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一體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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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隨著歐洲一體化步伐的加快，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系引起了眾多關注。1999年歐元正式啟動以后，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問題更成為了人們輿論的焦點。

出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種種考慮，英國國內各階層對是否加入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MonetaryUnion，簡稱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項經濟測試”標準成為決定英國能否加入歐洲寫作碩士論文貨幣聯盟并最終投向歐元區懷抱的關鍵。英國作為歐洲的重要國家之一，對歐元保持著觀望的態度，不僅對英國國內經濟、歐盟經濟，甚至對世界經濟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2008年1月1日，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時加入歐元區，從而使歐元區成員國從13個增至15個，區內整體實力不斷壯大，歐元的國際地位也正在不斷提升。與歐元區良好的發展態勢相比，英國近年來經濟卻一改往年“運行良好”之態勢，漸呈疲軟跡象。

本文首先簡略的介紹了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最佳貨幣區理論（OCAT）。然后回顧了歐洲貨幣聯盟的發展歷程，并簡要的介紹了英國與EMU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布朗的“五項經濟測試”標準入手，綜合分析英國拒絕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原因及對英國、歐元區及世界經濟的影響，最后探討了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前景。

關鍵詞：英國歐洲貨幣聯盟；最佳貨幣區

引言

一直以來，英國何時加入歐洲貨幣聯盟都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話題。英國對歐洲貨幣聯盟的政策問題，近年來嚴重困擾著英國的內政與外交。前梅杰保守黨政府，曾在談判制定《馬約》的過程中為英國爭得由英國議會最終決定是否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的“例外權”。布萊爾上臺后，對歐洲政策進行了重要的調整。在貨幣聯盟問題上，堅持以英國的經濟利益作為判斷的標準，重申英國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為第一批成員加入單一貨幣。與此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發起有關貨幣聯盟問題的討論，為英國最終加入單一貨幣進行輿論和組織準備。面對已成為世界主要貨幣的歐元，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寫作碩士論文雖然屢屢試圖推動本國加入歐元區，但每次總是無果而終。對歐元態度冷淡并以“五項經濟測試”標準使英國置身于單一貨幣之外的前財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萊爾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國短期內加入歐元區變得更為渺茫。英國政府至今對何時加入歐元區仍然沒有一個大致的時間表。英國對歐元消極觀望態度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簡要介紹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及其創建、發展歷程，之后介紹了英國與貨幣聯盟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英國不加入貨幣聯盟的原因及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總結，最后對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前景進行了分析和預測。

一、貨幣一體化相關理論概述

（一）最佳貨幣區理論

關于歐洲貨幣聯盟，經濟學家或贊成或反對。但有趣的是，他們贊成或反對的主要依據都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開創的最佳貨幣區理論（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其作為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本章將著重介紹最佳貨幣區理論并對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所謂最佳貨幣區（OptimumCurrencyAreas，OCA）是指一種“最佳”的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白罴选笔歉鶕S持內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觀經濟目標來定義的。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最佳權衡點，就算達到了內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區域內部的國際收支均衡，也包括與區域外的國際收支均衡。

蒙代爾在論文中將最佳貨幣區域定義為：受對稱性沖擊影響的地區所構成的一個經濟區域，這些地區之間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他指出，區域內部生產要素充分流動，而區域之間不能流動時，具有要素流動性的區域就構成一個貨幣區，這樣的區域可以采用單一貨幣或者將區域內各地區的貨幣匯率固定，從而組成最佳貨幣區。需求轉移是引起寫作碩士論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動匯率只能解決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貨幣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后者只能通3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浮動匯率是不同貨幣區之間的均衡機制，而生產要素流動則是貨幣區內的均衡機制。

蒙代爾之后，不少學者對最佳貨幣區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與發展，他們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貨幣區的判定標準，另一方面是貨幣區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最佳貨幣區理論越來越成為研究的熱點，該理論對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程起了重要的理論引導作用。

（二）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分析

最佳貨幣區理論除了說明有關國家應組成貨幣聯盟的一些特征外，還力圖闡明一個國家加入貨幣區域的代價與收益。歐洲貨幣聯盟是最佳貨幣區理論的重要實踐，本節將對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

1．歐元啟動的成本分析

從成本角度看，歐元啟動可能會給各成員國帶來以下損失：

篇2

[論文摘要]在東亞(包括東盟和中日韓)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加強，區域經濟關聯度不斷提高的情形下，加強東亞貨幣合作，構建東亞單一貨幣區是大勢所趨，有必要對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礎進行闡述.對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進行分析，進而明確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和我國的時策。

現今作為區域貨幣合作典范的歐元已經成功啟動，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強勢發力業已引起普遍關注，這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東亞毫無疑問是個刺激。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鄭重的警示了東亞各國加強區域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的必要性，區域性的貨幣危機需要區域性的貨幣合作來防范已成為共識。同時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本身在區域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也是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必然要求。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貨幣一體化是指各國在貨幣方面的融合、結合、整合的行為、現象和趨勢。根據區域內各國貨幣合作的程度，可以將貨幣一體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區域內貨幣政策協調;二是區域貨幣聯盟;三是單一貨幣區，又稱最優貨幣區，是區域貨幣合作的最高層次?！薄白顑炟泿艆^，具體說來是指由一些彼此間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比較靈活，經濟開放程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相近，經濟政策較為容易協調的國家與地區所組成的貨幣區。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將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稅收人，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財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人力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貨幣交易的取消，“也就從根本上避免了匯率波動對貿易和物價的不利影響及由匯率波動所引發的金融危機，特別是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將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貨幣一體化，可以通過集中各國的外匯儲備和協調成員國彼此間抵消貿易差額來實現區域內外匯儲備的節約。(三)貨幣一體化還可以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川。(四)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政治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彼此間貿易、投資、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及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分析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了，則對匯率波動就會敏感，東盟和亞洲四小龍更是如此，這將促使各成員國就匯率產生共同的需求，他們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行匯率聯動;在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方面，東亞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往來占該區域投資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也為他們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性方面，東亞各成員國參差不齊，人均GDP高低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大相迥異，這與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單一貨幣區所要求的條件差距較大;在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資本跨國流動性由于受種種因素影響譬如歷史、文化、宗教等顯得較弱，其中的人力價格因素進而導致物價因素也差異較大;就資本而言，像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金融管制較嚴，在資本的可自由兌換方面尚未完全放開;在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性方面，就金融體制而言，東亞各國大都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這點是相似的，但各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卻會增加實施共同盯住籃子貨幣乃至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操作難度，自然會增加推行統一貨幣政策的難度;在所建貨幣區內是否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方面，東亞的新加坡、韓國雖富，但由于國家小，總國力規模尚不夠強。日本具備成為核心國的條件，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其持不信任態度，而且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低迷.顯然它并不適合擔當這一角色。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幣也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于總體經濟規模還不夠大，目前也不適合成為核心國，所以東亞尚沒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外部條件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要求大國之間進行有效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好的發揮作用，從而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墒牵瑫r至今日，美國、歐盟、日本為了爭奪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想達成一致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就目前而言，東亞地區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區域的單一貨幣區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包括中國大陸、港澳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目前的條件已趨向成熟(注:朱芳，東亞次區域貨幣區建立的條件分析，當代亞太，2003.12)，而人民幣貨幣區的建立也會為最終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奠定堅實的基礎和提供寶貴的經驗。同樣，東盟十國也可以嘗試成立類似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

三、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臺:擴大東亞貨幣互換。2000年5月6日在泰國舉行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就東亞地區加強財政和金融的合作問題達成了“清邁協議”，其中涉及多項金融合作的內容，最主要的是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一國貨幣在陷人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在不需要擔保品的情況下就可以本幣購買對方國家的可兌換貨幣，待度過危機后，再按協議條件，在約定的未來某一時刻，按照購買時所使用的匯率，用已購買的可兌換貨幣購回本幣。貨幣互換是獲得緊急融資的有效途徑，它有助于成員國提高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邁協議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次實質性進展，但只是屬于危機解救機構，要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就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大貨幣互換，由雙邊擴展到多邊;而又因為東亞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體制也不乏相似之處，彼此之間相互了解各自的國情，在經濟金融貿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儲蓄率、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等特點，在如上所說的擴大了的東亞貨幣互換的基礎上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也是有可能的。當然，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國和歐盟的博棄。

打造第二平臺:建立東亞匯率聯合浮動機制。東亞國家己具有建立匯率聯動機制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川，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以及較高的外匯儲備，這都為匯率聯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技術上，大多數東亞國家采取的仍是或相當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亞匯率聯動機制不需要對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轉換成本相應的就小。同時，根據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所建貨幣區的規模越小，其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就越強，貨幣一體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單一貨幣區。因此，在東亞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體的分步走思路進行匯率安排，先選擇次區域，建設次區域單一貨幣區。就目前看，可以選出二個:東盟十匯率政策的總體協調，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在各國和大中國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乃至臺灣省)。漢而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次區域間聯合，從而將匯率聯動機制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

打造第三平臺: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因為“只有單一貨幣區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和明確的制度約束，這是匯率聯動機制所無法比擬的’心三，而且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彼此間的利益枚關度越來越高，所以東亞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經濟體，建立單一貨幣區是早晚的事。當然，這需要各國拿出巨大的勇氣，克服多種困難.包括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其中加強政治對話和合作尤為重要。

四、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對策分析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一、貨幣區成員國之間貨幣可自由兌換;二、資本可自由流動;三、匯率可自由浮動。而根據“蒙代爾三角”學說，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二者，這就意味著，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要有所作為.需要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作為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復雜國情的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就目前而言.這是不能做到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一大困難。然而，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是勢在必行的，中國要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這包括:(一)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切實加強貨幣籃子的選擇，合理確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革國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廣泛培育市場，努力加強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三)尤為緊迫的是，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是，我國要進行區域貨幣合作就應當同樣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其實，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資本項目，其他很多的資本項目往往通過采取各種非法的手段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四)加強我國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倡導自主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竟爭力，積極倡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企業對外投資，有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五)積極倡導和通力合作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六)加強政府間對話，強化政府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七)加強匯率聯動機制建設，首先要領導建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建設。

綜上所述、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東亞各國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日趨緊密，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勢在必行。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我們要果斷參與其中，有效調整各種政策，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的基礎上，通力加強與各成員國的合作，努力承擔起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的歷史重任，從而在這個互惠共贏的歷史機遇中全面增加我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1]周穎，紀振強.東亞貨幣一體化:理論基礎、可行性及前景瞻望仁月.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3，(9).

