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控政策范文10篇

貨幣政策理論概述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主要的貨幣政策理論有以下四種：

古典學派：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認為名義貨幣數量對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失業率、實際工資、實際利率、儲蓄和投資等實物變量完全沒有影響，貨幣數量的變化只能引起物價的同比例變化，因此貨幣政策對調節經濟景氣無能為力，即“貨幣中性論”。凱恩斯學派：現代貨幣政策理論的真正起點，應該是凱恩斯在1933年所發表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以下稱《通論》）一書。在該書中，凱恩斯認為，名義收入的變化可以通過利率影響實際國民收入，因此貨幣在實體經濟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時由于價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場機制無法及時有效地調整以修復所出現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對市場失衡進行修正，以減小經濟的波動。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經濟相對低迷時采用相對寬松的宏觀政策，而在經濟相對過熱時，則用相對從緊的政策來應對。隨后，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成為各國政府所倚重的經濟調控工具。貨幣學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通貨膨脹成為困擾各國政府的首要難題時，面對無法解釋通貨膨脹的凱恩斯學派，古典的貨幣數量論又以現代貨幣學派的形式卷土重來，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的論斷，更是將貨幣政策的影響力推到了一個高峰。合理預期學派：20世紀70年代，以盧卡斯為首的合理預期學派給了凱恩斯學派最后一擊，提出沒有預期的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是經濟波動的原因，有預期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完全沒有影響。

綜觀以上各學派的觀點，基本結論大致可以分為“貨幣政策有效”和“貨幣政策無效”兩種對立的觀點。凱恩斯主義認為能通過宏觀政策逆向地調節有效需求以平抑經濟波動；現代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各流派如貨幣學派、理性預期理論和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反對相機抉擇的政策，主張“按規則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場機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實踐中，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后，西方國家在凱恩斯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加強了宏觀調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紀70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綜合派無法解釋“滯脹”現象，“按規則行事”的觀點在政府的宏觀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據上風。

在我國，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逐漸深入，貨幣政策受關注的程度也在不斷提高。目前，貨幣政策已成為最受社會關注的宏觀政策，其每一次變化及未來可能的走勢，都會牽動市場的神經，產生廣泛的影響。不過，在貨幣政策越來越受到關注的同時，在理論研究的層面上，關于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息過。對于貨幣政策調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它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貨幣政策的調控邊界，以及貨幣政策操作的基調。

貨幣政策有效性相關理論研究

一、中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評價

(一)總體政策取向上配合適當。

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財政政策轉型的決定,宏觀調控由“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過渡到“雙穩健”模式。近一年的實踐表明,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均為穩中偏緊,總體上配合較為協調。

從財政政策來看,財政預算赤字由3198億元減少到3000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將由2004年的2.5%減少到的2%;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額由1100億元減少到800億元,減少了300億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反映了財政政策的穩健取向。1~6月,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完成16392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14.6%,高于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此外,財政支出結構也得到進一步優化,1~6月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分別實現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長;全國實施糧食直補的29個省份安排糧食直補資金預計也會實現13.8%左右的大幅增長。財政政策在總量上向中性回歸的過程中著力調整了支出結構。

貨幣政策總體上也屬于穩中偏緊型。(1)央行已連續第二年調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目標,2003年初制定的廣義貨幣M2年度增長率目標為21%(年中調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進一步調低至15%.(2)前5個月的廣義貨幣M2增長率一直穩定在14%左右,狹義貨幣M1還曾經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長目標。(3)央行調整了商業銀行自營性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取消了對住房貸款的優惠利率,對住房貸款利率實行同檔次的商業貸款利率。(4)信貸增長率也較上年有所回落,8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本外幣并表余額為20萬億元,同比增長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下半年開始,M2增速開始穩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趨勢,兩者的差距在拉大。雖然從M2看貨幣供給比較寬松,但M1和貸款增長情況表明貨幣政策穩中偏緊。

(二)具體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進。

1998年11月20日財政部科研所、中國財經報社、經濟科學出版社在京聯合舉辦了“改革和發展中的財政理論與政策”研討會。來自財政部、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國家經貿委、中國人民銀行等中央部委，以及國務院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研究機構、院校的專家、學者、官員及在京的20多家新聞單位的記者參加了研討會。研討會上，專家、學者主要圍繞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及影響、今后財政政策的取向、國債的運用、稅制的改革及財政職能的定位及與貨幣政策的配合等一系列實踐與理論問題展開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與會人員提交了30篇論文，限于篇幅這里只就部分會議發言中的主要觀點簡介如下。

