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困境范文10篇

【摘要】失業保險固定費率制下基金結余日益龐大，進而抑制市場經濟的活力，失業保險費率制改革應出降費和改制組合拳，而改制的方向是改革失業保險費率方式，進而促進失業保險的可持續發展。有必要分析中國失業保險費率制度改革面臨的困境，并針對中國失業保險費率制改革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失業保險；費率改革；對策研究

一、中國失業保險費率制度改革困境

（一）失業保險基金累計結余日益龐大

從1986年《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雛形到1999年《失業保險條例》的出臺再到2011年《社會保險法》的頒布，中國失業保險費率施行的是固定費率，從用人單位按照其全部職工標準工資總額的1％繳納待業保險基金（繳納所得稅前列支）到用人單位按照職工工資的2%繳納，個人按照1%繳納失業保險金，雖在2015年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出臺《關于調整失業保險費率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從2015年3月1日起失業保險費率由3%降至2%，但其固定性并未改變。同時《失業保險條例》第五條明確規定：失業保險基金由下列各項構成：1.城鎮企業事業單位、城鎮企業事業單位職工繳納的失業保險費；2.失業保險基金的利息；3.財政補貼；4.依法納入失業保險基金的其他資金。1999年到2015年間，2003年的累計結余首次超過當年收入，2003年以后結余大于收入成為常態。隨著社會保障事業的全面發展、政府轉移支付的增加、基金投資收益的增多（2015年最新失業保險條例第十一條明確規定：失業保險基金必須存入財政部門在國有商業銀行開設的社會保障基金財政專戶，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由財政部門依法進行監督。存入銀行和按照國家規定購買國債的失業保險基金，分別按照城鄉居民同期存款利率和國債利息計息。失業保險基金的利息并入失業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累計結余規模日益龐大。下圖為2005—2015年中國失業保險基金收入、支出以及累積結余分析表，可以看出失業保險基金2008年超1000億，2011年超2000億，2013年超3000億2015年超5000億，逐年增多。

（二）失業保險固定費率制問題日益突出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相關政策相互矛盾是房價居高不下的根源；唯有徹底改革才能突破高房價困境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國家和一些地方連續出臺抑制高房價的政策措施，直接打擊投資投機性購房、全國房價普遍上漲過快，引起廣泛擔憂、目前房價居高不下不僅與供求矛盾等市場因素相關、與房地產開發模式及管理體制存在缺陷有直接關系、土地的壟斷性決定了房地產業并非充分競爭產業、普通百姓都希望房價降低，低到自己能夠買得起、應該把改善民生與調整房地產供應結構緊密結合、應該把調控房地產政策與財稅體制改革緊密結合、要著手改革現行的房地產開發模式，實行多軌制的開發與建設、構建類似調控通脹的全國統一的房地產價格指標體系和調控機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有計劃有步驟地使房地產業退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序列等，具體請詳見。

近期，國家和一些地方連續出臺抑制高房價的政策措施，直接打擊投資投機性購房，預計短期內，它們將對房價過快上漲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從長期看，還需要采取一些徹底的改革措施來治本其力度和針對對象的明確程度前所未見。

1相關政策相互矛盾是房價居高不下的根源

我國平均房價連續十幾年上升，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以來，全國房價普遍上漲過快，引起廣泛擔憂。從根本上說，目前房價居高不下不僅與供求矛盾等市場因素相關，更與長期以來我國土地政策、產業政策、財政政策、金融政策與改善民生的公共政策相互矛盾有直接關系，也與房地產開發模式及管理體制存在缺陷有直接關系。

比如，讓每一個公民“住有所居”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而要實現“住有所居”的民生目標，需要政府大規模投入，需要設法使房價大體保持在多數百姓能夠買得起的水平上，而不應指望通過稅費和高額地價從房地產開發中獲取巨額財政收入。然而長期以來，房地產業作為我國經濟支柱產業之一和一大消費熱點，不僅對GDP的快速增長貢獻巨大，也成了各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因此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對地價、房價上漲“樂見其成”。

再如，土地的壟斷性決定了房地產業并非充分競爭產業；房子也并非完全市場化的商品，而具有保障、改善民生的公益性質，不能完全交由市場調節?？墒乾F實中的房地產開發模式卻是完全市場化、企業化的。通過各種辦法拿到地的開發商完全按照市場化操作，為追求超額利潤，將房價炒到畸高，造成了目前民眾抱怨的困境。

鄉鎮政權曾在促進我國農村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目前已陷入了沉重的體制和財政壓力之中。在農民增收趨緩，區域非均衡發展長期存在的情況下，鄉鎮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需要有實質性進展。中央出臺的《促進農民增收若干政策的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精簡鄉鎮機構和財政供養人員，積極穩妥地調整鄉鎮建制，為鄉鎮政權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鄉鎮政府的體制困境

目前鄉鎮政權組織的困境與我國長期以來的趕超型現代化發展戰略和壓力型的行政體制有著密切的聯系。在趕超型現代化發展戰略下，中國政府將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全面發展作為重要的內容，各級政府面臨著沉重的壓力。上級政府為了完成自身的發展目標，往往會給下級政府施加壓力，形成了“壓力型體制”。

壓力型體制實質上是集權式政治體制在行政體制上的反映，是計劃經濟加上承包制在政治生活中的混合產物。壓力型體制對鄉鎮財政支出構成了持續的擴張壓力。首先，壓力型體制導致各級政府將事權下移，最終都落在行政鏈條最低端的鄉鎮頭上。其次，壓力型體制要求機構“上下對應設置”的原則導致機構編制膨脹。以往基層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現在實際成了“上面千根針，下面千條線”，每個上級機構和部門都要在鄉一級找到自己的“腳”。結果鄉鎮機構林立，人員臃腫。其三，壓力型體制使鄉鎮政府在原有職能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增加了公共品供給的壓力。為了在短時期內使經濟發展、城鎮建設等各項事業取得實質性進展，在全縣乃至更大范圍內取得好名次，爭得好聲譽，鄉鎮政府往往大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強調高速度、超水平，用有限的財力辦最大最多的事情，最短時期內在各種評比中取得好名次。這樣，進一步加大了鄉鎮財政支出壓力。

二、鄉鎮政府的財政困境

1994年開始實施的分稅制改革，無疑是建立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體制的重要步驟。獨立的鄉鎮財政和“承包式”財稅體制，在一定程度上的確調動了鄉鎮的積極性。但是這一體制在不同地區所發揮的功效大不一樣。在以工商業為主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由于蓬勃增長的非農產業，這一體制有助于積聚財力。以農業為主的地區，財政支出遠遠高于財政收入，并且有限財力的分配更容易受權力所支配，這就使得農業地區的財政為短缺型財政，甚至由“吃飯型”財政轉變為“討飯型”財政[1]。