[2]朱芳.最優貨幣區理論:歐元的啟示與東亞貨幣區的設想〔J.南方金融，2003，(7).

[3]劉力臻，焦百強.東亞區域貨幣合作與我國的參與對策〔J〕.東北亞論壇，2003，(3)，

[4]李勇輝，昊朝霞.區域貨幣一體化下的亞洲貨幣合作機制研究〔J〕.湖南財經高等?？茖W校學報，2003，(4)

[5]鐘偉.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的三個層次(J〕.經濟研究參考，20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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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CFA CEMAC WAEMU 經濟增長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很小，但最近幾十年來，這一比例有了新的趨勢。最近幾年，貿易份額比例小幅度上升。在這一時期，非洲的工業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礦物質和其他農產品的出口增長，不僅反映了其工業化和外向型農業生產，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尤其是礦泉資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給不斷上升和國際貿易開放的情況，似乎能消除與經濟增長、非工業化以及國際價格波動有關的缺陷。因此，這些新的變化對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對兩個區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具有新的貿易機會和增加進出口貿易的來源。

實際上，非洲的進出口貿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高度依賴于發達國家的需求，或者20世紀80年代時所遭遇的債務危機。隨著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作為非洲的重要貿易伙伴，SSA的貿易一體化降低了非洲國家（SSA）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之間，非洲與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份額從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論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聯盟地區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本論文的目標是要用OLS+穩健法比較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之間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為：在第二節中，我們將介紹這兩個經濟地區的一些特點（共同點和差異點）。第三節將要回顧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獻。第四節將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第五節將總結并給出本論文的結論。

二、中非和西非經濟貨幣聯盟的歷史和經濟狀況

（一）歷史

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縮寫CEMAC）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是兩個不同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組織。兩個聯盟（MAC和WAEMU）是該法郎區域的成員，法郎區域有15個國家成員。②

作為以前的貨幣地區和貨幣合作機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羅法郎貨幣未受影響。CEMAC包括6個國家（喀麥隆、中非共和國（縮寫CAR）、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該地區擁有4780萬人口，該組織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合作，促進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如資本流動性和人力的流動性。

此外，該條約的其他目標為：協調成員國家的經濟政策，監測成員國（包括金融與貨幣政策）的經濟收斂（包括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部門政策，逐步創建同一市場。CEMAC成員國家在區域內使用同一貨幣，但是，CFAF又與CEMAC和WAEMU的區域不同，它們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縮寫CFAF）也成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碼，該區域貨幣的代碼是（XAF）。CEMAC的條約國家于1994年被批準，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時期非洲赤道法語聯盟（AEF）。③

（二）經濟貨幣聯盟經濟狀況

正如克魯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對傳統策略出口貿易導向的國家，一般都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傳統出口產品，但非傳統出口產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長。為了確認KRUEGER的結論，可以看出兩個地區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對GDP的份額，其經濟的一級部門的份額都遠遠高于第二級部門。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國家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對非洲國家的出口貿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0～1979年間到2000～2008年間，SSA（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東南亞成員國家（ASEAN）還有中國、韓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從6%增加到12%，在同一時期，非洲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量從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資的增長也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例如，從1990～1999年間與2000～2011年間，在整個非洲的投資率（包括資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從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員國家的投資總額增加了。

關于通貨膨脹，這兩個地區在整個非洲（SSA）的通脹平均水平相當低。2008年CEMAC的通貨膨脹率到5%，而WAEMU的通貨膨脹利率達到7%。雖然這個水平比其他非洲國家（SSA）的平均水平還低，但是兩個水平已超過兩個聯盟通貨膨脹的最高水平。④雖然在平均水平的情況下，CEMAC與WAEMU的通脹與其他SSA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來相當低，但是兩個聯盟的有些成員國家里的通貨膨脹遠遠高于平均水平。

三、實證分析

（一）分析法

本論文將從理論上解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將使用數據做出實踐研究。本論文使用兩個地區（CEMAC和WAEMU）做出一個比較的實踐研究。上面我們討論了理論上，投資、經濟開放度（作為全球化的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隨之我們也給出幾個實踐研究的結果。本論文主要利用面板數據和OLS+穩健法，研究從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員國。

（二）數據的來源

本論文的變量包括匯率（ER）USD/CFAF美元對非洲法郎GFCF（固定資本形成總和）FDI（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開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貨膨脹（為國內生產總值緊縮指數），凈官方發展援助（NODA），農業產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數據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著重研究SSA的兩個地區：中非和西非經貨聯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考慮到兩個地區的一些相似性和差異，本論文想補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貨幣之外兩個地區的宏觀政策，其是貨幣政策的收斂水平似乎一樣（法國銀行報告）。所以本論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進入了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的變量。

（四）模型的設計

由于本論文的目標是研究CEMAC和WAEMU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利用下面兩個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異在于農產品的變量。因為有些CEMAC國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數據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所以在模型當中沒有加上其變量。

四、模型的介紹

考慮CEMAC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時，模型沒有加入農業產品占GDP份額，因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礦泉資源。有些CEMAC國家的石油出口是從1998年和2000年開始的，如赤道幾內亞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國（CAR 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縮寫）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沒有區分石油出口產品的種類所占GDP的比例。為了研究WAEMU影響GDP的決定因素，在第I個模型中再加上一個變量，也就是說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數據，所以在第II個模型當中我們忽略了這個變量。

一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對數，Y=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國家，?t=誤差項，Xi=為解釋變量。

關于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這樣考慮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資本形成總和占GDP比例的對數，L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例的對數，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對數，LOPEN是貿易開放度（貿易總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對數），LER是匯率的對數，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對數，LINF是通貨膨脹的對數（國內生產總值緊縮），LNODA是凈官方發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對數，LAGRIVAL是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對數，所有的變量都是用自然對數的。

我們使用OLS回歸+穩健法，因為它會處理自相關和異方差的相關問題。陳強（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關于中非經濟與共同體（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變量與第一個模型的變量一樣，但是不包括LAGRIVAL這個變量。

（五）結果分析與和討論

第二個模型（CEMAC）的擬合優度R2等于86.99%，第一個模型（WAEMU）的擬合優度R2等于66.1%，兩個模型都沒有問題。因為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超過50%，這意味著兩個樣本回歸直線的解釋能力都超過了50%。兩個模型的F檢驗也是一致的，F檢驗在1%的水平下都是顯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這表明兩個模型的線性關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變量都不是顯著的。模型I和II當中有幾個變量t檢驗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顯著的。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應（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個體效應（individual effect））。其結果表明兩個模型之間沒有個體效應的問題，證明了模型的齊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結論

本論文的實踐研究結果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且其變量對于兩個經濟與貨幣聯盟來說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是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經濟活動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對于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兩個區域內固定資本形成雖然對經濟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兩區域應該努力通過環境與政策優化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而且為了提高和優化固定資本的作用，也要努力優化經濟政策。

凈官方發展援助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而且在兩個區域內結論是一致的。這個情況讓我們考慮到經濟結構和政府結構的績效。該援助的目標應該是結束世界的極端貧困，增加儲蓄和投資，以及提高發展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為援助對高級績效的經濟機構和政府更為有效，所以無論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國家（CEMAC 和WAEMU），都應該提高其機構的績效，這樣的話會優化援助的作用。

注釋：①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

②法郎區域包括15個國家。貝寧，布基納法索，赤道幾內亞，赤道比紹，多哥，剛果（布），加蓬，喀麥隆，科摩羅，科特迪瓦，馬里，尼日爾，塞內加爾，乍得，中非共和國。

③想多了解該組織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與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兩個聯盟有共同的通脹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斂水平。這個水平是3%。

（作者單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作者簡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歐瑞），剛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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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穿過歷史的骨頭撫摸當下，冰冷的危機恰恰對應著火熱的欲望，失衡的現實恰恰對應著自負的理論，歐債危機的爆發和升級，看上去很突然，感覺上有些偶然，實際上卻是一種無奈的必然。從經濟學誕生那一刻起，其與生俱來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貪婪不可避免地將現實世界導向一池萍碎的夜黃昏。

