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經濟論文范文
時間：2023-04-06 23:48:20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合作經濟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敖⒏呋盍Α⒏娱_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篇2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篇3
1.1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模式多樣、分布廣泛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我國的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也隨之擁有了良好的發展勢頭。組織模式杜洋、分布廣泛的特點特逐漸凸顯出來。據統計，到目前為止，我國農村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已多達15萬個，其領域涉及種植業、畜牧業、水產業、林業、運輸業、加工業以及銷售服務行業等。這種全方面的發展模式對農村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但由于現階段我國農村合作組織仍處于起步階段，資本尚未成熟，運行模式也沒有得以最終確定，并且在資源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對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
1.2農村合作經濟發展推動了新農村建設進程
農村合作經濟在建設初期對農村的經濟發展形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1）有利于形成規?；洜I，提高市場競爭能力。農村合作經濟主要是以農村當地的特產為主要的經營產品，將農村內部經濟串聯成一條有序的經濟生產鏈條，逐漸的擴大經營范圍，形成規模化經營模式，對農村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與傳統的農村經濟經營模式相比，更加系統化、一體化，對農村經濟起到整體的帶動效果，從而也提高了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2）帶動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由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逐步形成，使得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得到了科學化的整合和調整，對農戶的生產動力以及勞作熱情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公司+農戶”的一體化經營模式使得農戶親身投入到農產品加工、生產、規?；洜I體系中去，對農業產業化經營有較大的幫助。（3）降低了經濟發展成本，實現了自由民主的自治制度。農村合作經濟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大大降低了其中的經濟發展成本，并且帶動了該地區的連帶經濟增長。通過相關政府部門對農村合作經濟的政策干預，農村合作經濟形成了村民自治制度，在經營和管理上更加的自由民主。這樣的自治模式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2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及制約因素
2.1合作經濟組織規模小，農戶參與率低，輻射能力不強
從前面我們分析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分布來看，當前我國的合作經濟組織大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規模小，能夠達到成百上千會員，具有一定影響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很少。而這些小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未能真正實行產、供、銷一體化，合作經濟組織給農民帶來的收益不明顯，難以形成規模效益，參與市場競爭的實力依然相對較弱，抵制市場風險的能力也較差。而從全國范圍來看，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有合作基礎的省區，一些省區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幾乎是空白。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省區，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戶參加率也不高，有的農戶甚至還沒有聽說過這樣一個組織。
2.2合作經濟組織缺乏各種管理和科技人才
從調研的情況看，有專業技術和經營組織能力的經濟能人是帶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產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國傳統上重工輕農，以農養工，造成人們普遍輕視農業和農業教育，一些管理技術和科技人才不愿意服務于農業企業，甚至連農業院校培養的專門農業人才也不愿意到農村服務。很多合作組織的成員都來自于農民，農村中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能凝聚和帶領農民共同闖市場的能人少。雖然基層政府，涉農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擁有較多的知識資源，但實際上他們對合作社知識也缺乏深入了解，缺乏相應的市場經濟活動能力和經驗，對合作經濟組織的指導和管理也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2.3政府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力度不夠
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中弱者的聯合，是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組織，西方國家為了充分發揮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方面的作用。在我國，由于政府引導不到位，導致部分農戶對合作經濟組織認識不高，對合作行為表現不積極，存在“搭便車”心理和觀望心理。而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對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工作上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不少地區的政府在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創新中不能很好地履行政府的職能，存在著宏觀層面支持不明顯、微觀層面干預過多的現象。
