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分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學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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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動物園；經濟學分析；實踐；事業單位

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增強事業單位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還應確保它在經濟效益實現上的能力。關于這一點，不僅是事業單位機構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筆者所在某動物園單位的內在要求。從各大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知曉，我國大部分動物園都面臨著嚴峻的資金約束，從而嚴重影響著園區的可持續發展。隨著事業單位機構改革的深入，單純依賴財政撥款來解決資金約束問題已不現實，這就要求我們需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來增強經濟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完善實踐路徑的構建。

那么動物園作為向市民提供觀賞、體驗等各項服務的單位，如何增強自身發展與市場經濟規律的適應性呢。筆者認為，這里需要著力關注假日經濟和范圍經濟兩大效應。假日經濟效應已是眾所周知，但對于范圍經濟而言則僅局限于專業人士的知識體系中，還未能充分應用于動物園的經營管理之中。由此，這也就構成了本文立論的出發點。

一、對增強經濟學分析的認識

以西方經濟學為代表的經濟學分析，較為注重對資源的配置問題。結合動物園的經營管理來說，還應強化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和利用。因此，以下將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認識。

（一）對經濟規律的認識

假日經濟具體呈現出消費者集中消費的態勢，這一點也直接反映在動物園門票收入的結構上。范圍經濟則主要指向，因形成相互關聯的經營活動項目，而使得整體項目效果大于各種項目效果之和的現象。由此，針對上述經濟規律動物園單位應給與充分重視。

（二）對資源配置的認識

資源配置的前置性假設為“資源具有稀缺性”，這對于動物園單位來說主要表現在，單位運營資金的稀缺性和員工數量的有限性。因此，如何優化資金的使用，以及提升員工的崗位工效則成為動物園單位需要解決的課題。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之便是，應強化單位的成本控制績效。

二、認識引導下的實踐模式定位

在以上認識引導下，動物園單位的實踐模式可定位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借力經濟規律

動物園作為一種提供觀賞、體驗的場所，其使用價值具有難以替代的效果。因此，該單位所提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小于1，即缺乏彈性。從經濟學原理出發，應適度提高服務價格來獲得總額收益的增加。范圍經濟效應的內在要求指明，動物園單位應挖掘相互關聯的服務項目，從而實現系統效能大于各分系統效能之和的結果。

（二）落實成本控制

動物園在資金預算和使用中存在著諸多剛性約束，如園區年度資金預算總額便是剛性約束之一；飼養動物的食料支出也構成了資金需求的剛性約束。為此，成本控制的重點應放置在提升“產出/投入”的比值上，這就需要從園區整體上來考察成本控制問題。

以上兩個方面的實踐模式定位為下文的路徑構建提供了切入點，但這里也需要強調：動物園在實現自身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應關注它的社會效益。而且，這兩大效益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所以在具體的路徑構建中應權衡經濟學原理的應用程度。

三、定位驅動下的實踐路徑構建

根據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驅動下，動物園單位的實踐路徑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構建。

（一）實踐假日經濟方面

需要指出，假日來臨在增加動物園收入的同時，也將對動物園的承載能力形成巨大的壓力，也對動物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影響。可見，若這一壓力無法獲得疏導，將因社會效益的無法實現而影響到經濟效益的實現目標。為此，園區在此時應加大文明游園的宣傳力度，增加收、售票、保潔、保安人員，確保游客順利進園，同時在游客游園的過程中，園方通過有效途徑提示游客，這樣便能確保園區在正常秩序的情況下獲得預期經濟效益。

（二）實踐范圍經濟方面

動物園所提供的觀賞價值必然是各種動物，但傳統的觀賞模式已無法滿足當前消費者的偏好。因此，需要在增強體驗項目上下工夫。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可以設置與動物合影的項目，也可以設置售賣各種動物食料的項目。另外，結合國外經驗可以邀請馬戲團在園區內進行表演。但無論怎樣，都應與公園經營主題相聯系。

（三）實踐成本控制方面

成本控制猶如一把雙刃劍，即隨著成本控制目標的實現，卻降低了園區服務品質。為此借助市場化經營的模式，可以將食料銷售、園區公共衛生打掃等工作外包出去，并通過招投標的形式來引入上述行為主體。這樣一來，就可以大力壓縮園區非核心板塊的費用支出。當然，上述行為主體應根據合同定期向園區交納管理費。

綜上所述，以上便構成筆者對文章主題的討論。不難預測，隨著筆者工作實踐經驗的累積，未來還將深化對上述問題的思考，并也希望與全國同行進行商榷。

四、小結

本文認為，實踐路徑應包括：實踐假日經濟、范圍經濟，以及成本控制等四個方面。最后，本文權當拋磚引玉之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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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1>2 。一是指 1＋1 之后多出一個小孩，達到了婚姻的生育目的。二是指協同效應，兩家公司合并之后，如果管理得當，能夠使資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從而產生更大的效益。

問：人為什么要離婚？

答： 1+1≤2 。如果離婚時間較早，大抵屬于信息披露不充分，因為婚前沒有做好盡職調查，你以為自己買了一只藍籌股，結果成為股東之后，發現其實是一只垃圾股；如果離婚時間比較晚，大概是一方淪為了不良資產，當初看上去或許是很般配的一對，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一方成了大牛股，一方成了垃圾股，所以，最終難免被作為不良資產被剝離出去。

問：男人為什么喜新厭舊？

答：經濟學上有個著名的戈森法則――同一享樂不斷重復，其帶來的滿足感會不斷遞減；同一享樂不斷重復，第一次和第二次所獲得的滿足感最大。

問：如果我現在獨身，萬一我老了想結婚怎么辦？

答：你已經錯過了上市的最佳時機，成為夕陽產業之后，怕是不太好圈錢了。

問：我面前有兩個男人，一個有錢但是很丑，一個很帥但是沒錢，我應該如何選擇？

答：每個人的消費者偏好都是不同的，看你自己的偏好在金錢和美色之間如何移動了。從理論上來說，要達到消費者效用最大化，最佳選擇是白天和有錢人逛街，晚上和帥哥睡覺。

問：做二奶好不好？

答：借殼上市看似一條快速的途徑，最終很多都以失敗收場，為什么不自己直接 IPO上市呢？去不了納斯達克，就在國內上 A 股呀。

問：為什么不能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

答：一夫一妻制已經形成了帕累托最優，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會打破市場的均衡。有些又帥又有錢的王老五可能會形成市場壟斷，從而像電信、鐵路一樣，成天被人罵娘。輕則引起內分泌失調，重則引起和諧社會失調。

問：為什么有些夫妻明明沒有感情了，卻還能繼續維持婚姻，而不是選擇離婚？

答：這是典型的路徑依賴。簡單說就是你在一條路上走了太久，即使發現這條路走起來不舒服，也不愿意退出來重新選一條路。走得越遠，退出來的成本越高，惰性越強，最后也就演變成了得過且過。

問：為什么夫妻的互相猜疑能導致婚姻破滅？

答：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告訴我們，如果你以為對方會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選擇，于是你的選擇也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這樣，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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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韓流；視覺經濟；文化經濟

長今溫柔一笑，傾倒眾生。2005年，《大長今》播放以后，大約有1.8億中國人耐心地等待大長今和閔政浩的愛情馬拉松。盡管美國和拉美的一些連續劇也曾在上世紀80年代的東亞流行，但是很少有外國電視劇像韓劇一樣，同時征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中國內地及日本、東南亞的蕓蕓眾生。2004年，單中國內地就播出了104部韓劇。韓劇帶動“韓流”不斷創匯。韓劇魅力何在，讓眾生如此癡迷。

1 韓流現象

喜歡看電視的人一定知道，在《大長今》之前，已經有多部韓國家庭劇長期霸占著央視每天下午的“肥皂檔”和22點以后的“失眠檔”。從《黃手帕》到《澡堂老板家的男人》，從《人魚小姐》到《加油！三順》，更有一部叫做《看了又看》的韓國家庭劇在一年之內重播了五次之多，而且每次重播都會有不錯的收視率。隨著韓劇的流行，中國各大城市的韓國料理店、服飾店、文化用品店，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而且，韓劇拍攝地點的選取十分講究，這不僅是追求詩化劇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業與影視劇結合的一種商業策略。

從上面的現象中我們發現，在“韓流”中，影視、音樂是先行主力，游戲、旅游為后發力量，同時，音像、出版、動畫、演出等產業也積極進入?！绊n流”的“肆虐”成為全球化時期集各種社會功能于一體的電視傳播尤其是跨國電視傳播，在經濟功能層面“成為經濟侵略的一種方式”的最好佐證。 “韓流”的出現，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全球化視野的國家文化經濟發展戰略，它向我們昭示的文化經濟含義很值得我們深思和討論。

2 視覺經濟原理

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的信息革命使電視傳媒發生空前的革命，一躍成為人類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主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電視傳媒己經成為一種視覺經濟。所謂視覺經濟就是電視等傳媒作為載體，以提供豐富有吸引力的節目吸引廣告商的投入而獲取利潤，而節目制造商通過提供節目獲取直接的經濟收益和間接的文化經濟收益。視覺經濟時代的到來意味著觀眾己經成為媒介的主體而不再是被動的受眾。

2.1 視覺經濟之電視傳媒與廣告商

大部分受眾向電視媒體投射目光的目的在于獲取信息和消遣娛樂，而電視傳媒也有意識地通過提供知識和娛樂來獲得大眾的關注。從實現視覺經濟的目標來看，觀眾不再是被動的宣傳對象，而是電視傳媒通過購買或制作優秀節目獲取注意力的對象。然后，電視傳媒又將其所捕獲的視覺注意力賣給廣告商，因此，視覺經濟的支柱是廣告收入，而廣告收入基礎則是觀眾的收視率。于是視覺經濟使受眾成為傳媒的上帝，電視傳媒只有真正為受眾提供優質服務才能創造出視覺經濟效益。

視覺經濟來源于受眾的視覺注意力，而不同受眾群體具有不同的注意力特征。美國尼爾森公司（A.C.Nielsoncompany）對不同電視受眾群體的收視時間作了調查后發現，老年人看電視的時間比年輕人長，女性看電視的時間比男性長。此外研究人員還發現，受教育程度、經濟狀況也和收視時間有一定的聯系。

