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胡北平工作單位：廣東金融學院

產品內分工與貿易中單個企業租金收益最大化的決定因素

在李嘉圖租金、壟斷租金和創新租金三種租金中，創新租金是最根本的租金。企業只有通過持續不斷的創新活動，才能形成不易為競爭對手所模仿的獨特的專用性資源(李嘉圖租金)，進而才能以此構建行業進入壁壘，獲取壟斷租金。從這個意義上言，企業獲取的收益，即租金根源于企業自身的創新活動，但是企業并不必然會占有其全部的創新收益。②企業要實現創新租金的最大化，必須使其順利轉化為李嘉圖租金，并最終以壟斷租金形式加以實現。根據Teece的創新收益占有模型③的基本思想，在全球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上，企業創新租金最大化的實現主要受制于以下三個因素:［2］產業演化、主導設計與技術標準。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引入新的生產函數，也即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以提高經濟潛在的產出能力。產業的動態發展過程，就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持續提高企業和產業作為資源轉換器效益的過程。創新是產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主導設計又是創新的核心所在。主導設計是特定時期融合了大量的單個技術創新，并為市場廣泛接受的占支配性地位的設計。在產業發展初期，市場往往充滿了創新的不確定性。創新活動主要集中于產品創新。而產品設計通常是不固定的，因此這一時期會出現大量同類的差異化產品，企業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產品設計的競爭。隨著產業的進一步發展，眾多競爭性產品設計在經過大量的市場試驗和糾錯后，最終會推出一個主導設計。一旦主導性設計出現，競爭將由設計競爭轉向價格競爭。［3］此時，由于不確定性減少，企業可以進行長期的專用性投資，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和學習效應來降低生產成本。同時，企業為了保護主導設計，還會力圖將其轉變成技術標準。創新企業往往由于掌握主導設計而領導著整個產業的技術標準，或者使本企業的技術標準成為政府規定的技術標準，從而建立起由政府規制與技術標準形成的多重行業進入壁壘，進而在市場競爭中獲取高額的創新壟斷利潤。激勵創新的專屬制度。按照Teece的觀點，專屬制度是治理創新者捕獲創新利潤能力和市場結構等相關環境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創新企業通過技術發明和知識創造獲取競爭優勢和壟斷地位，進而實現創新利潤的能力大小。專屬制度可分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前者包括專利與版權等知識產權。后者包括商業秘密、先行者優勢和網絡外部性的鎖定效應等。這一制度最重要的兩個維度，分別是法律環境對知識產權與商業秘密的保護效率和相關技術的性質。對不同產業，知識產權與商業秘密的保護效率各有不同。VonHippel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在許多行業中，專利在阻止競爭者模仿和獲取特許權等方面的作用有限。盡管專利能夠很好地保護新的化學產品和相當簡單的機械發明，但在總體上很少賦予創新充分的專屬性，特別是在過程創新的保護方面相當缺乏效率。并且，由于法律對侵權行為的舉證要求很高，而使得專利通常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在某些產業中，特別是嵌入了過程創新的產業中，商業秘密是對專利的有效替代。但是，對商業秘密的保護，也只有在企業將其產品公之于眾而仍能掌握潛在技術秘密時才有可能實現。通常只有化學配方和化妝品之類的產業———商業過程才能作為商業秘密得到保護。相關技術性質的維度，是指模仿的難易程度會受到技術知識的顯性或隱性程度的影響。顯性知識因較易傳遞和接受而易被競爭對手獲知。而隱性知識則因難以進行明確表述與邏輯說明而難為競爭者所掌握。根據技術的性質和法律制度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效率，可將專屬制度分為強式制度和弱式制度。當技術知識的隱性程度較高，或技術能夠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時，專屬制度就是強式的。而當技術知識的顯性程度較高，或技術無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時，專屬制度就是弱式的。創新的專屬性因產業性質而異。例如，化學產品創新的專屬性往往較強，而機械產品創新的專屬性一般較弱。在強式專屬性創新中，創新者競爭優勢相對明顯，因此能夠獲取較多的經濟租金。而在弱式專屬性創新中，創新者競爭優勢相對較弱，只能獲取有限的經濟租金?；パa性資產。除了主導設計和專屬制度之外，互補性資產也是影響創新收益歸屬的一個重要因素。Teece認為，在幾乎所有的案例中，創新的成功商業化要求將企業的核心知識和其它能力或資產結合使用。［2］諸如營銷渠道、售后服務、產品品牌等服務在創新的商業化中幾乎是必不可少的，而這些服務通常只能從專門的互補性資產中獲取。例如，新藥品的商業化可能需要通過一個專門的渠道進行信息傳播。后來的學者在Teece的基礎上將互補性資產明確定義為“企業為了獲得某項戰略、技術或創新產生的經濟效益而必須擁有的資源或能力?！痹谀承┣闆r下，對于系統性創新，互補性資產可能是該系統的配套產品。比如，計算機需要軟件，DVD播放機需要DVD影碟。創新企業必須考慮這些配套產品是自行生產，還是從其他企業那里獲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創新企業往往需要與大量的其他企業進行協調來確保配套產品的供應，以便一方面實現最終產品價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盡可能多的獲取合作網絡創造的關系租金或網絡租金。比如，在電子產業中，受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和消費者對產品兼容性預期的影響，即使是最大的電子企業，也必須通過建立分布廣泛的聯盟網絡同其他眾多企業進行合作，以便及時地將全新的創新理念推向市場。專門的互補性資產通常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得到，因此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和不易模仿性，從而成為創新企業的獨特競爭優勢。這種專門的互補性資產能夠在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創新容易向競爭者溢出的情況下，幫助創新企業占有絕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創新收益。

