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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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旅游資源評價主要是指學者關于高句麗遺產的旅游資源特征分析、旅游資源價值的定性和定量研究、遺產作為區域旅游的資源優勢等方面的研究。早在1988年東北師范大學韓杰在分析“通化—集安旅游區”旅游資源特征時，專門論述了該旅游區的人文資源的高句麗特色［1］。韓杰是較早對高句麗遺產進行旅游方面研究的學者，但其研究并非專門研究，只是把高句麗遺產作為區域旅游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不夠深入。同樣，1997年李秀霞在其研究中論述集安市旅游資源特征時，第一點就特別指出高句麗文物古跡馳名中外［2］。2004年，高句麗歷史遺跡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以后，其品牌價值意義凸顯，學者對其的評價也有所不同，多數是以世界遺產的角度進行的。劉貴富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為集安市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源，作為具有廣域旅游市場的國際級旅游地，對游客產生的吸引力是其他旅游資源無法比擬的［3］。李亞麗、李悅崢在分析集安旅游資源特色中強調的前四點，全部是高句麗世界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4］。胡黎霞認為，集安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旅游文化價值主要體現在豐富的古跡遺存、獨具特色的王城建筑和璀璨的高句麗王室貴族壁畫墓幾個方面［5］。艾嘉西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具有藝術欣賞價值、美學價值、科學價值和社會文化價值［6］。王曉南認為，高句麗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旅游經濟價值，高句麗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其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原生態的文化特征［7］。陳玲玲、孫克勤指出，集安旅游資源從數量、類別和質量上都具有極佳的資源本底優勢，其中文化遺產資源具有壟斷性優勢，申遺成功后又具備了極強的品牌優勢［8］。朱尖等在對集安市旅游資源整體布局、功能分區研究中對高句麗世界遺產資源進行了專門分析［9，10］。此外，一些研究運用定量分析法對高句麗遺產資源進行了評價;齊蘭蘭在其碩士論文中運用層析分析法對集安市旅游資源進行了評價，結果顯示洞溝古墓群旅游資源價值高、開發潛力大。丸都山城文物價值較高但基礎差，開發潛力不佳［11］。朱尖同樣運用層次分析法評價了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12］。從眾學者的研究可得出結論:高句麗遺產作為旅游資源(尤其成為世界遺產以后)有著極強的優勢，不管是資源本身的價值，還是申遺之后的品牌價值，都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

2旅游開發利用研究

關于高句麗世界遺產的開發利用，是學者們較早開始研究的領域。筆者在文獻整理時發現，早期的論文基本都是以開發作為專題研究的，雖不是專門針對高句麗遺產，但文章內容的大部分都涉及到了遺產的開發問題。韓杰在對“通化—集安區”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時，景區劃分了集安副區，羅列了副區內的主要景點，設計了高句麗文物古跡游覽線，并對旅游區開發程序及旅游區建設進行了研究［1］。李秀霞對集安旅游資源開發劃分了洞溝高句麗古文化、朝鮮族風情游覽區，并且強調開發應當突出高句麗歷史文化古跡的特色，還要廣泛的宣傳，提高其知名度［2］。王麗麗、崔庠提出高句麗文化遺存的科普旅游開發，指出古高句麗國文化遺存類科普旅游具有壟斷性，應作為科普旅游開發的重點，指出應深入挖掘歷史遺跡的文化內涵，要加大宣傳促銷力度;加強基礎設施與配套服務等方面的建設;關注旅游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建立規范的解說系統;適當增強游客的參與性、娛樂性旅游項目，再現古高句麗族人的生活、生產場景，深化游客對高句麗文化的理解［13］。王麗麗、崔庠較全面系統地規劃了高句麗科普旅游發展的實現路徑，很多措施和方法很科學，具有前瞻性。李亞麗、李悅崢研究強調發展集安旅游業要充分利用高句麗這一獨特資源，開發具有高句麗民族風情的歌舞表演，重現高句麗祭祀、出巡、狩獵、婚禮場面［4］。針對世界遺產的進一步發展問題，陳紹輝、陳楠分析了集安旅游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指出旅游業發展要進行體制改革，積極引進資金和人才，加大宣傳力度，同時為解決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若干策略［14］。艾嘉西指出，集安旅游開發要廣泛宣傳、提高知名度，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接待能力，突出地方特色、構建合理旅游網絡，精心設計旅游線路并保護旅游資源［15］。王春艷研究了高句麗文化遺產區域旅游開發的省際合作問題，指出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所在地地跨吉林與遼寧兩省，兩省旅游地地域相鄰、交通便利、自然條件相似，旅游資源存在明顯的互補性，構成了高句麗文化發展的完整畫卷，在旅游資源開發和市場營銷方面有著廣闊的合作前景。此外，區域內人民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也有共同的合作愿望，省際合作潛力巨大［16］。陳玲玲等運用SWOT方法分析了集安市遺產旅游發展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集安市遺產旅游的發展策略:確立旅游發展定位，加強城市品牌營銷;完善基礎設施，提升交通網絡通達性;拓寬投融資渠道，扶植旅游企業;以及加強區域合作，協同發展［17］。朱尖提出了高句麗世界遺產發展修學旅游的想法，并從理論和實證上進行了研究［18］，又對集安市旅游資源深度開發提出了建議［10］。

3遺產資源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研究

保護是遺產能夠存在的前提，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谶z產旅游業發展到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關遺產旅游的異化問題，常常會出現在報紙和學術期刊上。如對遺產資源認識不清，遺產旅游的嚴重趨利化，盲目開發、錯位開發，遺產旅游的功利主義盛行，遺產原真性的喪失與變異等。如何能夠更好地發展遺產地的旅游業，弘揚和傳承遺產資源，同時又能對遺產進行有效的保護，這是目前業界極為關注的問題。2004年就在高句麗歷史遺跡申遺成功之時，就有學者告誡:高句麗不容在開發中破壞。申遺說到底是為了使這一人類的共同財富獲得更大范圍、更高規格的重視和保護［19］。劉貴富強調了高句麗世界遺產地可持續發展存在游客劇增、承載力不足，文化品位不高，旅游科技水平低、發展滯后、旅游經濟增長與粗放經營并存的問題和矛盾，指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是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生態旅游的必然選擇［3］。田大方等探討了高句麗王城的保護策略，文章指出高句麗王城空間格局，城防體系等城市設施保存較好，因此高句麗王城遺產保護應遵循整體性保護的原則;同時，由于王城內歷史遺存類別較多，且遺存完好程度不一，因此對待個體遺存應采用多元化保護模式［20］。張金勝認為，面對集安這樣一個已登錄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而論，歷史保護是其城市總體規劃的靈魂所在，是總體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并從健全古城保護管理機構、更新基礎設施與宜人尺度、旅游開發與居民生活協調方面對高句麗古遺址的歷史保護提出具體建議［21］。耿鐵華指出，高句麗文化遺產的保護理念和實際操作都存在很多問題，就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而言，其保護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文物遺跡本身的保護，二是文物遺跡周圍環境的保護［22］。張巖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詳細探討了高句麗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實施路徑［23］。艾嘉西認為，保護高句麗遺產資源要完善政策，讓遺產保護有具體可實施的法律政策依據;加強政府在保護上的投入力度，鼓勵普通民眾參與到遺產保護的工作中來［15］。周博根據申遺成功后集安遺產旅游與遺產保護所表現出來的互利關系，證實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即從系統全面的角度出發，在政府宏觀控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專家學者的智力支持對文化遺產旅游景點進行深度開發;發揮社區居民的主觀能動性，實現社區參與遺產旅游開發;將文化遺產旅游資源與自然旅游資源組合，實現自然與人文的協調發展，既保護自然環境又保護文化遺產［24］。于富業專門探討了五女山城遺產的保護問題，提出了構建危機管理保障體系、建造高句麗歷史文化珍藏館、踐行五女山山城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三個方面的保護對策［25］。李亞麗在其碩士論文中對集安市旅游進行了總體規劃，在文章的第六部分對高句麗資源和環境保護問題進行了詳細研究［26］。陳玲玲運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了文化遺產旅游可持續綜合評價模型，并以集安市世界文化遺產為例，對集安高句麗歷史遺跡的發展現狀進行了分析，指出集安高句麗遺產旅游可持續發展還處于過渡階段，并針對現狀提出了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和建議［27］。此外，董峰［28］和韓福今［29］對高句麗遺產保護與城市建設做了研究;陳同濱［30］、李宏松［31］等提出了高句麗遺產規劃的原則和保護的理念。遺產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是個永恒的話題，也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高句麗遺產旅游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在總文獻中所占比例最高，除了專題研究之外，基本所有文獻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保護問題。

4其他方面的研究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文獻量較少，不能單獨分類其研究成果。耿鐵華探討了高句麗文化研究與長白山區旅游資源開發的關系，指出長白山區的旅游資源豐富、類型齊備、內涵深遠、特色獨具，特別是高句麗文物遺跡資源已成為我國東北地區文化歷史與旅游的一大特色，對高句麗文物遺跡的保護研究、開發利用，能促進長白山區旅游事業的發展［32］。呂琳璐以集安市世界遺產旅游社區為個案探討了世界遺產旅游與社區參與的關系，指出集安市遺產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困境表現在:居民參與的人數少、居民參與的范圍窄、居民對旅游業的了解程度底、居民處于被動參與狀態，作者從社區發展的激勵機制、責任機制和制度建設提出了具體構想［33］。劉佳研究了集安市旅游形象傳播問題，運用傳播學、廣告學、旅游地理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知識，剖析了目前集安在旅游形象傳播過程中存在的癥結，并通過借鑒成功旅游城市案例，從政府、公眾、媒體三個角度切入，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有效提升集安旅游形象的傳播策略［34］。許偉民在其碩士論文中對集安市旅游市場發展戰略進行了專門探討，指出集安作為新興的旅游城市，尤其高句麗文化遺產申遺成功之后，應加大宣傳集安的旅游資源，極力吸引國內外游客，具體應在政策、組織、體制創新、媒體宣傳等方面給與保障，極力拓展旅游市場［35］。

5總結與展望

篇2

關鍵詞：倫敦 文化創意 發展模式

相關概念分析

（一）文化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98年出臺的《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中，其明確提出“所謂創意產業，就是指那些從個人的創造力、技能和天分中獲取發展動力的企業，以及那些通過對知識產權的開發可創造潛在財富和就業機會的活動”。這一概念影響了歐洲、美洲、亞洲等許多有意發展創意產業的國家。在中國的北京、臺灣和香港等地創意產業也稱作文化創意產業。雖然各個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定義不盡相同，但多數人認為文化創意產業是指依靠創意者的智慧、技能和天賦，并借助于高科技對文化資源進行創造與提升，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產生出高附加值產品，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包含文化產品、文化服務與智能產權，主要包括信息服務業、動漫游戲業、設計服務業、現代傳媒業、藝術品業、教育培訓業、文化休閑旅游業、文化會展業等行業（佟賀豐，2005）。