鑒于電視節目的視覺注意力的經濟特征，電視媒體越來越傾向于根據不同年齡段區分節目的觀眾定位。只有根據不同受眾群體的視覺注意力特征進行節目編排，才能獲得最佳的收視效益。廣告商也必須根據不同節目的收視群體投放廣告，才能取得最佳效益。例如體育健康類節目的關注者往往是中老年人或體弱多病者。因此，保健品、醫藥品的生產廠家傾向于選擇體育健康類節目投放廣告。

2.2 視覺經濟之電視傳媒與節目提供商

視覺經濟時代影視業的競爭主要是各電視臺、各影視公司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主要體現為對資金、受眾、廣告商的競爭，其本質就是對視覺注意力的競爭。為了吸引大眾的視覺，電視傳媒想方設法提供更多豐富、生動、刺激、有趣的電視節目，使直觀、通俗、平面化的大眾文化日益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主導文化。在強調平面化、碎片化和娛樂消遣功能的大眾文化的影響下，人們逐漸習慣于接受簡單的畫面信息而排斥文字信息。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電視傳媒和節目提供商互動之中，一方面各電視臺、各影視公司通過提供豐富有趣的節目直接獲得經濟利益，一方面節目提供商通過自己的節目影響形成大眾文化，然后通過獨有的文化優勢大賺其附加價值。而一旦節目提供商國際化，代表國家利益進行文化傳輸和商品傳輸，其文化經濟利益便具有更深層的意義了。如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火爆后，附有主人像T恤衫、各種文化制品、電影中出現的各種道具模型等大賣特賣，電影制造商賺得盆滿缽滿。同時，好萊塢通過其電影輸出的美國文化及美國商品也深得人心，正在影響我們一代又一代人。

視覺經濟使大眾文化逐漸成為主導文化，從而使其背后的文化經濟功能突顯。文化的經濟含義涉及很多方面，我們這里僅提及所謂的“原產國效應”。我們購買美國貨，除了購買它的使用功能之外，買的還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品牌等其他內涵。我們愿意為此付出高價，可能就是因為它是美國貨，印度的產品可能也不錯，但我們就不愿付出高價，這個溢價就是“原產國效應”。電視劇毫無疑問可以促進一個國家的整體形象，進而可以影響這個國家眾多產品的形象?？萍既找孢M步，大多數產品的特定功能都可以很簡單地被加工出來，但是產地不同，產品的身價就會不同。文化的一個功能是影響消費者的心志，影響消費者對某些產品的依賴性，迸而使產品獲得更高的價值。

3 韓流的視覺經濟分析

3.1 韓國努力打造以韓劇為主導的韓流文化

在韓國整個經濟的崛起中，文化產業的活躍和成長速度，使之成為一個被公認的文化出口大國，一如其自稱的那樣，成功邁向世界第五文化生產大國，韓國文化觀光部長南宮鎮說，“19世紀是軍事征服世界的世紀；20世紀是經濟發展的世紀；21世紀是以文化建立新時代的世紀”。在韓國的發展戰略中，將文化定位為21世紀最重要的產業之一，而不再僅僅將之視為消遣娛樂，或作為與世界交流溝誦的工具。

在全球化擴張的過程中，很難分得清楚民族和國家的界限。韓國正在努力打造自己超國界的文化產品，建立影視劇和流行音樂的韓文化世界。韓劇尤其是青春偶像劇基本反映了韓國青年一代的主流生活現狀：體面的工作、精美的服飾與化妝、整潔的儀表和獨立的居住空間。這些元素使韓劇對于其所瞄準的受眾群顯得很有親和力。理想化的劇情和劇中主人公追尋獨立自由的生活態度，對面對工作壓力、生活負擔和無奈生存現狀的一些當代都市人來說，好像避風的港灣．在這里他們能夠得到心理上的片刻松弛。同時韓劇高唱愛情之歌，盡管每部韓劇劇情都有所不同，但是每部韓劇都傾訴愛情。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尤其是對那些追求“浪漫”從不停歇腳步的都市女性來說，韓劇的“愛情牌”牢牢地抓住了她們的“芳心”，也就成功地創造了韓國文化的流行。

3.2 韓流文化創造經濟奇跡

在韓國帥哥美女凄美的愛情故事賺足觀眾眼淚的背后，是韓國人靠著韓劇等文化產業出口高高興興數鈔票的事實。2005年，據韓國經濟學家的初步統計，整個韓國文化產業產品出口額超過7億美元，這其中，作為影視文化產業中流砥柱的韓劇功不可沒。在韓劇唯美精致的面目之下，其經濟賬是驚人的。當然，韓劇的“芯”是商業的，作為一項已經獲得巨大成功的文化產品，它用商業運作模式把這項產品做成了國際知名品牌，并獲得了巨大的商業利益。韓劇在自身“大賣”全球的同時，還把其他韓國的商品推向了世界。韓國的服飾、美容美發、飲食等開始受到年輕人的追捧，韓國旅游開始急速升溫，韓國更是借韓劇發力，大量設計各種與知名劇集相關的旅游線路及主題公園。韓劇及相關的韓國文化產品可說是文化產業生產及營銷的一個成功范例，對所有正在發展文化產業的國家和地區都是一個極好的借鑒。

4 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在韓國文化立國的經濟戰略中首先由電視傳媒打頭陣，政府接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動韓流向外擴張。

一方面，韓國政府對內加強管理和政策指導。另一方面，政府有關部門積極進行外交公關活動，推動電視文化產品的出口和向世界人民介紹韓國人民生活、文化、經濟等所有內容的國際衛星廣播“阿里郎衛視”在國外的落地。

實踐證明，文化具有占領對方國民心靈的作用，受文化影響形成的流行時尚又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蘊含著無法估量的經濟效益。韓流的影響不僅局限在文化產業，而且作為催化劑使韓國經濟煥發了新的生機。

目前，中國的產品開始流向全世界，但普遍都賣不出高價。中國產品的形象如何改善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認為應該文化先行，我們可以通過文化載體，如電視劇來刻畫和塑造我們國家的形象，帶來中國產品的價值增加。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商業媒體市場就己經形成。三四十家跨國傳媒公司占據了世界傳媒業的主導地位。這些實力雄厚的跨國傳媒集團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壟斷了全球的傳媒業，并逐步對我國的電視生產、銷售和傳播形成強大的競爭。另一方面我國的視覺經濟也隨著中國社會的對外開放而不斷深化。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后我國的視覺經濟進一步與國際傳媒市場接軌。例如中央電視臺英語頻道（CCTV -9）的電視節目己經通過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公司的有線電視網在美國紐約、洛杉礬、休斯敦地區播出。而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公司所屬的華僑娛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中文電視（CETV）也于 2002年開始，在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播出。這表明，國際傳媒市場的一體化使各國的視覺經濟呈現出交叉發展的態勢。

目前，我國電視傳媒的視覺經濟實力還遠遠不能與國外相提并論，主要原因如下：電視傳媒的產業化進程緩慢，電視傳媒的商業化功能和社會宣傳職能也存在著一定的錯位。政府對傳媒產業的宏觀調控方面還存在著各種薄弱環節。另一方面，由于市場經濟的利益驅動我國電視傳媒產業也存在著很多片面追求收視率而忽視社會效益的嚴重問題，從而使我國的傳媒業面臨一定的社會文化危機。面對WTO，面對國際傳媒集團的挑戰，必須盡快更新視覺經濟的發展理念，迅速提高我國的視覺經濟以盡快與國際電視傳媒市場接軌。電視傳媒產業作為一種視覺經濟必須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大型傳媒企業集團。同時，影視傳媒作為一種需要巨額投資的產業依靠政府投資己經難以維持生計。因此，必須按照電視傳媒市場化的規則改造現有的影視生產方式和管理體制，完善多元化的電視產業風險投資模式，通過有效的融資、上市等方式獲得電視傳媒發展所要求的資金實力，從而在資金上為電視傳媒的視覺經濟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北京：三聯書店，1989.

［2］孟繁華.傳媒與文化領導權――當代中國的文生產與文化認同［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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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理論中國奇跡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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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契約理論 管理審計 理論基礎 經濟學分析

一、引言

管理審計是審計理論與實務發展的新階段，是對審計內容和方法的創新。什么是管理審計？自從1932年羅斯提出管理審計以來，有關管理審計內涵和定義的研究就層出不窮，但是一直未取得共識。王光遠（2002）在對國內外有關管理審計理論研究進行分析總結的基礎上，指出“管理審計是一種與財務審計相對的審計，是在財務審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的審計類型，如果說財務審計以審查基本財務信息為己任，管理審計的中心任務則是審查管理信息?！倍鴮τ诠芾韺徲嫯a生原因的分析觀點也不盡相同，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在1952年提出，管理審計產生的動因主要是企業內部高層管理者的放權，通過將權力授予下級管理者，從而使企業的管理模式由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達爾文·卡邁勒和詹姆斯·羅克特提出企業內部管理審計發展的動因是二戰后經濟的發展使企業管理當局看到內部審計人員的服務有助于確保企業經濟活動記錄的恰當性。王光遠（2002）提出管理審計產生的動因是受托責任。當然，從受托責任角度分析管理審計產生的動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合理。這是因為企業兩權分離的受托責任關系在16世紀的意大利威尼斯的合伙企業就已經出現，至于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后，隨著股份公司的大量出現，受托責任關系更是普遍存在，但至到1932年羅斯提出管理審計以來，才出現了管理審計，同時這種觀點也不能解釋不同時期不同管理審計開展存在差異的原因。因此，受托責任并不一定導致管理審計產生，管理審計的產生有著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本文以契約理論為基礎，利用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理論、信任理論及收益成本理論分析了管理審計的產生，進而利用博弈論分析了管理審計開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據此提出了建議。