內容提要：本文對我國的現行司法面臨的主要困境進行剖析，進而凸顯了司法改革的緊迫性和必然性，并提出了改革的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具體的制度構建設想；本文只是對司法面臨的困境與改革做一個粗淺的論述，以期作一塊引玉之磚，求教于大方。

關鍵詞：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獨立

孟德斯鳩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權不與立法權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與立法權合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二為一，法官便將掌握壓迫者的力量。”孟氏的精辟論點，早已成為眾多國家進行權力分配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之一。盡管我國也在憲法中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目前我們的憲法還只是“一張未能兌現的支票”，實現憲政、實現法治國家、實現法治社會還任重道遠。

一、我國司法面臨的困境

在我國，司法權天生就是行政權的一部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我國從未有過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權力分配制度；雖然新中國成立時就設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立法權，政務院行使行政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獨立行使司法權，顯現了國家權力分配制度的雛形，然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的司法實踐不言而喻——我們的立法、司法都是在行政權下的立法、司法。正是由于這先天的不足，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司法改革取得了不少進展，但現實的司法活動仍積弊頗深，特別是近期各大媒體先后報道了河北省“聶樹斌故意殺人案”和湖北省“佘祥林故意殺人案”這兩起可能成為冤案的案件，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也使司法的權威和公正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司法改革的緊迫性和必然性進一步凸顯。筆者認為當今我國司法活動在以下幾個方面面臨嚴重困境。

1、司法的地方化

一、當前檔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困境

1、比如一些企業認為檔案管理這種無形資產并不足以為自身發展創造足夠可觀的利益，就對這一工作鮮少關注，一門心思專注于實際顯性利益的提升。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專門用于檔案管理執行的機構被撤除，檔案管理工作人員被精簡，用于檔案管理方面的費用被撤銷，甚至人員的薪資被無故降低，在這樣的消極循環作用下也導致了檔案管理工作專門人才的流失，工作效率急轉直下，整體局面令人擔憂。很明顯，檔案管理工作的實施并沒有從思想上引起相關人員或部門的重視，一直處于混沌凌亂的狀態，缺乏有效的實踐體系來完善檔案管理工作的開展。

2、現有的檔案管理模式存在明顯弊端集中型的檔案管理模式強調管理工作的層級分配，而分散型的檔案管理模式則注重信息資源的自由分散保管。管理體制過于集中或是過于分散都會導致檔案管理工作缺乏必要的靈活性，突出了自主性或隨意性的特點，缺少有效的執行標準。我國現有的檔案管理模式，由行政部門和主管部門聯合執行，體現出宏觀管理的巨大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這種模式與社會的抵觸性也日益暴露出來，檔案管理模式亟須改革。

二、關于檔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出路

1、積極完善檔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基本理念在現代管理制度的發展下，檔案管理工作越來越重視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在實際工作中的應用，信息化的管理模式正日漸成為檔案管理今后的發展趨勢。當前形勢下，我們必須以全新的發展理念來應對檔案管理實施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積極引導這一工作朝著更為綜合性和全面性的方向邁進。作為知識資產和信息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的存在意義是不容忽視的。本著服務內部控制的理念，我們應當將檔案管理與知識庫管理有機結合，制定完善的服務體系，推動檔案管理工作的有效開展。

2、促進檔案管理體制建設的不斷完善緊緊抓住當前社會變革的重大機遇，在經濟體制轉型的過程中促進檔案管理體制建設的不斷完善。過去單一的檔案管理模式顯然已經很難滿足當前知識經濟的發展需求，一種全新的管理體制模式勢在必行。由此可見，檔案工作的管理應是自覺形成的，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下加以轉化和完善，進而促進信息資源的有效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必要的法律手段也應當在檔案管理的實施過程中發揮必要的保障作用。

摘要：本文以電氣自動化專業課程改革為例，以專業的社會定位為出發點，分析目前高職課程改革的必要性；從課程開發質量、課堂教學質量等方面出發，分析了電氣類課程改革中的困境；從師資隊伍建設、信息化平臺應用、建立健全課程反饋機制等方面提出相應對策。

關鍵詞：高職;課程改革;電氣自動化;困境與對策

課程建設是高職內涵建設的核心。目前，許多高職院校進行了形式多樣地課程改革,課程改革已經成為目前高職教育改革的主題之一。高職課程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建立基于工作過程的一體化課程體系,以響應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但是,高職課程改革進展到現在,暴露出了一些深層的問題[1],本文以陜西國防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電氣自動化專業課程改革為例，查找目前高職電氣類課程改革路上的“攔路虎”,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1課程改革的必要性

1.1生源質量特點。近年來，由于獨生子女政策的長期影響，與此同時，一些省份為了促進普通高中與中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對高中階段的人數進行宏觀調控和科學規劃導致高考生源持續下降。近年來，我國部分省份的高職院校已經開始實施注冊入學制度，通過降低入學門檻的方式來保障生源。這將導致高職院校生源多樣化，學生質量下降，學生素質參差不齊，為了獲得可持續性發展，為了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高職院校必須要加強內涵建設。因此，如何在傳統教學方法的基礎上改進并有所突破，從而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全面推進課程的教學改革，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1.2面向社會需求。我校地處陜西關中地區，屬于制造業較發達的西北地區，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建設，為陜西裝備制造業發展提供了機遇與挑戰。也為電氣自動化技術專業的畢業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為我們專業的校企合作提供了保障。近年來，我校先后與西門子、長城樓宇等企業建立了校企合作關系。電氣自動化化技術專業涉及電機電器、電力電子、信息通信、網絡控制、計算機等諸多領域，綜合性強，具有以強電為主、強弱電、電工與電子、機與電、元件與系統和計算機軟硬件相互結合等特點，在國民經濟建設中應用相當廣泛。通過對我校所處區域經濟特點的分析，通過對本專業畢業生能力需求的分析，電氣自動化技術專業畢業生,就業主要分兩個大的方向[3]。一是電子技術員,主要工作在弱電環境下,其工作主要從事電路板的設計、焊接、調試、維修等；二是電氣技術員,主要工作在強電環境下,從事電力供給、自動化設備的設計、安裝、調試、維護維修等工作。研究調查表明,學生在工作時,往往只能選擇其中的一個方向,但在教學中,學生兩方向的內容都要學。考慮到工作實際需要,學生在大三上學期開始根據興趣選擇其中的一個大方向作為未來職業發展方向，進行深入研究。見表1。

2電氣類課程改革中的困境

第一篇

一、導語

當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探索并初步形成的。在這個由政府為主導來構建的正規農村金融系統里，主體是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郵政儲蓄只是發揮著輔助作用。對此，學者們普遍認為“農村金融存在著嚴重的非均衡現象”［1］隨著國家促進中原經濟區政策的出臺，促進“三農”發展和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難題都對河南農村金融改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已經取得成效的基礎上，重新審視河南農村金融改革存在的困境，探索促進河南農村金融改革的出路，是當前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河南農村金融改革的現狀