（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

發展模式的概念源于經濟學，是指既定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因素相互作用后，所反映出來的要素組合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根據庫恩的“范式”理論，在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任何理論的突破和實踐的發展都會帶來新的模式，如市場主導型模式、產業關聯模式、外向或內向模式等，因此發展模式并不是單一的概念，而是多方面、內外部因素交互影響發展的結果。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包含資源的利用方式、企業管理形式、要素組合方式、政府職能定位以及產業發展方向等視角分類。對文化創意發展模式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以下方面：產業集群理論下的建設創意園區模式，根據自身產業環境和產業特點，進行正確的產業定位，制定合理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另一種是根據政府和市場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的角色定位，有政府主導型模式、市場主導型模式、政府市場混合主導型模式，然而如何對政府和市場進行準確的角色定位，成為眾多研究的爭論焦點（梁吉剛，2011）。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分析

（一）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背景

1.經濟環境： 20世紀90年代英國人均GDP已超過10000美元。根據國際經濟數據顯示，國家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后，國家經濟的增長主要靠創新產業驅動，英國居民消費水平的增高使得人們在文化發面的需求不斷增長，需求已成為創意產業發展的動力。

2.區位優勢：倫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城市，既是英國的政治中心又是經濟文化中心。倫敦匯聚了世界一流的時尚創意人才，具有頂尖的設計師、著名的作家、藝術家等人才資源，世界上許多改變生活方式的重要發明和創意靈感均源自倫敦。此外倫敦是一個非常多元化、和充滿包容性的大都市，來自世界各地的居民，多元化的種族、宗教和文化在這里融合。倫敦亦是世界聞名的旅游勝地，擁有數量眾多的名勝景點與博物館等。倫敦這些獨特的區位優勢給創意產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并刺激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3.機遇條件：上世紀末英國陷入經濟困境，國內急需尋求改革創新，加之英國政府的強力支持，給文化創意產業在英國國內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內部環境；1998年的經濟危機以及創意產業在全球范圍內剛剛興起，使倫敦文化創意產業在外部也面臨著較好的條件。

（二）倫敦文化創意產業模式

政府主導型創意產業發展模式通常是政府作為產業發展的主體與主導推動力，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措施與發展戰略，實施相關的稅收、公共服務等優惠措施，促進某一地區創意產業的迅速形成并高速發展，從而實現創意產業的跨越式大發展。政府主導型模式如圖1所示（張望等，2011）。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模式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模式。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源于政府的主動干預。

1.倫敦市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出臺了諸多相關政策。1997年英國政府成立了創意產業小組，并了《創意產業勘察報告》將創意產業發展列為國家發展戰略。1999年，倫敦市政府設立了文化戰略委員會。2003年，倫敦市政府出臺了關于倫敦創意產業的發展戰略：《倫敦文化資本—市長文化戰略草案》，提出了卓越、創新、參與、價值的新世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針，并做出了一系列創意產業扶持措施。2004年創立了“創意倫敦”工作組，這是一個由倫敦發展署管理的戰略團隊，以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方式運作，廣泛征集創意公司組織部門的建議，支持和促進倫敦市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2008年11月，倫敦市公布了關于倫敦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草案，即《文化大都市—倫敦市長2009-2012年的文化重點》。在世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下，倫敦采取的這些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動了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發展。

2.倫敦發展局每年投入3億多英鎊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在資金方面為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2004年4月，倫敦市市長啟動了由倫敦發展局領導的“創意倫敦”大計劃，目標是促使倫敦獲得世界首要創意中心的名聲和表現（王琪，2007）。2005年，倫敦市通過設立“創意優勢基金”，為倫敦創意產業中有才華的企業家提供資本投入和商業支持，目前基金資產己經達到了1億英鎊（吳悅等，2011）。倫敦市政府最近幾年時間投入了接近10億英鎊，給倫敦帶來了大量博物館和藝術畫廊。倫敦市政府通過設計各種扶持基金為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人員提供資助，以激發他們的創意潛力，促進整個倫敦市經濟的發展。

3.倫敦市政府非常注重培養創意氛圍，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倫敦市政府根據該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創意空間及發展類型，然后按其所需提供相應的軟件和硬件設施，并大力宣傳吸引相關人才聚集。隨著產業區規模不斷擴大，更多創意人才和機構被吸引進來，舊城區的功能與面貌發生了根本轉變，演變成集生產、居住和時尚消費于一體的高檔區。

倫敦發展局通過教育培訓推介支持公民的創意生活，給公民提供接觸創意的機會，如免費開放博物館和數字化的數據檔案等。此外，倫敦設立了四大文化節日，這也是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的亮點之一。這四大節日分別是倫敦電影節、時裝節、設計節、游戲節。該節日的設立極大促進了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4.倫敦作為英國的首都，在英國政府的推動下，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積極推動創意產業的“國際化”，開展與其他國家在文化創意產業方面的合作與交流。

5.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大量的創意人才，倫敦市政府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刻意為創意產業提供實習崗位，協同社會團體或組織為畢業生提供繼續深造的機會，鼓勵更多高等院校設立創意專業等。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應用效果

（一）文化創意產業為倫敦帶來巨大的經濟效應

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使得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應。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倫敦最大的產業部門之一，年產值超過250億英鎊，總產出和就業僅次于金融/商業服務業，并保持年均4.5%的增長速度（張國，2011）。2010年，英國創意產業增長速度是整個國民經濟增速的2倍，占GDP比重已達到8.2%，與創意產業有關的企業已達到15萬個，吸引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8%以上。

（二）創意階層為倫敦創意之都地位提供保證

所謂創意階層，是指需要創意的職業，包括科學家和工程師、詩人、藝術家、設計師、衛生及法律從業者、高科技和知識密集型行業的從業者。隨著倫敦創意產業的迅速發展，創意產業人群也在不斷擴大，而且具有了相當可觀的規模。根據倫敦官方統計的數據，其十三項文化2001年產值達120億英鎊，雇用4.3%的人口，英國廣告人員的46%、時裝設計師的80%-85%在倫敦工作。目前，倫敦創意產業就業人數超過50萬，其中有10萬人從事電影和傳媒業。創意階層為倫敦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創意，保證了倫敦創意之都的地位。

（三） 倫敦成為多元化的全球創意中心

文化創意是以文化為依托的，多元文化是文化創意產業不可或缺的激勵因素。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加強了世界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使來自不同地域、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倫敦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時尚、理念、藝術、音樂等，涵蓋五百多種語言，幾乎1/3的倫敦人屬于外來民族。各種文化的交流、互動，造就了倫敦成為全球創意中心的地位。

倫敦文化創意發展模式對北京的啟示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的全方位推動。倫敦模式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政府的大力支持。雖然北京市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扶持文化創意發展的政策，如2007年在《北京市“十一五”時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中提出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工作目標。2012年，北京市出臺了《發揮文化中心作用，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都的意見》，推出系列配套政策重點扶持民營中小文化企業發展。但由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尚未完全到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未得到充分發揮，部分行業市場化程度不高。如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領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相對薄弱，渠道壟斷、資源壟斷等問題比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和產業發展的活力（朱婧達等，2009）。

創意人才培養?！叭瞬拧笔俏幕瘎撘猱a業創意的關鍵，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創意階層的貢獻，位居倫敦就業量第二的文化創意產業就很好地證明了倫敦有豐富的創意人才。然而雖然北京人才濟濟，但是文化創意企業缺乏高端創意人才、高級經營管理人才、特殊藝術人才和擁有實踐經驗的成熟人才，人才供求不均衡。北京市政府要創造吸引創意人才的環境，鼓勵高等院校、社會培育機構、企業等機構大力培養創意人力，逐步建立起創意人力資源。

加大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建設。在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倫敦東區、西區、SOHO區都大力加強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建設，并且各個區形成鮮明特色的創業園。通過政府的規劃引導和政策扶持，盡管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形成了一批產業特色鮮明的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但制度建設相對落后、創意產業的發展限于文化的束縛、存在較高的創意產業準入門檻、缺乏促進創意產業化的有效措施、龍頭企業的培育和發展不規范、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沒有發揮應有的輻射能力等。未來，應采取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促進北京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健康、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佟賀豐.英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概況及其啟示[J].科技與管理，2005（1）

2.梁吉剛，林如鵬.廣東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研究[D].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3.張望，安同良.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研究[D].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4.王琪.世界城市創意產業發展狀況的國際比較[J].上海經濟研究，2007（9）

5.吳悅，郝梅瑞.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模式研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1

6.張國.倫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對北京的啟示[J].創新驅動與首都“十二五”發展—2011首都論壇文集，2011

篇3

業內一般認為1996年央視《實話實說》節目的開播成功，正式確立了談話類節目在我國電視領域中的地位。事實上，以《實話實說》為“排頭兵”的電視談話節目的問世，滿足了大眾對媒體貼近民眾真實生活的訴求和期待，順應了社會轉型時代電視媒介話語方式調整的歷史邏輯。

很長時間里，在媒體上，人們都習慣了用別人的口吻或者規定的口吻說話。特別是在廣播電視媒體中，人們很少聽到、見到那種接近大眾日常生活的真實、真切的對白。在談話節目問世之前，人們真實的思想觀點、見解主張及對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機會在媒介空間中得到交流和碰撞?！爱敱磉_的內容不具有真情實感和真實的語境時，語言，特別是口頭語言就會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①談話節目的現身，打破了以往那種教化式、虛擬式的節目表述語態，讓廣大觀眾拾獲了一種貼近自身生活的真實感。在談話節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肅然，而變得自然、親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從構成方式上看，談話節目是由主持人、嘉賓和觀眾共同完成的。嘉賓和現場觀眾是直接的參與者，他們身臨其境，感受真切。談話節目的話題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鳴的熱點話題，邀請的嘉賓也多是熱點人物、名人或專家。在由節目所搭建的相對私人化的公共空間中，他們用真實、生動、可信的話語，講述著自己的思想、見解及經歷，使觀眾看到真實的人，聽到真實的事，感受到真實的情。談話節目這種真人、真話、實情、實景的節目樣式的出現，無疑迎合了觀眾的心理期待與審美訴求。可見，談話節目“流行”的背后，實際上聯系著深層次的俗世生活基礎。