產品內分工與貿易中企業群租金收益分配的決定因素

在產品內分工與貿易下，跨國公司將產品生產過程的各個價值環節垂直分解到最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或地區，從而形成了全球性產品內分工價值鏈。在這種全球價值鏈中，領導企業通過垂直FDI與國際外包等方式構建全球生產網絡和商品流通網絡，以便控制整條價值鏈的協調和運行，實現整條價值鏈總收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價值鏈(即企業群)的收益主要來自領導企業的創新租金和內生于價值鏈的關系租金與網絡租金。雖然創新租金基本上為領導企業所占有，但由于價值鏈中其他參與企業作為其合作伙伴，也對創新產品的開發與生產作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因此除了關系租金和網絡租金外，還有部分創新租金也需要在所有參與企業之間進行分配。價值鏈中參與企業的討價還價能力是租金或收益分配的主要決定因素。決定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個:價值鏈治理與權力分配。學者們的研究表明租金分配與產品內分工價值鏈治理密切相關。Gereffi認為在全球范圍內，任何一個產業都會受到少數幾家大型跨國公司的控制或治理。這些企業作為領導者或治理者“在全球價值鏈上承擔著產業功能整合和全球不同地區諸多經濟活動的協調和控制”［4］。Kaplinsky指出領導企業的治理能力主要來自于其對研發設計、品牌形象和營銷渠道等無形的知識或技術密集型環節的占據。這些環節一般具有高壁壘與高收益的特征。而非領導企業則主要居于生產制造等有形的物質投入產出環節。這些環節一般具有低門檻與低收益的特征。［5］Dyer，Kale＆Singh則認為價值鏈治理實質上是價值鏈中各個環節權力分布的體現。［6］作為內嵌于價值鏈的關鍵要素，權力決定了各個節點企業之間關系的本質。雖然這些企業都是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但是這種法律契約的獨立性并不表明它們具有對稱的權力。根據權力分布的不同，可將價值鏈治理分為兩類:依賴型治理與方向型治理。在前者中，各環節或各節點企業的權力分布趨于對稱，而在后者中，各環節或各節點企業的權力明顯不均衡。由于各節點企業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中間產品或零部件的供求關系，而這種供求關系會從根本上造成權力分布的不對稱，所以全球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一般是典型的方向型治理。這種權力的不對稱實際上體現了各節點企業租金分配的不對稱。企業權力越大，討價還價的能力就越強，所能獲取的租金就越多。企業所在生產環節的進入壁壘。一般來說，企業所在環節的進入壁壘越高，表明該環節的市場結構越傾向于壟斷，因而企業的市場勢力就越大，討價還價能力也就越強。在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上，進入壁壘形成的原因主要有:第一，要素密集度。在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上，不同環節或零部件的技術特點不同，因而要求的要素投入比例也不盡相同。大體上說，一個產品的生產過程可分為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和市場營銷三個基本環節。其中，研發設計環節主要是知識、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環節，進入壁壘較高，企業的討價還價能力較強，可以爭取到較大份額的收益。而市場營銷環節，包括品牌和營銷網絡等，主要體現為不能編碼，難以為他人復制的隱性知識，因此進入壁壘也較高，企業的討價還價能力也較強。