(一)形成了多元立體的農村金融組織機構

2004年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關于“三農”領域的金融政策，帶動了河南金融機構的建設步伐。尤其是2011年國務院明確提出“為支持中原經濟區建設，河南要研究設立農村金融改革實驗區”之后，河南更是在建設農村金融組織機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已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資料顯示，僅2012年上半年，河南新成立7家村鎮銀行，至6月底村鎮銀行網點總數已達21個;新增設金融機構網點160家，至6月底金融機構網點總數已達5307個;5家農村資金互助社、51家縣域小額貸款公司、16家縣域融資性擔保公司。［2］這表明，河南已經形成了以商業性金融為主導、政策性金融為輔助、新型金融為補充的多元化、立體化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為促進河南中原經濟區建設提供了堅實的金融后盾。

論文關鍵詞:教育改革;教師改變;困境;反思

論文摘要:教師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曾只是作為被改革的對象，在通過培訓、指導、引領等關于改革知識、能力的認識更新之后，只剩下壓力、疲憊與挫敗感，教師面對一次次的改革也漸漸無動于衷。文章試圖從改革的復雜性和漸進性理論入手，解讀改革過程中的復雜性和教師改變的困境，進而提出四點反思，希望對當前的教育改革有所啟示。

隨著教育改革實踐和研究的不斷深人，教師改變(teacherchange)在今天得到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這種現象原本也在情理之中，因為在改革的實施中，僅僅是新的課程方案、課程材料、教學策略以及學校的組織結構等并不能自行啟動以求實現有效的改革，它們都必須通過參與并投人其中的人，即教育工作者，或者更直接地說是教師來實現。若處于改革中的教師無動于衷，則學校教育系統中其他方面再多的變化最終也將無濟于事。因此，教師改變成了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內在動力和終極力量。

然而，縱觀幾次大的教育改革，不得不說，改革對于教師而言，更多的是從一種責任變成為一項負擔。而教師們面對一次次的改革從一開始的熱情和奉獻，到后來的挫折和氣憤，甚至導致對原本工作熱情的減退。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社會、改革項目的管理者甚至于教師本人最初對改革懷有較高的期望，以及巨大的熱情和承諾;另一方面，改革計劃本身以及其后的實施卻不得不使人們承認這種較高的期望是沒有能力實現的。如此一來，轟轟烈烈的改革對于教師而言無疑是一張過度負擔的處方，除了肯定希望的存在，別無他用。

