都源于缺乏對法理學學科范圍自覺的批判-知識范圍的確定。所以，法理學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似乎還不完全是現實性不足（這當然也是一個重要問題），而是由于理論的不充分所導致的法理學、甚至整個法學在中國都在向“對策學”方向的發展，以及對法學所抱的實用主義的非科學的態度。

鑒于此，筆者感到，如果能夠對法律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總體角度上的檢視，探討、說明法理學（不是作為一個學科的法理學，而是作為全部法學的基礎內容的法理學）的“科學性”之成立條件、內容及其界限，或許能夠為法理學理論與法治建設實際的結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論的普遍性

法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它的理論性，即法理學必須是說理的，有理論根據的，符合理論思維的基本規范。所有的具有科學性質的法學學科都是以理論為基礎的。法律理論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學知識領域都離不開理論思維。同時，由于理論思維面對的問題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論本身具有歷史的普遍（連續）性。在這個意義上，對學術研究而言，只有理論思維能力的強弱之分，而沒有是否需要理論思維之別；而理論思維能力的強弱，則取決于它對理論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覺與把握，以及將一般的社會理論轉化為法律理論的能力。

法律理論的普遍性的第一層含義是指：理論是各個法學學科的精神基礎。法律理論不是神秘的東西，而是法律和法學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動的結果，更是法理學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來，作為一個法律和法學工作者，無論專業領域存在多大的區別，我們每個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種各樣、或具體或抽象的法律問題。例如，律師會考慮如何根據法律規定，更有效地維護他的當事人的利益；法官則會考慮律師所提出的訴訟請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學教師要設法把有關法律的知識組織成為一套能夠讓學生掌握的符合邏輯的口語系統；法學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體問題開始，逐漸轉為抽象。當這種思考達到了一定的規范標準，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層次和系統性，則成為理論。所以，我以為理論本來不應該是神秘的，而是相當日?；幕顒拥慕Y果。作為一門科學的法理學，與其他法律法學領域相比，首要區別就在于思維形式上：法理學的思考形式主要是“關于法律的理論”；而其他法學學科和法律實踐者則主要是“根據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轉化為理論自覺。更準確地說，法律理論是每一個成熟的法學學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撐。

