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抑制理論論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金融抑制理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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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制度

一、金融抑制理論以及金融深化理論

金融抑制理論與金融深化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在1973年提出的。他們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發展中國家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相互作用諸如金融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對金融業的管制以及外匯市場管制等抑制經濟停滯不前的問題。金融深化理論核心觀點即是要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一切管制與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分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最終達到抑制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二、我國金融深化進程

（一）我國金融抑制現狀

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金融抑制現象。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同樣存在金融抑制現象，這種金融抑制的存在阻礙了金融業的發展也放慢經濟發展進程。具體體現如下：

1.利率管制

近幾年，除了2007年央行為應對流動性過剩、抑制通貨膨脹等原因對利率實行加息政策外，一直實行低利率政策，2002年一年期利率曾低到1.98%，目前利率一直保持2.25%。低利率降低儲蓄的愿望，降低投資的貨幣供給，導致有效投資不足；低利率刺激低收益投資的增加，降低社會平均投資收益率；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儲蓄與投資缺口又會引起國際收支順差。

表1：我國儲蓄率與投資率狀況（2000-2009年）

消費率

儲蓄率

投資率

儲蓄率-投資率

2000

62.3

37.7

35.3

2.4

2001

61.4

38.6

36.5

2.1

2002

59.6

40.4

37.9

2.5

2003

56.8

43.2

41.0

2.2

2004

54.3

45.7

43.2

2.5

2005

51.9

48.1

42.6

5.5

2006

49.9

50.1

42.5

7.6

2007

49.7

50.3

40.7

9.6

 

2008

49.2

50.8

41.7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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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強實踐教學， 突出職教特色。實踐教學， 是中等職業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 也是職業教育的特色。但就目前的教學安排看， 實踐課的課時太少， 一學期不超過4 周?，F在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多數都喜歡上實習課， 而厭倦上理論課。

【關鍵詞】加強實踐教學， 突出職教特色。實踐教學 中等職業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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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五、深化教學改革， 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1、加強實踐教學， 突出職教特色。實踐教學， 是中等職業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 也是職業教育的特色。但就目前的教學安排看， 實踐課的課時太少， 一學期不超過4 周。現在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多數都喜歡上實習課， 而厭倦上理論課。究其原因是實習課具有直觀性的特點， 不僅能為學生提供了自主參與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能讓學生體驗自我發揮，創造成果的勞動享受。實習課堂教學體現了以學生為主體的境界， 更是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實踐能力、創造能力的重要途徑。增加實習課的課時數， 強化實踐教學， 突出動手能力的培養， 對培養中職學生主體意識和主動發展的能力非常重要。我校對職業中專計算機專業的課時， 比照技工教育調整為理論: 實習= 1:1， 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2、深化改革理論教學內容， 強化實驗課。理論教學的內容不要過于系統化、體系化， 要根據專業性質和社會用工需求， 以實用為主， 能力為本， 夠用為度， 刪繁就簡，突出實用。課程要充分靈活， 適應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 適應學生的個性發展需要。要改變課程結構過于強調學科本位、科目過多和缺乏整合的現象。在理論教學中， 要重視實驗課教學， 完善實驗條件， 保證實驗開出率。讓學生在實驗中戰鍛煉之目的， 從而有利于良好心理素質的形成。4. 2 比賽過程中的心理訓練4. 2. 1 積極的暗示。保持積極肯定的自我暗示和提示語， 可能使人產生積極的行為。運動員可不斷重復:“鎮靜， 鎮靜， 鎮靜就是勝利。我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一定能成功。”在1991 年第41 屆乒乓球錦標賽女團決賽上， 世界冠軍我國一號選手鄧亞萍開局連輸4 分， 沉穩的她難免心煩意亂， 最后輸掉了比賽。賽后回憶說:“當時我的腦子里一片空白， 光想著三個字‘不要輸’不知道怎么打的， 稀里糊涂的就輸掉了下來?！睂嶋H上是消極暗示產生的負面影響。如果當時她一心想著“一定會贏”的積極暗示語， 也不致于緊張急躁， 動作變形， 技戰術水平不能很好的發揮。運動員心中要保持一個信念:“真金不怕烈火煉! 以我平時的訓練成績， 就可輕松過關”等。從而放下思想包袱以平常心投入比賽， 反而有利于發揮優異的成績。4. 2. 2 對考試過程中的突況， 保持沉著冷靜?？荚囘^程中常常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 比如裁判錯判、漏判、天氣突變、運動員受傷等事件發生。這時運動員要保持冷靜， 保持頭腦清醒。不要有“一切都完了， 我的美好前程完了”等悲觀的想法和念頭。而應該摔倒了爬起來去正視困難， 解決困難。4. 2. 3 掌握和運用呼吸調節法。在考試中， 運動員在一定程度內的緊張是符合身心活動規律的， 有利于集中注意力， 增長肌肉的力量和提高反應能力。但過度的緊張， 就會導致動作僵硬、恐懼、情緒低落， 興奮抑制， 喪失斗志等。所以運動員要學會用嘆氣、深呼吸、放慢呼吸頻率等調整情緒、消除緊張， 面對考試。4. 2. 4 比賽間隙的情緒控制訓練。由于種種原因， 考場一般不準教練員進場輔導， 一切困難一般只有靠運動員自己解決。在等待下一項考試時， 常常會因上一項考試而影響情緒， 有過分激動狀態、淡漠狀態、盲目自信狀態等。這時運動員可有意的改變表情動作、不同節奏的呼吸練習，逐級肌肉放松練習， 積極正面的語言暗示練習等查找影響自己情緒的原因， 不與別人比， 而與自己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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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代商業》 論我國金融改革及其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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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盈余管理，盈余動機，信息有效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上市公司會計虛假信息問題連續暴露出來，一些上市公司因為虛假報告或者會計信息造假遭到證監會的處罰和停牌。這可能只是會計造假的冰山一角，但是足以說明盈余管理的普遍性。而我國的會計報告使用者的專業素質、識別能力往往不夠，通過盈余信息判斷公司經營狀況和前景成為影響中小股東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正確地把握盈余管理的概念，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進行研究，不僅能使投資者更深刻地理解其披露的盈余信息的內涵，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豐富了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論，完善了公司治理結構，對解決績效評估與報酬計劃、證券市場監管等一系列理論與實務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筆者正是基于此選擇這一命題，希望通過本文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關問題進行的探討，能對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解決我國會計信息失真問題有所益處。

二、文獻回顧

(一)盈余管理動機方面

佟巖、王化成（2007）認為控股股東通常使用關聯交易追求控制權收益（包括私有收益和共享收益）。研究發現，當控股股東持股在50%及以下時，更多的通過關聯交易追求控制權私有收益，結果降低了盈余質量。而當控股股東持股超過50%時，結果恰好相反。