一、關于教師改變的兩種策略

綜合分析近幾十年來關于教師改變的研究文獻，可以發現，關于教師改變主要有兩種策略。

[摘要]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困境在于作為改革基本指導思想的個人物質利益原則難以得到全面的貫徹。按照馬克思的市場起源說的邏輯展開，我們就會發現市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內在化過程。由于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并沒有隨著新中國的建立而在文化層面上得到徹底的改變，因此，市場化改革所要完成的市場的內在化過程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傳統社會結構的制約，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以及它們與社會大眾的利益沖突正是這種制約的表現形式。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公民社會的建設入手，在強化中央政府權威的基礎上實現對地方政府的逐步改革。[關鍵詞]個人物質利益；市場內在化；傳統社會結構；特殊利益集團；公民社會建設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已進行了二十多年，取得的成就是舉世公認的，但改革深入的難度越來越大，也是舉世公認的。改革需要系統的理論支撐，西方經濟學不能簡單地用作中國的改革經濟學，中國要建立自己的改革經濟學首先必須認清自己是個什么樣的國家。為什么一個和諧的社會并沒有隨著改革的進行而自然產生？對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分化，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貪污、腐敗的蔓延等，究竟與我們過去的改革方式存在著多大程度上的聯系？困境的癥結所在中國經濟改革最基本的指導思想就是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因為正是它被當作了支撐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激勵機制的基礎。正如1978年鄧小平在其被認為實際上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中所強調的：“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盵1]正因為以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為基礎，所以，鄧小平明確提出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鄧小平看來，承包制是實行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的最好方式。改革初期，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成績斐然，但承包制在城市則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承包制在農村的成功本質上就是以土地承包為基礎的小農經濟的成功。其中，保障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是成功的關鍵。隨后，“三農”問題的產生所反映的或者是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得不到保障，或者是農民喪失了對土地的使用權，當然，其中也有小農經濟本身經營難以穩定的諸多問題，比如天災、市場方面的問題等。以小土地私有制為基礎、以家庭為經濟單位的小農經濟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每一次社會動亂都是小農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的結果，而這種破壞往往都直接與土地兼并相聯系。承包制在城市難以推行，因為企業不是由家庭構成的，或者說，構成企業的各個部門無法由具有天然凝聚力的組織來承包。實際上，即使企業能被分解成若干個體家庭，因為企業生產過程的復雜性，也很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搞班組、部門承包，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難以解決：第一，不同承包單位之間的承包結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單位內部成員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難以合理進行。如果承包單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個方面的問題相對容易解決，但第一個方面的問題仍然難以處理。當然，如果企業領導能夠公正無私，并且有能力對各承包單位的承包結果進行正確比較，從而能夠正確處理各承包單位之間的利益關系，并能夠為各承包單位選擇適當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對企業就是可行的。但是，這樣的企業領導如何產生？城市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傳用“能人”，大力宣傳“讓賢”，實際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對這種企業領導的需求。結果如何？企業上下一致對付國家，負贏不負虧。出現這種情況說明了什么？說明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無法貫徹，還是“大鍋飯”。在這種情況下，明晰產權的口號被提了出來，而隨后進行的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改革卻在客觀上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給企業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員，就是說，產權被明晰給權力者或權勢者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與這種不合理的產權分配相對應的是一般人的個人物質利益無法得到保障，這在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的待遇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對農民的亂收費、亂攤派以及對農民土地的隨意剝奪，其實質都是產權按權力或權勢的分配。或者說，在對個人物質利益的追逐中，一些人有條件侵占或剝奪另外一些人的物質利益。國有資產流失、貪污受賄以及公款消費等，都是這種侵占或剝奪的表現形式?？傊袊袌龌母锏睦Ь吃谟冢涸谥袊F有的社會條件下，被我們作為經濟改革最基本的指導思想的個人物質利益原則難以全面貫徹。鄧小平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同時也警告說：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因為鄧小平堅信，在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的基礎上，雖然必然會產生貧富差距，但不會出現兩極分化。個人物質利益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原則，只有真正的個人能夠平等參與的市場經濟才有可能為這個原則的貫徹提供現實的社會基礎。中國的問題在于：我們還沒有建成真正的市場經濟就以為已經有了貫徹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的前提。實際上，承包制在農村的成功也不是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的成功，而是家庭物質利益原則的成功。因為家庭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的利益單位，對于中國來說，它是存在了幾千年的最基本的經濟單位。在城市，我們找不到這種天然的社會利益單位。對于中國傳統社會來說，個人之間具有凝聚力的社會關系除了直接的血緣和婚姻關系之外，主要就是在血緣和婚姻關系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其他社會關系。現在，朋友關系的稱兄道弟化實際上反映了中國現實社會關系向傳統社會關系復歸的顯性化，反映了當普遍的“同志”關系在冷冰冰的金錢關系面前淡出后，公民社會應有信用、法制關系難以順利建立的現實。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父系大家族為基本社會單位的等級社會，也就是說，個人根本不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因為完全沒有平等的個人關系可言。幾千年來，講血統、講門第、幫派盛行的歷史就是明證。在西方國家，個人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工人階級的崛起、工業化和民主化的歷史進程才逐漸完成的。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實現了對原有產權所有者的剝奪，但傳統社會的文化背景并沒有被真正改變，所以才會有各行各業甚至軍隊中的“山頭”，政治生活中的幫派，以及現在仍然流行的地方保護主義和所謂的“特殊利益集團”。一句話，在中國，由于缺乏全面貫徹個人物質利益原則的社會條件，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領域，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就為權力或權勢物質利益原則所取代。市場內在化的邏輯及其合理性市場絕不是從來就有的東西，中國也絕不是現在才有市場，相傳中國在神農氏時就有了市場。[2]為什么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市場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的市場起源說的邏輯展開，我們就會發現，在歐洲市場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內在化過程。西方經濟學關于市場起源的分析通常總是把私有制作為起點的。比如，諾斯就是這樣來描述交換的產生：“我的分析從村落內部的地方交換、或者甚至從狩獵和采集社會（在這種社會里，婦女從事采集，男人從事狩獵）的簡單交換開始。在這個世界中，專業化僅僅是初步的，自給自足成為大多數單個家庭的特征。