那么，為什么法律理論后來被劃入一個單獨的知識領域并在我國法學界常常成為批評的對象？這可能是經過理論的長期積累引起的社會分工的結果。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工作就是對“本文的意義”進行詮釋，法學作為社會科學之一，顯然也離不開對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詮釋。在知識與思想的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人們對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個專業化的階層的特權，因為早期的經典性的法律思想幾乎都是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的產品。后來，經過不斷詮釋和思想積累，才發展出分門別類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發展出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理論體系，發展出法理學、刑法學、憲法學、民法學等法學各學科的分類。說明這樣一個本是常識的東西，是想指出：學科劃分固然體現了人類思維能力的進步，但是，強制性的社會分工又將本是同根生的東西轉化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東西。每個學科都在自己的領域內獨立發展。這種情況下，過于強調分工的話，其結果必然是加劇了學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間的隔膜，進而忽視了本學科賴以存在的思想理論基礎。本來，“關于法律的理論”與“根據法律的思考”之間是互補的關系，現在似乎“根據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關于法律的理論”則成為多余的、奢侈的、休閑性的。作為知識發展的結果的學科劃分，現在在一定意義上已經成為制約學術進步的障礙。所以，作為學術進步標志的學科劃分盡管不無其合理成分，但客觀上非常容易給人一種誤導：法理學或者其他理論法學是以理論研究為中心的，而其他法學學科、特別是部門法學，理論性至少不很重要，“應用法學”的稱謂即是明證?，F在看來，這種觀點即使不是錯誤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為缺乏理論內涵的東西，是不可能在“科學”層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門法學者也同意這個意見。然而，更普遍的情況是，有的學者往往認為，部門法學的理論問題應該由法理學來解決，而法理學如果缺乏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夠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轉化為學科的片面性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較而言，法學界中的前輩多注重知識的綜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訴我，他在武漢大學讀博士時，他的導師、著名法學家韓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們注意研究法理學，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而年輕學者則越來越受到學科界限的限制。具體一些地說：法理學作為一門專門的研究理論的學科，自然應該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為己任。這本來無可非議。但是，在這個被韋伯稱為“形式合理性”的社會，知識不再僅僅屬于、甚至主要不屬于精神進步的范疇，思想與知識分離，知識日益成為追求物質需要的現實的工具。法律思想與法律也在分離，法律更多地成為一種技能，法律思想則成為一種奢侈品。當然，從理論研究者的角度，理論自身的矯情，也影響到法理學的現實性。199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為《詮釋與過度詮釋》的書，本書的幾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國的羅蒂、卡勒等人，圍繞“本文意義”的界限的轟動性討論，也說明了這個問題。但是，導致忽視理論的更致命的原因則是社會分工與學科分化：從法律實務者的角度看，法理學似乎沒有什么實際的功用。李達先生幾十年前就說過：“法理學的研究，在中國這樣不發達，據我看來，主要是由于法學家們不予重視，好象認為是一個冷門。教者不感興趣，學生也勉強聽講。因為應考試、做法官或律師，都不需要法理學?！保ㄗⅲ豪钸_：《法理學大綱》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頁。）現在看來，這種忽視理論的現象是相當短視和危險的。其危險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觀隨意地視為一種統治的（對有權力者而言）、謀生的（對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關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據法律的思考”所取代。這個時候，法學就已喪失了作為科學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論的普遍性的第二層含義則是它的歷史性，即理論具有普遍的歷史連續性?！瓣P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從更為廣泛的社會歷史角度和更為整體性的思想理論層面把握法律現象。從社會歷史角度解釋法律現象不僅是歷史唯物主義法律觀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數社會理論的特點。需要討論的一個前提性問題是：法學和法理學有沒有普遍性，即歷史上的、外國的法律理論與“我們的”法律理論是什么關系？我的粗淺認識是：現實中的法律確實有國界之分，法學卻應該是跨國的，超越歷史界限的。盡管實際上法學總要受到本國特定歷史文化法律條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個“真正的問題”都應該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舉一個人們在邏輯思維中經常提到的、帶有些詭辯色彩的例子：“法學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屬于該民族”。這句話的內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為一個真實（假定）的判斷，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現實意義的。因為它可以成為不同膚色的法學家進一步思考的基礎，其中不乏對各民族法學思維的現實的針對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法學的理論性問題或法理學的問題，通常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們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謂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產品責任、合同責任、法的本質、法的作用、權利本位等等。只要我們是尊重人類法律文化遺產的，只要我們樂意遵循學術研究的基本規范，就始終需要借鑒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現在，有的學者對法律學術出版界和法學期刊大量介紹其他國家法律思想、中國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學科的思想理論是非常不滿意的，對學術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為然。或者認為這是“從書本到書本”的教條主義、拿來主義、“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現，或者認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鑒意義。這種觀點，我以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為學術研究，法理學的特點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論成果，接過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標繼續奔跑。即使是面對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鑒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論前人有無相關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經驗，或者海闊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學術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學成果是具有歷史連續性的。他們不是一個個彼此分離的、需要時可以相互轉借的東西。每一種思想領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歷史淵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發展，并且仍然可能繼續開創新的歷史。所以，思想是成體系的、淵遠流長的。這種思想的整體性是不容忽視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真正的法理學的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并不總是直接來源于實踐經驗，來源于法律實踐中的具體現象問題。經典的問題或更經常出現的問題，往往是思想家憑借他敏銳的洞察力揭示出來的。例如著名的韋伯問題（注：韋伯認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資本主義產生于歐洲的深層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發展帶來的卻是嚴重的實質的不合理。）、斯密問題。（注：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中的人是具有嚴重利己主義傾向的，而倫理學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從而提出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人的雙重人格問題。）后來者不過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問題意識把自己時代的問題再現出來。這個時候，理論研究必然從抽象問題開始。所以，法理學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個思想體系的整體性及其研究問題的思路，需要服從整個理論體系的整體思路，或者是對這個整體思路的有根據的改進。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雖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種多元性必須是有根據的。而且，“關于法律的理論”中，“根據”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種或者認為能夠撇開理論的歷史源流，或者認為僅僅根據現實法律規則，就可以隨便提出一些觀點，甚至可以給整個法學建立起一種具有統一的理論指導功能的法理學理論的樂觀傾向，根本上是沒根據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學”性