二、管理審計經濟學分析

（ 一 ）管理審計理論基礎 （1）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形成了以產權為紐帶的契約關系。從委托理論的角度看：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及管理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分工也越來越細，為適應這種變化，權利的享有權和權利的行使權逐漸分離，從而導致在權利的享有者和權利的行使者之間委托關系的產生，而這種關系的形成實際也就是在權利的享有者和權利的行使者之間訂立了一份契約，即契約關系由此形成，該契約關系不是一種普通的社會關系，而是以產權為紐帶的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通過契約的履行能夠為契約關系的雙方帶來收益，契約雙方在考慮是否有效履行契約時，主要考慮的是其預期的收益是否能達到理想的水平。當契約關系的雙方均保證契約的有效履行時，雙方的收益才能達到平衡，但這種收益的平衡并不一定導致契約一方收益的最大化，而是雙方收益平衡的相對最大化。而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在經濟活動中，主體追求的唯一目標是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契約關系雙方的收益最大化趨勢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權利的行使者可能會利用在行使權利過程中對信息擁有的優勢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而不是尋求與權利的享有者之間利益的平衡。（2）有效激勵是確保契約關系有效履行的保障。為了促使權利的行使者有效履行其受托責任，以達到契約雙方利益的平衡，激勵成為一種有效的催化劑。根據行為科學的觀點，人的需求決定其動機，從而決定其行為的目標，在契約關系中，應通過有效激勵，以促使行為人以契約的有效履行為其行為目標，以確保契約關系的有效履行。此外，從萊賓斯坦的X效率理論看，人的理性具有選擇性，個體的特性不同，其理性也不盡相同。選擇性理性是行為人行為動機的基礎。即在同一契約關系中，即使各種外在條件均相同，不同的契約關系人其行為目標均可能不一致。同時，在同一契約關系中，當外在條件變化時，同一契約關系人的行為目標也可能會有所不同。據此，為引導委托關系中權利的行使者有效履行契約，也需要根據行為人的可能需求，考慮實施相應的激勵。（3）有效的管理評價是有效激勵的前提。但是，在有的情況下，當存在權利的行使者不可控的其他因素影響情況下，即使其努力履行受托責任，受托責任履行的表現效果也不一定理想，如果沒有一套有效的監督評價制度對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恰當評價，權利的享有者可能不會深入追究受托責任履行的表現效果不理想的深層原因，而直接歸歸咎于權利的行使者，從而有意地降低對其激勵的程度，而權利的行使者為保持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又可能會通過損害權利的享有者利益來彌補自己收益的減少；反之，當外在環境較優的情況下，即使權利的行使者沒有努力履行受托責任，受托責任履行的表現效果也不一定會表現不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督評價制度，權利的享有者可能會將受托責任履行表現效果好的結果歸功于權利行使者的努力，從而增加對其激勵的程度。因此，激勵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合理的業績評價，而對于傳統的財務業績評價來說，由于其評價是一種事后的評價，且其評價并不能完全揭示出導致財務業績優劣的全部原因，從而要求對傳統的財務業績評價進行修正，將事后的評價向事前評價拓展，且評價的內容和范圍向非財務領域拓展，實現對管理活動全過程和管理結果的全面評價，即管理評價。此外，從西美爾信任理論的觀點來看，契約關系中權利的行使者對契約的有效履行和權利的享有者對權利行使者的有效激勵實際上是一種交換，正是因為這種交換，契約雙方的利益才能夠達到相對平衡的最大化，而交換的前提則是雙方的信任。同理，在管理評價契約關系中，對管理評價主體的選擇也是一種交換，通過交換，評價執行主體取得收益，而權利的享有者取得對被評價者有效履行契約的重要證據，以此作為有效激勵的重要依據。因此，具體對評價主體選擇時考慮的最主要因素則是契約雙方是否準備信賴評價結果，而對評價結果的信賴則體現了對評價執行主體的信任，信任是管理評價得以有效進行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對管理評價執行主體的信任也是契約關系得以有效履行的重要前提。但是，由于契約關系中權利的行使者能力有高低，對于“優質”的權利行使者來說，非常希望能夠通過對其履行受托權利的情況進行恰當評價，以獲取較高的收益，而對于“劣質”的權利行使者來說，則非常擔心其未努力履行受托權利的情況被發現，從而影響其高收益的獲取，因而他們有抵制管理評價和欺騙管理評價的強烈動機。同時，在管理評價過程中，“優質”評價執行主體會通過將自身的信用狀況有效傳遞給授信方（即權利的享有者），以獲取較高的收益，而“劣質”的評價執行主體則可能會與“劣質”的被評價方合謀，以試圖共同獲取較高的收益。根據鄭煥剛、陳昆等人（2009）等人的分析可以知道，信任應該是有條件的，信任建立的一個重要機制是：披露和傳遞信用信息。因此，通過建立有效的信用信息傳遞機制，有助于增強管理評價契約關系雙方的信任，從而管理評價結果才能作為有效激勵的前提和依據，各種契約關系才能得以有效履行。（4）對有效管理評價的需求是管理審計產生的直接動因。從以上分析可知，如何有效開展管理評價是影響契約關系能否有效履行的關鍵。而有效的管理評價則離不開三個重要因素：評價標準的合理性、評價技術方法和程序的恰當性、評價執行主體的專業性和客觀性，而其中評價執行主體的專業性和客觀性則是關鍵，其影響到評價方法和程序的恰當選擇、評價標準的合理使用，從而進一步影響到權利的享有者對評價質量的信賴程度，并進而影響到權利的享有者對管理評價的需求。對管理評價主體的選擇有三個考慮：權利的行使者自我評價、權利的享有者親自進行評價、專業評價機構或人員的專業評價，影響權利的享有者對評價主體選擇的重要因素是交易成本。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及交易的越來越復雜，管理評價工作也越來越復雜，其對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要求較高，因此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的評價有利于在保證評價質量的情況下降低評價成本，同時，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的評價也有助于增強權利的享有者和權利的行使者對評價結果的信賴程度，而對專業評價機構或專業人員的評價的需求則成為管理審計產生的直接動因。

（ 二 ）管理審計的內涵 根據以上對管理審計產生的經濟學分析，我們認為，管理審計是在委托關系基礎之上產生的，目的是通過選擇可信的專業評估機構或人員對受托責任者管理活動的全過程和管理結果的全面客觀評價，以此增強契約各方的相互信任，并進而確定受托管理責任的履行情況，以及時改進管理水平，提高經濟效益的，維護以產權為紐帶的契約關系穩定和維護契約雙方利益的，與財務審計相對應的一種經濟鑒證活動。此外，根據產權的種類不同，產權關系的表現形式也有所差異。對于企業來說，契約所形成的產權關系包括企業外部的權利享有者與權利的行使者之間的初次產權關系，以及企業內部權利行使者將權利再次授予其他行使者而形成的二次產權關系，在對契約履行是否有效的評價中，便包括對初次產權關系的和二次產權關系的評價，其中對初次產權關系的評價需求則形成了外部管理審計，而對二次產權關系的評價需求則形成了內部管理審計。

（ 三 ）管理審計博弈分析 為了進一步說明管理審計行為選擇，本文采用博弈模型進行分析。

（1）假設分析。為了便于利用博弈模型進行分析，特做出以下基本理論假設：博弈的參與者都以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為目標，即都是“理性的經濟人”；權利的享有者C通過親自評價契約關系是否得到有效履行的成本遠高于聘請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實施評價所支出的成本；權利的享有者C需要支出相應成本才能有效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并對A的不努力行為，以及B和A的合謀行為進行處罰；假定A如果努力履行契約，B沒有理由提供低質量的管理審計。如果A不努力，其賄賂B，且B接受，則B才會提供提低質量的管理審計，否則B也會提供高質量的管理審計；假定A努力，則能夠發揮出最高的管理水平，契約關系則能得到有效履行；假定A、B只要努力就會獲得正常的高報酬，反之則會減少對其報酬的支付，甚至處罰。根據以上理論分析，特對A、B、C三方關系的博弈模型再做出如下模型假設：博弈參與人的集合為S， S∈（a、b、c）， 分別代表權利的行使者A、管理審計主體B、權利的享有者C；A、B、C的正常收益及為取得正常收益而支付的成本是給定的。而參與人預期違規后能達到的正常收益為超額收益；A只有在能獲取超額收益時才會選擇不努力履行契約；而B只有在能獲得超額收益時才會提供低質量的管理審計；C也只有在能獲得超額收益時才有動力去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并據此采取相應的激勵或處罰對策。此外，如果C始終沒有動力去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則其對B的服務也沒有需求；博弈參與人之間對信息的掌握不對稱。A掌握更多的契約履行情況的信息，B掌握更多的評價信息，C則擁有權力，各參與者采用的行動策略不確定；A的戰略空間為Sa，a=1，0，即不努力和努力。假設A不努力的概率為Pa， 努力的概率則為1-Pa；B的戰略空間為Sb， b=1，0，即提供低質量的服務（即B與A合謀）和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假設B提供低質量服務的概率為Pb，則其提供高質量服務的概率為1-Pb；C的戰略空間為Sc， c=1，0，即能夠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和不能夠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假設C能夠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并采取相應對策的概率為Pc，不能夠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的概率為1-Pc；當A不努力時，可取得超額收益Ra，當要求B予以配合時，支付給B的報酬（即賄賂成本）為Kb，同時如果被C識別出，則C和B遭受的處罰和社會聲譽損失分別為x、y；當A努力，且C能夠識別時，A因此獲得的收益（包括C對其獎勵和社會聲譽的增加等）為a；當A不努力時，B提供高質量的管理審計，且C能夠識別，B因此獲得的收益為b（包括C對其獎勵和社會聲譽的增加等）為b；當A不努力，B提供低質量的管理審計，且C能夠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情況下，C通過改進管理水平而增加的收益為r。C在任何情況下識別出管理審計的質量而支出的成本為c。

