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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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底，湖南省內已辦理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登記的返程投資企業共45家，剔除已注銷企業1家、轉內資企業2家以及參照內資企業管理的外商投資性公司再投資企業5家，當前實際有效的返程投資企業共37家。其主要特點如下:從企業規模上來看，湖南省內37家返程投資企業合計注冊資本10.4億美元，平均注冊資本0.28億美元，外方股東注冊資本合計為5.76億美元，外方平均持股比例為55.3%。規模最大的三家返程投資企業為藍思科技(長沙)有限公司(注冊資本4.6億美元)、湖南鑫未來旅游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0.99億美元)以及張家界碧桂園置業有限公司(注冊資本0.47億美元)。從企業成立(主管部門批復)時間來看，如圖1所示，從2003年2014年十年中，2006、2007以及2009至2011年為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成立較為集中的年份，其余年份企業成立數比較平均。從企業境外股東所在地來看，如圖2所示，湖南省內37家返程投資企業股東主要集中在7個國家(地區)，其中以中國香港和英屬維爾京群島最多，分別占到21家和10家企業。返程投資企業的股東所在地即境內居民在境外設立的特殊目的公司的所在地，特殊目的公司的設立集中在中國香港、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地，是由于這些國家(地區)設立企業的條件比較寬松、外匯管制少、有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并能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便于境內居民在境外的投融資行為。從企業所屬行業來看，如表1所示，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行業屬性分布廣泛，37家企業分布在24個細分行業屬性中。其中“房地產業”、“農副食品加工業”以及“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三個行業分布相對集中，約三分之一的企業分布在這三個行業當中。房地產企業資金需求量大而境內融資渠道有限，從而積極尋求境外融資成為房地產行業返程投資企業集中的重要原因。

二、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財務狀況分析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規定，境內外商投資企業每年需就各企業上年度的經營狀況及財務情況進行申報。從2014年外商投資企業外匯年報申報情況來看，湖南省當前37家返程投資企業中實際參報企業23家，綜合23家參報返程企業的年報數據，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相關情況如下:1.資產負債主要情況從總體上來看，返程投資企業資產負債規模穩步增長。2013年末，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資產合計約139.5億元人民幣，較年初增長24.06%;負債合計89.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3.94%;所有者權益合計49.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9.44%。從資產結構上來看，固定資產、貨幣資金、存貨占總資產比重較大。2013年末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資產結構中，三者占總資產的比重分別為26.33%、17.90%、15.98%。從負債結構上來看，返程投資企業的流動負債比例較高，其中應付項目是負債的主要構成部分。2013年企業流動負債占負債總額的83.91%，可以看出返程投資企業大多傾向于配置短期負債項目，其中其他應付款和應付賬款分別占負債總額的30.1%和25.3%，是負債的主要構成部分。2.企業經營主要情況從企業總體來看，企業營業收入穩步增長，但利潤水平有所下降。2013年度，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營業收入70.1億元人民幣，較2012年年增長18.1億元人民幣，增幅達34.76%，但營業成本、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和財務費用都有較大程度的上升，使得返程投資企業利潤水平有所下降，2013年返程投資企業實現凈利潤3.1億元人民幣，較2012年下降25.04%。從企業個體來看，虧損企業比例不大。參報的返程投資企業中，盈利企業為15家，持平企業2家，虧損企業6家，較2012年減少1家，虧損企業比重不大，經營情況好于湖南省外商投資企業整體情況。虧損企業中，某房地產企業反差最大，凈利潤從2012年的4500萬元下降到2013年的－2500萬元，究其原因主要是2013年房地產市場相對飽和造成其營業成本和銷售費用提升、營業收入下降。3.外方權益主要情況外方實到注冊資本及屬于外方股東的未分配利潤顯著增長。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2013年度末外方實到資本為27.03億元人民幣，較年初增長9.03億元人民幣，增幅達50.19%。年末屬于外方股東的未分配利潤為15.58億元人民幣，較年初增長1.55億元人民幣，增幅10.65%。同外商投資企業整體相比，返程投資企業的外方持股比例較低，但外方利潤分配比例較高。如下表所示，從2013年情況來看，湖南省返程投資企業的外方股東平均持股比例為46.80%，低于湖南省外商投資企業整體的平均水平，但返程投資企業的外方利潤分配比例達到89.70%，遠高于外商投資企業整體的平均水平。

三、結論及相關管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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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學的思路其實在各個投資相關的課程（比如：投資項目評估學、證券投資學等）中都有所應用，并且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教師和學生的認可。也有教師專門著文研究在各門課程中如何更有效的開展案例教學。那么，投資案例分析課程與這些單科課程教學中的案例教學有什么區別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綜合性

傳統的課程設計總是以章、節、點的方式來安排教學內容，教師在授課的時候首先就得考慮教學進度和每一個知識點的透徹分析，所以單科課程的案例教學往往是針對知識點的虛擬案例教學，主要起到輔助理解的作用，數據及內容往往較少。而在投資案例分析課程中，我們必須通過案例了解一個綜合的體系，這個體系中可能包含了若干個知識點，甚至于這些知識點是跨越了學生以前學習過的單科課程的。比如我們在一個國際投資案例分析中涉及到了投資市場選擇對企業影響的體系，這個體系下又包含了企業的資金籌措、股票波動、公司經營管理結構等等知識點。案例的綜合性有利于學生多側面、多層次、動態性的把握知識點和知識結構。

（二）操作性

如前文所說，單科課程的案例教學更多地采用虛擬數據或者節選數據，只要滿足知識點的體現就可以了，沒有更多的時間讓學生直接參與到案例中來。而投資案例分析課程本身就是學生的學習和討論園地，案例的選取能夠更加貼近學生的生活，使他們感興趣并發生共鳴。在上討論課前將案例發給學生，讓學生仔細閱讀、思考，了解案例的背景資料，實地調查、收集準備必要的信息資料，認真分析案例，充分準備教師布置的分析討論題。上案例討論課時按照教師事先制訂的討論計劃分組討論、分析，討論過程中教師給予方向性的指導，引導學生深入分析問題，教師在案例討論結束前做總結，指出案例中的關鍵點、案例討論中存在的不足和長處，提出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引導學生課后繼續深入思考。案例分析討論結束后,要求每位學生寫出案例分析報告，報告中既要有自己的觀點，又要綜合他人的觀點。案例分析的拓展由學生在課后自主完成。這樣做使學生不僅加深了對知識的理解，還能在討論中學會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

二、投資案例分析課程教學中遇到的問題

投資案例分析課程開設以來，通過近四年的教學研究、實踐和改革，我們已經初步構建起了一套教學案例庫多媒體材料，并實際運用于課程教學當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教學過程中我也發現了不少問題。

（一）案例的關聯度不足

案例是案例教學的起點和基礎，對于投資案例分析這種專門設置的案例教學課程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在以往的教學中，我們總是獨立的給出一個又一個案例，然后依據案例的內容來組織學生參與討論和分析，沒有過多的去考慮案例與案例之間的關聯性。我這里所指的關聯性主要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整體的關聯性，即各個案例之間在宏觀甚至中觀企業背景上的關聯；二是細節上的關聯性，即各個案例在數據上的關聯。

案例教學本來就要求學生能夠掌握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的方法，案例之間失去了關聯性，雖然也能夠用于教學，但是教學效果卻要受到一定的影響。首先，沒有整體的關聯性，學生就必須針對每一個獨立的案例去了解案例的背景，閱讀大量的背景材料，到了最后迷惑于材料之中而無法找到研究分析的重點。其次，沒有細節上的關聯性，學生就每個案例獨立的進行了分析計算，雖然也對案例中的知識點加強了理解，但除此以外再無拓展，不利于訓練他們的綜合分析能力。

（二）學生缺乏發散性思維

在投資案例分析教學的課堂上，我們能夠針對給出的案例通過一定的方法計算或推導出結論，但是出于教學效率的需要，我們主要分析解決問題的一般途徑或一般規律。但一般并不代表全部。很多學生往往對于問題的思考容易單一化，不了解對于同一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建議和認識，對于同一個結果或者結論可以有不同的算法，把案例僅僅局限于課堂之上，沒有把教學所要體現的效果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去。

（三）案例教學帶有了更多的考試元素

投資案例分析作為一門課程不同于其他的案例教學方式，需要以一定的考核方式來完成對學生學習效果的考察。在四年的教學過程中，我們先后采用了出題考試、提交學習報告、分組討論綜合測評等若干種方式來進行考核。但是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學生始終會把學習和考核結合起來。這種結合一方面有利于教學，至少能在某種程度上促進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但另一方面又促成了學生為了考核而學習的不良學習思想。不利于學生在更加開放的層次上接受投資案例分析課程。

三、投資案例分析課程今后的教學設想

結合前文對投資案例分析課程教學中遇到的問題分析，我認為今后我們的投資案例分析課程

教學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尋求突破。

（一）加強教學使用案例間的關聯性

在維持案例對知識點和知識結構分析提示的基礎上，合理構建案例與案例之間的關聯性，使得教學案例能夠更加系統化。初步的構想可以以一家企業作為模型，考察這家企業的投資活動，從中凝結案例用于教學。這樣，能夠使得案例有大致統一的背景元素，在數據上又能夠前后呼應，加之由淺入深的課程教學設計，相信應該可以取得較好的效果。另外，加強案例的關聯性，又有利于學生可后自己利用案例加強學習，提高綜合分析能力。

（二）加強未知結果案例的使用

過去我們往往選擇一些已經有了結果的案例來作為教學內容，不可否認這樣的案例也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理論體系，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影響了學生參與投資案例分析課程教學的積極性?，F在Internet無所不在，學生只要上網就能夠把這樣的案例查得清清楚楚，對所提出的問題的結論也早就明了于心。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這種專門的案例教學課程就沒有什么必要了，我們只要提供學生網址就好了。因此，我認為在專門的案例教學課程中應當適時地采用一些正在發生并且還沒有顯現出結果的案例。這樣，學生在通過對案例的討論加強對知識理解的同時，也可以展開自由思想的翅膀，自己主動的預測結果，并隨時關心案例標的的動態發展過程，將來在課堂之外去對比實際情況與自己預測的異同，進而回歸到對理論的研究，這樣才能較好地實現我們案例教學由實證模式走向規范模式的目的。

（三）創新投資案例分析課程考核方式

如上所說，綜合性關聯性的案例和適時動態未知結果的案例選擇必然要求我們在對應課程的考核方式上有所突破和創新。我想像投資案例分析這樣的課程進行考核，對知識點的掌握還應該放在其次，而應該把學生的參與性和表現性作為考核的重點。原因很簡單，知識點都是他們已經學習過的課程中應當考核過得，案例課程的目的并不是著眼于考察他們以前的知識掌握得是否到位，而是考慮加強學生在投資領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所以，對投資案例分析課程的考核不妨考慮直接融入到教學過程中，比如對案例討論的參與積極性、在對立觀點辯論的表現性、對分組討論結果的貢獻程度、對案例的拓展研究等等方面做出評價，然后綜合加權給出對學生在課程中的考核意見和成績，希望能夠通過這種考核方式刺激同學更多地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而不要只為了考試而學習。

當然，以上都只是我個人對投資案例分析課程教學的一點粗淺想法，很多內容還需要更長的時間去實踐和完善。有什么不對之處，也希望大家能夠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1]王世民.淺議案例教學法[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6）.