這里所說的法律方法，是指對法律進行系統的理論思考的方法。（注：德國、日本等國家和我國香港、臺灣地區法學界一般所說的“法學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職業者在職業行為中思考、處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說的法律方法與其略有區別。）法律方法的科學性是法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存在和發展的第二個條件。它著重在三個層面上解決兩個問題。三個層面是：1，法理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門類所決定的法律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的區別。這個層面體現了社會科學方法的共性；2，法理學作為社會科學的門類之一，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的區別。這個層面體現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學的思維視界所決定的“關于法律的思考”與“根據法律的思考”之間的區別。兩個問題是：第一，作為法理學研究對象的法律現象的客觀性問題；第二，法理學研究方法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問題。

首先，堅持法律方法的科學性，必須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做出明確的區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方法上的區別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社會科學的原始含義是指觀察、分析社會的知識體系。而把社會作為一個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學、文學、藝術等等因素在內的整體加以考察，則是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的主要特征，或者說是社會學觀察人文社會問題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參見黃瑞祺：《批判社會學》三民書局（臺灣）1996年版，第1頁。）所以，社會科學的方法之所以作為問題，與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有直接的關系。19世紀初，法國哲學家孔德同時創立了實證主義哲學和社會學，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強調人文社會研究的“科學”取向。所以，他的社會學又被稱為實證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翱茖W”一詞的含義可以從孔德最初給社會學所取的“社會物理學”這一名稱可以看出：他希望社會學能夠象物理學一樣，發現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的規律。這樣一來，他就給后人留下一個問題：社會現象是否象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個客觀的、普遍因果聯系的規律？如果存在一個類似于自然現象的規律，人與這種規律的關系是什么？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學者研究人文社會現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學那樣，站在純粹客觀的立場上，從社會之外觀察社會？后來的具有現代性意識的社會理論家，包括斯賓塞、馬克思、涂爾干、韋伯、帕森斯、哈貝馬斯等等理論巨匠，都是直接或間接地由這個問題開始建筑他們的知識化的、理性化的理論大廈；而所有后來的反現代的、包括后現代的思想理論家則是從否認、解構社會的秩序性、規律性開始的，也就是說，采取所謂非理性的立場，如尼采、德里達、?？频?。因此，社會現象的秩序性、規律性，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研究的客觀性、價值中立性，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總體上看，即使是現代派學者，也幾乎都認為社會現象的秩序性、規律性不同于自然現象。如19世紀德國思想家狄爾泰等人開創的精神科學，就試圖指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沒有意識的，不能從事有意義的行為；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有意識的行動者。社會科學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動；自然科學則是“說明”性的。韋伯也認為必須從行動者的立場來掌握行動的意義。行動者的行動都具有明確的目標。根據自己的目標，行動者從自己的知識范圍出發擬訂計劃采取行動。所以，人的行動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這樣一來，韋伯就將自然科學的方法與他的社會科學方法加以區別。（注：參見韋伯著，韓水法、莫茜譯：《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以下。）可見，社會科學研究需要一種方法論上的自覺，即自覺地與自然科學劃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對法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簡單地套用自然科學的客觀性。一方面，法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其對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觀內容；另一方面，它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其對象的客觀性又不同于自然現象之間的關系。離開了前者，法理學就會成為玄學而非科學；離開了后者，它又會陷入“決定論”的泥潭。