愛因斯坦說：“科學是部劇本”。經濟學的劇本，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神秘的浪漫，而劇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從沒有真正提及過“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將均衡思想引入了經濟分析，而這也成為古典主義經濟學區別于原始經濟理論，進入“科學時代”的一個標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見于他的名著《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和其他論文之中，這位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用詳盡又略顯干澀的語言表達了均衡的內涵：“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經濟過程都自然趨近的一種終極狀態，經濟系統任何時間都被吸引朝向經濟運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場之后，經濟學的故事總是圍繞著均衡展開，當代經濟學的輝煌、精美、誘人和極其博雜繁復的理論大廈，幾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無情的災難所摧殘。盡管在很長時間里，人們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經濟學家讓人們相信，“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引致市場“均衡”，直到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全球，經濟學家們才開始懷疑，所謂均衡，也許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為的努力。

這種懷疑直接引致了幾十年的爭論，政府是否需要運用宏觀政策來幫助“看不見的手”實現經濟世界的美麗均衡？盡管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各執一詞，但毫無疑問的是，力主政策干預的凱恩斯占據了上風，就像曼昆總結的那樣：“我們不能因為人體具有‘自我恢復’功能，就否認醫療必要性的存在，并對醫療技術的發展漠不關心”。從此之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變成了改變甚至重塑經濟世界的利器，現代宏觀經濟學也在大蕭條的現實廢墟和凱恩斯的思想創新中建立并成長起來。

事實上，自大蕭條以來，現實經濟世界里政策調控的使用日趨頻繁，熟稔于此之后，費爾普斯等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凱恩斯在《通論》中雖然主張進行干預，卻沒有充分考慮改變經濟政策的影響”。和浪漫一樣，均衡實際上十分復雜而難以兩全。如果將政策目標定位于代表內部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國際收支平衡，那么單一政策往往難以促成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這種尷尬的“米德沖突”讓人們意識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豐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緊密一些。

于是乎，經濟學家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之上。歐元之父蒙代爾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則，即“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理論上看，這種隔離式的指派似乎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影響力的沖突，但實際上，這種理想化的指派卻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人們一直忽略了一點，力主政策調控的凱恩斯主義誕生于經濟危機之中，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接受“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深度衰退中對重回經濟繁榮的迫切渴望。某種程度上看，作為經濟學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理論創新，凱恩斯主義中夾雜著貪婪的種子，而伴隨著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斷壯大，貪婪的種子悄然生根、發芽，并不斷成長。這種理論骨子里的貪婪在政策風格上有兩種體現：一是對財政政策的偏愛，二是對增長偏好的傾斜。

更令人遺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實現對這種貪婪的抑制，但經濟學家們卻并未將注意力集中于此，人們談論政策搭配，本質上是為了實現“更加協調、內外均衡的增長”，而不是為了“約束過強的欲望和制衡過強的力量”。前美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切尼?馬丁曾經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會正進行時拿走盛滿酒的酒杯”，然而，實際上政府對此總是意興闌珊，即便具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對通脹嫉惡如仇，偶爾大彈緊縮反調，但在絕大多數時候、絕大多數地方，財政政策的“GDP崇拜”和“沖動本能”總是難以遏制、顯露無遺。更重要的是，隔離式的政策指派進一步切斷了政策間的相互約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組合讓“看得見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邊緣。

經濟學對均衡的浪漫情懷和對增長的潛在貪婪，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赤字化”增長的歷史潮流，這一模式的難以為繼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債務危機的爆發。而歐洲之所以成為債務危機的重災區，過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結構和僵化的稅收政策僅僅是淺因。深層原因則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財政非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的對立，既給了歐洲各國更大程度透支財政潛力的搭便車激勵，又使得貨幣政策的約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政策組合上的參差不齊給貪婪以更大空間，進而誘使歐洲債務風險從隱性走向顯性，并最終行至崩潰。

數據不會撒謊。1992～2010年，歐元區經濟增長率的平均值僅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經濟增長率，這種萎靡讓歐洲各國政府的增長需求、赤字傾向更趨強烈，期間歐元區財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達3.24%，讓《馬約》3%赤字上限的約束在十年時間里形同虛設。甚至在產出缺口大于零，即明顯產能過剩的2006～2008年，歐元區財政狀況依舊表現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傾向已然深入骨髓。

篇5

【摘要】隨著香港和亞洲區域貨幣合作等問題的深入討論，一些學者提出了建立“中元區”的構想。在最優貨幣區理論和最優貨幣區指數方法的基礎上，筆者創建了中元區的最優貨幣區指數模型，并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1992－2003年間的實際情況進行檢驗，指出影響兩岸四地雙邊匯率波動的主要因素是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雙邊貿易聯系和通貨膨脹差異。在這個基礎上，筆者比較了1995年和2003年中元區最優貨幣指數，綜合評估了兩岸四地實行貨幣合作的經濟成本。結論是港澳回歸后，兩岸四地進行貨幣合作的平均成本明顯降低，中國大陸與港臺以及港臺相互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因此，在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是可行的。文章最后提出了相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中元區貨幣合作最優貨幣區OCA指數雙邊匯率波動

一、引言

早在2000年，Mundell就預言在未來10年內將出現三大貨幣區，即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即“穩定性三島”。歐元已經在1999年正式啟動，并度過了過渡期，進入正式的實施階段；同時拉美國家美元化趨勢也很明顯，亞洲單一貨幣也已經被提上議事議程。東亞金融危機后，東亞各國（地區）在建立區域貨幣合作機制或制度安排等方面初步達成了共識，并在貨幣互換安排等方面有了一系列的進展。1999年11月，ASEAN＋3（ASEAN加上中國、日本和韓國）峰會在馬尼拉通過了《東亞合作的共同聲明》，同意加強金融、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對話、協調與合作。根據這一精神，2000年5月ASEAN+3的財政部長在泰國清邁達成了《清邁協議》，加強了東亞各國的區域貨幣合作。

在經濟貨幣一體化趨勢下，中國應審時度勢、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同時，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應盡早考慮自身的貨幣問題，提出了建立“中元區”的設想，即在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實行單一貨幣。大陸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擴大了對外經濟、技術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也在許多方面與香港、澳門和臺灣加快了融合的步伐。香港和澳門已經實現回歸，雖未解決，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現統一乃是大勢所趨。從經濟上看，兩岸四地可以說早就連成了一體，尤其是香港和澳門。眾所周知，貨幣是一個國家的體現，一般來說一國只能有一種貨幣，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卻存在著人民幣、港幣、澳門元和新臺幣四種貨幣，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不僅增加了兩岸四地間經濟往來的交易成本，還阻礙了兩岸四地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因此，研究中國貨幣一體化可行性問題非常有意義。

二、有關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文獻綜述

國內外的相關文獻主要圍繞對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面臨的困難與問題進行了分析。

1、建立中元區的必要性

鐘偉、張明（2001）提出，亞洲區域貨幣合作大致有三個層次：一是建立區域內的危機解救機構，例如亞洲貨幣基金AMF（AsianMonetaryFund），二是建立起類似歐洲匯率機制ERM的亞洲匯率聯動機制AERM（AsianExchangeRateMechanism），三是最終過渡到亞洲單一貨幣區ACA（AsianCurrencyArea）。中元區的建立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部分，中國應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李曉、李俊久、丁一兵（2004）認為，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亞各國、各地區關于開展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東亞共識”已初步形成，并開展了一系列的“集體行動”，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成為必然選擇。尤其在現階段，東亞區域貨幣合作取得初步進展并面臨著一些障礙的情況下，中國的參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大部分都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而只有人民幣在當時堅持了不貶值。李曉、丁一兵（2002）認為，一方面提供支持貨幣合作所需的部分經濟資源，作為東亞地區經濟增長與貨幣政策上的穩定器，中國還可以成為東亞地區巨大的市場提供者和政策協調的推動者。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東亞地區日益崛起的經濟大國，其經濟發展與東亞整體經濟的關聯度不斷增強，使得中國參與區域貨幣合作可以獲得明顯的利益。因此，在兩岸四地實行單一貨幣，有利于提高防范外匯風險的能力，同時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相互間的經濟往來，進一步提高兩岸四地的整體經濟實力，增強競爭能力。

2、建立中元區的可行性

Goto和Hamada(1994)研究發現，東亞國家之間（除日本外）像西歐國家之間一樣，在主要經濟指標如貨幣供給、利率、CPI和投資占GNP比率上存在著高度相關。同時，Goto和Hamada還得出了東亞滿足最優貨幣區（OCA）標準的結論。

與東亞地區相比，兩岸四地在許多方面有著更高的相關性。兩岸四地有著共同的血緣、語言和文化，這是兩岸四地實行單一貨幣的社會基礎。另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港澳的順利回歸也為實行單一貨幣創造了有利條件。在兩岸四地進行積極有效的區域經濟合作，對兩岸四地經濟的高速成長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特別是對臺灣、香港、澳門而言，可以依托大陸，與大陸建立更為緊密的經濟貿易關系，最終建立中華自由貿易區（張向前、黃種杰，2003）。因此，兩岸四地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3、面臨的困難與問題

現階段，東亞貨幣合作仍然存在幾個嚴重的障礙。有學者指出，東亞各國尚處于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各國的經濟結構、對外界沖擊的反應以及政策目標等均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東亞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經濟一體化程度不高，直接阻滯了貨幣聯盟的形成。

對兩岸四地而言，同樣存在著較大的經濟差距。萬志宏、戴金平（2004）認為，中國目前還不是其他區域成員理想的合作伙伴，尚不構成貨幣區，香港和臺灣以及新加坡同中國較高的合作成本（中國是上述三地的排斥伙伴，僅次于印尼），意味著部分學者關于“中元”的設想明顯缺乏現實經濟基礎的支持。因此，中國大陸必須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深化改革，盡快縮小與港澳臺的經濟差距，并繼續保持人民幣的堅挺。