3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對策
3.1創辦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提高服務質量和市場競爭力
面對工商企業和其他服務組織的競爭，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要充分發揮根植于農民，了解農民需求的優勢，逐步由技術交流、生產服務向生產服務、市場銷售等綜合發展，向產、加、銷一體化的經濟實體型轉變，通過興辦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在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內部實現農產品的多次增值，使合作經濟組織及社員獲得更多利益。同時，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也要積極為非社員提供服務，通過其經營范圍的擴大，不僅能夠增加收入，而且能夠增強對農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2加強人才培養，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提供智力支持
農民是合作經濟的主體，他們的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思想文化水平對合作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些，我們要對農民及時進行教育引導，用成功范例做示范，激發農民自覺加入合作組織。另外，我們要通過定期文化培訓和有針對性的知識講座和技術傳授，全面提高農民素質，為促進新農村建設做出貢獻。
3.3建立高效民主的內部管理體制，增強對社員的凝聚力
當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運行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在于組織內部成員素質低以及組織內部管理章程不完善，導致部分社員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從而損害了廣大社員的利益。
3.4加大政府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力度
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由農民在自愿互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我服務組織，其性質決定了它對內服務是無償或低償的，對外服務代表其成員的共同利益，經營成員自己生產的產品，是對內服務的延伸和擴展。因此，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服務、經營、贏利返還等行為，與商業企業的經營行為和利潤分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在促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政府及各職能部門加大扶持力度。
篇4
1．潛在的新進入者的威脅
根據波特的定義，潛在進入者是指希望進入高等教育領域與之相競爭者的情況。我國的高等教育在開始擴招的幾年，由于市場需求的原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取得了一個突破，但隨著近年來的擴招的放緩，我國的高等教育規模已經基本穩定，因此，新的進入者會與現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機構和組織發生市場份額的競爭。
2．替代威脅
在波特看來替代威脅主要為同行業或不同行業中的其他組織或者公司所生產的與現有組織或者企業生產的可以相互替代產品，從而導致與現有組織或企業形成競爭性的行為。在此，我們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之間的替代威脅界定為除國內高等教育機構之外的其他教育方式，包括世界一流大學的教學視頻、境外高等教育的遠程教學、國外機構在國內注冊的教育培訓機構等。
3．買方議價能力
在波特的模型中買方議價能力指的是為消費者、下游組織或者企業以較低的價格來獲得與其預期相應的較高的服務質量或產品，對行業中現有組織或者機構的營利產生影響的能力。在此，我們認為買方議價能力主要是指學生或者家長期望的與交付學費相適應的服務和教育教學質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學費等。
4．賣方議價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賣方議價能力指的是這樣一種能力，即為行業中的上游組織或企業通過其提高投入要素價格與降低單位價值質量，來影響行業中現有組織或企業特別是下游企業的營利能力和產品競爭力。據此，我們認為在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中的賣方議價能力是中外方辦學機構利用其資源優勢和獨特性，對教育對象收取的服務價格(即學費)和提供的教育教學以及服務質量能力。
5．行業內競爭者現有的競爭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指的是行業中現有的各組織及企業為使得自己獲得競爭優勢，與競爭對手進行競爭的能力。
二、基于“五力分析”框架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快速發展的因素分析
在上述框架基礎上，我們來分析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快速發展的背景和環境。