（2）模型求解。根據以上假設， 得出管理審計三方概率收益表（1）。設A努力履行契約（pa=0）與不努力履行契約（pa=1）的期望收益分別為：Ea（0）=pca+（1-pc）0=pca；Ea（1）=（1-pb）[pc（Ra-x）+（1-pc）Ra]+pb[pc（Ra-Kb-x）+（1-pc）（Ra-Kb）]=Ra-pcx-pbKb。A努力履行契約的均衡條件為：Ea（0）>Ea（1），即：pca>Ra-pcx-pbKb…（1）。B提供高質量管理審計（pb=0）與提供低質量管理審計（pb=1）期望收益分別為：Eb（0）=pa[pcb+（1-pc）×0]=papcb；Eb（1）=pa[pc（Kb-y）+（1-pc） Kb]=pa（Kb-pcy）。B提供高質量管理審計的均衡條件為：Eb（0）>Eb（1），即：papcb>pa（Kb-pcy）。整理得：pcb>Kb-pcy…（2）。C能夠識別B管理審計的質量（pc=1）和不能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pc=0）的期望收益為：Ec（1）=-（1-pa）c+pa[（1-pb）（r+x-c）+pb（r+x+y-c）]=pa（r+x+pby）-c；Ec（0）=pa[-（1-pb）pb（r+x）-pb（r+x+y）]=-pa（r+x+pby）。C能夠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的均衡條件為：Ec（1）>Ec（0），即：pa（r+x+pby）-c>-pa（r+x+pby）。整理得： pa（r+x+pby）>c/2…（3）。

（3）博弈均衡分析。由（1）式可知，假定其他條件不變：A努力且C能識別后獲取的激勵a越大，則其努力的動機越強；C能夠識別出管理審計的質量并采取措施予以應對的概率pc越大，越有利于抑制A的機會主義動機，促使A努力履行契約；A不努力的增量收益Ra越大，其不努力的動機越強；A不努力被發現后的懲罰成本x越大，則越有利于抑制其不努力的機會主義行為；A不努力被管理審計發現后支付給B的賄賂成本越高，則其越會選擇努力履行契約。因此，為了抑制A不努力的機會主義行為，促使其有效履行契約，應采取有效激勵措施（包括顯性和隱性的激勵（如社會聲譽等）），同時加大對不努力履行契約行為的罰處力度（包括建立健全職業道德規范體系，以增大A不努力履行契約的道德成本）。由（2）式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B提供高質量的管理審計獲取的激勵b越大，則其提供高質量管理審計的動機越強；C能夠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的概率pc越大，越能抑制B提供低質量管理審計的動機；當B與A合謀被C發現后遭受的處罰成本y越高，則越能抑制B提供低質量管理審計的動機；當B與A合謀取得的賄賂收益越大，其提供低質量管理審計的動機越強。因此，為抑制B與A合謀的機會主義動機，應對B提供高質量管理審計的行為實施有效激勵（包括顯性和隱性的激勵（如社會聲譽等）），同時加大對其提供低質量管理審計的行為的罰處力度（包括建立健全職業道德規范體系，以增大B與A合謀的道德成本）。此外應制定切實可行的管理審計規范體系，以及對管理審計的質量進行再評價的標準體系，以降低C識別評價質量的難度和成本，從而有利于C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并采取對策。由（3）式可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的成本C越低，或者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帶來的增量收益越高時，C越有動機去識別管理審計的質量，并據此采取對策；A不努力的概率pa越大，C識別管理審計質量的動機越強；B提供低質量服務的概率pb越大，C識別管理審計質量的動機越強；如果A不努力履行契約，C識別出管理審計質量所獲取的收益越高，其識別出管理審計質量的動機越強；當A努力時，C不關心管理審計質量。根據對（1）、（2）和（3）式的分析可知，當C識別管理審計質量的成本越低，或者其識別管理審計質量后獲取的收益越高，且對B和C的激勵和處罰力度足夠大時，B選擇提供高質量的管理審計，此時A選擇努力履行契約。同時，如果B特別在乎社會聲譽，則A與其合謀成功的賄賂成本也會較高，相應對A的機會主義動機也有抑制作用。

三、結論

從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影響管理審計開展的主要因素包括：（1）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不完善，特別是激勵和處罰制度建設不完善、不合理。對于大多數國有企業來說，普遍存在激勵過度，而對于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又過小。同時，由于權利的享有者（所有權人）的缺位，對有效監督的需求不足，因此其權利的行使者（高管）即使不努力履行契約，也能獲取較高的超額收益，從理性的角度考慮，他們當然會選擇不努力，這也是目前國有企業普遍管理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大多產權享有者追求的是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契約各方收益平衡的最大化，從而對權利行使者存在激勵不足（即收益低于權利行使者的預期），但對于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卻較大，從而導致權利的行使者維持長期契約的意愿不強，這也可能是較多民營企業高管及員工壓力較大、流動性較大的原因之一。（2）管理審計準則體系建設滯后。為使管理審計得以有效開展，完善、合理的準則體系的建設是必不可少的，而目前由于對管理審計的理論研究的不成熟，導致難以建設完善、合理的管理審計準則體系，而準則體系的缺失，導致對管理審計的質量缺失統一的評價標準，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權利的行使者和權利的享有者均難以信任管理審計的結果。這也是目前主要通過財務審計結果來評價權利的行使者對契約履行情況的重要原因。（3）社會職業道德體系建設滯后。由于沒有統一的、規范的職業道德評價標準和信用評價系統，導致其在違規情況下所遭受的社會信用損失較小。也沒有統一規范的信用評價系統，在其沒有較嚴重違規和統一的社會信用信息評價系統缺失的情況下，對其社會信用的影響不大。因此，對職業道德素質相對較低的權利行使者和管理審計人員來說，其努力履行契約的動機不強。由于社會信用評價系統的缺失，管理審計的結果也難以取得權利的享有者的認同，從而導致權利的享有者對開展管理審計的動機也不強。（4）審計人員整體素質有局限。管理審計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評價的內容涉及企業管理活動的全過程，對管理審計人員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管理審計人員僅僅具有會計、審計專業知識還遠遠不夠，還應該具備諸如經濟學、管理學、統計、稅務、法學、工程、電子數據處理等知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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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遷徙自由 經濟分析 制度構建

遷徙自由是五四憲法的光輝之一。這一處光輝常常引起人們的特別懷念，是因為從1958年開始我們失去了遷徙自由。今天我們正在努力追尋這份自由，期盼再次沐浴于遷徙自由的光輝之中。隨著我國社會與經濟的發展，公民不能自由遷徙已經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桎梏；從另一方面看，目前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變化已經具備了實現自由遷徙的基本條件。因此，我國應當著手進行遷徙自由立法的準備工作。本文對遷徙自由法律制度構建的經濟學分析得出遷徙自由立法的必要性。

一、限制遷徙自由的社會成本效益分析

就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自由遷徙的成本仍然昂貴。高耗的遷徙成本形成了行為人的“約束條件”，對其最終行為的選擇具有重大的影響。同時，作為一項社會制度，它對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及社會效率也有至深的影響。

1.限制遷徙自由對勞動力使用的成本效益分析。限制遷徙自由，使外來勞動力流入的成本提高，從而減少外來勞動力的供給，這樣雇主就無法因勞動力的競爭趨力來獲得較低廉的人力資源。可以說，對遷徙自由限制的結果是減少了勞動力需求地區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勞動力供給總量的減少造成勞動力工資的提高，從而使雇主設法用便宜的勞動力替代成本較高的勞動力或干脆用資本代替人力，發展技術密集型企業以減少雇員數量。這樣，有些地區的勞動力――那些在需求勞動力地區取得較高工資的和那些由于雇主尋求廉價勞動力替代而新近受雇的人就會受益于對遷徙自由的限制。另一方面，因限制遷徙自由而蒙受損失的人群是：（1）購買勞動力附加值較多的商品消費者（因為這些商品的制造商至少要將其所支付的較高的勞動力成本的一部分轉嫁給它的消費者）；（2）前類企業的股東及其供應商；（3）因限制遷徙自由而不能就業的外來居民；（4）勞動力過剩地區的居民和最終的全部消費者（由于整個經濟體中勞動投入的低效率而使商品價格上漲）。

2.限制遷徙自由與人口繁衍的成本效益分析。人口繁衍是以家庭為基礎的。遷徙自由與人口自然增長的關聯性建立在這樣一種關系上，即：家庭不僅僅是社會的消費單位，而且還是一個更為重要的生產（人口）單位。

在傳統家庭中，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母親從事撫養孩子以外的其他工作的機會很少。婦女的主要角色（社會分工）是在家中勞作，以“換得”丈夫在社會上的工作機會與酬勞，從而實現夫妻社會經濟職能的分工。而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重視人口繁衍的質量而不是數量。人們多生孩子的愿望逐漸下降，或者說，現代社會使多生孩子的激勵機制不復存在，進而導致人口自然增長的緩慢，這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然而，此種情形一般也只會發生在我國城市。由于制度的框限，農民不能自由遷徙，中國城市化進程緩慢，農業生產方式仍停留在以人力為主的小農生產階段，農民視生孩子為一種生產投入。我國傳統的鄉村基于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和養兒防老的現實考慮，普遍存在著越是貧窮落后的地區就越要多生孩子，從而形成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循環。由此，源于遷徙自由的制度約制，致使我國城市和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比例失去其應然的協調關系。

3.限制遷徙自由與社會穩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以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罪犯是一個經濟理性的算計者。倘若犯罪的預期收益能夠超過預期成本，那么他有就可能鋌而走險。罪犯對犯罪成本的核算包括各種犯罪的現金支出（如購買犯罪工具等）、刑事處罰的預期成本和機會成本。在這些犯罪成本中，前一部分犯罪成本對于當地人抑或外來人犯罪并沒有太多的差異，而后兩種犯罪成本的估算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卻是不同的。第一，由于外來人口被排斥于常住人口管理之外，成為游離于社會管理體制之外的“流民”或“準流民”，因此，公安機關與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相比于本地居民更為嚴重，他們作案后被拘捕的可能性相應減少。自然地，他們預期自己被拘捕并定罪的概率也將隨之下降。此外，由于缺少“社會印章”的認同，其博弈機制將由長期博弈轉為短期博弈，機會行為也將大為增加。第二，機會成本的差別?，F實社會中的許多非刑事處罰――如道義上的恥辱感、社會輿論的譴責以及隨之而來的求職困難，都是預期刑罰的相關因素，它們也會構成當事人預期機會成本的重要部分。很顯然，這些因素對本地常住居民的效用要比外來居民大得多。與之相對應，本地常住居民犯罪的機會成本要遠遠大于沒有自由遷徙權的外地流動人口。因此，這些外來人員犯罪的預期刑罰又進一步降低了。

