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資范文10篇

摘要：政府在公共投資中需要考慮如何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間的事權和財權?，F階段，我國公共投資在中央與地方間事權劃分上存在模糊，錯位等現象，而財權的劃分又與相應事權不相匹配，嚴重地影響公共投資的有效實施。因此，需要對中央與地方間的事權與財權重新劃分，完善政府公共投資職能。

關鍵詞：公共投資;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

一、引言

公共投資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現其職能的一項重要手段。世界上絕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聯邦制和單一制)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對投資領域進行明確的劃分，以確保其實施的高效性。但當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投資責權不明，財政分配與投資事權劃分不諧調，導致在實際操作中政府投資格局的“錯位”，相互扯皮、推諉、管理混亂的現象接連出現，嚴重影響和制約了我國公共投資的有效實施。因此，公共投資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合理劃分的要求迫在眉睫。原因在于，事權和財權的合理劃分是公共投資在政府間分工的關鍵，同時政府投資事權與財權相統一，又是合理地劃分政府投資職責的標準。因此，需要合理地界定公共投資中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事權和財權。

二、我國公共投資在中央與地方間事權與財權劃分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公共投資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事權與財權劃分模糊不清，造成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投資錯位，隨意性大等問題的出現，嚴重影響了公共投資在社會建設中的有效實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公共投資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間決策權劃分問題。公共投資作為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盡管在政府間已經采取了分工，各級政府具有相當的自主權，但也遵循著中央主導的地位，在公共投資項目的決策上仍需接受中央和上級政府一定程度的管理。而中央政府利用自身的地位優勢，在公共投資決策中過于強調其主導地位，以致各級政府缺乏投資自主權，形成上下級之間投資自主權和職責存在嚴重的不對稱現象，極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開展地方公共投資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嚴重影響公共投資實施的效率。2.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問題。這突出表現在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公共投資分工方面還存在“越位”、“缺位”乃至“錯位”的投資格局。一方面，中央和省級政府投資表現為“越位”和“缺位”的現象。中央政府過多地承擔了本應由地方政府承擔的基礎建設和經濟發展方面的支出責任，而且不合理地直接干預微觀企業層面的運行，而對于中央和省級政府本身的責任甩給了下級政府，造成下級政府的投資負擔。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投資則表現為嚴重的“缺位”。隨著公共投資在政府間的分工，中央權利逐漸下放，地方政府成為獨立利益主體，這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資具有較大的地方利益色彩，大都以短期利益為目的，較多地參與競爭性和營利性領域的投資，導致在該領域存在嚴重地盲目投資和建設，擾亂了整個國家宏觀經濟秩序，而本應該由地方政府投資的非營利性的基礎領域則長期存在著嚴重的投資供給不足，如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等公益性領域。此外，由于政府間投資分工具有較大的隨意性，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討價還價的現象時有發生。當投資項目有利于自身利益時，各級政府會盡量將建設權爭為己有或擠進投資者的行列；反之，則會盡力將責任推給對方，開脫自身的職責。由此可見，政府間投資結構的不合理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間投資分工的模糊性所致，其嚴重地影響公共投資的有效實施。3.中央和地方政府對于公共投資的財政投入上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性。公共投資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公共職能，明確各級政府的投資事權，依靠各級政府相應的財政投入，才能維持公共投資的有效運行和穩定發展。但隨著分稅制的提出，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越來越大，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不斷上解中央。由于收入層層集中，導致越往基層，可控財力越少，而各級政府投資事權不斷下放，這使各級政府投資的財力與事權及支出范圍極不相稱。當然，由于中央政府擔負著宏觀調控的作用，須掌握多一塊的財力，但是事權和財權的差距不能差距太大，否則會導致政府投資處于“半缺位”或“缺位”的不正常狀況。4.地方政府投資過分依賴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一方面，近年來中央政府在大量下放投資事權的同時并沒有相應地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致使地方政府收支缺口巨大。大量的地方政府在投資中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問題，陷入“無米下鍋”的困境，由此導致了很大程度要依靠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來解決問題。中央轉移支付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投資的必不可少的財力來源，以至于許多地方缺了這部分財力，政府投資都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尤為明顯地是在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中。另一方面，我國轉移支付制度還不完善，對于轉移支付資金的審查還不夠科學，形成轉移支付的隨意性很大，也為地方政府投資運用不規范的手段獲取轉移支付金提供了機會，造成對于轉移支付的過分依賴。綜上所述，公共投資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事權與財權的劃分十分模糊，缺乏明晰科學的界定，已經嚴重影響我國公共投資有效運行。而事權和財權的合理劃分是公共投資在政府間有效實施的必要條件，因此，須在政府間進行合理的劃分。