談話，是讓電視產生真實感的重要元素，而紀實性地對談話內容進行傳播則更讓談話節目具有其它節目所無法獲得的真切感。“因為只有紀實和談話才能使電視接近真實，而接近真實就是接近觀眾的心理和電視傳播的本質?！雹谝浴秾嵲拰嵳f》為例，節目所“搭建”的交談場域，給主持人和現場觀眾營造了一種輕松和諧、真實平等的談話氛圍?！巴ㄟ^它，可以展示不同層面的看法和個性觀點，讓觀眾知道別人在想什么，別人的看法是否印證了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意見是否正確等等?！雹蹚恼勗捁澞恐?，觀眾真切地看到了真實的人和事，并能從節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尋找與自己情感訴求相一致的契合點，從而融入話題的討論及對嘉賓和現場觀眾的發言進行思考?？梢哉f，《實話實說》的熱播，某種意義上是社會轉型時代，媒介應對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對自身話語方式進行合理調整的成功嘗試。因此，電視談話節目的問世，算得上是國內電視媒介突破傳統傳播理念向現代傳播理念演進的重要步調，順應了中國電視媒介調整話語方式的歷史要求。

二、人際交流與大眾傳播的巧妙結合

從某種意義上說，以“實話實說”為首的談話節目現身熒屏，為人際交流這種傳播形式找到了與一條大眾傳播實現有效對接的渠道。談話節目，一方面給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賦予了人際傳播的特質，另一方面則使談話這種人際傳播形式獲得了大眾傳播的效果?？梢哉f，既葆有電視傳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際交流的個性化和親和力。在談話節目現場，主持人與嘉賓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隨和、真切的語言，令觀眾倍感親近。至此，電視也一改昔日對于受眾高高在上的話語“權貴”形象，而彰顯出平等傳播的媒介語態。電視再也不是“話語霸權”的產物，而成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務話語權的平臺。因為有了人際交流的個性化與親和力，電視告別了冰冷冷的無個性的符號傳播時代，使觀眾在收看節目時感覺自己面對的不再是冷漠的媒體，而是與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從而拉近了受眾與熒屏之間的心理距離。

作為將人際交流引入電視傳播的產物，談話節目的出現，實際上搭建起了一個私人化的公共話語平臺，適應了轉型社會中大眾相對寬松的思想交流、情感釋放欲求。“談話節目為廣大受眾提供了一個參與公眾生活、表達社會情緒的平等開放的思想空間和不拘一格的公眾論壇?！雹芙柚勗捁澞克峁暗脑捳Z平臺，大眾可以實現信息分享、交流思想及獲得情感代償。同時，在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人生壓力也越來越大的現代開放社會，越來越多的人渴望通過安全、有效的渠道獲取信息、同他人交流思想及分享情感體驗。談話節目的出現，無疑適應了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談話節目滿足了大眾窺探和知曉他人想法與看法以及分享交流的需要。以往的電視節目，常常傾向于向受眾灌輸一元化的結論。這種傳播方式的專制性和排他性影響了觀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談話節目所提供的尊重個性的多元交流平臺，隱含著民主、平等、包容的傳播理念，能極大地調動觀眾參與的積極性。通過談話節目這個平臺，人們能夠在有限的時空中領略到許多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社會內容，并分享討論公共事務、行使人文關懷的精神滿足?？梢哉f，談話節目既富有人際交流的意趣，又不失大眾傳媒對社會公共領域的影響力。

三、以受眾為本位的對象性傳播

當前，大眾早已不再滿足媒體整日居高臨下的姿態，開始有了參與節目，進行交流和互動的需求；不再滿足于只做傳播過程中的被動接受者，而企盼在節目中找到一個能參與其間并能表達自我的位置。敏感于時代變革的電視媒體，積極適應這一變動，自覺將鏡頭轉向普通社會階層，嘗試讓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普通人的情感通過節目平臺讓社會關注和知曉。這些無疑為電視談話節目的成長提供了有利契機?！半娨曊勗捁澞渴窃陔娨暋矫窕倪^程中誕生的?！雹菘梢哉f，本質上立足于受眾本位的談話節目的發展，順應了大眾消費時代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眾多的電視節目中，談話節目可以說是頗具有對象性傳播特質的節目品種。對談話節目而言，任何空泛的談論及脫離了具體實際的形而上探討，都只會讓觀眾遠離了電視節目。因此，談話節目從現身之初，就體現出引領人們關注社會實際問題的可貴理念，針對分化為不同群體的節目受眾的需求，確立自身的定位及節目選題。

縱觀當下談話節目，總體上講，不外乎平民化談話節目與精英型談話節目兩大類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選擇平民化定位的談話節目，在價值取向上則主要向平民百姓傾斜，以普通平民愿看和喜愛為出發點，努力向他們的審美情趣和認同水平靠攏。如湖南衛視的《有話好說》，在內容的選擇上側重于百姓關心的情感糾紛、家長里短及平民視角中的國計民生；節目風格以平凡為美，注重原生態表現生活，從而贏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睞。而對于精英談話節目而言，前沿性話題，高文化品位和高知識含量，成為吸引觀眾的重要元素。如中央二套《對話》欄目，其知識型、前沿性、高品位的特質，就贏得了投資者、企業精英和業界專家等一批社會精英人士的喜愛。此外，隨著一批娛樂脫口秀節目的出現，談話節目在分眾化傳播的道路上也越顯成熟。正是這種基于受眾本位的對象性傳播，使得不同類型的談話節目牢牢鎖定了自己的目標受眾。

四、以主持人為“核心”的人本化的節目特質

相對于其它主持人型節目（尤其是娛樂節目）而言，談話節目充分體現了其以主持人為“核心”的人本化的節目特質。

電視談話節目的“看點”，除了通常大家都知曉的話題本身（熱門事件、熱門現象）有吸引力外，主持人的自身魅力及其對談話進程的富有個性化風格的把握，常常占據著主導地位。由于談話節目的特殊形態和即興交流的特殊要求，其主持人較之其它類型節目的主持人在節目中的地位顯得尤為重要，對觀眾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廣的影響力。談話節目很大程度上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鋒，要產生閃光的思想亮點，需要主持人用富有個性魅力的語言積極引導，激發嘉賓對話題的熱情和興趣，并充分調動場內場外觀眾的情緒和思維。所以，主持人在節目現場所展現出的語言能力、個性魅力、學識修養是極其重要的表現元素。在談話節目中，主持人是憑借自己個性化的、本色而真誠的主持藝術，構筑起與嘉賓和觀眾平等交流、溝通的橋梁的。因此，那些與欄目定位相契合的思維敏捷，善談會談，富于獨特個性和成熟風格的主持人，始終是牢牢吸引觀眾目光的核心節目元素。

其次，嘉賓及現場觀眾的個性化的看法、想法及臨場表現也往往成為節目的重要“賣點”。談話節目原本就是側重表現人際交流的節目形態，對于收看節目的觀眾而言，人際交流場域中話題各方的即興對白和不可預知的臨場表現，顯然是有著較大的吸引力。

當然，談話節目，不僅僅是“談話”這一樣式。如今的不少談話節目，還常常發揮電視能突破時空限制的優勢，綜合運用外景采訪、背景資料、音樂音響、圖片動畫等豐富多彩的視聽元素。這些多樣化的表現元素，在以主持人為中心的場態化結構中被適時呈現出來。這使得談話節目節目的“可視性”得到了有力發掘，審美感和藝術性極大提升。另外，眼下的談話類節目除了以演播室的談話為主要內容外，還時常采用穿插熱線電話、手機短信等溝通方式，使整個節目互動性更強，內容也更豐富、充實，不僅僅“聽”起來精彩，“看”起來也更富有意趣。

誠然，伴隨著電視談話類節目在各地的競相涌現，當下的談話節目也日益顯露出諸多問題，給廣大觀眾造成了多、濫、劣、俗等不良觀感。特別是時下“跟風”辦節目所造成的數量泡沫，在給談話節目帶來表面繁榮的同時，稀釋了節目精品的存在，破壞了觀眾的收視印象和收視口味。因此，提升談話節目的品位，創新談話節目的亮點，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品牌談話節目，顯得越來越重要和迫切。

注釋

①②孫玉勝：《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17頁，第214頁。

③宋民：《談話節目定位與錯位》，/tvguide/tvcomment/wtjj/dsrshss/10342.shtml

④吳郁：《主持人的語言藝術》，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頁。

⑤石長順：《當代電視實務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頁。

篇4

1.消費者議價能力消費者的議價能力是影響企業盈利的一個主要因素，它往往體現在壓低價格或者要求更高質量的產品或服務。針對電視節目來說，其主要消費者分為兩種：一種是電視觀眾，另一種是贊助商。電視觀眾通過購買固定設備及數字信號變相消費，贊助商則是通過對節目中廣告權的購買來消費。對電視觀眾來說，固定設備與數字信號的投資基本是固定的，并不會因為多一套節目而多支出費用。但贊助商的投資變化相對較大，不同的節目由于收視率的不同，其贊助商的花費也不盡相同?！栋职秩ツ膬骸吠瞥鲆潦迹捎谄涫找暵什⒉淮_定，贊助商甚至臨時逃脫，導致第一期節目只有999感冒靈冠名。然而第一期節目播出后，收視一片大好，引來了思念灌湯水餃、青蛙王子、去漬霸、英菲尼迪等不少企業的投資。隨著這檔節目的完美逆襲，節目的獨家冠名費由第一季的2800萬直接狂飆升至3.12億，這對節目的收益來說，可謂是又創新高。

2.替代品的威脅兩個企業即使不屬于同一行業，但其所生產的產品也有可能互為替代品，存在競爭關系，這種競爭關系也會影響行業內部的企業盈利水平。隨著信息時代的發展，人們的娛樂方式越來越多，尤其是計算機與互聯網的盛行，使得電視節目的生存與發展受到了極大挑戰。從節目本身來說，每檔節目推出后，幾乎都有相應的網絡視頻更新，這使得人們不再需要按照電視臺的播放時間進行觀看，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電視節目的收視率。因此，只有通過更好的營銷體系，吸引更多觀眾，才能確保收視率的穩定。就娛樂方式而言，相比守在電視機前，年輕人更傾向于網絡世界。再加上近幾年“健康娛樂”的觀念深入人心，許多人開始選擇戶外鍛煉來娛樂身心，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影響電視節目的市場需求。

3.賣方議價能力賣方的議價能力通過影響企業成本而對企業盈利產生影響。在供求關系中，賣方可以降低單位價值質量或提高投入要素價格，從而影響現有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市場競爭力。而賣方的議價能力又取決于其持有的要素是否在企業生產中占決定性地位，占的比例越大，具有的議價能力越高。電視節目的賣方市場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對版權的購買等潛在市場，一部分是制作、拍攝等所需物資和條件的顯在市場。顯在市場的議價幅度較小，而且易于控制。潛在市場的議價能力很強，同時也對電視節目起關鍵作用。《爸爸去哪兒》購買了韓國MBC電視臺的《爸爸！我們去哪兒？》的節目版權。每期節目有40個機位，工作人員要100多人，素材有1000個小時。其中的潛在與顯在市場的議價能力，都會對節目的盈利程度產生影響。