換個角度看，如果對外來人員給予同本地居民以同等的“居民待遇”，其犯罪心理預期的可能性將與本地人相同，甚至更??；特別是對于一個剛剛完成遷徙的人來說，此時他更珍視居住的穩定與安寧，就犯罪心理而言，他不會以失去平靜生活的代價去犯罪，二者相比，犯罪的機會成本顯然太大，一旦被發現，多年奮斗剛剛得到的安寧生活將會失去，他將得不償失。

通過以上對遷徙自由限制的情況下，社會人力資源流動、人口繁衍、社會穩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不難推論，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限制人口自由遷徙的社會制度可能將導致加大全社會成本的不必要支出。

二、對我國遷徙自由立法的制度構建

1954年憲法規定的“遷徙自由”名存實亡的根本原因乃于社會經濟因素的制約。同樣在今天，實現遷徙自由的社會內在動力與現實阻力仍然是經濟利益因素。因此，改革現行的法律制度，革除阻卻遷徙自由立法的人為經濟障礙，導引有利于遷徙自由立法的社會制度是極其必要的。

目前，我國的流動人口已超過了1.2億，跨省流動的占35%，但其中90以上都不能取得流入地戶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發達地區的經濟阻力。地方政權都有自己明確的財政自，人口的自由遷徙，將會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又加劇了這一點。因為對于不發達地區而言，勞動力在最好的年齡段被發達地區占用，由于法律沒有確認和保障遷徙自由，只允許勞動力流動，不允許勞動力落戶。這樣一來，勞動力社會保障的負擔在很大程度上留給了勞動力流出地的不發達地區。發達地區愿意保持此種現狀，以保障其支出較少的公共服務開支。另一方面，發達地區的企業雇主也愿意本地區存在著源源不斷的質優價廉的勞動力供給市場。制度分析學說認為，只有當制度框架內的利益主體之利益得不到滿足時，才會有人去改變既有制度。現在恰恰是能改變制度的利益主體，它們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滿足，改變既有制度的內在動力也因此極小。

綜上所述，徹底改革戶籍制度，實現自由遷徙，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必須統籌戶籍制度、就業制度、財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市政管理制度、政治體制等作綜合的改革。具體而言，推進我國遷徙自由立法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將遷徙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寫入憲法。憲法權利的確認是一種理論和觀念的規范性宣示。憲法權利不僅具有現實的一面，而且更具有體現理想追求和理念狀態的價值性一面。確認遷徙自由這一基本人權，為相關的制度改革與立法確立了一個具有最高效力的法的價值目標，也為進一步確認和保障遷徙自由的立法提供憲法依據；同時，還能預防公權力對公民依法享有的遷徙權與居住自由權的任意侵犯。

2.通過國家統一立法，規范人口管理政策，避免各地自行其是或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目前各地出現的各種試驗性地方戶口管理政策，其出發點往往是地方利益的考慮，實行的是地方保護主義政策。有必要通過國家立法，以法律的強制力保障全體公民能在統一的戶籍制度中享受同等待遇。

3.改變戶籍管理方式，取消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人口遷徙的行政限制。戶籍管理機關應根據申請人提供的經常住所和生活來源等證明材料來確認并登記其為本地常住居民。

4.合理確定遷徙自由的法律界限。與其他任何自由一樣，遷徙自由并非絕對權利，政府同樣應對其予以依法規制。遷徙自由的實質是取消城市與農村，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的遷徙限制，但并不排除國家為保障公共安全與秩序、公共衛生與風化或他人權利而進行的必要的法律框限。

5.國家應保障進城定居的農民在就業、就醫、子女入托、入學、高考等社會服務方面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使他們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

6.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取消城市居民的法律特權，實現城鄉居民法律上的一視同仁，逐步建立全國范圍內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7.對于農民以及外來民工應予特別保障。農民在市場經濟中處于劣勢地位，解決農民問題不能只把他們推向市場。農民已為現代化作出太多的犧牲，國家應該實行以工補農的政策。對進城農民，給予更多的支持與幫助；否則對他們而言，遷徙自由可能意味著從貧窮的農村到城市的貧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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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紀90年代初，南下的民工潮潮漲潮落，求職的民工源源不斷，給東南沿海地區企業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促進了東部地區經濟的發展。但是，出人意料的是，10年以后，民工荒成為東部地區企業發展的困擾。本文從效用論出發，聯系阻力論分析了我國目前民工荒的原因及解決對策。

關鍵詞 民工荒 效用 農村勞動力

從上世紀80 年代起，隨著市場化改革，我國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民工潮”。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上年減少238萬人，減少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上年減少954萬人，減少22.5%。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分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的19.4%和22.6%，分別比上年下降2.4和7.6個百分點，全國大范圍內相繼出現“民工荒”現象。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是基于“經濟人”理性假設的個體行為選擇，其流動的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效用水平，農村勞動力流動意愿取決于在家務農與進城務工兩種就業方式帶來的財富效用水平的比較。效用概念是微觀經濟學中的基本分析工具，經濟人的行為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求自身財富效用的最大化。由于勞動力面臨在家務農與進城務工兩種就業方式的選擇，這種抉擇導致了勞動力流動的機會成本。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把在家務農的勞動力就業方式能夠取得的最大凈收入作為進城務工農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的一部分。因此，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意愿只取決于進城務工的預期效用水平。

預期效用函數的構建為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意愿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測度工具。從理論上講，預期效用函數值越大，勞動力流動意愿越強烈。這是對勞動力流動意愿順向測度方法。但由于效用函數無法確定具體形式，因此，通過效用函數對勞動力流動的順向測度無法實現數量化。我們可以對勞動力流動進行逆向測度。所謂逆向測度，是指對勞動力流動阻礙作用的測度。影響預期效用的因素對阻力系數的大小同樣產生影響。相應地，我們總結出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四大阻力如下：

1．空間阻力。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受空間距離的阻礙，流動目的地越遠，流動阻力越大。

2．能力阻力。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受就業技能阻礙，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流動阻力大。

3．風險阻力。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受工資兌付風險的阻礙，工資被拖欠、被拒付的風險越大，勞動者流動阻力大。

4．心理阻力。一般而言，農民工所在城市的社會環境越公平，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阻力越小。

農民工的流動受多種因素堵塞制約，現階段出現發達地區勞動力的短缺現象，主要是各種阻力導致勞動力流動不通暢所致。一些企業為了解決用工問題，采取了為農民工提供帶薪休假、報銷探親往返車船費、準時發放工資、以及提高工資與福利待遇等有效措施，挽留農民工。但從長遠看，農民工的流動受到阻礙重重，單靠個別企業的行為只能解決該企業的燃眉之急，同行業企業可能出現相互挖人的惡性競爭。因此，需要政府相關配套政策解決企業用工短缺問題。

為了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地向城市順利轉移，解決當前“民工荒”現象，可以采取以下的政策措施降低勞動力轉移的阻力系數。

第一，加強對農民工的教育與培訓，提高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積累。目前我國農民工職業培訓還未普及，農民工輸出數量大，但技能低，勞務收入不高，這是制約農民增收的瓶頸。加強農民工勞動技能培訓，實現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將沉重的人口負擔轉化為人才資源優勢，提高農民進軍市場的本領，是政府無法回避的問題和亟待落實的任務。

第二，提高《勞動法》執法力度，規范用工行為，降低工資兌付風險。最近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民工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了要抓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問題。應嚴格規范用人單位工資支付行為，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和工資保證金制度，確保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時最低工資標準。

第三，給予農民工“市民待遇”。消除二元戶籍制度，取消就業限制，并在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面給予農民工平等待遇，以降低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第四，關愛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為農民工提供健康娛樂活動場所，為夫妻分居農民工提供配偶探親便利條件，形成尊重農民工的社會氛圍等等；減輕其心理壓力。應該重視農民工的文化權利，包括文化參與權和享受權。建議國家通過強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將社會保障、子女上學、文化權利三大核心問題納入國家立法軌道，過渡期內可考慮先出臺一些條例或地方性的法規。政府應調整公共財政政策，建立農民工的文化專項經費，將農民工文化活動經費列入各級政府財政預算。中央和省級政府還可設立“農民工文化發展基金”。

參考文獻：

[1]王俊祥.中國正面臨勞動力短缺的現實挑戰.光明日報.2006.10.18.

[2]簡新華,張建偉.從民工潮到民工荒.人口研究.2005.3.

[3]李士梅,徐志勇.我國東南民工荒問題的經濟學分析.人口學刊.2005.3.

[4]王仕豪,張智勇.制造業中農民工用工短缺:基于粘性工資的一種解釋.中國人口科學.2006.2.

[5]劉爾鐸.城市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短缺與民工荒.人口學刊.2006.1.