摘要：本文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固定效應模型表明，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是造成地區間農業總產值差異的因素；隨機效應模型表明，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也是造成同一地區不同年份農業總產值變化的因素，即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促進了農村經濟增長。最后分析了河南省當前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

關鍵詞：農村公共物品；固定資產投資；經濟增長效應；面板數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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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河南省作為農業大省，農村經濟發展問題顯得尤為重要。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鄉村總人口達到7968.77萬人，占河南省總人口的82.0％，占全國農村總人口的8.5％。2004年河南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553.15元，在全國排第19位，較全國平均水平低383.25元。因此，迫切需要積極探索促進河南省農村經濟增長、增加農民收入、變農業大省為農業強省的途徑和政策。

大量的研究表明，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一項對58個國家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與農業發展關系的研究表明（Binswanger，1989），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與農業總產值的增長呈正相關關系：水利灌溉設施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1.62％；公路修建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0.26％，農村的公路密度每增長1％時，糧食總產量將增長0.12％；成年人的識字率上漲1％時，糧食總產量增長0.54％。樊勝根等（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用于促進農村生產方面的投資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增長，同時還促進了農村扶貧，縮小了地區差距，但投資收益因投資的地區不同而有很大差異。不同地區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以河南省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為研究對象，確定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為政策的實施提供理論依據。

本文作者：徐梅工作單位：北京外交學院

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典型模式分析

在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活動中，發達地區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欠發達地區和特殊類型地區具有示范影響效應?，F以典型村莊新農村建設為例，分析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及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問題。具體而言，我國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表現出如下多種模式。第一，華西村模式。江蘇省無錫市華西村有著“天下第一村”的美譽，該村在村黨委領導下，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村規民約》管理規范，不斷努力與進取，已經成為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典范。該村由原來的“小華西村”兼并了周邊16個村莊，形成大華西村［5］，使得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布局優化在更大空間范圍之內得以實現。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由經濟實力較強的村莊對周邊村莊進行兼并，由“強村”和“大村”帶動“小村”和“弱村”社會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突破單一村莊的限制，在更大的空間范圍之內配置農村基礎設施和地方公共產品。第二，蔡坨村模式。北京市峪口鎮蔡坨村是一個平原村，2008年全村共有345戶、1178人，村莊建設面積達到600畝。該村以發展生產力為前提動議搬遷并建設新村莊，通過樹立科學發展觀，編制新村規劃，自力更生，逐步實施新農村建設和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優化。［6］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根據大多數村民意愿，搬遷舊村莊，建設新村莊，穩步推行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優化。第三，吳中區模式。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為我國東部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該區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讓農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發展物業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把完善村鎮規劃作為新農村建設基礎，提高村莊環境和公共服務水平，分類實施新村莊建設，節約使用土地。［7］376－400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提高基層政府對新農村建設的領導，強化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的科學規劃，把新農村建設、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與推動農村社會經濟全面結合，統籌城鄉可持續發展。第四，希森模式。山東希森集團為民營企業家創辦的企業集團，該企業集團通過捐資修路方式采用企業所在地新農村建設。該企業1999年通過拍賣獲得某房地產項目的開發權后，把房地產開發獲得的利潤投資于農業，同時投資建設兩個新村，對兩個村莊進行了徹底改造，村民則搬入新村入住，該企業還在這兩個村為外地員工建造住宅。［7］439－447該企業在新農村中通過置換出來的土地資源發展企業項目，為企業發展創造了更大的空間。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有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在為村民創造良好的公共設施條件的同時，也為企業發展創造了新的空間。事實上，發達地區也是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在于縮小城鄉差距，使農村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與城市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配套與對接，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體系。現把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模式總結如表1所示：除了上述4種模式外，隨著發達地區特別是我國東部發達地區的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的不斷優化，還會出現更多的典型案例與模式。