二、電視節目營銷策劃的探索

電視節目做得成功與否，不僅是由其實際內容決定的，還需要精心策劃品牌營銷，從而提升電視節目的影響力。《爸爸去哪兒》可以算得上2013年第四季度娛樂節目中的最大獲利者，在取得收視新高的同時，也獲得了很好的盈利，這與其成功的營銷手段是分不開的，下面對其營銷思路進行分析，以借鑒成功之處。

1.網絡時代AISAS營銷模式的成功運用企業傳統的營銷模式多為AIDMA，即Attention（注意），Interest（興趣），Desire（欲望），Memory（記憶），Action（行為）。進入網絡時代后，新的側重于網絡的營銷模式逐漸取代了原有模式。AISAS營銷模式強調網絡時代互聯網宣傳的重要性?！栋职秩ツ膬骸氛浅晒\用了這種新型營銷模式?！栋职秩ツ膬骸氛降顷懞闲l視之前，由于收視率未知，除了在湖南衛視有部分宣傳外，并未展開大肆宣傳，更多的是通過其官方微博進行宣傳。節目開播當天的新浪百度搜索量還只有7萬，新浪微博的熱議度在18萬，隔天百度搜索就飆升到了62萬，新浪熱議度也創了新高。隨著節目的播出，各個嘉賓的粉絲量持續走高，關于節目的微博轉播量巨大，無疑是對節目的最好宣傳。在第一季節目完美收官以后，《爸爸去哪兒》團隊依然沒有放松網絡宣傳。從第二季的播出時間、節目形式到邀請嘉賓均吊足了觀眾的胃口。每一次新消息的，點擊量和熱議程度都會掀起波瀾。在第二季的播出過程中，節目組又利用剪輯預告片為觀眾留下懸念，進一步引發了微博等交流平臺中粉絲對節目的大討論。這種大面積的信息交流與傳播，就是電視節目營銷的最好手段。

2.與相似品牌的成功攜手電視節目的成功與贊助商的口碑往往是密不可分的。選擇與節目契合的冠名商與贊助商，對于一檔電視節目來說極其重要。盡管節目開播之前出現了贊助商臨時撤資的插曲，卻也給了節目組與合作商再次互選的機會?！皼]有媽媽的關心，999感冒靈幫你貼心守護”，是節目的冠名商針對該節目作出的廣告語，與親子真人秀的節目性質完全貼合。節目的大熱，也為該冠名商的口碑與認知提供了極大助推。包括后來加入的思念水餃、英菲尼迪等贊助商，無一不是在打溫情居家牌，以求與節目最大程度的契合。與此同時，贊助商還在終端銷售點設立節目相關活動，及時更新微博、微信，配合節目推進，在提升自己品牌知名度的同時，也是對節目最好的宣傳。

3.相關品牌節目、游戲等的聯合推出一檔電視節目的推出，僅僅依靠自身的宣傳有時會顯得勢單力薄。如果可以進一步開發相關的節目和游戲，進而形成一個體系，電視節目的宣傳工作就會顯得游刃有余?！栋职秩ツ膬骸氛呛芎玫刈プ×诉@一點?！栋职秩ツ膬骸吩诘谝患窘Y束以后，拍攝了同名電影，并在大年初一歡樂上映，創下了影院上座率新高。在第一、二季的中間空檔期推出一部電影，使得《爸爸去哪兒》并未走出人們的視線，為第二季的播出造足了勢。另外，爸爸去哪兒系列益智游戲的推出，是節目營銷的另一種手段。相對于電影短期能吸引大量觀眾，但作用時間短的情況，游戲可以說是為節目做綿延不斷宣傳的好方法。游戲的受眾還是集中在中青年身上，而這個年齡段在網絡平臺的交流也相對頻繁，可以說也是對節目的另一種潛在宣傳力量。游戲的推出激發了這一潛在的宣傳力量，為節目的營銷提供了新的幫助。

4.嘉賓觀眾的良好互動電視節目上映前后嘉賓與觀眾的互動，是提高節目影響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爸爸去哪兒》在播出之前，先是舉行了一場首映觀影禮，嘉賓與觀眾親密互動，為節目的良好收視率奠定了基礎。節目播出中，又接受《快樂大本營》、《老爸老媽看我的》等節目的邀請，與觀眾分享節目錄制中的點滴趣事以及育兒經驗，這是對節目的進一步宣傳與營銷。第二季節目開機之前，《快樂大本營》做了幾期關于親子類的節目，進一步引發了大家對第二季嘉賓的猜想與熱議，為第二季節目的推出賺足了眼球。第二季拍攝過程中，《快樂大本營》又邀請第二期嘉賓逐一登場，與大家分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這檔節目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嘉賓觀眾互動方案，成功推動了節目的營銷。

三、結語

篇5

關鍵詞談話節目生活真實話語方式

電視談話節目，是指由主持人、嘉賓以及觀眾圍繞某一社會話題在談話現場共同進行談論的一種節目形式，一般不事先備稿，而是脫口而出，因而在港臺也被形象地稱為“脫口秀”。談話節目在我國起步雖晚，發展卻極為迅速。這些年來，各地先后也涌現了一批比較著名的談話節目，如央視的《實話實說》《對話》《藝術人生》、鳳凰衛視的《魯豫有約》《一虎一席談》、湖南衛視的《新青年》、重慶臺的《龍門陣》等等。這些節目具備了相對成熟的節目風格，擁有一批較為穩定的受眾群，在社會上也較有影響力。毫無疑問，談話節目的“發達”，在我國電視節目的發展歷程中有著重要影響。那么，談話節目到底有哪些“招引”人的魅力呢？電視談話類節目“風行”的背后，究竟又聯系著怎樣的社會語境和俗世生活情懷？筆者擬從人文的視野，就此做一番簡單探討。

一、讓電視節目內容回歸日常生活真實

業內一般認為1996年央視《實話實說》節目的開播成功，正式確立了談話類節目在我國電視領域中的地位。事實上，以《實話實說》為“排頭兵”的電視談話節目的問世，滿足了大眾對媒體貼近民眾真實生活的訴求和期待，順應了社會轉型時代電視媒介話語方式調整的歷史邏輯。

很長時間里，在媒體上，人們都習慣了用別人的口吻或者規定的口吻說話。特別是在廣播電視媒體中，人們很少聽到、見到那種接近大眾日常生活的真實、真切的對白。在談話節目問世之前，人們真實的思想觀點、見解主張及對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機會在媒介空間中得到交流和碰撞。“當表達的內容不具有真情實感和真實的語境時，語言，特別是口頭語言就會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闭勗捁澞康默F身，打破了以往那種教化式、虛擬式的節目表述語態，讓廣大觀眾拾獲了一種貼近自身生活的真實感。在談話節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肅然，而變得自然、親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從構成方式上看，談話節目是由主持人、嘉賓和觀眾共同完成的。嘉賓和現場觀眾是直接的參與者，他們身臨其境，感受真切。談話節目的話題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鳴的熱點話題，邀請的嘉賓也多是熱點人物、名人或專家。在由節目所搭建的相對私人化的公共空間中，他們用真實、生動、可信的話語，講述著自己的思想、見解及經歷，使觀眾看到真實的人，聽到真實的事，感受到真實的情。談話節目這種真人、真話、實情、實景的節目樣式的出現，無疑迎合了觀眾的心理期待與審美訴求?？梢?，談話節目“流行”的背后，實際上聯系著深層次的俗世生活基礎。

談話，是讓電視產生真實感的重要元素，而紀實性地對談話內容進行傳播則更讓談話節目具有其它節目所無法獲得的真切感?！耙驗橹挥屑o實和談話才能使電視接近真實，而接近真實就是接近觀眾的心理和電視傳播的本質。”②以《實話實說》為例，節目所“搭建”的交談場域，給主持人和現場觀眾營造了一種輕松和諧、真實平等的談話氛圍。“通過它，可以展示不同層面的看法和個性觀點，讓觀眾知道別人在想什么，別人的看法是否印證了自己的觀點，自己的意見是否正確等等?！雹蹚恼勗捁澞恐?，觀眾真切地看到了真實的人和事，并能從節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尋找與自己情感訴求相一致的契合點，從而融入話題的討論及對嘉賓和現場觀眾的發言進行思考。可以說，《實話實說》的熱播，某種意義上是社會轉型時代，媒介應對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對自身話語方式進行合理調整的成功嘗試。因此，電視談話節目的問世，算得上是國內電視媒介突破傳統傳播理念向現代傳播理念演進的重要步調，順應了中國電視媒介調整話語方式的歷史要求。

二、人際交流與大眾傳播的巧妙結合

從某種意義上說，以“實話實說”為首的談話節目現身熒屏，為人際交流這種傳播形式找到了與一條大眾傳播實現有效對接的渠道。談話節目，一方面給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賦予了人際傳播的特質，另一方面則使談話這種人際傳播形式獲得了大眾傳播的效果?？梢哉f，既葆有電視傳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際交流的個性化和親和力。在談話節目現場，主持人與嘉賓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隨和、真切的語言，令觀眾倍感親近。至此，電視也一改昔日對于受眾高高在上的話語“權貴”形象，而彰顯出平等傳播的媒介語態。電視再也不是“話語霸權”的產物，而成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務話語權的平臺。因為有了人際交流的個性化與親和力，電視告別了冰冷冷的無個性的符號傳播時代，使觀眾在收看節目時感覺自己面對的不再是冷漠的媒體，而是與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從而拉近了受眾與熒屏之間的心理距離。

作為將人際交流引入電視傳播的產物，談話節目的出現，實際上搭建起了一個私人化的公共話語平臺，適應了轉型社會中大眾相對寬松的思想交流、情感釋放欲求?！罢勗捁澞繛閺V大受眾提供了一個參與公眾生活、表達社會情緒的平等開放的思想空間和不拘一格的公眾論壇。”④借助談話節目所提拱的話語平臺，大眾可以實現信息分享、交流思想及獲得情感代償。同時，在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人生壓力也越來越大的現代開放社會，越來越多的人渴望通過安全、有效的渠道獲取信息、同他人交流思想及分享情感體驗。談話節目的出現，無疑適應了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談話節目滿足了大眾窺探和知曉他人想法與看法以及分享交流的需要。以往的電視節目，常常傾向于向受眾灌輸一元化的結論。這種傳播方式的專制性和排他性影響了觀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談話節目所提供的尊重個性的多元交流平臺，隱含著民主、平等、包容的傳播理念，能極大地調動觀眾參與的積極性。通過談話節目這個平臺，人們能夠在有限的時空中領略到許多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社會內容，并分享討論公共事務、行使人文關懷的精神滿足。可以說，談話節目既富有人際交流的意趣，又不失大眾傳媒對社會公共領域的影響力。