[6]章錚,譚琴.論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的就業效應――兼論民工荒.中國工業經濟.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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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消費稅 稅收思想 課稅原則 稅負轉嫁 比較優勢

消費定義及范圍界定

從廣義上講，消費可以理解為人類對可用資源的耗用，它不僅意味著人們對有形物品等物質資源的使用或耗用，也意味著人們對勞動資源的使用，甚至還意味著對時間資源的耗費，但是，經濟學對消費所下的定義專指直接滿足人們當前需要的資源耗費。這樣，消費稅自然是以一定時期消費行為或消費品為課稅對象的稅收。

針對消費課稅的工具有好幾種，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直接消費稅，即直接由商品或勞務的消費者或者使用者繳納的，針對個人消費支出征收的稅。另一類是間接消費稅，也稱間接稅、流轉稅、銷售稅，它是指以消費品的交易數額或數量為計稅依據，由消費品或勞務的銷售者或提供者作為納稅人繳納的稅收。

其中，間接消費稅按征稅范圍的差別，可分為選擇性消費品稅和一般消費品稅，選擇性消費品稅是指對少數部分消費品課征的消費稅，課稅對象是有選擇和有限制的，而且通常實行差別稅率，如煙草稅、酒稅、茶稅、鹽稅等。一般消費品稅是指對普遍的或一般的消費品課征的消費稅，它往往在征稅范圍上包羅萬象，在稅率上是統一的。從征稅的政策意圖上考慮，選擇性消費稅是用來達到特定的政策目標，而一般消費品稅通常用來取得財政收入。中國稅收書籍所指的消費稅應該理解為選擇性消費品稅，而以下則是對選擇性消費品稅的重點論述。

歷史上各經濟學派的消費稅思想

大衛·李嘉圖認為，用于奢侈品的消費是一種非生產性的支出，應該給予限制；而用于必需品的消費是維持勞動者再生產費用，應該給予保護和鼓勵。與之相對應，對奢侈品征稅不會不利于生產，因為它不成為生產的成本，而對必需品的征稅會使工資水平上升，是對生產資本的征稅，因而不利于生產。由此，他贊成消費稅而反對貨物稅。消費稅會帶來兩種效應：一種是收入效應，它指貨幣收入購買力減弱、購買的商品變少、效用水平降低；另一種是替代效應，它指由于一種商品價格上升，另一種商品價格不變，消費者會減少購買價格昂貴的商品，而更多購買價格不變的商品。在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下，稅收的收入效應只能使納稅人收入減少，支付能力和滿足程度下降，但不改變人們的行為方式，也就不破壞帕累托效率條件，即生產商品之間邊際轉換率仍等于兩種商品的價格比率，其中邊際轉換率是指利用生產要素（勞動、資本）增加一個單位的某種商品的生產所不得不減少的另一種商品的產量；但稅收替代效應扭曲人們對商品的選擇行為，從而造成資源不合理配置，使效率條件遭到破壞。這時，征收一般消費稅，就能消除不同商品的替代效應的損失，從而使社會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由于市場往往是有缺陷的，利用消費稅的替代效應，則會矯正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消除市場失靈。

拉姆齊認為在完全競爭市場上，最優的稅制應該能確保在對不同需求彈性的商品征稅時，達到總的消費者剩余最小。這就要求各種商品的稅率與其需求彈性成反比，使得從不同需求彈性的商品征得的最后一單位稅收所引起的效率損失都相等，也即邊際稅收的效率損失相等。只要從某種商品征得的最后一單位稅收引起的效率損失大于其他的商品，那么就有可能通過改變征稅辦法降低效率損失，只要適當降低該商品稅率，提高其他商品稅率，就能夠實現效率損失最小化。由于必需品的需求彈性遠低于奢侈品，因此拉姆齊主張對必需品征收高稅，而對奢侈品征收低稅。從而體現了對富人消費征稅的累退性質。

凱恩斯認為隨著人們的收入增加，消費也隨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那么多，即邊際消費傾向小于1。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國家就應貫徹實施具有累退性的消費稅，以此刺激消費。根據拉弗曲線，消費越旺盛，對投資的倍加乘數作用就愈強，國民產值更高，從而擴大稅基，即使消費稅稅率累退，政府的稅收收入也可能會增加，不過卻有悖于稅收公平原則。

消費稅的課稅原則

（一）稅收效率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是指用盡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取得盡可能多的稅收收入，并通過稅收分配促使資源合理有效的配置?，F代稅收理論一般把稅收效率原則概括為：第一，資源配置角度。稅收分配有利于資源有效配置，使社會從可利用的資源中獲得最大利益。第二，經濟運行角度。稅收分配要有利于經濟運行，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增長和微觀經濟效益的提高。第三，稅務行政角度。在征稅過程中征稅主體支出的費用占收入的比例要盡可能地最小。

（二）稅收公平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是指國家征稅應使各個納稅人的稅負與其負擔能力相適應，并使納稅人之間的負擔水平保持平衡。衡量稅收公平原則的標準有兩個，即支付能力原則和受益原則。

支付能力原則是指按納稅能力繳納稅收的原則。該原則包含兩層含義：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橫向公平要求對相同的人給予相同的稅收對待，縱向公平是指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稅收對待，通常富人比窮人更有稅收支付能力，理應多納稅。但是，由于凱恩斯指出個人的邊際消費傾向呈遞減趨勢，即增加的消費在增加的收入所占的比例，隨收入增加而減少。若征一般消費品稅，則富人因有較低消費傾向，所以應交納的稅收占其收入的比率較低，不能體現按納稅能力課征的原則。因此，應采取對富人群體普遍消費的奢侈品課以高稅，對窮人所依賴的低檔品給予免稅，才能體現按納稅能力納稅的原則。

受益原則要求納稅人根據他從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所獲得的利益繳納相應的稅收。從政府公共服務得益相同的人應繳納相同的稅收，從政府公共服務中得益多或少的人，應繳納較多或較少的稅收。在多數場合，政府公共品的收費可以通過征管手段的革新來杜絕“免費搭便車”現象，對未交費的使用者予以排斥，如燃油稅就是以油計稅，行駛少，對道路資源的占用和損耗少，則交稅少。

（三）稅收財政原則

稅收財政原則是指一國稅收制度的建立和變革，都必須有利于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亦即保證國家各方面支出的需要。根據拉弗對稅收與經濟關系的研究，可以發現稅率與稅收收入、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種特殊的函數關系：當稅率為零時，市場經濟活動或稅基為最大，但稅收為零，稅率稍有提高后，稅基會相應縮小，但其程度較小，故稅收總額還會增加；當稅率上升至某一最適度的點，稅收極大化，找到最佳稅率。如果超過這一點， 繼續提高稅率，就進入“拉弗”，因稅基以更大程度縮小，即市場活力或生產加速萎縮，反而導致稅收下降；當稅率處于的末端，即稅率為100%時，稅收也相應降至零。因此，財政原則并不意味著就是稅率越高，稅收收入就越大。

消費稅的稅負轉嫁

完全競爭市場。消費品的供給完全無彈性，即供給彈性系數等于0。供給完全無彈性，說明當某種消費品因政府征稅而價格不能提高時，任何單個廠商對價格的相對下降沒有任何反應，其生產量不會因價格下降而減少。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單個廠商可以謀求稅負向后轉嫁，但卻不能把稅負向前轉嫁給消費者，除非各個廠商在整個工業體系下形成一股力量，才能夠通過消費品提價的方式，把稅負轉嫁給消費者。

壟斷市場。由于消費的需求不是完全無彈性，消費者雖然無法選擇其他的消費品提供者，但卻可以通過減少甚至停止消費的方式來規避這種稅收，因此壟斷廠商不能任意將消費稅轉嫁給消費者?，F考察一下壟斷廠商轉嫁消費稅的程度。通常意義上，從量稅與從價稅在稅負歸宿上是有差別的，在征收相同金額的稅款時，從價稅使產出減少的數量小于從量稅，這是因為，從價稅是按銷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的，它使得邊際收入降低的比率小于稅率本身，而從量稅恰好降低了與稅率等同的邊際收入比率，由于壟斷生產者是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這一點決定產量，當邊際收入降低的比率較小時，產量也相應減少的較少，這樣，從價稅比從量稅使壟斷者的產量減少的幅度較小，換言之，從價稅使價格上升的幅度低于從量稅，壟斷者難以通過提價的方式將稅負轉嫁給消費者。因此，采取從價稅可征得更高的稅額，并使得廠商的壟斷利潤更少。

寡頭市場。根據斯威齊模型，每個寡頭都相信，自己對商品提價，則別的寡頭不會提價，自己對商品降價，別的寡頭卻會降價，因此，當征收消費稅時，就沒有寡頭會在征稅后提高價格，因此稅負就由寡頭們來承擔，但若所有的寡頭能達成聯盟或勾結起來，則也是可能將稅負轉嫁給消費者的。

由于實行消費稅征收時，稅負的法定歸宿與經濟歸宿往往并不一致，通過對消費稅的稅負轉嫁問題研究，可以使得稅收政策的制定者能夠利用消費稅來調節收入分配，若窮人消費的低廉商品的稅負，主要是由消費者承擔，則應該予以免稅，若富人消費的高檔商品的稅負主要是由富人承擔，則應征高額消費稅。

消費稅的比較優勢

（一） 基于效率目標對資源配置的改善

消費稅的課稅對象有三種：一是存在消費偏好誤差的劣質品，二是產生負外部效應的污染品，三是難以收費的混合品。

對劣質品消費所帶來的利益可能被消費者高估或低估了，從而產生消費偏好的誤差，對消費者個人來說，會因過度消費該劣質品而對其福利產生負效用，消費行為本身也可能會造成外部負效應?？墒?，許多消費者對此卻視而不見，盡管他們為滿足不合理的消費需求往往愿意支付較高的價格，但以效率標準衡量，若能消除消費偏好誤差，無疑將有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通過消費稅所帶來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可以有效地矯正消費偏好的誤差，因為消費稅提高了消費成本，在消費者剛性的收入約束條件下，收入效應對消費數量的減少產生作用，替代效應則使消費者選擇可替代的未稅消費品，從而糾正消費者的不良消費嗜好。

有些污染產品會產生外部不經濟，而又不能依據產權加以明確劃分。因此，必須依賴政府或社會公共行動，政府通過征消費品稅，使消費行為產生的外部成本內在化，從而使生產者或消費者通過交稅承擔其產生的外部成本。消費稅的交納使生產者減少污染，而政府則能利用可觀的稅收收入來治理環境污染。目前，很多國家開征了環境稅，大多是對以損害環境而產生出的商品課以消費品稅。

對于難以收費的消費品，若通過改變課稅的辦法能很容易征到稅，且征管成本不太高，就不失為一種合理分配稅收負擔的好辦法。目前，我國已開征的燃油稅就可以理解為是對使用公路的消費者課稅，因無法測定每一條公路上的消費者從對公路的使用中所獲得的利益，所以用燃油的耗用量來近似地間接衡量這種消費利益并以此征稅，這種做法在實際運用中較可行。