(一)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隨著我國高校規模的穩定和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的日益嚴峻，高等教育的發展戰略正經歷由規模的擴張向以提升質量的內涵發展戰略轉變。人們對接受高等教育有了更加理性的態度，對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更是如此。如果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優質教育資源得不到應有的體現，教育質量得不到保障，辦學目標不能真正體現教育的公益性，就會導致人們對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認同危機，如果這樣，境外高水平教育機構與國內有關機構合作辦學的訴求就會越來越強烈，就會形成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目前的整體趨勢來看，由于世界一流大學一直秉承歷史傳統和精英教育模式，基本上還是在本地區進行辦學，對進入中國教育市場的興趣不大，國內的一流大學同樣關注國內的優質生源，與境外的教育機構合作的興趣也很低，因此，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主要是以合作項目為主。另一方面，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要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審核將越來越規范，條件將越來越高，因此，新增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幅度不會太大。由此可見，一方面由于現有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以合作項目為主，目前的競爭格局變化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對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堅持依法辦學、突出公益性和鼓勵引進優質資源等，新的具有強大影響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也難以出現，因此，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面臨的潛在進入者威脅并不嚴峻。
(二)替代威脅境外知名大學的教學視頻
遠程教育模式和境外教育培訓機構的培訓以及各種資格認證制度可能對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構成替代威脅。一些國外大學通過遠程教育方式來對國內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教學，以此來減輕受教育者的教育成本。有的學生在國內的大學學習的同時，通過國外的免費視頻教育教學資源來接受國外知名大學的教學。例如，MIT就把本校最優秀的教育教學資源進行免費共享，可以實現在家里接受世界一流大學的教學。我們可以看到，由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免費視頻對學習者英語學習水平和相關專業知識要求較高，使用這種方式進行的學習還是比較有限的，國外培訓機構在國內進行的培訓對于經濟要求較高，相對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來說可能付出的經濟代價更大，這些形式相對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來說，并不具有絕對的競爭優勢。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具有獨特優勢，因此，在短時間內其替代威脅并不強。
(三)買方議價能力
買方議價能力指的是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作為新興的教育模式，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廣大考生和學習者的眼球，以此來招收更多的學習者參加學習。教育消費是發展人性、培養人格和改善人生的過程。在信息處于買方市場的條件下，消費者的注意力成為決定文化教育市場價值的決定性要素。人才的培養質量是教育和辦學的根本所在。由于高等教育不屬于完全公共產品，其消費需要學習者自己進行購買，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的成本需要由學習者進行分擔。《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對學費進行明確的規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收費項目和標準，依照國家有關政府定價的規定確定并公布;未經批準，不得增加項目或者提高標準?！币虼?，對于買方來說，其實并沒有太多的進行議價的空間可言，更多的可能是通過繳費獲得滿意的教育服務。這就對辦學機構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通過切實落實優質教育資源吸引更多學習者的關注，達到吸引更多學習者進行學習的目的。在這方面，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因為擁有其境外優質教育資源使自身具有了競爭優勢。
(四)賣方議價能力賣方議價能力是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通過向學習者提供切合學習者需要的高質量的教育教學和培養高質量的人才來提高自身價格水平的能力。中外合作方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影響。首先，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選擇的教育內容，聚焦于當前社會上的熱點，設置的專業和項目都是當今社會關注的重點，同時也是最適用于當今社會的實踐性強的專業和項目，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在當今以就業為中心的大學教育中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其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機構選擇，注重雙方的影響力和實力。如2006年成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學。名校的選擇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增色不少，使得其具有更鮮明的競爭優勢。最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師資選擇，注重引進世界優秀教師進行教育教學工作，以保障其人才培養質量。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學，按照世界知名大學標準面向全球選聘教師，80%為外籍教師;寧波諾丁漢大學以引進國際優質教師資源為核心。正因為在教師引進、教育內容和合作機構的選擇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做到了價值的提升，因而擁有了更強的議價能力。
(五)現有競爭對手的競爭