三、以受眾為本位的對象性傳播

當前，大眾早已不再滿足媒體整日居高臨下的姿態，開始有了參與節目，進行交流和互動的需求；不再滿足于只做傳播過程中的被動接受者，而企盼在節目中找到一個能參與其間并能表達自我的位置。敏感于時代變革的電視媒體，積極適應這一變動，自覺將鏡頭轉向普通社會階層，嘗試讓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普通人的情感通過節目平臺讓社會關注和知曉。這些無疑為電視談話節目的成長提供了有利契機。“電視談話節目是在電視‘平民化’的過程中誕生的?！雹菘梢哉f，本質上立足于受眾本位的談話節目的發展，順應了大眾消費時代人們對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眾多的電視節目中，談話節目可以說是頗具有對象性傳播特質的節目品種。對談話節目而言，任何空泛的談論及脫離了具體實際的形而上探討，都只會讓觀眾遠離了電視節目。因此，談話節目從現身之初，就體現出引領人們關注社會實際問題的可貴理念，針對分化為不同群體的節目受眾的需求，確立自身的定位及節目選題。

縱觀當下談話節目，總體上講，不外乎平民化談話節目與精英型談話節目兩大類別。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選擇平民化定位的談話節目，在價值取向上則主要向平民百姓傾斜，以普通平民愿看和喜愛為出發點，努力向他們的審美情趣和認同水平靠攏。如湖南衛視的《有話好說》，在內容的選擇上側重于百姓關心的情感糾紛、家長里短及平民視角中的國計民生；節目風格以平凡為美，注重原生態表現生活，從而贏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睞。而對于精英談話節目而言，前沿性話題，高文化品位和高知識含量，成為吸引觀眾的重要元素。如中央二套《對話》欄目，其知識型、前沿性、高品位的特質，就贏得了投資者、企業精英和業界專家等一批社會精英人士的喜愛。此外，隨著一批娛樂脫口秀節目的出現，談話節目在分眾化傳播的道路上也越顯成熟。正是這種基于受眾本位的對象性傳播，使得不同類型的談話節目牢牢鎖定了自己的目標受眾。

四、以主持人為“核心”的人本化的節目特質

相對于其它主持人型節目（尤其是娛樂節目）而言，談話節目充分體現了其以主持人為“核心”的人本化的節目特質。

電視談話節目的“看點”，除了通常大家都知曉的話題本身（熱門事件、熱門現象）有吸引力外，主持人的自身魅力及其對談話進程的富有個性化風格的把握，常常占據著主導地位。由于談話節目的特殊形態和即興交流的特殊要求，其主持人較之其它類型節目的主持人在節目中的地位顯得尤為重要，對觀眾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廣的影響力。談話節目很大程度上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鋒，要產生閃光的思想亮點，需要主持人用富有個性魅力的語言積極引導，激發嘉賓對話題的熱情和興趣，并充分調動場內場外觀眾的情緒和思維。所以，主持人在節目現場所展現出的語言能力、個性魅力、學識修養是極其重要的表現元素。在談話節目中，主持人是憑借自己個性化的、本色而真誠的主持藝術，構筑起與嘉賓和觀眾平等交流、溝通的橋梁的。因此，那些與欄目定位相契合的思維敏捷，善談會談，富于獨特個性和成熟風格的主持人，始終是牢牢吸引觀眾目光的核心節目元素。:

其次，嘉賓及現場觀眾的個性化的看法、想法及臨場表現也往往成為節目的重要“賣點”。談話節目原本就是側重表現人際交流的節目形態，對于收看節目的觀眾而言，人際交流場域中話題各方的即興對白和不可預知的臨場表現，顯然是有著較大的吸引力。

當然，談話節目，不僅僅是“談話”這一樣式。如今的不少談話節目，還常常發揮電視能突破時空限制的優勢，綜合運用外景采訪、背景資料、音樂音響、圖片動畫等豐富多彩的視聽元素。這些多樣化的表現元素，在以主持人為中心的場態化結構中被適時呈現出來。這使得談話節目節目的“可視性”得到了有力發掘，審美感和藝術性極大提升。另外，眼下的談話類節目除了以演播室的談話為主要內容外，還時常采用穿插熱線電話、手機短信等溝通方式，使整個節目互動性更強，內容也更豐富、充實，不僅僅“聽”起來精彩，“看”起來也更富有意趣。

誠然，伴隨著電視談話類節目在各地的競相涌現，當下的談話節目也日益顯露出諸多問題，給廣大觀眾造成了多、濫、劣、俗等不良觀感。特別是時下“跟風”辦節目所造成的數量泡沫，在給談話節目帶來表面繁榮的同時，稀釋了節目精品的存在，破壞了觀眾的收視印象和收視口味。因此，提升談話節目的品位，創新談話節目的亮點，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品牌談話節目，顯得越來越重要和迫切。

注釋

①②孫玉勝：《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17頁，第214頁。

③宋民：《談話節目定位與錯位》，

篇6

立足新媒體技術,讓文學創作在文化原力的提升、公共文化發展方面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是文學之都成功的基本經驗?？v觀世界七座文學之都,其發展模式和經驗除了上述的基本特點,亦有各自的獨特發展理念和規劃側重點。

(一)以閱讀和寫作工坊為基本形式,開發立體化的文學創意產品,豐富市民公共文化生活,普遍提升文化創新意識。在文學之都,以閱讀、寫作工坊為基本形式,形成了具有多層次、成體系、有效結合市民城市生活開展文學創意活動,成為其發展模式中的鮮明特點。該模式的成功經驗主要有兩點:1.以工坊為基礎形式,立足于文學價值的重新發現和生活化運用,為當地市民提供豐富的、充滿創意的配套文化服務產品。例如,愛丁堡以工坊為基礎形式,衍生設計的文學創意活動按照類型劃分,包括閱讀團體(BookGroup)、兒童文學活動、文學競賽(Competition)、課程(Course)、展覽(Exhibition)、文學節(Festiva)l、講座(Lecture)、故事講述(Storytelling)、戲劇(Theatre)、工坊(Workshop)等多種類型,適用于不同的居民。另一座城市都柏林,文學發展側重本土文學資源的多元化管理、培養、扶植和創造性開發。豐富的文學資源構成了都柏林文學生活的基礎,通過文學生活,城市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務的模式也不斷完善,而既有的文學歷史、遺產也得以可持續發展。雷克雅未克則是把文學作為城市發展和國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如市長JónGnarr在提交UNESCO文學之都的報告中所言,“雷克雅未克的很多項目都與傳播知識和文學的熱情有關”。[3]2.通過文學創意,賦予工坊公共文化產品屬性,讓它成為公共文化發展中的第三方社會化有生力量,實現文學研究與創作和高品質文化產品輸出的雙向可持續發展。在愛荷華,以工坊為基本形式,形成了層次清晰、內容豐富的文學創意活動,成為公眾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愛荷華的閱讀、寫作工坊類型眾多,除了為公眾熟悉的愛荷華作家工坊之外,還包括了翻譯工坊(TranslationWorkshop)、戲劇工坊(Pla[！]ywrightsWorkshop),以及非虛構寫作項目(NonfictionWritingProgram)和夏季作品節(SummerWritingFestival)上的工坊活動。這些活動由不同的工坊組成,面向公眾開放,注重通過具有創意的文學活動策劃豐富市民城市生活,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創意能力水平,這是其發展模式能夠取得成果的基本經驗。

(二)善于整合、運用新技術和第三方力量,促進文學創意向文化產品轉化,注重文學資源的保護,使其在城市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該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和經驗,主要體現在重視對新媒體技術與文學創造的整合,進一步推動文學創意活動與城市生活的融合。其次,還體現在立足于新媒體,從產業鏈的角度為文學創造和城市生活建立具體的鏈接。以墨爾本為例,其發展模式特點在于文學產業與城市經濟的協同發展,并廣泛利用新媒體技術,吸引社會公眾的參與文學創意活動,豐富公共文化服務的產品和體驗形式。2013年,澳大利亞提出“創意澳大利亞”(CreativeAustralia)戰略。在此背景下,墨爾本從文學創造出發,加快整合相關產業鏈的路徑,促進文學創造并鼓勵公眾參與。其下屬的文學活動的設計體系完整,層級分明,經過規劃呈現出品牌化、立體化、系列化,服務對象和宗旨明確,構成了完整的價值鏈。一方面使文學的價值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既有的文學組織開始轉型、提升自身效率,有針對性地為民眾參與文化創造提供了軟硬件,從而達到鼓勵民間多元主體力量參與社會文化創新、融合的目的,這與UNESCO對創意城市網絡下的文學之都的認定要求是一致的,即“文學能夠在城市中扮演整合的角色”[4]。

(三)大力發展創意寫作教育,重視具有創意能力的高級寫作人才培養,為城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培養復合型人才。注重創意寫作學科的發展,在文學創造與文化原創力培育和公共文化發展的理念下,重視培養高級創意寫作人才,是該模式最為突出的特點,也是其成功經驗所在。在七座文學之都中,多個城市的大學都有高質量的創意寫作學科。以愛荷華為例,在向UNESCO提交的官方申請報告之中,首先被提及的正是文學創意寫作學科的鼻祖———愛荷華大學的作家工坊。愛荷華大學于1934年創建了全美第一個創意寫作藝術碩士(MFA)項目,擁有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工坊———愛荷華作家工坊(IowaWriters’Workshop),以及享譽世界的國際作家項目(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另據愛荷華大學官方的資料顯示,愛荷華大學城人口雖然不到7萬,然而早在2003年之前,愛荷華每年從創意工作(CreativeWorks)中獲得的收益達169億美元,并且帶動相關就業高達195464個[5]。無獨有偶,諾威奇也擁有世界頂尖的創意寫作教育———東安格利亞大學創意寫作學科。在UNESCO文學之都的申請報告中,東安格利亞大學被稱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創意寫作學科之一[6]。作為UNESCO全球現有文學之都體系中唯一的非英語城市,雷克雅未克則從2008年也開始提供創意寫作專業教育,并在2011年開始提供創意寫作研究生學位,如冰島大學的創意寫作教育,這對雷克雅未克培養具有創新意識的文學創造、創意人才具有重要意義。在雷克雅未克向UNES

CO提交的官方報告中還對該市創意寫作的發展做出了重要陳述。此外,雷克雅未克的文學發展主要目標之一還包括通過文學來挖掘青年一代的創意能力。[7]另外,波蘭城市克拉科夫對創意寫作也非常重視。在給UNESCO的官方報告單獨列出創意寫作教育(EducationforCreativeWriting)進行闡述:“創意寫作方面的研究,將允許學生們獲得文學能力,以及語言寫作、修辭能力,這些將是克拉科夫文學相關的創意產業發展背景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啟示:上海文化原創力培育與公共文化發展路徑