（二） 基于公平目標對收入分配的調整

消費稅調節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過擴大稅基和提高稅率的辦法來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費負擔。2006年4月，財政部對消費稅征收范圍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在此基礎上，應進一步擴大奢侈品的征稅范圍，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義，既不能挫傷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費，又要有效的調節高收入者的消費。

（三）基于財政目標對政府稅收收入的提高

對于低需求彈性的消費品課稅，可以籌集到巨額的財政收入但卻只會造成極小的扭曲效應，從而產生的稅收超額負擔也比較輕，其中，稅收超額負擔是指由征稅引起的商品或要素的相對價格的變化而帶來的福利損失。以一種不產生外部效應的奢侈品為例，若它的價格需求彈性為0，并且對其消費的收入彈性大于1，即消費者收入增加或者減少1%所引起的該商品需求量的升降百分比將大于1%，那么，可以斷定該種商品為富人生活的必需品，對它征收消費稅不會導致富人改變其選擇行為，從而能夠保證政府取得穩定財政收入。

參考文獻：

1.劉宇飛.西方財政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朱為群.消費課稅的經濟分析（M）.上海財大出版社，2001

3.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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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傳統貿易理論對關稅保護政策的分析都假定關稅是外生的，而基于貿易政策的政治經學對關稅問題的研究強調關稅的內生性，側重分析關稅保護政策的形成過程及保護的水平和結構。本文對內生關稅理論作了簡要介紹，并從制度、需求和供給角度對關稅保護的水平和結構作了詳細分析，最后對關稅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主要觀點和結論做出總結和概括。

關鍵詞：關稅保護 政治經濟學分析 利益集團

關稅作為一項古老的貿易保護措施，其研究出現得比較早。但是，傳統貿易理論對于關稅的分析大多集中在關稅的經濟效應和社會福利效應方面，都假定關稅外生化。而這與現實的貿易保護是不符的，因為如果強調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自由貿易應該是理想的選擇，關稅保護最多只是次優的選擇。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對現實的關稅保護作了較好的說明。與傳統貿易理論不同，政治經濟學分析強調關稅的內生化問題，指出關稅保護措施的形成過程以及不同行業關稅保護程度不同的原因。

相關理論綜述

（一）理論分析

最早涉及關稅內生化思想的學術分析可以追溯到馬歇爾，馬歇爾（1922）指出關稅保護措施雖然不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存在扭曲，但是在政策實踐中更容易被采納。01Son（1965）、Stigler（1971）、Pieus（1975）和PeltZman（1976）通過分析行業的搭便車問題和游說政府能力問題后，得出企業數目少以及分布集中度和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能進行有效游說，獲得較高的關稅保護水平。01son（1983）分析了影響收入和就業水平提高的經濟環境下利益集團的游說活動組織會更加有效，所以關稅保護水平和行業產出、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和進口滲透率呈正相關。Frey（1984）指出關稅是利益集團在政治市場博弈均衡的結果，利益集團投入資源從關稅保護中獲得租金，利益集團院外活動對關稅制定有重要影響。Grossman和Helpman（1994）在其保護待售模型中引入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該利益集團通過政治捐助以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利益集團游說活動直接決定保護的結構和程度。研究結果表明，在權數及利益集團規模一定的前提下，保護率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及其有效組織程度。該模型較好地分析關稅的內生化問題，指出了關稅的制定過程及其行業差異的成因，極大推進了關稅內生化理論的發展。盛斌（2002）通過修正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護待售模型，建立了中國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模型。其模型結論認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國家，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是隱性的，關稅率的形成過程與其他國家單純的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形成均衡關稅率的過程不同。

（二）實證分析

Krol（1996）運用向量自回歸的方法，利用日本（1890一1970年）的數據來檢驗關稅內生化問題，結果證實關稅變化是內生的，關稅不是用來促進經濟活動，而是反應于宏觀經濟擾動。當現實經濟狀況不利于進口競爭產業時，該產業便會尋求保護。同時，政府通過征收關稅對進口競爭產業實行保護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持。Goldberg和Maggi（1999）使用美國1983年制造業的數據率先對保護待售模型進行了檢驗，說明保護待售模型基本上能夠有效解釋不同行業關稅保護水平的差異。Terribile and Thornton（2002）對意大利1890―196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協整分析來說明關稅的內生性問題，結果表明，平均關稅與生產、消費價格、貿易條件和外貿平衡都存在協整關系。這同時也說明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關稅成為產業和貿易發展戰略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調節手段，體現了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的國家中心論。盛斌（2002）利用自己創建的一整套跨部門（36個工業部門）和時間序列（1992-1996）的數據庫，對影響中國工業貿易保護結構的政治經濟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證實了其理論模型的基本結論。王元穎（2006） 在盛斌的貿易保護的計量經濟模型基礎上，通過擴展數據并采用面板回歸的計量方法和Hausman檢驗的技術，驗證了關稅在中國也是內生的假說。我國的關稅保護同樣是各種利益集團博弈達成均衡的產物，既考慮了培育優質產業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問題，也兼顧了相關利益集團的利益。

關稅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一）關稅保護的制度分析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和福利水平，保護貿易會導致經濟的扭曲。所以，自由貿易應該為各國政府所推崇。然而，現實中通常由于存在一個貿易保護的政治市場，為各相關利益集團所需要，導致關稅保護政策的普遍存在。

關稅是一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一國政府通過對貿易商品征收關稅，可以擴大一國的財政收入來源。在現今的世界各經濟體中，關稅收入在某些國家的財政收入中仍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尤其是一些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類國家由于經濟落后，稅收來源少，再加上稅收人才短缺，以及關稅的征收又比較簡便，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會強烈支持關稅保護，反對自由貿易。

關稅是相關利益集團博弈達成均衡的結果。關稅作為一公共產品，它的存在自然會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因此，在一經濟體中，反對關稅的利益集團和贊成關稅的利益集團往往是同時存在的。贊成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一般是進口競爭部門，因為一旦消減關稅乃至取消關稅保護，他們的利益會收到直接的影響。這些部門的工會和工人，在總體上都會反對自由貿易，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能夠分享關稅保護帶來的利益。由于關稅保護對這樣集團的影響是可見的、直接的，所以該集團很容易組織起來要求關稅保護，在政治市場上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當經濟衰退導致失業率上升時，他們會以增加就業和產出為由要求提高關稅保護。這一呼聲會顯得特別有力，工會也會積極推動。

反對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主要有出口商和消費者。出口商經常會意識到本國進行關稅保護會導致他國的報復，不利于自己出口產品市場的擴大，損害其利益。然而，出口商很難把這種利益損害轉化為實際政治行動，因為這種損害是間接的，很難估算。而對于可能會反對關稅保護的另一利益集團―消費者，由于其人數眾多，難以行動，加之他們的支出花費在很多商品上，用于進口商品消費只占很小一部分，關稅保護導致其損失有時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消費者一般不會積極行動起來反對關稅保護。

（二）關稅保護的需求分析

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既有贊成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也有反對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他們之間的博弈決定關稅保護的形成和保護程度的大小。通過以上分析可知，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般認為贊成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更易于行動，其游說活動更加有效，形成了對關稅保護的政策需求。進口競爭部門通過有效組織進行游說，通過實行關稅保護或提高關稅可以使其獲得一定收益，但是游說活動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進口競爭部門因關稅保護獲得收益與為游說而支出的成本就決定關稅保護政策的形成及保護程度的高低。

進口競爭部門的進行關稅保護游說活動的成本、收益情況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關稅水平，縱軸表示游說的成本或收益；OA是游說的成本曲線，代表用貨幣表示的為促成關稅保護進行游說活動的成本支出；OB是表示得自于關稅保護的收益曲線，代表進口競爭部門從實施的關稅保護政策中獲得收益的貨幣價值。OA線向上傾斜說明進口競爭部門進行游說活動，隨著關稅水平的上升游說成本越來越大，即游說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OB曲線表明關稅上升的幅度越大，進口競爭部門從關稅保護中獲得收益就越大，在圖中切點所對應的關稅水平為T0，此時進口競爭部門獲得收益最大，此次關稅水平也代表了最高關稅水平。但并不是所有行業的進口競爭部門進行游說活動都是值得的，如果某一行業進口競爭部門最初的游說成本是曲線OC，始終位于收益曲線OB之上，則游說是不值得的。

所以對于利益集團來說，在游說收益一定的情況下，游說成本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其是否會進行游說活動，進而決定對關稅保護政策的需求。對于一特定集團來說，集體行動組織的難易程度直接決定了其游說成本的高低，如果最初的組織成本已經支付過或由于其他目的已經存在以組織形式，其從事游說活動成本就會比較低。這也驗證了在現實經濟中容易有效組織的利益集團或由于某種原因已經組織好的利益集團更容易獲得政策的保護。

（三）關稅保護的供給分析

關稅保護政策不是有公眾投票直接決定，而是由政府部門頒布實施，構成了關稅保護政策的供給。政府作為以特殊的利益團體，也有自己一些特定的理想目標。大多數政府通常把贏得民眾的支持和再次當選當作其追求目標。如前所述，社會中的其他利益團體對待關稅保護政策的態度不同，消費者支持自由貿易但不會為此積極游說，而需要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極力進行游說活動。政府會注意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游說活動，提供關稅保護政策滿足其需要，以獲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和資金上的幫助。在現實的經濟中，赤字的政府比較熱衷于關稅保護政策。

在關稅供給方面具有重要影響的利益團體是行政管理當局，他們負責準備、形成并實施關稅保護政策。行政管理部門也有他們特定利益目標，假定其目標是效用最大化，用官僚效用函數來表示。對于官僚效用的函數，影響其效用最大化主要的因素為威望、權力和影響力。而這些影響因素又是社會其他各利益集團給予的，這些利益集團又多從屬于某個特定的經濟部門。所以積極游說的利益集團對行政管理部門的影響會比較大，能獲得政策的保護。