欠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典型模式分析

欠發達地區是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優化的重點地區，不僅關系到我國統籌城鄉發展目標能否順利實現，也關系到我國統籌區域經濟發展目標能否順利實現。現以典型村莊新農村建設為例，分析欠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及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問題。具體而言，我國欠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表現出如下幾種典型模式。第一，安義模式。江西省安義縣在新農村建設中率先引入社區建設概念，推動農村城市化建設，在借鑒城市社區模式的基礎上構建有利于村民社會的共同體，在自然村落的基礎上從新的層次重新配置農村的各種經濟資源，促進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優化。2003年江西省選擇了100個自然村落進行農村社區建設試點［5］175－185。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以自然村落為單位，對農村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進行再整合，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引入城市社區管理模式，激發村民參與新農村建設和地方公共投資的積極性。第二，五山模式。湖北省谷城縣五山鎮全鎮面積250平方公里，管轄20個村子和2個社區居委會，2006年人口3．5萬人，該鎮原來經濟較為落后，經過新農村建設已經變成湖北省西北部重要的茶葉之鄉和特色名鎮。［8］該鎮把發揮資源優化、生態環境保護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村鎮建設與茶葉產業聯動發展。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把綜合資源開發、生態環境保護引入新村鎮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之中，建設具有資源特色優勢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第三，臨澤模式。甘肅省臨澤縣位于河西走廊腹地，是一個傳統的灌溉農業縣，總面積2727平方公里，71個行政村，2007年總人口為14．6萬。該縣西街村積極鼓勵農民外出打工發展勞務經濟，通過能人組織帶動、吸納富余勞動力，通過勞務輸出增加農民收入，農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參與和推動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和能力［5］278－289。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通過勞務輸出和訂單農業增加農民收入水平，通過農民增收提高農村居民參與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的能力。第四，畢節模式。貴州畢節地區是我國西部的一個還沒有完全擺脫欠發達狀態的貧困地區，2009年全地區大約727萬人口中，貧困人口大約60萬人，低收入人口大約102萬人。在新農村建設中，該地區以生態移民解決資源型貧困，加快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把扶貧開發與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7］420－425。該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把扶貧開發、生態移民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通過扶貧開發與生態移民促進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優化?？梢?，欠發達地區也是我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程度相對較低的地區，新農村建設的關鍵在于促進欠發達地區盡快擺脫不發達狀態?，F把上述欠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模式總結如表2所示：除了上述4種模式外，隨著欠發達地區特別是我國西部欠發達地區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空間布局的不斷優化，同樣還會出現更多的新典型案例與模式。

特殊類型地區新農村建設與地方公共投資典型模式分析

【摘要】本科題的研究，擬從分析投資決策、投資管理、資金運用、投資效果等四個方面入手，客觀評價公共投資項目的效益，揭露重大違法違紀及由于決策失誤、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嚴重損失浪費的問題，提出促進規范政府投資行為，完善公共投資項目管理，提高投資效益的審計建議。同時，對公共投資效益審計項目的選擇、審計目標的定位、組織方式的確定、評價指標的采用、審計方案的要點、審計報告的結構等內容進行研討，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

【關鍵詞】公共項目；投資；效益審計

近年來，我國對財政體制和投融資體制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隨著以建立公共財政為目標的財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公共財政體系和框架逐漸完善，政府職能由原來的對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全面干預，逐步轉向只對市場失效部分進行補充，政府投資管理的重點轉向了公共投資項目。與此相適應的國家審計的固定資產投資審計領域，也應當轉向政府公共投資項目。如何加強對政府公共投資項目的效益審計，已成為當前國家審計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領域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公共投資項目效益審計概念、目標

（一）公共投資項目效益審計概念

公共投資項目，是指由政府財政性資金或政府組建的特定機構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籌集的資金投資或參與投資的項目，也包括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投資的項目。公共投資項目按照項目性質的不同，可以分為經營性公共投資項目和非經營性公共投資項目。經營性公共投資項目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對這類公共投資項目可以采用項目法人責任制進行管理，由項目法人充當項目業主，擔負項目策劃、資金籌措、建設實施、生產經營、債務償還和資產的保值增值等方面的功能，可以用經濟評價指標評價該投資項目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非經營性公共投資項目一般是非盈利性的，主要是提供社會公共產品，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投資項目。由于非經營性公共投資項目提供的是社會效益，而社會效益很難用經濟指標評價，因此如何評價這類項目的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是效益審計的難點。