陸正飛、魏濤（2006）通過實證研究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無后續融資行為公司配股后業績下滑且操縱性應計利潤在配股后發生反轉，這為配股前盈余管理機會主義提供了直接證據；有后續融資行為公司在配股后仍進行盈余管理以繼續盡可能維持較高業績。

孟焰、張秀梅（2006）選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關聯交易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建立模型實證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盈余管理與關聯方利益轉移的關系。發現關聯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結果是關聯方從上市公司轉移利益；股權集中度與關聯方利益轉移的關系較為復雜；資產規模越大的關聯方利益轉移的程度越高。

趙春光（2006）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減值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發現減值前虧損的公司存在以轉回和計提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一方面是為了避免虧頓，另一方面是為了進行“大洗澡”。

楊旭東、莫小鵬（2006）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臺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現象。他們認為，第一，配股政策對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第二，不管配股政策如何變化，上市公司始終存在著通過盈余管理來避免虧損的動機。論文參考。

代冰彬、陸正飛、張然（2007）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減值的計提動機。很多研究已發現減值準備的兩種計提動機：經濟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但本文發現，穩健性因素也能影響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

張昕（2008）對中國A股上市公司是否在第四季度進行盈余管理以避免當年虧損或下一年虧損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確會在第四季度進行盈余管理來實現當年扭虧為盈或調低利潤，為下一年度扭虧做好準備。因此審計師與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財務數據應該高度關注，并提高對會計信息質量的鑒別能力。

(二)新會計準則下的盈余管理

葉建芳、周蘭、李丹蒙等（2009）對新會計準則下上市公司金融資產的分類進行了實證研究。實證研究發現，當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資產比例較高時，管理層會將較大比例的金融資產確認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但為了避免利潤的下滑，管理層往往違背最初的持有意圖，將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在短期內進行處置。因此，在初始劃分時，公司傾向于將金融資產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獲得更多的選擇空間，為盈余管理和收益平滑提供“蓄水池”。

于李勝（2007）通過研究發現，新準則中禁止長期資產減值準備轉回的做法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穩健性，并且由于財政部在準則銜接期政策實施得當，抑制了上市公司在新準則實施前突擊轉回已計提的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的動機，從而未出現上市公司“趕集”轉回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的現象。

吳戰篪、羅紹德、王偉（2009）檢驗了2007年新會計準則下上市公司證券投資收益的價值相關性與盈余管理現象，建議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均確認為損益，并對其進行及時、透明的表外信息披露。

(三)盈余管理本質探究

寧亞平（2005）研究了盈余管理本質，他認為“盈余管理”一直受到證券監管部門和學術界的廣泛批判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盈余管理活動是欺詐性行為，它使得財務報表反映管理層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業真實業績表現，從而損害財務報表的可信度；第二，由于盈余管理旨在欺騙誤導財務報表使用者，它又是一種不道德的行動；第三，盈余管理具有使財富在利益相關方重新分配的作用或效果。論文參考。

吳聯生（2005）認為，會計規則的制定與執行是兩個相互影響的環節，會計域秩序是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評價標準。盈余管理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為會計規則的制定提供依據，它除了關注會計規則的執行行為以外，還應將會計規則的制定作為一個重要的變量，即研究在采用不同原則、方式和程序所制定而成的會計規則下的不同盈余管理行為。

周鐵、羅燕雯、荊嫻（2006）通過分析兩種廣泛采用的應計利潤計量方法發現，在我國現行會計制度下，這些方法產生的計量結果與因權責發生制而產生的應計利潤不存在完全的相關性。他們探討了由此而產生的計量偏差及對判斷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

三、簡要評述

以上《會計研究》論文文獻主要是從盈余管理動機、盈余管理本質、新舊會計準則銜接下會計政策選擇等對盈余管理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縱觀上述文獻，可以得出盈余管理作為公司的一種財務管理手段越來越受到理論界的重視。但是，主要是對于盈余管理動機的闡述以及就某一會計政策的選擇對盈余質量影響的研究，并沒有深入探討出避免企業進行過度盈余管理的政策建議，以此提高信息質量，樹立投資者信心。論文參考。為此，筆者認為在以后研究盈余管理時，應注重對盈余質量的研究，探討出更多更好提高盈余質量的建議和政策，尋求出滿足市場和利益相關者需求的盈余管理衡量標準，避免企業將盈余管理轉變成調控利潤的手段，以此推動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代冰彬、陸正飛、張然.資產減值:穩健性還是盈余管理.會計研究2007(12)

[2]高雷、張杰.公司治理、機構投資者與盈余管理.會計研究.2008（9）

[3]寧亞平.盈余管理本質探析.會計研究.2005(6)

[4]陸正飛、魏濤.配股后業績下降:盈余管理后果與真實業績滑坡.會計研究.2006(8)

[5]孟焰、張秀梅.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盈余管理與關聯方利益轉移關系研究.會計研究.2006(4)

[6]佟巖、王化成.關聯交易、控制權收益與盈余質量.會計研究.2007(4)

[7]吳戰篪、羅紹德、王偉.證券投資收益的價值相關性與盈余管理研究.會計研究.2009(6)

[8]楊旭東、莫小鵬.新配股政策出臺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現象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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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經濟學家們一直認為資本賬戶自由化——資本在各個國家間自由地無限制的流人與流出確實是有益的，它對債務國有益，同時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然而，過去幾十年中所發生的銀行投機和金融危機——從拉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金融危機，斯堪的納維亞地區1990年的危機，到后來發生的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以及最近的阿根廷金融危機徹底打破了這一觀念。在這本文筆簡練、分析透徹的著作中，歐洲經濟學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讓?梯若爾分析了上述危機的特征，防范危機的制度改革，以及為此而進行的全球金融體制的重建等重要問題。

?讓?梯若爾首先分析了關于金融危機以及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普遍觀點。他認為，大多數的改革建議只注重表象而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并且無法協調建立有效的融資限制條件與確保借款國自行改革之間的目標沖突。他強調指出，正確識別市場失靈對于重建IMF的目標責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將公司金融、流動性供給以及公司風險管理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個體國家的借款問題。建立在“雙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審視了通常建議的政策，并且考慮了多邊組織如何幫助債務國在開放本國資本賬戶的同時獲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經濟學家對于以下觀點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即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允許資本在各個國家間無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確實是有益的。它對于債務國是有益的，對于世界經濟也是有益的。資本流動的兩個優點是顯而易見的：第一，資本流動創造了較好的保險機遇，并促進了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配置。資本流動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世界范圍的市場上對本國的(流動性)沖擊進行保險，消費者因而得以平滑他們的消費，而企業則可以更好地管理它們的風險。商業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動性管理促進了投資和經濟增長。第二，除保險作用外，資本流動允許儲蓄從低回報國家流向高回報國家，這種資本轉移提高了世界范圍的經濟增長…

