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直接投資范文10篇

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是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密不可分的。

（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一、影響因素綜述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口活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對歐洲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2013年起中國對歐直接投資高速增長，每年投資企業都超過100家，2016年直接投資總額超過350億歐元，同比增長高達77%。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尤其使南歐國家顯著受益。2016年，希臘議會批準了中國遠洋海運集團與希臘政府簽訂的收購希臘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數股權的協議。該協議金額高達43億歐元，是“一帶一路”倡議推進過程中的重要經濟成果，是迄今為止中國在歐洲進行的最大一筆對外直接投資項目。2011年，中國三峽集團以26.9億歐元的價格購買葡萄牙電力公司21.35%股權，為進一步開拓南歐新能源市場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做出巨大貢獻。2014年，國家電網公司以21億歐元收購意大利能源網公司35%股權，成為意大利輸電網和天然氣輸氣網市場的重要力量。這三項具有代表性的項目表明我國企業對南歐能源市場的重視。中國已成為對地中海沿線國家的跨境投資強國。目前，關于中國對南歐國家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及策略的相關問題仍未得到足夠的關注。我們選取南歐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四國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一方面，南歐四國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最為集中的目的國，具有代表性意義;另一方面，四國數據資料較為完整，有利于對我國向南歐的資本輸出策略進行全面比較研究。本文通過收集國內外數據資料，嘗試從南歐主要發達國家入手，分析中國對南歐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影響和差異化投資策略，以期為中國企業拓展南歐能源市場提供有益對策建議。

二、中國對南歐主要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及成因

中國對歐洲的對外直接投資始于21世紀初。相關數據表明2008年之前，中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非常有限。南歐國家的保護主義經濟政策是造成這一時期中國在該區域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歐大多數國家被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劃分為“隨和的重商主義”國家，與我國的經濟交往相對較為保守。(一)中國企業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隨著金融危機爆發，南歐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對我國企業保持市場開放政策，為中國企業在南歐投資提供更多優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臘兩國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變化最為明顯。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從我國中聯重科對世界混凝土機械公司三巨頭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億歐元的并購投資項目中獲益。同年11月，我國中遠集團完成45億歐元的希臘港口投資項目。中國聯通對西班牙電訊的投資也使西班牙成為我國直接投資的重要目的國。2011年，中國對葡萄牙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金額高達30億歐元。南歐四國成為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中國對南歐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盡管起步晚，但過去五年增長穩健。我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占中國對歐洲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增長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同期我國對歐盟投資的23.5%。近年來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也幫助南歐發達國家躍居歐盟資本輸入大國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歐盟成員國中接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0強國家。希臘的名次也升至歐盟第15位。近兩年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情況表明，未來幾年四國的地位還將繼續上升。(二)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成因。中國近年來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是內外兩個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我國對歐直接投資的內部因素看，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等對外直接投資鼓勵政策成為推動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南歐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經營活動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國對歐盟和南歐的區域對外直接投資動力中，來自歐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資接收國的國民收入增長、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對外開放度和自然資源稟賦、雙邊貿易關系以及南歐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盡管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普遍呈現高速增長趨勢，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方向在四國間也表現出差異化特征。十四年來，我國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差異明顯。第一，中國對希臘和意大利的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業，但中國對希臘交通運輸業的投資占比高達95%，而對意大利的投資則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業。第二，我國對葡萄牙投資一直以來主要集中在能源業，但近幾年也呈多元化趨勢。2014后中國對葡萄牙投資轉向金融業、醫療服務業和生物科技。從行業分布看，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領域:交通運輸、能源、科技和金融。這一戰略投向與我國對歐盟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向有一定差異。中國企業對歐盟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行業分別是:能源、汽車與交通運輸、農業、房地產。中國在信息和通信技術、運輸、金融與及商業服務領域對歐盟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放緩。中國對南歐四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與歐盟整體形式差異較小。國有企業仍是中國在南歐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傮w而言，在我國對南歐的區域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中，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超過以并購方式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主要是由于南歐國家的單位勞動成本較低，更易于我國企業采用設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但中國企業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與對歐盟的整體直接投資形式一致，并購方式均多于設立境外企業方式。四國中，我國企業只有對希臘的直接投資項目采用設立企業的形式多于并購形式。