總的來說,國內外的相關文獻對東亞貨幣合作做了比較全面的分析，不論是理論方面的，還是實證研究方面的，都做了詳細的闡述。但是，關于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問題，學者們僅從定性上研究，還未從定量上來考慮其可行性。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內容，筆者將在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基礎上，運用OCA指數方法，來研究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可行性。

三、最優貨幣區理論和OCA指數方法

1、最優貨幣區理論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Mundell提出的，他指出，“從成本和收益角度衡量，存在關于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最優區域分界，在區域內維持固定匯率（或采用共同貨幣），而地區之外保持浮動匯率”。其中，單一標準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是其實證檢驗的主要依據。

最優貨幣區單一標準理論是以匯率制度的選擇必須有利于外部和內部同時均衡為基準，并給予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有利條件為目標，主張當一國難以實現此目標時，跟其他國家組成貨幣區，實行固定匯率制或共同貨幣區。有關的理論研究紛繁復雜。Mundell(1961)最早提出以生產要素流動性作為建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后來，隨著最優貨幣區理論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學者們紛紛提出了不同的衡量標準，有經濟開放度與經濟規模（Mckinnon，1963）、經濟多元化與產品多樣化（Kenen，1969）、金融一體化（Ingram，1969）、政策相似性（Tower和Willett，1970）、通貨膨脹率相近性（Haberler和Fleming，1971）和政治因素（Mintz和Cohen，1993）等。

關于最優貨幣區成本分析理論，決定單一貨幣成本的因素主要有單一貨幣區內成員國之間發生非對稱沖擊的可能性和匯率工具對于調節經濟非均衡的效果。理論分析表明，貨幣聯盟內隨著要素流動的日益充分，經濟的均質趨向將得到加強，非對稱沖擊的概率減小。在經濟開放度較大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在長期內趨于無效，在短期內效果有限。所以，總的來說，建立貨幣聯盟、實行單一貨幣的成本不會很大。

Mundell、Mckinnon等認為，對于單個國家而言，參加貨幣區最大的一項收益就是提高了貨幣的有用性。單一貨幣將消除未來匯率波動的風險，使交易最大化和分工的收益得以實現，從而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貨幣的有用性將隨著使用范圍的擴大而提高。此外，貨幣區還提供了穩定價格、增強貨幣流動性和風險分攤機制等收益。

2、OCA指數方法

鑒于各種標準難以得出一致的結論，為使理論更具有指導意義，Bayoumi和Eichengreen（1996）在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礎上，創造了最優貨幣區指數法，用以評估特定地區滿足OCA標準的綜合情況，并稱之為“OCA理論的簡化分析方法”。該方法使用OCA基本標準解釋現實的匯率波動或匯率干預行為，檢驗OCA理論能否對匯率波動性、匯率制度實際選擇做出較好的解釋，并在此基礎上對貨幣合作的綜合成本進行衡量。

Bayoumi和Eichengreen首先建立了解釋雙邊匯率波動的回歸方程，其形式如下：

其中，是雙邊匯率波動性，而則代表根據最優貨幣區標準所確定的各項指標在兩國之間的表現。

然后，根據解釋匯率波動性高低的行為方程，輸入解釋變量的現實數值（或趨勢值），得到一個雙邊匯率波動性的預測值（或模擬值），該數值就是最優貨幣區（OCA）指數。這一指數實際上是用匯率波動性的高低來衡量在不同的影響匯率波動的基礎因素條件下，各個成員國兩兩之間組成貨幣區的綜合成本收益。該指標越低，意味著維持貨幣同盟的綜合成本越低。下面，我們用這種方法對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貨幣合作進行實證研究，以期得到一些有利的結論。

四、中元區OCA指數的實證研究

從影響貨幣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因素出發，我們對中元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實際情況進行實證研究，以經濟規模、貿易結構、產出增長差異、雙邊貿易聯系、物價偏好差異和政策干預的為衡量標準，設置了六個解釋變量，即國內生產總值（SIZE）、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DIV）、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DY）、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TR）、通貨膨脹率差異（INFL）和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IN），以及一個被解釋變量——雙邊匯率波動率（EX），并以此構造最優貨幣區指數模型，衡量兩岸四地進行貨幣合作的綜合成本。

1、計算中元區OCA指數的數據

由于數據可獲性的限制，筆者選擇了1992－2003年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GDP、GDP增長率、雙邊貿易出口額、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出口額、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一年期的貸款利率和相對于美元的匯率（年均值）的數據（見附錄）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2003年港澳經濟年鑒和臺灣中央銀行網站。

2、中元區的OCA模型回歸結果

首先根據OCA理論，選擇用于計算OCA指數的各項因素，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通貨膨脹率差異和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等六個因素，用EVIEWS3.1軟件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1）。

表1：1992年－2003年中元區OCA指數模型的初次回歸結果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常數項C7.6846042.7869692.7573340.0703

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IN-4.3722974.037486-1.0829260.3581

通貨膨脹率差異INFL-2.3615371.378994-1.7125070.1853

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DY7.8168032.3026533.3946940.0426

雙邊出口占GDP比重TR-8.5226043.612340-2.3593030.0995

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DIV2.5413261.0855632.3410230.1011

國內生產總值SIZE-1.1390540.420028-2.7118540.0730

R-squared0.918614Meandependentvar0.050804

AdjustedR-squared0.755843S.D.dependentvar0.075789

S.E.ofregression0.037449Akaikeinfocriterion-3.535642

Sumsquaredresid0.004207Schwarzcriterion-3.323833

Loglikelihood24.67821F-statistic5.643579

Durbin-Watsonstat2.323282Prob(F-statistic)0.091946

整體來說，擬合效果還是可以，但是有些因素的系數跟本來的經濟含義不相符，予以剔除。同時也要看t檢驗是否顯著性，以及模型的總體擬合效果。筆者剔除了三項指標（國內生產總值、出口多樣化程度差異和一年期貸款利率差異），保留了其它三項指標。同時為了消除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筆者剔除了1997－1998年的數據，模型的擬合效果更好，在正常合理的情況下，探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的雙邊匯率波動的影響因素，分析在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的綜合成本(回歸結果見表2)。

表2：1992－2003年（1997年、1998年除外）中元區OCA指數模型的最終回歸結果

DependentVariable:EX11

Method:LeastSquares

Date:07/31/05Time:22:36

Sample:19922001

Includedobservations:10

VariableCoefficientStd.Errort-StatisticProb.

DY3.2488191.4231202.2828850.0564

INFL0.9572320.4878501.9621420.0905

TR-3.9156891.927035-2.0319760.0817

R-squared0.694096Meandependentvar0.050804

AdjustedR-squared0.606694S.D.dependentvar0.075789

S.E.ofregression0.047530Akaikeinfocriterion-3.011570

Sumsquaredresid0.015814Schwarzcriterion-2.920795

Loglikelihood18.05785F-statistic7.941483

Durbin-Watsonstat2.423687Prob(F-statistic)0.015833

模型所保留的解釋變量有一定的代表性，且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t檢驗，F檢驗顯著(1.6%)，擬合效果ad-R2達到0.61。參數符號也符合經濟意義，從OCA指數來衡量，增加貨幣合作成本的因素引起了雙邊匯率的波動，而降低成本的因素則抑止雙邊匯率的波動,影響OCA指數的因素同理論吻合。其中，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和長期通貨膨脹率差異越大，則各經濟體放棄自主匯率和貨幣政策的成本就越高，維護匯率穩定的成本也就越高；反映維持匯率穩定收益的指標——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的差異越大，匯率的波動性就越低。

中元區OCA指數模型的回歸結果表明，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的產出增長差異、雙邊貿易聯系和通貨膨脹差異是影響該地區匯率波動的重要因素。從貨幣合作的角度來看，就通貨膨脹差異這個因素而言，需要兩岸四地在穩定物價的長期傾向上達成一致。另外，由于上述的種種原因，反映國家規模、貿易結構和政策干預因素的指標均不能解釋兩岸四地的雙邊匯率波動的情況，意味著它們并不是兩岸四地匯率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就不予考慮。

3、中元區的OCA指數

以表2的最終回歸結果來確立最優貨幣區（OCA）指數方程：

由于港澳回歸后，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在產出增長差異、貿易聯系和通貨膨脹差異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因此，我們選擇了1995年和2003年的數據，根據上面的OCA指數方程，計算出兩岸四地這兩年的OCA指數（見表3和表4），從而比較港澳回歸前后兩岸四地貨幣合作成本的變化。

表3:1995年中元區的OCA指數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0.1027

澳門0.0593-0.0647

臺灣0.30320.08750.2952

表4:2003年中元區的OCA指數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

中國大陸

香港-0.1317

澳門0.22930.3332

臺灣-0.1915-0.17340.4096

注：陰影部分表示OCA指數相對于1995年有所下降。

以上數據來源：筆者根據OCA指數方程計算而得。

4、對于OCA指數結果的分析

以最優貨幣區理論為依據，本文通過構建最優貨幣區指數模型，對影響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1995－2003年期間的雙邊匯率波動因素進行了分析，證實了最優貨幣區理論中反映各經濟體間進行貨幣合作成本的主要因素，有產出增長差異和物價差異，它們均是增加匯率波動的因素；而反映各經濟體間貨幣合作收益的主要因素——雙邊貿易聯系，它的增強則有助于降低雙邊匯率的波動性。