【序言】

我非常高興看到《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在中國出版。2002年12月，應鄒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做訪問，期間與EMBA學員和博士研究生討論了本書的基本觀點。對于所面臨的國外借貸及其與世界金融體系的相互關系等問題，中國也許與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因而本書的某些觀點必須加以修正以適合中國的現實。但無論如何，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國的讀者會對本書的基本觀點感興趣。

讓?梯若爾1953年出生在法國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197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素有法國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搖籃之稱的法國理工學院。1978年，在他獲得巴黎第九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學位后不久來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深造，并于1981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梯若爾繼承了法國學者重視人文科學的傳統，再加上他深厚的數學功底，很快就顯示出了他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卓越的天賦和才華。他當時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并以1982年和1985年發表在最權威的Econometrica（經濟計量學雜志）上的兩篇經典論文奠定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此后，梯若爾轉向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產業組織理論，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時師從于著名的博弈論大家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論。梯若爾將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應用于產業組織理論，開始構建了一個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決產業結構調整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產業組織理論》出版，標志著產業經濟學新的理論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幾年中，這本書一直作為世界著名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的權威教程而廣為流傳，至今無人超越。

1991年，梯若爾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論》正式出版。這本著作立即成為博弈論領域最為權威的高級教程，十幾年來一直無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爾和拉豐教授共同開創了激勵理論的一個最新的應用領域——新規制經濟學，并以兩本經典著作《政府采購和規制中的激勵理論》（1993）和《電信競爭》(2000)完成了這一理論大廈的構建，同時確立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開創者地位。

梯若爾從當代經濟學三個最前沿的研究領域博弈論、產業組織理論和激勵理論的十幾年融會貫通的研究中獲得了經濟學研究的真諦和“秘笈”，這個真諦就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直覺——即透過紛繁復雜的經濟學現象把握經濟學本質規律的能力，而這個秘笈則是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自90年代中期起，梯若爾開始以一個開拓者的姿態征服經濟學的新領域：經濟組織中的串謀問題（1992）,不完全契約理論（1999），公司治理結構(2001)，公司金融理論（2002），國際金融理論（2002），以及最近完成的經濟心理學（2002）。在上述每一個領域，梯若爾或以綜述性論文的方式，或以專著的形式完成該領域的理論框架的建構，并指出進一步研究的方向，然后悄然轉向另一個領域。梯若爾具有非凡的概括與綜合能力，他總是能夠把經濟學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最為本質的規律和最為重要的成果以最為簡潔的經濟學模型和語言表達出來，并整理成一個系統的理論框架。而梯若爾對經濟學驚人的直覺，也是一般的經濟學家望塵莫及的。他敏銳的洞察力和極快的反應能力使得一般的學者根本無法跟上他的思維，因而許多人都這樣認為：“在梯若爾面前，我們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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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盡管上述兩分法的劃分可能存在某些問題，但是依舊是目前通行的劃分標準，。當然上述劃分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尤其是不能反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情形，因而，曾有學者提出把不同國家的金融系統劃分為發達的與落后的，然后再根據其中介與市場的不同作用，劃分為發達的銀行主導型或落后的銀行主導型，或是發達的市場主導型或落后的市場主導型。但是發達與落后的劃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模糊的，因此這一劃分并沒有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而把金融系統放在銀行主導型的代表模式——東亞區域內考察，會發現東亞區域內各經濟體的金融系統都似乎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困境，即金融系統開始不適應東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某種障礙，這主要表現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金融制度改革遲遲無法推進；韓國等東亞各國經受了東亞金融危機的洗禮；即使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也積聚了高度的金融風險，金融制度的改革與轉型正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而每每反思東亞金融系統的問題時，往往是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系統中的制度設計存在嚴重問題，是后發國家實施趕超戰略的產物，大量存在著金融發展理論中所提到的金融抑制現象，在很多方面已經與現實經濟的要求相嚴重脫離，因而當其可以集中經濟資源的優勢已經耗盡的時候，其弊端便充分暴露出來，而成為制約東亞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因而應該向美國學習，積極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大力發展金融市場，將金融系統向市場主導型模式推進。不過從日韓改革的實踐看，“美國式”的改革與轉型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因而對于東亞區域內金融系統最終將向何種模式演變，是繼續沿著目前這種自成一體的模式演化，還是向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靠攏還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這最終的演化結果注定不是人們事先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力量相互沖突協調的結果。不過從國際發展的趨勢看，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經濟領域中某種程度的全球制度趨同的確正在發生，而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顯然在目前占據了明顯的上風。而從以往的國際經驗分析，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的確更具有效率，并更成功的經受了危機的考驗。至于有人把東亞金融系統的危機完全歸結于后發國家趕超戰略的痼疾，筆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因為美國也曾經是后發國家，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也是在經歷了不斷的危機與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實際上，兩種系統都不是靜止的、封閉的，而是變化的、開放的，就該種意義而言，沖突和趨同都體現在系統演化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

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結合東亞發展模式與金融系統的實際，又產生了一個重要的金融發展理論分支——金融約束理論。赫爾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對于東亞金融系統頗具解釋力的金融約束理論。該理論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泰勒、范溫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將導致利率上升、生產成本上升和經濟產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場在企業融資方面的重要性；丹尼爾和金宏寶（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從現金支付經濟中金融二元結構的視角提出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發展要重視非正式市場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強調了金融管制體制重構的重要性，并認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帶來了東亞的繁榮。不過其金融系統的整體設計不夠完整，存在諸多盲點：如關于取締強制存款的政策、外匯管制及匯率干預政策、外資及銀行的引進政策等。其認為政府可以通過金融約束給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再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規避潛在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促進經濟發展。該理論也因為其過于強調銀行在金融系統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強，而隨著東亞經濟的沉浮經歷了鼎盛到停滯的過程?！皷|亞奇跡”時，東亞金融系統被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而東亞金融危機后則幾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銀行（2000）認為期限錯配和幣種錯配所導致的金融部門脆弱性是東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這主要歸因于資本市場的薄弱。并提出發展資本市場的幾個先決條件：包括發展基礎設施、交易系統和交易規則等。

金融系統與政治法律關系的探討是這個領域的新進展。根據llsv(1997,1998,2000),他們認為整個金融系統提供的服務如何，金融相關合約的界定是否有效取決于法律體系的狀況。指出習慣法起源的國家更注重對小股東的保護，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而民法起源的國家更注重對信貸者的保護，因而有利于以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系統的發展；bernardshull（1999）從美國法律起源的角度論證了美國金融系統的演變；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羅斯將所有權分給企業職工并發放憑證這種私有化的方式適于證券市場發展的性質，實質上指出俄羅斯金融系統的演變是俄羅斯政治改革的結果。

pistor,et.al（2000）認為在轉型經濟中，法律執行與法律特征本身相比對融資的影響更大。

篇6

關鍵詞:農村;金融制度;經濟增長;理論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7-0067-02