三、中國對南歐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差異化策略分析

(一)對傳統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分析。與歐洲其他國家類似，南歐四國的能源業也表現出“三高兩低”的特點。南歐傳統能源行業的國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資準入門檻高。這些特點進一步造成南歐國家能源市場效率低，國際化程度低。歐盟的成立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扭轉了這種局面，推動南歐能源業的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進程。中國對南歐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高速增長決定于以下三個方面因素。第一，多數南歐國家在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后開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場在內的國有資產結構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臘和葡萄牙先后出臺市場化改革政策規定，有利于我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南歐能源市場的競爭。第二，南歐市場形勢的變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調整相適應。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引發國際經濟形勢變化，我國開始調整自21世紀初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戰略。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更加強調海外直接投資的效率，回報率更高的項目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首選。中國積極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戰略，對國有和民營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給予鼓勵和支持。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以來，南歐工業化國家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受益更多。我國能源企業通過投資南歐尋找更廣闊的機遇，融入國際能源市場，以優質產品和服務，提升自身的國際競爭優勢。中國企業對南歐能源市場的直接投資活動表明，我國對南歐的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具有差異化的特點。這種差異化戰略源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形成機制廣泛性，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格局涉及多部門、多產業、多區域的參與。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聯合促進了我國能源企業對南歐能源業投資的蓬勃發展。第三，中國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促進了企業對海外綠色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中國對經濟可持續增長日益重視，逐步擺脫對傳統高污染能源和傳統能源供應渠道的依賴。我國能源戰略的“綠色”轉型直接影響到全球能源市場，給南歐等經濟發達區域能源產業的轉型帶來挑戰和機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國就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資國，2014年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高達833億美元，遠遠超過以383億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國。我國公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和《能源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4－2020年)》將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國內外投資作為重要發展目標?？稍偕茉磳ν庵苯油顿Y進入我國中長期發展規劃。以上因素為中國對南歐能源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有利條件，將南歐四國發展成為我國能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接收國。我國的投資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其中戰略投資占主導地位。盡管近年來我國在南歐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投資仍較為分散，總體戰略趨勢較弱。此外，我國民營企業在該區域的戰略投資有限。中國對南歐對外直接投資戰略主要以開拓市場和尋求高價值資產為目標。我國企業近年來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資體現出這種戰略目標。對意大利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企業開拓地中海區域市場，而能否進入西班牙市場也間接為拓展拉丁美洲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多數集中在南歐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區域，而投資于不同行業也體現了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目標的差異化特點。中國對南歐能源業直接投資最主要的接收國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對兩國能源業的直接投資超過對南歐區域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95%。我國對葡萄牙的直接投資占葡萄牙能源業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高達90%。除上述三個決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國有資產重組和私有化過程也是我國對葡萄牙能源業直接投資高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網公司的股價下降，為2012年國家電網并購其25%的股份創造了有利條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場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分析。中國對南歐可再生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不同的趨勢。對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占我國對歐盟可再生能源業投資的12%，兩國成為我國企業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在南歐地區的最大對外直接投資國。相反，我國企業對希臘和葡萄牙兩國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相對滯后。中國對意大利、西班牙兩國可再生能源對外直接投資幾乎全部集中在太陽能產業。對西班牙的太陽能產業投資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業。相比之下，由我國華銳風電等企業投資的西班牙風能市場上投資項目較少，規模有限。投資意大利太陽能產業的企業包括賽維、尚德、英利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于太陽能產業主要是由于我國企業有傾向于太陽能產業的投資傳統，與風能相比，企業更熟悉太陽能市場。同時，意大利、西班牙兩國相繼出臺的對太陽能產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寬松和優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雖然希臘、葡萄牙兩國也為投資于本國可再生能源業的外國資本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但中國對這兩個國家的投資相對較少。多數投資都集中于風能產業，如華銳風電投資希臘PPC公司項目、三峽集團投資葡萄牙電力風能項目等。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業方面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資水平明顯高于對希臘和葡萄牙兩國的投資，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臘、葡萄牙兩國國有資產的私有化重組的時機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兩國，這是造成中國對新能源業對外直接投資策略在南歐四國間的這種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兩年，希臘、葡萄牙兩國的新能源市場始終把持在壟斷勢力較大的幾家國有和混合所有制企業手中，造成外資進入阻礙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風能產業在發展程度上和體量兩個方面都遠遠優于太陽能產業，這種自身條件限制了我國優勢太陽能企業對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造成整體投資水平較低的局面。第三，中國風能企業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所運用的方式方法較為保守。我國風能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采用的是投資合作建廠的傳統方式，這種投資方式的項目規模較小，發展速度緩慢。對于太陽能產業發展滯后只能在風能領域吸引外資的希臘、葡萄牙兩國，降低了我國資本的進入規模和速度。中國在傳統能源業和可再生能源業方面對南歐四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資形式上也存在差異。中國在意大利和葡萄牙兩國能源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采用并購的方式，較少采用設立境外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相比而言，對希臘和西班牙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則更多采用設立境外企業的投資方式。這種在投資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國對四國投資領域的不同造成的。傳統能源業的投資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購，而新能源領域的投資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較低的設立境外企業的投資方式。中國企業對意大利、葡萄牙兩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多集中在傳統能源業，而對希臘、西班牙兩國的投資則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業，從而造成我國在四國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上出現的分化。