[2]鄭金洲.案例教學指南[B].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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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投資增速、比重和貢獻率變化態勢

（一）國內民間投資增幅高于國有經濟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和全社會投資增幅，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

1998年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投資領域以連續發行國債拉動整個投資需求的增長，已經取得明顯成效。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高于前兩年的增幅。同時，由于國債投資集中體現了政府公共投資的意圖，主要受益者是國有經濟，人們一直擔心民間投資被擠出或增勢減弱。事實上，除1998年國有經濟的投資增幅顯著高于民間投資和全社會投資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別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其中“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連續兩年高達28％以上（見表1）。在各類經濟成份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億元增加到5663.49億元，5年平均增速高達32.5％；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從2893.08億元增加到2998.69億元，平均增幅僅為0.7％。

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不僅高于國有經濟，也高于全社會投資的增幅。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增幅已從17.4％逐年回落為3.8％、3.5％和6.7％，而全部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別高達20.4％、11.8％、22.7％和20.3％，與國有投資增幅放緩的趨勢形成鮮明對照。

(二)國內民間投資比重接近國有投資，股份制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逐年下降，全社會投資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近幾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而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則逐年下降。1997～2001年，國有投資、國內民間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三者比重分別由52.5％、35.9％和11.6％變為

表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各種經濟類型投資增長速度（％）

注：增長速度未扣除價格因素。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計算。

47.3%、44.6%和8.1%，目前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已經接近國有經濟。

9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以較大幅度持續下降，2001年與1994年相比，這一比重降低了9.1個百分點。同期，集體經濟投資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下降3.1個百分點；而個體經濟投資尤其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分別上升了3個和11.4個百分點。國家注入大量國債投資以來，盡管國有經濟在全社會投資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總的看仍呈下降趨勢，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國內民間投資比重的變化中，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個體經濟投資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經濟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見表2）。這表明，在國債投資集中投向國有經濟領域的同時，國內民間投資也漸趨活躍，尤其是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活力最為強勁，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過對比近幾年政府直接投資與全社會投資的態勢，也可以看出投資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的趨勢。1999～2001年，國債投資（包括國債資金和全部配套資金完成的投資額）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為8.1%、8.8%、6.5%；預算內投資資金增長率也逐步下降，依次為54.7％、13.9％、13.2％；而全社會投資增長率則逐步上升，依次為5.1%、10.3%、13%。這表明，由于國內民

表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各種經濟類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國統計摘要》將2001年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合為一項（這樣其增幅和比重分別高達26％和70％以上），尚未來得及分開統計（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統計也是如此）。不少論者忽略了這一點，直接用來論證目前國有經濟投資增幅大，在總投資中的比重過高，而民間投資增長不快。表1和表2已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對國有經濟和其他經濟做了區分，可以準確反映事情的本來面貌。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計算。

間投資成長勢頭逐步加強，全社會投資增長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有所提高，接近國有經濟投資的貢獻率

由于近年來整個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它們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9％，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52個百分點，而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僅為2.05、1.83和2.49個百分點。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6.17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1.85個百分點，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上升為1.9和3.12個百分點。在其他經濟中，股份制經濟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得最為明顯，由1998年的0.96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1.98個百分點；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則由1.46個百分點下降為1.05個百分點；而聯營經濟等投資的貢獻率基本保持在0.08個百分點（見表3）。個體經濟投資的貢獻率已經略大于集體經濟。按照2001年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國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聯營經濟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合計貢獻率，由1998年的4.92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5.81個百分點，正在接近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6.17個百分點的貢獻率。這與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的貢獻率分別下降的趨勢也形成鮮明對照。

表3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百分點）

注：某種經濟類型貢獻率＝全社會投資增幅×該種經濟類型所占比重。

（四）東部民間投資已經成為本地區全社會投資的主力軍，中西部民間投資增長快于東部

分地區看，民間投資在東中西三大地區都有很大增長，在本地區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見表4）。

1993～1997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3％，民間投資占本地區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民間投資年均增長32％，所占

表4三大地區民間投資在本地區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西部包括12個省區市，1993年不包含重慶市數字。

比重則由31.7％上升到44.6％，上升12.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7％，比重由23.5％上升到32.4％，上升8.9個百分點。這一時期整個國民經濟和全社會投資的增長速度相當高，因此東、中、西三大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長勢頭也很猛，中、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勢頭都明顯高于東部地區。

1997～2000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0％，在本地區全部投資中的比重由53.6％增加到56％，上升了2.4個百分點；2000年東部地區有5個省的這一比重超過本省56％的平均水平，分別是福建（63.4％）、浙江（62.7％）、廣東（59.9％）、海南（58.2％）、天津（58.2％）。中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1％，所占比重由44.6％增加為45.9％，上升1.3個百分點。西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9％，所占比重由32.4％增加到37.5％，上升5.1個百分點。這一時期由于亞洲金融危影響和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三大地區民間投資的增長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均有所放緩，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擴大內需政策的刺激下，民間投資在不同地區仍然維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尤其是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明顯大于東部和中部。同時，在東部一些非國有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民間投資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增強，發揮了對本地區全部投資的主要拉動作用。

二、民間投資增長加快的主要促進因素

（一）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的推進，擴大了民間投資的成長空間

1998～2001年，股份制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分別高達40.4％、27.3％、63.9％和39.4％，在整個民間投資中的增長是最快的；股份制經濟投資在增勢迅猛的“其他經濟”投資中占有主要份額（由1997年的30.4％上升到2001年的63.6％），整個民間投資的加速成長實際上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拉動的。目前民間投資已經遍及國民經濟十六大行業，個體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農業和住宅方面；集體、私營、聯營、股份制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建筑業。1993～1997年，民間投資在十六大行業中的投資額及占本行業全部投資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和農林牧漁業，所占比重分別上升了15.69、12.55和11.71個百分點（中經網）。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民間投資主體特別是股份制經濟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優勢。近幾年，一些國有經濟壟斷的基礎設施領域逐步向民間投資開放，對民間投資的產業進入限制有所放寬，民間投資主體在這些領域也日益顯示著增長潛力和競爭活力。

（二）法律環境的改善激發了非公有經濟投資的積極性

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后，憲法正式確定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眾多的假集體企業紛紛摘掉了“紅帽子”，恢復了其私營企業的本來面目。據有關部門對2000多家民營企業進行的隨機調查，70％的民營企業準備與其他所有制企業進行聯營或股份制改造，愿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1999年生效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和實施細則，不再對個人獨資企業的雇工人數、注冊資金設置最低限制。關于非公有經濟的法規正在逐步制定，為此類投資主體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西部大開發對各地區民間投資的活躍產生催化作用

西部地區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投資環境逐步改善，為本地各類企業包括民間投資主體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有利的體制條件。同時，也吸引更多的東、中部各類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到西部投資，促進了生產要素流動和區際貿易的擴大。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00年11月的調查，東、中部地區有超過半數的企業已經參與或打算參與西部大開發，生產要素加快流入西部的途徑正在逐步拓寬。這不僅為西部民間投資主體帶來專門人才、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產要素，還帶來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東、中部地區的各類企業也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擴大了配置資源的市場空間。

（四）預算內資金包括國債投資為激活民間投資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近幾年的巨額國債投資正在改善不少地區的基礎設施，起到間接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另一方面,預算內資金對民間投資主體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1997～2000年，預算內資金在全社會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由2.8％上升到6.4％，用于民間投資的比重由12.1％上升到18.5％（見表5）。當然，同期，在全社會投資的各項資金來源中，用于民間投資的主要是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但是預算內資金對民間投資項目的直接支持也是不能忽視的。

表5全社會投資各項資金來源用于民間投資的比重（％）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

三、民間投資面臨的制約因素

需要指出，從增長態勢看，盡管近兩年國內民間投資增幅已經明顯回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投資的拉動；從全社會投資構成看，國有投資比重仍然偏高。2001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44.6％）仍然低于國有經濟（47.3%），股份制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各自所占比重更是遠遠低于國有經濟。2000年，中部、西部民間投資總體比重分別僅為45.9％和37.5％，當地國有經濟投資比重仍然明顯偏高（分別為54.1％和62.5％）。

無論是考慮擴張性財政政策“淡出”的趨勢，還是鑒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民間投資的發展仍然不足。民間投資主體面臨不少有形和無形的障礙。