金融制度是金融交易賴以存在的社會形式,農村金融制度是金融制度在農村金融方面的具體化。作為金融交易的規則、慣例和組織安排等,金融制度對社會金融行為進行規范,對金融體系地位、職能和組成部分間的關系、活動原則和行為方式進行規定,從而決定著金融體制的性質和效率狀況。研究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特別是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業經濟發展的關系,對我國金融體制和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創新,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國外關于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開端,需從瑞典經濟學家魏克賽爾創立貨幣經濟理論說起,他指出貨幣金融對實際經濟活動具有重大的實質性影響。在他之后,凱恩斯等人提出了旨在說明貨幣金融對經濟的短期影響的理論。熊彼特則指出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從長期上講具有重大影響,即在經濟發展中,尤其是經濟發展的初期,銀行信用是金融活動的主要形式。

二戰后,美國經濟學家格利和肖先后與1955―1967年發表三篇代表性文獻(《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金融理論中的貨幣》1960,《金融結構與經濟發展》1967),認為經濟的發展是金融制度變遷的前提和基礎,而金融制度變遷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格利(J.Gurley)和肖(E.Shaw)認為,如果一種金融制度過死地把支出分配與收入分配捆在一起,如果它不在制度上創造條件使一些部門的盈余預算與其他部門的赤字預算有選擇地相匹配,這種金融制度就會限制增長。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出版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則從實證的角度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是指一個國家金融結構(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變化,研究金融發展就是研究金融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而金融結構的變化是金融制度變遷的集中體現。

1973年羅納德?麥金農出版《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同愛德華?肖同年出版《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標志著金融發展論的形成。根據麥金農的分析,所謂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對金融體系和金融活動的過多干預壓制了金融體系的發展,而金融體系的不發展,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金融壓制與經濟落后的惡性循環。所謂金融深化,肖認為是指如果政府取消對金融活動的過多干預,可形成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金融深化論的核心觀點是,一國的金融體制與該國的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約的關系。簡言之,金融深化就是整個經濟中金融部門的發展和社會貨幣化程度的提高。因此,所謂金融壓制和金融深化實際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金融制度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上,20世紀90 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家繼承并發展了麥金農―肖學派的觀點。在實踐上,通過實證分析試圖對理論模型的結果加以檢驗。(1)經濟增長及政府行為對金融制度變遷的作用。格林伍德和約萬諾維奇(Greenwood & Jovanovic,1990)、格林伍德和史密斯(Greenwood&Smith,1997)以及列文(Levine,1993)在他們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說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是如何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起來的。列文(Levine,1993)擴展了上述觀點,在其模型中,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隨著金融服務復雜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在這種框架下,簡單金融體系會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演變為復雜的金融體系。另外,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由于市場的失敗,政府行為在金融市場的發展與效率中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們認為,由于信息不完善、外部性(與公共物品)和規模經濟的存在,競爭與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場將增加不穩定程度。斯蒂格利茨認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應采取間接控制機制,并依據一定的原則確立監管的范圍和監管標準。完善的游戲規則有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Stiglitz,1994)。(2)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20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于從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出發對金融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機制作出全面而規范的解釋。由于相關的文獻很多,我們借用馬樂科?帕加諾(1993)簡易框架,概括地介紹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作用機制上的觀點。a.金融制度變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更高比例的儲蓄被轉化為投資―――經濟增長,金融體系的第一種重要功能是把儲蓄轉化為投資。b.金融制度變遷――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資本配置效率提高―一經濟增長。

二、國內關于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和金融體系改革的不斷深化,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問題日益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和重視。

近幾年來,國內有許多經濟學家嘗試運用金融發展理論來對我國的情況進行實證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談儒勇利用我國近幾年的季度數據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金融深度指標M2/GDP 所反映金融中介總體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存款貨幣銀行相對重要性指標BANK 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建議是大力發展存款貨幣銀行。此后,國內學者發表了大量論文,如韓廷春(2001,2002),周立、王子明(2002),米建國,李建偉(2002)等相關著述。但他們都得出了一個與談儒勇相似的結論,即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與經濟增長指標(GDP)是負相關關系。這顯然與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相悖,并與在其他國家得到的驗證不符,其根源在衡量金融深化指標的選取上。首先,指標M2/GDP不能反映我國金融發展水平或者金融深化程度,相反,它與金融深化程度呈負相關關系,它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抑制的反映。其次,由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量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使得該指標在衡量各國金融深化程度上已經產生了系統性誤差。在指標選擇上,史永東(2004),賓國強(1999)等直接利用國外成熟金融市場上的一些指標進行實證分析,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而在后來的研究中,周立(2002)、韓廷春(2001)等雖然考慮了中國的具體情況,但考慮的角度不同,指標設計帶有主觀性和不完備性,影響了結論的可靠性。

除此之外,還有些值得我們重視的研究成果。李廣眾運用計量分析表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點不應放在擴大存款貨幣銀行的規模,而必須提高提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曹嘯等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分析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我國的金融發展確實構成了經濟增長的原因,但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上的擴張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杜詢誠(2002)比較了中國近代經歷過的自由市場型和壟斷型兩種金融制度模式,他發現在自由市場制度下,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是“平行”的;在壟斷制度下,經濟仰賴金融,而政府控制金融,金融市場不再具有自發創造性。韓旺紅等對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驗分析也表明,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確存在很強的相關關系。馬正兵則建立金融部門和實物部門的生產函數,并借助于此,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發展的外部效應進行實證分析,結果是中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曾發揮了支持作用,隨著經濟增長不斷從金融部門抽取租金,金融的經濟增長效應有減弱的趨勢,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多重均衡。并指出,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需要加強金融部門的發展,特別是要優化政府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金融部門既能促進經濟增長又能從經濟增長獲得動力,實現融合全身發展與經濟增長效應最大化。

三、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業經濟增長研究現狀

徐笑波、鄧英淘、張元紅、張兵、朱建華、賈紅崗等關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研究都做過探討。提出了金融相關率指標理論,該金融相關率指標(FIR)在數值上等于“行社存款”與“農村國民收入”之比,并通過圖示分析了二者的發展變化規律,同時也分析了農村信貸資金與農村國民收人增長的相關關系。張元紅(1999)計算農村金融相關率的方法與前者類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與“農村GDP”之比。通過對各年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發現,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的業務領域已不再局限于農村,所以“行社存款”指標值顯然大于農村實際金融資產數值。張兵等對上述指標所作的修正是用“農戶存款”、“農業存款”和“農戶手持現金”三者之和作為“農村金融資產”數據;同時以“農業GDP”指標代替“農村國民收入”指標。