通過對1995年和2003年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OCA指數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從整體上看，兩岸四地的OCA指數有所減小，貨幣合作成本的平均水平有所降低，各地區間的差異日益減小。港澳的回歸對推進兩岸四地的經濟合作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主要的解釋變量（實際產出增長率差異、雙邊出口貿易占GDP比重和通貨膨脹率差異）均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而導致兩岸四地整體的OCA指數也發生了變化，均值從1996年的0.096減少到2003年的0.079。這意味著兩岸四地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減少了。

第二、港臺之間以及分別與大陸的貨幣合作成本明顯降低（見圖1）。經過改革開放，大陸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增強。尤其是人民幣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堅持不貶值，體現了中國大陸雄厚的經濟實力。港澳回歸后，與中國大陸沒有了上的障礙，經濟聯系更加密切、貿易活動也更加頻繁了。在這一趨勢下，臺灣也加強了與中國大陸的聯系，OCA指數由1995年的0.3032降低到2003年的-0.1915，說明收益明顯高于成本，顯示出良好的合作潛力。

第三、澳門與大陸、香港和臺灣之間的OCA指數有所提高，相互之間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均有所增加。澳門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在經濟規模、產業結構等方面與大陸、香港和臺灣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雖說澳門與大陸、香港和臺灣之間的貨幣合作的成本略有增加，由于澳門的經濟規模遠小于大陸、香港和臺灣，放棄獨立貨幣的損失也較小，因此并不影響中元區的建立。

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中國大陸與港澳臺之間具備進行深入貨幣合作的基礎，彼此間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也比較低。從潛在的合作意愿來看，大陸與港臺三地進行貨幣合作的可能性比較高。雖然三地與澳門之間的貨幣合作成本有所增加，但不影響以大陸以及港臺為主體的中元區的建立。因此，在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是可行的。

五、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兩岸四地建立中元區可行的結論，筆者從整體戰略、經濟政策、路徑選擇和實施步驟方面對中元區的建立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從整體戰略上看，兩岸四地應正確處理人民幣與港幣、澳門元、新臺幣之間的關系。如何將這四種貨幣逐漸統一為一種貨幣，是構建中元區的核心問題。兩岸四地應積極開展貨幣合作，聯合制定中元區建設期的戰略規劃，推進中元區的貨幣合作。

2、從經濟政策上看，中國大陸應深化國內金融體制改革，尤其是銀行體制改革，建立開放的融資市場，在有利的環境和條件下加速開放資本項目，擴大兩岸四地的相互投資，推進與港澳臺的經濟貿易合作。2003年6月，中國大陸與香港簽訂的CEPA協議，以及近期連戰、宋楚瑜的相繼訪問大陸，都對加強兩岸四地的經貿關系起了積極的作用。

3、從路徑選擇上看，兩岸四地應注重以中元區的經濟為背景，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將市場的自發演進與政府的政策協調相結合。目前，就人民幣而言，要成為中元區的主導貨幣，僅有自發的市場演進是不夠的，還需要相應的政策推進。人民幣應從歐元模式中吸取經驗，實行局部推進與整體相結合的策略，通過積極穩妥的開放資本賬戶，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逐步成為兩岸四地貿易結算、資本計價和外匯儲備的工具。

4、從實施步驟上看，兩岸四地應先在現有的匯率制度下加強匯率政策的協調，維持中元區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各地區可保持不同的匯率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應施加一定的干預及導向，以協調中元區內的雙邊匯率水平。然后，各地區放棄原有的匯率制度，建立統一的匯率機制。當統一的匯率機制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磨合和穩定之后，隨著兩岸四地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可以考慮在兩岸四地進行貨幣合作，成立統一的中央銀行，發行單一貨幣，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至此，中元區才真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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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論文摘要： 隨著國際間經濟合作，相互投資的不斷增多，國際資本市場不斷發展壯大，這就使會計國際化更確切地說是會計準則的國際化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正如美國會計學家喬伊和繆勒所言：會計的歷史是一種國際化的歷史。為正確認識這一進程，理解會計準則國際化的成因尤其重要。筆者作些粗淺分析   

   

   

1 國際間貿易及投資的增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發達國家不僅進一步推進了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國際化，而且大規模地實行了生產資本的國際化。戰前，在這些國家中生產資本的輸出為數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戰后，生產資本輸出在全部資本輸出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并取得了決定性的地位，同時，生產資本的輸出重點已由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這是戰后資本國際化的獨特現象。   

從國際貿易來看，大多數歐洲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國際貿易額通常均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25%.國際貿易如此頻繁，數額如此巨大，以致當今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市場，各國的經濟活動息息相關，國際貿易成為各國經濟聯系的重要紐帶。   

   

2 金融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過去，企業所需資金一般只靠國內供應，但是當國內缺乏必要的資金時，那就必須依靠外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國家為了恢復經濟都曾大規模引進外資。   

當前，雖說資本的國際化移動比較自由，但它還要受當地市場規則，慣例和政府規章法令的約束。為了擺脫這種約束和管制，許多投資者采取了下述對策，即把某一特定貨幣的存放業務，移到該貨幣發行國的境外進行。例如，在歐洲經營美元的存放款和債券買賣市場，就可以不受美國金融法規的約束，這種離岸市場（offshore market）是目前國際化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于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我們應該注意到，某一國際化的資本市場并沒有脫離原來的國內資本市場，即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是指國內資本市場的國際化，而不是在其以外重新建立一個國際化資本市場。也就是說，國際資本市場的前身是國內資本市場。從形式上看，所謂國際化，就是國外的資本需求者和國外的資本供給者同時或分別進入這一市場。在這里，國外的資本需求者與國內的資本需求者同時競爭這一市場上的資本供給者；與此同時，國外資本供給者也在與國內資本供給者一道競爭這一市場上的資本需求者。由此看出，國際化的資本市場中，投資者要對世界各國企業的會計信息進行比較，以作出風險與報酬相適應的決策。   

   

3 跨國公司的發展   

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也叫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或國際公司（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這些不同的名稱都是用來表示其“多國性”，用以區別那些只在一個國家內經營的“單國性”公司。r.h.派克（r.h.parker）認為，跨國公司要以制造和提供勞務為主要活動，至少在兩個國家開展經營的公司。雷蒙德·弗農認為：跨國公司是由共同的所有者組成，銷售額在1億美元以上，按共同的經營戰略并在兩個國家以上開展活動，全部資產的20%以上由海外子公司所有的企業。   

1974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作出決議，將多國性公司稱為跨國公司。1980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跨國公司委員會就跨國公司的定義達成以下一致意見：①跨國公司是指一個工商企業，組成這個企業的實體，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經營業務，而不論是采用何種法律形式經營，也不論其在哪一經濟部門經營。②這種企業有一個中央決策系統，因此是有共同的政策，這種政策可反映企業的全球戰略目標。③這種企業的各個實體分享資源、信息并承擔責任。   

對于跨國公司，喬伊和繆勒認為它具備以下長處和短處：（1）長處：①高效率的經營活動；②向很多國家輸送知識和技能；③有意義的經濟和社會的開發力量。（2）短處：①超越大多數國家的法律；②國際化經濟剝削組織；③玩弄強權的戰略。  

不管跨國公司的長處如何，我們必須承認，會計準則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協調國際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而這種協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協調的種種努力也主要是圍繞跨國公司進行的，因此可以將跨國公司視為推動會計準則國際化的重要經濟力量?？鐕镜臇|道國和母國的政府旨在通過會計準則國際化來加強對跨國公司經營活動的控制。盡管跨國公司在母國的母公司與在東道國的國外子公司在法律上獨立，但在經濟上是一個統一體，這些子公司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一部分。母公司為它們制定共同的經營戰略，在統一的市場原則下，它們與母公司一道在世界范圍內轉移資源。因此，存在這樣一種可能：跨國公司跨國界的戰略利益會損害其母國或東道國的國家利益。事實上，跨國公司已使這種可能成為現實，尤其在發展中國家，這就是跨國公司往往既受贊譽又遭遣責的原因?；谶@種可能和所面對的現實，跨國公司的母國和東道國政府力圖要求跨國公司合并母公司和國外子公司的會計報表，以反映整個公司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跨國公司的東道國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在與跨國公司打交道的過程中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因而更為迫切地需要和要求跨國公司在編制合并財務報表的同時提供母公司的會計報表，揭示更多的財務與非財務信息，以便有效地監督和控制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   

然而，現實的狀況是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會計準則與另一個國家的會計準則完全一致，跨國公司的母公司遵循母國的會計準則，國外公司則被要求遵循東道國的會計準則。故其信息的可比性是極為有限的，而信息的可比性對于信息使用者來說是極其重要的，有關一家企業的信息，若能與另一家企業的類似信息相比較，若能與本企業其他期間或時點的類似信息相比較，其有用性將大大提高。信息，尤其是定量信息的重要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使用者把它與其他指標相聯系的能力。由此可見，針對跨國公司旨在提高其財務報表的可比性而推進的會計準則國際化，是符合跨國公司的母國政府和東道國政府利益的，并成為他們控制跨國公司經營活動的重要手段，這也使得他們成為會計準則國際化最為積極的支持者之一。   

   