（一）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

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及我國需求結構的變化，原有的供給制約轉變為市場需求制約，為解決需求不足，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并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會專家認為：與貨幣政策相比，以擴大支出為主要內容的財政政策時滯短、作用效果明顯，是當前可供選擇的反經濟周期重大措施。財政部綜合司叢安妮副司長對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做了介紹：（1）增發1000億元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2）中央財政通過調整支出結構增加180億元支出，專門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及抗洪救災等。（3）發行2700億特種國債用于補充國有獨資銀行資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加強對出口退稅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貿出口的增長。（5）引進國外的先進設備，調整進口設備的稅率，免征關稅或進口環節的增值稅。（6）簡并收費項目，減輕企業負擔。

與會專家認為：采取積極財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資和消費、刺激國內需求外，還能通過補充和增加建設項目資本金，為銀行擴大貸款創造條件。初步測算，1000億國債資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銀行增加配套貸款1000億元，如將投資乘數效應計算在內，預計1998、1999兩年可以拉動經濟增長2.5—3個百分點。

財政部基建司丁先覺司長還具體介紹了當前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情況和效果。他指出：從1000億元國債專項資金涉及的投資項目看，安排的2100多個項目的概算總投資超過16000億元，地方財政除承諾歸還轉貸資金外，還配套投資500多億元。從1998年的總體情況看，財政用于基本建設投資的資金，對加大基本建設投資的增加幅度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對于進一步改善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狀況，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環境和基礎條件十分有利。

強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投資增長很快擺脫了1998年初的低迷狀況，從下半年開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產業投資比上年同期增長35.6%；第三產業投資比上年同期增長32.5%.從地區分布看，呈現東部地區主導，西部地區增長突出的特點。

［摘要］近兩年，中國的樓市一直處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中，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度雖有下降，但價格卻沒有明顯的回落，各大城市房價依然一路高走，宏觀調控要何時奏效？對宏觀調控的政策和措施本身進行反思尤為重要。

［關鍵詞］宏觀調控；房地產調控政策；政策的可行性論證

一、問題的提出

2006年初以來，中國的樓市再掀調控之風，但從全國來看，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度雖有下降，價格卻沒有明顯的回落趨勢。7月份，國家統計局公布了兩組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7694.59億元，同比增長24.2%；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5.6個百分點，漲幅回落3.3個百分點。雖然上半年的房地產開發投資增幅明顯低于31.1%的同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但房地產開發投資依然繼續保持著增長的態勢；雖然商品房價格的漲幅總體趨緩，但部分城市房價依然在漲，2006年6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5.8%，環比上漲0.7%，同比和環比漲幅均與上月持平。部分城市房價上漲仍然較快，8個城市新建商品住房價格同比漲幅超過10%，19個城市月環比漲幅超過1%，廣州等城市被國家發改委列為房價漲幅較大的七個城市之一。從國務院九部委聯合“國十五條”至今，已經有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了，宏觀調控也進行了將近兩年，各地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走勢已經成為判斷這一輪宏觀調控成效的關鍵因素。但從目前地方和國家的統計數據來看，各大城市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價格依然一路走高。在宏觀調控進行了兩年后，房價仍不斷上漲？我們不得不對調控的政策和措施本身進行反思，有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筆者主要針對房地產經濟政策實施的可行性分析及評價問題，結合現行政策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

任何一個單位或個人，面對一個項目，無論大小，均離不開大量的市場調研和實證分析論證、實施中的實時監控和事后的評價。如果將房地產經濟政策作為一個項目來考慮，作為政策的制定者，面對比單個項目更重要更宏觀更復雜的市場，則更需要進行系統和準確的實證性分析、可行性論證及政策效果的分析和評估。這中間需要精確的統計數據的支撐，定量化的分析手段和測算工具，相關專家及智囊團的科學分析論證。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宏觀調控政策更為科學合理，以適時適度地發揮調控經濟的作用。