篇7

關鍵詞：泡沫貨幣穩定金融穩定

貨幣政策目標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經濟穩定，即在保持物價穩定的基礎上，維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類是金融穩定，即保持金融體系的健康。根據歷史經驗，一般物價水平的穩定有助于經濟穩定和增長，但是不能確保金融穩定。近20多年來，物價穩定而資產價格頻繁波動是許多國家遇到的一個新問題。資產價格泡沫在許多國家均有發生，但是在泡沫產生－膨脹－破裂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是否應該對其進行干預這一問題成為理論界的研究熱點寫作論文。

資產價格泡沫中的貨幣政策干預問題分析

關于貨幣政策是否應該對資產價格泡沫進行干預的問題，近年來在學術界產生了持久性的爭論。到目前為止，有一點已經達成共識，那就是，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干預或者不干預的關鍵并不在于判斷資產價格是否合理估值，而是取決于資產價格所包含的信息內涵，即價格中是否含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通貨膨脹或者產出)的信息。換句話來講，就是要看資產價格是否能夠作為經濟預測的領先指標。如果資產價格中包含了未來通貨膨脹或者產出的信息，那么貨幣政策就應當對泡沫進行干預。

目前爭論的焦點問題在于，如果資產價格不包含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信息，那么貨幣政策是否仍舊應該對泡沫進行干預？對于這一問題，存在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即使資產價格沒有信息內涵，即不包含諸如通貨膨脹或者產出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信息，貨幣政策仍然應當積極對泡沫進行干預，我們稱之為“有為論”。相反，另一種觀點認為，如果資產價格沒有信息內涵，那么央行應當忽略泡沫的影響，不對其進行干預，我們將其簡稱為“無為論”。

（一）無為論

Bernanke，Mishkin，Filardo以及Goodfriend等都是“無為論”的支持者。他們認為，除非資產價格泡沫影響到通貨膨脹預期，否則貨幣政策不應該對泡沫進行干預。

BernankeandGertler(1999)的研究頗具代表性。他們對BGG模型進行擴展，加入泡沫因素。通過對四種不同的貨幣政策在泡沫從膨脹到破裂的全過程進行模擬分析，最后得出結論認為：采用的一種貨幣政策，即僅對通貨膨脹反應的貨幣政策雖然不直接對泡沫做出反應，但是仍然能夠取得最小的通貨膨脹波動和產出波動，是四種候選貨幣政策中最好的一種。一些中央銀行家也持有“無為論”的觀點，如美聯儲前任主席Greenspan。Greenspan(1999)在眾議員戰略委員會提供證詞時，對資產價格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如下論述：“盡管財產價值對經濟至關重要，美聯儲必須對此認真監督和審查，但是其本身并不是貨幣政策的目標。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美國經濟的最大可持續性增長，而不是資產具體的價格水平?！?/p>

（二）有為論

Cecchetti，Genberg以及Wadhwani(2000)等學者明確主張中央銀行應該直接干預資產價格泡沫。他們認為，從理論上來講，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穩定(即經濟穩定)以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而資產價格泡沫與金融穩定有著密切的關系。泡沫崩潰往往會給實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所以，中央銀行應該通過調控利率等手段，對泡沫進行干預。

持有為論的學者和中央銀行家為數也不少，如Smets(1997)、KentandLowe(1997)以及GoodhartandHofmann(2000)等。他們并不是建議將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的損失函數，而是將資產價格作為貨幣政策反應函數中的一項，即采取形如第四種情況的貨幣反應函數。也就是說，有為論并不是要求改變貨幣政策的損失函數，有為論與無為論之間的主要爭論也在于對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的不同看法。

貨幣政策直接干預資產價格泡沫的局限性

盡管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在應對資產價格泡沫中也存在許多局限性。如果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直接對泡沫進行干預，存在如下的問題：首先，央行必須準確判定資產價格泡沫是否存在以及合理評估泡沫程度大小。但是，要識別正在逐漸發展的泡沫是非常困難的。這是因為資產的基礎價值本身是無法觀測的，而且難以對其進行準確估算。實際上，相于私人部門而言，中央銀行并不擁有信息優勢以及更強的泡沫預測能力。Greenspan(1998)曾經說：“想通過市場干預來戳破股市泡沫，有個根本性的問題尚未解決，那就是你必須比市場本身更了解市場?！笔聦嵶C明政府并不比市場知道更多信息。如果中央銀行在不具備信息優勢的情況下錯誤地對是否存在泡沫做出判斷，那么就會導致錯誤的貨幣政策。

其次，貨幣政策對于資產價格泡沫僅具有有限調節能力，許多實證研究結論表明，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這表明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控制資產價格的手段和能力是有限的。而且，運用貨幣政策對泡沫進行調控一般需要較長的時間，使用時有一定的政策時滯。

第三，貨幣政策的成本也需要引起關注。運用貨幣政策抑制泡沫的同時也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影響，緊縮的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負面影響可能比泡沫帶來的危害更大。如果央行采取激進的措施，比如大幅度提高利率，即使有可能會成功地抑制泡沫，但是其后果是經濟出現下滑，甚至陷入衰退。所以，即使可以識別泡沫，貨幣政策仍然很難在刺破泡沫的同時不損害實體經濟。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BernankeandGertler(1999)提出了基于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下干預方法：即使在資產價格泡沫對預期通貨膨脹率產生影響的情況下，貨幣政策也不應當直接對泡沫本身進行干預，而是應當對被影響的通貨膨脹率進行干預。但是，這種方法需要預測泡沫對預期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而這在操作上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無論如何，貨幣政策無法從根本上抑制泡沫的產生。貨幣政策只能通過信貸的擴張與收縮，間接影響資產價格泡沫的變動。防治泡沫需要有良好的制度設計、完善的會計制度、執行有效的法律體系，高效的監管構架以及投資者理性投資理念的建立。貨幣政策對于金融穩定的作用也只能是治標，最后貸款人功能的發揮局限于事后的“救火”以及防止危機的擴散。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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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服務貿易，門檻效應VAR

一、引言

世界服務貿易在WTO自由化機制推動下取得了迅速發展，經過多年時間對GATS的適應，2000至2008年期間全球服務貿易年均增長率達12%，其中2007年同比增長達20%，而2006年業已比上年增長14%，可見2007年的增幅之大。簡單數據說明了2008年之前在世界經濟形勢一片良好環境下，服務貿易表現出強勁的增長趨勢。可能是由于受到美國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不利影響，2008年服務貿易的發展增率低于去年門檻效應VAR，但也達到前八年的年均增率12%。實踐與理論往往是交互深入的，服務貿易的發展刺激了對其的研究興趣，近幾年與服務貿易相關的論文數量大幅增加，其中對服務貿易的各種外溢效應及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學界予以了重墨。另外，世界服務貿易結構日趨知識化，包含眾多知識型服務項目的其他商業服務所占比重逐漸加大，出口方面，2006年至2008年分別達到50.6%，51.6%和51.2%；進口方面雖然不如出口明顯，但也呈現出類似方向。更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商業服務的總體發展也比較突出，2000年至2008年平均增長14%，高于同期整個服務貿易的增長速度（12%）。服務貿易的發展和其結構的優化，尤其在其他商業服務中，集中了一大批資本、技術或知識密集的部門，因而具有天然的外溢效應（包括技術、人力資本及制度等方面）門檻效應VAR，對經濟增長率及全要素生產率會產生積極促進作用[③]。