我國對外投資的增加是我國市場經濟同國際市場接軌的一種標志，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開放程度不斷上升，人們對于對外投資的興趣也越發的濃厚。本著同國際市場逐步接軌的戰略規劃，我國對于對外投資的行為予以在政策上的支持。要發展對外投資，需要對我國對外投資的現狀有所了解。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我國對外貿易的經濟行為大多還停留在貨物出口和技術引進方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國際資本和外商對于我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功不可沒。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以及全球一體化的經濟形勢。我國企業和資本需要更多的發展空間和對外貿易的途徑。為此，在資本流通的動因上，我國已經初步具備了發展對外投資的前期條件。

1、我國貨幣的穩定和升值在美國信貸危機對國際市場產生了嚴重的沖擊以后，國際市場內的原有投資者的投資能力出現了問題。而我國人民幣在貨幣穩定和升值上的潛力被許多金融運作者所相中。隨著人民幣的穩步升值，對我國外貿投資產生了巨大的動力。由于美元在國際市場當中穩定貨幣的地位下降。使得在國際市場當中人民幣的購買力和儲藏價值穩步上升。而我國貨幣的升值帶動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流通的價值也就隨之上升了?？偨痤~為我國對外投資提供相當良好的環境。

2、我國工業化生產的需求隨著我國工業化事業的逐步發展，工業生產對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也在不斷的增加。而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對于擴大我國國內能源開采的行為不予提倡。這時，投資國外能源產業，特別是國際發展中國家的能源產業對于我國工業化的發展和進程都有著很好的經濟效益。同樣的，通過對外投資專業我國國內多余產業的重復建設與優化我國產業鏈條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3、貿易摩擦。近些年來，我國對外貿易的摩擦在不斷上升。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開放，我國特色企業在國際市場當中出色的競爭實力被各國所關注。這導致近幾年來國際市場當中對于我國的貿易壁壘逐漸增多。如何減少對外貿易當中摩擦，將產業生產轉移到國外進行是良好的方式。不僅能夠保證我國貿易出口產業的良好發展，同時也能夠為國內市場創造更為開放和先進的競爭環境，保證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當中的穩步發展。