其次，堅持法律方法的科學性，還必須在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方法之間劃出一條界限。法學研究者在強調法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的時候，還需要注意法學研究對象的客觀性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研究對象的客觀性的區別，防止陷入客觀性的陷阱。否則，就會導致方法論上的對價值判斷的絕對否定。韋伯在界定社會科學方法時曾提出了一個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科學與價值判斷的關系問題。他認為，盡管社會科學研究是很難完全排除價值因素的影響的，但是，作為科學，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響到研究結果的科學性。在他看來，社會科學研究者在選擇所要研究的問題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觀價值偏好的影響；而一旦進入研究過程，研究者則必須保持中立。他自己實際上也是本著這個原則開展研究的。例如，他設計了一系列分析社會行動的方法論上的“中性”概念-理想類型，試圖使自己的社會科學研究保持客觀中立。韋伯所確立的這個方法論上的客觀性原則現在仍然具有廣泛影響?！皩r值判斷從經驗科學中剔除出去，劃清科學認識與價值判斷的界限。這個首先由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原則，今天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依然是廣為接受的科學標準?！保ㄗⅲ和埃f伯書，韓水法《漢譯本序》，第19頁。）如果韋伯的這個結論是成立的，那么，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的門類之一，顯然也面臨韋伯所提出的相同問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原則在社會科學界是有爭議的，而它在法學領域的應用其結論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為了將形式合理性貫徹到底，韋伯曾大膽判斷：“現代的法官是自動售貨機，投進去的是訴狀和訴訟費，吐出來的是判決和從法典上抄下來的理由”；（注：轉引自科瑟著，石人譯：《社會學思想名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頁。）他還提出，由于英國實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夠體現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注：韋伯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下）商務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頁。）現在看來，他的這些判斷和觀點顯然過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當代法律發展的實際情況。而且在社會科學界，韋伯的觀點今天面臨的問題與爭議也不少，如果把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建立在它的客觀性基礎上，很難將具體的個人行動的動機這個純粹的私人經驗范圍內的問題納入中立的理想類型中。（注：參見同前引[9]，韋伯書，韓水法《漢譯本序》，第22頁以下。）韋伯的思想方式一旦進入高度實踐的領域，還必然會帶來更多的無法解決的難題。畢竟，法學這個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不同于許多純學術的社會科學研究，不可能僅僅是描述性的。法學研究的結論必須具有建設性，必須有助于解決實際的法律問題，必須促使問題沿著一定“應有的”方向解決，而不可能囿于“實有”范圍。

韋伯的例子實際上卻可以從相反的方面促進我們思考。在法制發達國家，法官一般都對創造性地理解法律抱有濃厚的興趣，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這種情況還相當普遍。（注：參見林達：《我也有一個夢想》、《總統是靠不住的》、《歷史深處的憂慮》等“近距離看美國”系列叢書，三聯書店版：劉星：《法律是什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他們一般都把法律規則、原則、公共政策作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加以考慮，從而使自己的法律決定不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發達的我國，法官和其他法律職業者則更愿意機械地看待法律，“死摳”法律條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電視臺一次“今日說法”節目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老婦人，由于丈夫過早去世而改嫁到鄰村。丈夫村里為了使這家人不至于絕后（丈夫這一支系已無直系血親），決定全村人撫養這兩口留下的孩子，不許老人帶走。此后，老人雖然近在咫尺，一直沒有再見過兒子。節目報道前不久，50多歲的兒子被車子撞死，獲得一筆補償費。老人聽說后，以唯一的親屬身份（其子無后代）要求申領。兒子村里人認為，老人改嫁后再沒有見過、更沒有照顧過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沒去醫院看過一次，不應該領取該筆補償費。在演播室，請來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長）認為，該筆補償費屬于精神補償，精神補償只能給付近親屬；母親作為該死者的唯一的親屬，依法應該獨自獲得該筆補償。因此，如果以判決方式結案，就應該判決該筆補償費歸老婦人所有。法官認為，這種情況下，最好老婦人能夠自覺拿出一筆錢給村里。后來，此案果然以調解方式了結，母親將補償費的一小部分給付村里。顯然這個調解結果與法官矛盾的心理狀態有關，而法官無法在法律范圍內解決這個問題，只好求助于當事人的妥協。在我國，法官陷入法理與情理的沖突時，一般總是對堅持依法處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規則的含義所限，不敢依據法律的原則辦案。類似情況，還有人身傷害類案件中的精神賠償問題等。中國法官和法律職業者對待法律的態度盡管不一定是“科學”的自覺意識的產物，但絕對與他們僵硬地看待法律有關，與他們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缺乏通過有效的法律方法實現價值關懷有關。我國法官與法制發達國家法官之間辦案方式的比較，是否能夠恰好說明不折不扣地依據規則辦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堅持法律方法的科學性，也要注意法理學方法與其他法學學科方法的區別。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維可以分為“關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據法律的思考”兩種方式。前者強調從多維視野出發，特別是從法律與社會的關系出發，運用各個科學門類的知識體系，綜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現象；后者強調法律思維必須從現行法律及其實際運行狀態出發，運用邏輯的、經驗的方法，解釋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內容。應該承認，根據法律進行思考是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體系的基本前提，它標志著法學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研究領域和獨特的思想形式?？傮w上看，這種思考方式的產生與自然科學的進步是分不開的。例如19世紀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出現，就反映了自然科學方法對法學的科學化走向的影響。因為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方法論基礎正是實證主義哲學，其特點表現為對法律及其體系的邏輯自足特征的強調，以堅決排斥法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一般認為，法學研究的任務主要是借助邏輯的手段對法律的概念、原則、規則進行梳理，而不是判斷法律“好”與“不好”。后者不是法學的任務。顯然，這個法學學派的學術傾向與孔德最初創立的實證主義哲學是基本一致的。盡管這個學派受到了許多批評和指責，但是由它發展起來的“根據法律的思考”的法學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幾乎所有的成文法國家，都占據了重要地位。