隨著大學教育國際化的推進，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進行競爭的對手主要來自于國內外知名大學。由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必須設立在國內，人們認為在國內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國外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感受國外的高等教育，而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學費也不低，因此，家庭有條件的家長可能更多考慮送孩子直接到國外接受教育。另外就是國內的一些進行雙語教學的大學，開設的一些專業課聘請國外著名教師用英語授課，而學費相對要低得多，因此，也會給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帶來競爭壓力。特別是隨著大學教育國際化的進展，高等教育國際化趨勢加快，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面臨的競爭也就更加激烈。
三、啟示對照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現狀
反思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面臨的環境和發展要素，我們認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給我們以下啟示。
(一)切實樹立以培養高質量的國際化人才
為根本目的的國際化教育理念。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各個利益相關者不論基于何種考慮，最終都應落實到以培養高質量的國際化創新型人才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舉辦者都應圍繞質量提高，根據國際化教育的思路，在生源質量保障、優質教育資源的配置、培養過程的各個環節設計以及質量監控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質量保障。如在教育培養過程中可以借鑒國際高等工程教育CDIO模式的先進理念，讓學生以主動的、實踐的、課程之間有機聯系的方式學習工程，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和實踐能力，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和質疑精神。
(二)遵循共同治理的理念建構
適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規律的有效的治理結構。作為高等教育體系的重要部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應遵循高等教育辦學規律，但同時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引入了包括外方教育機構在內的眾多利益相關者，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價值取向存在差異，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具有不同國內高等教育的一些特征。在辦學過程中，需要根據現代大學制度的要求和共贏的思路和理念，建構與之適應的共同治理的內部和外部治理結構，以平衡各個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關系，保證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
(三)建立起可持續發展觀與質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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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講的合作式教學，其一應該是教師創設一個情境，然后拋出問題，學生在這之中創造，最后共同達到教師教學設計中的這一個環節的意義，這是教師與學生的合作。其二應該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合作，合作式教學講究將一個班的學生分成小組，然后小組間進行溝通與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培養學生的思考、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學法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學科中的運用
1.問題情境創設的重要性教師應創設符合學生實際的問題情境。在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教師拋出一個適合學生的問題，那么學生的參與度、活躍度會得到空前提高。所謂適合學生的問題，即教師在備課時應充分考慮到這個班學生的文化程度、年齡層次、性格特點以及結合生活實際。因為太復雜的問題，學生沒有思考的動力，而簡單些的問題，學生又會覺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創設問題情境時，教師應“投其所好”。學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問題來源，可以是普遍學生身上存在的現象，歷屆畢業生及低年級的學生；可以結合社會熱點，假設問題的存在；可以是教師的自身經歷；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課當中所發現的問題。
2.創設情境，開展合作式教學我們拋開這樣一種教學模式：上課鈴聲一響，教師開始照本宣科地講授本節課的相關知識點。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本書當中，例如第一課“商品的交換與消費”。教師可先創設問題情境：“同學們平時都喜愛去哪里購物呢？所購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稱之為商品呢？”在學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緊接著引出知識點：“什么是商品？”然后結合知識點幫助學生解決之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接著根據已經分好的小組，提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買了之后的東西還是不是商品？”“請同學舉出這個教室里面能稱得上是商品的東西?！薄板X、腎、人都是不是商品呢，為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有對知識點不理解的情況可以向教師請教，激發了學生主動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這樣一門課程當中感受到思考所帶來的喜悅。教師也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合作式教學法在與本班學生接觸時所產生的問題，從而能夠及時找到解決的方法。這也是合作式教學法中學生與學生合作的一個意義所在。