（一）市場準入門檻仍然過高，限制了民間資本的進入廣度和深度

目前產業準入政策在不同經濟類型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別，據調查，非公有投資在將近30個產業領域面臨著實際上的“限進”障礙。主要原因是：其一，原有的無形并沒有從根本上沖破。盡管國家計委去年12月頒布了《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強調要逐步放寬投資領域，使民間投資與外商投資享有同等待遇；但是，部門、行業壟斷和歧視性的準入政策仍然存在，如銀行、保險、證券、通信、石化、電力、轎車等行業，民間資本一直難以進入。其二，有些領域雖然允許民間資本涉足，但體制導致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如基礎設施項目往往由特許公司發起，沒有實行招標制度，有資質的私企被排除在外。即使私營資本能夠參與項目，但其股份比例必須由特許公司決定，雙方地位不平等。其三，前置審批環節繁多，準入條件苛刻。與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相比，非公有經濟在投資、生產和經營諸方面，面臨更多的前置審批，手續雜、關卡多、效率低、費時長，在參與競爭的資格、條件和機會上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二）稅負不公，抑制非公有企業的投資擴張

一是雙重征稅。非公有企業除了繳納稅率為33％的企業所得稅外，還要繳納稅率為20％的個人所得稅，投資收益大大削減。二是“低國民待遇”。外資企業利潤轉增資本金或另行投資，均可按投資額的40％得到所得稅返還；國有企業享受技術改造貼息；國有、集體和股份制企業技術開發費以及技術改造投資購買國產設備可以部分抵扣所得稅，等等，這些優惠政策都將私營企業排除在外。三是稅收優惠打折扣。如所得稅減免政策，對外資企業是從獲利年度起，對私營企業則從開辦期起，而企業在開辦初期往往沒有利潤或者獲利甚微。

（三）融資渠道不暢，金融體制不適應民間投資發展需要

無論是直接融資或是間接融資，對民間資本特別是非公有企業開放程度都很低。據國家計委宏觀院的研究，中國資本市場目前已形成股票類、貸款類、債券類、基金類、項目融資類、財政支持類六大融資方式，國內外融資渠道多達數十條。但是，對非公有經濟僅僅開放了短期信貸和大企業股票融資的渠道，遠遠滿足不了各類非公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的需求。因而，它們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籌或其他投資來源。據筆者計算，從全社會投資的資金來源看，1997～2000年，整個民間投資占國內貸款的比重，僅從37.1％上升到38.2％；而占自籌投資的比重則從50.3％上升到56.7％，占其他投資來源的比重從42％上升到59％。絕大部分鄉鎮企業與私營企業的中長期投資，主要依靠非正規、小范圍的借債集資或股權融資，此類融資規模小、成本高、風險大，使投資缺乏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四）民間投資的法律保障不力，服務體系很不健全

目前，非公有企業在兼并國有企業、保護土地使用權和知識產權、明晰財產權等方面，合法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非法剝奪、損害、侵占非公有企業資產的現象時有發生，吃拿卡要、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問題尤為嚴重(據財政部和國家計委調查，截至2001年底，僅全國性及中央部門和單位的行政事業收費項目共計313項，其中涉及企業負擔的有242項。如果加上地方收費，企業負擔的各種名目收費高達數百項)，投資者信心和積極性受到挫傷。對非公有企業的行政管理多達20多個部門和單位，但在項目投資方面卻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服務機構和管理辦法。投資者在履行程序、選擇投資方向、爭取技術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務，往往造成投資的盲目性和經濟損失。

（五）自身素質較低，制約著民間資本的成長

許多非公有企業存在著管理水平低、信息不靈、人才缺乏等突出弱點，導致投資決策失誤；不能適應國內外市場變化和擴大開放的形勢，即使一些產業準入限制已經放寬，也難以拓展其經營領域和規模；一些非公有企業存在“小富即安”、甚至揮霍性消費、缺乏投資沖動的傾向，從而限制了擴大投資。中小非公有企業資信等級較低，普遍存在財會制度不規范、信用觀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廢銀行債務、企業之間欺詐頻出等問題；大部分中小非公有企業尚未建立起銀行信用檔案，再加上缺乏可變現抵押資產，致使其難以運用銀行貸款擴大投資。

五、幾點建議

第一，進一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投資限制，降低準入門檻。根據“十五”計劃和國家計委《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切實清理現行投資準入政策，在明確劃分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類政策時，應當體現國民待遇和公平競爭原則，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凡允許外商投資和國有經濟進入的領域，都應當允許其他任何經濟類型的企業進入（國家有特殊規定的除外），在持股比例上也不應人為設限。國家應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兼并、控股參股、轉讓經營權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國有資本在改制企業一般不要控股。

第二，加快改革投資體制，拓寬民間投資進入渠道。改革前置審批辦法，簡化審批程序和手續，加強對民間投資的產業引導。根據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傳統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現代服務產業的不同行業特點，采取符合市場經濟慣例的多樣化的項目組織形式和投融資形式，例如公開招標、特許經營、知識產權入股和產業投資基金等等，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這些領域。無論采取何種進入方式，都要確保各類投資主體之間的契約自由和公開、平等競爭，并且形成利益和風險相對應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

第三，加大財稅政策對民間投資的引導和支持力度。預算內資金（包括必要的國債發行）應當繼續支持民間投資，以參股或補償形式投入以民間資本為主的項目；對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公益性事業，要通過收費補償機制或財政補貼，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技改貼息應當對非國有企業一視同仁。清理不公平稅負，實行結構性的減稅政策。對國家鼓勵類產業的民間投資項目，在投資的稅收抵扣和減免、成本攤提等方面應實行與國有投資和外商投資相同的優惠。對個體和私營企業要避免重復征收所得稅。對創業階段的中小企業應當給予必要的減免稅支持。同時，嚴格治理“三亂”，解除民營企業的不合理負擔。

篇4

（一）收益和風險是證券投資的核心問題

馬柯維茨提出了以均值—方差分析為基礎的最大化效用選擇的投資組合理論。

(二）投資分散化

馬柯維茨投資組合理論中闡述的另一個重要觀點。馬柯維茨投資組合理論告訴我們投資組合的方差，并不是組合中各投資證券方差的簡單線性組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證券之間的相互關系。

（三）組合管理的目標是實現投資效用最大化

（四）我國基金公司的投資組合策略

進行一個優質的投資組合可以有效地分散并降低投資風險，使投資收益持續穩定地增長。

二、模擬股票進行收益分析

(2014年10月9日-2014年12月16日）（虛擬初始資金10億元）根據馬科維茨組合理論分散風險的原則，選取兩兩相關系數為負或者正相關較弱的股票。建倉股票選取相關性為負，充抵風險，兩兩一組。（中材節能、光大銀行）、（西山煤電、平安銀行）、（方正證券、美的集團）、（王府井、易聯眾）、（物產中大、麗江旅游）正相關性，兩兩一組。（楚天高速、長春燃氣）

（一）各時段模擬股票建倉和調倉情況

2014年10月9日股票建倉情況：10月9日建倉銀行類（平安銀行、光大銀行）、券商類（方正證券）、高速板塊（楚天高速）、金融租賃（物產中大）、能源板塊（江鉆股份、西山煤電、長春燃氣）、消費類（美的集團、王府井、吉林敖東）、科技軟件（易聯眾）、節能環保（中材節能）

（二）各階段股票建倉和調倉原因分析

1、10.9日-11.10日建倉原因

銀行業三季報出爐，因平安銀行營收增速排全行業第二名，并且10.2元的股價低于凈資產；光大銀行雖說沒有平安業績靚麗，但是2.77的股價遠遠低于3.7的凈資產，并且已有消息披露，光大集團將改革重組，改革之后光大銀行將可以實現A+H股并合并資產負債表，對公司屬于利好；新能源及傳統能源勢必會重新估值修復，頁巖氣開發新浪潮，煤炭資源相關稅費改革，中國與俄羅斯簽訂天然氣大單，建倉江鉆股份、西山煤電、長春燃氣；國家出臺一系列促進消費的改革文件，建倉美的集團、王府井、吉林敖東；三股市盈率均處于低位，有較大上漲空間；金融租賃中的物產中大建倉后由于公司重大投資事項，停牌至今；楚天高速屬于業績穩定，股價跌破凈資產，參與并購基金概念；易聯眾屬于科技概念板塊，涉及民生社保信息云服務，發展潛力巨大；

2、調倉原因

①方正證券出現股東糾紛，利空情況下在獲利27.53%左右平倉規避風險；②光大銀行因與平安銀行板塊相同，趨勢相同，故平倉；③增加美邦服飾因參股民營銀行概念，雖然3季度收入下滑，毛利率下降12.1%，費用同比增加4.74%，但是隨著四季度到來，到達銷售旺季（雙十一），零售業將達到銷售高峰，必將帶來業績上升預期；④增加麗江旅游屬于獨特稀缺資源，旅游業逐年人數創出新高，三季度收入同比增長37.78%，管理費用下降，毛利仍維持高位，投資收益增加，四季度旅游業將迎來春節高峰，必將帶來業績上升預期；⑤增加?？低晫儆诎卜酪曨l監控概念，前三季度營收106.07億元，凈利潤增幅54%，全年預計40%-60%，公司與阿里、騰訊、樂視簽署框架協議合作開發，充滿想象空間。

3、11.10日-12.5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

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證券市場表現利好消息。降息落地，銀行券商全面開花，隨著大盤上攻2900，個股方面基本全線收漲，前期漲幅接近30%的吉林敖東獲利了結，楚天高速及中材節能短期漲幅也較大，獲利了結，西山煤電，平安銀行，中金黃金均收益達到20%。江鉆股份由于前期漲幅較大，屬于追漲進入，故產生虧損，進行平倉。其余個股均盈利。

4、12月16日對股票進行清倉

總資產達到1123234475。盈利123234475。

三、投資組合業績評估

模擬股票投資組合業績評估期間為10.9-12.16日，為期兩個多月?，F對期間所有股票做整體分析。證券模擬組合總回報如下圖所周期實現12.32%收益。總回報的走勢低于滬深300的總回報，原因是因為股票持有期間沒有判斷準確，沒有持有到位。另外還有一些如易聯眾等虧損拉低了整體投資的回報率。