對外直接投資指一國的企業作為投資主體,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業投資。它主要是指一國對其他國家進行的建筑工程、機械制造等實業投資,而不是投資于他國的股票、債券等間接的證券投資。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一國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與產品銷售的一個主要推動因素,成為除貿易之外的另一條國與國之間聯系的重要紐帶。

如今各國都已意識到不能只依靠本國的資金、資源、技術和市場來謀求發展,而應理性選擇扶持和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來獲取相應的市場效應、資源效應、出口效應和國際收支效應,提高本國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體說來,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給一國帶來如下的效應:

(一)有利于投資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從邊際產業(即在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次進行,通過這種方式將國內的比較劣勢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這樣,一方面,投資國減少邊際產業的生產,可以騰出更多的資源擴大比較優勢產業的生產和出口,使投資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新的變化;另一方面,投資國利用投資獲利來補充、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能實現其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源,都會遇到資源約束問題。世界經濟一體化要求各國立足全球,把國內外的自然資源、資本、技術、經濟管理、人才等有機結合起來,而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利用本國和他國不同資源與要素優勢、在國際間實現資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與合理流動、獲得更高利益的極其有效的途徑。

(三)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利用外資。無論是政府的對外直接投資還是企業或私人的對外直接投資,均起到了“杠桿”作用,以少量的國內資本來獲得更大數量的國際資本。一國企業到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使用的資金,除了本國的外匯資金和設備外,還包括在東道國資本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籌措的資金,特別是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優惠政策進行融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外直接投資是一種特定意義上的利用外資,是一條新的融資渠道,是在國際市場上主動尋求與外資的結合,是利用外資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資的場所在國外而不是在國內。

(四)有利于鍛煉和培養一批跨國經營的專門人才。對外直接投資成功的關鍵之一,是需要足夠數量的精通外語、熟悉法律、財會、金融等業務的國際化投資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養有多種途徑,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關培訓機構培養及培訓專業管理人才、吸引留學人才和聘請國外專業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徑是投資企業派出人員到國外培訓和直接參與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摘要：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經濟戰略，為我國的國有企業對外進行直接投資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國國有企業應該抓住機遇，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進行友好往來，互利互惠，共同發展?；诖吮尘埃疚脑趯ξ覈壳皣衅髽I對外直接投資現狀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找出制約我國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主要原因，并據此提出積極促進我國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建議，為后來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發展提供經驗。

關鍵詞：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政府職能;風險管理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建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國有企業進入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黃金時期”，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國有企業抓住時機，擴大投資規模，改善投資結構。但是，機遇與挑戰并存，近年來，我國國有企業不斷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時，在海外頻繁遭遇各種阻力和限制，常被質疑中國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有強烈政治目的。面對指責和質疑，我們應當做的是進行理性的分析。因此，本文以我國的國有企業為研究對象，結合國有企業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知識，著重研究國有企業在外現狀和制約因素，并給出相關的建議，為以后的企業在外進行投資提供經驗。