三、合作式教學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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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次區域合作廣西商貿合作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作為區域合作的具體行動，目標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礎上，旨在通過加強各成員國間的經濟聯系，促進次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廣西要進一步建立廣西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機構機制，整合次區域合作的多重機制，明確工作任務，拓寬合作領域，在經濟商貿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商貿合作
(一)商貿合作的現狀與內容
湄公河發源于青藏高原，長4880公里，為世界第六大河，是亞洲一條重要的跨國河流，流域面積81萬平方公里。國際上稱此經中國(云南省)、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區域為湄公河次區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島，位于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三大區域的結合處，是前者與后者大陸路橋。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顯要。中南半島有“黃金半島”之稱。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簡稱為GMS。大湄公河次區域(不含中國)總面積233萬平方公里，人口2.46億人，廣西面積23.67萬平方公里，人口4899萬人，分別約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合作的歷史1992年由亞洲開發銀行根據該行成立的宗旨，與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進該流域各國之間經濟發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贏的基礎之上，是發展中國家互利、聯合、自強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項目為主導，亞行視各成員實行需要而提供資金支持。廣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第二次領導會議上作為中國參加合作前沿確定加入，從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內容，主要在交通、能源、電信、人力資源、貿易、投資、旅游、農業、環保、災害監測和禁毒等方面，特別是商貿經濟合作最為需要，最為迫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開發發展，成為我國與該次區域國家合作的熱點。在商貿方面合作，主要有：參與次區域國家商貿合作和多邊合作；推動商貿便利化和信息化進程；推動技術貿易合作；促進企業界參與次區域商貿經濟合作；促進政府間協商合作，以加快商貿發展等等。而在參與合作各方的特點上，除廣西之外，均處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廣西參與才1年。其中，除泰國2001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825美元，經濟狀況較好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均處在較低水平，需要加強合作加快發展。
(二)廣西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的機遇與優勢
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宗旨和目標是：建立一個一體化的、繁榮進步和公正自由的經濟區域。這給廣西帶來良好的發展機遇，促進廣西在參與合作中經濟更加開放、更多開發和更大發展。參與合作可以提升廣西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地位，突出廣西在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別是商流先鋒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廣西作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將更加突顯，不僅通中南半島、東南亞，而且通南亞、西亞。這必將大大促進廣西與東盟各國商貿經濟關系的發展。參與合作中構建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民間文化交流平臺，從而以文化搭臺，商貿唱戲，發展商貿經濟。廣西與東南亞、南亞人文關系密切，與其多個民族有親緣關系，生活文化習俗相同或相近，隨著合作的深化，民族群體和文化交往必將增加。反過來，又必將促進貿易經濟之間關系的密切、發展和增強。
與此同時，廣西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具有很強的優勢。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與其東部，與越南合作，從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從而便利地進入該區域腹地，發展商貿合作。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溝通該區域與我國西南、珠三角、長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發揮廣西區位優勢，促進彼此之間商貿合作發展。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發揮利用每年在廣西南寧舉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平臺的優勢，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商貿經濟的發展，或通過廣西加強與全國商貿經濟的合作。
二、廣西參與次區域商貿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分析