根據法律的思考確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積極的意義，尤其是對致力于加強法治建設的國家來說，意義就更為重大。而且，這種法律思維形式也是所有法學學科的共同方法。但是，從科學的角度看，“根據法律的思考”也有明顯的局限性，即馬克思所說的：法律的問題不能從其自身得到解決。因此，“關于法律的思考”與“根據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結合。在法學史上，兩者的結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學領域進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現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對法律的根本性質問題進行“形而上”的思考，從而使“根據法律的思考”能夠建立在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上。從研究對象角度看，法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據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調節的社會關系。因此，法律問題與道德問題一樣，都是現實的社會實踐問題。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為實踐理性進行考察。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法律為對象的法學總體上必然是個實踐性很強的學術門類，需要對價值理性表現出足夠的關懷。由于法學的應用研究一般圍繞現實的法律規定進行，所以，法學的人文關懷也就主要依靠法學的理論研究建立。法學研究對象的這個特點直接決定了法理學研究方法中的一個基本傾向：法理學研究不可能保持“價值中立”，或者說無法做到“價值無涉”。即使應用法學和法律職業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問題，而法理學作為法學理論學科之一，與其他法學門類之間，方法上的獨特之處正在于它能夠在現實與理想之間保持了一種張力，給人類的終極關懷留有余地。因此，人類法學史上，對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終具有重要地位；一種是來自社會理論領域的思考。事實上，對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最嚴厲的批評之一正是來自中國法理學界熟悉的埃利希、盧埃林、弗蘭克、龐德等著名學者創立的法學研究的社會學方法。在這些對西方司法實踐具有豐富經驗的人看來，法律并不是紙上的東西，而是社會實踐中的實際經驗，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他們的觀點顯然更多地受到各種19世紀末以來的社會學思潮的影響，強調各種社會關系、各個社會因素對法律的制約。可見，“關于法律的思考”這樣一個思路必然要綜合社會學、哲學、經濟學等各領域的知識分析法律問題，這也就是近代以來實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哲學、心理學、精神分析、經濟分析、現代語言哲學、解釋學等等學科知識先后進入法理學研究領域的原因。

總之，法理學式的對問題的思考（或本體論追問（注：參見舒國瀅：“法理學學科的緣起和在當代所面臨的問題”，載《法學》，1998年第10期，第10-13頁。）），不應該、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據法律”的范圍內，而主要是“關于法律的思考”；而純粹應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實踐，從研究者和實踐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為根據，但實際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之間的界限，不能完全、簡單地理解為學科的界限。它們的區別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們是法學中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關系。因此，法學是作為一個整體與同樣作為整體的社會科學發生聯系的。它們之間的界限在于：法學研究的目的必須是研究、說明、解釋法律現象，從而有助于具體法律問題和法律糾紛的解決；而社會科學則在于給社會一個整體的認識。由于法律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所以，其他社會科學門類的知識也就通過法理學的中介滲入法學領域。而能否自覺利用其他社會科學知識，也就成為法學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法律現象的能力的標志。