二、房地產市場的調控目標與效應

本文認為，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為認真貫徹落實房地產調控政策，根據省建設廳《關于印發<20*年全省房地產調控政策執行情況檢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建監發〔20*〕1*號），現制定如下實施方案：

一、工作重點

（一）切實調整住房供應結構

1、開展住房調查和制定實施住房建設規劃落實情況。重點是住房調查情況；住房建設規劃的編制和公布、備案情況；今明兩年普通商品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廉租住房建設目標、規模、項目布局、進度安排的落實及公布情況。

2、新建住房結構比例落實情況。貫徹落實國辦發〔20*〕37號文件及建設部等部門《關于落實新建住房結構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見》（建住房〔20*〕165號）落實情況；20*年6月1日起，新審批、新開工的商品住房，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經濟適用住房）面積所占比重落實情況；20*年6月1日后，已審批但未取得施工許可證的商品住房項目清理和套型結構調整情況。

（二）稅收、信貸、土地政策落實情況

【摘要】本文以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了貨幣政策調控對出版行業上市公司銀行借款與商業信用等債務融資的影響問題，結果發現，當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基準利率上升，貨幣政策趨于緊縮時，出版行業上市公司的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等銀行信貸融資都會下降，而公司商業信用則會上升發揮替代銀行借款的作用。因此，出版行業上市公司，應高度關注國家宏觀經濟狀況與貨幣政策調控的變化，努力拓寬各種融資渠道，還要與商業銀行維持良好的銀企關系，建立長期合作機制。

【關鍵詞】貨幣政策;出版行業;融資;銀行信貸;商業信用

隨著出版市場的逐步開放，以及資本市場的日趨成熟，我國出版行業的融資規模也呈不斷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市場體制轉型之后，出版企業紛紛轉型為自主經營的企業，融資來源也由基本靠財政撥款轉變為主要依靠自身籌集資金，拓寬融資途徑。但是，不可否認，出版行業融資渠道還比較單一，融資環境仍比較脆弱，當外部的經濟形勢或國家的宏觀政策發生改變時，企業的外部融資渠道和融資數量必然受到影響。因此，本文將基于出版行業上市公司數據討論貨幣政策調控對出版行業債務融資的影響，并分析其可能的后果及應對策略。

一、理論分析

（一）貨幣政策與銀行借款融資。Bernanke和Blinder（1988）在CC-LM模型中對銀行借款渠道如何傳導貨幣政策進行了探討。銀行借款渠道主要討論了貨幣當局利用貨幣政策影響商業銀行的對外放貸水平，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的機制。一般來說，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通過中央銀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再貸款率來減少對商業銀行可貸資金供給，如果商業銀行不能通過其他融資渠道來抵消可貸資金的減少，就不得不削減其對企業的貸款，最終將減少企業的投資，導致經濟增速的放緩。由于資金的供給者和需求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商業銀行的出現可以緩解信貸市場上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所以商業銀行在整個金融體系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特定類型借款人的融資需求只能通過銀行借款得以滿足，銀行借款與其他融資渠道不可完全替代，只要沒有其他融資來源和融資方式來替代銀行借款，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借款渠道就會按照以下方式發揮作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會減少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和吸收的存款，從而減少銀行可發放貸款的數量，因為許多借款人依賴銀行貸款為其活動提供資金，因此貸款的減少必然會導致投資支出（和可能的消費支出）的減少。由此貨幣政策的影響可表示為：M↓→D↓→L↓→I↓→Y↓自從Bernanke和Blinder（1988）提出的銀行借款渠道強調了貨幣政策傳導中貸款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后，商業銀行等存貸款機構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特殊角色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此后，圍繞貨幣政策是否能夠通過影響銀行等部門的貸款供給量，進而影響借款人的信貸可獲得性并最終影響產出，有大量文獻基于公司融資行為的視角檢驗貨幣政策傳導的這一效應，一般做法都是結合緊縮期公司銀行借款如何變化來考查。比如Hann和Sterken（2002）利用歐元區國家和英國企業的面板數據，得出貨幣緊縮時短期銀行借款率減少的同時長期銀行貸款率上升的結論，說明短期利率上升，企業銀行借款的期限結構會由短期向長期調整；Bhaumik等（2007）則通過對貨幣政策影響印度上市公司債務結構的研究，發現貨幣緊縮，利率水平上升會減少短期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二）貨幣政策與商業信用融資。2000年之后，商業信用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開始受到重視，現實中，企業不僅可以通過商業銀行等正規的金融機構獲取資金，也能夠通過其上游供貨商獲得資金支持，這就是企業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從供應商那里獲得的商業信用融資，其實也可以把商業信用融資看作是銀行借款的一種替代。Nielsen（2002）的研究表明在貨幣緊縮期小企業會增加其從上游企業那里獲得的商業信用；利用公司面板數據，Atanasova和Wilson（2003）發現在貨幣緊縮期，受銀行借款約束的企業比例會大幅度上升，這些企業會是用商業信用融資來替代銀行借款融資。魻zlü和Yal觭覦n通過比較企業對商業信用和銀行借款的獲得與使用，發現貨幣緊縮期那些易遭遇融資約束的企業會使用更多的商業信用融資來代替減少了的銀行借款。國內對貨幣政策與商業信用的研究相對較晚，石曉軍等（2009）以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為樣本，也證實了當中央銀行實行緊縮銀根的貨幣和信貸政策時，商業信用就會作為體系外的“融資”補充進來。陸正飛和楊德明（2011）則使用中國1997～2008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進行研究，同樣發現在緊縮性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我國上市公司債務中商業信用的大量存在也符合替代銀行借款的特征。