4 地區性經濟一體化浪潮   

當今國際化經濟發展的一個新潮流是地區性經濟一體化和集團化，這也是推動會計準則國際化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這種經濟一體化和集團化是與政治力量結合在一起的，因而協調國與國之間的會計準則最有可能在那些經濟一體化的集團內率先取得成功。這是因為政治上的統一必須導致經濟上的統一。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92年建成統一大市場和建立貨幣與政治聯盟。歐共體模式正在不同程度地為人們接受。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區逐步形成。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烏拉圭四國總統簽署了組建南方共同市場的《亞松森條約》。在這些有政治力量參與的地區性經濟一體化集團內，各成員國一般都有著較為一致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環境，這就決定了他們對會計準則的認識有著某些相似之處。顯然，集團內的這些共同之處大大減少了協調成員國彼此間的會計準則差異的阻力，在共同的利益驅使下，彼此都會在各自強調本國特點的立場上相互妥協，從而為協調掃除障礙。如果再滲入政治因素，掃除障礙的速度會更快。在歐共體內，盡管英、法、德等國在會計的諸多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作為共同體的成員，它們有著共同的經濟利益，因此它們在協調上逐步一致。在此意義上，會計準則國際化首先是會計準則的集團化。   

  

篇7

關鍵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財政政策

199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對最適貨幣區域的分析” 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A·芒德爾（1932－）。芒德爾最重要的學術貢獻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1962年的《適當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實現內外均衡》、1963年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兩部專著《國際經濟學》和《貨幣理論》出版，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經濟思想。30多年來，芒德爾在理論上對國際金融學說、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對國際經濟學和世界經濟的運行模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全球金融一體化迅猛發展的今天，特別是在亞洲走出金融危機開始復蘇的時候，將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殊榮授予芒德爾，其意義耐人尋味。

開放經濟條件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我國匯率制度安排及財政貨幣政策選擇問題也一直是經濟理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芒德爾的學術思想或許能為我們政策選擇提供一個理論視角。

一、 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思考：

從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說起

（一） 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簡介

1． 芒德爾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

“最適貨幣區域”分析理論是芒德爾走向諾貝爾獎臺的關鍵。該理論是在圍繞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孰優孰劣爭論中發展起來的。50年代，西方學者對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的爭論進入白熱化階段：以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學者推崇固定匯率，而以弗里德曼為首的學者鼓吹浮動匯率。一般認為，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與成本，并且這兩種匯率制度的利益與成本均依賴于經濟社會的各種條件。芒德爾于1961年發表的《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論文，通過重新系統地闡述不同匯率制度下的優劣點問題而進一步提出，如果通過適當的方式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各區域內實行共同的貨幣或固定匯率制，不同區域之間實行浮動匯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顧兩種匯率制度的優點而克服兩種匯率制度的弱點，這就是芒德爾最早提出的“最適貨幣區域”思想。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是關于匯率機制和貨幣一體化的理論，旨在說明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某一區域（若干國家或地區）實行固定匯率和貨幣同盟或貨幣一體化是最佳的。

芒德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適貨幣區域的標準。他定義的“最適貨幣區域”是：相互之間的移民傾向很高，足以保證當其中一個地區面臨不對稱沖擊時仍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幾個地區形成的區域。芒德爾認為，一個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發生了需求轉移。假定有A、B兩個區域，原來對B地產品的需求現在轉向對A地產品的需求，這樣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業率上升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增加。若A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A國，B產品的生產者正巧是B國，則B國貨幣匯率的下跌將有助于減輕B國的失業，A國貨幣匯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國的通貨膨脹壓力；但若A、B是同一國家內的兩個區域，它們使用同一種貨幣，則匯率的任何變動都無助于同時解決A區的通脹和B區的失業，貨幣當局于是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怪圈：如果他們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貶值）直接處理B地的失業，那么，就會進一步惡化A地的通貨膨脹；反過來說，如果他們通過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升值）努力解決A地的通貨膨脹，他們就要冒進一步惡化B地失業問題的風險──被用來改善一個地區形勢的貨幣政策會使另一地區的問題更加惡化，除非這兩個區域使用各自的區域貨幣。芒德爾指出：浮動匯率只能解決兩個不同通貨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通貨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同一貨幣區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只能通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在芒德爾的分析中關鍵是統一貨幣區內的勞動流動程度。如前述，如果勞動力是充分流動的，那么我們將會發現B地失業工人會向A地遷移，這種勞動力的流動也許通過抑止A地工資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資水平來緩和A地的通貨膨脹壓力，從而可同時緩解A地通脹和B地失業。因此，他認為：若要在幾個國家之間保持固定匯率并保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必須要有一個調節需求轉移和國際收支的機制，這個機制只能是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

2． 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的確立

芒德爾邏輯性地把最適貨幣區的特征概括為“勞動力遷移的偏好足以確保充分就業”。其后，麥金農（1963年）和凱南（1969年）又對最適貨幣區域理論作了發展研究：

（1）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指出，應當用經濟高度開放作為最適貨幣區的一個標準。他認為一個經濟高度開放的小國難以采用浮動匯率的兩條理由是：首先，由于經濟高度開放，市場匯率稍有波動，就會引起國內物價劇烈波動；其次，在一個進口占消費很大比重且高度開放的小國中，匯率波動對居民實際收入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閉經濟中的貨幣幻覺會消失，由此，匯率變動在糾正對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凱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作為確定一個最適貨幣區的標準。凱南的建議同芒德爾一樣，也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的需求波動這一假設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將是多樣化的。在固定匯率下，某一種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對國內就業影響也不會很大。相反，如果外國對本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線下降了，低程度產品多樣化（因而出口產品種類也是不多的）的國家，勢必要更大幅度地變動匯率，才能維持原來的就業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樣化，外部動蕩對內部經濟的影響經過平均化后變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當穩定。因此，產品多樣化國家可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而產品非多樣化的國家難以容忍固定匯率的后果，它們應當是一個采用靈活匯率的獨立（最適度）的貨幣區。

一般認為，上述三位學者的思想構成了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框架，盡管70年代后，關于最適貨幣區標準問題在西方學者之間一直沒有停止研究和爭論，諸如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政府政策一體化標準、通貨膨脹率相似標準等。

（二）開放經濟下轉型期人民幣固定匯率選擇分析

1． 各家最適貨幣區域理論對構成統一貨幣區的條件眾說紛紜。這些討論多圍繞執行固定匯率的宏觀成本，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各國必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放棄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從而往往不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調節措施。盡管如此，但對進入貨幣區所帶來的微觀效率常認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貨幣區的形成能消除匯率波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有效地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生產專業化發展，加速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最佳貨幣區的主要運行機制，有利于成員國保持物價水平的穩定；最佳貨幣區的建立還有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降低國際貿易中貨幣兌換的交易成本。正是這種不言而喻的微觀效率是選擇人民幣固定匯率的主要理由，盡管按IMF的正式分類，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從1994年1月起，人民幣匯率始終處于8．26—8．70范圍內定住美元，可以認為其實質上采用的是某種較寬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馮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匯率的好處主要在于可減少由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所代表的風險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是有害的。在發達國家，這種風險可以通過遠期外匯市場基本規避，所帶來的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問題。而在中國及類似的許多欠發達國家，由于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利率遠未市場化，遠期外匯市場在一定時期內不可能形成，一旦發生匯率不能預期的大幅波動，其所帶來的風險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的影響可能是毀滅性的。

2． 當今世界，對應三大區域經濟集團：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亞洲經濟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均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似乎亞洲地區仍然是一盤散沙。但我們可以承認一個事實上松散的“亞洲美元區”的存在。與中國相類似的理由，盡管名義上的匯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亞洲各國（地區）包括中國大陸、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泰國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些國家（地區）與美國的雙邊匯率變動的標準差，甚至還小于歐元區內各貨幣間的標準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經典最適貨幣區域理論考慮，也可發現這些國家確實已具備構成統一貨幣區的一些基本條件。比如有類似的通脹率，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各國或地區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標準差為3．67，而歐元區為6．1和4．11（鄭輝，1999）；再則，亞洲九國或地區均采取外向型的經濟政策，均可視作開放小國或地區（除中國大陸人口基數偏大），采用固定匯率按麥金農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 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無論是用商品和勞務的流動規模還是用資金的流動規模來衡量，中國經濟的外向態勢已經形成，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越來越大，對外經濟的依存度也越來越高，生產要素流動性加強、產品出口多樣化必將是個趨勢，采用固定匯率無論是按麥金農的“經濟高度開放”標準，彼得·凱南的“產品多樣化”標準，還是按芒德爾的“生產要素高度流動性”標準來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 如果說轉型期我國金融活動深度不夠，宏觀經濟預期的不確定性表明現時固定匯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爾、麥金農或凱南的論述或多或少能為這種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論上的支托。

二、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作用大于貨幣政策：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

1． 芒德爾在1963年發表的《資本流動與固定和浮動匯率下的穩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論述了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問題。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大于財政政策，而在固定匯率下，財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貨幣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擔任研究部主任的經濟學家馬庫斯·弗萊明（Marcus Fleming）也對這一問題作出了類似分析。因此，這種分析稱為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當然，就分析的廣度與深度而言，芒德爾的貢獻要大于弗萊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奠定了芒德爾在國際宏觀經濟學領域的地位。

芒德爾把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閉經濟中國民收入與利率的決定，并說明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效應）。芒德爾的分析說明了穩定政策的效果與國際資本的流動程度密切相關。特別是證明了匯率制度的極端重要性：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有力而財政政策無力；在固定匯率下，情況正好相反。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的結論也可以概括為：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無法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或者說單獨的貨幣政策基本是無效的。