四、法理學作為“科學”的界限

根據對法律的理論與方法兩個方面的“科學”性質的分析，筆者拙見：法理學并不屬于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也不能簡單地套用一般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原則，而且還不能沿襲其他法學學科的方法，它是法學學科中“科學”色彩最不充分的學科。它的存在根據在于法學需要與各個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思想或知識進行交流、對話。這也可以稱為法理學作為一個法學門類的“合法性”根據。因此，法理學的更新和變革，應該始終圍繞法理學的這一學科特點進行，而不是片面地強調其與法學其他學科的一致，或者忽視它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區別。法理學對法學、法律實踐、社會科學和社會實踐的功能，都需要在這個意義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學的科學性和獨立性是相互聯系的。概括地說，一種學說和理論是否屬于科學意義上的法理學理論，至少可以依據下列標準加以判斷：

首先，是否由一個法律領域的“真問題”作為理論研究的統率性的邏輯前提。理論研究都是由“問題”開始的。所謂只有真問題，才有真答案。法理學不可能只有一種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屬于法理學性質的學術研究，都應該由一個法律理論上的真問題作為研究的前提。問題的真假取決于4個方面：第一，它是否屬于一個法律問題。如果不屬于法律問題，顯然無須法理學討論；第二，它是否屬于一個法律上的理論問題。不是所有的法律問題都要由法理學去思考、解決，法理學不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系統；只有具有理論探討需要的問題，才能夠引起法理學式思考。例如，甲殺了乙，甲是否構成犯罪，應該處以何種刑罰；根據法律規定，國家立法機構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樣的權力等。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與判斷，但是，這不是法理學問題，屬于法律的具體應用問題和法律的具體規定。這些問題的對象都具有確定的內容。而法理學問題的對象一般則是不確定的。所謂思想本質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第三，提出的問題是否屬于一個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討的理論問題。所謂問題的問題性正在于繼續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學領域的真問題也一定是有必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法律理論問題。例如，單純地介紹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屬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學；同理，重復別人已經提出的觀點，也不是法理學問題；第四，法理學問題應該是有助于法理學進步和發展的法律理論問題。哪些問題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哪些問題則已經解決，這取決于研究者對問題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對問題的把握，離不開法律理論的積累。古往今來，法律理論紛繁復雜、多種多樣，但是，任何類型法理學理論都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問題意識和問題領域。只有沿著前人已經提出的相應的問題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復勞動，才可能有助于學術的進步。依據上述原則，筆者以為目前法理學教科書中有關法律制定和實施部分的大量內容，由于其內容是確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學需要研究的理論問題；同樣原因，法律發展部分純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學的內容。

其次，是否能夠清楚地標示出該法理學思想所屬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的脈絡。每一個法理學流派都是以一定的哲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理論為基礎的。我們所習慣的前蘇聯版的“關于國家與法的理論”正是依托經過前蘇聯學者解釋過的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理論建構的。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歷史法學派、社會學法學、存在主義法學、批判法學、經濟分析法學以及奧斯丁法理學、哈特法理學、富勒法理學、德沃金法理學、波斯納法理學等等，毫無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為基礎的。因此，當我們試圖建立或陳述一種法理學理論時，同樣應該明確該法理學理論所屬的哲學與社會理論脈系，或者建立自己獨立的理論框架。法理學理論不可能離開一定的哲學和社會理論結構而存在，相反，它必須借助這些理論闡明自身的內容。所以，能夠真正產生現實影響的法理學理論成果都有自己的獨立的理論淵源。忽視這一點，就會破壞理論的科學性和完整性。例如，本來我們可能需要對蘇聯版的法理學模式進行徹底的反思，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忽視了或者沒有重視對該理論的思想脈絡的把握，只是借用其他法理學理論對其中的個別問題重新加以解釋。其結果是：不僅原有的問題沒有解決（畢竟原有的問題產生于一個完整的體系），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新的問題-不同理論體系之間的沖突。具體一些地說，例如，現在大部分法理學教科書都已經將“法律的價值”、“法律文化”作為重要內容，但是，由于法律的價值和法律文化實際上是觀察、解決法律問題的一種相當獨立的視角和思路，與原有的法理學教科書思路完全不同。所以，不對以前的體系進行根本的調整，法律價值和法律文化放在現行法理學教科書的任何位置都顯得是多余的、矛盾的。由于我們沒有能夠自覺地以一定的理論結構為思想前提探討法律問題，所以，我們所提出的各項見解，或者只是對原有理論的修修補補；或者只是無關根本的批判。