與前兩個環節相比，生產制造環節的進入壁壘變動較大，從總體上看，由于生產制造環節的知識、技術和資本含量相對較少，因而進入壁壘相對較低，企業的討價還價能力較對較弱，獲取的租金份額相對有限。但生產制造環節還可進一步細分為核心零部件、一般零部件和加工組裝環節。核心零部件、一般零部件和加工組裝環節進入壁壘的高度依次遞減，各節點企業的討價還價能力相應下降，所獲得的租金份額也就順次減少。第二，規模經濟。在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中各環節市場上，新進入企業的產品在沒有獲得一定的市場份額之前，其產量由于不能達到最佳規模而難以實現規模效益，因此生產成本必然高于在位企業，這就是規模經濟壁壘。在一個市場內，實現最佳規模的企業數量與該行業的市場容量和最佳生產規模密切相關。在產品內分工價值鏈的特定環節上，企業的最佳生產規模和市場容量的大小取決于該環節生產函數的特性。在市場容量較小而企業最佳生產規模較大的情況下，最佳規模的企業數量會較少，因此該環節的市場結構將趨于非完全竟爭結構，從而企業的市場勢力會較大，相應的討價還價能力會較強，進而能夠獲取的租金就較多。在市場容量較大而企業最佳生產規模較小的情況下，最佳規模的企業數量會較多，因此該環節的市場結構將趨于完全競爭結構，從而企業的市場勢力較小，相應的討價還價能力會較弱，進而能夠獲取的租金就較少。第三，其他因素。產品差異化、轉換成本、信息掌握、專有技術等其他因素也會形成各價值環節的進入壁壘。一是產品差異化。如果產品是標準化產品，購買者相信可以很容易找到其他供應者，就會在討價還價中持強硬態度。而如果產品是差異性產品，供應者知道購買者在其他地方難以買到，就會在交易中持強硬態度。二是轉換成本。轉換成本是指購買者更換供應者所需支付的成本。如果轉換成本較大，購買者很難更換供應者，其討價還價的地位自然就低。反之，其討價還價的地位自然就高。三是信息掌握。購買者對供應者的成本結構等信息了解得越多，其討價還價能力就越強。同樣，供應者對購買者的庫存情況等信息的了解，也有助于加強其討價還價能力。四是分銷渠道。供應者如果占據了某環節中間產品的理想分銷渠道，就可以形成對新企業的進入壁壘，從而擁有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五是專有技術。專有技術或者專門技能將會增加某環節上新企業的進入難度，從而有助于加強專有技術擁有者的討價還價能力。在產品內分工價值鏈中的企業，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都會力圖由低收益環節向高收益環節攀升。這就需要努力提升自身后天資源稟賦，逐步突破產品差異化、轉換成本、分銷渠道、知識產權、專有技術等各種形式的進入壁壘，提升自身的市場勢力和討價還價能力，以獲取在價值鏈中的更多租金份額。

政策建議

1對黨員或黨組織違的章程和其他黨內法規，違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和其他敗壞黨風的行為的檢舉、控告；黨員、黨組織對所受黨紀處分或紀律檢查機關所作的其他處理不服的申訴，由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處理。

2有關黨員黨籍、黨齡的審查處理，干部的使用及黨政領導機關領導班子調整等方面的問題，由黨的組織部門處理。

3不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或調解處理的刑事、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申訴，以及依法應由法院受理的有關告訴的問題，由人民法院處理。

對已撤銷原判宣告無罪和免予刑事處分人員的善后處理問題，判決前是國家職工的，按來信來訪人員原工作單位所屬系統，由有關部門處理；判決前不是國家職工的以及無家可歸人員由人民法院會同當地政府處理。