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貿合作，這也是參與的必要前提。這是因為商貿合作是最簡單的，也是最基礎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現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換勞動產品。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交換表現為勞動產品產換，包括有形的產品交換和無形的產品(服務)交換。廣西除與之交換工業品、生產要素之外，也交換農產品、生活資料和服務。通過商貿交換，以滿足各國人民生產和生活需要。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是以國際貨幣為媒介而進行的。通過商貿，例如，緬甸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可與廣西的機電產品交換，以支持相互商貿發展，促進各國人民走向繁榮富裕。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都處在發展之中，都需要開展商貿，發展經濟，走共同振興之路。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產中，流通和生產一樣重要?！边@就是說相互開展商業貿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過相互開展商貿，可以推動各國經濟加快發展，共同振興。
此外，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鄰相接，生產發展基礎相似相近，生活習俗相近相同，有著發展商貿合作的可能性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國家山水相連，與越南有1020公里邊界，可以方便開展商貿或轉口貿易。大湄公河次區域人口為廣西人口的5倍，國土面積為廣西的10倍，資源豐富，市場十分廣闊，前景看好，有著發展商貿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經濟互補互動，有著發展商貿的可能性。廣西與緬、老、泰、柬、越五國在經濟上有很強互補性，特別是在資源、產品上，因此有發展商貿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復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開展商貿。中越關系正?；耙餐ㄟ^香港進行商貿。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和廣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廣西與它們的直接商貿將會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發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礎條件。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諸國，除與越南可以陸水路相通以外，可通過越南—云南鐵路、公路，或通過湄公河與之相通。廣西公路到越南河內、老撾萬象、泰國廊開也只需要幾小時或一天的時間，到湄公河諸國自由通行。飛機到各國也方便。交通條件可以便利發展商貿。
三、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發展商貿合作的對策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電信、農業、環保、貿易、投資、人力資源和旅游等9大重點領域。根據廣西的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應重點在交通、農業、人力資源和旅游等領域開展合作。廣西在主動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發展商貿合作時要明確重點領域。
(一)商貿方面
除了供應大湄公河次區域各國需要的各種工農業生產資料外，當前要著重發展勞動密集型傳統生活資料初級產品，以適應各國市場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較好地取得比較效益，對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國需要的亞熱帶農產品、加工品和互補性農產品基地，利用自然資源優勢發展種植業、養殖業、海產業和生態農業，建立農產品加工區。圍繞市場需要，開展科技攻關，促進科教和商貿結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較好和數量比較足的適銷貨源，以源源不斷供應。建立大湄公河次區域國民需要的工業品貨源基地。在高新技術園區、工業區和投資區劃出適合湄公河國家需要的工業品貨源生產基地，以生產適銷對路的工業品供應其需要。建立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招商交易市場。除利用每年在南寧舉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廠商簽訂現貨、期貨供應合同，以及到各國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招商市場”，常年或不定期開展商品商貿。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為基地，發展港口和物流經濟。特別是要統一規劃，分工合作，在北海、欽州、防城港、南寧市分別發展現代物流中心，開展物流服務。建立跨國物流企業(集團)。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專業跨國物流企業，以發展成為以物流為主的多元化經營的現代企業?；蚺c東盟(含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合資辦好跨國物流公司，為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企業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務。搞好公路、鐵路與港口升級建設，以增強和加快通過能力和服務能力，改善經營管理，使之迅速周轉，實現貨暢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發展“會”、“節”經濟，以“會”、“節”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發展?！皶焙汀肮潯睂⒄股?、供應商、組織商、經銷商、批發商、采購商、物流商和廣告商等開展業務活動，搞活商貿交易，都有好處。通過節會形式進行會展，通過各種經濟文化民俗節會進行商貿交易，可以搜集許多競爭者和消費者信息。定期不定期舉辦商品交易會、特色展銷會、博覽會、文化節等會節，塑造具有特色的會節，可以有效地招徠各界人士，帶動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資金流的發展，促進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的發展。