二、文獻綜述

國外學界對服務貿易理論的研究可推演到20世紀80年代有關標準國際貿易理論是否適用服務貿易的激烈爭論，觀點不外乎三種，一些學者認為完全適用,如薩皮爾（1981）、拉爾（1986）；中間派認為經修改可適用，如迪爾多夫（1984）；另外一些人則堅持不適用，如R·迪克和H·迪克，還有美國經濟學家菲克特庫迪（1988）。而后，90年代以來西文理論界掀起一股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浪潮，Hoekman和Braga（1997）通過案例研究論證了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可以帶來東道國效率和福利的提高；他們還認為服務貿易壁壘的消除可能導致該行業價格的降低，質量的提高和更多商品選擇性。Francois(1990)認為服務貿易的增長是整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Hoekman和Eschenbach(2006)的研究指出，1990-2004期間轉軌國家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也有不少研究是以某行業（主要是金融部門或電信部門）為研究對象的，King和Leving(1993)指出金融服務可以通過提高資本積累和（或）技術創新來帶動相關行業的增長。Rajan和Zingales(1998)檢驗了金融部門發展對下游產業的影響，發現金融市場越充分發展的國家中那些依賴金融的部門發展就越快。Francois和Schuknecht(2000)運用貿易開放度、宏觀經濟變量及金融部門集中度解釋了人均GDP增長率，結論發現金融業的開放程度與經濟貿易增長存在正向關系 。Mattoo,Rathindran和Subramanian(2006)通過對60個國家樣本在1990-1999期間研究，為金融與電信服務部門的開放影響長期增長的觀點提供了計量證明。

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之后，且大都是關于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危旭芳和鄭志國（2004）采用最小二乘法對中國服務貿易與經濟增長兩組變量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中國進出口額與GDP存正相關門檻效應VAR，且服務進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大于出口。孫茂輝（2005）以澳門為研究對象，結果表明澳門每增加1美元的服務凈出口，GDP將會增加2.25美元。胡日東、蘇梽芳（2005）運用了中國1985-2004年度數據并作回歸分析，指出服務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而服務進口具有抑制效應，但兩者的合力為正；并且短期來看，服務貿易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很小。潘愛民（2006）運用誤差修正模型進行研究，發現服務貿易進出口與經濟增長存在長期穩態關系，但短期內，由偏離向長期均衡的高速速度會很快，且服務進口的短期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變化較明顯。研究逐漸進一步深入，李平和梁俊啟（2007）利用中國1982-2005年不同服務部門的貿易進出口和GDP的數據，借助協整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表明運輸、旅游和其他商業服務三部門之間存在一個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三者的出口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尹忠明和姚星（2009）運用VAR模型協整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方法，表明傳統服務貿易出口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且效應持續較長門檻效應VAR，而傳統服務貿易進口則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方慧（2009）利用中國服務業FDI數據進行了分析并指出服務貿易對中國服務業具有技術溢出效應。

綜合來看，眾研究集中討論了服務貿易的效應，但根據以往研究啟發，服務對外貿易若要對經濟社會發揮作用，但還得在東道國各種自身條件框架內，又鑒于各國情況不同，服務貿易的效應也自然會有大有小，其實就是服務貿易效應發揮的門檻效應的問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甚少，但它又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三、模型及數據

從FDI的相關研究中我們得到啟發，認為服務貿易外溢效應的發揮也是會東道國經濟發展結構、人力資本狀況及制度因素等影響。經濟發展結構可能會影響服務貿易的項目，進而影響其外溢效應的發揮；而人力資本可能對吸收創造進行間接影響；各種制度對整體進行深度影響。根據Borensztein(1998)的思路，通過加模式中加入服務貿易與各門檻因素的乘積來對各因素的門檻水平進行測算，具體模型如下：

其中，y是指人均產出，k是人力資本狀況，s是指服務貿易總額門檻效應VAR，后面接著連續三個交叉項，里面的stru、hr及instit分別指經濟結構、人力資本和制度，用以衡量三個因素的門檻效應。各數據的選取與整理如下：

（1）y和k，分別為實際產出與資本除以全國就業人口總數。其中GDP經過價格調整為實際GDP；而k先經過永續盤存法之后再進行指數平整為實際k。

（2）s，即為服務貿易進出口總值，可從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累加所得。

（3）stru，是經濟結構因素，由于我們研究的是服務貿易的外溢效應，因此，我們以第三產業或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來代表。我們是想通過這一項來驗證一個推論，即國內服務經濟的發展程度對服務貿易的外溢效應發揮有多大影響。

（4）hr，通常采用Barro和Lee（1993）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示。具體計算方法為，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以上受教育的年數分別定為6年、9年、12年、16年，則人力資本存量（hr）就等于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16。另外，就業基數應為城鎮就業人口，因為數據關系門檻效應VAR，我們的研究時段是1990-2008年，這個階段正是農民工大量進城及畢業生大量就業的時間，而他們的就業地點就是城市。

（5）instit，是制度因素，由于這個指標比較復雜且不好衡量，而且一個好的制度必然是人口自由流動及私人財富增加的制度，再考慮的數據的可得性，我們就用統計年鑒中的旅客周轉量來表示人口流動，用私人汽車擁有量來表示私人財富的程度，然后取兩者的平均值。另外，對于像制度這樣的因素，所選取的代表項目的增量大致也能說明整個因素的增長情況，所以制度的數據為增量。其中，因為沒有1989年的數據，1990年的數據是根據后面數據的平均值（0.16），再依當年實際經濟情況門檻效應VAR，估算出的。

未經說明，所有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見表1。

圖表 1 計量數據

四、結果與說明

為考察三個門檻因素各自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計量過程采取逐步推進的形式，先是三大因素單獨與增長之間的回歸，最后是各因素綜合在一起。于是我們總共得到四個方程，如表格1。從各方程，我們發現一個共性，就是經濟增長與人均資本之間存極強的正相關，四個方程中人均資本前的系數都為正，且四個t統計量足夠大，充分說明中國GDP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投資上的。