（一）風險調整指標的績效分析

1、夏普指數

反映了單位風險基金凈值增長率超過無風險收益率的程度。夏普指數=(平均報酬率－無風險報酬率)/標準差夏普比率越大，說明基金單位風險所獲得的風險回報越高。

2、特雷諾指數

是每單位風險獲得的風險溢價，是投資者判斷某一基金管理者在管理基金過程中所冒風險是否有利于投資者的判斷指標。特雷諾指數是對單位風險的超額收益的一種衡量方法。該指數計算公式為:T=（Rp―Rf）/βp其中：T表示特雷諾業績指數，Rp表示某只基金的投資考察期內的平均收益率，Rf表示考察期內的平均無風險利率，βp表示某只基金的系統風險。特雷諾指數越大，單位風險溢價越高，開放式基金的績效越好，基金管理者在管理的過程中所冒風險有利于投資者獲利，反之。

3、詹森指數

實際上是對基金超額收益大小的一種衡量，是證券組合的實際期望收益率與位于證券市場線上的證券組合的期望收益率之差。詹森指數所代表的就是基金業績中超過市場基準組合所獲得的超額收益。即詹森指數>0，表明基金的業績表現優于市場基準組合，大得越多，業績越好；反之，如果詹森指數〈0，則表明其績效不好。

（二）模擬數據業績評價顯示

篇5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6

論文摘要：針對人力資本組合投資模式僅定性分析職員和企業對人力資本投資行為的特點，應用博弈論進行了相應的定量分析，將貝克爾投資模式與組合投資模式相結合，建立了確定企業投資比率的計算公式，為企業進行人力資本培訓投資提供了定量的決策依據。

論文關鍵詞：投資成本貝克爾投資模式組合投資模式博弈論

貝克爾將在職培訓分為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兩種類型。一般培訓是指接受培訓的職工所獲得的知識、技能對提高各種企業勞動生產率均有用。受訓者的勞動技能提高，會提高其在各種就業機會中的工資，所以培訓成本應當由受訓者自巴承擔。特殊培訓是指接受培訓的職員得到特殊知識和技能，能夠極大地提高提供培訓的企業的生產效率，對于提供培訓以外的企業的生產效率影響不大或沒有影響。特殊培訓的費用較一般培訓高得多，但也會給企業帶來相當可觀的效益，其培訓成本應由企業承擔。由此形成了貝克爾投資模式理論。

作為貝克爾投資模式的補充，有學者提出了一種企業和職員對人力資本共同投資的組合投資模型。該模式按照“人力資本的價值”和“人力資本的獨特性”將人力資本分為四種類型：①高價值高獨特性人力資本，②高價值低獨特性人力資本，③低價值高獨特性人力資本，④低價值低獨特性人力資本。并認為①、④兩種人力資本遵循貝克爾投資模式，而②、③兩種人力資本則由企業和職員共同投資。組合投資模式僅在對職員和企業人力資本培訓投資行為特性的分析中得出定性結論，但在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中要求有定量的投資分析與決策依據。因此，本文在投資組合模式的基礎上應用博弈論分析人力資本培訓投資行為，找到合理且定量的組合投資分析與決策依據。

1人力資本的分類

本文仍采用人力資本培訓組合投資模式中的人力資本分類方式。人力資本作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資源，并不是對企業都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組織中的人力資本可以根據“人力資本的價值”和“人力資本的獨特性”來進行劃分?！叭肆Y本的價值”是指“相對于人力資本的雇傭成本，人力資本通過其技能能夠為企業帶來更大的與顧客價值相關的戰略利益的屬性”。若職員能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或創造具有更多客戶價值的產品，那他就具有高價值；反之，只有低價值?！叭肆Y本的獨特性”是指其技能的不可復制和不可模仿性。人力資本的獨特性將影響到交易成本，并直接影響該人力資本能否成為企業競爭的優勢源泉。由于獨特技能更多地是一種適用于某一特定環境的技能，企業不可能在開放的勞動力市場上獲得，對這些人力資本實行外部化將是不可行的或者將導致更多的成本，所以獨特的人力資本需要進行內部開發。相反，適用于廣大企業的普通技能，很容易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依賴于外部勞動力市場將是獲得低獨特性人力資本的較好選擇。

按照上述兩種人力資本的屬性可以將企業內的人力資本分為四類：第一類人力資本具有高價值并且是獨特的，即這些職員擁有特定于企業的技能，這些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上難以獲得，并且職員為企業帶來的戰略性利益遠遠超過雇傭和開發他們的管理成本。也就是說，該類人力資本擁有企業競爭優勢所必需的核心技能。第二類人力資本具有較高的價值，但職員擁有的技能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也就是說，其擁有的技能是低獨特性的。第三類人力資本在某種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但他們對創造客戶價值并不具有直接作用。也就是說，其創造價值的能力較低或者不直接產生價值。第四類人力資本擁有普通的技能，具有有限的戰略價值。以上四種人力資本類型與引言中提及的四種人力資本類型按順序一一對應。

2人力資本培訓投資選擇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是一門研究在利益相互影響的情況下局中人(即博弈的參與者)采取何種策略才能獲得最大效用的理論。博弈論在經濟學、管理學等領域的應用解決了許多令經典理論無從人手的問題。博弈論最主要的特點是研究相對具體決策情況而言的最優決策，即尋找相對最滿意策略而非最優策略企業和職員的人力資本培訓投資選擇的過程存在的正是一個博弈問題。

根據投資組合模型的思想，企業與職員在人力資本的投資，實際上是培訓投資過程中的博弈，可以用如圖1的博弈樹來描述。假設企業承擔培訓投資成本的比率為，選擇投資策略的概率為q；職員選擇投資策略的概率為P。通過培訓投資，企業因人力資本增加而經營效率提高所得到的利益為，職員因人力資本增加而職業生涯改善或薪酬、福利增加所獲得的利益為r。為增加人力資本而進行培訓投資的成本為c。按照組合投資模式的思想，企業承擔的成：本為CX；職員承擔的成本為c(1一)。顯然，r一c>>r一c>0，1>P、q、>0。

根據子博弈均衡的逆歸納方法，只能找到一個均衡點：企業不承擔培訓投資成本，職員承擔全部的培訓投資成本。但是，如果職員是非理性的局中人，那么在企業選擇不承擔培訓投資時，職員可能也選擇不承擔培訓投資成本，最終使企業和職員都不獲得利益。即在企業選擇不投資策略時，職員可能也選擇不投資策略來對企業進行威脅。由于企業選擇投資策略時，職員選擇不投資策略存在不承擔任何培訓投資成本的可能性，并且企業在利益驅動下也會對職員的威脅妥協，所以職員的這種潛在的威脅是有效的。就此而論，職員進行培訓投資的概率也就是職員是否為理性的局中人的概率。如果職員是理性的，那么在獲得升職、加薪或更佳的職業發展等利益的驅動下，職員將會積極地對自身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反之，則不然。不難發現，企業投資、職員不投資與企業不投資、職員投資兩種策略組合的結局，前者的結局對應貝克爾提出的特殊培訓，后者的結局則對應一般培訓。這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F實情況下，企業傾向于投資具有獨特性和高價值的人力資本，而職員傾向于投資具有一般性和高價值的人力資本。在企業和職員了解培訓屬于何種類型的情況下，他們的投資將以各自的利益為出發點，即遵循貝克爾提出的投資模式，企業承擔特殊培訓的全部成本，職員承擔一般培訓的全部成本。

然而，在不了解對方類型的情況下(包括難以歸于特殊培訓或一般培訓的情況)，培訓投資的博弈過程將如圖1所示。根據圖1中的博弈樹可以得到：

(7)式給出了企業承擔培訓投資成本的比率的取值范圍。顯而易見，由于n與m的大小關系是不確定的，且只有當m>n時，(7)式才成立，所以在實際情況下企業要首先確定m與n的大小才能決定投資比率。由于企業和職員投資傾向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斷P與q具有一定的關聯關系，且是遞減關聯的。也就是說，當P(或q)增大時，q(或P)會隨之減少。但是，由于企業與職員的投資決策過程相對獨立，他們對投資類型的判斷并不完全被對方了解，故他們的投資概率并不遵循嚴格的函數關系。

這就使得判斷n和m的大小關系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即n<m是否存在是不能確定的。不過，企業對決定n與m大小關系并非無能為力，可以制定適當的投資策略(即改變q的大小)來適當改變n的大小，從而努力使得m>n成立。

那么，在滿足(7)式的前提下，當P很大、q很小時。即職員傾向于投資、企業傾向于不投資時，m趨近于0，n將小于0，的取值也接近于0。這說明在這種投資情況下，企業在組合投資中承擔的投資成本很少，接近于不投資。同樣，當P很小、q很大時，即職員傾向于不投資、企業傾向于投資時，m趨近于無窮，n趨近于I，的取值接近于1。這說明在種投資情況下，企業在組合投資種承擔的投資成本很多，接近于全部。由此可見，通過(7)式可將貝克爾投資模式和組合投資模式結合起來。

3結論

在培訓投資的組合模式思想基礎上，運用博弈論分析培訓投資成本的組合方式，得出了關于確定企業投資比率取值范圍的計算式，并將投資組合模式與貝克爾模式結合起來。因此，(7)式為企業在人力資本培訓投資過程中確定投資策略和投資比率提供了決策依據。同時該式也體現了職員策略對投資比率的影響，反映出并非企業投資越多就越好。

篇7

一、臺灣的QFII制度：

臺灣于1990年12月28日頒布該項制度，允許外資專業投資機構自1991年起直接投資臺灣股市，規定符合特定資格條件的外資專業投資機構，可以直接申請投資臺股。最初獲準進入臺灣證券市場的外資機構投資者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中的一項：（1）若是外資銀行，它的總資產要在西方大銀行排名前500名之內，且持有證券資產總額在3億美元以上；（2）若是外資保險公司，要求從事保險業務10年，且持有證券資產總額在5億美元以上；（3）若是基金管理機構，要求公司成立滿5年，且經營證券投資基金資產總額在5億美元以上。1991年3月，臺灣核準第一家外資專業投資機構直接投資臺股。