二、研究設計

一、住房需求與貨幣政策

(一)住房需求與實體經濟

1.經濟主體的多元化使得住宅需求日趨多元化。按購房主體可分為國外需求、本地需求和外來需求；按購房動機與目的可分為自住需求和投資需求，自住房需求還可細分為因拆遷、結婚離婚、家庭小型化、進城務工、為子女上學、就業形成的剛性需求和收入水平提高帶來的改善型需求等(見表1)。

2.收入增長與住房需求。從對住宅需求的細分可以看到，中國住宅市場正處在一個改善性需求和剛性需求的集中釋放期，其中，改善性需求的增長主要來自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自1999年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持續強勁增長周期，GDP年均增長率9.4%，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9.6%，這為人們改善居住條件，賣舊房、買新房奠定了基礎。

3.城市化、嬰兒潮與住房需求。1978年改革之初，中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只有18%，到2007年達到44.9%，城市化率年均增長0.89個百分點，而近10年城市化進程加快，年均增加1.4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每年新增城市人口近2000萬。這種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城市化中所未曾有過的，由此誘發的剛性需求也是顯而易見的。

4.除人口數量外，人口結構也是影響需求的重要因素。自建國以來，我國共出現了三次“嬰兒潮”，1963～1974年第二次“嬰兒潮”和80年代后期出生的第三次“嬰兒潮”，使得未來15年我國25～35歲和35～45歲人口占比重上升，當這些年輕人步入成家立業年齡，購房就成了必然的選擇，將進一步加大住房的剛性需求。

摘要：房地產業是目前我國的支柱產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房地產業的良性循環必然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因此，國家對房地產業的宏觀政策的正確與否，直接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能否健康的發展。而這一切都取決于在房地產市場中各利益集團的相互博弈。

關鍵詞：博弈；房地產；調控

從1979年廣州市東湖新村6萬平方米外銷商品房的興建算起，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歷程。而1998年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則將這一歷程清晰地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之前，國家主要實行福利分房制度；在此之后，住房分配貨幣化逐漸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中央政府實行這一政策轉變的初衷主要是向城市低收入者提供負擔得起的經濟適用房，并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以經濟適用房為主的房地產市場供應體系。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銀行違規放貸現象突出，致使房地產業成為“空手套白狼”的暴利行業，土地的出讓也自然而然成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來源。加之各種房產投機炒作行為得不到有效遏制，房產泡沫愈演愈烈。為了遏制房價高漲，國務院先后于2005年和2006年出臺了八條意見、六項措施調控房地產業，并于2007年出臺了針對外資投資房地產的“限價令”。不幸的是，這些措施的出臺并沒有遏制住日益走高的房價，中低收入者依然只能望房興嘆。直至2008年，不期而至的經濟寒潮使部分城市的房地產市場進入了低迷時期，房價才有所回落。但是好景不長，出于刺激經濟的目的，國家于2008年和2009年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房地產發展的措施，如降低貸款利率和首付比例、延長貸款期限、公積金貸款額度提高甚至取消、商貸轉公貸、降低或減免契稅、直接給予消費者購房補貼、二套房政策放寬、取消印花稅等等，這在某種程度上又推動了房價的上升。而2010年被稱為針對房地產“史上最嚴調整政策”出臺的一年。先是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簡稱“國十條”），明確提出暫停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隨后又出臺鞏固樓市調控成果措施（簡稱“新國五條”），再次重申“首付貸款比例不低于30%”、“停發三套房貸”等政策。然而，高強度和高密度的調控措施并沒有阻止房地產市場的回暖。據國家統計局的公告顯示，從2010年9月開始，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已連續四個月呈上漲趨勢。截止2010年12月份，同比上漲6.4%，環比上漲0.3%。