4不服逮捕、公訴或免予起訴，檢舉、控告貪污、侵犯公民民主權利、瀆職等屬于檢察機關管轄的問題，反映檢察機關和干警違法亂紀的問題，由人民檢察機關處理。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或裁定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處理。

5檢舉、揭發反革命活動、刑事犯罪和治安問題，反映公安干警違法亂紀問題和交通事故、戶口管理、因私出入境問題，不服拘留、收容審查、勞動教養、治安管理處罰，外國人要求在中國定居，以及依法應由公安機關受理的其他問題，由公安部門處理。

按照市委的要求，市紀委九屆七次全會對年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具體部署。為明確責任和工作要求，確保年反腐倡廉各項任務落到實處，根據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現對各鎮處、各部門、各單位貫徹落實年反腐倡廉工作任務提出如下分工意見。

一、堅決維護黨的政治紀律，保障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

1、黨的各級組織要深入開展政治紀律教育，引導黨員干部增強黨的意識、宗旨意識、執政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堅定政治立場，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自覺同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牽頭單位：區紀工委（區監察室）。責任單位：各部門、各單位、各鎮處。

2、嚴禁散布違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意見，嚴禁公開發表同中央精神相違背的言論，嚴禁編造、傳播政治謠言，嚴禁以任何形式泄露黨和國家秘密，嚴禁參與各種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加強對政治紀律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對違的政治紀律的，視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或組織處理，對造成嚴重后果的依紀依法予以懲處。牽頭單位：區紀工委（區監察室）。責任單位：各部門、各單位、各鎮處。

3、緊緊圍繞促進科學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認真總結開展監督檢查的經驗，健全對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關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做好“三農”工作、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等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的定期檢查、專項督查、紀律保障機制，不斷提高監督檢查工作的成效。牽頭單位：區紀工委（區監察室）、區經發局。責任單位：區財政局、區黨群部、區安監局、區社發局、區規建局、區招商局、區國土分局、區工商分局、各鎮處。

二、貫徹落實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是中央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改進地方黨委領導體制、優化領導班子結構的一項重大舉措。結合縣(區)換屆工作，我市在落實常委分工負責制方面采取了以下四項措施：

一是各縣(區)僅設1名專職副書記，專職副書記的職能與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專職副書記的職能同換屆前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常委分管的工作專職副書記不再分管，專職副書記的主要職責是協助縣(區)委書記處理日常事務，或受書記委托負責有關工作。

二是取消了書記辦公會，強化了常委會的決策職能。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后，各縣(區)均不再召開書記辦公會。對于全局性問題以及重要干部的推薦、任免、獎懲等事項，都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常委會討論決定，進一步推進了黨內民主,強化了常委會的決策職能。

三是黨政交叉任職力度有所加大，常委的分工更趨于科學化。這次換屆中，我們適當擴大了黨政交叉任職范圍，各縣(區)在對常委的分工上，都盡量遵從了“擴大交叉任職，避免交叉分工”的原則，常委原則上不再分管政府方面的工作。

四是常委按照各自職責對分管的工作負總責。常委獨立處理自己分管的工作，直接對縣(區)委書記負責。

從換屆后這幾個月的工作運行情況看，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的效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兒個方面：減少了領導班子職數，降低了行政成本：減少了決策環節，提高了工作效率；強化了集體領導,增強了常委會的決策職能；增強了常委的責任心，調動了其工作積極性；黨政領導交叉任職數量相對增加，常委會的核心作用更加明顯。但由于常委分工負責制剛剛開始實行，各地采取的貫徹方法又不盡一致，在實施過程中存在一些操作上的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重視，并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進一步強化全委會功能。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建立健全地方各級黨委常委會向委員會全體會議定期報告工作并接受監督的制度”發揮全委會對重大問題的決策作用”等，7堅持責權統一。對全委會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建議，一是建立定期召開全委會會議制度。凡涉及重大問題決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項目安排等問題，都可召開全委會議討論決定，并在全委會監督下實施。應適當增加全委會會議次數，同時，不斷豐富和改革全委會議的內容和召開形式，改變過去全委會只聽取報告、接受指令和任務、發言表態的單一內容和形式。二是明確全委會的決策權。要對全委會議事決策的原則、議事決策范圍、議事決策的程序等進一步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避免全委會和常委會決策范圍的重疊或交叉，賦予全委會真正的決策權。三是明確全委會的監督權。全委會要定期聽取和審議常委會的專項工作報告，解常委會執行全委會的決議情況，要進一步明確全委會對常委會及其成員的工作實行監督評議的方式，可建立委員詢問或質詢制度，讓委員充分表達意見，提出建議。四是明確全委會委員的權限。賦予委員知情權、發言權、調研權和監督權，讓委員會前清楚議事內容，會中充分表達意愿，會后及時了解執行情況，使委員的作用真正得到發揮。