1993年以來，臺灣監管當局不斷放寬成為QFII的資格條件：

（1）增加QFII的類別。1993年QFII主體從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拓展到外資證券商和臺灣島內證券商擁有控股權的海外證券商，1995年拓展為外國政府投資機構和養老基金，1996年包括了共同基金、單位信托或投資信托；

（2））放寬經營年限要求。1993年把可擔任QFII的外資保險公司的經營年限從不少于10年放寬到不少于5年；

（3）放松實力要求。1993年有資格成為QFII的外資銀行從總資產為世界前500名降為世界前1000名；

（4）放寬證券投資要求。1993年對可以申請成為QFII的外資基金管理機構其經營證券投資基金資產額從5億美元以上放寬到3億美元以上，1995年進一步放寬到2億美元以上。對成為QFII的外資保險公司投資證券金額的要求從開始的不少于5億美元放寬到1995年的不少于3億美元?，F行的QFII的資格條件包括：（1）若是外資銀行，它的總資產要在西方大銀行排名前1000名之內，且具有國際金融、證券或信托業務經驗；（2）若是外資保險公司，要求從事保險業務3年，且持有證券資產總額在3億美元以上；（3）若是基金管理機構，要求公司成立滿3年，且經營證券投資基金資產總額在2億美元以上；（4）對證券公司而言，凈資產超過1億美元且具有國際證券投資經驗；（5）其他機構投資者包括：外國政府擁有的投資機構、經營歷史不少于2年的養老基金、經營歷史不少于3年的互惠基金、單位信托、投資信托并且其管理的資產不少于2億美元。

臺灣QFII制度的演變情況詳見表一：資料來源：（1）LEE-RONGWANG，CHUNG-HUASHEN，"DOFOREIGNINVESTMENTSAFFECTFOREIGNEXCHANGEANDSTOCKMARKETS-THECASEOFTAIWAN"，APPLIEDECONOMICS，1999，31，1303-1314；（2）臺灣證券交易所。

在資金運用方面，一開始要求QFII將匯入資金基本上全部投于證券，1991年底允許QFII將匯入金額的10%存入3個月期的新臺幣定期存款賬戶，1992年初更允許這10%的金額可投資于距到期日3個月內的貨幣市場工具，1994年又允許QFII使用的3個月期定期存款賬戶到期后可以續存3個月，1995年將可投資貨幣市場工具的限額從10%提高到30%.1998年臺灣允許QFII投資期貨市場，2000年允許投資臺灣本土公司發行并在本土交易的可轉換債券和資信級別較低的金融債券。

當前QFII的投資范圍包括：（1）上市交易和柜臺交易的股票；（2）上市交易和柜臺交易的受益憑證；（3）政府債券、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券和可轉換公司債券；（4）定期存款、貨幣市場工具、開放式基金、以現金結算的認購或認沽權證、國際金融機構發行的新臺幣債券等。QFII的投資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除紅利部分需交納20%的預提稅外，QFII免交資本增值稅。

臺灣證券市場自由化進程將加速推進，可能在近期內取消對外資控制上市公司股權的上限設置（銀行、電訊及新聞出版類上市公司除外）。長期而言，隨著加入WTO，臺灣將最終取消QFII制度。

二、印度的FII制度：

印度的FII（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制度類似臺灣的QFII制度。1992年印度政府外國機構投資者指引（GUIDELINESFOR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開啟外資參與印度證券市場的大門。根據1995年11月印度證監會（SECURITIESANDEXCHANGEBOARDOFINDIA，簡稱為SEBI）公布的SEBI（外國機構投資者）指引規定，外國投資者必須具有專業能力、財務實力、良好聲譽、歷史業績并受注冊地金融監管當局嚴格監管，經印度證監會和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BANKOFINDIA，簡稱為RBI）批準后可取得FII資格。FII的投資范圍包括印度一級和二級市場上市證券（包括股票、債券、認股權證）、未上市的債券、印度國內的互惠基金及單位信托。FII投資單一印度公司股權上限為10%，所有FII投資單一印度公司的股權上限為24%，但特殊情況可達40%.投資所得在扣除10%資本增值稅和20%的股利與利息所得稅后可以匯出，無需進一步審批。

盡管開放程度不及臺灣，印度也不斷調整政策鼓勵機構投資。在原有的養老金、互惠基金、投資信托、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銀行、資產管理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機構投資組合管理公司、受托人、被授權人、受托代管公司的基礎上，最近FII的范圍擴大后涵蓋捐贈基金、大學基金、基金會和慈善基金等。印度證監會允許外國證券商代表注冊的FII在印度運作，外資可與印度伙伴合作設立合資股票經紀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商人銀行。FII可開立外幣帳戶和非居民盧比帳戶，兩類帳戶之間的資金流動以市場匯率結算。近年來，印度資本市場的規模和深度均因引入外國機構投資者而有所發展。

三、外國機構投資者對當地市場的影響：

有關QFII對股市和匯市影響的論戰由來已久。支持者認為，由于穩定效應和示范效應，外國投資對本國股票市場影響正面。發展中國家股市投資者以散戶為主，易追漲殺跌，不利于市場穩定。外國機構投資者注重基本分析，利于股市的深化、穩定和成熟。反對者認為，外國投資者本身是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外資的流入會托高股價，但其流出將拖低股票價格。如果沒有嚴格監管，大量而突然的外資出入會加大股市的波動。另一方面，外國投資將伴隨頻繁的貨幣兌換，不利于貨幣匯率的穩定。匯率風險的增加會影響對外貿易，并加大對沖成本。

臺灣與印度的情況均表明，外國機構投資者的進入增加當地市場的資金供給，具體情況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印度證券交易所。

截止2000年底FII在印度證券市場的累計凈投資達120億美元。

實證研究表明，外資的進出會加大本幣匯率的波動但對股市波動的影響輕微，另外，在外資流入之前，股價的波動主要由非基本因素變化引起，在外資流入之后，股價的波動由基本因素和非基本因素變化引致（LEE-RONGWANG，CHUNG-HUASHEN，1999）。臺灣的QFII總體買超，先虧后盈。外國法人從1991年4月起獲準匯入4.47億美元，其中多于臺灣股指4900點左右建倉，結果指數下跌到4000點，虧損累累。1992年外資匯入資金增為8.46億美元，但股指進一步下滑至3000點，QFII總體平均獲利率為-11.62%.1993年初，臺灣股市徘徊于3000-4000點，外資繼續吸納當地投資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績優股，并一反臺灣股市超短線進出的作風，采取中長期投資策略，且操盤人也逐步本土化，當年第4季度臺灣景氣回升，股指上升到6000點，平均獲利35.94%，結果重視基本面研究的外國法人機構成為1993年和1994年多頭市場的贏家。

QFII進入不但影響了臺灣的投資理念，而且提高了臺灣市場機構投資者的比重。

表二：臺灣投資人類別交易比重年份臺灣自然人臺灣法人外國自然人外國法人

199689.38.60.02.1199790.77.60.01.7199889.78.60.01.6199988.29.40.02.4200086.110.30.03.6200185.510.10.04.4

資料來源：臺灣證券交易所

四、QFII制度對中國的影響與對策

首先，改變市場結構、資金供求。

由于外國機構投資者的進入，我國證券市場以散戶投資者為主的市場結構將會有所改善，機構投資者占比將會逐步提高。市場資金的供應渠道將進一步趨于多元化，股票市場與外匯市場的聯動性會進一步增加，投資者將會密切注意金融監管當局審批QFII的進展情況及其對市場的影響，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會加大，外匯市場和證券市場的國際化程度會逐步提高，那些在國際化進程中進展較快的國內金融機構將在未來的競爭中贏得先機。

其次，影響投資策略與投資理念。

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的主要目標是通過短線操作獲取二級市場價差，對股票價格的漲落關注過多，對上市公司本身的經營和效益則關心不夠?？陀^地講，這種投資理念是我國特有的經濟制度和證券市場制度的產物。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券商和外國投資者進入我國，國內券商和投資者與國外的接觸日益頻繁，國際上流行的投資理念將逐漸被我國的投資者接受。投資者會更加重視上市公司及其股票的投資價值，中長期投資、組合管理和風險管理意識也將深入人心。

最后，金融創新步伐將進一步加快。

由于在國外市場上的豐富經驗，QFII對金融衍生產品研究與開發將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境內外券尚、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等在金融創新方面的競爭將進一步加劇，對風險管理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各方對熟悉國內外市場運作的高級金融人才的爭奪將迅速升級。

我們的對策：

宏觀對策：精心策劃，配套改革，逐步開放。

我國建立QFII制度，需與加入WTO的承諾條款相協調，本著金融互惠的原則選擇信譽卓著、實力雄厚的外國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適當保護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如金融業、電信業等，定期檢討開放效果，密切注意對外匯市場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根據具體情況調整相關政策，注意與外匯管理和金融監管制度協調，加快稅收制度、會計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改革。

篇8

作為一種新興產業，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業可以說還沒有起步，但是它卻已經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我國體育旅游業從1994年開辦以來，一直以30%～40%的速度上升，比一般的旅游增長要快．世界旅游組織預測:至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位體育旅游接待大國和第四位客源輸出國．另據報道，1996年，國內出游者(包括體育旅游和一般旅游)達到36．2億人次，專家預計，體育旅游將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相對于旅游業的迅猛發展，我國的旅游保險業卻相對落后．在我國每年外出的旅游者中，大約80%是自助旅游，只有20%是隨旅行社出游．而旅游意外保險作為旅游保險的主要險種，只對旅行社的游客，這就從某種程度上把80%的游客放在了“無?！钡臓顟B，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總結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現狀:體育旅游保險市場開發潛力巨大，而體育旅游保險本身卻發展緩慢．

2在我國推行體育旅游保險的必要性

2．1推行體育旅游保險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體現

當前，我國要實現“全面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而人的發展就是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全面推行體育旅游保險不但是對于人的自身安全的一種保障，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種具體體現．因此，全面推行體育旅游保險，既是我國社會進步的一項重要舉措，同時，又是我們社會文明的一種體現．