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是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活動（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政府有價證券）影響貨幣量，貨幣量影響利率，利率影響總需求和國民生產總值。在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下，國外與國內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匯率下，中央銀行必須在貨幣市場上進行干預，以滿足公眾對這一匯率的外匯需求。這樣，中央銀行就要根據對本國貨幣的需求來調節貨幣量，而無法按貨幣政策的要求控制貨幣量。這樣，利率與匯率總維持不變，貨幣政策無法發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變，財政政策沒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減少的擠出效應，所以財政政策的效果最大。當一國面臨國際金融和貨幣因素的沖擊時，固定匯率是合意的。因為在固定匯率下，國際資本的套利活動可以自發化解貨幣因素的外部沖擊，并使財政政策糾正經濟失衡效果達到最佳。（2）在浮動匯率下，匯率由市場供求力量決定，中央銀行不進行干預。這時財政政策就無用了，因為政府支出增加（擴張性財政政策）使貨幣需求增加，利率上升。當國內利率上升到高于國外利率時，資本流入，這就使匯率上升，從而凈出口的減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總需求仍然不變。但在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成為影響經濟活動的有力工具。因為貨幣量增加（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了國內利率，這不僅使國內總需求增加，而且會引起資本流出，使匯率下降，這又通過增加凈出口而進一步擴大總需求，擴張性貨幣政策見效。

2． 金融全球化是世紀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進的主流趨勢。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協議，從而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業已排除，中國經濟已全面融入全球經濟之中。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作為開放經濟中宏觀穩定政策理論，理當可成為我們當前及今后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之一。

為了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一直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導（從1998年5月增發1000億國債算起），對于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無效或收效甚微（例如從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調），理論界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盡管我們目前利率市場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資本的完全流動也尚需時日，無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將固定匯率與當前積極財政政策聯系起來，但至少這一開放經濟中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理論模型能為我們分析相關政策問題擴大了理論思考空間。

最后要說明的是，任何學術理論（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前提，所以對政策實踐的意義都僅是指導性的。更何況，芒德爾的理論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為背景，不可能為解決我國的現實問題提供直接的答案。這就要求理論與實際工作者從中國的現實出發，發展適于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理論，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了解芒德爾理論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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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摘要:隨著現代經濟的日益全球化和中國的加入WTO,會計標準的國際化正成為當今我國會計發展的大趨勢。會計標準的國際化與國家、化在現代會計發展中勢必形成一對矛盾。我們在盡量與國際會計慣例保持協調的同時,還應該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的需要,國際化不能照抄照搬。我國目前會計標準國際化進程中應遵循的一項原則是:充分關注國際會計標準所指向的市場環境與中國目前所處市場環境的差異。

會計是一門國際公認的商業語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會計工作正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1993年進行的會計改革,改變了我國40多年來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會計模式,完成了會計模式的轉換,實現了與國際慣例的初步協調,我國正逐步建立以《會計法》為核心的會計法律、法規、規章制度體系。隨著現代經濟的日益全球化和中國加入WTO,我國經濟發展在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時,中國會計界也面臨著一個新的理論課題———會計標準的國際化。所謂會計標準國際化,主要是指在大的會計理論、會計結構、會計準則、會計慣例、會計行為、會計信息共享等方面的統一,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一、會計標準國際化的背景及提出

(一)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會計標準國際化的前提條件

21世紀的經濟是超宏觀經濟,信息與貨幣在全球的運動,正在從根本上改變各國政府的宏觀經濟功能。各個國家不斷增長的經濟需求必須在世界整體性發展中才可能滿足。在世紀之交,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步伐的加快,世界貿易自由化的進一步發展,將更廣泛、更深入地把世界聯系起來,跨國公司正在突破國界,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并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高科技時代,會計作為一種通用的提供信息的方式,其信息的揭示、傳遞、交流理應不受國別和地域的限制,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正促使世界各國的會計沖出國界,到世界范圍去協調,會計標準的國際化正成為當今會計發展的大趨勢,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我國應積極參與會計標準國際化的進程。

(二)亞洲金融風暴的爆發凸現了會計標準國際化的必要性

亞洲金融風暴給全世界的投資者、國際社會和國際會計界都上了最生動的一課。據聯合國有關人員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中,大部分國家沒有正確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導致財務會計報表未能及時提供有用信息,以幫助會計信息使用者分析引發金融危機的各種重要因素,嚴重降低了公司財務報告的透明度。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以后,全世界的投資者對跨國投資,尤其是對亞洲、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變得更為慎重,同時,世界銀行也相繼對貸款國家和企業提出了按國際會計準則提供財務信息的要求。

(三)區域或全球資本市場的加速形成為會計標準國際化提供了可能性

1.世界各國都加大了對、外開放的步伐,資本、商品和服務的跨國流動空前活躍,經濟全球化已成為當前國際經濟發展的一個最明顯的特征。中國作為世界上改革開放步伐最大的國家,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區域性或全球性的資本市場正在加速形成,為了鼓勵更多的外國公司在我國資本市場上籌、投資,同時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報表調整費用,對世界通用商業語言的要求也就更為迫切。

2.從實物經濟發展看,會計標準的國際化是歷史的必然,表現在:信息技術革命形成了“地球村”,各國依存關系越來越緊密,各國的利益需求,只有在經濟一體化的大統一中才能得到滿足,國際貿易與國際經濟往來日益擴大,任何國家都不能只依靠自身的資源與技術聯接成一個整體;資本市場的范圍正在發展,跨國籌、投資日益頻繁,形成國家“血流脈絡”,各國會計雙邊的、多邊的、區域的協調發展已成為國際會計協調的推動力量。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我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國的會計標準不走國際化道路,必然會影響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不利于我國吸收國際資本、更不利于我國到境外上市和發行債券,并且還要增加許多不必要的費用。

誠然,會計標準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但同時,我們又應該認識到:會計作為一門經濟管理科學,有其社會性的一面,由于不同利益國家對實物資源的分化、占有,從而形成了在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等方面的影響,又表現出各種限制,因此,會計標準的國際化與國家化在現代會計發展中就勢必形成一對矛盾,在利益權衡下,我們必須作出趨利避害的抉擇,在盡量與國際會計慣例保持協調的同時,還應該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的需要。

二、國際化不能照抄照搬

通常所稱國際會計慣例,是指國際會計準則以及一些發達國家如美、英、日、法、德、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會計規范,不論是美、英等發達國家,還是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或是俄羅斯、波蘭等轉型經濟國家,都有本國的會計標準制定機構,并借鑒國際會計準則,制定、實施本國的會計標準。一個國家執行本國的會計標準,既是為了與其法律體系相適應,同時也是該國的一種體現?！吨腥A人民共和國會計法》規定:“國家實行統一的會計制度,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根據本法制定并公布”。我國的法律體系類似于大陸法系。通過會計立法來規范會計行為是中國會計的重要特征,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促使越來越多的企業需要通過跨國上市籌集資金,而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通常要求企業根據上市地會計準則或者國際會計準則編報財務會計報告。但是,這些企業必須以本論文由無憂、執行本國的會計標準為前提,最后向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投資者提供會計報表時,可以根據上市地會計準則或者國際會計準則的要求作出報表調整,這是國際通行做法,也是國家的一種體現。片面追求我國會計標準的美國化或者國際化,有可能會出現與我國轉型經濟環境不相適應的情況,我國尚未形成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完善的監督體制,如果我們操之過急,不顧國情,有可能導致會計信息混亂或者失控,由此產生的改革成本和風險將是巨大的,例如公允價值是國際上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會計計量屬性,而我國市場經濟處在初級階段,沒有形成活躍的生產資料市場,關聯交易普遍,諸多經濟行為也不規范,弄虛作假屢禁不止,如果廣泛地使用企業公允價值,將會給企業利用公允價值造假留下空間。

所以,在會計標準國際化的進程中,把握好借鑒國際慣例和考慮中國國情的辯證關系,是我們應當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借鑒國際慣例不等于照抄照搬,考慮中國國情不等于閉關自守和保護落后,從國際通行做法看,會計標準國際化并不硬性要求各國直接采用國際會計準則,而是充分尊重各國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環境,允許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與國際會計準則存在一定差異,會計標準國際化的宗旨是要求各國企業對外提供的會計報表在重要方面與國際會計準則相協調,這一宗旨反映了各國會計標準國際化的真正含義。

三、會計標準國際化的應對措施

我們一方面應積極推進中國會計標準的國際協調;另一方面又要在會計標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充分關注國際會計標準所指向的市場環境與中國目前所處市場環境的差異,這是我國目前會計標準國際化進程中應遵循的一項原則。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我國會計組織與國際會計組織應加強聯合、協調,增強共性,促進發展。我國應該以積極的姿態促進中國會計標準的國際協調,初步形成并完善一套既與國際慣例相協調,又適合中國國情的會計標準體系,它應該具備三個必要條件:11必須包括一套核心的會計文告,它們可以構成全面和公認的會計基礎;21必須是高質量的,能夠導致可比性和透明性以及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31必須嚴格地加以解釋和應用。

(二)我國應建立專門的國際會計和國際比較會計研究機構,相互交流學習,取長補短,尋找差異,擇優棄劣,達到相互理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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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會計，物價變動，會計信息質量

 