篇10

針對執行難問題，中央政法委于去年部署了為期十個月的全國范圍的集中清理執行積案活動。活動開展以來，各級人民法院迅速行動，采取多種措施，集中清理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就我院來講，我們采取“五定一包”、“分片突破”、“分區作戰”、“以線串案”等方法，強力推進活動開展。據統計，我院共有有財產可供執行的案件406件，涉及六類特殊主體的重點案件157件。截止3月底，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全部執結，標的金額達到3652.4萬元，特殊主體案件全部執結，標的金額1600萬元。但在取得成績的同時，由于執行工作中存在問題的復雜性，執行實踐中的困難和問題仍然非常突出，執行工作形勢仍然不容樂觀。筆者認為，各級人民法院應當著力把握此次全國集中清理執行積案活動的有利契機，以一種舍我其誰、義無反顧的態度，以一種迎難而上、攻堅破難的精神，正確分析形勢，積極應對困難，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實現法院執行工作的科學發展。

一、夯實基礎，提升執行隊伍建設和物質裝備水平

應該看到，部分執行人員素質不高、能力不強、作風不硬甚至違法違紀的問題仍然存在，執行部門警力配備不足、物質裝備落后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對此，筆者認為應當從兩個方面著力加以解決。一方面，要從內部管理入手，著力建設一支政治堅定、紀律嚴明、公正廉潔、業務精通、作風優良的執行隊伍。通過加強教育引導，使執行干警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持“三個至上”重要指導思想，不斷增強大局意識、服務意識、廉政意識，始終保持政治上的堅定與清醒。通過加強培訓、交流、考核、評比，不斷提高執行干警的釋法能力、說理能力、協調能力、掌控和應變能力等，進一步提升干警業務素質。另一方面，針對執行工作流動性大、對抗性強的特點，進一步加大對執行工作人、財、物的保障力度。通過積極挖掘內部潛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在人員、經費、裝備等方面向執行工作適當傾斜。同時，積極爭取黨委、政府、人大對法院特別是執行工作的大力支持，努力解決在人員編制、財政投入和裝備更新上面臨的各種困難，為執行工作順利開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二、多措并舉，全面加大執行工作力度

一是要堅持用足用好強制性法律措施。對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必須充分利用好民訴法修訂條款的強制性規定，在嚴格法律程序和執行紀律的前提下，進一步強化執行法律威懾，依法對拒執人員采取強制措施，給予嚴厲制裁。特別是對情節嚴重的拒執人員，要積極與公安、檢察部門協調，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是要堅持寬嚴相濟，加強執行和解。要本著以和解促和諧的原則，通過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疏導工作，努力化解矛盾糾紛，促成執行和解，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和諧。三是要拓展工作思路，靈活執行方法。針對執行實際，科學應對，以集中行動、專項執行、突擊執行等方法，實施重點突破，以分區執行、以點帶面、以線串案等方法，充分利用執行資源，提高執行效率。通過各種執行方法的靈活使用及有機結合，努力推動執行工作科學發展。四是要探索工作藝術，實現執行工作法律效果、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要始終堅持從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和諧穩定的大局出發，確保最佳的社會效果。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環境下，執行工作必須站在促進經濟較快平穩發展的大局高度，慎重處理涉企案件，努力保護企業經營發展秩序。特別是對經營確有困難但仍有發展潛力的企業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應根據實際情況，在各方利益沖突中尋求共同利益的結合點，執行工作的最佳切入點，通過諸如放水養魚的手段，盤活被執行企業有限的資產和經營能力，從而在維護生效法律文書嚴肅性的同時，把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融入執行活動，實現最佳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五是要堅持“五定一包”，嚴格執行責任。對于積案特別是涉及的案件，繼續堅持好定承辦人、定督辦人、定執行措施、定執行期限、定執行目標責任制度，并突出強化領導包案責任，真正做到一包到底。在做好上述五項工作的同時，筆者認為，人民法院還應充分利用現代社會發達的信息化成果，進一步推廣對拒不執行人員在報刊、電視等新聞媒體曝光、以及“懸賞執行”等成功經驗，采取多種靈活手段，使逃避執行或抵抗執行者在社會生活中受到更加廣泛的制約，從而進一步增強對拒執行為的法律威懾，促進執行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規范執行，健全完善執行工作體制機制