發達國家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經驗

（一）美國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論文關鍵詞]公共投資；投資項目；項目監管；目標模式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持續發展，公共投資建設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經濟管理部門把主要精力放在項目的立項審批和投資分配方面。對建設項目的外部制約和監督管理尚不夠重視，直接影響了公共投資的效率。有必要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規范的項目監管模式。保證項目建設能夠實現預期的目標，并充分發揮公共投資的最大效益。

我國現代化建設持續發展，公共投資建設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長期以來，經濟管理部門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項目的立項審批和投資分配方面，因此，對建設項目的外部制約和監督管理不夠重視，使政府遭受巨大的損失，公共投資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因此，在深化改革中研究這一問題具有緊迫意義。本文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規范的項目監管模式。正確發揮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行使對項目的監管職能。以保證項目建設能夠按照預期的目標和規范的程序，保質保量地實施完成，使公共投資產生最大效益。

一、我國公共投資監管狀況分析

隨著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家對公共投資項目制定了具體規定和實施辦法。采取了一系列強化監管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的公共投資監管模式還存在諸多問題。下面從公共投資的監管機構、監管隊伍、監管方式、監管內容等方面對我國公共投資監管狀況進行分析。

(一)我國公共投資監管的機構設置

近年來，我國每年政府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為4%—5%。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逐漸擴大，世界經濟面臨多年來最嚴峻的挑戰。在此不利的形勢下，我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力求通過加大政府投資，保證經濟的平穩增長。然而，對一個國家來說，政府投資項目往往具有全局性的意義，決策一旦失誤，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和深遠的，政府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和社會代價。目前，因為政府投資項目決策的非理性，形成了一些“偽為民工程”，不但浪費了政府有限的經濟資源，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信用。我國目前處于經濟發展和轉型的重要時期，地方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投資決策行為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措施，對于實現區域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在發達國家，投資主要是企業的事，總投資的數量、結構和方式都是千萬個企業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結果，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協調者的角色。因此，很少有政府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在權威的研究文獻中。國外學者對于在財政分權背景下政府投資決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類是研究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類是政府決策方面的研究。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成果有:錢穎一和羅蘭認為，1979年以前建立的M型層級行政管理結構，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利用“標尺競爭”機制，對地方政府官員形成強有力的激勵，硬化了基層政府的預算約束，增加了地方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救助成本，因而對中國經濟改革績效產生了積極影響［1］。錢穎一和溫加斯特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2］。政府決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沃爾在《公共行政學評論》中提出政府決策對公眾需要負有的責任和義務進行了闡述。盧斯、林德布洛姆等許多學者從各種角度對決策進行研究，但這些成果或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實際國情不符，對提高我國政府投資效率只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和實踐性。國內對于政府投資決策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較西方國家起步要晚一些。國內大多數學者的研究都是基于經濟學、行政學和博弈論等角度，探討政府的職能、民主決策和公共政策等問題。郭小聰專門探討了地方政府的經濟職能與調控問題，提出了宏觀經濟分層調控的思想［3］。胡鞍鋼和王紹光專門研究了中國經濟轉型期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界定了政府的作用和干預內容［4］。秦朵和宋海巖把投資效率定義為實際投資與意愿投資的偏離。通過模擬這種偏離，發現中國的投資強烈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政策的影響［5］。沈坤榮和孫文杰認為投資效率低下，進而全要素生產率(TFP)不高是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因素。［6］。張雷寶建立了一個“立體三維”式的綜合效率評價框架，借助博弈論工具，較好地分析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投資博弈形成的機理。［7］。尹潔和黃寧提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政府提高決策效率的一些途徑［8］。

張軍從中國的現實出發，探討中國經濟增長的一些成功經驗，還利用DEA非參數技術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財政分權改革后中國省級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相對效率［9］。王立國對政府項目決策科學化以及隱形投資效率損失等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探討［10］。

縱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對于結合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探討在財政分權背景下政府投資決策權分散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比較少，國內有很多學者比較深入地研究了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但是從政府決策權分散化的角度考量政府公共投資及財政分權效果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試圖填補這一理論方面的空白。