小規模的村落貿易存在于一個受非正式約束的''''密集''''的社會網絡內部，非正式約束起著促進地方貿易的作用，在這里交易成本很低。人們之間有一種親密的關系，而暴力的威脅是保持秩序的一種持續力量。”[3]實際上，當人類僅僅依賴狩獵和采集為生時還處于原始群的時期，連氏族社會都還沒有進入，這時候即使有交換，也絕非產權轉讓意義上的交換，因為還沒有私有制。馬克思認為：“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讓渡的。為了使讓渡成為相互的讓渡，人們只須默默地彼此當作被讓渡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就行了。然而這種彼此當作外人看待的關系在原始共同體的成員之間并不存在，不管這種共同體的形式是家長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還是印加國，等等。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他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盵4]產權轉讓意義上的交換以私有制為前提，這容易理解。因此，交換只能從共同體的盡頭開始，因為不同共同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天然就是不同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但是，對外交換的這種反作用如何促使商品的交換關系在社會共同體內部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并最終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關系卻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因為從商品交換的出現到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所經歷的時間是相當漫長的。即使從希臘文明的萌芽算起，到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確立為止，其間也經歷了三千多年的時間。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使它無法研究這個問題，因為私有制被絕對化了，個人被假定為社會的基本利益單位，而需要回答的問題正是以全面的市場關系為基礎的私有制是如何確立起來的，曾經隸屬于氏族、種族和家族的個人如何逐漸獲得獨立而最終成為社會的基本利益單位。對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的我國來說，只有理解了這個過程才能為我們的市場化經濟改革確立正確的方向。市場是從不同人類共同體之間的交換開始的，這種對外的市場關系向人類共同體內部滲透的過程，或者說，市場內在化的過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的古典奴隸制就是以高度發達的外部市場為基礎的奴隸制度。古典奴隸制是指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奴隸制。這是一種高度發達的奴隸制，大量的、主要來源于戰俘的奴隸被廣泛地用于經濟和其他社會領域。由于奴隸基本上都是外族人，本族人甚少成為奴隸，因此，古典奴隸制也可以說是典型的種族奴隸制。歐洲的私有制是從商品交換開始的。發達的商品交換或者說市場的存在也決定了古典奴隸制是一種使用奴隸進行商品生產的制度。戰爭主要是獲取奴隸的手段?！暗?，隨著商業和工業的發展，發生了財富積累和集中于少數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貧困化的現象；擺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或者從事手工業去跟奴隸勞動競爭，而這認為是可恥的、卑賤的職業，并且不會有什么成功；或者變成窮光蛋。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必不可免地走上后一條道路；由于他們的數量很大，于是就把整個雅典國家引向了滅亡?！盵5]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后來的羅馬?！肮糯呐`制，已經過時了。無論在鄉村的大規模的農業方面，還是在城市的工場手工業方面，它都已經不能提供足以補償所耗勞動的收益，因為銷售它的產品的市場已經消失了。帝國繁榮時代的生產已經收縮為小農業和小手工業，這種小農業和小手工業都不能容納大量奴隸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務和供他過奢侈生活用的奴隸，還留存在社會上。但是，日趨滅亡的奴隸制仍然能夠使人認為，一切生產勞動都是奴隸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羅馬人來做，而現在人人都是這種自由的羅馬人?！?。于是羅馬世界便陷入了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勞動卻在道德上受鄙視。前者是已經不能成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后者是還不能成為這種形式。只有一次徹底的革命才能擺脫這種絕境?！盵6]如何理解上述情況？如何理解成為窮光蛋的自由公民將奴隸制國家引向滅亡？因為開始于社會共同體盡頭的交換關系雖然不可避免地向社會共同體的內部滲透，但它終究無法徹底替代來自氏族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換言之，雖然因為商品交換而產生的貧富分化使氏族制度不斷瓦解，但因為屬于同一種族而自然獲得的自由公民身份卻始終是難以剝奪的。在古希臘和古羅馬雖然都曾出現過因貧富分化嚴重，窮人為了還債而賣掉賴以為生的土地，甚至將妻子兒女賣給富人做奴隸的情況，但這種情況又都因為平民的反對而被糾正或阻止。比如在公元前594年，當選為雅典首席執政官的梭倫就廢除了債務奴隸制，取消了窮人所欠的債務，禁止以人身作為債務抵押，拔掉了豎在田里表示抵債的牌子，還贖回了被貴族賣往國外做奴隸的人。奴隸制無法將自由人變成奴隸，自由人因此也絕不會去從事只有奴隸才從事的生產勞動。人們在財富占有上的差距不論多么懸殊，其社會地位最終還是與他們的種族歸屬保持著穩固的聯系。市場作為人類社會進行物質交流、借以維持分工生產的一種經濟方式是從不同的人類共同體之間充滿敵意的對立中產生出來的。而它在促使私有制產生的同時也將這種充滿敵意的對立帶入了共同體的內部，于是國家隨市場和戰爭應運而生。但是，由于支撐奴隸制國家對外擴張的自由公民對市場關系內部化的抵制，也就是說，奴隸制無法將自由公民變成奴隸，或者說將他們或他們的勞動力變成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這就意味著，在奴隸制國家內部的自由公民之間不可能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市場關系，或者說，市場關系不可能完全代替種族關系。奴隸主與奴隸之間的關系也不是市場關系，而是占有和被占有的關系，因為奴隸不是被自己出售的。于是這就決定了建筑在這種奴隸制基礎上的市場在本質上只能是一種外在市場，即不同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市場，而不可能完全成為一個共同體內部的市場，因為共同體的種族基礎構成了市場關系所無法克服的障礙。當進入封建社會之后，這種統一的種族抵制已經不存在，不僅統治者而且被統治者都因為封建割據而分裂成為一個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單位，這就為在奴隸社會無法進行的市場關系的內在化創造了條件。在氏族社會，個人屬于氏族，或者說，每個人都是氏族的一個平等成員。在古典奴隸社會，盡管社會的種族基礎依然存在，但家庭成為財產的占有單位，貧富分化雖然還沒有完全破壞社會的種族基礎，但已經使公民分裂為不同的利益群體--貴族和平民。國家把分屬不同社會等級的利益群體結合在一起組成一個公民社會，每個人首先屬于自己所在的利益群體，然后才屬于這個社會。但無論怎樣，社會的種族紐帶仍然維系著這個社會內部的統一性。封建割據所造成的政治上的分裂狀態不利于市場的發展，但是，政治上分裂同時也削弱了封建主的控制力，使商人在城市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成為可能。特別是王權對新興資產階級的支持又有利于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因為嚴重的分裂狀態是國王所不愿看到的。同時，專制的王權又因為教會的神權而受到制約?？傊?，自由的市場因為各種勢力的相互制衡而得以存在和發展。隨著世界地理大發現而發展起來的國際貿易所帶來的巨額財富，一方面使封建主、特別是國王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的在一定程度上一致起來，另一方面，開放的國際市場又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國家所能控制的范圍，這意味著市場的發展和因市場發展而興起的資產階級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封建主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會自覺不自覺地跟在資產階級背后，希望從市場的拓展中分得一杯羹。正因為如此，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國家機器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比如在英國，國家頒布各種血腥的法律，用鞭打、監禁、以至死刑來禁止失去土地的農民流浪，強迫他們成為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再比如，以暴力為基礎的殖民掠奪、奴隸貿易，以及國債制度、稅收制度等等。沒有國家權力的充分利用，沒有封建主的積極配合，資本原始積累是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完成的。[7]總之，市場的資本主義復興，或者說，市場在資本主義形式上的大發展才真正意味著氏族制度的徹底失敗，意味著奴隸制度從人奴役人的形式轉化為金錢奴役人的普遍形式而得以繼續進行。而這個轉化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封建主們在對商品財富的追逐上能夠或多或少地達成利益上的一致，曾經對國家事務擁有發言權的自由的普通公民早已消失，人們也因為封建割據而彼此隔絕，難以團結起來形成統一的力量，但更進一步的思考會使我們發現，從人對人的奴役轉化為金錢對人的普遍奴役，這本身或許也是一種對人的解放，把人從奴役人的人手中解放出來交到一個比人更公正的第三者手中，或許正是人的徹底解放所必須經歷的發展階段。