一、會計信息質量要求

會計信息是決策者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會計信息最基本的質量特征就是決策有用性，會計信息的質量直接關系到決策者的決策及其后果，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是保證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確決策的基本前提和條件。會計信息失真所帶來的經濟后果是十分嚴重的，它將引起投資決策失誤和社會經濟資源的無效配置，使交易費用越來越高昂，最終導致交易的停頓，企業由于無法籌集到資金而紛紛破產，銀行倒閉，失業率高，物資短缺，物價飛漲，整個社會將陷入嚴重經濟危機之中。眾所周知，由于各種原因，目前我國存在十分嚴重的會計信息失真問題，造成了國有資產嚴重流失、證券市場發育不良、社會交易費用高昂、企業難以籌集到足夠資金而出現“貧血”，嚴重降低會計信息的質量，影響會計信息使用者的正確決策，進而在宏觀上影響國民經濟的運行秩序和發展。因此，研究如何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如何在最大范圍內防止會計信息失真畢業論文ppt，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2006）中的第二章的第十二條至十九條，明確規定了“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共8條，分別是：1.客觀性；2.相關性；3.明晰性；4.可比性；5.實質重于形式；6.重要性；7.謹慎性；8.及時性

綜上所述，各種物價變動會計模式在反映消除物價變動對會計的影響，正確計算企業利潤，保全企業資本等提供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可理解性、相關性、可行性、及時性、重要性、成本效益以及經濟影響等因素綜合考慮。

二、物價變動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在物價變動時，固定資產的現行成本必然不等于其歷史成本，這是由于在通貨膨脹的條件下，實體資產升值會產生持有利得。如果折舊是按年重置價格計算，因為年末、年初的固定資產重置成本不同，而折舊是按每年的現行重置成本計提的，由于重置成本不斷上漲，每年折舊費也會增加。但即使按每年的重置成本計提折舊，在固定資產的壽命期末，其計提的折舊之和仍小于期末的固定資產重置成本與殘值之差，即會產生積欠折舊，企業固定資產的生產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下是不能實現實體資本保全的。由于折舊費用的少提，必然造成企業虛增利潤，企業資產（實物生產能力）也作為虛增的利潤進入分配渠道，如作為股利分配給投資者或以所得稅的形式上繳國家而隱性地流失了，企業的實體資產也難以保全。

在通貨緊縮環境下，實體資產的貶值會造成持有損失。如果以歷史成本為計價基礎計提折舊，必然會導致多提折舊，促使企業虛減利潤。雖然一方面企業的固定資產得以保全，但由于多提了成本費用，也會造成不良后果，如影響經營管理當局的決策，不能適時地擴大企業的生產規模以達到規模經濟和降低長期平均成本的效果，也不能增強企業的長期競爭力；另一方面，利潤的虛減也會導致企業所得稅的流失和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商業競爭日益加劇，經濟環境越來越復雜，目前，物價變動已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客觀經濟現象.正是由于這一客觀經濟現象的存在，傳統會計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發生了變化，從而對會計理論和實務都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和影響，直接降低了由傳統會計模式產生出的會計信息的質量.雖然目前有些國家采用了能夠反映物價變動的會計模式，但大部分國家所采用的傳統會計，無論在基礎理論方面還是在具體的實務操作中，均沒有考慮物價變動的影響，根據傳統會計所提供的信息資料并未能客觀、真實、準確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這些信息的質量由于物價變動的客觀存在而降低，從而影響其利用價值畢業論文ppt，也影響了決策者據此進行決策的可靠性。

物價變動對現原始成本會計提供的會計信息的質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一）資產計價失真論文格式。在原始成本會計下，不論物價如何變動資產始終按取得時的原始成本計價。資產負債表中列示的資產價值是它們原始成本計價。資產負債表中列示的資產價值是它們原始成本的未攤銷數。但在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原始成本會低于編制會計報表時的市場價格，從而使資產計價少計。

（二）利潤確定失實。在原始成本會計下，資產按原始成本計價，轉銷時也按原始成本轉銷，而收入卻按交換時的現行價格計價。這樣，利潤即是按現行價格計價的收入與按原始成本計價轉銷的費用成本相配比的結果。在物價上漲時，較高的現物收入與較低的原始成本相配，產生的利潤較高。而事實上，在這較高的利潤中，有一部分是物價上漲的結果，而不是企業真正的盈利，企業利潤確實失實。

（三）會計信息的可理解性減弱。在原始成本會計下，資產總額實際上是各個時點所取得資產的名義貨幣數額的簡單相加。然而，在物價變動情況下，各個時點的貨幣購買力是不一樣的。不同購買力的名義貨幣相加，得出的結果缺乏可理解性。

（四）企業再生產能力下降。在物價持續上漲的情況下，企業資產計價日趨低估，利潤日趨高估。企業按高估的利潤上繳所得稅，再按高估的利潤進行分配，把一部分投入資本作為利潤分配給了投資者，企業財務由此也日趨減弱，再生產能力不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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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結構；激增；原因；對策

1.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現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到2005年超過8000億美元，9年間增長近7倍。特別是近3年來，儲備增速進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儲備都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時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的三倍。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表中我們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國積累了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是8000多億美元，到2008年，已經達到19460.30億美元。也就是說，三年的時間里面，總共有11200多億美元的外匯新增。

2.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對外資吸引力的逐漸增強等，歸結起來可分為四個因素：

2.1 根本原因

從宏觀角度來說，我國外匯儲備規?？焖僭鲩L的根本原因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層面來看，在當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中末端，承擔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轉移，從而在貿易創造和轉移過程中創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自2000年以來的本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我國等發展國家資本回報率優于發達國家，使得大量外資以戰略投資等渠道涌入國內，從而通過資本項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從國內層面來看，近年來宏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對外經濟交往的擴大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內在原因，在此過程中以出口為導向、以引資為重點的對外經貿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環境

世界經濟、金融一體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金融、貿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貿易額高速增長，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在這種潮流下，我國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從國際貿易看，在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額中我國所占份額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分析從國際收支表來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的雙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我國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優惠、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項目順差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但這些債務性儲備穩定性較差，并且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使得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一定風險。

我國近幾年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出現順差，并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的大幅增長。因為近幾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關項目的比例大體一致，所以下面僅以2010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例說明影響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

從上表可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都發生了雙順差，并且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差額遠遠低于經常項目的差額。經常項目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出現了逆差。服務貿易的逆差說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差，尤其是在運輸、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項目的逆差比較嚴重。在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項目，并且該項目當中的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是較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外匯儲備變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債務性儲備所構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匯儲備的增長。1994年初，我國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強制結匯和有條件售匯制度。強制結匯制度使得居民和企業所創造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國家，使外匯資源集中于央行，從而促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其次，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制度也促使外匯儲備規模迅速增長。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完全可兌換，這一制度使企業在經常項目交易下，可自由兌換外匯，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及經

常項目的持續順差。

另外，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急劇增加。在2005年7月匯改之前，我國匯率制度名義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但實質卻是固定匯率制，出于維持匯率穩定的需要，央行被動地動用吸收外匯儲備，從而加劇儲備的增長。在匯改之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匯率浮動區間有所擴大，部分緩解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但在當前匯率制度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預期增加了人民幣需求，在套利因素驅動下，大量外匯通過多種渠道涌入國內，反而加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3.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與營運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和儲備規模較高，意味著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長期如此，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害無利，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3.1 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當前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外匯資源的低效和浪費，減輕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良的影響，是我國最明智的選擇。關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存量，一般來說，可以確定一個下限和上限。即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保證該國最低限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所必需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下限；同時，充分考慮該國經濟發展最快時，可能出現的對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上限；下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臨界制約點，而上限則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外匯儲備區間。

3.2 適度調整外貿、外資和外債政策

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不要再過分追求外貿順差，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進外資方面，改變“招商引資是政績的做法，做到“適度引進”，取消各種引資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并提高外資進入我國的“門檻”，歡迎高新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在外債方面應嚴格控制，以使用國內外匯資源為主，數據來源將國家外匯儲備充分利用起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內外部均衡，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3.3 嚴格控制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的流入

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辦法，切斷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及方式。要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要加強各類外匯流入的真實性審查，特別是對于熱錢容易進入的渠道更要重點布防，嚴加盤查，發現問題及時查處，決不能姑息養奸，任其自由。外匯銀行要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的配合，要充分認識到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對一國經濟金融的危害性，協助外匯管理部門做好“把關”除此而外，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形成合力，時刻注意國內外熱錢的一舉一動，堅決打擊國際熱錢的投機套利，護我國經濟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匯“雙藏”機制

在發達國家，國家的外匯儲備和企業、民間持有的外匯都非常多。而我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池子過滿，而企業、民間持有外匯的池子幾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在2003年為855億美元，2004年802.37億美元，2005年大約仍然是800億美元左右；比居民外匯儲蓄更慘的是企業外匯存款，連續多年徘徊在700億美元左右，而此間我國對外貿易額早就翻了幾番。這一點外匯存款僅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國家已經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一定的外匯，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利用此契機，建立“藏匯于企業”“藏匯于民”的外匯“雙藏”機制，改變原有的“藏匯于國”的策略，鼓勵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幣，讓企業、民眾與市場分擔匯率風險，改變國家被動吸納外匯導致儲備大幅增加的被動局面。

3.5 促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采取相應的戰略逐步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西方世界的儲備貨幣格局，建立多極的儲備貨幣體系，則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是可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應當采取中國一貫的漸進性策略，首先讓人民幣在與文化相近、經貿關系更緊密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主要的結算貨幣后，再讓它成為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其次，則是應當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只有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不會再為外匯儲備的多寡而傷腦筋。

4.結束語

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加了我國抵御國際金融風險

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還需要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及時的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充分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優勢基礎，對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調整，進行消化吸收，從而提高我國國際競爭能力，更快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早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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