二、模型的建立

為了全面掌握我縣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項目資金管理和使用情況，提高中央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根據上級有關文件精神，結合我縣實際，特制定本方案。

一、檢查范圍

年中央財政安排下達我縣13項資金。即：中央車購稅專項投資資金、中央災后恢復重建投資資金、重點小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資金、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資金、農村環保資金、節能技術改造資金、小農水補助資金、財政扶貧資金、農業綜合開發土地治理項目資金、產業化項目資金、中央廉租住房保障專項資金、中央財政保障性住房專項資金、中小學校舍安全專項資金。

二、檢查對象

涉及項目資金的各項目主管部門、項目實施單位、縣財政局各業務科室、鄉鎮財經所。

三、檢查內容

財政支出可分為形成資本的公共投資和不會形成資本的消費性公共支出。自從我國強調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宏觀經濟以來，財政支出政策一直是我國政府調節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為了充分發揮財政支出政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我們有必要對財政支出政策的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深入地研究。筆者認為，根據我國目前所處的特殊經濟環境，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我國仍將實行以公共投資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

一、公共投資對于經濟的長期具有重要作用——西方國家的實踐

對世紀30年代，美國著名的羅斯福“新政”，堪稱是政府運用財政支出政策調節經濟的成功范例。羅斯?！靶抡钡闹饕獌热菔菍嵭幸怨补こ掏顿Y為中心的財政支出政策，通過興辦社會公共工程，來增加社會需求，并改善就業狀況。

二戰后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西方國家利用公共支出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黃金時期。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為了促進高水平的需求和就業，所采用的不再是以公共工程投資為主的政策，轉而主要通過政府消耗性支出政策和政府轉移支付政策來調節經濟周期和促進國民收入的增長。這一時期，西方各國的消費性財政支出快速增長，并成為推動財政支出增長的主要因素。1960年，主要工業國家政府轉移支出和補貼支出平均占GDP的比例大約為8％，1980年上升到17％。

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所奉行的以政府消費性公共支出為中心的財政支出政策獲得了成功。然而，從7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國家步入了經濟增長緩慢，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失業率上升的尷尬境地。對于這一前后矛盾的結果，西方經濟學界有各種解釋，其中最為流行的觀點認為，與公共支出的乘數效應相對立的擠出效應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原因。許多經濟學家對包括公共投資政策在內的財政支出政策作用產生了懷疑。這種懷疑在西方國家的實際政策中得到體現，從70年代末開始，西方國家轉而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嚴格限制預算支出的增長。但由于消費性支出的剛性作用，主要工業國家政府轉移支出和補貼支出仍然出現增長，其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980年的17％上升為1992年的21％，實際上公共投資成為緊縮財政的對象。

筆者認為，二戰后西方國家以消費性公共支出為主的財政支出政策能在一定時期內發揮作用，并帶來經濟的空前繁榮，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經濟狀況所決定的。眾所周知，除了美國以外的大多數工業國家，在二戰期間都在不同程度遭受戰爭的破壞，這些國家在戰后從低水平生產率中復蘇，其經濟發展潛力很大。因此，二戰后至70年代初，除了美國以外的主要工業國家都出現了投資高潮。這一時期，這些國家國內總投資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0％以上。這些國家以消費性公共支出為中心的財政支出政策所形成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高潮所形成的供給相適應。美國二戰后實行的以消費性公共支出政策為主的財政支出政

摘要：本文采用國際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和發展兩個角度了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因素。得出的結論是：一、應該以經濟變量，特別是財政供給能力來解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二、在考慮未來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趨勢時應主要中等收入國家的情況；三、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將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達到4.5%左右。

關鍵詞：公共教育投資比例；GDP；GNI；財政收入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上便開始使用公共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這一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對教育投資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銀行對“公共教育支出”的定義是“對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對私立教育的補貼”（世界銀行，2001）。在我國，與這一口徑相對應的統計指標應該是“預算內教育經費撥款”。但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采用“財政性教育經費”這一指標來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經費，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國的數據，“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此外，為了簡便起見，以“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將采用國際橫截面數據和中國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影響公共教育經費投資比例的因素，并對2010年和2020年我國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做出預測。

一、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可分為三個階段（圖1）：