2．2推行體育旅游保險有利于促進體育旅游業的健康發展體育旅游保險的實施，不但可以消除游客旅游時的顧慮，而且有利于提高體育旅游業的服務質量，從而更好的促進體育旅游業的發展．與此同時，推行體育旅游保險也是體育旅游服務的必要環節．

2．3推行體育旅游保險是我國體育旅游事業與世界接軌的必由之路

近年來，F1大獎賽、斯諾克中國公開賽以及NBA季前賽等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紛紛登陸中國，這一切都為我國的體育旅游提供了豐富的體育旅游資源，必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我國體育旅游業的發展．而作為體育旅游軟環境的體育旅游保險，不僅為體育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和經濟保障，而且有利于我國體育旅游業形成自己的品牌，能更好地促進我國體育旅游業的國際化發展．

3推行體育旅游保險目前存在的問題

3．1體育保險體系未建立

相對于國外比較健全的體育保險體系，可以說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目前還處于萌芽狀態．因此，它在面臨機遇的同時也同樣面臨著挑戰．首先，由于體育旅游的國際化程度不斷加強，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體育保險理念和科學的管理經驗，以此來開展和推行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其次，國外已有的相關經驗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會制約我國體育旅游保險的開展和推行，尤其是目前我國已經加入WTO，國外的一些保險公司必然會對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業構成沖擊，所以我們要確立“以我為主”的思想，在結合我國體育保險實際情況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各種體育旅游資源，構建適合我國國情、有中國特色的體育旅游保險體系．

3．2游客對于體育旅游保險的認識不足

當前大部分體育旅游者根本沒有購買體育旅游保險的意識和想法，究其原因，相當一部分游客對于體育旅游的風險性認識不足，存在僥幸心理，思想上麻痹大意，缺乏對于體育旅游保險的認識等等．針對這些情況，保險公司應該切實有效的宣傳體育旅游保險，使游客從思想上認識到體育旅游保險的重要性，樹立“花小錢，買健康”的思想，變游客“要我買”為“我要買”．

3．3保險公司對體育旅游保險的重視和開發不夠

作為一個體育強國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擁有巨大體育旅游保險市場．因此，如何把這種“潛在市場”轉化為“現實市場”就成為了擺在保險公司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保險公司要放長眼光，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開發和培育好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市場，屏棄以前那種認為體育保險是“芝麻”、“雞肋”的想法，切實把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做好、做大、做強．

4在我國推行體育旅游保險的對策

4．1搞好體育旅游保險的宣傳工作

當前，游客的保險意識淡薄、安全意識薄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對于體育旅游保險缺乏了解、認識不夠，因此，保險公司要充分利用網絡、電視、廣播、報紙、雜志等傳播媒體進行有效的宣傳，還可以進行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集體宣傳，提高游客對于體育旅游保險的認知程度，提高旅游的保險意識．

4．2不斷完善體育旅游保險相關的法律法規

體育旅游保險的開展和推行，離不開良好的法制環境．要建立健全與體育旅游保險相關的法律法規，為體育旅游保險的實施創造優良的法制環境，使體育旅游保險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依法引保、依法治保、依法促保．

4．3加強與國外先進保險公司的合作與交流

在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還未起步的時候，國外的許多保險公司已經比較成熟和完善，他們有著自己獨特的經營策略以及先進的經營理念．我國的體育旅游保險業，必須要加強與他們的合作與交流，不斷吸取和借鑒他們較為成熟的經營理念、經營模式，以此推動我國體育旅游保險業的發展．

4．4完善體育旅游保險的險種，加大保險覆蓋面

當前，我國體育旅游者忽視體育旅游保險，除了認識不足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們的體育旅游保險的險種單一，體育旅游保險的覆蓋面?。虼?，作為體育旅游保險經營方的保險公司，要不斷加大對于體育旅游保險市場的研究，根據我國體育旅游市場的實際，在關注體育旅游者需要的基礎上，不斷增加和完善體育旅游保險的險種，以滿足體育旅游者的需要，在完善體育旅游保險的險種的同時，還要加大了體育旅游保險的覆蓋面，讓體育旅游者“有?？赏丁?、“險種可選”、“有保可依”．

4．5完善體育旅游保險的銷售和售后服務網絡

篇9

1998年3月,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由民建中央提交的《關于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由于立意高,份量重,被列入全國政協“一號提案”,在國內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自此,風險投資在我國開始急劇升溫,同知識經濟一樣,在我們進入新的世紀的時候,它開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我國經濟發展的大舞臺,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風險投資的戰略意義和作用

(一)風險投資的基本內涵

對國內大多數人來說,風險投資恐怕還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一提起風險投資,可能會有許多人把它和股票投資、基金投資等聯系在一起。的確,無論是股票投資還是基金投資都具有一定風險,因此給它們戴上風險投資的帽子似乎沒有什么不妥。但是我們這里指的風險投資卻有著特別的意義。

根據美國全美風險投資協會的定義,風險投資是由職業金融家投入到新興的、迅速發展的、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中的一種權益資本的行為;根據歐洲風險投資協會的定義,風險投資是一種由專門的投資公司向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成長型、擴張型、重組型的未上市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并輔之以管理參與的行為;聯合國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24個工業發達國家在1983年召開的第二次投資方式研討會上認為,凡是以高科技與知識為基礎,生產與經營技術密集的創新產品或服務的投資,都可視為風險投資;《關于盡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中認為,風險投資是一種把資金投向蘊藏著失敗危險的高技術及其產品的研究開發領域,旨在促進高技術成果盡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資本收益的投資行為。

就風險投資的實踐來看,它主要選擇未公開上市的有高增長潛力的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創新性或高科技導向的企業,以可轉換債券,優先股、認股權的方式參與企業的投資,同時參與企業的管理,使企業獲得專業化的管理及充足的財務資源,促進企業快成長和實現目標。在企業發展成熟后,風險資本通過資本市場轉讓企業的股權獲得較高的回報,風險投資不同于一般投資,有其自身的特點:繼而進行新一輪投資運作。

1高風險性,高收益性

風險投資的高風險性是與其投資對象相聯系的。傳統投資的對象往往是成熟的產品,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信譽,因而風險很小。而風險的對象則是剛剛起步或還沒有起步的高技術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它看重的是投資對象潛在的技術能力和市場潛力,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確實性即風險性。這種風險由于來源于技術風險和市場接納風險、財務風險等風險的串聯組合,因此就表現出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高風險性。在美國硅谷,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所謂“大拇指定律”,即如果風險資本一年投資10家高科技創業公司,在5年左右的發展過程中,會有3家公司垮掉;另有3家停滯不前;有3家能夠上市,并有不錯的業績;只有1家能夠脫穎而出,迅速發展,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給投資者以巨額回報,而這家企業就成為“大拇指定律”中的“大拇指”,據統計,美國風險投資基金的投資項目中有50%左右是完全失敗的,40%是不賺不賠或有微利,只有10%是大獲成功。

與高風險相聯系的是高收益,風險投資是一種著眼于未來的戰略性投資。投資家們對于所投資項目的高風險性并非視而不見,而是因為風險背后蘊含的巨額利潤即預期的高成長,高增值是其投資的動因。風險投資作為一種經濟機制之所以經受很長時間考驗,并沒有因為高風險而衰敗沒落,反而愈顯蓬勃發展之勢,關鍵是其利潤所帶來的補償甚至超額機制。一般來說,投資于“種子”式創立期的公司,所要求的年投資回報率在40%左右;對于成長中的公司,年回報率要求在30%左右;對于即將上市的公司,要求有20%以上的回報率。這樣才能補償風險,否則不會進行投資。投資額一般占風險企業股份的20-30%通常不進行控股,以分散投資、規避風險。風險投資家的目標毛利率為40-50%以上,稅后凈利潤率為10%以上,期望幾年后公司上市時以15倍以上的市盈率套現,獲取高額回報。雖然風險投資的成功率較低,但一旦成功,一般足以彌補因為投資失敗而所招致的損失,美國1996年風險投資的回報率為19.7%,英國則為42.9%。風險投資所追求的收益,一般不是體現為紅利,而是在風險資本退出時的資本增值,即追求資本利得。而資本收益稅又低于公司所得稅,從而低稅率使投資產生更大的收益。

2風險投資大都投向高技術領域

風險投資是以冒高風險為代價來追求高收益的,傳統產業無論是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還是資金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由于其技術、工藝的成熟性和產品、市場的相對穩定,其風險相對較小,是常規資本、大量集聚的領域,因而收益也就相對穩定和平均。而高技術產業,由于其風險大,產品附加值高,因而收益也高,應合了風險投資的特點,因而成為風險投資的熱點。據統計,美國1991年風險投資約37%投向計算機領域,12%用于通信領域,11%用于醫療技術,12%用于電子工業,8%用于生物技術,只有約10%用于低技術領域。

3風險投資具有很強的參與性

與傳統工業信貸只提供資金而不介入企業或項目管理的方式不同,風險投資者在向高技術企業投資的同時,也參與企業項目的經營管理,因而表現出很強的“參與性”,風險投資者一旦將資金投入高技術風險企業,它與風險企業就結成了一種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共生體,這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要求風險投資者參與風險企業全過程的管理。這對于風險投資家自身的素質要求很高,要求他不僅要有相當的高新知識,還必須掌握現代金融和管理知識,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

險資本的低流動性

風險資本往往在風險企業創立之初時就投入,直至公司股票上市之后,因而投資期較長,通常為4-8年。美國157家由風險資本支持的企業的調查資料表明,風險投資企業平均用30個月實現收支平衡,用75個月恢復原始股本價值。正因為此,人們將風險資本稱為“有耐心和勇敢”的資金。另外在風險資本最后退出時,若出口不暢,撤資將非常困難,這也使得風險投資的流動性較低。