文學之都的成功經驗對上海的啟示,主要集中在文學創造對文化原創力培育與公共文化發展促進兩條路徑。重視具有創意能力的高級寫作人才培養,提升文化原創力,可以助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加大扶持文學發展,能夠發揮文學創造在公共文化領域的重要作用。這兩者對上海文化原創力培育和公共文化發展都具有現實意義。根據《上海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上海市社區公共文化服務規定》以及相關政策、文件,以及文學之都發展個案研究,促進上海文化原創力培育與公共文化發展的現實路徑可以總結為以下兩點:

(一)發展上海的創意寫作教育,培養高層次的具有創意能力的寫作人才,提升文化原創力文學之都的發展策略,可以啟發上海通過發展創意寫作學科,發掘文學創意力量、人才,提升文化原創力量。愛荷華等城市的發展表明,創意寫作學科方面的高度繁榮,可以為社會相關領域提供讀寫能力的教育支持,對市民文化素養、文化原創力的整體提升有可量化的促進作用。1.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立足于上海市高等院校高質量的文學學科基礎,鼓勵創意寫作教育的創建與發展,采取國際主流的創意寫作藝術碩士(MFA)專業化教學模式,培育上海創意產業需要的高質量的具有創意能力的寫作人才,能夠有效提升文化原創力。在美國創意寫作學科發展與戰后國家創新力量的發展視野中,創意寫作的學科目標之一就是為社會培養具有文化創意能力的高端寫作人才。對創意產業飛速發展的上海來說,具體的著眼點在于大力發展創意寫作學科,建立起完整的創意寫作學科教學研三位一體的機制,通過文學教育的改革來確立創意寫作的學科高地,為上海培養更多的高素質的具備文化創意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都在加快創意寫作學科建設。其中,上海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是中國首家致力于創意寫作理論研究并將之與創意寫作教學、創意產業實踐結合的科研單位。中心以創建中國化現代創意寫作學科為目標,致力于歐美現代創意寫作學科的整體引進和中國傳統寫作學的現代化改造,改革中國高校中文教育教學培養機制,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專業創作人才及具有原創寫作能力的創意產業核心從業人才。上海大學文學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的相關探索和實踐,具有重要的示范價值。2.立足于創意寫作學科建設,開發社會化的創意寫作教育產品,推動創意寫作學科與文學創意的社會化、生活化運用。目前,國內有北京大學、上海市華文創意寫作研究中心等高等院校和社會力量都開始了面向創意經濟發展的社會化創意寫作教育探索。以上海市華文創意寫作中心的發展模式為例,在實踐步驟上,注重基礎理論,潛能激發、寫作能力量化評估、工坊制教學方法、創意活動的組織管理、產業、文化公益等創意寫作教研成果導向社會化教育。通過組織社會化的創意活動,向公眾開放,并為有特定的公眾、團體、社區或部門服務。另外,針對創意寫作課程再造對培育上海文化原創力量也是重要的實踐。該中心注重在創意寫作教育的框架下,強調相關的課程,如影視劇本、小說、故事、非虛構等課程要能培育具有創意能力的高層次寫作人才,要求能出優秀作品,并開發社會化課程面向EMBA等受眾的精品課程。這些措施不僅可以幫助有抱負的學員知曉并運用國家的公共文化政策,了解及把握文化創意的規律,還可以學習并掌握文學創意的技巧,為企業文化和營銷策略開辟一塊新的天地。這些實踐將創意寫作課程、工坊與公共文化服務節點銜接,能夠孵化更多的公共文化產品、服務模式,是在社會范圍內廣泛地提升文化原創力的有效途徑。借此途徑,可以讓創意寫作成為上海市文化與創意產業的強大助推力量。在發展創意寫作學科的基礎上,把相應的研究成果導向提升文化原創力的培養,加速將創意寫作理論、實踐成果,轉化為促生文化原創力的養分。

(二)探索文學發展與城市公共文化服務互為支撐的模式,促進公共文化發展1.在UNESCO全球創意城市網絡理念下,文學之都的發展模式和經驗,證明文學創造與城市創意經濟、公共文化發展可以互相促進。文學之都的多種創造性文學活動,不僅為公共領域的文化服務帶來了新的模式,還由此發展出了新的公共文化產品,以及新的文化體驗。以愛丁堡、都柏林等上述文學之都為例,其發展模式和經驗,對上海的啟示主要在于,如何有效地將文學創造和城市公共文化發展銜接。在城市發展的層面,注重文學創造對社會公眾參與文化創造的積極性的巨大帶動力、公共文化服務的創新力,從而在實現公共文化發展服務內容、服務形式、體驗模式的豐富與完善。與UNESCO文學之都相比,上海本身就是其創意城市框架下已認定的世界設計之都,上海的創意城市發展主要目標即在于“整合文化、技術和經濟來改善城市環境和生活質量”[9]。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同樣擁有豐富的文學資源以及發達的文化與創意產業,其中徐匯區名列第一批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全市范圍內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務也在飛速發展中不斷完善。文學之都上海的啟示正在于,應著手加大鼓勵文學發展,借助文學創意激活上海文化資源,進一步豐富公共文化服務內容、產品和體驗模式。上海可以加強以文學創意為驅動的文化公益服務創新模式與公共文化示范區域文化活動體系的連接,通過活動配套與服務產品開發,讓文學創造力量為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新產品、新體驗。以上海市華文創意寫作中心為例,作為國內首家創意寫作公益機構,主要提供文化與創意產業發展中急需的創意寫作人才培養、孵化服務,以及社區文化公益服務。該中心立足文化公益服務,吸收并立足于上海本土,發展了UNESCO文學之都文化公益模式和理念,借助新媒體,提供了豐富的文化服務和便捷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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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和完善，關系到公民文化權利的實現、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平性原則是構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過程中應當遵循的原則之一。本文以圖書館服務為例，結合圖書館發展情況解析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平性實現。

公平或日平等是現代文明社會基于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權的確認，是最重要的價值理念之一。我國憲法將“平等權”列為公民基本權利的首位，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此可見平等權之重要。公民文化權利作為基本人權的重要組成，同樣應當獲得公平公正的對待，因此，平等的原則也必然應當延續到公共文化服務領域。

一、我國公民文化權利內容

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教育、科學、文化權利和自由，我國公民文化權利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享受公共文化服務權；②享受文化科技進步權；③參與文化生活權；④接受教育和培訓權；⑤文化創意權。

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保障公民文化權利的公平實現

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平性原則即指每個公民(包括不同社會階層的成員)在獲取公共文化資源、享受文化服務時，享有獲得服務機會的公平，服務內容、質量和服務過程的公平。服務機會的公平，主要體現為服務對象的全體性或者說服務必須惠及全民。公共文化服務的對象，不應有任何地域、城鄉、種族、身份等的歧視。所謂服務內容、服務質量、服務過程的公平，則指不論服務對象為何人，均有權享受到同樣的、質量穩定、程序公平的對待，從而享有平等的文化服務。

在構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過程中，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平性原則對政府部門提出了宏觀與微觀兩個不同層面的要求。宏觀層面的要求指，政府在進行文化發展戰略的制訂、文化資源配置、文化設施規劃建設、整體布局調整等重大宏觀決策中，應當充分考慮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地區的需求，合理配置公共文化資源，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微觀層面的要求則是，政府各具體部門，以及政府扶持資助的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在提供各項文化服務的過程中，應當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則，使大家獲得機會公平、質量穩定的服務。

三、以圖書館公共服務為例看公平性原則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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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已經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后，保護作為一種有專門人員從事的職業也并未立即形成。1950年成立的國際博物館藏品保護學會聚集了最初的一批文物保護工作者，主要修復博物館中的歷史性、藝術性作品。1964年著名的《威尼斯》發表后，1965年國際古遺址理事會（ICOMOS）成立，涉及建筑、城市的文化遺產才正式得到獨立機構與專業人員的關注。隨后相關國際機構紛紛成立，為人才集聚和保護理念快速發展提供了土壤，世界遺產類型和范圍也更加豐富起來：1931年《雅典》頒發時，所針對的是歷史紀念物（historicmonuments）。而在1964年《威尼斯》中，則為紀念物和遺址（monumentsandsites）。到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時，則至少又增加了建筑群（groupsofbuildings）的類別。1976年的《內羅畢建議》提出了歷史地區（historicareas）的概念，認為“歷史地區及其周邊應被視為不可替代的世界遺產的組成部分?！?987年《華盛頓》將關注點落在了歷史城鎮與城市地區（historictownsandurbanareas）上。1992年，世界文化遺產體系中正式增加了文化景觀（culturallandscape）這一獨立于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的新類型，強調文化與自然要素的相互作用。2000年以后又出現了更多新概念，比如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提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2005年《維也納備忘錄》中提出的城市歷史景觀（historicurbanlandscape）等。我國自1987年第一次申報世界遺產以來，一直追隨響應國際保護理念并積極探索其在本土的適用性。國際上研究組織和專業人員的出現與世界遺產體系的形成無疑極大的推動了對更多類型文化遺產的認知，是人類有史以來遺產認知擴展最為迅速的幾十年。

2.城市遺產

近幾十年來，遺產認知的進步大多源于世界遺產的框架，其擴展卻并不局限于世界遺產，一個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遺產”的擴展。城市歷史景觀的概念是在世界遺產的語境中產生出來，并被認為是同樣適用于任何遺產的周邊地區及文脈的?！俺鞘羞z產（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為“城市歷史景觀”的關注對象逐漸產生的。顧名思義，城市遺產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環境中的遺產，有時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維也納“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上城市歷史景觀概念首次提出時，其對象還集中于世界遺產中的歷史城市類型，或市區內擁有建筑類世界遺產的城市，因為當時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護的核心區域周邊的高層或超高層新建筑對遺產地本體視覺上的重大影響，重點關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處理這些城市中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的關系。然而在城市歷史景觀框架下，變化逐漸被接納為傳統，在相關認知深化與研究開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歷史景觀的預備研究書發表時，“城市遺產”已經開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遺產”而成為其核心表述。2011年《關于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發表時則更加明確指出，城市歷史景觀的保護對象是所有的“城市遺產”，保護城市遺產的理念至此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我國，阮儀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遺產的保護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則要堅守，即真實性、整體性、可讀性、可持續性，雖然彼時城市遺產的含義尚未有十分明確的共識，這些原則仍然不失為很先進的認識。實踐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實例為榜樣，很多擁有一定歷史資源的城市爭相效仿，后來到城市遺產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當初建筑被納入文化遺產的范圍，城市遺產理念的產生是文化遺產在空間層面的認知歷史上又一次重要擴展，同時，也是人們嘗試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介入城市規劃與設計問題的一次特別嘗試。綜上，相比于世界遺產，城市遺產強調的是在城市中較為普通的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以至于更大范圍的城市歷史景觀所構成的整體性價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價值，但確為歷史城市的有機構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遺產也因此被納入保護的范疇，體現了保護工作的廣泛性、完整性，甚至遺產本身的平民性。