方程（1）衡量的是經濟結構因素的門檻效應，s*stru變量前的系數雖然為正，但由于后面的t統計量過小，因而不好判斷前面的系數是否顯著。方程（2）是針對人力資本因素的，s*hr變量的t統計量較大門檻效應VAR，說明其前面的系數0.31顯著，從而我們可以得出人力資本原因在服務貿易外溢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起正面促進作用的。方程（3）中s*instit系數的t也太小，不足以說明問題。方程（4）將各變量包含在同一方程中，s*stru前的系數為負，且t統計變量接近1.5，似乎說明我國的經濟結構，由于第三產業所占比重有限，在服務貿易外溢效應的發揮中起不到正向作用，這與前面的獨立方程（1）相反，所以需要在下面的VAR模型分析中進行再實證；方程（4）中s*hr前系數的t統計變量也是較大的，跟獨立方程（2）相類似，進一步證明了人力資本的門檻效應為正；方程（4）中s*instit的t統計變量仍不大，所以，仍不能判斷制度效應的門檻作用究竟是正是負，但綜合方程（4）與獨立方程（3）中的s*instit前系數均為正，又似乎說明制度作為一個門檻因素門檻效應VAR，對服務貿易外溢效應的產生起到積極作用，但系數偏小，意味著即使有，其作用會很小。因此也需要再進一步確認。

圖表 2 計量結果

Lny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Lnk 0.43(9.32) 0.32(11.6) 0.45(10.085) 0.34(8.76)

Lns 0.23(2.01) 0.02(0.36) 0.265(3.86) 0.03(0.48)

Lns*stru 0.05(0.44) -0.13(1.33)

Lns*hr 0.31(4.53) 0.39(3.95)

Lns*instit 0.00715(0.26) 0.015(0.67)

c 2.70(10.1) 3.58(15.77) 2.60(28.01) 3.59(15.169)

ar(1) -0.60(2.9) -0.59(2.57)

  Adjusted-R: 0.998 0.998 0.998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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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治理環境,兩權分離,過度投資

    一、引言

    公司投資一直是現代公司金融理論的核心問題之一。自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MM定理以來,西方學者逐漸放寬MM定理的新古典假設,主要從契約理論、委托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和公司治理理論等不同視角研究了公司的投資行為,我國學者在梳理國外文獻的基礎上,也對我國上市公司投資行為進行了研究。周紅霞(2004)、王艷(2005)等從管理者的角度,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的投資問題,歐陽凌(2005)、余良元(2007)、馬如靜(2007)、梅丹(2009)等從股權結構的角度研究了公司的非效率投資,辛清泉(2007)則基于國有企業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分析了經理薪酬對公司投資決策的治理影響。而從最終控制人兩權分離的角度對上市公司投資行為的研究很少,很多學者大多集中于研究兩權分離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如谷祺(2006)、劉錦紅(2009)等,而資本投資是公司治理影響公司價值的“中間橋梁”,那么從兩權分離的角度對資本投資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我國是一個處于轉軌經濟時期法律保護程度較弱的國家,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各地區存在著制度環境的差異,投資者利益保護程度不均衡。而且,我國大部分上市公司由政府控制。因此,考察我國上市公司投資的行為必須對我國上市公司所處的特殊環境進行分析,關注上市公司背后的政府行為及其所處的治理環境?，F有文獻還沒有結合公司治理環境與公司的終極產權研究公司的投資行為。

    本文借鑒Vogt(1994)的研究方法,利用樊綱和王小魯(2010)編制的我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數據,以2004—2008年我國非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在模型中逐步引入交叉項,考察在我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治理環境、兩權分離與公司投資行為三者之間的關系。檢驗我國上市公司究竟到底表現為哪種非效率投資,終極控股股東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的分離是否會影響公司的投資行為,以及如何影響。同時,公司治理環境的改善是否能抑制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發生。

    文章剩余部分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制度背景與研究假說;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及分析;第五部分為研究結論。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模型的構建與分析

    大股東能夠憑借其所擁有的超強控制權來謀取私人收益,從而損害上市公司中小股東的利益,但是大股東要想取得私人收益,必須事先擁有足夠的控制權,而且要有一定的分離度,否則大股東就沒有能力也沒有動機去侵占中小股東的利益。以下將通過構建模型進行分析,試圖進一步揭示:在控制權與現金流量權分離的情形下,現金流權及兩權分離程度與非效率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而為假設的提出奠定理論基礎。

    首先,假定:公司沒有融資約束問題。設公司投資規模為I,參照Motta的文獻,公司收益與投資存在的函數關系,并參照AggarwalandSamwick的思想,設企業控股股東通過投資獲得控制權私人收益為sLnI,其中終極股東掠取控制權私人收益的比例s受到終極股東的現金流權比例a、兩權分離度p、以及投資者法律保護程度k的影響,根據LaPorta等(1999)的研究,假定S,S>0,S。即(1)終極股東的現金流權比例越大、投資者法律保護程度越高、則終極股東掠取的私人收益比例就越小;(2)兩權分離程度越大,則終極股東掠取的私人收益的比例就越大。借鑒Burkhartetal.(1998)、Lapoflaeta1.(2002)等的分析理念,設控制權私人收益的成本是掠奪比例s和投資者法律保護程度k的函數。并假設公司投資從時期t=0開始,折現系數為r。

    (1)不存在控制權私人收益時,控股股東的凈收益為,則控股股東在所有未來的時間內,利益最大化的條件為:

    為了使控股股東利益獲得最大,企業存在著最優投資規模。對(2.1)式兩邊求關于I的偏導數并令其等于0,可以得到企業投資的最優規模為:

    私人收入比例越高,被發現的概率越高,從而獲取控制權的成本增加速度超過私有收益的增加速度,于是可得:

    則控股股東在所有未來的時間內,利益最大化的條件為:

    為了使控股股東利益獲得最大,對(2.3)式兩邊求關于I的偏導數并令其等于0,可以得到企業投資的最優規模為:

    因此I**>I*,即存在控制權私有收益的投資規模I**水平大于不存在控制權私有收益時的最優投資水平I*水平,說明上市公司存在過度投資行為。

    首先,對(2.4)式a求導,則有:

    因為,所以,>0,并且S,因此

    由此可知,現金流權越高,越能抑制終極股東的過度投資行為。

    接著,對(2.4)式p求導,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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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政策支持;產業政策;產業結構調整

一、概述

產業政策是指國家在產業發展中制定的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著導向性作用的一系列政策的總稱，它們構成了一國經濟發展體系的重要內容。進入21世紀，我國把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而經過長期的醞釀，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形勢和產業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我國將生物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等設定為未來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業。實際上，我國在十二五時期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也就是針對這些重點行業和領域進行發展，實現產業升級。