縣以強化常委分工負責制為抓手，年換屆以來。積極探索創新常委會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進一步突出了常委會的領導核心地位，促進了縣四大班子的統一協調，提高了縣委工作效率，推動了全縣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一、換屆后縣委領導班子運行情況

總體感到縣委常委會成員分工進一步明確，縣委換屆以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更加突出，縣委領導班子的整體功能得到顯著提高，凝聚力、戰斗力、號召力不斷增強。主要表現在

常委素質明顯提高。一是年齡文化結構進一步優化。實現了年齡梯次配備，1班子結構更加優化。縣委班子成員平均年齡42.6歲。11名常委全部具有大專以上文化，其中大學文化程度的9名。二是專業結構更趨合理。11名常委中，既有懂經濟與黨政的也有懂管理與法律的較好地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整體結構趨于合理。

工作效能明顯提高。減少了黨委與政府之間的職能重疊，2常委分工更加合理。每位常委對自己分管的工作，直接向書記負責，減少了工作程序和決策環節，提高了決策時效。而且每位常委單獨負責幾項工作，充分調動了工作積極性，增強了工作責任感。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相融的趨勢日漸明顯，人們逐漸發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實際上是同一行為主體的不同選擇，兩者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決定基礎。因此，研究和探索有關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兩種理論在新形勢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個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于一體的理論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仡檱H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這兩者都是國際分工的結果，所以，用國際分工的思想作為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共同基礎，是本文研究的一個切入點。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F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鐕髽I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鐕a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1][2][3][4]下一頁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保ㄗⅲ海塾ⅲ輥啴敗に姑苤?，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坝捎跈C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表1競爭優勢整合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附圖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附圖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附圖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附圖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上一頁[1][2][3][4]下一頁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附圖附圖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附圖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附圖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附圖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四、小結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傊瑖H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參考文獻】[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3]邁克爾·波特著，陳小悅譯：《競爭戰略》、《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1997年。[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上一頁[1][2][3][4]下一頁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6]王福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國際生產的一般理論述評》，《國際經貿探索》1999年第1期。[7]吳先明：《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融合發展趨勢》，《經濟學動態》1999年第6期。[8]黃河：《論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在比較優勢下的融合》，《國際經貿探索》2002年第2期。上一頁

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是對地方黨委原有領導體制和工作運行機制的重大改革，是促進地方黨委領導體制科學化、效能化的重大措施。加強對常委分工負責制問題的研究探討，對于推進地方黨委換屆后的自身建設和提高科學執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前一段時間，我們就這一問題先后赴西安、寶雞等市，采取廣泛聽取意見、個別訪談和分別召開縣委書記、專職副書記、常委不同層次座談會等形式，對縣級黨委換屆后這一新體制的運行情況進行了調研。

總體上看，新一屆縣級黨委班子面貌新、活力強，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能力普遍得到增強，常委基本做到了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通力協作，切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執政水平，運行情況良好。大家對中央改革地方黨委領導體制和工作運行機制表示贊同，并積極付諸實踐。但常委分工負責制作為一種新的運行機制，在具體操作中，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可供借鑒，還處于摸索階段，各地普遍感到吃不準，基本上都還未能形成成熟的實施意見和操作辦法。