3.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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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力在1951年5月以后，放開實行民營化，就形成了區域壟斷的9家電力公司，這9家電力公司在區域都是實行發、輸、配垂直一體化的管理體制。由于日本的一次能源基本都是依賴進口，9大電力公司之間電源結構趨同，因此在國內不存在北電南送、西電東送問題和電源結構調整的問題。9大電網之間是弱聯系，交換的電力和電量很少。

日本政府由通產省負責對電力實施管制。管制的主要內容是：電價、環境保護和規劃。電價管制的原則：一是成本主義原則——按完全成本作為核定電價的基礎；二是共同報酬的原則——合理的利潤，最早的總資本報酬率為8％；三是公平負擔的原則——采用成本加利潤的辦法。對環境保護的管制主要是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對核電建設的環境評價；對規劃的管制主要是對長期供求規劃和核電建設規劃要與電力公司共同討論。

1999年出臺的新電力法是為了促進競爭，實現電力自由化。它的主要內容：一是放開占市場份額30％的特別高壓用戶（2萬伏，用電2000千瓦以上），允許這些用戶自主選擇電力公司，直接參與電力零售；二是新建電源項目實行招標。新電力法的施行，雖然放開了30％的電力市場，但到目前只有2％至3％的用戶更換了供電商。

從2000年3月電力市場放開，實行自由化。政府計劃到2004年對現行開放作一個回顧：首先要檢查的是自由化以來的實際情況；第二，了解海外自由化發展狀況；第三是要檢查電力作為公用性事業，在保持其公用性方面做得如何，在此基礎上再考慮自由化的范圍是否要繼續擴大，是不是要全面自由化。

美國：兩種方案兩個結果

美國電力改革的核心是放松管制，引入競爭，提高效率，降低電價。1978年公用事業管制政策法出臺，允許企業建立電廠并出售電力給地方公用事業公司。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出臺，同意開放電力輸送領域，并要求在電力批發市場引入競爭。1996年，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要求開放電力批發市場。廠網分開只明確必需進行功能性分離，分開核算。

美國在放松電力管制過程中，出現了加州大停電和電價飛漲、電力公司申請破產保護這樣的重大問題，令政府驚惶失措，令世人震驚。美國的電力改革是從加州開始的，由于充分相信市場的力量，“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大部分照搬英國改革模式，改革方案中存在固有的缺陷：

一是強迫電力公司出售50％的發電容量，而同時沒有要求電力公司和發電商之間簽訂長期穩定的供購電合同。二是要求電力公司必須100％從現貨市場購電，沒有期貨市場，市場無法提供反映長期供求關系的價格信號。三是缺乏科學合理的價格傳導機制，對最終用戶的零售價格凍結，而批發市場價格可以大幅波動和上漲，使得處于中間環節的電力公司無所適從，價格倒掛，最終申請破產保護。四是保證電網用電增長需要的供電責任不落實，將這一重大責任寄托于市場的自我調節。另外，環保主義者對環境保護的不切實際的苛求，也是造成加州十年沒有建發電機組，投產新的輸電線路的原因之一。

美國出現了加州這樣的問題，但美國最大的東部PJM&127;電網根據實際情況選擇了縱向整合電力改革模式，獲得了成功。具體做法是：

1將各電力公司發電、輸電、配電、供電進行功能性分離，財務分開核算。將輸電分離交給系統獨立運行者管理，不要求強制出售發電廠，引入競爭機制，逐步放開供電，用戶有權選擇供電商。

2PJM負責輸電系統經營，進行職能管理，&127;提出輸電計劃對發電廠進行調度，不擁有輸電資產，公平為市場參與者提供輸電服務和電力交易市場。

3電力公司及供電商分別對用戶供電負責，供電負荷要有發電容量保證并有必要的備用容量，不足將受處罰。

4發電容量來源由三部分組成：（1）本公司電廠；（2）雙邊交易合同；（3）現貨市場和一天期貨市場。電力市場交易容量約占15％左右。

5為反映電網內部能力限制和擁堵，電力市場實行分區邊際定價機制。

在美國本土的48個州中，現在已有24個州正在制定和實施電力改革計劃，其中弗吉尼亞和西部的一些州，已經根據加州出現的情況，決定放慢改革的步驟，內華達州已經決定將電力改革延期4年。

2000年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提出要建立區域輸電機構，在跨州的一定區域范圍內，創造一個中間沒有隔離層、沒有獨斷層的完整的輸電經營系統。區域輸電機構的重要作用，一個是集中精力把輸電基礎設施建設好，一個是監督系統的運行潮流。

英國：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始作俑者

英國的電力市場化改革始于撒切爾時代。1979年保守黨贏得大選，撒切爾夫人堅信“市場萬能”，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廉價出售政府擁有的企業，進行了一系列國有行業私有化改革。并于1988年2月發表《電力市場民營化》白皮書，拉開了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序幕。

英國電力市場化改革的核心是實行私有化和在電力市場引入競爭。1990年3月31日，按《電力法》形成新的產業結構：國有電力企業被分解為12個地區配電公司、3家發電公司和一家高壓輸電公司。供電商包括地方供電公司和二級供電商。英格蘭和威爾士電力庫開始交易，允許大于01萬千瓦用戶選擇供電商。

1990～1996年上述各公司股票陸續上市，完成私有化。1998～1999年，允許所有用戶選擇供電商；新電力交易規則方案（NETA）出臺；2001年3月27日，新電力交易規則施行，以多個市場和雙邊合同取代強制性電力庫。

自行業改革以來，由于引入競爭，加強管理，減人增效，及成本低的天然氣發電比重由1％提高到22％等因素，零售電價有較大幅度下降，居民用戶價格下降28％；中型工業用戶電價下降約31％。此外，政府為減少持續降低電價的壓力，在改革之初將電價提高了約25％，為改革和電價降低提供了較寬松的條件和環境。

當不少國家紛紛效仿英國率先推行的電力庫模式的時候，英國卻又率先拋棄了這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的改革措施：

1.從2001年3月27日起取消強制性電力庫，實行新的電力交易規則。新電力交易規則NETA是一個由雙邊合同形式主導的市場，合約雙方包括發電、供電及交易商和用戶；供電商和發電商可就將來任何時候買賣電力訂立合同；允許電力合同的時間跨度從當天到幾年以后，合同需要實物交割；國家電網公司作為系統運營商，接受電力的買賣出價，以平衡1．5小時以內合同交割中出現的供給和需求的差額，并解決輸電網的堵塞問題；系統運營商調度電力直到滿足需求，市場價格為系統平衡時最后一個發電單位電價；對合約電量和實際電量不符的市場參與方，將按系統平衡時接受的電力買賣的價格支付費用，并且支付系統運營商使系統平衡的成本。

2.縱向整合。供電公司購買發電商，實現發電和售電的自我平衡，目前英國五個最大的供電公司，發電和售電是基本平衡的。

3.橫向整合。供電公司之間將出現相互兼并，平均每個供電公司的用戶規模將由300萬戶提高到500萬戶，實現規模效益。

法國：反對破碎化以實現規模經濟

法國電力公司在電力行業中占據絕對統治地位。法電占全國總發電量和裝機容量的94％，擁有100％的輸電業務，自1958年起擁有75年輸電網的獨家經營權，擁有全國96％的配售業務，擁有100％的電力進出口業務，2000年全國發電量的16％輸出國外，主要對瑞士和英國出口。在歐盟指令的推動下，法國制定并實施了《關于電力公共服務事業發展和革新的法律》，即新電力法。新電力法明確公共服務使命及其資金來源，設立公共服務基金，加入電力價格中，由用戶負擔；確立供電市場開放時間表和有選擇權用戶；建立生產許可證制度；設立一個電力監管委員會，經費由財政負擔；成立在管理上獨立于發電的輸電網管理機構；法國電力公司實行發、輸、配賬目分開；法國電力公司業務經營領域將擴大，允許對有選擇權用戶提供供熱、供氣等服務。

新電力法的實施，邁出了電力市場化改革的第一步，在2000年用電量1600萬千瓦時以上的擁有選擇權的1200個用戶中，有20戶更換了供電商。法電對電力改革主張縱向整合，實現規模經濟，反對破碎化；并要考慮長期發展戰略。法電提出到2005年的四大戰略目標：一是用戶非常滿意率達到50％以上；二是集團50％的營業額來自法國境外業務收入和境內非電業務收入；三是集團的經濟效益躋身于同類能源服務的國際性集團的前三名；四是法電集團的全體成員與企業的觀點和目標保持一致，處處體現企業價值。

盡管有來自歐盟的壓力，但法國政府對法電的政策仍沒有太大的變化：一是仍與法電簽訂三年的經濟合同；二是沒有將法電分解為若干公司的意愿，只是按電力法的規定將其發、輸、配業務實現功能分離和財務分開；三是沒有將法電私有化的意愿；四是沒有要求法電裁減員工；五是沒有給法電設定降低電價的目標。

歐盟：倡導建設統一電力市場

歐盟于1996年12月19日一致通過關于放寬電力市場的指令，內容包括：

一、有選擇權用戶可自由選擇供電商，參與的歐盟及歐洲經濟區13個國家必須依據時間表開放供電市場。

二、供電市場可采用不同的業務模式。

第三方接入：有選擇權的客戶和供電商可接入供電網絡；允許采用縱向整合化系統，但必須將發電、輸電和配電行業的會計賬目分開；可采用管制價格或協商價格。

單一買家：有選擇權的客戶可與獨立供電商簽訂合同，但所有電力均由單一買家供應，而單一買家則按約定價格向合約供電商購買電力。

三、對于發電市場，歐洲國家可選擇采用招標機制或許可證制度來監管新的發電容量。

歐盟指令后，整體而言，市場改革步伐比“歐洲競爭指引”的指令所預期的要快得多，在2000年，歐洲市場已開放了80％，遠遠超過規定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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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引起理論界、實際部門和民間的普遍關注，來自不同方面的、要求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日益高漲，本文試圖對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理論層面的探討，主要涉及政府與市場邊界的模糊、效率損失、赤字效應以及政府失靈等方面,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調節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并期望對深化認識和推動實踐有所補益。