應該如何理解市場內在化這一歷史進程的合理性呢？在氏族社會，氏族不僅是一個共同體，血緣共同體，而且也是一個社會的利益單位，也就是說，在氏族中，個人不是獨立的，他或她只有依附于這個集體才能生存。個人財產氏族繼承和血親復仇制度就反映了這種情況。換言之，個人屬于氏族就像我們的四肢屬于我們的身體一樣。共同體之間的交換意味著共同體在經濟上的延伸或擴大，而共同體內部的貧富差距的出現則意味著社會利益單位在縮小。伴隨著共同體經濟的擴大而產生的社會利益單位的縮小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因為這在有利于范圍經濟的同時也有利于規模經濟，或者說，既有利于宏觀效率，也有利于微觀效率。古人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意味著當管理半徑增大時，被管理的個體應該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要使這種相對的獨立性不致損害整體的利益，個體就應該在相應的程度上為自己的利益負責。氏族社會也可以理解為個體完全無法為自己的利益負責的社會，個體只能放棄自己的獨立而充當氏族成員。氏族從共同體的利益的角度保護每一個氏族成員的利益，而不是從每一個氏族成員的利益的角度來進行這種保護。因為集體的存在是個體存在的前提，而不同的成員在共同體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成員對于共同體的重要性從而他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實際上也是不同的。這正如在遇到危險時，我們總是重點保護我們的頭部和胸部一樣，而身體的其他部分承受傷害正是頭部和胸部受到保護的前提。血族復仇意味著凡傷害個人的便是傷害整個氏族，被指定的復仇者絕不會說“關我什么事？”因為個人利益必須無條件服從氏族，換言之，個人利益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融化在氏族中了。當蜂巢受到威脅時，毫不遲疑、前赴后繼地發起攻擊的蜜蜂表明它們沒有獨立的個體利益可言。氏族成員的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市場關系的產生意味著社會的利益單位與社會共同體開始分離，而分離的程度與市場關系的發展成正比。資本主義社會所強調和提倡的個人主義其實正是社會的利益單位縮小為個人的結果，是市場內在化的發展，是社會要求個人對自己負責、從而對社會負責的表現，因此，尊重和保護個人也就為尊重和保護社會所必需。但社會畢竟不是由相同的個人組成的，并不是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對自己負責的能力。由于社會的生活單位往往不是個人而是家庭，因此，個人不同的家庭背景又會對個人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于是，社會通過市場迫使個人對自己負責、從而對社會負責的形式則可能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而被扭曲，致使有些人所承擔的責任大于他們所應該或者能夠承擔的，而另一些人則正好相反。出現這種情況則意味著社會不公正，剝削就是社會不公正的表現形式之一。愛因斯坦曾說：“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與此相聯系的選擇理論已被許多人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權威依據來引用。也有一些人用這種方法試圖偽科學地證明個人之間毀滅性的經濟競爭的必要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們進行生存競爭的力量，完全在于他是一個社會性的生活著的動物。正如蟻冢中單個螞蟻之間的戰爭對于生存沒有什么根本意義一樣，人類社會中個體成員之間的斗爭也是如此。”[8]愛因斯坦的觀點完全適用于一個社會作為共同體和利益單位重合的情況，比如說，適用于氏族社會。一旦社會作為共同體與利益單位相互分離，也就是說，不同的群體或者個人具有了自己獨立的利益，他們之間的經濟利益的競爭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說，不同群體或者個人之間的關系就不再是同一個蟻冢中的螞蟻之間的關系。當然，毀滅性的經濟競爭不僅對失敗者不利，而且往往同時對勝利者不利。當失敗者的毀滅使共同體遭到傷害時的情況就是如此。這就意味著毀滅性的經濟競爭往往肯定對社會不利。于是，我們看到，即使當在經濟上不得不市場化的時候，社會也從來沒有完全市場化。產生于古羅馬時代的基督教以及資產階級的革命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愛，正是以后市場經濟得以在西方世界跨國界發展的最基本的精神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需要自由、平等的理念，同時也需要對競爭失敗者的關心，因為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無法在全社會的范圍內貫徹，或者說，人類的一部分終究不能將人類的另一部分淘汰出社會。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這種淘汰進行辯護的理論。[9]即使在經濟上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具有某種合理性，但現在還有公然接受這種理論的國家嗎？市場是人類創造出來激勵自己的經濟形式，而不是毀滅自己的形式，市場需要競爭者，而不是毀滅競爭者而最終造成壟斷，因此，盛行競爭的市場只能在提倡博愛和講求公正的社會背景下才能順利運行。從這個意義上說，愛因斯坦是正確的。但中國人往往總是將市場當作戰場、把競爭者視為敵人而難以相互合作的現象其實正好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作為一個家族社會的特點，即家族競爭你死我活的特點。