調研中，不少領導同志對落實好常委分工負責制這一新的運行機制，在思想上和操作中還存在一些困惑，主要是：

1.分工上出現“兩難”。一是對專職副書記的分工難把握。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后，常委直接向書記和常委會負責，專職副書記的分工和職責怎么確定？如果分管黨務工作，組織、宣傳等不少重要黨務工作已由其他常委負責，如何分管？如果仍然分管組織、宣傳等工作，勢必又出現分工重疊問題。如果是僅負責其他常委未能分管的諸如工、青、婦等工作，又與其作為專職負責黨委工作副書記的地位不相適應，容易出現“專職不?！钡默F象，實職可能“虛設”。同時，也與干部配備中要求其資歷和能力相對較強的情況不相符。還有書記授權的問題，實際運行中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書記授權充分，專職副書記很忙，疲于應付各種會議及事務；另一種情況是書記授權較小，專職副書記則顯得清閑，沒有多少事可干。二是對常委是否分管政府工作難把握。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后，常委在分管黨委工作的同時，是否分管政府工作？不少在縣級領導崗位工作的同志認為，常委不分管政府某一方面工作，就成為事實上的黨委部門領導；而分管政府某一方面工作，又必然涉及政府部門，依然存在多頭領導的問題。

2.工作上呈現“三個不適應”。一是上級部門不適應。有關部門在部署工作時，仍沿用以前慣例，比如有些行業會議還要求分管書記參加，而不是通知分管相應工作的常委。二是常委自身不適應。以前上面有分管書記，自己更多的是執行，而現在則是決策與執行，存在怕越位的心理，不敢大膽決策。三是下屬部門和干部群眾不適應。傳統觀念中行業和部門會議副書記不參加就顯得黨委不重視，還認為常委是部門領導，有事就找書記，等等。

3.思想上存在“兩種擔心”。一種是擔心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后，如果沒有完善的與之相配套的常委會決策議事制度和機制，有可能會出現黨委書記更加集權；另一種是擔心書記辦公會議取消后，沒有了常委會之前的議事層次，也就沒有了原書記辦公會所發揮出的醞釀、協調和化解矛盾、統一思想的作用，有可能會使提交到常委會討論的事項意見分散，難以形成決策。兩種擔心相比較，前一種擔心更大一些。

黨的**屆**全會提出了“減少地方黨委副書記職數，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充分發揮集體領導作用”的要求，**年開始，各地各級黨委領導班子換屆工作相繼結束后，嚴格執行“常委分工負責”制。筆者結合本地實際，對如何更好地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并有如下體會。

一、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的作用

實行常委分工負責，這是對地方黨委現行領導體制和工作運行機制的重大改進，是實現地方黨委領導體制科學化、效能化的根本性建設，是適應新形勢要求，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又好又快發展的需要。

1、有利于發揮常委的主觀能動性。地方黨委換屆前，普遍存在副書記職數過多的問題。以我縣為例，在原來的11名縣委常委中，就有5名副書記，占常委總數的45.5%。副書記職數過多帶來的問題是：副書記成了黨委班子中的一個領導層次。具體工作中，基本上是常委有事先向分管副書記匯報，然后再向書記或常委會匯報。這雖然有利于減少工作中的失誤，但也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工作效率，延長了工作周期，容易使常委產生依賴性。久而久之，各常委的職能變成一種擺設，變成有職無自主權的“空殼”，影響了常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使各常委能更好地發揮各自的職能作用，充分調動主觀能動性，提高工作效率。

2、有利于決策的科學性和調動常委的工作積極性。在基層黨委以往的工作中，由于副書記職數多，往往書記辦公會成了事實上的最高決策層。黨的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明確規定，書記辦公會不是一級決策機構。但實際工作中，對重大問題，都是先上書記辦公會，如干部任免討論決定時，有書記、副書記、組織部長參加，已經超過了常委會的半數，事實上已主導了常委會的決策。書記辦公會上定下來的事情，拿到常委會上討論研究，再有不同意見的常委最多也不超過半數，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書記辦公會的意見便成了最后的決策，這樣做不利于調動其他常委的工作積極性。