從本質上說，產業升級包含了產業的培育與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涵蓋了資源、技術、金融等因素的綜合支持，是一個系統工程。就金融支持而言，金融對一國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在我國，金融作為一種資金配置機制與產業政策相互交織，已經成為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核心機制。作為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金融體系在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具有獨特的功能，是實現新興產業培育、發展和升級的重要保障。從金融發展的思路探討如何通過構建良好的金融支撐以實現產業的發展和升級，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性。鑒于此，本文將從金融發展與金融創新的視角，結合一國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所起到的支持性作用，分析其傳導機理，對其傳導路徑的具體形態進行設定和分析。通過本文的研究，其意義在于能夠為我國產業政策制定及其與金融財政政策的結合提供參考。

二、相關文獻綜述

當前，國內外對產業結構調整與金融支持的關系研究集中在產業升級與發展、金融發展對產業發展作用和角色，以及金融支持產業發展等方面。從上世紀 70年代開始，國外就積極運用金融發展理論來研究金融與產業的關系及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并進行了大量實證研究。這些研究大都表明，金融具有明顯的支持產業發展的效應。國內的相關研究較少，代表性的如叢林等(2002)分析了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的關系，解釋了相關的作用機理。另一些實證研究則以數據證明了我國金融體系和產業發展之間確實存在著比較顯著的相關性。范小雷(2007)的研究證明，發達國家戰略性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并存在一定的影響路徑，這一研究為我國相關戰略性產業的發展提供一些啟示。張亮(2009)從制約戰略性產業發展的視角進行了研究，提出要從深化體制改革、放寬民間金融資本投資途徑提升戰略性產業的融資能力和效率。段一群等(2009)基于金融發展和裝備制造業增強率關系模型，對間接金融和直接金融進行了區分，并對兩種金融方式的影響效應進行了對比，認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離不開金融支持這一基本條件。顧海峰(2010)分析了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一般過程，對金融發展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路徑和機理進行了初步分析。

綜合當前的研究發現，對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進行的相關研究并不多，凸顯出對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發展過程中金融支持路徑和機理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和創新性。實際上，從產業結構調整的內涵看，金融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內在包含了三種實現方式，即支持產業選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其中，產業選擇是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前提，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產業結構調整的初級目標，在實現了合理化的產業結構后，產業必須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產業的升級，即實現產業的高級化，以提高產業的附加值。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十二五”的關鍵時期，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為代表的產業結構調整正大力推進，通過研究金融支持戰略性產業的路徑和實現機理，有利于深刻認識產業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金融支持的傳導機理和路徑分析

(一)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路徑和機理

金融支持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首要意義在于它能夠支持產業選擇，尤其在一國進行產業規劃和制定產業政策及其相關配套政策時。在這里，根據金融支持的主體不同可以劃分為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市場性金融支持，其對產業的優化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

首先，政策性金融支持對產業優化選擇的影響。政策性金融涵蓋了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的金融活動。政策性直接金融對產業選擇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國家運用政策性金融機構對產業施加影響，給予一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實際上，對于有潛力的幼稚產業，政策性直接金融能夠對這些產業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扶植作用，幫助其分散風險。政策性間接金融指的是政府通過相關產業金融政策引導市場性金融活動，從而實現產業選擇的目標，具體涵蓋了信貸、差別利率、資本市場準入等方面。其中，信貸傾斜政策主要指的是政府能夠干預商業銀行的信貸方向，從而實現其產業規劃和發展的意圖，一方面，政府可以通過投資信貸政策傾斜來抑制產業的過度化投資，另一方面則能夠扶植幼稚產業、引導潛在產業發展。同時，通過消費信貸政策則能夠通過引導市場需求支持產業轉移，而出口信貸則通過引導出口促進或抑制產業的發展能力。差別利率政策主要基于政府主導的金融體制而進行，以實現產業選擇為目標，通過政府非市場化的利率干預而鼓勵或抑制產業的發展。資本市場準入政策主要基于證券市場上進行的產業選擇活動，政府的干預能夠支持產業選擇。

其次，市場化金融支持對產業優化選擇的影響。政策性金融政策通過政府干預來實現產業選擇，是政策性選擇機制，而市場化的金融政策則依據市場機制進行了市場化的選擇。在金融資源配置中，依照市場規則，資本收益率高的產業必然獲取更多的資本。當然，如果市場性金融選擇機制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競爭，它將不能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可能導致市場化金融支持進行產業選擇的失敗。實際上，市場是產業結構調整的無形機制，具有一定的基礎性作用。結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雖然市場性選擇對于資源配置有很大的優勢，但作為一個不成熟的經濟體系，單一的市場化配置容易扭曲金融支持的作用，導致部分處于幼稚期的潛力產業無法獲得市場化金融支持，因此，發揮市場化金融的基礎性作用，同時結合我國市場經濟的階段性適時采取手段推進政策性金融發展，將更加有助于產業的選擇。

(二)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路徑

首先，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機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離不開政策干預，但更離不開市場機制和市場性金融活動，因此國家出臺一定的產業政策以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必然要通過引導金融發展而實現。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通過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兩種形式實現，其中的作用機理和效率也存在差異。比如，間接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中，其重點在于實現動態的存量轉換及增量發展。通過間接金融體系，國家可以實現金融資源的二次配置，對產業進行不同層次的篩選，不斷優化產業結構體系。經過類型和比例上的篩選，產業結構才能區域合理，此時要進一步地實現產業群的增量發展，這就需要國家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支持，利用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系進行貨幣創造，促進產業的快速發展。再比如，直接金融也能夠支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它主要以資本市場為武器，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合理化的目標。一是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資金從而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增強優質企業的資金實力，從而獲取持續的經營能力，相應弱化劣質產業的資金浪費，實現市場上的優勝劣汰。同時，資本市場進行資金募集往往能夠分散風險，這是處于初創期的優質產業所需要的。二是資本市場具有一定的信息披露能力，可以引導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這主要是指信息披露制度能夠具體分析企業的收益，使得投資者更能獲取產業的信息。三是資本市場上的并購行為也能夠促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尤其通過股份制流通，資本市場的并購重組能夠提高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效率。

其次，金融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機理。一般而言，產業結構合理化內在包含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含義。這是因為，產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面臨著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得產業的發展需要由資源推動過渡到創新驅動上去，這離不開金融支持科技創新以實現產業結構從低級向高級狀態的轉換。同時，金融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支持一般具有間接性，能夠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通過產品創新、工藝流程創新到技術創新，能夠改善產業的技術結構從而提高技術效率，促進產業結構實現高級化。另外，現代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科學技術，產業層面的產業結構升級更是需要技術創新活動，這就使得金融支持的地位更加凸顯。其內在實現機制是：金融資源通過初次配置能夠實現產業的選擇，通過二次配置則能夠實現產業的合理化，通過這兩次配置過程，金融支持產業高級化的路徑就是在前兩次配置的基礎上進行三次優化配置，提升產業的技術效率進而實現產業高級化目標的實現。具體而言，銀行信貸、資本市場兩種路徑扮演了主要的支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