一、我國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

21世紀以來，以我國國有企業為主導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的特點。如今，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已經逐漸發展成為擁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個別企業在某些方面也已經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社會現代化建設，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象征。(一)我國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取得成績。如果說1992年的改革開放使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2001年加入WTO使中國走進了世界。那2013年的“一帶一路”戰略無疑使中國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目光，2013年~2016年中國對世界的直接投資凈額明顯呈上升趨勢；對亞洲、北美洲的投資凈額增加；由于非洲戰亂頻發，近年來減少了對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資，說明了我國已經有意識到境外安全對投資的重要性了。伴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深化，我國越來越多的企業也開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道路，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大致呈上升趨勢，對外合作金額和完成營業額逐年上升，說明，我國很多企業已經適應了境外的投資環境，同時能很好地完成承包工程業務，為企業帶來了經濟效益。同時，勞務合作派出人數幾年來一直呈穩定趨勢，這也增加了我國的就業機會。(二)我國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問題。雖然我國的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在某些領域取得了優秀的成績，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沒有全面考慮境外投資安全。一個境外的投資項目，最關鍵的就在于投資國能否提供一個穩定安全的環境。而中國目前在對外投資承包工程上的主要市場如中東、北非地區局勢依舊動蕩，這些地區的不穩定因素給我國的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造成了極大的消極影響。其次，沒有考慮一些能源項目發展對投資國環境的不良影響。由于我國多數的國有企業大多數以資源類企業為主，這就使企業在對外投資建設中往往忽略能源資源利用等對投資國環境的影響。部分國家為了防止境外投資對本國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在環保、屬地化經營、市場準入等方面對外國投資項目和企業的要求和限制日益增多。如：文萊能源部要求外國石油公司更多通過本國公司進行采購和維護，同時要求中國企業增加對本國的就業貢獻。最后，部分國家受到“中國威脅論”影響。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部分國家對華政策開始發生轉變，他們認為中國如今的快速崛起會對本國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常以保護本國命脈產業為由，出臺各項法律并在各個層面設置多種審查，企圖阻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步伐。而這些不利的源頭莫過于“中國威脅論”。部分外媒惡意詆毀中國制造，對中國商品進行各種猜忌，懼怕市場競爭。構筑各種貿易壁壘阻止中國商品進入該國市場?？墒撬麄儏s忽略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個國家在商品制造過程中互利互惠的事實。

二、制約我國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主要原因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世界直接投資的現狀；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分析；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啟示進行論述。其中，世界直接投資的現狀從進入21世紀后，FDI繼續發展、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歐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大的地區、所有發展中地區的FDI流入流量幾乎均有所上升進行論述。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分析從FDI有兩種進入方式：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外國直接投資較容易受跨國并購的影響進行論述。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啟示從中國應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培養跨國管理人才進行論述。本文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有著參考指導的意義。

20世紀是一個高速發展的世紀，在這一百年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日新月異，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環境日益穩定，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迅速發展起來。

一、世界直接投資的現狀

進入21世紀后，FDI繼續發展，2007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達到18333.24億美元，遠遠高于2000年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

2007年發達國家的流入量達到12476.35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了32%，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歐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大的地區，幾乎占發達國家總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發展中國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4997.47億美元，具體來看，所有發展中地區的FDI流入流量幾乎均有所上升。

【摘要】文章基于聚類分析和引力模型，將制度距離區分為正式制度距離與非正式制度距離，實證探討了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制度距離在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具體而言，中國企業對第三圈層國家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偏向性；不同維度的制度距離作用有所差異，政法距離和知識距離強化了中國企業投資意愿，而經濟距離、外交距離則表現出抑制作用。結論為優化企業投資決策，提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績效提供了有益啟示。

【關鍵詞】“一帶一路”；制度距離；對外直接投資

一、引言

自2013年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后，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又聯合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將這一偉大構想付諸實踐。中國企業開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但以制度距離為代表的國家異質性深刻影響著企業跨國經濟活動。我國尚未在國家層面形成成熟的多層次服務制度體系指導和幫助企業進行對外投資[1]。因而，企業在對外投資決策中對于制度距離等國家異質性的考慮十分關鍵?！耙粠б宦贰鄙婕皷|亞、西亞、中亞、南亞、獨聯體、中東歐65個沿線國家，中國企業“走出去”不僅要遵守沿線國家的正式制度約束，而且要推動組織規范變革，適應性嵌入東道國“軟性”非正式制度，否則會加重投資成本與風險。本文建立五維制度距離指數，將制度距離區分為正式制度距離與非正式制度距離，通過聚類分析和建立引力模型，實證探討制度距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本文的貢獻在于：首先，在模型框架中納入特定樣本下非正式距離因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非正式制度差異巨大，這對中國跨國企業至關重要，對非正式距離的忽視將帶來嚴重后果。本文采用Hofstede指數全面衡量文化距離并納入模型，考慮了創新能力和創造知識方面的差異即知識距離的影響。其次，從聚類圈層、區域特征、收入特征入手，深入挖掘國家異質性，考察不同特征條件下制度距離對對外直接投資的異質影響。