3、有利于解決黨政分工不清、職責不明的問題。以往縣級黨政班子之間分工交叉，工作權限和職責相互重疊。如對工業、城建、農業、財稅、宣傳、教育、文化、衛生等工作，黨委有副書記或常委聯系，或全部由副書記任重點工作組組長，政府有副縣長分管，人大、政協的副職參與，既增加了工作層次，又加大了協調難度，工作互相推委，出了問題相互推卸，難以追究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作的開展。通過實行常委分工負責制，經濟工作由政府副縣長負責分管，除經濟和政府工作之外的黨建、紀檢、宣傳、穩定、武裝由各常委負責分管，有效解決了黨政分工不清、職責不明的問題，充分發揮常委集體領導的作用。

一、堅定不移大搞招商引資,全力突破重點項目建設。

1、圍繞實施工業六大行業調整振興規劃,大力開展上下游配套項目招商,延伸拉長產業鏈條,形成集群規模效應。(承辦單位:縣招商局、經信局。協辦單位: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

2、以打造全國優質礦泉水水源地、新型建材生產基地、國家級農副產品專業加工園區以及生態示范區為目標,致力于優質礦泉水、石灰石、陶土、農副產品、生態環境等獨特資源深度開發,加強與國內外大型企業的聯系對接,持續引進戰略性、龍頭型的大項目。(承辦單位:縣招商局。協辦單位:縣政府相關責任部門,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

3、緊扣新材料、新能源、新醫藥和生態環保四個重點,精心運作落實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長性好的項目,搶占新興產業和技術制高點。(承辦單位:縣經信局。協辦單位:縣發改局、科技局,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

4、優化招商引資運行機制,充分發揮招商引資指揮部作用,提供從洽談簽約到落地建設的全方位服務;實行面對面專題招商,提高項目引進的成功率和高效率;對招商功臣更大力度地進行經濟獎勵和政治激勵,調動更多有志之士投入招商。(承辦單位:招商引資指揮部、招商局。協辦單位:縣政府各部門,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

5、主攻重點區域招商,密切關注產業資本流動趨向,分赴長三角、京津塘、珠三角等區域上門招商;緊盯港臺、日韓、歐美等國家和地區重點客商,力爭實現利用外資的新突破。(承辦單位:縣招商局,商務局。協辦單位:各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

為認真貫徹落實全省物價局長會議提出的*年價格部門要著力抓好的“十件價格實事”，切實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經研究決定，將各項目標任務進行分解，落實到每一位領導成員，落實到各科室和各縣（市）區價格部門，明確責任領導、牽頭單位、主要責任單位。現提出如下分工方案。

一、具體內容及分工

1、關于抓好“兩免”政策落實，取消義務教育五項收費。根據深化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要求，堅決落實農村義務教育由政府免費提供教科書，取消收費項目中的課本費、搭餐費；城市義務教育免雜費，取消原收費項目中的學雜費、自愿部分定額控制項目和對跨縣市區就讀學生收取的借讀費。堅決查處學校亂收費，盡可能緩解學生家長負擔。（責任領導：劉春林，牽頭單位：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科，責任單位：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科、服務價格管理科、商品價格管理科、物價檢查所）

2、關于減輕農民、農村用電負擔，降低農村電價。根據省物價局部署，按照城鄉各類用電同網同價的要求，落實降低農村電價。（責任領導：許云生，牽頭單位：商品價格管理科；責任單位：商品價格管理科、物價檢查所）

3、關于扶持“菜藍子”基地建設，穩定“菜藍子”價格。認真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關于加強“菜藍子”工作的政策措施，針對07年以來“菜藍子”中存在的豬肉、蔬菜等副食品價格波動較大的問題，運用價格調節基金扶持1-2個生豬養殖場或蔬菜生產基地，增加市場供應，穩定“菜藍子”價格。（責任領導：譚奇友，牽頭單位：調節基金征管辦，責任單位：調節基金征管辦、辦公室）

4、關于穩定春運價格。堅決督促執行春運價格不加成的規定，從嚴核定票價標準，春運期間不得以更換車型為名調整票價。除車輛通行費按規定收取外，發售給旅客的車票不得加收空調、茶座費等其他任何費用。旅客人身意外傷害保險費，堅持旅客自愿購買的原則。依法嚴肅查處和糾正違反規定亂漲價亂收費的行為，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責任領導：許云生，牽頭單位：商品價格管理科，責任單位：商品價格管理科、物價檢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