房地產市場之所以會出現居高不下的現象，除了調控政策的合理性之外，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國家實行調控過程中，各方利益存在著互相博弈的過程。本文接下來就將對房地產調控中博弈的參與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開發商、消費者進行分析。

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

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在貨幣經濟學理論文獻中指貨幣當局運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與政策手段制定的貨幣政策，通過特定的傳導機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程度，即貨幣當局通過貨幣政策的實施能在多大程度上達到預定的貨幣政策目標。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F階段大規模的短期資本涌入、巨額貿易順差使得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連續多年持續雙順差，內外失衡時的貨幣政策有效性受到影響，干擾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和央行貨幣沖銷的效果。為了應對當前形勢，中國人民銀行頻頻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在金融市場不健全、利率市場化緩慢推進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政策工具的選擇余地很小，必然限制貨幣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一、研究文獻回顧職稱論文

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應考慮在具體貨幣政策操作中，實現最終目標的程度和時滯，及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因素。陸軍、舒元(2002)采用兩步OLS方法考察了我國貨幣政策對實際產出的影響，實證研究表明貨幣政策在我國有效，同時預期到的與未預期到的貨幣都影響產出，貨幣政策對產出在10%的顯著水平上存在非對稱性效果[1]。彭方平、展凱、李琴(2008)應用非線性STSV

AR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以金融機構存貸差為流動性過剩度量指標顯示，自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明顯處于流動性過剩狀態。流動性過剩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對物價水平的調控能力，但貨幣政策對實際產出的影響能力，反而有所加強[2]。譚旭東(2008)基于政策時間不一致性模型得出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與政策的可信性之間密切相關，隨著貨幣政策可信性的提高其有效性也會相應提高，因此央行實行有規則、透明度高、連貫性強的貨幣政策最優[3]。徐亞平(2009)基于理性預期理論分析得出穩定和引導公眾的通脹預期對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義[4]。殷波(2009)引入投資的時機效應和資產價格波動，對一般最優利率政策模型進行擴展，通過理論分析和經驗檢驗得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低效率的原因在于央行制定利率政策時忽略了投資的時機效應和資產價格波動，從而使利率政策對宏觀經濟變量系統性的反應不足，導致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效果不佳[5]。范從來、趙永清(2009)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自1998年以來外匯儲備變動是貨幣數量M1變動的決定性原因，貨幣政策喪失部分自主性，但VEC模型顯示我國貨幣政策自主性并沒受到系統性制約[6]。在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中，Cover(1972)通過考察美國二戰后的季度數據得出，正的貨幣沖擊對產出的增加幾乎沒有作用，而負的貨幣沖擊對產出則有明顯的減少作用[7]。本文基于央行資產負債表的結構變化與宏觀經濟運行效果，運用VAR模型驗證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因素，最后總結歸納優化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建議。

二、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分析

通過分析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可以更好地了解其資產業務和負債業務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進而把握資產業務和負債業務在宏觀經濟調控中如何發揮功效[8];了解央行在連續時間段內，其資產負債業務量上的增減變化及資產和負債項目中子項目變化對各自項目的影響，從而分析貨幣政策工具實施的有效性;通過資產負債表結構和項目的變化，對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狀況及發展變化的未來趨勢加以分析和預測，形成央行貨幣政策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