二、理論分析與文獻綜述

制度距離是國家異質性的主要載體，衡量了國家之間制度體系的差異程度，有正式制度距離和非正式制度距離之分。正式制度距離是指母國與東道國的社會體系中對社會成員行為的強制性約束差異，這是企業在東道國進行跨國經營所必須要遵守的，可以細分為法律距離、經濟距離和政治距離。非正式制度距離是需要跨國企業主動認知并遵守的“軟性”約束，包括社會道德、風俗習慣、文化認同感等，可以細分為心理距離、文化距離等。早期學者比較重視正式制度距離，忽視了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東道國由于制度差異為跨國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有利的資源，隨著制度距離的擴大，可供跨國公司利用的資源就越充足。制度差異令跨國企業在母國與東道國之間進行制度套利得以實現[2]。后期學者逐漸發現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差異間接導致東道國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方式、職業道德、工作態度、企業文化等的認知不同?？鐕髽I若能合理利用非制度差異，推動組織文化對社會規范適應性嵌入，對于發揮跨國企業的特定優勢具有積極意義[3]。已有實證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如果處理不當則引發社會沖突，導致企業的投資成本與投資效率的降低[4-6]。對于制度距離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可以歸納為三種觀點：一是制度接近論。企業會理性選擇與母國制度距離較小的國家進入，企業必須適應、獲得東道國社會經濟制度體系的合法性以及各種產業鏈條端在交易市場上的順利銜接，同時也要克服歷史文化、習慣觀念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礙。若東道國制度發育程度較低或者與母國差異較大，如東道國人文法制發展程度低、法制框架中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存在盲區或力度不夠、政治體系的公正透明度不夠、存在大量的權力尋租腐敗與機會主義行為，則企業投資失敗的風險加大。二是制度逃離論。這種觀點認為企業會選擇與母國制度距離較大的國家實施投資：一種是從低質量制度向高質量制度的“逃離”，如沉重的稅收負擔、知識產權保護的缺乏、政府的過度干預等制度弊端，逼迫企業逃避母國惡劣制度環境的限制與束縛，并實現制度套利；另一種是從高質量制度向低質量制度的“逃離”，這類企業通常來自母國政治經濟法律制度較為完善、政府監管嚴格、市場趨于飽和的發達國家，其在母國環境下進行制度套利已經非常困難，企業投資傾向于選擇與本國制度距離較大、制度不透明、監管不嚴格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制度套利。三是制度綜合論。強調競爭優勢是投資國別選擇的重要依據，如果母國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則企業會選擇與母國制度質量相近的、制度距離較小的國家作為東道國；如果母國不具有競爭優勢，則會選擇制度距離較大的國家。可見，制度距離影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要與母國的具體制度情況相結合進行決策判斷。

[摘要]隨著上海、廣東、天津等地自由貿易區的逐步成立，中國的對外貿易往來日益密切。在雙邊貿易中，不可避免地要分析中國企業向各國進行直接投資的問題。本文通過梳理直接對外投資領域的相關文獻，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闡述了中國在對外進行直接投資時所涉及的六個決定性因素。具體而言，這六個核心影響因素分別為：各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的基礎設施狀況、東道國的出口情況、東道國貨幣的匯率、東道國的勞動力成本、東道國的稅收水平。此外，本文還針對這六個影響因素，提出了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對外投資；市場規模；基礎設施；匯率；勞動力成本；稅收

隨著全球化經濟的發展，中國各省市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日益繁榮。這意味著中國對外投資者迎來了更為穩定、開放的投資環境。在這樣的投資環境下，我國在對外進行投資活動的投資壁壘逐漸被打破。如2007年底至2009年底，中國向東盟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總額從39.5億美元增至95.7億美元，短短兩年時間，迅速增長了142％。由此可見，中國投資者的對外投資熱點逐步增大。目前，關于中國對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研究較多，但范圍偏大。隨著中國自貿區的形成，研究中國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因素應該成為熱點問題之一。但是，極少文獻致力于全面地闡述中國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因素分析。因此，本文的目標是系統地梳理現有文獻，提取中國對各國開展直接投資活動時所需考慮的主要因素，進而為我國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提供有益的參考。