中國傳統社會的形成與市場內在化的障礙古往今來，戰爭與貿易一直都是不同的人類共同體之間彼此交流和相互較量的兩種最基本的方式。任何一方都想從貿易中獲利，就如同想從戰爭中取勝一樣。戰爭與貿易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起著非同一般的作用。一般認為，私有制是隨著交換的出現而產生的。已經處在萌芽狀態的社會勞動的專業化和產品在市場上的出賣是私有制的基礎。[10]但是，交換在人類共同體的盡頭開始的事實意味著在一定的條件下戰爭可能成為私有制的第一推動力。對于一個強大的部落來說，要取得另外一個部落的產品，它首先想到的方法應該是掠奪而不是交換，因為人類本身就是從“掠奪”自然界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黃帝都是部落聯盟的酋長，部落聯盟本身往往就是戰爭的產物。部落之間因為利益沖突發生戰爭是常有的事，因為不論是狩獵、采集還是種植活動的發展，都涉及到對土地需求的增長，相鄰的部落之間如果無法協調彼此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戰爭就會發生。古希臘和古羅馬都是多山的國家，古希臘還是一個由眾多的島嶼構成的國家，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武力征服的困難和貿易優先發展的必然性。它們都處于地中海沿岸，對外貿易往往就是海上貿易，這種貿易能夠首先發展起來、或與戰爭交替進行，是因為大海推遲或阻礙了以掠奪為目的的大規模戰爭，或者說，是因為海洋所造成的交通和交戰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各方的力量，從而在一開始使貿易而不是戰爭成為首選。古代中國的情況顯然不同于古代的希臘和羅馬，遼闊的中原地區，不僅是理想的生息繁衍之地，因而是必爭之地，也是理想的戰場，逐鹿中原，一決雌雄，無妥協可言，因此，戰爭而不是貿易成為首選，成為歷史步伐邁向私有制的第一步或關鍵一步。戰爭需要組織嚴密的軍隊，戰爭需要勇敢的戰士，而父系氏族正好能滿足這兩方面的需要?！霸诤神R的詩篇中，還把胞族看做軍事單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爾勸告亞加米農：要按照部落和胞族來編制軍隊，以便胞族可以幫助胞族，部落可以幫助部落?！盵11]氏族成員應該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勇敢的戰士?！翱ǜ柸?祖魯人在數年前，也象努比人在數月前一樣，──兩者都是至今還保存著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歐洲軍隊都不能做的事情。他們沒有槍炮，僅僅用長矛和投槍武裝起來，在英國步兵──在密集隊形戰斗上被公認為世界第一──的后裝槍的彈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沖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軍隊伍，甚至使英軍潰退，盡管在武器上非常懸殊，盡管他們沒有受過任何軍職訓練，也不知道什么是隊列動作。英國人訴苦說，卡弗爾人比馬走得還快，一晝夜比馬走得還遠，這就可以證明這種野蠻人的能力和毅力。”[12]但是，當勞動生產率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或者說，在私有制產生的經濟條件已經具備時，以擴張和索取為目的的部落戰爭必然成為私有制迅速發展和確立的催化劑。一方面，在戰爭中有功的氏族及其成員會得到更多戰利品--土地和奴隸，從而加速貧富的分化和固化；另一方面，因為軍事單位本身就建立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之上，這是最自然不過的最佳選擇，所以，戰爭在使父權制強化的同時由于私有制的滋生而必然使父系氏族向父系家族轉化，即出現以男性家長為首領的由若干個體家庭組成的家族?？傊?，不同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中國古代原始社會的具體狀況使戰爭成為私有制發展和確立的決定性因素。戰爭對氏族這種社會組織形式的依賴使私有制的發展和確立不但沒有造成血族團體的崩潰，恰恰相反，它強化了血族團體，使父系家族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社會單位而長期存在。而它正是解開中國社會發展之謎的鑰匙。華夏文明得以生根成長的中原地區是一片廣袤的平原，其周邊不是滄海大洋就是高山荒漠，由此形成一個相對封閉、四季分明的自然地理環境。溫暖的氣候、相似的自然環境和相似的物產決定了發展以自給自足為主的農耕文明的必然性。家族或家庭作為不同的經濟單位而相互發生交換關系，但這種交換關系是從屬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從國家這個大的共同體來看，市場是封閉的，它只是統一起來的家族社會內部的經濟紐帶。在西方，市場從對外交換中發展起來，但它在奴隸制國家內部的發展受到種族的抵制。封建制度打碎了使原有的人類共同體成為一個整體的種族基礎，或者說完全剪斷了使共同體成為一個整體的血緣或種族紐帶，從而為市場關系在一個共同體內部的擴展創造了條件。人們最終按照他們對財富的占有而劃分為有產者和無產者，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確立的過程。但是，在中國，家族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既是私有制通過戰爭確立的結果，同時又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產物。小農經濟是不穩定的，家族作為一個以血緣和婚姻為紐帶的社會單位，它使其中不同的家庭之間得以互相幫助，共同發展。但家族之間不存在普遍的共生關系，家族聯合往往是為了應付家族競爭的需要，于是我們發現，歷史上大家族之間的聯姻往往更多的是為了實現政治上、甚至軍事上的相互利用。這也就決定了家族社會的普遍的不穩定性。古代諸侯稱國，大夫稱家。所以才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13]家族小則弱，家族間弱肉強食，家族大則內亂、分裂，中國由春秋戰國而到秦始皇的中央集權，本質上就是由無法穩定的家族社會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穩定的家族社會的發展，周天子看似溫情的“天下一家”最終只能被秦始皇專制的“一家天下”所代替。也就是說，家族社會的離心傾向使中央集權成為必要。而要實現集權，這個權力系統就不能直接以家族為基礎，只能通過相應的中央機關自上而下地來安排，于是，中國傳統社會又必然成為一個官僚社會。中國傳統社會的官僚體系既是市場發展的推動力，又是市場發展的抑制劑。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部，物資的交流是統一國家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也是國家統一的經濟原因。但市場的發展必須受到抑制，因為市場發展所帶來的貧富分化不僅必然加劇家族之間的競爭，而且還會腐蝕只能自上而下進行制約的官僚體系，破壞社會的穩定。戰國時代，東方六國之所以被秦國所滅，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的市場都較為發達，統治集團的生活奢侈，貧富分化嚴重，內亂頻繁，從而大大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和軍隊的戰斗力。對于一個官僚社會來說，抑制市場發展的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官營或官商，這樣做，從國家來說，既便于集中管理，也有利于防止整個官僚體系的商業化，從而使這個穩定社會的官僚系統不致因追逐商業利益而成為破壞社會穩定的力量。于是，我們不難發現，對于家族官僚社會來說，市場的內在化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使市場的發展可有可無，另一方面，為了穩定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家族社會和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自身，這個系統必然要抑制市場的發展，從而使市場關系無法突破家族的壁壘，無法分解家族最終使個人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結構性突破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以家族為核心、以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進行人治約束和以儒家思想進行道德約束為保護層的完整封閉的社會系統。這個社會系統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老子所追求的“小國寡民”。[14]國小則家族少，家族少則容易達成妥協，容易實現儒家的道德規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盵15]相互謙讓，和平共處。國小則管理層次少、官僚少，這就便于監督和防止腐敗。今天仍崇尚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和韓國都表現出這個方面的優勢而令我們羨慕不已。但自然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只能是一個大國，同時也就決定了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在多數情況下只能供人們賞玩，而無法付諸實施。國家越大，離老子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就越遠。國家用于內部穩定的官僚體系越龐大，為防止這個官僚體系腐敗的難度也越大，從而內耗越大，國家越弱，最終往往因內憂而外患，又不得不內嚴而外讒?？傊?，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決定了市場不可能發展起來，不可能走向資本主義。[16]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是“一家天下”向“天下一家”的回歸，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使然，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當然，不是回歸到周天子式的“天下一家”，也就是說，不是回歸到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等級社會，而是通過市場的內在化，在個人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的基礎上實現家族的自我否定、實現家族的社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要完成市場的內在化，從而為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條件。在西方，市場內在化的關鍵一步是通過資本原始積累來實現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需要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為前提嗎？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早已過時，中國不可能、也不需要再走資本原始積累的舊路。奴隸社會是以種族為本的社會，非本種族的失敗者不被視為人，僅被視為會說話的工具即奴隸，對奴隸人身的直接占有就是這個社會的目標。封建社會是以土地為本的社會，人只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占有者以及附屬者而存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商品價值為本的社會，從而顛倒了手段和目的的關系，這正是造成資源浪費和自然破壞的社會根源。社會主義社會是以人人為本的社會，就是說，不是僅僅以某一部分人為本。自秦漢以來，中國傳統社會從構成上看是以家族為本的，從結構上看，則是以官僚為本的，從而強調穩定就勢必強調官本位。也就是說，中國傳統社會的構成要素是家族，而維系力量僅來自垂直控制的官僚體系。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們進行了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組建了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在城市組建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工商企業。改革開放之前，企業辦社會和普遍存在的大鍋飯現象表明，在市場內在化的過程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個人不可能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或企業也不可能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改革開放之前，單位一詞被城市人普遍地用于指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因為不管那些社會組織在形式上如何的千差萬別，在等級上如何的高低懸殊，他們都是個人依附、個人必須服從的對象，他們實際上成了家族在城市中自我延續的一種形式，城市的中國人從家族人變成了組織單位人。相對于農村的來說，城市單位的凝聚力要大些，或者說，個人對單位的依賴程度要大些，因為城市單位的構成要素是個人而不是家庭。但也正因為如此，城市改革的起步風險也要大些。在農村，關鍵是要保障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在城市，則是要解決社會保障、解決再就業的問題。筆者在前面的分析表明，市場內在化的本質是要把個人轉變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或者說，把依賴于家族或組織單位的個人轉化為獨立的社會人。在中國傳統社會，市場的發展直接受到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的抑制，這種抑制的目的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控制家族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則是防止官僚體系因商業化而腐敗。當然，最終目標還是為了穩定家族社會本身，因為由中原地區的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所決定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需要家族這種社會的組織形式。在全球化的今天，小農經濟早已過時。實際上，自1848年以來，中華帝國在西方列強面前一敗再敗的歷史都可以看作是小農經濟敵不過機器大工業的歷史，是人情社會輸給信用社會的歷史。[17]改革是中華文明的自救。從孫中山的“喚起民眾”，[18]到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再到鄧小平的“放權讓利”，貫穿其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對無所不在的中國傳統式的官僚體系的否定或懷疑。要推動市場的內在化，只能從觸動官僚體系開始。但是，數千年的家族社會早已給中國人打上了家族或小集團利益至上的烙印，因此，沒有一定程度的集權又很容易天下大亂。正是在這種權力的欲放不能、欲收不忍的過程中，“放權讓利”演變為“爭權奪利”。中央放權讓利給地方和企業，不是放權讓利給個人。中央放的是經營之權，讓的是盈利之利，但下面往往爭的是控制之權，奪的是他人之利。因為傳統家族社會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約的影響依然存在，這就使權力對于下屬往往具有絕對的性質，一個單位就像一個堡壘，一個獨立王國，有權者很容易一手遮天。此外，上級部門放權，上級領導則未必愿意讓利，于是出現放權與收權的上下拉鋸戰，最終在一些領域出現上下勾結的利益共同體?？傊?，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對于改革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為穩定所必需，但作為實現穩定的工具，它必須完全為中央政府所控制，因為行政管理體系本身就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來的。另一方面，改革必須放權，但地方或部以及企業膨脹起來的權力如果沒有來自基層的制約就勢必因追逐商業利益而腐敗。在這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傳統社會要實行官營或官商，這樣做不僅是為了限制民間商業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官僚體系本身的商業化，因為官營或官商都是由專門的官方機構來經營的。市場化改革的本質既然是推進市場的內在化，是社會要求個人對自己負責、從而實現個人對社會的負責，那么，社會就必須提供個人為自己負責的條件，即在社會保障、社會就業、社會教育等方面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注意，這里的社會不僅包括官方，也包括民間。由于中國家族社會的傳統決定了中國民間社會的軟弱，因此，官方必須扶助民間力量，如果某些中央部門、地方政府和企業管理層為了維持自己小集團的絕對權力而不愿這樣做，中央政府就必須有所作為?，F在所謂的特殊利益集團本質上都是以某些中央部門或地方政府的權力為支撐、以相應的經濟組織為依托而形成的利益集團?？梢姡斐蓚€人物質利益原則無法普遍貫徹的原因，在于我們忽視了中國社會的歷史特點，忽視了市場化改革必須要完成的中國人從家族人到社會人的轉化，忽視了民間力量的崛起、強大的公民社會才是中華文明最終得以復興的保證，忽視了傳統的用于穩定社會的行政力量本身成為致亂因素的可能性，或者說，忽視了傳統社會的慣性思維對我們仍然發揮著的巨大影響。因此，要從市場化改革的困境中走出來，改革的基本理念必須與時俱進，必須著眼于中華文明的復興，而不僅僅是物質利益，著眼于民眾的社會參與能力、自我組織能力和自我救助能力的培養，這正是以人為本或以民為本的要義所在。要做到這些，就必須著眼于發展對政府行政管理體系的自下而上的制約，首先在基層把民主落到實處，但同時又要維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以穩定社會?，F在中央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政府的改革只能從地方開始。數千年來一直作為中央機關派出機構的地方政府將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地方政府，而這正是中央政府自我改革的第一步。參考文獻-------------------------------------------------------------------------------[1]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6[2]周易o系辭下[3][美]道格拉斯·諾斯．論制度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當代國外經濟學家論市場經濟[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50-51[4]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6-147[7]樊亢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簡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8]愛因斯坦．論教育．轉引自中國大學教學[J]．2003年（1）：43[9][英]馬爾薩斯．人口原理[M]．朱泱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10]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全集第一卷[M]．1972．133[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3[13]孟子o離婁上[14]老子．道德經．第80章[15]孟子o離婁上[16]曹廷貴，孫超英．中華文明視角下的新農村建設研究[J]．理論與改革，2006（3）[17]曹廷貴，孫超英．中國社會信用的歷史沉思[J]．理論與改革，2004（4）[18]孫中山．國事遺囑