5風險投資有其明顯的周期性。

在創始階段,企業往往出現虧損,隨著開發成功和市場的不斷開拓,此時競爭者不多,產品能以高價格出售,因而可獲得高額利潤。當新產品進入成熟期,生產者逐漸增多,超額利潤消失,風險投資者此時要清理資產,撤出資金去從事其他新項目風險投資。

(二)發展風險投資的意義和作用

1發展風險投資是適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需要

幾十年來,風險投資以舉世矚目的業績開創了美國等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成為牽引這些國家經濟、科技發展的

“火車頭”、“創新、創業、創造奇跡”的化身,也使世界經濟發展呈現出新的特征。先進工業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所在,而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又依賴于科技風險投資事業的活力。因此中國必須加緊發展風險投資事業,使中國經濟匯入世界經濟潮流,參與全球范圍的科技與經濟競爭,否則仍會處于被動的局面。

2發展風險投資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

一個科研成果從最初構想到形成產業,一般要經過研究、開發、試點和推廣四個階段。風險投資支持的重點是開發和試點這兩個階段。通常研究與開發所需資金量的比例是1:10,開發與試點所需資金量的比例也是1:10。由于這兩個階段風險較大,收效較慢,資金需求量又較多,故銀行通常不愿提供貸款,一般投資者也不愿出資支持,因此科技成果的轉化迫切需要風險投資給予支持。在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十分低下,國家科技部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有關資料表明,我國每年僅專利技術就有7萬多項,但專利技術的實施率只有10%左右,科技成果轉化為商品并取得規模效益的比例約為10-15%,而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為60-80%。雖然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很多,但缺乏風險資金的支持不能說不是一個重要原因。據原國家科委《科技成果轉化的問題與對策》課題組所作的調查表明,在已經轉化的成果中,風險投資只占2.3%,而在美國則占到50%以上。因此大力發展風險投資是加快我國科技成果轉化,實現科技經濟一體化的需要。

3發展風險投資有助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長期以來,我國的投資始終體現了政府行為,而風險投資則使投資由政府行為轉變為市場行為;風險投資公司必須獨立承擔風險,投資決策必須堅持市場導向,并善于在風險和回報之間作出優化抉擇;對被投資企業的篩選體現了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的準則;不僅如此,風險投資也有利于提高全社會資源的利用效率,因為風險投資家通過綜合評價,力求降低風險,取得最佳效益,這就會促進資源向優勢產業流動,從而也有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

二、風險投資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及對策思考

美國是風險投資發展最早的國家,以1946年世界上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美國研究與開發公司的成立為標志,目前已有4000多家,投資額有600多億美元;日本在1995年7月就創立了一個風險投資市場,聚集了1800多家風險投資合同;英國是歐洲風險投資業的“領頭羊”,其風險投資額占全歐風險投資總額的40—50%;法國于1998年7月撥款6億法郎設立了“風險投資國家基金”,以色列首席科學事務所僅1995年投向高新企業的風險投資就達5億美元。與此同時,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地區也都在積極發展風險投資業。我國的風險投資始于80年代,在國家科委和銀行的支持下,相繼成立了中國新技術創新投資公司、中國招商技術有限公司等一批早期風險投資企業。1991年國務院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若干政策的暫行規定》中指出,可以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設立風險投資基金或創辦風險投資公司,1995年和1996年則再次強調了要發展科技風險投資。最近一、二年來,特別是全國政協“一號提案”提出以來,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發展風險投資的熱潮。北京、深圳、上海、廣東、西安等地區更是抓住機遇,順應潮流,建立自己的科技風險投資業。但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的風險投資業經歷了十多年的孕育期,至今尚未形成氣候。究其原因,起步階段的我國風險投資業還存在著以下幾個問題:

1社會對風險投資的本質、運行和增值機制以及它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大作用,還缺乏正確的認識和了解。海灣戰爭使人們看到了高技術產業在國力競爭中的戰略意義,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壯大離不開風險投資的強大支撐尚未被人們普遍認同。觀念的更新才能產生行為的創新,否則就談不上對風險投資的理解和支持。

2資本弱小,資金來源單一。目前我國風險資本的主要來源仍是財政科技撥款和銀行科技開發貸款,投資主體單一。面對高新技術成果轉化須高投入,有高風險、區區本金,捉襟見肘,如1990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約需要1257.3億元,而實際投入只有188.49億元,加之市場環境制約,三五年下來,大多步履艱難。

3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政策稅收環境。由于風險投資還屬新生事物,過去在制定《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和《專利法》等法規時,尚未考慮到風險投資的運作特點,因而現行有關法律與政策在許多方面不僅未能給風險投資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有時反而構成法律與政策的障礙,例如《公司法》中關于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以工業產權專有技術作價不能超過公司注冊資本的20%”,這明顯不符合風險投資的現實情況,若能將這一比例提高至50%,則更能調動科技人員介入科技進入產業化階段的積極性。

4我國的資本市場由于種種原因還十分薄弱,不僅缺乏健全的產權交易市場和股票交易市場,而且風險投資企業上市發行股票也較為困難,從而使得風險投資的資本退出機制難以建立起來,即便是成功的投資也很難做到高額收回。資本金實力弱,后續投資無以為繼,這種狀況顯然對風險投資的良性循環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5缺少既有相應科技知識、管理經驗,又懂金融的復合型風險投資人才。

針對上述問題,我國在發展風險投資中應盡快制定出有關法規和優惠政策,使之健康發展。具體對策是:

1拓寬資金來源,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努力使民有資本在風險投資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國在解決風險資金補缺難題時,必須廣開投資渠道:原有的政府科技投資仍需保持和增加,特別要發揮政府投資的主導產業的作用及對其他投資主體的市場導向作用;原有的銀行科技貸款仍要繼續向企業發放,使之成為風險資本的一個相對穩定的來源;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和企業集團要高瞻遠矚的大膽投入,逐漸使企業投資成為風險資本的一個重要來源;采取切實措施,創造條件,吸引總量達6萬億的民有資本流向風險投資企業,使民有資本成為中國風險投資的主要來源;要充分利用香港及其他國際金融市場,加大創業投資領域吸引外資工作的力度,大力發展外資、中外合資創業基金,使外資成為風險投資的重要來源。

2制定有利于風險投資的財政、稅收和金融政策。

風險投資的迅速發展與政府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世界各國和地區為了鼓勵風險投資業的發展,都制定了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如美國政府為鼓勵風險資本的發展,將長期資本利得稅率由49%降低到10%左右,使風險投資迅猛增加。臺灣1983年頒布“風險資本條例”,公司投資于風險投資事業者,其投資收益免予計征當年所得稅。新加坡政府規定,風險投資最初5—10年完全免稅。我國也應該研究制定支持風險投資的財政稅收政策,同時,要對風險投資貸款實行優惠利率,積極探索建立風險投資補償機制,如發行高科技債券,設立高科技發展風險基金,推出高科技企業股票上市等。

3加強風險投資的立法工作,使風險投資獲得法律上的保證

篇10

國外學者對創業投資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稅收政策、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以及財政補貼等。一方面，學術界對于稅收政策的討論相對較早，內容豐富，也相對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數研究表明，稅收政策調整對創業投資的影響因具體稅種不同而有差異。另一方面，隨著創業投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理論焦點轉移到制度層面，學者們對于補貼政策的關注比較少，只見Keuschnigg&Nielsen（2002）構建起一個包含創業投資人部門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該框架下研究了投資補貼以及產出補貼對創業投資人部門的作用，發現投資補貼與產出補貼能夠激勵創業企業家的努力程度，這與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結論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轉向創業投資機制的微觀研究，構建了一個雙重道德風險模型，在該模型中創業資本家與創業投資人的努力都不可觀測，此時無法用財政補貼方式量化糾正資源的無效配置。我國創業投資發展起步較晚，雖然當前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的重點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關于財政補貼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觀分析，甚至直接納入在籠統的政策扶持定性討論中（王關義、陳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單獨的定量分析。王彥等（2001）在分析我國創業投資存在的問題時，指出發展創業投資除了拓展風險資金來源、培育多元化的創業投資主體以及完善退出機制外，還應該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為創業投資者和創業企業提供政府補助、建立政府擔保機制等。最近，李吉棟（2011）基于配置決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僅能夠增加創業資本供給，還能提高創業投資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進行的，缺乏對現實中的信息不對稱性的考慮。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會提高創業投資項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標準差，這就默認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靈”問題?？v觀國內外研究文獻，不難發現財政補貼對創業投資發展的作用機制研究相對缺乏，尤其是我國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結論比較明確和成熟，難以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和關注；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我國目前理論研究的模型數量分析技術還不夠成熟，加之國外政策扶持領域的研究也不夠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開展受到一定局限。