1.對外直接投資與實證分析

國內外學者對發達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成果較豐富，但對發展中國家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相對較少?，F有文獻的實證研究重點集中在兩個模型，分別是IDP理論模型的拓展、引力模型，利用面板數據進行時間序列分析。李輝（2007）通過增加相關變量對IDP模型進行改進，并將數據范圍拓展到55個國家和地區，利用面板數據對擴展后的新模型進行了估計。程惠芳和阮翔（2004）使用引力模型來分析中國在其他32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活動。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投資國與東道國的經濟規模總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及雙邊貿易量與兩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流量呈正相關，投資國與東道國的經濟規模和經濟水平越相似，兩國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流量越大。邱立成、王鳳麗（2008）以我國的對外貿易、資源需求、工資水平為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宏觀解釋變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結果顯示，對外貿易、資源需求、工資水平因素都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有顯著的影響。張新樂等（2007）利用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四個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在實證過程中，得出結論，認為接受投資的國家（以下簡稱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出口、匯率和工資影響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然而，時間序列短，樣本量小。

2.主要影響因素的梳理

一、臺灣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

臺灣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末。1959年臺灣出現第一宗對外直接投資案。三年之后，即1962年才出現第二宗對外直接投資案，發展之緩慢可見一斑。直到1973年，投資論文臺灣對外直接投資案僅增加到72項，這一狀況反映出工業化初期的臺灣，經濟實力并不強大。

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臺灣經濟穩步發展，經濟實力大為增強，臺灣當局改變對外投資政策，規定：“海外投資申請，凡符合以下兩個條件之一者，皆可獲得批準，一是投資項目有助于資源匱乏的臺灣獲得所必需的原料；二是投資項目有利于臺灣出口商品占領或保護海外銷售市場?！庇捎谡叩尿寗幼饔?，臺灣對外投資趨于活躍，對外投資項目增加到142件，相當于前一階段的兩倍，投資金額也達到1.98億美元。期間，僅1981和1982兩年的對外投資，就超過整個70年代的對外投資總額。

80年代中期以后，島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臺灣經濟面臨空前嚴峻的考驗：在經濟方面，出于對美貿易的巨額順差迫使新臺幣大幅升值；金融市場的動蕩導致投資環境惡化；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導致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力下降；新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導致臺灣出口產品備受狙擊。在政治方面，雖然軍事戒嚴令的解除使得臺海兩岸出現互動，但李登輝大搞分裂主義活動———不但想分裂祖國，也想分化國民黨；陳水扁上臺以后，在“臺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兩岸關系變得更為緊張；島內政治經濟環境日趨惡化，政治風險進一步加大。

為了擺脫政治經濟因境和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擴大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80年代后期以來，臺灣當局一再放寬臺商對外投資的限制，甚至提出“南向政策”，鼓勵臺商向東南亞投資。廣大臺商為了求生存、求發展，也乘勢擴大對外投資，不過不是向南投向東南亞，而是向西投進祖國大陸。2000年，臺灣對外投資總額達76.84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尤其是對祖國大陸的投資更呈現出不可遏止之勢。2001和2002年，受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略有下降，但對大陸投資卻繼續增長。特別是2002年，對大陸投資大幅增加，達到67.23億美元，占當年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66.6%。2003年春夏之間，雖然受到“非典”的影響，臺商前來大陸投資的熱情依然非常旺盛。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臺灣的對外直接投資，一是起步比較早，但初期的發展較為緩慢；二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呈現出高潮迭起的發展態勢；三是臺灣作為海島型與外向型的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受到其自身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制約，也深受國際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的影響；不僅受到各種內外經濟因素的影響，而且也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尤其是島內外政治局勢發展變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