(三)商貿服務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各國因地因時制宜地開展餐飲、住宿、美容、攝影、化妝、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產服務貿易，滿足各國人民生活、生產的需要。在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中，開展信息咨詢服務既是一項重要業務，又是推動商貿發展一種重要手段。廣西的服務集團或企業應當適當開展這方面的業務。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發展商貿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無論是商貿企業或者是政府部門都應重視抓好，使之有一個較快的發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區域各國交通、水電、電信和城鄉建筑等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快開展，而人力、技術、設備缺乏。廣西在這方面已具有一定條件，可以開展勞務貿易服務。例如，中國昆明至泰國曼谷的曼昆公路長1188公里，是亞洲公路網重要公路，南寧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廣西都可以爭取中標而開展工程設施服務貿易。作為一種服務，金融服務可以在合作中強化。廣西金融機構——商業銀行可以依托資金、信息、網絡、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優勢，利用境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拓寬融資渠道，為國際融資、各類型企業金融往來和經營提供服務。此外，注重文化藝術服務貿易。廣西的文化產業已有一定發展，原有深厚底蘊，在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合作中，應注重發展文化娛樂與教育培訓等服務貿易。要打破“文化產品”市場弱者地位，增加文化產業服務貿易，提高其比重，從而增加貿易額、貿易總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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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核心競爭力；知識管理；競爭優勢
一、引言
全球化經濟時代面對千變萬化的環境和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逐步認識到其競爭優勢的基礎是它們所擁有的知識,知識地位的變化凸顯了知識管理在企業戰略中的重要性。在快速變化的戰略環境下,對知識資源開發、管理、運用能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價值。目前,知識管理已成為企業界最熱門的管理變革之一,但是很多企業的知識管理績效卻不盡如人意。據有關資料表明,只有6%的企業認為自己從知識管理活動中獲得巨大收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許多企業對于知識管理的認識含糊不清,已有的知識管理理論更多地偏重對技術解決方案、企業知識特征及知識創新的研究,缺乏對如何通過知識管理構建企業的核心能力的研究。為此,本文將以培育和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心,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知識管理與企業核心競爭力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通過知識管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等有關問題。
二、知識管理對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影響
多年以來,對企業能力理論的研究表明,企業核心能力的本質是企業特有的知識資源,隱藏在企業能力背后并決定企業競爭優勢的是企業掌握的知識。Prahalad和Hamell早在1990年就已經明確指出:“核心能力是組織的積累性的學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和集成的多種技術流派的學識”。無論是“生產技能”、“技術流派”、還是“積累性學識”,都是“知識”的一種。Teece等人(1997)則認為:“企業通過學習和知識積累等不斷培養新的核心能力的動態能力,是企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梢?企業的核心能力是一個動態的知識系統,企業知識的競爭力和對知識管理的能力是企業的競爭優勢能夠長久保持的關鍵。本文將從最能體現企業核心競爭力特征的企業文化力、學習力與創新力等方面來探討知識管理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互動關系。
1.知識管理有助于企業文化力的形成。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靜態看是一種實力、一種結果;從動態看是一種行動、一種過程,是企業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水融、相輔相承發揮作用的過程。文化是以價值標準、行為習慣為核心的概念,是人類能力高度發展的標志。文化以其獨特性為人類能力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特殊的競爭資源。企業文化是企業在其生產經營活動中所形成的具有特色的價值觀、行為規范和慣例的總和。企業文化是企業的靈魂和精華,沒有文化的企業是沒有凝聚力和競爭力的。幾乎所有推行知識管理的企業都認為知識管理不只是簡單的信息技術的應用,而是建立在全組織范圍內、滲透于組織每一方面的學習型文化。企業文化建設與塑造的實踐證明,沒有知識的獲取——處理——傳遞——應用過程,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企業文化,而沒有良好的企業文化,企業也就不可能形成持續的競爭優勢。
2.知識管理有助于企業形成持續的學習能力。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要求企業應該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和知識型組織,在不斷修煉中增加企業的專用性資產、隱性的不可模仿性知識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彼得·圣吉認為:“當世界更息息相關、復雜多變時,學習的能力也更要增強”。他在《第五項修煉》一書中引用殼牌石油公司企劃主任德格的話說:“惟一持久的競爭優勢,或許是具有的比你的競爭對手學習更快的能力?！币虼?組織學習,創建學習型組織,通過不斷學習、團隊學習和系統學習,使企業的運行處在動態變化之中,對活化企業的內部資源,適應環境的變化,培育核心能力,創造持續競爭優勢具有決定性意義。企業學習力的形成離不開知識的積累、開發與共享,通過知識管理可以使企業形成持續的學習能力。