當前，各級法院在執行工作規范化建設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執行效率不高、執行程序不當的問題仍然存在，甚至違法違紀亂執行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特別是在涉訴案件中，因執行失范引發的占有相當比重。對此，人民法院應結合司法改革工作開展，本著公正、高效、文明的原則，進一步加快執行規范化建設步伐，全力保障執行權的依法有序運行。在執行體制建設上，實施執行綜合

管理權、執行實施權、執行裁決權分權運行，使之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同時又相互監督，相互制約。通過建立查封扣押財產統一管理、評估鑒定拍賣統一委托、執行款物統一發放的“三統一”工作模式，努力形成便于管理、監督、指揮和協調的執行工作新體制。同時，應當結合工作實際，進一步理順上下級法院、同級法院之間的執行工作關系，切實完善提級執行、指令執行、協助執行、委托執行等項工作體制，確保執行權的有效運行。在執行制度建設上，進一步完善執行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執行案件督查督辦、執行聽證、執行公開、重大疑難執行案件集體討論、執行工作定期通報等項制度，并以制度的嚴格落實堅決防止濫用權力、簡單粗暴、消極執行以及暗箱操作、徇私枉法等問題的發生，確保執行案件的質量和效果。此外，針對被執行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但申請人又確實生活困難的問題，人民法院應積極爭取黨委、政府支持，進一步建立和推行執行案件特困群眾執行救助基金制度，通過對案件中涉及的特困群體給予一定的救濟，充分彰顯司法工作的人文關懷，并努力減少因此引發的上訪問題，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四、審執并重，實現審執環節的有機銜接和良性互動

司法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執行積案、難案是因審判與執行的機械分離與脫節而形成。主要表現在：有的案件在審理中已經達成調解，但由于沒有當庭履行，當事人心態發生了變化，錯失了最佳履行時機；有的案件被告人只有部分或根本沒有履行能力，審理法官只顧依法裁判，既沒有充分的做好預防性的解釋工作，也沒有全力進行調解，導致移送執行后工作很難開展；最為普遍的是，審理法官在裁判案件之后工作即告結束，其掌握的案情信息往往沒有延續到執行程序進行利用，致使執行法官還要付出大量精力重新熟悉相關案情，導致有限的司法資源被白白浪費。為此，在審、執分權運行的前提下，在確保案件質量的基礎上，必須努力克服就案辦案的思想，做到審執兼顧，充分注重兩個環節的有機銜接，努力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在審理過程中，辦案法官要主動提示有條件的當事人提請財產保全，全力做好調解工作，并最大限度地實現當庭履行，案結事了。同時，對于裁判文書涉及財產給付的，必須要表述明確，便于執行。而在移送執行后，審案法官還應進一步加強與執行員之間的溝通聯系，為執行工作提供相關案情信息。通過審判環節向執行環節的延伸，切實使審理工作為執行工作“減負”、“鋪路”，從而真正使審判與執行工作統一起來，更好地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司法的權威。

五、協調聯動，打造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執行平臺

針對執行案件復雜多樣、涉及面廣的問題，結合此次集中清理執行積案取得的經驗，人民法院要進一步爭取各方支持，努力構建“黨委領導、人大監督、政府支持、政法委協調、人民法院主辦、社會各界配合”的執行工作格局，打造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協調聯動的執行工作平臺，徹底扭轉執行工作“單打獨斗”的被動局面。就我院協調聯動抓執行的實踐來看，已有的邀請相關部門參加的執行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執行聯絡員制度等，都發揮了較好作用，以前單靠法院自身難以解決的案件，約有90%在各方支持下已經成功執結。特別是在實施執行聯絡員工作中，我院從全縣506個村每村都聘請了一名聯絡員，實現了轄區執行信息網絡的全覆蓋，為及時有效地采取執行措施，更快地執結案件提供了強大保障。對這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要進一步總結、加強和完善，通過充分挖掘和運用社會潛能，破解執行難題，改善執法環境。

六、陽光執行，不斷完善執行工作監督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