2財政補貼促進創業投資發展的機制研究

2.1經濟學分析：外部性傳統經濟理論分析通常把政府對創業投資的參與和支持看作是對“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糾正（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萬壽，2006；Rinetal.，2006）?！笆袌鍪ъ`”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礎上，市場經濟在其自身的運行中自發產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場失靈”是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在幾百年運行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的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個人本位和私有經濟的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個“市場”在古典經濟學家眼中幾乎是“無所不能，完美無缺”的，它具有自我調節、自動均衡的強大能力，從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到薩伊“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馬歇爾“市場自動趨于充分就業均衡的假設”，使西方社會對市場效率充滿了信心。但是這個無比“有效”的市場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一個個“失靈”面前終于失去了它“萬能的光環”。市場失效的出現使人們對市場的認識更深刻了。廣義的“市場失靈”可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微觀經濟無效率，二是宏觀經濟不穩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創業資本市場的“市場失靈”問題可以歸結到微觀經濟無效率下的外部性問題。外部性理論是市場失效理論的一個重要領域，它所揭示的矯正外部效應方法與資源配置效率密切相關。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稱為外部效應、外在性等，指的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影響了他人，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的現象?；蛘哒f，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場交易價格反映的額外經濟交易成本或收益。當市場交易導致了對第三方的影響，而價格機制又不能為之提供正確信號時，就必然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在這里價格機制的失靈導致了市場機制的失靈。正外部性的產品或勞務，由于其價格只反映了其私人邊際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會邊際收益，導致產出供給不足，從而給生產或消費者帶來了額外的效益損失，根據“黃金規則”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資源配置亦是無效率的。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正外部效應的產品或勞務的生產與消費將呈現不足狀態，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給，社會將因此而獲得凈效益。正外部效應產品或勞務的私人標準均衡和社會標準均衡對比情況可見下圖。在圖1中，當不考慮額外收益的補償時，自由競爭市場會使正外部性產品按照私人邊際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邊際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決定的均衡價格（P0）和均衡產量（Q0），來配置資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資源配置，但卻偏離了社會的最佳資源配置。這時，產量過少，價格偏低。在圖2中，當政府對額外收益進行補償時，正外部性產品將會按照社會邊際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會邊際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決定的均衡價格（PS）和均衡（QS）產量進行資源配置。這時，產量較Q0增加，價格提高。由于政府擁有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強制力，如征稅權、禁止權、處罰權以及交易費用優勢等，因而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某些明顯優勢，這也是由政府來糾正創業投資“市場失靈”的理論依據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對稱信息但是，“市場失靈”并不是政府干預的充分條件。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前提是：首先，必要條件。市場存在失靈，而政府又是為追求公共利益去彌補市場缺陷。其次，充分條件。政府的活動的確比私人的活動更成功、更優越。即政府的經濟活動在取代私人活動后，能經受市場考驗，表現出更高的效率。最后，優勢條件。政府擁有政治強制力。這使得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方面具有某些明顯的優勢。如：征稅權、禁止權、處罰權、命令權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權力監管私人經濟活動，并利用稅收和補貼來影響資源使用的動機。對政府行為來說，“市場失靈”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條件，“市場失靈”本身并不能構成政府部門干預創業投資市場的理由。因為政府干預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從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為不能增進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給那些不應當獲得這種收入的人，由此導致政府失靈。事實上，政府機構確實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沒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運轉的。低效率、決策失誤、腐敗等等，都確確實實地存在著。基于以上理論分析，財政補貼能夠促進創業投資的觀點不能僅立足于創業投資“市場失靈”本身，而應該進一步深入分析財政補貼能否確實提高創業投資活動的經濟資源配置效率。也正因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對政府扶持的微觀效率展開數理分析，特別地，該模型在不對稱信息情形下論證了創業投資市場上的政府干預是否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設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將通過構建一個簡化的局部均衡模型來研究政府設備投資補貼和產出補貼對創業投資的影響機制。假定在時間總量為1的情況下，創業企業家最基本工作時間為0＜δ＜1，δ是可觀測的，而其余私人時間1-δ無法被創業投資人觀測。如果創業企業家積極努力工作，則意味著他會私人時間1-δ里也從事于創業投資工作；如果創業企業家消極怠工，即意味著他在私人時間里會另尋私活。我們已經知道創業企業家的努力對創業投資的成功具有關鍵作用，假定創業企業家付出的努力程度為e，如果創業企業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創業企業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實現創業投資最終成功（退出）；如果創業企業家把私人時間用于兼職其他工作，即e=0，則創業企業成功的概率P=0。假定創業投資人通過提供內部增值服務a，如管理咨詢、行業經驗等可以提高創業投資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會免費為創業項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務g，如培訓、信息服務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從而也提高創業投資的成功率，體現在函數性質上即為。假定：①創業投資人接私活，即e=0時，則創業投資人提供的增值服務也無益于提供創業投資成功率，p=0；②政府對創業企業的產出補貼率為σ，設備投資補貼率為z，創業企業家的基本工資為b，初創時的固定設備投資為K，市場對產品的需求價格為Q，則創業企業的總收入為(1+σ)Q，凈利潤為(1+σ)Q-b-(1-z)K。但若創業失敗，則血本無歸。因此，創業企業的期望凈利潤為：pQ(1+σ)Q-b-(1-z)K。由于創業企業家只有創業項目，故創業資本需由創業投資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資為I=b+(1-z)K。作為對價，則創業企業總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須歸創業投資人所有。假定創業投資人提供內部增值服務需要花費a個勞動單位。其中，創業企業家的期望收益c應為機會工資加上風險溢價補償。

2.2.2不對稱信息下的契約激勵假定創業企業家面臨收益風險時為風險規避型，而創業投資人由于擁有許多的創業投資項目因而可以完全規避非系統性風險①，基本工資加產出提成模式能夠激勵創業企業家全心投入創業投資工作（呂朝暉，2005）。在給定了基本工資b與產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務支出g后，創業企業家選擇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決定了創業成功的概率。則創業投資人的最優化問題分為兩步：第一步，在給定內部增值服務水平a和相應的創業投資成功率p時，確定創業企業家的基本工資b與產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設定部分知，如果創業成功，則創業企業家總收入為sQ(1+σ)+b；而如果創業失敗，則其創業工資僅為b，但可能從私活中獲得其他收入(1-δ)w，這種情況下，創業企業家的總收入為b+(1-δ)w。其中，參與約束(PC)表示，創業企業家從事創業投資工作產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機會工資，而激勵約束(IC)表示，創業企業家全心投入創業投資工作帶來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產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況下，創業企業家的努力是可觀測的，激勵約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為：b=w，θ=0。但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參與約束(PC)和激勵約束(IC)束緊，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參與約束(PC)得。第二步，創業投資人最優化選擇要求先確定創業投資成功率p如何影響激勵相容契約的成本。創業失敗時，創業企業家有固定工資b，這并不依賴于創業投資成功率p，但p的提高會改變創業企業家在項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額。給定市場需求價格Q與產出補貼比例σ，（8）式的解決定了創業企業家的收益在項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創業投資成功率會降低其收入占比s，這是因為創業投資人通過降低來維持激勵支付θ不變。對于創業企業家而言，創業投資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風險，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時，激勵契約成本c=pθ+b所受創業投資成功率p的影響取決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對c有兩種相反的影響效應。一方面，更高的p會提高相應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項目風險降低會使創業投資人以更低的風險溢價來保證參與約束。而當彈性μ＞1時，后一種效應大于前一種效應，從而邊際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時間比重δ的上升導致道德風險空間縮小，相應的風險溢價支付也會隨之減少。

2.2.3財政補貼對創業投資的影響政府通過財政政策補貼設備投資與產出，降低了創業投資成本，促進創業投資市場的形成和創業企業的發展。財政補貼的作用機制可以分別從對創業投資人和創業企業家的影響來分析。本文把m稱為統計意義上的“創業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論述的是，政策扶持會通過降低“創業成功成本”來促進創業投資人進行創業投資，從而推動創業投資市場的形成。由（7）式與（8）式可知，財政政策只能通過影響創業投資成功率提高創業企業家的期望收益，而沒有直接的影響效應。在支付最小化問題中，由包絡定理可得。財政補貼在降低“創業成功成本”后，創業投資產業發展使得需求價格不斷降低，直至市場利潤為零。最后，盡管產出補貼不影響“創業成功成本”，但會提高創業投資人的收入，從而激勵創業投資活動，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結論。②財政補貼對創業企業家的影響假定創業投資市場上有E個創業企業家，給定創業投資成功率為p，則市場上成功的創業企業數為pE。在每個創業企業產出為1的情況下，pE即為行業產出總量。給定需求函數D(•)，當且僅當下式成立時，市場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設備投資補貼通過需求面和供給面促進創業企業家的供給，特別是在市場需求影響下，通過增加創業企業家來增加市場供給。而產出補貼由于市場價格降低，只通過需求面效應激勵創業企業家的供給。財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創業投資風險，鼓勵創業企業發展。在創業投資行業產出pE一定的情況下，若創業投資成功率上升，則所需創業企業家減少。而（16）式最后一項是通過改變創業投資人增值服務而產生的間接供給效應。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會“擠出”內部增值服務，而降低創業投資成功率。在創業投資行業產出pE不變的情況下，所需創業企業家增多。通過對（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當需求彈性大于臨界值，即η≥η*m/(m-c′)時，η*＜1，凈效應為正。如果進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財政補貼對內部增值服務的效應為負，由上述分析知，財政補貼會促使創業企業家的供給數量增加，由此市場對創業企業家的需求價格降低。綜上所述，本模型在考慮了信息不對稱下的契約激勵后指出，財政補貼政策一方面通過降低“創業成功成本”并提高創業投資人的收入激勵創業投資活動，另一方面在創業投資行業產出不變的情況下，“擠出”創業投資人的內部增值服務，從而增加提高創業企業家數量。在兩種渠道共同作用下，財政扶持將推動創業投資活動的開展乃至創業投資市場的深化。

3總體評價

本文回顧了國內外關于財政補貼對創業投資中影響與作用機制的文獻，發現多數研究停留于定性討論，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創業投資的外部性分析了財政補貼的必要性，進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論證了財政補貼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認為，設備補貼能夠降低“創業成功成本”，而產出補貼會提高創業投資人的收入激發創業投資積極性，同時設備投資補貼通過需求面和供給面促進了創業企業家的供給?；诒疚牡难芯砍晒P者認為，我國創業投資的財政補貼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體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鑒美國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業技術革新促進法》，政府可以建立類似技術創新基金的機構，專門負責按較高比例對高新技術創業企業提供各種資助和發展經費，補償創業投資可能的風險損失，從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風險資本進入高技術領域。特別地，考慮建立反向的補貼申請與審核制度，由創業投資企業根據企業實際發展需要和政策規定自行申請補貼，再由相關執行單位邀請專業人士進行評估、審核；②加強有關財政補貼政策宣傳，擴大政策的普適性，并采取措施監督落實我國當前有關稅費減免、小額貸款、培訓補貼、社保補貼、崗位補貼和資金補貼等各種優惠政策，提高政策的執行度。此外，必須建立一套相應的懲罰制度，對財政補貼過程中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記錄和處罰；③盡快完善創業投資市場的相關法律法規制度等支撐條件的建設。鑒于創業投資主要是以股權投資形式開展，為防止資本市場的投機與欺詐操縱行為，政府需制定有關法規以規范市場交易，保證投資者利益，維護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