3.知識管理有助于企業創新力的提升。知識經濟的生命力和靈魂在于創新,創新是企業保持長久競爭優勢的主要源泉。企業的創新能力就是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不斷增加知識總量,實現企業目標的創造性活動,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等。通過知識管理可以構建企業的知識庫,為創新奠定堅實的知識基礎;在知識共享,特別是隱性知識共享的過程中,交流思想,引發創意;鼓勵和培育新思想、新方法,最大限度地把企業員工聚集到獻計獻策和通力合作的活動中來,共同開發新的產品和服務,從而培養和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
三、強化知識管理,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企業知識管理對于核心競爭力的培育與發展有著深刻和積極的作用,但從國內外眾多企業的實踐運作來看,分散、盲目、零亂的知識管理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企業只有以核心競爭力為中心進行知識管理,才能真正促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1.依靠知識管理為企業創造價值。企業只有適應、滿足顧客對價值的需求,才能生存和發展;只有比競爭對手創造更多的價值,才能創造競爭優勢,這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理論的核心內容。實踐中大多數企業一般通過降低產品和服務的成本或通過差異產品和服務來創造價值,而忽視依靠知識管理為企業創造價值。那么知識管理如何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或為企業增加收入?企業可以通過加快知識在企業內部的共享和流動為企業創造價值。知識交流和知識共享的好處是通過降低知識獲取的成本來降低產品或服務的成本,因而能夠為企業創造更多的收入。企業的知識可以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顯性知識是可被編碼的知識,其特點是容易交流和轉移。與顯性知識相比,隱性知識是直覺性的和不能被明確表述出來的知識,如企業員工的技術專長、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管理層的領導能力和洞察能力等。在沒有知識攜帶者(認知主體)參與的情況下,這類知識很難被交流、理解和共享。所以,企業要通過各種方法,加快企業成員之間知識的交流與共享,成功實現知識的轉化,不斷將隱性知識轉變為顯性知識,將個人知識轉變為組織知識,進而將知識轉化為產品和服務,為企業創造價值和競爭優勢。
2.注重稀有性知識的識別與創造。許多企業都善于積累和創造知識,但如果許多相互競爭的企業擁有同樣的知識,則這樣的知識不能為其中的任何一個企業創造競爭優勢。相互競爭的企業擁有同質的、有價值的知識,最多能保證企業在競爭中不至于處于劣勢。所以,如果企業擁有的知識能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則這樣的知識必須是企業特有的、獨特的、有價值的知識。許多企業已經發展出了獲取知識的文化,但沒有發展出知識交流與共享的文化和制度保證,由于知識通常被視為權力的象征,員工所掌握的知識不能在企業擴散和轉移,企業不能利用知識的獨特價值。如果企業要提高生產率,增強競爭優勢,就必須要發展出具有獨特的、企業所特有的知識,并且能夠利用這些獨特的知識為企業創造價值和競爭優勢。因此企業必須能夠識別出對自己最重要的和最有價值的、真正稀有的知識。
3.塑造難以模仿的知識共享型企業文化。成功的知識管理需要企業塑造一個知識共享型的文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在企業長期的生產經營活動中積累形成的,深深印上企業特殊組成、特殊經歷的烙印,其他企業難以模仿。因此,有價值的、特有的知識在短期可以為企業帶來利潤,但如果其它企業可以模仿這些知識,那么這些稀有的知識不再能夠為企業創造獨特的競爭優勢,企業必須發展和培育出難以模仿的資源,即獨特的知識共享型企業文化。每一個企業都有一個獨特的企業文化,這個企業文化是其它競爭者難以模仿的,因此,可以為企業提供持續競爭優勢。
4.實施以企業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管理戰略。實施知識管理并將之納入企業戰略管理,企業需要系統的、有機的知識觀,其中實施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管理戰略,如企業技術創新、組織結構創新、戰略創新、文化創新、制度創新等,將為知識管理戰略的實施提供可靠的保障。技術創新能力是核心能力的基礎,而企業的技術創新及其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許許多多因素對企業創新的過程、機制、模式、政策和績效有影響。因此,在技術和市場劇烈動蕩的環境下,企業只有以技術創新為核心,著力發展基于核心能力的全面創新管理,才能快速穩健地提升核心能力。
5.重視知識型團隊和知識型員工的管理。核心能力的人才載體主要是高素質企業家、技術頂尖人才、管理頂尖人才、營銷頂尖人才、工程技術骨干。企業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個體智力資本、團隊智力資本、組織資本的競爭,因此企業要制定并執行一系列吸引、培育、發展和凝聚人才,特別是頂尖人才的策略。特別是要制定和執行環境戰略、成長戰略、支持戰略、關系戰略、補償戰略、并通過文化整合,以留住優秀人才。同時,企業要建立有效的組織學習機制,加強知識型團隊和知識型員工的管理,以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本競爭力和增強組織資本。
四、結語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知識已日益成為企業最重要的戰略資源,最大限度地掌握、利用、整合和創新知識是培育企業核心能力的關鍵。研究表明,將企業管理的重點轉向知識管理,就是要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心,通過以知識為核心的管理,很好地促進企業內部知識的流通,增加企業內部知識的存量與價值,充分發揮企業員工的潛能,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升企業個體成員與整個組織的能力,從而達到培育和提升企業核心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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