一、何謂“實踐邏輯”

布迪厄的實踐邏輯理論主要探討“實踐是如何發生的，是按照什么方式展開的，在何種社會空間中呈現什么樣的一般圖式”。［3］（P19）布迪厄運用“關系性”思維方式把實踐邏輯視為習性、資本以及場域之間關系的結果，其簡要公式為［（習性）（資本）］＋場域＝實踐（1）公式（1）清晰地表明“實踐”是習性、資本、場域聯合作用的結果，不是三者中任何一個因素的單一結果。所謂“習性”，布迪厄認為它是由積淀在個人身體內的一系列歷史關系所構成，其形式為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它是一種社會型塑機制，涉及社會行動者具有的對應于其占據的特定位置的性情傾向。［4］（P279）習性主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習性是一種社會性情傾向系統，先于個人而存在并賦予個人以某種社會身份的文化系統和心理習慣，其功能是“確保既往經驗的有效存在，這些既往經驗以感知、思維和行為圖式的形式儲存于每個人身上，與各種形式規則和明確的規范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證實踐活動的一致和它們歷時不變的特性。”［5］（P83）其次，習性是一種后天所獲得的各種生產性圖式的系統，是“體現在人身上的歷史”。習性所導致的行為常常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而是一種“適得其所”的歷史積淀和“合情合理”的經驗潛在。［6］（P175）最后，習性具有持久性。習性通常在行動者的意識和語言運作之前發生效力，超出了意志控制的范圍，具有特定持久的效力。可見，習性是內在化和外在化的雙重過程，是完成主觀和客觀、個人與社會兩方面的雙向共時運動的相互滲透過程，是行動者通過行動而外在化的社會結構的前結構，同時又是行動者的內心深層結構化，并持續影響著行動者的思想和行動。

資本是實踐邏輯的另一個極為核心的要素，布迪厄把資本定義為行動者的社會實踐工具。根據資本所體現的社會權力類型與關系，布迪厄將資本劃分為四種主要類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及符號資本。經濟資本是能用來制造產品和服務的貨幣與財產；文化資本涉及各種合法知識，包括非正式的人際技術、舉止、品味、生活方式等；社會資本是在群內或者社會網絡中的位置和關系；符號資本是使用符號來為本階級所擁有的三種資本的數量和組合謀取合法性的能力，作用在于把某種經濟、文化、社會資本的組合形式合法化，形成意識形態。符號資本是與榮譽和聲望相關的。［7］（P493）各種資本在社會交換體系中是以社會關系的形態運作，但其彼此之間并不是隔離的，而是相互轉化的，其中符號資本最具有轉換力量。如一個人頭銜、聲譽作為符號資本一旦被確認，就可以轉換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社會資本。布迪厄關于資本類型的劃分使行動者的實踐工具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符號和非物質領域，深化了人們對實踐工具概念的認識。行動者所擁有的習性和資本，必須有一個展開的領域。場域是實踐邏輯的另一重要概念，布迪厄認為，“場域是一些社會生活領域中客觀性的位置之間形成的網絡”［8］（P392）。在他看來，場域不僅是一個特定的物理空間，更是一個資源爭奪、權力運作、關系重組的意義空間。場域具有三個重要的特征：一是獨立性，場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遵循自身的邏輯和游戲規則；二是關系性，場域不是一個可見的物質實體系統，而是一個由各種關系形成的系統；三是斗爭性，由于資本分布的不均，分布于場域空間中不同位置的各種力量為了獲取更多的權力與利益，而不斷展開競爭活動。在布迪厄看來，社會是由許多不同的場域構成的，如藝術場域、學術場域等，每個場域都有自己相對獨立的邏輯和運行空間，行動者依靠各自的習性在場域中展開爭斗和較量以獲取對自己有利的資本。作為一套特定的概念性方法論工具，實踐邏輯強調對現實事件的非限定性、情境性和不確定性的認知與把握，不以先在的本質與規律去規范和指導實踐，而是在實踐中，依托于具體的實踐情景和實踐自身的邏輯特性去規范實踐自身。它強調對實踐者“身體在場”的價值承認，即把實踐者自身基于具體實踐情景及個體性經驗作為規范與指導實踐的標準和承認這種標準的價值。即問題總是一定場域的問題，其解決是行動者基于個人經驗庫的當下決斷而不是理性的持續反思。這樣，在尋求實踐問題的解決時，實踐者的實踐優先于理論者的理論。

二、實踐邏輯視角下的應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困境分析

倘若從布迪厄“實踐邏輯”的視角透視當前的應用型本科教育改革實踐，習性是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實踐觀念，資本是應用型本科教育的實踐工具，場域是應用型本科教育實踐空間，習性、資本與場域的互構形成了應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實踐邏輯。從實踐邏輯視角觀之，應用型本科教育實踐面臨如下諸多困境。

（一）習性對應用型本科教育改革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