關鍵詞收入分配調節政府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可謂是一個均等化程度相當高的社會。1979年前后，城市的基尼系數在0.2以下，農村的基尼系數在0.21-0.24之間，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前者的水平在0.37-0.43之間，后者的水平在0.34-0.40之間（趙人偉，2002），比照之下，中國的收入分配十分平均，以至于產生了激勵不足和低效率等問題。然而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逐步深入，在激發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經濟增長和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的同時，收入差距在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之勢，尤其是進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這一趨勢益發顯著。僅就城鄉居民收入而言，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調查，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的比率1978年為2.36，1985年下降到2.14，1987年擴大到2.38，1995年擴大到2.79，到2001年城鄉人均收入比率高達2.899，差距十分懸殊。而世界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5，超過2的極為罕見（趙人偉，2002）。另有學者研究表明，按不變價格計算，200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提高了10.5個百分點，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為建國50年來最高峰（楊斌，2002）。再按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的標準——基尼系數來看，目前對全國基尼系數的最低估計也在0.4以上，高的估計甚至接近0.5，已經超過國際認定的警戒線水平。種種跡象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前理論界、政府部門和民間普遍對收入分配問題十分關注，來自不同方面要求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也日益高漲，本文試圖對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初步的探討，力求避免政府在施行調節時可能出現的矯枉過正，可望對深化認識和推動實踐有所補益。

二、政府調節收入分配可能產生的影響

理論上政府存在的理由被認為是彌補市場失靈，然而實際的情況也可能是：市場導致缺乏效率和不公平，但政府干預不一定必然會帶來情況的改善。斯蒂格勒曾將這種推論比喻為皇帝對兩個樂手的比賽做出這樣的判決：只聽了第一個樂手的演奏（感到不滿意）就把獎杯授予第二個樂手（阿特金森、斯蒂格利茨，1994）。政府再分配的目標旨在實現社會公平，借助的政策手段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運用政府的強制權力來征稅和進行轉移支付，以弱化甚至消除競爭博弈的后果；另一類是通過直接干預立足于私人產權的競爭基礎，通過影響財務資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干預締約自由，改變市場的運行（柯武剛、史漫飛，2000）。通過上述途徑政府究竟能否實現預期的目標，獲得所要追求的公平？是否存在與公平目標相伴生的其他副產品？事實上，政府所能獲得的社會公平只是相對的，即使在那些實現了“從搖籃到墳墓”全面保障的高福利國家，乞討者也不鮮見，而不公平卻是絕對的。甚至更有激進者認為旨在消除不公平的政府政策反而可能帶來更大的不公平，幫助窮人的舉措往往會使利益流向富人，惡化收入分配。但無論如何，政府再分配產生某些與政策設計初衷相悖的、不合意的副產品是完全可能的。

㈠再分配可能模糊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自從古典學派以來，市場機制被認為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方式，能夠自動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政府的作用被限定在類似“守夜人”的較小范圍之內。直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凱恩斯主義風靡一時，政府的作用被重新發現，用以矯正經濟生活中頻頻出現的市場失靈。然而，多年的實踐表明政府干預經濟生活同樣會出現政府失靈。在這方面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尤其值得汲取，“政府非但未能發展出市場機制，反而使市場扭曲和市場失靈比以前更為嚴重”（文貫中，2002）。這是政府對市場不適當替代的歷史教訓，其代價不可謂不高昂，80年代被稱為拉美國家“失去的十年”與之不無關系。

政府替代市場的前提條件是存在市場失靈，如果不滿足這一條件，政府就不應介入經濟生活而應交由市場負責。何況政府有擴大自身權力的內在傾向和偏好，一旦介入，退出就變得十分艱難。對中國來說，由于傳統經濟體制的慣性作用，有選擇地退出對政府而言是難度較大的，而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和控制幾乎是駕輕就熟的，因此以市場為導向就是要確保政府堅決地從不屬于自己的領域撤出。而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就是“把原來的一個無限的和無效的政府轉變為一個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錢穎一，2000，轉引自文貫中，2002）。政府再分配所借助的兩大類手段，無論是改變市場結果的，還是改變市場運行的，均會對市場活動本身產生不可避免的、致命的影響。比如以稅收進行再分配，既有可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促進收入公平分配和資源合理配置，也有可能扭曲資源配置，干擾經濟有效運行?？梢?，任由政府揮舞再分配的權柄，可能是不恰當的、急功近利的做法。雖然我們并不否認收入分配差距確需政府出面予以調節，但如果以為依賴政府、以政府替代市場就能畢其功于一役，這種浪漫主義實不可取。

㈡再分配的效率損失

之所以存在再分配的效率損失是因為稅收的經濟效應，稅收會影響經濟主體行為的選擇。比如由于存在高收入者邊際儲蓄傾向較高的假定，對高收入者征稅會減少儲蓄；又如實行累進程度較高的所得稅，家庭儲蓄行為就會受到抑制等等。從社會福利函數的角度看，旨在增進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可能產生的后果是：公平和效率都得到提升；公平和效率都未獲得；獲得公平的同時付出了效率損失；公平被排斥而得到效率。可見再分配并不必然帶來令人滿意的結果。再分配所導致的效率損失直觀地如圖1所示：圖例1、2、3分別表示社會最富有的20%的人口、中間階層人口和最窮的20%的人口占有總收入的情況。A圖中，最窮的20%的人口得到總收入中很少的一塊，而最富有的20%得到總收入的近乎一半。B圖所示是對收入再分配的設想，意在給窮人的那一塊稍大一些而給富人的那一塊稍小一些。而C圖表示的是由于再分配引起效率損失，整個蛋糕縮小：盡管窮人得到了比較大的份額，但因為蛋糕縮小得太多，窮人的境況并未得到改善而富人的境況變得更糟。圖2揭示出如果再分配不能解決激勵問題，公平的代價就十分高昂，社會的效率損失很大，以至于有學者認為，再分配性課稅是貧窮國家難以承受的奢侈行為（杰克遜，2002）。

㈢再分配的赤字效應

政府再分配性課稅一般實行較高邊際稅率的、累進程度較高的稅制，但高稅率不一定帶來高收入，這已被拉弗曲線所證明，稅基反而可能遭到侵蝕；與此同時政府轉移支付擴大了支出，因而再分配過程中財政赤字似乎在劫難逃。福利國家在戰后公共支出不斷增長，有的國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達50-60%,赤字居高不下，已經使政府騎虎難下,積重難返，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組織再分配和公共福利的增長。一方面是人口老齡化帶動需求的不斷擴大以及支出的剛性增長；另一方面是逐步累積的赤字，不斷攀升的債務，政府由此陷入了左支右絀的尷尬之中難以自拔。

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高達3098億元人民幣，在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財政赤字從改革開放初期占GDP的0.33%上升到1994年的1.22%，到1996-1997年停留在0.78%的水平。而從1998年以來赤字又呈現出攀升之勢，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第一年，赤字占GDP的比重急劇上升至1.16%，到1999年進一步上升至2.14%，2000年則升至2.80%。按照2002年的預算將突破3%的警戒線。根據有關學者測算，1998-2001財政支出增長率為19.8％，財政赤字增長率達62.4％。按照預算2002年的赤字水平相當于1997年582億元的432%，六年之間翻了兩番，年均增長高達27%（趙曉，2002），增長速度驚人。因此就目前的債務規模和赤字水平而論，政府實施再分配不僅將進一步抬升業已居高不下的赤字水平，加劇財政風險，同時表明除非進行支出的結構性調整，否則再分配的空間相當有限。

㈣再分配可能弱化社會的隧道效應

赫希曼和羅思柴爾德（HirschmanandRothschild）把由于其他人經濟地位改善而導致的個人效用的增加以及對更高的不平等程度的容忍稱為隧道效應。引用的例子是：一隊汽車在隧道的一條行車道上被堵塞，而眼看旁邊車道上一連串汽車疾駛而過，這種情況很可能會造成社會不安。這個比喻被用來解釋人們對經濟不平等的忍耐程度的差異。個人的福利不僅取決于他現在的滿意（或收入）程度，而且取決于他預期的未來的滿意（或收入）程度?？梢灶A見政府對再分配的偏好和頻繁使用會弱化社會既有的隧道效應，面對社會不公平，人們會更加缺乏容忍和耐心，而寄希望于再分配改善其處境，由此可能導致二者之間的惡性循環，即：社會的隧道效應越弱，出于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安全等多方面的考慮，政府會越倚重再分配手段；而政府越倚重再分配手段，社會對再分配的期望也就越高，社會的隧道效應就將更弱。而“如果一國的社會結構的隧道效應很微弱，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很低，那么先增長、后分配的戰略就不太可能獲得成功”（德布拉吉•瑞，2002）。

㈤再分配中的政府失靈

再分配政策設計的初衷并未實現或者只是部分地獲得成功，即是政府失靈的表現。例如一方面是政府的轉移支付，但另一方面預先設定的受惠對象并未獲得應有的收益，甚至出現與政策設計初衷相悖的結果。

1.不完全信息（imperfectinformation）：將分散的信息集中起來，獲得完全的、真實的信息對政府來說不僅十分困難，而且也不大可能。比如要將應該獲得福利資助的人與那些不應該獲得福利資助的人區別開來，就是一件讓政府大傷腦筋的事。

2.激勵與委托難題：作為委托人的公民如何有效抑制人機會主義、確保其代表公民利益而不謀取自己的特殊利益？這是一個令人頭痛的激勵難題，委托人不能保證人與自己的目標完全一致，無法將人置于完全的監督之下。人總是比委托人知道得更多，這種非對稱信息（AsymmetricInformation）的狀況也容易制造財政幻覺（fiscalillusion）,即政府會盡力讓公民覺得所承受的負擔比實際的負擔輕，而提供給他們的公共物品和服務比實際價值大。

3.尋租、腐敗和低效率：由于再分配是利益重新分割的過程，因此行政官員、利益集團在制定規則、實施政策方面有強大的動力發揮各自的影響，體現自己的意圖并實現自己的利益。再分配默認一個假定，即存在一個超然的能夠代表和發現全體公民利益的組織——政府，該假定是否可靠姑且不論，僅僅由于政府囿于信息的限制和難以克服的激勵難題，出現公共支出的低效率、尋租和腐敗不可避免。

三、結論

盡管當前確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收入差距的繼續擴大，適當加大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但以下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1.引入政府干預應該十分審慎，必須貫徹市場優先的原則，惟有存在市場失靈，政府介入才成其為可能。堅持適當的政府規模，合理界定政府活動的疆域，當是明智的選擇。2.只有在經濟增長和發展中尋求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才有可能兼得公平和效率。3.政府應著重促進機會平等，創造公平競爭的秩序環境，增加教育投資（尤其是普及義務教育）。4.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為低收入階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增強社會的隧道效應。5.建設公共財政體系，將財政收入、支出和管理納入法制化、科學化和透明化的軌道。6.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收入分配論收入分配是不恰當的，應當把收入分配差距問題與依法行政和反腐敗緊密結合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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