結論

關稅保護政策是在政治市場里決定的，是相關利益集團相互博弈均衡的結果。贊成關稅的利益集團主要由進口競爭行業組成，由于它們有效組織進行游說活動，具有強有力的政治地位。反對關稅的利益集團集團主要是由消費者組成，由于其人數眾多，關稅保護使其遭受的損失是間接的，難以計量，存在著搭便車效應，所以很難有效組織進行游說活動以反對關稅保護。關稅保護的水平和結構是由關稅保護需求方（主要是進口競爭部門）和供給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門）在政治市場上達到平衡的結果。所以，關稅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所分析的那樣是外生的，而是由相關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內生決定的。同樣，中國作為世界經濟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內生關稅理論也同樣適用。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入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關稅作為資源分配和貿易政策措施的一種重要手段，其保護水平和結構同樣是中國政府和國內各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均衡的結果。

參考文獻：

1.Goldberg，Pinelopi and Maggi，Giovanni，1999，“Proteetionfor Sal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9，No.5，December

2.Grossman，G．M and Helpman．E．，1994，“Protection for Sal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4，No.4，September

3.Krol，Robert，1996，Testing tarif endogeneity in Janpan：Acomparison of pre-and post•war periods，Economics Letters 5O

4.Magee Christopher，2003.Endogenous tarifs and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0(2003)

5.Terribile，F.and Thornton，J.，2000，The endogeneity of tarifs in a Italy，1890-1969，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0,7

6.李國學.論國際貿易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利益原則[J].財經問題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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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本身看起來是一個司空見慣的語言現象，但其背后也蘊藏著一些有趣的規律，比如考察一下全國各個城市的名字，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國共661個城市中，有593個城市的市名是由2個字組成，所占比例約為89．7％，而翻開任何一本大城市的地圖冊，就會發現大多數城市內的地名多數由3個或者更多字所組成，其中又以3個字為多。本文運用語言經濟學的理論對此現象進行一些詮釋。

二、作為制度和公共產品的語言

語言經濟學一般將語言作為一種人力資本來進行考察，而張衛國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從公共產品和制度兩方面對語言的經濟性質進行了分析。按照他的觀點，語言之所以可被視為一種公共產品，是因為從消費的角度看，語言同其他的公共產品一樣，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就像天氣預報和大眾傳媒一樣，語言使用的潛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適的條件，就會被國家或區域內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個消費者的消費都不影響其他消費者的消費數量和質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費者的消費。因此，一個國家或區域內，語言是一種公共產品。不僅如此，由于語言具有很強的網絡外部性，語言的公共產品特性與其網絡外部性還會相互強化，從而使得語言的公共產品屬性更為突出。同時，張還認為，語言作為制度分兩種情況：一是指不同語言作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種語言在發生（制度）變遷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1］。作為一種制度，語言主要規范人們的言語行為，在某種程度上，也能界定、調整人們之間權利關系或利益，進而有可能影響經濟績效。有效率的語言制度安排應有這樣的特點：如果以純粹交流為目的，在確保意義表達清晰的前提下，能使人們以最少的詞語表達出最多的信息，并且能使人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總之，作為制度，語言對交易成本有明顯的影響。下面，我們就以語言的這兩種經濟性質為基礎，對于與地名有關的語言現象進行語言經濟學分析。

三、關于地名長度的語言經濟學分析

既然語言具有很明確的公共產品屬性［2］，那么地名作為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同樣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因此可以和其他的公共產品一樣，進行產品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析［3］，這種公共產品提供帶來的成本收益不僅取決于產品數量的變化，也取決于每個產品單位成本的變化，而每個產品單位成本的變化可以粗略地由地名的長度來代替。所以我們先來考察一下隨著地名長度的變化帶來的成本和收益的變化。具體可見下圖，其中橫軸表示地名的長度，縱軸則表示隨著地名長度的變化帶來的潛在收益和成本的變化：首先考察由于地名長度變化帶來的收益變化，為此可以畫出一條GG曲線來表示地名字數的增長1地名長度均衡點的變化帶來的邊際收益，并考慮影響該曲線位置的因素。（由于是邊際收益曲線，所以GG曲線的斜率為負。）第一個影響因素是集聚或離散的程度，如果地域單位的分布是離散的話（如單個的鄉村和城市），就不會產生劃分分界線的問題。而在城市特別是大都市內部，在每個分區的內部建筑和公共設施都是團塊狀的，地名除了指稱外，還起著定位和劃分界限的問題（當然，這種劃分并非絕對清晰的），因此就產生了在地名末尾加入一個表示地貌特征的字（如灣、壩、口、崗、塝、湖等）或表示第二自然特征的字（如橋、路、廟、寺、墳、莊、園等）以輔助實現定位和劃分界限功能的潛在需要［4］，換句話說，地域單位分布的集聚程度越高，在地名編碼中增加一位的收益越大。GG曲線的位置就越靠右（或靠上）。第二種影響因素是集聚和離散的趨勢，在一個城市的內部，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居住人口不斷增多，地價從長期來看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因此土地利用越來越集約化，隨著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約化不斷發展，城市的面貌必然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并不斷產生新的地名，因此在編碼上多留出一位也是很自然的。而如果一個地域內的地理單位是離散分布的，如處于一個地區內的分離的鄉村，則由于沒有這種集聚的過程，相對來說較少在地名編碼上多留一位的需要。因此，地域單元內的集聚趨勢越明顯，GG曲線的位置就越靠右（或靠上）。第三，居住者間交易（這里交易是廣義的）的頻密程度，如果把地名的成本定義為記憶成本，把地名的收益定義為對交易成本的減少，那么，要彌補地名所含字增加一個而帶來的增加的記憶成本，必然要有相應的較大的交易成本的減少作為收益才能彌補。而這種交易成本的大幅度減少則意味著承載著這些名字的地方在頻繁的交易中，其位置作為許多人的公共知識的重要性［5］。也就是說，一個地域單位內部的人群間交易越頻繁，地名長度增加帶來的收益越大，GG曲線就離縱軸和橫軸越遠。然后可以來考察由于地名長度的增長帶來的邊際成本以及由此決定的LL曲線，同樣的，由于是邊際成本曲線，所以其斜率為正。這條曲線的影響因素比較少，主要取決于語言本身的特點。如果把GG曲線和LL曲線結合起來，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交點決定了地名的長度。如果地名長度的增長帶來的收益越高，平均來說地名就越長，反之地名的平均長度就越低。通過這一非常簡單的模型，我們可以解釋如下的一些與地名有關的現象：第一，城市的名字一般由兩個字組成，這是由以上三方面的因素決定的，首先，一個國家（或一個省份、一個地區）的各城市之間是離散分布的，而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對于離散分布的地理單位來說，從地名長度的增加帶來的收益較小。其次，城市化的推進更多地是通過現有城市的人口集聚和規模擴大來體現，而不是通過城市增多來體現，因此，較短時期內一定地域范圍內一般不會出現城市的集聚。最后，由于距離成本，城市之間的交易頻率遠不如城市內部的交易頻率高。［6］以上這種種因素決定了城市的名字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會超過兩個字。第二，對于城市內部的地名而言，完全和上述城市間的情況相反，因此，城市內部的地名大多超過兩個字。第三，省份的名字也是兩個字居多，這主要可以由第二和第三個因素解釋。由于省份的數量不會發生很快的增長，也由于省份之間的交易頻度相對較低，因此限制了其名字長度增長的需要。第四，對于離散分布的鄉村來說，雖然難以進行抽樣檢驗，但是由于鄉村的離散分布，也由于鄉村間的交易頻率會比城市間更低，因此很可能其地名的平均長度還低于城市名的平均長度。第五，實際上，在鄉村間或者在較為偏僻的荒野存在著大量未命名的地域，這是由于這些地區所承載的交易密度極低，為之命名的收益極低，因此GG曲線與LL曲線的交點極為靠近縱軸，從而使得為其命名成為得不償失的事情。

四、關于地名指稱范圍的語言經濟學分析

根據科斯的觀點，在資源配置中，光譜的一端是社會的資源配置完全整合在唯一的企業中，在光譜的另一端是完全沒有企業，資源配置完全靠市場交易實現，而在企業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相等處，就是企業規模的邊界。［7］用這個思路來考察某個特定地理范圍內的地名的話，其極端之一就是完全沒有地名，每次交易或交談中的約定或默認的地點完全由交談雙方私下確定，也就是說，唯一的地名完全覆蓋我們考慮的整個地理空間，此時這個地名唯一的作用就是與該地理空間之外的交往所用。而另一個極端就是為每一個很小的視野可以完全覆蓋的地理范圍都進行命名。那么，地名的覆蓋范圍應該怎么確定較好呢？考慮兩種成本，命名成本和地點約定成本，而地名的命名成本是隨著地名覆蓋范圍（當然這一范圍是模糊的）的減小增大，這是由于地名覆蓋范圍越小，則地名越多，相應的個人付出的地名學習和記憶成本，命名者所付出的地名確定和普及成本（以使地名和地點的對應成為公共知識），以及到該地點的引導成本就增大。相應地，每次個別交談的地點約定成本則隨著地理范圍的擴大而增加，依據這一思路，命名成本可視作提供地名這一公共產品的（隨地名覆蓋單位范圍大小而變化的）邊際成本，由于地名的存在而節約的地點約定成本可以視為提供地名這一公共產品的（隨地名覆蓋單位范圍大小而變化的）邊際收益，亦即命名的邊際收益。（這里，地名對于地點約定成本的節約功能也可以體現出地名作為語言制度的一部分帶來的節約交易成本的效果。）這樣可以仿照上一節，繪制出解釋地名覆蓋范圍的坐標圖，其中的AA曲線代表隨著地名覆蓋范圍減小而增加的命名成本，而DD曲線則代表作隨著地名覆蓋范圍減小，給當地居民帶來的地點約定成本節約，而帶來的命名的邊際收益。兩條曲線的交點就決定了均衡的地名覆蓋范圍。應該指出的是，此處被節約的地點約定成本帶來的是當地居民加總的地點約定成本。圖2地名覆蓋范圍均衡值的變化如果地名對于交易成本的節約現象越明顯，亦即DD曲線越靠左，則地名的覆蓋范圍就越小，因此可以推測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隨著居民間交易頻密程度的提高，地名的覆蓋范圍會變小。

五、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